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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金融管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分析
現代的企業為了求得自身的發展、盈利以及生存,必須要將自身金融管理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性進行明確,保證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能夠落實到實處,只有這樣,企業的財務信息才能夠從根本上起到自身的所具有的作用,能夠真正的提升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運用水平,實現企業自身的利潤最大化。本文中,筆者對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進行分析,以便能夠更好的為提升企業資金使用效率服務。
一、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提倡企業結合自身發展戰略進行金融管理
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主要是為了企業能夠實現自身的發展戰略和金融管理的目標而采取的一種整體行動的規劃理論,如果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理論沒有戰略意識,那么,一定會導致企業短期行為,使其很容易就偏離了正確方向和目標,最終使企業將自己在市場競爭過程中的優勢丟失,所以,要求企業在自身進行金融管理的過程中,不僅要對當前企業實際的狀況進行考慮,更加要對企業長期的發展戰略規劃充分的考慮,并且要求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理論的應用必須要圍繞著企業自身發展的戰略控制、實施以及制定實現,最終使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理論知識能夠起到對各個部門目標協調向企業的長期戰略目標靠攏重要的作用,只有把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知識應用定于在企業的發展戰略目標以上,才能夠使得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能夠體現出一個真正生命力。
二、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提倡落實自
伴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經濟事項自身所具有的復雜性就要求我國的企業自身必須要具有靈活多變的一種金融管理的決策,特別是對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理論的探索,大多數情況下我國的政府都是對企業的金融管理進行直接的干預,這樣就將企業自身的決策權削弱了,這樣不僅僅不能夠增強我國企業的靈活多變的適應能力,更加不能夠使其適應經濟快速發展這一個重要的要求,新財務準則將財政對于企業財務管理的方式進行了改革,在新財務準則這一個背景下,企業應該建立起一個財務決策回避的制度,對于企業的投資人員和經營人員個人和企業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能夠有一個財務決策事項來對其進行解決,相關的投資者和經營者都應該回避,對于某些具體的企業財務處理的方法,我國也規定了企業應該具有自主選擇這一項權力。
三、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提倡企業進行財務信息系統的建立
作為企業管理過程中重要的一個手段,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一種決策和預測基礎之上,并且圍繞企業自身的戰略目標,對于一定時期里面企業的資金能夠得到投放和取得各項收入、經營成果以及支出等等資金進行運作具體的措施之一,進行財務信息系統的構建要求我們能夠將計算機技術以及網絡技術進行充分的利用,這樣能夠對現代已有的財務模型來進行改造,用事件的驅動模式來將順序化處理的模式進行代替。我們能夠在計算機中儲存一些原始性的信息,信息的使用人員只要將自己所需要信息來按照使用的不同動機來分為不同若干的事件,并且為每一種事件來進行過程程序的設計,在決策人員需要某些信息的時候,主要根據不同的信息管理的要求,進行相應過程程序的驅動就能夠很好的為決策人員提供與之相對應的財務信息。
四、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提倡正確認識金融產業
縱觀過去的經濟發展歷史,我們的前人在進行商品交換和生產的過程中對金融的作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將資本主義會進入到金融資本時代中這一個結論進行了總結和探索,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后出現了第三次浪潮,這一次浪潮主要是將信息化也就是服務業作為代表的一次科技革命,這一個科技革命徹底把資本推向了頂峰,并且迎來了超預期發展,因此,人們開始對資本主義的新特點進行研究,人們不僅僅從生產方式入手進行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研究,而且還從交換方式變化入手對其進行了深入的挖掘,這說明了人們想要對資本主義進行重新認識。金融產業一直都是一把雙刃劍,通過資金的網絡化、市場化以及國際化將貨幣在全球流通的流量和速度進行了提升,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提倡我們對金融產業進行正確的認識,這樣能夠對盲目行為進行很好的避免。
五、結語
本文中,筆者主要從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提倡企業結合自身發展戰略進行金融管理、提倡落實自、提倡企業進行財務信息系統的建立以及提倡正確認識金融產業這四個方面對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進行了分析。
參考文獻:
一、16—18世紀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時期:商業資本控制工業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起主導作用
商業資本是指在流通領域內發生作用的職能資本,有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兩種形式。通常說的商業資本一般指專門從事商品買賣的商品經營資本,商業資本在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和市場的擴大,在城市行會制度的瓦解過程中,控制商業資本的包買主插手生產領域成為資本家,小生產者成為領取計件工資的雇傭工人,最后包買主將分散的小生產者集中起來就形成了手工工場。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處于初期階段,無力從根本上改造封建的生產關系,工業資本依附于商業資本,但卻適應了當時生產力的水平,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二、18世紀末—19世紀70年代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工業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占據主導地位
從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上半期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英、法、美、德等國先后進行了工業革命,機器生產日益取代了手工勞動,促進歷史向工業資本主義階段轉變,人類歷史由此進入了“蒸汽時代”。隨著工廠制度取代手工工場成為基本的生產和管理模式,工業資本在生產關系中取代商業資本居主導地位,它一方面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增強了資本主義的力量,從而促使資本主義最終戰勝封建主義,確立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日益把各國市場聯為一體,工業資產階級為了開拓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征服了世界上一大批國家和地區,使其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方殖民者不但破壞了當地社會的舊秩序,而且還按自己的意愿對當地社會進行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造,使其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組成部分,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
三、19世紀末—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形成時期: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次工業革命把人類從“蒸汽時代”推進到“電汽時代”,它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程度越來越高,一種新的經濟模式—— 壟斷應運而生。壟斷組織的出現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反過來它又促進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①它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產生的新工業部門,在廠房設備、技術要求和產品結構復雜化方面都對生產組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是過去的獨家企業難以滿足的,而且也沒有足夠的資金。作為超大企業的壟斷組織有力量組織這類生產,而且有足夠的資金購進先進的設備,聘請專職科研人員甚至建立科研機構,不斷提高生產力水平。②壟斷組織的形成體現了優勝劣汰、以先進改造落后的進步趨勢。壟斷組織是兼并的結果,而兼并本身就是設備先進、管理有方的企業吞掉和收購效益差的企業,兼并之后以先進改造落后,體現了優勝劣汰的趨向。③企業大了,不僅資金充足便于技術改造,而且要求管理相應規模化、制度化、科學化,企業管理作為一門科學誕生了。④超大企業更有能力和條件建立自己的信息網絡,快速捕捉市場信息,按需求調節生產,減少生產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
