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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范文

摘要: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但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關注的重心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直到20世紀80年代,新發展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亞當•斯密(Adam•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調專業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展了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洞見數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代表,而生產函數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學模型的現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現,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企業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化經濟概念被規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化和企業規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規模的增加。專業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部門的規模產生,而是由專業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都是外部性的規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學家發展了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包括了最優資源配置和最優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市場決定最優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的貿易模式和專業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組合的企業生產函數也在事后出現。整個行業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別于所有有規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企業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和景氣循環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保險業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第2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范文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成都 610071）

摘 要：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是產業組織理論早期發展中形成的兩大學派，雙方于20世紀中葉圍繞“馬歇爾沖突”的論戰極大地促進了相關理論的發展，和反壟斷政策的日趨成熟。哈佛學派自貝恩、梅森等人提出SCP范式到謝勒的對體系的完善，主張對市場結構進行調整以保證其競爭性。芝加哥學派以斯蒂格勒、德姆塞茨等人為代表，長期和廣泛地開展對于哈佛學派學說的批評，并在其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旗幟鮮明地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生活，重視規模經濟的重要性。兩者的學說先后交替地獲得了美國反壟斷機構的認可和采用，并至今仍為該領域學說的成長提供充足的養分。

關鍵詞 ：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馬歇爾沖突

中圖分類號：G40-059.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1．036

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是產業組織理論早期發展中形成的兩大學派，雙方于20世紀中葉的論戰極大地促進了相關理論的發展，和反壟斷政策的日趨成熟。而產業組織理論的源頭，則最早可追溯至亞當斯密在其1776年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斯密所提出的一個論點，“市場范圍限制勞動分工”，及其在后來學者理論中所進行的解釋嘗試，很大程度構成了產業組織理論長期以來爭論的核心問題，譬如上述兩個學派之間的分歧。事實上，該論點可被視為是對規模經濟的一種古典解釋，如果該論點成立，那么競爭市場顯然不是斯密在這個時刻所觀察到的對象，只有壟斷才符合條件。馬歇爾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中嘗試解決這一問題以完成古典經濟學的重構，提出了外部經濟和成本遞減，以解決這一問題并證明該種壟斷是“有限的”，但隨后遭到了斯拉法等人的批評。之后，規模經濟與市場競爭的矛盾被稱為“馬歇爾沖突”，如這種矛盾確實存在，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必將失靈，人們勢必將在規模經濟與市場競爭中有所選擇。關于“馬歇爾沖突”及其推論的差異性洞見，形成了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關于學術理論和反壟斷政策重大分歧的基礎。

1 哈佛學派

資本主義世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日漸使人們對于自由市場喪失信心。學者們也開始認為，不僅古典經濟學中純粹的壟斷并不存在，自動滿足“帕累托最優”這一理想圖景的完全競爭市場也從來沒有出現過，他們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純粹競爭和純粹壟斷之間的那一部分。張伯倫和羅賓遜在1933年的工作使經濟學重新恢復了對于不完全競爭的興趣，而這一“壟斷競爭革命”顯然為哈佛學派提供了某種靈感，使之跳出傳統微觀經濟學的框架，宣告了產業組織理論的“獨立”。

哈佛學派以貝恩及其導師梅森為代表，提出了著名的“結構—行為—績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簡稱SCP）范式。該學派認為，市場結構的判定由以下幾個因素構成：買者與賣者的集中度、產品差異化和進入壁壘，其中“進入壁壘”被特別地強調了。這些因素分別對應買者之間、賣者之間、買者和賣者之間、在位賣者和潛在進入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概念系統。這些結構性問題將進一步地決定市場中企業的行為，如合謀、策略性行為、廣告與R＆D。而這些行為將最終導致企業獲得的績效，如盈利能力，市場效率等。由此，哈佛學派提出了著名的“集中度—利潤率假說”，其學說也被稱為“結構主義”。

這樣的邏輯在于，由古典市場結構學說“二分法”所嚴格定義的完全競爭和完全壟斷作為分析的起點，并置于天平的兩端，進而分析市場結構分別“偏離”兩端的程度，來判斷它的“好壞”（盡管由次優理論可知，這種比較是存在問題的）。既然企業的績效由其行為決定，而其行為又由它所在的市場的結構來決定，那么政策目標顯然在于主動干預和校正“不良”的市場結構，以恢復和維護有效的市場競爭，這便是哈佛學派在公共政策方面的主張。顯然，在哈佛學派那里，“馬歇爾沖突”是確確實實存在的并以該學派更加“現代”的方法所驗證了的，也是需要政策理解和反映的。

