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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學扶貧論文范文

一、精準扶貧內涵

精準扶貧這一概念是在2013年同志到湘西進行調研工作時提出來的，是我們國家現階段重要的扶貧發展戰略，是反貧困理論的巨大創新，實施精準扶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需求，面對不同地區的貧困環境，需要采用更為有效的方式來對扶貧對象進行精確的識別與幫扶，做好對扶貧工作項目的精確管理，以地方政府為主導，通過市場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來提高扶貧對象的自我生產能力，改善扶貧對象的生活水平，使貧困地區的人民早日走上脫貧致富的發展道路[1]。

二、精準扶貧視角下的武陵山片區特色文化產業集群發展的SWOT分析

（一）優勢分析

武陵山片區的特色文化產業發展，具有一定的文化資源優勢。武陵山位于四個省份的交接之處，少數民族人口比較多，民族文化特色十分明顯，在武陵山片區中還有許多的特色文化小鎮，少數民族寨子，這些都是特色文化集群產業項目發展的基礎，近幾年來，隨著武陵山片區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很多優秀的文化產業人才也積極投身到了文化產業集群發展項目當中，為武陵山文化產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思路，像是武陵山國家森林公園文化產業集群地區，就吸引了國內外不少的游客前來參觀游玩，調動了其周邊地區文化娛樂休閑一條龍產業發展，在湖南省地區也是全國范圍內比較著名的旅游文化特色景點，為今后的武陵山特色文化產業建設指明了方向，提高了地方經濟的發展水平，使村民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彩[2]。

（二）劣勢分析

1.總體發展緩慢。就湖南省武陵山片區的特色文化產業集群的發展現狀來看，雖然幾年來取得了一些較為不錯的成績，擁有了一定的文化產業資源，形成了文化休閑娛樂為一體的產業項目，但是從總體來說，目前該地區的特色文化產業規模并不是很大，總體質量還待于進一步提升，和全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相比，武陵山片區的特色文化產業集群缺乏國際性的競爭實力，缺少高尖端的經營管理人才以及系統的文化集群運營方式，武陵山地區的特色文化集群產業和其他主導型發展產業相比，總體發展進步的速度還是比較緩慢的。2.缺乏有力的精準扶貧政策支持。在對武陵山片區實施精準扶貧政策來提高特色文化產業集群發展水平的過程中發現，受到歷史原因的影響，在真正開展特色文化產業項目時，缺乏有力的精準扶貧政策支持，地區貧困農民的主動生產積極性不高，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水平較低，文盲、半文盲的人數依舊很多，影響到了整個武陵山片區的脫貧發展速度，在個別文化產業實施過程中，扶貧政策的實施不夠精準，最終導致了扶貧項目資金去向不明，并沒能很好地開展地區特色文化產業項目，真正的貧困農民沒能獲得扶貧政策的任何福利，由于武陵山地區自身的生產基礎比較差，在構建特色文化產業集群項目過程中，生態破壞的比較嚴重，山區自然泥石流、山洪現象時常發生，武陵山片區人民的返貧率非常高，缺乏正確的精準扶貧長效機制，在今后的特色文化產業發展道路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3]。3.品牌文化實力不強。雖然近幾年來，武陵山片區推出了“武陵山大裂谷”和“武陵山森林公園”等特色旅游文化產業集群項目，但也只是在武陵山地區較有名氣，在全國諸多的特色文化產業集群中，并沒能完全發揮出武陵山地區的特色和優勢，品牌文化的總體競爭實力不強，除了大裂谷和森林公園以外，并沒有相應地開發其他具有武陵山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集群項目，要想使得武陵山片區的特色文化產業有一個長遠性的發展前景，單純依靠這兩個特色產業項目是行不通的，武陵山地區作為湖南省地方政府精準扶貧政策下的重點發展對象，關于文化產業品牌實力不高的問題，必須想辦法加以解決。4.地區文化產業集群機構不完整。武陵山片區的文化產業集群主要集中在武陵山文化產業園附近，其他地區的文化產業結構并不是十分完善，而是呈現出武陵山文化產業園集群發展的文化產業結構分布，也就是說，所有武陵山地區的文化產業資源都會慢慢向著文化園的發展結構靠攏，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和引導的話，在今后的發展中，會導致更多的資源朝向武陵山文化產業園傾斜，使得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進而出現斷裂式的文化產業結構，不能很好地提高武陵山片區的整體特色文化實力，造成武陵山地區間發展的不均衡[4]。

（三）機遇分析

在對武陵山片區特色文化產業集群發展現狀進行SWOT分析時可以了解到，隨著精準扶貧政策的提出和不斷完善，武陵山片區的文化產業結構也在不斷地調整和轉變中，為了更好地實施武陵山地區的文化產業振興發展計劃，做好地區間的文化資源整合，實現文化內容的發展創新，改革傳統文化產品的制造工藝，利用現代化信息技術將武陵山優秀文化理念宣揚出去，在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下，地區文化產業發展現狀得到了改善，為文化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使得文化產品消費進入到了新階段，文化產業的社會需求也不斷增多，大力發展武陵山地區的特色文化產業，可以加快轉變地方經濟的產業結構，有著生產污染小，資源消耗低的優勢特點，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文化產業項目發展將成為武陵山片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四）威脅分析

1.缺乏科學的融資渠道。就目前武陵山片區的特色文化產業發集群發展的現狀來說，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形勢挑戰，區域間的品牌競爭比較激烈，如果湖南省其他地區的文化聚集區吸引到更多優秀的企業來進行投資，那么對于武陵山文化產業發展來說將是一次嚴重的打擊，雖然政府部門提出了精準扶貧戰略，對武陵山特色文化產業的發展給予了一定的扶持，但是特色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就目前的融資情況來看，武陵山片區的融資渠道還不夠暢通，文化產業的投資主體結構較為單一，民間借貸的安全性較差，而且武陵山片區文化企業的經營結構轉變的也不合理，缺乏完善的科學融資渠道，很多經濟效益比較差的文化企業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速度而宣布了破產倒閉[5]。2.缺乏市場競爭服務意識。而武陵山片區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劣勢主要是指總體的文化產業規模較小，沒有形成一條特色的文化產業鏈，雖然基礎文化產業具有了一定規模，但是相應配套的文化產品生產、銷售和文化服務卻沒能有效實施。武陵山地區文化企業深入到人民的程度比較淺，普遍存在文化感較低的現象，缺乏一個核心企業來領導地方文化產業發展，而且科學技術較為薄弱，很多文化產品的加工還停留在傳統制造工藝當中，產品的加工效率和加工質量還有待于提升，村民普遍缺乏創新意識，這樣所生產出來的文化產品市場銷售情況并不是很好，不能將武陵山片區豐富的歷史文化寶貴資源科學轉變成為特色文化產業優勢，不能做到物盡其材，人盡其用，創新型技術人才較為短缺，后續發展力量不足，尤其是在特色文化產業聚集區當中，人才結構失衡，政策激勵制度做的不到位，最終導致優秀人才的流失，使得武陵山片區的文化產業實力開始逐漸下降[6]。

三、精準扶貧視角下的武陵山片區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SWOT戰略組合分析

（一）優勢—機會（SO）戰略組合

SO戰略組合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發展模式，將內部資源優勢同外界的機會聯系在一起，為了更好地創建精準扶貧視角下的武陵山片區文化產業發展模式，首先需要科學的文化產業發展理念，確定適合武陵山區域發展的文化產業結構模式，樹立人性化的文化經營理念，建立專門的武陵山片區文化產業管理機構，由專業人士來負責地區的文化產業開發項目管理，制定科學的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優化地區文化產業結構，加快地區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力度，樹立可集約式的文化產業發展理念，進而提高地區村民的文化產業發展下的憂患意識，建立可持續發展下的綠色文化產業發展目標。

（二）弱勢—機會(WO)戰略組合

WO戰略組合方式，則是充分利用外界的機會來彌補了自身發展劣勢，并將劣勢逐漸發展為優勢，在制定與武陵山片區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相適應的精準扶貧政策時，應當進一步加大地方經濟的財政投入力度，使得武陵山片區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和財力投入到文化產業園的建設和孵化項目當中，要想提高武陵山社區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水平單純依靠政府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更加深入性地打開各種融資渠道，促進文化產業審批制度的完善，放寬市場經濟下文化企業的準入門檻，積極出臺一些鼓勵文化產品消費的政策，激發人們潛在的文化消費需求，不僅可以很好地滿足武陵山片區村民的文化需要，同時也能夠打開文化市場，使地區文化產業結構不斷升級。

（三）優勢—威脅(ST)戰略組合

ST戰略組合的方式，主要是利用自身的優勢去緩解或減輕外界的威脅所引發的負面影響，為了讓全國各地的游客都能夠了解到武陵山特色文化產業集群發展品牌，就要進一步加大對的文化產業品牌的宣傳力度，弘揚武陵山地區的特色文化產業理念，構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武陵山文化產業鏈，形成“構建三園，發展多點”的文化發展產業空間布局結構，促進武陵山片區全境范圍內文化產業基地，文化事業單位建設以及文化旅游景點建設項目的積極推進，開展山清水秀“農家樂”形式的旅游文化建設項目，利用武陵山地區特色的山水資源來打造特色文化產業發展品牌[7]。

（四）弱勢—威脅（WT）戰略組合

而WT戰略組合的方式，指的是通過減少自身的弱勢，來免去遭受外界環境威脅的一種防御戰略，在建立具有武陵山地區文化產業特色的集群項目時，需要充分體現文化產業中的娛樂休閑價值，還應當體現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藝美術文化價值，不要將傳統文化的精髓遺失，進而進一步拓寬影視廣播文化產業鏈，利用現代化新媒體技術，向全國人民傳播武陵山文化產業的集群發展特色，提高網絡化和信息化技術的推廣作用，建立文化建設，網絡營銷為一體的特色文化產業結構，積極開發新穎的文化產品，來擴大文化產品的市場占有份額。

作者:陳曉亮 趙立平 陳政 單位:湖南工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長沙環境保護職業技術學院 湖南工學院計算機與信息科學學院

[參考文獻]

[1]熊正賢,吳黎圍.進程與展望:武陵山片區旅游發展30年[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6,(03):45-55+142.