四、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早在19世紀就已產生,二戰后獲得了極大發展,形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體系。和私人壟斷資本相比,國家壟斷資本有以下特點:首先它突破私人壟斷資本的局限性,使生產技術改造以及勞動力再生產過程更加社會化,從而可在更大范圍內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私人壟斷資本的有限性以及它同現代化生產巨額投資的矛盾。二戰后西歐各國和日本為盡快振興國家經濟,避免因生產的無序而造成的經濟混亂,盡量協調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紛紛加強了國家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得到進一步發展。在美國為了發展投資巨大而收益較慢的高科技產業,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財力,同時還通過大量增加軍需和政府訂貨等方式,對國家經濟進行間接的宏觀調控。在此期間盡管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具體政策也有所差異,但各國政府都無一例外地加強了與壟斷資本的結合。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促成了五六十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
總之,生產關系的變革和調整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它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種局部調整,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是不管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如何調整,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及其制約的一系列矛盾,它不能包治資本主義的“百病”,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也不能從根本上消除。
在《資本論》中,生息資本的運動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職能資本增值過程,可見生息資本與職能資本應是緊密聯系的。然而,隨著各種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創新,以及現代銀行制度的不斷成熟,金融資本幾乎完全脫離了實際經濟,通過買空賣空的投機行為就可以迅速實現G-G’的價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桿性,資本回報率可以達到自身價值的數十倍至數百倍,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虛假財富急劇膨脹。
(二)新自由主義推波助瀾
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實際是為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正如西方學者約翰·B.福斯特所說,"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的復活,而是日益表現為全球規模的大資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產物。"[2]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聲稱要取消對金融的監管,使金融運作自由化,但在面對金融損失時,他們則拋開了"市場化"、"自由化"的原則,積極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機構,并社會化這些損失,而在金融泡沫擴大時期,則恢復了不干預政策,放任金融泡沫無限膨脹,使企業充分獲利;另一方面,"效率優先"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工人貧困化程度加深。對于這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級抵押貸款償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
一、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及發展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對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踐壓抑和刺激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經濟理論。而20世紀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凱恩斯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冷落的同時變得更加系統化。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的局面,新自由主義將其歸結為國家干預過度。此時,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美英等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地位。到了70-80年代,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國家由西方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至此,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性事件即為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召開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及拉美國家部分學術機構代表參加的會議,最終達成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從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學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張。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點:1.認為市場萬能,拋棄“公共產品”的理論。要讓市場機制充分地發揮作用,將一切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商品化,利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主張,解放私企,開放國際間自由流動。推行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的全面“私有化運動”。
2.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經濟,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反對政府國家干預,倡導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張私有化,放松管制。認為應該把公有資產給私人,給私人經濟活動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內在穩定性和最大優越性。放松國家對經濟的管制。主張減少一切形式的、可能會危及企業利潤率的政府行為。
4.主張削減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國家”功能。
在削減政府作用的名義下,放棄對鐵路、橋梁、供水系統的維護。
三、新自由主義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
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經濟危機。從實踐上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強制推行,產生了經濟增長遲緩,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等消極后果。
(一)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里根政府的上臺,美國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經濟綱領,進行新經濟改革,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重要踐行者。反映在經濟政策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市場化,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自由化,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張全面的私有制。
