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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學理論論文范文

在威廉斯看來，文化問題的研究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文化并非是獨立的，它的發展始終受到物質生產方式的制約；二是文化絕不是由物質簡單派生出的從屬現象，它有自身獨特的結構與發展規律，文化生產也是一種社會的、物質的過程，它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生產是一種不斷制造和產出意義的過程（即文化生產是一種表意的實踐活動）。要準確把握文化的社會學性質，必須抓住以下環節：

1．構形（formation）。在文化問題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滿意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劃分以及他的反映論思想。威廉斯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劃分不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產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與影響，更忽視了文化生產在物質生產中的地位。如果說馬克思那個時代文化生產還沒有直接參與到經濟生產中去，這種劃分還有一定意義的話，那么，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生產已成為重要的經濟現象時，這種劃分的局限性就顯現出來了。另外，反映論總是把文化看成是社會物質過程的一種反映，這實際上否定了藝術活動自身的特質。在威廉斯看來，藝術活動的產物———藝術品，既是物質性的，又是想象性的。當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的唯物主義性質，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論成果充實這一理論。在他看來，要準確說明文化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性質，在文化理論中引入“構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構形事實上就是文化的一種能動創造，這種創造不僅表現在文化內容上，而且還表現在文化形式上。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他從藝術理論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來，“典型”具有兩種方式，一是作為“形象象征”或“符號象征”，二是作為某種具有重大意義的事物類別的表征性的實例。第二種方式在那里是經常被應用的，但第一種方式卻鮮有提及，它是被法蘭克福學派等西方提出并加以發展的。威廉斯認為，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十分重要，它對理解文化特別是藝術活動的獨特性起著關鍵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實際上是一種組織結構或塑造形式的過程，即“構形”。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以威廉斯對語言問題的分析作參照（在威廉斯看來，文化問題的研究離不開對語言的分析，只有準確理解了語言的實質，才能準確理解文化的實質與發展。因為，文化總是要借語言的形式存在與發展。換一個角度看，文化也是眾多符號之一，文化發展規律自然也要符合符號共性規律）。威廉斯認為，正是沃洛希諾夫的語言理論使語言問題的研究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沃洛希諾夫認為，語言符號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關，又跟符號系統的內在結構形式有關；但是符號既不等同于客觀對象及其所指示或表達的事物，又不完全取決于結構形式，而是結構形式與外部關系約定俗成的結果，是一種“接合表述”（articula－tion）。這種約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個人言語活動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威廉斯認為沃洛希諾夫語言理論的獨特貢獻就在于，“他是把整個語言問題放在那種總體的理論格局當中加以重新考慮的。這使他能夠把‘活動’（洪堡之后的那種唯心主義強調之所長）看做是社會活動；又把‘系統’（新的客觀主義語言學之所長）看做是與這種社會活動密切相關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們襲用的觀念那樣，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離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這些不同的傳統之所長；另一方面，他又逐個使它們顯露出相關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來，“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就是要發現文化是如何在不斷構成結構或模型中發展的。不過，對待這種文化構形，必須像沃洛希諾夫對待語言符號那樣，把它放在總體理論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這種文化構形對文化發展以及社會與個人發展的影響，更要看到個人活動與社關系的變化對這種文化構形發展的影響。

2．霸權（hegemony）。只了解文化的構形方法，對文化社會學研究來說顯然還不夠，必須進一步了解文化存在的樣態。對此，威廉斯采取了與一般把文化納入意識形態研究不同的思路與方法。在他那里，文化研究是不包括意識形態問題的，甚至文化處于意識形態之外；意識形態是指相對正規的、被清晰表達出來的關于意義、價值與信仰的體系，而文化則相對而言是指不那么正規的、不完整的關于意義、價值等的思想意識；意識形態影響的范圍比較狹窄，而文化影響的范圍則相對廣泛，它幾乎影響到人們生活的每個方面。他認為，人們在現實社會中存在著財產、能力、地位的不平等，由此導致文化的差異與權力關系。對這種差異與權力關系最好的解釋方式就是“霸權”。由于統治階級掌握著社會財富，在社會關系中處于統治地位，因而他們的文化必然在社會中處于霸權地位。不過，霸權不等于強權。他說：“葛蘭西對‘統治’（主導）和‘霸權’作出了某種區分。‘統治’體現為直接的政治方式，體現為緊急時期采用的直接或有效的高壓強制手段。而在更為通常的情況下，它卻是一種由許多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組成的復雜關聯體。至于‘霸權’（根據不同的解釋），則或是指這種關聯體，或是指作為這種關聯體必要成分的那些能動的社會力量和文化力量。”①由于文化滲透在人們生活的全過程，并隨著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因而想用一種精神力量統攝所有領域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威廉斯看來，霸權的影響力不完全在于強制人們接受，更在于通過自我確證讓人們自覺接受，并以此付諸行動從而實現人的社會化過程。因此，霸權不是一種統一的總體力量，不是一種系統或結構，而是一種由種種彼此分離甚至完全不同的意義、價值和實踐適當組合而構成的復合體。依賴這些從根本上體現特定經濟現實活生生意志（從廣義上講，即政治意志）的意義、價值與實踐，霸權就完成了組構文化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功能。由于現實生活是發展的，總會出現一些新的領域和新的因素，因而霸權也呈現為一種流動的過程。它隨著新領域與新因素的出現不斷發展自身，并在與對抗因素斗爭中修正自身。所以，威廉斯感嘆地說：“在復雜的社會中，文化分析最有趣又最困難的部分是試圖在霸權的那種能動的、構成性的但也是發生著變化的過程中把握霸權本身。”②3．主導文化、殘余文化與新興文化。有霸權自然就有對抗與斗爭。為了更好地說明霸權與對抗的關系，威廉斯提出主導、殘余與新興三個概念。威廉斯認為，在對文化霸權與對抗的關系分析中，首先必須考慮的是“時代”概念，這個“時代”可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等來表征，與此相對應的分別是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時代文化是對不同時代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社會整體的反映，體現的是一種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可以從總體上影響相應時代的文化特征。但由于時代文化過于抽象，若僅僅停留于此，就會失去對不同時代具體階段文化特征特別是對文化發展具體過程的把握。要想具體了解這一過程，就必須認真分析不同時期文化主導與殘余、新興的關系。所謂殘余，就是有效地形成于過去，但卻一直活躍在當前文化過程中的事物；它既是過去的某種因素，也是現在的有效因素。殘余在社會中存在，不僅因為它是作為傳統的組成部分對文化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威廉斯認為文化發展是離不開傳統的），更因為任何社會中總會存在一些用主導文化術語無法表達或確認的經驗、意義和價值，它們往往會保留殘余文化及相應術語。這就決定了殘余文化與主導文化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由于殘余文化涉及的都是主導文化無法涉獵的領域，在某種意義上它就取代了主導文化（至少在殘余文化涉及的領域是如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與主導文化存在對立關系。但主導文化對殘余文化這一特點十分清楚，它總會設法滲透或收編殘余文化。威廉斯認為，在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特別是當主導文化在某一特定時期存在明顯缺陷時，殘余文化的作用就會凸顯。人們會因為主導文化沒有很好解決，而殘余文化卻可以解釋某種現象，進而對主導文化產生質疑，并由此對殘余文化產生一定認同。盡管如此，威廉斯仍認為真正代表文化發展方向并對主導文化產生重大威脅的不可能是殘余文化，而是新興文化。威廉斯指出：“在任何一種現實的社會結構中（尤其是在這種社會的階級結構中）總是存在著某種適應于文化過程中那些要取代主導的或與主導對立的因素的社會基礎。在理論核心論述中，有對于這種基礎中的一類所作的精彩的闡發：某一新興階級形成了，新階級的意識覺醒了，并且就在這種形成和覺醒中，（通過現實的過程）新的文化構形因素（常常以不平衡的方式）興起了。由此可見，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這種興起在文化過程中顯得格外突出。”①不過，在威廉斯看來，僅看到新興文化的階級基礎還是不夠的，還要看到新興文化可能產生的社會領域。跟殘余文化類似，新興文化首先產生的領域往往是那些主導文化沒有涉獵或無法確認的領域。在威廉斯看來，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涉及人類生活的所有經驗領域，越是滲透力強的主導文化，問題會越多，暴露的矛盾會越尖銳。這樣反而刺激了新興文化的產生與發展。當然，新興文化的發展之路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但它最終會發展壯大并代替主導文化，成為未來社會的新主導文化。威廉斯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同其他時代一樣）里，新興文化實踐的客觀存在是不可否認的，它同客觀存在著的能動的殘余文化實踐一道，構成了未來的主導文化必要的復雜因素。”②

第2篇：社會學理論論文范文

20世紀以降，學者們堅持不懈、殫精竭慮地探索學習的有效模式，各種理論相繼登場。20世紀上半葉，行為主義學習觀占主導地位。行為主義基于巴甫洛夫的刺激反應理論認為通過加強刺激，反復強化，就能學會知識。以斯金納（skinner）為代表的語言學家認為學習就是在外界正反饋的刺激下，通過反復操練，逐步形成習慣，學習成功的關鍵是適時提供正反饋。但是由于這種學習理論過分強調死記硬背，忽略了有意義的學習，因而遭到質疑。20世紀60～70年代認知心理學興起，認知心理學家將人與計算機對比，認為“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人腦好比信息處理器，它將外界輸入轉化為攝入，作為陳述性知識存儲起來，再經過不斷練習，逐步轉化為程序性知識。其間學習者形成假設，通過外界反饋檢驗假設，修訂假設，使自身的語言體系不斷完善。學習的進步體現在大腦內部知識體系的變化，其學習過程呈現出普遍性的特征。”這種理論將學生視為個體的信息處理者，有將人的學習孤立化、簡單化的趨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將注意力轉移到社會因素對語言學習和發展的制約作用上來。以前蘇聯維果茨基（vygotsky）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社會文化理論。

