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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資本監管范文

摘要：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如何應對日益全球化的金融危機，做好金融機構的監管工作已成為目前全球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本文從金融市場目前的現狀入手，闡述了面對金融危機，中國應如何建立適合自己國情的特色金融監管體系，并提出了相應的見解。

關鍵詞：金融監管;《巴塞爾協議》;資本充足率;尋租

一、金融市場的現狀分析

20世紀80年代，不少國家對金融市場放松管制，開放國內金融市場，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凸現出的投機破壞性問題，以及去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促使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金融危機與金融監管的問題。時至今日，世界經濟仍未好轉。因此，如何構建一個有效的金融監管模式便成為當務之急。

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起步晚起點低，與國際上的一些老牌商行相比，無論在經營觀念還是經營方法上都存在著很大差距。

1.從國內金觸來看

優質資產總量有限，與金融機構資產增長欲望無度，形成了尖銳矛盾，致使優質資產占比下降，信貸風險持續增大；另外，金融機構為維護其市場形象與公眾信譽，不得不降低成本控制預期，用超負荷的成本費用掩蓋長期積累起來的資產風險。

2.從全球金融來看

1999年了《新資本充足率框架》要求對銀行監管方式與技術等方面進行重大改革，監管者不但要對技術創新、新金融工具的產生及全球性金融風暴做出快速的反應，而且要在業務監管方面與國內外的有關監管當局密切協調與合作。

二、目前我國金融監管暴露出的問題

我國分業監管體制于1998年確立，監管制度的形成時間較短，分業監管在具有專業化和競爭優勢的同時，也存在著協調性差的缺陷。

1.相應的法律及規章制度不健全

目前，法律上尚未為我國三大金融監管機構之間協同監管創造條件。盡管人民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已同意成立并召開金融監管聯席會議，但沒有形成制度，每一監管機構承擔的責任不明確。

2.金融監管存在真空

在目前的分業監管格局下，人民銀行有自上而下系統的機構組織，而證券業和保險業是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的，監管機構只設到省級，對省以下的證券營業部和保險機構缺乏有力的監管，而人民銀行又無權或無法行使監管。

3.金融監管機構人員素質和監管手段跟不上全面監管的需要

目前，我國金融監管是事后監管，缺乏主動性和超前意識。非現場監管還是停留在收報表、看數據、寫分析上，現代化的監管方式少，電子化程度較低，沒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網絡系統。此外，金融監管長期以來倚重于行政手段。三、構建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監管模式

構建中國特色的金融監管模式，是指通過中國金融監管機構對金融業的監管和引導，使中國的金融業能夠蓬勃快速穩健的發展，能夠跟上并引導世界金融業的發展方向和趨勢，能夠很好地應對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并且在世界金融危機面前顯示它的優越性。

1.微觀分析

(1)嚴肅監管制度，嚴格遵循監管原則，同時要實施好的方法

嚴格執行《巴塞爾協議》，即關于“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

(2)嚴格貫徹《巴塞爾協議》的要求，做好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最低資本金充足率要求

做好對商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商行承擔風險和吸收損失的重要準備和保障。另外對危機銀行要做好最后的處理：貸款挽救，擔保，并購，設立過度銀行和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等。

(3)做好金融尋租的遏制對策

尋租活動是社會財富的非理性化再分配，必然導致效率的低下和社會資源的浪費，完善的金融法制體系是有效遏制監管尋租行為的必要條件。

①制定《金融監管法》，明確規定監管機構、監管原則、監管內容、監管手段、監管程序，以及監管人員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以此規范監管人員的行為。

②開展金融監管績效審計，從審計監督的角度對金融監管部門實施再監督，以完善金融監管體制、規范監管主體行為。

③監管體制創新是有效防范和抑制監管尋租的方法。

2.宏觀分析

(1)加強央行、監管機構間的合作機制與信息共享機制，防范被監管者逃避監管行為

建立規范的央行、監管機構聯席會議機制，進行有效的監管協調與合作，防范金融機構通過在不同業務類別間轉移資金來轉移風險、或人為提高或降低盈利等達到逃稅、內部交易等行為。

(2)完善主監管者制度

當金融機構出現問題時，要保證某一監管機構有適當的權力、責任對問題金融機構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并采取相應的監管措施，減少有利益則相互爭奪、對責任則相互推諉現象。

(3)加強與各國監管機構的合作，提高監管能力

外資金融機構已成為中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且其母國多數實行混業經營，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必須加強與其母國監管機構的合作，并在合作、實踐中提高能力，最終順應潮流，過渡到適應中國國情的特色一體化監管。

作為我國金融工作重中之重的金融監管，盡管正在逐步得到加強，但仍然比較薄弱，監管法規、監管組織、監管手段和方式、監管人員數量和素質還不適應金融業的發展。美國的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一次充分反思的機會，在以后的改革過程中，我們必須從健全監管法規、嚴格監管制度、改進監管方式、強化監管手段、完善監管體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參考文獻：

[1]李依萍:解讀中央銀行[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第2篇：資本監管范文

在“資本辦法”實施前，監管資本僅覆蓋了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針對國內銀行操作風險事件發生頻率較高和管理較為薄弱的現實，“資本辦法”實施后，將進一步把操作風險納入資本監管框架。

二、四分類的差異監管

主要依據銀行在最低資本要求、超額資本要求、系統性行附加資本、第二支柱要求等四個方面的達標情況，監管機構實施不同的監管措施。綜合以上要點，如何才能認為一家銀行達到了新的資本監管要求，我認為有以下三個標準用于衡量，一是能按照“資本辦法”計算資本充足率，這僅涉及計算規則的改變，生成新的監管報表；二是建立起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意味著風險管理能力的提示，管理理念的變革；三是持續優化風險敏感度高的管理體系并用于計算資本充足率，即實現按照高級方法計量監管資本。

三、應對策略

成功實施資本監管新規，有賴于商業銀行在組織、人員、數據、資源等方面的保障，如：董事會和高管層的認知、條線化管理的組織架構、銀行內部的推動機制、基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質量、人才儲備和財務資源等。具體來講，商業銀行應分步驟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突破：

(一)健全全面風險管理體系

商業銀行全面風險管理能力將不僅僅體現在內部管理和業務運行層面，更將影響監管當局對其的監管資本要求，從而影響其個體資本監管環境以及相對競爭環境。特別是在當前資本市場融資難度不斷增大、資本約束不斷增強的背景下，良好的全面風險管理能力將可能的監管資本控制在合理范圍，更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商業銀行應根據新的監管要求，建立健全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加強風險管理能力、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內部資本充足率評估程序，在個體資本監管上贏得競爭優勢。

(二)完善資本管理流程

從《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到《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變化的只有三個字，但實際卻意味著一個體系的變化和建立，即從單純強調指標的管理和合規，到強調資本管理這項活動和整個管理流程的確立，商業銀行所要付出的絕非三個字那樣簡單。這就要求銀行應建立完善資本管理流程，至少包括資本規劃、資本配置和考核、資本監控和報告等環節，且資本管理應當是形成一個動態的管理循環。同時強調動態和前瞻性的資本規劃，規劃應與風險管理規劃、財務規劃協調展開。

(三)提升風險計量水平

在審慎監管的指導思想下，標準法提供的風險權重一般趨于保守，偏向于要求銀行針對風險計提更多的資本，而高級計量方法由于風險敏感度更高，對于那些風險管理能力強、資產質量好的銀行而言，采用高級計量法意味著比標準法能夠節約資本占用。在三大風險中，信用風險資本的占比最高，因此從資本節約的角度，銀行應首先針對信用風險建立內部評級體系，在提升內部管理能力實現精細化管理的同時，達到資本節約目的。

(四)積極調整考核機制

第3篇：資本監管范文

Abstract： "Commercial bank capital management approach （Trial）" began to implement to improve commercial bank capital regulation standards based on Basel III in January 1， 2013. Although most of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capital adequacy， they have still faced with the potential capital constraints in the context of narrow external financing， impulsive internal assets expansion and relatively poor manage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addition to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source of capital， increasing the internal potential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management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to deal with the new regulatory capital standards.

關鍵詞： 資本監管；資本充足率；中小銀行

Key words： capital regulation；bank capital adequacy ratio；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21-0176-03

1 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監管新標準

2010年11月，二十國集團首爾峰會批準了經過修訂和完善的《巴塞爾協議Ⅲ》（Basel III）。與《新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II）相比，Basel III繼續以最低資本要求作為銀行資本監管框架的第一大支柱，同時擴大了資本覆蓋風險的范圍，提高了國際銀行業資本和流動性的監管要求。各成員國需從2013年開始實施，到2019年前全面達標。

在2004 年開始實施《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的指引下，我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率不斷提高。截止2011年底，我國商業銀行加權資本充足率12.71%，390家商業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率均超過8%的最低要求。①但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速的下滑，商業銀行前期信貸規模高速擴張所隱含的信用風險上升；同時，大型商業銀行跨境業務和中小銀行跨區經營的發展也使銀行業面臨的不確定性和新型風險不斷增加。在此背景下，銀監會于2012年6月《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簡稱管理辦法）。

與《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相比，管理辦法體現出如下特點：首先，明確了資本定義、擴大了資本覆蓋風險的范圍，將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納入風險資產的監管之下；其次，對國內銀行現階段面臨的特殊風險提出特定的資本要求；再次，設定了逆周期資本要求和系統重要性銀行的附加資本要求，并適當提高了傳染性較強的銀行體系內部交易的風險權重。最后，要求商業銀行建立穩健的資本充足評估程序，將資本管理嵌入全面風險治理架構，以最終達到增強市場約束的目的。

資本管理辦法參考Basel III 的規定，同時又結合中國的實際：一是出于宏觀審慎的原則，對核心一級資本的要求高于Basel III 0.5個百分點；并首次引入了杠桿率指標，且也高于國際標準1個百分點（見表1）。二是降低小微企業、個人貸款、出口貿易等方面的資本要求，鼓勵銀行支持產業結構轉型；三是針對國內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較高的情況，提高了實施內部評級法下商業銀行超額貸款損失準備計入二級資本的上限；四是設定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標的寬限期（見表2）。

