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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型；集約型

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及分類

所謂經濟增長方式，就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途徑和模式。從其物質內容來講，就是資源利用的方式，即資源利用過程中所具有的基本的質的特征。一般來講，它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即主要依靠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要素投入量的單純擴大來獲得總量上的增長。這種經營方式資源耗費量大，勞動生產率低。經濟效益差，容易造成商品質量低，經濟資源緊張，產業結構失衡等不良后果，從而影響各個階段經濟的有效增長和較快發展；另一種是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即在資源投入量適度增加的前提下，通過不斷改進技術，提高生產設備的利用率和資源利用率、降低消耗，以達到經濟質和量的增加。這種經營方式科技含量大，能有效地開發和利用資源，達到投入少、產出多，產品質量優，經濟效益高的目的，對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顯而易見，粗放型和集約型是兩種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從經濟發展的進程看，一般是先有粗放型經營，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受到資源的約束，經濟效益下滑等因素的制約之后，才逐步轉為以科技投入為主的集約型經營。

二、煤炭企業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的客觀必然性。過去那種以生產要素在數量上的擴大為主，通過大量資源的投入，獲得經濟高速增長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煤炭企業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要求，必須代之以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為主，通過提高要素質量和資源利用率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

1、是煤炭企業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建國以來，通過八個五年計劃的建設，煤炭工業已建成了比較完善的管理體系，煤炭總產量已經趕上發達國家水平，名列世界前茅。但是，由于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煤炭企業基本上走的是粗放型經濟增長的路子，這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有其客觀必然性。然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和總量水平后，繼續實行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就必然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其主要表現為：只注意量的增加，忽視質的提高；只注意外延發展，忽視內涵挖潛；只注意投入，忽視產出。從而造成產業結構不合理，科技水平落后，企業綜合效益差。這種狀況的形成，固然有諸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癥結就在于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已與當前煤炭工業經濟發展階段的實際要求極不適應。煤炭企業應盡快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2、是煤炭企業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

煤炭是我國主要的一次性能源，實現煤炭企業可持續發展，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近年來，全國煤炭市場疲軟，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煤炭企業必須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盡快形成有利節約資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業經營機制；形成有利于實用新技術進步機制；形成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運行機制，促進效率和效益的提高。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煤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3、是提高煤炭企業整體素質和效益的要求。

今后的幾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全面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出重大步伐的關鍵時期，這不僅要求經濟總量和規模繼續擴大，而且要求經濟質量和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煤炭企業一方面在煤炭生產總量上確保供需平衡，滿足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同時要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及時調整煤炭產品結構。既要不斷完善內部經營機制，實行科學管理，以科技進步為先導，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又要大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努力提高煤炭企業的綜合效益。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提高煤炭企業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

三、煤炭企業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本途徑。

由于煤炭企業的特殊性，決定了煤炭企業在實現以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諸多難題。例如：一、煤炭生產為地下作業，受自然環境制約的程度大；生產條件惡劣，自然災害多，對技術及設備有著特殊的要求，技術進步難度大。二、由于煤炭企業基建投資大，建設周期長，新技術的應用往往帶有一定的滯后性。三、煤炭生產對自然資源的絕對依賴性，決定了資金轉移的困難。四、煤炭企業職工文化技術素質相對較低，勞動的專業性較強，對其他行業的適應性較差，向其他行業流動困難等等。以上這些都決定了煤炭企業要隨著市場需求靈活調整人、財、物等資源的合理配置，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并不是輕而易舉的。長期以來，由于價值規律在煤炭市場的具體體現受著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使煤炭價格總體上只能在平均價值線以下波動，煤炭產品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

由于以上原因，煤炭行業相對其他行業來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難度要大些，情況要復雜一些，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個特殊性，抓住轉變過程中的主要矛盾，突出重點，以點帶面，推行全行業的轉變，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針對煤炭行業實際，應把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工作重點，放在以下幾方面：

1、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作好思想準備。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煤炭企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煤炭企業的領導應該做到：轉變以產量為中心的舊觀念，樹立以效益為中心的新觀念；轉變單純實物形態管理的舊觀念，樹立價值形態管理的新觀念；轉變粗放型經營思想指導下的等、靠、要的舊觀念，樹立集約型經營思想指導下的務實求實增效的新觀念。只有在思想觀念上實現了真正轉變，才能在實際工作中自覺按照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積極更新經濟發展思路。邁出新步子，闖出新路子，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順利實現經濟 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進而促進煤炭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2、明確目標，抓住重點，循序漸進地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提高經濟效益，煤炭企業要堅持把“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以實現扭虧增盈為目的”作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當然，由于各個煤炭企業煤層儲存、煤質、煤炭品種、科技水平、經濟規模、職工素質以及礦山的地理環境等條件參差不齊。因此，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方法步驟上，決不能一概而論，要根據各企業的實際生產經營情況，做好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制定切合實際的合理的轉變布署，選準選好適合該企業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突破點和切入點，以此作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頭戲。實現重點突破，以點帶面，循序漸進地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斷向縱深發展，并實現規模經濟效益。

