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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學文化論文范文

一是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的原則。將其貫穿于文化建設的全過程，融入到文化生活的全方位。正確認識和處理大學文化建設的政治性與學術性之間的關系，促進學術領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二是堅持以人為本突出文化育人功能的原則。學校文化建設要貼近教育目標、貼近中心工作、貼近廣大師生，形成全員共同參與、共擔文化責任、共享文化發展成果的生動局面，在校園形成積極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三是堅持正確處理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的原則。堅持大學文化建設的創新性與批判性相統一，充分發揮大學文化在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發展先進文化中的引領與批判功能。四是堅持歷史傳承與發展創新相結合的原則。既要遵循大學文化發展和建設的普遍規律，又從學校實際出發，深入研究學校本身發展歷史、服務行業特點，提煉、培育和弘揚學校文化個性和文化特質，注重文化創新，努力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文化。五是堅持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的原則。著眼長遠，立足當前，科學規劃，統籌安排，分步實施，全面推進。注重發揮學校、部門、學院（所）等多層面、多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擴大文化建設的師生參與度和受益面。突出建設重點，精心打造一批重點文化項目。

二、大學文化建設的主要任務

(一)進一步凝練精神文化堅持不懈地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廣大黨員和師生員工，把大學精神與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相結合，增強師生凝聚力；充分挖掘學校辦學歷史的精神文化品質，總結凝煉校訓精神和辦學理念以及學校教風、學風、校風。通過長期的精神文化建設，力爭使師生員工的大局意識、使命意識、責任意識、憂患意識進一步增強，科學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體系基本形成。

(二)進一步繁榮活動文化校園文化生活豐富多彩，形成主旋律與多樣性相統一、思想性與藝術性相協調的校園文化生動局面。具有各種專業學科特點的科技節、文化月，各種類型的學科知識競賽，各種規格的論壇講座等精彩紛呈；各類文化藝術團體和學生社團健康發展，文化傳播和發展能力顯著增強；圖書館、校史館、展覽館、博物館、體育館等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充分發揮。

（三）進一步完善制度文化積極探索建立符合時代要求的現代大學制度,進一步理順學校內部學術管理和行政管理架構；體現“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和激勵制度順利實施并發揮積極作用，學生學業和綜合素質考核評價機制不斷完善；學術規范深入人心，處置學術不端行為機制健全；依法治校、民主管理、校務公開等方面的制度不斷完善；健全文化建設的激勵和保障機制，形成黨政工團齊抓共管、師生員工廣泛參與的文化建設工作體系。

（四）進一步優化設施文化結合多校區及新校區功能定位，建設高質量的“平安校園”、“和諧校園”、“生態校園”、“數字校園”；系統規劃和建設主題突出、特色鮮明的校園主題雕塑、文化走廊、人工景點等人文景觀,充分植入文化元素，使其文化內涵更加豐富，環境育人功能更加完善；推廣普及學校視覺識別管理系統工作，重視學校形象塑造，提升學校的品牌價值。逐步構建現實與虛擬相互結合、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新興文化設施體系。

（五）進一步打造精品文化推出一批體現時代風貌、高教特征、學校特色的文化精品。加大校史研究廣度和深度，推出以學校正史為主體、以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等專題研究為補充的系列成果。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加強文化創新，推出適應文化傳播方式轉變、師生員工喜聞樂見的文化成果。保持和鞏固大學生課外科技作品競賽等門類的優勢，加快發展科技發明、藝術展演等門類成果，推出全國高校優秀文化品牌。

三、大學文化建設的實施路徑

為了促進大學文化發展，實現既定目標任務，學校應著力組織實施一批文化建設重點工程。

（一）精神文化傳承工程大力弘揚“自強不息、艱苦創業、包容和諧、開拓進取”工程人精神，積極踐行“立德立志、善學善行”校訓，持續實施“人才興校、質量立校、科研強校”的發展戰略，努力深化“以人為本、學以致用”的育人理念，不斷彰顯“從嚴治校、從嚴執教”的管理特色，繼續堅持“開放辦學、面向世界”的寬廣視野，逐步完善校風校徽校歌等系列形象標識，使精神文化發揚光大。

（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工程按照責任權利相結合、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相匹配的原則，進一步理順學校與學院、獨立研究機構等的職能關系和運行機制，形成管理高效、競爭開放、充滿活力的新型工作體系；制定《河北工程大學章程》，并根據學校改革發展的需要不斷充實、完善、發展和更新，使學校的各項工作有章可循、有據可查、有法可依；推進校務公開，依法公開學校重大決策和重要事項處理的程序和結果，充分發揮廣大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管理中的作用，進一步完善“教授治學”。深入實施《河北工程大學學術道德規范實施細則》等規章，強化學術規范。

（三）文化活動創新工程文學藝術活動。大力加強校園文學、音樂、舞蹈、戲劇、曲藝、書畫、攝影等方面建設與發展；把藝術教育納入學生素質教育體系，推動高雅藝術進校園；支持工會、團委、學生會、研究生會等群眾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文藝活動。體育文化活動。弘揚河北工程優秀體育文化傳統，以培養體育精神、提高體育能力、增強身心健康為目標，大力加強體育工作；堅持以群眾性體育活動為基礎，以專項性體育教育為橋梁，構建體育工作新格局。社團文化活動。引導師生社團健康發展；完善社團管理機制，改進對社團成立、注冊、審核等環節的管理，以評選優秀社團為抓手，五年內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知名度和文化影響力的“示范社團”，充分發揮社團文化的育人功能。學術文化活動。開展面向師生的高層次學術研討和交流活動，舉辦各種形式的學術論壇、學術沙龍和學科競賽等，形成一批具有品牌效應的學術交流平臺；積極組織廣大學生參加各類科技競賽和學科知識競賽，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和創新精神，強化學生的自學能力、動手能力和創造能力，豐富學生的知識結構，提高學生的專業技能和知識水平。文明創建活動。以創建全國文明單位為抓手，大力開展各種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進一步加強人文精神、科學精神教育，培養學生健康人格。

（四）形象文化塑造工程完善文化設施。在校園建設規劃中充分考慮文化元素和文化功能，保證每幢教學科研大樓擁有一定的文化活動空間，每個學院擁有一定數量的文化發展場所；注重發揮圖書館、校展室、體育館以及學生活動中心、教工活動中心等文化設施的功能，加快建設校史館、博物館、文體中心、校友活動中心等。塑造文化景觀。依據校園建設規劃，系統設計和布局校園人文景觀；結合校園規劃建設，選擇合適場所建立具有豐富內涵的主題雕塑、主題文化石。做精文化標識。完善并推廣校園視覺形象識別系統；制定《河北工程大學形象設計（VI）手冊》，規范使用校標、校徽及學校標準色、校名中英文標準字體、專用字體等，規范校內建筑物、道路、各單位辦公場所的名稱及標識，建立系統的、符合學校視覺形象識別系統要求的設計與制作標準。

第2篇：大學文化論文范文

（一）破除“大學文化建設是軟實力建設、不必刻意重視的”認識誤區在很多人心目中，大學文化是軟實力，更多時候是隱性的；大學文化的育人效果一般不會立竿見影，而且用來衡量大學文化育人功能的指標和體系一般都很難量化，因此大學文化建設不被人們所重視，有時被忽略，甚至認為大學文化建設可有可無。在高校內部，大學文化建設往往說起來重要，做起來不重要，如在資金投入等方面，文化建設的投入總是要給其他方面的建設讓路。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重視文化建設，十七屆六中全會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單獨召開研究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會議。大學文化是一國文化的晴雨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破除“大學文化建設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不必著力建設”的認識誤區很多人認為，大學文化的形成有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不需要進行規劃和建設。這明顯違背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大學文化建設其實與經濟建設一樣，都需要規劃，都需要進行頂層設計，都需要不斷建設和發展，都有發展的規律可循。因此我們要按照大學文化的發展規律主動進行建設，制定不同階段的發展規劃，確定不同時期的建設目標。

（三）破除“大學文化建設是校領導或某一部門的事，與大多數人無關”的認識誤區文化是沒有邊界的，是屬于每個人的。大學里的每個人，甚至一草一木都是文化的存在符號。大學文化建設是高校所有師生員工、部門的共同責任，絕不僅僅是學校領導的事或只是某一部門的事。文化建設關乎每一位師生員工，關乎學校的未來。要通過開展黨建工作使大學中真正形成人人關心文化建設、人人參與文化建設的良好氛圍。

二、以黨建工作促進大學文化建設

（一）完善組織機構大學文化建設是一項伴隨大學發展始終的工程，要有專門的組織機構負責。高校應成立大學文化建設領導小組等專門負責大學文化建設的組織機構，機構負責人應由校黨委的領導擔任，委員可由相關職能部門負責人充任。完善的組織機構既能對文化建設進行總體規劃、宏觀指導，又能有效解決文化建設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困難，促進文化建設的具體落實，保證文化建設的持續性。

（二）凝練精神文化大學文化是深層文化，是大學的核心與靈魂。大學文化建設要以踐行校訓為目標，以提升人的思想文化素養為重點，傳承弘揚學校精神，將學校建設成師生員工的精神家園。弘揚大學精神是大學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大學精神是大學在其自身建設和發展的歷程中積淀下來的文化內核，是經過長期環境文化建設、制度文化建設積淀下來的大學精神特質，在廣大師生員工中具有高度的認同感。高校黨建工作要始終以精神文化建設為核心，凝練提升學校的精神文化，明確辦學理念。

（三）打造物質文化物質文化是大學文化的表層文化，是高校精神文化建設的基礎。品位高、特色鮮明的物質文化不僅能提升學校的形象，更能為師生員工的成長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在高校中，打造物質文化的重點是進行大學環境文化建設。一是要加強校園文化景觀建設。學校人文景觀的設計要體現學校的文化特征，要具有獨特的文化特質和內涵，以其熏陶廣大師生的思想觀念，影響廣大師生的行為方式。高校應充分依據自身的自然環境特點、區位優勢、辦學特色等打造獨具特色的校園文化環境，取得更好的育人效果。二是要加強文化載體建設。要充分發揮校園網、報刊、雜志、廣播、新聞中心等校內媒體的宣傳作用，倡導大學精神，宣揚大學理念；要充分發揮校史館、檔案館、博物館、科技館等場所的育人功能，搭建新的文化載體，讓廣大師生在良好的文化氛圍中接受熏陶。如某高校在校園建立“生命之光”紅色教育基地，以“黨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實踐教育”三位一體的紅色育人模式開展活動，實現了紅色文化在大學校園內的時時可見、可感、可學，使大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正能量的熏陶、引導。這是高校黨建創新文化載體的好做法。

