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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資產證券化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次貸危機;風險

一、導言

在20世紀30年以來的金融市場中，作為創新力體現最突出的資產證券化，已經在全球的資本市場中越來越成熟，并且非常流行。在金融業資產證券化的全盛時期，資產證券化對全球經濟的發展確實做出了顯著貢獻，但隨后美國次貸危機卻給其敲響了警鐘。次貸危機不僅破壞了美國經濟，也使蝴蝶效應、多米諾連鎖反應在世界范圍內爆發。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迅速蔓延到整個世界。

不同學者對于次貸危機和資產證券化的相關內容有不同的看法。郭羽認為，當前我國資產證券化的運行風險比較大的原因之一是當前資本市場的不完善以及相應法律法規的缺乏。

對于資產證券化試點，因為其沒有通過標準化合約形式打包并出售，因此難以形成移動市場，是一種不完全的資產證券化。而且大多數中小投資者都不愿意參與，所以銀行擔保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出現了預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瓶頸。

雖然我國資產證券化只是處于萌芽階段，但隨著經濟和金融的不斷發展和延伸，我們必須要看到，在資產證券化的不同發展階段，存在的風險和風險的防范重點的差異。因此，我認為，在防范和管理風險中要突出風險管理的協調性和著重性。通過認真吸取美國次貸的教訓，我國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從而提出科學、完備、具有操作性和協調性的全面的監管和控制制度體系。本文首先對美國次貸危機進行全面分析，進一步探析資產證券化風險，最后提出我國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風險防范對策。

二、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現狀及其潛在的風險

1992年，我國已經開始了對地產資產的資產證券化，但是因為發展資產證券化的諸多條件如市場制度、法律制度、風險監管及稅收等的不具備，到現在都沒有對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直到2005年才出現，聯通CDMA網絡支付租賃費收益計劃的發放、2005年12月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元2005-1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發行及國家開發銀行發行的國開元2005-1信貸資產證券化。

從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看出，目前資產證券化尚處于創新階段，其真正開始發展僅有短短三年左右的發展歷程。因此，在我國資產證券化作為一個新型市場的資產證券化，未來還有很長的路需要我們去摸索。

(一)信用、道德風險

信用風險的產生來自它的不確定性。信用評級是資產證券化產品十分重要的特征之一。一定程度上，基礎資產信用的保護與資產證券化投資收益有很大的關聯性。在證券化過程中，信用評級機構提供的信用級別信息能幫助投資者做出更好的投資決策，因此要對信用增級提高資產證券的信用級別，為投資者建立嚴格、易于理解的信用評級標準。但在我國，對資產信用評估屬于新興產業，而且目前的信用評級機構缺乏評級標準以及資產本身的因素，還不能滿足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發展要求。不僅缺乏專業評級機構的完整性，信息的不對稱性在資產評估中也非常突出，這將是一個很大的導致信貸風險的人為因素。因而，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是我國創新資產證券化制度的重要任務，然而更重要的是道德風險的防范。

(二)法律、法規風險

相比市場的發展，由于我國資產證券化剛剛起步，我國的基礎法規制度建設處于劣勢，仍需逐步的完善。資產證券化在金融實踐與理論相結合方面缺乏經驗，也就是說，我國資產證券化正在進行試點研究和缺乏經驗的不斷摸索階段。證券化市場沒有相應的法律做后盾，與之相關的現有政策和法規也嚴重滯后于金融市場發展的資產，因而很難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此外，部門規章只有相關的政策指引，其法律效力比較低，我國并沒有針對資產證券化推出法律法規，這樣容易產生立法沖突。再加上我國的金融法律法規不健全，參與者不能很好地規范權利和義務，這些因素都將使我國的資產證券化面臨我國式的法律法規風險。資產證券化大規模的發展，必然會導致各利益相關者之間權利和義務的糾紛。

(三)宏觀的經濟狀況與政策的風險

發行資產證券化、取得與分發收益，管理者對資產的管理都與宏觀經濟有不可分割的關系。面對不斷變化錯綜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不同的國家對資產證券化采取不同的保護與支持政策。在政治、社會、經濟等宏觀因素的考慮下，政策的制定者可能做出非合理的博弈決斷，錯誤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會阻止我國資產證券化的順利發展。

(四)金融產品本身的缺陷

在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發展不僅有利于通過分散金融風險，改善銀行資本結構，有助于保障金融業的穩定，而且能建立多角度、多層次、更全面的資本市場，進一步拓寬融資投資渠道。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資產證券化只是能分散風險，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風險。也就是說，資產證券化僅僅做到提高儲貸或銀行機構自身平衡表的轉移能力，但如果遇到同樣的風險，我們仍然會無法應對。

三、我國資產證券化風險的防范對策

這場在美國爆發的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目前已被認為是近年來全球損失最慘重的金融危機。這次危機有其不同于傳統金融危機的原因，我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美國次貸危機的成因和性質，總結經驗教訓，積極探索我國金融衍生品的發展道路。做到以下幾點，能幫助我們有效地防止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

(一)逐步完善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

1.建立配套的資產證券化法律法規。資產證券化是一個特別復雜的業務，它涉及到各個領域，如法律、融資、會計、稅務、評估、基金擔保等，所以我國需要建立一套涉及各領域的完善的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和政策。實踐中發現，我國的交易制度、稅收制度和會計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政策還不夠完善。在資產證券化進程中，制定有關資產證券化的制度，要考慮我國國情，在實施過程中更要注意與我國實際相結合。此外，合理的稅收政策大大地降低了資產證券化的融資成本，為我國的資產證券化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環境。

2.提高與資產證券化相關的法規的法律效率。資產證券化是結構性金融融資的范疇，它的順利發行依賴于相關法律法規。當前我國已出臺的一系列與之相關的規范性文件都是相對較低層次的部門規章，如《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其法律效力較低，而涉及資產證券化許多問題亟須解決，并不是一些臨時性管理措施和規定就能解決的問題。因此，發展更高層次的資產證券化法律法規迫在眉睫。

(二)加強對資產證券化的信用管理

1.確保基礎資產的資信質量。證券化的資產價值與實際價值不相符是證券化過程中最大的風險。雖然從目前來看，我國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資信情況還不錯，但并不是所有的資產都適合證券化，資產證券化是通過分散風險對非系統風險的規避。我國銀行的不良資產風險較高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為了保證基礎資產的資信質量，銀行和金融機構必須選用適合證券化的基礎資產。

2.規范信用評級制度。要逐步完善信用評級標準，從而使其更好地發揮指示作用。建議證監會在審批過程中，除了要重視信用評級的要求以外，還應按規定公布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標準，幫助更好地預測產品的信用評級結果，發揮客觀性和指示性作用。這樣的公共信用評級標準將不僅能使資產證券化產品結構設計多樣化，同時也對國際資產證券化在合適的時間對外國投資者開放具有戰略重要性。

(三)完善金融監管機制

由于它與傳統的股票、債券、基金和證等品種相比具有特殊性，在監管上也明顯不同，所以我國應繼續加強資產證券化的全面系統監管，從對基礎資產評估到資產池的評估，再到證券的發行和交易的全過程監管，加強以披露信息為本質的監管方式。通過非常嚴格有效的監管，以確保不損害投資者的利益。

在目前分業監管情形下，銀監會在制定相關披露要求的同時要重點考慮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自身的特點。隨著資產證券化的不斷深化，產品結構不斷復雜化，監管當局的監管形式和責任就會不斷變化。因此，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應當關注資產證券化在我國的發展方向，建立協調和對話制度研究監管對策，加強監管機構的合作與優勢分享，使資產證券化活動過程中的各個環節的監管到位，增強資產證券化市場的透明度，防范風險于未然，保證我國資產證券化順利快速地發展。

參考文獻：

[1] 郭羽.資產證券化風險探討[J].現代經濟信息，2016，(13).

[2] 張文劍，趙鵬.中國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影響因素分析[J].晉中學院學報，2014，(12).

[3] 巴圣哲.對中國信貸資產證券化未來發展的思考[J].經濟研究導刊，2014，(8).

第2篇：資產證券化的原因范文

內容摘要 :資產證券化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傳入我國以來,作為一種有活力的創新工具,其融資便利使得國內企業逐步嘗試,而政府也在逐步完善政策供給的過程,推動證券化的發展。本文試圖分析資產證券化在我國的發展歷程,說明政策供給在每一步演進過程的作用,分析政策供給與資產證券化發展之間的密切關系。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 演進 政策供給 路徑分析

資產證券化于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源于美國,它是指發起人將缺乏流動性但可產生穩定現金流的資產,出售給一個特殊目的載體,由其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和信用增級分離與重組資產的收益和風險,并轉化成以資產產生的現金流擔保的證券發售給投資者。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特殊目的機構(SPV)以購買自發起人的資產產生的現金流償付投資者持權益,以證券發售收入償付發起人的資產出售價款。資產證券化使“開放的市場信譽(通過金融市場)取代了由銀行或金融機構提供的封閉市場信譽”。資產證券化的這一開放市場信譽在美國迅速發展,成為了美國證券化市場上不可或缺的投資品種。

上世紀90年代,資產證券化被引入我國,由于經濟、法律、監管等方面政策的原因,資產證券化進展緩慢,從最早的1992年的三亞市地產投資券準證券化到2005年建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真正意義上的證券化歷經十幾年的時間。到2006年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規模已經達到了四百七十多億元人民幣。

探索階段(1992-2000年)

從1992年開始,我國開始了資產證券化的實踐,雖然此時距離美國發行第一個證券化產品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但我國起步較晚的證券化依然為我國的資本市場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在這一階段,我國的資產證券化剛剛起步,技術不成熟,人才儲備缺乏,國內的立法、監管等方面的配套設施都不完善。國內因各項制度的約束,尚未出現規范意義上的資產證券化操作,但已陸續出現仿效證券化原理進行的結構性融資設計。

