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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鄉村社區教育范文

1、明確城村文化區別，挖掘整理農村體育新文化

在《中國農村體育發展的質層文化力分析》一文中，于文謙認為：在城市文化的背景下，孕育、書寫農村體育是不現實的，有效發展農村體育，亟待需要我們證實農村體育自我發展的潛力，也就是努力挖掘整理農村體育新文化。農村文化具有基礎性的統治作用，現代城市文明也是最初原始信仰的農村文化中發展而來，現在反過來搞城鄉一體化農村體育文化發展，筆者認為這是前者在形式上的約束，后者在內容上的挖掘，農村體育的普及與推廣更多的應該借鑒“城市文化”的思路，而體育文化的內容形式、體育制度的制定、體育項目的選擇還是要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注重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體育文化的挖掘、保護、繼承，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農村體育文化。壽光地區地處平原，水少地多，農村適宜開展的運動項目不少，踢毽子、滑雪、斗陀螺、放風箏等項目較適宜開展，但同時也看到，壽光地區以漢族人居住較多，少數民族較少，具有傳統民族特色的體育文化項目較少，這實際上有利于整理現有少數農村體育資源，整合農村傳統體育文化與現代城市體育文化的共有的部分，比如時下比較流行的踢毽子比賽就是一個例子，“毽子”變了，規則改了，但踢毽子這一根深蒂固的技術動作卻永遠改不了。為此民間體育文化特色和體育傳統項目通過挖掘培育，不僅可豐富基層群眾的文化活動，而且是對歷史體育文化遺產最好的傳承和保護。此外，要立足農村自然生態基礎，科學合理高效地利用農村的自然資源和空間資源，充分利用田園景觀、生態自然、鄉村文化，推廣農村徒步游，壽光地區溫暖式大棚特別多，農村大棚勞作的環境和工作狀態完全可以創作一種具有現代體育氣息的拓展訓練。在英國的某個村鎮，當地農民借鑒體育田徑比賽中的標槍、短跑等項目，進行實地性的改良，將標槍改為松樹，看誰將松樹拋得更遠。將短跑改為背裝滿玉米的袋子跑，看誰跑得快，這些都是針對農民的勞動特點和娛樂特點進行的創造性改良，每年定期舉行該類項目的比賽，可以提高農民的參與熱情，更能激發農民勞動的積極性。這些都是城市與農村的結合，現代與傳統的融合，是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農村體育發展的創新點和突破點。

2、推動農村體育文化項目建設，保證農村體育文化活動開展的可持續性

落實農村體育文化項目的建設，一方面要注重硬件項目的引進和開發，另一方面要注重軟件項目的開展和實施，利用項目的建設促進和完善農村公共體育文化設施建設。在地方政府的引導下，根據“重點普及、特色集中”的原則將鎮級體育館的建立、社區體育隊伍的成立納入體育開展的普及性工作，對于那些經濟條件較好、便于開展的地區則考慮進行經濟上的投資和招商。對于重點普及的項目地方政府應該予以政策支持和資金扶持，積極響應國家政策予以落實，對于有地方特色的項目，地方政府也要加以關注，摒除相關利益群體價值訴求的博弈論，尤其是在農村體育文化硬件項目的建設上一定要形成追求社會性效率、塑造新型農民和培育農村體育文化市場價值追求的一致性。其次，社區活動項目的開展要有科學的規劃和全面的落實，尤其是組織機構的設置、活動內容及工作責任、項目的劃分上做到主要行政領導牽頭、分管領導督促落實、具體責任人實施。利用春節、元宵、五一、七一、國慶等法定節假日，開展大型農村體育文化活動，組織開展農民民間體育比賽，活動項目的開展具有可持續性，就像每四年一屆的奧運會一樣，讓農民在歷屆的活動項目前夕有所期待，勢必會產生深遠的心理影響，擴大社會效應。

3、明確農村體育文化發展的經濟價值訴求，促進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雙豐收

農村體育文化建設不僅是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農村物質文明建設的重要部分，尤其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的新農村社區，農村體育文化更有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研究證明：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的良性互動會不同程度地對地方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產生影響。此外，農村體育文化建設有利于積極培養農村人積極的生活態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提高農民的身體素質，促進勞動生產力的工作效率。通過“體育搭臺，經濟唱戲”促進農村經濟結構的升級換代，努力打造農村體育文化產業。然而，城鄉一體化背景下的農村社區體育發展必須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做保障，在一定時期內，按照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農村體育文化的發展要追隨城市體育文明的腳步，必須要有一定的經濟價值訴求做指引，也就是說農村體育文化的發展要以農村自身財政支持為主，通過農村體育產業的發展來帶動農村體育文化的持續性發展。新時期城鄉一體化背景下的農村體育文化過度地依附于城市體育文化和旅游，在農村范圍內不成規模，要做到這一點應做好以下幾點：一是必須追求農村原生態的農村體育文化特色，吸引民間資本注入，擺脫農村體育對城市體育的過度依賴；二是利用農村自然資源和田園生態空間大力開發與旅游業相關的運動項目，產生自身的經濟價值；三是利用現有的大學生村官為智囊，建立和儲備一批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農村體育產業經營團隊，為農村體育文化的良性發展提供人力資源保證。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對城市文化的借鑒和依賴，勢必要強大的經濟基礎做保障，明確了農村體育文化的經濟價值訴求就會為農村體育文化建設的可持續性發展指引了方向，進而夯實了工作的基礎，對農村社會經濟來說，這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雙豐收。

二、清除障礙———破解城鄉一體化下農村體育文化發展的瓶頸

1、加強農村體育文化自覺建設，實現農村體育文化更好更快的發展

黨的十六大以來，在建設新農村、培育新農民、用先進文化占領社會主義農村文化陣地的政策感召下，以行政為主導的文化下鄉著實給農村文化帶來了新的氣象，引領和推進著農村文明的發展，以農村體育文化為例，政策指導下的農村體育事業有力地推動了農村體育工作的開展，對廣泛實施農民體育健身工程和大力繁榮農村體育文化起到了一定地推動作用。但現階段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文化發展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農村現狀決定了這種自上而下的送文化，只是暫時性的緩解了農村社會精神生活的困乏，從意識文化形態上講，農村體育文化的建設，僅僅依靠經濟、制度等上層建筑的支持遠遠不夠，新時期農村體育文化的發展需要尋求新的思路，必須要致力于培養農村體育文化發展的內生機制，創新農村體育文化活動形式和內容，培養正確的農民文化意識形態和體育文化價值觀念，發揮農民的主體意識和培養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調查結果發現：①大部分農民對體育物質文化的自我接受度普遍高于對體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接受度；②經濟條件發達地區農民對體育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更強的接受能力；③社區文化建設過程中更強調對體育有形文化的學習，而很少有對體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輔導。在體育文化發展的過程中，農民有幾種表現：一是過大的自我貶損農村體育文化，認為農村體育文化可有可無，毫無存在的實際意義。二是盲目地追求城市文化，認為只有外來的文化才是先進的文化，才是可以值得借鑒的文化，將傳統農村體育文化逼上了懸崖邊，即或淡出人們的視野。三是寄希望于時代的發展，尋求時代帶來文化的革新，沒有主動創造的積極性，這一特點與傳統農村人“逆來順受”的秉性不無關聯，本身體育文化的娛樂性更是導致了農村人創作的靈感和動力。為了應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先生提出了處理本土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間關系的方法：“文化自覺”，農村體育文化自覺也面臨著大的環境，城鎮化一體化進程就是農民面臨的重要問題，農村新社區的建設，城市文化內容的引入都影響了農民對體育文化接受，但體育文化本身的娛樂性，讓農村體育文化自覺略顯疲態，體育文化思想要真正地融入到農民的思想觀念中，一是必須把握住體育文化的可接受度，必須在農民文化理念的接受范圍之內，顯然讓農村人練習打高爾夫球就貌似讓農村人不務正業一般，既超越了他們接受理念，也背離了他們的經濟基礎；二是必須要有農民樂意學習的內容和主動學習的體育文化技能和知識，不耽誤農忙的同時，愿意接受各種體育文化知識。三是要讓農民有創作意識，結合農村現實狀況，就地取材，創建適合農村人的體育活動。

2、加強農村體育文化環境建設，搞好文化參與群體的多元性建設

農村社區體育場地十分匱乏，健身自然環境惡劣，農村人參與體育運動群體少且多以中老年人為主，這都是制約新農村社區體育文化發展的瓶頸因素。據第五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統計，我國現有體育活動場所85萬多個，僅有8．18％分布在農村，農村場地資源的匱乏與我國農村地域遼闊、經濟基礎薄弱、人口眾多等原因有關。在壽光地區，除壽光市區的東關社區、椒園社區、南魏社區場地相對富裕外，所調查的社區均存在場地匱乏等現象。此外，農民健身環境的好壞也制約著農民參與體育的熱情，影響農村社區體育文化活動的開展。加強社區體育環境建設是當前解決農村社區體育參與熱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一是改善體育活動場所的衛生問題，大多數農村體育場館衛生狀況較差，農村自然生態的特點和農民勞作的狀態決定了這一問題在短時間內很難有大的突破，一方面對于農村社區已經配置好的體育場地和體育設施，上級部門應該配置專門的人力加以維護，體育局應成立器材維修站，成立器材巡查管理志愿者隊伍，定期對健身路徑進行巡查、維護和報修，保證了器材的使用安全，做到設施干凈，環境舒適。另外一方面，對于體育場地的安置要有一定的選擇，農村人喜歡熱鬧的環境，在調查中發現，一些體育設施較為齊全的場地被安置在了村落中比較偏僻的位置，大大影響了農民參與的熱情，場地安置一定要放在農村社區人口相對集中、社區服務部門比較密集的區域。最后，體育場地的配套設施必須齊全，城市社區的體育場地大多以燈光、噴泉、高檔護網作為配套設施，農村社區在配置上也要向城市看齊，加快城鄉均衡的步伐。此外，發展體育文化事業，貴在社會參與，重在形成合力，借鑒英國發展文化的例子，推行文化參與政策，激發全社會參與發展文化的積極性，因而文化發展的路子越走越多、越走越寬。其中一些做法和經驗，對于我們發展農村體育文化具有借鑒意義和啟示作用。中國現階段的參與農村體育文化的多元性建設被忽略，表現在：一方面農村年輕人的文化體育需求被忽視，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激勵文化建設的政策和措施缺失，兩方面導致農村體育文化群體的單一性。研究證明，社會化活動群體的存在必須以參與群體的的多元性為基礎，為此，活躍農村體育文化，促進新農村體育文化可持續性發展一方面需要加強農村體育項目的引進，滿足不同層次、不同需求人群的活動的需要，這需要有專門開發農村體育項目的體育行政部門做出努力；另一方面，文化政策的缺失導致刺激農民參與體育活動的熱情的減少，為此農村體育文化的政策應該有一部分專門針對農民參與激勵性的政策，比如比賽的物質獎勵、社會福利、名譽等方面的引入和制定，吸引更多的社會農民參與到體育文化的開展中來，加強體育文化的多元化建設．

三、創新思路———拓展加快新農村社區體育文化建設的兩種帶動

1、體制帶動

城鄉一體化背景下的新農村社區體育文化的建設屬于城鄉文化一體化建設的一個縮影和一個滲透點，筆者認為，加快新時期農村社區體育的文化建設就是要在城鄉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搞好統籌和共贏，即建立有利于發展城鄉文化一體的共同機制，用既定的城鄉文化發展機制來帶動新農村社區的體育文化建設。①健全城鄉體育文化一體化體制。科學規劃，制定合理的城鄉體育文化統籌發展的規劃，突出抓好農村公共文化體育的建設和完善，不斷縮小城鄉體育文化發展的差距；加強城鄉互動，借助經濟活動弘揚民間體育文化，達到城市經濟帶動農村體育文化發展的目的；建立起城鄉體育文化一體化的文化資源網絡管理體系，利用城市文化、傳媒、體教等資源形成對農村全方位、多時空的輻射功能，加大先進文化在農村的滲透和覆蓋，建設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設備齊全的重點農村體育文化。②建立城鄉體育文化一體化投入機制。農村社區體育經費是農村體育建設的重要保障，在新農村體育文化建設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農村體育文化經費的投入必須納入到城鄉統一規劃，建立相同的投入機制。此外，根據農村的特點，可實行政府“陪同投入制”，對于在體育文化建設過程中提供資金、設施建設、活動項目支持、人力援助的鄉鎮企業，實行減免稅和用地等優惠政策，可大大的調動企業投資贊助體育文化的積極性。③統一政府城鄉體育文化管理機制。城鄉體育文化應該在共同的管理機制下運營，不能混淆公益性體育文化事業和經營性體育文化事業，城鄉體育文化都應以兩者的有效結合為原則，實現由辦文化為主向管文化為主轉變，由微觀管理向宏觀調控轉變，由面向政府向面向社會轉變。④建立統一人才儲備機制。農村體育文化和城市體育文化的開展要在政府部門的協調幫助下建立統一的人才儲備庫，實現城鄉體育文化專業人才的“共用”，加強對文化骨干的培訓，利用他們的宣傳，不斷提升農村群眾體育文化品味和文化覺悟。

2、模式帶動

如果說體制帶動是從政府層面上政策的引導來發展城鄉一體化的新農村社區體育文化，那么模式帶動就是根據農村社區內部自我發展需要來規范和制約自我發展，從而引導新農村社區體育文化建設一種創新帶動。一是學校社區體育模式。將農村各類中小學和職業學校納入新農村社區體育發展規劃當中，充分利用學校各類體育文化資源發展和帶動農村體育文化發展。二是生態型體育模式。將農村現有生態資源、田園風光、人文景觀納入體育文化建設的一部分，建設具有生態特點的體育文化特色項目和活動。三是俱樂部制體育模式。新農村社區經濟條件較好，體育文化項目特色比較明顯，具備一定的賽事承辦能力的社區歸為俱樂部制體育社區，該類社區可定期舉行體育賽事，并可成立相應的農民體育協會。四是學習型體育社區模式。將農村中社區體育管理規范、體育文化生活豐富、體育文化學習氛圍濃厚、人際關系和諧的農村社區定義為學習型體育社區。在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農村體育發展可根據自己的特色和要求逐一進行歸屬，形成特有的體育文化發展模式，帶動農村體育文化的轉變，向更深層次的文化發展中前進。

四、結論

第2篇：鄉村社區教育范文

關鍵詞：生態文明；全域化景區；建設模式；安吉山川

中圖分類號 F3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16）23-0011-04

Research on the Global Scenic Construction Mod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chuan in Anji

Lu Yun

（Huzhou University，Huzhou 313000，China）

Abstract：Global scenic construction contributes to rich the carrier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development，and to innovative eco-economic management model.Shanchuan in Anji，which has been given the title of National 4A Tourism Spot，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villages of Zhejiang Province.Practice in Shanchuan becomes a classic case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upgrading.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global scenic in Shanchuan contains target positioning and strategic planning，resources integrating and brand building，environment maintenance and depth management.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combin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unity of heterogeneity and integrity，unity of form and conception，coordination between attraction and bearing capacity.