（四）規范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大學文化中的中層文化。制度文化建設是一所高校進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前提和基礎，是依法治校的本質要求。大學要著力建設科學民主、公平公正、與時俱進的新型制度文化。制度文化要彰顯現代大學的辦學思維、治學理念和辦學規范。一所大學要做到依法治校、依規治學、依章辦事，形成規范有序、公平正義、運行高效、生動和諧的良好制度文化氛圍，為推動學校事業科學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因此，一所大學應該有大學章程，有自己的文化建設規劃等相關制度。文化建設和制度建設是相輔相成的，文化要依靠制度進行外化，制度反過來又能營造和培育文化，是文化建設的機制保障。文化蘊藏于管理之中，而制度是有形的管理。制度文化既具有規范約束功能，又具有教化引導功能。高校黨建工作在促進大學文化建設中，應充分發揮制度文化在思想提升和行為規范中的育人功能，加強學校制度文化建設，形成依法辦事、按規章處理問題的制度意識，使制度文化成為大學發展的保障和動力。

第3篇：大學文化論文范文

1.公共性和公平性。

2001年教育部頒布的《藝術教育課程標準》明確指出：“藝術教育一定要面向全體學生，以學生發展為本，給予每一位學生平等的藝術教育機會，使每個學生都有權利學習和享受人類優秀文化藝術遺產，使每個學生都具有為生活增添色彩的藝術能力。”說明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一定要是普及性的公共教育，每個學生都有公平享有受藝術教育的權利。

2.導向性和內發性。

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通過發揮藝術教育實踐活動開發智力、健康心理，提升境界、陶冶情操的作用，引導大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健康向上的精神狀態和合格公民的優良品質，具有鮮明的正面導向。與此同時，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采用誘導和情境滲透的方式，使受教者通過微妙的情感體驗獲得審美的愉悅，從而達到精神滋養、情感熏陶、知識積累和素質提高的教育目的。這種情感的轉變和塑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具有內隱性和漸進性。

3.適宜性和實效性。

高校的大學文化是藝術教育的源泉，藝術教育的發展和特色化必須實現與大學文化的對接與融合。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更要結合財經類高校大學文化的內涵，根據當代財經類大學生的專業特點，選擇適合方式來幫助大學生脫離低級的物質功利需求，升華為生命情感和價值需求。

4.傳承性和創新性。

一所大學的精神文化是其長期歷史積淀的思想精華，具有異質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同樣反映在財經類藝術教育過程中。財經類高校的藝術教育應當反映出自身的歷史積淀和價值取向、教育理念和思維方式、群體意識和情感氣質等，做到以“美”為核心的文化傳承和創新。

二、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的發展現狀

近年來，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還存在著諸多問題。主要體現在：

1.制度化僵硬，忽視協同教育。

調查發現，我國財經類高校的藝術教育總體上還處于起步階段，藝術類課程短斤少兩、師資失衡、教學設施匱乏、相關研究不能深入等問題普遍存在。高校管理者僅僅把藝術教育僅當作開設幾門藝術類課程或者通過鼓勵文藝類學生社團舉辦活動來應付，不能有效地與大學人才培養體系相融合。

2.專業化過度，忽視普及教育。

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專業化主要體現在：一是隨著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眾化的調整，很多財經類高校開設了藝術類專業，特別是2011年3月教育部的《關于印發〈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的通知》中，將藝術學從文學門類中獨立了出來。有些高校將藝術教育的任務放到了藝術專業教育相應院系，但是藝術專業院系的重心在于藝術專業的建設和發展，對于非藝術專業學生的藝術教育工作，基本處于應付狀態。二是有些高校將藝術教育作為學校對外宣傳的手段和門面，藝術教育的氛圍表面上看好像十分濃厚，實際上是成了“特長教育”。

3.功利化嚴重，忽視內涵教育。

由于學科專業的特點，財經類高校更為關注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變化。一些財經類高校從經濟效益和市場需求的角度評估和調整人才培養的體系和結構，藝術教育類課程基本被作為通識選修課來對待，其正源清流的示范功能得不到發揮，導致學生價值觀趨向功利化、平庸化和世俗化。

4.承續化越軌，忽視創新教育。

藝術教育是啟迪人的藝術潛能與創意的教育。有些財經類高校對藝術教育過程省略化、成果凸顯化的要求，導致藝術教育的負責人為多出、快出成果，照搬、篡改已有的一些大眾作品或一般層次的藝術作品，不能創作出體現財經特色的高品質作品。

三、基于大學文化建設的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特色化路徑選擇

財經類高校的藝術教育應當秉承以人為本的理念，堅持面向全體學生；借用大眾文化的傳播方式，保持文化的審美高度；加強與專業教育的密切聯系，創設特色顯著的教育模式；通過大學文化視域的路徑選擇，構建一個立體化、多層次、開放式的藝術教育模式，推動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科學化、特色化、長效化。

1.科學規劃，將之納入高校文化競爭戰略。

財經類高校要把藝術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專業教育的附屬物來看待。財經類高校立足于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和異質獨特性，把握社會發展潮流和機遇，將藝術教育融入高校文化競爭戰略，體現在大學文化具體化的內容層面，如觀念、品牌、制度等領域；要設計和規劃藝術教育內容如何由淺入深、分門別類地系統進行，如何實現與專業教育的對接，如何對學生實現時間與空間的全方位覆蓋，如何實現教育的全員與全過程的對接，如何展現和反映財經類高校和“經濟人”特有的品位、氣質和神韻等。

2.健全管理機構，明確目標責任。

高校藝術教育的順利實施需要有健全的組織管理機構作為保障。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可以從建立健全組織領導機構、成立專門教學管理實施機構、健全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機制入手，優化和完善教育模式。組織領導機構結合學校財經管理類特色，立足全體學生，明確管理體制、工作目標及任務措施，統籌協調第一、二課堂之間的關系。可以由分管學生工作的副書記兼副校長牽頭，下設專門的教學管理部門和實施院系，輔之以相應的學生團體為支撐實現三級聯動。

3.創新教育載體，完善教育模式。

財經類高校只有結合自身學校特色，開辟新載體，拓展新形式，才能促進藝術教育規范化、特色化發展。一是深化藝術課程教學改革。要合理設置藝術教育課程門類和學分，根據不同專業的特點制訂人才培養方案和教學計劃以及教學內容。二是加大師資培養引進力度。在校內要提升藝術教師的專業水平和素養；在校外要與社會相關藝術團體銜接，邀請有關藝術專家擔任客座教授。通過“走出去、請進來”，建設一支專業能力強、藝術素養高的藝術教師隊伍。三是加大教學硬件投入。要建設規模適當、功能齊全的文藝活動中心，配備固定的教學設施和教育設備。四是積極開展各類校內藝術實踐活動。聘請校內外藝術家擔任指導老師，組織各類藝術表演和比賽。五是加大對外交流，加強與國內外藝術團體的合作交流，讓學生感受藝術教育的熏陶。六是按照藝術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從教學環節、學習環節到課外活動、實驗實踐環節、創造環節，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善的專項監督考評機制。

4.建立CI系統，注重實體文化的熏陶。

關于大學文化的認識，有“泡菜理論”和“熔爐理論”之爭。但無論何種理論都表明，作為大學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藝術教育不僅體現為藝術理論教學和實踐等直接的教育活動，標識美和建筑美也屬于財經類高校藝術教育實踐活動的范疇。一是校園形象標識系統要實現與藝術美的結合，其品牌形象設計必須考慮到大學歷史背景、學科特點、地域文化和辦學特色等方面，經過藝術的再加工，才能體現學校實質。二是校園環境及建筑設計要體現財經特征。校園內雕塑的設立、文化墻的建設，要與學校的傳統、人文、建筑、環境相契合，兼有合適的藝術形式、藝術表現和校園特色。

四、結語

第4篇：大學文化論文范文

國內如火如荼的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實踐呼喚并激發了相關學術界的研究熱情，并催生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概括而言，這些成果主要圍繞著大學校園生態文化的定義、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內涵與性質、思想（哲學、文化）基礎、功能與價值、目標及路徑等六個方面。

（一）關于大學校園生態文化的定義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定義的界定是有關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研究的基礎。關于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學術界尚未出現公認的定義。研究者們基于不同的學科背景、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分別進行了定義的界定，筆者將其歸納為“5說”：（1）生態系統說：祝楊軍（2010）在其碩士論文《論大學校園生態文化的目標與實現路徑》里，從生態學及生態哲學的視角，主張大學校園文化本質上是一個生態系統，是以生態哲學視角切入的、消除了本體論意義上二元對立的、理想目標與現實路徑相統一的大學校園生態文化體系[4]；于巍（2014）同樣基于生態學的學科背景，認為大學校園生態文化是社會經濟等復合生態系統的子系統，不僅具有生態系統的運行規律，而且可視為一個區域性的、抽象的生態系統[5]。（2）和諧文化說：莊景全（2009）從文化學的視野出發，提出“大學校園生態文化是校園內人與環境和諧相處的文化，它是一種有利于學生成長、發育的文化，重視教育的人文性和對個體生命性的尊重。”[6]不過，事實上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包括學生、教師等的眾多利益相關者，而本定義的利益相關者主要聚集在學生身上。（3）新文化（觀念）說：林莉（2002）主張，生態文化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最新取向[7]；張娟娟、寧巖鵬（2012）認為，校園生態文化是一種“新的文化觀念”[8]。（4）文化環境和精神氛圍說：葉宗波（2005）提出，校園生態文化是一種有形或無形的文化環境和精神氛圍，是把握道德價值的重要載體[9]。（5）五要素反映說：杜君芳、江紅巖（2011）強調校園生態文化是指在教師、學生和管理者和諧作用于校園以及與校園緊密相關的社會環境的過程中，對師生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團體意識、群體形態和行為體系”的直接反應，是師生共同適應和改造環境的產物，具有和諧性、整合性和與時俱進性[10]。總體來說，盡管學界尚未對校園生態文化做出統一的界定，但基本上認同上述“五要素反映說”這一觀點。

