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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郵輪經濟;WTO;海運服務貿易
一、郵輪經濟與WTO海運服務貿易
(一)郵輪經濟概述
郵輪經濟目前學者并沒有權威的、統一的界定。一般來說,是指以郵輪運輸為中心環節而衍生的其它與旅游觀光、餐飲、購物、造船、港口規劃與建設等一系列產業相關聯的經濟體。[1]郵輪經濟被稱為“海上流動度假村”和“港口都市的一個重要增長極”,是由于郵輪產業的運行與發展而推動相關產業,形成多產業共同發展的經濟現象。“郵輪產業”是漂浮在黃金水道上的黃金產業,郵輪帶來的經濟效益是不言而喻的。[2]自20世紀末以來,郵輪旅游保持著平均每年7.4%的增長速度,已成為世界范圍休閑旅游產業中增長最快的領域。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世界郵輪市場正逐步向亞太地區轉移,郵輪經濟迎來“亞洲時刻”。據WTO預計,亞太地區和中國將是未來郵輪市場發展最快的區域。該區域不僅為西方市場的郵輪游客提供全新的旅游景點,也提供了全新的郵輪客源市場,使世界主要的郵輪經營者把重心轉向亞洲。中國以其地跨東北亞和東南亞兩大區的地理優勢、博大的文化旅游資源和巨大的潛力客源市場,吸引眾多世界知名郵輪公司紛紛進駐。據統計,我國大陸2010年共接待國際郵輪223航次,同比增長42.9%。據世界旅游組織預測,2020年以前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潛力最大的國際郵輪市場。郵輪公司搶灘中國帶來了我國郵輪經濟的發展,為我國發展郵輪產業與服務貿易提供了新的機遇。郵輪經濟在一方面會涉及到海上旅客運輸,另一方面會涉及到跨境旅游服務。因此我國郵輪經濟的發展與GATS聯系密切,一方面關系到我國入世承諾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關系到我國在海運服務貿易談判中的話語權問題。
(二)WTO海運服務貿易法律規范體系
自1994年4月,談判范圍包括港口設施使用、國際海運、在約定時間內取消限制、海運輔助服務等的全球海運服務談判正式起航。現如今國際社會在海運服務的開放領域正處于一種僵持、未達成共識的狀態,國際上對海運服務業的法律規制,主要是指法律文件。《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議》是一個基礎性的法律文件。GATS在WTO海運服務貿易法律規范體系之中處于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則是以《關于海運服務談判的部長決議》為主的相關決定、決議等。這三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是相輔相成且相互依托的,上一層次的法律規范為下一層次提供價值取向、立法精神和效力根據的指引,而下一層次的法律規范則是將上一層次規范的主旨、意圖落到實處,使之能夠更加具體,并且賦予它們明確的權利、義務的內涵。
除此之外,海運服務貿易也涉及到《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議》的附件2和附件3的內容。在海運服務貿易所引發的爭端及海運服務貿易政策評審問題上,應分別適用附件2《爭端解決與程序諒解》和附件3《貿易政策評審機制》的相關規定,此時,它們與GATS等海運服務規范便形成了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此種情況下特別法將得到優先適用。
二、WTO有關原則對我國海運服務貿易及郵輪產業的影響
從服務貿易的多邊談判的背景資料來看,積極倡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達國家,也十分重視國民待遇的規則及其解釋,它們清醒的認識到,只有依靠國民待遇才能真正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大門,因此,關于服務業的實質意義上的談判,主要是圍繞著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兩大問題來進行的。[3]
(一)市場準入制度的影響
海運服務的市場準入制度從各國實踐來看,海運輔助服務市場準入多有限制,大多數國家不允許外國公司在本國境內從事諸如貨代、攬貨、集裝箱場站、船代、倉儲、結關和堆場等此類業務,即使有些國家或地區允許從事,也僅僅限于為其本國自有船舶運輸業務提供相關服務。其主要目的在于減少外國航運公司在本國國內市場所占的份額,從而保護本國航運企業的利益。
限制海運市場準入的措施,主要表現在對海運服務提供者的數量限制、對海運服務雇員總數的限制、對海運服務交易總額的限制、對海運服務總量的限制、對提供海運服務的實體的形式、對外資參與比例的限制。其中,前四種是數量限制,后兩種為形式限制。
眾所周知,在眾多海運國家中,作為航運大國和貿易大國,我國的海運服務業對外開放領域之廣、開放程度之深是其他海運服務實體所不具備的。市場準入屬于GATS規定的具體承諾義務,因此,成員國可提供有條件的“市場準入”,即在承諾減讓表中訂立一些條件和限制,在此前提下準許我國對海運實體的中外資比例和存在形式進行了市場準入的限制,規定允許外國服務者設立合資船運公司,外資不得超過合資企業注冊資本的49%,合資企業的董事會主席和總經理由中方任命,在提供海運服務的其他商業存在形式上,則不作承諾。[4]不作承諾指將來可能新增或維持違背國民待遇或市場開放的措施。
郵輪產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綜合性,它不同于傳統的海運服務形式。在WTO框架下,各國對于海運市場一般都奉行對等互惠原則,而對中國而言,旅游產業是最早對外開放的產業,國家政策鼓勵并支持外資進入中國市場。但郵輪產業由于我國在立法上是空白,因此對于郵輪市場的準入制度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而2011年10月15日原中國交通運輸部水運管理局局長宋德星在天津表示,中國已允許外國郵輪公司在華獨資經營,并為其所有或經營的船舶提供攬客、簽發客票等輔經營服務。目前,首家外國郵輪公司提交的申請已獲批準。批準郵輪公司進駐實際是市場準入不做承諾的表現形式。
(二)國民待遇原則的影響
我國在加入WTO談判中承諾的基本內容是:無貨載方面的限制;允許外商在華設立中方控股的合資船公司并可享受國民待遇;允許外商設立合資企業從事海運附屬服務并享受國民待遇;保證外國船舶可在不受歧視和合理的條件下使用港口服務。[4]在港口建設與經營服務方面,我國積極鼓勵外商參與投資建設與經營公用碼頭設施,并且允許控股或獨資建設與經營港口公用碼頭設施吸引外資等政策,希望以此能夠大力促進我國的港口事業的蓬勃發展。可以說,國外經濟組織和個人在投資建設和經營港口方面,都可以享受國民待遇。
我國交通部于1992年4月1日對港口收費規則進行了修訂,統一了國輪與外輪的收費標準,施行無差別待遇。與此同時向中外籍船舶統一提供非歧視性的港口輔助服務,包括燃油及淡水和食品供應、應急修理設施、引航、污水處理、拖輪協助、垃圾收集、錨地及泊位和移泊服務以及岸上服務。其中引航、污水處理和垃圾收集這三項為強制性的,其余幾項均為非強制性。根據以上規定,外輪在港口服務收費和使用港口設施上,都已享受完整的國民待遇。此處僅是指貨運及單純的旅客運輸。但迄今為止,中國在郵輪經濟的大潮下可以作為郵輪掛靠港或母港的幾個港口如上海、天津、大連、廈門等彼此收費不統一。這必然會導致各方為爭奪掛靠港彼此之間的惡性競爭。
(三)最惠國待遇原則的影響
GATS中最惠國待遇的對象是服務和服務提供者。就海運服務而言,另一成員方的服務是指按照另一成員方的法律注冊的船舶,或由另一方的人員通過對一船舶的全部或部分的營運和/或利用所提供的服務。另一成員方的服務提供者則是指具有另一成員方國籍的海運企業或懸掛另一成員方國籍的船舶。根據本條的詞句來看,服務貿易領域采取的是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而根據《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第2條最惠國待遇豁免清單中的規定,運輸服務屬于最惠國豁免的內容。①然而郵輪產業作為海運服務和旅游服務結合的產業,具備了運輸、服務和旅游的多重特性。
依《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定,最惠國待遇是一項一般性的義務。在海運服務業領域不符合最惠國待遇的情況比較突出,以為傳統上海運的對外交往多是以政府間簽訂的雙邊海運協定的方法來實現的。如果要履行最惠國待遇會存在一定的風險,由于各國的市場和服務的開放程度存在差異,因此難免會存在“搭便車”的現象。例如,如果A國和B國根據對等原則相互開放本國的海運市場,在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原則下,這種優惠待遇將會自動賦予與AB兩國有條約關系的第三國,而此第三國無需對AB兩國對等開放市場。顯然這對于AB兩國而言是不利的,且對于開放幅度越大的國家越不利。
作為一個對海運服務業一直持自由與開放政策的海運大國,目前看來我國海運市場開放程度已接近甚至超過許多發達國家水平。因而,郵輪產業是否屬于最惠國待遇義務方面內容中關系著我國郵輪市場安全系數。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對未來國際海運服務貿易開放的形態作出充分的預測之后,在國際上尚未形成國際海運服務貿易約束性法律機制之前,我國可以充分利用該“間隙”,在條件具備的地區培育和發展符合未來GATS法律框架的海運服務業,積極發展我國郵輪產業,形成我國海運服務貿易產業群。其意義在于,可以為未來我國的海運服務貿易談判積累相關經驗,提高我國開放海運服務水平,從而增強我國海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更有以培育我國郵輪的本土市場。
三、我國海運業及郵輪產業面臨的現實困境
(一)國內法的有關規定空白
我國國內立法主要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法》的規定,這類規定存在不足,且法律效力不高。我國在海運服務軟環境建設上特別是法制建設上,我國與美國歐盟比較,還比較落后,沒有促成具有創新型法律模式的生成。我國有關郵輪的法律規定更是捉肘見襟。僅有2008年國家發改委下發《關于促進我國郵輪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2009年12月國務院下發《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首次提出“要支持有條件地區發展郵輪、游艇等新興旅游;把郵輪、游艇等旅游裝備制造業納入國家鼓勵類產業項目”。盡管有相關政策和指導意見,但有關郵輪制度的法律規定現在為止實屬空白,在國內社會轉型、法律環境逐步健全的過程中,應繼續推進相關法規建設。
(二)國家政策保護不足導致國際競爭劣勢
在加入WTO前后,我國已經逐步取消了貨載保留、造船優惠貸款、進口船減免稅收和港口收費優惠等政府對本國海運企業的優惠政策,尤其是貨載保留政策。美歐韓等海運強國均保留了這種傳統的國家保護措施。入世后我國海運市場的開放度進一步增大,外國航運企業憑借其先進的技術設備和高效的管理手段與國內企業進行激烈的競爭,在這種新的態勢下,國內企業將失去一部分原來屬于自己的國內市場,特別是對于部分技術狀態落后、管理水平較低的國內航運企業來說,其面臨的處境將更加艱難。根據我國政府在GATS下做出的國民待遇承諾和我國現有的稅收政策,外國海運企業在中國在一些領域享有國民待遇,甚至還享受到了超國民待遇。如在港口碼頭投資經營方面,外商享有種種優惠待遇,而國內的國營遠洋公司想要投資興建并經營自己的碼頭,卻受種種限制;再如國家對造船業實行傾斜補貼政策,外國船公司在我國造船,我國造船可享受出口信貸優惠的補貼政策,而我國船舶公司在國內造船卻不享受這種補貼,使我國海運企業的競爭力與對手不可同日而語。我國海運業的發展劣勢,直接會影響到到我國郵輪產業的發展。
(三)船舶制造以及配套設備業的發展先天不足
依照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相關協定和我國先前對外所作出的的承諾,我國在國際海運服務貿易方面須就有影響國際海運服務的法律、法規及其他措施向WTO及其成員方公布或者通報,并且接受WTO對我國海運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政策的審議和監督,并參加WTO對其他成員方的國際海運服務貿易政策的審議和監督。雖然我國為船舶制造大國,但在郵輪制造方面卻不具備優勢可言。郵輪旅客服務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產業類型具有極大的升值拓展空間,郵輪經濟可以促進旅游業、航運技術及港口建設等多方面的發展,是我國發展海洋經濟戰略的一個重心。
中國的郵輪產業剛剛起步,從造船到郵輪服務公司皆不成熟。對中國投資者來說對郵輪服務進行投資是一把雙刃劍。外國郵輪公司的成功運作給國內投資者帶來巨大的壓力。國內郵輪產業從船舶涉及建造到公司運營皆處于起步階段,目前我國還沒有中國制造的郵輪。在郵輪建造的法律問題上,我們還缺少相關的法律規定或合同范本,諸如郵輪建造融資、具有可操作性的格式合同范本。
四、我國應對郵輪產業熱潮的對策
(一)履行入世承諾,細化國內法
面對郵輪經濟熱潮我國應結合WTO服務貿易協議及雙邊協定,履行入世承諾,制定進一步有序開放航運市場的細則。我國應率先完善《海商法》、《反壟斷法》、《國際海運條例》、《國際貨物運輸業管理規定實施細則》、《港口法》等航運配套立法。
在符合我國入世承諾的前提下制定國際航運服務準入、待遇、行業標準,做到有法可依。簡化航運手續和行政審批,提高行政效能。盡快制定港口航運業投融資地方法規和規章,如研究制定“在建中船舶抵押融資”等法規,梳理并完善港口安全方面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根據國家法律法規制定地方港口生態環境保護的地方性法規。加強軟環境之法制環境的創新型模式的構建。
(二)做好郵輪經濟發展的軟件硬件建設
首先加強海運服務貿易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我國打造一批具有一定服務功能的專業性的郵輪服務基地。著重發展和集聚維護保養、補給采購、船供物流、集疏通關等企業,做好郵輪產業的服務建設。在硬件設施上,與國際接軌,各項安全措施、人才培養和人員配備形成規范,安全預警設施形成并制定成統一標準,從而為郵輪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硬件保障。從郵輪碼頭的設施建設上來講,要配備高效、安全、規范、便捷的登輪設施,營造環境良好的開放空間、作業空間以及親水空間。碼頭周邊地區市政基礎設施建設要良好,形成郵輪經濟的良性輻射效應。其次要加強海運服務貿易的軟件建設。我國應加大對國內外郵輪專業旅行社的扶持和發展,聚集旅行社等旅游相關的企業,形成一定的規模效應。我國應建設服務性商業中心,吸引為郵輪服務的高端服務業的集聚。郵輪的市場化運作機制,鼓勵金融配套措施的形成,加大郵輪融資方面金融投入力度,加快促進本土郵輪產業的發展。我國應建立與國際郵輪經濟接軌的郵輪產業發展和運作機制,鼓勵資金實力雄厚、管理經驗豐富的國內外郵輪公司主體參與建設、經營和管理,為我國的郵輪產業發展形成良性的規模效應。
(三)加強郵輪經濟“智庫”建設
