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老年人法律問題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老年人法律問題范文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 老年人權益保障

1 我國當前人口老齡化現狀

根據我國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大陸60歲及以上人口占到總人口的13.26%，65歲以上占到8.87%，根據國際標準，我國人口已經進入老齡化階段。但是我國人口老齡化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呈現出發展迅速且與經濟發展不同步等特點。

1.1 人口基數大，發展迅速

隨著我國人口預期壽命延長，預計根據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50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將超過4億，占總人口30%多，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3億多，將占到總人口的20%左右。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也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依這種快速發展的增長速度計算，我國老齡化程度將日益嚴重，將給社會和自然造成沉重負擔。

1.2 老齡化發展區域、結構發展不平衡

由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極其不平衡，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出現了未富先老的特點。大中城市提前達到人口老齡化，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齡化程度比較嚴峻。同時東部沿海地區人口老齡化水平高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在老齡化的性別分布上，女性人口也高于男性人口，所以呈現出了區域、結構發展不平衡的現狀。

1.3 人口老齡化伴隨著后代子女的銳減

我國人口老齡化最明顯的特征就是老年人口基數的增加而年輕人口基數的減少，由于我國經濟發展、計劃生育的實施及人們傳統觀念的轉變等，導致人們由以前“枝繁葉茂”的傳統觀念到如今的“少生優養”的轉變，我國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也伴隨著低齡人口的減少趨勢。

2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面臨的問題，但對于相對不發達的我國來說，與經濟不相匹配的人口超前的老齡化，將給社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

2.1 社會勞動力下降且出現勞動力老化現象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引起勞動力增長放緩。從目前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到2020年以后，我國勞動力人口比例將出現下降趨勢，在緩解就業壓力的同時也給社會勞動力造成了一定的威脅，這是勞動力人口將呈現內部結構將出現老化趨勢。

2.2 社會保障壓力增大

面臨社會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對社會醫療、養老、衛生等社會服務基礎保障設施的需求增大，這些都需要政府的財政投入。根據預測，到2050年，每年支付給離退休職工的退休費用將達到18萬億元，到2030年將占到國民收入的10%，將大大加重財政負擔。同時這也將對我國社保制度提出新的挑戰，城市養老與農村養老等問題亟需解決，以期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充足性”、“可負擔性”、“透明性”和“可持續性”目標。

2.3 對老年人權益保護的政策和法律體系不夠完善

我國目前情況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和有關基本法律為依據的老齡政策體系，但是由于缺乏其他相關制度的支持，所以缺乏長遠戰略眼光，同時可操作性也比較差功能較為單一，缺乏完整的保障體系。

3 我國老年人權益保護的法律問題及對策

針對我國人口老齡化日益嚴峻的現狀，可以通過學習借鑒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先進經驗及策略，結合我國的國情，通過各種途徑豐富老年人的物質、精神生活，為社會繼續貢獻力量。下面我們從老年人權益保護的法律方面進行如下分析：

3.1 我國老年人權益保護的法律規定

對我國老年人權益保護進行規范的法律主要包括《憲法》、《民法通則》、《婚姻法》和《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等。在我國《憲法》中除了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外，針對老年人的退休制度受到法律保護，且退休人員的生活受到保護及我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等。

在《民法通則》中并未專門針對老年人的權利進行規定，但是規定了老年人作為一般公民享有的財產權、繼承權、婚姻自由權、著作權、生命健康權和名譽權等權利。

在《婚姻法》中規定了公民享有的夫妻共同財產的同等處分權、相互之間的扶養義務及老年人作為父母或繼父母時享有的子女對其的贍養扶助義務，子女不履行贍養扶助義務時，父母在無勞動能力或生活困難的情況下有要求子女給付贍養費的權利。

《老年人權益保護法》是以特別法的形式明確規定老年人權益內容的法律，除了以上法律規定的基本權利之外，老年人作為特殊群體，還享有參與社會發展、依法享有養老金和其他待遇的權利，依法享有醫療待遇的權利等。剛剛修改入法的“子女常回家看看”等都是對老年人權益的保障。

除了以上的規定的權利外，老年人還享有以下特殊的權利：老年人享有法律援助的權利；享有司法救助訴訟費用緩交、減交、免交的權利；優先立案的權利和享有先于執行的權利。

3.2 我國老年人權益保護實施中遇到的問題

3.2.1 立法保障的局限

我國對老年人權益保護在立法保障方面還存在著法律體系層次不明的現象，而且現行的法律對老年人的權利保障較為籠統，操作性不強，且內容較為空泛，出現大量的立法空白。

3.2.2 法律實施的局限

立法保障是老年人權益保障的基礎，但是法律目的的實現在于其實施，而目前情況下由于公民法律意識薄弱及執法不嚴等問題導致對我國老年人權益的保障在實施中也存在局限性，比如（1）部分子女沒有盡到贍養父母的義務，而導致遺棄、虐待老年人的現象普遍存在。（2）侵害老年人的財產權。由于老年人屬于弱勢群體，他們的體力、反應能力不足等，導致成了社會不法分子盜竊、搶劫、詐騙的重點對象。（3）老年人婚姻自由權利不能得到有效實現。（4）由于老年人缺乏法律意識及一些司法部門不能嚴格執法，使得法律賦予老年人的法律援助、司法援助權利等不能得到有效落實。（5）“常回家看看”入法，但卻沒有相應的違法懲罰措施，但卻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等問題。

3.3 加強和完善老年人權益保護的法律對策

3.3.1 明確《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定位，理清層次

雖然對我國老年人權益保護的法律規定較多，但是存在層次不明，特別權益保護定位不明確的現象，《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作為老年人權益保護的特別法律，應當突出其地位，把其作為老年人權益維護的最直接的法律，應當把分布在其他法律法規的老年人特別優待等權利補充進來，以便更好地保障老年人權益并貫徹實施。

3.3.2 修正法律內容，突出其核心地位

《老年人權益保護法》作為對憲法的繼續和延伸，更加專門、詳盡地規定了老年人的權益，是老年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打擊違法犯罪的強制性法律武器。所以在實踐中應當嚴格的依法執行，把《老年人權益保障》放在保障權利的核心地位。借鑒發達國家“禁止歧視老年人就業”，有條件的取消部分工作的年齡限制，讓有能力有條件的老年人繼續參與社會財富的創造。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不斷進行修正和完善，滿足日益增多的老年群體的需要。

3.3.3 完善對老年人法律援助及司法救助制度

加強對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宣傳相關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律法規，加強社會年輕一代敬老愛老的道德及法制教育。相關部門聯動起來，加強基層和社區老年維權工作，對侵害老年人權利的行為及時聯系相關部門，由社會老年人權益維護機構及時處理，以確保老年人人身及財產安全。針對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可以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由政府機關強制在基層司法所設置專門的老年人法律援助機構，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詢與服務工作。人民法院系統應當切實執行對涉及老年人權益的案件實行“優先立案、優先審理、先于執行”、減免訴訟費用等的制度，設置專門的審判組，在審理涉及老年人追索贍養費、養老金、醫療等案件時，有人民陪審參與，更好地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4 結語

針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顯得日益重要，通過適時研究調整人口政策，完善法律法規，豐富老年人的物質、精神生活，保證老年人的各項權利得到有效保障，最重要的是需要政府、社會、家庭及個人全方位的努力，貫徹“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全面關懷”的思想，從而才能健全老年人社保制度，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健康及參與社會發展的條件，從而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參考文獻：

[1]羅漾.我國人口老齡化所致社會問題的法律對策[D].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4月.

[2]黃文忠.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法律應對研究[J].河北法學第30卷第12期.2012年12月.