（二）關于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內涵關于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內涵議題，國內眾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筆者將其歸納為“4說”：（1）四生態化說：胡祖吉（2007）指出，大學校園生態文化注重人與環境的和諧，包括學校傳統和現代文化觀的生態化、教學生態化、管理生態化和行為生態化，具有科學化與前瞻性、系統性與規范性、和諧性與持續性的特點[11]。（2）三文化生態說：高永蓉（2006）認為大學校園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系統的子系統，必須借鑒生態文化理念致力于校園文化生態的建設，構建良好的管理生態、學術生態和信息生態，以推進新世紀大學的可持續發展[12]。（3）全新文化說：覃逸明、吳文亮（2003）及徐建芬（2008）均認為，校園生態文化是全新的校園文化，它強調校園生態環境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和諧發展的關系，是高校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校園生態文化建設既要重視客觀自然生態環境的建設，又要重視主體人的主觀意識方面的培養[13]。（4）三特定環境說：田傳信（2012）強調，校園生態文化建設可為大學生發展創造良好的特定環境：物質層面的生態文化環境、精神層面的生態文化環境和制度層面的生態文化環境[14]。

（三）關于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思想（哲學、文化）基礎思想、哲學或文化基礎事關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方向和深度，其重要性非同小可，故研究者對此議題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他們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了相關論述，筆者將其歸納為“4說”：（1）“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學發展觀說：賀旭輝（2004）認為，堅持科學發展觀，有助于正確認識大學校園生態文化的含義和建設的必要性，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大學文化傳播、開發和研究，有助于堅持以人為本，營造和諧的文化氛圍[15]。（2）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說：馮婕、祝楊軍（2008）提出，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具有豐富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元素。它一方面揭示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存在的系統性、開放性、超越性和動態性；另一方面，又從本體、價值取向和歷史性的視野指出了大學校園生態文化的源頭和走向或歸宿[16]。（3）生態價值觀說：劉艷華、張冬玲（2009）強調，校園生態文化是指校園中全體師生員工以生態價值觀為指導而共同創造所形成的一切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17]。（4）儒家文化說：蔣黎黎、葉爽（2012）主張，建設校園生態文化應努力尋找儒家文化與時代精神的結合點，挖掘儒家文化中和諧觀念、義利觀和人生價值觀的內在價值，發揮其積極作用[18]。

（四）關于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功能、價值關于大學校園生態文化的功能和價值問題，研究者們也提出了多樣化的觀點，筆者將其歸納為“6說”：（1）踐行說：徐達（2012）認為，構建校園生態文化是對“生態文明”的踐行[19]。（2）育人說：覃逸明、吳文亮（2003）認為，良好的校園生態文化有利于師生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師生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理念和充滿生機的文化觀念，從而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3]；佟瑛（2008）指出，高校校園生態文化對大學生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通過潛移默化的作用而實現育人的功能[20]；吳燁；朱玉芹（2011）提出，優秀的校園生態文化品位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環境和氛圍，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催人奮進的激勵作用和潛移默化的育人功能[21]；蔣黎黎、葉爽（2012）主張，高校校園生態文化承載著“育人重任”[18]。（3）保證說：喻秋蘭、余文龍（2011）提出，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大學持續和諧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4）關鍵說：朱玉芹、吳燁（2011）強調，校園生態文化是一個學校生存和發展的關鍵[23]。（5）基礎說：杜君芳、江紅巖（2011）認為，和諧的校園生態文化是高校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加強校園生態文化建設是實踐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高校的必由之路[10]。（6）“三生態”說：劉月嶺、武立敬（2010，2011）主張，大學校園生態文化作為人類生態文化的具體樣式，作為生態文明走向生態文化的路徑選擇，具有“生態育人、生態立校與生態服務”的功能。顯然，“育人說”是關于大學校園生態文化的功能和價值的主流觀點。

（五）關于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目標關于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目標，未見直接的、系統的研究報道，也未出現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目標譜系。研究者們基于不同的研究視角或著眼于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對此議題進行了一定的探討，有的具體，有的抽象。概括起來，有“4說”：（1）四目標說：祝楊軍（2010）提出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目標包括教育目標、學術目標、環境目標和系統目標四個部分[4]。（2）三目標說：于巍（2014）強調大學校園生態文化的實踐目標由人才培養目標、學術科研目標及和諧環境目標三部分組成[5]。（3）文化共同體說：張華、聞彥（2011）認為，在校園文化建設中注入生態精神，形成文化共同體，是生態文化背景下建設校園文化的目標[26]。（4）四生態化說：李國新（2012）主張，大學校園生態文化的目標分別為教育目標的生態化、學術目標的生態化、環境目標的生態化及系統目標的生態化[27]；可以看出，本目標的“四生態化說”與祝楊軍（2010）的“四目標說”在目標的內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顯然，除“文化共同體說”外，其他“三說”在目標譜系上具有一定的交集，即均將教育、學術和環境納入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目標體系。

（六）關于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路徑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路徑涉及到理論與實踐對接的問題，研究者們從多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設想、措施或建議，筆者將其歸納為“6說”，分別為：（1）四層面說：葉宗波（2005）認為，可從校園建設、學校管理、學術研究、情感交流等四個層面上創建良好的校園生態文化[9]。（2）三層次說：佟瑛（2008）提出，要圍繞校園物質文化、校園精神文化和校園制度文化三個層次來展開高校校園生態文化建設[20]。（3）二環境說：杜君芳、江紅巖（2011）認為，應從外部和內部環境構建和諧的校園生態文化[10]。（4）生態化教育、教學系統說：喻秋蘭、余文龍（2011）主張，建立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化教育、教學系統，可建立一種新型的大學校園人際關系和行為體系[22]。（5）生態教學觀說：劉海仁（2013）提出，大學生態文化建設的路徑應樹立生態教學觀以促進生態課堂中師生生態主體生命質量的升華，并推動校園生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28]。（6）景觀設計說：李靜（2007）根據安徽大學新校區南實驗樓———篤行南樓的現狀與特點，提出了“體現景觀特色，營造文化家園”的設計思想，主張應遵循自然式植物配置原則，在相似的空間環境中，展現不同的景觀效果和獨具特色的校園風貌[29]。（七）其他相關研究以上是有關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議題研究成果的主流，此外，國內的個別研究者還關注高校校園生態文化運行機制的構建、高校校園生態文化建設基于大學所屬層次（佟英，2009[30]；朱玉芹，2011[23]）和學科專業（朱玉芹，2011[19]）的建設特色，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與其他管理、服務活動的關系（徐建芬，2008；王改紅，2011[31]；胡薇，2011[32]）以及關于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機理。對于后者，張華、聞彥（2011）探討了校園生態文化共同體的生成、核心價值的建立及文化信念和精神品質在多重文化系統中的共享和浸潤對校園生態文化利益相關者的文化歸屬感與認同感的催化作用[26]。

二、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啟示

（一）存在的問題概括而言，國內研究者在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相關研究方面視野較開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成果已達到了較深的理論深度。然而，也存在著某些明顯的不足或問題，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在定義、內涵與目標的界定等方面大學校園生態文化的定義尚處“百家爭鳴”的狀態，目前尚無公認的定義；在內涵方面也是“百花齊放”，也未出現獲得共識的表述；在目標的論證方面也呈多樣化的態勢，目標體系欠系統和全面。研究者們基于自己的學科背景或個人喜好各執一詞，這有礙于相關研究理論水平的提升，也制約了實踐指導效果的提高。因此，規范大學校園生態文化的定義與內涵等顯得十分重要和迫切。2.在研究內容的結構方面比較而言，國內學術界對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意義、功能、價值、重要性、對策等闡述過多，而對一些基礎性、專業性的問題（如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理論基礎、基礎理論、建設資源評估、建設效果評價以及利益相關者的生態文化需求調查等）鮮有研究，后者幾乎處于空白狀態。這可能說明后者是有關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研究的難點。然而，后者卻涉及到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理論體系的完善、對實踐指導效果的提高等諸多重要問題。因而，它們應該是今后相關研究的主攻方向。3.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對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問題進行一般性描述、經驗性介紹或主觀性對策建議，以思辨、定性研究為主，實證、定量的研究缺乏，研究尚顯粗放化。今后，新的研究方法的創立、相關學科（尤其是生態學、文化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學科）研究方法的借鑒運用以及基于某些具體高校的大學校園生態文化建設的實證、實驗研究將受到重視并成為主流。

第5篇：大學文化論文范文

摘要：早期清華大學（1926-1952）的外文系培養了大量的人文學科杰出人才，是西方博雅教育理念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成功實踐。它將西方博雅教育理念與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相結合，旨在培養中西會通、全面發展的文化人，而非器物化的某一特定職業的從業人員。其重視基礎、文理兼修的課程體系致力于培養受教育者的中西文化素養和創新能力，并非語言技巧或職業技能訓練。早期清華大學外文系在培養目標與課程體系兩個層面對時下高等外語教育深具啟示意義，對中國高校樹立正確的價值追求，弘揚人文精神以及提升受教育者的創新能力均有史鑒價值。

關鍵詞：博雅教育；清華大學； 外文系；外語教育；高等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9.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610（2014）04-0041-06

收稿日期：2014-01-17

作者簡介：吳自選（1969-），男，山東臨沂人，天津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從事翻譯學、外語教育研究；天津，300384。黃忠廉（ 1965-），男，湖北興山人，文學博士，黑龍江大學翻譯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翻譯學、漢譯語言研究；哈爾濱，150080。

一、引言

清華大學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學系”，1928年易名為“外國語文學系”。抗戰爆發后，1938年清華大學與北大、南開三校遷至昆明，建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遷回清華園復校，1952年院系調整，外文系建制撤銷。外文系除培養出錢鐘書、季羨林、等學貫中西的大師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國語言文學教育家、戲劇家、詩人、作家、翻譯家等杰出人才，以畢業年份為序（含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時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陳嘉和陳詮；1928年楊業治和吳達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張駿祥；1936年吳景榮和劉世沐；1938年方鉅成；1939年許國璋、王佐良、楊周翰和李賦寧；1940年穆旦（即查良錚）、趙瑞蕻、周玨良、黎錦揚和楊苡（即楊靜如）；1942年許淵沖；1943年巫寧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鄭敏；1945年金隄、劉承沛和杜運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黃愛（即黃雨石）；1949年楊德豫；1950年英若誠、吳云森（即江楓）和文潔若 ；1951年資中筠和馮鐘璞（即宗璞）等 ［1］。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外國文學部1935年共畢業四位研究生：趙蘿蕤、田德望、曹葆華及楊絳，后來均成為學術大家［2］。