2 當前我國中小銀行的資本狀況與資本約束

2.1 當前我國中小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 考察我國119家中小銀行（12家股份制銀行、83家城市商業銀行、18家農村商業銀行和6家農村合作銀行）2008年至2011年年報數據發現，近年來我國中小銀行資本充足率總體達標。截至2011年，農村商業銀行（15%）和城市商業銀行（14.3%）的資本充足率排名居前，農村合作銀行（12.61%）處在中游，而股份制銀行（11.66%）排名最后（見圖1）。2012年77家中小銀行平均資本充足率為14.05%，高出大型銀行0.4個百分點。

2.2 中小銀行面臨的潛在資本壓力 盡管我國中小銀行當前資本充足率總體達標，但仍然面臨潛在的資本壓力。

2.2.1 資產規模高速擴張是資本承壓的首要原因 資產規模，特別是風險資產規模的大幅擴張是中小銀行資本承壓的首要原因。2008年至2011年，119家中小銀行貸款余額為從7.45萬億增長至14.68萬億，幾乎翻倍，三年貸款增速分別達到36%、22%和19%，整體高于大型銀行。2012年119家中小銀行中可統計的90家銀行貸款余額增長23%，超出大型銀行接近10個百分點。

2.2.2 加大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增加了資本壓力 為防止資產質量惡化，監管機構要求銀行將包括銀信合作等表外資產逐步轉回表內并加大撥備覆蓋率比重，從而加大中小銀行的資本壓力。2009-2012年，中小銀行在不良貸款規模平穩運行的背景下加大了對貸款呆賬準備金的提取，撥備增速逐年上升，三年分別達到18.61%、23.87%、28.71%和31.13%，且快于同期大型銀行1.11、5.93、6.54和14.32個百分點，從而提高了對資本的需求。

2.2.3 對部分業務提出了更高的資本要求 管理辦法對于銀行資產的信用風險權重進行了調整，將境內公共部門實體債權的風險權重由零升至20%，并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采用100%-300%的權重系數。這無疑對發放大量地方融資平臺貸款的中小銀行帶來了更大資本的壓力。此外，資本新規提高了同業資產的風險權重：銀行同業業務原始期限為3個月以內的風險權重由零提升為20%，3個月以上由20%提升為25%。這也加重了中小銀行開展同業業務的資本消耗，對目前異地開展業務受限、積極開拓同業業務的中小銀行發展帶來一定的挑戰。

2.2.4 中小銀行外源融資渠道狹窄 目前，我國多數中小銀行尚未獲得上市融資資格，發行次級債成為中小銀行籌集資本的一個重要途徑。2010年-2012年共有43家中小銀行發行次級債合計1678億。但根據管理辦法，次級債的規模不能超過核心資本的50%，且從2013年起發行次級債還必須滿足“含有減記或轉股的條款”等11項標準，否則將無法被計入監管資本，這導致中小銀行通過發行次級債補充資本的作用下降。

3 中小銀行的資本管理戰略

資本作為銀行吸收損失的第一資金來源，對緩沖風險增強客戶信心作用顯著，但過多資本會削減銀行利潤造成資源的浪費，因此，需要在二者之間進行權衡。目前，一方面，中小銀行上市融資和發行債券硬性約束過強，尚不能成為充資金的穩定渠道，且銀行股估值偏低、再融資條件苛刻，即使上市后續資金需求常難以得到滿足；另一方面，中小銀行內部治理結構與管理水平相對落后，因此，在依靠利潤留存、引進戰略投資者等傳統手段的同時，通過深挖內部潛力、提高資本管理效率成為中小銀行應對新資本監管標準的有效途徑。

3.1 調整信貸結構、創新金融工具，實現向資本節約型業務轉型 管理辦法將小微企業貸款的風險權重從100%下調至75%，個人債權風險權重從100%下調為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風險權重50%，其他債權的風險權重75%，這對積極進行信貸結構調整、努力擴大小微貸款和零售業務比重的中小銀行加以政策支持。中小銀行應充分發揮在軟信息方面優勢，大力推進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積極開展針對普通居民的零售業務，這既可以舒緩資本壓力，又能實現差異化競爭，為產業轉型提供支持。

中小銀行還需大力創新金融工具，向資本節約型業務轉型。一方面，中小銀行可以加大對混合資本工具和次級長期債券等二級資本補充工具的運用；另一方面，監管層將資產證券化資產范圍擴大至中小企業貸款、涉農信貸、信用卡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等，中小銀行可以抓住這一機遇，主動靈活地調整銀行的風險資產規模和結構，通過資產證券化，實現以最小的資本增強資產的流動性和提高資本充足率。

3.2 強化經濟資本管理 經濟資本是銀行承擔非預期損失和保持正常經營所需的資本。經濟資本管理基于資本的稀缺性和高成本性，要求銀行以集約化經營代替粗放式經營模式，對不同業務根據發展戰略要求和風險程度確定不同的經濟資本分配系數，支持有長遠發展能力的、貢獻大的業務，并通過準確計量各項業務的成本，強化資本約束，提高風險管理水平。這將促使中小銀行改變單純追求規模的粗放式經營模式，將經營管理的重心放在優化資產和業務結構，提高經營效益之上。

目前，中小銀行推行經濟資本管理存在著從上至下理念傳導與貫徹的逐層弱化、使用的計量模型和計量方法與國際銀行的先進做法差距明顯、配套措施與技術條件相對滯后形成瓶頸制約等問題。因此，中小銀行需在全行范圍內強化推行意識，建立有效資本預算控制機制，對經濟資本預算執行情況進行動態監控分析，并加大配套措施和技術的投入以提高資本管理的信息化和精細化程度，最終實現資本的優化配置。

3.3 推行資本計量高級方法和壓力測試以節約資本占用 中小銀行需在強化經濟資本管理、確保模型的準確性和穩定性的基礎上，建立并完善覆蓋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風險高級計量體系，全面提升中小銀行風險管理水平。一些高級的資本計量模型如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市場風險基于風險價值標準計量法和操作風險高級計量法等的使用，有助于中小銀行健全內部資本充足評估程序，從而提升中小銀行資本管理能力。鑒于中小銀行本身研發能力較弱，建議中小銀行在技術和人才上采取合作交流的方式以推動其在資本計量領域的快速成長。

此外，中小銀行需研究好每條業務線風險的壓力測試方法，以壓力測試制度化、全面化、自動化、日常化為目標，通過不斷規范壓力測試操作，正確評估商業銀行能夠承受的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等，使銀行準確識別和合理應對潛在風險，以進一步減少對資本的占用。

3.4 通過加強資本管理完善內部治理 管理辦法要求銀行高管層特別是董事會承擔資本管理的首要職責。這對中小銀行完善內部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盡管不少中小銀行，特別是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等舉措，實現了銀行資本結構的優化和內部治理的長足進步，但多數中小銀行在公司治理上仍存在問題，如高管的股東人意識不足；銀行內控機制不夠健全；缺乏有效監督和激勵獎懲措施等。表現在資本管理方面，多數中小銀行在資本盈余的留存比例、高管的收入分配政策、內部資本充足評估程序的組織實施以及長期資本的補充渠道等方面均缺乏制度性安排，更沒有資本規劃、內部控制和審計等定期和不定期的評估管理。

因此，中小銀行應明確“董監高”及內審部門等治理主體的資本管理權責，建立適當的組織管理機制，制定合理的資本規劃，強化對資本的監控和評價，最終以加強資本管理為契機完善內部治理。

注釋：

①《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1年報》，第22頁.

參考文獻：

[1]景紅民.新監管資本標準對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影響分析[J].現代經濟信息，2012（12）.

[2]馮乾，侯合心.資本監管改革與資本充足率——基于巴塞爾協議的上市銀行分析[J].財經科學，2012（02）.

[3]銀監會課題組.調整信用風險權重體系[J].中國金融，2012（14）.

[4]閆冰竹.深化資本約束與中小銀行戰略選擇[J].中國金融，2012（03）.

[5]張茉楠.城商行：加強資本管理>IPO[J].資本市場，2012（06）.

第4篇：資本監管范文

關鍵詞：商業銀行；資本監管；效率效應；實證檢驗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9-0093-05

巴塞爾協議III的核心是加強銀行資本數量和質量監管。對資本充足率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商業銀行一級資本要求從4%提高到6%，核心一級資本從2%提高到4.5%，此外，留存緩沖資本要求2.5%，逆周期資本為0%～2.5%，系統重要性銀行還要額外附加資本。在資本充足率要求提高的背景下，商業銀行盈利行為反應如何？盈利能力將有何種變化？如何提高銀行經營效率？本文定義銀行的盈利能力為銀行的經營效率，資本監管對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結果定義為資本監管的效率效應。利用16家上市銀行2008—2011年度的面板數據，研究了中國上市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的效率效應，初步探討并回答了上述問題。

一、文獻綜述

Haslem（1969）利用美國1963—1964年12家聯邦儲備地區商業銀行數據，分析了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因素，認為資本資產比率（資本/資產）、資本/總存款、貸款收益率、資產收益率、貸款凈損失/貸款量等8個變量對銀行盈利能力影響最大。Berger（1995）認為較高的資本充足率是銀行管理層對銀行未來看好的信號，另一方面，資本增加降低了銀行喪失清償能力的可能。

Ganesan（2001）分析了印度銀行業盈利能力，發現銀行設立成本與長期盈利能力正相關，與短期盈利能力負相關。董適平（2000）年對日本銀行業1968—1996年資本比率與銀行資本收益率進行了格蘭杰因果檢驗，也發現銀行資本比率與盈利能力正相關。其對智利1985—1996年銀行業資本比例與資本收益率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但是，Williams（2003）利用大利亞1989—1993年外資銀行面板數據，沒有發現外資銀行盈利能力與資本水平的相關性。

