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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茶文化知識范文

面對潮州工夫茶現在的傳承危機，筆者意識到潮州工夫茶文化的傳承刻不容緩，深感有責任有義務去做好這一功在千秋，利在當代的傳承文化教育、文化傳播工作。

從潮州工夫茶文化的文化內涵中我們應該傳承什么呢？筆者認為，潮州工夫茶的文化歸結起來有三個方面：禮人、忘我、養生。這三方面集中國茶道文化于一體，蘊含了潮州工夫茶文化深刻豐富的文化內涵。

潮州工夫茶是中國茶道的存在形態。潮州工夫茶之所以能存在，能為潮州人所傳承，就在于它能發揮其文化功能。隨著潮州以外的地區對工夫茶產生需求。不僅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互動，還帶來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本文認為，可從兩大方面入手，來更好地傳承潮州工夫茶文化。

一、在校園開展茶文化教育培訓

各地在實施素質教育的過程中創造了許多新經驗，把茶藝引進校園，為校園文化增加了新鮮內容，為素質教育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也為普及茶文化拓展了新的空間，這有著積極的意義和良好的發展前景。

（一）潮州工夫茶藝可以與德育結合。潮州工夫茶藝集中體現了工夫茶道的核心思想“和”上。其突出功能是讓茶人與茶客融為一體，且有“茶德”、“茶理”之道德導向。一杯好的潮州工夫茶的產生需要集體合作，從布置場地、準備器具、材料，到傳杯遞盞、分贈客人，收拾場地道具等一系列活動要集體的力量和有效的配合，這是鍛煉學生組織協調能力的好途徑。茶藝表演則以小組和班級、學校為單位組成，通過組際、班際、校際比賽，激發集體榮譽感，培育團隊意識。同時，老師輔以解說潮州工夫茶制作工藝和歷史，介紹古今著名茶人，介紹名茶產地和典故，激發學生熱愛家鄉祖國的感情。

（二）潮州工夫茶藝活動與學習知識、開闊視野結合起來，為學生開辟第二課堂。學茶過程中還可以觀察到一系列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生物現象。還可以帶領學生走出課堂，參觀茶園、茶廠，參加種茶、采茶、制茶勞動，訪問茶館、茶店，在實踐中學習有關知識和技能。

（三）潮州工夫茶藝是對日常生活技巧的提煉，是生活的藝術化。開展茶藝活動，是美的創造。如茶室環境的布置，伴之音樂、花道等藝術形式的配合，茶具茶葉的選配，茶藝員的形象設計，身體動作的韻律，茶葉的變化，品飲的感受等等，每一個參與者都能從不同角度獲得審美體驗，提升審美水平。在老師的啟發引導下，學生可以由淺入深進行美學欣賞和創造。茶藝還可以兼容其它藝術類別，例如歌舞、音樂、朗誦、講解、對聯、謎語、繪畫、書法等藝術形式與茶藝表演配合進行，使活動更加豐富多彩，更有文化內涵，特別是為學生提供了多方面展示才藝的舞臺。

（四）潮州工夫茶藝是一種藝術性的勞動，是訓練勞動技能的有效手段。如針對不同品飲對象、不同茶葉品種的沏泡方式、茶水比例、燒水方式和浸泡時間，都需要根據經驗掌握分寸;茶席設計、茶器放置差距、如何移動茶具、沖水投茶的動作幅度與力度也要從實用與藝術的角度準確把握。當一杯好茶從一系列操作過程中產生的時候，學生會由此而獲得創造性勞動的成功喜悅，也體會到泡好一杯茶的不易，久而久之，就可以養成樂于動手，認真嚴謹，規范踏實，敢于創新，追求完美的行為習慣。

傳承潮州工夫茶文化精髓，尋回教育之本和文化之根，從校園的教育培訓中，幫助他們確立好正確的道德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在潮州工夫茶文化的熏陶下，將優秀的潮州文化精髓更好地傳承下去。

二、利用茶藝館做為茶文化傳承的渠道

（一）開發工夫茶藝館

茶館作為茶文化的物質載體，隨著茶文化的發展不斷變遷，茶藝館便是現代意義上的茶館，它將飲茶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發展成富有文化氣息的品飲藝術，對弘揚中國傳統茶文化，促進茶葉消費，提高社會休閑生活品質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經營者和顧客。現今都市生活的節奏高壓緊張，人們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心靈的距離卻越來越遙遠。于是，一股飄溢著茶香的清新之風又在各大城市的休閑餐飲業中吹拂，在街市上的茶館、茶室，也為我們的生活添加了悠然清香。茶不再是閑人雅士的寄情之物，茶館、茶室成了凡人俗士的歸心之所。光顧茶館、茶室，不單純是消費，更是為了消閑、怡情、修身。

潮州工夫茶是中國茶道的集大成者，代表中國茶文化的核心，在新的歷史時期，借助工夫茶藝館的經營模式，開發工夫茶藝館的市場，不管對工夫茶文化本身，還是對中國茶文化事業都有重大的意義。工夫茶藝館秉承了工夫茶深厚的文化底蘊，在市場開發中突顯出與眾不同的文化內涵。工夫茶藝館不同于一般的茶館。工夫茶藝館是工夫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要的是現代工夫茶藝館的經營目標是向群眾傳授品茶技藝和傳播茶文化知識。因此，工夫茶藝館可以說是工夫茶文化事業的前哨陣地，對工夫茶文化事業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

（二）工夫茶藝館開發傳播的策略

工夫茶藝館作為工夫茶文化重要的物質與精神載體之一，能起到了很好的中介傳播作用，所以工夫茶藝館想要真正發展壯大起來，就要深度挖掘和運用工夫茶文化。

1.茶館選址與設計

茶館經營的成敗主要很大程度取決于室內外經營環境能否給人留下良好印象，“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古老經商哲學已經開始受到越來越多人的質疑。現代風水學更重視對茶館所在地理位置的研究，包括附近商業環境、交通狀況、顧客消費圈、競爭店情況、采購環節等綜合考慮和理性分析。因此我們要從環境、格調等方面注重茶館的審美。

2.工夫茶藝館的市場定位

工夫茶藝館立足傳播工夫茶文化，提供舒適高雅的飲茶環境。一般的情況下，沒有人會因為口渴而去茶藝館飲茶，他們去茶藝館往往是為了休閑放松和突出自己的文化品位。工夫茶只是一種載體，通過這種載體，工夫茶藝館需要把一種獨特的格調傳遞給顧客。小巧玲瓏的茶具，嚴格考究的沖泡技藝，謙讓融洽的氛圍等，構成了高品位的工夫茶文化。因此工夫茶藝館的目標市場適宜選擇知識分子和高收入人群，如對工夫茶文化有興趣的學者、商人或白領階層等。目標群體確定為知識分子和高收入人群，是由于這一部分顧客不僅有一定經濟基礎，承擔得起在工夫茶藝館的消費水平，而且他們的社交或商務活動都追求環境的高品位，工夫茶藝館正好能夠滿足人們這種需求

3.工夫茶藝館的品牌塑造

工夫茶藝館的主旨就是傳播工夫茶文化，其品牌核心就應該把工夫茶文化的內涵和市場需求結合起來，在服務和營銷方式上充分體現出“和、敬、精、樂”的文化內涵，突出工夫茶藝館的品牌核心。隨著物質產品的極大充裕，消費者在多樣化選擇中認同的不再是產品的使用價值，而更注重文化價值。當今文化與經濟相互交融的發展潮流中，每一個市場品牌都有自己的文化內涵，工夫茶本身就已經蘊涵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工夫茶藝館具備形成自己文化品牌的基礎。

4.工夫茶藝館的綠色營銷

茶本身就是一種綠色食品，工夫茶是用烏龍茶葉沖泡的，烏龍茶本身有預防蛀牙、消除危害美容與健康的活性氧的工效，飲用烏龍茶還能瘦身，抗腫瘤、預防老化等作用。但由于工夫茶沖泡程序過于講究，對水資源造成的浪費較多，因此，工夫茶藝館在提供優質服務的同時，要形成節約用水的綠色營銷觀念。比如，可以把洗杯的清水儲存起來，用于澆花或清潔衛生;倒掉的茶水經過過濾可以用來洗手，有很好殺菌去污能力。沖泡過的茶葉可以曬干，制作成精美的“茶包”或小巧的“茶枕頭”，再把這些當成小禮品贈送給喝茶的顧客，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工夫茶藝館秉承了工夫茶悠久的歷史文化和深厚的精神內涵，是弘揚工夫茶文化的窗口和前沿陣地。潮州工夫茶館開發是一項長期的綜合的工程。所以，需要多方努力進行持續開發，這樣，潮州工夫茶將會在持續地展現其魅力同時，為社會創造更多文化和財富。

結語

潮州工夫茶文化，歷經歲月洗歷而留陳，縱千百年而流傳。 “讓潮州文化進校園” 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同時提高個人文化素質。而茶藝館作為文化產業，更能助推茶文化的傳承和弘揚，潮州工夫茶文化的傳承之路在繼承其文化內涵之上借助創新文化品牌產業的支持定能蓬勃地發展弘揚。

參考文獻：

[1]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潮學研究.1995（4）：P29;

[2]陳向軍.潮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通覽.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P155;

[3]陳香白.潮州工夫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

[4]林倫倫，吳勤生.潮汕文化大觀.汕頭大學出版社，2002年;

第2篇：茶文化知識范文

它們更加注重茶之人文精神的表達與呈現，給人們帶來的是一種觀念、一種思想，或是傳達一種時代的精神。

“世博”十大名茶

2009年，經過上海世博會聯合國館、上海市茶葉學會和“中國世博十大名茶”招管會的評選，安溪鐵觀音、都勻毛尖、湖南黑茶、西湖龍井、武夷巖茶、祁門紅茶、六安瓜片、天目湖白茶、“張一元”花茶、福鼎白茶（太姥銀針）戴上了“中國世博十大名茶”桂冠，進入世博會聯合國館，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代表“中國茶葉國家隊”集體亮相，向全世界展示中國茶的無限風采和無窮魅力。

這十大傳統名茶都是“中國世博十大名茶”招管會從現有16家傳統歷史名茶中確定的，人選聯合國館的中國名茶嚴格限制為10種，并涵蓋六大茶類。

《茶，一片樹葉的故事》開播

《茶，一片樹葉的故事》是中國首部全面探尋世界茶文化的紀錄片，一共分為六個篇幅，為“土地和手掌的溫度”、“路的盡頭”、“燒水煮茶的事”、“他鄉，故鄉”、“時間為茶而停下”以及“一碗茶湯見人情”，分別從茶的種類、歷史、傳播、制作等角度完整呈現的關于茶的故事。

紀錄片從確定選題到完成，歷時兩年，其中前期策劃就有半年。攝制組穿越了遍布全球的茶葉國度，深度走訪了全世界200余位“茶人”。最終，攝制組精選了其中60余位“茶人”的茶話茶事，講述了茶地的自然奇觀、神秘的制茶工藝、各國的茶道以及茶與人的故事。2013年11月18日央視綜合頻道《魅力紀錄》欄目首播。

央視十套《茶葉之路》開播

由中國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主導錄制的《大型媒體行動-茶葉之路》于2012年7月6日在中國茶鄉福建省武夷山市舉行發車儀式。

“茶葉之路”是中國古代繼“絲綢之路”、“茶馬古道”之后最著名的國際商貿通道。它南起中國福建武夷山，由山西商幫主導，途經江西、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內蒙古，穿越蒙古國，最終抵達俄羅斯圣彼得堡，全程近兩萬公里。《大型媒體行動-茶葉之路》以重走“茶葉之路”的方式，沿途拜訪茶路遺存，探尋湮沒在歷史中的中俄茶葉貿易盛況，展現中國茶文化魅力。

云南馬幫進京

300多年前，云南普洱貢茶進京，在云南產地上馱時有些是生茶，歷經馬幫運行過程中5個多月不同地域和不同氣溫下的“自然發酵”，其色味“譽享京華”。為再現普洱茶這一神奇的品性，2005年5月1日，一支打著“云南普洱?瑞貢京城”旗號的馬隊，從云南出發，歷經5個多月的時間，馬背上馱著普洱茶，行走了4100多公里，于當年10月10日進入北京地界。

