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制度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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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一）依法管理遭遇無法可依的尷尬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實際上是政府依據法規進行維護公眾利益的行政管理活動。目前歷史文化村鎮保護工作在實際操作中主要依據2008年公布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下稱條例），條例雖然明確規定了名鎮（村）的申報、批準、保護規劃編制，但對于名鎮（村）內古民居拆遷補償、人地矛盾、房屋產權等問題并未提出具體規定，致使許多地方管理者面對這些問題頭痛不已。由此引發的矛盾往往使保護規劃實施起來困難重重。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對于違規者的處罰過于籠統，沒有足夠的震懾力，以致建設性破壞和旅游開發性破壞屢見不鮮。按照現在的法律法規，除非是文物保護單位，一般的古民居沒有規定一定要保留，歷史文化名鎮（村）里文物保護單位畢竟只是少數，大量的古民居才是其重要的價值體現。然而除非該村鎮的保護規劃已經獲得審批，具備法律效力，才能以違反保護規劃為由對肆意拆建行為進行強行制止。多數保護規劃從編制到審批通過往往要經歷好幾年，致使行政管理者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古民居被肆意拆改（見圖1、圖2）。
（二）主管部門之間應建立有效協調條例規定：“國務院建設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文物主管部門負責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和監督管理工作。”在地方由相應的城建規劃部門和文物部門負責。兩部門齊抓共管的現行體制表面上似乎能相互督促，而實際上兩部門之間的平級關系致使相互協調較難，在職能分工尚未明晰的情況下容易導致管理責任不清、管理真空或效率低下。
（三）監督缺位致使管理不力我國現實中歷史文化村鎮的建設管理乃至監督工作均主要由城建規劃部門承擔，文物部門只參與保護規劃的審議和對文物保護單位的監督管理，政府之外的監督力量，如民間保護團體基本無法發揮監督作用。機構設置中決策、執行、監督同體，目前體制下造就了決策與執行難分而監督缺位的局面。對于已經授予“歷史文化名鎮（村）”稱號的350個國家級歷史文化村鎮，以及各省級、市級歷史文化名鎮村應盡快建立起全面的檔案監管信息數據庫。監管標準應盡快完善，從而促進動態監管和資源普查工作更全面、有效地展開。作為歷史文化村鎮保護的直接依據之一保護規劃的編制成果良莠不齊，審批起來人為干擾因素較大。雖然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村）評選辦法”中，將已編制保護規劃并通過審批作為申報的硬性指標，但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在實施過程中規劃常常被隨意修改，保護的措施和條例往往被輕易突破，最終保護規劃難以實現，起不到應有的保護作用。
（四）行政考核制度不合理在經濟發展為第一要務的思想支配下，地方政府很容易出現為了發展經濟，犧牲文化遺產的現象。同時，受任期考評制度的影響，行政官員在決策過程中難免出現短視行為，如全國各地出現的趕時間、超進度的“實事工程”、“獻禮工程”。這些政治“作品”違背了歷史文化名鎮（村）保護長期性、穩定性、持續性的規律，使得大量古民居長期缺乏維護，建筑老化，無法滿足實際生活生產需要，這也促使許多無力外遷的居民盼望政府拆掉這些古民居，獲得較高的經濟賠償（見圖3、圖4）。
二、國外歷史文化遺產管理制度的借鑒
（一）日本以地方立法為核心的保護體系日本對歷史文化遺產實行指定制度與登錄制度的雙軌保護制度。指定制度重點選定價值極其珍貴的物質文化遺產，采取強制性限制和硬性永久保護措施；登錄制度選擇文化價值較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采取寬松的保護措施，促進所有者自發保護。日本的國家立法保護的對象往往只是確定由中央政府負責的全國歷史文化遺產最重要的部分，而更廣大的地區由地方政府通過地方立法確立保護。以日本1966年著名的《古都保護法》為例，其保護的對象限定為京都市、奈良市、鐮倉市以及奈良縣的天理市、櫻井市、檀原市、班町和明日香村，京都市的非歷史風土保存區域則不受該法的保護，由京都市地方政府另行制定的法規進行補充。日本地方政府可以自己設立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制定保護條例、編制保護規劃，而國家在此基礎上通過選擇重要地區作為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納入中央政府的保護范疇。因此，日本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立法體系實質上是以地方立法為核心，這是它的重要特色之一。
（二）英國單一體系的行政管理體制英國立法體系是以國家立法為核心，建立針對古跡、登錄建筑、保護區及歷史古城不同層次的保護對象，對保護辦法、保護機構與團體、地方政府職能與資金政策等都給予了較為詳盡的規定，連保護組織的監督以及立法參與都納入了立法與執法程序。英國的保護管理制度是由選定制度、建筑管理制度、保護官員制度和公眾參與制度等多項制度構成。其行政管理機構單一，國家級行政管理機構為國家環境保護部，由國家遺產委員會等國家組織和建筑學會等法定監督咨詢機構負責有關保護法規、政策的制定以及提供咨詢和建議。地方政府由地方規劃部門負責轄區內古跡、登錄建筑、保護區、歷史古城等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及城市規劃相關內容的落實。管理機構主線清晰，避免相互推諉的現象。
（三）法國的國家建筑與規劃師制度以及拆除許可證制度法國的遺產保護體系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國家建筑與規劃師制度。在被保護的地區，法律賦予國家建筑與規劃師在項目審批中很大的否決權，他們有權從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的角度對保護地區中的拆除和建設活動進行參與及監督。拆除許可證是法國城市規劃和遺產保護體系的一個重要特征。拆除建筑如同新建建筑一樣必須得到許可證。國家建筑與規劃師在特定地區有權拒絕他們認為不應該被拆除建筑的拆除申請。取得拆除許可證只意味著對申請拆除許可的建筑可以拆除，并不意味著拆除后可以進行建設。拆除許可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對歷史建筑的隨意拆毀。
三、歷史文化村鎮行政管理制度策略
（一）建立登錄制度與指定制度相輔相成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世界范圍內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制度、可分為指定制度、登錄制度、指定—登錄制度三種形式。登錄制度是靈活有效的保護機制，其意義在于：一是對大量的文物古跡、近現代建筑物以及近代化產業遺址等進行登錄，擴大了以往的文物概念和范疇，將單一的文物保護推向了全面的歷史環境保護。二是可以對文物建筑進行合理的再利用，無論是維持原來的用途，還是作為事業資產和作為旅游資源再開發，對部分建筑的外觀與內部均可進行適當的改變，因此是對歷史建筑的一種柔性保護機制。我國目前只有指定制度一種形式，因此，應借鑒國外有效的保護制度，建立登錄制度與指定制度相輔相成的保護機制，明晰文化遺產的保護體系。各地方政府應根據各地文化遺產保護的實際情況，將還未指定為國家級或省級的歷史文化村鎮、街區、文物保護單位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登錄起來，設立地方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區，制定保護條例、編制保護規劃。國家在此基礎上選擇重要地區指定納入中央政府的保護范疇（見圖5）。
（二）理順管理機制，建立監管制度
1.建立責任明確的行政主管機構新公共管理學提出關注權利與責任的一致性，把其作為通過明確的績效合同等機制提高績效的關鍵。因此，借鑒日本、英國等歷史文化遺產行政管理體制的特點，建設主管部門和文物主管部門應建立真正的責任機制，明確各自權利與責任。歷史文化村鎮的保護工作不僅僅是對古建筑的保存修繕，還涉及到村鎮功能區劃的調整、基礎設施的改善、生態景觀的修復等等。因此建議從中央到地方均以建設規劃部門作為歷史文化村鎮的主管部門統籌整體保護工作，文物部門負責文物保護單位的管理和修繕，而其他相關部門如國土、旅游、房管等應積極配合建設規劃部門的保護管理工作，減少職能交叉環節，提高行政效率（見圖6）。
2.建立分權化的管理環境新公共管理學提出以一種分權化的管理環境來取代高度集權的等級組織結構，在分權化的管理環境中，關于資源分配與服務提供的決策更接近于服務提供點，而這種服務提供點既可以提供更多的、有用的相關信息，又可以為顧客和其他利益團體提供反饋機會。歷史文化村鎮的管理涉及許多民間利益相關主體，如果一味是政府高度集權化的管理模式，不但會增加許多成本，而且管理效果也不好。民間由于存在與政府信息不對稱，也會因此產生矛盾和延誤，因此對于歷史文化村鎮的管理可建立一種分權化的管理環境，授權于鎮、村，或從市、縣派遣監督員下基層定點坐班，便于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處理，避免由于行政滯后等原因造成不可挽回的遺產損失。
3.建立古建修繕和新建建設管理機制針對不同級別的歷史文化遺產的維護修繕做出相應規定，級別越高修繕管理程序越嚴格，以防止修繕不當對歷史信息造成的破壞。針對一般性的、價值不大的歷史建筑，主管部門可以制定《歷史建筑修繕原則與指南》公諸于世，包括不同歷史建筑的施工做法，同時對建筑修繕不需要申請和必須申請的方面做出詳細具體的規定。對處于歷史文化村鎮建設控制地帶和環境協調區的新建項目，應該依據相關的法規、控規和城市設計導則等制定該區段建筑高度、體量、色彩、材質等方面的具體規定；對新建項目提出具體的量化指標，減少其設計彈性，使之符合城市肌理秩序、歷史風貌與環境特征。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城市歷史與古建修繕方面的專家，對新建項目做出評議，避免低品質的作品充斥歷史環境風貌。
4.建立拆除許可證管理機制參考法國的做法，充分發揮國家建筑師、規劃師的作用，對于歷史文化村鎮內需要拆除的建筑應當由取得資質的編制單位向規劃建設主管部門提出拆除申請，獲得建設工程拆除許可證后，才能進行拆除，杜絕對歷史建筑的肆意破壞，對私自拆毀歷史文化村鎮內的建筑均按有意破壞文物行為給予處罰。從國家政策上給予歷史文化村鎮特殊的土地優惠政策，允許人口擁擠的歷史文化村鎮辟村新建，對于古民居由于家庭人口增長確有需要加建、改建的居民給予一定的財政補貼，要求其按照《歷史建筑修繕原則與指南》進行改造并上報建設規劃部門審批；對于年久失修又無力進行維護的古民居，政府采取收購的形式獲取房屋所有權，由政府統一管理。