3、調整產品結構，實現自主經營，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

煤炭企業調整產業結構要繼續貫徹“以煤為主，多種經營，綜合發展”的方針，充分利用資源優勢，改變多年來的產業結構單一，產品單一，經營單一的狀態。開展以煤為主，多元化經營，積極開發利用煤所具有的優勢，加快發展煤矸石等低熱值燃料及廢棄物的綜合利用，提高煤炭深加工能力。要按照高起點、專業化規模經濟的要求，調整多種經營的規模結構，采取擇優扶強的方針，大力發展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品，增加新的經濟增長點。落實“抓大放小”的方針，對產品有市場，有發展潛力的企業要大力扶持；對小煤礦要推向市場；對進入衰老期的虧損大戶要加緊實施解困脫貧工程，實行轉產。盡快建成一批大型骨干項目，使之成為煤炭企業經濟增長和結構升級的支柱產業。這就是說要構建發展空間，實施多元化經營。在競爭性經濟條件下，企業只有不斷發展，才能保護和增強它在市場中的相對地位，才能夠生存下去，比如兼并就可大幅度降低企業發展的風險和成本。兼并者不僅獲得原有企業的生產能力和各種資產，還可獲得原有企業的經驗。進而企業在產品上可以發展成為以煤為主，多業并興的多角化經營的集團企業，提高其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

4、依靠科技進步，實施科教興煤戰略，從根本上促進煤炭企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煤炭企業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技術進步緩慢，后勁不足，設備落后，缺乏高附加值產品，市場競爭力弱。因此，煤炭企業要想提高經濟效益，就必須走挖潛改造，集約型經營的發展道路，把煤炭企業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要堅持教育為本的原則，把科技和教育擺在重要位置，提高職工隊伍技術素質和科學文化水平，增強市場競爭意識，切實提高煤炭企業科技實力和科技向現實生產力轉變的能力。要建立健全技術創新機制，不斷推進技術創新，通過引進、研制、開發、推廣應用新技術、新成果，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有效提高煤炭企業綜合經濟效益。要根據煤炭行業特點，制定切實可行的中長期科學發展規劃，統纜全局，突出重點，努力加強基礎性研究和高科技研究，加快煤炭企業實現高技術專業化的進程。同時，科技創新也可以提高煤炭產品深加工能力，增加產品的含金量。這就要求國有煤炭企業必須成立科技開發小組，同時與科研院所聯姻，大力開發煤炭產品的深加工，利用各種方式籌集資本，實施煤炭產品加工轉化，增加產品的含金量，求得較高利潤。

綜上所述，煤炭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單靠降低單耗、節約開支、降低成本已經成為過去。只有依靠科技進步、科學管理，提高企業市場競爭能力，提高企業綜合經濟效益才是唯一出路。

參考文獻：

[1]王吉生《國有煤炭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

[2]谷泉《中國煤炭企業煤炭資源優勢及深加工戰略》中央編譯出版社.

[3]《中國行業發展報告：煤炭業》中國經濟出版社.

第2篇：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時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時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約型

時間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來15年4432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設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87.715.519.322.526.528.1

時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58.858.881.3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1.828.318.7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時期，Y''''／K''''＝－0.31＜1，則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時期，Y''''／K''''＝0.7＜1，則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時期，Y''''／K''''＝0.8＜1，則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時期，Y''''／K''''＝0.88＜1，則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則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時期，Y''''／K''''＝0.81＜1，則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時期，Y''''／K''''＝0.98＜1，則δ＝0.80，高度粗放型；

整個時期，Y''''／K''''＝0.87＜1，則δ＝0.92，高度粗放型。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我們分別計算了41年的資本產出系數，并根據不同粗放度類型作了統計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類型集約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數所在區間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3,0.69]

數所在區間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類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約型

國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長率的平均值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第3篇：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 ）“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 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 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 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 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 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 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 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 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 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時期　國民收入　勞動投入的貢獻率aL'　資本投入的貢獻率(1-a)K'

增長率Y'

L'

aL'

K'

(1-a)K'

一五

0.84

5.04

(53

8.9

2.8

7.2

-57)

(9.4%)

(56.6%)

二五

0.51

7.07

(58

3.1

1.7

10.1

-62)

恢復

時期

1.02

3.57

(63-　 14.7

3.4

5.1

65)

(6.9%)

(24.3%)

三五

1.1

4.13

(66

8.3

3.7

5.9

-70)

(13.4%)

(49.8%)

四五

0.63

5.53

(71

5.5

2.1

7.9

-75)

(11.5%)

(100.5%)

