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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未成年隱私保護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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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未成年隱私保護法范文

關鍵詞：個人信息；隱私權；法律保護立法建議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1015302

隨著計算機及網絡在全球的進一步應用與普及，這個世界正式跨入了信息時代，個人信息逐漸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源，也漸漸被一些不法分子所覬覦。在2012年中央電視臺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晚會上披露的招商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等相關銀行機構的網銀客戶賬戶發生的幾起資金被盜案更加凸顯了個人信息的重要性。如何依法保護個人信息，成為全社會的焦點和法律人士爭論的熱門話題。

1個人信息概述

1.1個人信息的含義

我國目前關于個人信息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界定。所謂個人信息指的是與個人的私生活或者隱私有關的全部信息的總和，但不限于此，還可以包括個人的生理、心理、智力、家庭等等各個方面的信息，尤其是個人的財務信息如銀行賬戶賬號、密碼等等。總之，本文所探討的個人信息一定是對個人來講有保護價值的信息。

1.2個人信息與隱私權的關系

隱私權保護、個人信息保護等都是旨在維護個人的權利。個人信息保護主要是對個人資料及其處理過程中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護，當然也包含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從隱私權保護的角度來看，個人信息保護主要涉及個人資料和通訊的安全以及網上活動的私密性問題。依據不同的標準，個人信息的種類有不同的劃分標準。在個人信息是否涉及個人隱私來講，可以將其劃分為隱私性個人信息和一般性個人信息。顧名思義，隱私性個人信息就是涉及個人隱私的敏感信息。根據英國1998年《資料保護條例》的規定，敏感個人信息是“由資料客體的種族或道德起源，政治觀點，或與此類似的其他信仰，工會所屬關系，生理或心理狀況，性生活，或宣稱的關系，或與此有關的訴訟等諸如此類的信息組成的個人資料”。

2個人信息法律保護的重要意義

2.1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的重要途徑

對處于網絡時代的公民個人來講，其自身的信息安全對其個體的發展有著特殊的意義。同時，我國正在大力建設和諧社會，其作為和諧社會的主體，都理應有一定的個人私密空間，可以保留一些屬于自己私人的且并不希望為外界知曉的個人信息，這樣的信息包括個人的身份信息、生活習慣、業余愛好等等。這些信息不僅涉及到公民個人的聲譽，同時還關系到公民個人正常的生活環境的維持，甚至是日常社會交往的開展。一個社會更加人性化的標志便是對個人信息保護的全面化，這也是一個有序社會的內在要求。文明社會是一個有秩序的社會，諸如政府決策等信息必須對公眾公開，但是，涉及到公民的私人信息，應當予以尊重和保護。

2.2法治社會的基本訴求

不可否定的是，信息在當今社會作為一種有價值的資源，其合理的共享和流動對于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甚至是基礎性的作用。正式由于信息資源的上述戰略性地位，各種主體不論個人還是組織，不論國家還是公民，都會采取不同手段在達到自己獨特的信息優勢。現實生活中經常發生的個人信息被盜的情況就是這種信息爭奪過程中出現的無序化競爭現象。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個人信息被任意批量化的傳播現象越來越普遍。正因如此，個人信息被惡意收集并被不當使用的風險也隨之增多。上述現象都嚴重擾亂了這個社會和公民的正常秩序。為了遏制這種肆意侵犯個人信息的現象，目前，世界上已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立法。目前，個人信息泄露儼然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對公民的個人信息進行法律保護，需要在確保國家和公共利益的原則下，賦予公民對個人信息傳播的相對自主控制權。從法律價值層面看，對個人信息進行立法保護也回應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價值訴求，更為重要的是強調了公民的信息自由權，從而保護的人權。因此，保護個人信息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項基本訴求。

2.3現代信息社會健康發展的有力保障

如上所述，信息作為一種戰略性資源，其合理的共享和流動對于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甚至是基礎性的作用。現代社會，電子商務越來越越深入人們的生活，甚至有人將電子商務稱為21世紀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可見，其必將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政府活動的電子化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這被認為是建設高效、透明政府的重要舉措。無論是電子商務還是電子政務，均會涉及到個人信息的保護，因此，保護個人信息是推進電子商務與電子政務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3我國現階段對個人信息法律保護的現狀及缺陷

3.1我國目前對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規定

個人信息的法律保護問題是隨著信息社會的不斷發展而出現的一個新的社會問題。我國由于傳統觀念、信息產業、科學技術以及立法規劃等方面的落后，曾經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沒有給予個人信息的保護以充分的重視，因此，直到現在，我國仍然沒有制定出一部專門保護個人信息方面的法律。當然，立法的落后并不代表著我國目前對個人信息不進行保護。

3.1.1我國法律對個人信息的直接保護

目前我國法律、法規、規章及司法解釋直接對“個人信息”加以保護的條款數量相當有限，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法》是僅有的兩部全國性的法律，其中直接規定了“個人信息”的保護問題。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法》第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護照簽發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因制作、簽發護照而知悉的公民個人信息，應當予以保密”。第二十條規定：“護照簽發機關工作人員在辦理護照過程中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五）泄露因制作、簽發護照而知悉的公民個人信息，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法》第六條第三款規定：“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對因制作、發放、查驗、扣押居民身份證而知悉的公民的個人信息，應當予以保密”。

3.1.2我國法律對個人信息的間接保護

除了上述直接保護之外，我國法律還對個人信息提供間接保護。如，《憲法》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公民享有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權利”、“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等。同時，在有關的部門法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與個人信息保護有關的法律條款，例如，《民法通則》在有關人身權的保護中規定了“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民事訴訟法》也規定了“對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應當不公開審理”；《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十四歲以上不滿十六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開審理。十六歲以上不滿十八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開審理”。

3.2目前我國在個人信息法律保護方面的缺陷

隨著時代的發展，計算機已成為個人信息處理普遍使用的工具，這也直接導致了全球范圍內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究其原因在于，計算機具備超強的信息處理能力，但是其對個人信息缺乏保護能力，很多個人信息可以輕易地被不法收集和利用，而且，這種現象已經成為某些行業的“正常”現象，這種現狀在沒有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國家更為嚴重。我國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存在諸多不足，主要表現在：