（三）建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考評制度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國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更新與完善，從最初的“唯GDP論英雄”逐步轉向當代關注GDP系統理論的平臺上。GDP系統理論包含經濟GDP、綠色GDP、文化GDP、人力GDP和法治GDP。文化GDP理論的提出正是對民族文化的重視與傳承，對地域文化的提煉與保護，它要求人們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注重地域文化的發揚。將文化資源的價值帶來的財富也計算納入評估指標中，一方面可以使優秀的文化得到宣傳和保護，另一方面可以培養人們的民族情感，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對于具有傳統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的歷史文化村鎮，將文化遺產保護納入行政考評體系將促使地方領導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發揚，積極主動地尋求文化生產力的提高，有利于文化產業的發展和城市競爭力的提高。根據歷史文化村鎮的資源特色和價值特色，采取客觀性、數量性、可比性的評價原則和科學的考評方法，筆者提出具體的歷史文化村鎮行政考評指標體系參考模型，對地方政府文化GDP進行績效考評（見表1）。
第2篇：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第一條為加強公司行政事務管理，理順公司內部關系，使各項管理標準化、制度化，提高辦事效率，特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本規定所指行政事務包括檔案管理、印鑒管理、公文打印管理、辦公及勞保用品管理、庫房管理、報刊及郵發管理等。
(二)檔案管理
第三條歸檔范圍：
公司的規劃、年度計劃、統計資料、科學技術、財務審計、勞動工資、經營情況、人事檔案、會議記錄、決議、決定、委任書、協議、合同、項目方案、通告、通知等具有參考價值的文件材料。
第四條檔案管理要指定專人負責，明確責任，保證原始資料及單據齊全完整，密級檔案必須保證安全。
第五條檔案的借閱與索取：
1.總經理、副總經理、借閱非密級檔案可通過檔案管理人員辦理借閱手續，直接提檔；
2.公司其他人員需借閱檔案時，要經主管副總經理批準，并辦理借閱手續；
3.借閱檔案必須愛護，保持整潔，嚴禁涂改，注意安全和保密，嚴禁擅自翻印、抄錄、轉借、遺失，如確屬工作需要摘錄和復制，凡屬密級檔案，必須由總經理批準方可摘錄和復制，一般內部檔原因總經理批準方可摘錄和復制。
第六條檔案的銷毀：
1.任何組織或個人非經允許無權隨意銷毀公司檔案材料；
2.若按規定需要銷毀時，凡屬密級檔案須經總經理批準后方可銷毀，一般內部檔案，須經業務經理批準后方可銷毀。
3.經批準銷毀的公司檔案。檔案人員要認真填寫、編制銷毀清單，由專人監督銷毀。
(三)印鑒管理
第七條公司印鑒由總經理辦公室主任負責保管。
第八條公司印鑒的使用一律由主管副總經理簽字許可后管理印鑒人方可蓋章，如違反此項規定造成的后果由直接責任人員負責。
第九條公司所有需要蓋印鑒的介紹信、說明及對外開出的任何公文，應統一編號登記，以備查詢，存檔。
第十條公司一般不允許開具空白介紹信，證明如因工作需要或其它特殊情況確需開具時，必須經主管副總經理簽字批條方可開出，持空白介紹信外出工作回來必須向公司匯報其介紹信的用途，未使用的必須交回。
第十一條蓋章后出現的意外情況由批準人負責。
四)公文打印管理
第十二條公司的打印工作由計調負責。
第十三條各部室打印的資料須經本部門經理負責。
第十四條公司各部、室所有打印公文、文件，必須一式三份，交總經理辦公室留底存檔。
五)辦公及勞保用品的管理
第十五條辦公用品的購發：
1.每月月底前，各部、室負責人將該部門所需要的辦公用品制定計劃提交總經理；
2.總經理指定專人制定每月辦公用品計劃及預算；經主管副總經理審批后負責將辦公用品購回，根據實際工作需要有計劃的分發給各個部、室。由業務經理簽字領回；
3.除正常配給的辦公用品外，若還需用其它用品的須經業務經理批準方可領用；
4.公司新聘工作人員的辦公用品，辦公室根據業務經理提供的名單和用品清單，負責為其配齊，以保證新聘人員的正常工作；
5.負責購發辦公用品的人員要做到辦公用品齊全、品種對路、量足質優、庫存合理、開支適當、用品保管好；
6.負責購發辦公用品的人員要建立帳本，辦好入庫、出庫手續。出庫一定要由領取人員簽字；
7.辦公室用品管理一定要做到文明、清潔、注意安全、防火、防盜、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辦事，不允許非工作人員進入庫房。
第十六條勞保用品的購發：
勞保用品的配給，由業務經理根據各部門的實際工作需要統一購買、統一發放。
(六)庫房管理
第十七條庫房物資的存放必須按分類、品種、規格、型號。
第十八條采購人員購入的物品必須附有合格證及入庫單，收票時要當面點清數目，檢查包裝是否完好，如發現短缺或損壞，應立即拆包清點數目，如發現實物與入庫單數量、規格不符時，庫房保管員應向交貨人提出并通知有關負責人。
第十九條物資入庫后，應當日填寫帳卡。
第二十條嚴格執行出入庫手續，物資出庫必須填寫出庫單，經計調經理批準后方可出庫。
第二十一條庫房物資一般不可外借，特殊情況須由總經理或副總經理批準，辦理外借手續。
第二十二條嚴格管理帳單資料，所有帳冊、帳單要填寫整潔、清楚、計算準確，不得隨意涂改。
第二十三條庫房內嚴禁吸煙，禁止無關工作人員入內。
(七)報刊及郵發管理
第二十四條會計每半年按照公司的要求作出訂閱報刊計劃及預算，負責辦理有關訂閱手續。
第二十五條報刊管理人員每日負責將報刊取回并進行處理、分類、登記，并分別送到有關部門。有關部門處理后，一周內交回辦公室由報刊管理人員統一保管、存檔備查。
第二十六條任何人不得隨意將報刊挪作他用，若需處理，需經業務經理批準。
(八)附則
第二十七條公司業務部負責為各部室郵發信件、郵件。
(一)私人信件，一律實行自費，貼足郵票，交辦公室或自己送往郵局。
(二)所有公發信件、郵件一律不封口，由收發員登記，統一封口，負責寄發；
(三)控制各類掛號信凡因公需掛號者，須經業務經理批準，會計登記后方可郵發。
第二十八條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或隨著公司的發展有些條款不適應工作需要的，各部門可提出修改意見交業務經理經理研究并提請總經理批復。
第3篇：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1.1規劃行政管理手段為主
我國高等院校行政管理手段主要包含了撥款、政策指示、行政規劃和立法等多種管理手段，教育中的各個環節都帶有一種濃重的行政色彩.我國高校的政策、財政支出大都傾斜于教學、科研方面的人才培養，往往忽略了對行政管理者進行進修培訓的關注和保障，行政管理人員覺得自身提高的機會和渠道都受到了限制，由于行政管理人員業務水平和職業素質難于提高到滿意的程度，一部分行政管理人員便開始自暴自棄，對待工作缺乏激情，工作責任感不強，導致在工作中處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狀態.
1.2學院封閉式管理
社會有各種各樣的事物組成，高等院校是社會中的一個部分，它肩負著提高人們知識的重任，不能獨立在社會中，特別是隨著社會不斷的發展物資日益豐富的今天.我國高等院校的建校目標就是科學研究、培養人才和為社會服務.通過對學校各環節的管理來實現學校工作成果對社會有利的影響，所以，學校在進行全面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學校管理的開放性和封閉性的辨證統一.但是高校和社會、高校與高校之間沒有形成一種有利于教育發展的溝通方式，使學校處于獨立辦學的處境中，在閉門辦學的過程中降低了社會參與管理的程度，導致人才培養得不到有效的質量保證，缺乏一定的評估系統.
2我國高等院校行政管理現狀
2.1行政管理工作效率不高
我國教育改革已經全面展開，但是高等院校中行政管理改革還在初級階段，在改革中會出現一些不良行為和問題，需要對問題進行適當的分析和摸索.由于市場的競爭機制，使高等院校行政管理工作活躍的同時出現了一定的危機，比如，在不同體制的轉變中，很多行政管理人員不能對轉變環境很好的適應，在思想上或者自身情感上發生一些對自己不利的改變，甚至有人格上的沖突，工作進度較慢，工作內容缺乏創新，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全局觀念.種種原因導致了管理人員缺少激情，這種消極的工作狀態大大降低了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管理工作缺少必要的激勵措施.
2.2行政人員隊伍素質參差不齊
由于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和其他部門工作有著本質的區別，工作性質決定了隊伍的高素質，但是在實際的工作中，領導很大程度上不太重視行政工作人員的素質問題，很多領導片面的對行政工作進行理解，認為只要態度端正，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沒有考慮工作人員的特長和工作崗位相適應的問題，使很多人員在自身的崗位上不能通過自己的優勢來更好的完成崗位任務.工作人員由于興趣愛好問題，消極的對待眼下的工作，降低工作效率的同時，使管理水平得不到更好的發展.
2.3行政管理隊伍與教學隊伍差距過大
行政管理人員在高校中得不到應用的重視，在各個方面和教學師資隊伍無法相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行政管理人員的待遇普遍較低，隨著改革政策，很多規定都偏向了教學工作，行政管理人員的待遇被大大降低；（2）很多擁有高學歷的人員不愿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普遍認為前途不是特別光明.就算從事了行政管理工作，很多情況下是科研和管理同時進行，不能把足夠的精力放在行政管理中；（3）我國目前行政管理人員中，不是年齡偏高就是學歷較低，也沒有過硬的管理技術，加上國家政策有所傾斜，規定高校教師可以隨時去進修，但是對于行政管理人員比較嚴格，工作期間給予進修的機會少之又少，只有骨干人員有進修的資格，使低學歷人員沒有提升自己的機會，導致管理失去了創新性和科學性.
3建議高等院校行政管理對策
我國高校行政管理機制秉承政府機關管理形式已有很長的時間，雖然經過幾次改革，但政府機關式管理形式的影子仍然存在.依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高校行政管理的改革空間仍然很大.高校行政管理改革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建立起高效、精減的組織結構；定位應該明確，高校行政管理改革目標就是為教學、科研服務；形成一個堅持以人為本，充滿人性化管理機制的管理形態.個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議：
3.1協調好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
我國很多高校中行政權力遠遠高于學術權力，行政管理權限被任意放大，權利意識過分突出，科研工作比較單一，參與決策的機會比較少.高校作為一個育人之地，必須要有良好的環境，所以，要最大程度上協調行政管理和學術、科研之間的關系，保障高校領域資源得到平衡的發展，對學術權力進行適度的提升，增加專家和學者在管理中的話語權，明確各自管理領域所要發揮的作用，制定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規章制度，兩者只有協調和統一，高校才能有效和穩定的發展.