這段時間新自由主義雖然給美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也產生了許多消極后果。比如減少公共開支使得社會購買力降低,導致總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危機—27—貨膨脹的危機,美國經濟學家大衛.M.科茨也從GDP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兩方面證明,新自由主義政策阻礙了經濟增長;其導致的泡沫經濟使資本主義經濟面臨了新的危機;加劇了西方社會結構的兩極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當前這次危機是整個近30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延續。近30年來,無論是拉美各國的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都不過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很多拉美國家在“華盛頓共識”精神的指導下,已經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是拉美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義模式雖然為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也給拉美地區帶來了不少經濟問題,新自由主義模式通過把拉美地區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經濟,使拉美各國更加依賴于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經濟地位變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國經濟相對國際金融繁多的變化也顯得更為脆弱。拉美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雖然獲得了經濟增長,但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民眾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會保障也在不斷削減,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義并不能解決拉美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雖然緩和了危機,但不能消除危機,甚至積累了矛盾,釀成了更大的危機。總體看來,社會福利機會的不平等性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四、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流入中國并傳播開來,在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爭論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揚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客觀地學習外來的理論與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鑒新自由主義。
在全球新自由主義一度嚴重泛濫的大形勢下,世界各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國也不例外。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僅從經濟角度加以論述。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干預,對我國加速對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轉變了政府職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總的來說,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傳播給我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張使得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短時間內近90%的中小國有企業實現了事實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經濟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見的手”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最基礎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自由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造成了我國嚴重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市場可以推動消費和創造財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
再次,新自由主義排斥政府干預和計劃,主張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國學者認為我國的宏觀調控干預過多,認為應該僅實行財政和金融手段,放棄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這對于我國現在的發展狀況是不利的。雖然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政府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賴外資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國為了適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實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競爭。
五、其他國家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從2006年春開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逐漸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毫無疑問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思潮和理論已經逐漸在我國傳播開來,我國應從其他國家的實踐來吸收經驗教訓,防止新自由主義的悲劇在我國上演。
第一,要正確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用以推動全球自由化進程的工具,它是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的。它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主張私有化,既不適應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也不適合我國當前的國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分配不均勻。從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及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發展情況來看,它加劇了兩極分化的現象。我國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制度,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樣才能達到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的經濟目標。
第三,應發揮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建立宏觀調控體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而且市場還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應當謀求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戰略。同時要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防止對外資的過度依賴。
第四,應當根據國情,逐漸適應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數字化的潮流。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同時,實行獨立自主的發展經濟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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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后危機時代 金融危機 列寧
美國的金融危機而引發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是進入21世紀以來最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目前雖然經濟危機的勢頭已不如當初,經過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和央行前所未有的干預,全球經濟已步入“后危機時代”,而后危機的時代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經濟呈現復蘇的狀態,但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衰退仍在困擾著全球。這次“后危機時代”現象的深入剖析與金融危機后資本主義國家的出路與前景的探討中運用立場、觀點與方法,特別是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的思想來科學的認識這次“后危機時代”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與出路是很有研究價值與意義的。