雖然各項制度供給在這一階段基本處于零供給狀態,但是這一時期我國企業已經開始嘗試使用資產證券化這種融資工具進行融資。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資產證券化操作主要有:1992年的三亞市地產投資券證券化,1996年珠海高速公路證券化,1997年廣州-深圳高速公路證券化,2000年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應收賬款證券化。這一階段的資產證券化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標的資產都為非金融資產。這一時期證券化的標的資產都是公司資產或者是基礎設施收費類的資產,沒有金融機構信貸資產的參與。呈現這一特點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我國在這一階段尚未加入世貿組織,金融體系的開放程度低。并且金融資產的輻射效應較大,資產證券化作為舶來品尚未證實其真實效果如何,如果貿然進行銀行金融資產的證券化,一旦失敗有可能造成難以預料的損失,而非金融資產的影響力相對較小,即使失敗損失也有限。所以政策層面采取對非金融機構資產放任證券化,不管制本身就是一種鼓勵。另一方面,從參與主體的積極性上來看,資產證券化的主要作用在于融資,這一時期我國資本市場發育不完善,居民投資渠道較少,居民儲蓄存款積極性很高,這使得銀行的資金來源充足,融資壓力很小,所以金融機構也沒有參與資產證券化的積極性。而相對于資金需求方的企業而言,此時我國正處于高利率時期,1993年到1996年的平均利率水平在10.26%,高利率導致企業高融資成本,使企業有動力尋找低成本的融資方式,而資產證券化這種新的投資工具正好可以有效規避高利率的影響。所以此階段的證券化標的資產都是企業資產。

第二,大都采取離岸模式。除了三亞地產的證券化以外,其他的都采取了離岸的模式。離岸資產證券化是指由海外的特殊目的機構(SPV)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發行資產支持證券來籌集資金。其信用評級、信用增級、發行證券等,都是利用國外的機構和人才去完成的。這種離岸的操作模式主要是為了規避國內的法律障礙,國內立法在這一階段還沒有意識到為資產證券化提供政策供給。國內不完善的法律使得資產證券化操作中的關鍵部分存在著法律障礙。為了規避這些障礙,此階段的證券化都通過離岸的方式進行,除了標的資產外,大部分的流程設計都在國外進行,參與機構也都是國外的機構,適用發行國的法律,避開了國內的法律障礙。

采取離岸模式的另一個原因是基于宏觀金融風險的控制方面的原因。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而資產證券化是一種金融創新產品,它的引入是否會給我國本就不夠完善的金融體系帶來沖擊很難預料。所以管理層不愿意貿然引入國內證券市場,而更愿意采取通過離岸的模式觀察其效果,為今后的正式引入積累經驗。

為標準證券化準備階段(2000-2004年)

伴隨著亞洲金融危機消極作用的消退以及2001年底我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積極影響。我國運用資產證券化這種新的融資工具有了比較良好的經濟環境。在此階段的政策供給上,我國出臺了與資產證券化相關的法律政策,逐步為資產證券化在我國的發展松綁。這為我國后來標準的證券化運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時期的資產證券化操作主要有2002年1月中國工商銀行與中遠集團ABS融資置換項目,2003年1月的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的證券化,2003年6月華融公司的不良債權的證券化。這個階段的資產證券化的特點主要有:

第一,標的資產向金融資產傾斜。這個時期的證券化資產大量集中于以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和華融公司為代表的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資產證券化。這些資產都是各個資產管理公司從四大國有銀行收購的不良資產。為解決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的問題,我國于1999年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專門收購銀行的不良貸款。但是這些收購來的不良貸款如何處置一直是個大問題。依靠證券化手段處理不良資產主要是受韓國的啟發,韓國曾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利用不良資產證券化成功化解了金融風險。

第二,由離岸模式向在岸模式探索。這一時期的證券化主要還是采取離岸的方式進行,國內的法律制定依然處于摸索階段,尚未形成完善的體系。所以信達的證券化采取了與德意志銀行進行合作在國外發行,工商銀行與中遠集團ABS融資置換項目也是在北美地區進行的。但是在這個時期,證券化的參與者已經開始較多地有國內的機構參與進來,工商銀行與中遠集團ABS融資置換項目就是由工商銀行進行協助的操作,而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則直接采用了信托分層的方式在國內進行資產證券化的操作。

華融的信托分層形式的證券化可以說是這一階段最具代表性的產品。這種嘗試也是政策供給的結果,2001年,我國頒布了新的《信托法》。新的《信托法》的頒布被學者認為是要為證券化的特殊目的信托提供法律依據。盡管信托法的政策供給比較及時,但是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政策供給不足的現狀。盡管可以依照信托法設立特殊目的信托即所謂的SPV,但是信托公司依靠這些受托資產依然無法發行證券,只能發行信托憑證,這種信托憑證雖然也具有受益權和轉讓權,但是卻無法在二級市場上流通,其發行量和流動水平遠遠低于證券。另一方面,關于信托公司對受托財產的稅務處理依然沒有準確的處理方法,如果沒有稅收政策配合,資產證券化融資模式的低交易成本優勢就無法體現。可以說資產證券化在這一階段的發展有所突破,但是并沒有真正完成質的飛躍。

正規證券化階段(2005年至今)

2005年可以說是我國金融歷史上關鍵的一年,因為按照WTO協議,我國將于2006年全面開放金融服務業。如果不能使金融業在2005年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那么我國就無法面臨國際巨頭的激烈競爭壓力。所以我國證券化的正規化試點就選擇在2005年進行,而基礎資產的選擇也是以商業銀行的存量貸款為主。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形勢在這一階段明顯好轉,市場流動性充裕,也為證券化在我國的成功發行做好了市場準備。

這一時期的證券化操作主要有中國聯通CDMA網絡租賃費收益計劃,國家開發銀行的開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2005年第一期,中國建設銀行的建元2005年個人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以及后來浦發銀行、工商銀行、民生銀行等一系列的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這個階段證券化的特點主要有:

第一,標的資產主要都是銀行資產。這個時期的證券化資產都是銀行的信貸資產,并且這些信貸資產都是房地產抵押貸款,這些信貸資產都是優良資產,不同于第二階段的銀行不良資產。2005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這個辦法確定了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所適用的基本法律框架。11月,銀監會了《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督管理辦法》為資產證券化的監管提供了法律的依據。《管理辦法》頒布完不久,開行和建行的證券化項目就開始發行,可見政策供給在證券化實踐中的巨大作用。

第二,發行模式都是在岸發行。這個階段的資產證券化模式比較正規,都是在國內市場上發行的,其中中國聯通CDMA網絡租賃費收益計劃是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市場掛牌交易的,而中國建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的資產證券化項目都是在銀行間市場上發行的。在《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中規定,SPV由特定目的信托公司擔任,也就是采取信托的方式來進行證券化操作。另外,為了使所發行的證券能夠在二級市場流通,《管理辦法》規定,特定目的信托所發行的資產支持證券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與交易,這也就規定了所發行的資產支持證券的性質是債券。有了可以流通的二級市場,資產證券化的發行規模迅速擴大。另外,為了支持證券化的發展,2006年2月,財政部、總局聯合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信貸資產證券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通知》是按照避免雙重征稅的原則和減少證券化操作成本的原則來制定的。由于證券化的每一步均需通過合同的形式來確定,《通知》規定暫免征收所有環節的印花稅,這為證券化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的作用,也使證券化融資的成本優勢彰顯出來。而對于營業稅的問題,由于屬于正常納稅,不存在重復納稅則沒有減免的規定。對于所得稅,則按照不重復征稅的原則,靈活處理。這些都為證券化的在岸發行掃清了制度障礙。

未來政策供給展望

雖然資產證券化在我國已經開始了正規發展,但是其發展的深度遠遠不夠。首先是證券發行形式單一。目前我國流通的證券化資產都是以債券的形式出現的,可以在時機成熟時嘗試向更多的方面拓展,產品種類可以進一步豐富和創新,創造更大的市場規模。其次,投資主體單一。市場上現存的投資主體都是機構投資者,在市場充分發展和逐步成熟后,可以從制度供給上允許個人投資者參與證券化市場,使投資主體多樣性。最后,信息披露機制的深化。此次美國金融危機中,美國資本市場上過度證券化產生了負面影響,然而我們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咎于證券化本身。資產證券化和其他金融工具一樣,都只是一種工具,都存在如何運用的問題,也就是說,正確地運用,運用得好,它可以發揮好的作用;錯誤地使用,運用得不好,它也可能造成風險。所以未來的證券化良好有序發展的關鍵在于如何監管,如何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在目前的信托模式的證券化中,信息披露的責任在受托機構也就是SPV。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發起機構和受托機構之間本身就存在信息不對稱。所以要進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機制就必須在受托機構披露信息的基礎上,要求發起機構同步披露相關信息,為證券化市場的長遠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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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小峰,劉永強.資產證券化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實踐―對中國一個早期案例的研究[J].學術研究,1999.2

3.周爾.三亞地產投資券―一個似是而非的金融產品[J].金融法苑,2003.6

第3篇：資產證券化的原因范文

1文獻綜述

1．1國外相關文獻綜述ChengM等研究的是關于資產證券化的影響，確切的說是對于銀行的影響，在選取一些銀行為樣本的基礎上，具體考察資產證券化后風險的轉移給銀行帶來的信息的不確定性，研究結果表明，如果市場的參與者預期風險轉移困難時，銀行將會面臨著較大的信息的不確定性［1］。Stone和Zis-su則研究的是資產證券化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在對資產擔保證券和抵押貸款證券市場供求情況的深入研究后指出，一個運作良好的資產證券化市場對于經濟而言是必不可少的。Barth等研究的則是資產證券化的信用風險情況，主要信用風險的來源，同時還研究了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信用評級機構和債券市場是否會有不同的評估風險，研究結果表明，債券市場不區分保留和非保留的證券化的資產部分在評估中的信用風險證券化效應［2］。GuoG和WuHM研究的則是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產生金融風險的防范，在具體的方法上，他們提出了自留監管制度，具體來說，就是資產證券化的發行人必須要保留一定比例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另外，他們還主張要使用動態的模型對發行人披露的某些信息進行測算，以此進一步降低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風險［3］。

1．2國內相關文獻綜述楊潔涵研究的重點是資產證券化的功能，具體來說就是資產證券化的出現對于商業銀行在融資和信用風險轉移方面的影響，以此提出要對資產證券化進行監管［4］。那銘洋則研究了有關資產證券化的一些基本理論，并探討了資產證券化的發展與金融穩定的關系，并通過構建實證模型定量分析了這一關系，最終得出資產證券化的產生并不是造成金融危機根源的結論，加強證券化過程中的整體監管才是重中之重［5］。鄭彩琴則主要研究了目前我國資產證券化實踐中對于金融風險防范方面的缺陷，在她看來，我國目前資產證券化中存在的最大不足是法律監管方面的不健全，應該加快建設更加完善的有關資產證券化的法律體系［6］。張利則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國內外比較上，通過系統研究美國資產證券的發展過程，包括起源、產品演變、資產架構、運作機制和特點以及監管制度等方面的介紹，從立法及監管方面提出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我國資產證券化的建議［7］。

