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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裝在漁簍里的鷸和蚌還在爭吵，鷸說：“你這個該死的東西，為什么要夾我的嘴？害得我被捉進來？”蚌聽了，生氣地說：“你這個貪吃的東西，要不是你啄我，我會夾你嗎？你還有臉來說我，你的臉皮可真厚呀！”
過了一會兒，漁翁到了家，他把漁簍放進了廚房，心想：“今天我可真幸運，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一只鷸和一只蚌。可是蚌的殼堅硬無比，我得先磨刀。”于是，漁翁開始磨刀。鷸和蚌聽到了磨刀聲，也不理會，繼續爭吵，甚至罵了起來。
這時，漁翁磨好刀，走進廚房，見它們倆還在吵駕，便喜笑顏開地說：“從今以后你們再也不用爭吵了。”說完，就把它們全給殺了，煮熟了，美美地吃了一頓。
【關鍵詞】 高效課堂 有效練筆
“教師怕教作文，學生怕寫作文”，這是以往我在小學作文教學中感到最頭疼的問題。其他語文教師也抱怨自己的學生處于被動狀態，語言積累不足，從而造成言之無物，寫作時無話可說，結果往往會敷衍了事。而此時，“生本課堂，教學高效”這個充滿挑戰的實踐活動開始實施，學生傾訴表達的舞臺產生了，學生在這個平臺上能夠與文本充分對話，對話的實效性已超越了原有教材，這樣的舞臺才是充滿智慧的。
一、題材來源于內容補白
教學《荷花》一課時，通過誦讀全文，讓學生整體感受了荷花的美之后，我說不同地方的景色，同一地方不同時令的景色，也都有不同的特點。于是，我便引入古詩詞《詠柳》（唐 賀知章）“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來表現春天的色彩美。此時，同學們情緒高漲，紛紛用自己所知道的詩句來展現不同季節的景色美。順勢，我便引導學生進行“拓展思路，模仿寫作“環節，我是這樣設計的：
春天到來了，山上的杏花開了。這些杏花像 。有的 ，有的 ，有的 。
下課了，操場上的人很多。 像 。
有的 ，有的 ，有的 。
模仿、借鑒是提高學生讀寫技能的有效途徑。小學生從不會寫作表達，而經過模仿的途徑，逐漸掌握書面表達的要領，把范文的表達技巧轉化為自己運用自如的技能。在本課中，學生在觀察了景物的基礎上，運用詩句激發孩子大膽的想象，腦海中產生了一幅幅生動活波的畫面，再引導他們將“想象”轉化為“實實在在的事物”，大大降低了課文補白的難度。
教學《大自然的秘密》一文時，孩子們無不為人類的愚蠢行為而懊悔不已，同時更加同情幼龜的不幸遭遇。這時，我突然聽到一個孩子說：“作者和同伴們都誤會了向導，其實向導的做法最正確。”我想：看來，孩子們對這位向導很有看法。于是，我便改變了教學思路，改做了這樣的設計：你覺得文中的向導做得對嗎？為什么？
向導看到“偵察兵——幼龜”被一只食肉鳥啄食時卻置之不理，我覺得他 。
向導看到大批“龜群”竟成了那些食肉鳥、嘲鷹的美餐一頓，感受到那血淋淋的場面時，同時也譴責這一切后果都是人類造成的，我覺得他 。
從學生的情感變化為切入點，形成與文本的情感共鳴，這樣引導孩子們各抒己見，才會眾說紛紜，激發他們保護動物的意識，讓他們不要隨意干涉動物的行為。
在教學文言文《鷸蚌相爭》一課中，通過學生反復的朗讀，充分領悟到“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個道理時，紛紛感嘆：鷸蚌相爭執，互不相讓，結果弄的兩敗俱傷，落得一個讓別人從中獲利的可悲的可悲下場。其中，課堂中的談話讓學生思維拓展，情感得以深化。我便以“展開想象，內容補充”展開續寫。
二、題材來源于課堂閱讀
寫作是教學中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課堂教學中的小練筆，是提高作文教學的最佳途徑。
記得在教學《特殊的葬禮》一課時，我讓同學們閉上眼睛，傾聽一位同學朗讀大瀑布昔日、現在情況的有關段落，而讓其他同學想象兩幅不同的畫面。學生朗讀完畢后，我并沒有讓學生睜開眼睛，而是讓學生用語言描述自己想象到的畫面，并進行分別描繪，小組繪圖加以班內展示，此時，竟有許多同學則提到現今的“環保”課題，同時也激發了情感的火花，達到了著手寫作的目的。