這支由120匹馬、43名趕馬人、20多名管理和后勤人員組成的普洱茶馬隊重走了300年前的貢茶之旅。通過此次事件，越來越多人關注茶馬古道與普洱茶文化。

《印象大紅袍》首演

2010年3月29日，由張藝謀、王潮歌和樊躍總導演的《印象大紅袍》在福建武夷山正式公演。

《印象大紅袍》山水實景演出的推出，打破了固有的“白天登山觀景，九曲泛舟漂流”的傳統旅游方式與審美方式，把悠遠厚重的茶文化內涵用藝術形式予以再現，使之成為可觸摸、可感受的文化旅游項目，和美麗的自然山水濃縮成以一場高水準的藝術盛宴。

與其它4個“印象系列”作品不同的是，《印象大紅袍》突出故事性和參與性，不僅展示了茶史、各個制茶工藝，還講述了大紅袍的來歷，一杯茶所帶來的幸福和感悟。

全民飲茶日

“全民飲茶日”的倡議于2005年春天。在“中國（杭州）西湖國際茶文化博覽會”期間，在杭的八家國家茶葉科研、教育、文化專業機構和社會團體提出了“倡導‘茶為國飲’，打造‘杭為茶都’”倡議書，來自全國各地的茶人、愛茶人以及專家學者在杭州西子湖畔建議設立“全民飲茶日”，專家們呼吁，通過“全民飲茶日”，影響和帶動更多的年輕人愛上飲茶，“使飲茶真正成為國飲”。2009年，作為杭州西湖國際茶文化博覽會活動之一的首屆“全民飲茶日”活動，于4月20日（谷雨日）舉行。此后，全國各地許多城市也相繼舉辦了“全民飲茶日”這一活動。

福州茉莉花茶申遺成功

福州將兩大特產茉莉花和茶結合在一起，產生了著名的福州茉莉花茶，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2014年4月29日，在意大利羅馬召開的聯合國糧農組織全球重要農業遺產指導和科學委員會會議，經過投票表決，福州茉莉花種植和茶文化系統成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此次申遺成功，強化了福州作為茉莉花茶世界發源地的地位，并將推動茉莉花茶的保護與發展。

名茶傳統制作技藝“申遺”

中國人植茶、制茶、飲茶已有上千年的歷史，茶葉在歷史上長期作為連接中國與東西方世界重要的貿易產品和文化紐帶。因此，承認茶在中華民族文化史的重要地位，保護中國茶傳統制作工藝，意義重大。從2006年開始，國務院公布的數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中，綠茶、紅茶、烏龍茶、黑茶、青茶、白茶、花茶制作工藝赫然在列。中國主要茶類制作工藝能夠從文化遺產的高度被重視和保護，不僅日漸成為傳播茶文化、豐富大眾生活的重要內容，也必將成為茶產業發展的推動力。

中國茶區域公用品牌價值榜單

2010年，浙江大學CARD中國農業品牌研究中心和《中國茶葉》雜志、中國農科院茶葉研究所中國茶葉網聯合組建課題組，在全國范圍內連續開展茶葉區域公用品牌的價值評估工作。2011年年底，最終完成了對93個茶葉區域公用品牌的價值評估，并于2012年了“2012中國茶葉區域公用品牌價值”評估結果。與以往單純以面積、產量、產值等要素衡量產業發展實力不同，品牌價值綜合考量了品牌的成長性、累積性和穩定性等多方面因素，并通過品牌收益、品牌強度乘數和品牌忠誠度因子等品牌指標得以實現品牌價值的量化。數年來，茶葉區域公用品牌價值的重要性已得到了品牌建設主體與消費者的共同認可。

第3篇：茶文化知識范文

一、“茶馬古道”的定義、主要路線與歷史概貌

“茶馬古道”是一個有著特定含義的歷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漢、藏之間以進行茶馬交換而形成的一條交通要道。具體說來，茶馬古道主要分南、北兩條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帶產茶區，經麗江、中甸、德欽、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川藏道則以今四川雅安一帶產茶區為起點，首先進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兩條支線：北線是從康定向北，經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抵達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線），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南線則是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線），再由昌都通向衛藏地區。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馬古道的主要干線，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對茶馬古道的一種約定成俗的理解與認識。事實上，除以上主干線外，茶馬古道還包括了若干支線，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連通甘南的支線；由川藏道北部支線經原鄧柯縣（今四川德格縣境）通向青海玉樹、西寧乃至旁通洮州（臨潭）的支線；由昌都向北經類烏齊、丁青通往藏北地區的支線，等等。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認為歷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線）也應包括在茶馬古道范圍內。筆者以為，雖然甘、青藏區同樣是由茶馬古道向藏區輸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確有交叉，但“唐蕃古道”畢竟是另一個特定概念，其內涵與“茶馬古道”是有所區別的。而且甘、青藏區歷史上并不處于茶馬古道的主干線上，它僅是茶葉輸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這兩個概念的同時存在，足以說明兩者在歷史上的功能與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貫通和連結的，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們的功能與作用。當然，有的學者主張茶馬古道應包括“唐蕃古道”，主觀上是想擴大茶馬古道的包融性。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這樣做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即任何一個概念若將其外延無限擴大，則其內涵亦會隨之喪失。因此，在對待“茶馬古道”這一特定歷史概念乃至在開發利用茶馬古道過程中，采取一種科學的、客觀求實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從有關史籍記載看，茶馬古道的歷史可追溯到唐朝與吐蕃交往時期，茶葉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由祖國內地傳入吐蕃。藏文史籍《漢藏史集》記載，在贊普赤都松贊（676～704年）在位時吐蕃已出現茶和茶碗，稱“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且對不同種類的茶已有所區分和了解，并且還提到一本記載如何鑒別漢地茶葉好壞的書，名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國史補》也記載，唐德宗時監察御史常魯出使吐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處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這條記載恰好可與《漢藏史集》的記載相印證。常魯入蕃時間是建中二年（781年），較之赤都松贊執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據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見聞錄》記載，唐時飲茶風氣的形成與佛教禪宗的流行密切相關，因禪僧坐禪，“務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輾轉相仿效，遂成風俗。”（3）而唐時漢地佛教對吐蕃影響最大者正是禪宗，吐蕃時佛教所發生的最大僧諍一“漸頓之爭”即是漢地禪宗（頓悟派）與印度顯宗（漸悟派）之間的紛爭。（4）所以，茶之最初傳入吐蕃很可能與禪宗向吐蕃的傳播有關，也就是說，是禪僧們到吐蕃傳法的同時也將飲茶習俗作為一種“坐禪不寐”的技巧傳到了吐蕃僧眾之中。《漢藏史集》記載：“對于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地的和尚”，又記吐蕃“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5）這段話能說明這一點。但從“高貴的大德尊者全都飲用”的記載看，吐蕃時茶還是一種奢侈品，其飲用者主要為佛教高僧和貴族上層。由于吐蕃與唐朝的交往極為頻繁廣泛，而且這種頻繁的交往持續達200余年，因此，當時唐地的茶開始傳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層中逐漸形成飲茶的習慣是完全可能的。

不過，漢、藏之間茶馬貿易與茶馬古道的大規模開通與興起應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潰以后的分裂時期。此時飲茶習俗在藏區已逐漸從上層普及到民間，茶開始成為整個高原藏區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用品。為此造成了藏區對茶葉需求量的驟增。這也導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漢、藏之間大規模茶馬貿易的興起。兩宋時期，為對抗北方遼、金、西夏等游牧政權的侵擾，需要大量戰馬。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設立茶馬司，并在西北地區設置了眾多買馬場和賣茶場，每年由官府將川茶大量運往西北地區與吐蕃等部落交換戰馬，同時也在四川地區用川茶與吐蕃部落交換羈縻馬。自此，漢、藏茶馬貿易開始興起。有學者估計，北宋時官府用川茶交換藏區的馬匹每年達2萬匹以上，南宋達1萬匹以上，而兩宋時期四川年產茶3000萬斤中，每年至少1500萬斤以上銷往藏區。（6）宋代還“禁南茶勿入陜西，以利蜀貨”，（7）從而保證川茶向藏區的銷售。但元朝仍重視茶葉向藏區的銷售，曾一度設立“西番茶提舉司”，由官府統購茶葉，在碉門（今四川天全縣）等地互市。因官府加價過高，難以為繼。元朝官府不得不放棄經營，改由商人自行購銷，按引納稅，聽其銷往藏區。元代銷往藏區的茶開始形成一種新品種，即“西番茶”（即今藏區所稱“馬茶”），因其味苦澀，適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區民眾喜愛。

明代是漢、藏茶馬貿易的極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國茶為命，故設茶課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馬，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為變”，因此，茶成為明朝廷牽制、籠絡藏區僧俗首領和對其優予貢利的主要物品。茶葉也成為明代藏區僧俗首領朝貢的重要目的之一，他們不僅因朝貢而獲得大量茶葉，其返回藏區時更是大量“市買私茶等貨，以此緣（沿）途多用船車，人力運送，連年累月，絡繹道路”，（8）足見當時茶葉輸藏之盛。明朝，茶葉不僅成為漢、藏之間一個重要經濟紐帶，同時也是漢、藏之間一條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紐帶，它對于加強明朝中央與地方乃至漢、藏人民之間的依存關系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強化茶葉在漢、藏之間的聯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順二年（1485年）規定“今后烏斯藏地方該賞食茶，于碉門（今四川天全）茶馬司支給”。（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不得逕赴洮、岷，著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員入貢“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為入藏正驛，兼貢道、官道為一體，成為茶葉輸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葉輸藏規模及漢、藏茶道的開拓又有長足發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雖停止茶馬貿易，但卻十分重視茶葉輸藏，清廷放棄了對藏區茶葉供應的限制，使茶葉大量輸入藏區，帶動了漢藏貿易的全面發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開始大量輸藏。順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達賴喇嘛請求在云南勝州開展互市，以馬易茶，得清廷許可。（12）云南銷往藏區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時規定，云南商販所販茶葉每百斤為一引，由戶部頒發茶引3千，各茶商向麗江府申領引票，經中甸、阿墩子（今德欽）進藏售茶。（13）因當時普洱茶受到藏區歡迎，今中甸、德欽的藏族商隊每年有馱馬300～500匹到西雙版納運茶，銷往昌都、拉薩等地，稱“邊銷茶”、“蠻裝茶”，每年約3000擔。（14）茶葉還是清廷饋贈藏族上層的重要物資，如清廷每年賜達賴茶5000斤，班禪2500斤。由于清代茶葉輸藏規模擴大，促進了茶馬古道沿線市鎮迅速興起和繁榮。雍正時置打箭爐（今康定）廳，“設兵戍守其地，番漢咸集，交相貿易，稱為鬧市焉。”（15）使邊茶市場由雅安碉門深入到藏區，從此打箭爐成為南路邊茶總匯。乾隆時，松潘也發展成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邊茶集散地，“人漸稠密，商賈輻輳，為西陲一大都會”。（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爐霍等集鎮也都因茶葉集市和轉運而迅速興起和繁榮。特別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為川藏茶路與滇藏茶路的交匯處，又是川藏南、北兩路入拉薩匯經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為“口外一大都會也”。（17）從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別形成了由雅州、碉門越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爐的“小路茶道”和由滎經、黎州（漢源）越大相嶺、飛越嶺至打箭爐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爐經理塘、巴塘、芒康、貢覺、察雅、昌都至拉薩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爐經乾寧、道孚、爐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薩的北路茶道。但無論是南路，還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薩的單邊行程（借助畜力情況下）一般均需3～5個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漢、藏經由茶馬古道而進行的茶馬貿易受到沖擊和影響。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設立邊茶公司，改良茶種，整頓茶政，在打箭爐設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設立售茶分號，保證內地茶葉迅速銷往各藏區。內地茶葉成為漢藏民族共同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傾銷印茶的斗爭武器。

民國時期，由于軍閥戰亂和川藏糾紛，雖以國家和政府角色茶葉輸藏逐漸淡出，但是漢、藏民間商人之間的茶葉貿易卻始終活躍，內地茶葉仍暢行于藏區，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仍成為溝通內地與藏區的重要經濟聯系，并一直延續至民國末。