2資產證券化對金融體系的意義

資產證券化是歐美國家青睞的一種金融創新，2012年美國的債券余額為38．16萬億美元，其中資產證券化產品占總額1/4以上。資產證券化可以加大的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推動金融市場發展、促進金融體系穩定及推動資本市場的國際化。

2．1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企業的融資渠道比較單一，融資范圍很有限。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及金融環境的不斷改善，融資渠道與方式有所擴大，但資金主要還是通過向銀行借貸或發行股票的方式來籌集資金。資產證券化的出現則拓寬了企業的融資渠道，因為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開展豐富了金融衍生產品的種類，讓企業不用辦理復雜的程序就可以得到資金，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余地，擴大了企業融資渠道范圍，可以滿足不同投資者的投資需求。

2．2推動金融市場的發展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還不完善，以銀行體系為壟斷核心的中介組織在服務的質和量上都不能滿足當前金融市場發展的需要，作為金融市場運行基礎的各類市場設施還不健全，債券市場起步晚，金融市場上各種產品的定價機制不完善，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和將有力地改變這一現狀，資產證券化可以通過促進金融產業的結構化進程，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推動金融市場的發展。

2．3促進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風險抵御能力的大小是判斷金融市場穩定性的重要標準，資產證券的實質就是把各類金融風險分散到投資者身上，具有風險隔離的功能，并可以形成一個穩定、合理的金融資產結構，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性。資產證券化促進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表現在改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上，為金融市場提供了一類新的風險較小的金融產品，與股票相比，資產支持證券的風險小，與債券相比，資產支持證券的收益高，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資產證券化可以有效地促進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2．4加快資本市場國際化的步伐資產證券化的融資方式大大改變了傳統的融資模式，其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呼聲和必要性的日益顯現，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也成為大勢所趨，但是我國現行的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與其他國家相比水平還很低。在借鑒其他國家資產證券化先進技術和經驗的基礎上，并結合我國的實際經濟調下，大力發展資產證券化將會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步伐。

3資產證券化的金融風險及原因

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新的金融創新工具，在推動金融體系、市場結構完善的同時，又不可避免的帶來一些金融風險，正確認識這些金融風險是推動資產證券化順利進行的前提和基礎。

3．1基礎資產的復雜性帶來的金融風險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被用來證券化的基礎資產是多種形式的，一般有住房抵押貸款、汽車信貸等，還有一些如高速公路收費等應收款、不動產租金、商業地產抵押貸款、設備租賃款、特許權使用費、政府財政收入、版權等，這些能夠在未來產生現金流的資產都可以被用來證券化后再出售。但由于這些不同種類的基礎資產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要采用不同的模式來評估這些資產在證券化過程中存在的諸如違約風險、利率風險、提前還款風險、信用風險、金融管理風險。盡管國內外很多學者都通過各種模型對這些風險進行了實證分析，但模型分析大都基于很多的假設條件，而現實經濟并不總是滿足這些假設條件，且模型進行的實證分析都是基于歷史數據，現實經濟發展趨勢往往是變化莫測的，所以得出的評估結論是不準確的。再加上資產池一般是由很多種基礎資產組成，對由多種基礎資產組成的資產池進行價值評估的難度就會增加，風險也會隨之增加。

3．2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金融風險資產證券化涉及發起人、特別目的載體、金融機構、信用增級機構、信用評級機構、承銷商、服務商和受托人等多個相關利益主體，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每個相關利益主體的地位不對等，其獲得的信息也是不對稱的，具有的委托—機制勢必會帶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在資產證券化過程各相關利益主體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是各類的評級機構，其對資產的評估對其他利益主體具有重要的影響，特別是投資者。但評級機構有時會受利益的誘使，對基礎資產作出不符合事實的評估，這就給投資者帶來風險，也會使得整個的資產證券化過程存在著風險隱患。資產證券化過程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還有技術成本方面的原因，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復雜性使得信息披露需要花費巨大的成本，有時即使所有相關的信息都披露了，但是投資人分析解讀信息也需要巨大的成本，鑒于花費的成本比較大，在對風險的披露和分析上都存在著滯后性和忽略性。

3．3交易運作方式復雜性帶來的金融風險資產證券化交易方式的復雜性增加了市場預期的難度，也增加了金融風險出現的可能性。隨著資產證券化的發展，資產池內基礎資產的種類越來越多，相應的資產支持證券的結構也會越來越復雜，復雜結構背后隱含的是無法預計的交易后果。比如在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中，盡管形成資產支持證券的基礎資產都是多樣化的資產，然而在這些基礎資產具有內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基礎資產產生的本利現金流在不同類別投資人之間分配的不平等性，使得基礎資產池在出現違約的情況下，不同類別投資人之間就會出現利益沖突。比如:如果基礎資產在初期出現違約，這時如果對基礎資產進行再重組就可以對整個的相關利益主體有利，但是再重組需要花費成本，這種成本在短期里對評級機構或發行者來說是不利的，盡管長遠視角有利于所有人，但在這種情況下，該基礎資產是不會再次被重組的，只會坐等違約風險累積、放大，最終危及市場穩定。

3．4資產證券化關聯性帶來的金融風險資產證券化的實質是把能在未來產生固定收益或現金流的基礎資產，通過重組方式形成資產支持證券，由第三方機構進行出售，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到金融市場中各種各樣的機構和個人，其間有著復雜的關聯性。金融市場傳染能夠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市場恐慌，在由一層市場傳向另一層市場的過程中，其程度一般會逐漸加大。在基礎資產涉及眾多利益主體和復雜程序的證券化過程中，由單一層面產生的市場恐慌勢必會不斷延續和增大，從而產生金融風險，也降低了金融市場抵御市場傳染的能力。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就是由關聯性引發市場恐慌，從而引發金融危機的典型代表。引發美國次貸危機的資產證券化產品主要是CDOs、ABS－CDOs等產品，這些產品結構復雜，都是基礎資產形成資產支持證券，然后再以這些新形成的資產支持證券作為基礎資產形成新的資產支持證券，這樣復雜的證券化過程和結構往往比一般的資產支持證券涉及的利益主體更多，關聯性也更強，當部分“投資級證券”出現損失時，投資人很容易出現恐慌，擔心其它高評級證券也會出現類似損失，這樣就使得單一的、微小的風險經過金融市場傳染被放大，金融系統中的風險不斷積累，最終形成大范圍的、災難性的危機。

4我國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啟示

資產證券化與金融市場系統風險存在正的相關性，因此，加強資產證券化監管，防范金融市場系統危機成了金融危機后推進資產證券化的首要任務，應該在結合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總結經驗教訓，積極有效地推動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和完善。

4．1慎重選擇基礎資產類型在金融創新不斷發展的形勢下，為有效防范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市場的穩定，在應慎重選擇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的類型。在我國資產證券化發展的初期，一方面應嚴格限定基礎資產的質量，選擇那些風險低、有穩定收益和現金流的資產作為基礎資產來組建資產池。另一方面，要著重發展那些程序簡單的資產證券化類型，可以隨著市場的不斷成熟，逐步推出一些其他衍生產品，從而推進資產證券化品種的不斷完善。不定期的對發起人的資產狀況進行審查，嚴格監視其基礎資產未來收益及現金流的穩定性，防止源頭風險的產生。制定切實可行、具有通用性的關于基礎資產的篩選標準，用定性和定量的指標對基礎資產的種類進行限定，為組建低風險的資產池建立量化、可遵循的標準。

4．2規范信息披露信息的不對稱是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產生風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為防范資產證券化的風險，應加強信息的披露，嚴格遵循監管層對于信息披露的要求，充分保證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和準確性。信用評級機構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是組成資產池資的基礎資產質量以及各參與人資信狀況的綜合反映，實際上承擔著對發起人、信用增級機構、服務機構等的監督職責。

4．3改進交易機制和平臺資產證券化是一種新型的金融創新形式，專業性強，應該加強專業性技術人員隊伍和硬件基礎設施建設。現代科技的發展為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行提供了運作墓礎或平臺，借助于現代計算機網絡，與資產證券化相關的信息、數據和資料都可以建立專門的數據庫，通過設定特定的程序，還可以保證系統及時升級，建立行之有效的風險預警機制，確保資產證券化的順利實施。

第4篇：資產證券化的原因范文

資產證券化20世紀70年源于美國，成為當前全球金融市場最具活力的金融創新之一，其發展與巴塞爾資本協議有密切的關系。從1988年的巴塞爾資本協議推動銀行利用資產證券化進行資本套利，到1999年6月巴塞爾資本協議第一次征詢意見稿正式將資產證券化列入監管范圍，再到巴塞爾委員會對資產證券化處理幾易其稿，資產證券化框架至今仍在討論之中。巴塞爾資本協議在推動資產證券化發展的同時，又引發了對巴塞爾資本協議本身的不斷修訂。實際上在早期階段，巴塞爾資本監管框架并沒有把資產證券化列入，但隨著監管框架的不斷完善，巴塞爾監管委員會認為“資產證券化的處理是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缺少了該部分，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將達不到監管的目的”.資產證券化在監管框架中的相對地位的變化由此可見一斑。

為把握巴塞爾資本協議對資產證券化監管的主要發展脈絡，本文主要把握巴塞爾委員會《資產轉讓與證券化》、WP2、CP3的資產證券化部分及105號出版物。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因為《資產轉讓與證券化》是巴塞爾委員會關注證券化的開始，WP2是CP1(第一次征詢意見稿)、CP2(第二次征詢意見稿)、WP1到CP3的一個過渡，較之前兩個征詢意見稿和第一份工作文件，WP2更為完整且趨于完善，又有較大的變動，可以反映巴塞爾委員會對證券化風險識別及管理理念的深化。同時，CP3是對資產證券化風險的全面解析，有必要對其內容進行介紹。105號出版物作為資產證券化框架的最新變更，通過它可進一步加深對于該監管復雜歷程的把握。

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推動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

資產證券化是近30年來世界金融領域最重大和發展最迅速的金融創新之一。資產證券化就是把缺乏流動性、但具有預期未來穩定現金流的資產匯集起來，形成一個資產池，通過結構性重組，將其轉變為可以在金融市場上出售和流通的證券，據以融資的過程。證券化的實質是融資者將被證券化的金融資產的未來現金流收益權轉讓給投資者，而金融資產的所有權可以轉讓，也可以不轉讓。資產證券化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巴塞爾協議在各國的實施，銀行對資本充足率的重視，大大刺激了資產證券化在世界各國的發展。