[2]徐麗媛.中部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比較研究[D].南昌：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3]劉偉.恩施州旅游產業集群發展研究[D].恩施：湖北民族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4.

[4]徐子龍.湘西武陵山文化產業園發展戰略研究[D].吉首：吉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5]張小靜.武陵山片區開發區發展的動力機制及其調控對策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第2篇：大學扶貧論文范文

【摘要】旅游扶貧現已涉及政府角色、地方參與和農村、自然和文化資源等一系列問題。本文回顧了國內外關于旅游扶貧的學術文獻，對其采用NoteExpress、Nvivo 10和爬蟲軟件，分析當前旅游扶貧的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等，總結出旅游扶貧關鍵詞共線網絡結構圖，并指出潛在研究的一些領域。

【關鍵詞】旅游扶貧；綜述；網絡結構圖

相對于傳統扶貧而言，旅游扶貧開展較晚，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提出采用旅游進行扶貧的相關政策，90年代初國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扶貧”這一說法。1999年由英國國際發展局提出旅游扶貧（PPT）的概念，將其定義為一個特定形式的有助于減少貧困的“旅游尋求”。學術界對于旅游扶貧的概念討論基本趨于一致，我國也將構建“國家旅游扶貧實驗區”提上議程。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對2012―2016年國內外學術界研究成果的梳理，來探討中國旅游扶貧的研究趨勢希望對以后關于旅游扶貧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方法

P者以“旅游+扶貧”或“貧困”或“窮人”為關鍵字，發表區間限定2012.1.1―2016.12.31，在知網、萬方、維普三大數據庫中對核心期刊進行檢索，用NoteExpress軟件篩除重復文章，經統計發現國內旅游扶貧研究檢索結果達到2447條，發表文章數量呈逐年遞增趨勢。英文文獻以“tourism”+“China OR Chinese”+ “poverty OR poor people OR PPT”或“poverty reduction”或“On Tourism Assisting the Poor”為關鍵字在主題、標題和摘要等進行不同排列，在EBSCOhost和谷歌學術中檢索，同法篩除重復文章，經統計國外學者對中國旅游扶貧在此期間達到323篇，且近5年來成果量趨于平穩。

二、文獻計量分析結果

從國內研究成果出版年份來看，由于近年來國家對扶貧開發問題的重視，并注重“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學術界對于旅游扶貧的關注度逐年攀升，2016年的文獻數量已經達到1217篇，是2012年的文獻數量的快5倍之多。國外研究成果一直保持在每年65左右，其中成果較高的兩年為2013年―2014年，均為70篇以上。從研究成果來源出版物看，學術成果以期刊占比最多，其中政策研究類的有369篇，占比最大；其次是碩士論文占總數的12%。國外研究成果基本全部為期刊文章，僅有少數圖書涉及中國旅游扶貧政策、模式等問題。

筆者采用Nvivo 10軟件對篩選出的全部國內文獻中的9788個關鍵詞進行詞頻分析，其中國內文獻關鍵詞之間的網絡結構關系以及節點聚類分析如圖1所示。結果得到旅游扶貧出現的頻次最高為210次，主要關注的區域詞頻為民族地區、連片特困區，最為顯著的旅游扶貧模式是鄉村旅游出現次數分別為76次，精準扶貧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出現頻次為57次。在2012年―2016年間國內學術界開始越來越關注旅游的可持續發展以及東道地居民的社區參與，這與國外相關文獻研究趨勢相一致。

三、研究范圍

縱觀國內外相關研究，其范圍主要有旅游扶貧的特定地區、模式、績效、利益相關者研究以及開發過程存在的問題等方面。國內旅游扶貧研究成果變在2012年―2016年的研究趨勢表現為兩方面：一是研究內容的深化，出現了精準化旅游扶貧，旅游扶貧中出現的環境及旅游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等問題開始成為新的關注點；二是研究方法多元化，比較分析法、訪談法、問卷調查法、數理統計分析法等得到了廣泛運用。旅游扶貧的特定地區主要集中在14個連片特困區，國內外學者對于中國旅游扶貧問題的研究多集中在該區域。近5年來針對民族村寨旅游扶貧模式等的對比研究，逐漸呈現上升趨勢。從旅游扶貧的模式研究方面來看，綜合各學者的觀點，筆者將其概括為“公司+農戶”模式、股份制模式、移民遷置模式、個體農莊模式。從旅游扶貧的績效研究來看，主要分為4個方向：一是旅游扶貧是否能夠有效地利用當地的旅游資源，并保護當地的旅游資源不受破壞；二是旅游業能否帶動當地剩余勞動力就地就業的機會，增加農民收入；三是改變當地的產業結構、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民收入的持續增加；四是改變農民的收入結構，促進城鄉經濟發展的一體化。在旅游扶貧的利益相關者研究方面，主要集中點在政府、企業和東道地居民三方。同時又相當一批學者在關注社區參與在旅游扶貧中的重要性。在開發過程的問題方面，存在投入不夠、模式單一、農民參與程度較低、資源保護意識淡薄以及在景區開發過程中各利益主體的分配矛盾以及文化原真性的破壞等問題。

四、結論

綜上所述，2012年―2016年我國旅游扶貧的相關文獻以定量研究為主，對于旅游扶貧特定地區旅游扶貧的思路、模式和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等觀點趨于一致。研究中不僅注關注經濟增長，而且貧困地區居民受益情況、貧困地區居民參與積極性及旅游開發對環境破壞程度等問題日益受到關注。研究者針對旅游扶貧績效研究選擇的主題不同，量化標準各異，因而績效評價的有效性值得商榷。相比較而言，國外旅游扶貧理論研究較為成熟，為旅游扶貧實踐提供了系統的理論依據。其社區參與旅游為貧困人口提供了多樣化的參與渠道，有效地促進東道地經濟發展，成為扶貧的有效手段，但其可持續性需要在合理的規劃下才能成功。就研究方法來看，旅游扶貧定量研究方法多，定性研究方法礙于語言等條件的限制采用較少。

參考文獻：

[1]Zeng B，Ryan C.Assisting the poor in China through tourism development：A review of research[J].Tourism Management，2012，33（2）：239248

第3篇：大學扶貧論文范文

關鍵詞：精準扶貧；志愿服務常態化；對策建議

一、十堰市高校精準扶貧志愿服務開展現狀調研

十堰較其他地市州有豐富的高校資源，省屬2本院校兩所、省屬3本獨立院校四所、省屬高職院校一所，7所高校近10余萬師生，十堰高校志愿服務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可以積極的參與并助力十堰市精準扶貧發展戰略。以2016年高校暑期社會實踐為例，十堰市4所高校共組建10余支精準扶貧專項志愿服務隊，涉及精準扶貧內容的志愿隊達40余支，他們走進村鎮，走進百姓家，調研、訪談、開展結合專業特色的力所能及的慰問活動，將收集到的數據科學分析，通過調研報告、撰寫論文、實時新媒體跟蹤報道等多樣形式向相關部門提供數據，向外界傳遞消息，同時通過走訪慰問，支教支醫支農。湖北醫藥學院彩虹災害醫學救援志愿服務隊育蕊小分隊連續3年開展關心幫助留守兒童志愿服務活動，今年也結合精準扶貧，到貧困地區開展活動，向官山鎮土臺村捐贈圖書100余冊，與該村留守兒童同吃同住，支教并普及常見病預防和相關急救知識。同時對十堰市四所高校為研究參考對象，通過問卷調查、訪談等形式，了解十堰市四所高校志愿服務特色品牌和優勢志愿服務項目，調研數據顯示十堰市高校師生志愿者對精準扶貧志愿服務的興趣度和熱情很高，與此同時十堰市各高校也依托學校專業特色優勢對精準扶貧志愿服務持肯定態度并大力支持。但通過調研也發現了，十堰市高校志愿服務活動中存在的普遍困難和短板，最顯著的短板是各校資源尚未整合，存在隊伍很多，優勢隊伍很少，規模不大，常態化不夠，對輻射地區的實際幫扶作用有待提供。此外，各自為陣，沒有牽頭，導致志愿服務項目重復率高，沒有將各高校的專業化功能發揮出來。通過此次調研建議團市委應該將十堰市高校志愿服務資源進行整合，發揮各自特點，成規模，成常態，成品牌的助力十堰精準扶貧。