3.2加強行政管理隊伍建設
高校的發展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因素就是行政管理工作，行政人員的整體素質直接影響著高校管理工作的效率.為此需要對行政管理隊伍進行必要的壯大，提高人員素質，緊抓工作效率.高素質的培養不是短期內形成的，需要對人員長期進行鍛煉，達到一定的管理水平，提高高校行政管理隊伍的業務能力，努力打造出一支高素質的管理隊伍.高素質管理隊伍是完善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礎條件.要對領導體制進行完善，對人員加強專業培訓，還需要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培養出促使管理快速發展的隊伍.
3.3精簡行政機構,建立科學的管理制度
高校機構在時展中，應進行必要的改革，行政機構較多，把高校中管理職能相近的部門進行合并，完善各種機制，健全規章制度.解決有些部門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問題，也要解決有些部門編制過少、人員不足的問題，做到職能與機構相匹配、任務與人員編制相匹配.
3.4增強管理人員的服務意識
高校辦學的宗旨就是教書育人和服務育人，行政管理工作除了管理之外，最為重要的就是服務育人，一個好的管理模式的實施為的是更好的服務于師生.行政管理人員要在原有服務意識的基礎上再次提高自身的服務意識，明確管理工作是服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能夠很好的對管理實踐和未來管理模式進行定位.把以人為本的觀念延伸到服務工作的各個方面，運用正確的觀念來進行溝通和協助，努力營造出一個較為輕松的人際關系，通過有效的服務為高校中行政管理順利進行打下良好的基礎.
4結束語
第4篇：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本文梳理歸納的這些前在預設，實際上都是經驗命題(empiricalstatement)，其旨歸不在于揭示制度的發生學意義（唯物史觀認為，制度是經濟關系的產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給之間的矛盾，回應人類對于游戲規則的基本需求與基本價值追求以及如何來設定游戲規則等政治規則范疇的基本問題。這些預設從各個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選擇，或者說通過構筑完善的政治規則，以實現和推進規則政治，乃是人類秩序化的合理選擇，同時也是一種無法規避的命運。
“無賴原則”預設。在探討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設計時，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c)提出了一條著名的原則“無賴原則”。這條原則認為，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時，必須持定“人人應當被假定為無賴”這樣一種假設。人必須被看成是“理性”的謀利動物。而制度設計要達到的目的是：不論他多么利欲熏心，通過完善的制度機制的鉗制功能，使人“規規矩矩”地服務于公益。休謨說：
政治作家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爾金等編：《新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28頁。）。
制度設計必須達到以下效果：不僅要對“無賴”行徑實施有效的鉗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們萌發各種損公利己的“無賴”沖動。休謨認為，這一假設在作為描述性模式時是非真實的，而作為分析性模式時則又是真實的，可以得到事實的正當證明。這一預設表達了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動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為“無賴”，那么必須有強大的制約機制在先，讓人們服從制度規則。這一點，詹姆斯·布坎南是這樣說的：
當人們的政治行為被認為一如他們其他方面行為一樣是追求私利之時，上的挑戰就成為這樣一種挑戰：構造和設計出能夠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剝削方式追求個人利益，并引導個人利益去促進整個社會利益制度和規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9頁。）。
普遍“無賴”的假定，構成了國家方法論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壞情形”亦即每個政治家都可能是無賴這一最壞情形為基本出發點，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檢查就是這樣。為保證飛機運行的安全，所有乘飛機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須通過一道X光機的安全門。美國"911"事件后，世界各國尤為加強了安檢的力度。事實上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已被假定為潛在的可能違禁物品攜帶者乃至，盡管事實上，只有極少數人會這樣做。然而為確保安全，人們必須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術實施的安全檢查。
制度設計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地采取消極預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賢”的假設是不能作為制度設計基礎的。人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保證“正義”成為政治家們長期的無條件的行動準則。在休謨看來，人們顯然不能靠改變人性來把人的罪惡動機變成善良的后果，人類社會在設定各種所需求的政治規則時，只能以消極的防御觀為基本依歸。這亦如杰斐遜所說：“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侈談對人的信任，而是要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們不做壞事。”
休謨這一預設中，還蘊涵著這樣的邏輯結論：即政治規則設計者們也應當被認為是“無賴”，他們可能會操縱所發明制度的有關信息。規則設計的努力應當采取一種設計與選擇分開的辦法：即規則的采用應當由那些不參與設計制度的人們來擇定，以防止制度出現利益傾向性。這亦如哈林頓(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謂“分餅”原則。哈林頓認為，“卓越的哲學家爭論不休而無法解決的問題，以至整個國家的奧秘”，“就在于均分和選擇”，為確保制度之“餅”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擁有“均分的自然權利”，而另一部分人擁有“選擇的自然權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頓著：《大洋國》，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3頁。）。
非“天使統治”預設。如果說英國學者休謨的“無賴原則”是以一種“是什么”的判斷方式，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的話，那么美國學家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則以一種“不是什么”的方式，從另一角度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他在《聯邦黨人文集》一書中說：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的預防措施（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
麥迪遜這一論斷包含著兩層假設：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國資產階級啟蒙學家潘恩說：“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所產生的”，政府是一個“懲罰者”（注：［美］托馬斯·潘恩著：《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麥迪遜指出：“用種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種“正當救濟辦法”，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第10頁。）。
第二，政府作為社會的人，其統治本質在任何意義上都絕不是一種“天使統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惡——在麥迪遜看來，純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為，人類做不到——正因為如此，需要對政府這個管理被統治者的統治者本身，實施外在的和內在的控制，尋求“輔的預防措施”——而這實際上一直是主義的持久話題。這種“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國家權力體系內部有分權制衡機制；外有社會力量對“利維坦”的制約。這一目標乃是政治設計的“最大的困難”，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與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須有外在的制約，政府更必須有外在的控制。這就是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
“局限存在物”預設。詹姆斯·麥迪遜關于政府非“天使統治”的論斷，由人的特質出發考察和判定公共權威的特點，那么回眸人類這個社會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點是什么？這是政治學一切理論的原發點，也是各類政治設計的邏輯前提。
關于人類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法學家和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被伏爾泰譽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作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論預設：
人，作為一個“物理的存在物”來說，是和一切物體一樣，受不變的規律的支配。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來說，……他是一個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靈”一樣，不能免于無知與錯誤；他甚至于連自己微薄的知識也失掉了。作為有感覺的動物，他受到千百種的支配。……這樣一個存在物，就能夠隨時忘掉他自己；哲學家們通過道德的規律勸告了他。他生來就是要過社會生活的；但是他在社會里卻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注：［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頁。）。
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屬性歸為人的本質（注：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個超越一切關于人的舊理論的嶄新論斷：“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頁）。正是出現后，才從社會關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質。），孟德斯鳩這一論斷基本上仍是從自然屬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這一論斷對人的特質已注入了社會性的內容，強調了人的“社會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規范，才能介入社會生活。
這一理論預設價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類具有的局限性這一重大事實：人類作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觀規律的制約；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人類是一個感性的存在，受到種種不定因素的影響，“無知與錯誤”是必然的。其次導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邏輯結論——人類的這一缺陷，只有通過社會生活外在的東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補償和救濟（這兩種事物，按制度學派的定義，乃是“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人類制度的雙重性構成。）。特別醒目的是，人類只有“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這一歷史性結論，必然使法律制度處于崇高的無可或缺的地位。人類設計和創制各種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規則，便是理所當然的邏輯行為了。
權力無“休止界限”預設。孟德斯鳩還作過另一個經典性的、對人類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義和認識價值的理論預設，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他對權力的特質所作的一個著名的言簡意賅的判斷：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就是權力或權力者的特質。由此，孟氏給出具有公理性的結論便是：
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個命題業已成為檢閱人類社會權力現象的基本判準。“濫用權力”的基本“規則”是：權力載體——“即是以統治者的名義行事的人，當選的立法人員、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規定公民自由的供選擇的條件中進行選擇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和國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頁。）在運用權力時，一定會把權力運用到他可以運用的一切“空間效力”和“時間效力”的最大范圍，實現權力效能的最大邊際化。
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公共權力和私人權利這兩個領域，公共權力的原始命題是為了保障私人權利。進入階級社會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權力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邏輯起點），“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歷史起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為了“把沖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導致了政治權力的產生。由此，政治權力一經產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質和名義。孟氏這一理論預設蘊示：從權力的本性上說，它“總有著一種越出它自己的范圍而發展的本能傾向……和一種特殊誘惑。權力總是傾向于增加權力……它喜歡自己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個手段”（注：［法］J.馬里旦著：《人與國家》，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頁。）。亦如公共選擇理論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動家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傾向，去擴展政府行動的范圍與規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觀察到的“公共性邊界”（注：參閱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第373頁。）。
權力的這一內在特性，決定了外在制約的極端必要性。關于這一點，法國政治思想家夏爾·阿列克西·托克維爾指出：必然有一個高于其他一切權力的社會權力；但我又相信，當這個權力的面前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它前進和使它延遲前進時，自由就要遭到破壞。……無限權威是個壞而危險的東西。（注：［法］托克維爾著：《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89頁。）
孟德斯鳩這一理論預設歸納包蘊了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歷史經驗：一是濫用權力是權力界的普遍邏輯，羅素將之表述為“權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鄒永賢等著：《現代西方國家學說》，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頁。）。權力運作者總有著一種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實現“權力意志”的內在沖動。二是對于“權力濫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質”的做法，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權力是一種物質力量，對于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不能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須有相應的物質力量。人類發展到今天，制權一般有這樣幾種方法：一是“以法制權”、二是“以民制權”、三是“以德制權”、四是“以權制權”。“以權制權”才是最本質、最見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設計中，對于權力邊界的設置，只能以另一個權力的存在為邏輯前提。
“必要的惡”預設。英國籍奧地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證偽主義”的科學哲學、“漸進的社會工程”的政治哲學、“三個世界”的本體論哲學形成了批判理性主義哲學體系。國家學說是其政治哲學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證偽主義”科學哲學觀點和批判理性主義哲學立場出發，波普反對本質主義的國家理論，注重探求“我們對國家的要求是什么？我們應當把什么作為國家活動的正當目的”（注：《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倫敦羅特列杰與基根·保羅公司1952年版，第109頁。）諸如此類國家與社會的功能性問題。對“利維坦”這種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這樣一個理論預設：“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注：［英］卡爾·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他說：
國家盡管是必要的，但卻必定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如我斗膽形容的）一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我們決不可能根絕這種危險。（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第499頁。美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達了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因為，當我們受苦的時候，當我們從一個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無政府的國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時，我們由于想到自己親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選集》第3、241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盡管“利維坦”對于保護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許多思想家們看來，卻是一種危險的“罪惡”，“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羅素著《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92頁。）國家如果取代目的，成為目的本身，無限制地擴展，自由這一“目的”就必然喪失。關于這一點，歷史上思想大家們幾乎持定一致的論斷。）