本文論及的清華大學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間（含西南聯大時期）以培養“博雅之士”，匯通中西之學為目標的早期清華大學外文系（以下簡稱“清華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個內涵豐富、多維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點討論清華外文系博雅外語教育理念與相應的課程體系，兼論清華外文系博雅教育對時下外語教育及整體大學教育的史鑒價值。

二、外語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為博雅教育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魯大學的《耶魯報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種全面的教育，一種開啟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種全面開啟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開設廣博的課程，反對高等教育過早的職業化和專業化，要求以經典的和基礎的科目訓練學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為依歸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終產品是文化人。”［4］

（一）培養博雅之士

1926年，吳宓參照美國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系的培養方案，撰寫《外國語文學系概況》，開宗明義提出了清華外文系如下五個培養目標［5］201：

本系課程編制之目的為使學生：（甲）成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讀西方文學之名著，諳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國內教授英、德、法各國語言文字及文學，足以勝任愉快；（丁）創造今日之中國文學；（戊）匯通東西之精神思想而互為介紹傳布。

吳宓提出的清華外文系培養目標，濃縮了清華外文系的教育思想，為清華外文系的人才培養確立了基調。其第一個目標即為培養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種職業，更不是一種職業技能。“博”是指融匯中西語言文化的廣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學問事業的基礎，是知識的廣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礎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學術涵養，是知識的高度。吳宓先生的“博雅”之說，簡言之，是“希望學生能夠吸收東西方古往今來的優秀文化，成為全面發展的人”［6］19-20。吳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學以及導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響，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語言修養、寬廣文化底蘊、具有批判性思維、“博而能約”、“圓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語言通才，其實質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養。

（二）西方理念與中國傳統的結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其實質是培養“通人”或“全人”；在中國，類似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教育和漢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質的儒家教育。“六藝”雖有實用功能，但其實質是將受教育者培養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高尚道德修養、全面發展的“人”。清華外文系培養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國文化傳統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與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的自由思想、獨立人格與批判精神。作為人文學科的外國語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訓練某一個職業領域的從業人員，而是通過中西語言文化的熏陶與教育，涵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體系，幫助學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識結構，開闊其視野，提高其在融會貫通中西文化基礎之上的創造力、適應力。吳宓認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學本科教育的理想，應是培養了解自然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全面發展之通才［7］24。

吳自選黃忠廉：論早期清華大學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華外文系博雅課程體系

清華外文系的課程體系體現文理兼修、通專兼顧、貫通文史哲的特點，是實現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徑，也是吳宓提出的培養目標的具體實踐。以清華外文系1936-1937學年度的課程設置為例［8］：

第一學年44或46學分：英文8，國文6，中國通史、西洋通史（擇一）8，邏輯、高級算學、微積分（擇一）6或8，物理、化學、地質、生物（擇一）8，選習一種第二外國語8；

第二學年36學分：英文6，西洋哲學史 6，西洋文學概要8，英國浪漫詩人（專集研究）4，西洋小說（專集研究二）4，選習一種第二外國語8；

第三學年32學分：英文、德法文（擇一）8，西洋文學分期研究：古代希臘羅馬；中世；文藝復興時代（每門4學分）12，英文文字學入門4，戲劇（專集研究三）4，文學批評（專集研究四）4；第四學年24學分：英文、德法文（擇一）8，西洋文學分期研究：18世紀；19世紀（每門4學分）8；現代西洋文學：詩；戲劇；小說（任擇二種）4，莎士比亞（專集研究五）4；

選修課：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語捷徑4；研究課程若干6。

具體分析，清華外文系的課程設置有以下特點：

（一）重視基礎，文理兼修

在清華外文系四個學年共136或138個學分中，語言類課程共44學分。清華外文系強調“本系教授語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練及勤習。讀書談話作文并重，使所學確能實用，足應世需”［5］199。學生通過“讀書談話作文”，訓練扎實的語言基本功。但在清華外文系課程設置中找不到“精讀”、“泛讀”、“口語”和“聽力”這樣的把作為整體的英語語言文學肢解得支離破碎的課程，而是主要通過文史哲等課程來提高語言基本功。“西洋哲學史由賀麟先生講授。他指定學生閱讀西方哲學名著英譯本（例如柏拉圖《對話錄》等書）， 并讓學生用英文寫讀書報告。”［9］3

早期清華大學貫徹梅貽琦校長提出的“通識為主，而專識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學生在自然、人文、社會三個方面有綜合的、廣泛的知識，而“不貴乎有專技之長”［11］。由于全校一年級學生不分專業，清華外文系與其他各系學生所選課程為“共同必修課程”，涵蓋文、史、哲、理等多個領域，重點在“博”。李賦寧先生言：“我在清華園渡過的大學一年級和二年級……英文的聽、說、讀、寫有了很大進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學、哲學和歷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門知識。”［6］29

（二）以“文”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體性

如果不將大一的44學分計算在內，清華外文系的文學類課程占到其余三年總學分的61%。文學課程分文學史和文學體。文學史按時代進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臘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18世紀和19世紀，分配于三年中。“文學體則強調分體詳細研究，于三年的學習中全面涵蓋了各種文體， 即小說、詩、戲劇、文學專題研究和文學批評等。”［12］174-175 西南聯大時期，外文系開設的56門選修課程中，文學類課程更為豐富，涵蓋國別文學史、斷代文學史、類型（或體裁）文學史和作品選讀、作家與作品研究及文學理論，共28門，占選修課總數的50%，其余為語言理論及“外語及其他”類課程。僅在“類型（或體裁）文學史和作品選讀”類選修課中，即開設12門課程 ［13］131。文學是博雅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學對學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與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紀30年代，吳宓就十分強調文學的教育功能，主張學生通過閱讀、理解和比較研究中外經典文學作品，提高自身的素養和道德情操。他歸納出文學在啟迪學生心智，涵養學生心性，增進學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變乃至增強學生愛國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吳宓視西方文學、文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要求學生對其具有廣博和全面的知識。清華外文系將英語語言文學置于西方語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種課程供學生修讀，并配合以嚴格的教學制度，培養出一大批德、法、俄語言文學專家。西南聯大時期，“在外文系的56門選修課程中，法語語言文學類選修課程即達11門。”［13］137這些課程覆蓋面很廣，“使學生的注意力不僅局限在某一種外語或某一國別文學上，而是把西方文學、哲學和文化看成一個整體，大大擴展了學生視野”［9］3。

（三）選課制與旁聽制，貫通文史哲

吳宓從創造中國新文學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強調清華外文系學生中國文學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對學生選修他系之學科，特重中國文學系。……目的在于：（1）創造中國之新文學，以西洋文學為源泉為圭臬；或（2）編譯書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藝思想，介紹傳布于中國；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傳布中國之文明精神及文藝于西洋，則中國文學史學之知識修養均不可不豐厚。故本系注重與中國文學系相輔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視中國文學的清華外文系不僅造就了一大批學貫中西的學者、翻譯家、戲劇家，同時也是中國詩歌史上著名的“中國新詩派”的誕生地，著名詩人穆旦、鄭敏、杜運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華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華大學除了實行美國式的學分制，更以獨具特色的選課制度，實現其造就通才的目標。“學生于每學年開學時，參照各系規定的課程表自行選定課程，中途亦可增選或退選，但大一應修課程不得中途退選”［12］119。清華外文系的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學術興趣選修、旁聽其他學系的課程，特別是同屬文學院的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和哲學系的課程，學生可以一日橫跨文史哲三大學科門類：“聽了羅常培的語言學，入鄰室錢穆的中國史課，晚間有金岳霖講‘哲學中的時與空’，須早去占座”［15］。在清華外文系讀書四年的季羨林先生曾言，真正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只有兩門課，就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和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這兩門課影響他的一生，而這兩門課恰好都不是清華外文系的專業課［16］。清華外文系的選課制度給予學生很大自主性，允許、鼓勵學生跨學科、跨專業自由選課，為學生以中西語言文化為根基，在人文學科領域的融會貫通以及個性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環境。

四、清華外文系作為外語教育的歷史坐標

清華外文系作為博雅教育在中國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兩個層面給外語教育界以啟示：

（一）從外語教育的人文屬性出發，造就外國語言文化通才

“外語專業教育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專才型培養模式，導致學生知識面偏窄，文化底蘊不深。”［17］20世紀80年代起，外語界開始進行外語與經貿、新聞、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結合的所謂“外語+X（培養方向或輔修專業）”的復合型人才培養改革，然而外語教育職業化、訓練化、空洞化的趨勢沒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學科屬性日漸淡化［18］244-245，外語院系淪為“語言培訓中心”或“體制內的新東方”，時至今日其定性、定位問題仍未得解決。外語教育不能也不應簡單地等同于職業教育、技能訓練甚至是應試培訓；如是，高等外語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必要。外語教育過于重視職業技能的訓練而忽視人文素質的培養，其價值取向將趨向功利主義；以單純的就業需求為導向，導致外語專業學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識的結構、分析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方面與其他文科專業產生較大差距［19］。

外語學科的基本要素是語言、文學和文化，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語教育的一個根本屬性，培養全面發展的“文化人”是外語教育的應然目標。外語教育只有明確了自身的人文學科屬性，才能找到專業的學科定位，才能確立適當的培養目標，而“我國英語專業教學改革中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課題莫過于培養目標。”［18］243 從清華外文系的成功經驗看，外語教育應注重與文學、歷史、哲學等相關學科融會貫通的外國語言文化通才。許國璋先生在談及外語院系培養目標時強調外語人才必須是文化人［21］。