1　社會文化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論和內化論。中介論認為人所特有的高級認知功能在低級生物性功能（如聽覺、嗅覺）的基礎上產生，以社會文化的產物——符號來中介個體和社會物質世界的關系。人是運用符號工具作為輔助手段來控制和重組低級生物心理過程（這種過程大部分屬于自動的對外界刺激的反射），這種控制使人區別于其他物種，是自覺而有意的，以間接地調節與他人、與自身、與世界的關系。本文由收集整理符號工具包括數字、計算系統、音樂、藝術成果、文學作品，尤其是語言。通過社會互動，語言符號才開始在行為中由外到內發揮心理工具的作用，也就是將自然的心理過程轉化為高級認知功能。

中介的一種形式是調節。調節分成物體調節、他人調節和自我調節。物體調節指個體直接受周圍環境的控制和影響；他人調節指兒童的思維和行動依靠成人的語言；自我調節指兒童能夠依靠自己的語言思維和行動。

在二語學習中，他人調節指學習者在老師、父母、同伴等的指導幫助下進行協作式交談的學習；自我調節指學習者具備了自主運用語言的能力。學習是從他人調節到自我調節的中介過程，依靠面對面的交流一起解決問題。

內化指社會成員把交際活動中的符號產物轉化成心理產物以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動的過程，是從社會關系或更具體說是社會相互作用逐漸向個人內心品質轉化的過程，并使個人掌控自己的大腦。維果茨基指出，內化過程是從人際活動的心理間平臺轉化成個體的心理內平臺的過程，　內化是通過模仿機制形成的，內化的關鍵在于人具備模仿他人有意識活動的能力。但這種模仿并非機械重復，而是受制于社會文化調節，只有當學習者積極參與社會交流或者在自我話語中創造性地模仿他人的話語時，語言輸入才起重要作用（lantolf　&　thorne，　2007：201）。

社會文化理論還有一些其他概念，比較重要的是最近發展區和搭架子。

最近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指“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發展水平在成人指導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最新研究表明，最近發展區可以：（1）在專家與新手之間的互動中，能力通過社會互動轉移給新手；（2）在新手與新手的互動之間，能力相當的同伴通過合作、討論得以構建（donato，　1994）。

最近發展區是由教育所創建生成的，兩種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也由教學動態來決定，且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最近發展區的向前發展就是學生學業的不斷進步。維果茨基認為“教育學不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昨天，而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明天為方向。只有這樣，教育學才能在教學過程中激起那些目前處于最近發展區的發展過程。繼而他發現，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不是著眼于學生現在已經完成的發展過程，而是要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

而搭架子指任何成人——兒童或專家——新手的協作的行為。兒童或新手還不能獨立運用某些知識和技能，但可以通過談話借助對方給予“搭架子”的幫助獲得期望的結果。兒童或學習者通過專家或較成熟者進行協作式交談，實現共同理解而最終獲得新的知識與技能。wood　等認為支架式幫助有以下六個特點：激化完成任務的興趣；簡化任務；維持任務目標的方向性；突出任務的關鍵特征，以及目前任務完成狀態和理想狀態之間的差距；控制解決問題過程中的挫折；提供示范。

2　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

在二語習得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有兩大學派：認知派和社會文化派，二者的語言觀、學習觀、研究對象和哲學傾向都不同。一般來說，通過分析事物對立面，更能認識事物本身。這也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這里談談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

在語言觀上，認知派認為語言是心理現象，由抽象規則組成，存在于個人大腦中；社會文化派則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與文化混為一談，無法分割，存在于人們的交際活動中。在學習觀上，認知派認為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學習者將輸入有選擇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識體系中，通過不斷輸出，逐步將陳述性知識轉化成程序性知識；社會文化派則認為學習是社會參與的結果，學習者運用語言參與社會交際活動，獲得語言和文化知識，轉而成為個人腦內活動的材料。在研究對象上，認知派主張二語習得研究的對象是第二語言的運用，而不是語言習得，語言的使用和語言習得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的焦點在于社會/互動因素

及其對語言使用產生的影響。認知派認為學習的最終狀態是學習者的語言水平達到目的語水平或者出現僵化現象；社會文化派認為語言學習沒有最終狀態，學習者永遠都處于學習狀態之中。在哲學傾向上，認知派主張現代派觀點，堅持人和社會環境互為獨立實體的二元論觀點，認為無論社會環境因素發生多大改變，二語習得終究是心理過程，語言學習所處的社會環境變化不會引起習得方式大的變化；社會文化派主張后現代派的觀點，認為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語言使用對二語習得起著根本性而不是輔的作用，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

3　社會文化理論對大學英語教學的指導

3.1　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

前述內化論認為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學習并不完全依靠學習者對語言知識的內化，批評認知框架下的二語習得研究忽視了社會文化環境對學習過程的影響，進而強調社會環境對語言學習的重要作用，強調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教育學生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從中吸取豐富的營養，加深自己對世界、對社會、對人生的理解。這對內化學生學習能力有益處，學生能夠更好地把握語句隱含的意思，領會作者的意圖，掌握語篇結構，真正學會英語，有效提高交際能力。

3.2　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

社會文化理論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在人類獨特的認知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把語言習得看作是將社會活動和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lantolf　&　thorne，　2006）。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我們要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在實踐中創造性地模仿地道的英語。只要我們指導學生多動腦筋，多下功夫，就會找到許多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比如到在本地召開的涉外商務洽談會、博覽會、體育比賽中做翻譯助理、志愿者，到外國人經常出入的場所兼職，主動找外國人交流，在網上和外國人聊天等等，方式多種多樣。

3.3　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

如前所述，維果茨基認為，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是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想方設法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對學生剛學到的英語知識和英語技能要趁熱打鐵，及時復習，及時運用。這樣，學到的東西才能過手，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為此，我們要認真分析哪些是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并據此制定及時循環，及時復習的計劃。這樣堅持下去，學生的能力一步一步穩固形成，學生英語綜合素質的提高就指日可待。

3.4　引導學生協作式學習

前述搭架子是通過協作實現共同理解而最終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能。這種協作可以是成熟者與學習者之間的，也可以是學習者之間的，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我們要注意與學生的協作，了解學生的學習目標、學習時間、學習習慣、學習態度、學習方法、學習困惑等等，也讓學生了解老師的教學風格、教學思路、教學安排，相互溝通，協作學習。我們也要鼓勵學生相互之間協作學習，互相請教，互相探討，順利地從他人調節過渡到自我調節。只有完成這一過渡，學生的英語學習才會更輕松，效果才更好。

第3篇：社會學理論論文范文

1.1社會營銷理念的提出與應用20世紀70年代，Kotler和Zalman首次提出社會營銷的理念，他們試圖將成功的商業營銷策略用于推廣對社會和公眾有益的觀點、態度和行為，并將這種理念稱為“社會營銷(socialmarket-ing)”。社會營銷通過使用市場營銷的原理與技術影響目標受眾，讓他們自愿地接受、拒絕、改變或放棄某種行為，從而促進個人、集體或社會整體利益。社會營銷將健康行為、健康服務理念看做“產品”，要想讓目標受眾接受這些產品，就必須以消費者為中心，圍繞他們的需要和想法開展營銷策略。社會營銷通過行為改變策略、營銷組合的運用等，影響受眾群體的觀念和行為，并通過受眾細分等方法，按照不同受眾群體對資源的需求合理配置資源，將有限的資源分配給最需要的群體。近幾十年來，社會營銷被社會學和心理學工作者成功地運用于一系列社會運動和公共健康活動，如促進母乳喂養，減少高脂肪食品的消費，控制吸煙，減少酒后駕車，預防艾滋病等。這些成功案例說明社會營銷是一種改變目標受眾行為的有效工具，也促使我們思考社會營銷理念應用于大學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可能性。大學生心理健康工作，也可以看作學校為學生提供的一種心理健康服務。這里我們將心理健康工作看作一個大的范疇，其中不僅包括個體和團體心理咨詢，也包括心理健康教育、朋輩輔導、心理健康知識宣傳普及等活動，以及其他可能開展的心理健康促進形式。如何充分利用現有的服務條件為學生提供最有幫助的服務，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問題。

1.2社會營銷理念和心理健康服務的共通性社會營銷與傳統的市場營銷的本質區別在于，社會營銷的價值導向是目標受眾的利益，而非營銷者的利益。所有社會營銷策略都是為了讓受眾最大限度地接受某種有益的觀念或行為。它和心理健康工作的方法和原則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些天然的聯系為社會營銷理念應用于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了契機。首先，前者的立足點是目標受眾的利益，而后者以學生的利益作為核心價值和工作導向，目的在于幫助學生解決心理困擾，獲得個人成長，達到心理健康。其次，兩者都尊重學生的獨特性。心理健康服務針對學生的不同需求為他們提供服務，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滿足每個個體獨特的需要。同樣，社會營銷要求服務提供者根據不同受眾對象的需要、價值觀、能力、興趣、文化背景等，制定相應的營銷策略，這樣才能激發受眾接受和保持期望行為的興趣，最終改變學生對心理健康服務的態度和行為。最后，兩者都遵循自愿原則。一般而言，學生是否接受心理健康服務、接受何種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務完全出于自愿。對于有必要接受咨詢但本身不愿求助的學生，不適于采用強制手段(除按照《精神衛生法》需實施非自愿住院醫療的精神疾病患者外)。社會營銷利用行為改變的原理和技術，通過轉變觀念，提升動機，最終改變行為，相比于法律、政策等強制手段，是一種更為溫和、更為人性化的行為改變方式。社會營銷理念與心理健康服務之間的上述共通性，為將其引入到大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奠定了基礎。