二、高校志愿服務常態化助力十堰精準扶貧工作的具體舉措

（一）資源整合，建立精準扶貧“大數據”平臺，完善高校志愿者信息管理機制。暢通志愿者精準扶貧服務渠道，由團市委有效整合志愿者資源，提高高校志愿者服務管理水平，建立完善的志愿者注冊、申報、分類、審批制度，統計服務時長，反饋志愿者服務質量，有針對性地精準扶貧志愿的招募信息。利用大數據分析志愿者服務信息，有針對性地合理分配志愿者資源或發起符合高校志愿者專業特點的精準扶貧志愿活動，廣泛吸納社會公益組織和校友資源定期組織參與精準扶貧志愿服務，進一步豐富管理手段與宣傳載體，營造充滿活力、卓有成效的精準扶貧志愿者服務文化。

（二）知創合一，打造專業化精準扶貧品牌活動，建立高校志愿者項目管理機制。高校志愿者管理與活擁淖ㄒ禱是高校志愿者服務常態化的重要保障。高校應創建專業化的精準扶貧志愿服務活動項目和科研項目，將精準扶貧志愿服務項目與專業教育相結合，廣泛發動專業教師的力量，做好需求評估和調研、戰略規劃等前期的準備工作，對志愿者崗位進行崗位描述、廣告宣傳，制定招募戰略、提取志愿者數據庫信息。

（三）開設微課堂培訓平臺，加強高校精準扶貧志愿服務培訓機制。自主化的碎片化課程培訓方式，逐漸受到學生的歡迎，依托微信平臺，開設微課堂，學生可以運用零散時間閱讀、觀看、傳播精準扶貧志愿培訓的內容。首先，志愿者招募與培訓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實現線上互動交流。其次，在培訓方面，應以提升服務質量為終極目標推進志愿者服務常態化發展，與精準扶貧服務對象充分溝通，掌握服務需求，制訂志愿服務培訓計劃，包括志愿者價值觀、禮儀、應急事件處理、醫學知識、法務知識、精準扶貧知識等內容。

（四）校企合作管理模式，拓展社會化、多渠道的精準扶貧志愿服務眾籌和共建機制。高校精準扶貧志愿服務工作僅依靠學校的力量是有限的，還應充分利用全社會的力量為大學生精準扶貧志愿服務創造更廣闊的舞臺。通過簽訂合作協議或掛牌授旗的形式與精準扶貧地區的城鄉社區、福利院、敬老院、少管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紀念館以及博物館等公共服務機構共建大學生精準扶貧志愿者服務基地。

參考文獻：

[1]趙雪.大學生志愿者管理長效機制研究[J].經濟與社會發展，2013（3）.

第4篇：大學扶貧論文范文

【關鍵詞】 旅游；貧困地區；四川秦巴山區

“貧困與反貧困”是當今世界發展的重要議題，我國農村人口眾多，貧困是中國和諧發展和西部大開發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隨著旅游業的深入發展，其對貧困地區的經濟帶動作用日漸顯著，旅游扶貧成為國家扶貧開發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川秦巴山區基礎設施滯后，經濟發展緩慢，公共服務薄弱，就業和社會保障服務體系不完善，文化體育設施缺乏，農戶自我發展能力弱，連片貧困突出。但自然景觀和人文習俗受人類經濟活動影響小，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態和人文旅游資源，旅游扶貧開發具有無可比擬的實施優勢。《四川省“十二五”旅游業發展規劃》中明確提出貫徹落實關于秦巴山區扶貧的政策，將旅游發展與扶貧工作緊密結合，并制定《秦巴山區（四川部分）旅游產業扶貧規劃》。

一、 國內外研究現狀述評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旅游業作為扶貧的一種方式，開始受到國內外旅游學界和業界的密切關注。“旅游扶貧”不等同一般的“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旅游開發”（周歆紅，2002）[1]。貧困人口如何在旅游發展中獲益和增加發展機會，是旅游扶貧的核心問題（郭清霞，2003）[2]。旅游扶貧是一種“造血”式扶貧，其效果在更大范圍內和更高層次上依賴于貧困地區的自我尋求發展（韋力等，2005）[3]。PPT（Pro-Poor Tourism）將旅游開發與消除貧困直接聯系起來（Ashley， C.， Boyd， C.， & Goodwin， H. 2000）[4]。毛焱，梁濱（2009）對PPT與旅游扶貧進行了對比研究 [5]。ST-EP （Sofield， Bauer， De Lacy，Lipman， &Daugherty， 2004； WTO， 2002） [6-7]和PPT都是旅游業發展的一種途徑。王鐵（2008）對二者進行了對比分析[8]。

陳琴等（2011）將旅游扶貧模式分為BOT模式[9-10]、RHB模式（李永文等，2004）[11]、生態旅游扶貧模式（溫彥平，2000；郭清霞等，2005）[12-13]等類型。高舜禮（1997）總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旅游扶貧的經驗，指出了旅游扶貧急需解決的問題[14]。李佳等（2009）探析了青海三江源地區居民對旅游扶貧效應的感知和參與行為[15]。張遵東等（2011）認為政府行為、旅游企業經營水平、社區參與、利益分配機制是其發展扶貧旅游的途徑[16]。范俊等（2011）從目標系統、動力系統、決策系統、保障系統、執行系統以及評價體系等方面構建了一個比較科學、全面系統的旅游扶貧長效機制的分析框架[17]。

馬征杰（2010）以陜南漢中為例，分析了秦巴山區貧困人口現狀與經濟發展的矛盾[18]。陳麗群（2008）對利用陜南秦巴山區林業資源發展生態旅游進行探討[19]。總體而言，關于扶貧旅游的研究已經具備一定的廣度，但對于四川秦巴山區連片特困地區旅游扶貧缺乏系統的研究及具體的解決方案、機制的建立和模式的設計等，整個旅游扶貧目標不夠明確，對貧困人口的關注仍然不足。

二 研究區域概況

四川秦巴山區主要包括川東北地區的5市、28縣（市、區）及1174個鄉（鎮），面積約64067.78km2。地理坐標：東經105°27～108°31，北緯30°01～33°51，它是四川五大經濟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革命老區、邊遠山區和汶川特大地震災區（圖1）。

四川秦巴山區五市經濟發展相對緩慢。2011年，四川秦巴山區5市共實現GDP3448.15億元，占全省GDP總量的16.40%，同比增長15.32%，人均GDP僅分別相當于全省、全國的62.87%和46.86%；國土面積占全省的13.21%和全國的0.67%，而財政收入卻僅分別為全省、全國的7.03%與0.14%；農民年均純收入分別為90.92%與79.86%。該區域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均數量都明顯偏低。2011年，旅游總收入341.91億元，相當于當地GDP的10.42%。占全省旅游總收入的13.96%；旅游人數達5773.77萬人次，占全省旅游總人數的16.42%。

三 對旅游扶貧的分析

（一）優勢分析

1.資源組合優勢。旅游資源類型較多、分布廣泛，主題眾多，特色突出，融自然生態、農業觀光、民族民俗文化、人文歷史景觀等為一體。各類旅游資源空間組合優勢明顯，具有整體打造及連片開發的潛力。

2.旅游區位優勢。地處重慶、成都、西安、蘭州、武漢五大都市輻射的交匯中心，系川陜渝旅游金三角重要組成部分，四川省旅游東環線所在區域，四川省新五大旅游板塊之一，旅游區位優勢明顯。

3.交通便捷優勢。區內國道318、212、210線和GZ40線縱橫，成南、廣綿、南廣、達渝、南渝高速公路以及襄渝、包成、成達及蘭渝鐵路交錯。隨著嘉陵江渠化工程的相繼竣工，將形成公路、鐵路、航空、航運四位一體的動態交通體系。

4.產業基礎優勢。四川秦巴山區系長江上游成渝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川陜甘渝結合部的貿易中心和物資集散地。位于川陜渝結合部經濟發展的金三角，以及成都、重慶2小時經濟圈。

（二）劣勢分析

1.資源整合不足，旅游精品缺乏。四川秦巴山區連片特困地區資源豐富，但挖掘整合不足，缺乏強吸引力的旅游精品，難以形成合力。目前以觀光旅游開發為主，休閑旅游尚處淺層次，產品類型單一。

2.文化挖掘不足，旅游宣傳不力。三國文化、紅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等有著深厚的積淀，但缺少內涵豐富、生動鮮活的展示形式，缺乏文化旅游資源的深度挖掘。旅游宣傳促銷形式單一，形象不鮮明。

3.品牌效應不強，產業鏈條疲軟。區內旅游產業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旅游經濟總量不足，產業規模小，對經濟的貢獻率不高，至今未能在全國形成旅游品牌，產業鏈打造力量不強。