（二）從博雅教育理念出發，改革課程體系

始自20世紀50年代蘇聯模式的外語教育課程體系偏重語言技能訓練， 按照培養譯員的“語言學校”模式開展教學［22］，強調語言技能、忽視文化熏陶，重視機械訓練、淡化文學教化，缺乏認識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統培養。時至今日，外語專業基礎階段課程仍以語言技能訓練為軸心，以大量機械操練為途徑。以英語專業為例，依據《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英語專業基本上都以專業技能課“基礎英語”、“高級英語”、“聽力”、“口語”、“閱讀”、“寫作”、“翻譯”為主干課程。主干課程不但所占學時數多， 而且持續時間長， 一般達到總學時67%左右［23］；這些專業技能課程“分裂語言與文化，語言與知識，使語言教學淪為空洞語言與空洞交際，使學習者既無法習得語言能力與語言交際能力，又無法學習到知識”［24］。以訓練學生語言能力為核心的課程體系，實際上并不能提高學生的說、寫、譯等語言產出能力。而在英語專業高年級所開設的“專業知識課”如語言學、詞匯學、語法學等課程，更是冷知識傳授多于文本研讀，只能給學生們帶來信息與知識壓迫［25］。這樣的課程體系無助于學生知識、技能的增長，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語獲取信息與知識、傳遞思想與情感，最終造成學生“缺乏分析綜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難有創新意識，出不了創造性的成果”［26］。

清華外文系課程內容寬泛， 涵蓋自然、社會和人文三大學科。大一英文也指導英文閱讀和練習英文寫作。但英文閱讀和寫作的任務還由其它課程來分擔。而在西南聯大時期，外文系課程表中“單純的英文課（相當于時下的精讀、泛讀、聽力、寫作等）只占學年總學分的15.8%-24.2%。語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過學習其他課程來實現。”［27］ 從外語教育的人文屬性及其規律出發，須在課程設置上確立“語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經典著作為主要教學內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識架構，厚植其人文底蘊，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實的中西語言基礎之上，培養其會通、思辨、適應和創新的能力。

五、清華外文系作為中國大學的歷史鏡鑒

清華外文系是早期清華大學全面實施博雅教育的在一個系科具體的、成功的實現。實際上博雅教育對當今教育的啟示，不僅在外語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體。博雅教育不應只是清華外文系追求，而應是高等教育系統整體之追求。吳宓認為，培養博而能約，圓通智慧的通才，不僅適用于文史哲學科，自然和社會學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學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貽琦先生認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學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門， 以見知識之為物，原系綜合貫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關聯相輔助之處，凡曾受大學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貽琦、、竺可楨等為代表的中國早期大學主事者主張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識教育的結合，人文教育與專業教育的平衡。20世紀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調整以后，專業教育成為高等教育主導思想。至今，過于狹窄的專業教育思想并沒有煙消云散， 仍然制約著中國大學的發展。簡言之，大學教育高度專業化、過分實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職業為導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學教育造精神缺失，導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蛻變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狹隘、庸俗功利、寡廉鮮恥等諸多人格缺失，無疑是高等教育的失敗，與大學的使命背道而馳。其次，造成學生日益被束縛于狹窄的學科劃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殺了大學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區別。大學長期局限于培養所謂“專業技術人才”，學生沒有足夠的知識寬度、學習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適應未來職業發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創新動力不足。

狹隘專業教育顛倒大學教育的本然價值，難以完成“人之所以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貽琦先生主校時期的清華外文系博雅教育關注“人”的全面發展，其重點在人格、修養、靈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質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學的靈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與定位問題，更恰當地是則是大學教育的定性與定位問題”［30］，也關乎大學教育的使命問題。從某種角度而言，清華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歸了大學教育的本質，作為歷史鏡鑒可以考察時下價值追求錯亂、辦學方向迷失的大學。

（二）博雅教育是應對大學挑戰的必由路徑之一

博雅教育是應對人文精神缺失和創新能力不足中國大學兩大挑戰的必由路徑。其一，博雅教育是以與人類歷史上積累沉淀下來的文明與文化遺產進行“對話”為主要內容的一種大知識觀教育，目的是打破傳統學科領域的壁壘，通過對經典的深入研讀，讓學生領略人類優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實現“人”的整體素質的提升。清華外文系的博雅之說，如果說“博”是一種學術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種人文品質和人格境界，清華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發展，關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視人文教育”［31］。總之，清華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觀照整個大學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歷史鏡鑒，更是弘揚大學人文精神的路徑。其二，創新型人才所必須具備的開闊的視野、豐富的想象力、強烈的使命感等素質，而博雅教育主張的文理兼通和跨學科綜合性的課程有助于學生拓展視野，強化對知識整體性把握，使學生在融會貫通中汲取智慧，培養“學生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這些正是創新的必要條件。清華外文系畢業生許淵沖稱他：把生命科學的優質基因克隆問題，應用到中西文學互譯的理論上來，提出了優化的創譯論，使中國文學翻譯理論走上了世界譯壇的前列”［33］。

六、結語

清華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個完整而復雜的教育思想體系，也是一種辦學風格。它將西方人文主義的博雅教育與中國教育傳統相結合，以培養博雅之士為目標，致力于文史哲的貫通，著力于學生人文素質的養成，培養了大量人文學科杰出人才，確立了外語教育的“清華學派”，也為21世紀中國外語教育提供了啟迪和借鑒。

進入21世紀，中國大學面臨的是與清華外文系迥異的社會、教育和制度環境。清華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種因素交匯的產物，然而外語教育的清華學派既是精神遺產更是鏡鑒，值得從外語教育界同仁從多層次、多視角進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語教育乃至整個大學教育的本質、價值、過程與目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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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大學文化論文范文

（1）激趣。

作為一種社交活動表現形式的大學生文化藝術活動，具體到一個班級群體或是社團群體，大學生群體間易于形成三種類型反應，分別為積極響應型、消極回避型以及不冷不熱型。造成這種明顯區分的一個內在因素乃是大學生自身的興趣點存在高低不等表現。從另一方面看，對于進入高等院校的大學生而言，與中學時期明顯的區別在于他們是作為獨立生活學習的群體。進入獨立生活學習階段的大學生，在思想意識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的漸趨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社交方式的自主性選擇上。作為大學生文化藝術活動組織者的高等教育工作者，在尊重大學生群體內部興趣差異的前提下，無法以高壓命令的生硬手段推動活動的開展。基于此，筆者在大學生文化藝術活動組織的具體實踐中牢牢抓住興趣這個關鍵點做文章想辦法。近年來的文化藝術活動組織實踐經驗表明，微博的使用在激發學生的參與興趣，也即激趣方面起到了正面積極的作用。為了能與微博使用頻率高的學生更好地良性互動，筆者不僅注冊了微博，還通過與學生特別是文藝活動積極分子在微博上建立活躍活動關系。通過這種方式，在學生學習以外的生活社交等時間內筆者加強與學生在網絡虛擬空間的互動，扮演起亦師亦友的角色。

（2）參與度。

通過充分利用微博這一大學生普遍喜歡并使用的信息化媒介工具，筆者激發起學生共同參與文化藝術活動的興趣。這為進一步開展大學生文化藝術活動開好了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大學生文化藝術活動具體開展過程中，微博的進一步使用使得學生在參與度上比以往也有了更大的提升。微博因其自身的特點在傳播廣度上具有其他社交工具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大學生個體使用微博的在自己的微博好友圈內一些共同感興趣的話題，能夠引起廣泛的“圍觀”關注，甚至是積極響應。筆者在利用微博組織大學生文化藝術活動過程中也發揮了微博這一優勢，通過組織班級內學生或是文藝社團學生共同策劃活動主題，吸引了更多的學生參與到了大學生文化藝術活動中來，有效地提高了大學生文化藝術活動的參與度。

（3）延續性。

第7篇：大學文化論文范文

（一）大學生廉政文化的內涵

大學生廉政文化的主導者為高校行政權力、學術權力的擁有者，其核心內容為公廉和節儉。大學生廉政文化在高校內無處不在，校園的一些相關規定制度、學生、教師以及干部的行為及生活方式等都會涉及到大學生廉政文化。高校的主要功能是全能型人才的培養、先進文化和文明的傳承以及建設。大學生廉政文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將先進的文化和文明傳承給高校的干部、教師以及學生，用以引導他們的思想和行為。特別是在現階段全民閱讀背景下，加強大學生廉政文化建設不僅是高校的使命，更是整個社會的使命。

（二）大學生廉政文化的作用

1.大學生廉政文化具有規范和約束的作用。大學生廉政文化的規范和約束作用指的是它自身所具有的調控能力和調控機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行使者的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它的規范和約束功能主要表現在制度、輿論以及思想信念三個方面，反之這三個也對廉政文化發揮著直接性的、現實性的約束作用，確保了大學生廉政文化的規范和約束范圍的合理性。

2.大學生廉政文化具有調整的作用。大學生廉政文化的調整作用不僅表現在調控機制上，更表現在精神機制及精神力量上。簡單的講，就是這種調整作用不僅能夠對權利行使者的思想、心理、情緒等起作用，而且也能對權利行使者的行為起作用。總而言之，大學生廉政文化的調整作用主要是對權利行使者在生活中處理與他人關系方面進行調整，確保其和教師、學生等在利益和精神上達成共識。大學生廉政文化調整作用發揮的方式有很多，如教育引導、行為約束、制度制裁等。

3.大學生廉政文化具有引導和激勵的作用。大學生廉政文化的引導和激勵作用指的是廉政文化具有一整套關于行為規范、角色轉變等方面的標準和模式，供權利行使者參考和依照，同時廉政文化所具有的評價、監督、制裁等特性就在很大程度上誘導輿論的方向，以達到開導權利行使者的目的，確保權利行使者依據廉政文化的標準和模式進行思考和行為，使其逐漸形成強烈的道德責任感以及道德理想。

二、全民閱讀背景下加強大學生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一）是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的關鍵

大學生廉政文化建設不僅關系到大學生綜合素質、廉政意識、法治觀念等方面是否健全，而且會在很大程度上對大學生能否樹立正確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產生影響。鑒于此，加強大學生廉政文化建設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尚且處于不成熟的時期，而大學生廉政文化建設的健全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對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產生一定的引導作用，對大學生樹立崇高的理想、形成艱苦奮斗的精神、烘托健康的成長氛圍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作用。