當我看到路邊的白色垃圾時，我會想 ，我會這樣做
當我聞到河水臭味熏天時，我會想 ，我會這樣做
當我看到工廠煙囪里直冒黑煙時，我會想 ，我會這樣做
領略了《桂林山水》中描述的美景之后，同學們被桂林的山和漓江的水的“驚"與“奇"所震撼，因而都贊嘆作者的巧妙筆法，竟然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于是，我便總結了文章所運用的寫作方法：1、整體上，運用了“總—分—總”的結構方式。2、具體段落中，運用排比、比喻、夸張的修辭手法。3、句子中，插入轉折關系的關聯詞。那么，巧妙運用這一寫法描寫一處景物的小練筆，便在每個人的思維中產生，并進行形成構思。
三、題材來源于大膽想象
打破常規，馳騁想象，就是要解除束縛，給學生廣闊的想象空間，教師必須打破這種禁錮學生思維的框架模式，還給學生表達、想象的自由，做到表達方式靈活自由。
再如：《凡卡》一文中，凡卡在給爺爺的信中寫到“自己在鞋店里過著非人的生活，挨餓挨凍，所以想回到鄉下爺爺的身邊，過著以前那種快樂的生活”。讀完本文，正是同齡人的凡卡得到了孩子的同情，無不為凡卡的悲慘命運而感嘆、擔憂。此時，多數學生都在想象著凡卡睡醒以后的情形及將后小凡卡的生活情景，有些認為凡卡最終回到了爺爺的身邊，有些認為凡卡經過自己的努力當上了大老板，有些……這樣的教學效果，正是我最想看到的，與此同時，我便提出進行“續寫《凡卡》”的這樣一次小練筆的要求，真是恰到好處，水到渠成。
如《火燒圓明圓》一課，文中通過介紹圓明圓當年的輝煌和慘遭毀滅的歷史，激發學生對祖國燦爛文化的熱愛和對侵略者強盜行徑的憤恨。我們可以通過對重點詞、句的范讀、齊讀、評讀等多種誦讀方式，對諸如“不可估量”“瑰寶”“精華”“化為灰燼”等重點詞句進行輕重緩急，抑揚頓性的誦讀加以處理后，學生的情感就能很快地與作者情感同步。從而深刻地受到了歌頌祖國燦爛文化和痛斥侵略者的暴行的情感熏陶。
一
鄭成功是中華民族英雄，早有定論。但是在近松門左衛門的筆下，儼然是一個日本人，這已經不是歷史劇寫作的一個合理發揮和想象的問題了，而是一個民族認同的原則性問題了。那么對鄭成功這一歷史人物，近松門左衛門為何會有這樣的認同誤區呢？他的依據就在于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查找史籍，鄭成功生在日本，七歲時被接回中國。從他給第四代德川幕府家綱的信中也有佐證：“成功生于日出，長而云從……” ①至今，在鄭成功出生地平戶，在每年鄭成功忌辰那天，還要舉行一年一度的公祭。鄭成功兒時的故居仍保留著昔日的原樣。相傳鄭成功當年離日回國前親手種植的一株椎樹至今依然枝繁葉茂。日本還流傳著有關鄭成功出生的“兒誕石”的傳說： “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有一天在平戶海邊拾貝殼，忽然一陣腹痛，就倚著海邊一塊巨石生下一個男孩，這個男孩就是鄭成功。這塊巨石今天仍屹立在那個海邊上，當地人稱之為‘兒誕石’，是平戶的一個名勝地，慕名前往觀光的人很多……”
談到鄭成功的身世，還要從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說起。鄭芝龍（1604～1662），福建省泉州南安縣人。鄭芝龍早年就出海經商,廣泛接觸西方人,還會荷蘭語,19歲時即在明天啟三年（1623）隨一艘荷蘭商船到平戶（現日本國長崎縣松浦郡平戶町）做生意。在等待順風返航期間，借住在平戶當地的望族大戶田川家中,與比他大兩歲的田川家的小姐翁子很快墜入愛河并私訂終身。只是鄭芝龍在鄭成功出世不到一個月就隨原船離去而與田川小姐分了手。后來，鄭芝龍從事海上貿易和走私活動，經常穿梭于中日之間，事業越做越大。臺灣學者戚嘉林認為至少在1628年,鄭芝龍已聚眾3萬余人,并擁有1000只戎克船組成的龐大船隊。可謂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海上“勁旅”。②明崇禎元年（1628）鄭芝龍接受明廷招安，官至都督同知。1630年，鄭成功被接回福建老家。