（1）法律規定有限且難以適用。這主要表現在法律條款的數量上，條款數量的局限也導致其適用范圍過于狹窄，因此，急需建立一部統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

（2）法律規定重刑輕民。此處的重刑指的是重視“刑事處罰”和“行政管理”，輕民指的是輕“民事歸責”與“民事賠償”。這種傾向導致信息主體的損失（包括財產損失和非財產損失）得不到充分的補償。

（3）目前的大部分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例如，許多條款僅僅規定了對個人信息的保密義務，而這僅僅是一個沒有責任的義務而已，導致了規定的形同虛設。

（4）法律規定雜亂無章，缺乏體系。單就就法律條款的具體內容來講，大部分條款通常僅對個人信息保護問題一帶而過，而不能準確闡明保護的理由、保護的基本原則以及相關的權利主體及其權利和義務等基礎問題。

（5）保護觀念陳舊。個人信息的法律保護在我國還是一個新生事物，因此，很多部門對個人信息保護的重要意義缺乏深刻認識，同時，又缺乏有效的保護措施，這直接導致了個人信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中頻頻遭受各種威脅。

4完善我國個人信息法律保護的若干思考

確立一種健全的法律體系，不僅有利于解決在個人信息保護中出現的問題，同時，在這種體系的規范下，有利于不斷地完善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進步，使個人信息受到更為徹底的保護。有利于公民隱私權的充分保護，使公民的人格權、財產權得到全面的保護。

4.1秉持科學的立法理念

在立法理念上，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應當將促進個人信息的流通與利用與保護個人信息權利有機結合起來。個人信息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理應得到充分保護，我們提倡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基本要義也首先在于保護，這其中體現的則是對人的尊重以及對基本人權的尊重。

站在社會資源的角度講，社會要求個人信息能夠自由傳遞，能夠盡可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此，在強調隱私保護的同時，我們應避免個人信息被絕對地與世隔絕，否則，將造成對信息自由的不當遏止，甚至會造成社會文明發展進程的緩慢。因此，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基本宗旨還在于促進個人信息的流通與利用。雖然二者會存在某種程度的沖突，但是，我們應當承認，二者并非完全此消彼長的關系，相反二者之間完全可以相互促進。

4.2明確個人信息法律保護的基本原則

對于個人信息保護而言，基本原則至關重要，筆者認為，原則是個人信息保護在整個體系中起到指導作用，即一種依據，起到支配作用，明確個人信息保護中要保護什么，怎么保護及保護的方法，原則也是一種制度，使個人信息保護做到有的放矢。

所謂個人信息法律保護的基本原則系指指導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司法的基本準則，它貫穿于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始終。在這一點上，世界各國（地區）和組織的規定大同小異。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規定了原則：收集限制原則、資料質量原則、目的特定化原則、利用限制原則、安全保障原則、公開原則、個人參與原則、責任原則。德國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了六大原則：直接原則、更正原則、目的明確原則、安全保護原則、公開原則、限制利用原則。我國臺灣和不少國家在制定或修正個人信息保護法時，大都直接采用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制定的原則。綜合考慮以上原則，我國在未來的個人信息保護立法中應當充分借鑒，充分考慮與國際接軌，只有這樣才能適應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步伐。

4.3加快個人信息保護專門立法步伐

正因為我國現有個人信息法律保護存在諸多不完善的地方，導致現實中不能對個人信息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所以，筆者認為我國應制定一部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這樣就可以為個人信息提供直接而有效的法律保護。筆者認為，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最應該明確的是個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以及信息主體權利和義務的界定。概念界定包括個人信息的界定、個人信息主體的界定等；權力義務的界定包括個人信息主體對其信息資料所享有的權利，如知悉信息收集人的身份、收集目的、使用方式、信息轉移的可能性、信息保管情況等的知情權，是否將個人信息提供給第三方、提供哪些信息、對信息如何使用的限制等情況的自助控制權，

有權查閱、修改個人信息的權利以及信息被非法或不當使用時的賠償請求權等等，以及個人信息主體的義務；個人信息用戶的權利與義務；規定收集個人信息的條件、收集的信息內容、信息使用目的的限制、信息傳輸的限制、對信息儲存的要求、信息安全保證措施等事項；個人信息在例外情況下的披露與公開；關于互聯網的特別規定；關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此外，還要對當事人權利遭受侵害時的救濟途徑，以及信息用戶違法時應承擔的法律責任作出規定。

4.4立法應符合我國的法律體系

雖然制定一部系統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迫在眉睫，但是我們還必須考慮到我國法律的系統性問題。眾所周知，個人信息權利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它涉及公民個人的人格人格與隱私利益。此外，除了個人隱私以外，其他具有商業價值的個人信息可以被稱作商業秘密。因此，在進行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時，必須注意到個人信息保護法與憲法、保密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民法通則等相關法律之間的關系，必須處理好特別法與一般法之間的關系。筆者以為，將來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體系應該是以個人信息保護法為核心，憲法、民法通則、反不正當競爭法、保密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護法、殘疾人保護法、統計法等相關法律相輔相成的一個有機統一體。

健全完善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體系，有利于保障公民人格利益免受非法侵害，維護公民的尊嚴，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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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未成年隱私保護法范文

摘 要 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電子商務在歷史的潮流中應運而生。對于這種新型的市場交易方式，它具有開放性、全球性、低成本、高效率的優勢，但同時它也給我們帶來了嚴峻的法律考驗這是因為法律的滯后性嚴重障礙了網絡消費者隱私權保護。故，本文試圖從保護電子商務消費者隱私權入手，通過比較國內外保護網絡消費者隱私權方面的相關立法，并深入反思，以期加強我國電子商務網絡消費者隱私權的保護。

關鍵詞 電子商務 消費者 隱私權 相關建議

“隱私權”一詞最早提出由美國法學家路易斯•布蘭戴斯和薩默爾•沃倫在其1890年發表的論文《隱私權》中提出。此文章首次論證了保護個人隱私、個人隱私權不容侵犯的觀點，這些觀點對后來侵犯隱私權案件的審判和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謂隱私，通說指一種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當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個人信息，當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個人私事以及當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個人領域。