王亞雄（2002）運用主成分析法研究了中國10家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認為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高于國有商業銀行。李紅坤（2008）研究了30家銀行的數據樣本，通過曲線擬合選擇最優擬合函數關系，得出了資本充足率（CAR）與資本收益率（ROE）之間存在三次多項式關系。存在CAR的最優值，在最優值之前，ROE與CAR呈正相關關系，超過最優值之后，呈負相關關系。

二、中國銀行業基本情況分析

（一）資本充足率提高，實現了銀行業全面達標的監管目標。

據統計， ① 2003年，中國銀行資本充足率達到8%最低資本要求的銀行僅有8家，達標銀行總資產占全部銀行業總資產的0.6%，而到2011年實現了390家商業銀行全部達標的監管目標，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問題已將全面解決。行業平均資本充足率從2007年的8%，提高到2011年的12.7%，并在2012年年中達到了12.9%，已經在整體上達到并超過了巴塞爾協議Ⅲ的資本監管標準（見下頁圖1）。

（二）盈利規模增加，盈利能力提高

從銀行業稅前利潤來看，2003年銀行業稅前利潤322.8億元，2011年末達到了12 518.7億元，增長了28.8倍，同期總資產增長了285%，說明銀行盈利規模的增長主要來源于規模因素的增長。盈利能力的提高，為銀行資本金的補充提供了內生性融資來源。從銀行業平均ROA和ROE盈利能力指標來看。2007年銀行平均ROA為0.9%，2011年末平均ROA達到了1.2%；同期ROE則由16.7%，提高到了19.2%，提高了15%（見下頁圖2）。

（三）上市銀行凈利潤增長較快

2006—2011年16家上市銀行凈利潤總額從6 537.7億元，增加到22 338.3億元，增長了242%。但是，從盈利增長率來看，區域性銀行利潤增長率高于股份制商業銀行，也高于大型商業銀行，體現了資產規模與利潤增長率的反向關系。

（四）上市銀行資本回報率有升有降

2006—2011年上市銀行ROE整體來看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動趨勢，2006—2008年以前，上市公司平均ROE從26.61%，提高到31.72%；2009—2011年期間上市公司平均ROE為17.25%、17.17%和18.5%。從銀行類型來看，大型商業銀行ROE呈逐年提高趨勢，股份制銀行和區域性銀行資本回報率的變動差異性較大。

（五）上市銀行凈利潤增長率呈M型走勢

2007年銀行盈利凈利潤增長率達到頂點，之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凈利潤增速下降，2009年達到底部。個別銀行同比增速為-13.5%，2010年盈利能力開始恢復，2011年增速再次下滑，整體走勢呈M型。

三、模型的建立與說明

（一）模型的構建

資本水平和經營效率之間存在同時決定的關系，模型設計應當反映這一內在協同關系。我們參照Shrieves and Dahl（1992） 創立的局部調整的聯立方程組模型，建立資本監管與經營效率的聯立方程組模型，如函數式（1）和（2）所示：

以上表明，銀行在t時期的資本和經營效率變動分別是銀行當期資本和效率的目標水平，滯后一期的資本和效率水平，以及外部沖擊因素的函數。但是，銀行當期的資本和效率水平無法直接觀察，根據Haslem（1969）、Ganesan（2001）、董適平（2000）等研究，可以分別表示為貸款利率、資產規模、存貸比、監管壓力等變量的函數。如前所述，聯立方程模型中內生變量ΔCAPj，t和ΔROAj，t也分別作為解釋變量。

為驗證上市銀行與非上市銀行資本監管的激勵效應的差異，本文通過加入啞變量的方式，檢驗兩類銀行風險行為的差異，本文假定：

DUM=1 上市銀行

0 非上市銀行

（二）變量選擇與說明

資本充足水平。本文擬采資本充足率（CAR），在資本方程中作為被解釋變量。

收益水平（ROA）。本文采用資產收益率指標（ROA）代表效率水平，在效率方程中作為被解釋變量。

風險指標（RISK）。本文采用了不良貸款率指標。不良貸款率影響銀行貸款撥備水平，從而影響銀行的贏利水平。

資產規模（SIZE）。一般認為，資產規模越大，更容易多元化的配置資產，實現風險的分散化。本文選用總資產指標，計量時取自然對數。

貸款利率（R）。取人民銀行公布的1年期法定貸款利率，如果遇貸款利率調整，按加權計算年度平均貸款利率。

資本壓力（PR）。資本壓力指銀行實際資本充足率與監管標準之間的差距。本文選用銀行實際資本充足率與監管當局公布的年度行業平均資本充足率的差額，作為該指標變量，并采用滯后一期PRt-1。

GDP指標。宏觀經濟環境對銀行的收益和資本有實質影響，銀行的經營業績和資本水平也具有順周期性，本文采用GDP增長率表示宏觀經濟環境。

資本和風險滯后項。銀行根據上一期資本充足情況及風險水平調整下一期的行為，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了資本滯后項（CARt-1）和風險滯后項ROAt-1，考察銀行行為的調整。

（三）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127家銀行2008—2011年四年的面板數據為樣本，共計3 048個樣本點，將基本樣本數據分為兩類，一類是上市銀行數據樣本，共16家銀行，2008—2011年合計384個樣本點；另一類為非上市銀行數據樣本，共計111家銀行，共計3 664個數據樣本點。

本文數據來源于畢馬威2007—2011年《中國銀行業調查報告》，Wind萬德數據庫，各家上市銀行年報，部分銀行網站年報披露等。所有數據均來源于公開渠道，并經審計師審計，數據質量和真實性較高。

四、回歸結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Jacques and Nigro（1997）以及Aggarwal and Jacques（2001）使用的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運用Eviews6.0回歸結果如下：

（一）資本方程回歸結果分析

ROA在5%置信區間顯著，相關系數為-1.464，表示非上市銀行的收益率對資本充足率具有顯著的負相關影響，證明非上市銀行的盈利能力對資本充足率具有實質性的影響。

DUM*ROA不顯著，且相關系數為1.11。證明上市銀行資產收益率對資本充足率的影響并不明顯，這與非上市銀行有很大的差異，因為上市銀行資本補充更多依賴外部融資。

資本方程的擬合優度較好，R2達到了0.745，A-R2為0.741，D-W為1.626，各項參數控制良好。

（二）收益率方程回歸結果分析

R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表示貸款利率提高，銀行的盈利能力增強，這與直觀分析的結論一致。

CAR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015。證明非上市銀行資本充足率對其盈利能力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即資本充足率約束要求提高時，銀行的資產收益率降低，資本充足率約束下降時，銀行盈利能力增強。說明在資本監管提高的背景下，非上市銀行存在資本監管的負向的效率效應。

DUM*CAR不顯著，但相關系數為0.008。證明上市銀行的盈利能力對資本監管約束要求的變動不敏感，說明上市銀行資本監管的效率效應不顯著。這主要是因為上市銀行資本補充對盈利能力依賴程度較低的原因。

收益方程的擬合優度較好，R2達到了0.603，A-R2為0.598，D-W為2.139，不存在自相關，各項參數控制良好。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實證檢驗證明，非上市銀行資本約束提高可能產生負效率效應，而上市銀行的效率效應則不顯著。這主要是由于兩類銀行資本金補充的機制和渠道差異的原因造成的。上市銀行資本補充渠道更加多樣化，比如可以增發股份、配股融資，也可以方便地發行長期次級債券融資，而非上市銀行則資本金補充渠道相對狹窄，更加依賴內源性資本補充渠道，對資產的安全性要求更加高，為此，不得不犧牲更多的經營效率。

參考文獻：

[1] Shrieves， R.and D.Dahl（199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capital in commercial bank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6：

439-457.

第5篇：資本監管范文

關鍵詞：資本市場；監管；成效；體制

1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分析

中國現行金融市場監管體系的最突出特點就是分業監管。中國金融體系分別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監管。但在資本市場上就是多頭管理，政出多門。中央和地方各管—塊，不同品種證券的市場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種證券的—二級市場之間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現是：證監會是中央主管機構，地級人民銀行在市場監管上頗有影響，財政部、中央銀行介入市場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場所的管理上擁有很大的權利。

自我國資本市場建立以來，我國資本市場監管就伴隨著始終。但我國資本市場仍然危機四起，從20世紀90年代的股市異常波動，到現在上市公司頻頻發生造假事件，這表明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不到位，市場運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將有助于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發展。

1.1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機構

我國現行的資本市場監管體制可以說是集中型監管體制，在分業集中監管的基礎上，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實行適度的統一監管。

中國證監會是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證監會作為對證券業和證券市場進行監督管理的執行機構，監督檢查所歸口管理部門。由于中國人民銀行負責證券機構的審批，這意味著對于證券中介機構的監管權限在兩個部門被分割開來。

在1992年以后，人民銀行不再是證券市場的主管機關，但它仍然負責審批金融機構。這意味著證券機構在審批和經營管理上受人民銀行和證監會的雙重領導。中國人民銀行還負責管理債券交易、投資基金。

財政部負責國債的發行以及歸口管理注冊會計師和會計師事務所。

在我國資本市場監管體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區證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證監會一起管理滬、深證券交易所。其對證券市場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響其正常操作。

1.2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成效分析

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國資本市場監管所投入的成本與我國資本市場運行結果的分析，可以從我國資本市場效率與監管的角度來分析。市場監管能否有效糾正市場失靈，充分保證市場效率，關鍵在于監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監管制度是資本市場監管的基礎和效率的保障。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缺陷，特別是監管制度的缺陷導致市場失靈與監管失效的同時存在，成為轉軌過程中資本市場監管的基本現狀，對資本市場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

根據市場證券價格對信息反映的范圍不同，把市場劃分為弱型效率市場、半強型效率市場、強型效率市場。經濟學界對我國證券市場監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論進行實證分析和理論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對弱型效率市場、半強型效率市場進行研究。以往對我國資本市場弱型有效市場的實證檢驗有，俞喬（1994）對上海、深圳股票市場股價變動的隨機假設進行檢驗。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綜合股價指數的觀察值，通過對誤差項序列相關檢驗、游程檢驗和非參量性檢驗，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價變動是“隨機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兩地股市非有效性結論[1]。

