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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李煜詞思想藝術特征
南唐后主李煜（公元937——978年）是一個失敗的君王，同時又是一個成功的詞人，他親手葬送了自己的王國，同時又成功地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赫赫之名。在其42年短暫的一生中，雖留下的詞作為數不多，但逾千年以來卻受到人們的高度贊譽，有詞中南面王、詞中之帝等美譽。李煜的至情至性和所經歷的人生滄桑巨變，使得其詞作尤其是后期詞作多追懷往事，充滿了痛入骨髓的家愁國恨，亡國之痛哀哀欲絕，滴滴血淚，正是“亡國之音哀以思”極為貼切的體現。
一、李煜詞作是“亡國之音哀以思”的極佳注解
（一）歷代“有才”亡國之君的文學創作
歷史上的亡國之君，如果從藝術才華上劃分，可分為無才的與有才的兩種，前者如亡國后樂不思蜀的扶不起的劉阿斗，聽到有人餓死就驚詫“何不食肉糜”的皇帝司馬衷，荒胡作非為的齊東昏侯蕭寶卷等；后者如陳后主陳叔寶，隋煬帝楊廣，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趙佶等。若按詩才排隊，陳后主陳叔寶在皇帝中大概算得上名列前茅，就其藝術技巧而言，其詩文的確語言流暢清麗，描寫生動傳神，還是相當不錯，對于詩歌的發展，也有一定的貢獻；但就其內容而言，則多為艷冶輕薄之作，格調不高。隋煬帝楊廣的詩文在中國文學、詩歌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他們在文學上的造詣均無法與李煜相比，因為他們缺少一顆真正詩人的心靈。正是這顆真正詩人的赤子之心，使亡國的悲劇終于成就了詞人李煜，讓他在痛苦的煎熬中提煉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千古名句，讓他“歡樂時有歡樂的歌唱，悲痛時詞句中帶著絲絲血痕”。
（二）歷代學者對李煜“亡國之音哀以思”品評
作為人君的李煜和作為詞人的李煜，其帝王生涯的得失成敗和藝術生命的歷程也一直成為人們頗有爭議的話題。歷代學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眼光對李煜其人及其作品進行了很多深入細致的審視和研究，對后主詞都有較高的評價。周之琦在《詞評》中稱贊李煜詞為“天籟”，清沈謙《填詞雜說》將李煜與李白、李清照并稱“詞家三李”，譚獻《復堂詞話》稱李煜詞“足當太白詩篇”……這些，都可以看出古今詞學家對后主詞的評價，其中不乏溢美贊賞之辭。
《禮記•樂記》：“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意思是國家將亡，人民困苦，因此音樂也多表現為哀思的曲調。李清照引《禮記•樂記》語評論李璟、李煜詞說：“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筆者認為，這的確不無道理。孱弱衰微的南唐國，面臨周、宋的強勢威脅，一直有著深刻的亡國之患、亡國之憂，亡國的悲聲一直籠罩著李璟、李煜兩代帝王，使得李璟李煜詞彌漫著的濃濃的“亡國之音”，加之李煜獨特的至性和率真，使得他情不自禁地以血淚悲慨凝成的真摯情感，來抒寫他豐富而復雜的內心世界。正因如此，詞學大家王國維先生才會對后主詞發出這樣的感嘆：“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后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可見，就后代學者對李煜詞作思想內容的品評，李清照和王國維最為貼切地道出了李煜詞作哀思的特點。
二、李煜詞作“哀以思”的原因
（一）國君使命與詩人天性的尖銳矛盾
南唐作為江南弱國，李煜作為南唐國主，若按“有道君王”的使命行事，本應摒棄孱弱多愁的性格，攻于政事和軍事，方能興國。然而李煜天生性格多愁善感，兒女情長，加之自幼便生活在一個藝術氣氛濃厚的環境之中，使得他酷愛詩詞。父親李璟“多才藝，好讀書，善騎射”，兩個弟弟（韓王從善與吉王從謙）富于文藝修養，兩位夫人（大小周后）精于音律歌舞。在這樣的藝術氛圍里，李煜更是工書、善畫、知音律、精鑒賞，博通眾藝，造詣甚高。藝術才華與詩人氣質相結合，他不斷思索著人生的困惑和解脫的途徑，更使他的詞具有超出一般歌詞之上的詩的特質。李煜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弱國君王的使命要求他勤于政事、崇尚武功，然而天生的性格和成長的經歷卻使其耽于歌舞、酷愛詩詞，這樣的矛盾，最終便使他成為了一個多愁善感的天才詞人。
（二）亡國前后人生境遇的巨大變化
