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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學博弈范文

[關鍵詞]高校；雙語教學；經管類課程

[作者簡介]宋結焱，蘭州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助教，碩士，甘肅　蘭州　730070

[中圖分類號]C0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8)07―0197―03

2003～2007年的五年時間里，筆者先后以在讀碩士、外教助理、主講教師的身份參與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政策”、“跨國公司與國際投資”、“戰略管理”、“物流與供應鏈管理”以及“博弈論”等經濟管理類課程的雙語教學實踐。三種角色的體驗，近十門課程的參與，使筆者對雙語教學有了更為理性的認識與思考。

一、教學目標定位

作為推動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雙語教學在國內高校的推行無疑是發端于經濟全球化趨勢以及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現實。2002年，為進一步從政策上保障雙語教學“有據可依”，教育部高教司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方案》(試行)中明確將雙語教學作為教學建設與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列入其中，并對“雙語教學課程”作了統一界定，即雙語教學課程是指授課課程采用了外文教材并且外語授課課時達到該課程的50％以上的課程(外語課除外)。

顯然，“雙語教學”是指在非語言類學科中將外語作為課堂主要用語的教學，其目標定位并非以往單一的學科目標。高校雙語教學目標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學科目標、語言目標和思維目標。其中，學科目標是指完成非語言類學科的專業教學；語言目標是指將外語(主要是英語)作為課堂主要用語，從而提高學生的外語水平，使學生能讀懂該學科的外語資料，并能用外語就該學科的問題進行口頭和書面交流；思維目標是指能同時使用母語和外語進行思維，并能在這兩種語言之間根據交際對象和工作環境的需要進行自由的切換。

值得強調的是，所謂的思維目標遠非一兩門雙語教學課程就可以實現，現階段高校亟待完成由雙語教學課程群建設向雙語教學課程體系構建的思路轉變。國內一般高校，除少數重點大學外，其雙語教學改革的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基于試點課程的雙語教學探索期(2001～2002年)。鑒于師資力量的限制，在此探索期，基本上是有什么師資上什么課，因人設課現象非常普遍，談不上課程群，更談不上課程體系。第二階段是雙語教學課程的鞏固期與擴展期(2003～2006年)。在此階段，基本告別了試點課程的“孤軍奮戰”局面，已然啟動了雙語教學課程群的建設，但更多的是基于質量和數量的視角，少有系統視角。第三階段是雙語教學課程體系的構建期與完善期(2007～2010年)。雙語教學課程體系并非幾門課程的簡單相加，其設置理應講究科學性與合理性。從本質上講雙語教學是高校專業課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又與外語教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圖1)，這就要求：一方面，雙語教學課程體系與專業類其他課程應相得益彰；另一方面，雙語教學課程體系與大學英語教學課程應相互融合。

二、師資隊伍建設

雙語課程的多重教學目標客觀上要求雙語教師不僅要具備扎實良好的知識素養，還要具備外語的綜合應用能力；不僅要具備求實創新的科學精神，還要具備求真、求善的人文精神；不僅能夠對學科有自己獨特的理解，還必須掌握先進的教學理念、方法和手段。高校雙語教學師資隊伍建設的主要渠道可以歸納為以下四種：外語教師的“專業強化”式；專業教師的“外語強化”式；“筑巢引鳳”的引進式(可考慮引進國內培養的優秀研究生、學成回國的留學人員、外籍教師或專家等三類對象)；“虛擬共享”的跨地合作式。就筆者參與的雙語教學課程而言，“戰略管理”和“物流與供應鏈管理”兩門課程的主講教師分別由學校高薪聘請的兩位外籍專家擔任，“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門課程的主講教師則分別由在美國學成歸來的兩位博士擔任。此四門課程的師資來源同屬于上述的“筑巢引鳳”引進式，其余則都屬于專業教師的“外語強化”式。

具體到筆者所在的西部高校：(1)現階段雙語師資應以自身培養為主，以“筑巢引風”和“虛擬共享”為輔。經驗表明，“筑巢引鳳”引進式具有明顯的外部性(如留學博士的示范效應、外籍教師的外溢效應)，“虛擬共享”合作式則是“借雞生蛋”。這兩種方式在雙語教學改革的初期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雙語師資的不足，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西部高校雙語師資短缺的現實問題。長遠看，西部高校雙語教學師資應立足于外語教師“專業強化”式或專業教師“外語強化”式的自身培養模式。(2)獨木不成橋，雙語師資有賴于梯隊建設。鑒于雙語教學的目標定位，應努力建立一支以中青年骨干教師為龍頭、以青年教師為主體的雙語教學隊伍。一方面，圍繞雙語教學課程體系的構建，成立由骨干教師組成的雙語教學與研究中心，從制度上保障雙語教學研討和教學觀摩等活動的定期組織，為雙語教師交流教學體會提供平臺；另一方面，以精品課程建設或國際化合作辦學為目標，規范雙語教學課程體系中各子課程的梯隊建設，并注重專業教師與外語教師的合理搭配。(3)雙語師資只能誕生于雙語教學的實踐過程中。雙語教師所需的學科知識、外語水平、教學方法等均離不開教學實踐經驗的積累，應抓住雙語教學課程體系的構建機遇，使每位雙語教師每學期有一門雙語課程的教學實踐，如今每學期半門雙語教學課程的實踐，不利于雙語師資隊伍建設成果的鞏固。(4)雙語師資的培養需要加強資金投入。近3年內應有計劃地資助雙語教學與研究中心成員參加留學預科學院“國際雙語教學資格證書(IBTQ)”的課程培訓、教育部“雙語教學骨干教師高級研修班”的暑期集訓或國內其他培訓中心(如華東師范大學雙語教育研究中心)的短期培訓，有條件的可逐批選送雙語教學與研究中心成員參加國際性會議或到國外進修。