[3]陳歡.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及其對策分析[Z].2010年.

第2篇：老年人法律問題范文

關鍵詞：精神贍養 法律義務 道德義務

一、精神贍養概述

（一）什么是贍養

現代漢語詞典對“贍養”一詞的解釋是：“成年子女或晚輩對父母或其他長輩在物質上的幫助和生活上的照顧”。由此可以看出，贍養的主體是成年子女或晚輩，對象是父母或其他長輩，贍養的內容主要是物質上和生活上的。

（二）什么是精神贍養

精神贍養是伴隨著新的社會現實出現的新詞匯。從詞法角度上看，“精神贍養”這一表述是存在問題的。“贍養”就指物質上或生活上的幫助和照顧，而不包含精神方面的內容，“精神贍養”這一偏正結構詞語本身是矛盾的。擱置這一問題，精神贍養在當代社會的基本含義可以表述為：成年子女或晚輩對父母或其他長輩在精神上的關愛和照料，滿足他們的精神慰藉。

（三）精神贍養的實現方式

精神贍養的最終目的是使父母或其他長輩享受晚年的幸福和滿足，而不因缺乏陪伴等因素內心孤獨、寂寞。在筆者看來，實現對父母或其他長輩的精神贍養大致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客觀上的陪伴可以減輕老年人的孤獨感和寂寞感。喪偶后獨居的老年人通常亟需精神贍養，有老伴或者老伴去世后和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通常不會有強烈的精神贍養需求；第二，子女成功是對父母最大的心理慰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父母內心的自豪感和滿足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的精神狀態；第三，融洽的父母子女關系也是減輕老年人孤獨和寂寞的有效手段。當今社會，年輕人的生活壓力很大，父母如體諒子女的不易，孤獨寂寞感也會減輕。

二、理論基礎――法與道德的關系

現代社會越來越嚴重的精神贍養不足問題，亟需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是通過立法將子女對父母的精神贍養規定為子女的法定義務強制執行，還是加強宣傳教育提升子女的道德水平促其自覺履行？這涉及法與道德關系的法理問題。

法與道德的關系是一個經久不衰的法理學問題，目前國內法理學界可以達成的基本共識是：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義務是法律關系主體依照法律規定必須履行的法律責任，違反法律義務的后果是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評價。顯然，目前并無法律明文規定子女有對父母精神贍養的義務，因此，精神贍養不是法律義務。道德義務是社會成員根據社會道德規范，對他人和社會承擔的道義責任。違反道德義務的后果是違反者需承受他人和社會的輿論壓力和道德譴責。從這個意義上講，精神贍養更多的體現為道德義務。養老敬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成年子女不僅有義務供養年老父母的物質生活，保證父母無衣食之憂，也有義務孝順、陪伴父母，使父母不感到孤獨和寂寞。

道德義務可以上升為法律義務，而且在當今社會，精神贍養這樣的道德義務在實現過程中已經出現問題，那是不是意味著精神贍養應該由法律加以規定，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呢？

三、精神贍養能否通過立法強制執行

“2007年4月，江蘇省海安縣86歲的楊老太將60歲的兒子告到法院，請求判令兒子每周探視5次，每次陪護4小時以上。海安縣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當年6月作出一審判決如下：判定被告每周不少于兩次探望原告，每次陪護時間不少于一小時。案件宣判后，原、被告均未上訴，判決生效。”

這是我國首例判決支持精神贍養案。后記者采訪發現，本案被告在法院判決生效后，的確做到了每周探望兩次，每次不少于一小時，但每次探望與原告并無交流。原告的目的是通過被告的探望和陪護實現與被告的交流，減少內心的孤獨，探望和陪護可以由法律強制執行，內心的交流能由法律保證實施嗎？楊老太是典型的“贏了官司，輸了感情”。

基于此，筆者認為，是否將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除了要看社會現實中是否出現該項需求，同時也必須注重考察將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的可執行性和執行效果。

（一）將精神贍養規定為成年子女的法定義務，具有一定的可執行性

精神贍養的實現方式中，實際、客觀的陪伴是重要一項，調查發現，那些有老伴陪伴或者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的精神贍養需求遠少于一個人獨自生活的老年人。探望和陪護等方式就可以實現對老年人的陪伴，而法律是可以強制執行探望和陪護的。因此，法律規定精神贍養為成年子女的法定義務，具有可執行性。

（二）將精神贍養規定為成年子女的法定義務，執行效果不會盡如人意

盡管精神贍養中的陪伴內容可以依法強制執行，但從本質上講，探望、陪伴等都是手段，根本目的是減輕老年人內心的孤獨和寂寞，實現對老年人的心理慰藉，這是探望和陪伴所不能達到的效果。精神贍養的內容更多的體現為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是一些軟因素，只靠陪伴、探望等硬做法是不能達到最終目的的。

僅僅依靠法治的力量難以實現精神贍養的全部內容，但并不是精神贍養的實現完全不需要法律。法律的威懾力能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社會成員自覺履行義務，因此，筆者認為，實現精神贍養，需道德先行，法律保障。

參考文獻：

【1】任聰慧：“老年人精神贍養法律問題研究”，上海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8年.

【2】張曉璇：“中國城市老年人精神贍養問題研究”，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0年.

第3篇：老年人法律問題范文

關鍵詞：老齡化 人口 養老機制

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相對年輕人口來說老年人口增長比例過快的動態發展過程。國際上人口老齡化界定標準通常以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總人口比例的10％，或65歲以上人口超過總人口比例的7％作為判定老齡化的標準。

1.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概述

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說明隨著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和醫療衛生保健事業的巨大改善，生育率持續保持較低水平，老齡化進程逐步加快。

1.1表現形式及特點

由于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相對青壯年、兒童少年來說，老年人口比例增大，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我國社會發展相對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相關經濟問題、養老問題比較尖銳。率先進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達20000美元以上，而我國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為1000美元左右時步入老齡化社會。在當前國內和國際局勢錯綜復雜的大背景下我國進入老齡化階段，無疑我國家的長期穩定發展和繁榮富強增加了沉重的負擔。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市場經濟的穩定與繁榮、國家的安全與穩定等各方面的要求，均需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諸多挑戰。

1.2養老經費狀況

扶養老人與扶養兒童耗費的經濟與人力大不相同。相關研究結果證明撫養老人與扶養兒童所需費用比大約在2:1—3:1范圍內。老年人主要的社會負擔體現在醫保和養老保障基金方面。我國1990年離退休人員支出為388.9億元，到2003年已高達到4088.6億元。醫療費用支出則從1990年的76.2億元增長到2003年的271.3億元。

1.3配套設施狀況

中華文明自古就有尊老愛幼的傳統，家庭成員聯系緊密，鄰里關系融洽，這位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了各種便利條件。在家庭和社區乃至全社會的努力下，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豐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共建和諧社會已成為我們社會的共識。各種老年活動室、老年大學、運動健身器材、運動廣場等在中華大地隨處可見，為老年人豐富精神生活提供了各種保障。

1.4物質生活方面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老年人的物質生活明顯提高。據權威數據顯示老年人平均收入在城市2000年比1992年提高3.1倍，同期在農村增長1.7倍。半數的城市老人基本的家電、煤氣、通訊設施齊全，每戶住房面積平均達70多平方米。農村老人50％有2種以上現代化家庭設施，每戶住房面積達80多平方米。雖然老年人的物質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是相對青壯年，其消費額所占比例還很小。國家統計局2002年對4000戶城市居民調查顯示，60—70歲老年家庭財產平均為16.2萬元，70歲以上者15.7萬元，比35—40歲青壯年家庭財產少43％。