亡國前，李煜過的是醉生夢死的小皇帝生活。這樣的生活環境，對于他前期的作品有很大的影響。公元975年，南唐為宋所滅，李煜肉袒出降，淪為階下囚；976年又不得不白衣紗帽待罪于明德樓下，被封為違命侯；在汴京過了兩年多的俘虜生活，處境非常凄苦，精神備受煎熬，發之于詞，表現出家國之痛和傷今憶昔之情，這在宋朝統治者的眼里，覺得是一種叛逆，因此就遭了宋太宗的毒手。他后期的生活環境，較之前期的宮廷生活自然是天壤之別。由一個享樂的一國之君淪落為求生不得的階下囚的巨大變化，使李煜對政治、對人生有了深一層的體會與領悟，將家國身世、亡國之痛都融入了詞作里，亡國之恨油然而生。
（三）佛教思想的深刻熏陶和浸潤
江南自古就有信佛之風，杜牧有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南唐自中主始，就與佛教結緣，流風所及，李煜也未能免，他不僅是一個忠實的佛教信徒，甚而至于佞佛到狂惑程度，不僅耗費財力，而且荒逸國政。作為一名“篤信浮屠”、“事佛甚謹”的虔誠佛教信徒，李煜不自覺中將佛教教義貫徹到其創作中去，無論是前期縈繞于色空虛妄意念下那風花雪月，還是后期籠罩在悲苦懺悔思想下那孤寂茍存，悲天憫人情節里的傾情詞作都悟透禪機，于法眼宗風吹拂下，形成了貫穿詞作中獨特的人生感悟。
三、李煜詞作“哀以思”的表現
如上文所述，李煜因其獨特的個性、身世和所遭逢的人生經歷以及所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和浸潤，使其具有藝術家特質的敏感心靈蒙上了一層濃重的感傷色彩，其文人獨特的悲苦情態、憂患意識、自我否定意識被激活，滲透到文學創作中，便體現為“亡國之音哀以思”的特點，具體而言，又表現在悲苦與憂患和懺悔與痛悼兩個方面。
（一）李煜詞中的悲苦與憂患
后主詞中所體現的悲苦與憂患的主題，讓千百年來的人們為之動容。然而眾多學者在研究李詞時，總是斷然以南唐亡國為界，將其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來評述。大多認為李煜前期詞主要寫其宮廷生活的奢侈糜爛，后期詞則主要表現了對國破家亡的憂傷與無奈，藝術價值也有了較大提升。但仔細研讀，李煜詞中，無論是前期詞還是后期詞都貫穿了一種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獨特的悲苦和憂患意識。
亡國前，李煜為貴為一國之主，詞作中描寫富麗的宮廷生活和浪漫的男女情事的的確相對較多，這一類詞仍未脫柔靡之風，呈現出花間詞人的氣息。但衰微的國勢卻為李煜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在尋歡作樂之余，自然會隱隱感到自己前途的不測，形之于詞，便有一些傷感之作。如：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清平樂》）
這首詞是李煜憶念他弟弟從善入宋不歸所作。詞中即景生情，先寫落花紛紛，人立其中，寫出斷腸的原因。下片寫別來無信無夢，后又通過一生動比喻，說出無限離恨。從題材看，還是屬于傳統的傷離念別，但從“拂了一身還滿”的落花，卻可感到李煜心情之沉重，其實“恰似春草”的離恨昭示的，又豈只是離愁別緒呢，李煜分明看到的是眼前這種美好的生活也正在更行更遠了，而這種生活的消逝，也就預示了他必然的沒落命運。
因此，縱觀李煜亡國前的作品，無論是即位前的強求解脫，還是即位后的故作享樂，他心中的那種愁苦卻是一以貫之的。很多詞作中表現了對人生的憂患，對時光流逝的感傷，只不過限于生活圈子的狹小及思想的局限，相比亡國后，這個時期的作品表達“哀以思”還不是境界特別深刻。
亡國后，由于生活的巨變，李煜感傷情調詞作數量明顯增多，表達方式也發生了較大改變，并相對直觀外顯，不再隱諱。如：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這是他入宋后所作。“春花秋月何時了”，怕見春花秋月，因為怕想起過去的美好生活。表面上不想再想起以往的生活，但其實暗地里反映出李煜對舊時生活的無限眷戀。“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雕欄玉砌”是指南唐精美的宮苑建筑、玉宇瓊樓。南唐雖然滅亡，但宮殿應還在，只是人的朱顏已改，引起了作者無限的感慨，真可謂是美景還在，故人已改。由此可見作者對當日美好的生活的眷戀和深深的懷舊情緒，這首詞也是李煜“哀思”詞的杰出代表。
仔細研讀后主前后期詞作，并非如原有研究所描述的那樣，南唐滅亡以前，他過著無憂無慮奢侈豪華的生活，南唐滅亡后，其思想品位才得到升華，寫出了大量較有思想性的詩篇。其實，在其短短的四十二載人生生涯中，悲苦，憂患始終伴隨著他，在他心中滿是揮之不去的無奈與惆悵，他即便是在安穩的宮廷生活中，也時時在其詞作中表現出了他慣有的空寥和寂寞。
（二）李煜詞中的懺悔與痛悼
懺悔與痛悼主要體現在李煜后期詞作中。從詞作題材看，李煜前期詞作涉及題材較為狹窄，主要反映宮廷生活與男女情愛。亡國后，李煜由小皇帝淪為囚徒，亡國的深痛和往事的追憶，“日夕只以眼淚洗面”的屈辱生活，使其在詞作中處處表現出對國破家亡深深的懺悔和痛悼思想。如上文提過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這首詞，后主感懷故國，追憶往事，發出了“不堪回首”的嗟嘆，都體現了對于故國亡滅的懺悔與痛悼。再如：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