《巴塞爾資本協議》的資本要求為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提供了兩個路徑選擇：增加資本的“分子策略”和縮減風險資產總額的“分母策略”。前者是調整資本結構策略，可以進行股權融資或提高利潤留成增加核心資本。不過，由于股權融資會稀釋股東權益，往往會遭致股東的反對；銀行也可以通過次級債券融資，但《巴塞爾資本協議》中附屬資本在自有資本中所占比率不得高于50%的比例限制，使得這一方法的使用有限，所以“分子策略”對提高資本充足率的增長空間不大。而“分母策略”則是通過出售高風險低盈利資產降低風險資產的比重，縮小風險資產總額，顯然該策略有較大的靈活性和潛力。

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是資產證券化得以迅猛發展的原動力之一，它的出臺推動了國際銀行界的資本套利行動。對于發起行，資產證券化的表外處理使得證券化的資產從資產負債表中移出，資產和負債同時發生變動，使資產存量減少；另一方面，資本數量未發生變化，因而發起行的資本充足率得以提高，達到了釋放資本、規避資本金要求的目的。對于投資行，投資證券的風險權重一般低于發放貸款的風險權重，也可以減少資本要求，供求兩方面都推動了資產證券化的發展。

MathiasDewatripont＆JeanTirole在其合著的((Theprudentialregulationofbanks))(中譯本《銀行監管》)一書中對資產證券化對銀行經理的吸引、銀行選擇資產證券化還是調整資本作了規范分析，從理論層面得出了如下結論：一是當資本充足率有約束力時，資產證券化對銀行的股東和經理都是有吸引力的；二是當銀行的資本比率接近最低要求時，證券化在提高資本充足率方面特別有效。

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各國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歷程中，歐洲和日本資產證券化的推動都主要是基于提高資本充足率的考慮。如日本頒布資本充足要求規定后，許多日本金融機構為滿足要求，通過股權融資手段擴大資金總量。強勁的日本股市曾一度使日本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38%，但當股市回落時，許多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又迅速回復。由于日本股市的脆弱性，日本銀行認識到提高核心資本并非明智的選擇，從而轉向利用證券化限制資本增長的“分母策略”。在歐洲，1986、1987兩年發行的資產支持證券(ABS)總量僅為17億美元，而到1996年達到300億美元，1998年為466億美元，2002年達到792億歐元。

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的演變

一、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的起源：《資產轉讓與證券化》

1992年9月，巴塞爾委員會的一個工作小組就資產證券化出具了《資產轉讓與證券化》的分析報告。報告分為簡介、資產證券化的機制、資產證券化的動機、資產證券化的影響和監管問題五部分。

1.委員會關注資產證券化監管的原因。

委員會之所以提出要將資產證券化納入監管的范圍，是基于資產證券化日趨活躍，帶來了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主要的擔憂是：如果不是徹底出售的話，那么信用風險仍會留在銀行中。報告簡要分析了資產證券化使銀行面臨的風險，主要包括：(1)出售方銀行因非真實銷售，會面臨資產質量不佳而遭受部分或全部損失的風險。(2)即使銀行有效轉移了資產，但當資產出現問題時，它仍然可能面臨著重新購回證券的道義壓力。(3)銀行還面臨操作風險。

2.資產證券化監管的初步建議。

委員會指出，各國監管者需要認真確定某一證券化安排中的風險是否已部分或全部有效地轉給了投資者或信用強化者，并要確保安排是審慎的，主要應關注以下幾個問題：

(1)真實銷售。

如果發起行承擔著下列任何一項責任，則認為它并沒有實現真實的出售：一是回購或交換任何資產；二是任何已售出資產的損失保留在出售方銀行；三是支付已售出資產本息的任何責任(服務費除外)。這三類資產均應由銀行的資本作為支持。

(2)證券化安排的管理。

應確保銀行不提供某種形式追索的道義責任和信用風險。如果存在下述情況，銀行可能提供了信用支持：一是要求將特別目的的機構（SPV)并入財務報表并將其名稱列在該機構的名稱內。二是為SPV或安排提供支持的責任，例如彌補發行損失。三是在從債務人處收到收入之前向購買者匯款的責任，或彌補因所管理資產的延遲付款或未付款而形成的現金缺口，除非完全是出于現金流量時間安排方面的考慮。

在上述所有情況下，銀行承受著某種形式的信用風險，且此類風險應有相應的資本基礎作為支持。

(3)第三方銀行的信用增強(creditenhancement)或流動性支持。

信用增強的兩種監管方式：一是當銀行的信用增強所支持的是第一損失或根據歷史數據判斷的損失金額較高時，以組合資產的金額為基礎進行風險加權；另一種方式將信用增強額度從銀行資本扣除。流動性支持應視為有效擔保，與信用增強同等對待。

可見該文件只是簡單地提出了對資產證券化監管的幾個要點，并未提出具體的處理辦法，但是它對資產證券化的關注為關于資產證券化的兩份工作文件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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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產證券化框架的完善：WP2

如果說《資產轉讓與證券化》只是委員會對資產證券化的初步感知，CP1、CP2、WP1是證券化處理方法的雛形，那么WP2無疑是巴塞爾委員會在資產證券化處理方法上的一次飛躍和突破。它在WP1中提出的流動性便利、提早攤還的處理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更為全面地認識和覆蓋了資產證券化暴露的風險。

1.委員會對WP1修改的原因。

在WP1中，巴塞爾委員會主要對如下七個問題尚存不確定和疑問，就此向業界征詢意見，以對WP1進行修改，從而完善資產證券化框架，這也是WP1修改的重要原因：(1)在計算擁有外部評級或推測評級的資產證券化暴露的風險權重時，使用ABS因子是否合適。(2)在計算發起行資本金要求時是否應設立上限，即最高資本要求.(3)監管公式方法(SFA)的測度口徑。(4)關于循環證券化經濟資本的計算方法。(5)期限的調整。(6)流動性便利處理的風險敏感方法。(7)是否對某些證券化風險的處理上不清晰或充分。

2.WP2對WP1的修改內容及結果。

經過整理業界對WP1的反饋意見，WP2對上述一些問題做出了回復并對WP1給予了修訂和更為明確翔實的表述，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WP2中較大的變更，也是與整個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框架一致的地方，是提出了資產證券化的第二支柱——外部監管(supervisoryreview)，并在附錄4中予以了詳盡說明。證券化外部監管支柱要求監管當局在評估銀行資本是否充足時要注意銀行利用期限錯配(maturitymismatches)結構降低資本要求，以及證券化資產池中資產的相關性是否在資本計算中得到反映，并對隱性支持條款、殘余風險、收回條款、提早攤還的外部監管提出了操作建議。同時，對證券化的監管也秉承了新協議強調的監管的靈活性。在資本金要求方面，監管當局可根據證券化的風險轉移程度對資本要求進行調整，而且為應對證券化飛速的發展，委員會提出監管當局應當能夠根據證券化呈現出的新特征來判斷其對風險轉移的影響并采取相應對策。

(2)WP2的另一個較大變更是提出了資產池分散性(granularity)的概念，并以此為基礎對以評級為基礎的方法(RBA)和監管公式方法(SFA)的計算進行了相應調整。通過征詢業界意見，委員會認為資產池暴露的分散性是證券化風險分散程度的重要決定因素。對非分散性資產池的證券化將給優先證券化帶來較大的系統性風險，因而分散性被納入了RBA和SFA中。對于RBA，要根據資產池的分散性和證券化暴露的厚度(thickness)來決定不同的風險權重。對于SFA，銀行應考慮資產池的風險性和資產池資產加權平均違約率(thepool’sexposure-weightedaveragelossgivendefault)。

(3)WP2修改了SFA。在WP1中，SFA的計算基于三個參數：KIRB、L證券化的信用增強水平)、T(證券化的厚度)。為提高SFA的風險敏感性并根據上文提及的分散性，SFA的計算又增加了N(暴露的有效數量)和資產池資產加權平均違約率(LGD)。WP1中提出的系統資本要求應等于(1+β)*KIRB(β是由委員會制定的風險升水，約為20%)也被廢止，因為非分散資產池的證券化比分散資產池的證券化需要更多的資本金。由于參數的增多，特別是評估每筆證券化資產池分散性的繁瑣，委員會也意識到這將加重使用SFA銀行的負擔，因而又提出了簡化計算有效數量N的“安全港”概念，并對LGD的計算也進行了簡化。

(4)WP2制定了對發起行的最高資本限額。WP1中的IRB處理方法使得某些情況下銀行的資本要求高于未實行證券化之前，業界反映證券化不能增加發起行的整體信用風險，相反風險被重新分配并轉移至第三方。由于這與委員會提出的“IRB不應激勵或阻礙銀行實行證券化”及鼓勵銀行向IRB過渡的理念不符，委員會制定了對發起行的最高資本限額，但最高資本限額只適用于能計算資產池KIRB的銀行。

(5)流動性便利和表外信用增強處理方法的修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①委員會在標準方法下制定了一系列規則，用以認定表外頭寸是否可被認定為合格流動性便利。②委員會認識到流動性便利的一種特殊情況，只有在某些條件下才會使用，比如市場混亂條件下的流動性便利，并對該種情況制定了信用轉換系數(CCF，creditconversionfactor)。③業界意見表明大多數流動性便利和信用增強不大可能有外部評級或推測評級，因而委員會提出對所有未評級便利扣除的方法并不適用于此；并對較優的流動性便利和信用增強提出了“對應法”(lookthroughtreatment)。

(6)對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處理方法的更改。

①WP1中對所有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使用固定的信用轉換系數。委員會進一步研究后對具有該特征的未承諾零售風險暴露(uncommittedretailcreditlines)提出了不同的轉換系數。

②更改了對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發起行的資本金要求，發起行應對發起行利息和投資行利息都持有資本金。

