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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學校園交通安全管理辦法范文

高校以提供專科以上層次的全日制高等教育為目的，具有規模大(校園面積廣、師生人數多)、開放性強、管理復雜等特征，時時刻刻面臨著校內外各種不利因素的威脅。筆者將其概括為以下四種：一是高校在管理上的漏洞甚至嚴重的失職;二是高校校園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場所與公共設施，不可避免要面臨由校外滲透、侵入的隱患和威脅;三是學生安全教育不足，憂患意識和法律意識缺失;四是社會整體治安惡化所造成的沖擊，我國當前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部分地區治安狀況不容樂觀，對校園造成了波及。

 

誠然，學生安全管理活動是實現高校教育、科研職能的重要前提，亦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項重要實踐。然而，我國相應的法律資源卻不容樂觀：一方面，由于立法進程緩慢，③直接針對校園安全的立法成果僅上海市2001年制定的地方法規《中小學校學生傷害事故處理條例》(未涉及高等教育階段)、四川省政府2002年制定的地方規章《學校安全工作管理辦法(試行)》④、教育部2002年制定的部門規章《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等寥寥幾部地方法規和行政規章⑤，以全國性、高位階性為特征的專門法律和行政法規缺位;另一方面，雖然《侵權責任法》、《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等民事、行政法律、法規中亦有部分規范可供適用，但是因為其分散性、間接性，并不足以應對紛繁復雜的現實所需。一言以蔽之，制定一部專門的《校園安全法》勢在必行，高校學生安全管理則理應是其重要篇章。因此，筆者將對高校學生安全管理活動進行法理分析，然后在這一基礎上嘗試完成相應制度的建構。

 

二、高校學生安全管理的行政法理分析

 

(一)學生安全管理活動的公共行政性質

 

1.學生安全屬于公共安全范疇

 

“公共”，含有不特定(或多數)、共同性、社會共享性等要素。通常認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健康、財產安全，重大公私財產安全，重大生產安全，公共生活安寧以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安全”[2]。顯然，高校學生安全符合這一界定，屬于公共安全范疇。有學者深刻地指出，“公共安全就是秩序的一種良性狀態”[3]。而“秩序(order)”，是指“在自然進程和社會進程中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一致性、連續性和確定性”[4]，與“無序(disorder)”、“混亂(chaos)”相對應。眾所周知，秩序由制度來進行設定與維系。因此，安全對秩序的依賴性從根本上決定了學生安全管理對制度資源的需求。

 

2.學生安全管理屬于公共行政范疇

 

公共行政是“不以營利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進與公平地分配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的組織、管理與調控活動”。[5]公共行政的特性在于以下五點：[6]一則以公共權力為基石，二則指向公共事務，三則目的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亦即具有社會共享性的共同利益)，四則具有公開性與程序性，五則具有服務性與非營利性。一言以蔽之，提供公共產品是公共行政的旨趣，管理是公共行政的發揮功能的路徑——行政從本質上來說正是組織(社會共同體)為達成共同目標而進行的組織與管理活動，此點在法學界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中得到廣泛承認。具體而言，學生安全管理活動是政府、高校以法律、法規、行政規范性文件、高校內部規章為準據，為維護學生群體的人身、財產等各種權利，所采用的各種措施之總和。依據大陸法系對公共行政的分類，學生安全管理活動屬于秩序行政，而秩序行政是“最典型、最傳統的行政類型。這種行政是在維持社會之秩序、國家之安全及排除對公民及社會之危害”[7]。

 

此處的難點在于對高校行使行政權力的理解。在我國，行政主體既包含國家行政機關，也包含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高校雖然在《民法通則》中被明確為事業單位法人而非機關法人，但是因為其行使著來自《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其他法律、法規、規章所賦予的行政管理權力，所以是一種授權行政組織，從屬于行政主體范疇。高校在行使這些行政職權時，處于行政主體的法律地位，此時所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屬于行政法律關系性質。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審判指導案例[8]也明確支持了這樣一種定性。考察世界范圍內的立法和法律實踐，將高校作為行政主體實為普遍。例如，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通常將高校(尤其公立高校)定性為公營造物。而公營造物(德語Anstalt，簡稱“營造物”，亦譯為“公務法人”、“公法設施”、“公共機構”等)是國家或地方為達成一定的公共目的，依據法律或由法律授權，結合人與物，使其能持續提供一定給付而設立的一種組織體。其通常具備法人身份，屬于公法人⑥中的一種，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自然享有行政主體資格。