五五

0.63

5.32

(76

6.1

2.1

7.6

-80)

(10.3%)

(87.2%)

六五

0.99

4.97

(81

10.0

3.3

7.1

-85)

(9.9%)

(49.7%)

七五

0.78

6.23

(86

7.6

2.4

8.9

-90)

(10.3%)

(82.4%)

(91

0.6

11.34

-93)　 12.7

2.0

16.2

   　(4.7%)

(89.3%)

改革

前時

0.78

5.18

期(53　6.0

2.6

7.4

-78)

(13.7%)

(90.9%)

改革

時期

0.81

6.65

(79

9.3

2.7

9.5

-93)

(8.7%)

(71.5%)

(53

0.78

5.74

-93)　 7.1

2.6

8.2

41年

(11%)

(80.8%)

時期　 要素投入的貢獻率

綜合要素生產　 粗放　資本的產出系數

  aL'+(1-a)K'

率的增長率A'

度

Y'/K'

一五

5.88

3.02

(53

0.66

1.24

-57)

(66%)

(34%)

二五

7.58

-10.68

(58

2.45

-0.31

-62)

恢復

時期

4.59

10.11

(63-

0.31

2.88

65)

(31.2%)

(68.8%)

三五

5.24

3.06

(66

0.63

1.41

-70)

(63.2%)

(36.8%)

五四

6.16

-0.66

(71

1.12

0.70

-75)

(112%)

(-12%)

五五

5.95

0.15

(76

0.98

0.80

-80)

(97.5%)

(2.5%)

六五

5.96

4.04

(81

0.60

1.41

-85)

(59. 6%)

(40.4%)

七五

7.01

0.59

(86

0.93

0.88

-90)

(92.7%)

(7.3%)

(91

11.94

0.76

-93)

0.94

0.78

  (94%)

(6.0%)

改革

前時

5.96

-0.26

期(53

1.05

0.81

)-78

(104.6%)

(-4.6%)

改革

時期

7.46

1.84

(79)

0.80

0.98

-93)

(80.2)

(19.8%)

(53

6.52

0.58

-93)

0.92

0.87

41年

(91.8%)

(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

（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 超高度粗放型 高度粗放型 中度精放型 低度粗放型 集約型

時間

41年

13

8

6

2

12

改革前26年

9

4

3

10

改革以來15年

4

4

3

2

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 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 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 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 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 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 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 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 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 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

一五　二五　"1963-1965"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基本建設投　96.2　92.3

84.5

80.7　77.5　73.5　 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

3.8　 7.7

15.5

19.3　22.5　26.5　28.1

時期

七五　"1991-1993"　改革前　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　58.8

58.8

81.3

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　 31.8

28.3

18.7

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 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 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 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第4篇：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

經濟增長方式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的方式，其實質是依賴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怎樣實現經濟增長。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粗放投入實現的。建國60年來，我國GDP增長了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40多倍。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等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0%左右，而我國在很多年份都超過了40%。雖然我國政府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也積極倡導和推進企業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但是，多年來，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甚至損害國家和民眾利益的情況一直沒有較大改觀。這與我們沒有找到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增長方式密切相關。因此，研究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增長方式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1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目標模式存疑

從粗放型到集約型轉變作為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模式，已經被世界許多學者和國家所接受。1986年蘇共27大確定“整個國民經濟轉向集約化軌道”的經濟發展方針；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我國也提出“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目標。雖然這一目標模式得到廣泛認同，但是，筆者認為還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思考。第一，沒有實現“質”的規定性與“量”的規定性有機結合“。粗放型”和“集約型”更多地體現了增長方式“質”的規定性，而缺乏“量”的規定性。到底什么樣的要素配置才是“粗放型”或者“集約型”？至今沒有形成一致的認識。從“粗放”到“集約”只是一個方向，一個過程而已，而且這個過程永無止境。第二，沒有充分體現共性與個性的有機結合。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很多國家都在追求的目標，但是，幾乎所有國家都沒有做到，并最終被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所累。第三，沒有實現動態和靜態有機結合。在把握經濟增長方式時，動態的、局部的觀點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集約型方式在明天看來可能是粗放的，中國的集約型在美國看來可能是粗放的，所以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只能表示差異和變化，很難據此下“粗放”或者“集約”的結論；另外，如果把數量主導視為粗放，質量主導視為集約，則幾乎沒有純粹的粗放或集約，因為數量與質量是共同演進的，數量擴張的外部性之一是質的改善。第四，沒有把握住戰略目標與戰術重點的有機結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要把勞動力從生產勞動中解放出來，并締造良好的生存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第五，沒有很好地將遠景目標與近期任務相結合。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我們描繪了經濟增長的美好前景。但是，再美好的未來也必須依靠完成好每一階段的歷史任務來實現。中國政府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著重點，把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實現經濟增長速度、質量和效益的統一，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和發展成果，這是當前的緊迫任務，也是長期的奮斗目標。