三、學生因素分析

雙語教學的成功與否不僅取決于教師的專業課功底和外語能力等素質構件，也取決于學生的語言基礎。根據雙語教學的閥限理論(the thresholds theory)，雙語教學的前提是要求學生的雙語水平均達到中級層次，同時要求處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學生力爭達到高級層次。

就筆者參與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門雙語教學課程而言，并不存在“學生外語水平參差不齊”的難題，一則因為同期開設的還有兩個

中文班，可供近300名學生選擇；二則選擇到雙語班學習的逾百名學生大多是英語學習興趣大、聽說能力強的學生。與此不同的是，“產業組織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政策”、“跨國公司與國際投資”、“戰略管理”和“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等課程由于并沒有根據學生外語水平的高低采取分班制，結果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那些外語基礎比較好同時又對外語感興趣的同學學習十分投入，而那些外語基礎較差的學生，則對雙語教學產生嚴重的抵觸情緒。有鑒于此，筆者在“博弈論”課程的教學實踐中，除正常開設教學l班和教學2班(外語授課比例50％～60％)外，還特別針對未通過CET-4的68名學生，開設了教學3班(外語授課比例10％～30％)。此種分班制立足于不同的教學目標定位，有效地避免了潛在的“學科損傷”。從最終的學生評教結果和專家評教結果看，此種分班制也得到了學生的廣泛支持和專家的一致肯定。 今后，隨著自身素質構件的積累，在堅持“外文教材+外文板書”的原則下，筆者將進一步嘗試該門課程的“三層次分班授課模式”，即細化雙語教學班的層次，將教學1班的外語授課比例提高至80％左右，直至實現最終100％的純英文授課目標，授課對象初步定為已通過CET-6的學生。

四、其他因素分析

1．外文教材。早期，學界一般都主張，雙語教學應當使用國外原版教材(或國內影印版)，認為“原汁原味”的英語表達方式和學科知識，有助于教師和學生了解最新的發展動態和前沿理論。而近年來，“雙語教材的本土化”問題受到特別關注，如2005年，受教育部委托，高等教育出版社陸續推出了專為中國雙語教學定制的教材(首批為會計、金融和經濟學三個專業系列，均由國內經驗豐富的教師按照中國雙語教學的要求改編)。筆者認為，從課程體系的構建要求來看，這些系列教材應該說更加適合于中國本科雙語教學的實際。可以有效地避免單本原版教材可能出現的“水土不服”現象。此外，因為本科教育段雙語教學課程，大多集中在大三學年和大四上半年開設，而此時段恰恰是學生課業負擔最重的時段，也是受考研、找工作等壓力影響最大的時段。從學習效果來說，改編后的圖書由于配有中文導讀，可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

2．教學方法。首先，教師應在雙語教學中大量采用圖表、數字、幻燈等多媒體教學手段，大量利用可視可聽資料來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其次，雙語教師(參與人之一)應在教學博弈過程中充分發揮學生(參與人之二)的積極性，通過案例和參與式教學，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在博弈論課程實踐中，筆者嘗試性地設置了“20m小組課堂報告”環節，學生通過對“囚徒困境”、“智猴博弈”、“情侶博弈”、“獵人博弈”、“海盜分金”的情景模擬，參與到課堂教學中，最終使得師生合作誠意、教學互動效果都遠遠超出了預期。

第2篇：微觀經濟學博弈范文

【關鍵詞】理性預期學派 貨幣中性 預期貨幣

一、理性預期學派簡介

理性預期學派是在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國家經濟普遍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陷入困境時從貨幣主義學派中分化出來的一個自由主義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盧卡斯（Lucas，1937～）。1972年經濟學家盧卡斯發表了《預期與貨幣中性》一文，首次將理性預期假說引入到宏觀經濟問題分析。之后，理性預期概念被廣泛運用到各種經濟問題分析中，一些崇尚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盧卡斯、薩金特、華萊士、巴羅等人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他們以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為假設，從微觀個體最優化行為出發、試圖建立與微觀經濟學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盧卡斯及其追隨者也因此被稱為理性預期學派。

二、理性預期學派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的貢獻

理性預期學派是打著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干預政策的旗幟登上歷史舞臺的，因此在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方面，他們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貨幣短期非中性理論，并基于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假設，發展了貨幣主義的貨幣長期中性理論。總的來說，理性預期學派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盧卡斯首次將貨幣區分為預期貨幣與未預期貨幣兩部分。并認為預期貨幣供給不會對產出產生影響，而未預期的貨幣供給變化會因為給公眾造成信息障礙而帶來產出的暫時改變，但他同時也認為理性的公眾會很快修正錯誤的預期，這種短期效應也會隨之消失，所以在長期，無論是預期貨幣還是未預期貨幣都是中性的。盧卡斯還把未預期貨幣供給導致的產出波動看成是經濟周期產生的根源，據此他提出了有名的貨幣周期理論。

（二）薩金特和華萊士在盧卡斯的影響下，分別于1975年和1976年連續發表了《理性預期，最優貨幣工具和最優貨幣供給規則》、《理性預期與經濟政策理論》兩篇論文，提出了著名的隨機貨幣中性定理。該定理認為，中央銀行根據共同信息集合制定的任何有反饋規則的貨幣政策都是無效的，這種貨幣政策會通過公眾提前做出反應而被價格完全中和，只有意料之外或者愚弄大眾的貨幣政策才會影響產出，但這只能加劇經濟波動。因此，薩金特和華萊士認為貨幣當局利用貨幣政策來消除經濟周期的努力是徒勞的。