就方法論而言，哈佛學派關于市場結構的關注，盡管是來自于傳統微觀經濟學的，但他們更多地拒絕微觀經濟學理論，認為那樣的分析無法提供對于實際經濟的經驗研究和計量檢驗。哈佛學派更多地關注于實體經濟截面數據的實證的經驗性研究，如貝恩在1959年《產業組織》一書中，用CR4來測量市場結構和用回報率來測量績效，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個美國樣本制造業的情況。

之后，哈佛學派也在不斷對SCP范式加以完善。謝勒1970年發表的《產業市場結構和經濟績效》意味著哈佛學派相關理論的成熟，此后SCP范式獲得了更加一般化的解釋，并通過所謂“反饋效應”將其中的因果關系做了關鍵修正，通過市場行為對市場結構的反饋，單向的邏輯鏈條演變成了核心概念之間的彼此關聯，SCP范式似乎已經拋開了某種決定論的模樣而變得更加豐滿了。

但是，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哈佛學派的學說顯然是有重大缺陷的。首先，在該學派看來，哈佛學派的研究主要是經驗性的，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和嚴密的邏輯演繹，而計量檢驗充其量只能證明變量間的相關性而不能得到因果性的結論。其次，該學派過分重視了市場結構的作用，無法對于策略性行為做出清晰的解釋，也無法容納新的概念進入其中，如交易費用等。再者，在數據的獲取方面，盡管貝恩注意到了一些困難并試圖解決，但使用非均衡時期的數據也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做法。

盡管如此，哈佛學派的學說仍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同時也得到了美國反托拉斯機構的青睞。其學說理論，尤其是“集中度—利潤率”假說不僅成為了一段時間內學界研究的焦點，在戰后至70年代相當長的時間內更成為市場經濟國家反壟斷政策的重要依據。

2 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秉承芝加哥大學自由主義的傳統，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企業在市場競爭過程中的優勝劣汰即“生存檢驗”，旗幟鮮明地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生活。該學派長期和廣泛地開展對于哈佛學派學說的批評，并在其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

以斯蒂格勒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對哈佛學派的針對性討論，大致集中在幾個方面：①該學派反對哈佛學派的結構方法，認為其過于武斷，而更應該從價格理論作為分析工具，將產業組織理論恢復到微觀經濟學的邏輯里去，并借此設計經驗性分析模型加以檢驗。②該學派認為不應該把關注投向競爭結構，而應該考慮競爭效率，主張從效率方面考察反壟斷政策。因為企業自身的效率才是決定市場結構和績效的基本因素，這其實是要將哈佛學派的分析鏈條顛倒過來。亦即，正是由于企業效率的提高，才導致了企業利潤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進而形成偏離完全競爭的市場勢力，“集中度—利潤率”假說不成立，否則在市場結構給定的前提下，企業對效率與利潤的提升似乎也就無可作為也無需作為了。③被哈佛學派所強調的進入壁壘需要重新定義，如斯蒂格勒對進入壁壘所進行的再界定，認為產品差別化等因素并不構成進入壁壘，只有潛在進入者相對于在位企業付出的額外成本才可被視為進入壁壘。如果符合這個定義，那么進入就是自由的，競爭就是可以被保證的。因此哈佛學派關于市場結構決定性力量的表述，就需要重新衡量了。

顯而易見，芝加哥學派所致力解決的問題，在于市場組織的決定因素方面，而這種決定因素絕不是哈佛學派那里的市場結構。根據斯蒂格勒為進入壁壘設立的新定義，規模經濟已然被自動地排除在進入壁壘概念之外，退出了對于市場結構亦即競爭程度的影響。結合科斯關于企業性質的討論，廠商的最佳規模由其內部協調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邊際效率所決定，那么企業規模的收縮，到底是因為其他企業規模擴大導致的競爭的削弱，還是一種主動節約交易費用的有效競爭行為呢？長期以來，企業主動調整規模以適應競爭，則規模經濟和競爭之間的矛盾至多只是“暫時的”。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在芝加哥學派那里，規模經濟被擺到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于是，不同于哈佛學派的意見，該學派的結論顯示，“馬歇爾沖突”只是一個偽命題，政府干預看起來似無必要，相反，政府的不當規制才是對競爭損害的唯一可能來源。