半強型有效市場檢驗的有：楊朝軍等（1997）選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間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為樣本，對各家公司股價在公告前后的變化進行詳細地分析，以檢驗市場對送配信息的反應。結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經能夠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說明中國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開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達到半強式效率市場，而筆者在對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數進行實證分析也得出我國股市尚未達到半強式效率市場的結論。

2我國現行資本市場監管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2.1資本市場監管體制建設不完善，證監會效能不足

在中國資本市場管理體系中，除了多頭管理、政出多門以外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證監會的人員編制不足和缺少足夠權威，導致削弱實際監管效果。很顯然，在證監會和地方監管部門之間存在著重復監管的現象，而監管職責在證監會和人行之間的分割，又導致某些監管領域落入夾縫之中。而對于市場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針對證券商和機構投資者，事實上缺少監管。

2.1.1證券監管機構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不足

證監會在名義上是主管機關，但在國務院組成部門中只是附屬機構，只能起協調作用，監督的權利和效力無法充分發揮。

現階段市場已形成了以股票、債券為主的企業債券、基金、可轉化債券同時發展的直接融資工具體系。而從目前的監管機構分工來看，中國證監會主要監管股票、基金、可轉化債券；財政部主管國債的發行、兌付；中國人民銀行主管企業債券的發行。證券主管部門存在著多頭化，易產生整體監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體監管效率和證券各品種之間的協調配套發展。

2.1.2證監會地方辦事機構行政能力的獨立性受到制約

本地政府在本地區證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證監會派出機構，與地方政府有很深淵源，受地方政府干預的可能性很大。證券市場運行中屢屢發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國證券監管系統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國證監會的權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高一級的地方首長的干預，其獨立性受到很大制約。

2.1.3證監會權力制約不能有效輻射其全部管轄范圍

證監會權威性的不足與監管權力分散性是相聯系的，監管權力從橫向看分布于證監會、銀監會、財政部和國資委等機構之間，各部門之間的政策法規、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標亦有沖突之處，居高不下的協調成本大大降低了監督管理的效率。從縱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間，多家平行機構從不同側面，各個地方從不同范圍（地域）對資本市場進行監管，造成利益的沖突、責任的推卸、監管的盲點和監管力度的不平衡，影響了資本市場的統一性，造成某些領域事實上的無人監管。

2.2資本市場監管理論創新不夠，市場管理者不能有效進行理論建設

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理論研究主要還是局限在對資本市場現行問題的補救上。由于市場發展太快，政府監管部門忙于應付大量的日常事務性工作，沒有充分發揮機構投資者的中堅作用，證券市場的基本建設在某種程度上被忽略了，對資本市場結構、運行問題缺乏理論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不合理、風險預警體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問題。為了解決一些短期內凸現的緊急問題，往往采取不顧長遠的急救方法，雖暫時解決了問題，但是卻為今后的監管工作帶來了隱患，參考證券市場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看到幾乎所有國家的證券監管機構都有一個明確的行動宗旨和一系列行動細則組成的綱領性監管框架，這種框架是其監管部門長期行動的準則。在缺乏長遠規劃的情況下，監管上被動地長期處于救火狀態就是難免的。

2.3資本市場自律性監管不足，沒有充分發揮市場自律性監管機制功能

我國目前的自律組織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滬深兩地交易所自律組織；二是證券業協會。兩個層次在行業自律中都存在問題，首先是兩地交易所存在明顯的地方利益，其對市場交易的監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預，因而難以真正貫徹公平、公正的指導原則。其次是中國證券業協會作為一家行業性質的民間協會不能發揮自律作用，這與目前證券市場多頭管理格局有關。因此，證券市場發展至今，監管與自律仍然處于嚴重不平衡的狀態。

2.4資本市場監管法制建設不健全，市場主體法律意識不強

國家對于上市公司退市問題存在法律盲點，難以準確把握執法尺度。并且退市標準不統一，尺度難把握。對于證券監管部門的監督，主體不夠明確。由于現行法律對地方人大如何監督中央駐各地的管理部門沒有明確規定，省人大及人大財經委難以對駐各證管辦實施監督。實際上，《證券法》等于沒有明確對證券監管部門進行監管，以及應該由誰來監管。

3啟示及對策

通過對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現狀及問題分析，如何有效強化資本市場監管職能、提高資本市場運行效率，筆者認為應該做好以下幾點：

3.1構建資本市場監管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

及時發現有關宏觀經濟指標的異常反映并及時進行調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機發生的。這里的關鍵是要建立比較完善的靈敏的資本市場危機預警指標體系。

3.2強化資本市場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穩定一國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制度。強化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制度關鍵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動態監管機制，加強資本市場會計審計制度落實，規范上市公司組織結構，以此來消除利潤操縱行為的發生，加強對企業所募集資金使用和投向的監督。

3.3積極穩妥地推進股權分置改革

股權分置改革是完善資本市場監管體制的一個重要步驟，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直接體現了我國資本市場監管的作用機制是否合理，是關系到廣大投資者、上市公司、資本市場切身關系的一件大事。解決股權分置問題，是我國資本市場向國際市場靠攏，迎接WTO挑戰的迫切任務。

第6篇：資本監管范文

關鍵詞：新巴塞爾資本協議 三大支柱 風險監管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1988年公布的資本協議，曾被認為是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的“神圣條約?！比欢谶^去十幾年中，銀行防范風險的能力，監管部門的監管和市場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該協議對發達國家已越來越不適用。1996年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粗線條的新資本協議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詳細的新協議草案，各國商業銀行和監管當局對新協議草案提出許多的意見和建議，經過一年半時間，終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許多重要達成一致意見，委員劃于2003年第四季度確定新資本協議以便各國于2006年底實施新協議。在2003年至2006年間，銀行和監管當局將根據新協議的各項標準，建立和調整各項體系和程序。新協議一旦問世，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及有關國際金融組織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國際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必須認真研究新協議的影響。另一方面，借鑒國際上先進的金融經驗加強金融監管是我國金融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在形勢下，我國需要切實更新監管理念強化資本監管。本文擬通過對新資本協議的介紹從法律角度來初步探討其對我國銀行風險監管的影響。

一、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

銀行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20世紀80年代由于債務危機的影響，信用風險給國際銀行業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失，銀行普遍開始注重對信用風險的防范管理。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一套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與表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極大地影響了國際銀行監管與風險管理工作的進程。在近十幾年中，隨著巴塞爾委員會根據形勢變化推出相關標準，資本與風險緊密聯系的原則已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國際監管原則之一。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更加具有風險敏感性的新資本協議。新協議將風險擴大到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和利率風險，并提出“三個支柱”（最低資本規定、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要求資本監管更為準確的反映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進一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規定

新協議在第一支柱中考慮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1并為計量風險提供了幾種備選方案。關于信用風險的計量。新協議提出了兩種基本方法。第一種是標準法，第二種是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又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對于風險管理水平較低一些的銀行，新協議建議其采用標準法來計量風險，銀行資本充足率。根據標準法的要求，銀行將采用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來確定各項資產的信用風險權利。當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系統和信息披露達到一系列嚴格的標準后，銀行可采用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允許銀行使用自己測算的風險要素計算法定資本要求。其中，初級法僅允許銀行測算與每個借款人相關的違約概率，其他數值由監管部門提供，高級法則允許銀行測算其他必須的數值。類似的，在計量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方面，委員會也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方案以備選擇。

第7篇：資本監管范文

一、保險人的技術準備金必須充分、可信、客觀以及在不同保險人之間具有可比性。保險人的技術準備金必須能夠充分滿足履行對保單持有人承諾的各項義務。技術準備金應包括未償索賠、未來索賠、生效保單保證金等。

二、對那些沒有被技術準備金涵蓋的其他負債，也必須提取充分的準備金。監管機構應確保對所有負債的充分準備，這包括對第三方的義務以及所欠的有爭議的負債。

三、對資產的評估應當恰當、充分、可信和客觀。監管框架必須考慮資產評估所采用的會計基礎，應鼓勵使用謹慎性會計準則和慣例。

四、資本充足性和償付能力框架必須設定資本和負債的匹配要求。監管框架應當能夠充分反映出因保險人資產和負債的幣種、現金流期限和數量等不匹配而可能導致的風險損失。

五、確定資本要求是出于彌補因技術風險和其他風險所造成的損失的需要。保險公司必須擁有足夠的資本，用以彌補可能發生的未預見損失。如特殊技術風險，其他技術風險，經營風險，市場風險，投資風險等。

六、資本充足性和償付能力框架必須能夠對風險作出敏感反應。資本充足性和償付能力制度在整體上必須與保險人面對的風險相適應，而且應當確保無論這些風險發生怎樣的變化，保險公司的資本充足性和償付能力均能始終保持充足。

七、必須確定一個控制水準?？刂扑疁蕬敹ǖ米銐蚋?，以便在保險公司陷入困境的最初階段就可以進行干預，這樣可以增大監管機構干預行動奏效的可能性。

八、必須確定具體化的最低資本水準。

九、資本充足性和償付能力框架必須界定資本監管框架適當形式。監管框架應當對那些不能完全滿足資本充足性和償付能力要求標準的資本工具進行必要的限制。 十、資本充足性和償付能力框架必須由有效的風險管理系統作補充。該系統應當以完備的監測體系和內部控制制度作支持，而且必須涵蓋保險人所面臨的全部風險。

十一、資本充足性和償付能力監管框架中應考慮再保險安排的風險轉移的有效性和再保險人的安全性。

十二、資本充足性和償付能力框架應當有適當信息披露作支撐。對風險的適當披露可以促使和鼓勵保險人采用有效的風險管理政策和措施。

第8篇：資本監管范文

關鍵字：內部評級法 標準法 外部評級法 漸近單風險因子模型

資產證券化是指將能產生未來收益但缺乏流動性的資產出售給特殊目的載體，由其組成一個資產池，然后以資產池的收益為保證而發行新證券的一種融資手段。通常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包括：資產支持型證券、抵押支持證券、流動性便利、信用衍生工具等。