 

教研活動是高校提供高等教育資源、完成行政給付任務，實現公民受教育權與學術自由的直接體現。在教研活動中，存在著因參與者違規、失誤而引發安全事故、造成人身傷亡的可能性。教研活動安全的重要性，對具有實驗危險性的各類自然科學專業和體育、舞蹈專業學生不言而喻。2012年2月15日，南京大學化學實驗室便發生了一起甲醛泄露事件 11。

 

學校所組織的課外活動，雖非學生作為受教育者的本職，卻對繁榮校園文化、促進學生人格完善意義深遠。由于課外活動以文體競技為普遍形式，學生傷害事故發生的風險不容忽視。目前實施的《學生安全事故處理辦法》為解決這類糾紛提供了一定思路。該《辦法》第9條規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學校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四)學校組織學生參加教育教學活動或者校外活動，未對學生進行相應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預見的范圍內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第12條規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學校已履行了相應職責，行為并無不當的，無法律責任：……(五)在對抗性或者具有風險性的體育競賽活動中發生意外傷害的”。然而，在實踐中如何認定一項課外活動是否由學校組織，并藉此厘清學生與學校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實屬不易。現通過一個典型案例12進行解讀：

 

某醫學院的臨床醫學系組織“迎新”籃球賽，由臨床醫學系負責比賽場地和比賽管理事宜(包括聘請精通籃球運動的學生擔任裁判)，在比賽過程中一名球員因搶球意外遭受重傷。事后，高校主張本次學生傷害事件不屬于校園安全事故，理由為：首先，籃球運動屬于對抗性、風險性的體育競賽;其次，臨床醫學系本身并不同于體育系或公共體育教學部，籃球運動不屬于其教學內容;再次，迎新球賽屬于學生與學生之間聯誼的文娛活動，高校學生作為成年人，應自己作為民事主體，承擔比賽造成的民事侵權責任;最后，臨床醫學系所起的作用是提供場地、后勤和組織觀眾的服務，并且已盡到管理職責，何況球員受傷純屬意外而非另一球員惡意違規造成。故此，學校只愿意提供人道主義的補償，而不承擔賠償責任。傷者不服，現提起訴訟，要求學校承擔賠償責任。依賴目前的《學生安全事故處理辦法》，該校主張雖有過分為自身開脫責任之嫌，卻并非于法無憑、毫無可取之處。

 

2.制度建構

 

(1)教研安全制度建構。立法授權相關組織制定出可操作的專業規范(特別是實驗規范、實踐規范)，明確學校、教師、管理人員、學生的各自職責，特別是對教研事故發生時的處理措施要有詳細規定。任何學校均負有貫徹執行規范的義務，教育行政部門也應負有檢查監督的義務。前述實驗、實踐規范本身雖然不屬于 “法”的范疇，但是法律卻課以相關行政相對人遵守的義務和行政機關保障實施的義務。同時，立法還應賦予各高校根據法律、法規、行政規章、專業規范，通過本校內部規章進行相應細化補充的權責。高校所作的細化補充規定不得與前者相沖突，補充規定的內容應包含學校如何組織有關教研的紀律教育活動，包含時間、場合和方法等，既針對學生也針對教職人員。教研活動的開辦過程中，以此強化教師、實驗人員崗位責任感和建構學生的教研活動安全文化。

 

(2)課外活動安全制度建構。根據前述案例，筆者提出三點立法建議：

 

第一，學校組織的課外活動并非學生意思自治的個人行為，而是體現著學校意志，應與教研活動同等對待。該受傷學生并非由于自行約定的體育鍛煉行為而致傷。其比賽由院系組織(實踐中可表現為院系的團總支、學生會)，帶有明顯的“官方”色彩，應認定為學校活動。學校組織的課外活動作為教研活動的拓展，學校須承擔相應的安全管理義務和責任。原因在于，高校是實現公民發展和人格完善的公共機構，開辦第二課堂、組織課外活動是興學的必要，而課外活動也是考察一所高校辦學狀況的重要指標，在實踐中無法避免且應當鼓勵。本案中的體育活動雖非臨床醫學系的辦學內容，但仍系學校活動之一環、符合高等教育宗旨，如完全由學生承擔風險，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學校和教育事業的發展進步。學校確實無過錯的，承擔無過錯責任，對學生所遭受的損害進行較低限度填補即可;由受損學生以外的其他學生、第三人惡意造成損害的，應由他們承擔侵權責任。