1.5醫療保障方面

我國醫療費用支出隨著人口年齡的增長呈上升趨勢。1993年和1998年國家相關部門調查顯示，城市居民人均每年住院費用0-4歲為817元，10-19歲增至2244元，40-49歲為4577元，65歲以上為5096元。我國正在深化醫療體制改革，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在逐漸緩解。尤其是針對醫療系統的一些違規運作問題，加大懲處力度，這對老年人醫療問題是極其有利的。尤其是社區醫院的普及對于老年人方便就醫解決了大問題，同時為老年人健康咨詢、減少開支等都提供了保障。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已基本普及，對于農民大病治療、醫療報銷給予有力的支持。

2.措施與建議

2.1加強宣傳督導，提高對老齡化問題的認識

將實施健康老齡化戰略納入國民發展的中長期規劃之中。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精心設計老齡化工作體系，明確制度和責任，加大投入和監管力度，由中央到地方逐級層層落實，爭取見到實效。

2.2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相結合

建立以家庭養老為主，社區養老服務為輔，公共福利養老為補充，社會養老保險為保障的養老體系。推進養老、醫療的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逐步完善城鄉養老社會福利保障、老年社會救濟體系。建立以社區為中心的老年服務體系，文化教育和法律服務、醫療保健、體育健身等軟硬件設施齊全。

2.3積極發展老齡產業，發揮市場導向作用

為不斷豐富老年人物質和精神生活日益增長的需求而形成相關的產業是完全必要的，收費應相對其他產業低一些，以保證更多老年人均能享受到改革的實惠。發展經濟，增強經濟實力，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發展，才能更好地服務老年人，實現老年人與其他人同享社會發展成果。同時要實現養老費用的合理使用，轉變老年人消費觀念，提高老年人的消費能力。

2.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規體系，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通過法律推進各項措施的實現，解決老年人生活中遇到的各類法律問題，尤其是老年人家庭贍養問題，個別案例值得深思，通過法律救濟，避免類似問題盡少發生。

2.5提高人口素質，積極應對老齡化導致的人力資源問題

增加教育投入力度，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全方位提高人口的綜合素質，使我國逐漸由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大國。為此，應從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完善制度，提高服務、保障能力入手，尤其是提高老齡人口健康水平，豐富老年人精神世界。統籌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發展。在人口及其相關政策方面應采取分類指導，因地制宜的原則。

關于延長退休年齡問題，目前在中國時機尚未成熟，如果不顧民意，執意展開相關工作，將極其不利于社會和諧。老齡化問題必須與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方能實現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同步推進。

第4篇：老年人法律問題范文

從下面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老年人再婚的顧慮。

某老同志原是省國資委的干部，今年73歲，老伴6年前就去世了，現在自己的身體也不是很好，非常想找個人陪在身邊。前些日子，有人給他介紹了個64歲的老太太。老太太沒老保，沒醫保，沒住房，只有一個女兒。老太太對老頭挺同意，老頭對老太太也挺滿意。但老頭有兩個顧慮，第一個顧慮是：一旦老太太有病，自己勢必要擔醫療費；第二個顧慮是：雖然自己的現住房早已更名給了自己的女兒，可一旦自己去世，老太太要是不搬走，是不是房子就要不回來了。

基于這樣的顧慮，老頭想到了第二個辦法，那就是以保姆的身份雇老太太。針對老頭的顧慮，老太太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是雇其當保姆，她就是保姆，老頭不可提出或做出過格的要求和行為。如果是登記結婚，她如果生病自己負責醫藥費，一旦老頭去世，把房子還給老頭的女兒。從我們常人的角度看，老太太比老頭更豁達，也就是說，怎么都行，老頭你選哪個方案我都接受。可面對老太太的意見，老頭有了新的疑問。他恍惚感覺，即使老太太白紙黑字寫上：“將來有病自己負責，老頭一旦去世騰房給老頭的女兒。”如果老太太將來變卦，這份承諾也好，協議也好，是不是不好使呢。他也意識到，如果老太太有病，兩人雖不是原配，自己也不能路人一樣不管，不還是自己擔老太太的醫療費嗎？另外，老太太比自己小10歲，自己肯定會走在老太太的前面，到那時，老太太要是不搬走，自己的女兒難道能把老太太攆到大街上去嗎？他也強烈的預感到，即使老太太簽了字，自擔醫療費，不要房子，但將來她變卦到法院，可能也不好辦。上面的顧慮讓老頭感到左右為難。

從法律角度來看，老頭的顧慮是有道理的。婚姻法規定了，夫妻財產可以約定，但沒規定這類夫妻間的扶助義務可以自行約定。夫妻之間有相互扶助的義務，也就是說，在一方無經濟來源或有病時，另一方有供養支付的義務。所以，雖有協議或承諾說老太太自擔醫療費，將來騰房。但由于雙方是婚姻關系，這樣的約定違背道德，違背婚姻關系中夫妻間相互扶助的義務的基本原則，這樣的協議或承諾在法律上是無效的。所以一旦老太太反悔，或走投無路，不得不主張老頭承擔醫療費時，那老頭要擔的就不單單是道德壓力，還會承擔法院判其敗訴的結果，法院會判其支付醫療費。

關于房產的問題，根據法律規定，因兩人的登記，老太太和老頭形成了在現房居住的事實，雖此房現是老頭女兒的私產房，但因婚姻關系的合法，老太太居住在房中是合法的。如老頭先去世了，法院不排除會考慮老太太沒住房，不能讓其住露天地，而認可這種居住權的保留。另外，即使法院判決，因老頭的去世，老太太和老頭的婚姻消失，老太太原有的居住權隨之消失，老頭的女兒可以收回房產，但在執行上，因老太太沒住處，法院也很難實施強制執行。所以，一旦出現老太太不遵守承諾，老頭的女兒可能無法收回房子。那只有等到老太太死了，才可以收房了。

后來，兩位老人因達不成共同滿意的協議，而不得不分手了。筆者認為，上述的矛盾或利益關系不得到很好的解決，即使結婚，老頭也很難擁有幸福感，因為他時時刻刻處在擔心中。

處理好老年人的再婚問題，雖表面上看是處理好法律問題，但實際上是處理好心態問題，是對婚姻的觀念問題。本例中老頭既期望從老太太那得到愛人的感覺，又不想財產有任何閃失時，是否想到了老太太也應得到來自老頭同樣的感受和依托呢，是否想到老太太同樣希望得到他作為丈夫的扶助義務呢？

第5篇：老年人法律問題范文

文/吳晨旭

原文：

贍養人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照顧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出自《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十一條）

解讀：

贍養包括經濟贍養與精神贍養。所謂精神贍養是指在家庭生活中，贍養人尊重被贍養人的人格和關心其意愿，在精神上給予其慰藉，使其愉悅、開心，以享受家庭特有的天倫之樂。

案例：

曾經，精神贍養是道德問題還是法律問題備受爭議。直至2007年6月，江蘇省海安縣86歲楊老太的一紙判決，才使這一爭論塵埃落定。

楊老太一直與兒子一起生活。2004年8月，老人和兒子因家庭瑣事發生爭執，兒子一氣之下搬了出去。之后，行動不便的老人曾請求兒子看在其年事已高、行動不便的份兒上搬回來居住，可是兒子、兒媳不為所動。于是，老人將60歲的兒子告到法院，請求判令兒子每月支付900元生活費，每周探視5次，每次陪護4小時以上。

2007年6月，法院作出了一審判決：原告有退休金，其日常生活足以得到保障，無須他人提供經濟幫助。對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生活費的請求不予支持。法院同時認為，贍養父母不能僅被理解為經濟上的供養，還包括精神上的慰藉。本案原告提出要求被告定期探視符合人倫，亦于法有據，判定被告每周不少于兩次探望原告，每次陪護時間不少于1小時。