在郵輪經濟熱潮來臨之際,人才梯隊的建設更是重中之重。我們應健全郵輪人才培養機制,積極發展有關高校與世界知名郵輪公司進行產學研合作,引入郵輪培訓實踐課程,從而培養理論與實踐兼具二元人才。支持高校開設郵輪專業,郵輪專業的設立是在熟悉有關WTO法和國外郵輪法律制度基礎上設立。積極吸引培養各類郵輪人才,在相應的國內游輪公司可以引進國外郵輪公司高管等郵輪高端人才學習國外先進管理經驗,郵輪產業作為海運服務業一種形式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郵輪經紀、郵輪保險、郵輪金融、海事仲裁等方面,我國需要加強此方面專業人才培養和儲備工作。
注釋:
①《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第2條最惠國待遇豁免清單包括:法律服務;會計、審計和簿記服務;稅收服務;工程服務;建筑設計服務;醫療和牙醫服務;計算機及其相關服務;房地產服務;廣告服務;管理咨詢服務;石油服務;攝影服務;會議服務;維修服務;租賃服務;通信服務;電信服務;視聽服務;零售服務;批發服務;傭金服務;教育服務;所有保險及相關服務;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運輸服務;證券服務;飯店餐館。http://.cn/news_show.php?id=13005.2013年5月8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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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以及遼寧省高校創新團隊支持計劃”(編號:017470/WT2012002)”
作者簡介:
論文關鍵詞: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必要性,路徑
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內涵
培育壯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的振興,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佩魯(1955)從技術創新與示范效應、資本的集中和輸出及聚集經濟三個方面分析了增長極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因此,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這些增長點或增長極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
在此基礎上,布代維爾(1955,1972)又從兩個方面豐富了增長極的內涵:一是作為經濟空間上的某種推動型產業;二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產生集聚的城鎮,即增長中心。并尤其強調推動型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義:增長極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在影響范圍內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他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在地理空間之中或之上的運用,增長極在擁有推進型產業的復合體——城鎮中出現。主張通過“最有效地規劃配置增長極并通過其推進工業的機制”,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此外項目管理論文,繆爾達爾(G.Myrdal)、赫爾希曼(A.0.Hirschman)等經濟學家對增長極理論都進行了不斷的補充與完善論文怎么寫。在繁榮區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隨著國際發展格局的演變,現有的相關理論在適應當前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形勢,并對之提供相關的指導與借鑒等方面,出現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課題提出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當前形勢下,就產業的發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國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各國走向經濟復興的選擇和重點。對我國而言,在綜合考慮當前世界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以及我國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需要,更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從區域發展的角度出發,促進區域協調共進、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則是依托新興戰略性產業,培育壯大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作為本課題提出的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增長極,它主要指: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于關鍵核心技術,通過充分利用現有和潛在的優勢,實現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并且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能夠統籌規劃產業布局、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的、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它以經濟實力雄厚、產業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強、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完善、科技實力強、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與社會和諧共進等為基本特征;它著眼于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矚目于城市內生增長潛力的培育。它是推動重點項目建設的載體、是利用外資的平臺、是對外貿易的窗口、是加大經濟技術合作的橋頭堡。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以此來成為撬動區域經濟崛起的支點,進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社會和諧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國區域發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從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開始,接連有近20個區域發展規劃獲得國務院或國家發改委的批準。具體規劃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甘肅省循環經濟總體規劃》、《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青海省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總體規劃》、沈陽經濟區獲批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等。上述這些規劃,在地區分布上,遍布了全國的東、中、西、東北等各大區域板塊;在產業發展格局上,著眼于產業的前瞻性和可持續性;在經濟發展模式上,著眼于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事實上項目管理論文,這一系列規劃,無論是基于產業發展,還是基于區域競爭力的提升,其實施進程以及預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賴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這一區域發展平臺的培育與發展。通過打造新興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集聚區域力量,改變產業同構性嚴重、重復建設、過度競爭、資源配置效率低等惡性循環,摒棄各自為政、盲目發展、“諸侯割據”的區域混戰局面,提高產業實力與區域競爭力,實現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競爭力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離不開產業的實體支撐。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與“戰略性”決定了其主導產業需要摒棄過去“三高四低”——高資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產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報率、低競爭力的粗放式城市發展模式,轉為以擁有關鍵核心技術為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以關鍵核心產業的發展為載體,以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升級的結合為途徑,充分利用現有的和潛在的優勢,推動傳統產業的高新化、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優勢產業的集群化發展,通過產業布局的科學統籌規劃、產業鏈的延伸、主導產業的增長、優勢產業集群的形成、企業實力的增強,發展壯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產業關聯度高、市場前景廣的產業項目,推動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并且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注重推進節能降耗,推行清潔生產,促進資源利用的循環化,以此來有效推動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進而在實現城市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實現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此外,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石化、鋼鐵、電子信息等戰略性產業,制造業、紡織輕工和旅游等傳統優勢產業,金融、航運、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和生物醫藥、新型材料等新興產業在區域經濟的振興過程中可以得到科學的發展規劃,實現合理的空間布局,進而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從而在區域增長極的新型化帶動產業發展的高端化的同時,提升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論文怎么寫。
2,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
當前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之一,就是在行政區劃經濟的大環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長而導致的空間開發無序現象嚴重。區域經濟的數字增長以過度占用土地、礦產、水等資源和環境損害為代價,眾多區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忽視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盲目開發現象,致使資源更加匱乏項目管理論文,生態環境更加惡化,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嚴重威脅。目前由于過度開采、粗放發展已經形成了一批資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臨的經濟與社會轉型發展的諸多難題,就是有力的證明。同時在區域體內部,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甚至縣與縣之間都存在著“諸侯割據”,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現象。上述問題的存在,既制約著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體化進程,也成為提高城市發展綜合承載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發展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通過合理規劃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以創新與科技的蓬勃發展為核心,以中心城市為依托,以各類別的城鎮、產業園區、經濟協作區為載體,以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榮、經濟活動聯系的日益緊密,產業關聯度的日益增強為媒介,以點帶線,以線帶面,由局部到整體,依次推進的破除行政區劃壁壘,提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和對內、對外的開放度,強化科技與創新對城市的承載力。進而有效彌補現有行政區規劃的不足,以差異化、互補化、協作化的競合發展,破解諸如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分工與合作度低、基礎設施共享度差、資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動不足、環境保護協作度弱,等難題,弱化產業同構、重復建設等導致的投入產出率低,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外部性問題。以區域發展的新型化、戰略化以及科學化發展路徑模式,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
3,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