2社會營銷的工作原則

社會營銷是傳統的市場營銷理論和方法在一個新領域里的運用。在商業領域里所采用的市場營銷的原理和技巧，大多都可以運用于社會營銷。概括地說，社會營銷的工作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行為目標(behavioralgoals):社會營銷關注的基本問題是行為改變。為了使營銷計劃切實有效，營銷者要始終關注自己的策略能否影響目標受眾，以及怎樣影響。對受眾知識和態度的改變是通往切實的行為改變的手段之一，因此社會營銷可以和教育、宣傳工作相結合，以便發揮長期作用，使某種觀念、態度深入人心，但社會營銷更關注如何將觀念、態度轉化成行為。為了達到行為改變的目標，營銷者可以將最終目標劃分成一些易于實現的行為步驟，并根據不同的行為目標發展出相應的營銷策略。受眾細分(audiencesegmentation):社會營銷不提倡“為所有人做所有事”。根據受眾細分原則實施目標行動，來達到營銷目的，讓社會營銷者能利用有限的資源獲得最大限度的成功。受眾細分的過程是將龐大的異質性群體劃分成同質性相對較強的亞群體，劃分依據就是那些會影響他們對營銷策略的反應的特質，如年齡、性別等人口統計學變量，而更常用的劃分標準是受眾目前的行為、未來的計劃、改變的意愿、產品忠誠度，以及心理統計學特征，如生活方式、價值觀、人格特征等。這種將服務對象細分的方式，有利于根據不同亞群體的特點制定有針對性的營銷策略，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將資源有效地分配給最需要的群體。競爭分析(competitoranalysis):任何妨礙受眾群體產生目標行為的因素都可以看做競爭，具體通常指能滿足受眾群體需求的其他行為選擇或產品。社會營銷者必須了解自己的產品面臨哪些競爭，使自己的產品具有吸引力，比其他產品更能滿足受眾的需要。心理健康服務面臨的競爭通常是其他解決心理障礙的途徑，比如就心理咨詢而言，其面臨的競爭有求助于親友、自我心理調節等，每種途徑都能滿足大學生特定的心理需求，對解決問題也有一定幫助，營銷的關鍵是揭示其他方法不具備的心理咨詢的特有優勢。雖然在直接提供行為指導方面，心理咨詢不如求助親友，在降低污名和求助風險上，心理咨詢不如自我調節，但心理咨詢的優勢在于讓求助者獲得人格的成長，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獲得情緒的自我調節能力，這些作用是其他方法難以企及的。營銷組合(themarketingmix)的運用:營銷組合是指營銷策略實施的核心要素，這些要素主要包括產品(product)價格(price)地點(place)和推廣(promotion)，因而又被稱為4P營銷理論。從心理健康服務代價與獲益的角度理解4P理論，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提升學生參與心理健康活動的獲益(產品策略)，降低代價(價格策略)，確保服務可以方便的獲得(地點策略)，并以有說服力的方式向學生呈現以上信息(推廣策略)。

3社會營銷理念下心理健康工作的具體措施

3.1現狀和需求調查為了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健康服務，首先要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現狀和心理服務需求進行調查。社會營銷者認為，“不要急于向受眾強調意識、接受程度和知識，而是應該先搞清楚人們需要什么服務，想從服務中獲得什么益處，以及我們面對什么樣的障礙［16］。”細致全面的調查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宣傳和干預措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通過心理健康服務需求調查，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回答三個基本問題:學生心理健康和心理障礙的狀況如何?學生對心理健康服務需求的狀況如何?是什么因素阻礙或促進了學生利用心理健康服務?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幫助我們了解心理服務的潛在需求和資源配置的側重點，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便于針對學生的需要制定相應的干預形式和措施，對第三個問題則能為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健康宣傳提供依據。現階段國內心理健康工作者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服務需求的了解主要是憑主觀經驗，實證數據大部分來自已經接受咨詢的學生，樣本缺乏代表性，難以了解學生總體情況。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應盡量使調查對象能夠代表某范圍內的學生總體。如果大范圍的調查難以實施，則可以通過嚴格控制抽樣方法的小范圍調查結果推測總體。對心理服務的需求所包括的內容有:對心理健康服務的接納和認可程度;希望從心理健康服務中獲得的益處，需要的心理服務方式，如個別咨詢，心理健康課程，朋輩心理輔導，團體咨詢等。以上調查內容需要結合學生的人口學特征、心理障礙的特點等展開。綜合以上各因素，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將工作范圍內的學生總體拆分成同質性較高的亞群體，然后針對每個群體的特點進行宣傳和干預。

3.2有針對性的宣傳有時候，心理服務的潛在使用者并不清楚他們需要什么服務，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幫助，還可能拒絕幫助，這使得心理健康服務的宣傳工作至關重要。社會營銷理念下的宣傳不僅包括告知學生心理健康服務的存在以及獲得途徑，更應該告訴學生如何明智地利用有限的服務資源選擇適合自己的心理服務。基于現狀和需求調查結果，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根據亞群體的特點制定宣傳策略。例如，就心理咨詢服務的宣傳而言，有些學生并不了解咨詢如何工作，也不知道如何識別心理障礙，這時要重點宣傳有關心理健康的知識，如心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狀況的判別，心理咨詢的工作范圍、工作方式、有何作用等。有些學生對咨詢有基本了解，但因為對咨詢工作的水平缺乏信任而選擇不求助，這時強調咨詢的專業性和咨詢效果是宣傳的重點。有些學生本身已經有較高求助意愿，研究表明，對這樣的學生可以通過建構積極的求助網絡，強調平等人文的咨詢關系，嘗試提高他們作為咨詢當事人的自我效能，降低他們對咨詢風險的預期，來促進專業求助行為。

3.3層次化的心理健康干預心理健康狀況和服務需求的調查將學生細分為不同的亞群體后，層次化干預即針對這些亞群體的特點，給予不同強度、不同形式的干預。國外一些高校以心理障礙的性質和嚴重程度為劃分標準實施分級干預，其工作模式值得借鑒。例如，美國一些高校建立了心理咨詢分級制度，將學生的心理障礙劃分為不同級別，并給予相應的干預措施。日本大學的心理輔導由三級不同的心理援助構成，一級心理援助的服務對象是全體學生，援助的特征是預防性的，其目的是促進發展和適應環境;二級心理援助的服務對象是在學習、心理、社會和升學就業等方面出現問題的學生，援助的特征是預防和早期發現;三級援助服務的對象是有特別援助需求的學生，如那些有明顯心理問題的學生。由于每個學校的情況不同，并非每個學校都要開展相同的活動。鑒于國內高校普遍人手不足、資源有限，可以用面向大多數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學生的總體心理素質和健康水平，預防心理障礙的發生;開展有針對性的講座和知識普及解決學生的發展性問題;用團體輔導、朋輩輔導解決一般心理問題;對問題比較嚴重的學生提供個體心理咨詢和治療。要適時開展我國大學生心理咨詢的循證研究，提高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的規范性，克服當前普遍存在的干預實務工作的隨意性。循證心理咨詢會使接受心理健康服務的學生獲得有關咨詢目標、咨詢過程、咨詢時長等方面更多、更確切的信息，這將促使他們變得更加主動，從而有效增強來訪者的自我改變動機，同時降低阻抗發生的概率。循證心理咨詢也能幫助初級心理咨詢師更清晰咨詢目標與干預策略間的關系，即使具有豐富從業經驗的咨詢師，也能通過循證心理咨詢提供跨流派的、更為靈活的專業技術支持。

3.4層次化的分工和專業技能訓練針對大學生心理障礙性質和特點的層次化干預，需要心理健康工作者具備相應水平的專業技能。心理健康工作涉及的范圍和內容比較廣泛，為了保證服務的質量和專業性，不同的工作內容之間應該形成層次明確的分工體系。在美國、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很多高校，學校的心理健康工作注重多學科整合，形成了專職心理咨詢師、輔導員、專業輔助人員、教師、學生朋輩輔導員、社會工作者相結合的心理輔導網絡。現階段我國高校，普遍存在心理咨詢師兼任心理健康課程教師、思想政治教師(輔導員)兼任心理輔導老師的現象。工作內容的雜糅，使得心理健康工作者很難發展精深的專業技能，因此服務質量也難以保證。為了提高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專業素質，首先有必要厘清各個崗位主要針對哪個層次的心理健康問題，而后針對該層次心理健康問題所需的專業技能，對不同崗位的工作人員提供不同的培訓。例如，專職和兼職的心理咨詢師應該具備識別各種心理障礙的能力，心理咨詢，包括危機干預的知識和技術;根據服務對象和形式的不同，團體咨詢師和個體咨詢師，發展性咨詢和障礙性咨詢的技能培訓也各有側重;心理健康教師主要的工作是普及心理健康知識，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提升心理素質;而對于輔導員兼職心理咨詢工作，本身即存在專業能力薄弱、針對性減弱、角色定位模糊和管理模式限制等弊端，并不適于開展專業的心理咨詢，因此對輔導員的培訓重點可以放在有能力識別心理障礙的性質和嚴重程度，并及時轉介。

第4篇：社會學理論論文范文

語言學研究表明，語言學研究分為廣義語言學能和狹義語言學能。具體來說，狹義語言學能僅含遞歸特征，構成了人類語言獨特的語言學能；廣義語言學能包括感覺運動系統、概念意念系統，以及遞歸運算機制三個方面的內容。由此看來，廣義語言學能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更為全面地解釋來自語言之外的進化動因的可能。它表明，語言學研究只有以跨學科比較的視野，通過與生物學、心理學以及人類學聯袂，才有可能產生新的語言學理論，進而找出形成語言學能配置的進化推力。理論語言學的新發展，促使外語學科拓寬研究視野和范圍，進一步加強跨學科研究，擺脫傳統研究范式的羈絆。從廣義語言學能的視角出發，著重考察社會文化語境、學習策略等因素對語言學習者寫作行為的影響，加強二語寫作過程中非智力因素的研究，已成為探索外語學科發展的另一條成功之路，于是社會文化理論應運而生。社會文化理論是由蘇聯著名心理學家維果茨基首先提出的。他認為，意識的社會維度是根本的、第一性的，而意識的個人維度是派生的、第二性的。我們不是直接受到刺激反應的控制，而是依賴工具、符號來調節與他人、自我的關系。該理論提出的相關概念有社會中介、內化、最近發展區以及支架等，其中“中介”一詞是該理論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和掌握社會文化理論的關鍵所在。所謂“中介”，是指人“調節物質世界或個人世界與彼此的社會和心智活動”的過程［5］。中介的作用可以通過工具和符號兩種途徑來實現。借助工具，我們可以控制和調節外在行為；而語言符號的使用，可以幫助我們調節內在意識。工具和符號是長期以來由不斷積累的特定文化創造和發展起來的，又可以稱其為文化制品。通過使用工具和語言，我們在人類和世界之間建立一種間接的中介關系。根據社會文化理論，語言具有社會屬性，語言學習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它把社會活動和認知過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語言學習者通過與社會環境的互動，借助語言符號的中介作用不斷重構自己的心理結構。由此看來，語言學習過程就是連接社會語言和心理語言的支架，學習者則是在復雜的社會認知任務中的積極參與者。具體來講，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二語寫作習得過程，就是一個中介過程，二語寫作學習者運用中介資源在社會互動中學習寫作。

