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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鄉村治理研究綜述范文

明代南京塌房

明末清初政教關系走向與區域中心城市的轉移

運河城市的空間形態與職能擴張——以明清時期的臨清為個案

明代后期兩京保甲制實施研究

威廉·布拉頓治理紐約城市犯罪:背景、策略及影響

武漢淪陷時期的衛生行政研究

改革開放后中國城市雕塑的發展

抗戰前天津反日運動群體探析

近代廣西城鎮商業發展的量化考察——以桂林大圩鎮為例

運作、績效與不足:民國時期天津的小本借貸處

1927年天津協和貿易案及清理訴訟經過

抗戰時期天津的內河航運業

600年來永定河流域“京津張大”腹地環境變遷

日僑街區與青島的空間去殖民化(19141937)

民國時期湖北城市疾疫災害時空分布規律

電影院與淪陷時期的京津社會

階層、性別與表演——文明戲與城市日常生活的變遷

淪陷時期的天津律師執業活動

近代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貧民社會網絡探析

阿姆斯特丹旅館的貿易、交通和倉儲

韓國新世紀以來天津研究的審視與思考

口述史在新城市史學中的地位與作用

近代中國民間市政參與研究述論

中國城市史研究高端峰會研究綜述

“路徑選擇與商幫演變”學術研討會綜述

第三屆中國近代交通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天津城廂形勢全圖》與近代早期的天津地圖

清代西江流域城鎮商業的量化分析——以平樂鎮為個案的考察

近三十年來東北城市史研究評述

地名與日常生活的政治——以福州歷史上的地名興替為中心

公共空間與民國上海知識群體的精神生活建構(1927～1937)

清代柳條邊外城鎮火災研究——以滿文檔案為中心

政治性、日常性與現代性:民國蘇州公園與城市生活

成都皮影戲的城市記憶與想象——兼論皮影戲的生存空間問題

近代大連城市多元文化特征及其影響

在城市發現宗教:對中國城市宗教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動人的故事:中國通商口岸的紀念與遺產

戰爭、災難與近代中國城市發展——中國城市史研究會2015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綜述

“接地氣”:關于城市大眾歷史書寫的思考——首屆“中國國家歷史”創意寫作高級研修班研修綜述

“第三屆中國世界城市史論壇——城市化語境下的城市與鄉村”會議綜述

從殖民港口到社會主義大都市:帝國遺產和“新大連”的崛起

深入日常生活研究推動學術共同體形成——“中國史上的日常生活與民生問題”會議述評

“明清以來華北區域市場的演變”工作會議暨座談會綜述

群賢齊聚,共話北洋——“第一屆北洋時期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綜述

外僑與中國口岸城市——“外僑與近代中國口岸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重新思考:中國城市史研究——“比較視野下的中國都市研究”高級研修班綜述

繼承與拓展:中國城市史研究的新起點——“城市發展與中華民族復興暨首屆中國城市史年會”述評

第2篇：鄉村治理研究綜述范文

刑事和解的文化之維

基層民主協商制度研究

論轉型鄉土社會的司法策略

論中國傳統司法的本質

法律評價社會面向的哲學思考

法律懲治道德越軌者之意義探究

社會公眾對法律人的信任問題探析

司法溝通的語境、修辭與轉換

調解考核制度的設計與功能悖論

A市B縣檢察院抗訴案件調查與反思

法治建設進程中的法律職業共同體

自貿區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座談會綜述

論反壟斷法在經濟法體系中的憲法性地位

公開民事裁判文書中個人信息的識別與保護

人民法院協調處理行政案件的實踐邏輯與反思

關于加強整治新建城區社會治安的調研報告

司法受眾之心理維度與信息公正之生成路徑

論基層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評估機制的構建

正義理念在中國傳統儒學法文化的表達及其價值

糾紛解決的城鄉差異——基于“CGSS”數據的分析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法律社會學解讀

關于法律必須被信仰的問題——兼評伯爾曼《法律與宗教》

《走向權利的時代》的評析——以法律社會學為視角

司法如何保護婚姻——基于離婚案件二次現象的分析

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羈押執行交付問題研究

轉型之惑與實踐之學——評李瑜青教授《法律社會學教程》一書

中國法社會學的理想圖景——讀郭星華《法社會學教程》

對象剖析與技術改革——傳播學視閾下的司法公開方法論

社會管理創新與法治保障的理論建構、制度設計與區域經驗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價值沖突與預設——評《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司法近代轉向與現代國家尋找——評《帝國樞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轉向》

法社會學視野下的律師職業主義變革——評《律師、國家與市場》

沖突理論的脈絡及其當代法治啟示——基于沖突理論脈絡展開的考察

檢察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結合N市檢察隊伍現狀進行分析

公正司法的供需對接——案件質量評估工作中公眾參與機制的構建

法社會學中國化研究的理論自覺——兼評高其才教授的《法社會學》

法治中國的“西體中用”之道——讀周大偉先生《法治的細節》一書有感

法官績效考核制度中結案考核及其悖論——以J市基層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為例

法律與文化互動的三點思考——以傳統儒學與中國法治建設關系為切入點

司法公正的社會認同與人民法院形象塑造——關于人民法院社會形象的調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眾認同的心理解碼與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傳實踐的實證分析

論我國個人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與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會調查的分析

轉型時期制度適用困境:原因、對策及反思——以對小城地溝油問題的討論為例

積極探索實踐護航自貿試驗——人民法院為自貿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座談會述評

由西向東、由理論邁向實踐——評湯唯《法社會學在中國——西方文化與本土資源》

傳統法律文化的當代意義——“當代法治發展與傳統法律文化價值”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人民陪審員制度價值訴求與實踐訴求分離和統合的實證研究——以河南A縣基層人民法院為例

第3篇：鄉村治理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旅游資源開發；公地悲劇；綜述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1-0-01

一、引言

美國教授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如果一項資源的產權界定不清，最終將會導致對這種資源的過度使用[1]。該理論通常被用于分析與公共資源使用相關的現象和行為。Healy率先在旅游研究中引入公共資源概念，以瑞士高山草原為例，分析出旅游資源開發過程中由于過度利用所導致的與Hardin所提出的“公地悲劇”相似的結果，Healy的研究打開國內外對旅游資源研究的新視角。

中國是世界古代旅游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對旅游的認識不僅由來已久，而且深入本質。[2]隨著我國旅游業的迅速發展，有限的資源面臨著旅游市場迅速擴張的巨大壓力，而盲目粗放式的開發利用造成的“公地悲劇”給資源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因此，從“公地悲劇”視角出發，探討我國旅游資源開發的有效途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旅游資源開發中“公地悲劇”產生的原因

(一)旅游資源的屬性

旅游資源的屬性是其開發過程中“公共地悲劇” 產生的深層原因。它們既不像公共物品那樣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也不像私人物品那樣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池靜[3]認為，旅游資源的公共物品性質使得旅游資源開發具有負外部性和強烈的責任規避與搭便車現象，導致了資源利用無度以及公共秩序混沌失序。旅游資源不僅是當地居民或政府的，更應該是全人類共同擁有和繼承的。它是人類獨一無二的、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的稀有公共資源。因此，保護和保存是第一位的，且開發利用應該是可持續的。

(二)旅游資源產權不明晰

旅游資源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其產權難以確定，我國旅游資源在產權上屬于國家或集體，這種產權歸屬看似明晰，但實際運用中所有權、經營權和管理權的關系模糊混淆。旅游資源作為公共物品，所有權在國家，管理權由各級旅游職能部門代為執行，而開發權又被委托或承包給相關企業或私人。章尚正[4]對旅游資源開發中相關利益者的利益訴求差異進行分析比較，認為產權模糊引起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進而導致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的矛盾。交叉管理，多頭管理使得各部門間、部門與地方之間利用利益分配不均，無法統一，這樣勢必造成過度開發，導致“公地悲劇”的產生。