一、損害電子商務消費者隱私權的主要侵權方式

（一）未經授權進入他人系統收集資料、在網絡上公開或轉讓他人的隱私。該類侵權行為如果造成一定影響，對他人名譽造成損害，或對他人肖像權進行了侵犯，行為人應但侵權責任。

（二）未經授權截獲或復制他人正在傳遞的電子信息。這種侵權行為大多是網絡黑客所為，利用各種技術手段竊取和篡改網絡用戶的私人信息，情節嚴重的可以適用《刑法》252條規定，構成“侵犯通信自由罪”。

（三）制造、傳播計算機病毒及從事其他侵犯網絡和他人合法權益的活動。對此行為，依據《計算機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實施辦法》，應擔刑事責任。

（四）廣告商的大量垃圾郵件干擾他人安寧。

二、電子商務消費者隱私權保護國內外主要立法現狀

（一）國際立法現狀

在國際社會上，對網絡消費者隱私權加強保護已達成共識，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的行業自律模式以及以歐盟為代表的立法規范模式。

1．美國立法現狀

1997年，克林頓批準公布了《全球電子商務框架報告》，該報告特別強調了對網絡消費者隱私權加強保護，要求個人信息收集者告知消費者他們收集了網絡消費者怎樣的個人信息，做何種程度和范圍內的使用，在是否愿意個人信息被他人利用及再利用方面，消費者者有選擇權，一旦收集者對消費者造成了精神和財產損害，消費者有權獲得補償等。

1998年，美國商務部又了《有效保護隱私權的自律規范》，進一步要求網絡從業者必須制定保護網絡個人資料與隱私權的自律規約。同年，美國還出臺了《兒童網上隱私權保護法》，禁止網絡從業者誘導未成年人填寫個人信息，包括姓名、生日、住址、消費習慣、產品偏好，甚至父母年薪等資料。

2．歐盟立法現狀

與美國大相徑庭，歐盟側重通過廣泛立法對個人資料進行保護。早在1981年歐洲會議就簽署了《關于個人數據自動處理中個人權利保護公約》等文件。歐盟在1995年又通過了《個人數據保護指令》，要求各成員國以此為據，修訂各國隱私權保護法。由于美國非以法律來保障網絡隱私權，嚴格講，不合此規定，因此對美國采取了非關稅壁壘。1999年，歐盟部長會議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上個人數據收集處理過程中個人權利保護指南》，為網絡服務者和客戶提供了清晰可循的隱私權保護原則，并加強了網絡服務商的責任和網絡用戶自我保護意識的培養。可見，歐盟一直比較重視以立法模式來保護網絡隱私權。

（二）國內立法現狀

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缺乏對個人隱私權的足夠重視，個人隱私法律意識單薄，在隱私權保護方面還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而只在一些相關法律中例如憲法、民法、刑法、訴訟法等相關立法中做出零散規定，缺乏對網絡消費者隱私權保護的針對性，也沒有頒布關于網絡消費者隱私權保護的較系統的法律，在實踐中，審判的可操作性也不強，但從目前的電子商務發展的軌跡來看，網絡消費者隱私權保護已呈現部門化、獨立化和特別化的趨勢，制定旨在保護網絡消費者個人隱私權的法律將遲早走上議事日程。

三、對我國電子商務消費者隱私權保護的立法建議

（一）立法先行，從法律上明確規定將網絡隱私權作為獨立的人格權。我國至今還沒制定專門立法加強對隱私權的保護，而是將其作為名譽權處理，這非常不利于公民隱私權的保護。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網絡隱私權更容易受到侵犯，其危害更大。因此，我國在借鑒國際立法的同時，盡快立法提高網絡隱私權的法律地位，從法律上明確隱私權作為獨立人格權的地位，在民法典中，將隱私權從名譽權中分離單列出來，增加有關隱私權的條款，使隱私權上升為同名譽權、肖像權等人格權相并列的地位。

（二）加強網絡消費者隱私保護意識。目前，在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進程中，依然有很多人民大眾法律意識淡薄，維權意識也相當淡漠，用戶在網上購物時，對于商家索取用戶的電子郵件、電話號碼等有關個人信息缺乏防范意識，一旦出現侵權行為，亦忍氣吞聲，尤其仍殘余并抱有“厭訟、恥訟”心理，故而，使許多不法商家逍遙法外。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加強網絡消費者隱私保護的意識，不僅要大力宣傳法治，還應該積極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個人數據資料的喪失。

（三）積極促使我國電子商務消費者隱私權立法保護同國際協調。從歐盟與美國關于網絡與電子商務中隱私權保護的矛盾我們可看出，保護網絡與電子商務中的隱私權絕對不是關上門就可以完成的，一方面，需通過我國法律對我國用戶和外國用戶以完善的隱私權保護，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其他國家的法律與機構來保護我國用戶的隱私權。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因特網是沒有國界的。

參考文獻：

第4篇：未成年隱私保護法范文

國外互聯網校園網網絡安全自1994年我國接入互聯網以來，十幾年里，互聯網在我國得到了飛速發展。以大學校園網為主體的校園網絡建設迅猛發展，大學校園網已基本普及，中小學也有近6000所學校建設了校園網。校園網與互聯網相連，在享受互聯網信息方便快捷的同時，也給校園網的安全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網絡安全管理成為新時期校園管理的重點和難點。學習和借鑒他國先進的互聯網安全治理經驗，對于校園互聯網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歐美國家的互聯網安全治理

1.美國的互聯網安全治理。1946年第一臺計算機在美國研制成功，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在美國發端，由此推動了美國數十年來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這一發展過程也是互聯網的治理過程：用法律法規保障公民的網絡信息安全及實體基礎設施的安全。如早在1966年就制定的《信息自由法》、1976年制定的《陽光下的政務法》、1978年制定的《總統檔案法》和《計算機犯罪法》、1987年制定的《計算機安全法》《2001年關鍵基礎設施信息安全法案》、2002年SNAS學會的《保護賽伯空間安全的國家戰略》等法律法規，有效地保護了公民的網絡信息安全及實體基礎設施的安全，這其中也保護了全美大中小學數千萬學生的互聯網使用安全。