無論是佩魯,還是布代維爾,亦或其他的經濟學者,在增長極相關理論中,都矚目于主導產業的發展,強調產業的關聯效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事業、公共事業,給予的關注度較少。當前我國的區域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經濟的增長,對于社會事業、環保事業等公共事業則重視不足,從而導致我國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尷尬局面。社會事業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正在日益顯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符。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項目管理論文,它既著眼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著眼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既著眼于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著眼于對資源的保護和環境承載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城市實力的提高,也著眼于城鄉之間統籌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區域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著眼于精神文明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總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是一個融合了城市競爭力、產業支撐力、城鄉統籌力、環境承載力、文化軟實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機體系。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縣域經濟以及新農村的建設步伐,增強城市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力與帶動力,擴大城市發展的外溢效應,縮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還可以推進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網絡體系的建設,加快形成和諧、平等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同時,還有利于開發、弘揚當地的文化資源,通過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彰顯地域民俗風情,突出城市發展的個性化與特色化,增強文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態功能區的建設,完善生態涵養,保障生態安全,通過對重點領域關鍵技術的研發,達到對資源的合理開發、有效治理、科學利用,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發展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三大體系的良性循環,進而增強城市發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續力。
總之,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對于加快建設發達城市、生態城市、和諧城市具有重要意義。
三、加快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發展的建議
正是基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因此,加快其發展建設步伐,就顯得尤為重要。結合我國當前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現狀,綜合考慮國際與國內日益變幻復雜的形勢,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改變“唯GDP是上”的政績考核體系,建立科學完善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發展歷史階段項目管理論文,受財政預算、產業成長歷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約束,財政收入、稅收等凸顯地方政府政績的一些指標還會出現增長放緩甚至停滯。而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在一定轄區的者,二者之間的委托——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既面臨政績考核壓力又面臨一定的財政壓力;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獨立利益的主體者,還面臨著同層級的地方政府之間激烈的競爭博弈關系。積累足夠政治資本的愿望,競爭的壓力、政治晉升的動力以及實現增長的執行力,這些都強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實現轄區發展的各種政策與行為的期限性、時效性和功利性論文怎么寫。而這些政策和行為與培育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政策和行為并非總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況下,還會呈現相逆性,從而不利于城市戰略性增長極的培育與可持續發展。例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建設,加快科技與研發進程,推動城市發展向創新驅動型、科技驅動型轉變。而這是件耗時、耗財、耗力、風險大、見效慢的長期工程。一屆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員作為“理性人”,不會去從事“自己耕耘,他人收獲”的行為。這是直接導致目前我國諸多城市創新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需要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強、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資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導產業。這種情形下,一方面,這些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長期過程,見效緩慢;另一方面,需要對現有產業發展格局進行有進有退、有保有控的調整。在“退與控”的過程中就會有財政的損失、就業的下降。在“指標決定政績”、“提拔干部看數字”的習慣思維影響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動“退”、甘心“控”的積極性,也缺乏積極“進”、盡心“保”的主動性。因此,在過多突出城市經濟運行的規模,而忽略城市運行的內涵與質量的地方政府政績評估指標體系和考核制度帶來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構建全面的、科學的、系統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迫在眉睫。
鑒于此,就需要改革當前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過程中對地方年度國內增加值和增長幅度、財政收入和增長幅度、吸引內外資額和增長幅度、外貿出口完成額和增長幅度等一系列剛性指標的過度重視,建立并完善科學、客觀、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機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經濟指標,也要看城鎮失業率、人均收入水平、產業附加值、投入產出回報率、資源利用效率、科技創新成果、品牌數量、集群效益、市場秩序、環境保護力度、企業污染度、社會保障事業的支出等反映國計民生、社會進步、生態建設的指標。并且還要“善于用全面、歷史、客觀的眼光評價政府的工作成果。不僅要肯定政府的“顯績”,也要考察政府的“潛績”。評估政府工作得失,不僅要觀察當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長遠的影響……淡化預期性指標,強化約束性指標,為地方政府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樹立正確航標。”[②]從而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營造寬松、寬容、寬廣的發展環境。
2,調整產業結構項目管理論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夯實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產業基礎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一系列特點決定了其要以內生型集約化的經濟發展方式,日漸完善的現代產業體系為重要內容。過去那種粗放的、高污染、高資源消耗、低投入—產出比率、低產業附加值的外延型經濟發展方式,以及三次產業比例失調的產業結構,對當前城市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日益凸顯。例如:過高的第二產業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能源與原材料,排放的廢水、廢氣、廢渣等污染物造成嚴重的生態壓力,使得城市環境不堪重負;而第三產業比重偏低,既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水平與就業量的增加,也制約著生產與消費的協調發展,產能的過剩與消費的不足,將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國際金融危機表面上是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舊有經濟發展方式和落后產業結構的沖擊。因此,舊有的經濟模式與產業結構已經不適合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需要論文怎么寫。這就使得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向資源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內涵式轉變,推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合理化調整,積極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資源投入的創新驅動型新興產業的發展,成為必然。
鑒于此,就需要充分發揮地方的各種優勢,變資源優勢為發展優勢,變比較優勢為后發優勢,變專項優勢為綜合優勢,變潛在優勢為現實優勢,以創新引領產業鏈升級,強化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等高端附加值環節,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此來推動園區經濟、集群經濟的規模化、集約化運行以及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進程。同時,還要大力發展社會公共事業,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還要擴大居民消費,突出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縮小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差距、地區發展之間的差距以及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總之,要以科學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務化、品牌化、集約化、內生化、社會化為指導,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此來夯實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基礎。
3,破除行政壁壘,創新城市之間的合作體制與機制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其發展歷程離不開其他城市的協調與合作。然而,在我國項目管理論文,無論是長三角、珠三角,還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區域板塊內,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行政分割導致的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的現象都非常突出。各個行政體都保持著自身經濟活動的相對獨立性和完整性,從而既導致了區域合作機制的缺乏和產業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資源的流通不暢和能源的浪費,從而影響了資源的優化組合和區域整體效益的發揮。有些省區之間原本具有優越的分工互補基礎,但是由于行政界線的分割,使產業聚集與擴散受阻。過度的競爭,低度的合作,不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區域發展的“兩敗俱傷”。
鑒于此,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要破除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行政壁壘,細化城市之間的一體化發展規劃,推進各城市科技創新服務平臺的協調與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體化的商品要素市場。而這其中的關鍵則在于,創新地方政府的資源分配機制、利益共享機制、政績考核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等相關的利益統籌分配體系,解決好合作中增長的GDP分享、財政分配、投資分擔等重大問題。以開放的區域運行環境,一體化的產業運行體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間的經濟社會聯系,來搭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有效平臺。