如果說，孟德斯鳩關于權力“休止界限”的預設，是從權力個體著眼揭示權力的特質的話，那么，波普的這一理論預設，則是從權力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著眼揭示權力特質的。其基本判斷：一是國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罪惡”，前者側重價值判斷；后者側重事實判斷。
“在現代世界里，由于國家權力過大所造成的罪惡很大，但卻很少被人認識到。”（注：羅素著：《社會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頁。）波普認為，國家權力擴張與濫用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無論誰執掌權力，即便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統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國法哲學家約翰·羅爾斯認為，即使是由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容易成為非正義的。他認為“政治制度中非正義的影響比市場的不完善更為痛苦和持久。政治權力迅速地積累，并且成為不平等的利用國家和法律的強制力量”（羅爾斯著《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頁。）。因此，只要權力這種“罪惡”存在，無限擴張趨勢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過現代國家權力擴張的必然趨勢：“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復雜化，并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范圍。”（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頁。）
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StuartMill)在《論自由》一書中，對國家權力的非制度化增長作過這樣的假設：它不惜犧牲一切而求得機器的完善，由于它為求機器較易使用而寧愿撤去了機器的基本動力，結果將使它一無所用。（注：［英］約翰·密爾著：《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5頁。）于是，德國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歸納的這樣“兩件事”，也就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理所當然的抉擇了：
對于任何新的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們必須注意兩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視都將會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進行統治和提供服務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屬于真正的政府機構設置的一切東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動的擴及和限制的范圍。（注：［德］威廉·馮·洪堡著：《論國家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黑體為引者加。）
沒有國家的干預，自由就會死亡；國家過多干預，自由同樣也會死亡。這是“自由的悖論”（注：參閱波普著《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第11卷，第124、125頁。）。波普主張，重要的是要設計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對“利維坦”進行控制。為了防止“利維坦”對社會生活的威脅，波普提出了類似中世紀“奧卡姆剃刀”的“自由主義剃刀”。（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
英國政治理論家和現代分析哲學主要創始人伯特蘭·羅素認為，社會組織和權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種獨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駕馭的力量。一方面，組織和權威不可沒有，另一方面，又要對它加以限制。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應該成為一切政治科學的中心議題。而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比率”，則應當成為國家理論尤其是現代國家理論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羅素呼吁：（像國家）這種巨大組織是現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廢除它們是不可能的……的確，它們使維護個性更加困難了，我們需要尋找一種使它們盡可能地與個人創造性結合起來的方式。（注：羅素著：《政治理想》，紐約世紀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頁。）
“有限理性”預設。政治和行政管理歸根結底是決策行為，決策具有對理性追求的傾向。按對理性作用的不同認識，決策理論分為三類：其一是絕對理性選擇論，基本要點是認為決策者擁有完全的知識、明確的價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取得期望的價值選擇。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質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決策，這種理論把焦點放在決策中的價值沖突上，認為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甚至是隨意擇取的，人們的決策并不以理性為旨歸。其三便是美國行政學家、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為代表的有限理性決策論。認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決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種“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一書中認為，傳統的“完全理性”的假設不符合人類行為的現實。他從人的意識、決策環境與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設，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設。關于理性，西蒙認為，“理性就是要用評價行為后果的某個價值體系，去選擇令人滿意的備選行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為》，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頁。）。“廣義而言，理性指一種行為方式，它第一，適合實現指定目標，第二，而且在給定條件下和約束的限度之內。”（注：西蒙著：《現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決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決策，因為決策者是在存在著無法控制的未知數和變化著的內外環境中決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處理決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機構只能接受不圓滿的決策，而不可能實現最佳決策。西蒙對這一問題進一步表述說：
如果我們假定決策者的計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我們不必將真實世界與決策者對它們的認識區分開來：他或她對世界的看法與真實世界一樣。第二，我們可以預言，一個理性的決策者根據對現實世界的知識所作出的選擇，不需要有關決策者對感知或計算模式的知識。（當然我們確實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數。）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接受決策者的知識和計算能力是受到嚴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們就必須將現實世界同行動者對它的看法與理解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決策過程的理論（并在理論上檢驗它）。我們的理論不僅要包括理解過程，而且還必須包括形成行動者對決策問題的主觀表述的過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據給定的效用函數來達到有目的的或主觀的最好決策。認知心理學中的理性人則是根據可得知和計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注：轉引自［美］道格拉斯·C·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31頁。）。
人的“有限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是復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由于參加者很多，同一項交易很少進行，所以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并規范人自身的決策行為，從而提高決策的質量。
西蒙關于“有限理性”的預設表明，人擁有的知識能力和決策能力是有限的，不僅受到物質因素和環境不確定的影響與限制，還受到諸如記憶容量、判斷準確程度、計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是：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與制度創制，來預防和彌補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個“社會中價值的權威分配”（注：［美］戴維·伊斯頓：《政治系統》(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紐約艾爾弗雷德·A·克諾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頁。）的決策領域。從本質上說，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撐。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領域最常見的現象。英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中認為：國家政治首先必須克服“唯理智論”，傳統的政治理論大都強調“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驅動下行事，“大多數政治見解并非是受經驗檢驗和推理的結果，而是習慣所確定的無意識或半意識推理的結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6頁。）。任何組織都是人的組合，雖然擁有相當大的解決問題的權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與理性是一種稀缺性資源，決策絕非是一種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體系。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們對環境反應所建立的主觀模型差異很大，從而導致人們選擇上的重大差異。人不但處于“有限理性”下行事決策，而且還常常處于“非理性”狀態下行事決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與供給的一個深刻的內在原因。
“諾思悖論”預設。國家的目標是什么，國家的基本職能是什么，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被思想家們審視和論辨的一個重大課題。在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諾斯看來：
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無論是無文字記載的習俗（在封建莊園中），還是用文字寫成的憲法演變，都有兩個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頁。）。
國家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稅收。是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還是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選擇。“從歷史上看，在使統治者（和他的集團）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權結構與降低交易費用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率體制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這種基本矛盾是使社會不能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根源”（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諾斯認為，由國家來界定和保護產權可以產生規模效益，但是國家并不是中立的，競爭與交易費用的雙重約束往往引導國家選擇無效或低效的產權結構。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是構成有效產權安排和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介入產權安排和產權交易，又是對個人財產權利的限制和侵害，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的衰落。這就是著名的所謂“諾思悖論”。事實上，包括產權在內的各種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決于效率的或經濟的原則，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規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團與統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團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這一“悖論”的實質，反映了國家行為存在的內在沖突：有效率的產權制度的確立與統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間的矛盾。按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國家是一種“制度”結構，其職能是生產和出售一種確定的社會“產品”，即公正與安全。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因此諾思認為：
無論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準則對任何國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個好的行為準則對一個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經濟市場和有效的政治市場，也需要這種誠實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為準則（注：《經濟學消息報》，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國家的姿態而采取了一種和實際利益（不論是單個的還是共同的）脫離的獨立形式，也就是說采取了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頁。），國家作為一個“從社會中產生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頁。），不可能漠視自身的利益機制。國家的兩個目標，失卻其中任何一個都是不現實的。辦法只能以外在制約機制，促使國家行為的內在沖突減至最微限度，盡可能地確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會準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緩這種沖突。“制度在一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注：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第7頁。）這是“諾思悖論”所蘊有的政治學啟示。
“政治創租”預設。公共選擇理論把市場經濟下私人選擇活動中適用的理性原則（注：在以個人為基本分析單位時，經濟學假定人在市場中的私人經濟活動是理性的。即經濟活動中的個人在決策之前要經過仔細計算，力求一個于己最有利的結果，以追求其希望實現的目標或有價值的東西。具體到消費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體到生產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應用到政治領域的公共選擇活動中（注：丹尼斯·繆勒：《公共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確立了國家人“經濟人”角色和“尋租”預設。
在政治環境中，國家人同樣扮演著“經濟人”角色。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只要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有一部分實際上受效用最大化動機驅使，只要個人與群體的一致達不到讓所有的個人效用函數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動中的經濟個人主義模型就具有價值，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利己主義行為都是正常的。問題在于，這種利己主義動機有一種與經濟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結合的動勢，由此便產生了“尋租活動”(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選擇學派的“尋租理論”(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與經濟財富進行交換的過程，揭示了腐敗產生的現實經濟根源。