房產繼承權公證書是否存在有效期

文/亓紅

近日，總有讀者咨詢房產繼承公證書的有效期問題。老人一般都會問，因為家里面的各種原因，如果辦完繼承權公證書后，先不打算到房產部門辦理房產繼承更名的相關手續，那么這個房產繼承權公證書是否會過期？

筆者在哈爾濱市公證處了解到：房產繼承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照法定的程序，依法對繼承人的繼承行為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因此，從法律上講，繼承權公證書是一直有效的，不存在期限問題。不過，根據房產部門的規定，如果房主死亡，房產部門辦理房產繼承更名時候，一般會需要房主的全部繼承人到哈爾濱公證處申請辦理房產繼承權公證，由繼承人持繼承權公證書到房產部門辦理更名過戶手續。

第6篇：老年人法律問題范文

【摘要】：心腦血管病是人類尤其老年人減壽的主要殺手。其患者病情的瞬息萬變，事故頻發，更是給護理人員的搶救準備帶來了挑戰。所以，如何有效預防和更好地搶救病患值得我們思考。護理人員隨時都應做好搶救準備。經過分析心腦血管疾病患者在搶救中存在護理事故隱患，提出了針對性的防范措施，以確保患者在搶救過程中的安全，防止護理過程中事故的發生。

【關鍵詞】：心腦血管疾病　預防 搶救

【正文】：人體隨著年齡增加，各種組織逐漸老化，心腦血管尤為明顯，60－70歲老年人心輸出量與20－30歲人相比，約減少20％－30％，大腦皮層細胞減少約25％；動脈彈性降低和血流分布、血液粘滯度的改變促使冠狀動脈和腦動脈硬化、血栓形成、冠心病、高血壓病、腦梗塞等心腦血管疾病發病率明顯增加，致死率和致殘率也隨之增加，給家庭和社會造成負擔。要延緩生理衰老過程和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就必須要以預防為主。

可采取以下方法：

1.　保持良好的思想情緒，嚴格生物鐘規律是預防心腦血管病的基本條件。老年人性格開朗、樂觀、情緒穩定、生活規律非常重要，反之，急躁易怒、孤獨抑郁、多愁善感易使血中激素水平增高、血管痙攣、血栓形成。故必須要強調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使精神因素轉變為正常的生理調節、而非致病因素。

2.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去除不健康行為是預防心腦血管病必不可少的條件。各種調查研究證明營養與壽命和老年病密切相關，喜食肥膩、偏嗜咸甜均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故應強調老年人低脂肪、低熱量飲食的重要性，并應以富含蛋白質、維生素、微量元素及粗纖維食物為主。近年來也有人提出低鹽飲食可減輕骨質疏松的程度，恢復已硬化的動脈彈性，并強調低鹽飲食在預防和治療高血壓病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低鹽飲食也是老年預防心腦血管病的條件之一。其他不良行為如吸煙酗酒應盡量去除，因煙酒內有許多成分易使心腦血管痙攣誘發心腦血管病；提倡運動增強體質、延年益壽，適當的體力活動對老年人是非常必要的。

3.　定期做身體檢查、監測血壓、血脂、血糖濃度。老年人應每年做體檢一次，并要對血壓、血脂血糖進行監測，尤其在有各種刺激因素時（如情緒的變化、運動量的變化），機體往往處于應激狀態更應做詳細檢查。老年人常有不同程度的動脈硬化、脂類糖類代謝紊亂、血液粘滯度增加、紅細胞變形能力低，易使血栓形成，故應定期監測，根據情況及時調整。

4、　已患心腦血管病者要積極治療，嚴格遵守醫囑。根據患病的情況選用鈣離子拮抗劑、轉換酶抑制劑、β受體阻滯劑和硝酸甘油等藥物，使血壓控制在150－140/90（20－19/12kpa）mmhg，無頭暈頭痛、無心慌胸悶及心前區疼痛癥狀，在治療期間，藥物的種類，劑量和服用方法應嚴格遵照醫囑，不可擅自停藥、減藥及增藥，因為較長時間地服用心腦血管疾病類藥物突然停藥易造成不良的副反應，尤其是β受體阻滯劑和硝酸鹽類藥物。患心腦血管病本身并不可怕，忽視治療和預防作用以及不正確的治療最為可怕，故此類患者要常看醫生，在醫生指導下進行治療，使心腦血管病的致死率和致殘率降到最低水平。對有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可應用降脂類藥物，如煙酸、安妥明類藥物；降糖藥物如優降糖，二甲雙胍、降糖靈類藥，使血脂降在正常范圍，血糖控制在7－8mmo1/l以下，保持良好的機體內環境，預防心腦血管疾病的再發率。

從我們急救護理的角度我歸納了如下幾點：

1　事故隱患

1.1　規章制度執行不嚴：如查對不嚴格、醫囑執行不及時、搶救制度落實不到位、急救物品完好率不達標，危重病人交接不清楚，搶救記錄不按規定書寫，藥品管理制度不符合要求等引起的事故。

1.2　疏忽大意：如搶救中把用過的安瓶順手放在患者床上，躁動患者沒有加上床欄，靜脈穿刺后沒有及時松止血帶，輸液時不嚴格按醫囑執行滴數，護士不用心觀察病情，對患者主訴不重視等，導致搶救力度不夠，引發安全事故。

1.3　技術操作不夠熟練：在搶救中新技術、新內容的專業知識掌握不全面，高新儀器使用不當和不熟練，操作時未試機造成臨時故障，給患者增加技術風險，影響搶救工作，引發安全事故。

1.4　技術性操作家屬代勞：在護理中有些護士往往把技術性操作交給家屬代勞，結果家屬草率行事，造成各種隱患。如：給患者保暖時，家屬使用熱水袋而引發的燙傷事故。

1.5　護理人員不足和排班不當：心腦血管疾病的患者，病情在任何時間都有突發加重的危險，特別是在特殊時間的班次，在班護理人員較少，造成人員安排及管理不當而引發安全事故。

1.6　患者家屬的負面影響：患者搶救成功與否是家屬關注的焦點，有些家屬對患者搶救的成功率期望值過高，對搶救中患者病情異常變化難以理解和接受，這給護理人員在搶救中增加了心理壓力而造成事故。

2　對策

2.1　加強法律法規學習，提高全員在搶救中的護理安全防范意識：經常組織護理人員學習相關法律法規知識，認真分析搶救工作中存在不利于履行舉證責任法定義務的行為，要求護理人員掌握與自己工作密切相關的知識，明確患者和醫務人員各自的權利、義務和責任，認清自己搶救中存在的違法、違規行為可能引發的法律問題和嚴重后果，以及自己在醫療護理糾紛中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同時經常組織護理人員參與媒體對有關醫護在搶救中違法事例報道的討論分析，吸取教訓，杜絕搶救中的違規行為。

第7篇：老年人法律問題范文

典型個案：

“孝順”孩兒，爹死都不露面

文/武春根

前不久，在河南駐馬店，已經咽氣的杜青（化名）老人合上雙眼，但沒過多久，眼睛又神奇地睜圓，眼角還有幾滴渾濁的淚水。田桂花顧不上自己僅僅是個保姆，含著悲憤的淚水給老人幾個在外地工作的兒女打了電話。

在北京的大兒子、二兒子電話關機，在深圳的女兒電話無人接聽，田桂花抱著最后的希望，撥通了在鄭州的小兒子的電話，向他報告了老人去世的噩耗。電話那邊傳來一個醉醺醺的聲音：“慌什么，人總是要死的，明天我們回家！”“啪”的一聲，電話掛斷了……田桂花再也忍不住了，對著電話一通大吼：“你們幾個畜生，枉為人子啊！”