鄭成功回國后成長于富豪之家，文武兩方面皆接受中國正統教育。從青年時期就開始關心國家大事，研讀兵書，“詩書禮樂射御”樣樣精通。在清兵南下勢如破竹、南明政權風雨飄搖之際，鄭家身受皇恩厚望，是南明政權倚重的最后幾支武裝力量之一。鄭成功繼承儒家忠君愛國思想，奉南明宗室為正統，素懷滅清復明之志。隆武二年，鄭成功率部收復失地有功，晉封為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當時，清兵入閩，隆武帝被俘絕食而亡，母親受辱自縊，父親鄭芝龍降清，鄭成功悲憤難平，于廣東南澳起兵，高舉反清復明旗幟，24歲就擔任了東南沿海抗清統帥。1647年（明永歷元年清順治四年）南明桂王朱由榔即位，改年號為永歷，鄭成功奉永歷年號，在抗清斗爭中先后發動過三次北伐。1649年（明永歷三年清順治六年）初，加封鄭成功為延平公。1657年（明永歷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晉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1659年（明永歷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鄭成功36歲時率大軍北上,沿江西進,望風披靡,清江南省四府三州二十二縣皆反正,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他率領十萬抗清義軍從瓜州（江蘇鎮江）直逼金陵城下。為明心志振奮軍心寫下了一首題為《出師討滿夷自瓜州至金陵》的七絕：
縞素臨江誓滅胡，
雄師十萬氣吞吳，
試看天塹投鞭斷，
不信中原不姓朱。
這首詩力透紙背，至為感人，充分顯示了他的胸襟和文采。后因誤中詐計，失利敗退。鄭成功從反清復明的長遠考慮，最后決定東征臺灣，驅逐荷蘭殖民者建立反清復明根據地。1661年（明永歷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4月，鄭成功率大軍橫渡臺灣海峽，經幾個月的浴血奮戰，終于迫使荷蘭殖民者于1662年2月1日在投降書上簽字，收復了被外國侵略者占領38年之久的臺灣，把臺灣人民從洋人的鐵血統治下解放出來。鄭成功之后，立即以明朝的名義建立府、縣地方政權，整頓法治，發展貿易。鄭成功在3個多月后，于1662年5月8日，英年早逝，年僅39歲。③
從鄭成功的一生中可以看出，他雖然生于東瀛，是中日混血兒，但是首先他的人生的絕大多數時間是在中國度過。即便是在七歲前，也已接受了中國文化的熏陶，7歲時離開母親回到中國，在福建安海讀書，15歲時考中秀才。21歲隨父親鄭芝龍到南京，進入國子監讀書。1645年鄭成功22歲時回到福建，在福建見到隆武帝朱聿健。隆武帝問鄭成功救國興邦之道，鄭成功答道：“為臣之道不外忠君愛國為民，文不貪財，武不怕死，方能盡為臣之道。”“隆武奇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 ④隆武帝十分賞識鄭成功的博大心胸和精明才干，當即賜以國姓“朱”，名成功，字明伊，加封御營中軍都督，賜上方寶劍，儀同駙馬。鄭成功從此開始了領兵反清的生涯。這說明，鄭成功所接受的教育和對自身的民族認同都是“大明之人”，更確切的說，是奉明朝為中國正統的認同，并沒有把自己當日本人。其次是鄭成功特殊的出身背景使得其使命感強于常人。鄭芝龍起于海寇，經過明廷收編，在鄭成功出生時已成為了明廷的高級武官，鄭氏集團以海運貿易的巨大利潤支撐著南明的反清武裝斗爭。皇帝賜姓給臣屬在中國古代是對后者充分認可和肯定的一種無尚的禮遇。鄭成功起于豪門，又有“國姓爺”的殊榮。更是以匡扶明室為己任，比起父親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于鄭芝龍受清廷許諾閩浙總督而變節之后也不改初衷。在那個時代他的觀念中，明朝就是中國。身為大明之臣，就有責任挽救國家和民族于危難之機，忠孝難兩全時取國家民族大義。再次，鄭成功名鄭森，字大木或明儼，并無日本名字流傳下來。他的人生舞臺在中國，即便是聯絡日本幕府也是為了借助外力對抗清軍挽救南明朝廷。基于以上事實已經說明了鄭成功雖然有一半日本血統，但是他的民族認同完全是中華苗裔。既為大明，也是捍衛了中國的利益，鄭成功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族英雄。