所謂“租金”(rent)，是指某生產要素所有者獲得的收入中，超過這種要素的機會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圖學派中，租金是指永遠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它誘使這種生產要素進入市場所必需的最小的額外收益（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馬歇爾發展了租金的概念，認為租金還應包括被稱為準租金的暫時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下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現代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發現，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競爭，擴大了供求差額，也能形成類似地租的超額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為（干預和管制）阻止了供給增加的結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釋，所謂尋租活動，是指人們在某種制度環境下，憑借政府保護而進行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這種努力的結果不是創造社會財富而是導的社會的大量浪費（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質乃是在政府干預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場競爭而形成的級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都是“尋租行為”。政府官員的尋租活動，一如塞繆爾·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敗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的交換”（注：［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頁。）。在尋租活動的過程中，政府官員一般不只僅僅扮演一個被動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動出擊”進行“政治創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尋租活動與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緊密相關。沒有政府過度干預，沒有干預所提供的特殊壟斷地位，租金便無從尋求。既然政府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租金，尋租活動便不可避免。
尋租理論闡明了腐敗的深層本質。只要公共權力的存在和經濟生活不停止運行，尋租活動很難根絕。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純粹租金的因素從而權力因素，更容易在復雜交易而不是簡單交易中出現，從而更容易在群體關系而不是在兩人關系中，以及在政治協定中而不是在市場協定中出現，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科學勞動的正確劃分要求“政治科學”學科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經濟學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場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布坎南還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為同經濟學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為沒有任何不同。對于這個簡單觀點的承認，以及由此對這個觀點在現代政治環境中的含義的實證分析，是進入必定推動立憲改革討論的更廣泛的比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為現代官僚理論和規則理論的洞察力，人們才逐漸意識到新的制度約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腐敗作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發展中國家腐化問題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間上是全球性的，在時間上是歷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認為，在古代東方，掌握了政治權力的“社會公仆”正是在從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為“東方暴君或總督”的。（參見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頁）。“所有權力都易腐化，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頁。關于權力腐敗，法國著名政治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說過一段這樣的話：腐敗在“任何社會制度中都將如此。的缺點在于，它認為這種現象只存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范疇內，只要消滅了私有制，這種現象就會隨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階層、領導階層、比較富裕或有地位的階層、特權集團和尖子人物都企圖讓后代子承父業。要想不讓他們得逞，就必須建立一些制度機制來阻止他們這樣做。但這些機制也難以實施，因為執行者通常正是這些機制所有限制的對象。由于相信階級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對這個問題予以足夠的重視并始終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迪韋爾熱著《政治社會學》第157頁，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韋爾熱關于腐敗普遍存在于當今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判斷，是有警策意義的。但是認為把腐敗現象只劃定在私有制社會的論斷，顯然不符合事實。當然，迪韋爾熱關于以“制度機制”“阻止”腐敗的見解，是有參考價值的。）
“尋租”預設揭示的事實是，尋租活動是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行為的伴生物。恩格斯曾把政治權力對社會經濟的“反作用”概括為三種情況，其別指出：“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注：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頁。）這一論述，非常恰當地描述出尋租活動對社會經濟形成的危害。
第5篇：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關鍵詞】行政管理制度；創新；因素
一、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創新的理論基礎
制度創新也稱制度發展。在廣泛的意義上，它是指一種組織行為的變化，這一組織與其活動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以及支配上述行為與相互關系的規則的變化。制度創新的動因，大致可以分為誘致性因素的牽動和強制性因素的推動。前者指一群人響應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而產生的自發性變遷，后者主要指由政府法令引起的變遷。但不論是何種原因引發的創新，制度創新主要都是指在制度環境相對確定、穩定的條件下，對構成既定制度的次級制度，諸如行政制度、教育制度、金融制度等具體的現行制度進行某種變革，并通過規范的、具有社會公信力的方式加以確認的行為過程。
二、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創新的必要性
黨的十報告中對行政體制改革作出了新要求，對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作出了部署，明確了要求，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綱領、方針和基本依據，為推進行政管理研究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務。因此深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具有必要性。
1.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環節
政府在經濟社會事務管理和全面改革中都處于主導地位，其行政管理體制對經濟體制具有特殊的直接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經濟基礎，并發揮積極的反作用。隨著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后的制約和影響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從而深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成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環節。
2.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途徑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從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通過不斷改革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政府在轉變職能、優化組織結構、實現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依法行政、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促進政治體制改革逐步展開。
3.構建和諧社會的有效保障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但是長期以來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直接影響著社會的和諧進步。因此，只有深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才能找準政府在社會建設方面缺位、不到位的問題，構筑政府主導，全社會參與構建和諧社會的平臺。在“從大社會著眼、小社會著手”加強社會建設，完善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建立公共財政投融資體系，盡量吸納社會資金， 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著力發展關系民生的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建立健全公平正義、惠及全民、水平適度、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服務體系， 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提升地方政府促進就業和調節收入分配的能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健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 加強對涉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領域的監管， 促進社會與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協調發展。
三、影響我國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因素分析
（一）影響我國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動力因素分析
面對市場經濟和全球化，要有效解決地方政府管理存在的問題，就必須進行政府管理創新。地方政府管理創新是系統內部與外部社會環境因素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結果。地方政府管理創新之所以具有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能性，其根據在于動因，即“地方政府作為制度主體的一種客觀需要和潛在的利益”。
1.政治環境動力
政府體制是政治系統構成的一部分，政府管理只有保持與政治生態環境動態平衡，才能產生高效行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環境的變化為地方政府管理創新創造了有利的政治環境。法律秩序的變化造就了基本的制度環境。通過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確立地方政府在管理創新中的主體地位。
2.文化環境動力
影響政府管理創新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文化生態環境，其中，主要是意識形態環境的變化為地方政府管理創新掃清了思想和理論障礙。意識形態本身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為中國地方政府管理提供了一套與正式制度相呼應的規則體系，規制著政府行政管理活動的方向和界限，從而激勵或約束其行為方式。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傳統意識形態所喚起的道德熱情開始消退，依靠道德調節現實制度分配和地方政府實際收益的做法已經不再靈驗。于是，傳統意識形態積累的人力資本就走向衰竭，維護制度正常的費用就會變得昂貴，意識形態也就從節約機制轉化成不經濟機制。
3.經濟環境動力
從經濟環境看，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活動對政府管理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其變革必然要求政府管理發生相應的改變，因為“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主導作用，資源配置的效果也必將更加顯著。新的所有制結構和市場經濟條件對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政府必須培育有效的市場環境，為多種所有制經濟成份發展創造條件。政府既不能代替市場，又必須行使對市場的調控、培育、維護、監督和服務，必須對市場的管理內容、方式和手段進行創新，恰當有效地行使好經濟職能，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4、國際環境動力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科技進步帶來了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通過三種力量影響著地方政府管理。一是趨同力，即榜樣的力量，使得各國政府相互借鑒管理經驗；二是融蝕力，即全球化對各國固有的意識形態的消解和融化，意識形態不再成為政府間交往的障礙；三是碰撞力，即全球化對原有國際利益格局的調整必然會影響到國內利益格局的變化。各國政府在頻繁的聯系和交往中，在上述三種力量作用下，地方民眾以國際上績效顯著的地方政府為標桿，對本地方的政府管理提出更高的標準和要求，促使地方政府吸收和借鑒其它地方政府的先進經驗進行創新，以回應民眾的期盼。政府必須政府管理的各方面進行改革調整，包括行政體制結構、行政行為、行政觀念、行政內容、行政目標和行政方式等進行革新，結合中國政府實際，著力推進政府管理創新。
（二）影響我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創新的阻力分析
中國地方政府管理創新具備了動力資源，但創新結果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因為地方政府管理創新的效果取決于地方政府管理與整個制度的協調程度以及與系統內外環境的互動過程和能力。近年來，中國地方政府管理創新較為活躍，但置于具體環境中的創新活動也面臨著不容忽視的阻力或困境。
1.地方政府行政行為選擇的自由與責任的矛盾。
地方政府為管理好本地區公共事務應擁有行政行為選擇的自由，但這種選擇必然受到本地區的政治、經濟、法律、倫理道德、文化等狀況的影響，還要受到公務員在現實社會關系體系特別是行政關系中的地位、個體認知水平、選擇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應該對自己的行政行為選擇承擔責任，必須在當時的客觀條件與主觀能力所能夠選擇并應當選擇以及有可能進行選擇的范圍內，對自己的行政行為的善惡、優劣承擔行政倫理責任、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和社會責任。而行政責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又必然使地方政府在進行行政行為選擇時面臨著選擇困境，即責任沖突，具體表現為角色沖突、權力沖突和利益沖突。
2.規范中國地方政府行為的制度安排的必要性與制度成本的合理性之間的矛盾。
正如有效的地方政府的造就和維持需要有適當的政治制度基礎的要求一樣，有效的地方政府管理創新活動同樣需要適當的制度安排，以此才能克服地方政府管理創新活動的主觀性、任意性和短期性。地方政府管理創新的制度化并不必然導致好的目標，它既不簡單地等同于法治化、規范化，也不意味著現代化。如果地方政府管理創新的制度化不與制度成本的合理性掛鉤，所謂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會成為保護部門主義的權利，而有關的立法又會使得制度化權利合法化，由此還會導致出現地方政府管理的高制度成本，從而與地方政府管理創新所要堅持的公共性、服務性、科學性和合理性相背離。
3.地方黨政不分，嚴重制約著政府管理創新。
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中國形成了一種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都統管統攬起來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這種“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形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事實。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和深入發展，黨政關系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展，但地方黨政不分現象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實質是黨“集”了政的權，管了政的事，這就使黨具有了國家的職能，使黨國家化。這對地方政府的管理產生了巨大危害，由于地方黨政不分，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動更多地服從和受制于地方黨委，使地方政府成為同級黨委意志的簡單執行機構，“管理過程就是決策的過程”沒有得到切實的落實和體現，壓制了地方行政機關管理創新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管理創新的可能性和能力。
4.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關系沒有理清，增加了地方政府或下級政府創新的不確定性。
中央與地方關系是政府間關系的中軸，因為它決定著地方政府在整個國家機構體系中的地位、權利范圍和活動方式，從而決定了地方政府體系內部各級政府之間的縱向關系，決定了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關系。中國實行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決定了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中央集權是基本的特征，在行政隸屬關系上，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是基本原則。然而在政府關系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地方各級政府間職責權限劃分不科學，不合理且缺乏法制規范的現象仍較突出。各級政府職責權限變動不居，權力沒有科學合理的劃分，始終缺乏法律和制度的規定；政府系統內部縱向權力的劃分中沒有使行政性分權與經濟性分權有機結合，實現的往往是單純的行政性分權；權力關系的變化也只是在原有體制內部的微調，而不是制度性的調整和創新。因此，政府體系內的權力調整在“集權―分權”之間搖擺不定。
5.傳統行政文化制約著轉型期地方政府管理創新。
行政文化是一種管理哲學，是一種群體性文化，它為行政管理活動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是行政理想、價值取向、道德規范和思維方式等思想要素的凝聚，居于行政體系的深層結構。行政文化通過行政人員的行政理念、價值觀、行政理想、行政道德等因素，影響著行政組織的目標性質、順序和結構；通過歷史條件、地理環境、民族特性，文化心理、文化傳統、社會制度、政治狀況、經濟水平等因素作用于行政體制；通過行政意識、行政思想、行政習慣等影響行政行為。傳統行政文化積淀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仍然極大地影響著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其影響力不可能即刻消除。地方政府要徹底克服傳統行政文化的慣性制約，塑造適合市場經濟的行政文化需要一個過程。
【參考文獻】
[1]高尚全.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N].學習時報，2006-03-20.