這首詞以非常沉郁、凄婉的筆調抒寫了詞人在一個暮春時節五更天夢醒時悲哀凄楚的心情。雨聲驚夢，曉寒襲人，夢里片時的歡聚，醒后更覺身寄異鄉的冷落，想到家山萬里，如同流水落花，一去不復返，今昔相比，已是天上人間成永訣了，詞意極是悲苦、慘然。
南唐在其手中轉眼灰飛湮滅，南唐百姓也隨之慘遭踐踏蹂躪。于是，對國滅家破的痛悼，對南唐百姓背負的罪惡感以及曾枉殺大臣的悔恨再次滲透到他的內心世界，他悔恨交加又無回天之力，自然在詞作中流露出無恨的懺悔和痛悼。李煜用他的詞，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深層的苦難，然而在這深層的苦難之中，飽含了一種極為濃厚的悲劇氛圍和懺悔意識。他用自己的血淚之作，對自己的靈魂進行了深深的懺悔。這一點，在中國的古代文化中是很少見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亡國后苦痛生活的深刻體驗成就了李煜詞的藝術，李煜以極其高超的技巧深刻的表現出那最普通又是最抽象的離愁別恨，寫盡了難以說清的家國之痛，人生變幻莫測給人帶來的深沉哀愁，引起后代人強烈的共鳴，給人以美的藝術享受。濃濃的亡國之憂、亡國之痛，如泣如訴的哀與思，也使得他的許多詞作成為了傳誦千古的經典絕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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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道德經》 廉政 道法自然 無為而治 以民為本 崇儉抑奢
一、《道德經》與廉政
《道德經》從問世之初便具有神秘色彩。春秋時期，老子曾做過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書的官員），學識相當淵博，智慧超群，名著當時，但他述而不作，所以老子“見周之衰”西去，騎青牛至函關，被關令尹喜慕名留下。老子盛情難卻，作《道德經》后而出函谷關，后人便不知所蹤。從老子的職業身份來看，能跟老子經常打交道的人是當時的社會精英，比如帝王、侯王，官員。因此有些學者就認為，在當時信息匱乏的背景下，作為國家圖書館館長的老子，擁有著無人能比的優勢資源，這些精英人物就治國理政、領導藝術等方面話題應該與老子進行對談和探討，《道德經》五千言就是對這些問題的總結和概括。歷朝歷代也把《道德經》看做是一部治國經典著作。歷史上有八位皇帝給《道德經》做注，但只流傳下來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位皇帝的注本。《道德經》談話對象涉及當時的統治者（帝王）、圣人、侯王，提出許多精辟的見解，特別是在廉政建設方面，這些思想具有跨越時代性。吸取《道德經》中的廉政智慧，對當今的反腐倡廉教育具有現實的啟迪和借鑒意義。
“廉”本義指堂屋的側面，而房屋的側面的特點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此廉又被引申為正直、方正、有棱角的意思，后引申為一種道德品行與活動，一種為政文化意識。老子《道德經》唯一一處直接提出“廉”的地方。《道德經》第58章提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廉而不劌”與前面的“方而不割”同義相釋，意思就是有道之人方廉而不割劌（傷）他人的高尚品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老子倡導“廉”的高尚人格，又提醒了人們注意“廉”傷人的一面。老子就認為有道的為政者其作為不會對人民構成逼迫。如何做到“廉而不劌”是廉作為一種為政文化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二、《道德經》中的廉政智慧
“道”作為老子哲學思想的核心，“道”這個字在《道德經》書中出現了七十三次，老子認為“道”是不僅無形而不可見的，而且它作用于萬物時卻表現了某種規律和特性。自然無為，致虛守靜，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柔弱，不爭，居下，取后，慈，儉，樸等觀念都是“道”所表現的基本特性。比如說《道德經》第32章提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因此，這些規律和特性可以作為政府行為的準則。《道德經》的廉政思想涉及道法自然的思維方式、無為而治的施政觀念、善等百姓的慈愛之心、清心寡欲的人生追求、知足不辱的行為原則、崇儉抑奢的生活信條等諸多方面。
（一）無為而治