 

第二，《學生安全事故處理辦法》中的所謂“學校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和“學校已履行相應職責”過于原則性、抽象性，所以《校園安全法》的法律條文在吸收其要旨的同時，還應進一步具體化，要求此類群體性課外活動應經過學校嚴格的籌備、組織工作，并得到學校相關職能部門的審批。像本案中的籃球賽，還應強制要求必須聘請體育系或公共體育教學部的專業師生擔任裁判，并且應有校醫和指導老師在場，活動前還應進行安全檢查和安全教育。

 

第三，對于學生純粹出于私人意思而使用學校設施、設備進行課外活動的，如網球場、田徑場、游泳館及其設備，學校也應在開放時間安排工作人員值班進行安全監管，否則仍應承擔相應的不利法律后果。

 

第四，對“校園”的解釋應適當延伸。教研活動和學校組織的課外活動有可能發生于本校校園以外，此時應將“校園”的范圍進行適當延伸，而非針對狹隘的地理空間。

 

(二)寢室生活安全及其制度構建

 

1.問題分析

 

寢室生活既涉及學生的人身安全也涉及財產安全。在我國，學生在高校校園內通過集體住宿方式生活(較為例外的是博士研究生，他們的寢室一般為單人間)—— 寢室既是學生的個人空間，又帶有一定的公共色彩。較常見的問題有公寓管理人員或學生違反學校寢室管理規定私自接納外來人員造成財產被竊，以及學生在寢室內進行飲酒等禁止性活動從而引發斗毆等。

 

2.制度建構

 

雖然學生寢室缺乏作為私人獨立空間的色彩，但是將其視為臨時住宅、予以保護卻十分必要。住宅不可侵犯，乃是公民神圣的憲法權利。提升到這樣的高度，將有利于實踐中制止其他學生、教職員工、外來人員的不當闖入。誠然，高校強制分配宿舍、禁止學生在學期間校外居住在實踐中屬于常態。然而，此點對于基本上是成年人的高校學生群體，尤其對于學校離家很近的學生以及年齡較大的研究生群體是否必要?竊以為，離家較近的學生應當有選擇住家的權利;對于年齡較大的學生而言，強制住校則很可能會沖擊他們的婚育權。因此，在《校園安全法》中應當明確規定：學生有權自主選擇住校與否，高校擁有對住校生實施寢室安全管理的職權并承擔提供寢室安全保障的職責。

 

(三)校園設施設備安全及其制度建構

 

1.問題分析

 

高校是一個濃縮的社會。無論是教學樓、公寓、運動場等公共設施，還是教研用的儀器、設備，都與學生安全密切相關。消防安全是設施設備安全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鑒于國家已為各種校園設施、設備設立了詳細標準，同時，《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9條第1、2項也規定了學校對維持設施設備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故此，筆者不再贅述，將筆墨集中在其未作詳細規范的一類特殊情況上：校園施工所引起的安全問題。

 

校園施工者大都是從校方的建筑招投標中中標后承包下來的，作為施工者的承包方和發包方高校之間存在一個建設工程合同，但這一合同法律關系僅對合同雙方具有約束力，承包方與學生之間并沒有直接的法律關系，但承包方因施工侵犯高校學生的合法權益時，施工方與學生之間就發生了侵權法律關系，此時的學校是否需要對施工方的侵權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依據《侵權責任法》第88、89、91條有關物件損害責任的規定，學生因施工方在施工過程中受到侵害時，有權要求施工方承擔侵權行為帶來的法律責任。但是，實踐中的困難在于現實中，施工方與承包方往往不是同一個主體，并且學生對學校建筑工程的相關信息難以了解。此時，作為與侵權法律關系雙方中“橋梁”的高校理應有所作為。

 

2.制度建構

 

應規定高校在校園施工期間負有以下義務：

 