4.旅游設施滯后，旅游人才匱乏。旅游設施規劃、建設滯后，缺乏星級酒店，游覽接待設施發展滯后。創新服務型及管理旅游人才非常欠缺，復合性旅游人才的匱乏在一定程度阻礙了旅游業的發展。

5.旅游意識較弱，體制有待完善。對旅游業的認識程度仍參差不齊，尤其是對旅游業的經濟先導作用認識不足。旅游大產業觀念尚未真正確立，旅游管理體制尚未理順，存在不同部門規劃脫節、重復規劃、重復建設等現象。

（三）機會分析

1.旅游政策支持機遇。國務院提出把“秦巴山-六盤山區等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作為全國西部大開發規劃和未來十年扶貧開發綱要的重點。《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四川省秦巴山區（四川部分）旅游產業扶貧規劃》等政策性文件均為四川秦巴山區連片特困地區旅游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2.川東北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川東北五市地緣相近、人緣相親、經濟文化相通。隨著川東北商交會等活動的舉辦，各市打破區域界限，共同整合區域資源要素，優勢互補，川東北區域經濟一體化為旅游產業開發帶來重大的戰略新機遇。

3.旅游市場潛力機遇。四川秦巴山區擁有良好的資源優勢及旅游區位優勢，依靠成都、西安、重慶等巨大的都市客源市場及四川過境旅游市場。打造特色品牌、大力拓展市場，將完成四川秦巴山區旅游業發展的第一次跨越。

（四）挑戰分析

1.區內趨同性旅游產品競爭。區內旅游資源分布密集，新開發的景點和旅游項目較多，市場分割厲害、競爭激烈。傳統行政區劃的分割，導致各市縣旅游發展聯動程度不足，難以形成大市場需要的多元化、多層次跨區域旅游產品體系。

2.旅游客源市場需求不足。區內本地客源旅游消費整體表現為空間分布不均勻，內需拉動不足；區外及國際客源由于線路空間行程較長，對四川秦巴山區產品形象認知程度淺，以及受假期時間限制，限制了客源市場數量、結構的優化。

3.環境治理與保護的壓力大。農業產業等核心資源所依托的生態環境較為脆弱，因此保護要求較高。隨著旅游者的進入，帶來的環境問題，包括自然環境的破壞和文化遺跡的破壞可能會加劇。

4.民族文化同質性矛盾顯現。外來文化以及本地經濟發展狀況對當地民族文化容易造成沖擊影響，使傳統習俗的傳承出現斷裂，容易喪失本土民族文化自身原始獨特的本色，增大了本土文化的保護和旅游開發的難度。

四、旅游扶貧戰略選擇

（一）經濟協調發展戰略

四川秦巴山區五市依照戰略、產業、體制、資源、環境等多方面發展差異的特點，就旅游等產業具體內容進行相互合作；發揮市場導向作用，依靠市場力量，把握整體布局，統籌謀劃，創造旅游經濟與其他產業經濟平等協調發展的體制基礎和制度框架，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區內經濟進步。

（二）多極化發展戰略

加快把旅游產業嵌入四川秦巴山區，優先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旅游產業，依托劍門蜀道、華鎣山等核心景區的建設，推動旅游業向農林業、畜牧業、運輸業、商業、文化產業、建筑業等相關要素產業綜合發展，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有效延長產業鏈及其生命周期，產生經濟增長中心，通過增長極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帶動其他產業經濟的發展，最終實現整個區域的經濟增長。

（三）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

把非均衡發展與協調發展兩者有機統一于四川秦巴山區旅游扶貧產業發展的全過程，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根據經濟效益最大化原則和有利于區域整體經濟實力提高的要求，實行非均衡推進，以廣元、南充、廣安、巴中、達州等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為中心，依托各市的區位優勢、產業優勢，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同時把重點突破與整體推薦緊密結合，促進區域、城鄉、產業、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四）跨越式發展戰略

四川秦巴山區旅游發展起步較晚，在資本、技術、市場等競爭優勢不明顯的條件下，依托旅游資源比較優勢，憑借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利用區域區際市場需求，大力培育旅游業等新型產業，實施旅游產業倍增計劃，發揮旅游的產業牽引作用，利用后發優勢，縮短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推動區域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

（五）梯度推移戰略

四川秦巴山區發展不平衡，形成經濟技術梯度，并產生技術經濟推移的動力，形成生產力的空間推移。四川秦巴山區旅游產業應在有條件的高梯度地區優先發展，然后逐步依次向二級梯度、三級梯度的地區推移，產業結構升級應逐步有次序地由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轉移。隨著經濟的發展，推移的速度加快，逐步縮小地區間的差距，實現區域經濟分布的相對均衡。

五、結論及討論

旅游扶貧戰略是在一些旅游資源豐富的貧困地區，通過發展旅游業帶動當地群眾脫貧致富的一種有益探索。綜合四川秦巴山區自然社會經濟現狀，發展旅游產業成為四川秦巴山區發展經濟、消除貧困最直接有效的途徑；采取經濟協調發展、多極化發展、非均衡協調發展、跨越式發展和梯度推移等五大戰略思想，創新旅游資源開發模式和旅游產業扶貧機制，將資源優勢轉化為旅游優勢、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實現旅游產業扶貧與人文、經濟、社會、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在戰略實施以及在具體路徑培育方面，如將貧困人口納入四川秦巴山區扶貧旅游發展實現機制當中、充分考慮當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及發展機會、消除或減少貧困人口參與的障礙成為后續研究中的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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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大學扶貧論文范文

中國傳統的大學教育體制與社會發展的需求不相接軌，學校相關專業的教育教學與社會發展的需求相背離，教育人才培養不能適應農村基礎教育的需求.尤其是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部分學生從小生活條件優越，缺乏吃苦精神，對老邊窮地區及貧困農村的教育現狀缺乏認知及奉獻精神，畢業后普遍不愿意到農村貧困落后地區任教；同時本專業教育教學局限于課堂和書本，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上，跟不上時展的步伐，對農村教育實際情況估計不足，缺少農村實踐教學經驗，而教學實踐工作一直是師范類院校的工作重點，近年來受諸多因素影響，高等師范院校存在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的現象，具體表現：首先，教育實習課時的安排較少，缺少系統指導性時間；其次，課時安排過于集中，接近于畢業學期，學生缺乏自我精雕細刻的心態；再者，實習地點分布面社會性較強，流于形式較多，實習學生上講臺實踐的機會少，缺少技能培養實踐真正的機會；這些都是走向教育崗位的不良隱患；在教學實踐上如何才能充分發揮實習教學的作用，既鍛煉學生的教學能力，又能對實習學校帶來新的活力和理念；在踐行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師范教育下鄉去”的倡議引領下，通化師范學院組織實施頂崗實習的活動，主要把師范學生培養放到實踐中，全面促進學生專業技能、思想素質和教學能力.

農村基礎教育落后尤其是基層農村合格師資的短缺，直接制約了貧困地區基礎教育事業的基本質量，使城鄉教育水平差距越拉越大，最終影響了當地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吉林省基礎教育師資短缺的矛盾，現階段主要集中在基層農村，而不是城鎮，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矛盾的焦點仍然是農村合格師資的短缺.而像我院這樣層次的地方師范院校，相當一部分畢業生不愿意到農村任教，使農村教育師資短缺的矛盾難以得到有效解決，目前，農村希望小學教師凸顯老齡化、缺少專業性；個別學校教師身兼數職，不僅擔任班主任，還要承擔音樂、美術、體育等學科的教學；近幾年，教學負擔很重，很難保證教學質量.雖然有特崗教師的“三支一服”的大學生加入，在偏遠地區仍面臨著教師年齡結構性不合理，整體素質偏低的矛盾；制約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農村希望小學師資隊伍的現狀仍是頂崗實習支教活動的立足點切入點.針對查找到的問題，學院借鑒陶行知“實踐教育理論精髓，堅持“師范教育下鄉去”的方向，把辦學指導思想確立為：“培養師范生具有應用型、實踐性人才，具有初等學校教師應有的專業知識、綜合文化素養和熟練地教師技能，愿意到艱苦的農村地區獻身，為農村基礎教育事業培養合格教師和高素質人才”，全方位啟動了高校實踐教學的綜合改革.

學院在積極深化校內教學改革、保證教學質量的基礎上，組織本科生用四個學期在校學習，打扎實自身學科的理論知識，利用一年里上半年到貧困地區頂崗支教兼實習.下半年里把支教過程中的問題帶回學校消化提高.學院以期通過探索師范教育的創新模式，破解長期困擾高校辦學與社會實際結合不緊密、為地方基礎教育發展服務貢獻不大的難題.頂崗實習支教促進了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開啟了農村學校因師資短缺造成的學科開設不全的局面，為農村教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同時，參加頂崗實習支教的學生也得到了很大的收獲，不論是意志品德、教學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為將來走向教師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實習生與奮戰在農村教學一線的教師相互學習，共同進步，實習生從農村教師身上學到了教育事業的奉獻精神和嚴謹謙虛的工作作風，農村教師身處偏僻的農村，實習生為他們帶去了新的教學理念、新的教學方法及年輕人特有的朝氣，給農村孩子送去了新的知識，開拓了新的視野，有效的提高了自身的工作質量和效率，充實了課堂內容.學院于2009年開始，啟動本科生扶貧頂崗實習支教，每年組織兩批，每批50余人，農村學校扶貧頂崗實習支教，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推動國家基礎教育的健康發展.