一、對國際經濟危機的回望與“后危機時代”的探析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緣起于金融市場,而從07年開始蔓延開來的美國的次貸危機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進入2008年9月以來,美國的次貸危機驟然惡化,美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機構紛紛瀕臨破產的邊緣。面對市場的急劇的動蕩和恐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紛紛出手救援金融危機維護市場的穩定。當然這次由美國華爾街的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并不僅僅是發生在頭號資本主義大國的一場市場經濟動蕩,由美國的金融危機的災難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普及,迅速在全球范圍內蔓延開來。歐洲一些小國經濟和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也先后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出現了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動蕩。
至此,美國次貸危機已經變為一場自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但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出臺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自2009年二季度以來,全球經濟信心已經慢慢地恢復,工業的實際產出也開始逐步回暖,消費者信心震蕩回升,經濟增長的預期也開始上調,全球經濟也開始逐步渡過金融危機的恐慌而進入了“后危機時代”。但“后危機時代”中固有的危機只是暫時的蟄伏,危機并沒有消除。迄今為止,盡管目前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已經和早期的資本主義市場有了許多的變化與區別,但是資本主義還是沒有從根本上擺脫經濟周期和危機。二戰后以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并沒有超越列寧時代開啟并初步形成的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框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經濟危機也常常帶有全球化的性質,其經濟危機的傳導的速度、規模、范圍和程度也往往帶有全球化的特點。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在“后危機時代”中必須對這場經濟危機進行大反思,并作出一定的變革。
二、以列寧思想為視角分析當今資本主義國家的“后危機時代”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信息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新階段,自由市場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進一步加劇,導致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即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不僅沒有緩和,相反卻進一步深化了。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再一次印證了關于資本主義世界的科學認識的真理性。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類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變化,列寧根據時代的新變化,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著作中列寧對于當代帝國主義與經濟危機的認識,對于認清資本主義國家的“后危機時代”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金融資本全球化與經濟危機
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決定了資本追求利益通常是不擇手段的。金融資本作為資本的最高形式,同樣具有資本的貪婪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就指出了在金融資本是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當今社會自由主義的思潮也使資本主義世界開始放松國家的管制,促進了金融資本的全球化。列寧曾說過,金融資本的世界統治和國際盤剝向來是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征。金融的自由化開始催生了各種的金融衍生工具,這些衍生工具的產生既降低了金融資本的跨國流動的成本,同時也賦予了金融資本的虛擬性,加重了金融資本的投機性。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是對私利最大化的追求,以此保障資本最大限度的獲取利潤。總的來說,金融資本的全球化的發展的負面影響是引發這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二)、壟斷統治與經濟危機
列寧在書中深刻地分析了經濟危機和壟斷統治之間的辯證關系。他認為,經濟危機加深了壟斷化的過程,但是壟斷統治不斷不能徹底地消除危機,反而使經濟危機更加嚴重。在現今社會帝國主義的壟斷組織已經發展到更為強大,金融寡頭也由原先的傳統銀行轉變為“投資銀行”。他們已經不但與傳統的銀行資本合作,還與強大的產業資本合作,這種合作已經不是簡單的合作,這是可以通過各種金融的衍生品來控制傳統的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金融寡頭們并不滿足現狀,他們還發明了各種金融工具與杠桿工具,撬動全球資本,使得自己能牢牢抓住全球資源,他們不但能使某個企業破產,甚至能使某個國家破產。因此,此次經濟危機的爆發并非偶然,它是美國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日益加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結果。
(三)、制度危機與金融危機
這次全球的金融危機直接原因是美國的次貸危機,深層原因是受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其金融市場的監管的不足。但用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來解讀當前危機的根源,便會找到它的制度根源,這是金融全球化下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危機時資本主義制度無法痊愈的頑疾,壟斷雖然促進了生產的社會化,但并未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這促使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也開始越來越尖銳。當前社會生產力的高度全球化和社會化與美國國際金融高度壟斷于華爾街一小部分金融寡頭手中的矛盾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基本矛盾的表現,這表現為世界創造的財富很多并且高度集中與財富兩極分化不斷加劇的矛盾。從根本上說這場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所演變而成的反映。這場危機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并沒有消除,并且以更加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了。
三、對“后危機時代”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出路的探討
對于“后危機時代”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出路探討,必須要清新的認識這次金融危機還不是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的總危機。這是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方面還占有相當的優勢,另一方面,廣大發展中的國家還處在不斷發展的階段,各方面還處于弱勢地位。資本主義國家在“后危機時代”中一定還會有新變化與新發展。對于資本主義國家出路與發展趨勢,筆者認為,第一種可能是美國式資本主義模式經過調整和“改革創新”,獲得新的生機和動力。通過列寧思想的視角,美帝國主義為了轉移經濟危機的矛盾,一定會通過對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的反作用的刺激來達到恢復經濟的目的。由此,美國的經濟有新的反彈的話,美國的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將在世界范圍內得到鞏固與加強。其余資本主義國家將繼續“美國模式”,成為美國霸權的附庸者。第二種可能,如果世界其他大國在經濟危機中,將危機轉變為契機,美國的經濟危機不斷加深,“美國模式”與美國霸權主義將會得到根本上的動搖,世界經濟新格局與全球政治格局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多極化會成為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在“后危機時代”中,將大大加劇多極化的進程,資本主義國家講迎來自己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總的來說,認清當前金融危機的實質和原因,必須聯系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在看來,日益加劇的經濟危機正是資本主義日趨走向滅亡的標志,同時“后危機時代”傳遞出這次金融危機開始沖擊著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深刻反思各自的發展模式,對自己的發展尋找新的出路。因此,我們必須把基本原理和當今時展變化與國際國內最新實際相結合,運用列寧偉大思想為視角,來思考這次金融危機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將會做出的反思與調整。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防患于未然,進一步堅定對我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以及世界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參考文獻:
[1]田春生,郝宇彪.國際金融危機:理論與現實的警示[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第一,《政治經濟學》教材無需再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社會主義部分,可以用上下冊代替,上冊可定名為經濟原理,下冊可定名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為什么不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而用經濟原理代替呢?首先是因為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并不僅限于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馬克思從18刁刁年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用了相年的時間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創立了自己的經濟學說,《資本論》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的百科全書。馬克思在研究的過程中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了研究。但是,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物資資料生產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生產關系總是和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系的。
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規律,如果我們作一些具體分析的話,可以說其中包含著三個層次的問題:一是研究了資本主義制度,揭示了資本主義的本質;二是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同時也就研究了商品經濟運動的規律;三是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越來越社會化,資本主義生產同時也是社會化大生產,所以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規律的同時,也就研究了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經濟規律。當然,這后兩個方面的問題,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的。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闡述的問題,絕不能僅看作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如果將其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易于忽視其對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分析所得出的規律.易于使人們誤認為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專門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從而把兩個社會的經濟問題完全對立起來,似乎資本主義的東西對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可借鑒的地方。其實,不僅馬克思所闡述的商品貨幣的一般規律和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指導作用,就連他所建立的“資本和剩余價值”、“資本積累”等理論,對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些經濟現象也是有意義的。其次,正因為資本主義本身也是在發展的,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成壟斷資本主義,并由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發展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同政治經濟學誕生時相比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同列寧形成帝國主義理論的時代背景也大相徑庭。如果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則易于使人產生“過時論”的看法。學習政治經濟學就是要掌握它的基本理論,運用馬克想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分析變化了的客觀實際。
為什么不定名為社會主義部分,而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代替呢?這是因為,政治經濟學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規律的同時,也分析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征和規律,但只是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是一種科學的預見。‘現在社會主義已從理論變成了現實。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寶貴的經驗,也存在著不少值得認真總結的歷史經驗,這說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還需要很好地探索。同時,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的.而現實的社會主義都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的國家中建立起來的,按照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來建設社會主義,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這并不是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正確,而是因為具體條件不具備。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的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走自己的路,探索在我國特定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的新路子。
黨的以來,我們黨堅持了這一點,已逐步形成和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使我們對社會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認識得到了擴展和深化,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對某些原則、某些本本的教條式理解上,不能用傳統體制模式來解釋社會主義,不能用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來看待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而必須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體現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精神。另外,我們也應該看到,社會主義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僅不同社會主義國家會表現某些特殊性,就是同一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在不同的階段也會有某些差別,我們把著眼點放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有助于我們在理論聯系實際上下功夫,有助于從我國的實際出發來探索社會主義的規律性。
第二,在內容上,在研究基本經濟制度的同時,更應注意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在過去的教材中,可以說著眼點放在對基本經濟制度的研究上,特別是社會主義部分更加明顯。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不長,其本身的規律性還暴露得不充分,必然會影響人們在理論上的認識和理解,再加之過去基本上是按照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進行闡述,以至于顯得蒼白無力,只是幾條干巴巴的規律,而且與現實中的一些問題又不一致,使人感到理論脫離實際,學而無用。這是否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關呢?譬如有人認為這與傳統教科書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定為“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有關。我認為這不是研究對象本身的問題,而是人們對它的理解問題。
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本身就包含著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生產關系的質的分析,也就是基本經濟制度問題,這包括不同生產關系的本質區別,它的產生、發展的規律。其二,生產關系總是和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系的,而且又總是采取一定的具體形式,這種具體形式就是現在所說的經濟體制。它既從屬于生產關系的性質,也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關,在同樣性質的生產關系條件下,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經濟體制。因此,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生產關系的同時,必須研究它在不同時期的具體形式即經濟體制。其三,生產關系的發展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現的,而經濟的發展又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下進行的,因此,研究生產關系發展的規律就離不開對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其中包括微觀經濟的運行,也包括宏觀經濟的調控。