自上世紀70年代憑借規避資本監管、多樣化融資渠道和降低融資成本等優勢得以蓬勃發展后，資產證券化一度被認為是20世紀末最重要的金融創新。然而，正是由于其復雜性和高杠桿的特征，該產品在2007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因此成為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重點。巴塞爾委員會于2014年12月正式了《修訂的資產證券化框架》，作為巴塞爾Ⅲ框架的一部分。該文本是對巴塞爾Ⅱ框架信用風險中資產證券化部分和巴塞爾Ⅱ框架中資產證券化部分的替代和完善。

資產證券化的風險特征

監管資本是用來補償風險、吸收非預期損失的工具。風險特征不同，用來衡量風險和計算監管資本的方法也應有所區別。相比一般資產而言，資產證券化產品的信用風險特征存在以下兩點顯著的不同：一是資產證券化的信用風險取決于標的資產池的一攬子資產，而非單個資產；二是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具有分檔的結構特征，即從資產池中所得的現金流量用以支付至少兩個不同風險檔次的證券，而不同檔次證券的信用風險有所不同。因此，在巴塞爾協議框架下，資產證券化的資本計量采用了單獨的監管框架。

標的資產池的投資組合特征是導致資產證券化與一般資產信用風險計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投資組合的風險狀況本就不同于單個資產，而資產證券化的資產組合之間又存在相關性，層級劃分和觸發機制的設定都可能對未來的現金流產生改變，增加風險計量的復雜性。因此，在資產證券化的風險計量中，不得不將更多的風險因子和結構性特征考慮其中。

分檔的結構特征也導致資產證券化的信用風險與普通債權存在很大不同。從吸收損失的順序來看，次級資產證券化先吸收損失，且可能不會對優先級產生影響；從清償順序來看，具有較高層級的資產證券化優先受償；從集中度來看，較低層級的資產證券化風險相對集中。也正是由于這些結構化的安排，優先層級資產所面臨的風險可能并不是單一風險，而是一個基于多種因素的系統性結果。這也是為什么即使預期損失相同，一個評級為AAA級的資產證券化應計提的資本可能高于評級同為AAA級的企業債券。

資產證券化資本監管框架的演變

針對資產證券化監管在金融危機中暴露的不足，巴塞爾委員會對巴塞爾Ⅱ框架下的資產證券化資本計量方法展開了修訂。在巴塞爾Ⅱ的第一支柱中，對資產證券化的監管歸類在信用風險中，采用單獨的資本計量框架，資產證券化的資本計量方法包含一種標準法和兩種內部評級法；在2012年巴塞爾委員會的第一次征求意見稿（CP1）中，對巴塞爾Ⅱ中的方法進行了修訂和變形，形成了分屬于兩個框架下的五種方法；在2013年巴塞爾委員會的第二次征求意見稿（CP2）中，僅選用了CP1中變形后的三種方法，這三種方法在《修訂的資產證券化框架》最終稿中被沿用。

（一）巴塞爾Ⅱ中的資產證券化框架

巴塞爾Ⅱ資產證券化框架中的資本計量方法主要包括標準法（SA）和內部評級法（IRB）。其中，標準法類似信用風險標準法，即對不同評級的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和再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規定相應的風險權重；內部評級法又包括評級基礎法（Ratings-Based Approach，RBA）和監管公式法（Supervisory Formula Approach，SFA）兩種，此外巴塞爾委員會還提出內部評估法（Internal Assessment Approach，IAA）用于滿足要求的資產抵押商業票據（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ABCP）的資本計量。其中，RBA用于有外部評級或可以推斷評級的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該方法類似標準法，但風險權重的設計更為復雜；而SFA用于未評級且無法推斷評級的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先根據公式計算出證券化風險暴露所需的資本（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基礎資產證券化之前的內部評級法監管資本要求KIRB、該檔次的信用增級水平L、該檔次的厚度T、資產池風險暴露的有效數量N和資產池加權平均違約損失率），然后乘以12.5得出該風險暴露對應的風險加權資產。

（二）資產證券化框架第一輪征求意見稿（CP1）

1.巴塞爾Ⅱ資產證券化框架的不足

2007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風險暴露了巴塞爾Ⅱ資產證券化框架的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四點：

一是巴塞爾Ⅱ的資產證券化風險計量過度依賴外部評級，然而證券化過程和產品結構較為復雜，外部評級可能無法完全、準確地反映資產池的信用質量狀況，過度依賴有可能對投資者決策形成誤導，從而形成次級債務證券及其證券化產品的過度膨脹。

二是高評級風險暴露的權重過低而低評級風險暴露的權重過高。當資產池的信用質量發生惡化時，外部評級隨之大幅下降，導致風險權重快速上升，形成資本要求的懸崖效應（Cliff Effect），進一步惡化銀行抵御資產損失的能力。

三是資產證券化資本計提的風險敏感性較低，資本計量模型不能充分反映風險的變化。

四是風險權重過低，從而導致資產證券化風險的低估。RBA下各評級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風險權重，與信用風險標準法下同等級別未證券化資產風險暴露的風險權重相比較低，特別是對于高評級的資產證券化差異較大。這為銀行通過資產證券化規避資本監管、規避資本監管帶來了可能。

2.對巴塞爾Ⅱ資產證券化框架改革的修訂

針對這些不足，2009年7月，巴塞爾委員會了對巴塞爾Ⅱ資產證券化框架改革的修訂（巴塞爾Ⅱ.5），圍繞提高資本計提的風險敏感性分別對現有三大支柱進行了完善。其中第一支柱的修訂主要從再證券化風險權重、標準法下的風險權重、流動性的資本要求等七個方面展開。

2012年12月，巴塞爾委員會了《修訂的資產證券化框架》第一次征求意見稿，此次修訂主要是針對資產證券化的資本計提展開，內容更加全面，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提出兩種計算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方案；二是提高了高評級優質檔次證券的風險權重，降低了低評級檔次證券的風險權重，同時將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最低風險權重統一設置為20%；三是對于某些資產支持商業票據、提前攤還、合格流動性便利采取了特別處理。

CP1提出了計算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兩種方案，這兩種方案所采用的計量方法大多相同，但是方法的運用有所差異。

在方案一中，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調整的監管公式法（Modified Supervisory Formula Approach，MSFA）作為該方案的最高層級方法，MSFA是CP1中最為復雜的方法，是對巴塞爾ⅡSFA的改進，引入了期限等因素，提高了資本計提的審慎性。對于無法使用MSFA的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應根據監管當局的要求選擇使用修訂的評級法（Revised Ratings Based Approach，RRBA）或簡化的監管公式法（Simplified Supervisory Formula Approach，SSFA）。

方案二將高質量優先層級的資產證券化風險敞口進行了區分，對于該類風險暴露，RRBA和MSFA是其最高層級的資本計量方法，對于無法使用MSFA的銀行，在監管當局批準的情況下，也可以使用SSFA；對于非高質量優先層級資產證券化的風險暴露，方案二中要求基于KIRB的集中度比率（Concentration Ratio，CR）方法進行風險計量。其中，方案一和方案二中的RRBA不盡相同，方案二中的RRBA較為簡單，也更為接近巴塞爾Ⅱ中的RBA。此外，兩種方案都將底線集中度比率法（Backstop Concentration Ratio Approach，BCRA）作為最低層級的資本計量方法，適用于無法采用上述這些方法進行資本計量的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而且，兩套方案中均要求再資產證券化只能使用集中度比率計算其風險權重。如果銀行也無法采用BCRA進行資本計量，則應選用1250%的風險權重。

（三）資產證券化框架第二輪征求意見稿（CP2）

結合CP1的業界反饋意見，2014年1月，巴塞爾委員會了《修訂的資產證券化框架》第二次征求意見稿，將修訂重點集中在資本計量方案的設計和整體資本要求上，重點考慮了風險敏感性和簡單性的平衡。

CP2的修訂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將CP1提出的兩套方案簡化為一套，且只保留了CP1五種方法中的兩種，進而補充形成了CP2中的三種計量方法；二是適當降低了資本要求的下限，將所有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最低風險權重從20%降低至15%；三是實現方案簡化的同時提高了資本計提的風險敏感性，降低了對外部評級的依賴，在外部評級法中引入了到期期限、檔次厚度等新的風險驅動因子，提高了新方案的風險敏感性。

根據CP2設計的資產證券化資本計量框架，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將依次按照內部評級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A）、外部評級法（Ex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ERBA）和調整后的標準法（SA）進行資本計量。對于擁有充分信息計算KIRB的銀行，應使用IRBA計算資本；如果銀行無法計算資產池的KIRB，但滿足使用外部評級法的要求，則應用ERBA計算資本；否則，銀行將被要求使用SA計算資本；如果上述三類方法都不適用，銀行則應使用1250%的風險權重計提資本。對于再證券化風險暴露，巴塞爾委員會僅允許使用調整后的SA，而不再使用1250%的風險權重。

在方案設計方面，巴塞爾委員會將CP1中的兩套方案簡化為一套，且只保留了CP1五種方法中的兩種，即RRBA和 SSFA。在CP2中，CP1中的RRBA方法更名為新的外部評級法（ERBA）。同時，根據參數的不同對CP1中的SSFA進行了變形，形成了以內部評級資本要求KIRB為參數的新的內部評級法（IRBA）和以標準法資本要求KSA為參數的新的標準法（SA）。CP2中的IRBA和SA方法比CP1中的SSFA方法更為簡單，但同時保留了SSFA方法的風險敏感性。此外，CP2簡化了模型的定性要求，同意將現有用于計算KIRB的定性標準適用于IRBA，從而使CP2的資產證券化框架與信用風險框架中內部評級法更加趨于一致。