(三)缺乏有效合理的保障機制

我國旅游資源管理體制復雜，現行制度對處理旅游資源的公共物品性和旅游資源開發的外部性缺乏統一的宏觀規劃、監督體制以及有效的法制保障。田喜洲等[5]將旅游資源過度開發的制度原因歸結為三方面：缺乏處理旅游開發外部性和生態環境公共性的制度安排，國家對景區的宏觀管理和激勵機制不完善，缺乏保護旅游資源的產權制度。此外，不健全的法律法規和監督措施也難以保障旅游資源開發的適度性和整體性。

(四)旅游資源開發“公地悲劇”的博弈分析

利用博弈論模型對旅游資源開發中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和行為進行分析，尋求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有效方案是近幾年學者研究的重要方向。黃金火等[6]從旅游者角度對我國旅游景區資源過度使用問題進行了博弈論分析，提出旅游經營向免費方式轉型的可行性。張鐵成[7]通過分析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關系，尋求兩者之間在資源保護中的納什均衡。對旅游資源開發中各種利益主體的博弈分析，旨在尋求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的過程中相互協作，同謀發展的途徑和方式。

三、規避旅游資源開發的“公地悲劇”

對于“公地悲劇”的治理，學界一般認為有三種方式即中央集權制度，徹底私有化，及居于前二者之間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針對公共物品的產權界定方式，具體到旅游資源，國內學者除了研究政府作為，也從環境經濟學的視角進行了量化討論。

(一)宏觀管理體系

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政府是國家所有權的代表，政府作為宏觀社會管理者的作用不可缺少。王輝[8]認為要有效解決“公地悲劇”問題，需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進行輿論引導，強化法制管理。陸宇榮[9]提出建立四個體系：法律政策體系、規制體系、資金體系和協調體系。制度安排也是開發和保護好旅游資源的重要因素。合理的制度可以解決旅游資源中企業經營權限與行政機構管理權限等問題，有助于實現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陳潔[10]提出了分別在地方政府、外來投資者、集體組織等三方主導模式下的解決辦法。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借助一系列的政策、法律、道德干預等手段調控的同時，應該考慮市場導向與機制，旅游市場供需狀況，以提高旅游資源的配置效率。

(二)旅游地環境容量

許多旅游資源的自我恢復能力很低，一旦開發過度，是很難回到之前的自然狀態，這在客觀上要求旅游資源開發者必須充分考慮開發規劃后將會引起的環境效應，將各項指標控制在該旅游地的環境容量之內。李春茂[11]運用經驗量測法、理論推測法構建了自然旅游、旅游空間以及社會旅游的環境容量的測量公式。戴學軍[12]運用旅游環境風險評價和帕累托最適度方法建立旅游環境容量的計算公式。李艷娜[13]、孫玉軍[14]分別對九寨溝、海南五指山景區的旅游環境容量進行了實證研究。 旅游資源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難以制定統一的旅游環境容量的測定標準。目前大部分研究是針對某一旅游資源進行的環境容量個案調查和分析，進行定性與定量計算，且采用的方法多趨同，對不同類型旅游地的環境容量體系構建以及量化仍較為困難。

四、結語

旅游業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典型沖突就是旅游資源的開發與保護，要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如何對資源進行合理有效的開發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也是學者們研究的焦點。在現有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為導向的基本發展模式下，緩解矛盾比清除矛盾更具現實意義。要實現旅游資源開發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效益之間的平衡，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由于旅游業及旅游學科本身的復雜性，發展不成熟性，交叉性與邊緣性等特征，使得目前的理論研究仍是淺嘗輒止，難以深入。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將理論研究的外延擴大，深入不同學科領域，例如環境經濟學，公共經濟學。此外，旅游資源開發“公地悲劇”的研究重點之一是旅游資源管理體制，特別是產權制度的界定與改革。既不能盲目借鑒國外經驗，也不能隨便套用其他行業的管理制度，這就需要不斷的發掘和嘗試適合中國旅游業發展現狀的切入點進行深入探討。

(二)如何平衡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解決實際問題的工具方法研究尤為迫切，旅游資源本身具有明顯的多樣性，隨著旅游需求的轉變，對旅游資源的分類也越加精細復雜。因此，針對不同類型的旅游資源，不能籠統的用一樣的標準，應將旅游資源更加細化分類，針對不同類型的資源特性，進行深入剖析。

參考文獻：

[1]Hardin 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1968,162:1243-1248.

[2]沈長智.旅游的本源義探析[J].天津商業大學學報,2009(06).

[3]池靜.鄉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劇”研究[D].浙江工商大學,2006.

[4]章尚正.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中的制衡機制失衡與政府規制優化[J].游科學刊,2009(10):1-7.

[5]田喜洲,蒲勇健.我國旅游資源過度開發的原因分析[J].生態經濟,2006(6).

[6]黃金火,陳秀瓊.我國公共資源類旅游景區悲劇的博弈論探討[J].資源科學,2005(9):180-186.

[7]張鐵成,胡青云.旅游資源公地悲劇現象的博弈分析[J].旅游市場,2009(2):84-86.

[8]王輝.發展鄉村旅游的“公地悲劇”問題及對策[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9(27):107-109.

[9]陸宇榮.公地悲劇治理視角下中國世界遺產地的治理――以武陵源為例[D].華中師范大學,2009.

[10]陳潔.從資源產權角度解讀“公地悲劇”――以鄉村旅游資源為例[J].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21):16-19.

[11]李春茂,胡篤冰.生態旅游環境容量的確定與量測[J].林業建設,2000(5):21-15.

[12]戴學軍.可持續旅游下旅游環境容量的量測問題探討[J].人文地理,2002(17):32-36.

第4篇：鄉村治理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畜禽養殖 污染負荷 治理

中圖分類號：X7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8（b）-0150-01

1 畜禽養殖污染綜述

最近幾年我國畜禽養殖業快速發展，同時不容忽視的一點就是畜禽養殖業發展過快就我國生態造成很大的破壞，是我國環境的一大威脅。畜禽養殖業是地下水質量下降的重要原因，我國的眾多河流中，由于畜禽養殖業的原因造成的水污染比比皆是，總體來說，50%以上的污染負荷均來自畜禽養殖業。其中飼養圈的清洗與污水的隨意排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糞便污水排入環境中，未凈化污水對水體造成破壞，許多專家研究表明畜禽糞便流失是造成地表水地下水的有機污染的關鍵因素。當然，畜禽業還會污染空氣，傳播細菌，危害生態，但歸結到底還是產生的糞便造成的。下面我們就探討一下該污染的負荷計算與治理分析。

2 禽養殖產生糞便負荷量計算

（1）畜禽養殖產生糞便負荷量，首先要考慮的是計算畜禽每年的糞便量，主要利用存欄量與排泄系數和飼養周期相乘求積。

（2）畜禽糞便負荷量的計算：計算完每年的糞便量后，便可以考慮負荷量計算，而糞便的處理方式也比較單一，即以有機肥料的形式重復利用。但由于不同畜禽糞便的肥料效果相差巨大，所以在計算負荷量之前還要以含氮量為基準將其進行轉化，轉化為標準豬糞當量，然后就可以計算負荷量。計算過程中，以耕地面積作為我們實際的負載面積，再根據糞便的負載量，即可算出結果。對應計算公式為：

式中，為畜禽糞便以豬糞當量計的負荷量[]；Q為畜禽糞便轉化為豬糞的總量（）；s為有效農耕面積（）；X為各類畜禽糞便量（）；T為各類畜禽糞便轉換為豬糞當量的換算系數。

（3）畜禽最大負荷值計算：畜禽最大負荷值即可承受極限，作用為當地肥料是否超過農耕地的最大承受能力，是否對周邊會有環境威脅。計算公式為：

其中，R為各種糞便最大負荷值，為畜禽糞便以豬糞當量計的負荷量[]；為農田有機肥料最大承載量。

（4）小結。

通過對近幾年一些調研結果的參閱，我們可以發現畜禽養殖污染負荷量與調研當地的自然條件關系很大，人口集中地和畜禽產品供應地的污染相當嚴重，同時必須要警醒的一點是，全國只有不超過10個省份污染負荷量合格，對環境都存在潛在威脅。所以，針對已經發生的情況，我們必須采取合理的措施去對這些污染進行治理，并在日常勞作過程中注意防治結合。