第6篇：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目前公司的局域網已經建成，各部門的機器也已到位。根據公司領導關于加強管理的要求，現將公司局域網管理辦法公布如下，請公司全體員工認真執行：
一、全體員工要愛護公司機器設備，在沒有得到部門負責人和公司計算機系統維護員的同意，不得私自拆機。如遇到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由公司計算機系統維護員協助解決。
二、對自己所使用的電腦不能設置開機密碼，如有特殊原因，必須經部門負責人同意。設置密碼后，應交部門負責人一份書面密碼說明。三、目前公司局域網已經能正常上網，如無特殊需要，禁止使用撥號上網，以前使用調制解調器的員工將其交回公司，由公司統一管理。
四、員工上班時間上網，請瀏覽與工作有關的內容，避免因上網影響正常的工作，禁止上班時間進行網上聊天和交友活動。
五、為方便工作中交換文件，請在自己電腦的C/D盤建立以自己名字為名稱的共享文件夾，訪問權限為可讀。
六、為保障電腦內資料的安全性，在公司服務器上，為所有員工建有以名字相同的文件夾，請把重要文件在服務器上做備份，規定每周五下班之前必須把最新的資料備份好，系統管理員會為每人設置好密碼，保證資料的安全性。
七、為保障公司服務器的安全，未經公司計算機系統維護員同意，不得私自操作服務器。
八、在自己機器上設置好網絡打印機，以后打印資料請使用網絡打印。
九、公司已經為各部門負責人和客戶關系部及公司員工設置了公司的集團電子郵件信箱，對外業務聯系請使用公司的電子郵件信箱。
十、為防止病毒侵入，保證電腦的安全，必須每臺電腦都要安裝“病毒”防火墻。
十一、公司的宣傳資料、員工的名片上統一印制公司網址和電子郵件信箱。
十二、如果電子郵件信箱出現問題，請找互聯網研究所王路瑤協助解決。
第7篇：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行政規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規章外，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組織制定，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權利義務，在一定時期內反復適用，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政公文。
第三條
本市行政機關或組織內部工作制度、管理制度、人事任免決定以及對具體事項作出的行政處理決定，不適用本規定。
第四條（三統一）
本市行政規范性文件管理實行統一審查、統一登記和編號、統一公布。
第五條（制定主體）
本市下列行政機關或組織可以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
（一）市、區（市）縣人民政府及*高新區管委會；
（二）市、區（市）縣政府工作部門；
（三）鎮（鄉）人民政府及區（市）縣人民政府依法設立的派出機關，根據工作需要確需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的，應將擬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名稱、依據、主要內容和制定該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向區（市）縣人民政府報告，經同意后，可以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
（四）依據法律、法規、規章授權進行行政管理的組織。
議事協調機構、部門派出機構、部門內設機構不得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
依法可以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的行政機關或組織，由負責備案審查的工作機構向社會公布。
第六條（制定程序）
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應當按照調研起草、征求意見、協調論證、合法性審查、審議決定、簽署公布等程序進行。
因突發公共事件、保障公共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執行上級行政機關的緊急命令和決定等情況，需要立即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的，經合法性審查通過后，可以直接提請本機關主要負責人或者其委托的負責人決定和簽署公布。
第七條（禁設內容）
行政規范性文件不得設定下列事項：
（一）行政許可及非行政許可審批；
（二）行政處罰；
（三）行政強制；
（四）行政事業性收費；
（五）其他應當由法律、法規、規章或者上級行政機關規定的事項。
行政規范性文件對實施法律、法規、規章作出的具體規定，不得與所依據的規定相抵觸；沒有法律、法規、規章依據，行政規范性文件不得作出限制或者剝奪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合法權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規定。
第八條（起草論證）
起草行政規范性文件，應當明確、具體，具有可操作性；應當對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研究，并對行政規范性文件所要解決的問題、擬確立的主要制度或者擬規定的主要措施等內容進行調研論證。
第九條（征求意見）
起草行政規范性文件應當深入調研，廣泛聽取相關機關、組織、公民和專家的意見。采用各種有利于擴大公眾有序參與的方式起草行政規范性文件。
重大或者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行政規范性文件草案，應當通過召開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或者向社會公布行政規范性文件草案等方式廣泛征求意見。
第十條（意見處理）
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政規范性文件草案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起草部門（機構）應當及時研究處理，并在起草說明中予以說明。
第十一條（統一審查）
行政規范性文件草案應當由制定機關法制部門（機構）負責統一審查，并出具法律審查意見。
市政府法制部門負責對市人民政府及其辦公廳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區（市）縣政府法制部門負責對本級人民政府及其辦公室、鎮（鄉）人民政府及區（市）縣人民政府依法設立的派出機關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市和區（市）縣政府工作部門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由本部門法制機構進行審查；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組織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由其主管部門法制機構進行審查。
制定機關法制部門（機構）應當就制定主體、權限、程序、內容、形式是否合法進行全面審查。負責合法性審查的法制部門（機構）要求起草單位補充依據、說明情況，或者要求有關單位協助審查的，起草單位和有關單位應當予以配合。
第十二條（審查處理）
行政規范性文件草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制定機關法制部門（機構）可以將其退回起草單位，或者要求起草單位修改、補充材料后再報請審查：
（一）制定機關不具有制定權限或者主要內容不合法；
（二）制定的基本條件尚不成熟；
（三）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政規范性文件草案提出意見且理由充分，起草單位未采納且未說明理由；
（四）相關機關、組織對行政規范性文件草案有重大分歧意見且理由充分，起草單位未采納且未說明理由。
第十三條（報請審議）
報送市或區（市）縣人民政府審議的行政規范性文件草案，應當由起草單位主要負責人簽署；兩個或兩個以上部門聯合起草的，應當由聯合起草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共同簽署。未經合法性審查的，不得提請審議和簽署。
報請市或區（市）縣人民政府審議行政規范性文件，應當提供下列材料：
（一）報請審議的請示；
（二）行政規范性文件草案；
（三）起草說明（包括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的目的、依據、主要內容和重大分歧意見的處理情況等）；
（四）起草行政規范性文件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規章和國家的方針、政策；
（五）征求意見的有關材料；
（六）制定機關法制部門（機構）出具的法律審查意見；
（七）其他有關資料。
其他行政機關或組織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需要報送審核的材料，參照上述規定執行。
第十四條（批準程序）
市和區（市）縣人民政府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應當經本級政府常務會議審議決定。
其他行政機關或組織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應當經辦公會議審議決定。
第十五條（統一公布）
經簽署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由制定機關在政府公眾信息網上統一公布。未經公布的，不得作為行政管理依據。
第十六條（生效時間）
行政規范性文件應當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將有礙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七條（備案機構）
市和區（市）縣政府法制部門、市政府工作部門法制機構（以下簡稱備案機構）負責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監督工作。
第十八條（報送備案）
制定機關應當自行政規范性文件公布之日起15日內，按下列規定，報送備案：
（一）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向上一級政府法制部門報送備案；
（二）區（市）縣人民政府、市政府工作部門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向市政府法制部門報送備案；
（三）區（市）縣政府工作部門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向區（市）縣政府法制部門報送備案；
（四）市和區（市）縣政府工作部門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應同時向上一級主管部門報送備案；
（五）兩個或兩個以上部門聯合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由主辦部門向本級政府法制部門（機構）及上級主管部門報送備案，其他部門抄送上一級主管部門；
（六）實行垂直管理部門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同時報本級人民政府和上一級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七）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組織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向主管部門報送備案。
第十九條（統一登記和編號）
行政規范性文件報送備案時，應當提交下列材料，并由備案機構統一進行報備登記：
（一）備案報告（由制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簽署）；
（二）行政規范性文件正式文本5份（附電子文本）；
（三）起草說明，并附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依據。
備案機構應當依據法律、法規、規章和上位行政規范性文件對行政規范性文件實施備案審查。
報送備案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符合本規定的，予以備案；不符合規定的，不予備案。經審查予以備案的行政規范性文件，應由備案機構統一編制備案登記號。
第二十條（備案監督）
經備案審查發現行政規范性文件存在以下問題的，按下列規定處理：
（一）違反本規定第五條規定的，有權機關依職權報本級人民政府同意后予以撤銷；
（二）違反本規定第七條規定的，發出《行政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意見書》，制定機關收到意見書后應當在15日內自行修改或廢止；逾期未按意見書修改或廢止的，由有權機關依職權報本級人民政府同意后予以撤銷。
確認行政規范性文件無效或者撤銷行政規范性文件，應當在政府公眾信息網上公布。
第二十一條（備案公布）
行政規范性文件制定機關應當于每年1月31日前將上一年度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目錄報備案機構備查。
備案機構應當于每年3月31日前在政府公眾信息網上向社會公布經審查予以備案的上一年度行政規范性文件目錄。
第二十二條（社會監督）
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規范性文件違法，屬于政府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可以書面申請制定機關的上一級政府法制部門審查；屬于部門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含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組織制定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可以書面申請制定機關的同級政府法制部門審查；屬于垂直管理部門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可以書面申請制定機關上一級主管部門法制機構審查。政府法制部門或者部門法制機構，應當于接到申請之日起30日內作出處理，并將處理結果書面告知申請人。