二、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的范式轉變

20世紀70年代以前，二語寫作僅僅被視為語言教學問題，教師關注的是寫作的成品，強調語法的正確性、詞匯拼寫的準確性、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二語寫作學習者主要是通過記憶和模仿等學習策略來提高寫作成績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認知理論的興起，人們開始從認知的視角審視二語寫作———寫作是一個不斷反復的過程，包括寫前計劃、草稿、修改、審校等。這一范式的轉換標志著從關注寫作成品到關注寫作者的個體認知行為的重大轉變。在認知理論框架下，寫作被視為一個“非線性的探索和生成過程，作者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發現并修正自己的觀點”［8］，其使用的策略包括規劃、翻譯、審查、監控、生成思路、組織、目標設定、評估、修改等［9］。然而，認知范式對于理解語境顯得太狹隘，它忽視了對社會、歷史、政治的語境的關照。于是一些學者建議在認知框架中添加更多元素［11］，認為學習策略的使用應該是認知與語境相互作用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受社會文化理論的影響，學者們開始質疑多年來占主導地位的認知理論。社會文化派學者認為，語言認知不僅僅是單純的語言能力，也不只是思維所具備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種社會能力。換言之，語言認知來源于我們所經歷的社會、文化和歷史方面的情境，所以學習（包括語言學習）是我們從環境所提供的體驗中去提煉知識的過程，而這種體驗本身具有社會屬性。在二語寫作學習中，學習者與環境、他人以及特定時間進行交互，而這種交互又是通過一定的中介工具（包括語言）來實現的。近年來，在社會文化理論的指導下，學者們開始把寫作視為社會行為、文化行為，強調語言習得過程的環境因素的影響和作用，凸顯認知與社會文化環境的辯證關系，在這一雙向互動的過程中，離不開中介工具的支撐和協助。具體來講，語言學習是個中介過程。針對二語寫作策略來說，學習者要充分利用中介資源，加速語言知識和技能的內化過程，進而提高二語寫作的產出能力。

三、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的二語寫作學習策略

迄今為止，從社會文化理論視角探討中國大學生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的研究明顯不足，而且，現有的研究成果只限于寫作學習者，特別是善學者使用了哪些學習策略［12］。Lei研究表明，英語寫作善學者在英語寫作活動中使用了中介手段來完成寫作交際活動，這些中介資源包括文化中介、規則中介、他人中介、角色中介等［13－14］。Gao從社會文化理論角度解讀中國學生在外語環境下和在目標語環境下使用學習策略的差異，進一步證實學習環境對學習者語言習得的重要性［15］。Liu也認為中國學生在外語環境下使用的學習策略與在目標語環境下學習策略的使用有明顯差異，學習者更多地使用社會策略，而較少使用記憶策略和補償策略［16］。從這些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學習者學習策略的運用與具體的社會環境、歷史環境以及文化環境密切相關［17］。學習策略對于寫作能力的提高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寫作研究從認知到社會文化理論的范式轉變，研究的重點已從認知轉到了語境。然而，目前有關社會文化理論的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研究大多屬于理論層面探討，如何應用社會文化理論在大學英語寫作教學中進一步指導和培養學生的寫作策略還在探索中，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鑒于此，寫作教師要善于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的寫作問題和不足之處，有針對性地提供寫作訓練，并對學生進行寫作策略指導，全面提高其二語寫作能力和水平。

（一）環境中介策略傳統的以認知理論為導向的二語寫作，只關注寫作過程和應試技巧；而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二語寫作強調社會和文化語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社會、文化語境，對于學生深刻理解寫作的本質以及提高學生的寫作策略和寫作能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事實上，學生在外語課堂中進行的二語寫作，缺少真實的寫作語境和大量的寫作實踐機會。作為一線二語寫作教師，我們應以社會文化理論為指導，整合課內外環境中介資源，對二語寫作學習者的學習過程、學習策略、社會文化環境等進行系統的研究和指導，創設有利于二語寫作能力提高的學習環境，為進一步提升英語寫作教學提供理論支撐和教學原則。課內的寫作環境中介資源是指多種多樣的寫作活動的組織和安排。教師可以嘗試“說寫互動”模式，例如在寫前活動中，教師可以組織學生進行全班或小組討論。Weissberg認為，課堂討論不僅有助于母語寫作者，而且有助于二語寫作者挖掘寫作主題，進行文字編碼，并進一步意識到寫作過程的方方面面［18］。顯而易見，討論在整個寫作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生在討論中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拓寬視野，理清思路。這種以討論帶寫作的寫前交互活動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克服寫前障礙，提高學生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也為后續的寫作過程奠定堅實的基礎。除此之外，“譯寫結合”也是值得嘗試的課堂活動模式，可以采用與漢英翻譯有關的互動方式，將寫作課與漢英翻譯課相融合。例如，在賞析名言警句或是經典段落時，可以引導學生先進行英漢翻譯，讓學生體會英漢語言的各自表達方式、特點以及差異。同時，教師還可以在講授英語句子合并技巧時與學生進行漢英句子翻譯的教學互動。課外的寫作環境中介資源主要是指對網絡資源的有效利用。根據寫作話題，教師要求學生課外搜集相關寫作素材。學生通過多聽英文材料（例如英語新聞、英語辯論、英語演講、英文電影、英語訪談等）知曉國內外大事、熱點問題，了解不同的聲音和看法，同時也強化了學生的語感，增加語言知識的積累，為寫作儲備必要的素材。另外，學生通過閱讀英文報刊、英文原著，不僅可以接觸到原汁原味的英語表達方式，熟悉英文的寫作結構、上下文的呼應、內容的連貫等，還可以學到如何用地道的英語表達自己的思想。總而言之，充分挖掘這些課內外的環境中介資源，為學生提供生態化二語寫作學習環境，讓學生的寫作學習與社會文化語境相結合，將聽、說、讀、譯與寫作形成良性互動，不僅有利于英語寫作教學，更有益于學生形成有效的英語寫作策略，實現寫作教學效益最大化。

（二）文化制品中介策略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第二語言習得是一個中介參與的過程。Lantolf把有關二語習得是一個中介過程的研究分成三類，即社會中介、文化制品中介以及個人中介。其中，文化制品中介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的文化制品。1．母語中介策略根據社會文化理論，語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鑒于教師和學生都是雙語者，他們在交流互動中可以同時使用兩種語言，具體選擇哪種語言取決于交流的目的和交流的效果。在二語學習活動中，學習者可以通過有意識地使用母語進行自我調控，不應該極力避免使用母語，而是應該把母語作為學好二語的一種策略，尤其是在二語發展初期，學習者還很難運用二語進行高級認知活動，此時，可用母語來協助學習者規范高級認知過程，提升其二語表達能力。鑒于母語在二語學習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體的二語寫作學習過程中，教師應引導學生適時適量地使用母語學習策略。例如，在預寫階段，從選題、構思的角度來看，漢語來得更直接，更容易，特別是學生在交流相互的看法和意見時，使用漢語明顯比英語更順暢，更易于表達觀點，使其更加專注于寫作內容本身，避免英語表達上的困難和障礙。同時，在反饋階段，可以適度發揮母語的中介作用。作為反饋過程中的一種中介策略，母語能夠起到促進溝通、提取信息、控制任務過程等作用，而且母語能夠幫助學生理解反饋的意義和價值，促進語言習得。因此，母語有助于排除語言障礙，拉近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距離，便于教師和學生的交流，使學生更專注于寫作文本本身，從而減輕學生的認知負擔。由此可見，只要學習者適時適量地使用母語，也能使母語在二語習得中發揮積極作用。2．網絡、圖書館等工具中介策略除了語言中介工具之外，像網絡、圖書館以及電子詞典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資源，特別是在英語寫作中它們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資源。Lei關于學生英語寫作中介策略使用情況的研究發現，善學者在英語寫作實踐過程中頻繁使用網絡資源和電子詞典，并達到了預期的寫作目標。給予我們的啟示是：要合理有效地利用這些中介資源，提高學生在應對不同寫作任務時采取適當的寫作策略的能力，以便使他們順利地完成寫作任務，進而達到交際的目的。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大學生英語寫作策略所使用的中介資源又可稱為支架，它分為兩種，一種是同伴或教師提供的交互式支架，另一種是工具式支架（如圖書館電子資源、在線語料庫、在線詞典等），這些都可以成為寫作教學中重要并且可以利用的學習資源。教師應鼓勵學生充分利用這些工具資源，整合多維度、多視角的寫作資源，拓寬寫作思路和視野，提高語言表達的準確度和得體性。與此同時，可以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和寫作水平，建立模擬的寫作訓練庫。寫作訓練庫包括選題的規范、寫作提綱的撰寫、段落的銜接、詞匯的選擇等。寫作訓練庫不僅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而且能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語料庫可以提供真實語言運用的典型實例，促使學生真正掌握詞語的用法以及搭配語境等諸方面的系統知識，并在實際運用中提高交際能力。學生還可以利用現存的網絡語料庫和美國英語語料庫進行寫作訓練。顧紀鑫等提議可以模仿國外的做法，建立網上寫作實驗室或網上寫作中心，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更多練習和指導寫作的途徑。總而言之，教師在寫作學習中介的設計和運用中，要充分發揮文化制品的多方面功能，最大限度地服務于學生的英語寫作學習，提高學生的寫作策略意識和寫作能力。