3 畜禽養殖污染治理分析

（1）畜禽業污染治理的第一步，就要最廣泛的使飼養者和企業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加強思想認識，提高環保意識，由于畜禽養殖業的工作疏忽給周圍帶來的環境問題致使周遭環境破壞，甚至造成與當地住戶的矛盾，所以宣傳工作很重要。此外，各大主要部門也要將畜禽養殖業污染防治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各級領導、有關部門要把治理工作記為議事日程，制定工作計劃，對于困難企業與個人政府要適當予以補貼與幫助，對畜牧業的主管部門給予經濟支持，把規模化畜禽養殖污染防治工作落到實處。

（2）根據不同地區的畜禽養殖現狀，可以適當調整布局，合理規劃，實現有效治理。同時應堅持加大治理投入，加大法制管理。在充分論證證據合理的前提下，對于污染較大的地方一定要嚴格處理，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基本原則來處理。相關污染防治的行政主管部門應加強監管舉措，積極發揮政府職能，開展專項整治，地區政府部門之間通力合作，以糞便資源化和綜合利用為立足點，以環境容量為基準，嚴格按照《畜禽養殖業污染防治技術規范》、《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來執行，同時加強對私排偷排的監管，對于那些完全依靠污水處理的企業或畜禽場提高征收費用，爭取早日實現地區污染負荷達標。

（3）對于畜禽養殖污染，最簡單最基本的處理方法是對污染物的合理處置，比如盡量減少水洗籠舍，改為人工清理糞便，源頭上減少污染物的排放，這樣就可以很大程度減小水的污染程度。其次，還可以加強廢水污水的處理，加大技術投資，爭取實現污水處理后的資源回收利用，如可以采用廢水厭氧處理方法等，都能有效治理污水，改善環境，還可在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推廣糞便干、濕分離技術，也可以達到變廢為寶的效果，實現生產模式從傳統農業“資源—畜產品—廢物排放”的生產過程向“資源—畜產品—再資源化”生產過程的成功轉變。

（4）我們要明確的一點就是處理污染的水資源是一方面，但其他處理的污染同樣不可忽視，比如如果動物為了保證生長需要攝入某些營養元素，如氨磷等，那么必然會造成排糞中兩種元素的污染；再比如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采用種養配套結合的辦法，回收糞污返田，結果則是飼料中的其余添加劑的殘留致使土壤遭到破壞。相關問題還有很多，所以在思考的解決辦法時候必須從畜禽品種，圈養方法，食用飼料全方位多角度考量，這樣才能有效解決污染問題。

（5）加大科學投入與糞污處理與資源化技術研究。根據當前的養殖計劃，找到最合適的科學的養殖與排污方案，實現城市鄉村網畜禽糞污處理和資源綜合利用。例如可以推廣清潔生產的技術，整個養殖過程從飼料，飼養管理，飼養清潔等多方面全程控制，控制飼料種類，以科學的方式喂養與管理養殖，科學飼養，科學配料，環保排放，增添防污措施，降低排泄物的氣味散發，廢水沼氣化，綜合利用各種條件治理防污。同時，在城市郊區，如果經濟能力允許，可以建設畜禽污水處理工程集中處理，也可與鄰近企業共建環保污水排放處理區；如果經濟能力不高或是規模不大，可以先作為試點高效肥料生產基地，研究有機肥料與飼料的改進方案；加強畜禽糞便的無害化處理研究，爭取技術早日完成研發，投入市場，這樣污染的防治定會更上一層樓。

（6）建立一批糞污處理企業也是一種解決途徑，畢竟現如今的很多污水污物排放都是企業或養殖場自行解決，處理手法業余，也沒有積極性，如果建立很多專門的廠商的話，問題就迎刃而解。另一方面要加強模范單位的帶頭示范作用，給予表揚與優惠，推廣成功經驗與經營模式，這樣會帶動整個行業的進步與發展。

4 結語

總之，只要我們堅持按照合法，科學，有效地污染治理道路前進，我有理由相信未來我國的畜禽養殖前途光明。

參考文獻

[1] 張緒美，董元華，王輝，等.中國畜禽養殖結構及其糞便N污染負荷特征分析[J].環境科學，2007.

[2] 張克強，高懷友.畜禽養殖業污染物處理與處置[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4.

第5篇：鄉村治理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 鄉村旅游 民宿 飯店管理 食品安全

一、鄉村旅游的發展：從農家樂到民宿

以“回歸自然、返璞歸真”為主要價值理念的鄉村旅游興起和發展已經有多年歷史。1987年，四川成都郊區鄉村活動中最早提出“農家樂”概念；現如今，“農家樂”作為農業現代化發展的一種重要增益形式，已在全國各地得到因地制宜的發展與演變，為開發農業的多功能性提供思路。

顧曉君[1]博士將農家樂分為了五種模式，并將其中的“浙江模式”分為“沿海模式”和“內陸模式”；“內陸模式”以食宿療養為主，客源穩定，服務時間長，在全國范圍內也獨具一格，這給我們帶來關于鄉村旅游發展的更多思考，即如何使產業進一步延長，令游客不僅滿足于一日游，不僅追求獵奇體驗，更是將親近自然、品味田園的鄉村旅游視為一種重要的、值得定期參與的旅游形式。

結合自然景觀、歷史人文、鄉土情懷、產業科技等，鄉村旅游中多種休閑方式得到開發；與此同時旅游觀念的逐漸變化，信息化發展，與鄉村旅游相關聯的民宿產業逐步流行，成為鄉村旅游的重要一環，也成為飯店管理發展新課題。其中，浙江省江南地區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和優越的經濟基礎，成為民宿產業的重要分布區。

二、浙江江南地區民宿發展的現狀及問題

（一）浙江省江南地區民宿發展現狀

自2015年起，浙江省全面啟動特色小鎮建設，截至2016年3月，名列省級創建名單的已有79個特色小鎮，進入培訓名單的特色小鎮已有51個。①民宿往往依托地方風景與文化等開發提供相關的主題住宿，因此特色小鎮的建設給民宿發展提供了土壤。在百度地圖上直接搜索，浙江江南地區可檢索到民宿相關結果2148個；更詳細的，在全球民宿預定愛彼迎（airbnb）中進行搜索，從價位一百多元到六百元以上的各類民宿不一而足。

為了適應民宿經營行為的擴展，浙江省頒布全國首個民宿地方標準規范《鄉村民宿服務質量等級劃分與評定》，②對包括環境、飲用水、衛生、公共信息圖形符號使用的多項內容進行規范，并為民宿軟硬件水平評分確定等級。之后，浙省各地劃定范圍，陸續出臺適應的民宿管理辦法，對包括申辦審批在內的詳細規定逐步確定下來。2016年9月，《浙江省民宿（農家樂）治安消防管理暫行規定》，民宿管理規范開始走向全省統一標準的探索。

（二）浙江省江南地區民宿發展問題

除了民宿特色化經營、服務質量控制、創收形式開發等創新性問題長期存在，民宿經營合法性問題十分突出。盡管浙江省各地關于民宿管理的辦法陸續出臺，實際上很多民宿依然處于未審批的非法經營狀態。[2]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從經營者角度，很多民宿來自于自有住房的改造使用，規模極小，但申報審批煩瑣，營業要求標準難以達到；同時不進行工商注冊對經營者來說是一種避稅方法。從管理者角度，江南地區地小人稠，民宿分布分散，自上而下的排查難以施行，有關方面對非法經營不易進行有效管制。民宿非法經營一方面使經營者處于責任不界定狀態，一方面易使消費者陷入投訴無門的窘境。

除此之外，作者特別關注民宿管理中食品安全的問題。鄉村旅游中民宿經營的食品衛生標準大多參照了對賓館等規模型產業的要求。然而對農家樂、民宿而言，原生態、田園、DIY是主題和賣點，無法直接套用針對規模產業的標準。從源頭上，要控制農產品安全生產；在處理過程中，要防范食品安全事故；服務結束后，室內外的環境控制也影響了食品安全問題。畢竟民宿的競爭優勢在其鄉土風情；針對民宿開發、特色化經營，國內學者提出了結合特色農業資源[3]的方法，這些方法都對食品安全的監控提出了高要求。