（三）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人將政府決策作為政策制訂者與公眾之間的一個博弈，利用博弈論的方法證明了貨幣政策無效性。他們認為公眾和政策制定者都應該是理性預期的最優化者，雙方都存在一個最大化目標函數，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是兩者相互博弈的結果。通過運用博弈論方法研究，他們最終證明了貨幣政策的無效性。

（四）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以一般均衡方法為基礎，通過理性預期、市場出清、行為人最優化選擇等假設條件為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構建了微觀基礎。與古典學派和貨幣主義的貨幣長期中性理論相比，通過這種改進，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長期中性理論更加牢固地扎根于瓦爾拉斯傳統。

三、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政策

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從貨幣主義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它也被稱為“第二號貨幣主義”。在貨幣政策方面，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與貨幣主義大致相同，他們都認為貨幣因素是經濟周期發生的根源，因此強烈反對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同時他們又都認為貨幣是經濟增長的劑，隨著總產出增長，貨幣必須增長，且兩者的增長速度要保持一致；另外，他們都重視預期因素對經濟的影響，強調政府制定貨幣政策應該取信于民，可信度高，以便能讓公眾形成正確的預期。為了能讓中央銀行嚴格執行該規定，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提出了從制度上對中央銀行行為做出有效制約的建議。在具體的貨幣政策建議上，理性預期學派也贊成貨幣主義提出的單一貨幣供給規則，只是不同意弗里德曼提出的貨幣每年以4%的速度增長的具體建議，盧卡斯認為存在很多種固定貨幣供給規則，具體選哪一種，應該綜合考慮經濟的各個方面，但盧卡斯本人也沒能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就像他所承認的那樣，在當時，理性預期學派也沒能提出一種更加理想的貨幣政策。受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影響，70年代中期以后，公眾反對政府干預的意向逐漸加強，一些限制聯邦政府預算和更加透明的貨幣政策也開始納入美國政府的政策議案中，以盧卡斯為首的理性預期學派深受鼓舞，大力宣傳弗里德曼提出的固定貨幣供給政策規則建議，認為這種政策要強于對短期問題解決得時好時壞，而對中長期問題則毫無辦法的凱恩斯主義政策。

四、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政策評價

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把理性預期引入到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問題分析中，并在完全信息、市場出清前提下，為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構造了堅實的微觀基礎。盧卡斯通過把貨幣區分為預期貨幣與非預期貨幣，得出了預期貨幣呈中性，非預期貨幣會引起產出波動的結論，并由此提出了貨幣周期理論。從這些角度來說，理性預期革命可以與它半個世紀前的凱恩斯革命相比，但鑒于理性預期學派反對各種剛性存在、反對政府干預、反對適應性預期、堅持理性預期，使得它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外來攻擊。

首先，人們對它的一些理論假設提出了各種疑問。阿羅就曾帶諷刺性地說：“理性預期假說把經濟人當作高明的統計學家，能夠分析經濟制度未來的一般均衡狀態。”希勒也認為：“要想達到理性預期的條件，每個個人交易者都必須具備難以置信的能力和意愿去計算，交易本身顯然沒有如此復雜。”，并且由于經濟中各行為主體獲取信息、處理信息的方式不同，承擔獲取信息成本的能力不同，以及對所獲信息有效利用的程度不同，每個主體的預期也不會完全相同，從而很難得出貨幣政策中性的結論。另外，理性預期學派的市場出清假設也引致了一些類似對古典學派市場出清假設的批判。

另外，理性預期學派把經濟周期產生的原因歸結于市場分割造成的信息障礙也難以讓人信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官方貨幣供給數據的大范圍公布只存在短期時滯，因此，對于理性預期意義上的未預期到的貨幣供給，其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很難將實踐中觀察到的經濟周期的劇烈波動歸咎于它。一些計量經濟學家在考察由名義利率、貨幣供給、價格水平、產出量、四變量組成的自回歸模型中，發現并不存在由貨幣供給到產出的格蘭杰原因，此外，薩金持、巴羅等人也用實際數據檢驗了貨幣周期模型，他們并沒有得出像盧卡斯那樣樂觀的結論，他們的檢驗結果表明：“貨幣周期理論在解釋極端情況方面是很不錯的，但對于價格水平和產出水平一直比較穩定國家的解釋則并不理想。”還有一些政策與模型預測的結果則是相反的，比如在里根政府執政時期，為了降低通貨膨脹率.里根明確表示將實行減緩貨幣增長率的政策，按照盧卡斯的觀點，這種系統化的貨幣政策屬于被預期到的事件，不會對產出產生影響，但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似乎否認了盧卡斯的理論，這一事實對貨幣周期理論形成很大打擊。

真正給予理性預期學派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致命一擊的是真實周期學派，該學派通過對現實經濟周期的模擬實驗表明：來自技術進步、偏好改變等真實因素沖擊能夠解釋經濟周期期間70%的產出波動，而貨幣變動對產出造成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因此他們認為貨幣并不是造成經濟周期的主要原因，他們還提出貨幣不僅在長期，而且在短期也是中性的。此外，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還認為貨幣是內生于經濟的，貨幣供給受制于實際產出的變動，在經濟擴張時期，交易的擴大或對未來交易擴大的預期會導致對貨幣需求的擴張并引致貨幣供給的調整，同理，在經濟衰退時期交易的減少和悲觀的預期也會導致對貨幣需求減少引致貨幣供給的調整，中央銀行并不能隨意控制貨幣量的變動。總之，在一系列真實周期模型中，貨幣都被當成一種與產出無關的名義變量被排除在模型之外，貨幣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盡管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在實踐中受到了上述各種各樣的質疑，就連盧卡斯本人也承認，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很少關心實踐問題和預測能力。但我們并不能因此否定理性預期學派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理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就像物理學經常以光滑的平面為假設研究物體的運動特征一樣，理性預期學派以理性預期、持續市場出清、完全信息、個體最優化行為為前提，為研究貨幣中性與非中性問題提供一種最原始最基礎的微觀基礎模型，為研究其它更復雜的現實貨幣經濟情形奠定了理論基礎，逐漸放棄那些基礎假設，我們就可以得出與現實相關的結論。