2.歐盟的互聯網安全治理。2000年，歐盟委員會提出了“電子歐洲”行動計劃，主要目標是在歐洲實現信息社會，并重視對互聯網的安全治理：

首先，是注重未成年人網絡安全的保護。一是在2009年2月10日第六個“加強網絡安全日”，歐盟與全球17家知名網絡服務提供商共同簽署了《保證未成年人上網安全協議》，這17家網絡公司包括Facebook、MySpace、Google、YouTube、Yahoo、Europe等業界頂級社交網站，要求它們要協同做好未成年人的網絡安全保護；二是對移動運營商進行規范。從2007年開始，與28家移動運營商簽署了《為青少年和兒童創造安全的手機使用環境的框架協議》，協議包括對內容進行分級、嚴控未成年人訪問成人內容、撤查清理違法內容等，呼吁青少年和父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一系列舉措對我們在網絡時代如何加強校園互聯網治理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其次，是在法律規范下有效監管互聯網。上世紀90年代，歐盟了4個關于網絡和信息安全的法律文件，即《關于信息安全決議》《關于計算機犯罪的協定》《關于打擊信息系統犯罪的框架決議》和《關于建立歐洲網絡和信息安全機構的規則》等4個文件，把公共信息作為管制的重點。并在1997年9月15日了《電信部門個人數據處理和隱私保護指令》以保護互聯網個人隱私信息。

從以上美歐的互聯網治理看，這些國家和地區應對網絡社會的措施和實踐有著其成功的一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網絡時代加強我國校園互聯網安全管理，我們也應該有應對措施和部署。

二、我國校園互聯網安全治理現狀

校園網與互聯網相連，在享受互聯網信息方便快捷的同時，也給校園網的安全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而校園網的安全狀況又直接影響到學校的教學、科研、管理等多方面的活動。我國校園互聯網管理的主要特點是：用戶規模大、自主意識強、環境開放、動態性強，管理上相對復雜。

在我國校園網絡大規模建設和普及的過程中，一些問題和弊端逐漸凸顯。主要表現在：師生網絡安全意識薄弱，網絡執法人員不足；校園學生用戶缺乏自律和約束；校園網絡安全治理方面的資金、人力投入不足,相應的硬件和軟件相對滯后,未能駕馭行之有效的網絡安全防御體系。我們應該根據以上校園網安全管理中的實際情況，借鑒他國先進的互聯網安全治理經驗，構建校園網絡安全防御系統，推動校園網絡安全管理逐步走向完善。

三、我國校園互聯網安全治理對策

1.提高校園師生網絡技術素質，構建自主防御堡壘

人是校園互聯網安全治理環節中最重要的因素。“大多數網絡安全事件都是由脆弱的用戶終端和“失控”的網絡使用行為引起。”如果校園師生嚴重缺乏網絡安全基本技術素質，網絡安全堡壘將不攻自破。所以，對學校師生有計劃地進行網絡安全技能培訓是校園網絡安全的首要任務。其中，新生入學教育和新員工崗前培訓是提高網絡技術素質的好時機。培訓內容可涉及查殺毒、病毒庫升級、程序安裝、對操作系統進行及時更新、彌補各種網絡漏洞等，并就常見的網絡安全威脅問題進行培訓，提高師生的網絡安全防護技能。

2.完善網絡安全法制化建設，依法保障校園網絡安全

網絡安全管理的法制化，是校園網絡安全管理的必然趨勢。只有構建完善的網絡安全法律體系，建立健全網絡信息技術管理的規章制度，才能科學有序地應對校園網絡信息安全面臨的挑戰，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進而實現網絡安全的綜合治理。一是要落實現行的法律文件，如《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互聯網網絡安全信息通報實施辦法》等。二是要及時出臺缺位的規章條例，緩解法律法規的單一性和滯后性帶來的弊端，如出臺《未成年人信息安全保護法》、《網絡游戲管理法》等。三是要各級各類學校主動制訂適用于自己院校的規章制度，來保障校園互聯網的安全運行，如制定《校園網安全管理實施辦法》《校園網絡管理人員職責》《校園網管理記錄簿》《校園網絡安全事件記錄簿》等，實現校園網絡安全管理的規范化和科學化。

3.加強校園網絡安全教育，保障未成年人網絡安全

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在4.5億的中國網民中，青少年網民占46.3%，達2.12億人，其中未成年人超過9，858萬人。在未成年人網絡安全教育問題上，學校盡管承擔著主要的責任和義務。但以目前的中國互聯網生存狀態，家長也依然承擔著為未成年人創造安全互聯網環境的主要任務，并在孩子們學習網絡安全知識的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因此，學校要保持與家庭、社會三方之間的密切聯系，要做好對未成年人安全上網的指引工作，提供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積極向上的互聯網信息，屏蔽有害信息，集合三方的引導力量，切實保障未成年人網絡安全。

4.完善校園網絡安全的組織建設，構建科學化安全管理體系

網絡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完善的組織建設和科學的管理體系是我國校園網安全治理的可持續發展重要保障。可以成立“校園網絡安全管理委員會”等專門組織，完善網絡安全管理規章制度，建立專門的網絡安全管理隊伍，根據自身條件構建科學的校園網絡安全管理體系。新時期網絡安全的嚴峻形勢，要求校園建立網絡輿情的預警、干預、評估的科學化安全管理體系以及時對網絡安全動態及安全狀況做出評估和預測，并有科學應對預案，保證網絡安全防范體系的良性發展，確保它的有效性和先進性。

參考文獻：

第5篇：未成年隱私保護法范文

【關鍵詞】 積極自由　消極自由　大眾媒介權　個人隱私權

在實踐中，大眾媒介權與普通主體個人隱私權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權利沖突(報道對象是公眾人物時，這種沖突尤為突出)。最近若干年來，媒體頻頻報道的“人肉搜索”事件、不雅照片（視頻）事件以及與社會知名人士有關的打架事件等，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大眾媒介權與個人隱私權的沖突問題，也進一步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