通化師范學院十年來開展扶貧頂崗實習支教，在深化師范院校教學改革、幫助貧困地區教師隊伍建設、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方面，收到了較好成效，初步實現了開展扶貧頂崗實習支教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主要表現在：受援縣市教育行政部門和多數受援學校都反映，過去一些偏遠山區學校連具有初中學歷的代教都難以請到，不少學校連語文、數學、外語等規定課程都開設不全，音、體、美教學更是近乎空白，根本談不上提高教學質量.通化師范學院長期真心扶貧支教，不給基層增加負擔，學生到崗后克服了貧困農村生活清苦等一系列困難，安心工作，敬業奉獻，熱血青年那種可貴的精神風貌激活了基層教育，直接提升了當地基礎教育水平，帶動了全縣的教育教學改革，乃至干部群眾工作作風、生活方式的轉變，使校風校貌和村風村貌都發生了喜人變化.廣大農民群眾這一最實在的群體，脫貧致富和望子成龍是他們最迫切的愿望.由于切身感受到了扶貧頂崗實習支教帶來的積極變化，因此對扶貧頂崗實習支教十分歡迎，紛紛把自己輟學的孩子送回到了學校.每當扶貧頂崗實習支教學生離村返校時，干部群眾依依不舍地送別，強烈要求再多派些扶貧頂崗實習支教學生，頂崗實習支教的教學時間加長，以保證課程的完整性.

第6篇：大學扶貧論文范文

關鍵詞：貧困 連片特困地區 模糊集 模糊貧困指數

中圖分類號：F3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10-084-04

一、研究背景

按2011年的貧困標準（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人），我國仍有1.28億的貧困人口，扶貧對象規模大;脫貧人口的返貧現象時有發生，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國的扶貧成效;貧困地區特別是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發展相對滯后，貧困程度深，生存條件差，成了扶貧開發中最難攻堅的難題，這也是今后扶貧開發的主戰場。

在各種資源都相對有限的前提下，為了更有效地治理貧困，把有限的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提高扶貧效率，就必須對貧困群體進行準確識別。首先，哪些人屬于貧困人口，即用什么標準來對貧困人口和非貧困人口進行區分;另外，貧困程度有多深，是屬于“維持生存”、“基本需求”還是“相對遺缺”。目前被廣泛使用的貧困判別工具主要是貧困線，通過“收入核準”來對貧困進行判別，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這條線時，即被認為是貧困的，從而能獲得各種政策扶持或社會的幫助。“貧困線”識別方法因為其具有易于理解也便于操作的優點被廣泛使用，但是該方法過分窄化了貧困的內涵。貧困不僅僅表現為收入的低下，還涉及許多其他維度;另外，該方法過分地明晰了貧與非貧的界限，而忽視了位于貧困線上但緊鄰貧困線的“邊緣群體”的利益，假設貧困線為500元，收入為501元和499元的人其實在生活狀態上是沒有本質的不同，但收入為499元的人由于被確定為貧困人口，將可以享受來自政府或社會的各種救濟，而收入為501元的人是否就真的不貧困了？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我們對“貧困線”識別方法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確定貧困人口并確定其貧困程度是扶貧工作中的關鍵一步，對于貧困人口的判斷失誤將直接導致扶貧救助資源的浪費，而且把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排擠在外，嚴重損害扶貧工作的績效。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將嘗試用模糊集的方法來對農戶的貧困程度進行測量，然后對不同貧困程度的人口進行劃分，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能彌補貧困線識別工具的不足。

二、基于模糊集方法的貧困度量模型構建

模糊集理論被廣泛的應用于貧困度量問題中，它將一條貧困線的標準換成了一段范圍下的貧困。Cerioli和Zani（1990）構建了一個模糊理論模型來對貧困進行多維的分析，后來Cheli和Lemmi（1995）對該模型進行了發展和改進，形成了TFR（Totally Fuzzy Relative）方法，它是在給定樣本變量的情況下，根據為每個變量所定義的隸屬函數來直接獲得被剝奪指標，用其所得到的值來反映個體相對被剝奪的程度，而不再使用上限和下限的取值來確定某個個體是否屬于貧困。因此，改方法不僅是完全模糊的，而且是相對的。因為針對不同的個體，其被剝奪的程度僅和它在這一項中位于整個樣本上的分布有關，而且在貧困分析中，每一個貧困維度的重要性是由所觀測的在這一維度上貧困特征發生的頻率決定的。

（一）貧困的模糊性

貧困的模糊性首先表現在貧困的概念就是具有模糊性的。對于什么是貧困，不同人對此都有自己的理解。比如阿馬蒂亞?森認為“貧困是指人們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的低下”，依據此觀點，有兩點是不能明確進行界定的，首先是“基本可行能力”，究竟什么樣的能力對于一個人的生活來說是基本的，對基本可行能力和非基本可性能力如何進行明確地區分;另外，是“收入的低下”，如何才能把收入定義為“低”呢？假如以1000元為界限，低于1000元收入被認為是低收入，那么1元和999元的狀態是一樣嗎？顯而易見，從其他角度進行定義的貧困的概念也會遇到類似的難題。

其次，貧困的模糊性還通過衡量指標的模糊性表現出來。對貧困的度量指標經歷了由單維到多維的轉變，比如用“每月工資收入高低”來衡量“某個人的勞動能力”，假設把每月工資3000元定為最佳狀態，如果某人每月工資2500元，是否就能完全認為他是沒有勞動能力的呢？也就是不能用3000元把是否有勞動能力進行完全的區分。

（二）模糊集的確定――貧困度量指標維度

許多關于貧困問題的研究是通過對個人或家庭的收入（消費）進行分析，從而來判斷是否貧困，這種方式具有易于量化、易于理解、易于操作等的優點。然而，本文更傾向于采用多維的方式來對家庭貧困進行分析，在參考了大量文獻的基礎上，考慮到本論文的實際情況以及數據的可得性等各方面的情況，特選取家庭人口、家庭財產和家庭生產生活條件三個方面來對家庭貧困狀況進行研究。

家庭人口維度方面，通過主要勞動力人數、家庭勞動力人口負擔系數、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成員中是否有身體不健康者以及享受社會保障人數比例等來進行具體說明。此處沒有考慮家中正在上學的人數情況，主要是因為有可能和勞動力人口負擔系數有些許重復。

家庭財產維度方面，主要通過家庭的年人均純收入、有無常用交通工具、通訊工具、家用電器以及住房結構安全程度等來進行說明。由于南方夏天天氣炎熱，在忽視質量好壞的情況下，基本上每家每戶都擁有至少一臺電風扇，因此，這里將不考慮是否擁有這種家電的情況。

生產生活條件方面，主要通過人均耕地面積、有無安全衛生廁所以及生活燃料情況等來進行說明。無可否認，現今通過務農獲得的收入在農戶總收入中所占比重仍很大，耕地作為其最重要的資源，往往對一個家庭的境況起決定作用。

（三）隸屬函數和權重函數的確定

基于以上分析，為了對不同變量類型確定適合的隸屬函數，我們有必要對模糊集變量的具體類型進行區分，在此根據Miceli（1998）對變量類型的劃分，把上述指標變量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1.二值變量。二值變量是根據擁有或不擁有某個耐用品的屬性來進行界定的。如果擁有這類物品，則被假定為不容易出現貧困狀況，而如果不擁有此類物品，則認為出現貧困的風險較高。該類變量只能取0和1的值，0表示出現貧困狀況的可能性較低，而1則表示出現貧困的可能性較高。

該類變量的隸屬函數表示如下：

xij=up（xj（i））

如果xij=0，表示第i個家庭擁有j物品

xij=1，表示第i個家庭不擁有j物品式（1）

例如，xij代表“常用通訊工具”這個變量時，當“擁有”時，隸屬度為0，反之為1;但是對于如“健康狀況”變量是，當“有時”，隸屬度為1，反之為0。

2.離散變量。像所有其他離散變量一樣，該類變量在一定范圍內只能有一個可能的值，比如：性別、教育等，它們在給定的時間里，有明確的離散的動點值。定義此類變量的隸屬函數如下：

Up1 當xij≤xmin，j 當xmin，j

xmin，j和xmax，j分別表示第j個維度的兩個極限值，如果值小于xmin，j，則該個體被認為在該指標上是極端貧困的，同樣，如果大于xmax，j，則認為在指標j上是完全不貧困的，同時也可介于xmin，j和xmax，j之間。