三、浙江江南地區民宿發展與監管的策略

（一）國外經驗

西方家庭旅館與民宿概念相近，一般被認為起源于英國。國外學者對此制定行業指導手冊解決法律問題，以營銷策略改善市場經營，還進行了定量研究，設計出電子商務戰略模式。[4]國外也發展有風情各異的田園旅游“農家樂”。美國以政府牽頭鼓勵游客下鄉體驗，拓展豐富的鄉村主題類活動，促進農村發展；以色列聯合企業與農莊，以平價為賣點拉動鄉村旅游發展；比利時高原農村重現昔年，以家族經營生態體驗游。[5]

國外學者對民宿在食品安全管控上也有值得參考之處。美國以立法形式全面建立食品供應鏈預防控制系統和食品溯回系統，對所有食品標準加以規范。[6]在澳大利亞，政府主導推廣科技農業，從源頭確保安全生產。[7]新西蘭學者提出家庭旅館與當地糧食產業部門采購合作的建議，為家庭旅館食品安全再上保險。[4]同時，澳新兩個畜牧大國在共同促進食品安全方面展開合作。

（二）國內依據與參考

近年來關于江南地區民宿發展的研究逐漸增加，主要對“主題特色化”和“營銷大眾化”提出要求。優質代表如湖州德清，依托莫干山渾然天成的景致，主打獨特的中西合璧體驗主題，推出“農家樂”+“洋家樂”民宿旅游，并借助浙江衛視《爸爸去哪兒》節目宣傳地方民宿裸心谷，趁熱開發“爸爸旅游專線”，成功營銷推廣，促進地方旅游發展。再如以西塘、烏鎮為代表的古鎮，開設水鄉客棧；其中烏鎮建設中國話劇之鄉，籌建木心紀念館等，給文藝增加厚度。國內學者還認識到中國人民對體驗地方美食的熱情，提出以特色農家菜帶動民宿鄉村旅游，[8]吃住合一拉動產業發展，擴大銷售規模，提升附加收益。這些都對民宿食品安全提出要求。

我國食品安全問題一是來自新技術工藝的不確定性，要加強食品安全風險分析與控制；二是來自生產者道德敗壞，要強化監管。[9]民宿經營食品安全管理的特殊性在于：因注重新r與口碑，最需要防范的是非主觀造成的食品安全問題，對此的防范是更為艱難的。

（三）建議

第一，加強頂層設計。浙江省江南地區民宿長期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在于特色經營；反盲目跟風、主題雷同，打造核心競爭力。因此地方政府應重視旅游產業的集群發展，結合特色小鎮建設，發揮地方優勢，使民宿風格整體趨于一致，具體各有特色，強化區域規模效應。

第二，完善立法，頒布支持政策。民宿企業認為工商注冊利小于弊，因而合法化意愿不強。堵不如疏，在加強監管同時，可以建設主題園區，宣傳入駐帶來的輻射好處，確定財政的優惠，增強企業注冊意愿。

第三，促進企業合作。民宿作為服務類企業，可以與第一、第二產業、關聯性強的第三產業展開合作，形成和諧有益的伙伴關系。如可與農莊協議供貨，與交通運輸行業合作，同景點、旅行社聯合提供定制服務等。尤其是與糧農單位建立穩固合作，有利于完善產業鏈管理，增強食品安全監督能力，確保食材來源，降低食品安全風險。

第四，聯合民間團體、公益性組織，加強宣傳教育。為民宿經營者舉辦公益性專題講座、教育宣傳活動，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增強經營者食品安全意識，提升自覺保證責任范圍內食品安全的覺悟。向社會進行食品安全宣傳，增強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和維權意識，培育公民精神，發動利用社會力量推動民宿企業健康發展。

第五，投身“互聯網+”浪潮，加強信息化建設。從經營者角度，民宿行業已經較高依賴于電子商務、網絡營銷；靈活進行不受時空限制的線上宣傳推廣；也發育出相對成熟的民宿服務類平臺。從監管角度，信息化有利進行全產業全方位的監管，利用翔實的歷史數據進行科學的、大數據的管理；有效吸納社會力量補充監督，精確打擊不法行為，切實樹立優秀典型，發揮公民力量。從產業發展角度，信息化為產業協同發展創造條件，拓寬合作交流的渠道，激發有序競爭氛圍，有利于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注釋：①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浙江省特色小鎮規劃建設工作實踐》2016.3.10。

②《鄉村民宿服務質量等級劃分與評定》，2015年5月6日由德清縣旅游委員會、浙江省標準化研究院等5家單位共同起草頒布，是全國首個民宿地方標準規范。

（作者單位為江南大學商學院）

[作者簡介：韓沁卉（1996―），女，浙江海鹽人，就讀于江南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系，研究方向：旅游管理，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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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鄉村治理研究綜述范文

文章以理論研究和實地調查相結合的方法，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供給全過程中的問題進行了全面調查研究。在充分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公共產品理論、公共選擇理論以及協同治理理論，構建出小型農田水利的多中心協同治理模式，為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治理領域提供可以借鑒的有效范式。

關鍵詞：

農田水利設施；優化治理；協同治理

水是生命之源，農業是立國之本，國家歷來十分重視農田水利的建設與發展。由于規模小、分布分散的家庭式生產仍是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形式，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在我國的農業生產中具有重要地位。雖然國家近年來在小型農田水利建設領域投入巨大，但是我國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供給仍然面臨一系列困境。具體而言，主要存在投入機制不健全、供給模式不合理和配套制度不完善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創新小型農田水利治理模式，實現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優化治理勢在必行［1］。

1構建小型農田水利多中心協同治理的必要性

1．1各治理主體獨立治理力量不足

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工程規模雖小，但是卻涉及到政府部門、用水戶以及用水和供水組織等多方面的利益［2］。面對分布極為分散但是整體需求巨大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任何相關利益主體試圖單方面進行治理無疑均顯得力量不足，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不可行的。由此可見，要實現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優化治理，必須要上述相關方的協同治理。

1．2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供給的復雜性

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涉及的供給主體多，治理難度大，這些部門缺乏交流協作，極易造成推諉和扯皮現象。另一方面，隨著農業水利科技的不斷發展，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建設規模和技術含量也在不斷提升。現代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從供給、規劃到建設、投入所涉及的環節不斷增多，任何部門都難以承擔現代農業水利技術發展的目標要求，這就需要各相關方協作完成治理工作。

1．3協同治理是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向

隨著工業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我們的社會結構和管理方式也面臨著深刻的變革，傳統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以政府公共部門為主導，多中心廣泛參與的治理模式已經被廣泛應用于公共事務管理領域。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是農村地區重要的公共產品，對其進行協同治理，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2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治理的國外經驗借鑒

鑒于水利設施對農業發展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國均十分重視小型農田水利建設和后期管理，并根據自身的國情特點建立了相應的政策體系。通過對美國、日本、歐盟、印度等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在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管領域的經驗分析，得到如下幾方面有益啟示。

2．1強化政府作用，積極吸收社會資本

從世界各國的投融資模式來看，都堅持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公共產品屬性和公益性特征，認同其在農業生產中的基礎地位［3］。因此，各國均將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納入政府財政投入，充分體現出政府在小型農田水利建設中的主導作用。例如，在美國60％以上的農田水利項目屬于政府財政投資，而私人投資比例約為40％。同時，美國還建立了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與維護的法律體系，保證政府投資或補貼資金的效益發揮。在政府主導農田水利建設和管理的前提下，世界主要國家都積極吸納社會資本參與小型農田水利建設，以彌補政府投入的不足。例如，印度政府逐年加大資金補償力度，引導本國農民積極參與小型農田水利建設。農民自己打井由政府提供貸款，并無償補助30％，對末級渠系或小型水源、灌區的建設和改造，政府無償補助50％，這些措施極大增強了該國農民投資農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設的熱情。