二、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與特點

今天，隨著現代交通的興起，這條自唐宋以來延續達一千多年并在漢、藏之間發揮過重要聯系作用的茶馬古道雖已喪失了昔日的地位與功能，但它作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作為今天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卻依然熠熠生輝，并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凸顯其意義和價值。我想，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區聯合舉行此次大型的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一個原因。那么，應當如何看待和認識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與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點？同時，我們又應當如何在茶馬古道與當前藏區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使其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煥發生機？這是今天我們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對茶馬古道的特點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目前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茶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條異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從茶馬古道的路線看，我們不難發現，昌都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重要樞紐，它不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兩條道路的必經之地，而且也是這兩條道路的一個交匯點。事實上，茶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時代漢、藏茶馬貿易興起以后才被開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這條起自衛藏，經林芝、昌都并以昌都為樞紐而分別通往今川、滇地區的道路就已經存在和繁榮，并成為連接和溝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地區之間古代先民們遷移流動的一條重要通道，同時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間古代文明傳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從考古文化遺跡看，遠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現了像卡若遺址這樣大型且時間延續極長的古人類聚落遺址。（19）這說明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昌都一帶以卡若文化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當繁榮。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時代就產生如此發達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間古代文明交流與傳播的一個重要孔道上。從卡若文化中，我們既可見到川西、滇西北地區原始文化的因素與特點，也可見到黃河上游地區馬家窯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響，同時亦能發現其自身的特點，（20）說明卡若文化具有濃厚的復合文化特點，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發展的原始文化，而是與周鄰地區諸原始文化之間存在廣泛的聯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這一特點，正好說明當時的昌都一帶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西部地區原始文化發生交流聯系的一個通道，同時也是各種原始文化因素傳播和匯萃的一個重要樞紐地區。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壩自治州境內和滇西北橫斷山區一帶，發現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稱“石棺葬”。這種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區、雅礱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區均有較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雖存在某些地方性差異，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總體上趨于一致，其時代則是從商周一直延續到東漢。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區的芒康、貢覺、昌都有發現，（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錯那、乃東乃至喀則地區的仁布、薩迦等地也均有發現。（22）學者們從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顯發現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區石棺葬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性，特別是昌都和林芝一帶的石棺葬，基本上與川滇西部地區的石棺葬屬同一個文化系統。（23）從分布上看，則更能說明問題。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發現數量最多的地區，而目前所發現的石棺葬絕大多數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進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線范圍。我們知道，從川滇西部高原越過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經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則，這是古往今來由川滇西部進入衛藏的一個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線。一般說來，古人選擇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這條路線的絕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線）就正好是沿著這一通道行進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證明，以昌都為樞紐的茶馬古道路線很早以來就是一條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進行溝通往來的重要通道。這條通道被開通的歷史，從考古發現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約4～5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馬古道是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難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高原，被稱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極”。所以，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沒有問題的。正因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幾乎橫穿了整個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難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當是首屈一指。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現在：其一，茶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脈地區是世界上地形最復雜和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區，故其崎嶇險峻和通行之艱難亦為世所罕見。茶馬古道沿途皆高峰聳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嶺、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強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綱》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亞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圍懸絕。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東北之黃河流域傾斜較緩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狀。尤以與四川盆地及云貴高原相結之部，峻坂之外，復以邃流絕峽竄亂其間，隨處皆成斷崖促壁，鳥道湍流。各項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難展施。”（24）據有人統計，經川藏茶道至拉薩，“全長約四千七百華里，所過驛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繩橋十五，渡鐵橋十，越山七十八處，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個月的時間不能到達。”（25）清人對茶馬古道之險峻崎嶇有生動的描述，焦應旂的《藏程紀略》記：“堅冰滑雪，萬仞崇崗，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誠有生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26）張其勤的《爐藏道里最新考》記，由打箭爐去拉薩，凡閱五月，“行路之艱苦，實為生平所未經。”（27）杜昌丁等的《藏行紀程》記滇藏茶路說，“十二闌干為中甸要道，路止尺許，連折十二層而上，兩騎相遇，則于山腰脊先避，俟過方行。高插天，俯視山，深溝萬丈……絕險為生平未歷。”（28）茶道通行之艱難，可見一斑。其二，茶馬古道沿線高寒地凍，氧氣稀薄，氣候變幻莫測。清人所記沿途“有瘴氣”、“令人欲死”之現象，實乃嚴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應，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誤為“瘴氣”。茶馬古道沿途氣候更是所謂“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時經歷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風等，氣溫變化幅度極大。一年中氣候變化則更為劇烈，民諺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其行路之艱難可想而知。千百年來，茶葉正是在這樣人背畜馱歷盡千辛萬苦而運往藏區各地。藏區民眾中有一種說法，稱茶葉翻過的山越多就越珍貴，此說生動地反映藏區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貨志》載：“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長艱險的高原之路，使茶馬古道堪稱世界上通行難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此，中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漸聚合在一起的歷史。茶馬古道所見證的，正是漢、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樣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我們知道，漢族文明的特點是農業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點則是高原地域和藏傳佛教，兩者都有深厚的底蘊，但也有一些差異。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兩者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個在中國歷史舞臺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為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雖然由多種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這條連接漢、藏之間的茶馬古道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漢、藏之間在經濟上的互補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為今天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茶馬古道的意義顯然并不僅止于歷史上的茶、馬交換，事實上它既是歷史上漢、藏兩大文明發生交流融合的一個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漢、藏兩個民族進行溝通聯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親近和靠攏的主要紐帶。恰如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中所言：“漢地的貨物運到博（藏區），是我們這里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是要把藏漢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29）這是藏族民眾對茶馬古道和茶馬貿易之本質的最透徹、最直白的理解。所以，無論從歷史與現實看，茶馬古道都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與紐帶。

第四，茶馬古道是迄今我國西部文化原生形態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條民族文化走廊。

茶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東地區是我國典型的橫斷山脈地區，也是南亞板塊與東亞板塊擠壓所形成的極典型的地球皺褶地區。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六條大江分別自北向南、自西向東地從這里穿過，形成了世界上最獨特的高山峽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對外交往的不便，使該地區的民族文化呈現了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點異常突出。沿著茶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個現象，即隨著汽車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樣式、衣著服飾、民情風俗、所說語言乃至房前屋后標志始終像走馬燈一樣變化著，讓你應接不暇。對這種現象，當地諺語有一個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這種多元文化特點，使茶馬古道成為一條極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積淀和保留著豐富的原生形態的民族文化。茶馬古道所途經的河谷地區大多是古代民族遷移流動的通道，許多古代先民在這里留下了他們的蹤跡，許多原生形態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積淀和保留在當地的文化、語言、宗教和習俗中，同時也有許多歷史之謎和解開這些歷史之謎的線索蘊藏其中。千百年來，不僅是漢、藏之間，藏族與西南其他少數民族乃至藏族內部各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傳播均在這里默默地、不間斷地進行著，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沖突與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間積極的互動、融合與同化。事實上，正是這條東西橫跨數千里，穿越青藏高原眾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地區的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彩帶將他們有機地串連起來，使他們既保持自己的特點，又彼此溝通和聯系并協同發展。所以，茶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薈萃的走廊，又是各種民族文化進行交流、互動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點的一個極具魅力的地區。誠如先生所言，該地區“沉積著許多現在還活著的歷史遺留，應當是歷史與語言科學的一個寶貝園地”。（30）

三、開發茶馬古道的意義

由以上四點所體現的茶馬古道的歷史文化價值及特點，我們不難看到，茶馬古道是一個極具文化底蘊和開發價值的珍貴文化遺產。它的歷史地位與文化價值不但不遜于世界上任何一條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與北方的絲綢之路相媲美。顯然，茶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不但為其開發提供了基礎，同時也提供了廣闊前景。

筆者認為，當前對茶馬古道的開發至少有以下三個意義：

一、茶馬古道可成為發展藏區旅游的一個黃金品牌和黃金路線。

當前藏區人民要求發展的愿望非常迫切。這種迫切的發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個藏區聯合舉行茶馬古道學術考察活動的主要動因。且從藏區的實際來看，旅游業可能是藏區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會協調發展的產業。發展旅游對于藏區社會至少有兩個最直接的好處：一可促進開放，開放可促成觀念的轉變與更新；二可促進基礎設施（如交通、通訊、電力等）建設和對人文及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這兩點乃是任何一個社會發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區發展旅游面臨一個很大問題，即藏區的范圍太大，地域遼闊，藏區各地的人文與自然景觀又存在較大差異，如果各地都僅僅強調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就勢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難以發揮藏區在旅游上的整體優勢，也很難使藏區的旅游資源對外形成強大影響和輻射。因此，我認為，從“茶馬古道”這一有豐富內涵的歷史文化遺產的思路上切入，讓“茶馬古道”成為藏、川、滇藏區實現旅游發展的一個整體戰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對于有效發揮藏區各地的優勢和特點，構建藏區旅游資源的整體優勢并對外形成強大的影響和輻射力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打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藏區各地各具特點的人文與自然等旅游資源是一顆顆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馬古道”就是一根線，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連起來，將一顆顆單一、分散的珍珠變成一串美麗的項鏈，從而構建起藏區旅游資源的整體優勢與品牌并對外形成強大的影響力。茶馬古道獨具特點的旅游資源已顯示出其旅游開發前景無限廣闊。事實上，今天已經成為旅游熱點并仍在急劇升溫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兩地，都只是茶馬古道分別在云南藏區和四川藏區的兩個起點而已，它們率先成為旅游熱地絕非因為其旅游景觀在茶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內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馬古道的旅游開發前景來說，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與四川康定不過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馬古道開發對弘揚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區知名度將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茶馬古道不僅是一個旅游品牌，更是一個文化品牌。茶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僅記錄了千百年來藏族人民不畏艱難險阻，孜孜不息地與惡劣的自然環境相抗爭的民族精神，也記錄著藏族人民的開放意識，記錄著漢、藏人民源遠流長的情誼與歷史關系。所以，茶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足跡，也是中華民族寶庫中一份珍貴而厚重的歷史文化遺產。從這個意義上說，開發和宣傳茶馬古道這個品牌，既是宣傳藏民族的歷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與中國多民族大家庭的緊密關系與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此外，茶馬古道沿線本身即是一條展現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樣性及與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動的一個極為典型的地區。所以，茶馬古道的開發對于展示藏族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點，宣傳和弘揚藏族文化必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長期以來，拉薩以享譽世界的布達拉宮、大昭寺等景觀而馳名中外；日喀則以歷代班禪主寺扎什倫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則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擁有塔爾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點而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區則因地處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地區，交通相對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區中一直偏低，其經濟發展程度在藏區中也相對滯后。不少對藏族情況較陌生的一般民眾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區。與川、滇藏區相接的昌都地區則因地處之最東部、又遠離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較低，其經濟發展條件也相對不利。在當今時代，任何一個地區發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開放之程度。而開放的程度又顯然與該地區的知名度即是否對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關。由于茶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區正是處于橫斷山脈地帶景色壯麗的昌都和川滇藏區，所以，茶馬古道的開發對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區的知名度，加快這一相對滯后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茶馬古道的宣傳及開發利用有利于增進漢、藏民族團結和維護藏區穩定。

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關系和民族團結的象征和紐帶。千百年來，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強有力的經濟文化紐帶，將藏民族同祖國大家庭緊緊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傳和開發利用茶馬古道，在今天對于密切漢、藏關系，增進漢、藏民族之間的和諧與團結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雖然，隨著航空、火車、公路等現代交通手段的開辟，茶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從前，昔日人背畜馱、“連年累月，絡繹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復了。但是，今天歷史又重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遇：這就是我們可以通過開發茶馬古道來發展旅游，通過旅游來溝通藏區與內地、藏區與世界來促進藏區的開放與發展，也促進漢、藏民族之間的進一步聯系與溝通，從而讓茶馬古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煥發其加強漢、藏聯系與漢、藏團結的紐帶作用。因此，開發茶馬古道其意義遠不止于旅游一項，它對藏區社會發展各個方面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將會更為廣泛和持久。