Key wo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Global scenic；Construction mode；Shanchuan in Anji

從10多年前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啟動至今，浙江省美麗鄉村建設取得很大成效。步入“十三五”時期，城鄉統籌和生態文明建設要求全面提升，美麗鄉村建設應結合經濟發展新常態，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先導，加速轉型升級。安吉縣山川鄉是浙江省最美鄉村之一，于2015年1月獲批全國首個全鄉域4A級旅游景區，成為全域化景區建設的經典范本，本文將在生態文明視角下分析山川全鄉域景區建設模式，為美麗鄉村的深度變革提供創新實踐思路。

1 安吉山川全鄉域景區建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鄉村全域化景區建設，是指在縣、鎮或村的全范圍之內以景區標準加強規劃、建設、管理與經營，構建生態良好、盈利充分、功能多樣的綜合性大景區，實現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和城鄉統籌發展。作為美麗鄉村高層次發展階段的創新舉措，其必要性在于：美麗鄉村建設是一個需長期探索的實踐過程，初期以環境整治、資源保護、鄉容改善為主要內容，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呈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良好態勢；隨著城鄉一體化要求的提升，后期建設轉向宜居宜業宜游等多樣化功能開發，通過強化經營和整合資源，將分散于各點的生態優勢轉化為財富優勢。同時，單個村落各自為政的小規模發展局面不利于鄉鎮生態資源的整體開發，且鄉村風貌的同質化也影響投資效益，導致部分資源浪費。全域化景區建設有助于豐富美麗鄉村建設載體，創新生態經濟的經營模式。

美麗l村景區全域化力圖打破景區內外的界限，營造處處是風景的鄉村旅游體驗，這一理念對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基礎設施建設、經濟基礎條件有較高要求，只有基礎條件成熟的地區才可能完全實現[1]。安吉山川鄉位于湖州最南端，因山川廣布而得名，46.72km2行政區域內涵蓋6個行政村，43個村民小組。從2003年開始，山川鄉圍繞“生態立鄉，旅游強鄉”的戰略推進生態環境建設，通過“五改一化”和“雙百千工程生態村建設”，大力改善鄉容鄉貌、配備完善服務設施，將高家堂村、馬家弄村等建成典型示范村。山川全鄉擁有91.3%的植被覆蓋率，優美生態成為10a山水變遷的縮影，曾獲被評為中國美麗鄉村精品鄉和新浪浙江十大旅游目的地。2013年，山川接待游客達50萬人次，直接旅游收入6 800萬。生態環境的優化、休閑項目的落地、綠色經濟的興盛，在加上知名度的擴大和游客量的遞增，都為山川實現景區全域化奠定了基礎。

2 安吉山川全鄉域景區建設模式

景區開發是依據當地條件，投入適當資金，通過科學的調查、評價、規劃、建設、經營等，使未被利用的資源得以利用，已被利用的資源在深度和廣度上得以加強的過程[2]。山川鄉憑借美麗鄉村建設的前期優勢，于2010年提出4A級大景區建設，2012年開啟生態之路，落實空間規劃、資源挖掘、產品設計、產業推動等，依據時間維度，可將山川全鄉域景區建設模式歸納如下：

2.1 目標定位與戰略規劃 全域化景區建設的首要環節是進行合理的定位與規劃，在目標選擇和價值判斷的基礎上預測景區開發的任務、內容和成果要求，對景區要素進行統籌部署，促進資源與市場的匹配。

2.1.1 以“浪漫山川”為目標 寓意深刻、特征鮮明的形象主題是一個景區的標志，構成規劃與經營的核心目標。山川鄉依托自然環境優勢創立“浪漫山川”生態文化品牌，作為全鄉域景區的靈魂。“浪漫”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都是滿足生存需求之后的高層次精神需求。“浪漫山川”在生態優美的基礎上更為強調人景交融，旨在將美麗鄉村打造為情緣的起點，心靈的歸宿。因此，景區功能定位是多樣化的，除休閑娛樂之外，更為注重人文體驗。同時，作為美麗鄉村深化改革的舉措之一，以“浪漫”旅游產業的經營增加當地村民收入，提升生活幸福感，也是景區開發的重要目標。

2.1.2 以“一區兩帶兩組團”為戰略 隨著美麗鄉村的升級，山川興起大批休閑旅游項目，仙龍峽漂流、芙蓉谷景區、老樹林度假酒店、品園山莊等精品點已經成為該鄉景區創收的增長極，也是人文和諧的中心點。經濟學家納?松巴特提出“生長軸”，認為空間極化不僅只出現在若干點上，也會出現在連接各點的重要交通干線及其沿線的線狀地帶[3]。山川鄉提出“一區兩帶兩組團”的建設模式，其中一區是指山川鄉域大景區，兩帶是指高家堂村和馬家農村沿溪一帶、大里村和船村沿溪一帶，兩組團包括美麗鄉村示范村和精品度假項目群。通過點線面結合的戰略布局，借助各個旅游產業精品點的優勢帶動整個鄉村旅游經濟的增長。

2.1.3 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宗旨 山川鄉景區建設遵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宗旨，不以犧牲鄉村原生態為代價發展旅游業，投入大量資金和技術力量加強環境整治和基礎設施建造。首先，加大資金投入。在道路建設中投資534.5萬元、河道整治中投資1 000萬元、林蔭道路建設中投資315萬元。其次，重視污染治理。關停多家造紙廠和竹拉絲工廠，搬遷公墓和散墳，建成農村垃圾中轉站，引入美國阿科蔓生態處理技術治理水源污染。生態保護型的景區開發模式使生態文明與綠色經濟同步發展，村民通過環境改善提高生活質量，依靠綠水青山發財致富。

2.2 資源整合與品牌塑造 旅游資源的豐富多元是游客產生獨特體驗的必要條件，生態文明視野下全域化景區建設需兼顧效益豐厚與生態良好的統一，圍繞形象品牌的塑造與傳播，整合、優化鄉村景區資源。

2.2.1 鼓勵鄉民參與建設 全鄉域景區建設直接影響當地村民的日常生活，景區開發務必要考慮村民需求，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山川鄉景區提供大量就業崗位，使村民成為旅游環境的改造者、景區業態的參與者、旅游服務的從業者和最終的受益者：村民入股旅游公司，如高家堂村有100多戶村民是景區股東；400多名“50、60”人員實現家門口就業，遍布景區檢票、導引、安保、物業、電修等崗位；工匠藝人重返竹編行業，激活景區手工藝品市場；更有七八十歲的老人向游客展示手工豆腐、年糕等的現場制作方法。人居環境的改善和村民收入的增加使全鄉域景區經營變成常態，家家戶戶為景區建設貢獻力量。

2.2.2 綠色高端招商選資 適度引入社會資本，有助于最大化開發和整合鄉村旅游資源，依托項目運作實現大景區建設。山川鄉經歷從引資到選資的轉變，按照景區建設需求和生態文明準則有選擇地挑選項目，嚴格落實項目審查制度，保持山川鄉原始風貌。2011年至今，引進項目20個，總投資近10億元，創建既能體現本鄉特色，又能推動山川發展的休閑旅游項目，如仙龍峽、七星谷、落伽山、林清軒、老樹林等。同時，山川鄉積極鼓勵社會資本投入高端民宿建O，以先進的民宿經營理念，將自然生態與時尚家居相結合，借助新媒體加強營銷，滿足都市白領階層需求。

2.2.3 加速文化品牌傳播 鄉村生態旅游的開發必須與文化融合才能形成品牌，品牌必須經營才能鮮明，必須經歷產品營銷、精品營銷和文化營銷后才能穩定[4]。“浪漫山川”生態文化品牌的經營依賴于豐富的景區實體，如“五坊六藝”民俗區、“清靈佛禪”感悟區、“山水鄉村”生活街區、“安逸隱世”住宿區、“山民生活”體驗區；還有多元的活動載體，如按照12個民俗節日推進美麗鄉村深度經營，使游客于每個月份都能體驗不同節氣的鄉村風情，在親子游戲、農事體驗、團隊協作、體育活動中放松身心。此外，旅游品牌的傳播離不開媒介，“浪漫山川”通過標志設計、網站建設、專題拍攝、新聞報道等綜合形式不斷擴大知名度。

2.3 環境維持與深度經營 全鄉域景區建設意味著鄉村旅游資源的重新整合與均衡發展，這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的過程，伴隨著資源的消耗、更新和重組。為此，需依據景區容納能力和旅客需求變化，維護景區環境、優化經營管理策略。

2.3.1 科學調控維持景區環境 全域化景區提供高品質的休閑旅游服務，有效避免了交通堵塞和景區擁擠，但其空間承載力并不是沒有上限的，一旦游客人數超越接待能力，就會降低旅游品質，增加環境負擔。為此，山川鄉特意邀請省內外旅游業專家進行評估測算，綜合生態環境承載力、游客體驗效果等因素核算出最適宜的日接待旅游人次為3 000人，景區嚴格按照這個標準控制接待人數。同時，為了維護全域化景區創建成果，山川鄉制定了《4A級景區精細化管理實施辦法》，由鄉村干部依據精細化標準進行衛生督察，發現問題及時整改，促進全鄉域大景區長效管理制度化、保潔隊伍職業化、垃圾分類常態化。

2.3.2 著力提升生態文化品味 文化是景觀的靈魂，體現品牌核心價值。鄉村全域化景區的建設離不開內涵的挖掘與品味的升華，在旅游項目開發過程中充分運用傳統農耕文化、鄉土文化知識、民族文化遺產等傳統“三農”旅游資源，新建成或恢復了江南威風鑼鼓、大里雙龍、竹馬燈、鱉魚燈等一批民間文藝隊伍，并融合了當地竹、茶、孝、民族、書畫等豐富的文化元素，使每一處景觀都能滲入人的主觀意識。同時，山川鄉注重鄉民原創文化的培育，如“愛在山川?禮待自然”生態家庭演出活動展現了鄉村人民的別樣風情，在生動有趣的文化演出中傳遞生態理念。

2.3.3 廣泛吸納內外合作力量 全域化景區并不是一個僵化封閉的空間，它與外界存在廣泛的資源與信息共享交換。一方面，在鄉村內部需充分發揮當地政府、企業、農民的合力，山川鄉在“政府引導、村級主體、企業帶動、農民參與”四位一體的協調機制作用下建立起“村企合作發展鄉村旅游雙贏模式”[5]；另一方面，景區積極開展對外聯絡，不斷豐富旅游品牌營銷策略。山川鄉與浙江旅游學院開展校地合作，依托高校社會服務平臺和專業研究隊伍，共同實施旅游業態人才培養、旅游品牌特色創建、鄉村旅游服務提升等多項工程，探討全鄉域景區規劃建設與經營發展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問題，不斷推動全鄉域景區的深入經營。

3 美麗鄉村全域化景區建設模式運行需遵循的原則

作為首個鄉域國家級4A景區，山川鄉自2015年至今加強景區項目經營，全長6.1km2的旅游環線即將形成，巴伐利亞風情酒店、宋院南禪精品酒店、零碳度假營等項目相繼落實，各項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山川鄉創新實踐為其它地區提供了樣板，全域化景區建設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需遵循以下原則。

3.1 繼承性與創新性相結合 全域化景區建設走精品化路線，景觀與產品的設計開發需充分符合受眾需求。鄉土特色是全鄉域景區高品質要素之一，景區開發要注意就地取材，發揮當地獨特景觀資源的作用，尤其注重村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保護與繼承優秀的鄉土文化。山川的百年老宅和古巧棧道等人文景觀，以及威風鑼鼓和竹馬花燈等民俗活動，形成別具一格的地方特色。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在閑時趕往鄉村享受度假生活，景區項目設計還應與時俱進，跟上現代步伐，不斷創新思路邁向精致化。山川鄉輕奢型民宿建筑將鄉村的淳樸和城市的現代相融合，做到既親近山水又彰顯現代生活品質。