③委員會還進一步對具有提早攤還特征的證券化進行了區分：控制性的提早攤還和非控制性的提早攤還，并對兩者提出了不同的處理方法。

另外，WP2中將業界普遍表示歡迎的“自上而下法”中適用于剩余期限為6個月的證券化延長為一年。

3.WP2中對業界質疑問題的保留及解釋。

對于一些業界質疑的問題，委員會堅持了自己的看法，并未進行修改，而是給予了詳盡的解釋：

(1)關于扣除低于KIRB部分的頭寸。

WP1中提出發起行自留或回購部分的信用增強水平如低于KIRB就應當扣除。一些銀行注意到這種做法與支撐IRB框架的信用風險模型不符，提出了異議。委員會給出的解釋是該做法能激勵發起行將蘊含最大風險的高度次級證券化暴露轉移出去，因而是合理的。

(2)關于ABS的風險權重。

在WP1中，對于評級為A-及以上的證券化暴露的ABS風險權重與具有相同評級的非次級公司債券的風險權重相同，而對于低于A-的證券化暴露，其ABS風險權重則低于相同評級的非次級公司債券。業界就這種差異提出了不同意見。委員會的回復認為這種差異是基于兩方面的考慮：首先，厚度不足的次級證券化往往比相同評級的公司債券呈更高的違約率。其次，分散化資產池支撐的證券化多具有系統性風險，因而其邊際風險更高。

此外，WP2就一些尚不明確的細節繼續征詢業界意見，包括有效數量N的確定、非分散的資產池支撐的證券化方法是否進一步調整以及RBA和SFA對資本金要求計算結果到底有多大的差異。

三、資產證券化框架：CP3

CP3的信用風險一一資產證券化框架從501段到606段，分為資產證券化框架下涉及的交易范圍和定義、確認風險轉移的操作要求和對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的處理四部分，以下將對框架內的變更和核心問題進行介紹。

1.與WP2相比，CP3中資產證券化框架的變動。

(1)加入了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規定了資產證券化的標準法和IRB法下的披露，包括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的具體內容。

(2)承諾的零售信用風險暴露和非零售信用風險暴露的信用轉換系數提高為90%(原為80%)。

(3)監管公式的“某一檔次的IRB資本”計算方法由原來的被證券化資產的名義值*[S(L+T)—S(L)]變動為被證券化資產的名義值乘以(a)0.0056*T、(b)(S[L+T]—S[L])中較大者。

(4)新增加了對流動性便利的重疊部分無需持雙份資本的條款。

(5)新增了在銀行無法使用“自上而下法”或是“自下而上法”來計算KIRB的情況下暫時使用的方法。

2.CP3中資產證券化框架的核心問題。

(1)委員會提出確定資產證券化風險暴露所需資本時，必須以經濟內涵為依據，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這項規定適應了資產證券化形式多樣、層出不窮的發展趨勢，同時又賦予了監管當局相當大的靈活性。

(2)CP3特別對發起行的概念給予了說明，是由于CP3中發起行的定義范圍大于一般對發起行的定義，實質上包括一般意義上的發起行、承銷人，也即對該過程進行管理、提供建議、向市場發售證券或提供流動性和／或信用增強的銀行，就會被進而看作是發起行。

(3)發起行可以在計算加權風險資產時將被證券了的資產剔除的相關條件。

(4)CP3對風險暴露的處理方法——標準法和內部評級法中SFA和RBA的適用范圍、操作要求、具體計算給予了詳盡說明。

四、資產證券化框架的最新變動：105號文件及巴塞爾新資本協議

CP3的資產證券化框架部分是業界反應最為強烈的部分之一，也是許多監管當局宣稱不接受CP3的重要原因之一。業界普遍認為CP3中的資產證券化IRB過于復雜，給銀行帶來了負擔。委員會于2003年10月開始對證券化框架進行了修訂，并于2004年1月提出了修改意見稿，主要是簡化了資產證券化框架并推進了處理方法的一致性。

1.委員會考慮對一些未評級的低風險證券化頭寸采用新的處理方法，該方法應能夠體現領先銀行目前的風險管理實踐。委員會將對資產支持商業票據采用內部評估方法(InternalAssessmentApproach)。

2.委員會將簡化SFA。第三次征詢意見稿中的監管公式方法用于處理未評級頭寸，起初業界對它的反映主要集中于其復雜性。進一步，業界質疑SP與目前銀行風險管理實踐的不一致性，但同時也有一些銀行認為SF更具敏感性并愿意采用。簡化后的SF將適用于所有未評級資產支持商業票據的流動性便利和信用增強，并且委員會正在考慮是否設立證券化資產池中暴露的有效數量(N)的上限。

3.委員會考慮增加“自上而下法”和KIRB計算方法的靈活性。銀行反映對用自上而下內部評級法計算的暴露其違約損失率高達100%太保守，委員會正計劃制定更寬松的標準，允許銀行在用“自上而下法”計算證券化暴露的KIRB時，使用自己估算的違約損失率。

4.加強SFA和RBA的一致性以及發起行和投資行處理方法的一致性。無論銀行是發起行還是投資行，也不論是低于還是超過KIRB部分，所有外部評級頭寸都使用RBA方法。同時，委員會同意修改RBA使其風險權重與證券化暴露的內在風險更一致。

5.將調整一些風險權重。

第5篇：資產證券化的原因范文

一、資產證券化在我國的發展情況

資產證券化是指將缺乏流動性、但具有可預期現金收入的資產（即所謂的基礎資產，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住房抵押貸款、信用卡貸款等），通過在資本市場上發行證券的方式予以出售，以獲取融資，并最大化提高資產的流動性。中國的資產證券化實踐先于理論的探索。早期的資產證券化實踐可以追溯到1992年三亞市丹洲小區將800土地作為發行標的物，以地產銷售和存款利息收入作為投資者收益來源而發行的2億元地產投資券。之后，資產證券化的實踐工作雖在中國偶有閃現，但并不成系統，尤其是資產證券化是否會放大金融風險一直也是監管層、學界以及業界不斷爭論的焦點。直至2004年《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積極探索并開發資產證券化品種”，資產證券化的體系化和規范化工作才開始了具體進展。

2005年3月，國務院成立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工作組，并由多家部委參與相關工作。該工作組的任務是為阻礙資產證券化的法律和管理問題找到綜合的解決方案。2005年4月20日央行和銀監會聯合公布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試點管理辦法》，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基本交易結構得以確定。經過一系列的籌備工作，并在相關法律法規公布后，作為試點，2005年12月，中國建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分別發行了建元2005-1（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產品）和開元2005-1（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總計融資72億元人民幣。2005年因此也被稱為“資產證券化元年”。2007年～2008年，浦發銀行，工商銀行和興業銀行等也紛紛加入了試點，發行了資產證券化產品。2008年11月，浙江銀行發行了浙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這是本輪試點中發行的最后一支資產證券化產品。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愈演愈烈，國內對于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屬性以及資產證券化對金融危機的“貢獻”的爭議不絕于耳。資產證券化的試點也因此戛然而止。整個試點期間，各家商業銀行總計發行了541.4億元的資產證券化產品。

二、資產證券化并不是美國次貸危機的直接原因

重新審視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和演變，我們可以發現，資產證券化的確在次貸危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并不是美國次貸危機的直接以及最主要的原因。

（一）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上世紀90年代，以網絡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在美國興起，并有力地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發展。作為新經濟直接反映的納斯達克指數也從1998年10月起的1500點飆升至2000年3月10日5048.62點，1年半時間內，股指漲幅超過了200%。受美聯儲調高利率及微軟遭地方法院拆分這兩大事件的影響，幾大高科技股被機構投資者大量拋售，并引發連鎖反應。僅僅6天時間，納斯達克就損失了將近20%。至2002年9月21日，納股指數跌至1088點，創下了3年來的最低紀錄。網絡經濟泡沫就此破滅，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經濟的發展。為刺激經濟增長，美國政府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從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間，美聯儲連續13次下調利率，聯邦基金利率由6.5％降至1％的歷史最低水平，并且在此后的1年時間內維持該低水平利率。低利率無可避免的刺激了美國民眾的投資熱情，并推升了包括房產在內的資產價格大幅上漲。金融業在此期間也推波助瀾，向原本不具有貸款能力和信用評級較低的人提供貸款，這些貸款就是所謂的次級貸。據統計，在次貸危機爆發前，次級貸款在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中的比例達到了12%左右，共計775萬宗，約為12000億美元，這些次級貸款猶如定時炸彈般的時時危及美國經濟。2004年6月起，美國開始擠出泡沫的過程，并在此后的2年內美聯儲連續17次提高利率，房屋作為投資品的吸引力開始下降，并導致價格調整。同時，由于利率的高企，使得貸款人的還款壓力不斷上升，斷供現象不斷顯現，喪失抵押房產贖回權者數不斷創出新高，危機開始來臨。

（二）過度金融創新導致了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風險積累最初的資產證券化，一般都是直接以信貸資產作為基礎資產，如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即是以住房抵押貸款的證券化拉開了資產證券化的大幕。我國的資產證券化試點也將基礎資產限定在了銀行業的信貸資產。根據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共同的《信貸資產2012年第3期中旬刊（總第474期）時代金融TimesFinanceNO.03，2012（CumulativetyNO.474）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的規定，資產證券化局限于：“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發起機構，將信貸資產信托給受托機構，由受托機構以資產支持證券的形式向投資機構發行受益證券，以該財產所產生的現金支付資產支持證券收益的結構性融資活動”。然而，對于金融業高度繁榮和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的美國來說，資產證券化的“潘多拉魔盒”一經打開，基礎資產就不會局限于信貸資產。20世紀90年代起，擔保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簡稱CDOs)開始興起。所謂CDOs，即是購買某種證券池，并以該證券池內的資產和未來現金流為抵押品而發行的一種權益產品，而這個證券池可以是任何一種債權性的證券，包括企業債，貸款以及已經經過證券化的資產證券化產品。運用CDOs和產品結構化技術，金融機構可以將投資級（通常為BBB級）的貸款再次切割成優先級和夾層級的產品，優先級產品的評級可以達到A級以上，夾層級則基本維持為投資級。這樣的切分和組合可以反復進行，并創造出CDOs的n次方。由于一般情況下，CDOs產品的收益率高于同級別的其他債券，因此獲得了投資者的青睞，同時，較高的評級也使得投資者完全忘卻了去仔細分析所持債券的基礎資產質量；投資者在持有A級以上CDOs產品時，也許根本未意識到僅僅是從B級投資產品切出的一層。復雜的數學模型和金融技術大大增加了監管的難度，也使得評級機構的工作變得更為復雜，同時也不可避免的導致風險的積累。