作為近代以來所形成的關于自由觀念的兩種基本的學說——“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為我們觀察和探討大眾媒介權和個人隱私權的關系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從一定意義上說，個人隱私權觀念主要體現了消極自由觀念,大眾媒介權的理念則更多地反映了積極自由的觀念。兩者存在客觀的“權利張力”關系，同時也是對傳統公權力與私權利理念的超越。

一、自由主義理論：對權利與自由關系的解讀

人們對權利和自由的認識與理解在人類社會的思想發展歷史中源遠流長。“權利范疇標志著人們應該、能夠或者實際做出某種行為的自由度。”①或者說，權利是主體宣稱對權利客體所擁有的按照自己的自由自主意愿來處分或處置的資格和能力。英國“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格林對權利的個人角色與社會角色的一致性問題進行了深刻思考。他認為，任何權利都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個人為“做有價值之事或享用有價值之物”而向社會提出行動自由的要求，這種要求的前提是承認他人的同樣要求，并準備為此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二是社會對個人要求的承認，由于個人提出的要求以承擔一定的義務為條件，總會得到社會的承認。社會承認了個人的要求并賦予他實施要求的權利時，個人的要求就轉化為權利。因此，他把權利定義為“一種建立在共同之善基礎上的，被社會所承認的要求”。②霍布斯、盧梭、康德等都沒有把權利看作是僅僅涉及個人的行為，他們都注意到了除個人之外其他人的存在，只有在個人的自由意志與其他所有人的自由意志協調一致時，才有一般意義上的權利③。這也體現了權利的整體性和社會功能的指導精神和基本理念。

自由是人類追求的終極價值，是西方自由主義學說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外理論界所關心的核心和前沿問題。自由主義是理性主義的一種，邊沁與斯密是英國理性時代的杰出代表。自由主義者一般都認為，“對于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者”，“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④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若說為了那人自己的好處，不論是物質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處，都不成為充足的理由。⑤自由主義者把個人作為起點的分析單位，社會在他們看來只是一個“人造的軀體”，是原子個體在某種程度上的機械組合，它可以通過人的自覺活動而加以變更和改善。

賽亞·伯林作為英國政治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對自由有著獨特的見解。他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對自由的概念進行了全新的梳理和詮釋。伯林指出，消極自由涉及對“在什么樣的限度以內，某一個主體可以或應當被容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為他所能成為的角色而不受到他人的干涉”。積極自由則和以下問題的解答有關：“什么東西或什么人有權控制或干涉，從而決定某人應該去做這件事、成為這種人，而不應該去做另一件事、成為另一種人。”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最大區別在于個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而不著眼于別人或外力是否設置障礙，以做自己主人為要旨的自由與不讓別人妨礙我的選擇為要旨的自由。⑥

事實上，任何絕對的積極自由或消極自由在現實社會中都是無法存在的。積極自由的本意是自主，而消極自由的本意是不受限制。換言之，消極自由是免除限制或阻礙的自由，積極自由則是道德上的自主自治。消極自由離不開積極自由，一種不受干涉、沒有阻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任何一個主體無論是在社會方面還是在精神、身體方面都存在無數障礙、強制和涉，個人的社會性所決定的社會生活使任何一個人不可能逃避法律的、道德的強制和干涉。就制度性和可行性而言，消極自由通過法律體制可以保障和實現，如個人隱私權通常可通過法律規范得以確認和保護。但積極自由則由于其本身的內涵和外延不是特別確定，較難通過法律制度來保障和實現，如大眾媒介權一方面面臨法律明文予以授權的困難，另一方面則面臨著權利可能會被濫用的困境。

在自由主義學者看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都是客觀存在的、合理的、可實現的。伯林指出，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都是真實存在的問題，都是不可逃避的問題，均是非常合理的概念⑦。事實上，消極自由可以通過對個人自由權利的彰顯能夠起到抑制積極自由被濫用的作用和效果；而積極自由在不放棄和尊重個人自由權利的同時，關注對社會整體利益的追求與維護，可以彌補消極自由對社會整體利益和人類終極關懷的欠缺，有助于個體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有機統一。在社會實踐中，以個人隱私權為代表的私權利要求排除包括大眾媒介在內的各類主體的非法干涉，而以大眾媒介權為代表的社會權利為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則要求獲取個人的可能涉及隱私的信息，由此形成了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沖突。但正是這種沖突，使得個體權利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抑制強勢媒介權的濫用，而大眾媒介權又通過輿論傳播來彌補個體對社會整體價值的忽視，二者呈現出既有張力又相輔相成的關系。

二、積極自由：大眾媒介權的恰當行使

大眾傳播媒介在日常新聞宣傳與報道中，經常可能體現為公民個體話語的載體，但實際上是以公眾集體話語的形式或名義進行表達和傳播的。大眾傳播媒介在從事大眾傳播活動的過程中，事實上是以公務法人的身份履行社會信息傳播職責的，即使是私人所擁有的傳播媒介，其真正的主體也并不是純粹的個人——因為純粹的個人無法代表社會公意。大眾媒介權的完整的行使和履行是由多個密切關聯的環節構成的，每一環節的依法、自由、有序的運行在發揮大眾媒介權的整體社會功能方面都必不可少。大眾媒介權作為一個多學科的復合性概念，可以將之視為一個權利束或統稱權，它由多個單列權項或具體權項構成，這些單項權利或具體權項包括但不限于知情權、采訪權、真實意思表達權、信息自由權以及信息公開傳播權等，其基本性質屬于公共社會領域中的社會權利。

基于積極自由的概念，大眾媒介有著主動、積極地實施新聞報道、新聞傳播的自由。但在行使大眾媒介權的過程中，涉及大眾媒介的行為能力問題。通常可以將此分為積極行為能力與消極行為能力。積極行為能力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強調自由行為中的自主性、自治性的倫理問題，避免以大眾媒介權做各種交易、搞“有償新聞”。消極行為能力則涉及外在法律制度的約束問題。這種行為能力應該充分考量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準確把握大眾媒介權的邊界。公民有權知道的或者允許知道的，媒介也應當有權知悉；反之，公民無權或不允許知道的，大眾媒介同樣無權知悉。顯然，這是現代憲法原則的基本要求。而在大眾傳播實踐中，“求新求異”的職業“價值”倡導將大眾媒介權無邊界化，通過逾越法定權限的某些采訪手段似乎成為敬業或顯示欲有所作為的代名詞。“在一個有法律的社會里，自由僅僅是一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被強迫去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為其他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⑧