二
所謂歷史劇,就是要以基本史實為前提的基礎上,加以適當的發揮,但有個準則,不可以距史實太遠甚至相悖,如果完全脫離歷史,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甚至于不能被稱為歷史劇了。然而，在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中，則嚴重歪曲了歷史事實，其中最嚴重的是對鄭成功形象的歪曲和改造，而且充斥著民族沙文主義的肆意渲染。例如劇中雖然以鄭成功為主人公，但卻總是一個叫“和藤內”的日本武士跳來跳去。顯然，近松門左衛門把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鄭成功視作日本人。而鄭成功除了生在日本之外，一生中都在明清之際風云激蕩的中華大地度過，而近松門左衛門說他是在日本長大，二十幾歲以后才回到中國。娶日本人為妻更是把父子的事混淆了。更為離奇的是，近松門左衛門對“國姓爺”的解讀竟然是這樣的：鄭成功有一個日文名字“和藤內”。所謂“和”即“大和”就是日本，“藤”字和當時日本稱呼中國的“唐”字在日本語中都讀作“とう”，而“和”字在前、“藤”(唐)字在后，明顯具有突出強調鄭成功的日本人身份的意圖。
《國姓爺合戰》中的很多場景和情節更是具有迎合日本觀眾的傾向性。“合戰”在日語中有交戰、交火、對打的意思。近松門左衛門應該是以鄭成功1659年圍攻南京之戰為依據。這次戰役雖然前期進展順利，但是鄭成功最終是失敗了。但近松門左衛門不管這些，他只要對烘托他的主題有用的部分，即鄭成功戰局占優的階段。劇中的這個日本版的“國姓爺”和藤內和父母一同去他稱之為“大明國”的中國,仰仗著日本武士的神威,打敗韃靼(清)兵,攻陷南京城,城內明將與和藤內合作,并擁戴和藤內為“延平王”。在近松門筆下,這位“國姓爺”與真正的“國姓爺” 鄭成功大相徑庭，和藤內壓根就是一個日本武士,并在戲中口口聲聲自稱“我們日本人”。他到中國來的目的,實際上也不是抗擊清軍、光復大明,恢復中華正統，而完全是為了揚日本之國威,趁中國內亂動蕩不安之時，侵略中國，并圖謀在中國實施日本的統治。關于這一點,劇本中有露骨的描寫。在第二幕第一場戲中,和藤內在退潮的海灘上看到鷸蚌相爭的情景,不禁感慨道:“讓兩雄交兵,乘虛而攻之,此乃兵法奧秘。……聽說在父親的生國,大明和韃靼雙方正在戰斗,這豈不是鷸蚌相爭嗎？好！現在就到中國去,用方才領悟到的兵法奧秘,攻其不備,大明和韃靼兩國的江山豈不是唾手可得了嗎?”作者接著使用旁白,作點題之語:“這位年輕人就是后來西渡中國、蕩平大明和韃靼、名揚異國和本朝、被稱為延平王的國姓爺。”劇本特別注意渲染這位被稱為“國姓爺”的和藤內是作為日本人與中國人打仗的。例如第二場中和藤內對中國的殘兵敗將說道:“喂！,也沒什么了不起的。我的生國是大日本!”和藤內還摸著老虎的脊背說:“你們污蔑日本人是小國,可是你們看看日本人的本領!連老虎都害怕,看到了嗎?”這位“和藤內”靠了母親從日本帶來的神符,靠了“天照大神的威德”,在中國耀武揚威,連猛虎遇到他都嚇得打哆嗦,更何況是中國的士兵,全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加以降伏。和藤內命令中國的降兵敗將全都剃成日本式的月牙頭,穿上和服,并改換成日本式的姓名,然后接受他的檢閱和指揮。他在對中國將領訓話時說:“你們看,這里請來了天照大神。本人以一介匹夫,卻攻下數城,現在成了諸侯之王,受你等的臣下之禮,這就是日本的神力!在竹林中收降的這些夷兵,已剃成了日本頭,讓他們在前面宣傳日本的支持。韃靼兵素來深知日本的武威,他們一定聞風喪膽!”就這樣,和藤內“國姓爺”終于攻下了南京城,驅逐了韃靼王,保住了“大明江山”。而實際上,這“大明江山”已經不是“大明的江山”,而成了“和藤內”的江山、日本的江山了。⑤