2．2充分發揮農民用水者協會的作用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大多數國家的農民用水者協會都在小型農田水利工程供給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以西班牙為例，該國采取的是中央與地方適當分權，政府部門與民間分工合作的小型農田水利管理模式。其中，政府主要負責農田水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監督，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管理。該國的用水者協會歷史悠久，具有完整的組織機構和運行制度。農民具有較強的參與意識，可以通過用水戶協會參與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管理。此外，該國的《水法》也賦予用水者協會相當程度的行政法律權限，擁有水費收取和部分強制性法律權利。再比如，美國擁有發達的灌溉行業協會，協會成員由供水者、用水者以及科研機構組成。灌區行業協會以及下屬的灌區董事會可以根據農戶的土地情況，確定其用水權、用水量以及用水優先等級［4］。

2．3加快農田水利領域的立法進程

世界農業發達國家一般都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農田水利法律體系。例如美國的《墾物法》、西班牙的《水法》以及日本的《土地改良法》都對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與管理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同時還構建出一套完整、詳盡的實施細則。與國外相比，我國在農田水利建設領域的立法建設明顯滯后，已經難以適應新時期農田水利建設與管理的實際需要。因此，應積極推進農田水利領域的立法進程，為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后期管理提供法理依據。

3小型農田水利的多中心協同治理模式構建

3．1協同治理三維目標體系的構建

在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供給的實施階段，各相關方的利益訴求往往并不一致，因此構建統一的目標體系就成為協同治理的重要基礎和先決條件。在目標體系的構建過程中，要本著科學性、系統性以及可操作性的原則，盡力實現各方利益的平衡化和最大化，以充分發揮激勵作用，實現協同治理。本次研究嘗試構建一種小型農田水利供給全周期、全要素、全人員的目標體系，基于投入、過程和效果三個維度，嘗試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供給目標進行進一步細化和分解。

3．2協同治理組織機制的構建

鑒于我國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供給領域存在的問題，要實現上節中構建的三維目標體系，必須依靠政府、農戶、涉農企業的多方參與、多方投入的新型協同供給機制。

3．2．1明確政府的主導地位

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是農村地區最重要的公共服務產品，對農業生產和農村地區的經濟建設具有重要作用［5］。因此，各級政府應負有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的主導責任，通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層政府之間的相互協作和層級優化，界定各方的利益和職責。首先，中央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政策決策方面，做好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供給的頂層設計。例如，要努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依靠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引導人力和資本向小型農田水利建設領域流動。其次，地方政府應該積極探索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投入和供給的配套機制。在地方政府財政較為緊張的現實情況下，要采取必要措施拓寬融資渠道。例如，可以通過推進小型水利設施產權改革和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社會資金進入該領域。最后，基層政府要做好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具體規劃和選址工作，認真聽取項目服務區農民的需求和意見，將有限的建設資金用到實處。

3．2．2發揮基層組織的整合作用

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背景下，基層鄉村組織的社會功能逐步趨于弱化。在多中心協同治理機制下，有必要對基層組織進行合理重構，以恢復其在小型農田水利供給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具體而言，應該做好鄉村基層組織的民意表達和監督機制，改革其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為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優化供給提供堅實的基層組織保障。

3．2．3支持農戶或用水組織的自治

農戶和用水組織是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直接使用者和受益者，他們在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管理中的積極作用應該充分發揮出來。各級政府要借鑒國外經驗，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社會氛圍，鼓勵農戶或用水組織自治；在不違背法律和國家政策的前提下，適當對這些自治組織“放權”。農戶和用水組織要基于政府的政策支持，根據農業生產的實際需求決定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投入、配合政府的規劃建設，實現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發展的有效參與。

3．3構建協同治理的投入機制

3．3．1發揮制度創新的驅動作用

在小型水利工程建設和管理實踐中，要著力推進體制機制的創新，破除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與管理領域的陳舊性制度障礙［6］。在做好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供給的前提下，積極引導相關配套制度的建設與改革。例如農業的經營方式、結構調整以社會綜合治理等相關領域的制度創新。通過制度創新，不斷驅動小型農田水利供給領域的投入。

3．3．2發揮政府財政資金的主體地位

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公共屬性決定了政府必須是有效的投資主體，而我國農村經濟相對落后的具體國情也決定了加大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投入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當前，我國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管理中的政府財政資金包括各級財政的專項資金和補貼以及各部門的項目資金。鑒于項目資金穩定性較差，建議將小型農田水利建設和管理資金納入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并逐步形成穩定、適度的規模。

3．3．3增強農戶的投入意識

農戶是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最終用戶和主要受益者，理應承擔起相應的投入與管理責任［7］。各級政府可以借鑒印度的成熟經驗，結合我國的國情和本地實際，充分利用政策和貨幣措施，降低投資人的投資風險。這樣不僅可以降低政府的財政壓力，還能夠為農民創造一定的就業機會。

3．3．4引入市場化投資主體

為了進一步提高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供給的有效性，政府可以通過政策引導適當引進市場化投資主體，構建起覆蓋政府、農戶與民間資本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市場供給機制［8］。例如，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通過稅收優惠措施吸引市場主體參與小型農田水利開發和后期管理。例如，可以在招標過程中，將水利設施建設權與管護責任進行捆綁招標，徹底解決水利設施的建后管理問題，保證這些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持續、正常運行。

4結語

我國是農業大國，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是關乎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重要公共服務產品。盡管我國在不斷加大小型農田水利設施領域的投資力度，但是其建設與管理仍然困難重重。針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供給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本文構建了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多中心協同治理模式，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優化治理提供有益借鑒。當然，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與管理涉及范圍廣，內涵極為復雜，本文提出的框架思想還需要依據具體的管理實踐進行進一步深化研究。

作者：趙小龍 單位：營口水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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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鄉村治理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城鄉結合部；發展；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291.3 文獻標識碼：A DOI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3.12.008

城鄉結合部是城市化的最前沿。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城鄉結合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日益凸顯，如果不及時處理或者處理得不好，會影響城市可持續發展，也會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筆者系統梳理了城鄉結合部形成和發展的原因，探尋了目前城鄉結合部廣泛存在的問題，并有針對性地提出管理城鄉結合部的對策建議。

1 城鄉結合部的內涵

城鄉結合部一詞首先是德國地理學家在1936年提出來的，現在國內學者對城鄉結合部的理解，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們分別從地理位置、性質特征、形成過程[1]等角度來界定城鄉結合部。許月明[2]、金平[3]探討了城鄉結合部的空間地理位置，他們認為城鄉結合部分布于城市建成區周圍的郊區土地，是城市與鄉村互相結合的特殊經濟地理單元；趙自勝[4]、楊向榮[5]等學者從形成過程定義城鄉結合部，他們認為城鄉結合部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過渡、交界區域，是城市向鄉村擴展、鄉村向城市發展的特殊地理區域。黃公元[1]提出城鄉結合部是一個綜合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呂維真[6]從性質特征角度來理解城鄉結合部，他指出城鄉結合部的形成是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客觀要求，是人們自主地在城鄉交接的邊緣地帶構建的城鄉社會區域和利益共同體。

綜上所述，從地理位置上講，城鄉結合部位于城市與農村之間，是城市內部市區和郊區相銜接的地帶；從經濟社會特征上講，城鄉結合部是除城市、農村之外的第三類社區，具有自己獨特的特點；從發展過程來講，城鄉結合部是動態發展的，隨著城市擴張和農村城市化，原有的城鄉結合部變成城市，在城市周邊地區又形成新的城鄉結合部[7]。

2 城鄉結合部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原因

城鄉結合部的形成和發展既有其內在規律又有外部誘因，有經濟原因也有社會原因。當前學術界研究城鄉結合部形成和發展的原因，主要有三個觀點：一是城鄉結合部形成的內在規律，即經濟增長導致生產要素流動，最終產生新的地理單位城鄉結合部[6]；二是隨著城市化發展和農村社會變遷，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向大城市轉移，從而推動了城鄉結合部的發展[7]；三是城鄉二元結構、城鄉土地所有制之間的內在矛盾以及社會轉型過程中形成的制度真空等是城鄉結合部形成的主要原因[8]。