參考文獻
[1]弗朗索瓦·佩魯,經濟空間:理論與運用[N],《經濟學季刊》,1950(1)
論文關鍵詞:雙轉移,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一、前言
廣東省經濟總量一直都居全國前列,但GDP增幅卻徘徊于全國后位,2009年居第27位,可見廣東省目前的經濟增長后勁不足。如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及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成為解決該問題的關鍵。為此,廣東省委、省政府從2000年開始高度重視解決區域協調發展的問題,每兩年舉辦一屆“山洽會”,大力推進珠三角洲與山區及東西兩翼的經貿技術合作,但一直執行不夠,效果不大。直到2008年,出臺了《關于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把推進產業和勞動力區際轉移作為縮小地區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戰略。
“雙轉移”是廣東省為協調城鄉區域發展,解決經濟增長瓶頸的空前創舉。主要是指把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的勞動力,一方面向當地二、三產業轉移,另一方其中的一些較高素質勞動力,向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轉移。經歷了9年時間的探討與實踐,區域城鄉發展趨于協調畢業論文模板,切實保障和改善了民生,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二、廣東省實施“雙轉移”狀況分析
1.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雙轉移”勢在必行。
廣東省地區間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廣東地區間發展差異系數高達0.76,遠高于全國0.66的平均水平。2005-2009年,廣州和深圳的人均GDP分別是梅州地區的7.17倍和7.88倍,珠三角地區的人均GDP是粵東、粵西和粵北山區的3.60倍、3.08倍和3.62倍。2005-2007年,廣東省各區域的產業平均集中率,珠三角為77.33%,粵北山區為10.87%,粵西為7.03%,粵東為4.77%,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均衡狀況突出。非珠三角洲區域未能充分發揮本地的生產要素優勢,存在極大的發展空間以及市場容納能力。廣東省四大區域人均GDP逐漸拉大的趨勢,造成區域經濟差距拉大,東西兩翼和山區經濟的落后是廣東省整體經濟發展的短板論文怎么寫。
2.發達城市生產要素緊缺,以“雙轉移”推動產業升級。2003年以來,珠三角地區的東莞、廣州、深圳、佛山等開始出現了“民工荒”,隨后每年在春節后都出現缺工現象,而且,這種缺工數量從2003年的十幾萬人增加到了目前的100多萬人。盡管外來工的市場價格比2003年普遍提高了40%以上,各發達城市也同時設定了最低工作標準,但是各工廠企業的“招工啟事”還是高掛,難以緩解“民工荒”現象。另一方面,隨著發達城市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擴大發展,也引發城市交通擁擠、城市住房緊缺等重大問題。畢竟珠三角發達城市的容納能力是有限的,這幾年的各類要素成本節節攀升,生產成本和生活成本同時往上爬。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應該根據自身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積極承接珠三角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提高當地經濟的發展。發達城市即騰出更多的空間和資源進行產業升級,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國際競爭力。
3. 以政府為主導,“雙轉移”穩步推進。
“雙轉移”戰略以政府主導形勢推進畢業論文模板,從政策優惠,資金扶持,加快雙轉移的全面落實。通過設立產業轉移工業園發展資金,擬定2008-2010年省財政安排15億元,對14個發達市以及江門市每市每年補助1億元,加快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步伐。
在產業園建設方面,廣東省雙轉移戰略的實施主要是以珠三角各地的產業轉移園為載體,以一對一的產業轉移幫扶為主要方式進行,由廣佛一帶向梅州、河源、肇慶一帶遷移。目前,已認定的產業轉移工業園有24個,其中,粵北山區14個,主要是深圳、東莞、中山、佛山對口梅州、河源、惠州、清遠;粵東2個,是 深圳南山(潮州)產業轉移工業園和東莞大朗(海豐)產業轉移園。粵西8個,主要是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對口湛江、茂名、陽江。
在經濟效益方面,2008年省產業轉移園入園項目973個,已動工建設項目611個,實現工業總產值302.66億元,利稅27.72億元,分別是2007年的4.67倍和5.33倍。2009年一季度, 省產業轉移工業園入園項目(含意向)1476個,總投資額3030.73億元,已動工建設項目982個,投資額1169.55億元,實現工業總產值208.21億元,利稅17.27億元。
轉移工業園的產業集聚,也改善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情況。2008年全省培訓農村勞動力58.5萬人,新增轉移就業106.4萬人,同比分別增長51.6%、18.2%。2009年一季度,累計新增本省勞動力就業37.7萬人,比重同比上升6.3%;新增外省勞動力就業19.1萬人,同比下降25.7%。東西北地區新增就業人數20.8萬人,數量同比上升5.1%;珠三角城鎮新增就業36萬人,同比下降19.3%,新增就業呈現“兩升兩降”。
三、“雙轉移”效果初現,區域經濟發展趨于協調
自“雙轉移”戰略實施以來,各地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在公共基礎設施、工業轉移園區、招商引資、勞動力素質培養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目前,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的經濟總量雖然還不及珠三角,但是從增長速度來看,東翼、西翼和粵北山區的增長速度與珠三角九市的差距縮小甚至逐漸超過珠三角九市。在增長格局變動的情況下,區域間經濟格局也發生了變化,東翼和西翼占全省比重逐漸由下降轉為上升,粵北山區所占比重由2003年的6.03%提升到2009年的6.68%。
在“雙轉移”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區域經濟差距正在縮小,趨于協調。從2008年開始,東西兩翼和山區的人均GDP增速均超過珠三角地區。除此畢業論文模板,東西北地區的生產總值、出口、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和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等主要指標增速均高于珠三角地區(如表1)。
表1 2009年廣東四大區域主要指標增長情況
單位:%
GDP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出口
社會消費零售總額
固定資產投資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
珠三角
9.4
8.1
-11.7
15.1
18.0
12.2
東翼
12.1
17.8
1.3
20.6
28.7
19.0
西翼
10.4
7.4
-3.9
19.2
31.7
16.4
粵北山區
11.0
17.5
4.7
18.3
論文關鍵詞: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常德市
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是統籌城鄉發展,提升區域整體經濟實力,建設新農村的重要途徑。常德地區1988年撤消,建立常德市后,縣域經濟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但在發展中存在著經濟回升基礎不牢固,城鄉居民增收壓力較大,工業經濟增長仍然乏力,資源環境和就業壓力依然較大,因此,加大對常德市縣域經濟的研究,將有利于增強縣域經濟發展的活力與實力。
一、常德市縣域經濟發展概況
常德市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共有縣級行政單位9個,其中縣域單位為6縣1市,包括安鄉縣、漢壽縣、澧縣、臨澧縣、桃源縣、石門縣和津市市。常德市總面積為18190平方千米,縣域國土面積15441平方千米,占總面積的84.9%。2009年末,常德市總人口達到616.69萬人,其中縣域總人口為492.79萬人,占總人口的79.9%。2009年常德市完成地區CDP為1239.2億元,其中縣域CDP總值為 646.79億元,占常德市CDP總值的52.19%,只有桃源縣、澧縣、石門縣三個縣的CDP超過100億元,其中桃源縣以CDP總值為118.4億元,位于湖南省2009年GDP總量第15名的縣市;湖南省2009年人均GDP為20226元,常德市人均GDP為達到22496元經濟學論文,而常德市縣域人均GDP只有15571元,分別為湖南省平均水平的76.98%,常德市平均水平的69.21%,且只有津市市的人均GDP超過2萬元。2009年常德市完成財政總收入70.0億元,其中縣域財政總收入為27.7089億元,占常德市財政總收入的39.58%,財政總收入超過7億元的縣(市)有津市市l個,2009年湖南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910元,常德市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4909元,而常德市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810.57元,均低于湖南省和常德市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平均水平,并且只有漢壽縣、澧縣和臨澧縣過5000元;略超過湖南省和常德市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平均水平。2009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084.31元,常德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59元,常德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996.42元,均高于湖南省和常德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并且有澧縣和臨澧過20000元。桃源縣和安鄉縣的農業總產值超過了工業總產值。
目前,常德市縣域經濟發展水平低,經濟實力不強,經濟規模小,競爭力較弱,突出表現為大多數縣域為農業經濟,其發展水平仍然是低水平,低層次的。
二、影響常德市縣域經濟發展的因素
1、縣域基礎設施條件差,競爭能力弱
由于常德市位于湘西北地區,屬于內陸地區,與沿海地區相比,缺少對外開放的地緣和人緣優勢。同時,常德市又是傳統的農業地區,縣域工業起步晚、底子薄、基礎差,加上各縣(市)財力不足,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明顯落后,造成交通、電力、信息等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明顯落后,制約了縣域經濟發展。
2、產業結構調整相對滯后,工業化程度仍然較低
常德市農民在縣域居民中占有較大份額,農業和農村經濟占有一定的主導地位,縣域農村經濟發展缺乏鮮明個性,產品、產業結構趨同,停留在傳統農業和傳統工業上,而工業企業少而不大,特別是龍頭企業和拳頭企業少,支柱產業發展緩慢,知名度、市場影響力、輻射范圍十分有限,沒有形成規模效益和產業化經營效益,對縣域經濟拉動力較弱,資源優勢很難轉化為競爭優勢和經濟優勢。
3、人才匱乏
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是人才匱乏。目前,常德市縣鄉創業人才、實用鄉土人才嚴重短缺,勞動力素質不高,大多數農民缺乏發家致富的實用技術和技能。區域內懂市場、懂經濟、能干事、會干事、干成事的管理人短缺才,造成農民增收緩慢。
三、促進常德市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1、更新發展思路,搶抓發展機遇
與時俱進、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是加快發展和壯大縣域經濟的首要動力。目前,常德市縣域經濟已從原來低層次、“溫飽”型向“全面小康”型逐步過渡,經濟發展已進入市場配置資源、需求引導生產、質量決定效益的新的發展階段,但縣域經濟基礎薄弱,自主發展能力不足。因此,常德的各區縣市應牢牢把握緊緊抓住中部崛起,以及湖南“3+5”城市群發展的戰略機遇,積極承接“長株潭”和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產業轉移經濟學論文,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以資源型工業為支撐,以集群化發展為手段,以工業園區為載體,大力優化工業結構,提高工業效益,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和農業產業化,推動常德縣域經濟加速發展。
2、立足縣域農業自身的優勢,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
農業是縣域經濟的基礎,加快發展縣域經濟,應以農業繁榮為前提。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縣域盛,農村穩則社會安。結合縣域實際,立足自身優勢,發展特色農業,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和富民強縣的重要途徑。目前,常德市形成了以桃源縣、澧縣等為主的糧食產區;以澧縣、安鄉縣等為主的棉花產區;以各縣城郊及石門高寒山區為主的優質蔬菜產區;以石門縣、桃源縣等山丘區為主的柑桔產區;以桃源縣、石門縣、臨澧縣等省定煙葉生產區為主的優質烤煙產區;以山丘區自然草場和濱湖灘涂草場為主的草畜區。因此,各個區縣要充分利用各地的優勢 ,以發展無公害、綠色、有機農產品為方向,打造生態品牌,加快農產品深加工業的發展步伐,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
農業產業化是新型工業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業生產力發展的迫切要求,同時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經。農業產業化的核心是農產品加工,常德市的各個區縣要延伸農業產業鏈,把農產品加工業作為農業產業化和工業化的連接點,作為農業產業調整的重點,作為工業經濟新的增長點。