（三）資產證券化在次貸危機中起到的作用在這樣的“金融創新”推動下，資產證券化的風險轉移功能和提升流動性的功能反而會助推危機的發生。根據中央財經大學李佳、王曉的研究，資產證券化造成了貸款抵押機構的道德風險，推升了資產泡沫，并積聚了系統性風險。因此，資產證券化在次貸危機中扮演了無可否認的重要角色。但是，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待這場危機，可以發現資產證券化本身并不是引發危機的直接原因。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大規模運用已經有40多年的歷史，在次貸危機之前的幾十年時間內，也并沒有引發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是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資產證券化這一工具被無限的濫用，而監管部門由于種種原因，對這一金融創新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最終導致危機的爆發。可以說，資產證券化是一把雙刃劍，運用得當，可以優化資產配置的效率，提升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并使得流動性增強，而一旦監管不嚴，信息不透明，則可能積聚金融風險甚至引發金融危機。

三、開展資產證券化正當其時

在分析清美國次貸危機的成因，認識到資產證券化并非次貸危機主因的同時，結合我國目前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我國開展資產證券化正當其時：首先，銀行開展了各種以突破貸款規模監管限制為目的的創新，不斷推出理財產品對接貸款（通過信托渠道）、票據交易、同業代付等手段消減貸款總量，使得銀行表外業務規模持續擴大。在監管部門意識到上述創新的本質后，就以行政命令限制銀行開展類似業務，然后商業銀行又開始尋求新的途徑。筆者認為，與其讓監管機構和銀行間“貓抓老鼠的游戲”不斷上演，不如建立有序、規范、透明的資產證券化市場，將信貸資產的轉讓納入到統一監管下。其次，中國銀監會按照《巴塞爾協議III》的有關思想，制定了資本充足率、撥備率、杠桿率、流動性四大監管新工具，并已于2011年初獲國務院批復。對于銀行業來說，撥貸比的要求使得銀行信貸成本提高，對銀行的利潤會產生負面影響，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銀行內生補充資本的能力；資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又使得銀行對于資本的需求不斷增大，但估值水平的持續降低使得外部融資困難重重。在此情形下，推進資產證券化有利于銀行業擴展融資渠道，改善銀行業資產負債久期錯配的情況，有利于銀行實現可持續的健康發展。再次，推進資產證券化，有利于信貸資產和資本市場的對接，從某種意義上也是提高了社會直接融資的比例。同時，資產證券化的發展，豐富了固定收益產品的種類，給予投資者更多的投資選擇。

第6篇：資產證券化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 信用 金融市場 監管策略

資產證券化概述

證券化分為融資證券化和資產證券化。融資證券化是指融資由銀行貸款轉向具有流動性的債務工具，籌資者除向銀行貸款外，更多的是發行各種有價證券、股票以及其他商業票據等方式在證券市場上直接向國際社會籌集資金的方式，資金供應者在購進債券、票據后也可以隨時把擁有的債權出售，轉換為資金或其他資產。此種方式大多為信用融資，只有政府和信譽極高的大公司才能以較低的成本取得資金，屬于增量的證券化，又稱“初級證券化”；資產證券化則是以特定資產組合或特定現金流為支持，發行可交易證券的一種融資形式。傳統的證券發行以企業為基礎，而資產證券化則是以特定的資產池為基礎發行證券。資產證券化后其流動性大為增強，它從已有的信用關系上發展起來，屬于存量的證券化，又稱“二級證券化”。

廣義的資產證券化包括實體資產證券化、信貸資產證券化、證券資產證券化和現金資產證券化，是某一資產或資產組合采取證券資產這一價值形式的資產運營方式；而狹義的資產證券化則指信貸資產證券化。按照資產種類的不同，分為住房抵押貸款支持的證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zation，簡稱MBS）和資產支持的證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簡稱ABS），某些分類中還包括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sset-Backed Commercial Securitization，簡稱ABCS）。其中ABS是國際資本市場發展最快、最具活力的證券化形式。

在操作流程及機構設置上，資產證券化具有四個主要特征：首先是通過一個特設載體（Special-Purpose Vehicle，簡稱SPV）作為交易中介，由SPV向投資者發行證券，并以發行收入作為購買證券化資產的價款，從而使原始籌資者獲取所需的資金，從這個角度說，資產證券化本質上是一個資本市場滿足社會長期信用需求的直接融資過程。另一個顯著特征是信用增級，在發行前通過設立超額抵押或備付金賬戶進行內部增級，或者通過大型金融機構進行金融擔保進行外部信用增級來提高證券信用等級，從而吸引個人和機構投資者。然后是其規避風險的功能，通過資產組合、轉讓將集中與賣方的信用和流動性風險分散到資本市場，可以降低系統性風險；最后是其廣泛性，凡是可以參數收入現金流的資產都可以證券化。

（一）運作主體

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有一系列的運轉主體構成，主要包括：發動主體、特設主體，即前文提到的SPV，待發行主體、投資者、信用增級主體、資信評級主體、監管機構、證券化產品投資者等。

（二）發展及演化

最早的資產證券化出現于1968年的抵押擔保債券MBS，在美國金融機構在受到投資銀行業務沖擊而業績下滑，Q條例限制利率上限的情況下，為獲取更多流動性，恢復利潤而產生的金融創新。1970年，通過買賣住房抵押貸款創造了可轉讓的證券，經過20多年的發展，到21世紀已經成為重要的證券產品，并擴散到亞洲、歐洲等其他市場。直到2007年，次級貸款數量累積，證券化鏈條越來越長，在此過程中，處于鏈條前端的市場主體的風險得以有效轉移，并獲得流動性好處，使得這些市場主體進行了深度的市場挖掘，擴大信貸規模，降低門檻，以增加收益；而在鏈條中，證券化的次數增加，并且和其他不同的證券，或者是風險不相同的同種證券進行重組再轉向下一投資者，最終導致鏈條內的風險逐漸累積，開始出現還貸者違約行為屢屢發生，風險開始順著復雜的證券化鏈條擴散，證券產品編制，投資者信心下降，并逐漸波及到整個金融市場，向海外市場蔓延，并進入到實體經濟，形成2008年的次貸危機。

另外，資金鏈的延長不僅擴大了系統風險，也使得投資者對于源頭資產信息缺失，投資對象由明朗逐漸變得不透明，這實際上并沒有降低風險，在一定程度上，還增加了風險。

（三）功能及意義的探析

首先，資產證券化有利于改善我國的投融資狀況。證券化在我國最原始的應用應當是政府對于國債的發行和使用。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融資手段，政府通過發行國債向民眾籌集資金用于基礎建設或者對企業進行扶持，到規定年限后再予以歸還，是一種直接融資的方式（此處沒有考慮商業銀行等代銷機構）。而資產的證券化則是在已有資產上以資產為依托，發行證券，籌集再生產或者擴張所需的資金，在中介機構進行適當的期限、種類配比后，相當于直接對投資者融資。而引入資產證券化之后，這種方式將從政府專屬擴張到經濟領域，不僅對于我國現在的“二八”現象的改善有利，而且對于金融創新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資產證券化有利于企業發展、改善民生、促進經濟增長。對于民眾來說，降低籌資門檻可以提前享受到所需的生活設施，最重要的比如房產。而對于實體經濟的企業來說，則可以擴大市場、增加利潤。對于中介的銀行以及投資銀行來說，則可以對本身所有的劣質資產進行恰當的處置，減少風險資產額，保證收益，盤活不良貸款，如果代銷機構得到良好發展，則可以達到充分分散風險的目的。

最后，資產證券化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政府以及大型企業在對資源進行整合的時候，往往因為資金原因而使計劃難以實施，而轉型中的中國需要的是經濟結構的全面性調整和產業優化整合及升級，才能為下一輪的經濟增長奠定基礎。資產證券化則可以為新的經濟項目籌集更多資金，使得經濟持續發展和產業升級的目標得以實現。

資產證券化與金融市場發展及穩定

（一）資產證券化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穩定

本文在對資產證券化進行概述的過程中，陳述了資產證券化所帶來的利弊，以及2008年次貸危機對于金融經濟穩定造成的沖擊。

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金融創新產品，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對經濟穩定和動蕩產生作用。而金融體系作為一種融資效率提高的工具，對分配資金，實現帕累托最優起主要作用。資產證券化在金融市場中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資源配置方式，重組了風險收益比，對整個金融體系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資產證券化在對交易機制進行重新設計和創新之后，對傳統的銀行中介金融體系有很大程度的改進，糾正了間接融資方式的缺陷，使金融模式更加合理高效，推動資源有效配置和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在證券法、證券監管機構的監督下，證券對于信息的披露更加規范，所披露的信息也更加廣泛，事實上更加系統和真實，資產的重新組合根據不同的風險狀態和收益進行，證券的評估也更加容易。

另一方面，中介機構的進入將對整個資產進行多次評估，投資者可以利用這些中介機構的信用評估報告掌握企業和資產的源頭信息，使得交易效率得以提高；另外，交易模式改變了商業銀行批量貸款加工和搜集信息的核準弊端，分散的、各自獨立的投資者分別進行信用評估，使得信息的流動更加充分，促進了信息的真實化和獨立化，提高了投融資的運作效率。

由此，資產證券化可以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提高投融資效率，優化資本和風險結構，并且有利于金融分工專業化，是有利于金融和經濟穩定的。

（二）資產證券化對金融穩定形成阻礙

資產證券化容易造成過度創造信用。由于投資性銀行和其他中介機構能夠利用證券化進行風險的有效轉移，沖減自身不良資產，由此容易促使此類機構不負責任地進行資產多次證券化，擴大源頭資產，包含很多不良資產或者重復證券化，并且延長了證券化的鏈條。為了追求最高利潤，更多的創新型的衍生金融資產被創造出來，證券化產品的復雜化導致潛在的危機因素浮現，并可能由此造成重大的危機。

對于市場來說，則增加了市場的不確定性，包括其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如果一種金融工具沒有正確定價，并且不能提供足夠的利潤來彌補和抵御各類市場交易的損失，將給金融機構帶來長期或者短期的損失，而對于市場來說，則會造成投資者破產、市場動蕩，風險通過金融領域傳到實體經濟。

對于政府來說，各類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現將為其管理帶來更大的困難。資產證券化也不例外。比如在對貨幣存量和流量進行管理和干預時，由于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創造現金流入，中央銀行對其的控制將由此削弱，宏觀調控的能力受限。要克服這些困難，中央銀行必須重新制定各類政策組合來增強對于金融機構的控制，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市場監管和宏觀調控的功能。