第3篇：微觀經濟學博弈范文

[關鍵詞] 電子商務；交易；風險分析

[中圖分類號] F06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6)11-0146-03

[作者簡介] 熊曉元，成都信息工程學院電子商務系副教授，西南交通大學博士生，研究方向為電子商務與信息管理。

(四川 成都 610225)

一、電子商務交易的概念

隨著Internet的發展，信息技術被引入到商貿活動中，產生了電子商務。企業或個人利用網絡環境進行和開展商務活動，通過網絡進行交易信息傳遞、完成商品交易活動并以此達到企業經營目標或個人消費行為的實現過程，稱為電子商務交易過程。

電子商務交易過程是電子商務活動的重要組成環節，是企業或個人利用網絡環境完成傳統交易中商品的所有權和價值的轉移過程，整個過程又包括談判、訂貨、簽約、支付、合同履行過程等，同傳統的貿易方式一樣，會經歷以下四個階段，即交易前的準備階段、商務洽談及簽約階段、交易辦理及合同履行與索賠階段。由于網絡環境的開放性、信息傳遞的快捷性，電子支付手段的應用，大大豐富和提高了商品交易的營銷宣傳，擴大了貿易范圍、增加了貿易伙伴參與、溝通和交易機會，使企業的經營范圍擴大，商務效率和效益提高。但電子商務帶來效益的同時，也伴隨著全新的商業風險，即存在交易，總會有風險存在。

因此，電子商務活動既存在傳統交易活動的特征和交易風險，又存在其在特定環境下的特殊性。本文將從電子商務增長較快的商務模式類型企業―消費者即BTOC交易模式中，從個體參與網上交易活動的行為和得益特征來分析其風險存在的經濟學解釋和主要的風險規避行為。

二、電子商務交易風險的分類和影響因素

電子商務交易過程是在開放的網絡環境下，利用信息平成傳統的交易環節和過程。電子商務的發展與應用，使企業在擴大產品宣傳、增進溝通和交易機會，減少交易環節，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由于網絡的虛擬性，交易各方非面對面的交易特征，電子支付手段的安全性，使參與電子商務交易的各方(銷售方和購買方)都面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安全威脅，統稱為電子商務交易風險。

在互聯網絡環境下從事電子商務，可能的風險歸結為三類，即信用風險、管理風險和法律風險，其中管理風險表現為交易流程管理風險及業務技術管理風險。例如，交易管理和手段的不完善，網絡技術如支付技術的安全性、數據存儲的安全性、遠程傳輸的安全性等。而法律風險則表現為對市場交易環境和主體的制度約束，包括各種圍繞消費者和服務者權益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相關制度的健全性，會產生如隱私風險、知識產權風險等，以上兩類風險均體現了對BTOC交易模式中活動主體(企業和消費者)交易風險產生的外部約束，故筆者稱其為交易風險外在因素，而信用風險則指由于交易雙方信任的缺失造成的交易障礙，主要分為賣方信用風險、買方信用風險和否認交易風險，這種信任的缺失主要發生在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的環境中，網絡交易環境的虛擬性，使得信任在網絡交易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超過了它在傳統交易活動中所起的作用，人們對于交易雙方的真實性更難判斷。據iResearch的調查統計，48.4%的被調查網民認為目前網上交易存在的首要問題是交易過程中的認用得不到保障。由于該類風險往往表現出與交易主體行為選擇、心理、道德的關聯特征，在本文中稱其為交易主體風險產生的內在因素。

1.信息不對稱引發交易風險內在因素。市場經濟有效性的基本觀點認為，市場中的信息完全透明化，而現實網絡交易市場中，交易場所的網絡化、交易手段的電子化以及交易信息的無紙化、交易主體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對大多數交易來說，交易信息很難把握或得到，交易前信息的不完全、交易中的價值損失以及道德風險均使得電子商務交易過程存在大量的風險。

經濟博奕論別指出商品市場交易中，只有在商品信息傳遞的完全性和交易方的守信行為會使雙方的博奕過程得以重復，同時通過競爭使得買賣雙方增加了選擇余地，守信的伙伴會替代舊的失信者，從而壓縮了失信者再博弈的空間；電子商務交易中存在的信息非確定性和信用風險不僅使得未違約的交易方未購得商品或變現需再次交易，造成已交錢未得到商品或因市場價格變化不利而帶來消費者的價值損失，同時又會影響再次網上交易的信任和激發水平。

市場交易的良性循環是使得交易雙方獲得更多的交易機會并從中獲得更多的消費者剩余，交易雙方的誠信和欺詐行為是影響交易主體選擇和交易重復發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場經濟的競爭性與市場交易的重復性是建立合作均衡的基本條件。信息的不對稱需要引發和創造更高的市場信用機制來降低信用風險，從而創造交易雙方可重復的交易行為，進而創造長期穩定的獲利機會和博弈的均衡態勢。