例如對于“生活燃料情況”這個變量，可以把其分為四等，xj1和xjk分別表示電和柴草，用電表示貧困的可能性非常低，而生活燃料主要為柴草的家庭則貧困的可能性很大。

3.連續變量。如果某個變量的分布函數沒有固定的、不連續的值的時候我們就認為該變量是連續的，比如：收入或消費就是非常明顯的連續變量。定義此類隸屬函數如下：

Up1 當0

當指標值小余最低域值xmin，j時，隸屬度為1，表示這項指標描述的狀態不好，非常貧困;當指標值大于最高域值xmax，j時，表示這項指標描述的狀態非常好，屬于非貧困;當介于這二者之間時，反應的狀態是不好也不壞，屬于不同程度的貧困，并且指標值與貧困程度呈正相關，例如收入指標、人均耕地面積指標等。

另外，對于指標值越高反而越貧困的狀況可以定義如下隸屬函數：

Up0 當0

在對個體貧困程度進行測量的基礎上，接下來采用Cheli和Lemmi（1995）的方法來權重進行確定。指標權重的賦予應該視其在整體中的狀況來決定，比如，對于“家用電器”的指標，如果所調查的樣本都擁有常用的家用電器，也就是隸屬函數的平均值趨向于0，則賦予其較高的權重，反之則應該給予更少的關注。因為，如果樣本中的大多數家庭在這個維度上都不貧困，而僅僅個別家庭表現出了貧困，那么這些表現為貧困家庭的貧困指數就要相對較高。也就是對隸屬度值較大的指標賦予較低的權重，對隸屬度值較小的指標賦予較高的權重。其表達式為：

wj=ln 式（4）

同樣，up（xij）表示i個家庭在第j項指標的隸屬度值。

（四）模糊貧困指數的構建

在確定了權重函數的基礎上，結合隸屬函數，就可以得到每個家庭的多維貧困指數，其形式表示如下：

f（xi）= （i=1，2，???n） 式（5）

其中，f（xi）為i家庭的貧困指數，u（xij）為i家庭j指標的隸屬度，wj為j指標的權重。

三、武陵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農戶貧困程度度量

武陵山片區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于一體，跨湖北、湖南、重慶、貴州4省市，包括71個縣（市、區），涉及3600多萬人口，是少數民族聚居多、貧困人口分布廣的連片特困地區。2014年，該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3499元，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59.1%，201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低于1196元的貧困人口301.8萬人，貧困發生率11.21%，比全國高7.41個百分點。片區71個縣（市、區）中有4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13個省級重點縣，部分家庭存在就醫難、上學難、社會保障水平低等困難。

根據上述步驟確定每個指標的隸屬函數和權重如下表所示：

結合每個指標的隸屬度和對應的權重，運用公式（5）計算各個家庭的模糊貧困指數。

例如，對于家庭1來說，其各指標的隸屬度如下表所示：

把上述相關變量值代入式中，可計算家庭1的模糊貧困指數為0.51，其他家庭可用類似的方法進行計算。

本文主要借鑒Besma Belhadj將貧困分為“高度貧困”、“中度貧困”和“輕度貧困”三類的研究方法來對所所調查農戶的貧困程度進行判別。

在調查的372戶家庭中，有30戶屬于高度貧困家庭，其模糊貧困指數平均為0.78，占總戶數的比重為8%。通過對比分析問卷，可以知道該類家庭之所以貧困程度最深，其共同的特點主要有：首先人口維度方面，家里都有身體常年生病的成員，他們在此項指標的平均隸屬度在0.73左右，常言說“窮人不生病猶如走大運”，生病的成員不僅不能夠為家庭創造收入，而且還必須從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來為其治病，這無形中加重了家庭的負擔。這其中有8戶是孤寡老人家庭，家里除了生病的老人外，再無任何其他人，平時的生活主要靠鄰居和政府的救濟。另外，在體現家庭財產維度的一些指標方面，如常用的交通工具、通訊工具、電器設備等方面隸屬程度也都體現在0.6―0.8之間，此類家庭幾乎不擁有最起碼的一些現代生活所必須的用品，而且生活用水還是池塘水。最后，生產生活條件方面，在所有指標中，隸屬度值最大的是“住房結構安全程度”指標，甚至達到了0.87，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目前居住的還是木房，而且由于常年未翻修，現已破爛不堪;甚至基本上不帶廁所，而且生活燃料主要為柴草。

中度貧困：模糊指數介于0.3―0.7之間的家庭有287戶，所占比重為77.4%。屬于該類貧困家庭的共同特征主要有：在人口維度方面表現比較突出的指標是“人口知識素質”方面，其中有31.6%的家庭隸屬度值都是0.7以上，意味著家里勞動力所受教育程度不高，絕大部分僅僅為初中或以下。勞動力素質的低下會直接影響其自身的技能，技能的低下導致其只能從事一些技術含量低的工作，而隨著產業的升級和技術的革新，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文化程度較低的人則較難找到立足之地。另外，文化程度的低下必然導致思想觀念的落后，該地區很大部分的農戶寧愿守著土地受窮也不愿意冒險外出經商，而且面對貧困的現狀，往往是坐等著國家的救濟，把吃救濟、拿補貼視為理所當然。在“人口負擔系數”方面，其中37.5%的家庭在該指標的隸屬度在0.55以上，意味著家里基本上都有一到兩個小孩還處于求學的階段。雖然目前基本上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但通過跟農戶的交談可以發現，雖然學校免除了學雜費，但每年的花銷仍不少于2000元左右，一般農村目前有兩個小孩同時上學的情況是相當普遍，這對于單靠務農來維持生計的家庭，無疑仍是較沉重的負擔。在家庭財產維度方面，這部分家庭基本處于能維持基本的生活，但不算富裕。如“常用交通工具”、“家用電器”、“常用通訊工具”等指標，普遍的表現是都擁有此類家用物品，但是只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需要，談不上追求生活品質。在生產生活條件維度的“收入來源類型”指標中，其中35.3%的家庭收入來源主要靠務農，26.5%主要是工資性收入，這說明當地農民的收入來源比較單一，受自然環境影響較大，不具備抵抗致貧風險的能力。

輕度貧困：模糊指數介于0―0.3之間的家庭有55戶，所占比重為14.8%。屬于該類家庭最主要的共同特征表現在家庭人口維度方面，“人口負擔系數”隸屬度明顯低于前兩種情況，普遍保持在0.2―0.3之間，可以知道，該類家庭基本已經度過了小孩上學的階段，而且家里收入來源的類型主要是父母在家務農，子女畢業后留在其他城市工作。這就造成了和其他家庭相比，不但少了教育的開支，而且還因為具有較高的素質、技能等，收入明顯高于其他務工人員。

四、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武陵山連片特困地區農村人口抽樣調查分析，該地區的中度貧困人口占主要部分，是扶貧的主要對象，應把有限的扶貧資源用在這部分最需要的地方。由于造成該部分家庭貧困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問題，因教致貧、因教返貧的問題時有發生，針對此類情況，除了必須加強政府對農村教育等公共領域的扶持力度，家庭還必須積極尋求其他的途徑來增加收入，盡早脫貧，改變“等、要、靠”的思想。另外，該地區還有少部分的高度貧困家庭，幾乎完全沒有抵御風險的能力，只能依靠國家、社會或他人的救助。面對該部分老齡、孤寡老人家庭，可以由當地相關部門對其進行統一照顧，盡量保障其基本的生活。

[基金項目：福建師范大學閩南科技學院科研項目資金項目（人文社科類）“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建設中的海域生態補償機制研究（MK14007）]

參考文獻：

[1] Townsend.Poverty in th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household Resource and Living Standard.Allen lane and Pengu t in books，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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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葉初升，趙銳.村級貧困度量：維度與方法[M].北京：發展經濟學研究，2011

[4] Cheli，B. and Lemmi.A “Totally” Fuzzy and Relative Approach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J].Economic Note by 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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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蘭蘭.基于可行能力理論的城市貧困識別模型構建――以上海寶山區屬街道為例[D].同濟大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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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姜麗娜，崔坤鵬.低收入農戶的貧困原因及改善方法[J].改革與開放，2011（6）

[9] 劉佳.基于模糊集方法的貧困問題分析.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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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鮑金紅，胡璇.武陵山片區恩施州文化軟實力與旅游業互動發展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3）

[12] 龍自立.武陵山片區地方特色的土木工程實驗教學體系構建. 產業與科技論壇，2015（2）

第7篇：大學扶貧論文范文

一、深入分析班導師制度,最大限度發揮其作用

由于輔導員工作的重點在于學生的日常管理,而基礎課教師側重于課程的教學,他們所帶學生人數多、專業情況復雜,所以深入地、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專業指導難度較大。因此,“班導師制”應運而生。“班導師制”有如下優點:

1.班導師進行思想導向的形式更加靈活,它不受時間、地點等因素的制約;

2.由于管理人數較少,班導師更能了解學生的思想和性格,可以有針對性地對新生進行引導;

3.班導師可以通過言傳身教,指導學生的學習,起到“解惑”的作用;