筆者認為城市的快速發展和農村城市化是城鄉結合部形成的原因，而房地產的巨大需求和便捷的交通運輸條件促進了城鄉結合部的迅速發展壯大。

2.1 城市快速發展是城鄉結合部形成的外在誘因

城市的發展帶來城鄉結合部的產生和不斷擴大。第一，城市規劃和城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有效實施使現代城市得到迅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城市土地可使用面積越來越少，成本日益升高，處于城市周邊的農村擁有大量的土地，土地價格也往往低于城區，從而吸引了眾多的企業、商家到農村投資，由此城鄉結合部迅速生成，并不斷擴大。

第二，城市的發展和擴大使農村大量的農業用地向建設用地轉化。由于農地轉為非農地及工業用地轉為商業用地對土地使用權人來說，經濟效益都是幾何級增長。土地的非農業用途收益遠遠高于農業用途收益，在追求比較效益的動機下，農民熱衷于變農用地為建設用地，用種植糧食、蔬菜的集體土地建廠房、私宅出租出售。農地向非農用地轉化直接導致城鄉結合部的迅速膨脹。

2.2 農村城市化是城鄉結合部產生的原動力

處于城市邊緣的鄉村有交通、通訊和基礎設施等方面優勢，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張，大批鄉鎮企業、村辦企業和家庭作坊在城市與鄉村連接的地帶迅速崛起，這些企業對土地的需要越來越多，使原有的農用地被大量占用，而建設用地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由此土地的性質和功能發生了改變，相對典型城市而言的亞城市地帶逐漸顯現。因此，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鄉結合部也隨之產生和發展。

2.3 郊區房地產需求的旺盛促使城鄉結合部進一步發展壯大

城市的發展促使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轉移，由于城市周邊地區的房價便宜，這些外來人口更愿意在城市周邊租房、買房，從而形成了巨大的農村住宅需求量。此外，城市周邊的農民通過征地補償、出租房屋或進城務工先富起來，他們對住房質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很多村委會開發集體土地，建筑住宅樓，再分給本村村民，村民不僅改善了自住房屋，還可以通過出租獲得收益。總之，受這兩大房地產需求拉動，城鄉結合部迅速擴大。

2.4 便捷的交通運輸助推了城鄉結合部快速發展

城市交通運輸越來越便捷，位于城市周邊的城鄉結合部地理位置的優勢日益顯現，受益于此，城鄉結合部不僅能夠與中心城區、遠郊鄉村地帶聯系便捷，而且還能夠加強與更大區域范圍的聯系，這使城鄉結合部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居于有利的地位，因此，便捷的交通運輸促進了整個城鄉結合部的開發與利用[9]。

3 城鄉結合部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3.1 土地利用松散隨意

由于城鄉結合部的用地類型多樣，有用于城市發展的建設用地，又有用于農業生產的菜地、糧田和果園等農用地。城市建設用地選址往往隨意，整體布局常出現插建、散建的現象，而且建設用地與農業生產用地混雜在一起，出現城中有郊、郊中有城的景觀，造成城鄉結合部的土地利用復雜混亂[10]。

3.2 二元經濟結構和二元管理體制

城鄉結合部是農村社區城市化的產物，因此城鄉結合部的經濟結構表現為發達的現代工業和落后的傳統農業同時并存的二元結構。具體來看，一是產業結構二元性，既有先進的工業體系，又有落后的、傳統的農業體系；二是就業結構二元性，與產業結構相適應，城鄉結合部的就業人員可分為兩種，一個是從事城市現代生產的就業者，另一個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

二元管理體制長期存在于我國城鄉之間，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大，城鄉結合部已經逐漸被城市化，但是城鄉結合部仍然由原來的村委會進行管理，這種管理模式對于快速發展的城鄉結合部已經發揮不了作用。

3.3 基礎設施落后不完備

城鄉結合部位于城市，其基礎設施落后且不健全，與城市社區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主要是因為城鄉結合部一般處于轄區交界處，政府各部門存在利益糾纏關系，市、區、街道各級政府都缺乏管理和投入的積極性[11]。加之大量外來人口涌入所帶來的巨大壓力，造成了道路、綠化、水、電、燃氣、供熱、管線、環衛設施嚴重不足，公共交通短缺，居民生活不便。

3.4 人口管理難度大

由于城鄉結合部經濟發展較快，交通十分便利，致使大量外來流動人口越來越多，人員復雜，造成戶籍管理難度越來越大。此外，由于無固定職業的外來人口相對集中，加上城鄉結合部對外來人口缺乏有效管理，使私搭亂建、造假、販假、偷盜、搶劫等現象十分嚴重，治安混亂，各種違法現象滋生、蔓延，成為影響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穩定因素[12]。

3.5 環境污染嚴重

很多城市周邊的城鄉結合部環境狀況持續惡化，污染現象十分嚴重。從污染源來看，主要有工業污染、農業污染和生活污染。由于在城鄉結合部建有污染性很強的工業企業，這些企業不重視污染物的處理就排放到大氣和地下，使大氣和地下水遭到嚴重污染，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其次，有些城鄉結合部地區尚未形成規范的垃圾管理系統，垃圾露天堆放或簡易填埋的現象很普遍[13-14]。而且很多城郊地區市政設施不配套，很多街道污水橫流、垃圾遍地，幾乎難以下足，人為污染問題嚴重。

4 對策與建議

要解決現在城鄉結合部廣泛存在的問題，實現城鄉結合部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各省市應探索出一條產業優化升級、民生持續改善、人口總量控制、資源有效利用、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城鄉統籌發展的科學發展之路。

一是依靠科學合理的發展規劃引導城鄉一體化發展。充分發揮政府資源調配、協調組織的優勢，充分調研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制定符合實際的中長期發展規劃，合理規劃城市空間內部生活功能、產業發展布局，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保持政策執行的連續性、穩定性。

二是找準自身優勢，制定好產業發展戰略。深入剖析區域發展面臨的時空特征，認清優勢與不足，利用資源稟賦的差異制定切合自身的發展戰略。積極融入周邊區域經濟發展大環境，找準產業定位，發揮產業互補優勢，秉承差異化發展策略。

三是不斷提升城鄉公共服務功能。協調城鄉經濟發展與社會管理的節奏，優化美化區域內城鄉發展小環境，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治理、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促進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均衡化，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以及人民群眾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宜居的生活環境。

四是注重經濟發展與人口、土地、環境等資源的協調。掌握經濟發展與人口、土地、環境等資源內在的聯系規律，產業的規劃要考慮到人口、土地、環境等資源的承載力，產業布局要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出發，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發展，發揮產業發展對勞動力就業的帶動作用，實現產業發展與人口、土地、環境的良性互動[15]。

五是將人口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全面掌握區域內人口構成情況，依據人口的戶籍、年齡、教育程度、密度等信息，合理制定引導政策，依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控制好人口規模，不斷提高人口素質。開展職業教育、技能教育培訓工作，滿足區域經濟發展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16-18]。

六是城鎮化建設要堅持以人為本、產業先行。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須有產業支撐，不能簡單造城，要將城鎮化與工業化融合發展。城鎮化推進的速度，要與工業化的進程相適應，與其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相匹配。推進城鎮化，要為農民創造融入城市生活的基本條件，做到“三個確保”：要確保失地農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要確保被拆遷的農民住房條件改善、要確保解決好養老等相關社會保障問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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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鄉村治理研究綜述范文

1農村住房白蟻危害主要特點

危害農村住房的白蟻主要是臺灣乳白蟻和散白蟻，2種白蟻均為土、木兩棲白蟻。臺灣乳白蟻可在地下、樹中、室內陰暗處或木結構中筑巢，巢體較大，群體數量少則幾千只，多則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只，危害性最大；散白蟻不建大型巢，群體規模也不大，只在木材中或土壤中蛀食或穿成孔道[2]。2種白蟻主要以植物纖維為食物，喜溫怕冷，喜濕怕澇，喜暗怕光，喜靜怕震。臺灣乳白蟻分飛繁殖期在4—6月；散白蟻分飛繁殖期在3—4月。白蟻除取食木質纖維外，還能分泌蟻酸腐蝕混凝土結構，穿透混凝土墻進入房屋內危害，常造成房屋倒塌、文物毀壞、檔案消失等嚴重后果。