3、發揮縣域旅游資源的優勢,帶動區域發展
旅游業作為第三產業,以快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在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增加就業、擴大開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時能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和加快區域脫貧致富。常德市的西北部屬于武陵山系的低山區,挺拔俊秀;西南部為雪峰山余脈,逶迤綿延;東部為洞庭湖平原。沅水、澧水兩大河流橫貫境內,支流眾多,具有水鄉的特色,這些特征造就了區域內豐富的旅游資源。因此,常德市的各個區縣應發揮區域內旅游資源的優勢,強化各級政府對旅游發展的認識,完善旅游服務系統,進行旅游開發的招商引資,將常德建設成為以山水田園風光為主體的觀光、休閑度假、生態旅游、歷史文化旅游相結合的旅游城市,從而促進常德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
4、發展循環經濟,促進縣域工業可持續發展。
由于常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的特殊性,決定了農村與城市、工業與農業、礦藏開采與加工的相互依存關系。發達的農業、豐富的礦藏資源,為常德的工業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形成了以加工業為主的工業格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當今社會經濟發展追求的目標,而發展循環經濟是一條重要的途徑。因此,常德市各個區縣發展循環經濟,要堅持科學發展觀,切實轉變觀念,把發展循環經濟作為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突破口,重點建設好縣域內的主要工業與工業園區(見表1),合理促進企業循環式生產,推動產業循環式組合,形成資源循環利用的產業。
表1. 常德市縣域主要工業與工業園區統計表
縣域名稱
主要工業
主要工業園區
安鄉縣
造紙、棉紡、油脂化工、橡膠、建材、機械、
安鄉縣工業園區
漢壽縣
紡織、生物醫藥、精細化工、機械制造、食品加工
漢壽經濟開發區
澧縣
水泥、煤炭、氧化鋅、芒硝、農產品深加工、輕工業機械制造
澧縣工業園
臨澧縣
水泥、煙花、食品、陶瓷、機械、紡織、食品
太平工業園、安福工業園
桃源縣
鋁業、農產品加工、紡織、建材、電力能源、機械制造
創元鋁業工業園、漳江、熱市、陬市工業小區
石門縣
電力、食品、建材、化工、機電、硅砂(石膏)
石門縣工業園區
津市市
論文關鍵詞:中部,區域性戰略投資者,優勢
一、引言
所謂區域性戰略投資者,作為本課題組提出的創新性概念,它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招商引資,主要是指基于對地區的發展戰略價值,特別是產業定位和產業選擇的認同,以項目投資或金融投資等多元化融資模式為手段、以獲取投資增值回報為目的、中長期投資于其所認可的區域產業或企業的區域性戰略合作伙伴。它對某一區域投資的前提既考慮自身的經濟利益,同時也兼顧了對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產業發展方向和主導產業選擇的認同,是建立在科學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意義上的戰略投資。這就賦予了區域性戰略投資者不同于一般性企業投資的特點:經濟實力雄厚、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中長期投資價值、產業鏈條長、產業關聯度強、投資項目與地方產業規劃、產業定位相吻合、對地方區域發展戰略高度認同,等。
鑒于區域性戰略投資者的顯著特點,使其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對于面臨發展資金缺乏、產業結構調整滯緩、研發創新不足的中部地區而言,其意義更是突出。(有關此問題的分析,請參見魏麗華、冷宣榮在《求實》,《湖北社會科學》中的相關文章。)而相對全國其他區域板塊而言,中部在吸引區域性戰略投資者方面更是具有諸多得天獨厚的優勢。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積極引進具有投資的長期性、資本的戰略性、科技的先導性、創新的前沿性等高端特征的區域性戰略投資者經濟學論文,對于加快中部崛起步伐,具有重要意義。
二、中部地區吸引區域性戰略投資者的優勢分析
(一)獨特的區位優勢是吸引區域性戰略投資者的重要前提
區域性戰略投資者進入某地區,區域優勢是其考量的重要因素。中部六省地處我國腹地區域,具有承東啟西、連南通北的地理特點。這種獨特的橋梁紐帶作用使其具備了促成東西聯動、分享東西部共有發展成果的天然區位優勢。無論是西部大開發中的各種基礎設施建設,還是東部產業的梯度轉移,乃至橫貫東西的城市群發展建設,中部都是必經之路。這一獨特的區位既有利于中部與東、西部的交流與合作,也有利于其成為東部產業轉移的首選地。對于促進人才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等高端要素在全國范圍的順暢流動和資源的有效配置,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網絡的日益完善,以及沿海地區加快產業轉移步伐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的不斷增大,中部地區與沿海地區的時空距離將大大縮短,其區位優勢也將日益凸現。而這也無疑成為區域性戰略投資者進入的重要前提。
(二)完善的產業體系是吸引區域性戰略投資者的關鍵
區域性戰略投資者謀劃其全球戰略布局的關鍵考量因素是產業發展的可承接性和可持續性論文開題報告范例。基于此角度,中部地區憑借其完善的產業基礎,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成為吸引區域性戰略投資者的首選之地。
首先,就第一產業而言,中部是我國重要的農業生產基地。糧、棉、油、肉等主要農產品產量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以2008年數據為例,詳見表1。
表1,2008中部各地區糧、棉、油、肉類總產量、位次及比重
地區
糧食
棉花
油料
肉類
總產量:
萬噸
位次
比重:
%
總產量:
噸
位次
比重:
%
總產量:
噸
位次
比重:
%
總產量
萬噸
位次
比重:
%
全國
52870.9
―
―
7491881
―
―
29528200
―
―
7279.50
―
―
山西
1028.0
20
1.94
106735
11
1.42
191185
25
0.65
63.3
24
0.87
安徽
3023.3
6
5.72
363496
6
4.85
2280332
5
7.72
343.9
9
4.72
江西
1958.1
12
3.7
111915
10
1.49
911919
10
3.09
260.3
13
3.58
河南
5365.5
1
10.15
650844
4
8.69
5053354
1
17.11
584.8
3
8.03
湖北
2227.2
10
4.21
513400
5
6.85
2857352
3
9.68
340.9
10
4.68
湖南
2805.0
9
5.31
246600
8
3.29
1337972
8
4.53
446.4
4
6.13
合計
16407.1
―
31.03
1992990
―
26.59
12632114
―
42.78
2039.6
1 比較優勢
(1)繼續發揮外生性比較優勢的作用。由于我國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相當尖銳,未來政策重心在于充分就業,并注意開發小容量的細分市場。發揮外生性比較優勢的作用,需要完善市場機制,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低層次產品的飽和,意味著應當重新進行市場定位,把重點放在現有比較優勢的特定產業上,在發展新的投資項目時,以各個產業區段的技術結構為主;在改變現有的資本分布格局時,對缺乏比較優勢的項目引入資本,以彌補因資本價格高昂而帶來的自生能力低下的問題。 利用加工貿易,提高附加值,有意識地培養長期競爭優勢。
(2)將內生性比較優勢置于主導地位。隨著外生性比較優勢重要性的不斷下降,內生性比較優勢在貿易格局中越來越重要。內生性比較優勢是人為創造的比較優勢,其核心是通過政府和企業投資進行知識、技術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積累。在現代企業制度的指導下,在產權清晰的基礎上建立法人治理結構,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合作,既可發揮垂直分工中的勞動力價格優勢,又可獲得水平分工中的技術外溢和管理經驗等好處,降低學習成本,提高學習速度,實現動態比較利益。
2 競爭經濟
(1)產業集聚。這是國際競爭優勢產業的一個共同特征,指經營同一種產業的一群公司在地理上集中在一起。這種空間產業組織形式,主要從四個方面獲取比較優勢:①整體的外部經濟效益;②內部空間交易成本的節約;③內部競爭帶來的學習與創新效應;④產業群的品牌與廣告效應。
(2)結構調整。競爭優勢來源于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結構,我國今后進行致力于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適應型調整。也就是說,充分發揮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明確進行有進有退的結構性調整,即重點發展已具備較強競爭力的行業,著力培育具有潛在競爭力的行業,積極放棄在可預見的未來難有競爭力的行業。由此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政府增加創新投入,強化人力資本積累,落實科技興貿戰略,利用跨國公司的國際投資實現產業的跨越式進步。以產業升級帶動部分產業和企業的退出,以技術結構升級的調整為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3 政府管理
(1)自由貿易政策。世界貿易總的走向是向自由貿易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WTO的背景下,政府制定合理有序的自由化時間表,執行貿易激勵政策。按照WTO規范賦予企業更廣泛的外貿經營權,實施經營資格登記制度,逐步實現對各類企業進出口貿易的放開經營,讓國內具有競爭實力的生產和流通企業早日進入國際市場,也方便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面對因進口限制和出口支持大幅度降低產生的外部壓力,政府應當強化對交通信息等生產性基礎設施的社會投資,這是我國企業與產業贏得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外部條件。
如今科技進步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從現在到2020年,我國處于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發展的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經驗表明,處于這一時期的國家和地區可能出現兩種發展前景,一種是重視引進、消化、吸收上積累自身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能力,最終實現自主技術創新,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社會進步,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如韓國、臺灣;一種是滿足于技術引進的短平快、拼資源、拼勞力和資本依賴,不重視技術能力的開發,導致經濟徘徊不前,甚至社會動蕩不安,如南美一些國家。在這樣的環境下,通過實證的方法研究中國的基礎科學研究、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具有一定的意義。
1 科技與經濟發展
科學技術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作用可以追溯到李斯特[1] 的研究:“每個國家的現在是建立在以前的發現、發明的改進、完善和應用基礎之上的,這些構成了現在社會人類可資利用的智力資產,而每個國家現在的生產率和它能夠獲得和使用的智力資產以及增加這些智力資產的能力密切相關”;“不存在與物理、機械、化學、數學、工業設計等科學無關的工業;在科學研究中也沒有任何發現、發明和過程不會對工業和生產產生任何作用,因此在制造業發達的國家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般也很普及。”
縱觀發達國家的發展軌跡,不難發現英國的崛起依靠的是紡織、煉鐵、航運以及水力等工業部門生產技術的革命,美國的發展則是依靠石油、鋼鐵和電力等主導產業部門生產技術的進步,德國19世紀末化學工業部門的發展則是第一個以科學研究為基礎實現追趕的工業部門[2]。narin等的研究表明,近年美國的公共科學研究和產業發展之間的聯系不斷增強,最近oecd的一份報告也指出“在知識社會中,產業發展和科技進步之間的關系在不斷強化”[3]。
創新是連接科技與經濟的重要因素,對于20世紀末的后來者來說,他們沒有機會在新的產業中進行重大創新追趕甚至超越發達國家,而只能沿著發達國家的技術路徑進行模仿和學習。dosi[4] 等通過對比研究韓國、臺灣與巴西、墨西哥的追趕過程發現,60年代的韓國、臺灣還落后于巴西和墨西哥,然而90年代他們成功的追上了發達國家,而后者卻仍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行列。rapini研究發現韓國和臺灣的發展中存在以下明顯的特征:科學產出和技術產出之間高度相關,其科學水平和技術能力是同步增強的;同時經濟增長和科技產出之間也存在高度的相關性。他們并不是如逆向的線性模型(注:指一些學者推斷發展中國家的科技與經濟發展有別于發達國家“基礎科學資源配置—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的模式,而是呈現“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基礎科學發展”的逆線性模式。) 所說,等到經濟發展了才去增加科技的投入,在他們追趕的最初階段就已經非常重視科技資源的分配。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bell和pavitt[5] 的研究指出,考慮到技術創造和變革中的知識需求,現代社會生產能力和技術能力之間的差距無法自動逾越,因此單純依靠外來的技術建立大規模的工廠并不能提高技術引進國的技術能力,積極的學習對于克服后發劣勢非常重要,起步階段模仿的作用非常大。cimoli和dosi[6] 指出,把技術引進和學習結合起來后,從模仿到創新只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模仿的效果和內在的技術能力有關,起步階段和追趕過程中都需要一個較強的技術吸收能力。