杜青老人早年喪偶，共有三子一女。兒女們發達后，在老家給父親蓋了漂亮的小洋樓，請了保姆――田桂花在他家當了7年保姆，成了老人不可缺少的幫手。家里安裝了空調，彩電沙發一應俱全，但除了物質，老人窮得一無所有。幾個兒女各忙各的工作，一年連電話都難得打一個，更別說回家探望了。

聽完保姆的講述，為了核實真假，筆者給老人幾個兒女打了電話。遺憾的是，大兒子電話依然關機，二兒子電話里傳來幾聲痛哭，說立即回家給老父發喪。在鄭州的小兒子反復強調，他們兄妹幾個沒虧待過父親，在村里他們是最孝順的，父親要什么有什么。當問知不知道父親最缺什么時，小兒子滿臉羞愧，啞口無言。

在很多兒女看來，只要給老人豐厚的錢、補品就是孝順，其實根本不明白金錢很難代替親情。最近，民政部副巡視員吳明說：“由于老年法屬于社會類立法，因此具體細節不可能規定得很清楚。但以后子女不經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訴諸法律，法院要立案審理。”

老人糾結：

子女不回家探望的難堪與理解

文/宗合

我國現有60歲以上老年人約1.67億，失能老人1036萬，半失能老人2135萬，大中城市空巢家庭達到70%……未來10年，“空巢家庭”將成為老人甚至中年家庭的主要形式，所占比例在90％以上。隨著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劇，不僅要滿足老年人的物質需求，精神贍養作為老年人贍養的主要部分也不應該被忽視。

據報道，天津市68歲的徐大爺曾將兒子告上法庭，訴訟請求里只字未提物質要求，只要求兒子承擔照料義務。徐大爺說：“我不需要贍養費，但我需要孩子的關心和問候。我見他一面跟見個大明星似的困難，想想就傷心。”

無獨有偶，江蘇省姜堰市前不久也有一宗類似的案件。原告是一位80歲的老教師，他告的是他的小兒子，同樣不是為了“贍養費”，而是因為小兒子總借口工作忙、家里事情多不去看望他。最終，雙方在法官的調解下達成一致，小兒子答應每周探望父親不少于一次，每次陪護的時間不少于兩個小時。

更多的老人是想念子女，也體諒子女的苦處。

今年77歲的黃女士，兒子在上海工作，自己住在家鄉廣東。說到要立法要求孩子常回家看看，她猶豫了半天，說：“這好，也不好……想兒子，但也不能不考慮兒子的實際情況啊。他一年到頭加班，還每月給我寄錢，已經很不容易了。”

“政府要將‘子女常回家看看’寫進法律條文，這兩天我們都在議論這事。”住在廣州壽星大廈的何老伯今年65歲，幾年前退休后住進老人院。何老伯的兩個子女逢年過節都會全家老小過來與老人團聚。“雖然將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但是就算兒女不經常來探望，又有幾個父母會去狀告自己的兒女呢？現在社會競爭壓力大，子女都還在打拼，如果硬要他們定期過來探望我，實在不忍心。”

上班族困惑：

常回家心有余力不足

文/小呂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留下來陪你每個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過……”這是獻給上班族因工作忙碌而不能照看孩子或父母的歌，透露出幾多心酸和無奈。

在鄭州工作的張志強有份體面的工作：某公司營銷總監。但這個頭銜的背后，意味著激烈的競爭和苛刻的工作業績，沉重的工作壓力讓他三十歲出頭就有了不少白發。

閑暇時，他就會想起遠在重慶的父母。剛畢業那會兒，他曾玩兒命工作半年，只為給父母買個空調，讓他們在酷暑中能享受一絲清涼。“有一年春節，我爸身體有病我得回去，可公司的一個項目進入攻堅階段我又不能走……”張志強心疼父親，堅決回了老家。在他的照顧下，父親很快康復，但他因請假時間太長，工作丟了。

不是不想回家看看，可沉重的工作壓力，薄弱的經濟實力，脆弱的運輸能力，都可能成為都市白領回家的“攔路虎”。想回回不了，激烈的社會競爭和巨大的工作壓力，讓甚至和父母同城的上班族也面臨困惑。

在一家公司擔任銷售總監的小敏是土生土長的鄭州人，職位越來越高，工作也越來越繁忙，每天早出晚歸，被合同、生意、單子轉暈了頭。對于“常回家看看”寫入法律，她只能搖頭嘆息：“我真的是沒時間回家，雖和父母住在一個城市，但是我一天忙下來，累得連話都不想說，回自己家就是蒙頭睡覺，星期天基本上也被應酬占完了，平時只能給父母打電話，有時候父母生病了，我就送去些錢。我不是不贍養老人，平時家里有困難我都上得最快。要是把‘常回家看看’寫入法律了，我們豈不是要承擔處罰和民事責任？我想不通。”

農民工心聲：

12年僅回家1次，只因生活所迫

文/熊丙奇

對于大多數外出的農民工來說，花錢會十分慎重，他們會盡量把錢派上最大用場，而不做無謂的“浪費”。

重慶人熊良山1989年到上海工作，至今22年，起初每年春節乘輪船回家過年。1998年輪船停開后，一直到2010年12年的時間內，熊良山夫婦僅在2002年想孩子想到寢食難安時回家了一趟，以至于2008年兒子來滬看望他們時，熊良山夫婦竟然認錯了人。

最近幾年他們夫婦月收入3000多元，每月吃住等生活費1200元，家里女兒上高中，月生活費500元，學費一年減免一半也要1000元。兒子的大學生活費加學費也是一大筆開支，除去這些就沒剩多少錢了。回一趟老家，夫婦倆路上火車加汽車路費要1000多元，還不如省下來給孩子。

有人會認為，這是他們不重視孩子的表現，他們完全可以擠出路費，回家和孩子團聚，或者讓孩子假期到城里來。站在城市人的角度，這種思維是正確的；可在基本的生存問題沒有解決之前，顧及情感，對于很多農民工來說，是一件奢侈的事。

更令人感慨的是，熊良山夫婦在城市里的收入并不算低，但他們的日子卻過得如此緊巴，連回家一趟都難。是的，對于很多農民工來說，外出打工就是為了能讓孩子像城市孩子一樣讀書。

“哪有人不想家啊，不回去總有不回去的難處。”這是熊良山無奈的心里話，也是更多農民工的心聲。兒子站在面前，自己卻不認識的瞬間，對熊良山夫婦來說，是莫大的痛。

留守兒童夢想：和父母在一起

文/莊嚴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的越來越多，加上城市白領只顧忙自己的事業，把孩子丟給老人管，產生了為數不少的留守兒童。

“父親對我來說就像陌生人一樣。”14歲的陳永強說，他幾個月大時父親就到外地打工了，媽媽也經常到外地打工，“我非常羨慕那些父母在身邊的孩子。我想讓父親回來工作，但他說他在那里能掙到錢。”

四川一所中學的教師說，這些留守的孩子面臨的困境影響到了他們的學習和心理健康，“有的孩子變得極為封閉，發生沖突時會產生激烈的極端行為”。據報道，一名12歲的男孩夜間沖進鄰居家試圖刺殺鄰居，事后他說他非常想念父親，想通過這一嚴重的犯罪行為引起父親注意，并促使他回家。

而絕大多數留守兒童需要長期忍受孤獨的折磨。14歲的余青說：“我父母到城市打工掙錢，所以我能過上好生活，可是我不在乎過不過好生活，我只想讓父母回家，待在我身邊陪伴我。”