2.交易風險外在因素對交易行為的影響

(1)電子商務市場環境影響消費者價格敏感度。決定一種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價格彈性的關鍵性因素指消費者對價格變化引發的需求變化。電子商務環境通過網絡銷售產品或服務，相對來說消費者容易獲得有關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或產品質量的比較信息，獲取信息的邊際成本或便利性，會引起需求價格彈性提高，同時由于網上購物的便利性，網絡的規模效應卻容易引起消費者購物的沖動，銷售商對商品的靈活定價等都會造成消費者的需求價格彈性下降的變化，相對于傳統購買行為，消費者的價格敏感度呈現不確定的變化特征，網上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則表現出更易變動或不確定的特點，如圖1所示。

(2)交易信用制度。傳統的交易活動中，所涉及到的交易風險可通過社會機制、法律機制和技術機制加以限制。例如，通過法律機制的建立，可以對違反合同的人加以懲罰，對誠實的一方給予補償。通過社會規則和法律的相互作用，建立一個較為穩定的貿易環境，使貿易可在最低風險條件下進行。

由信息不對稱引起的信用風險，在網絡環境中，由于網絡的開放性、跨國界性以及技術資源限制、網絡認證安全技術的待完善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信用風險制約的外部機制的建立。交易過程中的信用遵守與違約行為成為交易雙方進行交易決策的隨機行為。

三、網絡環境中的交易主體(消費者)的交易風險分析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分析電子商務交易行為的經濟特征應重點反映和突出交易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人在交易過程中產生的利益沖突和制約因素方面來體現行為偏好和決策特征。

1.網絡環境中存在多因素制約的消費者偏好行為。網絡環境中，交易主體(特指消費者)參與或不參與交易體現了其預期動機和交易投資與收益的比較，同時對不同的購買決策選擇和分析，也依然存在交易主體不同的風險偏好。

馬歇爾需求函數x(p，y)，指出消費者需求函數為產品價格P0與消費者收入y的函數。不同的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由于自身收入的不同，或對商品的偏好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支付價格(即自己對物品的評價Vi)，從而產生消費者剩余Vi-P0， 只有當消費者剩余Vi-P0>0時，消費者才產生購買行為。廠商的盈余可表示為q?P0-C(其中C為廠商生產成本)

平新喬在《微觀經濟十八講》中對交易主體的購買決策收益亦通過消費者剩余來權衡，同時提出由于商品價格變化會引起消費者消費計劃變動(替代效應)與消費者實際收入變動進而引起消費計劃變動的(收入效應)兩種效應，從而提出由于商品價格變動帶動和引起消費者購買行為本身引起的消費者偏好，即顯示性偏好弱公理。

電子商務環境加大了商品信息傳遞的便利性，擴大了產品范圍，有利于消費者選擇更貼近產品價格的支付行為，同時交易信用風險使消費者實際購買行為也存在違反顯示性偏好弱公理現象，反映出消費者在進行交易決策時，存在著多因素制約的消費者偏好行為，價格不是唯一確定因素。即消費者行為具有不確定性，同時具有風險存在和度量的可能。網絡環境對于廠商則使其獲得單位產品的盈余空間減少，只有通過擴大銷售規模而獲利。

2.網絡環境中消費者風險特征。Richard H.Thaler在《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中提出消費者存在兩種購買效用，即贏得效用(acquisition utility)和交易效用(transaction u-tility)，前者等同于消費者剩余，Vi-P0，反映消費者對購買物的偏好與產品銷售價格存在剩余，使消費者獲得占有商品的樂趣，而后者則反映消費者付出與商品自身價值之間的比較，也就是商品價值的真實性和等值性問題。

由于網絡環境的特殊性，網上消費者所進行的交易決策更多地面臨對交易效用不確定的風險估計，只不過在網絡環境中，商品價格與交易雙方的信用風險同時作用于交易效用，使消費者在網絡環境中的風險程度加大，于是表現在消費者交易效用在網絡環境中表現出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特征。

3.參與交易消費者的得益(payoffs)

(A)兩類主體：一類是參與交易消費者，一類是銷售方，兩類主體面臨的風險高低主要取決于對方的信譽程度，信譽程度(用C表示信譽損失)高則風險小，信譽程度低則風險大，而雙方違反信用的概率為r，令0＜r＜1.

假設參與交易方從自己的財產值(W0)出發，通過比較網上交易與網下交易中的交易費用大小確定是否選擇網絡交易，而網絡交易風險的度量則主要通過建立期望效用，通過比較網上交易遭遇信用風險后的損失與網上交易的購買效用(贏得)之間的差值來進行風險的度量，從而選擇購買決策行為。

部分學者將交易費用定義為“為達成一項交易進行的搜集、談判、合約執行的監督等所需花的費用”。仔細分析，這一定義實際上應是現在流行的信息費用。搜尋是發現信息的過程，談判是交易雙方互相獲取和披露信息，監督則是獲取對方是否按合約執行的信息，故這一系列行為都是獲取信息的過程，所花的費用應稱為信息費用。網絡環境中理想的狀態為資訊是完整時，每個人都擁有全部的資訊，而實際上由于資訊的非對稱性及可信性，交易因此而帶來巨大的風險，從而影響消費者的得益。

交易效用為W0(3)-W0(2)=P′，(若突出交易效用作用，假定網絡環境P′0=P0，實際網絡環境中消費者的贏得效用(Vi-P′0)＞(Vi-P0)，其中假定節省的交易費用P′為零時，網上購物與普通環境購物不存在區別，但P′的獲得會產生網絡交易風險問題，從上文中分析，這種風險主要來自于交易信用風險。

當信用風險為1時，則消費者非但得不到相關的贏得(得不到商品)，反而會失去商品價格P′0和交易費用t′的損失，這時的贏得為：

(4) W0(4)=W0-P′0-t′

可見，電子商務交易從贏得上用(3)與(4)的比較得到Vt，此為電子商務交易的贏得變化區間，讓我們使用一個風險規避的行為假定，用違反信用率r為風險概率，則可以得出網絡環境下財產的期望效用為：