2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三大選擇

第5篇：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

1.1 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簡述、特點

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特點包括整體性：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個體系，是完整的，子系統的不協調會限制整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整體系統也要控制子系統，實現共同的目標；公平性：只有做到公平，當代人才能獲得和后代人同樣的發展機會；動態性：整個體系當中的子系統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發生變化，所以要注意子系統的協調；效率性：因為效率是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如果想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要把效率性作為重要特征；可控性：在整個體系的運作當中，如果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都會對整個體系造成影響，這就需要調控來保證整個體系的順利進行；地域性：區域發展并不平衡，所以，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突出地域特點。

1.2 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在整個世界范圍之內，不恰當的消費模式所導致的貧困加劇、環境惡化以及各個國家之間的發展失去平衡是地球人所面臨的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們需要建立合理的生產模式，做到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首先，要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很多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就是高消耗，高消費，然后造成高污染。這種方式是靠對資源的大量消耗來加快經濟的增長，靠高消費生活資料來帶動經濟的增長。這種模式影響了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果按照這種模式發展 下去，機會出現資源危機以及環境危機。所以，我們首先要解決這種模式，把經濟增長的方式從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經濟增長模式，這是區域經濟想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其次，要保持企業各個環節的可持續發展。企業要生產，要流通，要使消費者消費，這是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只要在社會當中生存，就需要消耗各種資源。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要求生產、流通和消費都要可持續發展，要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形成生態環境和生產的良性循環。

最后，要保護生態環境。自然資源想可持續利用，就需要人們充分并且有效使用自然資源，不應該過度的索取和對自然資源浪費。環境的污染是因為人們的知識水平有限，技術條件有限，廢物不能被循環利用，這極大的造成了資源的浪費。所以，要把保護生態環境作為自然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這樣才能促進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 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策略

要做到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應該綜合考慮生態因素和社會因素，要做到以下幾點：

2.1 人口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人口是區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必須要做到控制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的質量，實現區域人口的再生產的可持續性。要在特定的時期內，制定符合區域實際情況的具體人口政策，使勞動力的再生產符合經濟發展需求，保持人口的規模適度。提高人口的素質，可以通過對教育進行投資來提高人口的教育程度，發展文化建設，提高區域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的意識。通過公共的政策來促進區域人口的整體文化水平的提高，使收入結構合理化，實現區域人口的可持續發展。

2.2 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要求區域在經濟發展中實施環境保護戰略，盡量協調好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平衡雙贏的戰略目標。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保護戰略首先要求人類活動與自然關系的協調。尤其要注意區域在開發開放中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開發利用程度不要超過環境容量和生態環境承載力。其次，區域對自然環境的開發利用必須順應其發展規律，維持自然界固有的發展趨勢和發展潛能，使自然環境的潛力與優勢得到發揮，取得最佳經濟效益。第三，對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較嚴重的區域，必須采取適當的措施進行人工干預，使其恢復環境的自平衡能力。同時，對自然環境與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客觀上要有一定的經濟前提，不僅要遵循生態平衡規律，也要遵循社會經濟規律，避免盲目開發給環境帶來負面效應。

2.3 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對策

要實施節約型戰略，對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和實施有效的保護策略，改變傳統的高消耗的生產方式，保持自然資源的供給能力。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主張的是不浪費和集約型的方針。要簡歷資源的價值體系，引導自然資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消費市場的市場經濟模式，促使企業獲得最大利潤；優化資源的配置，制定配套的管理制度，通過政府的調控來明確資源的使用權，規范自然自然的使用活動，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可持續發展。

2.4 科技的可持續發展對策

科教興國戰略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駐澳策略，應該把高科技以及技術研究結合起來，加速科技的進步，提高科技的貢獻率。要堅持教育為本，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國名的整體教育水平，提高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2.5 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策

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求把提高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以及生態效益作為中心，把高產和高校作為發展的目標和內在的動力，逐漸由傳統的粗放型經濟轉變為集約型經濟模式，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轉變。

我國在新世紀的發展中面臨嚴重的資源短缺的瓶頸制約和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從整個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協調不同區域的經濟活動，保護自然資源和改善生態環境，因而統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實現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參考文獻：

[1]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組. 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2003）.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142-151.