（二）是培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有效過程

近年來，經濟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使人們的生活變得復雜化，人們在生活中面對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思想和理念，容易出現沖突、矛盾甚至會迷失方向，特別是對當代大學生來說，非常不利于大學生健全健康思想的形成。高校在大學生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過程中占據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加強大學生的廉政文化建設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僅能夠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廉政觀念等，而且能夠對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起到一定的規范和約束作用，確保大學生的健康成長，使其逐漸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三）是構建和諧校園的推動力量

和諧校園不僅僅指的是教師、學生相處關系的和諧、生活及環境的和諧，更指的是以廉政文化為核心的校園氛圍的和諧。大學生廉政文化對校園的文化、精神和氛圍具有一定的引導作用，能夠推動大學生形成艱苦奮斗、不受物質金錢誘惑、具有強烈責任心和事業心的精神，引導大學生關注身邊的小事，從小事出發去營造一個良好的廉政氛圍，從而推動整個校園廉政文化的培育和氛圍營造。

（四）是提升大學生思想道德素養、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高校作為傳授先進文化和文明的平臺和陣地，其廉政文化建設的加強有助于大學生健全思想的形成，同時大學生進入社會之后也能夠對整個社會起到一定的傳導作用，有利于廉政文化在社會上的宣傳和弘揚，從而對社會民眾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使他們形成“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思想，從而加快和諧社會的構建速度和進程。

三、全民閱讀背景下大學生廉政文化建設的目標及任務

（一）引導高校黨員干部及教職工形成拒腐防變的思想

高校在承擔人才培養、文明傳承、先進文化建設重擔的同時，也肩負著建設和倡導廉政文化的責任。高校教職工作為人才培養的關鍵，應該首先具備抵御腐敗的意識和能力。鑒于此，高校必須要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特別要加強對高校黨員干部及教職工的廉政教育，營造“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氛圍，提高黨員高步和及職工的廉政意識和能力。

（二）引導當代大學生形成崇尚廉潔的思想

大學生作為高等教育的受眾人群，是社會和國家發展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但是他們正處于思想、行為形成的時期，容易受外界不良思想和理念的影響。鑒于此，要加強大學生的廉政文化建設，第一，將廉政知識和文化灌輸給他們，推動他們良好世界觀、人生觀及價值觀的形成；第二，將相關法律法規、黨紀政紀、道德規范的內容和知識灌輸給他們，提升大學生抵御腐敗的意識和能力；第三，為大學生成長營造一個廉政的氛圍，使他們形成廉潔自律、艱苦奮斗、克己奉公的思想和精神，提高大學生的廉政意識和能力，使他們逐漸成為社會和國家需要的全能型人才，為國家和社會奉獻力量。

（三）加強對廉政文化建設的理論研究并不斷進行創新

大學生廉政文化建設值廉政理論建設和文化建設同時進行的，作為兩者兼具的創意性科學，需要加強對其理論和實踐的進一步研究。在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研究過程中，高校是最為核心的陣地，它不僅是先進文化、文明的搖籃，而且匯聚了大量優秀的研究人員，因此，高校要依據指導思想，從廉政文化的內涵、特色、作用、任務、方式、途徑、功效等各個方面加強對廉政文化的假設，推動廉政文化的健全化、系統化和完善化。構建一個涵蓋廉政思想、意識、理論、法規、風尚、文化、活動等的體系和框架，為社會和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

四、全面閱讀背景下加強大學生廉政文化建設的措施

（一）高校要加強道德教育，為廉政文化建設做好準備

高校的道德教育主要從三個方面入手：第一，大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近年來，經濟和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使大學生面臨多種文化思潮和理念，這些思潮和理念自身所產生的矛盾和沖突容易導致大學生的思想、行為選擇迷失方向，加之大學生現階段的思想和行為正處于形成時期，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在很大程度上延緩了大學生廉政文化建設的發展進程。鑒于此，高校要以“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為基本原則，以“三個代表”、為基本思想，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引導大學生樹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及正確的廉政意識和廉政能力。第二，加強對教師的學術道德教育。近年來，高校教師學術不端的現象多有發生，如剽竊他人著作用以自身評職，虛構數據、捏造項目以獲取獎勵；泄露考試題目以滿足自身的私欲等。這些學術不端行為在破壞學術氛圍的同時也阻礙了學術事業的健康發展。鑒于此，高校要引導和規范教師的行為，及時發現和糾正教師的學術不端行為，提高教師的學術道德素養，以為大學生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第三，加強對高校管理層的從政道德教育。為了確保高校管理層對教育事業足夠忠誠、為廣大師生服務、自覺廉政，就要從管理層的道德觀教育入手對其進行從政道德教育，及時糾正管理層的錯誤和疏忽，如缺乏責任心、缺乏愛心、不夠敬業、不夠自律等，為高校管理層堅持敬業、精業、守業營造一個良好的道德氛圍。

（二）高校要重視校風建設，為廉政文化的建設拓展空間

高校校風建設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教風建設、學風建設和作風建設。第一，高校要重視教風建設。教風建設作為校風建設的核心內容，是教師道德素養的體現，在很大程度上會對學風甚至整個校風建設產生影響。教風通常表現在教師的思想和行為上。鑒于此，要加強教風建設，就有必要將師德作為切入口進行，使教師明白他們的職責不僅僅是教授知識，更重要的是教會學生如何做人。要完成好兩個職責，教師必須首先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要求為自身的準則，切實在思想、品德、行為、儀表等方面為學生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第二，高校要重視學風建設。學風建設作為校風建設的根基，不僅僅是一個高校的根本，更是培養人才的關鍵所在。高校培養出來的人才質量的高低直接取決于學風的好壞。現階段，高校一些學生的不良學風現象非常嚴重，如缺乏明確的學習目標、缺乏正確的學習動機、缺乏學習動力、忽視對自身的管理等，已經嚴重阻礙了高校的辦學質量和效果。鑒于此，學風建設應該以教風建設為導向，將課堂作為其主要平臺進行加強。第三，高校要重視作風建設。作風建設作為校風建設的關鍵內容，直接決定了教風建設和學風建設是否能有序進行。在高校中，良好的作風建設，能夠帶動教風建設和學風建設的進行。而作風建設的加強可以以黨風建設為出發點進行，確保高校黨員干部擁有良好的作風、學風以及領導、工作、生活作風，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民主管理和科學管理的齊頭并進。

（三）高校要注重校園文化的完善，注重營造廉政的文化氛圍

第一，高校要對校園廉政文化的建設有一個整體的規劃。這個整體規劃由高校的黨委和共青團組織共同負責，要以《實施綱要》中提到的廉政文化的要求為準則，以大學生廉政文化的內涵為出發點，以大學生廉政文化教育的規律為依據，深刻考慮管理層、教師及學生的接受范圍，構建一個校園廉政文化建設的體系，這個體系不僅要具備先進性、針對性，更要具備影響力及滲透力，從而對整個校園文化進行完善，營造出一個良好的育人環境。第二，積極組織并開展有關廉政文化的活動，結合廉政文化的深刻內涵以及校園文化的豐富形式，設計出一系列容易被廣大師生接受的節目或者活動，如圍繞廉政文化進行的文學作品、以廉政文化為基礎的文娛節目等，在潛移默化中對師生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影響。第三，要充分利用好廉政文化在校園內的滲透作用。一方面，高校要積極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方式，如可以將現階段無處不在的網絡應用到廉政文化的滲透作用中，開設以廉政文化為主體的教育網站及平臺；另一方面，高校要讓學生在實踐中提升廉政意識和廉政能力，如可以積極組織和開展廉政文化的宣傳活動和文娛活動。

（四）高校要積極拓寬廉政文化建設的方式和渠道

高校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對廉政文化建設的方式和渠道進行拓展：第一，將廉政文化的相關內容編寫入教材之中。教材作為大學生教育的載體，同樣也是廉政教育的載體。高校可以以當地和自身的實際情況為依據，編寫有關廉政文化的教材和書本，使大學生廉政文化在高校中的建設更具科學化、制度化。此外，教師在課堂上教授知識的同時要有意識的融入廉政文化，使學生在學習知識的同時也能潛移默化的受到廉政文化的影響。第二，將廉政文化引入課堂中。高校可以依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進行不同階段、不同層次的廉政文化課堂教育，將廉政文化教育歸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疇。第三，在實踐活動中滲透廉政文化。廉政文化作為校園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借鑒校園文化的建設方式進行加強，如開展辯論賽、書畫展等，加強大學生對廉政文化的理解和認識。同時，高校要注重以多種方式對廉政文化進行宣傳和弘揚，如設立廉政文化網站、開設廉政文化專欄、開展廉政文化講座等，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加強對大學生的廉政教育。

五、總結

第8篇：大學文化論文范文

關鍵詞：間距；張力；比較文學；變異學

一、“間距”的提出

法國著名學者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教授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12年12月16-17日召開的“思想與方法：全球化時代中西對話的可能，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會議①上，提出了“間距”理論。朱利安教授在《間距與之間：如何在當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歐之間的文化他者性》一文中分析了時下流行的“差異”概念所引起的弊端，從而提出與之相反的“間距”（écart）概念。他嘗試以“間距”打開“之間”，并以“之間”為工具，重建自我與他者對話交流的可能。這一途徑可歸結為：通過構建外在他者，從而達到解構目標文化的目的。朱利安指出：“那“差異”與“間距”的區別何在？簡而言之，“差異”是以認同為前提和導向，帶有主觀價值判斷的概念，而“間距”則主張拉開對話兩者的距離，尊重雙方的獨立性，采取的是不帶偏見的超然立場。差異是一個認同的概念；我們在觀察到這一點的同時也注意到一個與之相反的事實，那就是不可能有文化認同（il n’y a pas d’identité culturelle possible）。認同（l’identité）事實上至少用三種方式圍繞著差異：一，認同在差異的上游，并且暗示差異；二，在差異制造期間，認同與差異構成對峙的一組；三，在差異的下游，認同是差異要達到的目的。 因為差異首先就暗示一種更普遍的認同（une identité plus générale）——就這么說吧：一種共同類型（un genre commun）——在其內部差異則顯示為一種特殊性。那么，這個更普遍的認同會是什么呢？它一開始就給出，是我們一開頭就知道的，正如我們可以在文化多元性的開端，特別是那些這么長久以來在語言上和歷史上互不相干而彼此漠然的文化，譬如在中國與歐洲之間，這個更普遍的認同會是什么呢？”