鑒于茶馬古道開發在當前對促進藏區發展具有的重要意義，筆者以為，“茶馬古道”應該是一個大思路、大手筆，需要有一個高起點的定位。也就是說，要把茶馬古道開發提高到加快藏區發展的總體戰略高度來考慮和認識，而不能單單將它定位在旅游開發的層面（雖然不能否認旅游層面的操作將是茶馬古道開發的一項重要內容）。事實上，茶馬古道作為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獨特的文化品牌，作為中華民族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一個歷史見證，它的涵蓋及其對藏區發展所具有的現實和潛在意義與作用要遠遠超過了旅游開發層面。因此，從更高的目標著眼，如果我們能通過對茶馬古道的開發與利用，讓茶馬古道成為一條與“絲綢之路”齊名的享譽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對于藏區的發展和弘揚藏族優秀文化將會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動作用。

同時我們有理由相信，對茶馬古道的進一步開發與利用，不僅將使之成為我國西部一條絢麗多姿且極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會給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發展的茶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

注釋：

（1）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陳慶英譯，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頁。

（2）李肇：《國史補》下卷。

（3）封演：《封氏見聞錄》卷二。

（4）參見[法]戴密微：《吐蕃僧諍記》，耿升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見注（1），第143～145頁。

（6）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

（7）《宋史·黃廉傳》。

（8）（9）《明英宗實錄》卷177、291。

（10）《續文獻通考》卷29。

（11）《明憲宗實錄》卷78。

（12）《清圣祖實錄》卷四。

（13）參見成崇德、張世明：《清代開發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頁。（14）參見楊毓才：《云南各民族經濟發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頁。

（15）王世睿：《進藏紀程》；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頁。

（16）民國《松潘縣志》。

（17）林雋：《歸程記》；見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頁。

（18）賈大泉：《川茶輸藏的歷史作用》，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四川藏學論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19）（20）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所編《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頁。

（21）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貢覺縣香貝石棺墓葬清理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會普查隊：《貢覺縣發現的石板墓》，載《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會文物普查隊：《小恩達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報》，載《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遺址首次發掘石棺葬》，載《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錯那、隆子、加查、曲松縣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編《乃東縣文物志》，鉛印本；文管會文物普查隊：《仁布縣讓君村古墓群試掘簡報》，載《南方民族考古》第4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薩迦、謝通門縣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羅開玉：《川滇西部及藏東石棺墓研究》，載《考古學報》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強：《康藏史地大綱》，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頁。

（25）《康藏交通與抗戰建國》，載《邊政公論》卷五。

（26）（27）（28）吳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頁。

第4篇：茶文化知識范文

關鍵詞： 水文地質； 勘查； 措施

1. 概論

在巖土工程問題中，地下水問題屬于重點研究內容，完善水文地質勘查工作，對地下水位仔細研究和分析，有利于持力層的選擇和建筑工程的基本設計，對預防和治理工程地質災害的很多方面都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傳統的工程勘察內容可能會有些孤立和單一，沒有根據基礎設計和施工需要來綜合研究地下水對于巖石工程的造成的損失和影響，所以，很多地下水問題造成的建筑物裂開和建筑根基下沉的質量事故經常發生。這些過往的實踐告訴我們，在以后的水文地質勘查活動中，一定要研究巖土的水理性質，系統真實地評價建筑工程施工區域的水文地質問題。

2. 水文地質勘查在工程地質勘察中的作用

地下水上升和下降的具體原因一方面是人為的，另一方面是天然的，無論哪種原因造成，當地下水的高低變化到達臨界值的時候，都會對項目帶來非常嚴重的損失，下面從三個方面來分析地下水位的變化造成的危害：

2.1 水位上升造成的危害

水位升高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比較常見的地質影響因素有系統巖性產狀、含水層結構，常見的水文氣象因素有氣溫和降水量等，像施工和澆灌等人為因素也會對水位上升起到作用。潛水面上升會對巖土工程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例如河岸、斜坡等巖土體出現崩塌和滑移的惡劣地質情況；例如地下室或者洞穴被水淹沒，建筑物失去平衡、基礎物件上浮；例如造成粉土和細沙飽和液化，產生流沙和管涌的情況；例如一些巖土體的結構遭到破壞、軟化，出現山體滑坡等。

2.2 地下水位下降造成的危害

地下水位的大幅度下降會造成地面下降、塌陷以及地裂等嚴重的災害，也會引發水質惡化和水源枯竭的生態問題，嚴重影響了建筑物和巖土體的穩定性，為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了非常惡劣的后果。

2.3 地下水位的升降變化造成的危害

地下水位的升降程度能夠造成膨脹性的巖土發生不規則的脹縮和變形的情況，地下水位長時間不規則地升降的時候，會使得巖土不停地膨脹和緊縮，同時也會使得巖土的膨脹和緊縮的幅度變得更加大，最后變成了地裂，使得建筑物尤其是輕型建筑物遭到損壞。

3. 關于水文地質勘察的優化措施

3.1 劃分水文地質類型區

區別水文地質類型一定要遵守全面和整體的規范。在開發和使用地下水資源的時候，一定要根據實際情況來研究出最好的調用方案，以此來體現全面和整體的原則。劃分水文地質類型的時候，可以根據地下水的地質和地貌的相似度來區分，區分的時候需要參照地下水在流動區域內的分布和移動特點。水文地質所呈現出的類型特點有它獨特的發展和演變的過程，具備一定的內在聯系。區別水文地質類型一定要按照特定的區別規范來進行，可以把地下水的資源判斷內容和水文地質類型區域的勘察聯合起來分析。同時，水文地質類型區的劃分命名應該非常簡單好記，避免操作中出現名稱混淆。除此之外，地質類型區的劃分也應該遵循舍小求大的規范，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勘察巖層透水性和介質類型等方面。^別的時候也應該綜合分析自然環境、地貌環境以及地質環境的影響，系統分析水文地質特征的勘測辦法和判斷辦法，把地貌類型和含水介質相聯系，以此作為區別水文地質類型的參考依據。

3.2 關注對于水文地質問題的評價

在過去的工程勘測材料中，因為少了對于施工設計和基礎設計的判斷，少了關于地下水對巖土工程的作用和危害的判斷，造成了很多地方發生了質量事故。一些山區經常因為強降水而導致泥石流和山體滑坡等地質災害。這些現實中的案例告訴我們，在以后的工程勘測中，一定要注重判斷水文地質問題，全面的判斷內容應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針對地下水對建筑物和巖石體的作用和風險進行具體判斷，預估或許會發生的巖土工程損失，以此來加強預防工作；二是根據建筑物地基的基本類型需求，查找相關水文地質問題，找出適合選型的水文地質材料；三是研究地下水在天然條件下的作用，預估和探究地下水在人為的工程活動中會產生的結果，和對于建筑物和巖土體的反作用。

按照工程的視角來分析，根據地下水對于工程的不同作用和危害，應該根據實際情況來具體分析和判斷地質問題：一是深埋在低于地下水位的建筑物根基中的水對于砼和砼中的鋼筋的侵蝕性；二是選擇強風化巖、軟質巖石、膨脹土以及殘積土等巖土體來當作基礎持力層的建筑場地，重點研究和評價地下水活動對這些巖石體可能造成的崩解、軟化以及脹縮等影響；三是在地基基本壓縮層的區域內或許會有飽和、松散的粉土和粉細沙的時候，應該提前預估一些會發生的潛蝕、管涌、流砂以及地震液化等情況。

3.3 關注對于水文地質的勘查分析

水文地質的勘查工作的重點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首先，防止因地下水下降而造成的損失。如果地下水位的升降達到了臨界值，就會導致粉細砂和粉土的飽和液化，最終產生管涌和流沙等問題，也會引起土壤沼澤化和鹽漬化，最終嚴重腐蝕建筑物。在勘察水文地質環境的時候，要非常密切關注和研究地下水位的條件和升降情況。自然環境中，地下水位一般是季節性的變化，這種升降的幅度比較小，同時是區域性和漸變性的。而在城市中因為一些人為因素造成的地下水位部分區域上升和下降一般會比自然變化的幅度大，會對巖土工程帶來更加嚴重的損失和危害。研究和統計巖石的主要物理力學性質指標以及原位測試數據，客觀評價和分析巖石參數的適用性和可靠性，對試驗中的取值標準和操作方法進行詳細說明，同時比較各種測試方法所得到的結果，按層次區分每項統計指標的范圍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樣本數量（參加統計的數據的個數）、變異系數、標準差、巖土參數的設計值和標準值以及平均值等。

其次，防止因為地下水動水壓力作用而產生的損失。地下水動水壓力的影響在自然情形下特別微小。而在建筑工程活動中，因為地下水天然動力平衡的環境變化了，在動水壓力的影響下，會對巖土工程造成重大的損失，比如流砂、基坑突涌以及管涌等，應該重點做好這方面的勘察和研究工作。在采用樁基的時候，應該先研究樁的適用性，針對樁的直徑、平面布置、類型、長度等提出建議；論證樁尖持力層的尋找辦法；提出單樁承載力的建議；在大面積堆載和欠壓密的區域，應該分析莊周土對于樁的負摩阻力；探討和論證預制樁和沉管樁的可能性；探討鉆孔樁、沖孔樁以及挖孔樁的成孔工藝，研究和預估成孔過程中或許會產生的問題，并找出相關的技術措施；分析樁的施工質量的控制辦法和需求；針對樁基工程設計、監測、檢測以及施工的更多相關建議；可以提出以樁的靜載荷試驗驗證或者確定單樁承載力的建議。

在一些典型內陸氣候的區域，地下水嚴重缺乏，即使有少量的地下水，也不會得到均勻地分布。在一些礦產資源相對富足的地方，比如新疆的吐哈盆地的煤田就嚴重缺乏地下水，這對開發資源產生了嚴重的影響。除此之外，在一些陡坡地段和中上游溝谷經常發生地質災害。渠道因為滲漏和黃土濕陷的原因被反復治理；在建設一些基礎設施的時候，經常會碰見凍土、邊坡、擋墻、防滲以及地基不穩等各種問題。如果想要很好地發現和治理地質勘查中的水文地質問題，就應該客觀和仔細地測量巖體中的真實水位，清晰地知道地下水位的具體高度，可以使用分段鉆進的方法來測量水位，以找到巖層的透水帶。每次完成鉆進工作以后，應該及時抽干鉆孔中的水，在以后_鉆之前仔細查看地下水位，以此來查看是不是含有水。

4. 小結

地質勘察工作中，對于水文地質問題的發現和預防是重中之重。國內工程建設的步伐在不斷地前進和加快，在這種背景下，相關單位和個人更應該注重水文地質問題對工程建設所帶來的作用和危害，不斷細化勘查工作，用認真的態度研究問題，用謹慎的態度分析問題，提前預估和評價水文地質中的問題，以此來完善整個勘察工作，確保工程建設的穩定進行。

參考文獻：

[1] 齊永志.水文地質問題在地質勘察中的重要性[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6（33）.

[2] 鐘碩祺.巖土工程勘察設計與施工中水文地質問題探析[J].江西建材.2014（03）.

[3] 鄭河.關于工程地質勘察中水文地質的探討分析西部資源，2014（6）.