4.班導師以自己人格魅力影響學生,培養學生的精英意識,起到“傳道”的作用。

二、準確認識學生群體特征,合理構建班導師工作目標

1.學生群體的家庭背景。一般來說,班導師應重點關注家庭背景優越和極差這兩端的學生,特別是后者。家庭較差的學生極易在心理上出現問題,因為這些學生不僅是“經濟上弱者”,而且更是“心理上弱者”。因此,班導師,不僅要重視這些學生的經濟扶貧工作,更要重視對他們心理上的“扶貧”。

2.學生群體的個性特征,而進入大學后,社會性因素對大學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大學生擺脫以往的應試學習,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空間。在社交中,學生的個性在受到外界影響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影響和改變他人。因此,班導師一方面要注意周圍環境對學生個性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要重視一些學生的消極個性對群體或其他學生產生的負面影響。

三、規范班導師管理制度,有效實施重點教育工作

1.班導師的選擇

(1)班導師要有強烈的責任心與事業心。

(2)班導師的選擇要以青年教師或研究生為主。

(3)班導師最好選擇高學歷的教師。

(4)班導師要有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

2.制定明確的班導師管理制度

制定明確的聘用標準及聘用條件、評優原則等,并形成書面材料,作為班導師工作的準則,此文件的及時頒布與有效實施大大促進了我院班導師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讓班導師工作有章可循,有據可依。

3.與班導師拉近情感,培養全員育人意識

輔導員與班導師進行溝通,僅僅用權力和領導身份指揮導班導師工作是不可取的,利用有效的方式與各位班導師拉近感情交朋友會取得更好的效果。輔導員應該抓住日常工作中與班導師接觸的每一次機會,及時了解班導師的具體工作情況,灌輸全員育人思想,有針對性的個別指導、幫助和分配工作任務。

4.實事求是,方法靈活,完成學院任務

班級管理中難免出現一些問題,這個時侯,作為輔導員一定要盡快與班導師進行溝通,以便及時采取措施。此時,輔導員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因為礙于班導師面子將問題置之不理。當然,在與班導師溝通時可以采用靈活的方法,完成既定目標。

5.班導師之間的經驗交流

大學生自己獨特的思想特征往往會與年老的教師形成代溝,為了消除師生間溝通的障礙,班導師一般都由年輕教師擔任,但年輕教師擔任班導師不像年長教師那樣富有經驗。所以,年輕的班導師多向有多年學生工作經驗的老教師進行學習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思維的碰撞也會有利于各班導師的工作的完善。

6.輔導員與班導師之間定期交流

輔導員和班導師的及時的溝通,一方面有利于學院任務的向下傳達,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學生出現問題的及時反饋。我院每學期會召開輔導員與班導師的交流會,以便調整學院整體發展方向。

7.兼顧全局,嚴抓重點

為您提供免費的論文,畢業論文服務,希望加強和完善班導師管理制度建設述論]能給您帶來幫助，學習是學生的本職,班導師必須關注學生的學習狀態,尤其是在大一期間,幫助學生打下一個扎實的學習基礎是非常重要的。整個班級的學風的建立,需要班級每個同學都要將學習重視起來。班導師不僅要及時向學生灌輸學習的思想,也必須嚴抓個別學生的成績,不能讓任何一個人掉隊。

8.提前計劃,及時溝通,適時總結

每名班導師每學期初有一份工作計劃,期末有一份工作總結;每個月與所指導的學生至少見面2次;每學期同所指導每一個學生有一次以上單獨談話,并作記錄。要做到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以免造成嚴重的后果,并且每學期期末上交談話記錄和工作總結。

9.樹立班導師人格魅力

一個人對他人的影響力包括權力影響力和非權力影響力。而作為班導師而言,他的權力影響是相當有限的,這就要求班導師注重培養和發揮自己的非權力影響作用。在非權力影響中,班導師的人格影響力是巨大的。為此,要求班導師應當作到以下幾點:(1)形成良好的心態。(2)培育高尚的情操。(3)培養探索的精神。

10.提倡班導師參加班級活動

有利于言傳身教如果班導師與學生接觸的機會太少了,就很難達到管理的效果。所以,學院提倡班導師參加班級的活動,增進班導師與學生之間的了解,培養學生對班導師的信任。

第8篇：大學扶貧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村居民；貧困；健康；循環效應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廣大農村已基本解決溫飽問題，扶貧解困工作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但是，近年來，農村貧困發生率的下降幅度逐漸減緩下來，甚至有所反彈，我國的反貧困面臨新的形勢和任務，貧困人口主體的致貧原因不僅僅是就業機會的缺失，更表現在因病致貧、缺少必要的人力資本、缺少必要的生存環境。疾病使農村居民面臨沉重的醫療負擔，其導致的醫療支出增加是農村居民致貧的重要因素。健康的缺失，造成的不僅僅是收入貧困，更降低了獲取收入的能力。因此，研究健康人力資本和貧困的關系在當下中國農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健康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康水平的低下使人們喪失了人力資本投資的能力，造成收入的減少和貧困的發生，并進一步制約著健康水平的提高，最終形成由于健康水平低下所造成的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而產生的“健康貧困”（樊樺，2001）。王國祥（2007）、汪燕敏（2009）分別實證分析了健康對個人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從絕對、相對貧困指標都表明兩者存在負相關關系。洪秋妹（2010）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研究了健康沖擊對靜態和動態貧困的負向影響。

二、數據和變量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2004、2006年共兩期的面板數據，并將樣本限制于18-60歲的農村居民。

對于貧困，本文采用世界銀行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作為是否貧困的參考標準，并按照居民最終消費支出PPP和農村居民的消費價格指數（CPI）分別折算到2006年和2004年的收入水平，貧困賦值1，不貧困賦值0。

對于健康，本文采用自評健康狀況作為衡量。CHNS調查問卷中詢問“與同齡人相比，你覺得自己的健康狀況怎樣”，對于“非常好、好、一般、差”這四個選項我們分別賦值4、3、2、1。

除了被解釋變量外，我們還包括了年齡、年齡的平方、教育、性別、婚姻、醫療衛生環境等控制變量。

三、模型和估計方法

本文采用聯立方程面板模型：

其中，P為是否貧困；H為自評健康；X為其他控制變量

對于方程的估計，我們采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由于本文方程（1）中的家庭規模、家庭負擔系數，方程（2）中的個人生活習慣、生活環境等均是其各自的前定變量。因此，方程組可識別。

四、結論

農村居民貧困與健康的雙向關系。保持其他因素不變，自評健康每增加一個等級，農村居民陷入貧困的概率將下降0.13，農村居民從不貧困陷入貧困將使自評健康下降0.30個等級，其貧困和健康之間形成了循環關系。

影響農村居民貧困與否的其他因素。教育對于反貧困具有重要意義；婚姻狀況與個人貧困與否負相關；家庭規模和家庭負擔系數越大，其陷入貧困的概率將會提高。

影響農村居民健康狀況的其他因素。受教育程度與健康之間正相關；性別對健康影響顯著，女性健康狀況比男性差；生活環境、醫療衛生條件對農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也有影響。

參考文獻：

[1]樊樺，農村居民健康投資不足的經濟學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01（6）

[2]洪秋妹，健康沖擊對農戶貧困影響的分析――兼論健康風險應對策略的作用效果.南京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3]汪燕敏，居民健康對我國農村居民相對貧困影響的實證研究[J].衛生軟科學，2009（3）

[4]王國祥，健康投資及其與農村貧困關系的研究.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第9篇：大學扶貧論文范文

摘要：論文主要以人口素質的幾大構成指標為理論主線，以人口素質對海南農村貧困家庭的具體影響為研究對象，深刻分析了提高農村貧困家庭人口素質的迫切性。

關鍵詞 ：人口素質；農村貧困家庭；影響

一、人口素質的概念

迄今為止,關于“人口素質”和“人口質量”概念的界定，國內學界大體上有兩種說法，北京大學張純元教授在其著作《人口理論教程》中指出:人口質量是人體具有的認識、改造世界的條件和能力，這一定義與中國《人口學詞典》關于“人口質量”概念的界定一致，在學術界影響較大，經常被廣泛引用。另外，人口學家梁中堂教授和前蘇聯學者巴茲勒夫對人口素質概念的界定相同，認為人口素質是人口構成體系的總和，包括年齡、性別構成、人口健康狀況構成、業務技術熟練程度構成等，他們兩個對人口素質概念的界定相同。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認為，人口素質即人口質量,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人口結構和組合狀態所展現出來的各種社會功能和影響力。人口素質的高低與人口的組合結構有關，一般來說，科學合理的人口組合結構會產生較高的人口素質和人口質量，同時其社會功能和社會影響力也較強，這些觀點得到了國內其他人口學研究者的普遍認可和借鑒。