第二，正確處理復雜權利層級體系中大眾媒介權的法律位階。在我國當前的社會背景下，公民權利意識空前覺醒，各種權利彼此之間互相交錯，而各種權利之間明顯存在等級層次區分，當這些權利本身發生沖突時，下位權利效力低于高位權利，也應當服從于上位權利。當然，權利本身的層級性并不意味著權利主體可能存在等級性，而是指權利本身法律屬性的層級性。比如憲法性權利高于其他普通民事權利，與權利主體人身不可分離的生命權、健康權、人身安全權、人格尊嚴權、姓名權等人格權利應高于其他一些派生的精神性或財產性權利。就大眾媒介權而言，大眾媒介為強調突出報道中的新聞價值而對報道對象的上位權利如個人隱私權構成侵害時，大眾媒介應承擔由此帶來的法律責任，大眾媒介權應受到法律合理的限制。

第三，社會公共利益和善良風俗的維護。大眾媒介權的特殊社會權利屬性決定了它與社會公共利益間的密切關系，也決定了媒體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因此，行使大眾媒介權本身不能妨害社會公共利益，不得妨害公序良俗。具體而言，新聞媒體和新聞記者行使大眾媒介權應該有益于社會公眾權利、利益，而不得對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造成損害。在通常情況下，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一般涉及對社會公共道德的侵蝕、對社會所公認的道德標準信仰構成挑戰，可能引起道德水平下降、敗壞社會風氣等。此外，可能還會涉及對的誹謗誣蔑，這不僅傷害信教者的感情，而且可能由此引起宗教糾紛，構成對社會秩序的損害。

三、消極自由：注重對個人隱私權的保護

法律對個人隱私權予以確認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排除其他人對自己隱私自由的非法干涉和強制，其實質則體現出消極自由觀的特質。個人隱私的維護和保有在現有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內,使特定主體被允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為他所能成為的社會角色，而不受其他人的非法干涉。個人隱私權蘊含的消極自由理念，凸顯了對個人社會主體地位的充分尊重，逐漸去除了身份對個人權利的限制，體現了“從身份到契約”的歷史潮流與趨勢，標志著人類文明有了某種新的發展。

消極自由是指特定主體不受其他人的非法干涉和強制。這里的強制，意指某些人故意在我本可以自由行動的范圍內,對我橫加干涉⑨。它是“免于……的自由”,關心的是“在什么樣的限度以內,某一個主體(一個人或一群人)可以、或應當被允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為他所能成為的角色,而不受到別人的干涉⑩。顯然，消極自由充分強調個人自由的維護，存在于排除干涉的“消極”目的中。一旦依據社會規則被界定為個人所享有的自由，那么這些自由權利就形成了某種“絕對的屏障”，無論是國家、民族、還是其他個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干涉。自由主義學者認為，對個人的福祉，本人始終是關切最深的人；除了一些私人聯系很強的事情外，任何他人對于他的福祉所懷有的關切，和他自己所懷有的關切比較起來，都是微薄而膚淺的。社會對于作為個人的他所懷有的關切也總是部分的，并且完全是間接的；而個人本身關于自己的情感和情況，比起任何他人所能有的不知要勝過多少倍。這樣看來，個人應該有其自由活動的場所 。

遵循個人主義的基本信條，每個人是其自身利益及知道如何促進這些利益的最佳判斷者，都應被賦予選擇其自身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的最大自由和責任。消極自由高度評價自我依靠、隱私權以及對他人權利的尊重，特別強調個人權利，尤其是人身權、財產權與表達自由權，其他所有權利都依從于個人權利。而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對個人價值和尊嚴的肯定，對個人權利與利益（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的尊重與保護。保護個人隱私，就是尊重人的精神利益與人格尊嚴。隱私權所保護的是自然人的一種精神利益。作為人格權發展過程中出現較晚的一種權利類型，對其進行司法保護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類社會逐漸走向文明時代，社會關系日趨復雜，隱私范圍不斷擴大，隱私觀念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內容也更加豐富，延伸到個人生活秘密和生產秘密等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傳播媒介的現代化和多樣化，公民的隱私意識也逐步增強，人們愈加希望能為自己保留一個私人空間，更加追求自我獨立的權利。

在現實生活中，公眾從其“利益”出發，與其“利益”相關的事項或信息，他們有法定的權利獲悉或知曉，這就是公眾依法享有的知情權。知情權得到切實維護的途徑有多種，但最主要的途徑之一就是新聞媒體的報道，這就派生出公眾知情權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即大眾媒介權。隱私權與以知情權為依托的大眾媒介權的沖突在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我國近年來發生的“人肉搜索”第一案 、郭某徒弟毆打記者案 、李雙江之子打人案 、高速公路超速不雅照事件等都引起了各界對個人隱私權保護的強烈關注。在以上涉及隱私權與大眾媒介權沖突的個案中，因當事人處理方式不同，就產生了不同法律后果。關于前述毆打記者案，《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都發表了相關評論。《人民日報》的評論特別指出“演員是個特殊的職業，通過表演展示和傳播傳統藝術，自身實際上也承載著觀眾對傳統文化的若干期許。打人罵人事件的發生，使這個善良期許落空了。即使受到媒體的冒犯，也有解決問題的途徑，選擇打罵并不以為忤，無怪乎“鋼絲”們失望，因為傳統藝術的文化“氣場”不對了 。而李雙江之子打人事件中的多數新聞報道則直接涉及當事人隱私的侵犯。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聞報道、影視節目、公開出版物、網絡等不得披露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圖像以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這是對于未成年人名譽權和隱私權的特別保護。在此事件發生后，公眾能輕易在網絡搜索到李某的所有信息包括其姓名、出生時間、就讀學校等，其照片也沒有經過任何技術處理。顯然，盡管李某具有其特殊身份，但他是未成年人，其應有的隱私權益仍然受到法律保護。