過去長期以來,我們對生產關系的概念理解得過于狹窄和抽象,對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內容,只注意到其對于經濟制度分析的一面,因而在對其發展規律的研究方面,也僅限于本質的分析,忽視了其他方面,特別是在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中尤為突出。這是不利于對理論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促進經濟發展的。后來,隨著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的深化,特別是我黨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以后,總結了各國經濟發展的狀況,對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問題,逐步有了認識,在政治經濟學的教材中逐漸增加了這方面的內容。現在,人們對這方面的認識深刻得多了,在理論上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所以在重新編寫《政治經濟學》教材時應增加上述后兩個方面的內容。這樣,無論是在上冊對經濟理論的闡述,還是在下冊中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中,都應包括這三個層次方面的內容。
論文摘要:隨著信息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發展中國家宏觀調控和政府干預的強化成為必然。國家干預的加強除了減少社會交易費用和克服市場缺陷以外,壓縮、減少負價值也是一個重要的目標。由于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相對信息能力較大,因此可以而且應該選擇較多的政府干預。政府干預可以使個體弱勢轉變為集體優勢,以應對發達國家的卜體優勢。就干預的可行性來說,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在制造比較優勢方面.發展中國家也具有比較優勢。
有關國家干預的理論和實踐始于1930年代,但宏觀調控理論的真正發展和國家干預的普遍實施則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有趣的是,從整個國家干預的實踐來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普遍多于發達國家,而且其干預的強度也要大于發達國家,也就是說,落后國家存在著干預偏好的問題。本文擬從政府干預強化的一般趨勢、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的特殊性、歷史上后進國家的政府干預等三個方面探討落后國家的干預偏好。
一、政府千預強化的一般趨勢
經濟學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普遍主張更小的政府、更少的干預、更低的稅收、更少的公共開支,但這基本是不可能的。如果將這句話改成盡量小的政府、盡量少的干預、盡量低的稅收、盡量少的公共開支,那也許是正確的,因為這里有個成本收益問題。所謂小政府,也只是一個理想化的概念,或者說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因為在實踐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公共服務需求的種類、數量和質量也在不斷增加和提高,公共服務機構,也就是政府,一直都在膨脹著,而公共收支的加速增長就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戰后的歷史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開支的歷史足以表明,政府越來越大,稅收越來越多,公共開支也越來越多。當然,這是一個歷史總趨勢,并不排除在某一時期存在相反的情況。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主張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預,這一主張有悖于歷史和現實。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依次遞進的三個階段,它反映著這樣一種事實: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資本主義一系列的矛盾激化,如生產會化的發展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矛盾,資本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矛盾,資本有限投資能力與巨大投資需求之間的矛盾,經濟全球化與國家調控范圍有限的矛盾,等等,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斷進行著適應性的調整,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國家宏觀調控的加強,是必要的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概略地說,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界,資本主義有舊式資本主義與新式資本主義之分,戰前為自由資本主義(實際上,兩戰之間已經是私人壟斷資本主義),戰后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反對一切形式國家干預的主張,就其本質而言,只不過是對斯密放任自流教條的回歸,對舊式資本主義體制的回歸。但顯而易見的是,新自由主義不僅不符合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更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
從好的方面說,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所謂“轉型”國家,依照新自由主義的處方,或依據補課論,按照舊式資本主義模式進行改革和運行,在最好的情況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至少也有三、四十年(因為自由資本主義是19世紀的事情,而兩戰之間是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凱恩斯主義是1930年代之后開始的)。他們雖然存在后發優勢,但這種所謂的優勢至多也只能是二流甚或三流優勢,因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先進技術的壟斷與封鎖使得發展中國家即使存在后發優勢,也難與發達國家并駕齊驅。
因此,即使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我們要借鑒的也絕不是舊式資本主義的做法,絕不是新自由主義期望的做法,而是新式資本主義的做法,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做法,也就是在借助市場機制、市場力量的同時,強化國家干預。有人認為,隨著1980年代初發達國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特別是滯脹危機之后,凱恩斯主義衰落,現代貨幣學派、供應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繁忙興旺,國家干預弱化了。可事實并非如此。私有化并不完全是我們所理解的,許多大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只不過是將少量股票出讓給私人,國家仍然是絕對的大股東和控股者:凱恩斯主義也并未從宏觀經濟舞臺上消失,國家只是將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結合起來。國家干預的工具和內容十分廣泛,國有企業僅僅是其表現之一,就算是彼私有化等于此私有化,那也得不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干預退縮的結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源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面對科學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水平提高而不得不做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局部調整;而且,隨著戰后國際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跨國公司實力的世界性膨脹、國際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出現,經濟活動超越了國界,跨越了一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范圍。對此,萊斯特·瑟羅也認為,“全球性經濟造成了國家的政治機構及國家的經濟控制政策與必須控制的國際經濟力量之間的根本性分離。全球性經濟創造出了一個不再是由國家政策主導經濟力量的世界,而是一個由超越國家的地緣經濟力量主導國家經濟政策的世界。國際化的發展使得國家政府失去了許多傳統的經濟控制手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必須繼續做出調整,以適應這一新的形勢。除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收人分配政策等宏觀領域傳統調控工具的不斷完善和更加嫻熟的運用以外,1970年代末那些在二戰后大力鼓吹貿易自由化的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卻實行了新貿易保護主義,同時,還出現了適應要素國際流動的宏觀調控的國際工具—國際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七國首腦會議,等等,這些又被稱為國際經濟協調。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系,國際協調、聯合干預還與公司跨國并購活動有關。1980年代中期以來,大規模的公司跨國并購活動是建立在專業化基礎之上的、以世界為舞臺、在世界范圍內進行。一方面,同一公司可以看作是由多國組成的,由于失去了國籍,又可稱之為世界公司(這與跨國公司有很大的區別,因為后者是有國籍的,是某一個國家的公司在其他國家設立的子公司);另一方面,這種專業化的分工實際上是水平分工,是零部件之間的分工,各國之間的分工為各世界公司之間以及世界公司各子公司之間的分工所代替。在這種情況下,各國政府要想單獨干預這些沒有國籍的公司顯然是無能為力的,因而,國際協調、聯合干預就成為必然,而且比跨國公司時代更加必要。此外,WTO成立以后,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濫用保護條款,這也是典型的國家干預,是借助國際經濟組織進行的國家干預。