（四）資產證券化框架的最終版本

在CP2的基礎上，結合業界反饋的意見和定量測算結果，巴塞爾委員會繼續對資產證券化資本計量方法進行了校準和修訂，于2014年12月正式《修訂的資產證券化框架》，并將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缎抻喌馁Y產證券化框架》對巴塞爾Ⅱ資產證券化框架進行了系統的修訂，融入了巴塞爾Ⅱ.5的部分修訂，提出了三種新的風險計量方法，設立了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資本要求的上下限，并對風險轉移認定的要求、盡職調查的要求、應收賬款的特殊計量方法等內容進行了修訂和完善。

根據正式的《修訂的資產證券化框架》，資產證券化風險風險暴露的計量方法包括三種，依次為：內部評級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A）、外部評級法（Ex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ERBA）和標準法（Standardised Approach，SA）。與CP2中類似，內部評級法層級最高，對于使用內部評級法計算標的資產監管資本要求的銀行，應使用內部評級法計算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監管資本要求；外部評級法層級次之，如果銀行未使用內部評級法計算標的資產的監管資本要求，但資產滿足使用外部評級法要求，則應用外部評級法計算其監管資本要求；如果內部評級法和外部評級法均不適用，銀行應使用標準法計算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監管資本要求。如果上述三類方法都不適用，銀行應使用1250%的風險權重計提資本。對于再證券化風險暴露，巴塞爾委員會僅允許使用調整后的標準法，而不再使用1250%的風險權重。

1.內部評級法

在內部評級法下，資產證券化風險權重的計算分為三種情況：一是當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檔次分離點D值小于或等于K_IRB時，風險權重等于1250%；二是當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檔次起始點A值大于或等于K_IRB時，風險權重為K_（SSFA（K_IRB））與12.5的乘積（寫作百分比形式）；三是當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檔次起始點A值小于K_IRB，而檔次分離點D值大于K_IRB時，內部評級法的風險權重計算方法如下：

其中，D和A分別表示該檔次證券化資產信用損失的分離點值和起始點值；K_IRB表示資產池中資產沒有被證券化情況下使用內部評級法計算的資本要求比例，等于使用內部評級法計算的標的資產所需的監管資本與標的資產風險暴露的比例；K_（SSFA（K_IRB））則表示內部評級法下每單位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資本要求，是K_IRB、檔次分離點D、檔次起始點A以及監管因子p的函數。

監管因子p的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0.3為監管因子p的基準值；N為基礎資產池所包含的資產個數；LGD為基礎資產池加權平均風險暴露違約損失率；M_T為該檔次的期限；參數A、B、C、D、E則由巴塞爾委員會設定。

2.外部評級法

外部評級法的風險權重與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評級結果（短期和長期）、風險暴露的質量（優質和非優質）、期限（1年、5年）和檔次的厚度相關，具體風險權重由巴塞爾委員會直接給出。檔次期限在1年和5年之間的，將使用線性插值法計算權重。為了考慮檔次厚度，銀行應使用下面的公式計算非優質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風險權重：

風險權重=期限調整后的風險權重×[1-min（T，50%） ] （3）

其中，T表示檔次的厚度，等于該檔次分離點D值減去檔次結合點A值。

3.標準法

標準法的風險權重計算方法與內部評級法相同，只是其參數有所不同。在標準法下，風險權重的設定同樣分為三種情況：一是當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檔次分離點D值小于或等于K_A時，風險權重等于1250%；二是當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檔次起始點A值大于K_A時，風險權重是K_SSFA與12.5的乘積（寫作百分比形式）；三是當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檔次起始點A值小于K_A，而D值大于K_A時，風險權重將根據如下公式計算：

其中，K_SA表示資產池中資產沒有被證券化情況下使用標準法計算的加權平均資本要求，由巴塞爾Ⅱ信用風險框架下標準法的風險加權資產乘以8%得出；w為證券化標的資產池中違約風險暴露與總風險暴露的比率；K_SSFA表示標準法下每單位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資本要求，是K_A、檔次分離點D、檔次起始點A以及監管因子p的函數，但是在標準法下監管因子p設為1。

此外，《修訂的資產證券化框架》明確了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風險權重上下限要求，除再證券化風險暴露外，所有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風險權重均不得低于15%，與此同時，經過證券化后資產的資本要求不應高于未經證券化的原始資產按照相同方法計算得出的資本要求。

對資產證券化風險計量框架演變的評價

從資產證券化資本計量框架的演變不難看出，巴塞爾委員會始終在提高風險敏感性、增強簡單性和可比性之間尋找平衡。

（一）簡化結構

相比CP1中的資產證券化資本計量方法，修訂后的資產證券化框架充分體現了巴塞爾委員會對簡單性的追求。

首先表現在計量方案的簡化，在CP1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方案，在每個方案下都存在四五種不同的計量方法；而在《修訂的資產證券化框架》最終文本中，僅設計了一種方案，保留了資本計量的三種方法。

其次表現在模型方法的簡化，CP1中提出了MSFA，但是由于該模型過于復雜，在提出后遭到了大部分業界人士的反對。因此，經過慎重的考慮，巴塞爾委員會放棄了該模型，轉而選擇了較為簡單的SSFA作為替代。同時，為了在保持簡單性的同時不放棄對風險敏感性的追求，巴塞爾委員會在模型中引入監管調整因子p，對銀行直接持有的潛在風險暴露與所有證券化層級的差異進行了區分。

（二）提高風險敏感性

《修訂的資產證券化框架》大大提高了外部評級法的風險敏感性。在資產證券化資本計量框架中，外部評級法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降低銀行數據收集和計算的復雜性，但會以喪失部分風險敏感性為代價。在此次修訂中，巴塞爾委員會將提高風險敏感性作為外部評級法修訂的重點。

巴塞爾Ⅰ的外部評級法僅依賴于該層級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外部評級，而不考慮資產證券化的風險暴露是否為優先層級，標的資產池是否是顆粒狀（包含的有效貸款個數大于或等于6個）的。此次對ERBA的修訂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考慮：首先，考慮到危機中不少評級為AAA的優先級資產證券化產品出現損失，監管者認為當前對其風險權重的設計過低；其次，當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風險評級低于投資級別時，風險權重設為1250%，危機中評級被調低后所面臨的風險權重懸崖效應，加大了銀行強行清算或進行監管套利的逆向激勵；最后，除了評級之外，外部評級法并未引入其他可能對資產證券化所暴露風險產生實質性影響的因素，如期限和層級厚度等。

ERBA對RBA的修訂主要表現在風險敏感性的提高方面。首先，影響ERBA風險權重的因素從僅包含外部評級拓展至四個因素。在外部評級的基礎上，ERBA引入了期限因素，對優先層級和非優先層級進行了區分，同時在非優先層級的風險暴露中引入了厚度因素。在對風險相關性的處理上，ERBA調高了系統性風險因子的相關系數。Peretyatkin-Perraudin （2004）和Perraudin （2006）的研究表明，RBA假設的證券化資產系統性風險因子相關性遠遠低于銀行直接持有時的系統性風險因子相關性，這就意味著當證券化資產池足夠分散時，根據RBA計提的資本可能很少。在用來校準ERBA的MSFA模型中，將證券化資產的系統性風險因子相關系數調整為銀行直接持有資產的系統性風險因子相關系數，即假設該相關系數為100%。此外，外部評級法的準確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評級的準確性，危機后外部評級方法和規則的調整也將提升該方法的有效性。

即使是資產證券化的新SA也是基于模型的方法，具有較高的風險敏感性。《修訂的資產證券化框架》最終文本中的IRBA和SA都來自于相同的SSFA模型，其原理是對所有的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及相應層級的資本要求進行平均加權。除了相關參數設計有所差別外，SA實質上采用的就是模型的方法，單就模型設計的角度來說，SA的風險敏感性與IRBA相同。

（三）降低模型風險

巴塞爾Ⅱ的監管公式法（SFA）是基于Gordy Jones（2003）提出的漸近單風險因子模型（ASFR）設立的，也就是說，資本要求等于在一年期內、單一風險變量處在壓力情景下該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所面臨的損失。該模型的成立基于兩個假設條件：一是資產組合由很多的小資產構成，這些資產組合是分散；二是這些資產組合面臨單一的風險來源，即宏觀經濟狀況，且無法被分解。這意味著該資產組合的風險存在異質性，可以相互抵消。這些假設可能與現實情況差異較大，所以巴塞爾委員會對SFA模型進行了改進，在CP1中提出MSFA方法以降低SFA模型可能存在的模型風險。

修訂的監管公式法（MSFA）將依賴于潛在的期望損失（ES），采用逐日盯市（MtM）的框架設計監管資本，與巴塞爾Ⅱ中計量公司風險暴露的IRB更具有一致性。

第一，MSFA避免了一年到期假設的缺陷。對于期限長于一年的證券化產品來說，使用逐日盯市模型方法更適用于該類資產的風險度量。SFA包含一個隱含的假設，即對于給定的層級來說，除非更低層級的資產降為0，否則不會引發該層級的任何損失。在操作中，對于給定A點和D點的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來說，SFA假設期限對資本的影響僅體現在KIRB參數中，認為KIRB參數已經完全反映了資產池的逐日盯市風險。然而，這種忽略了逐日盯市風險的做法與IRB法并不一致。

第二，相比SFA使用的VaR方法，MSFA使用期望損失法對監管資本進行估計。與VaR模型不同，期望損失模型考察的是尾部損失的均值，而非單一分位點，即當損失超過VaR閾值時，可能產生的損失均值。從統計角度來說，期望損失（ES）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個一致風險測度。從實踐角度來說，采用尾部損失均值的度量，能夠避免基于VaR方法計算可能帶來的刀刃值。

第三，對于模型風險的處理不同。當前SFA模型中精度參數τ等于1000，MSFA關注的是資產池風險產生的真實過程。MSFA在不確定的損失優先權（ULP）模型中將精度參數τ設定為遠遠低于1000。