白蟻入侵農村住房的途徑有3種：一是飛。在分飛季節，長翅繁殖蟻從住房外飛入后，鉆入在潮濕、黑暗的衛生間木門框、木地板等縫隙中建立新的蟻巢。二是爬。住房外的白蟻通過地下蟻道進入房屋內覓食，蛀食室內的木結構。三是帶。白蟻隨木材、木制品和貨物包裝箱等帶入住房內。因此，農村住房周邊樹木中、住房外的柴火堆、室內木梁、木柱、木門框、木窗框及衣柜、床架等常成為白蟻活動的場所和危害的對象。

2白蟻危害農村住房的成因

2.1房屋建筑結構因素

農村住房多為土木、磚木或磚混結構。房屋在建造過程中，地面下遺留的未經處理的老白蟻巢或許多殘留的樹根、木樁、殘木等，房屋的木柱、木梁、木門窗、木地板等木構件，室內的多種纖維性裝修材料及木質家具、衣物、書籍等，都為白蟻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

另外，農村房屋一般都比較潮濕，采光通風差，為白蟻生存繁殖提供了適宜的環境。農村房屋除滿足居住生活外，同時具有生產、儲藏的功能，禽畜的喂養，家具工具的存放，莊稼柴草的儲藏，無論是水分，還是食物，都給白蟻的生存提供了條件[3]。

2.2房屋周邊環境因素

農村房屋無論在平原，還是在山區，村莊附近都有樹林或山地，樹林和山地中存在大量白蟻，在白蟻分飛季節，因其具有趨光性，大量白蟻飛向房屋，在房屋內外尋找合適場所營巢繁殖[4]。村莊附近樹林或山地白蟻是農村住房白蟻的主要來源。同時，農村住房通常周邊種有樹木，不少樹木種植時間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樹根和樹干內部本身就存在蟻巢，白蟻通過地下土層向住房蔓延，從地坪裂縫、基礎墻的空隙、變形縫以及水電管線等管道進入住房內取食。另外，農村住房周邊環境也是主要因素之一，臟、亂、差、墻外堆有木頭堆、莊稼柴草堆，這些均可為白蟻取食、活動提供理想場所。

2.3居民防蟻意識不高

由于居民防蟻意識普遍不高，或受限于經濟因素，在建造房屋過程中，沒有對房屋的主體結構進行白蟻預防；在房屋裝修時，也很少對室內木質構件進行白蟻預防處理。即使發現有白蟻危害，也只是對危害部位自行作簡單處理，或發現少量白蟻危害和房屋漏水，往往因忙于勞作而忽視，任由其發展。因此，一旦一家住房有白蟻，周邊其他住房也會相繼被白蟻侵害，形成逐步蔓延的后果。

3農村住房白蟻治理措施

要對農村住房白蟻進行有效防治，控制蟻情的發展，降低白蟻的危害，必須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綜合治理”的方針，關鍵是采取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

3.1技術措施

在建造房屋時，對房屋主體結構重點部位進行白蟻預防。農村住房不管是土木、磚木或磚混結構，高度普遍在1～4層，無地下室，基礎深度在2 m以下，考慮成本因素，只需對房屋主體結構重點部位進行白蟻預防，用氯菊酯藥液（水∶10%氯菊酯水乳劑為1∶50）對房屋外墻內側和外側30 cm范圍內的回填土進行淋灑處理，浸透深度≥30 cm，處理完后及時在上面澆筑混凝土，目的是在房屋內外形成豎向化學屏障，阻隔白蟻從室外入侵到室內。在房屋安裝木柱、木梁、木門框、木窗框等木結構時，用藥物浸漬法對木柱埋于地下部位及地上20 cm部位進行處理；用藥物浸漬法對木梁兩端靠墻部位及離墻20 cm部位進行處理；用藥物涂刷法或藥物噴灑法對木門框、木窗框進行處理。藥物處理過的木構件可防止白蟻蛀食，達到預防白蟻的作用。

定期對房屋周邊樹木白蟻進行檢查并滅殺。檢查房屋周邊樹木有無白蟻，主要看樹木內有無被蛀食過的空洞，或樹干上有無白蟻修筑的蟻路，如有上述現象，樹根部必有蟻巢，可采用誘殺法進行治理，即將白蟻誘殺箱（規格為20 cm×20 cm×15 cm的木箱，內放滿干松木片）埋于樹根下，經15～30 d，將白蟻誘集上箱，向誘殺箱內噴氟蟲氰藥粉，4～7 d后，整個群體將死亡，可從源頭上消除白蟻從地下向房屋內蔓延擴散。

定期清理房屋的木頭堆、莊稼柴草堆。房屋的木頭堆、莊稼柴草堆堆積時間過長，會引誘白蟻過來取食繁殖，成為新的蟻患。一般6個月清理1次，可防止白蟻在房屋筑巢繁殖。

3.2宣傳培訓措施

充分利用我國建立起來的白蟻防治體系和專業機構，深入農村了解白蟻危害和防治現狀，宣傳白蟻知識；通過報紙、電臺、電視等媒體手段，集中在白蟻活躍的時期進行針對性的宣傳報道，讓農民有深刻的印象；開展對農村白蟻防治專業人員和鄉村有關職能工作人員的培訓，培訓的形式可靈活多樣，以防治白蟻現場培訓的方式，提高群眾實際操作能力，起到宣傳的積極效果。通過宣傳培訓措施，可增加農民對白蟻知識的了解，整體上提高農村白蟻防治意識，這對防止白蟻對農村房屋的危害，減少因白蟻危害造成的損失，具有積極的意義[5]。

農村住房白蟻防治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只有在實際工作中不斷探索、改進和總結，才能找到適合農村住房白蟻防治的有效方法，為農村創造一個生態安居和綠蔭成林的的優美環境。

4參考文獻

[1] 王賢強.淺談房屋白蟻的危害與預防[J].安徽農學通報，2011，17（9）：140-141.

[2] 蘇麗娟，李琰，王鳳芹，等.白蟻腸道內的共生微生物區系[J].江西農業學報，2011（1）：164-167.

[3] 曾慶安，劉自力，薛正杰，等.國內外白蟻研究綜述[J].城市害蟲防治，2011（4）：14-17，21.

第9篇：鄉村治理研究綜述范文

[關鍵詞]農村；調查；綜述；底層；陜西

[作者簡介]田富強（1972―），男，陜西寶雞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外事學院教師；(陜西西安710077)池芳春（1973―），女，陜西寶雞人，寧夏大學農學院草業科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寧夏銀川750021）田富利（1984―），男，陜西扶風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生。 （陜西楊陵712100)

農村代表生態平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與家庭組織及社會結構緊密聯系，是可持續發展的載體。中國數千年以農立國，文化積淀多源于此。[1]

一、農村基層民主研究

鄧武紅博士指出在平民社會日益強大、個人權利不斷彰顯的語境下，農村基層民主成為現代鄉村文明治理的必然選擇。選舉主要問題：(一) 賄選普遍存在。黑金扭曲選舉結果，使惡人通過合法形式獲取農村基層公共權力。運行制度不完善，候選人當選后很難監督制約，，貪污腐化。村民抓住眼前利益，賄選者與受賄者達成合謀。（二）防止基層民主演變成農村宗族勢力實現家族利益的工具。對策有：（一）村級財務公開；（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三）提高農民素質，增強參政意識；尊重個人權利，培育基層民主文化。農村基層民主處在中國場域特有的文化、制度和利益糾葛中，是現階段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矛盾的深層次反映；缺乏整個社會的根本性變革，基層民主只能是“孤島政治”。[2]

郝曉雁博士指出村民自治存在問題：（一）經營方式轉變與管理功能轉型不匹配，自治組織運作機制不協調，管理方式滯后；（二）集體經濟瓦解與傳統資金運作方式破壞，導致村級債務增加，影響自治組織行政效率；（三）經濟利益表面化和干部身份多樣性，導致自治組織班子渙散，責任心下降；（四）農民參政意識淡漠，村民議事組織松散。對策有：（一）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組織運作體系；（二）依照高效、透明原則，完善村民議事和監督規范及辦事聽證制度。[3]