第5篇：茶文化知識范文

關鍵詞：非語言交際 身勢語 文化

語言作為社會的交際工具，既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不同民族的語言棱鏡折射出不同的文化環境、生活方式、思想觀點、宗教禮儀、價值觀念和思維習慣等。每種語言（包括身勢語和副語言）都負有“文化使命”，粘連著一層文化色彩。語言交際是人類進行交往的主要手段，但與此密切相關的非語言交際卻常常有著使前者相形見絀的交際功能。身勢語(Body Language)是表達一個人內心世界的無聲而真實的語言，在非語言手段中最為引人注目。社會人類學家愛德華.T.霍爾宣稱，60%的人際交往都是非語言的。研究表明，在交際中人們更關注的是對方的無聲語言即身勢語而非言語。一位從事身勢語研究的專家說，如果沒有身勢語，一個孩子就無法正常成長，因為它在性格開發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既然如此，更多的了解身勢語就勢在必行。

身勢語主要包括問候招呼、目光注視、身體接觸、姿態動作等。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不同文化的碰撞也日趨激烈。但是由于大部分民族文化早已根深蒂固，不容易接受與自己的習慣相反的信號，所以我們不能忽視文化約束力對“身勢語”的影響以及文化和環境差異所賦予“身勢語”的不同含義。眾所周知，中國文化是東方文化的典型，而美國又是西方世界的代言人。因此，拿這兩個國家的身勢語作對比就足以窺一斑見全豹了。

一、問候身勢語

在人類交際活動中，眼睛的信息傳遞是微妙的，而握手發出的信號卻是直截了當的。據某些專家的考證，握手是石器時代穴居人留下的一種遺俗。陌生人相遇，如彼此并無惡意，就放下手中狩獵用的棍棒或石塊，讓對方摸摸掌心。在人類進化過程中，這些手勢逐步演變成兩手相握的形式。手掌的張開表示向對方敞開自己的勢力范圍，而手掌的接觸則表示合二為一。今天，在許多國家，握手已成為一種常用的表示親熱和友好的禮節。但各國握手的習慣不大一樣。中國人在握手前通常會點頭招呼，一邊講“你好”一邊握手并上下晃動幾下，上身微微向前傾，以示熱情和敬意。老朋友重逢，中國人喜歡用雙手握手來表達內心的喜悅和激動。在美國，男人之間的握手是很用力的，這可能源于印第安人的角力競賽。而且他們挺直身體，顯示紳士風度。美國人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雙手來握手，這大概是“人情淡薄”的緣故。只有參加競選的政客會用右手握住對方的右手，再用左手搭在互相握住的手背上，試圖讓接受者感到他的熱情真摯與誠實可靠，故被稱為“政治家的握手”。在美國，異性之間，如果女方不主動伸出手來，男性是不能去握她的手的，中國人似乎沒那么多忌諱。如果伸出左手與人相握，則是無禮的表現，這在中美都適用。

美國人見到家人或朋友，相互擁抱和親吻臉頰是常見現象，夫妻久別重逢時擁抱親吻也很自然；中國人很少做出這樣的舉動，起碼在公共場合不會這樣，否則會引人側目。美國未經歷封建社會，不會受封建禮教的束縛，他們思想開放，擅長直接表達感情，不會有絲毫顧忌。而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影響深遠，直到現在儒家思想還根植在人們頭腦中。儒教中的含蓄、內斂、知廉恥思想不僅影響了中國人的言語，還體現在身勢語上。中國人比較保守，他們隱藏情感而非直接表達出來。擁抱親吻的差異充分反映出兩種文化的特色和濃厚的社會文化意義，也是兩種民族文化之間深層的差異在身勢語這個表層上的具體表現。

在中國，我們經常看到這種情景：兩個陌生人在第一次見面時互換名片，并用雙手奉上表示尊重。我們很少看到美國人這樣做，除非他認為對方值得交往才會交換名片。除此之外，中國人對鼓掌情有獨鐘。人們甚至小孩都會用熱烈的掌聲表示歡迎，被歡迎者同時用鼓掌回敬，意思是“謝謝”或“彼此彼此”。在美國如果回敬掌聲的話，會被認為是為自己鼓掌，是傲慢的表現。

二、接觸語

接觸語包括身體接觸和目光接觸。不同民族與文化構成人們之間不同的空間區域。美國人在交談時不喜歡離得太近，總要保持一定的距離。西方文化時時注重個人隱私，東方人“私”的概念相對來說較為薄弱。中國人喜愛一個小孩時會親切地撫摸他的頭部或摟摟抱抱，而對美國的孩子這樣做就會引起孩子媽媽的反感，盡管她知道這種動作并無惡意，但在她的文化中，這樣做被人認為是無禮的表現。在中國我們經常看見同性（尤其是女性）手牽手走在大街上，這是友誼的表現，但在美國只會被看作同性戀。在電車、巴土或火車上，素不相識的人擠在一起，東方人可以容忍身體與身體接觸的那種“擠”，西方人則無法容忍，這大概因為中國人口眾多，人們已習慣擁擠，而且儒家也提倡和善、忍讓。在對個人空間的要求方面，中國人要比美國人小得多，因為西方人看重寬松的氛圍，崇尚個人自由。中國人往往把個人空間擴展為集團或家族的空間，西方人則認為空間只是人與人或兩個物體之間的距離。西方文化注重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積極實現自我價值。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是英美人所能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在美國，個人主義者的典型形象是移民初期身攜長槍與斧頭的拓荒者，他們勇于進取，珍視個人權力，敢于漠視政府與法律。這種個人奮斗精神作為整個民族的文化精髓被傳承下來。在中國，西風東漸以來，通過新聞媒介和與外國人的廣泛接觸，東西方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年輕一代變得較為開放，在人與人的空間距離的處理上，既保留著固有的東方文化習慣，又能接受外來的西方習慣。

幾乎所有的人與人之間的活動和感情交流都依靠過眼光，某些文化所特有傳播實踐也表現在目光接觸的運用之中。如果從美國文化角度來看，這種目光是不適用于兩個男人之間的，這種長時間的凝視常常是同性戀的亞文化群使用的非言語代碼的一部分。中國人則把緊盯著自己看的目光當成是不懷好意或一種明顯的挑戰，甚至在談話中，也要避免直接的目光接觸，否則會被認為是粗魯、不尊重、脅迫等。美國恰恰相反，他們要求在談話中必須要有目光接觸，并鼓勵小孩在問候和談話中正視對方，否則就是緊張、靦腆、冷漠或軟弱的表現。由此可見，不同文化的沉淀造成的視向差異同樣不容忽視，非語言現象也要放在廣泛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

三、姿態動作

有專家提出，人能發出多達70萬個不同的身體信號，只用“千姿百態”作比喻已顯得蒼白無力，任何想將它們分門別類的企圖也只能令人失望。所以我們只能從傳遞交際信息的常見姿式中去詮釋一些行為代碼與文化含義。雙臂和雙叉坐著，手蓋在嘴或下巴上是一種常見的姿態，被稱為“深思姿勢”，美國人認為它發出的信號是“離遠點”，并把這種姿勢看作是孤僻、刻板、缺乏耐心的表現，中國人對這種姿勢沒有這么強烈的反應，有時只把它看作一種習慣動作，也有人認為做這種動作的人是為顯示高高在上，顯示權威，會敬而遠之。手勢在各國有不同的表達意義，不同的文化背景賦予了手勢不同的交際功能。中國人豎起拇指表示“好”，伸出小指表示“差”或“壞”，這反映了一種“尊卑有等”、“長幼有序”的文化心態；美國人將拇指朝上表示要求搭便車，將拇指朝下則表示“壞”；用手指在太陽穴旁邊轉圈，中國人表示動腦筋，美國人則表示發瘋。美國人抿著嘴吃東西才算得體，假如一位美國人無意中把筷子直直地飯碗內，再把飯送給中國人吃時，中國人心里就可能會大為不快，因為按中國風俗，供死人時才把筷子飯碗里。美國人用手指著太陽穴表示用手槍自殺，反映的是美國私人擁有槍支不足為奇的社會文化背景。在東方人眼里，美國女子大膽而潑辣，因為她們的步子比東方女子大，腰板挺得更直。美國人著重隨意與瀟灑的個性，常常大大咧咧地坐下來或是站著時一副松松散散的樣子，所以當某美籍外教上課時坐到課桌上，中國學生的驚訝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不同文化在姿態動作上的這些時而明顯、時而微妙的差別常常容易導致交往失當，甚至會使交際完全中斷。了解這些差異，并采取必要的補償手段，對于人們在跨文化交際中互相理解，避免誤會，對于填平文化溝壑，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美兩國身勢語的不同深深地根植于中美兩種文化。我們不僅僅要意識到這些不同，更應該尊重這些不同，特別是把它作為理解兩國身勢語差異的切入點。一種文化傳統、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產生于特定的社會或民族的內心深處，別的社會或民族難以完全理解和琢磨得透，也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中美身勢語的種種差異源于文化上的差異，源于有著千差萬別的文化的民族性。而文化不但具有民族性，還具有時代性和世界性。文化的民族性反映的是文化的既往歷史，時代性反映的是文化的現實狀態，世界性則是覆蓋整個地球、貫通整個人類的文化特性，它超越了特定民族、特定地區的文化局限性，將不同民族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屬性糅合為一，將特定民族的文化素質提升到新的高度。100年前，跪拜叩首是中國人常用的禮節，隨著歷史的嬗變和西方文化的滲透，這種身勢語已被握手、揮手及擁抱等“文明禮”所替代。可見文化的時代性有著超越民族性的一面，在進行跨文化交際時，我們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本根，又要努力追趕時代潮流，不斷用異質文化的優秀成果來更新民族文化的傳統，推動民族文化的發展。只有這樣，中美兩國人民在非語言交際中才能更好的交流。

參考文獻：

［1］Liu Yongfa，Liu Xuan’en The Practical Body LanguageHua Wen Press，1997.

［2］畢繼萬.跨文化非語言交際［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1999.

［3］鄧炎昌.語言與文化［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第6篇：茶文化知識范文

關鍵詞：茶文化建設視角；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模式；文化要素；綜合價值

茶文化理念與我國社會大眾的生活習慣相結合，從而實現了整個茶文化體系傳承發展的最佳應用效果。隨著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機制不斷成熟，如今在學生培養過程中，其不僅注重培養學生的知識內容，同時也要注重引導學生形成扎實的思維理念，所以，高校學生素質培養活動開展至關重要。

1現階段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現階段我國整個高等教育機制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無論是整個教學體系的完善性，還是其具體體系化，特別是整個高等教育機制對整個社會發展的影響和推動力都實現了空前發展，而高等教育活動的開展也為整個社會輸送了大量人才，發揮了高等教育的價值和作用，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在當前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其中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尤其是未能從本質上認識到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價值作用，從而使得整個教學體系與學生培養之間存在實質性差別。因此，在當前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想要實現整個人才培養與社會發展之間的有效結合，就必須注重素質教學理念的有效融合。當然，更重要的是從整個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分析入手，通過選擇合適、完善的教學機制，從而實現整個高校學生素質教學活動開展的最佳效果。當前高校學生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其未能將學生素質教育納入整個培養體系中，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更關注學生的學習狀況，而忽略素質教育活動的有效開展。同時，受片面客觀理念的影響，很多師生實際上都對素質教學的內涵以及實施方式缺乏本質上的理解和認知，這就限制了整個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理想效果。所以，從根本上提升全體師生對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價值認知，才是實現高校素質教育活動最佳效果的基礎和關鍵。在當前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其使用的素材過于機械單調，不僅缺乏人文元素的有效融入，同時也缺乏時代元素的合理化融合，更重要的是在開展高校素質教育活動時，其未能將學生的學習興趣綜合融入其中，從而影響了學生參與整個教學活動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而限制了整個素質教育活動的體系化開展。對于高校學生培養來說，培養學生的人文藝術和道德理念，不僅是實現學生理想培養效果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其也是當前整個時展的客觀需要。結合我國整個文化體系發展狀況和具體內涵，可以看到茶文化體系的融入價值。如果能夠選擇茶文化理念融入到整個高校素質教育活動中，其必然能夠為整個高校學生開展素質教育活動提供豐富的素質和正確的思維理念導向，從本質上實現高校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最佳效果。

2茶文化理念內涵認知

在我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諸多與社會、大眾相關的文化元素，認知這一系列傳統文化中所具有的內涵元素和價值理念，不僅是現階段多元文化成熟發展的重要表現，同時更是當前我們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綜合應用的重要要求。對于茶文化理念來說，其不僅是傳統文化的核心與精髓，同時更是我們了解和認知傳統文化體系的重要載體和關鍵途徑。我國有著豐富完善的文化元素，不僅如此，在整個傳統文化體系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與茶相關的文化元素和物質元素，可以說，在傳統茶文化體系傳輸發展過程中，其不僅僅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融入，同時更是當前我們開展各項活動過程中的必然要求，當然想要實現整個茶文化元素的最佳應用，就需要對整個傳統文化元素準確認知的基礎上，結合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具體需求，通過有效優化，從而實現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最佳效果。在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時，要對當前開展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進行融入，可以說，茶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合和詮釋，就是當前素質教學活動創新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方向內涵。通過對整個茶文化體系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文化體系傳承過程中，關鍵需要從茶葉產業的內涵分析入手。當然，隨著當前人們對茶的健康養生價值認知不斷成熟，如今茶元素已經突破了傳統單一體系，而是與時展相結合，從而造就了具有不同元素的茶文化體系。隨著西方茶文化體系的不斷形成和發展，也為當前我們認知和應用茶文化體系元素提供了全面、有效幫助。