四、公開與否及如何公開：權利平衡的選擇

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之間關系的發展和變動的軌跡也可以給予我們重要的啟示：隱私權保護與大眾媒介權行使呈現出了一種權利的動態平衡——某些原本屬于隱私的信息隨著條件和環境的變化可能成為大眾媒介公開報道的內容，但屬于隱私的信息一經媒體公開報道則無法真正恢復為“隱私”，雖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措施，基于信息傳播的特征而無法“恢復原狀”。積極自由的內涵和外延處于不斷的擴張和演變中，消極自由則顯得比較穩定。因此，對隱私權的維護顯得更為審慎和重要。西方新聞界和法律界就大眾媒介權與隱私權沖突提出了許多解決的原則，其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學理主張包括“公眾利益”和“新聞價值”。“公眾利益”學說主張新聞媒介對有關公眾利益事項的報道，只要報道不是對社會善良風氣具有粗暴及攻擊性誤導，也不是明知為錯誤而又刻意加以報道的，即可免負侵害隱私權的責任。“新聞價值”學說則主張新聞具有價值屬性，是其被公開傳播的根本理由。只要新聞媒介能夠證明其報道的事件具有“新聞價值”，是最大多數人關心的，不論該資料獲得是否違法，不論其內容是否正確，只要報道者不是故意造謠或全然忽視其內容的真實性，都可免于侵權訴訟。關于有“新聞價值”的事件，該學說的學者們列出了三類：有關“公眾人物”的事項；有關“公眾利益”的事項；“公文書或公共記錄”所記載的事項。 以上這些主張對于解決我國隱私權與報道權沖突問題的立法與司法實踐具有一定的啟迪意義。

在涉及公民隱私權的新聞報道中要貫徹依法保障、人人平等的原則，這是現代法制條件下關于公民人身權保護的一個基本原則。而對涉及社會知名人士隱私的新聞報道，應以對隱私主體無傷害為最低限度和以健康理性的興趣為前提條件。一定意義上講，崇尚社會知名人士是社會健康和社會理性心態的具體體現之一。社會知名人士的成就、才能、經歷、生活方式都是一種人生參數，普通人只有通過大眾傳媒去搜尋這些參數。另一方面，社會知名人士所從事的活動一般都與社會公共生活有關，并成為社會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社會對名人關注度越高，媒介所報道的不當隱私對社會的影響和對隱私主體的傷害就越大，這必然要求名人隱私可以公開的事項應處于合理的范圍內，即對社會知名人士的事業及與事業有關的個人情況可以不經同意而公開。名人既然體現為某些社會價值中心話語，名人的言行包括一些隱私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就被賦予了“垂范”的苛求。

大眾媒介權利的行使還有必要劃清一般民眾在不同情況下的隱私保護。籠統地說，對一般民眾的隱私要采取全面、嚴格保護的原則，它們被保護的隱私范圍應該大于社會知名人士的隱私范圍。這是由一般民眾在社會各方面生活中所起的實際作用和所處的實際地位決定的。一般民眾在通常情況下其個人行為所含的社會屬性（引起他人利益的變動）并不明顯時，新聞媒介不應對其行為予以干涉，要遵循嚴格、全面的保護原則。但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具有上述社會屬性的個人行為也會成為必須被公開的事項，這主要是指普通人所作所為違反了法律或對社會政治、公共利益產生影響、造成損害的情況。此外，如果普通公民有意或無意卷入引人注目的特殊事件，成為“非自愿性公眾人物”，那么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內，為了更好地傳達特殊事件信息的需要，他的某些隱私內容保護也應予以適當的限制，但前提是隱私內容必須是新聞報道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注釋：

①林?矗骸度ɡ?姆ㄕ苧А??詬穸?ㄕ苧а芯俊返?46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第9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馬丁·洛克林：《公法與政治理論》第248頁，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④⑤于海：《西方社會思想史》第170~172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⑥沈宗靈：《現代西方法律哲學》第205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⑦⑨⑩[英]伯林：《兩種自由概念》，《公共論叢: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第220、200~201頁，三聯書店1995年版

⑧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第154頁，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英]密爾：《論自由》第82~83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北京一位女白領寫下“死亡博客”后跳樓身亡，她生前留下的“死亡博客”引出中國第一次進入司法程序的“人肉搜索”案。2008年12月18日在北京市朝陽法院宣判，兩家網站被判侵權，王某獲賠精神撫慰金8000元。

2010年8月5日，國內知名藝人郭某徒弟李某因涉嫌毆打北京電視臺《每日文娛播報》欄目記者，被公安機關行政拘留7天并處200元罰款的處罰。

李雙江之子李某打人事件廣受各方關注，事發當晚，相關視頻在網上傳播，隨后幾天里，身為未成年人的李某的所有信息被一覽無余。2011年9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微博)對李某作出了“收容教養一年”的行政處罰決定。

第6篇：未成年隱私保護法范文

一、中國隱私權保護之立法現狀

（一）刑法外保護

1．憲法保護。我國現行《憲法》并沒有直接對隱私權保護作出規定，但間接體現該立場的有第37、38、39、40條等，這些條文不僅對隱私權保護提供了憲法依據，而且從根本法的高度表明了國家的重視程度。其中第38條被視為是隱私權憲法保護的母法性條款。

2．民事法保護。我國《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了“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卻并沒有直接以“隱私權”一詞進行明確規定，這也為隨后出臺的一系列司法解釋留足了空間。所幸，2010年生效的《侵權責任法》第2條明確提出了獨立的隱私權保護，真正為隱私權保護制度“正名”。

3．程序法保護。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6條、第120條，《刑事訴訟法》第152條、《行政訴訟法》第45條中均不同程度的規定了具體的隱私保護措施，以有效保障公民的隱私權益。

4．其他部門法保護。《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2條、《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0條、《律師法》第33條、《婦女權益保障法》第40、42條、《統計法》第17條等也均對公民隱私權保護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規定。