2 基礎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
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有技術而無科學,中國古代的發明大多為技術而非科學,真正的科學觀念沒有深入人心,而我們常說的科技一詞很容易使人們忽視科學與技術的區別。嚴格來講,科學和技術是兩個不同的研究主體。按照國家創新系統的理論,一般來說大學和研究機構負責科學研究,而企業專注于技術開發。區分科學與技術對我們研究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問題有很大幫助,因為在發達國家中科學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作用較好,在成為科學強國的同時也成為技術開發的強國和經濟強國,這種情況在發展中國家卻不成立。由于起步階段科學技術非常落后,急欲發展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大多數對技術相當的重視,基礎科學研究則更多的是和關系國家經濟軍事安全的學科聯系在一起,對和產業技術開發密切相關的基礎科學研究支持不足。
pavitt[7] 在研究“為何基礎研究對于經濟發展很重要”時指出,基礎研究越來越重要不僅是因為它是技術進步的直接來源,而且它是對科技人員的一種很好的科學訓練,可以提高其科研技能,同時科學成果也常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應用。rosenberg[8] 在討論企業緣何從事基礎研究時指出,基礎研究是進入信息網絡的“入場券”,正如cohen和levinthal[9] 討論研發的兩面性(創新和學習)時所說的這是一種開發吸收能力的有效方式。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發展的最初階段科學研究的主要作用在于創新過程中的學習,隨著一個國家的發展和進步,r&d過程中學習和創新的程度會有所變化。
除了增強技術吸收能力以外,科學研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還扮演了另外幾個重要角色:
(1)科學研究相當于一個“探測儀”,的科學研究可以探測國外科學研究的進展以及可資利用的科技資源,可以檢測到對本國經濟發展可能有用的新技術。因此,即使在暫時無法介入的行業中保持一定科學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2)國家的科研能力的提高是產業發展的支持和保證,它為進入和發展關鍵產業提供必要的知識。perez和soete[10] 指出,公共的科學研究降低了新興行業的進入門檻,是抓住機會窗口進行追趕的必要條件。(3)科學知識和增長之間還存在更加微妙和復雜的關系,如科學進展改善了國民的健康狀況。(4)現在的技術創新主要產生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引進和模仿必須考慮技術在新的環境中(國家發展階段、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人口結構等)的適應性而進行改進,在一個技術發展越來越依靠科學的時代,這個技術改進過程包含了更多的科學內涵。
對于科學和技術的關系,不同的學者得出不同的結論。rosenberg認為科學是外生的,技術領先于科學;klevorick等則指出,基礎科學研究為產業的技術創新提供了“技術機會”。因此,企業非常重視追蹤大學和科學機構的研究進展。當然對于不同的工業部門來說,基礎研究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事實上在知識經濟社會中,技術發展越來越依賴于科學的發展,技術范式的變革由科學推動的作用更加明顯。而技術的發展對于促進科學研究的作用也日益顯著。nelson和rosenberg認為科學和技術之間存在強烈的相互作用,科學研究既是技術發展的“先導”,同時又是技術發展的“追隨者”。科學的技術化和技術的科學化發展趨勢,使科學進步與技術進步互為前提,互相推動,促進了科學技術連續體的形成。
科學和技術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但其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具有不同的特征。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停滯和低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就是科學和技術之間不能協調發展。bernardes和albuquerque[11] 對120國家的實證研究表明,經濟水平越發達,科學向技術轉化的轉化效率越高。
3 實證研究
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都表明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貢獻顯著,而眾多國家的實踐經驗也很好的驗證了這個結論。然而在我國到底科學技術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這種促進作用的潛力還有多大,我們通過何種方式可以更大的挖掘這種潛力促進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這是我們感興趣的問題。從前人的理論研究可以看出,科學和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促進作用又不是一種簡單的確定性函數關系,而且我國人口眾多,各地區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我們希望通過對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連續的樣本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隱含在數據背后的統計關系。
3. 1 數據收集和處理
我們選擇了中國除香港、臺灣、澳門、重慶(在所選時間段內,行政劃分有所變動,造成各項數據統計口徑的不一致,故沒有入選)外的30個省(市、自治區)1992-2002年間發表的人均國際科技論文數量(以后簡稱人均論文,用pp表示)、人均國內授權專利數量(以后簡稱人均專利,用pt表示)以及人均gdp(用gdp表示)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注:由于筆者數據搜集的條件所限,這里的數據為1992-1994,1997和1999,2000-2002三個時間段共8個年份的數據。數據來源為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國際科技論文(ei,sci,istp三大檢索系統收錄)用來衡量基礎科學研究水平,科技論文是一個最為常用的表征基礎科學研究水平的指標,然而由于國內發表的科技論文水平和質量參差不齊,我們選擇國外三大檢索收錄的科技論文數作為衡量指標,它代表了該地區高水平的科學產出,是眾多衡量指標中較為滿意的一個。某一地區的技術水平用人均專利產出來衡量,這也是衡量產業技術能力的一個最常用指標[12]。人均gdp則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最為方便的指標,考慮到通貨膨脹和價格變動的影響,我們用工業品出廠指數(1985=100)對人均gdp數據進行了平減。當然,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這三個指標無法反映出三者關系的全貌,但作為科學研究的探索,無疑可以為我們提供非常有益的參考。
3. 2 基于panel data的固定效應模型
本文的研究范圍為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因此是基于“省份-時間”的數據組合,建立固定效應影響的模型進行估計。30個省的資料基本上反映了中國科學、技術與經濟問題的全貌,然而不同省之間由于經濟、科技實力又存在著區域差異,固定效應模型可以較好地反映這種差異。此模型與單獨的截面數據模型或時間序列模型相比,不但可以描述某一時期樣本數據的規律,還可以觀察隨著時間產生的變化,更好的捕捉科學和技術交互作用的影響。基于以上數據,我們用最小二乘虛擬變量模型(lsdv)建立了下面這個一般的線性panel data模型: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μ[,it]
i=1,2…30,t=1,2…8
其中gdp[,it],pp[,it]和pt[,it]是第i個省在1992-2002年間第t年的人均gdp,人均國際科技論文和人均國內授權專利觀測值向量;μ[,it]是隨機干擾項8×1向量;e是8×1單位向量,α[,i]是待估計參數,它反映了不同省份之間的個體影響。在應用eviews3.0軟件的分析中,我們采用了white一致性標準差和協方差以減少由于截面數據造成的異方差影響,回歸結果見表1。
表1 無交叉項的回歸結果 自變量 因變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16352 0.006262 2.611031 0.0095
pt 0.134681 0.019732 6.825603 0.0000
pp×pt fixed
effect(略)
r-squared 0.888487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71867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8777 sum squared 0.718575
resid
f-statistic 1657.250 durbin- 1.64296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調整后的r[2]等于0.8885,表明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dw值為1.6429,根據判定法殘差序列基本不存在自相關,從整體上講該模型的效果不錯。
從回歸結果來分析,科學水平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均會顯著地促進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然而基礎科學研究和技術進步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存在很大的差異。人均科學論文每增加1個百分點,地區的人均gdp可上升0.016個百分點;人均擁有的授權專利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該地區的人均gdp可上升0.134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要遠遠大于基礎科學研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分析原因,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技術引進和二次創新獲得成功的,基礎科學研究能力還很薄弱,由基礎科學研究開始進行技術創新進而產業化的源頭重大創新能力在大部分領域中還不具備。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雖然科學和技術是兩個緊密聯系的主體,但基礎科學研究和產業技術能力二者是不同的主體完成的,基礎科學研究水平到技術能力的建立不是自動發生的。國外的經驗表明科學和技術水平相互促進和提高,科學和技術的良好互動可以進一步促進經濟水平的提高;反之,很可能會阻礙經濟的健康發展,這種情況在科技實力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中較為常見。因此我們對模型進行了修正,考慮了科學和技術相互作用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修正后的模型為: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β[,3]pp[,it]×pt[,it]+μ[,it]
i=1,2…30 t=1,2…8
其中pp[,it]×pt[,it]反映了科學和技術的相互作用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其他各項含義同模型1。回歸結果見表2。 表2 有交叉項的回歸結果 自變量 因變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69491 0.011837 5.870763 0.0000
pt 0.135956 0.017232 7.889929 0.0000
pp×pt -0.012114 0.002327 -5.205433 0.0000
fixed effect
(略)
r-squared 0.912233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98665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2270 sum squared 0.565559
resid
f-statistic 1075.756 durbin- 2.09220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修正后的模型調整后的r[2]為0.8986,表明模型的擬合效果優于模型1;dw值為2.0922,根據判定法殘差序列不存在自相關。各方面來看,模型2都更好地反映了數據間的關系。
對比兩個模型的回歸結果我們發現,在模型2中考慮了交叉項的影響之后,回歸的結果和模型1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所增強,人均授權專利的系數從0.1347上升到0.1359,即人均擁有的授權專利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該地區的人均gdp可上升0.1359個百分點。人均科技論文的系數變化很大,從0.0164變為0.0695,新增交叉項的系數為-0.012,這說明在模型1中由于沒有考慮科學和技術的相互作用影響,明顯的低估了基礎科學研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產生這個結果的原因是,在我國科學和技術的相互作用機制不夠健全,在一定的技術水平下,基礎科學研究水平的提高反而影響了經濟水平的進步。
以上的實證結果表明,中國科學與技術的相互作用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與經典的理論不符,與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亦不一致。造成這個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的基礎科學研究以高校和政府的研究機構為主體,財政撥款始終是基礎科學研究資金的主要來源,科學資源分配制度也不盡完善,造成長期以來基礎科學研究與產業技術發展脫節,與經濟發展脫節。因此,基礎科學研究的提高消耗了社會的科技資源,卻沒有對社會的經濟發展產生相應的貢獻。改進這一狀況,從短期來講就要促進企業和科研機構之間的交流合作,促進基礎科學和產業技術的相互作用關系;從長期來看,則要繼續推進科技管理體制的完善。