圓圓的媽媽在國外，爸爸長期忙于生意不在家，圓圓就在鄭州市某校讀了六年全托班，周末才被爸爸接回家一次，吃的穿的都會有人給她買。每次看到爸爸來接她時，圓圓就特別高興；可一回到學校，稍不如意就哭。“孩子性格比較孤僻，不知道傾訴，也不愿意跟其他孩子交流，只知道思念和期盼。”圓圓的老師這樣描述這個學生。

“我就遇到過一些孩子，他們回到家就打游戲、看電視，如果爺爺奶奶不讓看，他們就哭鬧。父母不在身邊，老人也不忍心多說，只能放任孩子。”鄭州市陽光午托服務中心董事長魏玲說。

不少父母都把事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這本沒有錯，但教育孩子卻是一輩子的事業――不要只重視孩子的物質營養，而忽略孩子的精神營養。其實，親子關系的不健全對孩子人格的發展、社會化和道德發展影響深遠，是學校教育絕對無法替代，也是祖輩教育難以彌補的。

專家看法：

難執行，入法可行性不大

文/劉歡

近日，中國社科院老年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伊密公開質疑“常回家看看”這一新立法的可操作性。“這個倡議很好，但作為法律來講，必須具備可操作性，而‘常回家看看’到底該怎么界定，真正操作起來難度很大。”伊密說，這個“常”是什么概念，法律能否規定一周回去一次，還是一個月回去一次，一次多長時間？同時，法律能不能把常回家看看、打電話列入考核標準中？這同樣也沒有可操作性。

“子女在有空的情況下，應該多回家看看，但這只是對老年人精神關懷的一個方面。”伊密認為，社會家庭應該分別承擔起不同的責任，從國家層面講，社會應為老年人提供更多精神慰藉服務，比如廣播、電視要有一檔比較好的老年節目，可以經常跟老年人溝通，為其進行生活引導；而社區應該多舉辦一些文化活動，把老年人組織起來，讓他們老有所樂。

對于常回家看看入法，有多年贍養糾紛案審理經驗的北京海淀法院侯鏡法官認為，出發點是好的，但要求子女探望父母的案件一旦訴到法院，會面臨許多法律問題。我國法律規定，只能對財產問題強制執行，而不能對于人身強制執行。比如因學業、工作的原因，與老人各處異地，甚至不在同一國家的，子女缺乏必要的金錢與時間，使探望可能成為一種力不能及的奢望；另外主觀上的原因，如子女因與老人有矛盾而不去探望。

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葛洪義認為，法律若規定子女“要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人”，這種主觀的想法是好的，但寫入法律不合適――法律不應該對家庭生活涉及過多。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姜向群表示，原來的老年法里已經有了保障老年人得到精神慰藉，這次修訂主要是想把這一點細化得更具體。從國外的情況來看，大部分國家都是從經濟保障、權益保障這個角度來關注老人。至于“常回家看看”，國外也沒有這樣的提法。

他山之石：

常回家看看之世界略覽

日本：看護保險制度

1959年日本頒布了《國民年金法》，1963年推出了《老人福利法》，1982年出臺了《老人保健法》。這三項法律支撐起日本的老年人福利保障體系。此外，還建立了養老金保險制度。日本2000年4月開始實行“看護保險制度”，目的是“脫離醫院，讓老人回歸社區、回歸家庭”。

新加坡：不養父母要被罰款判刑

1995年，新加坡通過《贍養父母法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為“贍養父母”立法的國家。違法的子女，可處罰款1萬新元或判處1年有期徒刑。從2008年4月起，年滿35歲的單身者購買政府組屋，若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萬新元的補貼。

瑞典：打造全方位家政服務網

早在2003年，瑞典議會就專門成立了“老人委員會”，并出臺了《未來老人政策》。根據這一制度，老年人一旦申請批準，便會得到定期的醫療、家政服務。政府提供的家政服務是福利性質的，但還是要收取一定的費用。

北歐：盛行當義工

在北歐，高齡退休老人擔任義工的風氣特別盛行。在丹麥，就有過86歲的老護士還在病房服務別人的報道；在芬蘭，有的老人以每天3小時輪班的方式到二手商店、環保手工產品等商店當店員，還有老人每天以打電話、唱歌、問安等方式跟比他年紀更大的老人交流與溝通，盡可能幫助老人消除孤獨。

美國：醫療照顧計劃

退休后養老的資金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即個人積蓄和投資收益、退休金以及社會保險收入。社會保險中的醫療照顧計劃，基本可以解決老人的養老、治病和送終問題。

編后：

第8篇：老年人法律問題范文

【關鍵詞】老齡化 延遲退休 彈性退休 建議

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各種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而法律的強制性，普遍性等性質決定了其至關重要的地位，其帶來的問題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們將對老齡化社會背景下的延遲退休的法律制度問題進行研究。本文將在老齡化背景下討論實施延遲退休的必要性。由于發達國家的退休政策與法律制度比較完善，筆者通過比較國際上的退休政策再結合我國國情研究我國老齡化背景下延遲退休法律問題，提出可行性的建議。

一、人口老齡化背景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老齡化成為許多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而在近幾十年，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施行以及人口壽命的延長，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的來勢更為兇猛。國際上把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數比重達到10%，或者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根據此標準，通過對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計算，我國在2000年這一比重已經達到了7.0%。有學者據此分析，指出迅猛的人口老齡化是中國未來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而2010年的六普數據也證明了此特征的日趨顯著。數據顯示201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大約為1.1億，老齡人口比重達到了8.9%，預測2020年將達到12%，到了2050年預計老齡人口將會有3.3億之多。大多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用了45年以上，而我國只用了27年左右，成為世界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

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

如此迅猛的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沖擊，最為直接的表現在于勞動力人口養老負擔的增加。根據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我國撫養比從1950年的7%一直緩慢增長至2010年的11%。據預測，從2010年以后，撫養比將呈現出急劇增加的趨勢。國家統計局在2103年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為9.37億人，比上年末減少345萬人，下降幅度為0.6%，這是在相當長的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P表示，這就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開始消失。

人口老齡化帶來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即養老金收支失衡。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是“統賬結合”的制度，即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養老金由企業與個人承擔。由于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工作人口減少，養老保險金繳費也會減少，會造成工作人口負擔老齡人口的加重以及養老金的供應不足。據預測，若現行制度不變，我國養老金將在2038年開始出現缺口，并逐年擴大。

三、延遲退休必要性

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率不斷降低，人口預期壽命不斷提高，發達國家陸續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經歷，導致勞動人口不斷減少，參保繳費人數下降以及領取人數增加，造成養老金支出大于收入，給財政支付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大多國家通過實行延遲退休的政策來緩解其所帶來的財政壓力。1989年以來，有約170個國家的退休年齡呈上升趨勢，有近70個國家或地區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齡，在一定程度上緩減了養老金支出壓力。我國社會保險研究所在所長何平的主持下作出的《中國養老保險基金預測與管理》報告顯示：延遲退休一年可以使中國養老統籌金增加40億，減支160億，減緩資金缺口約200億。

延遲退休除了可以降低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引起的養老金支付壓力，還可以應對人口結構轉變。由于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人口出生率下降較快，人口紅利期較短，人口老齡化的速度較快。如果維持現行的退休制度不變，將會面臨人口紅利枯竭，會影響經濟的增長。延長退休年齡及時對低齡老年人的利用，也會降低社會的撫養比，增加勞動人口比例，延長人口紅利期。因此，實行延遲退休的制度是有必要的。

四、國際實踐及經驗借鑒

縱觀世界各國，發達國家經歷人口老齡化較早，在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開始實行延遲退休的政策。