雖然巴塞爾委員會最終放棄了將MSFA作為資產證券化資本計量框架中的模型，但是目前框架下的IRBA、ERBA和SA均是依據MSFA模型進行校準的。在ERBA的模型校準中，對于資產池中各類資產對應的期限、違約概率（PD）、違約損失率（LGD）和資產價值相關性（AVC），構建基于預期損失率（EL）的信用評級模型，從而將基于該信用評級模型計算的參數，通過基于MSFA模型計算的資本要求對ERBA方法進行校準。

ERBA的校準分為三個步驟：首先，運用信用評級模型估計對于各類假設資產（優先層級與非優先層級，期限從1年到5年，非優先層級的厚度從0.1%到99%）所有評級（從AAA到CCC）的檔次起始點A和檔次分離點D；其次，對于每個假設的證券化資產，運用MSFA估計該風險暴露的資本要求；最后，運用非線性最小二乘法擬合包含ERBA參數的方程，使之與MSFA計算的資本要求相一致。不論對于優先級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還是對于非優先級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來說，R2都高達99%。

在SSFA的模型校準中，結果顯示，在均能使用MSFA和SSFA進行資本測算的326個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中，根據兩種方法測算得到的資本R2達到95.3%，擬合結果高度一致。

（四）提高方法之間的邏輯一致性

從模型設計來看，IRBA和新SA采用的均是簡化SSFA模型，只是模型的代入參數和監管調整因子p的設定有所不同。從風險的影響因子來看，即便是最為簡單的ERBA，也選擇了期限因子、檔次厚度等風險驅動因子，這些因子保證了ERBA與IRBA和新SA之間的內在一致性。從模型的校準來看，無論是IRBA、ERBA還是新SA，都是根據MSFA進行校準的，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模型結果的內在一致性。

整體來看，修訂后的資產證券化資本監管框架相較于巴塞爾Ⅱ中的相關內容有了大幅改善：增加了是否為優先層級、層級厚度及層級期限等風險驅動因子，提高了風險敏感性；降低了可能存在的模型風險，提高了監管的審慎性；統一了證券化資產與未證券化（直接持有）資產的模型假設，提升了方法的內在一致性；提供了復雜程度不同的三種計量方法，令框架更加簡單；通過相同的計量方法分別對三種資本計量方法進行校準，提高了模型的透明性和可比性。

然而，資產證券化的資本監管框架并非完美，主要表現為當前框架并沒有充分考慮資產證券化的結構差異，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結構簡單、透明的證券化資產面臨的風險可能較小。因此，巴塞爾委員會仍在就如何將簡單、透明、可比的資產證券化標準納入資本監管框架繼續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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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09）. “Enhancements to the Basel Ⅱ framework”， July.

[3]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2）. “Revisions to the Basel Securitisation Framework（Consultative Document）”， December.

[4]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3）. “Revisions to the Securitisation Framework（Consultative Document） ”， December.

[5]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4）. “Revisions to the Securitisation Framework”， December.

[6]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3）. “Working Paper 22 - Foundations of the Modified Supervisory Approach”， January.

[7]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3）. “Working Paper 23 - The Proposed Revised Ratings-Based Approach”， January.

第9篇：資本監管范文

關鍵詞：經濟衰退；銀行資本；順周期；優先股資本化

文章編號：1003-4625(2009)06-0008-05 中圖分類號：F831.5 文獻標識碼：A

一、前言

自巴塞爾協議實施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銀行資本的順周期性是商業銀行信貸親周期行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經濟繁榮階段，商業銀行傾向于減少銀行資本，發放更多的貸款，而在經濟衰退時候，商業銀行傾向于增加資本，收縮信貸。我們以經濟衰退為例解釋資本順周期變化的原因及其對信貸活動的影響。首先，銀行的盈利能力具有明顯的親周期性。在經濟蕭條期，客戶財務狀況惡化，償付能力下降，銀行將面臨貸款損失的突然增加，資本受到侵蝕，銀行盈利能力下降，并引發嚴格的信貸評審和總撥備覆蓋率的快速上升，進而導致信貸萎縮。其次，銀行資產質量與經濟周期平行。銀行貸款質量依賴于銀行的內部評級體系、外部評級結構及信貸風險模型，當經濟衰退時，客戶違約率(PD)和違約損失率(LCD)明顯上升，這導致采用“時點”法(PIT)的評級機構降低對客戶的評級，而且，擔保物的價值下跌使貸款損失準備和資本水平提高，這加劇了信貸活動的萎縮。再次，銀行外部籌集資本的能力與經濟周期平行，當經濟陷入衰退，整體經濟狀況不斷惡化，銀行積累的風險不斷暴露，這導致其從外部籌集資本的能力下降，或者必須支付更高的成本。最后，信息傳染導致銀行業資本選擇的羊群行為。當經濟開始顯現衰退的征兆時，大銀行由于在信息上的優勢，率先做出注入貨幣資本或通過降低風險資產而相應增加低風險資產增加資本，這將引起其他小銀行的競相模仿，從而導致銀行業資本充足率的順周期變化。新巴塞爾協議關于資本的監管則強化了信貸行為的順周期特征，并放大經濟沖擊，加劇金融脆弱，甚至觸發金融危機；而且，它會造成貨幣政策效果的非對稱性，緊縮的貨幣政策比擴張性貨幣政策更有效。因為，在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時，僅有“金融加速器”效應，而在貨幣政策緊縮時，除了存在“金融加速器”效應，還有“銀行資本加速器”效應，尤其是低資本水平銀行的比重較大的時候，貨幣政策的效果更不顯著。

次貸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陷入衰退，金融體系遭受重創，各國監管部門的干預集中在保持銀行的償付能力，即使是大量的資本注入也未能形成新增貸款，而是被銀行部門轉作其他用途，加之銀行資本的籌集壓力進一步加大。于是，支持信貸需要的新增銀行資本卻無法實質性增加，加劇了經濟的衰退。所以，研究經濟衰退階段緩解銀行資本順周期、增加信貸供給的有效機制就凸顯特別的現實意義。

二、銀行資本順周期效應的緩解機制：文獻綜述

對于大多數國家而言，銀行是最主要的金融中介，在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消除銀行資本的順周期效應的前提下，只能基于審慎監管框架的“安全與穩健”原則，采取更積極、主動的措施來應對周期性問題。筆者對國內外學者關于這方面的措施總結如下：

(一)加強以風險為基礎的反周期監管

Tarisa Watanagase(2004)指出，應建立在準確分析和判斷基礎上的以風險為基礎的監管，要求銀行監管者在經濟好的時候既不過度樂觀，在經濟壞的時候也不過度悲觀，并鼓勵銀行建立和不斷完善內部風險管理體系，增強其自身的風險管理能力，以此來削弱銀行體系的順周期性。Gordy and Howell(2006)則認為，監管當局可以根據經濟周期階段，采用向量自回歸原則(使用時間序列過濾器平滑每個銀行的監管資本要求)和反周期指數規則(對風險權重函數附加一個隨時間變化的乘數，經濟擴張時期乘數大于1，經濟衰退時期乘數小于1)兩種方法平滑風險權重函數的輸出值。由于PD、LGD和EAD作為風險權重函數的輸入變量，將直接決定貸款的風險權重。因此，多數學者認為，應該降低PD、LGD和EAD的周期性波動，相應的辦法是：采用跨周期評級法，用于計算資本要求的PD也應反映長期平均違約率；估計LGD的數據應覆蓋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方法上應采用違約加權長期平均損失率，以接近與PD較高時期的損失率；EAD應是長期違約加權均值，銀行應保守地確定估計值的誤差范圍，尤其是在估值不穩定時，應該使用經濟低迷時期的EAD。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還要求，監管當局應檢查銀行壓力測試的執行情況，直接運用壓力測試結果判斷銀行是否持有高于第一支柱計算的資本要求，確保資本水平能同時滿足第一支柱的資本要求和壓力測試反映的結果，以保證其持有足夠的資本以應付未來可能的市場沖擊，緩解由資本短缺引致的信貸收縮。

然而，對資本監管實施反周期調節，雖然有利于限制短期經濟周期效應，但長期內隨著不良資產的累積將加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而且，在技術上難以操作。所以，反周期監管也飽受非議，例如。Cordy and Howell(2006)就直言，跨周期評級法雖然有助于減少監管資本的周期性波動，但由于不同時期監管資本僅與經濟資本的變化弱相關，無法通過監管資本推斷經濟資本，導致市場參與者難以持續監督銀行，弱化了市場紀律。同時，由于該方法對市場狀況的風險敏感度低，不利于銀行進行積極的資產組合管理以及風險定價。

(二)積極、主動地使用審慎監管工具

1、超額資本要求的動態調整

這一工具的主旨在于，在經濟高漲期，銀行要持有比最低監管資本更多的資本；在經濟蕭條期，如果有必要，可以降低監管資本要求。Estrella(2004)指出，通過在經濟蕭條期設立“明智的最低資本要求”來削弱順周期性的影響。劉斌(2005)認為，法定的最低資本充足率只是對銀行的最低資本要求，不同的銀行應根據自身的風險狀況確定自己的最優資本充足率水平；監管當局制定的最低資本充足率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應從整個銀行業來考慮。孫天琦和張觀華(2008)則認為，最為切實可行的方案是要求兩種不同的資本比率：一是最低資本比率；二是最低目標資本比率，預先設

定高于最低資本要求的比率。在經濟高漲期，希望銀行遵守最低目標資本比率，在經濟蕭條期，監管部門要求銀行滿足最低資本比率。Valencia(2006)的研究結果表明，銀行保持超額資本以應對資本要求的波動，提供了自我保護；即使發生經濟衰退，甚至風險權重顯著上升，監管資本要求的信貸緊縮效應也非常有限。然而，Ayuso等人(2002)通過實證分析認為，超額資本水平與經濟周期負相關，超額資本不能完全吸收監管資本的周期性波動。Mario等人(2005)也認為，在經濟蕭條時期放松對銀行的資本要求，在經濟擴張期強化對銀行資本的要求，從而避免信貸和產出的過度波動是一種片面的分析，忽視了資本充足率政策對居民決策的影響。