（二）刑法保護

隱私權在中國刑法中也同樣沒有以獨立性權利的姿態出現過，更沒有諸如“侵犯公民隱私權罪”之類的罪名，筆者贊成王立志博士關于隱私權刑法保護罪名的分類：

1．核心性的隱私犯罪。主要包括《刑法》第245條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非法搜查罪，第252條侵犯通信自由罪，第253條第1款郵政工作人員私自開拆、隱匿、毀棄郵件、電報罪等。

2．上游性的隱私犯罪。主要包括《刑法》第283條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第284條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等。

3．附帶性的隱私犯罪。主要包括《刑法》第177條第2款竊取、收買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罪，第246條侮辱罪，第286條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以及《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等。

二、中國隱私權刑法保護之不足

（一）立法體系分散

關于隱私權保護的罪名分別散見于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等章節中，相較于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立法，在系統性與合理性上均有一定差距。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刑法中對隱私權的立法就比較集中，其刑法典第28條專門規定了妨害秘密罪，下設妨害書信秘密罪、窺視竊聽竊錄罪（“璩美鳳條款”）、便利窺視竊聽竊錄罪、持有他人秘密罪等7個子罪名；在美國，對于隱私權的刑法保護除了《模范刑法典》在第250.4條、第250.12條和第221.2條的詳細規定外，還分別通過單行的1974年《隱私權法》、1984年的《懲治計算機與濫用法》、1986年的《電子通訊隱私法》、2005年的《視頻窺陰預防法》等規范進行了系統規定。

（二）適用范圍狹窄

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政府行政管理以及金融、電信、醫療等社會公共服務領域在履行職務或經營業務時，都通過大量手段積累了豐富的公民個人信息，此舉對于提高工作效率固然增益不少，但同時也為成批量泄露個人隱私帶來極大風險，甚至已經嚴重影響到公民的私人生活。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七）》及時捕獲了隱私犯罪的新氣息，針對此類新型犯罪，在第7條專門對“國家機關、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部門或單位的工作人員”故意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進行了犯罪化處理，此舉無疑在立法及實踐上前進了一大步。但實務中，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的遠非僅上述單位的工作人員，一些物流企業、中介公司、市場調查公司等單位也是泄露公民隱私的重要主體，對此亦應納入犯罪主體范疇。

此外，電子郵件已經成為當代人重要的一種通訊手段，網絡黑客可以很輕易的獲取乃至篡改他人的電郵密碼，而《刑法》第245條中侵犯通信自由罪卻并未對電子郵件予以保護，修正案中以為對其加以彌補；目前市場上充斥著大量的復制他人手機卡、刺探他人qq及msn聊天記錄等監聽、竊聽軟件，其制作之精美、隱蔽性之高令人嘆為觀止，受害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隱私已被泄露殆盡，而《刑法》第283條中的間諜器材卻并未將此類軟件囊括在內，立法之滯后、適用范圍之狹窄可見一斑。

（三）單位犯罪缺乏

實踐中，掌握公民大量隱私的諸如銀行、醫院、保險公司、電信運營商、房地產企業等法人或非法人組織，為其業務拓展或營利直接或變相泄露個人隱私的不法行為屢屢發生，刑法修正案（七）第7條對此亦作出了回應，在非法泄露他人隱私犯罪中首次設置了單位犯罪，但對于實際上完全可能由單位實施的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器材罪、非法侵入他人電腦系統犯罪的設置上，刑法的規定仍然是一片空白，相較于英國、德國等的“禁止未經登記許可掌握私人數據罪”等的法人責任，中國隱私權刑法保護中的單位犯罪設置仍然不盡完善。

（四）懲罰方式單一

對于隱私權犯罪的刑事處罰，常見的無外乎是自由刑和罰金刑，此外還輔之以一定的對物的保安處分措施，尤其是罰金刑，不論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絕大部分都設置了不同數額的罰金刑，甚至將其作為唯一的刑罰措施。例如美國1986年《電子通訊隱私法》第2511條不僅規定了一定的主刑，還規定要沒收非法監聽裝置，并且在某些情況下禁止對截取裝置的生產、傳播和擁有。相較于我國刑法中大多采用短期自由刑、相對缺少罰金刑、缺失對物的保安處分的立法現狀，其懲罰手段過于單一，從而影響其懲治預防效果。

轉貼于

三、中國隱私權刑法保護之立法完善

（一）獨立設置侵犯隱私犯罪

相較于《德國刑法》第15章“侵害私人生活和秘密犯罪”、《日本刑法》第13章“侵犯秘密罪”、《澳門特區刑法典》第7章“侵犯受保護之私人生活方面的犯罪”以及美國單行《隱私權法》等專門性章節或單行法律的規定，我國對隱私權刑法保護的規范顯得過于稀疏、分散，從立法完善的角度出發，建議在時機成熟時先行通過單行《隱私權保護法》對隱私權的含義、內容、保護措施等進行詳細、獨立的規定，在承認隱私權獨立地位的前提下，將相對成熟的隱私權刑法保護措施集中起來，以單行刑法的方式進行系統規制。

（二）嚴重隱私侵權入罪化

鑒于刑法典對利用擁有監聽、竊錄功能的日常電子器材犯罪行為的遺漏，建議對利用mp3及手機等日常電子器材進行偷拍、偷聽他人隱私并大范圍泄露的行為，通過盜取公民電郵密碼、qq或msn賬號及密碼等手段非法獲取他人私隱信息甚至散播的行為，在公共衛生間、試衣間、酒店房間等公共場所非法設置監控裝置或竊聽設備等行為，網絡經營者、市場調查公司、中介組織、房地產公司等非法收購、出賣或散布他人隱私、為散布隱私提供便利條件等行為，編制、販賣、散布非法監控及監聽軟件的行為，以及國家機關及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工作人員過失泄露公民個人信息并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列入刑事處罰體系。

（三）增設單位犯罪

對待隱私犯罪實施者，不僅要求實施者個人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對于單位也要科以罰金刑。例如對《修正案（七）》第7條進行補充，除“國家機關、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泄露公民隱私要承擔刑責外，該單位為營利或其他不法目的故意泄露公民信息的，亦應承擔相應責任，以此為契機，逐步增設隱私犯罪的單位犯罪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