顯然，“間距”是一個理論新詞，筆者認為新詞往往意味著新的方法，朱利安教授為何提出“間距”這一新概念？我認為恰恰是反思東西方文明對話的弊病而提出來的。近百年來學界研究東西方文化比較或對話時一直存在著激烈的中西之爭，有主張中體西用，有提倡洋為中用，更有鼓吹中國全盤西化，等等說法不一而足。然而，爭辯的結果卻是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都沒用了。朱利安在研究東西方文化對話時也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他說“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這使得中國人無法讀懂中國文化，日本人讀不懂日本文化，因為一切都被重新結構了，中國古代思想正在逐步變成各種西方概念，”“其實中國思想有它自身的邏輯。” 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在用西方概念遮蔽中國概念的過程中，各種文獻文本都同一化為西方文化范本的注解，差異性思想在這種轉述過程中不斷失落，也使得中國文論已愈來愈難為今人所理解。比如“風骨”概念，時至今日，學習古代文論的人甚至相關的專家學者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香港大學的陳耀南先生在《文心雕龍風骨群說辨疑》一文中梳理了當代百余篇研究“風骨”的學術論文，清理學術界關于“風骨”的解釋，最后對“風骨”二字卻仍不得要義，只能無奈地說，干脆請《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字彥和）自己站出來講清楚，究竟什么是“風骨”：“請彥和回來示觀，以破迷惑而廣知見。”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尷尬的情況，根源便在于東西方文化對話中，人們大多注重同一化的研究方法。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視西方概念為普適性楷模，例如闡釋“風骨”，往往用西方文論的概念“內容/形式”、或“風格”等等，而忽略東方文化或中國話語的獨特性，只一味地向西方文論話語靠攏。在這樣以西釋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中國話語的“異質性失落”，甚至得出一些有悖常識的結論。例如：素有國學大師之稱的王國維，用叔本華的生命悲劇意識哲學解釋《紅樓夢評論》，得出《紅樓夢》一書是“徹頭徹尾之悲劇也”，然而他又認為中國文化整體精神是樂天的，是沒有悲劇精神的；在自相矛盾的無可奈何之下，于是乎他竟然推導出《紅樓夢》是“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的結論 。顯然，這個結論實際上完全是謬論！植根于中華文化的《紅樓夢》怎么可能“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怎么可能成為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的天外飛來峰？更有甚者，、朱光潛等學者認為中國藝術的“神廟里沒有悲劇之神的祭壇” ，如果說中國完全沒有悲劇，那怎么解釋《趙氏孤兒》這部連西方人都承認是悲劇的元雜劇？這些尷尬都是完全以西方概念為普適性范式來分析中國文學得出的荒謬的結論。朱利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間距”代替有同一化導向的“差異”概念，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對追求同一性反思的背景，這是很有見地的創新性的提法。

類似的，在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史上，幾乎所有的學科理論也都是從求同性出發的，視相同性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以法國學派為首的影響研究注重事實的聯系，實質上是求同性的同源影響研究，它僅僅關注同源性文學的關系。以美國學派為首的平行研究雖然突破了影響研究僅注重事實聯系的局限，提倡跨學科研究，拓寬了比較文學的比較領域，卻集中于同一文明圈的文學比較，相對忽略了異質文明文學間的比較。無論是影響研究或是平行研究，甚至是俄蘇學派的類型研究，所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都強調共同性，同源性或類同性成了比較文學可比性的基礎。現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理論缺陷就在于：幾乎所有人都完全忽略了比較中的異質性問題。通常，沒有學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人，在比較文學研究中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比較文學是既求同又求異的，比較就是求同中之異，異中之同。這種直覺，實際上是正確的。但是在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比較文學的根本目的是求同而不是求異。不管是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礎都是“求同”，是求異中之同。具體來說，影響研究求的是“同源性”，即淵源的同一性；平行研究求的是“類同性”，即不同國家文學、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類同性。對于不同國家文學的差異，歐美學者不是沒有看到，也不可能沒有看到，因為這是一個僅憑常識和直覺就能夠意識到的問題；但是從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角度來看，歐美學者認為，差異性是沒有可比性的，對差異性進行比較是沒有意義的。正如巴登斯貝格所說：“因為事實上，任何實際上的巧合都不能造成一種從屬的關系”，“正如同一位十八世紀大膽的生物學家把一朵花與一個昆蟲之間的形象和色彩進行精巧比較那樣。”韋斯坦因也認為，東西方異質文明的文學不可相比較，他說：“只有在一個單一的文明范圍內，方能在思想、情感、想象力中發現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維系傳統的共同因素。” 也就是說，只有在同一文明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文學才能進行比較。但是，對于比較文學理論而言，這種“求同”的理論模式也有不盡人意之處。因為在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和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中，都存在著許多異質性因素，其變異性往往要大于“同源性”和“類同性”的因素。

中國比較文學發展之初，采用的也多是求同性的比較方法。錢鐘書先生雖然認為“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但其東西文明文學的可比性仍是建立在人性共通這一相同性上。也正因如此，朱利安教授才批評了錢鐘書。他指出：“他（錢鍾書）的比較方法是一種近似方法；一種不斷接近的方法：一句話的意思和另一句話的意思最終是相同的。我覺得這種比較收效不大。”

對同一性的側重造成了比較文學的一種研究怪圈，越是想要通過求同性的比較弄清東方或中國文論話語，卻越是讀不懂，中國文學在這種比較中面目其越來越模糊。同時，這種片面求同、不看差異的觀點也導致比較實踐中出現了大量流于表面的X+Y式的淺度比附。“間距”概念的提出是對這種同一化模式的反抗，也為比較文學的學科發展啟發出一個新思維、新角度。中國學者習慣套用西方理論，并將其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殊不知如果不把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文化土壤相結合而盲目地套用，這么做是會出現問題的。我們在引進西方理論的時候，不應該把它當作絕對的真理，而應該注意它的異質性。我們知道，跨越異質文明對于不同文明有著互相補充、互為參照的現實意義，所以突出異質性，有利于實現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和融合，更有利于我們建構一個“和而不同”的世界，這也是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的最終目的。

二、和而不同，和實生物

如上分析，“間距”是基于對同一性的反思而提出，那么，它又是從何而來？

朱利安教授原本是研究希臘哲學的，他將中國作為與希臘拉開距離的觀察點，采取一種遠離而又不斷返回的迂回式研究方法。因此可以斷言，“間距”概念是深受中國文化啟發而來的。他指出：“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時眼中無全牛，只看到各關節間的間隙，故刀刃才可恢恢乎游走其間，也因此即便“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這便是間距存在的方便。

也許中國的另一說法更直觀地體現間距的重要性——“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和而不同”是中國和諧觀念的重要闡釋，孔子將其應用于人際關系中，是指君子與人相處要保持距離，思想上不盲從，才能達到和而不同的和諧狀態，如若只是一味跟風，最終只能淪為小人式的同流合污之同。因此，所謂“和”，不是一味的“同”，而是要保持各自的獨立姿態，是有差別、多樣性的統一，惟有拉開間距的思想才不會在對話中被對方淹沒，所以“和”區別于泯滅了間距、差別性的“同”。這就要做到不人云亦云，不迎合別人心理或附和他人言論，而要有自己獨立的姿態，必須與他人保持距離。中國古代文論呈現與西方文論相當不同的異質性特征，它從知識譜系和知識展開等方面都全然異于西方的理論式話語。然而從五四時期開始，中國學界以科學的名義對中國文論話語系統進行生硬切割，力求以邏輯性、理論性、系統性的西式理論方式詮釋、規范中國具有體驗性、品味式的文論話語，結果西方范式全面取代了中國范式，造成了中國文學文論傳統與現代之間出現斷裂和失語。失語的同時，中國文論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審美蘊含多義性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失落。沒有間距、一味附和的求同最終只能是“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觀念更早出現于《國語·鄭語》中——“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由此可見，“和而不同”的“和”不是凝滯的和，而是有著豐富孕育能力的、具有生物豐長功能的和，這也正是朱利安教授所說的“有生產力的”（productif）是間距的本性。因為有了間距，有了差別，所以思想不會在對話中被淹沒，對話的兩者間的張力也才得以突顯，進一步，間距的孕育新本質也才能得以實現。

事實上，人類文明史上很多有創造性的東西都是在間距形成張力以后創造出來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佛教是基于印度文化的產物，東漢末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在中國這一異質文明國度的傳播過程中，中印文明的間距促使佛教在這兩者的張力間不斷自我更新，慢慢中國化，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流派——禪宗。不僅如此，佛教還對中國的社會、政治、歷史、哲學、倫理道德、語言、詞匯、音樂、舞蹈、繪畫、建筑、雕塑、天文、醫學、科技以及民俗民風、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質等世俗文化的諸多方面產生過重大影響和積極作用。佛教更是為中國文學帶來了許多從所未有的新東西——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素材、新的創作手法。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是佛教在中印文明的張力中新生的，體現了在保持間距的對話中張力帶來的豐富的文化創新能力。

代表印度文明的佛教與中國文明間的交流無可辯駁地體現了間距和張力的創造性。只有拉開距離形成張力，文明間的交流才更能迸發出創造的火花，否則便會在求同的范式要求下泯滅自身的民族特性。由此觀之，“間距”既是“和而不同”，更能“和實生物”。

三、變異學與間距

在全球化語境下，全世界學者都不得不面對東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然而，固有的比較文學學科還停留在以同一性為基礎的理論階段。實際上，文學在如今跨國、跨語言、跨學科甚至跨文明的流傳影響過程中，更多的是變異性。影響研究注重同一影響的一面，而忽視接受變異的一面；平行研究則忽略了不同文明文學的異質性，導致“異質性的失落”。不論影響研究或平行研究都已無法滿足當今比較文學的發展需求，時代在呼吁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國學派在提倡跨異質文明比較的實踐中提出了變異學理論，這不僅意味著一種新的思考角度，也是對傳統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突圍。