(5)U(W0)=(1-r)U[W0+(Vi-P′0)-t]+rU(W0-P′0-t′)

四、網絡交易的價值增值和風險規避

商務交易中的價值通過價格來體現和反映，網絡環境中商品的價格存在波動性和分散性(即在商品折扣和差別化定價上的靈活性)，使得消費者的得益分布也存在較大的波動性。因此，在此條件下的風險規避行為呈現多種形式，而通常在相同的平均預期收入下，他寧愿選擇一個風險系統較小的變化(即交易信用高的交易行為)，而不是較大的變化。

在假定風險規避存在的條件下，如果規避風險的成本低于從中所獲得的收益，一個人就會尋求這一做法。網絡環境下規避風險的可能辦法還有，搜尋有關未來的信息(這些信息可能即便付出了極高的成本也難于獲得)，在投資時選擇那些風險較小的方案(其中包括選擇商品價值較小的購買決策)，或選擇那些能將他的風險進一步降低或分散給其他人的安排(參與網上競標或聯合購買的方式)，從而有效提高在價格形成、避免欺詐、討價還價以及保證信用等方面存在風險而損失的費用，提高得益水平。

總之，電子商務活動的交易行為存在網絡特定環境下的交易靈活性和風險不確定性特點，電子商務環境既能直接降低交易過程中的費用，又能通過影響市場主體行為的參與和信用水平獲得市場交易費用的間接降低成效。交易雙方信用風險成為網絡交易活動風險成因多因素中的關鍵因素，并因此影響消費者的總體效用水平。

參考文獻：

[1]平新喬.微觀經濟學十八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2]岳超源.決策理論與方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3]大衛?范胡斯.電子商務經濟學[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

[4]楊善林.電子商務概論[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

[5]謝識予.經濟博弈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6]Amos Tversky and Danied Kahneman《Rational Choice an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Journal of Business，1986，vol.59.

第4篇：微觀經濟學博弈范文

【關鍵詞】共同基金 競爭策略 管理費用 非完全競爭 子類市場

一、引言

共同基金在美國經濟發展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過去三十年中，共同基金市場是美國成長最快的金融資本市場之一。在1980年代，美國共同基金市場在股票債券市場的牛市，新金融產品的研發以及基金份額快速增長的強勢下，實現了快速增長。截止2011年年末，美國市場上共有15，000個共同基金擁有11.6萬億美元的資產管理規模，相較于1980年的1.5億美元的市場規模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目前，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共同基金市場。

隨著共同基金市場的逐步增長，各個基金是否互相競爭以及如何互相競爭成為了重要的問題。實際上，各基金都在為創造更多的資金流入、更高的收益率以及更有吸引力的費用結構不懈努力，以提高自身在行業中的競爭力。由于美國證監會規定共同基金不得將管理費用基于上一期的績效，以防止基金對認購的投資者征收不合理的高額管理費。這項規定潛移默化的將原本應該發生在價格市場上的直觀競爭變為在基金的子類市場——包括產品市場、資本流動市場以及聲譽等子市場上的隱性競爭。因此，共同基金的競爭行為及策略不能被投資者發現，造成了信息的不對稱，妨礙了正確的投資判斷。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學術界對共同基金在子市場的競爭有了初步的研究，但尚未將對競爭行為的探索研究發現按照一系列的要素、市場、結構進行歸納整理。為此，本文以美國共同基金市場為研究對象，集中歸納了共同基金競爭中各要素、子類市場以及對市場結構的影響，得出共同基金市場屬非完全的市場競爭，基金的群類策略、績效收益、資金流動以及管理費用結構對其競爭力有重要影響的結論，這將對投資者發現和應用基金的競爭策略的信息提供一定的科學依據。

二、競爭要素

基金互相競爭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和要素，一部分是關于信息披露、產品多樣化以及費用最小化，還有一部分是關于分析師樂觀性、行為偏見以及母管理公司的群類策略。除此以外，聲譽也會影響基金的競爭性及其競爭策略。因此，分析各競爭要素在基金競爭中的重要性能更好的闡述為何共同基金會相互競爭，從而了解競爭的機制和核心。

（一）主觀要素

主觀要素在基金的競爭策略中起著重要所用，這些要素不為基金的投資模型或者宏觀變量所左右，但卻對個體偏見產生影響從而影響整個基金的競爭性。Mola and Guidolin（2009）發現基金的分析師在母管理公司擁有某股在市場上的絕對份額時，會變得非常樂觀從而趨同的持有或者推薦持有該股票。從競爭策略的有效性而言，樂觀偏見會導致羊群效應從而對股票市場的估計產生偏誤，導致基金的投資推薦產生偏差。Bailey，Kumar and Ng（2011）測試了行為偏見在基金策略選擇中的作用。大量的美國折扣中間投資人的調查數據表明他們對新聞，稅收以及母公司的偏見非常倚重，以至于這些投資者可以分為投機博弈者、聰明、過于自信、特立獨行以及中性為代表的投資人格。這些人格特征與風險偏好高度相關。Witte（2012）闡述了最優秀的基金因為過于追求風險帶來的高額收益，可能會成為下一季最差的基金之一。風險偏好的分析結果是證明競爭中擁有卓越選股技能的基金經理無法長期表現優秀的主觀原因。在Nguyen-Thi-Thanh（2011）對基金經理的風險追求行為的分析中，他發現處于競爭狀態下的經理人不僅會主動選擇風險水平，同時也會盡可能在所處的風險水平中成為績效的佼佼者。因此，諸如風險偏好，投資偏見，分析師樂觀性以及績效目標等主觀要素是導致基金互相競爭的重要誘因。