3.2 異質性與整體性相統一 美麗鄉村在打造全域化景區時需有一套完整的體系，這與景區的目標定位和品牌塑造息息相關。全域化并不意味著鄉村內每一處都要有景點，而是由幾個精品點、幾條精品線相互銜接而成的若干景區要素的最優化組合，每一種景區要素都有著獨特的功能特性和視覺特征，從不同角度服務于景區形象主題。整體功能大于部分之和，這是全域化景區形成的重要原理。山川鄉大景區以“浪漫山川”為目標，推出11條精品旅游線路，設置觀光區、采摘區、展示區、休閑區等多個模塊，各種休閑項目設計均體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異質性與整體性的有機統一中實現全鄉域景區的浪漫風情。

3.3 形式與意境的交融統一 隨著城鄉統籌一體化的推進，鄉村景區功能也經歷轉型升級，從單純的身心放松逐步演化為文化滲透、寓教于樂和性情陶冶。游客除了欣賞山川美景、呼吸新鮮空氣之外，更希望返璞歸真、重享兒時樂趣、せ厝松真諦。為此，景區項目的規劃建設應充分考慮現代人的情感需求，通過設計豐富的旅游活動，使游客在景區內享受審美、休憩、體驗學習、情感增進等多項功能。山川鄉大景區依靠自然生態優勢實現空間視覺美學效果，同時更為強調自然生態與鄉土文化的結合，舉辦系列親子活動、情侶活動，做到鄉村景區“形”與“意”的交融統一，提高旅游景觀的文化品質。

3.4 吸引力與承載力相協調 具有吸引力的景觀項目雖然給鄉村帶來了客觀的旅游收入，但是仍會引起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生態平衡的打破。因此在規劃設計過程中就要充分考慮景觀項目與鄉村原始風貌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以生態保護為重要原則精選投資項目，合理布局景觀要素，將對鄉村環境的破壞和村民生活習慣的影響降到最低。隨著大景區建成之后游客量的增加，勢必考驗景區接待力和環境承載力，這需要當地政府對旅游經濟效益和鄉村生態環境之間進行理性取舍，運用專業力量科學計算景區承載力，制定合理的開放運營計劃并嚴格實行，兼顧鄉村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最終謀求旅游與自然、文化和人類生存環境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吳宴.美麗鄉村樣板村的興旅之路[N].湖州日報，2014-11-11.

[2]王軍.試論鄉村生態旅游文化品牌的營銷[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8（1）：82.

[3]徐福英.基于城鄉統籌的旅游業發展研究：模式建構與類型分析[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3.137.

第3篇：鄉村社區教育范文

[關鍵詞] 美好鄉村文化建設問題

[中圖分類號] F32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1650（2013）03-0007-01

隨著安徽省農村城鎮化和美鄉村建設的發展，大量整村推動項目開展，“村改社”而形成的農村社區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本文探討的新型農村社區，是指在新農村建設中，通過土地增減掛鉤置換、流轉等方式，把現有的行政村界限打破，將地域相鄰的幾個村進行撤并，從而整合的社區。新型農村社區的建設和發展不能停留于硬件設施的城鎮化改造方面，更應發展新農村社區的鄉村文化，發揮文化凝聚、整合、規范社會群體行為的作用。通過營造出類似城市社區的環境條件，使入住的農民以此為平臺習得現代性而逐漸褪去其傳統性，最終完成由傳統人向現代人的角色轉型。

一、存在的問題

筆者對我縣某新型農村住宅社區采取實地訪談等方式，發現新型農村住宅社區鄉村文化建設存在以下問題。

1.鄉村文化建設的基礎設施醫乏，資金投入不足

經費不足是制約農村鄉村文化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農村社區的政治性建構的特質決定了國家是鄉村文化建設和發展的投資人主體。國家的資源持續性地輸入到農村中，使農村社會狀況得到了改觀，并且表現出非凡的有效性，但是這種自上而下的力量是不可能解決農村建設和發展的所有事務，政府不能包辦一切。且這種農村社區政治性建構的有限性，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農村鄉村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如財政投入不足或者是分布不均勻致使農村鄉村文化建設面臨著“無錢理事”的困境、居民的有限參與不利于社區長效機制的建立、農民的被動參與使許多農民形成“等、靠、要”的依賴心理等。

2.社區居民相對較低的文化素質制約了鄉村文化的建設和發展

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高，缺乏從事非農產業的技能，是當前新農村建設的最大障礙和制約。文化素質較低和技能匱乏，社區缺乏合理的產業結構，缺乏必要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使得居民的就業空間和條件十分有限，迫于生活壓力，無暇顧及文化娛樂。新農村鄉村文化建設的基礎是發展，只有在生產發展解決了居民的基本物質需求后，居民才有精力和熱情追求精神生活。

3.管理者和農村社區居民對鄉村文化建設認識不足

農村社會自古是一個相對較封閉的社會，農民世世代代生活在經濟相對落后、有限的社會聯系及狹小的生活領域里，使農民受現代文化的熏陶較少，精神文化生活比較貧乏。同時，受近年來片面追求GDP發展以及對官員政績的考核重經濟而輕文化等思想的影響，部分基層干部認為，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只要經濟提升，就可解決所有問題，文化建設無關緊要。而且，對于文化建設的考核標準也是過于形式化，主要是依據建設農家書屋、文化活動室、送電影下鄉等的數量，至于效果和利用率的高低并不在意。據居民反映，農家書屋里面的書，對他們來說，大部分實用性不強，而且更新緩慢，真正會看的人只有少數；送電影下鄉中所播放電影的內容并不符合他們的口味，很少有人會看，認為還不如在家看電視；而文化活動室在小區中通常是作為擺設用的。

二、對策

1.加強新型農村住宅鄉村文化設施建設，多渠道擴大資金來源

調查顯示，資金不足是制約新鄉村文化事業發展的瓶頸，多渠道擴大資金來源成為新型農村住宅鄉村文化發展的必要前提。筆者認為，市、縣（區）、鄉鎮二級政府應提高對新農村鄉村文化建設的重視，在財政預算中應安排一定的專項經費用于文化事業；文化主管部門尤其是鄉村文化站應加強與上級有關部門的聯系與溝通，努力爭取專項經費；鄉村文化管理人員可與企業合作，使企業贊助鄉村文化娛樂活動，擴大企業在社區影響力的同時，社區獲得文化活動經費，實現互惠互利；以文養文，進行文化經營，將其所得再用于鄉村文化建設。鄉村文化的活動經費要節約，開源節流。

2.實行文化建設責任制，使文化建設與政績考核掛鉤

受盲日追求GDP增長思想的影響，不重視文化發展，尤其是在農村，主要表現在鄉村文化基礎設施落后、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以及文化活動相對貧乏。在新型農村住宅社區的建設中，實現了“交通、醫療、教育等基礎性設施的突破性提高，但是對于鄉村文化設施的建設，卻遠遠不足。據部分居民反映，本已規劃建設的籃球場等體育設施遲遲不到位。筆者認為應通過建立檢查、考核、獎懲以及競爭上崗等制度來充分調動專業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

3.培養、引進多方面專業人才，調動居民的積極性，強化鄉村文化服務

新型農村住宅鄉村文化的發展，需要國家政策在人才引進上給予扶持。通過招聘，擇優錄用思想素質好、專業水平高的人才，充實到新型農村住宅鄉村文化干部隊伍中，配齊配好社區專職文化管理服務人員；加大對鄉村文化工作人員的繼續教育和培訓，提高文化工作人員的政治和業務素質；鼓勵文化能人積極參與新型農村住宅鄉村文化建設中，開發業余文化人才資源，培植業余文化隊伍，免費培訓文藝骨干，并給予適當的精神或物質卜的獎勵；社區有關管理部門可與工業園及有關培訓機構合作，定期舉辦培訓班，為居民開展多種職業技能培訓，提高社區居民的再就業能力；鄉村文化站還可以通過與高校合作，把社區發展為大學生社會實踐基地，讓大學生為社區居民進行價值觀、法制觀等方面的素質教育；還可以充分發揮社區人員自身的積極性，發揮各自特長，開展社區居民文化體育娛樂活動、行為規范宣傳活動、自愿者服務活動等。

參考文獻

第4篇：鄉村社區教育范文

【關鍵詞】鄉村治理 村落教育 人的新農村建設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鄉村治理中的主體弱化和“人的新農村建設”

中國鄉村治理作為一個深具本土性的課題，以往對之的研究和實踐主要圍繞著“縣―鄉―村”三級的鄉村政權結構、村民自治、農村和農民的組織形式、城鎮化中的城鄉關系、鄉村社會利益分配格局等維度，也即鄉村經濟和鄉村政治建設兩大維度來展開。更為具體的內容便可歸結為諸如計劃生育、土地流轉、拆村并居、“釘子戶”的治理等。新時期的鄉村治理主要是通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來進行，力求在實現生活富裕、政治民主、鄉風文明、生態良好、村容整潔等目標基礎上，同時實現農村社會管理體制機制的創新和完善，最終實現農村社會穩定、良好的秩序。新農村建設開展以來，農村的水、電、路、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得到了全面改善，農田水利工程、危房改造工程、村容村貌整治等工作進展順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借助于新農村建設，鄉村治理研究和實踐充分在“物”的建設上做文章，農民們的經濟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改善，農村的物質條件、基礎設施建設處于加速增長的時期。

這一“見物不見人”的新農村建設傾向導致了三個問題：首先，鄉村治理主體弱化。由于片面強調“物”的建設，忽視人的教育和培養以及鄉村就業，大量青壯年勞動力不斷地逃離鄉村，鄉村空殼化趨勢愈發明顯，出現了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和“三留守”問題。留守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參與村級事務能力弱，鄉村產業凋零、土地荒蕪，反過來制約鄉村“物”的發展，基礎設施無人管護，鄉村衛生狀況令人堪憂，老年人孤獨無助的心理十分普遍。因此，人的新農村建設要能留住人，為人的發展創造條件，這是鄉村治理的基礎。其次，鄉村治理空間環境優勢喪失。傳統鄉村的自治基礎是以村落特定形態為基礎的，熟人社會、開放的農戶、村落的公共空間、密切的交往、頻繁的交流、共同的參與、相互的示范等，構成了傳統鄉村治理的天然優勢。但是，隨著鄉村建設機械地模仿城市，有些鄉村的原有空間結構和社會結構被破壞，村落共同體消失，形成了農民的原子化，產生了大量的農村“三留守”人口，本來理應作為鄉村治理主體的人失去了彼此聯系、守望相助的社會關聯的基礎，甚至鄉村居民不能獲得舊時記憶和情感的依托。推倒村落的基礎上重新形成的社區遭遇了悲戚的尷尬境地―既失去了鄉村社區的特質，也不具備城市社區的功能和性質，曾經是有著文化根脈村落的空間孤立化。其三，鄉村文化及其載體被丟棄。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條件或載體，當文化的載體被消滅后，文化就無以附著，自然難以傳承和發展。由于對鄉村優秀文化的現實意義認識不足，也由于對鄉村優秀文化的載體缺乏必要的了解，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造成了鄉村文化載體的破壞。結果是所謂的“鄉村文明”建設，實則成為無根的文化。這里的文化不單指書本上的知識和技藝，更多的是凝聚著人們長久積累而成的經驗智慧的共同記憶和樸實情感。伴隨傳統記憶逝去的是在熟悉的土地上延續了幾千年的生活，正如李培林在《村落終結的社會邏輯》一文中對村落終結有過這樣的描述：“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里，羊城村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數千年農耕生活消失的過程，這種農耕生活，曾一直是我們古老文明的根基和脈絡。它養育了我們，似乎只是為了它最終的毀滅。它走的那么悲壯，千年古風，一朝逝去，沒有鄉愁，也沒有挽歌。”①有些鄉村被城市化而消失，是城鎮化擴張的必然趨勢，但是，有些鄉村消失卻是人為制造的。忽視或破壞了鄉村傳統文化建設，使鄉村治理失去了重要的社會文化依托和有效途徑。結果只能是建構出了新的大量需要被治理的對象。

因此，為防止鄉村治理中過于強調“物”的建設而輕“人”的建設，克服重視形式而忽視實質的傾向，中央提出“物的新農村建設”與“人的新農村建設”同步發展。就是要在改善鄉村硬件建設的同時要體現以人為本。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強調“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要注意保留村莊的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的生活條件”。這是對物的建設與人的建設最形象的詮釋。“留得住鄉愁”也即留得住人們的文化記憶，2014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又旗幟鮮明地正式提出了“人的新農村建設”的命題。這對于緩解鄉村治理中的主體弱化問題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人的新農村建設”需要解決三個問題：第一，要解決留住人的問題，特別是留住一部分致力于鄉村建設的年輕人，解決農業和鄉村后繼乏人的問題，要留住年輕人就需要有就業崗位，就需要發展鄉村產業，特別是要在發展第一產業的基礎上實現鄉村的產業融合，讓農民獲得較高的收入。這是人的新農村建設的基礎。第二，鄉村建設要滿足村民的生產與生活的需要。不能按照少數決策者的想當然來建設鄉村，也不能機械地照搬城市建設理念改造鄉村。新農村建設要符合鄉村發展規律，要尊重村民的需要。第三，要有助于提升村民素質。特別是要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這些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包括培養農民的科技意識、科技知識和運用科技的能力；包括生產規劃、產業創新、農產品品牌建設與管理營銷能力；也包括村民參與村級事務的能力和遵紀守法的意識與觀念；當然還包括了傳統優秀文化的傳承與傳統優秀品格的培養，如尊老愛幼、守望相助、誠實守信、尊重自然、和諧相處等品質。都是現代社會發展和鄉村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解決“人的新農村”建設問題，不僅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新農村建設的根本目的。人的新農村建設離不開村落環境，因此要研究鄉村對人的意義和價值，鄉村不僅是村民生產和生活的空間，也是對人的價值觀念、生活態度、行為方式、精神信仰等實施有效影響的重要場域。村落中蘊藏著“化民成俗”的獨特資源，鄉村治理應當及時從對“物”的改造轉向對人的培育，將鄉村中的人培育成有文化的人，須借助村落的教育，只有這樣方能遏制鄉村治理中“人物不齊”的主體弱化趨勢。