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在日本一炮打響，看過此劇的人非常多。據日本文學史的記載,這出戲連續三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觀眾多達20余萬人次。就受歡迎的程度和演出的盛況而言,在當時是空前的。由于風靡一時受到持續歡迎，近松門左衛門又陸續寫出了關于“國姓爺”的兩個劇本―――《國姓爺后來的戰斗》和《中國船帶來的當今國姓爺的消息》,被后人稱為“國姓爺三部曲”。 而且在日本出版界開創了一門“國姓爺文學”。其后，日本連續出版很多取材于鄭成功的文學作品，形成一個系列。直到二戰以后，日本出版界仍對鄭成功情有獨鐘。不僅上田微古館的《鄭成功的盔甲》一書仍是日本男女老幼津津樂道的通俗演義，中山光義的《國姓爺合戰》（1952）還被收入青少年世界名著文庫。此外，飯澤匡的《國姓爺合戰》（1956）也被收入日本國民文學全集。
鄭成功的名字與事跡在中國可謂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國姓爺合戰》這部歷史劇對中國人來說，卻少有所聞。中國人萬萬沒有想到，民族英雄鄭成功的高大形象在日本卻是以如此方式來褻瀆的。近松門左衛門不僅是歪曲歷史事實，而且是別有目的的煽風點火，一是利用日本人對鄭成功的親近感，二是捕捉到了日本人看此劇的深層文化心理。他借鄭成功為原型，重新包裝，以日本人所喜愛的歌舞伎劇的形式，來突出一個日本式“國姓爺” 和藤內，使得日本觀眾看起來倍生親切。
近松門左衛門在《國姓爺合戰》有文化暗示和誘導。鄭成功生在日本，母親是日本人，日本人對他有親近感可以理解。但是把鄭成功塑造成日本武士，就是不負責任的肆意篡改。“國姓爺”的解讀也透露出濃厚的日本國粹主義傾向。我們看不到歷史上的那個矢志抗清、不屈不撓的悲情英雄，相反倒是看到一個無法無天、侵略中國的日本強盜。和藤內的狂妄自大到了極致，蠻橫無理，甚至讓人感覺到夠不上武士的檔次。言行中充滿了對中國的誣蔑之詞，刻意抬高日本，好像鄭成功能夠作戰成功，那是借了日本的聲威，靠了“天照大神的威德”。這種刻意誘導基于雙重目的，一方面戲劇出彩點多（情節越夸張，和藤內叫囂的越瘋狂），票房越有保證。另一方面，利用日本觀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是一部‘為了讓大阪的觀眾意識到是本國英雄的戲劇’,從而達到更大的轟動效應和宣傳效果。不可諱言，日本覬覦中國領土由來已久，從唐代時中日的白江口水戰到豐臣秀吉的侵朝伐明迷夢遭到可恥的破滅以及近代的和全面。中日之間總有太多的瓜葛與恩怨。總有人別有用心的利用一切機會煽動民族情緒。日本是個島國，人口眾多，國土狹小，火山、地震、臺風頻繁交乘，造成了這個民族危機感和集體意識很強⑥ 。近松門左衛門將鄭成功置換為和藤內，一再強調其日本人身份。和藤內打了勝仗是因為“借日本神力”，利用廣大日本民眾的“民族認同”和民族自豪感，將日本民眾的視線引向中國，和和藤內的勝利結合起來，喚起民族主義中某些負面的東西。
鄭成功打敗清兵在近松門左衛門的理解和設計中并不是還中華之正統這個意義。對韃靼(清)兵的輕蔑是因為認為與自己“同屬蠻夷”，憑什么彼可取而代之，日本就不可以呢？日本版“鄭成功” 和藤內來中國征戰，關心的并不是什么反清復明，而是兩強相爭時乘虛而入，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在中國實現日本的統治。這種對人物形象的設計應該說在日本是有市場的，無論是日本統治階級中有政治野心的一部分人，抑或普遍懷有愛國情緒的老百姓，在《國姓爺合戰》中都找到了精神寄托和情緒宣泄。