首先，學校有義務將工地設為禁區，防止學生進入。建筑材料也應放到學生難以接觸的固定位置;其次，有危險性的工程，應避免在教學期間進行，而是利用寒暑假進行;再次，如果發生學生受損事件，學校必須作出積極回應，及時與承包方聯系。學校有義務為學生提供承包方的必要信息，避免學生無法找到適格的侵權主體，從而無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四)校園交通安全及其建構

 

1.問題分析

 

隨著我國高校校園的開放性日益增強，在校園中穿行的學校公車、教職工與學生私車、途經校園的城市公交車、校外來訪車輛所帶來的交通安全問題也日益突出。尤其在陰雨天氣、上下課期間，道路轉彎處和食堂等地點。2010年河北大學校園內發生的李啟銘交通肇事案13是一個典型的事例。

 

2.制度建構

 

第一，設立財政專款，用以加強校園交通硬件設施的投入和改造。該工作由學校會同交通部門和城市建設部門來完成。內容包括：拓寬人行道、劃分機動車道、自行車道與人行道，設定各道路時速限制;設置警示標志和校內紅綠燈;在十字路口、教學樓、食堂、廣場等人流量大的地段設置斑馬線、減速帶和人行天橋，必要位置可實施單行道和道路封閉。

 

第二，基于前述校園警察與保衛制度的建構，由校園警察和保衛人員切實承擔校園內的交通管理，在一定路段設置交通崗亭，并對停車場和校門實施重點管制。同時，各校必須根據自身情況依法建立一套校園交通事故處理的應急處置機制。

 

第三，鑒于目前我國對中小學校車安全的重視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高校也應予以同樣注意，此點對擁有多個校區的高校尤為重要。

 

(五)校園衛生安全及其制度建構

 

1.問題分析

 

校園衛生安全包含食品、藥物、醫療、疾控四個方面。食品安全対映的是校園食堂和校園商店，食堂、商店依據與學校簽署的協議而進駐校園，在經營過程中還受到相關行政主管部門的管理，因此受到合同和法律的雙重規制;而藥物、醫療和疾控則対映的是校醫院。隨著高校后勤社會化過程的不斷推進，校園衛生安全監管的兩大難題也日益顯現：

 

一是食物中毒事件不時發生。由于資本具有逐利性，學生食堂如果管理不善，極易發生學生群體食物中毒事件。例如2010年3月30日，安徽外國語職業技術學院43名學生在本校第三食堂內面館吃完面條后，有39人出現不同程度的中毒現象14;二是校醫院運行狀態堪憂。校醫院廣泛存在著規模小、經費少、技術和物資差強人意的現象，然而，校醫院在實踐中卻往往承擔著本校學生醫療保健、衛生檢查和疾控工作的重任。2003年初，我國爆發的“非典”疫情，更是對該問題提出了挑戰。

 

2.制度建構

 

在本領域，我國制定了《學校衛生工作條例》、《學校食堂與學生集體用餐衛生管理規定》、《學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責任追究暫行規定》三部法規與規章。因此，《校園安全法》中所需的立法工作是整合這些立法成果，并與《食品衛生法》、《藥品管理法》、《公共事件應急條例》等衛生法律、法規進行銜接和補充。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根據行政區劃，高校的衛生安全監管工作應列為相應衛生行政部門的工作重點，可以考慮為行政檢查次數設立下限。

 

第二，通過立法為各高校校醫院的運行提供制度保障。按照校區數量、校園面積、師生人數，對校醫院的規模特別是醫務人員編制設定下限，其中多校區的高校可設立數個校醫院，針對地理位置偏僻、本區域內醫療條件較差的高校還應增高其校醫院的設立門檻;授權各校根據自身情況進行本校的醫務資源配置，包括校醫院位置、診所和醫務點地規劃，規劃應報教育行政部門和相應的衛生行政部門備案，并接受二者的監督管理;明確校醫院進行疾病防控與組織校園衛生檢查(含學生寢室和開放性場所)的職能，以及在突發校園傷害事故時緊急救治傷員的職責，對于設有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學校，還應實現校醫院與它們的銜接。

 

第三，賦予學校后勤管理部門一定的食品衛生監管職責，包括聽取學生意見、與食堂、校園商店的運營者進行磋商、溝通衛生行政部門等。

 

五、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