村落教育的構成要素和作用機制

鄉村教育，是指借助于在農民共同的生活世界中長期積累起來的背景資料和鄉土知識，比如村規民約、村落傳統、和儀式以及農業勞動等載體，實現對村民春風化雨般的教育，幫助村民個體順利實現鄉村社會化并幫助其主動地納入到與他人一起構造的記憶共同體和情感關聯中。也就是說，鄉村教育依賴的是它本身固有的獨特教育資源。但是，現在的農村教育是以城市為價值取向的體系，“遠離農業和農村”、“到城市去”、“升官發財”、“成名成家”等強勢的宣稱和鼓動成為滲透在農村教育歷程中的主導價值并成為人們的普遍追求。這些教育資源和教育理念的輸入將農村中的受教育者于豐富多彩的教育空間中擠出，成為鄉村建設的異化者，而那個被擠占的空間往往蘊藏著具有獨特價值的、來源于并指導著人們生活世界的直接性教育資源。在鄉村生活中長期生長積累起來的淳樸生活經驗和鄉村智慧具有更顯著的教育效果，具有更強烈的生活氣息，也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指導意義和價值。

鄉村地域文化中長期積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傳統，以及鄉村生活現實中原本就存在著許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著對于鄉村生活以及鄉村生活秩序建構彌足珍貴的價值成分，換言之，鄉村地域文化中原本就潛藏著豐富的教育資源。我們關注鄉村教育，不僅需要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教育資源配置，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即如何真正使他們真實擁有的教育資源發揮最好的教育效用。②鄉村本身生長著豐富的活化教育資源，重視并有效地利用它就可以化解現代教育資源輸入的尷尬。因此，活態的教育資源恰是鄉村教育這棵大樹得以根深葉茂的生長點；相對于城市教育或者片面的學校教育的“成功”學，鄉村教育的“化民成俗”的“教民成人”教育是鄉村教育資源獨有的特性和優勢所在。

人們常說，鄉村是中國文化的“根”，鄉村是傳統文化的“載體”，但是根在何處，載體又在哪里？迫切需要研究者給予回答。當我們從文化的視角審視村落時，會發現這里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被賦予深刻的文化意義和鄉土情懷。當人們試圖對鄉村做改變的時候，會發現就像動一件精雕細琢的工藝品，無從動手，生怕碰壞了什么。孔子曾說“禮失求諸野”，這里的“野”即村落，鄉村教育展演的首要空間是村落，因此，鄉村教育得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也務必要到村落的結構和特性中去尋找。村落作為構建鄉村社區內生型秩序的公共空間，是鄉村教育的基礎。村落的教育要素十分豐富，具體說來，我們可以把與鄉村教育相關的要素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形的教育要素如民居、庭院、村落結構，廟宇、祠堂、標志建筑，文化設施、農業景觀，甚至古樹、戲臺、水井等都可以成為凝結鄉土記憶的公共空間，對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發揮著教育的作用。無形的載體就更豐富，諸如農業種植制度、鄉風習俗、生活習慣、節日慶典、日常禮儀、道德傳統、價值觀念、鄉土知識與民間信仰等。誠實守信、守望相助、尊老愛幼、勤儉樸素、孝敬父母、熱愛家鄉等一系列優秀品質就凝結在這些載體上，有些實施教育的文化載體是不可以替代的，一但消失就難以恢復。因此，研究鄉村治理，決不能僅僅照搬西方治理理論，而是要研究和揭示鄉村固有的教育價值和發揮作用的條件。

村落的教育功能是由村落的特性所決定的。村落為什么有教育價值呢？與城市社區相比，鄉村社區具有三個顯著特點：第一，農家院落是透明的，不管誰家發生了什么事情，村落的人都清楚，有了透明，才能有“街談巷議”，才形成了村落的公共輿論空間。第二，在家戶透明的基礎上產生了村民之間的監督，村落輿論是非常重要的監督力量，是約束村民行為最重要的措施和渠道。第三，鄉村對鄉村成員實施周期性的強化，無論是紅白喜事等習俗，還是節日禮儀和日常生活，都潛移默化地使人受到熏陶。③

鄉村對人的行為的塑造是自然而然的，教育過程是潛移默化的。村落教育是一種文化，即“以文化之”的經驗過程，所依托的是村落中長期積累起來的傳統文化，包括優秀的風俗、象征儀式、傳統孝道和禮節、慶典、耕作方式等，這些文化是具有深刻內化力的經驗和智慧；村落的教育具有跨時空的關聯性，不僅可以通過父輩和子代之間的代際傳續來實現，也可以通過鄉村的文化載體和橫向的示范途徑來實現。村落的教育是潛移默化的，村落教育的根基或土壤是鄉土文化，鄉土文化對人的影響是“春風化雨”般的“化民成俗”，言傳身教的教育方式也具有很強的示范性和非制度性。從而使人的行為受到深刻的內在影響。由此可見，鄉村教育的內容具有多面性，鄉村教育的途徑具有綜合性。

近些年，研究者注意到了村落公共空間的教育意義，認為村落公共空間屬性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是鄉村社區內人們可以自由出入并進行各種思想交流的公共場所，如中國鄉村聚落中的寺廟、戲臺、祠堂、集市，甚至小河邊、水井、場院、碾盤周圍，人們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傳播各種消息；二是鄉村社區內普遍存在著的一些制度化組織和制度化活動形式，如村落內的各類經濟組織和社會文化組織、鄉村文藝活動、村民集會、紅白喜事儀式等，為人們提供了進行交流、交往機會。④村落公共空間也是鄉村教育發生作用的邏輯起點，公共生活的實踐所發展的公共性和公民性是人性教育的核心，公共生活展示人的品質，如果脫離了公共生活，或者沒有形成公共性和公民性，面向人性優秀的教育或發展根本就不可能，因為人性恰恰是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并展示的，也只有在公共生活里才能夠被提升。⑤活動在公共生活中的農民身份上兩個很重要的特點便是自由和無區隔化。這也是構成農民身份和城市市民身份的主要區別。這里的自由主要是生活的自由。我們往往用“樂活人生”來形容農民們的生活狀態，農民的生活可能不是富裕的，但卻極有可能是幸福的。農民身份上的無區隔化表現為其生活空間是極具關聯性的，生活界限模糊構成熟人社會的基本前提，也是村落公共空間形成的基礎。

鄉村對人的影響具有的綜合性，為培養“全人”提供了條件。在農業勞動中可以以讓人們體驗勞動的艱辛，養成珍惜勞動成果的品質；在與自然打交道過程中，人們養成了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從自然的品質，掌握了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在鄉村的社會生活中和各類儀式活動中學會了與人相處，掌握社會規范、明辨是非善惡的標準，培養了感恩與祈福的情操；在參與鄉村事務過程中形成了參與意識，鍛煉了參與能力。正因如此，近些年來人們十分重視農業勞動價值和鄉村社區行為矯正功能的研究與實踐。鄉村對人的教育既注重向人們正面灌輸道理，又注意結合日常活動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達事明理，其效果要比單純的宣傳說教深刻而有效。教育作為諸多學科學者的研究對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無論是教育學意義上的教導訓化，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化或社會控制，或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濡化，都體現了教育對人行為的規范與引導、控制和教育作用，而且是以潛移默化的形式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從而內化為行為的指導準則。村落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因此成為諸多學者關注和研究的熱點。

各個地方在新農村創建過程中，對教育途徑進行了很多創新。如文明評選、“文明戶”評選、文化墻、文化大院以及文化“駐鄉”、新鄉賢協會等的創建等。鄉村教育途徑的創新促進了村民尊重自然的品質，形成了家庭和睦、鄰里互助、社會和諧氛圍，引領著社會主義新農村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進程。不管是弘揚尊老愛幼的禮孝文化，還是為農村培養可留得住的文藝人才，都對鄉村文明有著現實的促進意義。

村落教育構建與鄉村治理方式

村落中生長著形態多樣的教育資源，這些資源并非是靜止不動的，而是活態的策略。恰如流淌在人們腦海中的代際傳接文化記憶，具有很強的能動性，所以我們認為文化不只是一個名詞的概念，更有著深刻的動詞屬性。人們通過或主動或被動地汲取這些資源來形塑自己的鄉村社會觀，即按照鄉村社會所普遍承認的優秀合理的行為標準來為人處事，并推己及人，這種行動邏輯在家庭內部、家庭之外的鄰里和更遠的社區中不斷地推演開來，形成內生型的村莊秩序。與外部推動力（如法律和國家權力等）形塑的鄉村秩序相比，建基在村落固有的行動邏輯之上的內源性秩序更具有持久性和穩定性。況且，隨著城鎮化速度的加快和外來文化的沖擊，鄉村秩序被不斷地解構，鄉村衰敗引起了人們對鄉村價值的反思，新農村建設和人們對鄉村價值的不斷發現，村莊內生性秩序也獲得了重構的機會。農民獲得了相對自由的實踐理性，他們可以按照村莊本身具有的文化規則和溝通理性來構建新的公共生活空間。村莊這種固有的文化規則和溝通理性最大的特點即教育性。

村落教育功能的構建要通過鄉村文化規則和溝通理性來實現，主要包括家風、村規民約、節日和習俗等，農業勞動作為廣義的文化實踐也被包括在內。

家風或家規，是家庭作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構成單位，逐漸發展出來了一套社會組織法則與倫理體系，主宰人們日常生活以至抽象思維的一切。⑥家風影響后代的品格，也成為約束個人、教育個人的無形力量。家風對家庭成員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示范和感化來實現的。從家庭的范圍推展開去，村規民約是傳統的鄉規民約與社會發展新內容的有機結合，并進一步發展出了各種形式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對于村民們的行為具有很強的規范性，維護著農村社會中的基本秩序。

在維系鄉村價值系統中，習俗和節日儀式占據著重要位置。習俗和節日作為村民進行公共活動的媒介，同時作為建構公共空間的媒介，形成了村民們共同擁有的價值意義，對協調村民的行為、以引導的方式解決彼此之間的紛爭具有重要作用。習俗和節日中體現著共同的價值觀，在此價值觀引導下的行為趨向于形成無爭的秩序，且經常會得到周期性的強化，成為穩定且持續的鄉村秩序的重要來源。

史書記載，農業勞動最初是統治者作為教民稼穡進而形成穩定的統治秩序的一種手段。進入文明社會以后，從生產的農業到生活的農業再到生態的農業，農業活動的價值意義不斷豐富。農業勞動可以培養人的優秀品質，對人具有很好的教育意義。盧梭在《愛彌兒》一書中就提倡人們到鄉村去找回失落的精神，祖田修在《農學原論》中也認為“農活兒”是人性的綜合，它包含循環型、多樣性、互動性以及自我創造性等四個方面，每個內容都是人性的重要體現。

現代鄉村治理方式并不是要求鄉村社會結構回歸傳統，而是要吸收傳統教育要素，繼承和發展鄉村社區的教育功能，營造教育的空間條件和社會氛圍。就目前而言，鄉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依然要發揮鄉村家庭、組織、文化的作用，協調人與環境、人與人的關系。教育學中把教育分成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三大教育。隨著人口流動、撤點并校以及普遍的寄宿制學校誕生，鄉村家庭教育被削弱了。因此，鄉村治理首先要努力克服家庭教育缺失問題，強化家庭的教育功能。如減少寄宿制學校，創造就近就業機會，減少父母與子女的分離狀態，在學校教育中增加農業勞動、親情教育和鄉土教育的內容。其次要提高農業的組織程度，不僅要轉變農村基層組織的職能，實現從管理到服務的轉變，而且要促進鄉村各類組織的發育，農民的合作組織、文化組織、社會組織以及老年與婦女組織等都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發揮著重要職能。如在浙江紹興利用鄉賢文化傳統，成立的新鄉賢協會，對鄉村治理和新農村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北京的延慶縣，通過文化駐鄉工程，培養大批鄉村文化人才，活躍的鄉村文化組織，不僅滿足了村民的精神需要，也達到了寓教于樂的目的。其三要強化鄉村民主制度和促進向村民規范參與村級事務。村民對村級事務的參與不僅是民主管理的重要內容，也是改變農民態度，實施教育以及提高農民發展能力的有效途徑。其四是發揮習慣、習俗、節日慶典、民間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的教育力量。其五要發揮現代教育機構的教育功能，農民學校、遠程教育、各類農民職業教育都承擔著農民教育的職責，以往的農民教育重視科技教育，但忽視觀念與責任教育，更缺乏信仰教育，未來的農民教育必須是全人的教育，教育機構要開發綜合性課程，不僅要教育農民的科技知識，還要培養農民的責任與權力意識，只有把未來的農民培養成有文化、懂技術和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才能擔當起鄉村治理主體的職責。