（二）客觀要素

在市場競爭中，客觀要素主要是行業相關的規章制度以及企業自身的策略、規定等不以基金經理意志為轉移的因素。Haslem （2004）探討了共同基金的定價策略。由于美國證監會禁止基于績效收益的管理費用，受績效驅動影響的基金會加入一些向投資者收取高額管理費用的行列，這些費用則基于資產規模，而非投資績效。基金的資產規模在美國證監會規章制度等客觀要素的影響下，成為了基金互相競爭的子類市場之一。Khorana（2004）認為母管理公司的群類策略的目的是為了最大化資產規模從而收取更高的管理費用，但是基金的投資者希望獲得低成本下更高的風險調整后的收益，這是利益沖突的一個方面。那些收取低額管理費的母管理公司能夠更快的獲得市場份額，然后隨著資產規模的擴大逐步增加管理費用，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競爭策略。Freeman and Brown（2001）的發現表明，基金所收取的咨詢費用是導致利益沖突兩面性的另一個有力證據。比較共同基金與退休金基金的收費明細的后發現，咨詢費用的高低無法有效表明基金運作的預期收益。作為企業實體，為了達到企業運營中費用最小化的目的，基金會為了更有效地市場信息而互相競爭以獲得可靠的信息源。Parida（2012）闡述了基金間的互相競爭會誘使市場泄露更多的信息。當行業中的基金數量驟增，競爭愈演愈烈時，新進入市場的基金數量會因信息披露的成本增高而降低。Garcia and Vanden（2009）將基金這個中間投資實體建模成為一個由擁有非公開信息的人建立以針對非公開信息進行市場套利的金融機構。他們通過對不持有信息的投資人同時對多個非關聯基金進行一攬子投資的行為論證了在該模型下市場有效性的缺失以及市場競爭的不完全性。與之相反，微觀經濟學的模型證明在完全競爭市場中，更多的信息會使得股票的溢價因信息成本的增加而降低。因此，諸如市場條例、利益沖突以及信息披露等客觀因素在基金的競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聲譽

聲譽在實體企業的競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壟斷企業通過聲譽提高行業的進入門檻，同時增加自己作為買方的議價能力。共同基金作為企業形式中的一種，同樣會為了更好的聲譽而互相競爭。Chen and Lai（2010）發現通過明星經理人的包裝宣傳而提高聲譽的策略會增加新進入市場基金的資金流入，從而增加母管理公司的資金規模。有良好聲譽的經理人在新的基金擁有一年的績效韌性，即能夠在下一年中表現突出。對于新的基金而言，雇傭明星經理人是增加自身競爭力的有效策略。Navone（2003）的研究表明，基金的資金流與績效高度相關。資金的流出與低于行業均值的收益率沒有顯著關系。因此，聲譽、基于聲譽的基金績效，基于績效的資金流入是一個增加基金競爭力的重要循環。

三、競爭市場

共同基金在不同的子類市場中互相競爭不同的要素和資源。有些在產品市場中角逐以獲得最大的市場份額和客戶占有量，有些在價格市場中優化自己的費用結構從而變得有吸引力，剩下的在量化市場中追求更多的資金注入和更高的收益率。由于競爭和市場的優勝劣汰，基金的壽命會反映其競爭力。此外，針對不同國家地區進行的基金種類研究支持性的發現競爭行為在每個子類市場中都客觀存在。

（一）產品市場：份額類別、管理者與母管理公司

不論基金類型，基金會提供多種股份類別（share class）以針對不同類型投資者收取不同比例的費用組合。管理者通常是某一股份類別的經紀人，而母管理公司（fund family）可以是管理基金運作的資產管理投資公司。在市場上，不僅基金會提供多種股份類別，同一經紀人也可以管理多個股份類別，母管理公司也可以代為運作多個基金，基金的權益（equity）和管理權（management）是分開的，但是經理人有義務實現股東權益最大化。產品市場上的競爭可以是跨母管理公司的競爭，也可以是在同一母管理公司內經理人之間的互相競爭。在同屬同一母管理公司的經紀人之間的競爭可能比管理公司之間的競爭更加趨于緩和，因為同一母管理公司不同的經紀人持有不同比例的相同股票的概率會比不同屬同一母管理公司的經紀人之間的概率更高。Kempf and Ruenzi（2005）發現管理公司較小的基金與擁有較大規模管理公司的基金的交易經常是反向的。在同一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會調整相對的頭寸以使得業績更加突出。Clare，Sullivan and Sherman（2013）發現業績低于平均水平的基金經理在年中通過增加更多風險來追上平均水平。Chen， Hughson and Stoughton（2012）在博弈論的實驗模型中證明了多時間段的基金經理人互相競爭策略與時間效用的必然性——除了第一名的經理，其他所有的基金經理都有誘因來最大化所管理資產組合的風險。因此，第一名的管理者可以通過增加平均的風險來有效地保持領先地位。另外，同一母管理公司還會在所管轄的不同基金中運用資本流動策略以最優化資源配置。Zhao（2003）解釋了關閉某一明星基金會引起投資者對母管理工資的注意，從而增加同屬公司的其他基金的短期資金流入。可見，在產品市場上的資源優化配置可以使基金更具競爭力。