第6篇：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

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已從傳統的模式向新模式轉變，即經濟發展不僅限于經濟增長，而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追求實現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生活方式不斷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謂新發展觀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觀念體系，它涵蓋了當展經濟學家對于對發展問題的許多新認知。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發展的方式應當具有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觀對增長發展觀把經濟發展看作是不依賴外部環境的孤立系統的這一重要缺陷進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補充，它認為經濟發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經濟發展的子系統與外部生態系統之間相互關聯，互相影響，必須反對人類對于自然生態系統的無限制索取。只有這樣，發展才能持續下去；

2.二、發展的目標應是實現人類的自由全面發展。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只屬于工具性的范疇，它們最終是要為人的發展、人的福利服務的。新發展觀把發展看作是一種不可剝奪的人權，認為發展過程必須是公民真正參與的過程，是本著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則穩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過程”， “在此進程中所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最終都將逐步充分實現；

3、三、對發展的機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發展觀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的信息極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場失敗是一種普遍現象。從理論上講這可以通過法律程序來糾正，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交易規模普遍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過了調節爭端的預期收入。由此，新發展觀另辟蹊徑，提出了配置資源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只有實現國家、市場與社區三者的互補結合，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才能得以順利進行。

二、在新發展觀模式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思考

1、一、樹立以科學技術為先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科學技術觀。

經濟的發展，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歸根結底都依賴或取決于科技進步。當今世界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的國家和地區都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結合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美國政府把發展科學技術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由正副總統任正副主任，以加強國家對科技的領導作用。根據經濟學家的測算，二戰后的50年中，美國生產率增長的1 /3應歸功于科學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亞洲來講，日本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時也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從西方其他發達國家引進技術33 854項，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實現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牢固樹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觀念，以科學技術為先導，這樣才能有力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及增長方式的轉變。

2、二、具有培養提高勞動者素質的多層次教育體系及職業培訓機制。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經驗之一是，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是伴隨著技術含量的提高而實現的，而技術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質的勞動者作保證。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即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素質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從美國等國家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和該比重提高的速度看，這些國家都十分重視發展教育事業，這是使這兩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條重要措施。而我們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快速轉變，政府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建立多層次教育體系及職業培訓機制，其開發和投資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三、3、積極促進結構調整，適時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

第7篇：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

關鍵詞：長株潭城市群 增長方式轉變 對外貿易

一、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劃分

近年來，我國經濟理論界將對外貿易增長方式主要分為“粗放型”和“集約型”。“粗放型”依靠大量使用低價勞動力和資源，特征主要包括：對外貿易出口產品缺乏自主品牌、質量不高，技術含量低，加工度、附加值，國際競爭力都較弱，環境污染問題、貿易摩擦問題不斷，經濟效益低下，是一種典型的規模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集約型特征主要包括：經濟增長效率高，質量效益非規模擴張；國際競爭力強，通過產品的高質量獲得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地位；環境污染程度低，能源消耗少；集約型外貿增長方式不是簡單的追求外貿規模，而是以獲取最大經濟福利為標準。

二、長株潭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長株潭城市群作為湖南省的核心區域，地理位置呈品字形分布，總面積為9.68萬平方千米，占湖南省的13.3%，人口占18.9%，長株潭經濟總量近年來增長迅速，但目前仍然依靠勞動力、資源等成本優勢取得外貿業績。我省外貿進出口主要有以下特點：我省外貿進口從下降趨勢轉變成了增長趨勢，進出口額、出口額和進口額三項指標都創了歷史新高，有了新的突破。對新興市場進出口總體優于傳統市場。進出口商品多元化趨勢明顯。加工貿易和三資企業對全省外貿貢獻加大。企業主體進一步增強，資源和原材料類企業下降明顯。

（一）長株潭出口貿易的粗放型增長

長株潭進口產品主要有鐵礦和機電產品，而出口產品主要有農產品、機電產品和重金屬原材料等。其中出口產品主要是依靠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和高耗費、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出來的。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按照比較優勢來定位，長株潭城市群的大多數產業仍屬于中低端水平，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占據多數，企業競相壓價，導致企業出口效益不高。總的來說，長株潭出口貿易基本上是以量取勝，出口商品檔次不高。

（二）長株潭出口產品質量不高

長株潭外貿產品質量不高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進出口商品結構不合理。出口方面，長株潭出口商品主要以資源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進口方面，進口商品比較單一。（2）出口市場結構不優。對外出口對歐美日等發達市場的依賴程度仍然比較高。（3）龍頭企業規模不大。（4）貿易方式比較單一。五、外貿環境有待改善。

（三）長株潭企業不重視開拓名牌產品

當今國際市場的競爭已經轉為了以質量競爭為主的集約型經濟增長，品牌作為高質量的象征，越來越成為各個企業所追求的目標。但是，目前長株潭自主品牌出口很少，能稱得上名牌產品的更少，少數企業只追求眼前利益，不把精力放在提高產品質量和塑造品牌上，而是進行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因此，長株潭企業應重視開拓名牌產品。

三、長株潭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對策分析

面對各種制約長株潭城市群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因素，有必要提高長株潭城市群開放型的經濟水平，這對加快轉變長株潭城市群對外貿易經濟增長方式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一）開拓多元化目標市場

首先，開拓多元化的目標市場以促進貿易的平衡發展，這是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的途徑。其次，利用高新技術來改進傳統出口產業，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利用科技興貿戰略促進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從而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來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