“人的新農村建設”對克服當代鄉村治理研究和實踐中存在的“見物不見人”傾向提供了新的思路，對于糾正鄉村治理中對于“物”的建設的理念以及忽視農民主體的傾向具有指導意義，對為避免拆村并點和強制村民上樓，延緩大量村落被迅速終結的命運具有重要意義。“人的新農村建設”恰成為我們反思上述問題的切入點。鄉村的秩序是文化秩序，文化秩序的重構須強化鄉村主體的意義和地位。鄉村主體培育離不開鄉村社會的教育與熏陶，村落中經代際延續的家風家規、鄉規民約、節日習俗以及農業勞動成為村落內生型秩序重構的資源和方式。因此，解決鄉村治理中主體弱化的問題以及推進“人的新農村建設”，關鍵在于保存鄉村社會結構以及良風美俗得以展演的空間。因此，研究鄉村價值對鄉村治理的作用，研究鄉村對置身鄉村的人們的教育作用，是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治理最富有挑戰性的工作之一。

【注釋】

①李培林：“村落終結的社會邏輯―羊城村的故事”，《江蘇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②劉鐵芳：“鄉村教育的問題與出路”，《讀書》，2001年第12期。

③朱啟臻，趙晨鳴，龔春明：《留住美麗鄉村》，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七章。

④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間：透視鄉村社會秩序生成與重構的一個分析視角”，《天府新論》，2005年第4期。

⑤金生v：“人性的教育何以可能―論共同體、公民性與人性的關系”，《教育學報》，2011年第3期。

第5篇：鄉村社區教育范文

關鍵詞：鄉村教師文化；困境；跨文化生存能力；文化創造

一、“城市取向”的教育與鄉村教師的文化積累

當下的鄉村學校教育一方面給城市文化以過度的價值賦予，另一方面又對鄉土文化進行著無情的價值剝奪，試圖利用“城市取向”的教育模式來彌補農村受教育者與城市受教育者之間的文化差異。這種國家主導的鄉村學校教育本質上就是以城市文化去改造鄉村文化甚至取而代之，以期達到所謂農村的城市化與現代化。但這種“國家主義”的教育“無論是以民族傳統還是以現代化、科學、文明等為教育內容，都是以忽視、貶低、解構鄉村當事人的主體性作為推進教育的方式的。”農村孩子走進學校就意味著要無條件接受學校的城市化教育。即從進入學校伊始，農村孩子城市文化元素的積累過程便宣告開始了。農村學生上學的目的清楚、直白，用他們的話說就是要通過接受學校教育“跳出農門”，成為真正的城市人。然而，從鄉村學校開始的城市化的教育并不能保證每個受教育者都能夠生活在城市，事實上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仍然回到了農村，其中就包括鄉村教師。

鄉村教師的文化積累是通過鄉村環境中“城市化”的基礎教育和城市環境里中、高等階段的再教育而完成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鄉村教師是農村“城市取向”教育的受益者，因為他們成了有別于農民的拿工資的“公家人”；同時他們又是城市化教育的半成品或者失敗者，因為各種原因，他們被重新“拋入”農村，從此不得不長時間甚至一生都得生活在農村。鄉村教師成了受過“城市文明”熏陶的在農村學校為農村孩子播撒城市文明的特殊文化群體。他們一方面是鄉村“城市取向”教育的產品，另一方面又成為對鄉村兒童實施“城市化教育”的生產工具。

可以說，完成了城市文化積累的鄉村教師是既攜帶著失落與無奈，又肩負著責任與使命走進鄉村學校的。他們是在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環境中探尋和實踐著生活的意義。

二、鄉村教師的文化生存現狀與問題

對于因長時間的城市文化積累而擁有了現代文化價值觀的鄉村教師而言，一旦進入農村，文化大環境的改變使得文化選擇與文化適應成為他們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因此，其文化生存現狀及其給學校和鄉村社區造成的影響值得關注和思考。

(一)鄉村教師的文化生存現狀

不論什么身份的人，他對文化的依賴是伴隨著年齡與經驗的增長而逐漸加深的。不同年齡段的鄉村教師有著不同的文化生存現狀。

剛剛到農村任教的年輕教師大多數“身在曹營心在漢”――處處表現出難以割舍的城市情結。一部分年輕教師熱衷于在城市購房，以期在周末可以過一兩天城市人的生活；另一部分則是周末去城市購物，娛樂，而不是回家幫年邁的父母干把農活；還有一部分年輕教師以時尚的衣著，新潮的手機、高檔的煙酒等某種程度的過度消費來展示自己與鄉下人身份的不同，而這種消費心理其實也是城市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在鄉村社區沒有方便的購物場所，只有一些小本經營的百貨商店；沒有可供隨意挑選的放心的種類齊全的商品，只有安全與質量都沒有保證的便宜貨；沒有燈火輝煌的夜市的喧囂，只有夜幕降臨之后的出奇的黑暗與靜謐。因此很多年輕教師似乎經受不起那種突然的從城市到鄉村的文化生態的改變。對這些年輕教師來說，他們是毫無選擇與準備地從城市中被拋了出來，他們成了城市的棄兒，他們正在經歷城市文化突然斷乳之后的痛苦。在他們言語的字里行間也透漏出他們對城市生活的無限向往，同時他們也會輕易地表現出對農村學生缺乏教養的失望和對學生家長無知與粗魯的鄙夷。學生在他們看來只是一些等待他們用現代文化加工與包裝的土坯，而學生家長們則是頑固不化的落后的鄉土文化的代表。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肩負著“上帝”的使命的滿懷激情的“傳教士”，另一方面他們又是遠離天堂的“失落的天使”。正是因為這種內心矛盾的影響，他們很少走出學校，走進農戶，而只是選擇在學校與城市之間機械地不知疲倦地奔走。

與年輕教師相比，多年在農村工作的中老年教師則又呈現出另外一種狀況。在學校，他們是教學經驗豐富、德高望重的“權威”；離開學校，他們立刻成為樸實、勤勞，和村莊里其他農民父兄一樣的莊稼漢。因為他們的家就坐落在學校附近的村莊，他們的家庭成員(包括父母甚至妻子)就是地地道道的農民。而且在這樣典型的半工半農家庭，如果沒有農業收入，僅憑一個鄉村教師的工資是無法養活整個家庭的。因此，在學校工作之余幫家里干農活在他們看來天經地義。如此一來，他們更像是有知識的農民，而教師的身份倒像是加在一個優秀的有文化的農民頭上的一道光環。他們的妻子兒女和他們在村莊里的院落是他們與鄉土社會緊密聯系的紐帶，所以這些教師與當地村民之間沒有太大的隔膜。他們似乎也已經在鄉土文化中重新又找到了歸宿：農村就是他的家，學校不過是和他家的一片莊稼地一樣的勞動場所，學生就像地里那些要他精心培育的秧苗。他們的根已經深深地扎在了鄉村的土壤當中，不論在校內還是校外，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無不表現出濃郁的鄉土氣息。

(二)不同的文化取向對鄉村學校及整個鄉村社會的影響

從校內來看，相異的文化選擇造成校園文化的分裂進而影響校園和諧。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具有相同文化傾向的教師很容易聚在一起，而且他們彼此能夠互相理解、相互支持。但不同文化傾向的人卻因為沒有共同話語而彼此間缺少溝通，互相無法理解，所以日漸疏遠甚至相互指責；另外，由于年輕教師在城市受教育年限的延長，他們受到的城市文化的影響也更深，再加上鄉村學校年輕教師比例逐年增加，學校文化的話語權越來越掌握在年輕教師的手中，從而導致了中老年教師的集體失語，在他們身上氣息尚存的傳統文化在學校的影響力日漸萎縮，他們自己反而因為文化的“保守和落后”在學校處于被邊緣化的境地。而且可以想見，不久以后作為一個文化群體的他們將從校園中淡出。

放眼于整個鄉村社會，年輕教師已經失去了中老年教師與村民所特有的那種親和力。就因為拒斥鄉村文化，他們在鄉村環境中失去了根基(其實年輕教師絕大部分就出生于農村家庭)。在農村，只有學校是他們唯一的生活場所，他們沒有意愿也沒有條件和中老年教師一樣生活在鄉村社會當中。那些融入鄉村文化的教師所特有的一種真切的、樸實的、能夠與當地村民自由無障礙交往的可能性在他們身上幾乎不會發生。校園的高墻隔開了校內與校外，也隔開了他們和鄉村社會的感情。在村民的眼里，城市里邊的那棟樓房才是他們的家，城市里邊的購物廣場和娛樂場所才

是他們的樂園，而鄉村社會與他們的生活關系不大。村民們也都清楚，大部分年輕教師都是想著盡早飛出雞窩的鳳凰，農村中學只不過是他們的暫時的落腳點。是他們的流放地，是他們的練兵場；他們是孩子們的引路人，是孩子有望光耀門楣的唯一可托付與信賴之人，但他們只屬于學校而不屬于鄉村；他們的存在最多的是在自己孩子的口中，他們在每家農戶中都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們在真實的鄉村社會生活中并不占據位置。

總之。由于城市化教師表現出一種對鄉土社會可怕的超然與冷漠，而農民化教師則表現出一種對從鄉土文化心安理得的理解與順從，在鄉村學校內部城鄉文化沖突與矛盾在所難免的同時，鄉村學校在整個鄉土社會中也逐漸成為一座文化孤島。這既影響了校園文化的健康發展，也不利于農村社區的文化和諧與進步。

三、鄉村教師陷入“文化困境”的原因

鄉村教師遭遇文化困境的外部原因是文化生態的驟然改變。而他們在單一文化灌輸下逐漸被動接受并完全依賴這一文化從而失去對其他文化尤其是所謂“落后”文化的理解與寬容以及自身文化價值觀的混亂才是其陷入文化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被動的文化選擇

格爾茨說過，“人明顯的是這樣一種動物，他極度地依賴于超出遺傳的，在其皮膚之外的控制機制和文化程序來控制自己的行為。”所以說，不同的文化只是不同的環境中的人賴以生存的控制機制。人需要文化，所以才創造文化，然而也正是因為人創造了文化，便有了作繭自縛、畫地為牢的可能。鄉村教師不論接受哪一種文化，從本質上來說只是企圖尋找一種值得依賴并樂于依賴的控制機制和文化程序來指導、控制和解釋自己的行為。但對于鄉村教師而言，不論面對何種文化，他們沒有主動選擇，只有被動接受。因為他們從一出生就得接受祖輩為他創造的傳統文化，而隨后一旦進人學校，他們又不得不去學習并接受新文化。舊文化的濡染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而新文化的熏陶又是如此的深刻與持久。

從鄉村教師固守一種文化的行為來看，他們明顯缺失跨文化生存的信心與能力，因而他們只能將自己完全封閉起來或者在自己已經適應的文化中尋找精神寄托。但當他們不得不面對其他文化的時候，他們的表現相當的讓人失望。其主要表現就是持一種文化觀點的人對持另一種文化觀點的人的排斥或者攻擊。事實上，任何一種文化在與另外一種文化接觸時，他們彼此之間存在著一種不為人覺察的影響和滲透，而這種影響和滲透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互相促進的良性互動，但當某種文化表現出超強的侵略性的時候，代表不同文化的群體之間才會表現出疏遠甚至敵意。而城市文化的侵略性或許正是鄉村社會中的學校成為一個獨立于鄉村社區的“國家”，同時又稱為被鄉村文化所包圍著的一葉文化孤島的原因。

不論是對鄉村文化的拒斥還是對城市文化的疏遠，鄉村教師在文化選擇過程中都表現出了被動與消極的色彩。這反映出了鄉村教師對單一文化的過度依賴，也說明他們的跨文化生存能力的不足。

(二)文化價值觀的混亂與分裂

我們不得不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不論是奔走于學校和田間地頭的“農民化”教師，還是漂泊于學校和城市之間的“城市化”教師，只要是在學校內部，他們都是學校“城市取向”教育的忠實執行者。在達到國家所規定的教學標準方面“農民化”教師的能力甚至遠遠超過了“城市化”教師。面對學生，城市化教師的目的是把他們從鄉土社會帶出去或引出去，而農民化教師則是竭盡全力將學生從土地上推出去或者趕出去。也就是說，學校是教師成為教師的唯一場所，教師的意義與職責是由學校這個特定的環境所賦予的。所有的教師，在完成國家所賦予的使命，或者說在完成學校教學任務的時候，他們固有的文化差異只是被暫時隱藏、擱置或消解。而在日常生活之中，鄉村教師不同的文化傾向與文化依賴因為生活環境的改變而再次浮現出來。因此，鄉村教師的文化選擇從本質上來說只是關系到他們教育之外的“生活”，而與學校自身或教育自身沒有多大關系。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的鄉村教師已經“逐漸失去了文化的獨立性，其對現實的文化批判精神漸趨式微，社會批判立場模糊化、社會批判意識淡化”，成為“社會現實生活的適應者、世俗要求的提供者”。

可以說，城市化教師對城市文化的信仰和農民化教師對鄉土文化的順從盡管在學校環境所實施的外向型教育中暫時被掩蓋，但這種教育與生活分離的鄉村教師的文化價值觀是混亂和分裂的事實卻持久存在。這對于教師與學生的發展也是極為有害的。

四、鄉村教師擺脫“文化困境”的出路

(一)鄉村教師要從多元文化視角重新審視文化的現代化

隨著文化多元主義的興起，人們對不同文化的認識發生了改變。因為多元文化觀念倡導人們用更加平等和寬容的眼光去看待其他文化。也正是在多元文化觀念的支持下，人們對現代化與現代文化有了全新的解讀。