（三）共同體中介策略目前，對學習共同體的界定主要是從群體關系、社會組織的角度切入，凡是以社會協商的方法建構知識的團體都可稱為“學習共同體”，也可稱為“學習者共同體”［22］。在寫作活動中，當學習小組或班級通過寫作學習活動相互交往，形成一套共有的寫作學習的習慣，共同完成寫作學習目標的時候，“寫作學習共同體”隨即產生。寫作共同體的成員相互依賴，協作完成寫作任務，實現共同寫作目標。在進行寫作活動時，學習者不僅要完成自己的寫作任務，還要幫助完成小組的寫作任務。在共同體中，成員之間形成相互影響、互為依靠、共同提高的人際關系，最終促進所有成員的共同成長。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二語寫作不僅是個體的學習行為，而且是一種集體的社會實踐活動。在這一共同體的活動中，寫作者在與教師、同伴的循環交互中不斷修改和完善寫作文本，提高寫作文本的質量和二語寫作水平。教師的中介作用是提供“腳手架”的幫助，對學生的寫作過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指導。對于二語寫作學習來說，學生在完全真實的環境下學習寫作往往是不現實的，這就要求教師必須通過提供設計恰當的支架，為學生提供有針對性的具體的支持和幫助。其中最重要的支架就是評價工具。評價工具包括評分規則、寫作檔案袋、評估表等，教師要關注學生的整個學習過程，應該根據具體的寫作學習需求設計評價工具，并適時提供給學生，目的是讓學生了解評價標準，規范自己的寫作行為，調整自己的寫作學習過程，為自己的寫作學習承擔責任。同伴的中介作用主要體現在同伴反饋過程之中。研究發現，同伴反饋有利于培養學生寫作時的讀者意識，訓練學習者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促進學習者之間的合作學習能力、社會交互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學生在寫作過程中的意義協商以及多樣化寫作策略和技能的訓練等［23］。學生的寫作檔案袋是學習共同體中介策略的集中體現。學生寫作檔案袋通常是以一個文件夾的形式收藏每一位學生具有代表性的寫作作品和反思報告。它可以真實客觀地記錄學生的學習寫作的過程，展示每一位學生在學習寫作過程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進步。寫作檔案袋的評價由學生本人、同伴、教師共同參與。同伴互評模式既可以減輕教師的評改工作量，又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評判能力，增強學生對自己和他人學習的責任感，使學生獲得有價值的反饋，進而改進寫作教學。師生面對面交流是關鍵一步，教師檢查學生自評、同伴互評結果以及重新修改的文章，對學生取得的進步適時提出表揚和鼓勵，同時指出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通過師生面對面的交流，讓學生分析自己的寫作過程與現狀，看到自己的進步和不足，及時總結經驗和教訓，不斷進行自我反思；同時也幫助教師了解教學狀況，及時調整教學計劃，確定新的教學目標。

（四）規則中介策略規則中介策略包含修辭中介、評價標準中介以及時間中介等策略。修辭中介策略涉及從選詞、造句到謀篇等的策略，這些策略的習得主要是依靠教師的中介作用并在不斷的寫作實踐過程中內化完成的。以議論文為例，首先，學生應了解和掌握議論文的總體框架結構———論點、論據、結論，以及使用推理或演繹的方法謀篇成文。其次，在選詞方面，名詞的選用要明顯多于動詞，而且需要采用正式文體，避免口語化的詞匯。另外，在句子層面，復雜句的使用要遠遠超過簡單句，而且要使用適當的銜接手段，確保思想表達的邏輯性和流暢性。評價標準中介指的是如何使用統一的標準來評價一個好的文本。以“Whatisgoodwriting”為例，好的文本包括四個基本要素，統稱為4C，即簡潔（Con－cise）、可信（Credible）、清晰（Clear）、正確（Correct）。第一個C指的是論點明確，語言表達簡潔，文中的每一句話、每個細節都能支撐論點；第二個C意味著寫作者能夠提供足夠的論據，不能是空話、大話連篇，沒有實際內容；第三個C要求寫作者使用適當的銜接手段以達到語篇連貫流暢的效果；最后一個C要求文本格式正確，拼寫及標點符號準確，語法及詞匯使用準確無誤。總的來說，4C評價標準涵蓋了英語作文的基本要素———思想和內容、組織形式、選詞成句、寫作規范等。4C評分規則將籠統寬泛的作文評價變成了可以量化的科學指標，使本來屬于內在心理活動和隱性技能的寫作過程外顯化、程序化、策略化。

第5篇：社會學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合理化；價值理性；工具理性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是西方宗教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20世紀80年代其思想傳入中國。韋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會學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宗教社會學理論。受到所處時代的制約，他的社會學思想帶有明顯的“西方優勢論”特征。但他在討論資本主義的本質時，并沒有單一地從某一個層面來分析，而是通過考察文化與經濟、社會和宗教的關系來進行綜合分析。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探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問題。

一、韋伯對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分析

韋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會學家，他指出，資本主義在東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經出現過，但是唯獨在西方能夠得以保留和發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著自己“獨特的精神氣質”。而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來自西方國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會運行規則。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為合乎理性的進程。無論是從經濟、政治，還是從科技的層面來看，這種合乎理性的行為方式對推動社會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正是韋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實現社會“合理化”的原動力，只有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探尋它們與文化之間的深層聯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原因和歷程。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到了富蘭克林的一段演講，演講的核心思想是告誡青年人做生意時要誠信經營、生活上要量入為出、做人要謹慎誠實。韋伯認為，這段演講所闡述的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場的交易應當建立在這些美德之上。在韋伯看來，不能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而不擇手段。他認為追逐利益本身與資本主義并無關系。韋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樣的國家，利益都是人類無法抗拒的誘惑。理想的資本主義社會應當具備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勞動組織、以消費為指向的理易形式、家計與家庭的分離、理性的賬簿記賬形式。而在這些要素之上，必須有一個確定的經濟倫理，這個確定的經濟倫理實際上也就是在歷史和社會的影響下所產生的文化理論，它是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得以實現的基礎。富蘭克林給商業設置了一個倫理規范，實際上這種規范就是建立在宗教倫理基礎上的經濟倫理。當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形成的時候，人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變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壞、田園牧歌式的生產遭到瓦解、農民開始進城務工。在新的經濟環境下，人們無法再過悠然自得的生活，維持生計的本能讓他們走進了工廠。韋伯在調查之后指出，在工業化生產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態度單純并且創新不足。他們用消極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實業家，對商業回報缺乏信心。他們的文化背景使得他們無法在工廠中獲得技術職位，如此，他們在現代化的商業競爭中便明顯乏力。而通過從路德宗提出“天職觀”到加爾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義”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們心中逐漸成為一個全知全能的神。人們認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誰會成為上帝的寵兒。將“預定論”轉化成充滿入世精神的“天職觀”，有助于人們專注于世俗活動。人們努力增強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寵兒”的焦慮。人們相信，越是過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賞識。因此，人們熱心于鉆研，并且富有創造力。人們不僅創造了經濟效益，而且還展現了一種新的精神。人們不再認為“錢是罪惡的根源”，他們相信可以通過賺錢來體現自己的價值。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使韋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倫理。

二、韋伯“合理化”宗教社會學思想的建構

（一）宗教的“祛魅”過程

宗教改革終結了教會的黑暗統治，改變了宗教神秘化、儀式化的運行機制。“因信稱義”的教義讓宗教變得不再神秘莫測，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漸深入人心。人們認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儀式中感受上帝之外，還可以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感受上帝的榮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會拒絕在墳墓前出現宗教儀式的任何跡象，在埋葬至親至愛的人時他們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為的是杜絕迷信，消除那些通過巫魅和圣禮的力量獲得救贖的觀念”［1］103。韋伯將這一改革稱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來加爾文對宗教教義的顛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夠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價值，從而實現其得到上帝恩賜的愿望。由于和宗教實踐實現了個人化，宗教思想對人們日常行為的影響就化作了人們共同的文化修養，清教徒誠信、道德并且能夠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會發展進程中作用舉足輕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觀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推進到一個“合理”的階段，同時，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響著社會各個領域的理性化進程。“祛魅”的偉大之處在于其指引人們將信仰和理想最終都落實到了“勞動”上。對于新教徒而言，勞動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他們樂于從事的一項活動，勞動讓他們變得光榮。人們不再從復雜的宗教儀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勞動中與上帝進行交流。人們在勞動中找到樂趣，勞動使他們的心靈得到慰藉。勞動是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來自宗教的約束力使得人們忙而不累，這種“特殊的精神”推動資本主義實現了快速發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義

雖然路德等人并不將喚起“資本主義精神”作為其奮斗的目標，但是，在宗教改革的過程中，由于他們強調“因信得救”，并且將響應神的號召與從事世俗的職業在語言表達上進行統一，職業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這一意義［2］。“天職觀”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從事的使命，專心于自己的工作，恪盡職守，便有機會得到上帝的恩賜。但是路德并沒有將這一教義（即“天職觀”）引向“資本主義精神”，而僅僅是在“祛魅”后對人們的宗教生活進行指導。加爾文將與宗教事務相關的責任和儀式都與日常行為方式聯系起來，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對于新教徒而言，金錢不再是中世紀宗教強調的“罪惡的根源”，而是證明自身價值的證據，經濟上的成功能夠幫助他們確立“上帝的選民”這一身份。在社會生活中，這種宗教精神就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人們可以竭盡全力為自己爭取財富，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為了獲取金錢而不擇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須為上帝而辛勞致富，但不可為肉體和罪孽如此［1］164。財富可以讓上帝更加榮耀，但人們并不能因為擁有財富而過驕奢逸的生活，積累財富只是人們證明自己有資格做“上帝的選民”的途徑。在韋伯看來，這種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倫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過嚴格要求自己和艱苦奮斗，是能夠積累財富的。倡導入世精神讓人們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選民”這種焦慮感的途徑，人們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價值，從而將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數人成為自由勞動力，他們不為教會所控制，“天職觀”激勵著他們去追求財富。這種情況又為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韋伯實際上并不把科學和宗教視為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韋伯認為它們是分別在理智和情感這兩個領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決定理智，這種有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觀，他們嚴格遵守誠信和勤勞的原則，在“理智”的運用中立于不敗之地。