3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具體要求

在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其不僅僅能夠對民族精神進行有效的弘揚，同時也需要學生提升自身的行為約束力，幫助學生在形成一系列扎實素質的同時，養成良好的思想美德。可以說，這些優美的傳統美德，對當前提升學生的學習思想水平，以及培養學生形成必要的民族精神有著重要的幫助。當然，對于學生培養活動開展來說，不僅僅要重視引導學生掌握扎實的知識內容，更重要的是引導學生形成體系化的思維理念內涵，尤其是從當前社會需求對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的具體要求看，只有充分引導學生扎實掌握知識內容，同時養成良好的思維內涵，才能夠為整個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的體系化開展奠定重要基礎和良好支撐。不僅是知識內容的教育，同時也是學習習慣的具體引導，在整個高等教育階段，其與其他時期有著明顯的區別和不同，對于整個茶文化體系應用來說，如果能夠將其與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相結合，其必然能夠在豐富素質教育元素的同時，融入完善的價值理念和內涵。對于高校學生素質教學來說，最重要的是引導學生形成積極正確的思維理念和價值規范。在整個茶元素體系應用過程中，不僅包含諸多元素和內涵，而基礎在于其中包含了豐富完善的精神理念和價值內涵，特別是茶文化中所倡導的綠色生態理念，正是當前我們開展各項活動的基礎與前提，在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融入多樣茶文化元素，實際上也是學生培養活動創新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具體方向。

4融入茶文化理念的高校學生素質教育模式構建思路

我國有著豐富完善的文化理念，茶文化體系就是整個社會文化體系中，極其重要的元素內容，通過對我國整個茶文化體系的具體內涵進行分析，可以看到整個文化機制中包含了諸多元素內容，無論是茶文化體系中所具有的知識元素，還是其中所具有的積極精神理念和行為規范，都是當前高校學生素質教育過程中，能夠被借鑒和應用的重要內容。素質教育實際上是一種從學生出發的教育模式，當然也是衡量學生是否遵守相關規矩和要求的重要標準和要求。通過對當前整個高校學生培養活動開展的具體狀況進行分析，不難看出，多數學生培養活動中均缺失素質內容的教學與引導。而對于現階段整個社會的實際發展狀況以及整個高等教育活動的開展要求來說，素質教育實際上是整個教學體系的核心，當然，引導學生參與素質教育又是當前整個教育機制所欠缺的內容。就高校學生素質教學活動開展來說，其作為高等教育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的內涵和行為理念關系到高校學生素質教育的價值發揮。同時，高校學生素質教育不僅僅是一種教學，更重要的是一種行為規范的培養，通過開展合理的高校學生素質教育，其能夠在豐富教學理念的同時，引導學生形成體系、完善的行為規范。結合當前整個高等教育活動開展的具體要求看，創新教學理念，優化教學體系，豐富教學元素，是當前整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活動開展的必然要求，從我國茶文化體系的發展狀況和歷史內涵看，完善的茶文化元素，正是當前高校學生素質教學培養體系創新發展過程中所需要融入的重要元素和內容。在學生培養活動開展過程中，素養、行為規范的價值大于其他元素，可以說在當前學生培養活動開展過程中，如果能夠將茶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其不僅能夠豐富學生學習內容，同時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學生學習理念的全面提升。如果能夠將茶元素融入其中，那么首先就需要尋找到茶元素與素質教育活動相結合的合理定位。當然，茶文化體系不僅僅是一種具有豐富理念內涵的元素，同時也是一種融入多元化物質元素的體系，在整個素質教育活動開展過程中，可以將茶文化元素中，所具有的具體特點融入其中。比如直接用茶元素的特點，直接融入到素質教育活動中，從而豐富提升茶文化元素的應用效果。對于當前我們所開展的素質教育活動來說，其不僅僅是教學元素的應用欠缺，也是當前整個文化理念的不足與匱乏。所以，通過融入茶文化元素體系，能夠在滿足素質教育活動要求的同時，提升整個教學活動的品位，從而實現整個茶文化體系應用的最佳效果。

5結語

茶文化體系作為我國整個傳統文化體系的核心與關鍵，在現階段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價值日益提升的今天，如果能夠將茶文化理念融入學生培養的各個環節，其不僅能夠豐富學生培養的各項元素，更重要的是能夠實現學生的全方位最佳培養，從而實現高校學生培養與社會實際需要的全面融入。當然，對于高校學生素質教育開展來說，將傳統茶文化理念融入其中，不僅是優化教學內容，更重要的是優化學生培養機制，實現了素質教育與學生培養的有效融入。

參考文獻

[1]馬曉芳.校園文化對大學生思想品德形成的作用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13(16):247-249.

[2]張俊華.隱性德育視角下校園文化建設研究[J].教育與職業,2014(18):179-182.

[3]楊福家.校園文化對大學生素質教育的影響和對策[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5(5):32-36.

[4]孫銘山.校園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價值與功能研究[J].中國大學生就業,2015(19):26-33.

第7篇：茶文化知識范文

[關鍵詞]誠信，法治，文化

一

探討誠信與法治，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概念問題-無論是誠信，還是法治，都不存在一個公認的概念。況且，“在思想和價值觀同商品和消費一樣日益多樣化的世界上，企盼定義的統一，幾近于癡人說夢。”[1]因此，本文放棄了埋頭厘清誠信與法治概念的努力，而是把的興趣限定在文化的框架之內，試圖在這種獨特的視角之中能夠對誠信與法治問題作一有意義的探索。

盡管本文舍棄了對誠信與法治概念進行厘清的努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它們在本文中的含義作一解釋是無意義的。正如鄭也夫所指出的，在從事一項具體的研究前，最好能夠先給個定義，因為雖然“人們并不要求你的定義與他們相同，卻希望能從你的定義中明白你討論的是哪一樁事物，從而免除誤讀與誤會。這是定義的價值之一。”[2]鑒于此，筆者將首先對本文中所使用的誠信與法治二詞作一簡單的界定。

在本文中，誠信一詞首先是一種倫理的范疇，它意味著人們在人際關系中應當誠實不欺、講究信用。在西方，誠信還曾經作為資本主義的理性倫理的一項重要原則，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3]在法律（尤其是民法）采用誠信作為自己的一項原則之后，[4]誠信還兼具有法律上的含義。誠信原則，就其宗旨而言，是為了維持某種秩序，這種秩序或體現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體現為一定道德基礎的可供依賴；就內涵而言，是以模糊的公平要求為內容；就外延而言，具有不確定性，可補救具體規定的不敷使用；就其與司法活動的關系而言，意味著承認法官創造性司法活動，允許法官在法無明文時依據公平的要求進行裁判。[5]因此，法律意義上的誠信，既是當事人進行各種活動的行為準則，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的依據。

至于法治一詞，本文根據法治的發展和韋伯的“理想類型”進路，認為法治存在著兩種形態。一種是近代意義上的法治，這種法治將個人本位視為第一位的價值，把追求法律的形式合理性[6]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認為只有維護法的形式合理性，才能服務于保障人權的目的。盡管此種法治也包含了對某種實質合理性的追求，但由于它過分關注于形式合理性，因此在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發生沖突的時候往往通過犧牲實質合理性而滿足形式合理性的需要。其理念正如什坦姆列爾所說的，“法之為正當的法，并不需要具有一定的內容，只要它形式上合乎標準，不管其內容多么糟糕，仍不失為正當的法。”[7]本文把這種近代意義上的法治稱之為形式法治。形式法治發展到極端會導致一種發展危機，即形式法律理性的危機。[8]因此，形式法治會在法律變遷的內在動力與外在壓力之下進一步發展，即發展為意義上的法治。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以形式法治為基礎并通過克服形式法治的危機發展起來的，因此，它追求的是一種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有機統一。這類似于歐洲學者所闡述的“形式法的再實質化”，也類似于諾內特和塞爾茲尼克所說的“回應型法”。根據圖依布納的分析，這種法實際上包含了兩個維度，即實質理性與反思理性。[9]本文把這種包含實質理性與反思理性的法治稱之為實質法治。應當指出的是，實質法治并不是對形式法治的全面背叛，而是在吸收了形式法治的優點之后發展起來的。

二

從文化的視角來看，法治在一個中的確立并不是一個獨立的事件，而是整個社會文化發展的一部分。只有當一個社會的文化趨于理性化之后，一個社會的法治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來。換言之，法治的確立既是一個社會理性文化發展的產物，也是該社會理性文化的組成部分。對此，韋伯曾經論證，無論是在、、建筑方面，還是在、方面，近代的西方文明都表現出了與其他文明（如、印度）不同的特點，這種不同實際上是一個關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義問題。[10]在理性文化的這些方面中，“具有無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機關的理性結構。因為近代的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生產的技術手段，而且需要一個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規章辦事的行政機關。”[11]由此可見，法治與一個社會的理性文化是息息相關的，“在這一意義上，應當承認：近現代法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作為一種理性之治（the rule of reason），首先是指一種‘價值理性’意義上的理性之治，是體現西方文化傳統中的某些超驗價值或宗教信仰價值的理性之治。”[12]

由此，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這種理性之治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法治的形成過程中，誠信又具有什么樣的作用呢？換言之，在發生學的意義上，誠信與法治具有什么樣的關系呢？按照韋伯的分析，誠信曾經是“資本主義倫理中的最重要的原則，也就是通常被表述為‘誠實就是上策’的原則”。[13]這種原則一方面得益于西方基督教的改革-通過基督教改革所產生的各種宗教派別，包括加爾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禮宗諸派等，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新的新教倫理，即一種以職業概念[14]為基礎的新的禁欲主義。另一方面誠信原則又對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產生了重大。正像韋伯所指出的：“浸禮宗尤其是貴格會所持的世俗禁欲主義的具體形式，就是這一準則（即誠信原則）的實際運用。”[15]因此，誠信作為資本主義的一種倫理對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理性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它要求人們在經濟中應當通過“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它所欲達到的經濟成功，而這與農民追求勉強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與行會師傅以及冒險家式的資本主義的那種享受特權的傳統主義也是截然相反的，因為這種傳統主義趨向于利用各種政治機會和非理性的投機活動來追求經濟成功。”[16]

由此可見，近代法治的產生與誠信具有非常緊密的關系。首先，盡管法治的產生并不僅僅是一種因素要求的結果，但是誠信的倫理以及由此所要求的經濟上的理性化卻對法治的產生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畢竟，如果沒有一種形式上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制度，“可以有冒險性的和投機性的資本主義以及各種受政治制約的資本主義，但是，決不可能有個人創辦的、具有固定資本和確定核算的理性。”[17]其次，法治的確立也受到了誠信倫理及其所要求的理性化精神的推動。法治其實就是韋伯所言的“法理型統治”，[18]這種統治，按照韋伯的解釋，具有如下特征：（1）一種官職事務的持續、受規則約束的運作；（2）這種運作是在一種權限（管轄范圍）之內；（3）職務等級制原則；（4）技術性規則和準則要求必須有專業訓練；（5）官職與生產或管理工具的所有權相分離；（6）職務的占有要服務于保障職務上純粹事務的、只受準則約束的工作；（7）行政管理檔案制度原則。[19]由此可見，法治的確立其實就是在法律領域內確立一種理性化的精神，而這在一開始是與西方文化的理性主義分不開的。

三

雖然以誠信為主要特征的近代資本主義理性文化對法治的確立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然而，法治與誠信的關系在后來卻并不總是非常的和諧。一方面，法治秩序的建立和運行當然非常需要人們能夠繼續以誠信的倫理來處理人們之間的法律關系。例如，在合同領域，法律便要求人們能夠誠實信用地訂立與履行。正因為如此，合同甚至被人們認為是一種可信賴的利益。事實上，為了使自己能夠得到人們的普遍遵守，法律往往需要站在中立者的立場上，公正地規定人們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在立法過程中，立法者往往把體現人們之間誠實信用的規范用法律確定下來。可以說，法律就是對人們之間的誠信行為作出的規定。不僅如此，法治作為一種理性之治，其實質就是要使法律的創設與適用擺脫意識形態（道德、宗教、權力政治等）的影響，實現法律的獨立性與自主性。[20]因此，法治的實現過程其實也是一種實現法律的信用的過程。由此可見，法治天然地與誠信是不可分的。