2、增加對特定高風險資產或行業的信貸風險權重。

孫天琦和張觀華(2008)認為，在經濟高漲期，如果銀行監管者發現銀行貸款迅速向特定高風險行業聚集，其相應的的違約率(PD)、違約損失率(LGD)和風險暴露程度(EAD)都將明顯上升，那么即使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規定此類貸款的風險權重為100％，監管當局可以要求提升到更高，監管風險資本比率要求沒有發生變化，但是計算風險資產的方法發生了變化，導致銀行監管資本要求上升。

3、動態準備金制度

風險往往形成于經濟擴張時期，而顯現于經濟衰退時期。基于前瞻性原則設計的貸款損失準備金有助于平滑監管資本的周期性波動，抑制經濟上升期貸款的快速增長和避免衰退期貸款過度收縮。Fernandez等人(2000)的研究表明，動態準備金制度的引入，有助于校正風險管理中的市場失靈，即在經濟上升期低估風險，而在經濟低迷期高估風險；增強銀行管理層的風險意識，能夠在事前有效判別風險，降低了貸款損失準備的波動性，更好地匹配整個經濟周期內貸款組合的收入和支出，準確計量銀行利潤。Vinals(2005)也認為，動態準備金是緩解親經濟周期效應的最優選擇，其缺陷是會計處理方法與貸款損失準備金存在會計原則性分歧，也缺乏可操作性。西班牙于2000年開始實施動態準備金制度，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4、設定最大貸款對價值比率(抵押率)

孫天琦和張觀華(2008)認為，資產價格的突然上升蘊含著巨大風險，因為資產市場價值的迅速增長會導致借款者凈資產的上升，強化貸款的需求和供給，而且，并發的通貨膨脹會影響貸款的實際價值。因此，可以預先設定最大抵押率限制以價格波動性比較大的資產(尤其在經濟周期頂點資產價格會明顯被高估)為抵押提供貸款，香港和泰國在這方面有過成功的實踐。

(三)貨幣政策工具及其與監管部門的合作

王勝邦和陳穎(2008)認為，以“削峰填谷”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工具是應對過度波動的有效工具，有助于防范金融體系的穩定，并為解決周期性波動提供更大的活動空間。孫天琦和張觀華(2008)則認為，從理論層面講，采取貨幣政策來消除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造成的銀行貸款的周期性波動是可行的；如果僅僅關心短期效應，中央銀行應該在經濟蕭條期采取更加激進的貨幣政策，但實際的有效應用還存在困難，需要對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做全面實證分析，也需要中央銀行對銀行的財務狀況進行持續的監控。

制定確實可行的政策來削弱順周期影響。需要對宏觀經濟數據、銀行業的整體健康狀況、個別銀行的具體情況有深入了解。在監管職責不是由中央銀行承擔時，就需要中央銀行和監管當局之間的有效政策協調和信息交流，從而通過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和積極的審慎性監管工具來穩定宏觀經濟。威廉?懷特(2006)在闡述其新的宏觀金融穩定框架時指出，金融領域的利益相關機構應該在金融穩定問題上加強合作。當金融體系的穩健性正在不斷減弱，應首先考慮審慎監管；當金融體系仍然穩健，而債務人風險不斷增加時，應該首先考慮采用貨幣政策手段。

(四)評論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建立在三大支柱上，第一支柱是最低資本充足率，第二支柱是強制且明確的監管審查，第三支柱是市場紀律，即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第三支柱是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有效組成部分，它通過風險增加帶來的成本上升和相應的資金和資本可得性降低，使社會公眾能更好地約束銀行的活動。所以，第三支柱是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基礎，提高了兩者的可操作性。然而，上述緩解銀行資本順周期效應的機制除了其內在固有的缺陷外，都重在強調第一二支柱，而對第三支柱幾乎沒有涉及，甚至存在明顯弱化第三支柱的傾向。不可否認，目前市場紀律并沒有完全有效，這事實上導致或明或暗的國家擔保，并形成了道德風險。

本文在綜合考慮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三大支柱的基礎上，結合威廉?懷特提出的“新結構”，系統地描述在經濟衰退階段銀行資本監管的一種新框架――優先股資本化。

三、優先股資本化：一種新框架

威廉?懷特(2006；2008)認為，金融體系內在具有順周期性的特征，解決當前的全球性的經濟失衡問題，需要構建一個新的宏觀金融穩定框架；銀行資本順周期是信貸周期性波動的重要原因，在經濟衰退階段，支撐新增貸款所需要的銀行資本無法實質性增加，這將惡化經濟的發展；借款人自我籌集資本，可以解決資本的供給問題，也能夠監督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和風險控制。

(一)一般情形――不相關金融投資者提供資本

考慮某一典型銀行，假設：(1)在0時刻開始實施資產組合，風險權重為100％的加權風險貸款資產的總量為A，權重為0％的加權風險資產的總量為B，監管部門要求的一級資本一加權風險資產比率為x，相應的，存款負債為A，權益資本為B，且B=AX；(2)貸款利率由存款成本(r)、期望損失的準備金率(EL)和資本費用率(即資本的期望收益k)三部分組成，無風險收益率為rf；(3)貸款全部在0時刻以同一利率發放，1時刻到期，不存在操作費用、交易成本和稅收；(4)權益資本的持有者是純粹金融投資者，與借款人、存款人或國家無關，而且所有權益資本(包括留存收益)在1時刻全部歸還給投資者。若在1時刻貸款的實際損失率為AL，那么銀行在1時刻的現金流表示如下：

源自貸款的現金流：A(I＋r＋EL－AL＋k)

源自無風險資產的現金流：B(1＋r1)

源自存款的現金流：

－A(1＋r)－min(0，(A. X(1＋rf)＋A(EL－AL＋k)))

源自權益的現金流：

一max(0，(B(1＋rf)＋A(EL－AL＋k)))

從上述模型可以看出，隨機變量是貸款的實際損失率AL，它是由權益資本所有者承擔，由貸款的資本費用率k來補償。所以，支撐新貸款所需要的資本必須由純粹金融投資者提供，而存款由

國家提供擔保。另外，這種環境下，貸款的損失率是嚴重不透明的，僅能用資本費用率來補償，這致使銀行在經濟衰退階段中表現出尤其明顯的風險厭惡。

(二)優先股資本化――借款人提供資本

我們將上述的第四個假設改為支撐信貸資產的資本是銀行發行的永久性的、非累積性的和無投票權的優先股，而且，這些股份全部由在0時刻借款額為B的借款人購買。同時，假定優先股的最高分紅比率為無風險收益率rf，在1時刻貸款的實際損失率仍然為AL，那么1時刻的現金流可以表示如下：

源自貸款的現金流：A(1＋r＋EL-AL)

源自無風險資產的現金流：B(1＋rf)

源自存款的現金流：

－A(1＋r)min(0，(B(1＋rf＋A(EL－AL)))

源自優先股的現金流：

－max(0，(B(1＋rf)＋min(0，A(EL－AL))))

源自權益的現金流：-max(0，A(EL-AL))

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沒有貸款利率的構成中就沒有資本費用率k，原因是借款人通過持有優先股自己承擔了實際貸款損失。因此，借款人的風險與優先股相掛鉤，此時的貸款利率也較一般情形低。此時，銀行產生的自由現金流有普通股股東和優先股股東(借款人)分配，雖然借款人有優先權，但僅限于rf，剩余部分歸普通股股東。因此，優先股資本化是借款人自我籌集資本，它既不會攤薄普通股股東的利益，可避免兩者之間的利益沖突，也不會增加貸款風險(尤其是對同一貸款人)，同時也使銀行免費地吸收貸款損失，這完全符合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一級資本所定義的特征。

(三)基于優先股資本化的操作方式與信貸風險

一般情形下和優先股資本化的實際貸款損失率均為AL，但是后者是以優先股的價值和借款人的能力共同承擔償債義務。但是這面臨著一個問題，優先股價值的下降將直接或間接地增加貸款的期望損失，這將影響一級資本吸收貸款損失的功能。于是，優先股必須由借款人的股東購買，并假定優先股的處置價值在任何時刻都為零。但是，對借款人及其股東而言，仍然可以在其資產負債表中以優先股的實際價值記錄到流動資產項下。我們以借款人的特定項目(SP)為例，描述優先股資本化對借款人信貸風險與資本結構的影響。

在優先股的價值中，給定其買入價高于市場收益，借款人的瞬時損失可通過貸款的成本來補償。實際上，借款人的權益資本持有者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如推遲分紅，提高新權益資本的價值，那么在經濟衰退階段，即使借款人提高杠桿比率，銀行信貸資產的風險也不會實質性增加。

四、結論

一般情形下，銀行的風險對普通股股東而言，仍然存在相對不透明。經濟繁榮階段，一般情形下的銀行普通股股東的風險厭惡態度存在弱化趨勢，而且也是銀行高杠桿化的受益者，于是，他們缺少控制銀行風險的激勵；而銀行的人也規模性地存在低估信貸風險的激勵。作為借款人，其對銀行的償付能力不感興趣，倒是希冀銀行以盡可能低的成本提供最大風險的貸款。而在經濟衰退階段，銀行普通股股東和人都存在高估信貸風險，囿于資本的限制，緊縮信貸，借款人的需求往往得到不滿足。若采取優先股資本化的方式，信貸順周期的狀況將得到明顯改變。優先股作為承擔銀行純下降風險的資本，其不但為自身的貸款需求提供新的資本支撐，而且作為持有者的借款人也將直接影響銀行的信貸活動，緩解問題。因為當商業銀行資產組合中低質量貸款增加，其在經濟環境中就很難確保新的貸款業務。所以，這種負的反饋機制可約束銀行及其人的行為，遏止其通過不斷放松信貸條件以追求市場份額，這恰恰是該框架的獨特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