陳昌洪博士剖析了村民自治存在問題：（一）腐敗嚴重，難以選出為民辦事的村官；（二）縣鄉政府對村民自治指導不力，村兩委班子協調困難；（三）村級經濟弱小，難以提供村民滿意的公共產品。對策是：（一）加強制度創新，建立健全以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為基礎的民主決策制度，以村規民約和村民自治章程為主體的民主管理制度和以村務公開、民主評議為核心的民主監督制度，加大懲治村官腐敗力度；（二）縣鄉黨委和政府應加強對村委會的指導，為村民自治創造良好環境；（三）政黨主導，政權支持，自治主題，漸進發展：遏制、打擊農村社會黑惡勢力和財團勢力；有效激勵村干部；發展農村經濟，為村民提供必要公共產品。[4]

二、退耕還林還草研究

程默博士認為退耕還林要充分考慮農戶利益，進行管理制度創新：（一）盡快構建退耕還林區生態效益補償制度；（二）通過鼓勵產權合并實現林權相對集中，提高資產價值特征與產權制度匹配程度；（三）通過政府公共支出政策促進退耕還林地區經濟結構改善，拓寬退耕農戶就業增收空間。公共支出應主要用于：基本農田建設和農用能源建設；扶持龍頭企業，發展支柱產業；救濟補貼政策到期后生活貧困的退耕還林戶，對其進行免費技能培訓。[5]

葛文光博士指出退耕還林存在的問題：農民對政策了解不夠；缺乏總體規劃，實際退耕面積超過國家任務，補助資金難以滿足完善工程需要；驗收不及時、不嚴格；造林技術應用不到位，種苗采用缺乏科學性，不重視林木后期管護；林權證發放不到位；后續產業發展存在盲目性；農民對八年后生活不樂觀。建議以科學發展觀統領政績觀；出臺《國家退耕還林總體規劃》；保證農民擁有基本農田；進行生態環境教育；建立林木管護體系；制定科學合理的后續產業發展規劃；引導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盡快發放“林權證”。[6]

三、農村專業組織研究

李雙元博士關于陜西關中地區農民專業協會調查的案例為支部推動型、能人帶動型和政府推動型：（一）專業協會是農戶抵御市場和自然風險、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的現實選擇；（二）作為現行經濟環境下農村誘致性制度安排，專業協會與村支部、村委會等強制性制度安排的協調，需要良好的制度實施機制，以促進基層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的良性互動；（三）專業協會應先發展后規范。存在問題：（一）協會功能未完全發揮，與農戶預期差距較大；（二）設立門檻，有悖國際合作聯盟合作原則。[7]

岳佐華博士與李小玉女士指出：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信用資本，蓄積了人力資本，盤活了市場，促進了特色經濟發展。漢中市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類型有：龍頭企業依托型、能人大戶依托型、部門依托型、農民自發型。問題有：（一）1／2的合作組織沒有明確的組織章程，4／5的合作組織未注冊；（二）部門依托型合作組織體制和產權不明晰；（三）管理欠規范，信息手段落后；（四）人員素質低，資金不足。[8]

四、農民增收培訓研究

張聰群博士指出漢中市農民增收的障礙：（一）鄉鎮企業、村辦企業收入下滑；（二）農民缺乏市場信息和經營指導，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差；（三）農用物資價格上漲；（四）外出務工人員組織化程度和培訓率低；農民增收思路不廣，收入差距拉大。并提出對策：（一）優化農業內部結構，挖掘農業自身潛力；（二）扶持以農產品加工營銷為主的龍頭企業，帶動農業產業化發展；（三）消除體制，統籌城鄉居民就業；（四）改革完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五）多渠道融資，加大農業扶持力度；（六）加快農業信息建設，增強農民規避風險、應對市場競爭的能力。[9]

黃雯博士指出，西安市藍田縣農村勞動力流動呈現年輕化、知識化、技能化、區域不斷擴大、數量質量快速增長趨勢：（一）以青壯年和男性為主；（二）素質、技能與收入正相關；（三）自發性為主；（四）長期務工人員比重大；（五）行業分布不均，以餐飲業為主。建議因地制宜進行實用技術和職業技能培訓，增強進城務工人員競爭力；出臺就業準入法，嚴格就業準入；推行勞動預備制度和資格認定制度，延緩勞動力供給，緩解就業壓力。[10]

張藕香博士認為年輕力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力資本型勞動力轉移，造成農村人力資本流失，阻礙科技知識普及、良種推廣、土壤改良、新技術應用和產業結構調整。應進行農業深度開發，消化剩余勞動力，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11]

五、陜西蘋果產業研究

李繼翠博士指出陜西蘋果產業化發展的制約因素：（一）產后商品化處理環節薄弱，標準化程度低；（二）行業協會不成熟，果農組織化程度低，龍頭企業缺乏長遠規劃；（三）技術推廣、管理及金融服務體系不完善，質量安全監管體系尚未建立；（四）資金和人才遭遇瓶頸制約。建議：（一）推行標準化管理，發展綠色果業和生態有機果業；（二）提高行業組織化程度；（三）加強蘋果服務體系建設；（四）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建立蘋果生產保障體系；（五）創新體制，做大做強龍頭企業；（六）實施名牌戰略。[12]

宋東風、王恩胡、鋒博士指出，陜西白水縣蘋果發展要推廣“四大”關鍵技術，規范化生產，提高果品質量；鼓勵科研院所參與，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科技興果；提高果農種植積極性，促進蘋果生產社會化、現代化、市場化。[13]

六、農村醫療教育研究

睢黨臣博士指出陜西省洛川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宣傳力度小，農民參保意識弱；籌資難度大，水平低；報銷范圍窄，受益面小；組織機構不完善，報銷制度不科學。建議強化政府職能，建立多層次、多渠道籌資機制；健全監督機制，規范基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強化行業管理，普及衛生知識。[14]

肖湘雄博士指出，運行機制制約了陜北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一）醫療市場混亂，農民就醫困難；（二） 費用居高不下，農民因病返貧；（三）投入不足，缺醫少藥，鄉鎮衛生院步履維艱。他建議：（一）推進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二）糾正專項經費使用和預算外資金財政統籌存在問題；（三）因地因時制宜，探索以農村合作醫療為導向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將其作為非營利組織給予扶貧資金支助；（四）有效補助鄉村醫生。[15]

王朝輝博士指出陜西農村學校經費困難：老校危房增多，新建校債臺高筑；拖欠工資和“普九”債務償還無望；負擔轉嫁給農民和村集體；縣級財政教育包袱沉重。建議制訂義務教育投入法，建立以國家、省、市為主，各級財政按比例負擔機制，完善農村中小學教師工資保障機制和校舍維護改造建設機制。 [16]

七、水資源與農村金融

王文軍博士指出當前陜西安康水資源存在的問題：（一）洪旱災害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生態退化與水污染嚴重；（二）產業結構布局與水資源條件不適應；水資源管理制度創新不足，分配不均衡現象嚴重，供水短缺與用水浪費并存；（三）水電站與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嚴重；旅游業發展與水源地保護存在矛盾。建議：（一）適水發展，提倡節水型產業；（二）加大執法力度，保證水質和水環境安全；（三）開發非常規水資源，滿足用水需求；（四）加強環境質量評價，有效、合理、科學建設水電站；（五）建立有助于水資源合理利用的水權水價制度；（六）協調完善水事決策機制。[17]

高波博士分析了西安郊區農村金融發展緩慢的原因：（一）農村金融機構數量銳減，功能萎縮，實力不足；（二）農村經濟基礎薄弱，信用環境不佳。對支持“三農”的影響是：（一）金融機構從農村市場退出，縣域資金流失，影響信貸資金投放力度；（二）管理體制不活，制約金融服務水平；（三）農村住房產權缺失，影響農民獲貸能力和商業銀行信貸支持范圍。建議多方聯動，優化農村金融投資環境；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健全農村金融市場體系；構建農村金融風險管理和補償機制，調動金融機構支農積極性。[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