通過梳理學術界關于“人口素質”概念的闡述，筆者認為人口素質亦稱“人口質量”，是反映人口總體的質的規定性的范疇。人口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是質與量的統一體。作為量的規定性的人口，主要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長率、性別比例及其他可用數量來衡量的特征。作為質的規定性的人口，主要是指人口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必須具備的條件和能力，一般有人口的身體素質、科技文化素質、心理素質、思想道德素質及經營管理素質等指標構成。人口素質由個體素質和社會素質構成，個體素質是指個人在工作、生活和社會交往中所具備的基本條件，包括身體素質、思想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科技素質。不同的個體素質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綜合形成社會人口素質。個體人口的年齡結構、性別比例、及職業構成等因素影響著社會人口素質的形構成，社會人口綜合素質又反作用于個體人口素質的形成，良好的社會人口素質有利于個體人口素質的提升，起著“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作用，低劣的社會人口素質阻礙著個體人口素質的提高，有著“白沙在涅，與之俱黑”的破壞作用。

二、人口素質對農村貧困家庭的具體影響

1.身體素質差加重了農村貧困家庭的經濟負擔

身體素質好是脫貧致富的必備條件。海南農村貧困人口家庭健康問題非常突出。以瓊海市農村貧困人口為例，從戶主的健康狀況來看，老弱病殘問題突出。有半數以上的貧困家庭的戶主有小病或慢性病，有7.4%的貧困家庭的戶主是殘疾。農村貧困家庭的年齡明顯老化，10.7%貧困戶的戶主年齡超過65歲。大多貧困戶都是老少人口所占比例較大，缺乏勞動力人口，經濟收入低。身體健康狀況不佳不利于貧困農戶增強人力資本投資的能力，也很難抓住改善自身境遇的機會，家庭經濟收入就會減少，很難脫貧。身體素質差還會減少家庭其他成員的教育,從而長期影響到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狀況的改變，并且可能會使貧困家庭陷入“健康不良——貧困——縮減教育投資——人力資本素質降低——貧困——健康不良”的健康貧困陷阱。①

2.科技文化素質弱限制了農村貧困

家庭增收和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轉移剩余的勞動力是農村貧困家庭增加收入來源、提高生活質量、摘掉貧困帽的重要途徑，而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路徑選擇直接受勞動者自身綜合素質的影響。與全國其他省份相比，近年來，海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任務非常艱巨。2009年，海南農村僅有7%的勞動力人口外出務工，比全國平均比例要低12.1個百分點。而江蘇省農村勞動力轉移比例已經達到了55.8％，河南是30.1％，四川是34.4％。由于海南當地農民的技術技能素質適應不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海南的一些工廠企業如藥品制造企業、采石廠、海汽等公司需要從內地招攬員工。調查中發現，瓊海不少貧困家庭的戶主或子女在內地沿海一帶務工，由于文化素質低，缺乏必要的職業技能，大多數勞動力只能從事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勞動強度大、工資水平低的行業。有些出去不到半年就打道回府，適應不了外部環境。由于缺乏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技能，滿懷希望進城尋找打工賺錢機會的農民工面對一些企業的加薪招工，只能望洋興嘆。

3.政治文化素質低削弱了農村貧困

家庭成員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一般來說，農民的政治文化素養的高低與鄉村經濟文化發展程度密切相關。受經濟發展水平和傳統觀念的制約，邊遠鄉村的農民對于參與民主活動的觀念比較淡漠，對民主的需求也處于較低的層次上。在調查中發現：25%的農村貧困人口對村委會選舉活動不感興趣，只要自己能成為扶貧對象，認為選誰都一樣。在他們看來，民主就是，當生活上有困難時，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糾紛矛盾時，領導干部能公正解決，維護好自身的權益，從不積極主動去參與村委會的選舉活動。課題組成員在重點訪談中發現：貧困家庭人口的參政意識遠遠低于非貧困家庭的參政意識，經濟狀況較好的農戶，對村委會選舉活動較感興趣，有較強的知政、參政、議政需求。

4.思想道德素質落后阻礙了農村貧困家庭脫貧的步伐

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阻礙了脫貧致富的步伐。美國現代化研究專家英格爾斯指出“: 落后和不發達也是一種國民落后思想心理狀態。國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鎖在傳統思想意識之中, 就構成了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②一般來說，經濟不發達的貧困地區，農民的思想觀念也比較落后。海南農村貧困家庭一般都是多子女家庭，“養兒防老”“傳宗接代”“男尊女卑”的思想仍在影響著他們的生育行為，不生出男孩絕不終止生育,這些思想和行為深深影響著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會山鎮是瓊海市的重點扶貧對象，近年來，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貧政策，會山鎮居民的收入已接近瓊海市居民人均收入8000元左右，照理來說早已摘掉貧困的帽子，實際上，會山鎮仍是扶貧的重點對象之一，主要原因是由于農民思想傳統落后，認為讀書無用，送子女上學還比不上修套房子實在，沒有好好利用手里剩余的資金去投資增值。抓不住促進個人發展和創收的機會，就很難帶來個人財富的增加。雖然近幾年來，瓊海市政府在扶貧方面采取了很多優惠的扶貧政策，向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投資不少，但最終還是很難從根本上解決脫貧問題。

三、提高農村貧困家庭人口素質的迫切性

1.提高人口素質是解決海南農村貧困家庭經濟增收問題的根本

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勞動力要素具有非同質性,素質低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負擔,素質高則會成為經濟發展的條件,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尤為重要。③海南省要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農業大省，充分發揮“無病區”和綠色熱帶農產品的優勢，必然會對人才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農業歷來被認為是安天下、穩民心、社會效益高的戰略產業，它的發展繁榮既要受到來自自然界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還要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市場風險。海南島所處地理位置特殊，是自然災害頻發地區之一，每次天災都會給海南島的農業經濟造成巨大損失。受歷史傳統的慣性和自身素質的制約，至今，在海南農村貧困山區，農民的觀念以至行為模式，仍沒有擺脫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農民的市場經濟和市場主體意識明顯欠缺，吸收新知識、新技術的能力有限，大多只能憑借多年積累的經驗埋頭苦干而非巧干，缺乏把握市場經濟規律和適應市場的能力，通常勤勞不能致富、增產不能增收甚至血本無歸的現象時有發生。經濟收入低影響到貧困家庭生活質量的提高，他們的消費支出還停留在滿足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方面，提高人口素質是促進農民增收，縮小村民貧富差距的突破口。

2.提高人口素質是推進海南貧困地區新農村建設的前提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僅僅是農民的住房有了翻新，道路有了拓寬，收入有了增加、環境有了綠化，更重要的是農民的綜合素質要有新的變化。沒有農民素質的提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近年來，海南農村經濟有了較快發展，農民收入逐步提高，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但廣大農民群眾的素質尤其是貧困地區的農民素質現狀還滿足不了實現農村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所需的勞動力素質需求。在海南農村，“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等傳統生育觀念不僅對控制人口增長、穩定低生育水平帶來困難，而且給有限的生存資源環境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農民貧困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貧困，更是精神上的貧困。在海南中西部廣大農村貧困地區，農民仍持有保守、落后的生產生育觀念，“等、靠、要”等消極、懶惰思想嚴重，小富即安的小農意識較濃；心理失衡、仇富情緒仍然存在。

政府必須制定提高貧困農民素質的舉措,引導他們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和長處,真正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體,而不是成為間接的、被動的接受者，在主觀上做到“我想富起來”“我會富起來”“我有辦法有能力富起來”。這樣建設的農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的新農村。

3.提高人口素質是加快海南農村貧

困地區走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核心城鎮化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人口就業結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城鄉空間社區結構的變遷過程。推進農村城鎮化的進程，對于優化城鄉經濟結構、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及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近幾年來，海南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發展取得長足進步，但是，產業結構層次低，城鎮化發展的支撐力還不足，缺乏高素質人才，城鎮化水平為50.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城區人口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鄉鎮普遍規模偏小，平均鎮區人口僅為1.12萬人，特別是中西部農村貧困地區，農民文化層次不高,缺乏市場競爭意識和能力,增強增收能力機會較少。海南未來城鎮化的推進必須摒棄傳統的“快速、集中、粗放”的方式，堅持走“集約型、智能化、綠色、低碳”新型城鎮化道路，而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貫徹實施海南新型城鎮化道路這一重大戰略措施的有效途徑就是提高農民素質。

4.提高人口素質是釋放海南農村貧困地區內需潛力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重要發展時期，社會由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轉變，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將在內涵、結構與規模上發生深刻的變化，消費結構正在由生存型需求向發展型需求、由物質性消費為主向服務性消費為主轉變。④在這個特定社會發展背景下，海南省未來5-8年消費升級的潛力與提升空間巨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談到消費增速每提高1個百分點，經濟將增長0.76個百分點，巨大的內需潛力、尤其是消費需求潛力，是未來5—10年我國轉型發展的突出優勢和主要動力，并將決定未來10 年的增長前景。有效釋放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不僅對推進國際旅游島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亦將起到重要作用。釋放海南農村尤其是貧困地區內需發展的紅利，必須促進老百姓就業，提高經濟收入，而提高人口綜合素質是解決農民就業、促進農民增收問題的必然要求。

引文注釋

①曹燕.中國農村公共健康投資研究[N].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120.

②英格爾斯.人的現代化——心理·思想·態度·行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4.

③金兆懷，馮靖媛.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農民素質提高問題的思考[J].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研討會第20次會議論文集(第三冊)，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