以美國為例，為了緩減上世紀70年代社保資金的缺乏，美國國會在1983年通過了漸進式退休制度的相關法律，規定退休年齡為67歲，提前退休年齡為62歲。其退休政策分三個層次：（1）提前退休，需滿62歲，只能拿70%的退休金；（2）正常退休，若出生年份早于1937年（包括1937年），正常退休年齡為65歲，若在1943年至1954年間出生，則退休年齡為66歲，若在1960年及以后出生，退休年齡為67歲，以上領取全額退休金；（3）延遲退休，具有自愿性而非強制性，選擇延遲退休的人可以獲得獎勵性的收益。如果選擇在70歲以后退休，將會拿到132%的退休金。這種彈性的延遲退休政策使人們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靈活應用，同時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鼓勵及促進了美國勞動者延遲退休。

日本是亞洲最早進入老齡化的國家，其在上世紀70年代規定的退休年齡為55歲，到80年代被延長至60歲，至1997年，約90%的日本企業采用了60歲退休年齡制度。自2004年2013年，日本階段性地推遲退休年齡至64歲。在2013年4月1日，日本開始實施修訂后的《老年人就業穩定法》，該法規定企業有義務繼續雇用面臨退休但是仍有工作意愿的65歲以下的員工，至此，將退休年齡延長到65歲。

綜上并結合其他國家制度的改革，得出下列的結論：大多數國家是在老齡化背景下，面對日益加重的養老金支出壓力，對退休制度進行改革，推行延遲退休制度。該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經過漫長的過渡時期，逐漸增加退休年齡，實現漸進式延遲退休。大多數國家選擇把退休年齡延遲到65歲左右，但有些國家男女會有差別，總體上趨于統一。通常這種退休制度具有一定的彈性，根據自愿原則由勞動者自主選擇退休的年齡以及退休方式。并且在施行延遲退休制度的同時，需要據本國國情，針對隨之出現的社會問題，與時俱進地修訂法律法規，采取各項經濟措施，以保障公民和企業的利益。如日本針對企業承擔的日益加重的額外勞務費，政府采取了給予企業一定資金補助的措施。

五、我國延遲退休制度設想

我國在制定延遲退休制度的時候，參考國外制度的同時，必須考慮本國國情。據調查，我國公民對延遲退休制度持反對態度的人較多。有些人認為，若延遲退休，老齡人口將擠占就業崗位，造成更加嚴重的就業難的情況。但放眼世界，延遲退休已成大勢所趨，而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對制度的修改來解決。對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系統規范退休制度，進行專門立法

關于退休制度，我國沒有統一性的規范，而是散布于各項法律條文中。主要涉及三部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和《公務員法》，其中的規定也較為簡單。因為延遲退休屬于退休制度中的探討，為實行延遲退休制度，應當首先制定退休法，從原則到細則細致地進行規定勞動者享有的退休權益和應當履行的相應義務，可命名為《退休法》。該法制定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退休權益以及退休后享有的各項權益，具體內容應當包括立法目的、基本概念、適用范圍，退休權益、退休后的保障，政府、企業和個人的法律責任，救濟機制等相關規定。同時《勞動法》和《社會保險法》應作相應修改，與《退休法》協調一致，使得延遲退休制度更有效地實行。

（二）退休年齡的設定及漸進式延遲

2015年12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了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6》，該報告建議，延遲退休可分為“兩步走”：在2017年完成養老金制度并軌，取消女干部與女工人的身份區別，并將職工養老保險的女性退休年齡統一規定為55歲。從2018年開始，將女性的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的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到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齡同步達到65歲。對于居民養老保險的退休年齡，報告建議，居民養老保險的退休年齡自2033年每3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完成。比較國外制度，該建議具有一定可行性，但考慮到民眾的反對意見比較大，需要放緩進程，逐步推行。有學者提出5年的預告期亦是可行的。本人認為，可以以試點方式逐步擴大實行范圍，直至在全國推行。據此，分為三部分的小步慢走：工人與干部的小步并軌；男女退休年齡的漸進延長并統一；施行范圍的逐步推廣。

（三）制定彈性延遲退休制度

我國人口和經濟在的地域上都具有差異性，尤其在行業上，我國規范尚不完善，待遇差別比較大。彈性退休制度給予勞動者一定自主選擇權，允許在退休年齡和退休方式方面具有選擇性。在此情況下，彈性延遲退休的制度更能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參考美國彈性退休模式，可以采取“晚領獎勵、早領懲罰”的措施。這樣可以在前期減少各方矛盾，在后期實現退休年齡及退休方式的統一。

六、結語

本文參考了大量關于延遲退休的資料，對老齡化社會背景下的延遲退休的法律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相關建議。本文分析了老齡化給中國帶來了兩大主要問題，即撫養比的急劇增加以及養老金支出壓力的不斷加重，使得延遲退休成為必要。另外，通過對國際上延遲退休制度的分析，得出有益于我國制度制定的實踐經驗。由于我國的情況比較復雜，退休制度不健全，需要完善相關法律，逐步推行漸進式延遲退休的政策。

參考文獻：

[1]康傳坤.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保險與退休年齡關系的研究.博士學位論文，2014.

[2]鄭偉，林山君，陳凱.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征趨勢及對經濟增長的潛在影響.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14（8）：3-20.

[3]于洪，鐘和卿.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運行能力分析――來自三種模擬件的測算. 財經研究，2009， 35（9）：26-35.

[4]張興.提高法定退休退休年齡政策國際比較.中國勞動，2013（5）：33-35.

[5]林嘉.退休年齡的法理分析及制度安排.中國法學，？2015（6）：5-24.

[6]張震.延遲退休立法研究.法商研究，2014（6）：133-139.

[7]梁世園.我國延遲退休年齡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海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第9篇：老年人法律問題范文

如今，立遺囑的意義已不僅僅是分配身后的“物質財產”。“曬”家風家訓，讓“精神財產”得以傳承，也成為許多老年人立遺囑的另一個原因。

“這里有400個老人，但是真正立了遺囑的沒幾個，老人年紀越大越怕談論生死，更不要提立遺囑這件事了。”昆明知青老年公寓院長段玲英說，立遺囑是一個親情倫理以及生命意識的觀念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法律問題，“很多老人缺乏立遺囑的意識，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往往是臨終時才想起隨便寫一個。”昆明知青老年公寓的情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部分老年人對立遺囑的看法。

觀念悄然發生改變

2014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市西交民巷73號一棟米色的小樓前，一早就聚集了很多老人。老人們大多80歲上下，安靜地坐在門前兩條長凳上等候。

2013年3月21日，由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和北京陽光老年健康基金會共同發起主辦、由北京市工商聯信息化商會協辦的公益項目――中華遺囑庫成立，凡年滿六十周歲的老年人，填寫申請表后，都可以在中華遺囑庫免費辦理遺囑的咨詢、登記和保管。北京市西交民巷73號就是中華遺囑庫首個登記中心所在地。

自成立以來，中華遺囑庫就遭遇了“超負荷”運行，門口每天都有老人排隊預約。由于遺囑庫每天的接待量有限，一些老人預約了一年多才成功訂立了遺囑。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立遺囑常給人一種“不吉利”的感覺。但不知不覺中，這種觀念已經在悄然發生改變，主動來訂立遺囑的老年人大多心態平和坦然。他們覺得，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財產、表達自已的意愿、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是自己前來訂立遺囑的主要目的。