（二）積極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

擴大加工貿易，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本質上是產業由低附加值狀態轉向高附加值狀態、低技術水平向高技術水平狀態轉變的過程。長株潭城市群加工貿易比重小，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長株潭應該抓住這種機會來大力承接產業轉移，發展加工貿易，擴大加工貿易進出口業務。

（三）鼓勵企業自主創新

鼓勵企業自主創新以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外貿競爭不再僅僅是是粗放型增長模式下的資源和低價勞動力取勝戰略，更多的是品牌之間的競爭。因此，提高長株潭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也是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重要途徑。從企業方面來講，企業的發展在于自主創新，企業家作為一個企業創新的核心，要組織企業的創新活動，以此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另外，企業要建立激勵員工創新的激勵機制。從政府的角度看，企業要想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政府必須做到服務體系的完善，創新環境的優化，提高科技人員的創新積極性等。

（四）提高服務貿易比重

努力提高服務貿易比重。近些年來，隨著國民經濟和社會持續快速發展以及開放度的提高，長株潭服務貿易發展迅速，尤其是近年來服務貿易出口呈現迅速增長之勢，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地位也不斷提高。由于服務貿易產品附加值比較高并且所需資源較少，風險小，對環境破壞少，其產品以其獨特的優勢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國際產品競爭中的地位也就越來越高。服務業也成為長株潭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方式。

（五）大力發展綠色貿易

綠色貿易作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貿易方式旨在于以一種健康的貿易方式來發展對外貿易，在不損害人類生存環境、不污染生態環境，不損害人類健康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大力發展綠色貿易可以有效解決當前長株潭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矛盾，它能將生態環境要素納入價格形成機制中去，加快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共同追求。我們綠色貿易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因此走綠色貿易之路是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必經之路。參考文獻：

[1]Dong He，Wenlang Zhang.How dependent is the Chinese economy on exports and in what sense has its growth been exported[J].Elsevier Journal，2009（1）：87-104.

[2]Abdul Jalil，Mete Feridun.The impact of growth，energ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J].Elsevier Journal，2010（2）：284-291.

[3]劉曉玲.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與湖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系探折[J].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10-12.

[4]侯德文.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促進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J].商場現代化，2012（15）：5-6.

第8篇：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

關鍵詞：產業集聚 被城鎮化 城市化成本

中圖分類號：[F29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4-0012-02

Strategie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Hebei Province

Yang Lihua；Zhang Baolai；Zhou Jianxia

（Hebei Academy of Governance，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rate in Hebei Province in 2010 was 45%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level, and Hebei Province is a big province that net move out. It must chang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pproach in Hebei Province, expand economic growth, develop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focus 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romote rural area by cities, and steadily promote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in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 proposed policy and principle of urb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urbanization in Hebei.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urbanized；the cost of urbanization

0引言

石家莊戶籍制度早在2001年在全國率先放開，但人口并未因此而膨脹。近鄰京津具有較強吸附力，從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環渤海區域，北京5年凈遷入人口167.0萬，天津39.3萬人，遼寧39.1，山東2.8。河北省凈遷出9.4萬人，在三大城市群中，是唯一一個凈遷出大省。根據河北省城市化實際狀況，我們發現河北省城市化進程落后有別于其它地區的：戶籍制度不是直接原因，而是中心城市的經濟不夠發達，輻射帶動能力不強。城鎮體系基礎薄弱。城市的發展質量不高，經濟支撐乏力，資源粗放利用對城市化的制約。

所以，河北省一定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壯大城市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同時注重生態建設，以城市帶動農村，穩步推進城市化。

1推進城市化的政策原則

由于我省大城市綜合競爭力不強。各級城鎮普遍面臨就業崗位不足的壓力的問題，而保證民生是此階段城市化的重點。

1.1 以產業集聚城市實現大規模的產業集聚新型城市化。城市化的最主要動力是工業化，走什么樣的工業化道路，也就決定了城市化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在河北省，按照黨的“十七”大布署推進城鎮化，必須要建設城市，發展城市，并把發展區域性中心城市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使中心城市發揮帶動性，自身要有實力，要具有一定的規模。城市自身不具有比較大的實力和規模，不僅帶動不了農村，自身的中心地位也會受到威脅，也可能被邊緣化。擴大規模和增強實力，首要的任務是集聚產業。城市是產業的載體，產業是城市的支撐。沒有產業的集中和發展，城市就沒有活力，就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而要集聚產業，就要創造集聚產業的條件。優化發展環境，發揮自身優勢，擴大開放，招商引資。