此外從實踐上來看,我國企業的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大多數企業是依靠引進-模仿的方式建立最初的技術能力。雖然經過了近年來的迅速發展,大多數企業仍不具備自主研究開發核心技術的能力;我國的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總體基礎較弱,不可能采取一步到位的發展路子。我國近幾年的成功實踐也是由于成功地實現了適合我國國情的“引進——改進——創新”的二次創新過程,更注重硬件設備和生產線的引進,長期不能形成自主的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而只能完成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組裝、制造等環節。中國的企業雖然已經進入產業鏈條,但是處于低附加值的環節。但是那些成功實現追趕和跨越的國家經驗之一就是,他們更注重引進專利、技術許可證等軟技術,較少引進生產線等硬件設施;注重引進國外處于研究開發階段后期、尚未商業化的技術,這樣能使他們快速形成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走上自主創新之路。在日益開放的國際環境下,我們有更多的途徑和方式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科技成果。但是,僅僅依靠引進技術是無法滿足我國自身發展對科技的需求的。實踐一再證明,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技術創新能力是買不來的。中國科技進步必須牢牢建立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之上,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資源,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4 結論和建議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總體上來說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的科學、技術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遠遠大于基礎科學研究所起的作用。基礎科學研究有待于和產業技術發展進而和經濟發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而技術進步需要和基礎科學研究相結合,完成從二次創新到一次創新地轉變,形成自主創新能力。具體分析30省市的數據可知多數省市的科學研究、技術能力以及經濟發展還停留在一個比較初級的階段,三者的和諧發展將有助于我國科學技術和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提高。從理論分析的角度看,較為理想的情形是基礎科學和技術進步緊密的結合起來,二者對經濟發展起到直接的促進作用,同時二者的相互作用對經濟發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正面影響。面對現狀,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改變:
(1)在保證科技財政投入總量的基礎上,建立合理的科技管理決策機制,完善科技資源分配制度,改革科技成果評價制度。我國科技管理體制改革進展較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科學技術的生產和轉化有其自身的特點,科學技術的基礎性和公益性決定了科學研究機構不能像企業那樣成為自負盈虧的主體。因此探索構建適合我國的科技發展戰略、政策及其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成為一個關系科技和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
[關鍵詞] 自主創新體系;創新行為;體系建設
[中圖分類號] F204 [文獻標識碼] A
1 問題背景
根據著名的競爭力戰略大師Michael Porter教授的研究[1],任何一個經濟實體競爭力的發展必然要依次經歷要素驅動型、投資驅動型、創新驅動型和財富驅動型四個階段。中國的國家經濟發展在本質上尚處于要素驅動型和投資驅動型階段,基本上以資源、環境、大量勞動力、特殊政策等為代價,屬于一種高消耗、低效率、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在現代經濟體系下,創新驅動型或財富驅動型的國家創新能力才是保持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而世界主要發達經濟實體早已將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作為國家層面的戰略和經濟快速發展的基準模式。所以,中國必須切實地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以引導產業技術自主創新為指導方針,在若干重要領域掌握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從而盡快演進到創新驅動型的國家經濟發展模式。
區域自主創新體系是國家自主創新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系統角度上,國家自主創新體系只有在其各區域性創新體系獲得巨大發展之后才可能真正得到提升完善,因此對于以行政區域劃分(各省、市、自治區)或者經濟聯合體劃分(長三角、珠三角、中原經濟區等)的各種區域創新體系進行深入的科學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作為國家級中原經濟區戰略的核心,河南省的長期目標是打造全國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綜合交通樞紐和物流中心、區域性的科技創新中心。所以,針對河南省區域特點以及區域創新體系現狀,本文就河南省在區域創新體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綜合嚴謹的分析,并提出了在新形勢、新環境下較為科學合理的對策,從而獲得區域科技資源和優勢資源的高效配置,促進區域產業結構的優化重組,并最終形成區域創新體系的核心競爭力。
2 河南省自主創新體系現狀分析
河南省經濟發展在全國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近幾年的GDP總量一直保持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第5位,在華中6省中GDP總量一直排名第1位。根據《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2011》[2]的分析數據可以看出,河南省的綜合區域自主創新的規模實力基本處于全國的中游水平(排名第17位)。該報告將區域創新能力指標分解為5類指標:①知識創造能力②知識獲取能力③企業創新能力④創新環境以及⑤創新績效。各類創新能力指標又可分解為實力類指標組和效率類指標組:實力類指標組包括了一個地區擁有的創新資源,如絕對的科技投入水平、科研人員規模、創新的產出水平、專利的數量、新產品的數量等等絕對數量的創新能力指標;而效率類指標組則包括了如單位科技人員產出的論文或專利數量、單位研發經費投入產生的論文和專利數量等等表示一個地區單位投入所產生成果的相對創新能力指標。河南省在上述5類創新能力的實力類指標組排名分別為第12、15、11、6、和10位,但在上述5類創新能力的效率類指標組排名則為第19、24、25、31、和24位,創新效率明顯滯后于創新實力。根據河南省自主創新能力的特征結構雷達圖(圖1),可以看出從綜合實力角度,河南省的各項創新實力能力差距不大,均大致處于全國中游區間上下浮動,其中創新環境綜合實力較高,而知識創造和知識獲取方面相對較差。然后,從綜合創新效率而言,河南省的創新能力指標均大幅下降到全國最低排名區間,其中創新環境的效率指標竟然列在全國31省市最后一名!與河南省較強的創新環境實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進一步選擇標桿省份廣東省(GDP排名第1名及綜合創新能力排名第2名)以及和河南具有較強省際經濟發展競爭關系的湖北省(GDP排名第10名及綜合創新能力排名第13名)進行橫向對比。可以發現,河南省的綜合創新實力和規模水平甚至部分超越湖北省,但綜合創新效率卻是全面的大幅落后,同標桿廣東省相比更是差距巨大。因此,我們可以據此推斷,河南省的自主創新能力同其經濟發展結構比較相似,那就是“總量較大,效率低下”(即所謂的“大而不強”)。因此,河南省非常有必要進行面向創新效率的制度性改革,從而改變目前這種需要花2元錢才能達到標桿省市1元錢就能達到的創新成果。
3 河南自主創新體系問題的解析
為了客觀地解析河南省創新體系深層次的內在問題,參考創新能力報告[2]的統計指標數據,從政府行為、高校與科研院所的學術行為、企業創新行為、產業結構以及產學研協同創新與技術產業化五個角度進行分析。
3.1 政府行為
政府財政支出總量雖然較大,但相對于河南省的GDP總量政府財政支出依然有所欠缺。更關鍵地,政府在研發投入上嚴重不足,和河南省GDP總量比例差距過大;且這種研發投入的不足并沒有減緩的趨勢。這說明在宏觀角度上,需要注意在增加政府財政支出的同時,要以更大的增幅加強政府在學術科研與技術研發的投入,不能僅僅以自身不同時期的前后投入對比作為研發投入的考量,更要考慮同時期與標桿省市或者同級別省市的橫向對比,從而為全省的創新體系的可持續發展奠定最基礎的財政投入。
3.2 高校與科研院所的學術行為
河南省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對于一般論文的發表較為重視,發表總量及個人平均發表數量均較大,但是主要集中在國內較低平均水平期刊或學術會議,而在更權威的國際水平的論文數量上則遠遠滯后,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國際水平論文相對于之前有所增加。這說明,省內高校及科研院所對于學術論文屬于“重量不重質”,數量很大,但高水平論文較少,研究內容缺乏創新性與引領性。另外一方面,從論文合作范圍的數據可以看出,省內高校與科研院所對于省內、國內合作較為重視,但是與國外的合作成果卻非常匱乏,從人均的角度排在了全國的倒數第一(與河北省山西省并列),甚至不如教育科研資源極度落后的、青海等地。這說明省內高校與科研院所在學術科研方面相對比較閉塞,缺乏國際前瞻性的眼光或者對于國際間合作不太重視;抑或,省內高校與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未與國際主流科研接軌,造成與世界科技界產生一定的學術領域隔閡。綜合而言,省內高校與科研院所在高水平國際論文以及與國際科研合作方面表現非常不理想,因此主管部門或管理層需要從這兩方面入手,有目的性地制定相應政策,提高相應的高水平論文或者國際合作項目申請的獎勵,同時盡量杜絕“假大空”之類的低水平科研成果或論文,提高有限科研資源的有效利用效率。
3.3 企業創新行為
河南省內規模以上企業研究開發資源(研發人員、研發經費以及研究中心)總量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優勢,但相對于企業總體的銷售收入,研發人員與研究中心數量較居中,但研發經費支出嚴重不足,企業用于技術改造的投入總量及比例均比較合理,但具有較高科技含量的新產品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銷售收入中總量及所占比例均偏低,說明河南省內企業產品創新動力不足,對產品創新所帶來附加值的追求缺乏激情。不過,研發經費支出、技術改造以及新產品銷售收入增長速度較為明顯,這對于河南省企業創新能力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潛力,目前的扶持政策方向大體合理。
3.4 產業結構
河南省的工業企業整體偏向于資源性產業,因此具有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和高科技產業產值在整體GDP中所占比重偏低,出口額在GDP中所占比重過低,在全國范圍內處在最落后集團。而這幾項指標,國內經濟實力與創新能力較強的如廣東省、江蘇省等均大幅高于河南省。資源性產業從能耗上也具有很大的效率劣勢,河南省單位GDP的能耗、電耗、工業污水與廢氣在中國均處于較落后地位,耗能較高。主要能耗單位可以通過技術改造、科技攻關從工藝角度提高用能效率,同時盡量配合中國十二五規劃的要求盡快實施已在歐美發達國家實施的能源管理體系。
3.5 產學研協同創新與技術產業化
河南省內高校和科研院所與企業在科研研發方面的合作程度處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說明產學研的協同創新并未達到系統的完善,需要進一步配合教育部的2011計劃實現更合理的企業、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的協同創新水平。在技術的產業化轉移上,技術交易總量中等,但基本上均屬于小規模技術項目的轉移,缺乏高端的先進技術。河南省企業和國內其他實體間技術轉移較為頻繁,但國家間的技術轉移及技術合作卻缺乏先進的國際技術。外商投資的利用水平也需要進一步提升。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以及外觀設計方面均在去全國處于中等水平,可以通過進一步的政策引導鼓勵含量更高、更具有實際應用價值的專利技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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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蔡雁嶺(1977-),男,博士,鄭州大學管理工程學院副教授,新興產業發展與策劃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創新管理、產品開發策略以及遠程醫療管理。
和本論文相關科研項目:
Abstract: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education is the main way to cultivate high-level professional talents with applied skil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 the full-time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education and proposed the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be helpful for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education.