然而，另一方面，法治在確立之初，卻奉行一種絕對的嚴格規則主義。所謂絕對的嚴格規則主義是一種力圖從司法過程中完全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的立法方式。[21]19世紀的歐洲大陸，在法治逐步確立的同時，卻也逐步走向一種絕對的嚴格規則主義。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當時相繼制定的一批法典[22]中都旗幟鮮明地反對法官的自由裁量。對此，梅里曼指出，羅馬日耳曼法系各國法“試圖對各種特殊而細微的實情開列出各種具體的、實際的解決辦法，它的最終目的，是想有效地為法官提供一個完整的辦案依據，以便使法官在審理任何案件時都能得心應手地引律據典，同時又禁止法官對法律作任何解釋。”[23]在這種情況下，各國的法典都以制定無所不包的、祥備的、嚴密的、完整的規則體系為己任。在他們看來，法中所蘊涵的誠信原則已經包含在法典中，法官在適用法律時無需再考慮誠信因素，只要充當宣布法律的“喉舌”就可以了。因此，這個階段的法治是不可能也未能在法典中把誠信作為一個基本原則進行規定的。正因為如此，本文才把這一階段的法治稱之為形式法治。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在法治的確立之初，之所以會奉行絕對的嚴格規則主義并把誠信原則排斥在外，其實跟當時奉行一種絕對的理性主義文化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根據徐國棟的分析，從根本上說，理性主義就是主張張揚理性，主張科學精神，鍛造人支配自然的武器。[24]具體而言，理性主義有如下特點：第一，絕對主義的認識論。理性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注重知識的普遍性和對絕對精確性的追求。正如笛卡兒所說的：“只要遵循數學推理的演繹，從幾個簡單自明的公理出發，經過一步步的嚴密推理，就可以獲得關于事物的確定有效的知識。”[25]第二，對人文系統與自然系統區別的抹煞。理性主義者們有將包括在內的一切都自然科學化的企圖。理性主義的代表笛卡兒就認為人的身體是機器，認為心靈的本質是理性，而把想象、意志、感情和感覺等無法以數學方式加以把握的東西當作導致謬誤的消極物排除出去。這其實是一般理性主義者所共同遵循的方向。[26]第三，將幾何學方法捧上寶座。近性主義一直標榜自己熱衷于科學方法，尤其是幾何學方法。“理性主義者對知識的普遍性與絕對精確性的追求，正是利用幾何學來實現的。以數學方式解釋天體現象的成功，使人們建立起這樣的信念，即世界是按數學法則建立起來的巨大機器，只要掌握了世界的法則和數學，就可以做世界的主人。”[27]第四，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19世紀（尤其是前半葉）歐陸的人們仍持一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把世界看作是靜止的、不變的，把各門科學分割開來進行研究。

受上述這種文化理性主義的影響，法治在確立之初自然會表現出立法萬能、排斥司法自由裁量權、排斥將誠信原則直接規定在法典中的傾向。博丹曾有一個最大的抱負，就是通過比較和綜合一切最著名的國家的法律，以得到最好的一種，從而創立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學體系。[28]立法者認為：“僅用理性的力量，人們能夠發現一個理想的法律體系。因此很自然，他們都力圖系統地規劃出各種各樣的自然法的規則和原則，并將它們全部納入一部法典之中。”[29]憑著對理性的信仰，他們力圖把法律的調節之手伸進社會生活的每一角落，追求詳盡具體、無微不至的規定。他們所要達到的目標是：法官無論遇到多么復雜的情況，都能在龐大的法典中像查字典一樣檢索到現成的解決方案，因而這樣的法典又被稱為“決疑式”的法典。而對于法官而言，法官審判案件的過程則只需像一臺“自動售貨機”，從一端輸入案件事實和法律條文，另一端就可自動吐出“判決”。因此，這樣的法治當然就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更不用說可以授權法官依據誠信原則對案件作出判決了。

由此可見，形式法治內在的邏輯就在于追求一種以法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為核心的形式合理性。正是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造就了形式法治的獨特品格，從而使法律的創設與適用擺脫了依附于某種意識形態（道德、宗教、權力等）的尷尬局面，并擁有了自己的正統性[30]基礎。然而應當指出的是，如果說這種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形式法治在理性主義文化占統治地位的里還能夠獲得它的正統性基礎的話，那么，當理性主義的神話動搖之后，人們還能否對形式法治情有獨衷卻是非常值得疑問的。

事實上，在理性主義的過程中，一種與理性主義相對立的思潮就始終存在著。本文將這種思潮稱之為非理性主義。尤其是在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期，理性主義的發展更是遇到了深刻的危機。這種危機法國啟蒙運動理想破滅的結果。眾所周知，法國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正是在啟蒙運動的理想旗幟下醞釀、準備和實現的，可是，法國大革命過程中階級殘殺的血腥事實，卻把啟蒙思想家奉為“高踞于一切現實事物之上的唯一法庭”-理性-變成了十足的非理性。這使得人們對啟蒙思想家所說的“意見支配世界”的正確性表示深深的懷疑，促使知識界進一步思考人類的世界是否真有一般的“合理性”的基礎，因而泛起了非理性主義思潮。非理性主義者竭力地突出人作為主體的個別性和不可重復性，把人的心理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意志、情緒、直覺、本能等提到首位，并強調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對人的認識活動和行為的決定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非理性主義并不是說人可以不要理性，而只是指出理性有它的局限性，不能把人的本質僅看作理性。這種非理性主義反叛了西方的傳統，構成現代西方哲學的一大支系。如果說傳統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絕對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本質性和確定性，那么現代西方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則是相對性、或然性、特殊性、具體性、概率性和模糊性。[31]

這種文化背景反映到法律和法學上面，就使原先由概念法學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出現了與之相對立的各種反對絕對嚴格規則主義的流派，如目的法學、法學、自由法學、利益法學、新康德主義法學、價值法學、現實主義法學等等。這些法學的一個共同特點在于明確地指出了立法不是萬能的，法律在運行過程中必然會存在各種局限性，如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滯后性等，[32]因此，幻想實行一種單純追求形式合理性的法治即使能夠實現法律的一般正義，也是大量建立在對個別正義的舍棄的基礎上，是不可取的。因此，“法律條文不可以太機械，我們制定法律時，要想到將來實施時一定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情形，這種意想不到的情形我們要預先注意，使得實施的時候，達到公平不發生困難。”[33]要實現這一點，就應當拋棄絕對的嚴格規則主義，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并對法官實施自由裁量權予以限制。在這種背景下，誠信原則被法治進一步接受，甚至被直接規定在法律中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根據施塔姆勒的解釋，在具體法律規則的適用過程中，需要一種指針來指引，而“以愛人如己的社會理想為的誠信原則就是這樣的指針”。[34]

在這種情況下，當1907年由瑞士國會通過并且于1912年生效的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誠信原則規定在法律中時，許多人對之鼓與呼就不難理解了。瑞士民法典中的第1條第2款規定：“如本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依據慣例；如無慣例時，依據自己作為立法人所提出的規則裁判。”其第2條規定：“任何人都必須誠實、信用地行使權利并履行義務。”對此條款，熱尼滿意地評論道：“可能這是近代的立法者第一次用普遍的說法承認法官為不可缺少的助手。”[35]

從上面的中我們可以知道，法治本身存在著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如何對待誠信的不斷發展的過程。從拒絕承認誠信在法典中的地位到明確把誠信作為一種原則規定在法典之中，這體現除了法治從形式法治發展到了實質法治，體現了法治不僅要實現一種形式的合理性，也非常強調一種實質的合理性，并努力實現二者的統一。

四

就而言，的法治建設處在一個非常獨特的時期。一方面，不僅我們歷來缺乏一種像西方在近代所出現的以誠信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倫理，而且在我們的文化中也非常缺乏像西方那樣的理性主義傳統，因此，我們今天如果想要建設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實任重道遠。我們不僅要補法律這一課，而且要補誠信這一課。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的法治建設又處在西方從形式法治發展到實質法治的階段，這對我們的法治建設又提供了非常難得的示范作用。盡管我們今天不必重復走西方走過的老路，我們也可以明確地反對“西方中心論”，但西治的發展歷程確實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發，使我們避免走很多彎路。這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就是，在法治建設的一開始，我們就可以直接把誠信原則制定在我們的法律之中，從而在一開始就努力實現一種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有機統一。當然，要實現這一點，我們還應該作出很多努力，但無論如何，實現這樣的一個目標并不是一個難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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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也夫：《信任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7頁。

[2] 同上，第7頁。

[3] 參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第二章。

[4] 1907年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誠信作為基本原則加以規定，這標志著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確立。其第2條規定：“任何人都必須誠實、信用地行使其權利并履行其義務。”

[5] 參見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的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78頁。

[6] 法的形式合理性與法的實質合理性是韋伯剖析世界法律體系中存在的各種法律思想時所依賴的一種理想類型分析框架。其中，法的實質合理性指的是法的創設與適用遵循的是意識形態體系的原則（道德、宗教、權力政治等），而不是法律本身；法的形式合理性又包括外在的和邏輯的兩種。參見[德]馬克斯。韋伯：《論與社會中的法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998年9月版，第24—25頁。

[7] 轉引自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4卷，第77頁。

[8] 參見圖依布納：《現代法中的實質要素和反思要素》一文，載《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2輯，法律出版社。

[9] 同上。

[10] 參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第11—19頁。

[11] 同上，第14頁。

[12] 舒國瀅：《西方法治的文化-社會學解釋框架》，載張桂琳主編：《政法評論（2002年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8頁。

[13] 同11，第117頁。

[14] 根據韋伯的分析，職業思想是“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換言之，新教倫理的職業思想在客觀上導致了資本家“把賺錢看作是人人都必須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項職業”，因此，它要求人們在賺錢的時候應該通過理性的方式進行，尤其是應該注意誠實與信用。參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路德的‘職業’概念”一章。

[15] 同11，第117頁。

[16] 同11，第56頁。

[17] 同11，第14頁。

[18] 韋伯在《三種純粹的合法性統治類型》（Die drei reinen Typen der legitimen errschaft[1922]）一文中使用的德文leagale Herrschaft一詞，在漢語中通譯為“法理型統治”。其實，legale Herrschaft與rule of law是可以對譯的，在漢語上直接譯作“法治”也無不妥。

[19] 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12月版，第242—245頁。

[20] 對法治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的分析，可參見塞爾茲尼克、諾內特：《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中的“自治型法”一章，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21] 同6，第152頁。

[22] 此一時期，歐洲大陸法系各國相繼制定了一批法典，形成了一場史家所稱的法典編纂運動。著名的法典有：普魯士國家法（1704年，19000多條）、俄國法律匯編（1832年，42000多條）、法國民法典（1804年，2281條）、德國民法典（1897年，2385條）。

[23] 梅里曼：《大陸法系》，西南政法學院印行，1983年，第42頁。

[24] 同6，第168頁。

[25] 參見張汝倫《意義的探究-當代西方釋義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頁。

[26] 同6，第170頁。

[27] 參見陳宣良：《理性主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頁。

[28] 上海社會院法學所編：《法學流派和法學家》，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第360—361頁。

[29] 博登海默：《法：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頁。

[30] 正統性一詞譯自德文Legitimitat（英文Legitimacy），指人們通過信仰體系服從某種統治的狀態。該詞與形式意義上的“合法性”（德文Legalitat，英文Legality）有別。關于兩概念的關系，可參閱舒國瀅：《戰后德國法哲學的發展路向》，載《比較法研究》1995年第4期。

[31] 鄭杭生主編：《現代西方主要哲學流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頁。

[32] 對法律局限性的分析，參見徐國棟的分析。同6，第137—143頁。

[33] 施塔姆勒語，參見楊幼炯：《當代政法思潮與》，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69頁。