考慮到貿易乘數效應,國家借助國際經濟組織這一工具進行宏觀調控,其作用與意義遠勝于國有企業的存在,這是國家干預強化的重要表現之一。當然,在發達國家,并不是在所有領域、所有方面國家干預都在加強,但總體上,國家干預處于不斷強化的趨勢。
二、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的特殊性
既然國家干預的強化是一般趨勢,發展中國家自然也不例外,不僅如此,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還有其特殊性。在取得政治獨立之后,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是明顯的,這不僅表現在國際經濟關系方面,也表現在國內經濟方面。在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發展中國家都大量地建立國有企業,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長官意志,處處體現著國家干預的影子。
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現象普遍地、長期地存在,雖然我們不一定同意黑格爾“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論點,但全球發展中國家有100多個,為什么不約而同地做著相同的事情且樂此不疲?這至少說明國家干預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陳東琪先生在《財貿經濟》1999年第6期《現代市場經濟為什么需要政府》一文中有一節討論發展中國家政府作用的定位問題,這一討論很有意義,我們照錄如下:
在中國,對這個問題的較早討論是樊綱教授發表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作用的足位”一文。樊綱注意到,發畏中國家的政府是否應該或者能夠比一般意義上的政府,特別是比發達國家的政府,在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過程中‘多發揮一塊”作用,關鍵要看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是否擁有“多一塊”信息或知識,而一切關于東亞國家“集體行為”或政府作用的爭論,都是假足政府可以在體制轉型、在發畏戰略上集中各種知識和信息,然后制足出相應的政策,利用政府(通過政府)的特殊權力加以貫徹,使體制轉型和經濟發展的速度更快一些。實際上,這個假定的真實性存在一些問題,從“多一塊知識”推論出“多一塊作用”的觀點要大打折扣,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所具有的知識、信息和政策操作技術的優勢相對要少一些,所以“集體行為”或政府的直接領導與干預的作用要小一些,而由市場選擇的領域卻很大。當然,從信息量的大小來確定政府千預程度的大小,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全部,因為發展中國家要解決與發達國家的差別,不僅要處理“如何加速”(包括發展速度、結構調整和制度轉換等)的問題,而且要考慮在同發達國家竟爭時存在的因先天不足而帶來的“不平等競爭”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讓市場自發演進,勢必支付更長的時間代價。但是,在加進政府作用后,演進的時間可以縮短,代價可以減少。
所以,從目的論角度出發,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多一些政府作用”是可以接受的。隨著轉型期的結束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干預的“多一塊作用”應當逐漸消失。這樣,從制度和發展角度來理解的關于政府的“特殊作用”就會消失,剩下的是“一般作用”了。
我們同意陳東琪先生的觀點,但對于樊綱教授關于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多一塊作用”取決于“多一塊知識”的觀點則認為很有討論的必要。
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程度取決于政府掌握的信息量和知識量。這種觀點,放在一國之內考察也許是正確的,但若放到國際范圍內考察卻不盡然。與發達國家的政府相比較,發展中國家政府所擁有的信息量和知識量肯定要少一些,但這并不說明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干預就應該少于發達國家,或者說,各國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強度并不取決于他們所擁有的信息和知識的絕對數量。
由于歷史的原因,發展中國家文化教育事業相對落后,就平均水平而言,國民素質明顯低于發達國家,但也應該承認,發展中國家出眾的人才也很多。問題在于,發展中國家國民之間的素質差距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國民之間的素質差距。這種差距在我們分析發展中國家政府定位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為闡述方便,我們將素質等同于信息能力,而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獲取和擁有能力、對信息的價值判斷能力、依據信息作出決策的能力、最終的決策實施能力。在發達國家,個人的信息能力與政府的信息能力之間的差距要小于發展中國家,即發展中國家政府相對于其個人的信能力(可稱為相對信息能力)要大于發達國家政府相對于其個人的信息能力,可用公式表述如下:發展中國家政府的信息能力發展中國家個人的信息能力發達國家政府的信息能力發達國家個人的信息能力小。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就信息能力而言,在發達國家,政府與個人的關系就像大人與大人之間的關系,而在發展中國家,政府與個人的關系像大人與小孩之間的關系。由于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相對信息能力大于發達國家政府的相對信息能力,因此,發展中國家可以而且應該選擇較多的政府干預,而發達國家則應該較多地利用市場機制。
需要指出的是,相對信息能力大的政府干預并不是只能相對地多,而是可以絕對地多,這正如在X產品上A國具有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優勢一樣,A國可以選擇X產品進行專業化生產,而不是只能較多地生產X產品。
我們知道,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基本特征。這種特征不僅表現在產業結構方面,也表現在地區發展方面;不僅表現在經濟增長方面,也表現在經濟利益的分配方面;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方面,也表現在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生態環境、信息的獲取等等方面。要解決二元結構問題,既需要發展經濟,更需要政府干預。信息方面的二元結構只是眾多二元結構中的一種,但它既是其它二元結構存在的原因之一,同時又是其存在所導致的一個結果。信息方面的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信息分布嚴重不均衡的表現,這種不均衡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信息分布的不均衡二正是這種嚴重的非均衡,使得發展中國家政府具備了在信息領域的相對優勢,不是發展中國家政府所掌握的信息數量絕對地多于發達國家政府,而是相對地多于發達國家的政府;也就是說,與下級政府相比較,與老百姓相比較,發展中國家政府所握有的相對信息、量多于發達國家政府,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相對信息能力大于發達國家政府的相對信J白、能力。政府干預的廣度與強度不取決于絕對信息量,而取決于相對信息量,不取決于絕對信息能力,而取決于相對信息能力。
比較優勢源于二元結構,而后者源于不平衡的發展。但二元結構并非源于一般意義上的不平衡發展,而是源于嚴重阻礙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發展,它是發展中國家特有的經濟現象二發達國家也有不平衡發展的問題,但不是二元結構問題,實際上也不存在二元結構問題。因而,從公正公平這個角度來講,發達國家更多的是面臨利用比較優勢的問題,而發展中國家更多的是面臨利用政府干預的問題。自1970年代滯漲危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實行新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強化政府于預,實際上是既想從比較優勢上獲益(經濟利益)也想從比較劣勢上獲益(減少失業),既想獲取近期利益也想獲取遠期利益(如斯蒂格里茨的貿易戰略管理理論),這是經濟霸權主義的表現。
在自由貿易、自由競爭條件下,發展中國家很少有企業能在與西方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勝出并生存下去;同樣真實的是,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的條件下,西方國家很少有跨國公司能在與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競爭中戰而勝之。這是政府于預的比較優勢,是相對于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優勢。李斯特依據生產力發展水平精心設計出一個社會發展階段論,認為只有處于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之間才能實行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落后國家實施干預就是以一臂之力幫助自己的企業成長,使其逐步具備先進國家企業的實力,這恰恰是一種公平的做法:
由于歷史累積因素的作用,與發達國家的公司特別是跨國公司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在經營規模、經濟實力和技術實力上要小得多,經營管理水平、分工的深度以及銷售網絡欠缺很多,因而,就單個公司企業而言,發展中國家的公司企業一般是無法與發達國家的大公司競爭的。但是,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如果能以政府為經濟后盾,就完全有可能與之競爭,而這一點正是發達國家懼怕的,這是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化的重要原因,也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普遍加大干預力度的重要原因。現實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跨國公司雖然在客觀上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積極的一面,但在本質上畢竟是為其自身利益服務的,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存在著損害的一面。
政府干預可以使個體弱勢變為集體優勢,以應對發達國家的個體優勢。在世界市場上,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與發達國家企業之間的競爭是一種不對稱的競爭,后者的實力遠遠大于前者,這是不公平的競爭,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就很難在這場競爭中生存。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其實質就是在世界市場上以不對稱反擊不對稱,而真正的公平只有在這種反復的較量中才可能實現。
三、發展中國家政府千預的可能性
信息成本包括信息的搜尋、集中、加工、決策等全部過程的費用。從分工的角度分析,分工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利于創新。信息的集中搜尋、加工、決策符合專業化分工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效率,加之信息技術的加速發展,使得一國個人決策的信息成本總和必然大于政府集中決策的信息成本,而且隨著信息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將越來越大,這就不僅使國家宏觀調控和政府干預成為必然,也使國家宏觀調控和政府干預的強化成為必然。跨國公司的市場內部化表明,國家宏觀調控和政府干預強化不僅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可行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沿用西方經濟學中的那一套,特別是沿用新自由主義那一套,就很難行得通了;現在更重視結構,更重視網絡,更重視制度框架,而這與上述變化有關。
國家干預并不否定市場的作用,事實上,在科學技術目前的發展水平下,國家干預還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但戰后的情況表明,市場機制的作用范圍在不斷萎縮,國家干預的范圍在不斷擴大,這一方面是由于信息搜尋和信息處理技術有了巨大進步,其產生的費用不斷下降,另一方面,價格機制的自發傳遞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需要以時間為代價,這中間有個機會成本間題,即時間是負價值。陳東琪先生正確地指出,在解決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時,發展中國家不僅要考慮如何加速的問題,還要考慮不平等競爭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讓市場自發演進,勢必要花費更長的時間。但是,在加進政府的作用后,演進的時間可以縮短,代價可以減少。可以認為,陳東琪先生所說的時間代價,實際上就是因時間而產生的負價值。任何浪費時間的行為都會產生一個負價值。因此,國家干預的加強除了減少社會交易費用和克服市場缺陷以外,壓縮、減少負價值也是一個重要的目標。
一 它的根本原因
資本的存在和擴張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增值,為了實現增值不折手段是資本殘忍和血腥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構成了資本運動的全部和原始的動力。從資本主義誕生到今天走過了近五百年的時間,五百年來,資本主義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經過了原始積累、自由競爭,壟斷、國家壟斷的歷史過程,伴隨著這一過程,資本主義勢力稱雄世界,資本主義集團內部通過激烈的競爭,不斷分化和組合,形成了規模宏大、實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礦產、糧食世界性壟斷集團,在與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長期博弈中,最終獲勝,獲得了貨幣發行權,資本主義步入國家壟斷階段,國際資本應運而生,資本主義政權最終成為國際資本的附庸,國際資本通過手中掌握的海量資本,完成了對世界經濟的全方位掌控,其實現增值的手段變得隨心所欲,花樣翻新,不斷通過制造經濟波動,劫掠世界財富。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性的經濟波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近年來發生的頻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雖然導致經濟波動的原因不盡相同,但是,結局卻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值得我們認真地分析和研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進入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資本的形態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的同時,其實現增值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資本已經對通過傳統手段掠奪財富,實現增值變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資本頻繁攪動世界經濟,實現一夜暴富,瘋狂地掠奪世界財富,掠奪的手段變得更加隱蔽和富于欺騙性二戰后在頻繁發生的石油危機、金融危機、糧食危機、局部戰爭危機的背后我們總能看到資本的影子,資本在這些危機的背后鬼魅魍魎,若隱若現,事實上我們應該知道:它___一國際資本才是這些危機的真正罪魁禍首!但哭得最傷心的卻往往是最大的贏家,每次經濟危機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危機的根本原因,也許能加深對危機的認識和把握,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防微杜漸,減少損失。
二 金融危機成為世界經濟波動常態
金融經濟國際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進一步發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趨勢。盡管幾次金融風暴的沖擊使金融經濟國際化受到異議,但是,隨著經濟壘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金融經濟國際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已成共識。金融國際化使得國際資本輕而易舉敲開了世界各個國家的大門,表面上表現為壘球經濟一體化以及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合理高效流動,但本質上我們可以看到金融的國際化進一步加深了國際資本對世界經濟的全方位控制,為國際資本攪動世界經濟創造了條件和機會,國際資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適的時機和機會來制造增值的機會。基于國際資本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控制地位,技術壟斷、資源壟斷、規則壟斷、金融國家化使得國際資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機成為世界經濟中的經常發生的現象,金融危機的常態化使得世界經濟陷入經靜性的波動中。
三 當代的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經濟危機
經濟分析法學最根本的核心是效益最大化
經濟分析法學的最基本特征是將經濟學的看法運用于分析
經濟分析法學的與我國的實踐還有一定的差距
經濟分析法學是繼法學、分析法學、社會法學三足鼎立之后有廣泛社會的第四大法學流派,其最響亮的口號是效益最大化。在傳統觀念中,人們普遍認為,法學所要解決的基本是“公平”和“正義”問題,或者說是“合法性”問題,即法律所面臨的是如何在社會成員中合理合情地分配權利和義務問題;而經濟學所要解決的是“經濟效益”問題,即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財富。由于兩個學科各自獨立的領域,所以一直無人將法學與經濟學聯系起來,但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反復爆發,使得國家和法律越來越多地直接參與到資源和產品的分配和配置中去,而經濟活動在進行過程中又需要依靠法律的強制力來維護其所需要的市場經濟大環境,因此便產生了經濟分析法學。
美國經濟學家R·科斯(Ronald·Coase)提出的成本是經濟分析法學中的理論基礎和前提,被稱為“科斯定理”。其主要含義是:在一個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無論如何選擇法規、配置權利和資源,只要交易自由,總會產生最有效率的結果;而在現實交易成本存在的條件下,能使交易成本效應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適當的法律。就是說,在理想狀態下,無論是個人還是合作行為,其交易成本都為零,則不管法律的權利義務如何配置,社會資源都會向最大效益方向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