1.2 城市資源利用集約化與效益化集約化經營與效益化經營是城市資源稀缺性日趨突出的客觀要求，也是城市經營的基本前提與重要內容。推進集約型的城市化，是從根本上緩解資源環境壓力，實現資源、環境、人口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按照國際一般經驗，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間，經濟社會處在一個快速發展階段。中國資源稟賦較差，生態環境相對脆弱。我省資源短缺有目共睹，而我省的城市化率正處此階段。城市化在工業化的持續推動下，將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保持較快發展的勢頭。從城市化及城鎮發展模式上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切實轉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城鎮發展模式，走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經濟效益好的集約型城市化道路。

1.3 避免“被城鎮化”城市化或城鎮化，關鍵是要解決農民的創業資本或者就業問題，保障他們有基本的生存手段。不能形成“農民上樓致貧”――農民住了樓房，卻沒有穩定工作，生活質量反而下降。一定要防止打著城鄉統籌、促進規模經營、發展地方經濟的旗號剝奪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農民失地、失業又流離失所局面的出現。

1.4 發展生態產業，建設生態城市，實現科學發展按照建設生態文明的要求，以節能、降耗、減排、增效為主要切入點，形成資源節約型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方式。把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作為節能降耗和保護環境的基本途徑，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資源投入帶動向主要依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帶動轉變。在城市建設方面，本著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目標，優化生態用地內部結構和空間布局，實現城市生態的最優。

2河北省城市化發展的對策

城市化政策主要以兩條主線：一是城市現代化，集群化發展，另一方面是民生與就業問題的解決。城市現代化發展是保障民生、就業的根本，要激活市場活力，保障民眾多渠道就業。

第9篇：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范文

關鍵詞：經濟和諧發展；新型工業化道路；跨梯度超越；產業干預；人力資本

經濟和諧發展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它一方面要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即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保持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另一方面又要求實現城鄉、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而這正是各國在經濟發展過程別是在工業化階段所遇到的兩大難題。本文從新型工業化道路及跨梯度超越的角度來做一些探討。

一、新型工業化道路與跨梯度超越的含義及其關系

所謂新型工業化道路，是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工業化道路與我國原有的工業化道路而言的，其主要特征在于強調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堅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其目的在于通過這種環境友好型的工業發展思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而跨梯度超越則是相對于梯度理論而言的。梯度理論認為：無論在世界范圍內還是在一國范圍內，經濟技術的發展都是非均衡的，客觀上已形成一種經濟技術梯度。生產力的空間推移，是從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推移的，具體表現為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由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推移。跨梯度超越的目的就在于打破這種產業演進的常規路徑，實現產業結構的跨越發展。從而縮小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使區域間經濟均衡和諧發展。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型工業化道路與跨梯度超越是有機統一的，或者說，新型工業化道路實質上就是一種新型的跨梯度超越發展之路。

(一)新型工業化道路突破了西方傳統的梯度推移理論的束縛，在產業結構的演進上堅持走跨越式發展之路

從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工業化道路看，大多數發達國家是按照傳統工業化――現代工業化――后工業化路徑前進的。在傳統的工業化階段又大致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化工業――高技術加工業――信息化工業為主導的技術路徑演進的，信息化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信息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信息產業的發展都是以工業化的成果為基礎的。從我國人均GDP、工業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就業結構、工業結構等綜合判斷，我國仍處于工業化中期，即重化工業階段。按照傳統的梯度推移理論，我國信息化與信息產業發展的條件還不具備。然而，為了盡快縮小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同時，為了避免出現新的數字鴻溝，我們提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即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力求通過工業化與信息化的互動與融通，在新的起點上，以全新的方式和更短的時間實現具有現代意義的建立在信息化基礎上的工業化。顯然，新型工業化道路突破了西方傳統的產業結構與技術結構的演進路徑。它選擇的是一條與西方國家工業化完全不同的跨梯度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同時，它也是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工業化之路。

(二)新型工業化道路超越了傳統的以粗放型經濟增長為特征的趕超型經濟增長戰略，而實施以集約型經濟增長為特征的新型的趕超型經濟增長戰略

由于歷史的原因和當時的國際環境，從“一五”時期到改革開放前夕，我國的工業化沒有突破原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一直走傳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這條道路除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外，還突出地表現在工業基礎極為薄弱的條件下，實施以趕超為目的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國家依靠高積累、高投入、高消耗來支撐經濟的快速增長。可以說，我國傳統的工業化道路走的是一條以外延擴張為特征的趕超型經濟增長道路，這條道路既是跨梯度的，又是粗放的。

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路子，其實質是轉變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走以技術進步為先導的集約型的經濟發展道路。這條道路雖然是跨梯度的。但同時更是集約型的、內涵型的。

二、新型工業化道路及跨梯度超越發展的可行性分析

新型工業化道路既能有效克服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環境污染、資源大量耗費問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又能滿足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落后地區(低梯度區)快速發展經濟的愿望，以跨梯度超越的方式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理論和實踐證明，新型工業化道路及跨梯度超越是可行的。