第5章 提到天地是不偏私的，任憑萬物自然生長；“圣人”是不偏私的，任憑百姓自己發展。這是“自然無為”思想的闡述。天地的運行狀態是“自然”的；人的活動狀況也應該是“無為”的。“無為而治"就是要通過“無為”去達到“治”的目的（“為無為，則無不治。”）。第17章“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這一章提到了無為而治的效果。高明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順乎自然、順乎規律，百姓各得其所、各盡本分，百姓絲毫感覺不到有領導的壓力，甚至感覺不到領導過程的存在，感覺不到領導者的存在。就是說無為而治最好的效果就是“天下大治而百姓不知”。類似還有“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43章）“治大國如烹小鮮”（第60章）。老子認為政府要實現“無為而治”，在社會管理中就要簡政放權、清凈少事，領導大國決不能政令繁苛，無事生事，應該讓百姓自我化育、自我發展、自我完成，這樣社會才會完善，才會和諧發展。
（二）以百姓心為心
在老子看來，為政者“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多次用“水”這樣一個意象做譬喻，第7章以水作為比喻為政者應具有的品性。老子認為為政者和水一樣，都本居于高位，而柔弱的水具有處下、不爭、利物的特性。為政者也應該有不與百姓爭利、善為百姓謀利、能處下的品行。因此，《道德經》第67章：“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在這里，老子提倡一種功成身退的品行，對百姓要有慈愛之心的官德。第66章：“圣上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在老子看來，為政者要百姓甘心受其領導，就要謹言慎行，在言語上弱小自己比如“自稱孤、寡、不轂”，尊重百姓，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擺好自己“自愛不自貴”的公仆位置，不自高自大、盛氣凌人，低調做官，居功不自傲，才能讓老百姓放心，甘心接受其的領導，這樣領導者的領導百姓的心愿也就達成了。
（三）清心寡欲、知足不辱
《道德經》第12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從色、聲、味以及打獵、藏寶的角度說明過分的物質享受、感官刺激具有極大的危害性。為物質所奴役，必然會喪失人之本性，沉迷于聲色犬馬，紅燈酒綠，必然放松自我修養，長此以往，內心世界一片荒蕪，為人為官原則一概拋棄，也就迷失了本性的根源，淡忘了身份和約束，做出身敗名裂，誤國誤民的事情來。《道德經》第9章：“……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老子講述了這樣“金玉滿堂，無法守藏”“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這樣一個道理，物質條件不可缺少，但是過度追求，卻是有害。可見，一件事情已經到了合適的程度，就應該含藏收斂，若是恣意妄為，放縱貪欲，必定印發腐敗，正如“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物極必反，過盛必衰，為欲望所牽制，必定失之更多，引來大禍。老子反對享樂主義、膨脹的物質欲望，提出為政者要知足知止，少私寡欲。《道德經》第19章：“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見素抱樸即認識世界最單純自然的東西，保持人類最原始真實的品行。如此這樣，便能做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在各種榮譽、權力、職位、金錢等誘惑面前才不會迷失自我。
而真正做到無欲無求，實屬難得，在此基礎上，老子又提出“知足之足，常足矣。”他認為真正的富足是易滿足得平實，是精神心靈的充盈。《道德經》第29章告誡官者：“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希望人們凡事要去除極端，去除奢侈，去除過度，老子的大道從簡，就是簡行、簡居、簡食、簡衣，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不過分追求物質生活，崇尚淳樸自然，講求內心的祥和安寧，由簡及儉，由儉到清，從而達到廉的境界。奢侈浮華，一則心浮氣躁，不能一心為公，二則鋪排張揚，引起眾人之怨，三則強取牟利，成為國之蛀蟲。從而，為官者失信孤立，執政者必然根基不穩。簡，不為繁復奢靡所累，心境必然超然脫俗，可見，從簡則強， 因此無欲則剛。反觀當今，不少階下囚皆因浮華張揚引來怨聲禍事，講求奢華卻囊中羞澀之時，就是滋生腐敗之日，正如司馬光所說：“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念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廉政，應該從大道從簡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