首先，現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歷史進程，表征了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國家從農業文明或游牧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發生轉變的程度。中國廣大農村也正走在不可抗拒的城鎮化的道路上。盡管鄉土文化生死存亡因此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挑戰，但并非沒有任何抵抗能力。事實上鄉土文化也在做著一些適應性調整以至于不被現代城市文化所湮滅。其次，“現代文化”是以西方現代科學認識文基礎，以城市化、工業化為核心的。泛指以工業商品經濟為基礎的具有民主與科學意識的社會結構體系。不容否認，西方文化以極具侵略性的方式主導了世界話語權，整個中國社會也在這種強勢話語霸權之下喪失了話語權。而鄉村社會“城市取向”的學校教育實質上就是這種話語霸權的延伸。但這可能導致現代文化將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從鄉土社會中拔起。最后，因為已經有人指出，“從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看，成功的現代化是一個雙向過程，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相輔相成，既對立又統一；失敗或不成功的現代化是一個單向過程，現代性因素簡單地摧毀傳統因素，或被傳統因素所摧毀。”以，作為文化傳播者的鄉村教師，對現代文化的推崇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他因此而完全無視傳統文化價值之存在是極其危險的。因為這種“單向性”的城市化教育會導致鄉村教育陷入失敗的惡性循環而無法自拔。

總之，現代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從多元文化視角來看，中國的現代文化決不能等同于西方文化，而是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促進而非相互摧毀的過程。因此，鄉村教師僅僅具備文化寬容的品質還遠遠不夠，他們必須對現代化和現代文化有一種全新的認識，也要對鄉土文化有一種再認識。即實現從一元文化觀到多元文化觀的轉變。

(二)鄉村教師要學會適應鄉土文化

多元文化觀念要求持有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站在對方的立場上看待對方的文化，而不是以自己的文化標準來評判對方的文化。這樣一來，不同文化各自的優缺點就都可以客觀的呈現出來。但鄉村教師僅僅具備了多元文化觀念還遠遠不夠，如果他們仍然繼續生活

在城堡似的校園之內，仍然繼續奔波于校園與城市之間，鄉土生活和鄉村文化在他們心中留下的刻板印象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觀。鄉村教師要理解鄉村社會和鄉村文化，要理解農村孩子及其家長的要求與期望，就不能畫地為牢，將自己用不恰當的方式包裹起來完全拒絕鄉土文化，而是要甘于生活在鄉土社會當中。

鄉村教師只有甘于生活在鄉土社會當中，在拋開了兩種文化誰替代誰，誰改造誰的思維模式之后，他們自然會發現在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之間要找到大量的共同點不是沒有可能。鄉村教師可以嘗試著“走出去”和“請進來”。走出去是指鄉村教師要走進村落，走向田間地頭，不僅要活在學生中，還要活在村落中；而請進來意味著學生家長也應當成為鄉村教育的主體，成為學校的主人和決策與學校建設的參與者，而不僅僅是學生家長會時的客人和學校表彰會時的觀眾。

事實上，鄉村教師敢于“走出去”和“請進來”的過程就是直接與鄉土文化對話交流的過程，也是其跨文化生存能力逐漸養成的過程。

(三)鄉村教師要主動參與鄉村社區的文化創造

第6篇：鄉村社區教育范文

2010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把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作為一項重大任務。農村社區建設作為統籌城鄉發展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載體，正在全國各地深入推進。特別是北京、河北、浙江等地率先著手編制農村社區規劃，以新理念、新思路、新標準指導農村社區建設，努力將其打造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北京：新農村社區公共設施和服務將納入城市管理體系

“十一五”期間，北京新農村建設已在該市全面覆蓋，農村通了大路、裝了路燈、安了寬帶上了網。靠近新城和鎮區的村莊中，城市管網和基礎設施、公共交通都延伸到村里。為了將新農村建設在向更高階段推進，北京的設計者和管理者又將目光放到了軟件上。目前，該市正在編制《北京市新興農村社區規劃編制指導意見》，對村落進行社區化管理，與市區水平相同的管理和服務，都將深入村里鄉間。2011年，北京將試點10個新農村社區。

據介紹，新農村社區與傳統農村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人口集聚、基礎設施配套、主導產業、管理體制、社區功能和生活方式6個方面。今后，農村社區的醫療服務、教育、體育、文化設施和服務都將納入城市管理體系，政府相關部門將提供穩定的、統一的、標準的服務。例如農村社區將像城市中的小區一樣，規劃出停車位，社區內設立保安，“片兒警”、“片兒醫”和醫療流動車、社區調解員和清潔工等都將入駐社區。但新農村社區并不是讓農民全上樓，傳統村落中的裊裊炊煙、雞犬相聞、田園牧歌在未來很久一段時間里仍會存在。此外，北京還將在此前大興區進行的“封村”管理試點基礎上，通過更多試點，制定出一套龍頭體系，對于農村中應該怎么規劃、怎么建設、要配套哪些軟件設施都進行規范，實現公共設施管理權的覆蓋。

■浙江：打造15分鐘農村社區生活圈

早在2008年，浙江省在推進農村社區建設時就明確提出，爭取用5年左右時間，在全省建立集管理、服務、教育、活動等功能于一體的1200個 鄉鎮社區服務中心、15000個村級社區服務中心，提供社會救助、社會保障、衛生計生、司法調解、公共安全及證照辦理等服務。為了對每個農村社區范圍、中心進行空間確定，2010年5月，《浙江省城鄉社區建設領導小組關于農村社區布局規劃編制的指導意見》出臺。

對于農村社區的布局，《指導意見》提出，要按照管轄人口適度、區域相對集中、服務半徑合理、資源配置有效、群眾充分自愿為規劃原則，明確農村社區設置的主要類型及次要類型，即“一村一社區”或“幾村一社區”。針對農村社區人口密度較小、道路條件相對較差的實際情況，確定一個農村社區以1000～5000人、農村居民出行15分鐘為宜，這樣既可以防止規模太小、資源配置過于分散，又可以防止人口規模太大、地域范圍太廣，不利于方便群眾辦事。《指導意見》提出，要利用農村社區現有的村級辦公服務場所、社區衛生服務站、文化室、學校等設施，加以整合利用，建設社區服務中心。相互比鄰或雜居，且人口規模小于1000人以下的村，提倡兩個村或幾個村聯合組成一個社區，以利提高公共財政和基本公共服務配置的效率。

■河北：農村新民居保持傳統風貌避免千村一面

第7篇：鄉村社區教育范文

關鍵詞：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綜述

鄉村旅游是以鄉村社區為旅游活動場所，以鄉村特有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民俗文化風情等為旅游資源，以滿足旅游者各種旅游需求的生態旅游形式。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就是讓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到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來，把全體社區居民作為旅游開發、管理、監督以及受益的主體。社區參與鄉村旅游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途徑。近年來，學者們對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研究呈明顯上升趨勢。從論文的研究內容上看，主要集中在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意義和內容研究、模式研究、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特定地區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研究等方面。從研究方法上看，不斷結合多學科進行研究，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研究方法不斷多樣化。

一.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研究內容

（一）社區參與鄉村旅游意義內容方面研究

鄭群明、鐘林生（2004）分析了參與式鄉村旅游的經濟學意義，認為社區全面參與旅游開發，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增收問題，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1]。方文華，王力峰（2008）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不僅可以提高鄉村旅游產品的質量，從鄉村旅游發展中獲利，還可以有利于資源環境的保護和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2]。王瓊英（2006）構建了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模型，提出以表演者、決策參與者、投資者、資源環境保護者身份參與鄉村旅游[3]。于笑云（2007）闡述了鄉村旅游對社區經濟、生態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影響，指出鄉村社區居民參與旅游范圍應貫穿旅游發展全過程，包括規劃與決策過程、利益分配、環境保護、文化維護和教育培訓[4]。周麗潔（2009）認為社區參與是實現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能促進社區自身的良性發展，要讓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規劃與開發、經營與管理、利益分配和成為環境保護的主體[5]。郭凌（2008）對社區參與的主體、方式和目的進行了解析并以 “決策”與“分享”兩大基本因素為核心，以參與決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續的穩定性、環境資源保護的有效性和當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顯性為支撐框架來構建有效社區參與體系[6]。向富華（2012）認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本質是維護社區居民權利，并依據社區居民的3項基本權利，提出9種參與機制，并進一步分析了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的支撐體系由政府、村委會、企業、社區居民等4方的行動體系構成[7]。

綜上可見，學者們普遍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具有重大的意義，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延長農民的收益期；促進社區自身經濟、文化、環境的良性發展；是鄉村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社區居民應該參與鄉村旅游的全過程，包括經營決策、環境保護、利益分配等方面。

（二）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研究

鄭群明、鐘林生（2004）在結合國內外研究和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四種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開發模式：“公司+農戶”模式、“政府+公司+農村旅游協會+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農戶+農戶”模式和個體農莊模式[1]。廖珍杰，張麗娟（2009）按開發經營主體和利益相關者不同進行分類，認為目前國內鄉村旅游存在的社區參與模式主要有個體農莊模式、“農戶+ 農戶”模式、“公司+ 農戶”模式、“公司+ 社區+ 農戶”的模式、“政府+ 公司+ 農戶”模式、“政府+ 公司+ 農村旅游協會+ 旅行社”模式和股份制模式這七種模式[8]。鄧阿嵐、李慶雷、郭喜梅（2009）提出民族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分階段模式，分為發展初期的打工式參與、發展中期的自主經營式參與和發展成熟期的監控式參與，強調社區參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9]。徐燕（2011）依據社區參與模式理論資料總結中國鄉村的社區參與模式有居民自發型，動員型和互動合作型，認為總體的趨向是以居民為主導，政府合作、各種社會中介組織支持、各種利益相關者支持配合的方向發展[10]。王敏嫻（2010）在常見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方式基礎上提出“政府+農戶+NPO”模式和“政府+農戶+企業+NPO”模式，其中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為非營利組織，例如鄉村旅游協會，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監督和協調的功能，前者模式適用于經濟相對發達、基礎設施條件較好、依托城鎮客源的鄉村社區，后者模式適用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但旅游資源開發條件較好的地區[11]。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模式進行了研究，不乏一些創新的模式，但如何選擇合適的社區參與模式，應當對當地社區進行全面調查，根據當地社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并沒有統一的模式標準。

（三）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社區參與問題逐漸顯露，學者們漸漸把目光集中在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過程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對策研究上。

黎平（2005）認為傳統觀念的抑制和相關組織與個人對其的漠視是山區居民參與旅游的障礙，并提出了幾點解決思路，包括政府正確引導、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機制以及對居民進行教育培訓[12]。彭敏，付華（2007）分析了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狀況極不平衡和初級特征明顯的現狀，提出了加強認識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必要性，并深刻挖掘其內涵，大力提倡社區參與.擴大專題交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加強社區居民的培訓，在把握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基礎上實現規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這幾點建議[13]。方文華，王力峰（2008）指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主要是參與意識淡薄、參與機制不健全、鄉村旅游管理體制不暢，提出對居民進行相關旅游知識培訓，建立有效的法律機制保護村民利益[2]。陳麗華、董恒年（2008）分析了貧困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礙，并提出了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主要思路，包括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強社區居民的培訓以及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14]。李玉新（2008）在分析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主要障礙基礎上提出了以和諧發展為目標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措施[15]。樊忠濤（2010）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存在參與渠道單一、參與層次低以及不規范參與等問題，并提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創新機制[16]。張文磊（2012）認為經濟利益分配是鄉村旅游社區參與中最主要和最敏感的問題，選取了3個較為成功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典型案例，對它們的利益分配機制進行比較，提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利益分配原則和架構[17]。

（四）特定地區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實證研究

保繼剛、孫九霞（2003）對陽朔遇龍河風景區規劃的社區參與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提出要給居民提供參與旅游規劃、旅游發展決策的機會、對居民進行教育培訓等建議[18]。梁軍、鄭碩飛（2008）對井陘縣于家村居民對鄉村旅游意向進行調查分析，得出大多數村民對旅游開發帶來的環境影響有較全面和客觀認識，愿意為當地環境保護貢獻自己的力量；在調查基礎上提出于家村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環境系統維護措施[19]。何喜剛，高亞芳（2009）分析了甘肅鄉村旅游發展中社區參與的可行性，并根據發展現狀歸納出甘肅鄉村旅游4大主要社區參與類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鎮型、景區覆蓋型、交通節點型[20]。明躍玲（2010）調查湘西德夯苗寨，了解到該地社區成員參與積極性高，參與程度低的現狀，認為應通過更新傳統觀念、 發展民族教育、 挖掘民族文化的內涵等方式培養社區成員參與鄉村旅游的主體意識[21]。周杰、陳志永（2012）對貴州出現的三類典型鄉村旅游發展模式（朗德模式、天龍模式和西江模式）進行了比較和分析，提出民族村寨核心競爭力的形成需要村民從單方治理、參與管理過渡到共同治理角色[22]。焦慧元（2012）分析秦皇島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23]。陳嵐雪，唐雪瓊（2012）闡述了咪依嚕風情谷社區參與的主體、內容以及模式，并提出從引導機制、決策機制、利益保障機制以及監督評估機制等方面構建彝族社區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24]。

二.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法上看，學者們不斷引入相關理論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工具調查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研究方法不斷創新。