弗朗索瓦·于連認為，文明的異質性非常重要，“這是一個要害問題，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中國古代思想正在逐漸變成各種西方概念，其實中國思想有它自身的邏輯。在中國古文中，引發思考的往往是詞與詞之間的相關性、對稱性、網絡性，是它們相互作用的方式。如果忽視了這些，中國思想的精華就丟掉了。” 所以，當下的比較文學研究就是要從中國文化自身的邏輯出發，在與西方的對話中，堅持一個自身的基本話語規范和價值立場，不能盲目用“比較”一詞來否定文明之間的異質性。而于連的整個思想體系也就是圍繞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的“差異性”與“無關性”來展開的，也可以說是用“差異”來進行比較的；朱利安在中西比較中主動求“異”，通過“異”的比較來還原文明自身的原生態，讓這些獨立性、自主性的文明用自己的話語規則來言說，繼而進行優勢互補、對話融通。他指出：“文化的本性在趨向同質化（s’homogénéiser）的同時也不停地異質化（s’hétérogénéiser）；在趨向統一性（l’unification）的同時也不斷地多元化（se pluraliser）；在趨向融合與順應（se confondre et se conformer）的同時也不停地標示自身的特色，去認同而再認同（de se démarquer， de se désidentifier et de se réidentifier）；在趨向自我提升到主流文化（s’élever en culture dominante）的同時也不斷地讓異議發揮作用（d’être travaillé par la dissidence）。這就是為何文化肯定是復數的，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不過是其典范例子，我們今天要一起思索這兩種文化的面對面。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為了避免張冠李戴的錯誤和差不多的領會；也為了避免使我們相信我們通過現在的標準化語言而彼此理解。然而，人們以為從此之后是大家的共同用語，卻繼續傳遞著分歧的含義。因為我們沒知覺到這種情況，所以它更加危險。唯有付上這樣的代價，才可能進行一場在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真正的“間談”。”

變異學是對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現象在影響交流中呈現出的變異狀態與異質性的研究，以及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文學相互闡發中出現的變異狀態的研究。主要從跨國、跨語際、跨文明文化和文學的他國化等幾個層面進行，通過研究文學現象在影響交流時呈現的變異，探究比較文學變異的規律。因此，文學的差異性存在樣態成了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可比性基礎，這是比較文學學科的一個新的重要理論轉折。

從以上對變異學的簡略分析，也可以看出間距思維在變異學中的體現。首先，變異學跟間距一樣，超越了以往比較研究求同的思維，解決了跨文明比較的合法性，兩者反思的基礎都是同一性（類同性）；其次，變異學要求比較雙方在相互尊重、各自保持文化個性的前提下進行平等對話，尊重文化的多元性與復雜性，這同時也是保持間距對話的前提要求；實際上也是一種“間談”，是注重異質性的“間距”；最后，間距要求主體走出自己所屬的文化圈，從不帶主觀傾向地對此加以觀察發現，避免種族中心論。同樣的，變異學一開始也明確了自己的方向既不是東方問題也不是西方問題，更不存在東方學者站在東方的立場糾正反駁西方的問題，變異學思考的是整個比較文學學科原有理論所具有的缺憾，并試圖加以解決。

因此，變異學的態度其實也是一種間距態度，比較的雙方在保持間距的同時，通過不斷對話交融，然后逐漸形成新的東西。上文所舉的禪宗例子，用變異學的理論解釋便是一種“文學他國化”的現象。禪宗是外來的印度文化與本土中國文化相融匯以后所產生的文化新枝，這種異質文明的接觸與碰撞，使佛教在歷史上日益與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相適應、結合，形成為獨具本地區特色的佛教禪宗，表現出有別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的特征。同時佛教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文論——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鐘嶸的《詩品》，兩書皆以佛教思想詮釋他們的文藝批評理論；《詩品》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致”、“味外之旨”也是緣于佛教思想。禪宗更是把批評重點從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認識和把握轉向為對主觀心靈世界的感悟，南宋嚴羽作《滄浪詩話》便是運用禪宗的頓悟之說提出“詩道亦在妙悟”的“妙悟”說。 異質文化間的交流與碰撞，往往能夠激活沖突雙方文化的內在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條件下進入亢奮的狀態，從而激發出無限的創造力。差異學同間距觀一樣，在以“和而不同”為目的的同時又“和實生物”。

需要注意的是，變異學雖然重新為東西方文學的比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異也具有可比性。但變異學強調的異質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類同性的文學現象之間找出異質性和變異性。禪宗與佛教盡管有著相當大的差異，但它依然可以回溯到源頭的印度佛教。變異學需要做的首先是在研究對象之間找到類同性然后才能進一步研究變異性，并闡釋類同性背后的差異及其深層文化機制。也即是說，差異學認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不僅包括異質性、變異性，也包括同源性、類同性，這點是區別于不承認一個預設共同價值追求的間距觀。間距觀認為不存在一個既定的普遍認同，因此，它竭力否定差異概念，它所訴求的既非同一性也非差異性，它基本不做比較，而是通過一個獨立的外在他者反思自身。這也是間距與變異學的分野之處。

四、結語

有間距才能有張力。有張力的存在，才會有真正的既有獨立品德，從而才能有所創新。雙峰對峙，風景才好。當然，一個新詞的提出總會引起學術的爭議，關于“間距”的概念內涵、名稱合法性及間距的角度等問題都有待學者們進行進一步探討。但新詞往往意味著新方法，間距對于同一性的警惕，對于獨立的異質性價值的重視，不僅是對當前全球化語境下對話原則的探討與思索，也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發展，尤其是對變異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發意義。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發現，在變異學與間距觀之間有著許多異曲同工的訴求，但也存在著一定的視野分歧。不論是間距觀還是變異學，都還有許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我們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西方學者常常發明新詞，正是因為新詞中有新方法、新觀點的形成，也唯有如此，學術才能常辯常新、保持活力。筆者支持朱利安教授提出的“間距”理論。

基金項目：教育部重大招標項目：“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12JZD016）

作者簡介：曹順慶，四川大學杰出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級教學名師，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

第9篇：大學文化論文范文

1、高校在大學生就業指導中，缺乏對學生就業相關法律法規知識的教育，進而導致大學生就業法制化的缺失。出現以上現狀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高校對于就業的相關法規不重視，以及自身就業法規知識的缺乏。這是導致學生不能在高校就業指導工作中獲得就業法規的根本原因。高校缺乏健全的專業機構和人員配備。在目前高校的就業指導工作開展過程中，全校就業指導老師的配備非常少，一般為一個或者兩個，其次一般由輔導員擔任學生就業指導工作，專業化程度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大學生在遭遇就業法律糾紛時，很難得到母校切實有效的幫助。高校缺乏對大學生就業法規的普及。由于高校對法律的不重視以及人員配備不健全，導致學生缺乏學習就業法律的途徑。

2、用人單位招聘工作中的法制化缺失隨著社會競爭的加劇，越來越多的大小企業興起，因此企業的發展水平和企業的資質水平也出現參差不齊的狀態。不同的企業在大學生招聘中的用人觀念和法律意識也是不同的，由于學生缺乏對自身合法權益保障的武器，一些企業或用人單位便憑借這一點，顯性或者隱形地侵占學生權益。如勞動合同的不平等設置、各種陷阱如試用期延長、收取培訓費以及隨意調動和開除大學生等現象。這些缺乏法制化招聘工作尤其在一些小中型企業較為常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學生法律意識的淡薄，生活經驗缺乏。大學生法律意識的淡薄，是一些用人單位肆意謀求自身利益，侵害大學生權益的主要原因。用人單位對就業法律法規認識不夠或者道德的缺失。政府和學校維護大學生就業權益的手段缺乏。學生遭遇就業糾紛時，學校或者政府不能提供有效的幫助，學生很難從政府或者學校得到實質性的幫助。

3、人才市場大學生就業中的法制化缺失人才市場也是大學生獲得工作機會的一個有效途徑，隨著人才市場的不斷發展，人才市場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非公有制單位，成為大學生就業中值得信賴的就業平臺。但是人才市場在就業工作開展中，仍然出現一些法制化缺乏的現象，如人才市場仍然出現一些騙子公司或者用人單位的虛假宣傳等，對大學生的就業產生嚴重的影響。其次，人才市場在法制宣傳上，也存在著只注重形式的現象。出現此現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才市場對于法制意識的不重視，在招聘程序上不規范，對用人單位的資質審核不達標以及對人才市場的相關制度沒有進行嚴格的監管。

4、大學生自身法制化意識缺失大學生自身法制化意識的缺乏，不只是體現在用人單位的選擇上出現不清晰的現象，還體現在對就業法律的關注程度上。很多大學生在就業工作中，過于注重高薪，低工作量或者過于注重工作機會的獲得而缺乏對公司的長遠發展的考慮。其次，大學生在就業中的法律意識也比較淡薄，由于社會的一些不良思想，也讓大學生對法律的公正性產生質疑，在遭遇就業糾紛時，很難意識到要用法律維權。

二、實現并加強大學生就業法制化的有效措施

1、政府部門的相關措施政府在對社會市場經濟進行調控時，相關部門要重視對大學生就業合法權益的維護。因此，政府需要加強監督力度，對用人單位的用人制度進行嚴格的規范，在勞動工資和人事管理等方面，對用人單位進行落實，保證用人單位與就業的大學生簽署合法的合同，對大學生的合同和檔案進行統一管理。另外，政府要對侵犯大學生合法權益的單位進行嚴厲打擊，讓用人單位了解違法用人的后果，同時也讓大學生樹立維權的意識，讓大學生在就業中遭遇不公平待遇時能夠自主舉報和投訴。最后還可以通過對用人單位建立統一的考評制度，來完善對用人單位人事管理的監督。

2、高校部門的相關措施高校法制化的加強需要通過三個方面展開，首先是要以提高大學生就業質量為就業工作重點，因此需要高校就業指導部門加強對大學生就業中的法律問題的重視，建立新的就業指導觀。其次則需要高校對大學生就業建立實質性的法律援助機構。高校需要配備專業的法律人才隊伍，為大學生就業維權提供法律上的幫助，為大學生主持公道。最后，高校則需要在就業指導工作開展中，加大對就業法律法規知識的教育，培養學生就業法律素質。大學生自身方面的措施大學生在大學學習中，要樹立法律意識，自覺學習相關法律，對法律法規中的相關條款要進行熟悉和了解。另外，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要學會認清用人單位的資質水平，在入職前對自身利益要有一定的認知，在遭遇就業糾紛時，也要學會利用法律武器來保障自身權益，不能忍氣吞聲。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