有效保護個人財產

遺囑的首要功能是財產清單。通過訂立遺囑，可以將自己所有比較值錢的財產進行整理。這一點在侯耀文遺產爭議案中顯得特別突出。

2007年，相聲表演藝術家侯耀文因病在家中去世，未留下任何遺囑，于是一系列的案件陸續爆發：先是2009年2月，侯耀文的大女兒侯瓚將同父異母的妹妹到法院，希望法院調查父親名下的財產，并進行分割。同年7月，在查到侯耀文百余萬存款被提取、別墅物品被搬走之后，侯瓚姐妹倆作為原告，又將伯父侯耀華等4人告上法院，要求被告返還遺產。此外，還有某銀行訴侯耀文兩個女兒關于玫瑰園別墅借款的案件。此事經過數年的“折騰”，才最終以和解的方式解決了糾紛。而這些爭議恰恰是從不知道侯耀文究竟有多少遺產開始的。

張蓉在杭州工作，父母在北京一直由保姆照顧。2011年，張蓉的父母相繼去世。由于父母生前并未訂立遺囑，張蓉并不知道父母留下了多少遺產。由于爺爺奶奶姥姥姥爺都早已離世，自己又是獨生女，所以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規定，張蓉為父母遺產的第一順位繼承人。可當張蓉拿著父母的身份證去銀行查詢存款時，卻遭到了拒絕。銀行稱，查詢存款必須由查詢人提供存款憑證。如果繼承人僅有被繼承人的身份證件，沒有存款憑證和賬號密碼，銀行無法辦理查詢業務。

無奈之下，張蓉只好與表哥商量，找個由頭提訟來解決銀行存款查詢問題。于是，表哥以對大姨夫婦生前扶養較多為由，表妹要求酌情分配給他部分遺產。進入訴訟程序后，張蓉申請法院查詢父母名下財產。經查明，張蓉父母名下有36萬余元存款、13萬元基金以及2萬美元外匯。該案最終以調解結案。對此，表哥表示打官司實屬無奈，“只有進入訴訟程序，才能通過法院幫表妹繼承遺產。”

北京東城區人民法院民六庭副庭長趙慶指出，在遺產信息不明的情況下，獨生子女繼承難問題已經在司法個案中顯現出來。“公民財產日漸增多，且財產形式多樣化、財產分布多元化。由于獨生子女家庭已成主流家庭模式，子女如果不與父母同住，父母突發意外或疾病未來得及訂立遺囑或交代身后事等，就會導致作為唯一繼承人的獨生子女因不清楚父母遺產卻又無法查明，而引發繼承難題。”

所以，即使獨生子女是唯一繼承人，父母也應盡早訂立遺囑，通過辦理繼承公證，理清個人名下財產，以及確認繼承人身份。

避免遺產分配糾紛

福州市的周甲、周乙、周丙、周丁4兄妹的父母于2001年和2006年先后去世。父親在倉山區有一套老房子，去世前曾和周丁一家共同居住。2014年，周丁與倉山區房屋征收工程處簽訂了《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議書》。協議約定，上述房屋貨幣補償款31萬多元，其中，提前搬遷獎勵為6萬元，租房補貼為2萬元。

因為父親沒有留下遺囑，4兄妹對房子補償款的分配又難以達成一致意見，他們只得對簿公堂。共同原告周甲、周乙、周丙認為，他們和周丁同為已故父母財產的法定第一順位繼承人，應均等繼承已故父母的遺產，而不應由周丁獨占房子的補償款。被告周丁則辯解稱，該房產權雖歸父親所有，但該房已在20多年前的特大臺風中倒塌。現列入危舊房改造項目范圍被征收的訴爭房，是他于1990年在原址上重建的，重建的事務和費用均由他和妻子承擔。他家一直在該房居住、使用至房屋被征收時，所以被征收的房屋理應歸他所有，而非父親遺產。另外，即使訴爭房是父親的遺產，由于父親自退休后就和自己一家一起生活，共同居住、使用訴爭房，自己和妻子一直照顧父親，直到其去世。自己盡了主要的贍養義務，也理應比其他兄妹多繼承父親的遺產。

倉山區法院經審理認為，訴爭房屬于原、被告父親所有。周丁未提交證據證明原、被告就訴爭房已經達成口頭協議以及房子重建的費用，因而他的辯解意見不成立。訴爭房在被拆遷前由周丁居住、使用，故提前搬遷獎勵及租房補貼共計8萬元應歸他所有。該院按照法定繼承原則，判令原被告4人平分扣除提前搬遷獎勵和租房補貼之外的拆遷補償款。

像周家這種由于生前未立遺囑導致家庭糾紛甚至對簿公堂的案例并不鮮見。根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統計資料顯示，從2007年起，該院受理的財產繼承糾紛案件以每年100多件的數量逐年遞增，2011年已經達到596件，占家庭糾紛的39%，成為最多發的家庭糾紛案件。據統計，在法院審理的繼承糾紛中，因沒有遺囑而引發的高達73%。

因此，生前訂立有效的遺囑，能夠避免身后發生遺產繼承糾紛。

減少繁雜程序環節

曹先生家住北京，只有兄妹二人，父親去世后留有一處70多平方米的房產。由于父親沒有立遺囑，所以兄妹二人要得到這套房子只能靠法定繼承。曹先生最先到公證處，被要求出具其祖父母的死亡證明，而因為年代久遠，又經歷了家族搬遷，這些證明無法提供。公證之路走不通，兄妹倆只能找個爭奪房產發生糾紛的理由，請法院解決。

然而，他們仍然遇到了不少麻煩。首先，法院要求其證明他們的父親只有他們這兩個孩子，沒有其他任何婚外子女。其次是處理家中其他親戚繼承權的問題。曹先生的母親先于父親去世，現在父親去世后留下的房產實際是夫妻的共同遺產。但由于曹先生的姥姥比曹先生的母親后去世，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規定，姥姥有繼承子女遺產的權利，雖然姥姥現在已經去世，但其子女仍然享有遺產繼承權。曹先生有兩個姨媽和一個舅舅，一個姨媽遠在云南，已經九十歲高齡，無法將其接過來在法庭上出面，而法院又規定這三位繼承人必須出席。最終，其中兩位通情達理地放棄了繼承權，而云南的姨媽也通過錄制視頻交付了證據材料。

這些因老年人未立遺囑導致其去世之后子女在遺產繼承中遇到周折和麻煩的案例，也使得一些健在的老年人逐漸意識到訂立遺囑的重要性。家住天津的劉淑蘭夫婦直言，自己在2015年去中華遺囑庫天津分庫立下遺囑，就是考慮到自己過世后，可以給孩子省去開各種證明的麻煩。

家風家訓留言后代

目前，我國老年人訂立遺囑，內容還主要體現在如何分配自己故去以后的“物質遺產”，對“精神遺產”的傳承涉及較少。而中華遺囑庫在接待老人立遺囑時，還專門為老人們提供了一個“家風傳承卡”，愿意給子女留言的可以填寫，并可以與遺囑一起保留在遺囑庫。

關老師在北京的一所大學教書。她立遺囑時，就在家風傳承卡上給自己的兩個兒子留下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希望善的火炬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中華遺囑庫發起人陳凱認為，遺囑的延展性很強，在更高級階段能承載更多的東西。“純粹從法律角度講，遺囑的主要功能還是分配財產。但站在社會人文的角度，它能起到的功能則太多了，它可以是家訓，也可以是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把幾代人的若干份遺囑放在一起，就會呈現出一棵家庭傳承的大樹……以前在農村有祠堂，在祠堂找得到自己的根，這個根對人來講就是一個個名字。現在進入城市的人很難找到自己的根，把遺囑庫建設好以后，意味著進入城市的人可以找到自己的根。所以我們未來要建成三個庫，一個是看得到的遺囑庫，第二個是數據庫，第三個就是中國人家庭傳承的精神‘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