（二）價格市場：費用

基金的費用支取以及咨詢費用是競爭中的重要一環。Nanigian（2012）發現主流投資者更傾向于高額的最低投資標準的基金，他們認為這是基金更具競爭力的表現。基金費用支出的一部分在于廣告營銷支出。Huij and Verbeek（2011）調查了基金在市場營銷中的溢出效應，即過度營銷。溢出效應會增加同屬母管理公司各基金的資金流入。Li and Qiu（2010）認為產品的多樣化使得某一基金取得壟斷優勢從而向投資者收取高額費用。多樣的股份類別基金可以讓投資者在多種的股份類別中基于不同的管理費用做出最適合的選擇。多樣化策略也會在短期內增加基金收益的不穩定性。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如今的基金行業競爭使得基金的咨詢師不能按他們服務質量的優劣按比例向投資者收取咨詢費用。Mansi and Nishikawa（2012）認為競爭和行為是基金價值定價的關鍵要素。內部的管理機制會影響小額股份類別的客戶忠誠度。這是因為小額股份類別的各戶對增加的搜索成本和同業投資禁止非常敏感。Wahal and Wang（2011）舉證了當有新基金進入市場是，擁有高資產組合重復性的原有基金會相應的降低管理費用以保持競爭力。Coats and Hubbard（2007）強調了共同基金市場的集中度非常低，行業新進入基金非常頻繁并且支取高額的咨詢費會使得市場占有率和基金績效大幅降低。因此，價格市場是基金競爭的一個重要子類市場。

（三）量化競爭：資金流動

基金的競爭力可以從其吸引資金流入的能力中得到反映。貨幣具有趨利性。基金的績效與資金流動是直接相關的。在完全市場假定下，好的業績會吸引更多的資金注入，從而擴大基金的管理資本規模。由于規模經濟，更大的規模會使得市場份額和買方的議價能力增強，因此使得基金更具競爭力。Gallaher，Kaniel and Starks（2006）對投資者的資金流動進行了研究，發現資金的流向與基金的市場營銷支出是凸相關的。Wahal and Wang（2011）闡述了基金在量化市場中，資本流動與績效溢價和損益率呈正相關。資金的流向可以表明基金的相對競爭力和吸納資本的能力。

（四）基金壽命和存活能力

隨著資金由于績效進行相應的流動，低于行業均值的基金會面臨資金外流。一旦基金從費用和咨詢中獲得的收益不能沖抵運作的支出、交易以及營銷支出，那么基金就會面臨退市或者被母管理公司強行關閉止損。Brown，Goetzman and Park（2000）發現越是年輕的基金，短期內消失或死亡的概率就越高。這是由于管理者合同中趨利及博弈性的績效相關條款所導致的。Ali，Chen，Yao and Yu（2012）認為競爭策略會侵蝕基金的績效。對于高競爭成本的基金而言，避免競爭的收益會高于由于競爭而進行的多項交易的交易成本。Getmansky（2012）分析了對沖基金的生存周期，認為投資者依靠每個基金的績效進行投資。當投資者對一攬子基金進行群體投資時，該群體內的基金會以回報率進行互相角逐，從而在下一期，高額回報率的基金更能獲得投資者的青睞。由此可以得出，績效和資產規模是凹相關，每期對資產規模、收益率和預期未來資金流入等要素進行最優化是提高基金壽命、在行業競爭中存活的重要舉措。

四、結束語

一方面，由于市場上基金數量之巨，整個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存在一定的壟斷和信息不對稱，同時，美國證監會對管理費與績效不掛鉤的規定使得這個觀點更有說服力。另一方面，獨立的執行官的失敗以及相悖的12b-1費用是市場非完全競爭的產物。經理人間、基金間、管理公司間的非基于價格的競爭行為必然會對市場結構產生一些沖擊，從而造成市場的分成，打破原有的市場均衡，從而根據相對競爭力達到新的市場均衡。

本文通過對美國共同基金市場中市場競爭各要素、子類市場以及競爭對市場結構的影響歸納分析，可以得出共同基金市場屬非完全的市場競爭，基金的群類策略、績效收益、資金流動以及管理費用結構對其競爭力有重要作用的結論，這將對投資者發現和應用基金的競爭策略的信息，從而對投資行為進行優化提供了一定的科學依據。

參考文獻

[1]Ali Hortacsu，Chad Syverson，2004.Product Differentiation，Search Costs and Competition in the Mutual Fund Industry：A Case of S&P 500 Index Fund.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2， 183-199.

[2]D.K.Malhotra，Rand Martin， Philip Russel，2007.Determinants of Cost Efficiencies in the Mutual Fund Industry.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6，323-334.

[3]Diego Garcia，Joel M.Vanden，2009.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Mutual Fund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44，1965-1995.

[4]Giuliano Lannotta， Macro Navone，2012.The Cross-section of Mutual Fund Fee Dispersion.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6，846-856.

[5]Hsuan-Chi Chen，Christine W.Lai，2010.Reputation Stretching in Mutual Fund Start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4，193-207.

[6]John C.Adams，Sttar A.Mansi，Takeshi Nishikawa，2012.Are Mutual Fund Fees Excessive？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6，2245-2259.

[7]John P.Freeman，Stewart L.Brown，2001.Mutual Fund Advisory Fees：the Cost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s.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11-spring，610-671.

[8]Massimo Massa，2003.How Do Family Strategies Affect Fund Performance？When Performance-maximization Is Not the Only Game in Town.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7，249-304.

[9]Simona Mola，Massimo Guidolin，2009.Affiliated Mutual Funds and Analyst Optimism.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3，108-137.

[10]Sunil Wahal，Albert （Yan） Wang，petition among Mutual Fund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9，40-59.

[11]Tarun Chordia，1996.The Structure of Mutual Fund Charg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1，3-39.

[12]Vikram K.Nanda，Z.Jay Wang，Lu Zheng，2009.The ABCs of Mutual Funds：On the Introduction of Multiple Share Classes.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8，329-361.

[13]Warren Bailey，Alok Kumar，David Ng，2011.Behavioral Biases of Mutual Fund Investor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