三、對于韋伯文化觀的評價

從前文的分析可知，韋伯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所闡述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倫理。由于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韋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學術界對于韋伯的思想向來褒貶不一。對于韋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對他，但是，你絕對不可以繞過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論。韋伯在對“祛魅”的闡釋中，不但指出了它對于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現的價值沖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過程。“祛魅”使宗教的價值開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復存在。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韋伯根據“目標”和“手段”的關系將人類有意義的行動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工具理性的，決定于對客體在環境中的表現和他人表現的預期，行動者會把這些預期作為“條件”或者“手段”，來實現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類是價值理性的，它決定于對某種包含在特定行為方式中的無條件的內在價值的自覺信仰，行動者只追求這種行為本身，而不去管具體的結果；第三類是情緒的，它決定于行動者具體的情感和情緒狀態；第四類是傳統的，它決定于行動者根深蒂固的習慣［4］。上述是韋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對人類有意義的行動所作的區分。前兩類主要涉及對社會的分析，后兩類主要涉及對個人行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本身就存在著矛盾，而當理性的社會制度凌駕于“價值理性”之上的時候，就會導致自由和意義的喪失。文化的“合理化”會讓原本統一的宗教世界觀變得雜亂，人們將自己的價值判斷作為行為準則。人們因為文化觀不同而相互爭辯，人們對各種行為的理解發生沖突，這最終導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們陷入一種官僚的、以目的為導向的行為方式，人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鐵籠”。因此，韋伯在《新教倫理》一書的結尾對西方文明作了悲觀的預測：“專家們失卻了靈魂，縱情聲色者丟掉了心肝；而這種空殼人還浮想著自己已達到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韋伯在探尋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時，并沒有從經濟理論出發，而是從文化和歷史因素入手，最終在器物和制度層面展開討論。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能夠在西方實現發展是因為西方有“特殊的氣質”，西方人的自律藝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軟實力。那么，為什么在亞洲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文明古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起來呢？韋伯指出，在中國，幾千年來儒學在規范人們的行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倫理價值不遜色于任何宗教教義。我們暫且不討論韋伯將儒學與宗教相提并論是否恰當，單就儒學的社會功用來看，它的主張的確被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作為行為準則。儒學所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規劃完全可以將社會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國人不關心形而上學，因而也就無法擺脫傳統的束縛［3］163，“價值理性”也就無法轉化為“工具理性”，由此導致了思維和現實之間的差距。例如，中國的數學研究雖然很早就已經涉及三角學領域，但后來卻因為相關知識沒有得到廣泛運用而出現衰退。中國的宗教不重視理論思辨，也缺乏對形而上學的關心，道教的“無為”和佛教的“輪回”把人們帶入了一個虛無的世界，“出世”精神導致中國的宗教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孫碩，劉晗．從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思想看資本主義發軔于西方的精神動力［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2）：39－41．

［3］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9．

第6篇：社會學理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體育人文社會學;范式;范式理論

一、引言

“范式”(paradigm)一詞首先由美國著名科技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其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其含義是指科學發展中的一種公認的模型、模式或體系。范式是指一般框架或視角,字面含義就是“看事情的出發點”,它提供了觀察生活方式和關于真實實體特性的一些假設。理論指用來解釋社會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統化的關聯性陳述。因此,理論賦予范式真實感和明確的意義。范式提供視角,理論則在于解釋所看到的東西。隨著“范式”一詞被廣泛地推廣和應用,它已經成為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學等多個研究領域的模型或模式的代名詞。而體育人文社會學作為體育學下設學科,是體育文化發展的理論基礎。那么,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發展過程中有沒有可資借鑒的模式或體系呢?或者說有沒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基于這樣的思考,本文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這個命題作為研究重點,以原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以及有關“范式”的框架體系為基礎,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基本理論和體系。

體育人文社會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分化以來,在體育體制改革、體育可持續發展、體育產業發展、體育發展戰略、競技體育舉國體制、奧運戰略、全民健身計劃實施等領域和問題的探討上取得了較高的研究成果。但是縱向比較來看:應用對策性研究,尤其是奧運經濟、文化、戰略等相關研究較多,基礎性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較少,特別是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自身的研究較為薄弱、零散,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基于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和理論范式的分析和思考,在對國內外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進行整理的基礎上,發現至今為止理論界尚無關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提法。于是,本文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作為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內容,希望通過吸收已有體育人文社會學過程中潛在的理論范式,找出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一般規律,規范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概念體系,在此基礎上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及體系,將范式理論引入到體育研究領域中所進行的具有一定總結性和開創性的研究,不僅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健康而深入的發展起到一定的規范和引導作用,并能夠拓寬相關學科的研究視野,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同時,在理論聯系實際的基礎上,又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理論范式概念在體育人文社會學中的解析

庫恩“范式”是一個科學技術哲學的術語,它是建立在對自然科學史廣泛考察和分析論證的基礎之上而提出,其內涵得到逐步演繹而明晰,同時,其結構日益明顯,要素日益明朗。這個“范式”概念對考察和分析自然科學史起著試金石的作用。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把從自然科學研究中催生的“范式”完全不變地移植到社會科學的研究,特別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有其不妥之處。因此,我們必須對庫恩“范式”進行改造,才能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

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征,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對庫恩的范式觀作了系統的考察,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并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像、模型及體系,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雖然范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庫恩的創見和獨到之處則在于范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并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因為他認為,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在實際的“圖像”“模型及體系”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別開來。庫恩的構造范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像”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筆者對本文分析和研究主要是運用范式作為一種理論的模式、體系來研究體育人文社會學發展理論體系的。

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建構的基本內容

(一)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

所謂觀念范式,它包括:某一學科的研究視角(PersPective)或出發點(Springboard),以及該學科現代化進程中研發人員所依據的理論基礎。觀念范式是整個范式結構中的基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應當解讀為:以體育人文社會學為研發對象的科研人員應當以科學世界觀和人生觀為基礎,以體育社會觀和體育人文觀為指導,以人文社會學和體育基礎理論為研究的基本理論來源去從事研究,并以體育領域中的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作為其研究的對象。因而,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層次應當包括:對基本概念的理解與界定以及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分析。

隨著我國體育事業的穩步發展,以體育教育、競技運動、娛樂健身,以及開展地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運動為代表的各項體育實踐活動蓬勃興起。與此同時,以體育運動為事業的社會政治運動和以體育運動為產業的經濟活動,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發展。在這一現實實踐基礎上,關于體育理論的探索和討論也不絕于耳,形成了一系列的體育理論。其中,完整闡述體育人文社會學的概念,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做出科學界定,不僅是體育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體育發展實踐的客觀要求。

體育人文社會學是在體育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兩個母學科基礎上發展建立起來的一門綜合性學科。盧元鎮在其所著《體育人文社會科學概論高級教程》一書中,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科學地界定為一門研究體育運動領域中各種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綜合性學科。

(二)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界定

雖然給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精確的界定有一定困難,筆者還是嘗試給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做一個大致的界定:所謂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是指在原有“范式”理論基礎之上,在系統論指導之下,借鑒現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運用多學科的語言論域為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提供多種視角和研究方法,在多元視角下審視、探究和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基石范疇和理論體系,為理論研究和學術爭鳴提供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系和交流對話的平臺。

(三)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解析

當代科學發展趨勢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迅速發展起來并走向科學的前沿,成為當代大科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人文社會學正是體育領域內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有機結合。社會科學主要是指對人類關系的學習和研究領域,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人口學等。而人文科學則是關于人類思想、文化、價值和精神表現的學科,包括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法學、藝術、音樂、舞蹈、戲劇、美術、哲學等。在英國,盡管有Humanit1es(人文科學)一詞,而是以精神科學(或人文科學)將其統攝和概括。在我們看來,這里的分歧,從根本上說根源于人類知識在其發展過程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復雜情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文社會現象的復雜性,以及人文社會問題研究的多樣性和綜合性。綜上所述,人文社會科學是以人文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因此,體育人文社會學是以體育領域內的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

(四)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規則范式

所謂規則范式,是指在觀念范式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被科學共同體所共識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該學科的學科定位。規則范式因學科不同而各有特點,同一學科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規則范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理論范式中最具有動態性質的一個層次。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規則范式包括: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及分析的工具或研究方法,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的基準點。具體可解釋為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學科屬性,及在相關學科體系中學科定位。

四、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特征及研究價值

(一)“范式”這一概念在庫恩哲學里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具有多種屬性和特征。而作為理論范式在體育人文社會學領域的具體一個分支,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既體現了理論范式的固有屬性又彰顯出體育學的獨特特征。

整體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結構性和整體性的特征。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理論范式系統是由觀念范式、規則范式、操作范式等要素構成的有層次有結構的有機整體,不單單是一堆雜亂的范式構件,這種結構性和整體性的特征正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科學性與系統性的表現。

穩定性和靈活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特征,穩定性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很強的堅韌性,有抵抗反常的能力;靈活性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由于范式的自我擴張功能,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必然會隨著體育實踐活動的發展而有所變化。

社會性和歷史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社會性和歷史性的特征,這是因為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探討必然處于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之中,離不開環境的影響,就必然使其具有一定的社會性,主要表現在受一定時代的生產和科學發展狀況、社會需要、社會心理和社會價值標準、哲學、宗教和社會制度,甚至一個民族的習慣和傳統等的影響。眾所周知,系統的演變具有不可逆性,不同的歷史時代有不同的科學認識共同體,這就使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歷史的烙印。

工具性和實踐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工具性和實踐性的特征,一門學科理論范式的構建與完善既是其學科發展的階段性總結,又為該學科在縱深層次、更寬領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導。這既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特征所在又是我們研究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價值所在。

(二)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研究價值,范式在具有精神工具作用的同時還具有實用工具的作用,不論其精神工具的作用還是其實用工具的作用,都是從不同的層面體現出了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研究價值。具體說來,這種價值可表現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如下四個功能方面:

約束功能,作為“范式系統”中的承擔者,科學共同體也就是相關科研人員,是“范式系統”中的要素之一,服從“范式系統”的規律,即科學共同體接受范式作為其共同的信仰,并在共同信仰的指導下,推動科學活動的進程。成為范式的重大科學理論總是在某種世界觀的作用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并無不表現著一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定向聚焦功能,對于相關科研人員也就是科學共同體來講,范式的作用是雙重的,它既可以開闊思路,又要約束人們的思緒,規定研究的具體方向。把常規研究集中在選定的狹小領域。這實際上符合系統的層次理論的解釋,系統層次隨著層次結構由低向高推進,各層次結合的緊密程度由大到小遞減,因此,在觀念范式的基礎上,科學工作者可以集中到可以解決的問題上,也不必一切工作從頭再來,從而使科學在常規時期較之“前范式”時期進步更快,發展更有效。

自我保持的穩定功能,“范式”以系統形式存在,并具有一定的結構和層次,因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因為作為觀念范式層的低層系統的結合力較大,破壞其系統則需要更大的能量,所以使“范式系統”顯現出具有抵抗反常的能力,具有很大的韌性,表現出相對的穩定性。

自我擴張功能,以“觀念范式”為基礎層的“范式系統”已經把共同成員的認識活動納入了已有共同理論框架,完成了該范式所隱含的價值觀念為藍本的對共同成員心理價值意義的重構與再塑,使得他們去解決“范式系統”所限定的領域中的同一類相似問題,而且作為“范式系統”的較高層的“操作范式”在與“范式系統”的承擔者――共同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提出問題,使“范式系統”在解決既定疑點的情形下不斷前進,這可以指導科學家以解難題的形式擴展自己的領地,擴大與外部世界的接觸面。因此,范式系統能在一定歷史時代提出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并由此規定自己的發展方向,來完成范式系統的自我擴張。

參考文獻:

[1]盧元鎮.體育人文社會科學概論高級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楊文軒,楊霆.體育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葉孟理,李銳.人文科學概念[M].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第7篇：社會學理論論文范文

二語習得領域長期占據主導的兩大心理學理論基礎是行為主義(Behaviorism和認知心理學（Cogni-tivism）。這兩種理論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學習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對學習過程的影響。隨著研究者逐步認識到學習者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尤其是學習者的母語社會文化及語言背景，20世紀90年代在前蘇聯發展心理學家LevS.Vygotsky的心智發展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y），不僅對當代心理學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對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與外語教學也產生了巨大的指導意義（Lantolf，2000b；Arnold,2004）。本文主要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討論外語課堂中的語言與文化教學。

二、社會文化理論

前蘇聯著名心理學家LevS.Vygotsky及其同事于1920至1930年間共同提出了社會文化理論，其核心觀點為社會文化、歷史是影響個體發展的首要因素，認為發展或學習是先發生于社會而后通過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為中介的活動逐步內化于個人的過程。中介（media-tion）、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活動論（activitytheory）、調節(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社會文化論的重要概念。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且獨特的概念是人腦的高級認知活動（如記憶、注意和理性思維等）受到中介的調節，人們通過各種中介來聯系世界；中介包括物理工具，如桌椅和電腦等，和符號工具，如音樂、藝術和最重要的語言（Lantolf,2000,p.80）。根據Vygotsky，我們研究的對象不應該是語言系統本身，比如語法和詞匯等，而應該研究人類借助語言的調節機制所進行的社會人際交流。在個體發展過程中，社會文化與個體心理活動緊密相關，人們通過參與外部的社會文化活動，將外界的社會言語（socialspeech）通過語言這一中介內化為個體內部的心理機能（Vygotsky，1978）。

通過協同對話——中介，兒童或初學者能被誘導著培養成一種共享的意識，直至最后吸收新的知識和技能于他們自己個體意識中，因此成功地完成從協同的個體間的活動向個人內在的自主活動轉變。這種協同對話過程就是支架(scaffol-ding)。Vygotsky關于學習和發展之間關系的最廣為人知的最充分的闡述就是他的最近發展區概念。他（1978，p.85）將最近發展區定義為：“實際的發展水平與潛在的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前者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定；后者則是指在成人的指導下或是與能力較強的同伴合作時，兒童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最近發展區內，需要大量的指導性參與活動，教學應走在發展的前面并最大限度的激發學生的潛能。

三、社會文化理論指導的語言與文化教學方法

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外語教學不僅關注在相關情境中合理、靈活使用語言的知識和技能，而且發展學習者分析、評判、識別課堂內外的不同行為方式。接下來我們主要分析外語課堂中常見的幾種教學方法，這些方法的總體目標相似，但在課堂中創設的各種教學情境有些不一樣。有些多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的生活環境是課程設計和教學內容的基礎；還有些以學習者和知識為中心，其設計的學習環境不僅要幫助學習者理解課堂內外的生活環境，也要開闊他們的交流視野并融入其他的環境中去。

（一）提問法（problem-posingapproach）

這是一種通常用于移民成人以社區為基礎的語言學習（adultimmi-grantcommunity-basedlanguagepro-grammes）。這種方法始于學習者的經驗，尤其是他們在教室外的社區內面臨的問題或復雜事件等。該方法的目標是幫助認清學習者生活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基礎，提高學習者認識這之間的聯系，幫助學習者通過他們認為有益的方式獲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識。提問法的三個基本成分是：聽（listening），教師通過在課堂內外觀察學習者，并界定其所關心的問題；對話（dialogue），將以上的關心的問題作為起點，教師和學習者以關注或問題及其看法和反應為內容相互對話；行為（ac-tion），這些探討幫助學習者將他們的所學用于課堂外。

（二）課堂學習者共同體（com-munitiesoflearnersintheclassroom）

課堂活動與學習者的發展有著內在的聯系，因此我們要做的就是創造有效的課堂學習者共同體。在社會情境的協同的互利的過程中學習者通過參與課堂活動獲得新的理解、學得新的技能，最終發展新的社會文化認識。在此共同體中學與教密切聯系不可分割。學習者共同體視課堂為探究社區（communitiesofinquiry），在此探究（inquiry）不是為承擔特定課題而使用的特定教學方法。在探究社區中，課堂活動是開放式地探索性地研究，來自群體的真實經歷，也是該群體真正感興趣的問題和話題。這些開放式的話題和問題允許更多的可能性，使得學生彼此協作構建他們的理解和視角。教學活動是在情境中的，有特定時間地點的，需要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場合完成。教學是手段而非結果。

第8篇：社會學理論論文范文

離婚標準問題，是困擾法院工作多年的老問題。對“夫妻感情破裂”標準的討論也已討論多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夫妻感情破裂的標準”問題也先后下發了多個司法解釋，不斷明確夫妻感情破裂的標準，不斷使法院對離婚案件的處理更加人性化，使不幸的家庭盡快分離，使走錯圍城的人能夠“迷途知返”。但是我國《婚姻法》及其相關解釋的規定并不夠人性化，還有很多制度阻擋了很多不幸婚姻的解體。

一、關于離婚認識的歷史變遷及立法模式

離婚在中國古代乃至近代一直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情。在古代中國，女同志是沒有離婚自由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千年古訓一直束縛著中國婦女的命運，唐朝“七出、三不去”的規定更體現了中國男權社會的特征。一直到近代，婉容與溥儀皇帝的離婚開了上流社會離婚革命的先河。離婚逐步為人們所接受，體現了社會進步和人性的解放。但是大規模離婚的浪潮還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和對婚姻質量的提高，人們更注重婚姻生活的精神內涵，正如恩格斯所說：“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1]但是長期以來，在我國結婚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在古代結婚因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近現代社會，由于男女經濟上的不平等，愛情與婚姻長期存在錯位現象，對經濟基礎的追求超過了愛情本身，也為婚姻的不幸埋下了禍根。正如恩格斯所言：“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都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候，除了相互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2]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人類的離婚立法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專權離婚和禁止離婚階段。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實行專權離婚制度，法律把離婚的請求權只賦予丈夫，妻子無此權利。同樣歐洲中世紀教會法也主張“婚姻不解除主義”，夫妻關系惡劣不能共同生活的，只能別居，不能離婚。[3]二是限制離婚階段。近代，資產階級提出婚姻自由口號，把婚姻視為民事契約，實行離婚自由。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建立之初，法律一方面同意離婚，另一方面又對離婚進行種種限制，如規定只有在一方有重婚、虐待、遺棄等情況下無過錯一方提出離婚才能允許。在法定理由之外，夫妻雙方不享有離婚請求權。三是離婚自由階段。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和婚姻家庭道德觀念的變化，許多國家相繼進行離婚制度改革，197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頒行了西方世界第一部自由離婚原則的《離婚法案》，規定“不可調和的矛盾導致婚姻無可挽回的破裂”是裁判離婚的唯一理由。到1989年，美國有49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都不同程度的采納了無過錯離婚的理由。

從世界各國的立法例來看，離婚立法主要有三種模式。一是過錯原則模式。指夫妻一方得以對方違背婚姻義務的特定過錯行為作為提出離婚的法律依據，離婚的請求權只屬于無過錯的一方。如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的婚姻法，目前采用這種立法模式的國家較少。二是無過錯原則模式。即夫妻雙方均無過錯，但因一定的客觀事實使婚姻目的無法達到，不愿意共同生活的，一方就可以提出離婚訴訟。客觀存在的事實主要包括：精神病、惡疾、性無能、分居等。如法國民法典第237條、聯邦德國婚姻法第46條的規定。三是破裂原則，又稱自由離婚主義。其根本特點是不問離婚的具體事由如何，只要當事人認為夫妻已難以共同生活，法院確認婚姻關系已破裂到無法挽回的程度，即可判決離婚。