第二十三條（對制定機關的監督）
對不按本規定制定、備案的，由有關機關責令限期改正并予以通報；視情節和所造成的后果，由有關機關依照《*市行政機關公務員行政過錯行為行政處分規定》，追究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的責任。
第二十四條（有效期制度）
制定行政規范性文件應當設置載明該行政規范性文件有效期的專項條款，直接對行政規范性文件有效期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安排部署有時限要求的工作的行政規范性文件，有效期不得超過其工作時限。行政規范性文件有效期自施行之日起不得超過5年。
有效期屆滿的行政規范性文件自然失效，不再作為行政管理依據。確需繼續實施的，應當由制定機關在有效期屆滿前3個月組織評估，根據評估情況重新或者修訂后。
第二十五條（評估清理）
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機關應當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相關政策以及實際情況的變化，對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生產直接相關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可以采取書面征求意見、實地調查、問卷調查或者座談會等方式組織評估。
行政規范性文件的清理應當堅持日常清理與定期清理、專項清理與全面清理相結合的原則。行政規范性文件制定機關應當根據法律、法規、規章和國家政策調整情況以及實際情況的變化，每隔2年對行政規范性文件進行清理，并定期公布本機關經清理后廢止、失效和繼續有效的行政規范性文件目錄。未列入繼續有效目錄的，不再作為行政管理依據。
行政規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制定機關應當及時進行清理，并視實際情況作出修改、廢止的決定：
（一）與新的法律、法規、規章、政策或者上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規定不一致；
（二）因管理方式或者調整對象變化等情況而不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
（三）其他需要修改、廢止的情形。
第二十六條（電子管理系統）
逐步建立和完善行政規范性文件電子管理系統，為公眾提供免費查詢、下載服務，并通過電子系統向行政規范性文件制定機關提示備案、有效期等信息。
第二十七條（納入考核）
對行政規范性文件的管理，應納入依法行政考核內容。
第8篇：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關鍵詞：高校行政管理 規章制度 合法性 問題與對策
前 言：
高等學校行政管理是在注重教學管理效率的基礎中提出的，是學校為了實現教學目標，依照制定的相關制度，運用可行性手段和舉措，發揮管理和行政職能，充分利用各種現有的資源來實現預定目標的組織活動。由此可知，高校行政管理是高校工作中即為關鍵的一個環節，是一個多層次、高難度的復雜化性系統，因此，高校行政管理是實現其教書育人、科研創新兩大功能的基礎與保障，是學校管理系統中承上啟下、協調左右的橋梁和紐帶。然而，從高校行政管理的發展方向來看，現代高校行政管理的重心不僅僅關注于管理的效率，也將高校行政管理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納入到自審、自查的范疇，以促進高校管理的全面發展和規范。而這種合理性、合法性的審查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在對高校行政管理規章制度的審查上。
高校規章制度是高校為了組織和處理各項行政管理工作，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在全校范圍內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的總稱。從此定義可以看出，首先，高校規章制度是規范性文件的總稱，所謂規范性文件，是指具有高校范圍內普遍有效性并能夠反復適用的規則；其次，高校規章是一定的高校主體依照一定的合法程序才能制定的規范；最后，高校規章制定的目的和宗旨是為了組織和處理學校的行政管理工作，規范行政管理權的有效運行。從我國法律制度和高等教育體制的現實狀況來看，與高校教職員工及學生有關的規范主要包括如下兩大類：一類是屬于法的范疇的規范性文件，如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等調整高校行政管理的文件；以及屬于抽象行政行為范疇的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規則。另一類則不屬于法的范疇，是學校自行制定的內部教育處理規章制度。這兩方面的規范都是高校教職員工、學生必須遵守的，也是他們正常學習、工作、生活的強有力保障，特別是高校內部的規章制度，更是與廣大教職員工、學生息息相關。
一、高校規章制定權概述
(一)公立高校規章制度的性質
公立高校通過內部規章制度進行管理是其約束內部成員的主要方式，是落實高等學校教育管理職能的細化手段的行為作出的規定和約束。作為高等學校的內部規則，是高等學校自治管理權的延伸和體現，是高等學校日常管理活動的重要依據和行為準則。它本質上來說，雖具有預先設定性、一定的權威性和強制性但不具有法的全部屬性，不屬于法的范疇，不屬于行政法的淵源，也不是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依據和參照，但是作為內部管理范疇和自制規則，在合法的前提下，高等學校規章制度可被認為是對相關教育法律法規的一種補充或完善，并對內部成員具有約束力，是對我國教育法律體系的有益拓展。
（二）高校規范制定權的合法依據
在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下，公立的高校被定性為依法享有自主管理權的事業單位，校規制定權是其自主管理權的主要組成部分和重要體現。根據行政法上兩個重要的原則，即法治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公立高校制定校規的權力必須來自于法律法規的明文授權，否則就會失去其制定的依據并喪失其應有的效力。縱觀我國有關教育法律法規的的體系，從法的效力層次上看，依法由以下幾種：第一、憲法。憲法是我國的根本法，在法律體系中居于最高的地位，其他法律規范性文件制定的依據。憲法第19 條第2款、第89 條第7款規定了國家發展高等教育、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以及賦予國務院管理教育工作的權力。第二、《教育法》，《教育法》是我國教育體制的重要單行法，其第28 條、第42 條規定和賦予了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有制定自己的章程進行自主管理的權利，還規定受教育者應當遵守所在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的管理制度。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該法第41條、第53 條在規定了高等學校的校長行使制定具體規章制度并組織實施等6項權力， 同時要求高等學校的學生應當遵守法律、法規， 遵守學生行為規范和學校的各項管理制度。第四，國家教育部2005 年3月25 日新修改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68 條規定， 高等學校應當根據本規定制定或修改學校的學生管理規定， 報主管教育行政部門備案(中央部委屬校同時抄報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 ， 并及時向學生公布。綜上，我國從憲法到行政規章， 從人大立法到部委立法都賦予高等學校校規制定權。
二、高校規章制度建設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法治進程加快，高校學生權利意識增強，狀告母校的案件也逐年上升，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激烈討論。在這一系列案件中，大多以高校敗訴告終，法院判決高校敗訴的主要理由則是高校內部規定與法律法規相抵觸，從而暴露出現行高校管理規范中的諸多問題。鑒于此，筆者認為只有規范和完善高校管理規章制度，實現高校校規法治化，才能減少高校與其成員之間的法律糾紛，才能更好地推進依法治校。
（一）規章制度制定程序不規范， 管理不到位
規章制度制定程序不規范是影響規章制度質量提高的瓶頸!。目前許多高校制定規章制度時， 一般是職能部門認為工作需要了， 就提出并組織人員起草相應的規章制度， 在一定范圍內討論和征求意見并修改， 經主管學校領導同意或有關會議審議后由該職能部門頒布實施。這樣的程序在幾個主要環節上存在明顯問題。一是沒有立項審批環節， 對擬制定的規章制度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審查; 二是對草案內容的審查機制不健全， 使得草案 帶病!接受最終的審議; 三是征求意見工作由于沒有法規部門或人員的參與， 往往征求意見的過程和對意見的處理上受到起草部門意愿的影響， 有時難以起到真正的效果。四是沒有嚴肅正規的頒布實施環節， 由學校為主體制定的規章制度簡單由職能部門發文頒布實施; 五是沒有實施后的審查、解釋、修訂和廢止等環節。所以， 按照這樣的程序來制定規章制度就顯得十分的隨意，規章制度的質量也難以保證。制定規章制度十分重要， 但如果在實施過程中疏于管理， 規章制度不僅難以發揮其應有的效用， 有時甚至會產生負面作用。比如， 該修訂的時候不進行修訂或是該整合的時候不進行整合; 規章制度已不執行但遲遲不正式廢止; 甚至有的規章制度從一開始就沒有很好地執行過， 形同虛設; 多年不進行規章制度的匯編工作， 搞不清全校到底有多少規章制度， 查閱和使用也十分困難; 等等。以上問題， 會造成學校規章制度混亂， 喪失權威性， 執行中有困難或矛盾， 降低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二）規章制度的體系不完善
在國家社會、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發揮越來越的作用， 高校的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等職能的內涵和范圍不斷擴充， 各類機構不斷增加， 需要處理的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 但在實際工作中由于相應的規章制度建設沒有能夠及時跟上， 所以造成許多高校規章制度體系的不完善。一是缺少一些重要的宏觀的規章制度。比如， 學校的章程、議事規則， 對各領導小組、委員會、職能部門職責的規定， 學校各方面工作的指導性文件等。二是對一些原則性的規定， 沒有制定出具體的實施細則或辦法， 使得這些規定無法真正落實。三是缺少工作指南性質的文件， 許多具體的工作該怎么做， 沒有文字表述， 一直以來是老人傳新人。而且對于新矛盾、新問題的處理， 很多停留在作為個案處理的層面上， 沒有很好地歸納總結， 將其上升為一種規定或制度。規章制度體系不完善的另一種表現是重復或交叉制定規章制度， 屬于補充規定性質的規章制度太多。
（三）存在合法性或合理性問題
高校規章制度除了存在與國家法律法規不一致的情況外， 在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方面存在以下問題。首先是制定文件的主體混亂問題。高校管理涉及的工作方方面面， 但對于哪些規章制度必須由學校制定， 哪些授權由職能部門制定這個重要問題， 許多高校沒有明確的規定， 造成規章制度的制定主體混亂。例如， 某高校本科專業設置管理規定#是由教務處制定的， 缺乏權威性。甚至有職能部門修改學校制定的規章制度的情況。如某高校關于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培養工作的規定#制定時是經過校長工作會議通過的， 但后來多次被研究生院修訂。二是內容不一致或沖突問題。在多數高校的規章制度中， 或多或少存在規章制度內容不一致或沖突的問題。一種情況是不同職能部門制定的文件之間內容不一致或沖突， 另一種情況是同一職能部門先后制定的文件之間內容不一致或沖突。由此可見， 在制定和實施規章制度的時候， 必須考慮遵循正當程序， 否則即使事實清楚， 證據確鑿， 但學校的管理行為或決定卻不合法。三是規章制度實施日期問題。一個規章制度的實施日期是規章制度不可缺失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校規章制度作為學校日常管理工作的基本依據， 其實施日期應當有明確的記載， 尤其是涉及到學籍、獎懲、人事、福利等方面的事情時顯得尤為重要。
三、完善公立高校規章制度的建議
鑒于公立高校規章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以及現實中存在的問題，筆者僅從法律角度對完善我國公立高校規章制度提出如下建議。
（一）更新觀念，以尊重和維護學生的權益為中心
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管理者與被管理之間的關系，而是一種對應的權利義務關系。作為教育者，應當將尊重和維護受教育者的合法權益作為其首要任務。具體落實到高校的規章制度建設方面，高校應確立以學生確立為主體、尊重學生權利的制度體系。
（二）依法治校，引入依法行政原則
正當程序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依法治校的重要保障。針對我國公立高校目前普遍存在的程序瑕疵，建議高校在制定和實施規章制度時，必須遵循正當程序原則，否則即使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學校管理行為也會因為程序要件的缺失而歸于無效。基于正當程序原則，高校規章制度的實施過程中應當包含：告知相對人所實施行為的根據和理由、送達、聽取相對人的陳述和申辯、告知權利、舉行聽證及事后為相對人提供相應的救濟途徑等程序。當然，對于不同的事項，具體程序也不同。正當程序原則的適用，不但可以促進高校實施規章制度更加公正、合理、規范，而且更有利于對學生合法權益的維護和保障。