汪芳、郝小斐（2008）以北京市平谷區黃松峪鄉雕窩村為例，運用AHP層次分析法對該地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情況進行了評價[25]。笪玲、張述林（2009）以重慶市近郊鄉村的璧山縣為例，運用PRS模型分析都市近郊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特點，并提出該類區域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策略[26]。代則光，洪名勇（2009）認為旅游者、開發商、社區居民、政府是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利益相關者，社區旅游的發展實際上是資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過程，是利益相關者之間通過交易、協調、利益讓渡和責任分擔而進行社會建制的過程，并運用博弈論的方法研究社區居民與政府、開發商的博弈[27]。徐福英（2010）運用產權理論的相關原，對當前我國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過程中存在的產權主體不明確、 產權邊界模糊、 價值衡量不準確、 管理體制不健全等問題的分，并提出相應對策[28]。杜宗斌、蘇勤（2011）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構建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和社區歸屬感的結構方程模型，得出社區參與對旅游感知、社區歸屬感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以浙江安吉――著名的鄉村旅游地為例，運用Amos7.0軟件對模型進行假設檢驗，探討了鄉村旅游發展的相關建議[29]。曹興平（2012）將文化繪圖工具應用于文化鄉村旅游產品規劃和管理及社區文化資源管理，認為文化繪圖有利于組織整合嵌入鄉村社區的文化資源，可有效解決社區參與中社區本位的缺失問題[30]。時少華（2012）從“體制精英―非體制精英―普通村民”3層權力結構分析工具出發，分析景區并購事件中主體權利運作策略，提出事件中矛盾沖突疏解的路徑是經濟分化程度與社區記憶的提升[31]。

三.結論與建議

國內學者對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研究經歷了從缺失到凸顯的過程，并日漸成熟，最初研究大多集中在闡述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意義，探討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內容等理論問題，近幾年來，學者們逐漸開始關注并研究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遇到的問題及對策，并出現了許多實證研究，引入相關理論和分析工具，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不斷增多。但與國外相比，仍有不足，因此，仍應加強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實證研究，促進方法和理論的進步，以科學地指導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實踐工作。

在已有的研究中，學者們明確了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必要性，社區居民應參與到鄉村旅游開發管理的全過程中，而在實踐中，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并不高，綜合學者們的研究可知，利益分配問題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因此，應加強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關鍵影響因素及解決對策進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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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鄉村社區教育范文

根據會議安排，現在，我就基層衛生工作講三個方面的意見。

一、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增強做好基層衛生工作的信心和決心

20*年,我縣的基層衛生工作,在上級主管部門的精心指導下,在衛生局黨委的正確領導下,緊緊圍繞市、縣基層衛生工作的目標要求，真抓實干，扎實工作，突出重點，克服難點，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一)、初級衛生保健先進縣創建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我縣初級衛生保健工作在縣委、縣政府的重視和領導下，在市衛生局的關心、支持、指導下，在縣初保委組成部門的密切配合下，瞄準先進縣目標，緊抓重點、主攻難點，求真務實,扎實工作，通過全縣上下的不懈努力，順利通過省級評審,榮獲初保先進縣稱號。

(二)、鄉村衛生機構的基礎設施建設得到加強。

各單位根據本地實際，結合《響水縣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設置規劃》，做到不重復，不亂設置，合理整合和配置衛生資源，基本實現了一村（居）一室或聯村設室的要求，全縣145個行政村（居）共設置村級衛生機構142個。加大村級衛生機構的基礎設施建設，營造良好的服務環境。各鄉鎮都能按照標準和要求，因地制宜制訂建設改造方案，能改造的改造，能擴建的擴建，盡可能以最小的投入換取最高的效益。所有的村級衛生機構在面積上都能達到60-120平方米，室內做到4-7室分開，50%以上的村級衛生機構達到環境整潔、溫馨，為農村居民提供了比較優越的醫療衛生服務環境，得到了居民的歡迎。

(三)、社區衛生服務的轉型工作進展順利。

各單位都能按照衛生局對服務站轉型的要求，選擇條件好、面積達到要求的衛生室作為轉型的對象，自加壓力，創造條件，積極開展擴建和興建工作，在室內的布置上，嚴格按照社區衛生服務站的標準，做到流程合理、設備齊全，今年我縣累計衛生室轉型為社區衛生服務站的達57個，建站率達40%。由于工作到位,我縣有10個服務站被市評為優秀社區衛生服務站,另有10個服務站得到了省扶持,爭取省補助資金15萬元。

20*年，基層衛生工作雖然取得了較好成績，但我們也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之處。一是單位領導重視不夠；二是基層衛生組織還不健全；三是社區衛生服務層次比較低,全縣普遍存在社區衛生服務內涵建設質量不高的等問題。我們將高度重視存在的問題，在2009年采取有效措施，切實加以解決。

二、突出重點，狠抓關鍵，確保全面完成基層衛生工作任務

2009年的基層衛生工作，以鞏固初保先進縣成果和推進農民健康工程為龍頭，加強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推進社區衛生服務工作，努力開創全縣基層衛生工作新局面。

(一)、創建農民健康工程先進縣。

抓住政府重視、支持農民健康工程的機遇，積極創建農民健康工程先進縣，推動全縣農村衛生工作開展。一是積極抓好農民健康工程示范鄉鎮創建工作。在去年通過市級農民健康工程三個示范鄉鎮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制度，積累經驗，樹立典型，推動全縣工作開展，今年再完成示范鄉鎮5—6個，使農民健康工程示范鄉鎮達到70%的要求。二是建立督促檢查和工作指導機制。適時調研分析創建情況，制訂創建計劃，貫徹落實各項創建內容和措施，組織工作實施，進一步加大督查力度，做到督查與指導相結合，針對問題，落實整改措施，確保創建工作有序開展。三是著力推進重點工作。針對薄弱環節和工作難點，集中精力，大力推進，保證總體達到農民健康工程先進縣標準。

(二)、大力推進農村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

1、緊抓機遇，健全社區衛生服務網絡。

要嚴格按照《響水縣社區衛生服務設置規劃》，加大社區衛生服務的轉型力度，進一步提高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覆蓋率，年內再轉型3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每個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都要轉型7個以上服務站，力爭以縣為單位服務中心覆蓋率達85%以上，以鄉鎮為單位服務站覆蓋率達70%以上。對此，各單位主要負責人要親自抓，緊緊抓住省扶持蘇北社區衛生服務建設的機遇，多方籌集資金，加大投入，落實責任，要嚴格按照省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的建設標準，逐條逐項落實到位,在服務站建設上,堅持以興建為主,積極與鄉鎮村溝通,爭取村無償提供地宅,堅決按照統一圖紙，集中采購設備,統一使用標識,高標準、高質量的建設到位，在資金上以衛生院向鄉村醫生借資為主,再由衛生院出一點,爭取政府支持一點,確保資金及時到位,做到產權清晰，流程合理，環境溫馨，確保完成目標任務。

2、著力加強內涵建設，不斷提升服務質量。

我縣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建設覆蓋率雖然在不斷提高，但是水平較低。因此，加強內涵建設成為首要任務。我們將以鄉鎮衛生院轉型為契機，在四個服務轉變上功夫,真正形成防、治、管相結合的“六位一體”的綜合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力爭1-2個省級示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20-30個社區衛生服務站得到省扶持。

（1）、加強農村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內涵建設。在不斷提高農村社區衛生服務覆蓋率的同時，不斷加強農村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服務內涵建設，要緊緊圍繞農民健康工程的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強化質量管理，制定社區服務工作規范，做到管理統一，服務統一。加強對慢性非傳染病人的管理，健全健康檔案，保證慢病病人和60歲以上人員的建檔率達100%以上，管理隨訪率達90%，逐步推行健康檔案微機化管理，各鄉鎮60歲以上人員微機化建檔率達100%，要積極開展社區首診和雙向轉診工作。制定雙向轉診的具體辦法，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與上級醫院簽訂雙向轉診協議，上級醫院建立社區轉診病人的綠色通道，方便社區病人轉診；積極推行社區責任醫生制度，建立家庭責任醫生聯系卡，引導責任醫生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對轉診病人跟蹤服務，既當醫生，又當就醫參謀，運用經濟、行政等手段，從政策引導、方便就醫、提供優質服務等多種途徑入手，推進社區首診和雙向轉診工作的開展。同時要抓好各項資料的收集歸檔，確保臺帳齊全，內容翔實；建立慢病管理和健康教育的長效機制，充分發揮農民健康檔案的作用，經常性地組織健康進家庭活動，將衛生知識送到每戶居民，真正為農村居民提供主動、連續、綜合的服務。

（2）、增強隊伍素質，提高社區衛生服務能力。開展社區衛生服務，離不開全科專業隊伍。一是開展全科醫師和全科護士的崗位培訓。年內舉辦1-2期社區衛生服務內涵建設培訓班，邀請市級專家來響水授課，進一步提高社區衛生服務的質量，努力使專業隊伍在觀念上和服務方式上得到根本性轉變。二是建立繼續教育制度。要求各鄉鎮都能選派責任心強、工作踏實的人員進行全科醫生培訓，力爭各單位有80%的人員都獲得全科醫師證書。三是嚴格執行晉升中、高級人員下基層服務制度，不斷傳播服務知識，提高服務質量。四是加強鄉村醫生中專學歷補償教育的管理。各鄉鎮要高度重視補償教育的目的和意義，切實履行告知義務，確保沒有一個鄉村醫生不知到補償教育，各鄉鎮是補償教育的教學點，要抓緊做好教學場地的準備工作，嚴格管理，保證教學質量。通過隊伍建設，使社區衛生服務人員的服務理念、服務方式發生根本轉變，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不斷提高，為社區衛生服務能力建設提供堅實的后勁。

（3）、規范鄉村衛生服務一體化管理。鄉村衛生服務管理一體化是推進農村社區衛生服務的基礎和前提，各單位要按照《響水縣關于進一步加強鄉村衛生服務一體化管理發展社區衛生服務的意見》，進一步強化“業務統一管理、人員統一調配、財務統一建帳、藥品統一調撥、建設統一標準”的“五統一”制度；加強鄉村醫生培訓考核，采取多層次的培訓方式，豐富培訓內容，增強培訓的實效性。進一步探索鄉村醫生和村衛生機構規范管理和考核的方法，提高管理的水平和效果；逐步建立健全鄉村醫生檔案，以鄉村醫生注冊的相關資料為基礎，統一填寫“鄉村醫生登記表”，收集鄉村醫生注冊申請表，變更表，個人相關身份證明，執業證書等復印件和表彰獎勵情況、考核情況，一人一袋，統一編號造冊，使鄉村醫生檔案走上規范化管理軌道；規范鄉村醫生診療行為。切實履行《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所賦予的鄉村醫生職責，依法加強對鄉村醫生診療行為的管理，加大對村級衛生機構的督查力度，強化檢查指導，依法查處個體單干、超范圍執業和醫療不規范行為，督促其認真履行職責，自覺遵守法律法規和診療技術規范。

三、加強督查考核，確保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第9篇：鄉村社區教育范文

關鍵詞: 鄉村社會地理; 綜述; 國外

鄉村研究很多學科都能夠找到切入點， 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其研究較早。鄉村社會學研究側重鄉村社會變遷， 鄉村地理學則側重于從地域分布、空間的觀點分析鄉村的各種問題[1]。隨著鄉村的演進及學科的發展， 二學科研究內容交叉重疊的現象比較明顯。鄉村社會地理即是針對鄉村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現象， 從地理學視角進行分析: 時間上以鄉村社會變遷為主線， 空間上探討社會現象對鄉村各主體空間分布及分異規律的影響。

1 研究進程

1.1 鄉村社會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時序分析

鄉村地理學發展較早， 二戰前， 其研究內容主要是農村聚落的歷史分析( 包括農村聚落的起源、結構與類型) 、土地利用問題， 同時有一些對于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 如德國學者如魏伯、奧特倫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態、鄉村道路網、農舍、村落等農業活動所引起和制約的文化景觀或鄉村景觀， 但總體上研究較少[2]。

二戰后到1970 年， 各國( 不僅是歐洲國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經濟發展引發的城市化浪潮， 畢業論文推動了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高漲， 而忽視了鄉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這一階段由于把對鄉村區域的研究簡化為對農業問題的研究， 世界各國普通存在農業地理興盛而鄉村地理極度薄弱的現象[3]， 這一階段是鄉村地理學的衰退期[1]， 而鄉村社會地理因而沒有發展起來， 但社會學對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較多， 地理學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間， 環境壓力及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導致對鄉村可持續發展研究， 鄉村地理學出現“再生( rebirth)”現象[1]， 這一期間對鄉村社會的研究一直成為國外鄉村地理學的一個熱點， 推動了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 但不同國家研究內容存在一定差異[2]。表現在研究者的重視， 組織了許多學術活動， 并提出了一些發展理論。如美國經濟史學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鄉村增長中心發展理論;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鄉村社區發展理論等[4]。隨著研究的深入， 相關研究范圍逐步擴大到包括鄉村發展的許多方面， 主要有鄉村社區、鄉村人口結構、遷移和就業， 居住問題、鄉村城市化、城鄉相互作用以及鄉村規劃等。一些研究中尋求地理學者和社會學者共同研究的關鍵主題。1980 年代許多學者還進行了鄉村地區發展政策效果評價的研究。對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具體如下: Ambrose 認為鄉村仍然是明顯的等級社會， 包含至少五個明顯區別的階層; Newby( 1979) 認為鄉村居民被多種因素所束縛( 如貧困) ， 因而形成社區以尋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這一過程中鄉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鄉村區域人口和雇用問題; Roger 對于鄉村住房問題有一定研究; Lewis 運用新的方法對鄉村社區進行了研究; Tanner對鄉村區域娛樂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 Robins 總結了鄉村規劃和環境保護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對象分析