關鍵詞: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問題;對策
Key words: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education;problems;countermeasures
中圖分類號:G6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36-0248-02
0 引言
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是研究生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專門人才的主要途徑。積極發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然要求,也是研究生教育服務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自2009年我國開始招收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開始,到如今已過了六個年頭,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的招生比例業已達到50%以上。然而,在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迅速發展的同時諸多問題也凸顯出來,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將決定著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良性發展。
1 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問題
1.1 發展不平衡
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不平衡的表現是在東部沿海地區以及中部地區專業學位研究生數量多,而西部地區數量則較少。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有失均衡,中東部地區發達城市較多,經濟發展較快,對人才的需求較大;而西部地區城市經濟發展相對較慢,對人才的需求也就小一些。因此高校在培養專業人才的時候,會結合地區的實際情況來控制數量和規模,以免造成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由于國家的政策支持以及人們的思想重視,中東部地區的教育比較發達,學校的數量較多;而西部地區由于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區位等各方面原因,在教育的發展上一直處于一個比較落后的狀態。兩者在教育發展上的差異也導致高校的分布出現了不均衡的現象。經濟的發展關鍵還是人才,人才的培養靠的就是教育。因此在西部大開發以及一系列扶持西部的政策下,我國應該著重加強西部地區對教育的投入,為西部地區的發展提供優質的人才資源。
1.2 生源質量較差
根據教育部門的調查統計結果,專業學位研究生的生源中大部分都是二本和三本院校的學生,甚至還存在不少跨專業的生源,很少有一本院校的學生。這些學生往往基礎知識較為薄弱,專業性較為欠缺,實踐能力較差。形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之一就是社會對專業學位研究生的認同度較低,絕大部分較為優秀的學生不會選擇就讀專業學位研究生。自我國開始招收研究生以來,學術學位研究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深入人心,得到了社會上的廣泛認同。雖然國家如今制定了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的教育戰略,但是幾十年形成的認同體系不是輕易就能改變的。專業學位研究生得不到認同還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培養成果并沒有達到社會和用人單位的預期。特別是單位發現專業學位研究生并沒有突出的實踐能力,而與學術學位研究生比,他們在基礎理論和創新能力上又存在一定的欠缺。因此,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過程仍需改進。
1.3 雙導師制未得到有效落實
專業學位最初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復合型、實踐型的人才,這就要求學校和教師在制定教學計劃的時候要更加務實。然而,受多年來實際教育情況的影響,多數教師往往還是采用學術學位教育的方式來培養專業學位的學生,很少涉及實踐層面的內容。為了有效的彌補這個缺陷,實現專業學位的培養目的,教育部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2013年共同《關于深入推進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的意見》,專業學位研究生實行校內外雙導師制,培養以職業需求為導向。雙導師制是指由校內導師和校外具有實踐經驗的導師共同來完成學生的教育和培養,從而實現專業學位的培養目標。但是,在實際的培養過程中,這一方式并沒有得到良好的落實。根據筆者的了解,校外導師往往只是“名存實亡”,很少參與到學生的教育和培養中,有些同學甚至到畢業都沒有與校外導師見過面。雙導師制的設置由于要求校外的一些比較成功的人士參與,而這些人往往又工作繁忙,因此實施起來有不小的難度,大部分學校對這項制度的落實都不夠理想。
1.4 學位論文質量不高
經過研究生期間的幾年的學習和生活,學生的基本知識、專業技能、研究能力可以說都會得到很大的提高,這是一個厚積而薄發的過程。而最能夠反應一個研究生學習成果的就是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寫作的目的是為了能夠讓專業學位研究生更好的掌握基礎知識并能夠靈活的運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去,提高其實踐能力。但是,根據全國教育碩士專家的統計數據:有三分之一的專業學位論文能夠聯系實際并進行創新,達到專業學位論文的要求;有三分之一的專業學位論文脫離實踐,過度的注重理論研究;還有三分之一的專業學位論文質量較差,離合格標準還有一定的差距。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專業學位論文達不到培養目標規定的標準。
近些年來,國家對專業研究生等高層次人才的教育愈發關注。雖然教育部門等相關部門加強了對專業學位論文的管理,但是由于并沒有合理有效的監督措施,學生專業學位論文的質量仍存在很多問題。很多學生的論文偏于理論,沒有創新,這與專業學位論文的要求相差甚遠。
2 解決問題的對策
2.1 加大重點扶持和政策傾斜力度,縮小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區域發展差距
在西部大開發、支援西部的戰略環境下,國家應該加大政策上的傾斜力度,針對西部地區弱點進行最有效的扶持,從而減小經濟以及區位的劣勢對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帶來的負面作用。一方面,政府部門應該著重加大對西部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急需的專業學位學科的投入,尤其是重點學科以及一些專業性學校的建設;另一方面,應該制定一些有關西部地區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優惠政策,從而能夠吸引優質的生源,并逐步的把政策優勢轉化為區域優勢。此外,國家應該鼓勵地區間的交流與合作,把東部優質的教育資源帶到西部來拉動西部地區的教育發展;同時,應該鼓勵走出國門考察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用先進的理論和技術武裝自己,進一步的縮小區域間教育發展的差距。
2.2 大力宣傳教育,吸引優秀生源
眾所周知,生源質量是保證一個學校教育質量的重要基礎,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也不例外。提高專業學位研究生的生源質量,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學校應該通過媒體以及校內宣傳讓更多的同學了解它,讓同學們知道專業學位是和學術學位相同層次的教育,同時學校應該積極的對專業學位畢業生進行就業指導,提高就業率。另一方面,政府管理部門在宣傳推廣的同時應該進行政策上的引導,為專業學位研究生提供優惠的政策以及就業上的幫助,以此來吸引優秀的生源。
2.3 落實雙導師制,保證培養實踐性
雖然政府已經出臺了雙導師制的相關措施,但是這一政策并沒有得到良好的落實。雙導師制最大的特點是吸收校外具有實踐經驗的人士參與到學生的教育和培養中來。但是,校外人士都有自己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他們不可能為了參與教育而放棄自己的生活,這就使得雙導師制無法得到較好的落實;另一方面,學校的圈子相對還是比較窄,這就使得學校接觸到的人員范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也是影響雙導師制良好落實的一個因素。
因此,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更好的落實雙導師制。政府應該充分的發揮自己的引導作用。一方面,積極的利用政策引導學校和企業的對接,行成校企固定合作,增大校外導師的來源。地方政府可以通過適當減免稅收的方式鼓勵企業有實踐經驗的人士走到校園里去給學生傳授經驗,加強校企之間的溝通和聯系;另一方面,企業派出人員去校園傳授經驗也能夠增大自己企業的影響力,并且能夠優先獲得學校培養出的優秀人才來補充和增強自己的力量。這樣,通過雙導師制的落實,學生獲得了更多的實踐經驗,企業也增強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雙贏的結果。
2.4 建立專業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
學位論文是最能夠反應一個研究生學習成果和綜合能力的載體,它是研究生學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因此,應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保障專業學位論文的質量。
首先,論文的選題要與生活實踐緊密結合。導師應該全程參與和指導學生論文從開題到答辯的整個過程,同時應根據學生所選擇的專業以及學生的就業目標有針對性的指導學生完成學位論文的寫作。論文的寫作和發表能夠有效的提高研究生的綜合能力,同時也為學位論文的寫作打下堅實的基礎;最后,導師、學校以及教育部門針對學位論文要嚴格把關。在論文的開題、中期以及答辯環節應聘請相關專家并至少有一名校外專家的參與。同時,應建立專業學位論文評價體系,淘汰不合格的論文,褒獎優秀的論文。實踐證明,只有通過嚴格的管理和競爭的選拔才能不斷的提高學生的研究和創造能力。
當前,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正處于發展的黃金時期。我們應該把握機遇,改善自我,提高管理和教育水平,積極的響應國家的政策和措施,保障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快速良好的發展。同時,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源源不斷的提供專業性人才,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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