資產證券化與次貸危機

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的爆發根本原因在于其虛擬經濟的發展脫離了實體經濟。這樣，虛擬經濟中的資本不受實際資本約束，其自身的膨脹最終造成經濟泡沫并形成經濟危機。

資產證券化產品造成信用膨脹。商業銀行借助資產證券化增加流動性，擴張資金來源渠道，放大信貸投放規模。最終也脫離了解決抵押貸款的流動性風險的初衷，成為接納其不良資產，提高銀行流動性與盈利性，進而提高了其安全性。銀行體系外的資金通過這一紐帶源源不斷地流入銀行。

信貸擴張形成資產價格泡沫。銀行將獲取的資金重新用于支持房地產業的開發，大量的資金涌入刺激了房地產市場的長期繁榮，最終形成房地產市場價格泡沫。房地產在資金充足的情況下，呈現出整個行業發展的良好勢頭，而這種勢頭并非是市場需求所引發的，從而造成房產泡沫。

抵押貸款資金鏈斷裂造成次貸危機。大量低質量抵押貸款不能到期得以償還，累積到一定程度后形成資金斷裂，而這一影響直接順著資產證券化的鏈條向后擴張，并深入以房地產行業為觸發點的實體經濟，造成次貸危機。

我國對于資產證券化的運用與監管

（一）完善證券化相關法律和制度

我國現階段僅有會計制度、稅收制度和基本的監管制度作為基礎，在此之上，對于各類中介機構、操作規范及流程，二級市場的相關規定等都處于真空狀態，這是阻礙我國資產證券化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礎上，應當對基本制度進行完備，并制定成體系的政策和規定，特別是稅收作為證券化主要成本的稅收制度。

（二）促進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完善

證券化產品最終是在二級市場上進行流通的，所以其發展需要完善的證券市場支持，包括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而對于相關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與管理也應當進行相應的完善，使其真正為實體經濟直接、方便的融資服務，而不是脫離實體成為危機的觸發點。此外，中介機構在交易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作用，對于符合條例的中介機構的扶持和引導，建立建設評級機構以及SPV等，學習和積累相關經驗，培養專業方向人才，才能為資產證券化的良好發展構建強有力的框架。

（三）政府監管應當順應市場發展

政府的作用不僅在于初試階段的有力扶持和引導，避免依靠企業自己的信用進行證券化操作處理問題的不恰當手段，也在于其參與，引入外資投資性銀行以及擔保公司等，減小操作性風險，提高資產證券化產品的設計能力，進行市場規范性管理和約束，才能有效促進資產證券化的發展。

綜上，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金融創新，為企業直接融資，在市場運行中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弊端，在其運用和監管不當時可能造成經濟危機。因此，我國在對其進行運用時應當注意對其進行適當的管理和約束，以使其為我國經濟發展服務。

參考文獻：

第7篇：資產證券化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 資產證券化； 財務風險； 信用評級

次貸危機使世界各國開始重新審視資產證券化這種創新的金融工具，有的國家甚至對其有效性產生了強烈懷疑，認為資產證券化是導致這次次貸危機的罪魁禍首。誠然，資產證券化存在著它內在的弊端。

一、中集集團背景資料

2000年3月，中集集團與荷蘭銀行在深圳簽署了總金額為8 000萬美元的應收賬款證券化項目協議。此次協議有效期限為3年。在3年內，凡中集集團發生的應收賬款，都可以出售給由荷蘭銀行管理的資產購買公司，由該公司在國際商業票據市場上多次公開發行商業票據，總發行金額不超過8 000萬美元。在此期間，荷蘭銀行將發行票據所得資金支付給中集集團，中集集團的債務人則將應付款項交給約定的信托人，由該信托人履行收款人職責。而商業票據的投資者可以獲得高出倫敦同業拆借市場利息率1%的利息。

中集集團資產證券化項目的基本流程：

1.中集集團首先要把上億美元的應收賬款進行設計安排，結合荷蘭銀行提出的標準，挑選優良的應收賬款組合成一個資金池，然后交給信用評級公司評級。

2.中集集團向所有客戶說明ABCP融資方式的付款要求，令其應付款項在某一日付至海外SPV（特別目的公司）賬戶。

3.中集集團仍然履行所有針對客戶的義務和責任。

4.SPV再將全部應收賬款出售給TAPCO公司（TAPCO公司是國際票據市場上享有良好聲譽的資產購買公司）。

5.由TAPCO公司在商業票據（CP）市場上向投資者發行CP。

6.TAPCO從CP市場上獲得資金并付給SPV，SPV又將資金付至中集集團設于經國家外管局批準的專用賬戶。

項目完成后，中集集團只需花兩周時間，就可獲得本應138天才能收回的現金。作為服務方的荷蘭銀行可收取200多萬美元的費用。

二、中集集團資產證券化相關方財務風險分析

（一）可能導致財務風險的主要交易環節分析

1.設立特設信托機構環節

特設信托機構是專門為完成資產證券化交易而設立的一個特殊機構，它是資產證券化運作的名義主體。在本案例中，荷蘭銀行就是為了完成中集集團本次資產證券化的特殊信托機構。該信托機構必須和中集集團（證券化資產銷售方）沒有關聯關系，這是為了使證券化資產和中集集團的其他資產達到風險隔離的目的。該信托機構購買資產證券化權益受益人銷售給它的資產組合，并負責對該資產組合進行管理，以確保到期本金及利息按時支付。然而中集集團仍然承擔著對客戶的支付責任，因此它與信托機構仍然有利益上的關聯，沒能保持應有的獨立性。這是導致證券化相關方財務風險的原因之一。

2.金融資產出售環節

金融資產的出售必須是“真實銷售”，以保證買方在特殊情況下擁有強制性處置資產的權利。通過“真實銷售”以實現“風險隔離”，即特設機構對委托管理資產的權益將不會因發起人的破產而喪失。中集集團某子公司將未來幾年向客戶的未來運輸收入以協議形式出售給特設信托機構，中集集團對該資產不再擁有所有權。但是中集集團仍然需要對客戶承擔責任，當資產池中資產產生的現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債券的本金和利息時中集集團負有法律上的補足責任。因此該證券化資產沒有實現真實出售，相關風險沒有實現轉移。

3.信用增級環節

信用增級也稱信用的提高，是指特設機構為了確保發行人按時支付投資者本息而采用的各種有效手段，是資產證券化交易結構成功的關鍵所在。信用增級不但保證投資者免受資產質量風險損失，還可以大大降低證券化結構風險，是提升資產證券投資級別的重要手段，也是資產證券能夠交易成功、降低融資成本的重要保證。

在本案例中中集集團采用的內部信用增級方式，即當資產池產生的現金流量不足以支付到期本息時中集集團負有補足清償的責任。這就增加了中集集團未來的財務風險，使中集集團未來的現金流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4.破產隔離環節

第8篇：資產證券化的原因范文

摘 要 資產證券化產品潛存的重大風險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之一，因此，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更應注重風險的控制與規避。本文先介紹資產證券化的現實意義，再分析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面臨的風險，并提出相應的防范建議。

關鍵詞 商業銀行 資產證券化 風險

一、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的現實意義

資產證券化是指企業或者金融機構將缺乏流動性的，但有穩定未來現金流的資產，重組構建成資產池，并以該資產池為支撐向金融市場發行資產支撐證券，出售給投資者。資產證券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增加流動性

商業銀行“借短貸長”的現象，使其流動性風險加大，資產證券化可將貸款期限較長的資產重組成資產池，并發行資產支撐證券，從而獲得現金，增加了商業銀行的資產流動性，降低了流動性風險。

2.轉移分散風險

商業銀行傳統的存貸業務累積了潛在的不良資產風險，通過不良資產證券化，發行資產支撐證券，把這些不良資產通過資本市場產品的形式出售給投資者，將潛在的風險轉移分散給投資者。

3.降低融資成本，增強盈利能力

以資產池為支撐發行的資產支撐證券，由于有信用增級機構的擔保，其信用等級要比其他長期信用工具更高，具有較高等級的證券利息率就越低，發給投資者的利息就越少，從而降低融資成本。并且商業銀行作為資產證券化的服務機構，可以通過收付款等服務，開辟新的收入途徑，增強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

4.優化資產負債表

巴塞爾協議Ⅱ規定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低于8%，核心資本充足率不低于4%，商業銀行為了要達到規定的標準，必須保有與所持資產相對應的資本。通過資產證券化，發行資產池支撐證券，將重組的資產移到表外，釋放了相應的資本，同時通過出售資產支撐證券，可以降低融資成本，增加收入，從而減少負債。資產證券化的這種雙重釋放功能優化了資產負債表，改善了資產負債結構。

二、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風險分析及防范措施

當前，雖然在國際金融市場中資產證券化是最重要的信用衍生工具之一，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之一是資產證券化產品潛存的重大風險，由此資產證券化受到許多非議。隨著金融危機的漸漸遠去，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商業銀行更應加強資產證券化風險方面的管理，建立健全風險預防和補救機制，全面防范資產證券化產品潛存的重大風險，下面就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面臨的風險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防范措施。

（一）系統風險

系統風險主要包括經濟環境風險和法律政策風險。具體分析如下：

1.經濟環境風險

（l）市場風險，經濟運行是有一定周期的，一個周期循環包括蕭條、復蘇、繁榮、衰退，證券市場是經濟運行的重要部分，當然也要受經濟周期的影響，隨經濟周期的循環而起伏變化，被證券化的資產也必然受到經濟周期循環的影響。防范此類風險，首先要了解經濟周期的規律，準確預測周期的波動性，做好事前的防范工作。其次，選擇最佳時期進行資產證券化，經濟復蘇時期推出資產證券化產品最好，此時經濟向好，產品價格也會上漲，商業銀行提前回收的資金就會增加。

（2）流動性風險，流動性問題是資產證券化產品的一個重要問題，它限制證券化產品的發展， 證券化產品的流動性不足就會導致二級市場上投資者地熱情不夠，產生很高的流動性貼水，成為制約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瓶頸，同時證券化的成本也會增加，導致資產證券化過程的失敗。解決流動性風險有兩種途徑：第一，對資產證券化的產品進行信用增級，提高該產品的信用等級，從而提高投資者購買熱情，緩解流動性風險。第二，爭取流動性便利來緩解流動性不足的壓力，降低流動性風險。