把鄭成功塑造成一個武士和藤內，與近松門左衛門本人的身份也有關系，他本人就出身于武士家庭，也曾做過武士。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不僅制約著他的創作，而且其道德觀念也反映在他的文學作品里。近松門左衛門筆下的鄭成功，寄托了太多的內容，既有他個人的痕跡，又反射出了武士道的影子。武士道從源平時代的“坂東武者之習”一路演化而來，可謂對日本民族影響巨大，以致于新渡戶稻造這樣說：“拋開武士道，日本的中心價值無從談起”，日本民謠有“花中櫻花，人中武士”。 武士道，“忠誠與獻身之道”，與鄭成功忠心耿耿、反清復明的一生相吻合，很符合日本人的價值取向，然而，另一方面，武士道又是“兇殘與戰爭之道⑦ ”。地狹人多的現實情況使得日本在歷史上多次向外轉嫁生存危機，除了民族主義的惡性膨脹之外，武士道是日本炯異于其他對外擴張國家的精神源動力。正因為武士道精神已經內化為血液流淌在近松門這些知識分子的血管里,在他們的文藝作品中才能很自然地流露出武士道向外膨脹擴張的外侵心理。同時，這些文化人的言論又煽動和刺激了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和強烈的戰爭參與意識。在這個層次上，殺氣騰騰的武士和藤內是否符合歷史上真實的鄭成功，已經不重要了，他已被塑造成了全體日本國民的英雄，他的身上承載了超出文藝的東西，日本觀眾被《國姓爺合戰》所渲染的侵華迷夢所鼓動，喝彩叫好的是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化身和藤內在中國“揚日本之國威”。
近松門左衛門作為一個歷史劇作者，犯了一個大忌，就是嚴重違背史實，為了迎合觀眾，虛構了太多情節。中國明清之際，清軍入關之后，逐漸擁有了對南明的絕對軍事優勢，鄭成功實際上作為南明最后的一支孤軍與大清作戰的，是一個悲情英雄的形象。其忠誠的氣節應該是文藝創作的主題所在。正如康熙皇帝親書挽聯：“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忠誠的氣節應該是文藝創作的主題所在。鄭成功打敗了當時號稱“海上馬車夫”的世界海洋霸主荷蘭，收復了臺灣，不僅僅是中華民族的英雄，按照鄭成功的中日混血的血統來說日本人也有理由引以為豪。更重要的是，鄭成功是十七世紀直面和打敗西方殖民侵略勢力、收復國土的亞洲人，是一位在東方反壓迫斗爭中留下重重一筆的千古英雄。這完全可以作為加以深化挖掘的思想內涵。而且，鄭成功的血管里融有著中日民族血液，是令兩國人民都非常敬佩的杰出人物，他從西方殖民者手中的事跡和忠君愛國的高尚氣節為共同的東方文化背景所接受和傳頌，理所當然成為加強兩國人民了解和友誼的歷史素材。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都沒有在近松門左衛門的歷史劇創作中體現出來。卻是一味的嘩眾取寵違背史實，歪曲人物形象，在對中國極盡污蔑、抬高日本上作文章。《國姓爺合戰》引爆民族主義，混淆民族認同，煽動民族情緒。將立足點放在了滿足當時日本部分國民的狂熱的侵華迷夢和野心,使歷史劇庸俗化、政治化，僅僅充當了當時日本民眾的內心陰暗的侵華欲望的宣泄工具，從而大大降低了其藝術價值和思想意義。使其陷于狹隘民族主義的樊籬之中，沒有起到宣傳和紀念英雄鄭成功的應有之義。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注釋：
①林恕編《華夷變態》轉引自南炳文：《“朱成功獻日本書”的送達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說》，《史學集刊》2003年第2期，第39頁。
②光：《鄭成功父子對臺灣經濟發展和安全的影響》，《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第122頁。
③沈正一：《拙劣的詭辯――駁斥“鄭成功在臺灣建國”謬論》，《臺聲》2003年3月第15頁。
④鄭亦鄒著：《清史稿，列傳十一，鄭成功傳》。
⑤李群：《近松門文學中的武士道與侵華意識》，《日本學刊》2006年第1期第135～1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