1、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落后地區要實現跨梯度超越，首先就要在某些技術及其相關產業上取得突破與超越，從而帶動區域產業結構的突變。由于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落后地區有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產業路徑與技術路徑可以借鑒，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落后地區完全可以制定出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符合本國國情以及能發揮本國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及其配套政策措施。從而避免由市場的盲目性而導致的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盲目性，大大縮短產業結構演變的進程，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的跨越。同時，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還可以通過開放政策。引進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用外部力量為產業結構的快速演進提供支持，并通過實施以人力資本追趕為先導的人力資源開發戰略，為產業結構的演進與跨越創造必要的、持久的社會、經濟條件。其次，從經濟和諧角度看，跨梯度超越本身就有利于縮小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實現區域經濟的和諧發展。另外，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還可以充分吸收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經驗教訓，以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手段克服這種模式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與資源極大浪費，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2、與傳統的技術相比。信息技術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有三大優勢：一是它屬于一種基礎性技術，一旦創造出來，幾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比較容易地獲得和利用，具有較高市場密集度；二是引進成本較低，它自身高效、快捷特征決定了其擴散速度快，應用成本低；三是采用新技術成果盈利性較大。明顯提高生產率。信息技術應用的這種方便性與高盈利性成為市場主體采納信息技術的強大內在動力，而當今世界范圍的信息化浪潮則為信息技術的普遍應用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落后地區完全可以以產業政策與市場自愿相結合的方式同步推進工業化與信息化，并且使二者相得益彰。

3、根據邁達爾的累積因果論，梯度發

展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極化效應、擴展效應與回程效應，極化效應與回程效應會促進高梯度區的進一步發展，擴展效應則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低梯度區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只要能實施適當的政策措施，強化擴展效應、弱化回程效應，就有可能獲得巨大的發展機會。而且，當低梯度區發展到一定水平，超過了起飛階段，就會具有一種自我發展的能力，從而產生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新的極化效應與回程效應，也就是實現了經濟發展的跨梯度超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而日本及東亞四小龍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成功實踐同樣證明了跨梯度超越的可行性。

三、以新型工業化道路為導向的跨梯度超越發展戰略實現的關鍵在于政府實施有效的產業干預和超前的人力資源開發戰略

(一)實施積極有效的政府產業干預

在所有實施跨越式發展戰略的后進國家或地區當中，政府的主動干預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政府的產業干預。這是因為，從跨越式發展模式本身看，它最大特征就表現為產業結構的大幅度轉換，并且這種跨越式轉換還表現在：歷次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的更替是在相對低于所謂的標準結構所揭示的人均收入水平下發生的。而且各產業間的更替也并不是在產品和要素市場變換的共同影響下所自然演進的。在此情況下，政府就必須以產業激進發展的重要參與人，通過部分駕馭市場的方式致力于實現最大化的經濟增長。其主要手段便是制定并實施產業政策，使產業結構的演進在政府這一強制性組織的干預下大為縮短。從成功實施了趕超戰略的日本及東亞四小龍的經驗看，產業干預的成功與否取決于：

1、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是政府產業干預有效性的前提。所謂產業政策，是指政府有關產業的一切政策的總和。由于產業政策是直接引導社會資源配置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顯然，產業政策合理與否，將影響到社會資源的配置效果，也就決定了政府產業干預的效果。日本及東亞四小龍的經驗證明，制定具有前瞻性、協調性、科學性以及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高度關聯性的產業政策是政府產業干預有效性的前提。

2、政府的主動產業干預不能妨礙生產要素在市場的作用下優化配置。市場經濟是一部復雜而精良的機器，它通過價格和市場體系對個人和企業的各種經濟活動進行協調，并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這是任何其它的力量包括政府都不可能做到的。雖然產業政策部分地引導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向，但絕不是代替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或阻礙市場配置資源功能的發揮，而是針對在資源分配方面出現的市場失敗而采取的對策。因此，政府的產業干預不應妨礙生產要素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優化配置。事實上，很多學者在總結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時都明確指出，東亞國家之所以實現經濟的成功跨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與市場的有效融合，東亞國家雖對產業部門和經濟狀況采取一定的干預，但并不排斥市場，而是在市場發育不完全或市場機制自發運行所需要的條件部分扭曲的情況下，主動地人為模擬市場。

3、政府的產業扶持政策不能妨礙其導向產業的內部競爭。競爭機制是市場經濟的最基本機制，正因為有競爭機制，才使得市場中的主體在利益機制的作用下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顯然，產業政策在保護相關產業的同時。還必須鼓勵產業內部的競爭。也就是說，政府的產業扶持政策不能是僵化的、靜態的，而是靈活的、動態的，即政府應充分利用其相關資源，按照績效原則，引導、促進相關產業在競爭中快速、高效地發展。

(二)實施以人力資本追趕為先導的人力資源開發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