從研究對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研究客體主要為物質實體，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學化所加強， 這反映了環境決定論持續的影響; 伴隨人口的減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鄉村研究中出現對人口學特征的研究， 如列舉人口數量、分布和密度; 對社會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學要與社會公正相連接; 對家庭和社區的研究， 許多地理學者在研究中尋求與人類學和社會學的關聯， 認為這類研究至少也是社會地理學的一個方面[7]。

1.2 新的研究進展

1990 年代以來， 國外社會地理學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圍繞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來確定研究出發點; 從社會問題的空間表述、空間因素、空間過程和區域特征來確定研究角度; 針對社會問題中受害一方來確定側重面; 重視城市社會在西方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來確定重點區域[8]。此時的鄉村地理學出現兩個明顯轉向， 其一是社會文化轉向。與二十世紀人文地理學第三次轉型趨于一致[9]， 鄉村地理學研究也開始由側重空間分析向社會文化轉型， 特別是近年來特別明顯， 使得社會文化成為地理學“社會論”的核心理念， 并構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內容[10]。許多學者將社會和文化研究的理論用于鄉村社會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鄉村和文化地理學融合的形勢; Seymour 在鄉村地理學理論發展討論會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鄉村地理學的明確的邊界; Halfacree 把鄉村作為“非物質的感知構建”來研究。這些研究顯示鄉村社會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學的界限。其二是鄉村地理研究的后現代轉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學者開始認為對鄉村的研究已經、或將要、或必須向后現代轉型。人們開始著眼于從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鄉村的優勢、局限和問題， 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①陸續有一系列的對鄉村“被忽視方面”的研究; ②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性別關系角色進行了重新認識。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對鄉村的現代主義進行了分類: 作為時間概念的現代主義; 抽象理論的現代主義; 結構分類的現代主義( 特別指鄉村和城市間的劃分) ( 表1) [7]。此時許多鄉村地理學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開始了明顯充滿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認為關注不公正、開發以及鄉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動了此種研究， 并認為此時的鄉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結構和意義; Phillip 認為此時在鄉村社會地理研究中， 已將政治的、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因素聯系在一起[7](

具體來說， 除繼續關注早期鄉村現象外， 鄉村社會地理順應上述趨勢， 其研究也出現了許多新的主題。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對鄉村地理學研究進行總結后， 指出現在缺少對鄉村可持續性的研究， 并針對廣泛的爭論， 對后生產主義者的鄉村空間進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對鄉村地理學2002 年出版的期刊總覽， 認為許多傳統的研究沒有減少， 只是近年有些轉變， 研究并指出三個共生的鄉村發展模式: 農業—工業化、后生產主義和鄉村可持續發展[12]; 基于人們對鄉村過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對于鄉村剝奪( exploitation)進行過相關論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來人們開始關注網絡與信息對鄉村的社會影響。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會中鄉村地區的發展前景， 他認為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縮減了鄉村與市場的距離， 并提高了鄉村地區的對外學習的能力與機會， 但遠距離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為鄉村地區最美好的前景， 將來也只會給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遠的鄉村， 帶來絕對的發展優勢[14]， 此外他還對信息技術對鄉村發展的利弊及鄉村網絡社會的增加狀況進行了探討[15]。

1.3 發展的路徑

縱觀鄉村社會研究的整個歷程， 不難看出鄉村社會地理發展而來的兩條路徑。首先， 鄉村地理學研究向社會轉向。地理類的文獻中， 關于鄉村社會的探討和研究十分豐富， 并且包含鄉村社區、鄉村景觀、城鄉關系、鄉村旅游、各種鄉村沖突和問題及政策制度等諸多方面[5，13]。其次， 社會學者開始關注涉及鄉村空間的問題。早期鄉村社會學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學的內容， 近年來出于研究及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 逐漸將空間現象納入研究范圍， 相關學術論文明顯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鄉村社會學科中忽視空間的分析， 地理空間在組織階級關系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對于鄉村研究雖然從鄉村的社會學表象寫起， 但對農業和田園風光的問題分析， 卻有著強烈的地理氣息[17]。

2 當前主要研究內容

2.1 鄉村社區

最先研究鄉村社區的是鄉村社會學家。羅吉斯和拉伯爾認為“社區是一個群體， 它由彼此聯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紐帶、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組成”， 碩士論文主要研究社區變遷、類型、邊界、權力機構及發展趨勢[18]。鄉村社區是地理學研究社會的切入點， 它促進了鄉村地理學的社會化[19]。同時鄉村由于存在不同層次的發展實體， 因而能夠較好地展示社區的演化系列。Liepins 認為可以“通過社區來尋找到鄉村性”， 并提出一個從物質和意象角度來理解“社區”的框架( 圖2) ， 認為從地理和社會形成角度， 社區可被分成四維進行分析， 同時他認為輿論和能力對于社會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認為社區是鄉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國外鄉村社區地理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 ①鄉村社區變遷及機制研究， 它一直是鄉村社會學研究的重點[18]， 而鄉村地理學善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尋求事物的時空變化規律。近年來此類研究逐漸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論著對鄉村社區變遷均有描述， 并試圖尋求其內在機制[5， 13]。②鄉村社區空間分析， 是鄉村社區地理的核心。Mormont 認為鄉村可以體驗一種與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會物質空間[21]。Havey 等也分別從鄉村政治經濟學中積累與消費的觀點論述了鄉村空間的作用， 認為非城市空間的存在對于城市空間本身的再生產也是必要的[22]。③鄉村社區可持續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蘭北部的調查， 發現種族、階級和職業結構的不斷分化給“可持續的鄉村社區”帶來復雜性， 并建議“可持續的鄉村社區”應被視作一個民族范疇， 而鄉村社會地理中應采用更為寬泛的社會可持續能力的概念[23]; 英國學者MacKenzie 也對社區與可持續性進行了深入探討[24]。④社區文化與制度變遷研究，以往社區文化經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來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不應讓世俗社會代表鄉村、法制社會代表城市， 而是應將社會看成一個整體， 鄉村社區的大眾文化已被城市化。⑤鄉村社區與產業的聯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蘭兩處地方農業和鄉村社區的聯系[25]; ⑥社區問題研究， 如社區內部各階層及內部與外部的沖突、貧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現的問題; ⑦此外還有鄉村社區規劃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來地理學者對于鄉村社區的各個方面， 往往從更為廣闊的社會學視角加以研究。

2.2 城鄉關系

城鄉關系牽涉到城市和鄉村的許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學(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點之一。Mormont 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現在已經逐漸成為過去， 城鄉之間的差異與界限現在日益變得模糊“， 鄉村不再是單純的鄉村空間， 多樣化的社會空間能夠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區域內疊加在一起”[13]。隨著社會及經濟的發展， 出現了新的城鄉關系， 也促進了對新城鄉關系的研究。城鄉關系研究的領域包括城市對鄉村作用、鄉村對城市作用及城鄉結合部的現象。

具體研究內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鄉關系變遷研究。②城鄉連續體研究， 如Cloke 運用16 個變量對城鄉分界點問題進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點， 支持了城鄉連續體這一說法[5];Murata 提出了城鄉相互依賴的工業化模式[26]。③城鄉人口遷移研究， 城鄉人口流動是貫穿城鄉關系的主線，研究也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對加拿大城鄉人口遷移的研究， 討論了移民的方式、遷移前后環境變化的對比、人口遷移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也討論了職業、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對人們作出遷移決定的影響[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個量化指標對城鄉人口遷移速度與發展進行了研究[28]。④城鄉關系協調及制度創新研究， 通過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協調存在于城鄉各主體之間的關系。⑤城鄉隔離及重構研究， 目前各個國家均試圖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動政策等) 來重構歷史上的城鄉隔離;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蘭商務中出現的城鄉數字隔離的程度[29]。

2.3 鄉村景觀

鄉村景觀及規劃概念緣于邁克哈格( 1969) 、西蒙茲的( 1978) 和劉易斯( 1998) 對大地景觀概念和規劃的提出[30，31]。鄉村景觀規劃就是在綜合大地景觀和鄉村人居環境理論的基礎上， 對鄉村區域進行的綜合景觀規劃設計。目前鄉村景觀研究是景觀科學和景觀規劃研究的一個前沿領域， 往往綜合景觀規劃學、景觀地理學和景觀生態學加以研究[32]。地理學角度研究鄉村社會如何改變其生存的景觀和環境[33]。

當前國外對于鄉村景觀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鄉村景觀演變的動力機制研究， 無論對于生態學還是地理學， 分析景觀格局和動力機制是景觀研究的一個主要目的。Nelson介紹了關于經濟、人口統計學和環境驅動力三維組合重構而成的美國西部鄉村景觀， 并認為作用于區域的最重要的驅動力是移民， 流動人口的力量正轉變著區域的社會文化景觀( 圖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對諾曼底地區25 年來的景觀格局進行了分析， 發現導致鄉村景觀發生變化的主要動力來自三方面: 農業耕作的增強或廢棄、城市化對景觀構成的改變、地方保護政策的作用[35]。②鄉村景觀規劃， 它是一個人類與環境關系的調節工具。國外鄉村景觀規劃研究始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 開展較早的主要是歐洲一些國家， 對世界農業與鄉村景觀規劃起了很大推動作用。美國景觀環境規劃學之父Olmsted 認為， 景觀規劃不僅要提供一個健康的城市環境，也要提供一個受保護的鄉村環境[31]， 同時研究也注意到景觀規劃面臨著文化景觀發展帶來的挑戰[36]。③鄉村景觀與人、文化、建筑等主體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認為文化景觀是物質與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觀感知的文化維[37]; Ruda 認為， 要使鄉村聚落保持可持續發展， 必須對建筑區與自然平衡、當地社區、歷史傳統及本土文化進行保護[38]。④不同國家、不同類型鄉村景觀的對比研究。Arriaza 等人對地中海地區兩個鄉村的若干圖片進行對比研究， 指出了與鄉村景觀視覺質量有關的要素， 并對其進行了排序[39]。⑤鄉村景觀感知與視覺評估， 研究認為鄉村景觀可以從視覺( 形態) 、感知( 內涵) 和經驗( 功能) 等方面進行分析與評估[40]。⑥鄉村景觀可持續研究。1996 年“歐洲鄉村景觀的未來”會議中， 分析了目前中歐與北歐地區人類對鄉村景觀的影響， 并研究了景觀可持續發展的概念[41]。同時一些研究也提出從景觀生態學角度恢復可持續的鄉村， 并保護鄉村景觀的多樣性。⑦“特殊的”鄉村景觀，如對性別及同性戀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過調查，認為農業中同樣存在著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貢獻[42，43]。

2.4 鄉村社會問題

鄉村發展的不同階段伴生著不同的社會問題， 國外不同學科學者對其研究一直十分關注。一些社會問題始終伴隨社會存在( 如貧困、社會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異， 而不同時期又會出現新問題。留學生論文 地理學者對鄉村社會問題的視角， 主要是社會問題對鄉村空間布局與演化的影響及由于鄉村空間布局與演化所形成的問題。

近來國外鄉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會問題及相應的研究: ①鄉村區域各主體間的沖突， 包括鄉村內部各階層間的沖突及鄉村與外部進入者間的沖突[44]。②貧困與就業， 是鄉村最古老的話題， 對于鄉村的貧困問題存在一定爭議， Cloke 將鄉村生活描述為田園詩畫， 一定程度掩蓋了英國農民的貧困， 但他指出應從政治上提高農村生活自身的收益、減少農民被剝奪的現象[5]。③不可進入性， 對于主流鄉村地理學者和規劃者， 可達性被看作是理解鄉村絕對的中心， 這種關注已在近來大量的著作中體現出來; Phillips 和Williams 對鄉村可進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進入性”和“社會不可進入性”[45]。④“特殊的”鄉村問題， 主要包括兒童、少數有色人種、無家可歸者[11]、男女同性戀和旅行團體等， 近年來這類問題的研究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 研究認為在鄉村人們的實際境況與鄉村表面上平靜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會問題外， 鄉村還存在著住房、老齡化和社會保障等問題， 各國此種問題的程度存在較大差異， 不同國家對此研究的內容與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關研究

除上述幾大方面的研究外， 國外鄉村地理工作者對于影響鄉村發展的政策制度、熱點問題及突發事件等也有相應的研究。如杜贊奇從國家政權建設的角度， 探討了隨著國家政權力量的滲入， 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的變遷， 并提出了一個具有綜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網絡[46]; 經濟全球化對上述各要素的影響研究， 如McGee 探討了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城鄉關系[47]等等。

3 結語

本文回顧了國外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歷程及各階段研究的重點內容， 并詳細介紹了當前國外這一領域研究的幾個主要方面。能夠看出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已受到關注， 并逐漸形成了較為鮮明的學科特征。伴隨著20 世紀人文地理學的第三次轉型， 鄉村社會地理也出現明顯的文化及后現代轉向， 并且在未來一定時期內， 將成為學科發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難發現， 在學科發展過程中， 相應理論的進展相對較為緩慢， 全新理論的探索及學科的交叉研究， 將會是未來鄉村社會地理學研究的難點與突破點。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轉變、社會轉型對鄉村社會的影響; 社會分層日益嚴重， 如何從鄉村地理學角度加以研究; 學科交融與學科體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將成為這一領域研究的主要內容。與國外相比， 我國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尚處于起步、緩慢發展階段， 因而積極、科學地借鑒國外先行發展的理論、方法與實踐， 有助于推動我國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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