二、對離婚自由的初步分析

自從中國《婚姻法》頒布以來，中國婚姻制度經歷了重大變革。我國的結婚制度、離婚制度也同樣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拿結婚制度來說，自從2003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記制度實施后，結婚完全成為私事，結婚不再需要出具單位的未婚證明，同時國家也不再強制進行婚前身體情況檢查，結婚實現了由國家審批向國家確認的轉軌，實行注冊婚姻制度，真正實現了結婚是不需要理由的理想。婚姻是感情的產物，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一個重要方面，戀愛是感性的，結婚時除了兩情相悅之外，已無須別的理由，父母或他人的意見已無法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梁山伯與祝英臺式的悲劇在現代社會越來越難以發生。婚姻自由是人類自由幸福的基礎，也是推動社會和諧進步的齒輪。從前面提供的材料看，絕大多數國家都實現了離婚自由，即根據婚姻關系破裂原則來處理離婚問題，給當事人在婚姻人身關系上以最大的自，各國對離婚的干預主要在于對婚姻財產關系上以最大的自，各國對離婚的干預主要在于對婚姻財產關系和子女撫育關系的處理，以避免離婚對家庭和社會帶來的巨大動蕩。我國對離婚自由的限制也是出于對離婚后果的顧慮和社會穩定的因素。但是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結婚不需要理由也注定了離婚是隨時的事情。在民政部門進行協議離婚的，也不需要出具充分的理由，感情不和或性格不和成為離婚的人最一般的陳述，民政部門也不會對此進行審查，更不會做調解工作，體現了離婚自由原則。而在法院，根據我國現行《婚姻法》的規定，離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該法第3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接著第32條又規定了準予離婚的5個條件，具備其中一條法院就可直接判決離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仍存在裁量權過大的問題，如如何認定感情破裂。感情破裂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正如莊子所言‘爾非魚，焉知魚之樂’！長期以來法官的主觀判斷決定了當事人之間感情的破裂程度，離婚成為法律授予法官許可的權利，這使很多塵緣已盡的夫妻不得不多次踏入法院的大門，以證明感情破裂的真實性和嚴重性。雖然有多名學者提出以婚姻關系破裂代替感情破裂標準，[4]但為了便于群眾理解，新《婚姻法》在修改后仍然采用了感情破裂標準，只不過加入了一些客觀判斷的內容。

對離婚案件不需要理由的另一個判斷來自于法院的實踐，當離婚的一方當事人詢問法官為何判決不準離婚時，法官往往語焉不詳，難以給出有說服力的答案，在離婚案件一審判決后，當事人上訴的案件中，縱覽改判的案件，筆者還沒有看到一審判決準予離婚，二審判決不準離婚的，而往往是一審判決不準離婚而二審改判準予離婚的，或者對財產侵害及子女撫養進行改判。另外最高院關于離婚案件再審的司法解釋中也明確規定，對離婚案件再審的，不對婚姻關系再審，只對其他方面(如財產分割、子女撫養)再審，這也證明了筆者的判斷，在一方或雙方當事人要求離婚的情況下，法院判決離婚不存在錯誤問題，離婚是不能用硬性標準來衡量的，因為我今天愛你和你結婚，明天可以不愛你和你離婚，因為人也是動物，有他感性的一面，對夫妻財產侵害和子女撫養問題，因屬于法律技術問題和社會倫理問題，需要加以理性判斷，法律也能夠判斷，而感情問題，法律不能越俎代皰，除非要求離婚的當事人一方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即當事人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的意識和情感。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所能提供幫助的是為他選擇合適的人，而不是限制另一方離婚的訴求。

三、法官判決不準離婚的原因分析

對當事人雙方到法院要求離婚的，法官不會拒絕當事人的離婚請求，判決離婚也在情理之列。但當一方當事人在法院要求離婚，另一方當事人堅決不同意離婚時，法官往往在第一次離婚時判決不準離婚。因為如果感情破裂，為何另一方當事人還愛的死去活來，甚至以各種手段威脅法官，如果判決離婚將如何報復法院和法官。法官是因為害怕當事人報復嗎？實踐證明不是。因為沒有離不掉的婚，法官也不能不辦離婚案件(因為總有法官審理離婚案件)，所以對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遲早要判離，威脅起不到多大作用。法官判決不準離婚往往基于如下的考慮：一是法律明文規定在某些條件下不能離婚或不能離婚，如《婚姻法》規定女方在懷孕期間、分娩后一年內或中止妊娠后六個月內，男方不得提出離婚；現役軍人的配偶要求離婚，須得軍人同意(但軍人一方有重大過錯的除外)；一方離婚法院判決不準離婚，在半年內無新的理由不得離婚。在上述情況下，法院是不會受理或判決離婚的。二是傳統法官工作習慣傳承的結果。“勸和不勸分”、“和為貴”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和思維模式，鼓勵當事人離婚的法官很少，而調解或勸說當事人不離婚的占多數，年長的法官往往會將他們審理離婚案件的經驗傳授給年輕的法官，而審理離婚案件社會效果的好壞在于經驗而不在于知識。正如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審理離婚案件的法官尤其需要豐富的社會經驗來處理感情問題。在首次到法院離婚有一方堅決不同意離婚的情況下，法院往往會判決不準離婚(當然要不存在《婚姻法》第32條規定的5種情形)，一方面由于《婚姻法》授予法官此項權利，另外感情問題需要冷靜處理，夫妻矛盾可能是暫的非根本性的，出于對離婚的慎重，法官養成了首次離婚不判離的傳統，給夫妻雙方留出緩和的空間。另一方面因為首次不判離，可能社會效果較好，矛盾不至于激化，而且案件不會辦錯，法官不至于受錯案追究的困擾。三是由于法官的業務水平問題。（筆者作為法官，在美國訪問期間曾被美國一同行“感佩”：中國的法官水平高，沒結過婚的年輕法官可以辦離婚案子！）離婚案件中，決定離不離婚并不困難，難點在于財產侵害和子女撫養，尤其是財產分割。決定離婚的夫妻，家庭財產并不十分透明，法院有時非常難以查清財產的多少，給分割財產造成困難，尤其是在經濟發達地區財產形式多樣化，股權、債權、物權與婚姻關系的交融加劇了離婚案件處理的難度。為了迫使當事人調解或回避處理該類案件的矛盾，業務水平不高的法官傾向于判決不準離婚，從而回避了財產分割問題，降低了離婚案件處理的難度。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法官判決不準離婚與夫妻感情破裂問題基本無關。

四、限制離婚自由的因素之法理分析

對離婚自由的限制除了受中國傳統思想“從一而終”影響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如對不忠誠于婚姻一方進行道德懲罰和出于社會效果考慮。筆者認為，限制離婚自由既不能實現道德上的懲罰，也達不到良好的社會效果，更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1、限制離婚與處罰道德犯罪問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行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人們對精神生活的要求與日俱增。同時傳媒的發達和網絡的興起也拓寬了人們的生活視野，異性之間交往的機會越來越多，也帶來了婚姻的危機和離婚的涌現。在法院處理的離婚案件中，第三者插足現象較為普遍，女性往往成為受害者。隨著私家偵探等調查機構的出現（雖然公安機關依然認定其為非法的），夫妻一方獲取對方不忠誠信息的機會較多，成本也不斷降低，使得法院在處理離婚案件時會面臨幕后“第三者”的尷尬。雖然法律規定在夫妻一方離婚有過錯時，法院可以在財產侵害時向無過錯方傾斜，但實際上法院將給企圖離婚后急于同第三者結婚的一方給以精神上的制裁，滿足離婚另一方的要求即不離婚，法官成為處罰思想犯的執行者。道德水平問題屬于社會輿論調整的范圍，離婚的頻率雖然可能反映了一個人的道德水準，但我們不能用法律來代替道德，否則將會泛道德化，進而限制公民的自由。因為法律的要求只是最基本的道德，最低限度的道德。對于離婚自由我們不能限制，但對于在離婚中有過錯的一方法律可以體現對其的懲戒，即對其家庭財產在侵害時予以減少，讓無過錯方獲得更多的財產權利和精神安慰。同時在一方對家庭不忠誠時，再維持死亡的婚姻對雙方都是不幸的，不管一方是多么愛對方。即使拖延一年半載，想離婚的一方仍然可以到法院離婚，法院也不能再次阻止其離婚請求。與其最后法院還要判決當事人離婚，不如在開始就答應當事人的要求。

2、限制離婚并不能達到好的社會效果。除了個別對離婚有過激反映的當事人以外，大多數當事人都是比較理性的，對離婚暫時接受不了，時間長了人的感情自然會發生變化。離婚對家庭、孩子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但由于離婚時必須對家庭財產及子女撫養作出合理安排，所以也沒有必要有后顧之憂。離婚在帶來一個家庭不幸的同時，會帶來另一個家庭的幸福，夫妻沒有感情而勉強維持的婚姻才是真正不幸福的。離婚多了社會效果不好，只是暫時現象，就像潮起潮落一樣，符合人類社會的規律。很多時候，離婚的社會效果問題是老人對子女牽掛的托詞，是傳統的思維在作祟。隨著人們物質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離婚對個人的影響越來越小，離婚的社會效果不應成為制約自由離婚的主要因素。

3、限制離婚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法院在當事人時判決不準離婚，并不能降低司法成本，相反法院在一定時期后還要受理當事人的再次離婚請求，對同樣的事情進行再次審理，但不能再次得出感情很好或未破裂的結論。因為感情未破裂怎能再次到法院要求離婚？而且婚姻法也規定了感情破裂的法定判斷標準，符合該標準法院也不能阻攔離婚，因此法院實際上用兩次甚至三次的工作量處理的仍是一個離婚問題，當然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

五、結語

離婚自由與結婚自由一樣，應屬于可以自由選擇的。只是由于夫妻雙方在戀愛結婚時是雙方合意、兩情相悅的，而在到法院離婚時可能有一方不情愿，“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人們在離婚時或許會擔心能否再找到如意的郎君或佳人，對自己的不信任或對另一方的愛恨情仇導致了一方當事人對離婚的畏懼和退縮，或許法院為了給離婚的當事人清醒和思考的機會，牢牢的抓住“不準離婚的韁繩”，但法院頻繁的不準離婚也可能早就不符合當事人的心意，法院保守的感情思維或許到了該反思的時候了，每次檢查案件，發現大量不準離婚的判決，我都覺得不是那么理直氣壯，離婚的破裂主義原則在中國真正實行，才能解放法官的思維，使法官不至于過多的為他人擔憂，從而給更多的人離婚自由。

注釋：

[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8-79而。

[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8頁。

第9篇：社會學理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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