第8篇：茶文化知識范文

關鍵詞：茶文化產業；知識產權；法律問題；路徑選擇

最近幾年，廣大消費者對茶葉的愈加青睞，讓茶文化產品得到了迅猛發展，行業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在這種背景下，茶文化產業要想避免那種無序的市場競爭，避免惡意的商業行為，得到長足的健康發展，就需要用從法律角度出發，用知識產權對自己的產品進行更好的保護。這不僅有利于企業的發展，更是茶文化產業發展的必經之路。

1茶文化產業的內涵研究

我國是茶的故鄉，同時也是茶文化的起源地。但是也要看到，盡管我國種茶、飲茶的歷史十分悠久，但是由于時代限制，長期以來我國只是形成了茶葉的產銷鏈條，也就是單純的茶產品產業，并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茶文化產業鏈。我國茶文化產業的形成一直到了現代才逐漸形成，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與日俱增，這就倒逼我國的茶文化開始走入市場，慢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茶文化產業鏈條。從宏觀上看，我國現在的茶文化產業主要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處于生產鏈上中游，主要以物質形態呈現的茶文化產品產業。譬如說，與茶有關的圖書、雜志、音像制品等。這些茶文化產品，通過不同的載體和不同的呈現方式，將茶文化的內涵、歷史等方面內容帶給消費者，讓他們得到美的享受和藝術的熏陶。第二個層次是以與服務業相融合而出現的茶文化服務產業。比如說，茶藝表演、茶道展示、茶歌茶舞表演等。這一方面的茶文化產品，不再是具體的物品，而是通過人與物的結合，以不同的形態去展現茶文化的藝術內涵。這一層次的茶產業，不再是用流水線和工人去制造產品，而是由受過一定訓練的技師或藝術家去表演“產品”。其更加注重消費者的現場感，以及與“生產者”的溝通與互動。第三個層次是茶文化向其它行業輸出價值觀，提供文化附加值。典型的例子就是茶文化旅游觀光業。這一層次將茶文化產業鏈進行深度整合，無論是茶產品的生產、種植還是制造環節，都不再是孤立的一環，而是被串聯起來，成為茶文化旅游的觀光項目。如此，便大大提升了茶文化的附加值，讓茶文化產品的形態更加立體和豐富。

2知識產權對茶文化產業保護的意義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眾多產業都得到了長足發展，茶文化產業同樣如此，許多茶文化產品競相涌現。在肯定進步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我國茶文化產業在發展中仍存在諸多問題。譬如說，一些茶企在進行茶文化產品研發中，幾乎是把全部的資金和時間放在了產品的設計、制造、廣告宣傳、銷售上面，但是卻對其茶文化產品的知識產權不夠重視，甚至是完全忽略，這極易出現一些知識產權糾紛，輕則影響企業發展，重則決定企業的生死。前幾年鬧得沸沸揚揚的“王老吉”品牌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王老吉涼茶不單單是一種茶飲品，其背后蘊藏的是我國兩廣一帶的涼茶文化，是我國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本世紀初，王老吉商標的持有者將商標授權給鴻道集團使用，試圖利用其先進的企業管理和產品營銷理念，讓“王老吉”這一傳統品牌煥發出新的活力。但是兩者在該品牌的知識產權上并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就導致前兩年出現了廣受輿論關注的“王老吉”知識產權糾紛。這一案例值得我國茶文化產業警惕和思考。知識產權，簡而言之指的有關主體通過智力勞動，所取得的智力勞動成果的所有權。而國家相關部門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則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對有關主體擁有的這一所有權進行了法律上的保護，保護范圍包括其占有期限、使用權利、獲益權利、轉交以及處理權利等方面。對于我國茶文化產業而言，知識產權保護的建立和完善，有著非常重要的商業價值和法律意義。第一，利用法律對茶文化產業進行保護，能夠更好地激發茶企在茶文化產品研發和創新上的積極性。眾所周知，文化產業的產品研發并非易事，尤其是在產品創新方面更是難上加難。它不僅需要很高的人力物力成本，更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過程，呈現出高投入、高風險的特征。因此，大部分的企業在產品的創新研發工作上不僅非常重視，更是慎之又慎。另外，現在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市場需求千變萬化，對于企業來講，就必須時刻把握時代脈搏，瞄準市場需求，時時刻刻保持產品的創新研發，如此方能永遠走在市場前列，不會落后于時代。茶文化產業也不例外，企業在產品研發等方面同樣要始終保持充足的熱情和積極性方可。但是想要研發談何容易，需要企業付出很大的人力財力。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就顯得十分重要。可以試想，倘若沒有知識產權保護，那么茶企在產品研發上的成果，就極易被一些別有用心的競爭者“一抄了之”，或是模仿制造“山寨”產品，或是奉行“拿來主義”，直接原封不動地照搬過去。這對于那些在創新上發力的企業是極為不公平的，自己辛辛苦苦好幾年，別人直接拿走賺錢，這肯定會挫傷其今后自主研發和創新的積極性，甚至使其覺得創新不如抄襲，也開始走上這條“捷徑”，引起整個行業的惡性循環。所以說，從法律角度上對茶文化產業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可以對茶企的新產品、新專利等內容進行全方位的法律保護，從源頭上防止其知識產權被別人抄襲。唯有這樣，才能讓那些立志創新和研發的茶企，能夠心無旁騖地把精力放到其本職工作上，安心研發，不為那些雜七雜八的事情而分心費神。這不僅對茶企大有裨益，更能夠促進我國茶文化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第二，知識產權保護的參與，可以進一步增進茶文化產業中的廣大企業的交流與溝通，使行業內在技術、靈感上更好地互通有無。從我國茶文化產業的現實情況中可以看到，很多企業是不愿意將自己的新技術和創意拿出來與他人進行共享。即便自己有創意但是沒有能力實現，寧肯“閉門造車”，也不愿告知他人。但是現在的市場變幻莫測，技術的更新迭代非常之快，也許今日的創意還十分新鮮，但過半年甚至一個月就成為“明日黃花”。所以，這也就會迫使產業內的一些企業聯合起來“抱團取暖”，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將不同企業的技術、創意進行整合和交流，以此來碰撞出更加璀璨的火花，達到一加一等于三甚至更大的目的。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沒有知識產權保護是絕對不行的，只有從法律上對企業的技術和創意先進行保護，為其穿上一層“盔甲”，才能使企業放心地將其拿出來與他人共享。第三，知識產權保護能夠讓茶文化產業的內部資源得到最優配置，從而避免資源浪費。因為一旦企業的知識產權被法律保護后，那么其成果必然會被公示，是能夠被其它企業所查詢到。所以，這就避免了眾多企業一窩蜂上馬一個產品或項目的無序競爭情況。當一個企業想要朝著某個方向進行研發時，其經營者則可以先對行業內的動態進行查詢，一旦發現有企業先行一步，并取得一定進展時，其可以審時度勢，選擇改變研發方向或是根據自身實力繼續研發。這不僅能夠讓企業少走彎路，更能避免茶文化產業的資源浪費，讓寶貴的產業資源得到最優配置，這對整個產業的發展大有裨益。

3茶文化產業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的現狀

近些年，隨著我國法制環境的進一步優化和市場競爭的日益規范，茶文化產業的知識產權保護也更加專業和正規。但也毋庸諱言，我國茶文化產業的知識產權保護仍存在一些問題，舉例來說，產業內部的一些企業，或是對知識產權沒有足夠重視，或是缺乏相應的能力，企業內部尚未建立起完善而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另外，由于我國茶文化產業形成的時間還不長，所以相關部門對茶文化產業的知識產權保護經驗不夠，經常會出現“摸著石頭過河”的尷尬局面。首先，我國相關法律對茶文化產業缺乏詳細的知識產權保護條例，因此就會讓一些不法分子大打“球”，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來制作一些傍名牌的“山寨貨”。一方面是一些不法分子，奉行“拿來主義”，看著市場上哪一類茶文化產品有創意、受歡迎，直接抄襲，甚至原樣照抄。但是由于其生產技術的落后，產品質量必然會有諸多問題，這就會給被抄襲的企業帶來不可小覷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是一些不法商家，利用我國法律在茶文化產業知識產權上的一些漏洞，在境外成立一個空殼公司，然后再注冊一個與國內某企業十分近似的產品名稱和品牌Logo，并通過一些非法渠道轉運回來，讓消費者無從辨別，很容易上當。這些現象歸根結底，都是對知識產權的嚴重侵犯，其不單單是對某個企業產生負面影響，更會影響到我國茶文化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其次，是我國茶文化產業中的一些企業缺乏足夠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一組數據足可以發人深省：我國茶文化產業中七萬多家企業，申請和注冊商標的僅有幾千家。換而言之，十家企業中最多有一家會對自己的知識產權成果進行了法律的申請保護。沒有法律的保護，就如同戰士打仗沒有盔甲和盾牌，也許進攻很犀利，但是一旦受到競爭對手的攻擊，其后果是非常嚴重的。

4茶文化產業知識產權法律問題的融合路徑

4.1提升我國茶文化產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先學習國際上的一些先進經驗“模仿是最好的老師”，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開展得比較早，也較為成熟，我們學習他們的經驗，可以避免走一些彎路。在這一點上，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發達國家就有十分豐富的經驗和做法。其國內文化產業非常發達，比如說美國的漫威動畫，不僅將其影視本身進行知識產權保護，更是未雨綢繆，將每個動畫中的人物形象、人物名稱、動畫元素等內容通過法律進行知識產權上的保護。如此一來，漫威公司便可以將動畫延伸到其它產業鏈條上，如動畫的周邊產品。而其它公司如果想要用其動畫人物形象，則必須要向漫威公司進行申請方可，這就是知識產權保護的力量。歐美的文化產業公司，無論規模大小，都十分注重利用法律去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很多公司會成立專門的法律部門，去深入研究本國甚至是別的國家的法律法規，利用法律填補所有可能出現在自己產品身上的知識產權問題。這就啟示我們，今后一方面需要相關部門完善和出臺更加詳細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條文，對那些立志創新、公平競爭的企業給予更多的法律保護。并對那些惡意剽竊他人知識產權的不法分子給予法律的打擊，將法律變成一道高壓線，誰也不能越雷池半步。4.2要填補現有法律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的缺陷和漏洞，使其更加完善和有效從現實情況看，我國早就出臺了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如《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也對知識產權保護做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也毋庸諱言，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里，各種新問題新情況時時出現，這難免就會讓現有的法律條文落后于時代。針對這一點，相關部門就要進一步提升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條文的針對性和精準性。比如說，茶文化產業的形態各異，呈現出多種產業形態，有的是具體物體，有的則是依托于服務業的文化表演，這就需要相關部門認真研究其內涵和特點，制定更加詳盡的法律條文，對茶文化產業的知識產權提供更加完善和全面的保護。4.3相關部門要進一步加大對違法行為的監管和執行力度，讓法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不能成為“空擺設”從現實看，很多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例，其實并非法律沒有規定，而是法律的執行力度不夠嚴，讓一些不法分子逍遙法外。對于此，法律的執行部門，就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意識，扛起肩上的職責，增強監管和執法力度，對那些明知故犯的不法分子進行嚴懲。同時，筆者建議相關部門要在茶文化產業中建立起一個“紅黃牌”制度。簡而言之，就是對初次犯法的企業進行“黃牌警告”，通過整改、罰款等，使其不敢再犯。倘若還有第二次，那么就直接“紅牌罰下”，對其在茶文化產業中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嚴格限制。惟有如此，才能“殺一儆百”，起到非常好的警示和震懾作用，進而在法律層面上，給我國茶文化產業發展創造一個知識產權保護的良好局面。

參考文獻

[1]宋春光，王舒.文化創意產業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探討———基于移動互聯網視閾[J].學術交流，2013(11):192-195.

[2]李宗輝.王老吉與加多寶之爭的法律解讀[J].中華商標,2013(9):64-67.

[3]袁珂.茶葉品牌建設中的知識產權保護[J].福建茶葉,2016(3):62-63.

第9篇：茶文化知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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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張壘：《都市報：“老了嗎？”“變了嗎？”——2012全國都市報總編輯年會側記》，《中國記者》2012年第12期。

【參考文獻】

[1]陳芳.一城四報的“去同質化”之路[J].中國記者，2011（8）.

[2]王吉園.從長春都市報紙看長春都市報紙的新聞同質化現象及對策[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5）.

[3]謝金余.同質化對于報業競爭的影響分析[D].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