（3）利率風險，整個市場利率的變動，一方面改變資金的流向，另一方面引起證券價格的變動。當市場利率提高時，投資者就會迅速撤離投向證券市場的資金，投向銀行儲蓄等其他投機機構，從而具有提前償付特征的證券化產品銷售將會受到極大影響，造成發起人和銀行的巨大損失。另外，利率的波動和資產證券化產品價格變動呈反向關系，利率的提高會降低證券化產品的價格，此時若投資者在到期日之前出售證券，其收益將會受到損失。規避利率風險的最好辦法是通過金融衍生工具來進行分散和轉移。如利率互換、信用期權、信用違約互換等金融衍生工具都是比較好的分散和轉移風險的工具。這些工具中利率互換是最常用和最有效的防范利率風險的策略。

（4）購買力風險，購買力風險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表現在國內物價水平上，通貨膨脹造成物價水平上漲，導致投資者的購買力下降，從而影響資產證券化的資金回籠。第二，表現在國際匯率水平上，本幣的升值會造成國外投資者的購買力降低，進而影響投資者買賣證券化產品，使證券化產品的資金回流出現困難。此類風險也可以通過金融衍生工具來規避和防范，如期貨、期權、貨幣互換等金融衍生工具。

2.法律政策風險

我國的資產證券化正處于起步階段，正在探索和試點中，理論研究和實際操作經驗十分不足，有關的法律政策的建設滯后于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國家至今尚未正式出臺任何相關法律，資產證券化的實施也主要依靠政府行政審批的方式來推動，制度的保證不足，從而面臨著較大的法律政策風險。急需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定和完善法律、會計、評估和稅收等相關的法律制度，實行統一的監管和協調，才能有效地規避法律政策風險。

（二）非系統風險

非系統風險主要包括信用風險和技術風險。具體分析如下：

1.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也稱違約風險，是指合約的違約產生的風險，在資產證券化中主要表現為出售的證券化資產回收的現金不能及時支付本金和利息。資產證券化的交易過程涉及到債務人、發起人和第三方，其中任何一方違背合約都會給投資者帶來風險。因此信用風險又可分為債務人信用風險、發起人信用風險和第三方信用風險。分析如下：

（1）債務人信用風險，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還貸信用的貸款違約風險，資產證券化的對象為銀行貸給借款者的貸款，貸款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資產證券化的利益相關者。第二，早償風險，即債務人提前償還貸款的風險，債務人的提前償付造成嚴重的危害：一方面，擾亂了基礎資產池的現金流，可能會造成現金流不足或者沒有的現象，進而造成整個資產證券化鏈條的紊亂。另一方面，當利率下降時，證券化的產品價格便相對上漲，可貸款的提前償付抵消了這種上漲的空間。對固定利率貸款而言，利率的下降更容易使債務人提前償付，造成投資人面臨著再投資風險。

對于債務人的違約風險的控制，在貸前可以通過對其進行個人信用、借款動機及還款能力等方面的考查來控制，在貸后可以通過實時監控系統，對債務人進行實時跟蹤，當違約風險增大時，及時催款，實施保護措施，進而達到控制風險的目的。對于早償風險的控制，一方面，可以在貸款合同中明文規定不允許提前償付貸款；另一方面，可以對提前償付進行處罰，債務人提前償付必須支付罰金，從而提高提前償付的成本，降低風險。

（2）發起人信用風險，作為發起人的商業銀行存在著欺詐風險，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的參與者大都是其內部人員，若其中任何一人發生欺詐行為都可能影響到資產證券化的過程。所以發起人應該建立嚴格的內控體系，對從事資產證券化的內部人員進行嚴格的監督，防止內部人員欺詐行為的發生，從而規避此類風險。

（3）第三方信用風險，第三方是指資產證券化交易中除發起人、債務人、以及投資者以外的交易參與人。第三方風險主要有：第一，受托風險。指受托人的不當影響資產池資金的安全性和流動性，從而影響商業銀行的資產證券化過程。第二，服務商風險。該風險是指服務商由于自身經營狀況惡化等原因造成的不能履行服務職責或不能及時的履行職責，進而影響資產證券化的順利進行。第三，信用增級機構風險。是指信用增級機構本身的信用級別的下降，其提供的信用增級將大打折扣，進而影響擔保證券的信用等級。對這些風險的控制，可以通過選擇信用高、實力強的金融機構作為特殊目的機構（SPV），來規避受托風險；可以通過對服務商進行盡職調查，選擇信用和經驗豐富的中介機構，從而規避服務商風險；也可以通過選擇信用等級較高的信用增級機構或聘用與擔保資產相關度較低的國外信用增級機構，來達到降低信用增級機構風險的目的。

2.技術風險

（1）資產重組風險，商業銀行在進行資產證券化時，首先要對資產進行重組構建成資產池，再以該資產池為支撐發行證券。但并非所有資產都可以進行資產重組，以構建資產池，進行資產證券化。只有那些未來現金流可預測且相對穩定的資產才符合資產證券化的最基本條件。所以，對資產科學的判斷、選擇及組合就顯得非常重要，選擇不合適的資產就會導致資產池的現金流不穩定甚至出現“斷流”，使發起人或擔保機構面臨著支付風險。防范該類風險最主要的提高資產池品種設計的合理性和實用性，進行科學的判斷、選擇和組合，構建具有優質資產質量的資產池。

（2）破產隔離風險，真實出售和破產隔離是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兩大問題，真實出售是指發行人將證券化資產出售給SPV，其目的就在于破產隔離，當發起人面臨破產風險時，出售的證券化資產不屬于為破產財產，從而將發起人的破產風險和投資人及其他當事人的風險隔離開來。因此，發起人出售給SPV的資產必須符合會計準則的“真實出售”標準，從而隔離發起人的破產風險與投資人及其他當事人的風險；SPV和發起人不能有任何的資本紐帶關系，兩者必須保持相互獨立；另外SPV本身必須遠離破產風險。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防范破產隔離風險。

（3）信用增級風險，投資者依據信用評級機構出具的資產證券化產品的信用評級報告來進行投資決策，及時、準確、完整的信用評級報告能為投資者提供更加科學有效的決策依據，降低投資的風險。目前，我國的信用評級存在諸多問題，如不健全的信用評級制度、不規范的信用評級機構、不透明的信用評級過程以及統一的信用評級標準的缺失，更嚴重的問題是有的評級機構為了讓資產證券化順利進行，故意美化資產和蓄意提高證券化產品的信用級別，致使廣大投資者面臨信息不對稱的風險。所以必須建立科學嚴謹的信用增級制度，靈活使用外部信用增級和內部信用增級兩種方式達到防范信用增級風險的目的。

（4）產品定價風險，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價格高低直接決定著該證券能否成功發行，因此在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產品的定價是最重要的環節，影響證券化產品價格的因素有很多種，如基礎資產的收益、信用增級、產品的設計技巧等。若對資產證券化產品定價過低，投資者就會對該產品失去興趣，致使該產品缺乏吸引力，甚至有被金融市場淘汰的可能。若定價過高，就會累積大量的風險，當產品價格降低時，投資者的損失就會蔓延，進而可能造成整個體系的風險。防范此類風險的發生，必須合理確定證券化產品的價格，定價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參考文獻：

[1]楊寬,.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風險淺析.華商.2008(10).

[2]邵悅然.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意義及風險分析.現代商業.2010(03).

第9篇：資產證券化的原因范文

亞洲金融危機后，資產證券化因其成為處置不良債權的最有效工具在亞洲得到快速發展。除日本外，韓國是亞洲區域資產證券化發展最快的市場。同為轉型經濟體，韓國發展資產證券化的經歷，對中國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亞洲金融危機導致的大量不良債權，是韓國實施資產證券化最直接的原因。韓國政府為解決金融市場所發生的信用危機及急劇惡化的金融情勢，被迫在1997年12月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提供的583.5億美元的援貸協議。在IMF援貸方案的監督與指導下，韓政府于1997年底，開始積極展開一系列經濟重整計劃。為阻止大企業連續破產、以及由此所產生的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的激增，開始從法律制度入手，進行推動資產證券化的各項工作。

中國實施資產證券化的目的，更多在于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這是因為，在經濟持續發展的背景下，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相對滯后，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模式隱含著較大的系統風險。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可以連接信貸市場與資本市場，使得原本分離的兩大金融體系融合起來，資本市場獲得了來自銀行領域的資產、拓展了品種，而銀行的信貸資產通過資本市場進行優化配置和結構調整、加速信貸資產周轉、分散和轉移了風險。

在政府的主導下，韓國1998年9月制訂了《資產證券化法案》，1999年4月制定了《住房抵押債權證券化公司法》。明確了可發行資產支持證券的機構和運作。

中國在推出資產證券化試點之前，也在不斷完善法律環境。自2001年頒布實施《信托法》后，我國基本具備了設立特定目的載體（SPV）的法律環境。2005年間，與資產證券化相關的各項政策密集出臺，其中最重要的是，2005年4月頒布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11月7日頒布的《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督管理辦法》。這使資產證券化從一開始就有章可循、規范運作。

總體看，韓國資產證券化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1999～2000年是引入資產證券化階段，主要目標是金融重建和不良貸款的處置；2000～2001年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階段，主要提高資產流動性、克服期限集中到期的問題；2002～2004年是不斷成熟階段，證券化的基礎資產擴大到中小企業融資、信用卡應收款、學生貸款、未來收入債券等。中國的資產證券化還剛開始試點，韓國的證券化產品設計值得我國借鑒。

韓國資產證券化蓬勃發展，不僅有效地處理了不良資產，而且成為金融創新的動力，在推動中小企業融資、妥善解決信用卡危機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與韓國相比，中國資產證券化起步相對較晚，但隨著區域金融一體化的進程不斷推進，以及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開放金融服務業過渡期的不斷臨近，我國大力發展和培育金融市場迫在眉睫。因此，我國應以發展資產證券化為契機，大力推進和完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確保金融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為此，當前應重點著眼于下列問題：

進一步完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

首先，應該加強信用制度建設，構建信用平臺。其次，理順相關法律法規，完善法律制度建設。再次，加大金融人才的培養。

大力發展金融中介機構

資產證券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其間涉及到很多中介機構，如信用評級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在“十一五”規劃，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成為未來五年發展重點，我們應以發展資產證券化為契機，大力發展金融中介機構，使其充分發揮市場的價值發現功能。政府在推進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應該進一步放松管制，讓更多的商業銀行去嘗試各種基礎資產的證券化。

加強資產證券化風險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