比例原則源于德國行政法，目前已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所采納。廣義的比例原則，一般多細分為：適合性、必要性和狹義比例性。 比例原則的引入有助于權衡高校規章制度的具體規定。以大學生在校期間發生而被校方處分為例，如果適用比例原則，就可以從處分的適應性和目的性、處分手段的溫和性和最小侵害性以及不同法益比較這三個方面對校方的規定作出較好的權衡。比例原則的引入既可以在校方制定規章制度時亦可在規章制度實施過程中，這樣就可以對學校相關權利的行使達到事前預防和事后監督的雙重作用。
（三）注重協調，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
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監督機制。為使將來自治規則受到適當的限制與監督，仍然需要確定法律保留事項、政府法規規章可以規定的事項以及自治事項。并在事項劃分基礎上，建構一種各層次規則有效運作的制度：法律規定或者授權政府規定由其保留的事項，但絕對保留的必須由法律規定；政府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可自行規定有關事宜，但以不侵擾學校自治為限；學校就自治事宜制定學校規則，只要在自治范圍之內，學校規則在法律、法規、規章留下的空隙內進行的填補，當承認其效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個事項是否屬于自治范圍，并非完全從實體上予以考慮，也絕非固定化。
（四）深入改革，建立規章立、改、廢程序
1.立項和起草。高校校長辦公會或黨委常委會確認有必要制定規章制度的，可以授權相關職能部門、單位負責起草；職能部門、單位認為有必要制定規章制度的，應當向學校提出立項建議，對制定規章制度的必要性、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擬確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說明，報學校法制部門審核；立項審核通過且經主管校領導同意后，由有關職能部門、單位具體負責起草。起草部門或單位應當就規章制度涉及的主要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對涉及其他部門或單位職責的，應當征求其他部門或單位的意見。起草部門或單位與其他部門或單位有不同意見的，應當充分協商；經過充分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的，應當在上報規章制度草案時說明情況和理由。
2.審核。規章制度起草工作完成后，起草部門或單位將規章制度草案、說明以及有關材料，報學校法制部門初審。報請審核的規章制度草案由起草部門或單位主要負責人簽署；幾個部門或單位共同起草的，由幾個部門或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共同簽署。規章制度草案經初審通過后，由主管校領導主持，召開由起草部門或單位、有關專家、規章制度的管理服務對象代表等參加的專題辦公會，對規章制度草案進行審議。涉及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基本權利與義務的規章制度草案，應實行公示制，向全校公布，征求意見，必要時舉行聽證會。
3.決定、公布與解釋。規章制度草案經審核后，應由主管校領導簽署意見，報請校長或黨委書記審閱同意后，提交校長辦公會或黨委常委會討論。經校長辦公會或黨委常委會討論通過的規章制度，由學校按照公文處理辦法的有關規定印發文件，予以公布。規章制度解釋權由校長辦公會或黨委常委會統一行使。校長辦公會或黨委常委會可以授權職能部門、單位對規章制度進行具體解釋。
4.修改和廢止。規章制度起草部門、單位應當經常對規章制度進行清理，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以及有關法律法規和國家方針、政策的調整情況，對已公布的規章制度及時修改或廢止。規章制度修改或廢止后，應當及時公布新的規章制度，在新的規章制度中明確原規章制度廢止的時間。
四、結 語
行政管理規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高校管理發展中的必由之路，總之， 重視并加強高校規章制度建設， 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 是實現依法治校的重要前提， 有利于促進高校管理工作科學、規范和高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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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行政管理制度范文
一、建立行業準入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意義
（一）合理的行業準入管理制度更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過去的行業管理政策主要是考慮優先“發展什么”，具體政策設計上就圍繞哪些產業處于“短線”或者供應緊張，重點考慮或優先發展什么產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需求約束是產業發展的主要矛盾，隨著“短線”產業的消失，產業政策思路必須進行調整，優先發展投入少、產出多、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產業。實施行業準入管理，健全行業準入與退出監管制度，就是政策設計上不僅注重優先“發展什么”，而且更加注重“如何發展”，即不僅注重鼓勵支持發展什么產業，而且通過在技術、質量、安全、環保等方面制定準入條件，提高準入門檻，更加注重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技術進步。近年來，在對一些高耗能產業實施準入條件時，對資源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安全生產等方面都設置了較高的門檻，為這些產業如何健康可持續發展指明了方向。
（二）健全行業準入管理制度更有利于改善政府宏觀管理方式
實施行業準入管理，強調的是政府通過制定規范合理的市場競爭規則，促進企業的有效競爭。同時，實施行業準入管理，在政策手段上強調打“組合拳”，即通過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創造一個健康的市場環境。對于企業投資和經營行為，主要運用經濟法律法規和經濟政策來規范和引導；對于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嚴重的落后生產能力，以及地方政府直接干預企業活動，助長重復建設的行為，既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又運用行政手段來約束和糾正，確保政府調控的有力有效。
（三）健全的行業準入管理制度能更有效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實施行業準入管理，改變了過去僅僅依靠增量調整，不注重存量調整的產業結構調整思路。僅靠增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改變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并不能徹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相反，容易陷入低效率惡性循環的怪圈。通過制定行業準入條件，建立行業退出補償制度，能夠在引導增量投資、扶持先進生產技術的同時，有效調整存量資產、淘汰落后的生產能力，進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在存量調整方面，通過準入管理將現有企業與準入條件掛鉤，鼓勵企業按照行業準入條件進行改造，并通過專家審核的方式，由政府部門對符合準入條件的企業予以公告，引導金融、出口等公共資源向公告企業傾斜。
二、當前在健全行業準入管理制度方面取得的進展
（一）行業準入管理制度體系初步確立
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對行業準入管理制度逐漸重視，各個監督機構和有關部門在政策、措施上也逐步協調一致。通過設立環境、能耗、水耗、資源綜合利用和安全、質量、技術、規模等各項技術標準要求，形成了國家法律法規和產業政策等基本規則約束下，包括土地、信貸、環保、質監、安全生產、工商行政管理等在內的多個職能部門共同監管，采取多種經濟手段諸如供水、供電、排污費等差別政策發揮合力的態勢，初步建立了產業政策與信貸、土地、價格、環保、進出口等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制度框架，積極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二）監管手段和方式更科學有效
隨著行業準入制度實施的深入，監管手段和方式更為科學有效。第一，通過調查、統計、分析，掌握行業總體情況，對不同企業實行分類管理。在電石、鐵合金、焦化三個行業準入管理的實踐中，多數省（區）已經按照《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05年本）》和三個行業準入條件的要求，對本地區的行業現狀進行了調查摸底，劃分鼓勵、允許、限制、淘汰類的企業名單，實施分類管理。第二，將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有效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這兩只“手”對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第三，加強日常監管，及時了解和掌握重點調控行業的發展狀況。通過部門聯動，協調環保、質監、工商、安全等有關部門建立定期督查制度，從節能、技術、供電等各個方面進行監管和調控。第四，嘗試在淘汰落后工作中采取一定的補償措施。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在關閉小機焦和蘭炭企業時，拿出數千萬元對關閉企業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有力地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
（三）推動結構調整初見成效
通過近年來的行業準入管理，電石、鐵合金、焦炭等高耗能、高污染行業投資過快，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勢頭得以遏制，落后產能逐步退出。
三、當前行業準入管理制度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地方政府監管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保護的思想下，對本地區的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產業準入監管并不到位，措施不得力。二是退出補償機制不健全。在實施行業準入制度后，對一些因結構調整陷入特別困境的行業和地區進行適當的補償，能夠避免隨之而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但目前多數行業和地區還缺乏這種行業退出補償機制。三是配套政策還不完善。行業準入管理制度需要其他經濟、法律政策的協調配合，但目前，與行業準入制度相關的信貸、土地、價格、環保、進出口等各項政策還沒有完全實現聯動和統籌管理，配套政策的協調還有待完善。四是準入監管難以做到實時化。對于行業內的現有企業，還難以用行業準入條件對其進行動態、實時化的監管。相關的監管政策和措施還不具備一招不靈、再出一招的續航能力，使得現有企業規避監管的行為常有發生。
四、健全行業準入管理制度的措施建議
（一）建立有效的退出補償制度
重點研究建立淘汰落后生產能力退出機制和必要的補償機制，對經濟欠發達、結構調整任務比較重的地區淘汰落后產能給予一定的資金補償，以幫助解決這些地區淘汰落后工藝裝備過程中的資產報廢、員工安置、地方財政收入下降等問題。可以考慮將近年來對高耗能產業實行差別電價、差別排污費和差別水價政策增加的收入，以及降低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出口退稅、加征出口關稅而增加的財政收入集中使用，建立產業結構調整基金。同時，也可研究爭取國內外有關機構等方面的支持，逐步建立完善產業結構調整基金管理體系。對于這項工作，可以先選擇有條件的省（區、市）作為產業結構調整基金的試點，研究資金來源、管理辦法和使用方法等，積累經驗后逐步推廣。
（二）健全動態的監管機制
要根據行業準入條件，對行業內的現有企業實施動態化管理，保持生產一致性，加強對企業一些外部不經濟行為的實時可控。一是要在全國范圍內對行業的可持續發展進行統籌規劃，并結合各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二是各個監管部門之間要形成聯動機制，相互協調配合。三是對能耗、原材料消耗、污染物排放、安全生產等技術指標實施動態化監測。
（三）建立相關政策配套機制
要將信貸、土地、價格、環保、進出口等與產業健康發展相關的政策與行業準入管理制度掛鉤，形成引導和規范企業行為的合力，建成良性互動的監管體系。同時，行業準入還要與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相配套，根據四類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充分考慮各地區不同的自然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發展現狀，對東、中、西部地區實施有差別的準入政策，在結構調整中建立有效的補償機制，促進產業梯次轉移和合理布局，推動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另外，行業準入管理制度要與我國的就業政策相對應，要充分考慮到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的國情，既要強調競爭性和科學性，又要充分保證就業安全和有效的就業數量。
（四）研究推廣行業準入管理制度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