70年代，美國滯漲浮出水面，經濟不斷衰退，以及對西歐日本企業競爭劣勢的日益明顯，使得哈佛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愈加受到懷疑。芝加哥學派則逐漸上升至反壟斷經濟學說領域的統治地位，對于反壟斷政策產生了顯著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進入“放松管制”時代，法院開始逐漸減少對于市場價格調整的審查，甚至幾乎不對垂直兼并加以反對。

3 結語

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圍繞馬歇爾沖突的爭論所形成的豐富的文獻和理論，為產業組織理論的早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貢獻。盡管隨著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等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引入，產業組織理論已迎來了第二次，但正如斯密的思想在其著作發表后的三個多世紀里不斷被新的形式復活一般，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的觀點仍在為該領域學說的成長提供充足的養分，值得給予特別的重視并加深理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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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范文

關鍵詞：財務經濟學邏輯起點資源配置激勵機制

近年來財務學科發展明顯特點是其“外延”不斷擴張，以至于學科之間“邊界”越來越模糊；各學科的內容也處于經常變化與調整之中，不斷地引入其他學科理論來豐富財務學的內涵。在整合與滲透中財務學科與其他學科正走向融合或交叉，財務經濟學在此背景下形成新的邊緣交叉領域。

一、財務經濟學發展的歷史回顧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前，財務學與經濟學幾乎沒有交集，經濟學者對金融機構、投機行為以及構成財務主要部分的不確定性及其他層面等極少關注，財務學的研究主要依賴經驗法則以及零散的例證，缺乏理論基礎及嚴謹的實證研究，財務學科內容分布也非常零散，大都只是羅列一些具體的制度和措施。1952年，亨利?馬柯維茨(H.Markowitz)提出了資產投資的組合理論，并將投資選擇問題系統闡述為不確定性條件下投資者效用最大化的問題，這是學術界首次將經濟學理論與財務學結合。隨后，威廉?夏普(w.Sharpe)將這一模型進行了簡化，并提出了資產定價均衡模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也是第一個不確定性條件下的資產定價均衡模型。由于股票等資本資產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CAPM的實質是討論資本風險與收益的關系。但是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建立是基于一系列嚴格假設之上的，而且其中的一些假設顯得過于理想化，該模型的實用性和有效性不斷受到質疑。在對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提出質疑的同時，不少經濟學家開始探索新的資產定價理論。如斯蒂芬?羅斯(Stephen Ross)于1976年提出的資本資產定價的套利理論(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正是經濟學家堅持不懈的努力，使得財務學和經濟學的結合更加緊密，并由此引申出一門新興的學科――財務經濟學。西方國家有關財務不但有豐富的理論體系，還有廣泛的實證檢驗，得以驗證理論建構與其現實狀況的關聯。與西方國家蓬勃發展的財務經濟學研究現狀相反，我國還僅是限于介紹和零散的研究，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財務經濟學體系。財務學教科書重心仍在介紹有關財務會計核算原理、主要資產經營以及選擇優劣股票的各種經驗法則和財務制度的介紹等，沒有一種可供廣大學生了解這些現象的整體架構和完整的理論體系。

二、財務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及理論框架體系

(一)財務學理論的邏輯起點研究現有的財務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對財務經濟學有很大的啟發。縱觀財務學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大體上可以分為本質、環境、假設、產權、目標和本金起點論等觀念。“本質起點論”認為，財務的內在本質決定了財務的多種形態，是奠定財務獨立存在的客觀基礎。這一觀點符合我國傳統的哲學思維習慣，突出了財務不同于其他經濟領域的特征，但本質起點論不能反映社會經濟環境發生的變化及財務各領域的內在聯系，更不能成為財務系統的向導和溝通財務理論與實踐的橋梁，以本質為起點會阻礙財務應用理論的發展。“環境起點論”認為，在上個世紀財務管理的發展過程中，財務管理目標、財務管理內容、財務管理方法的變化，都是理財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即有什么樣的理財環境，就會產生什么樣的理財模式，也就會產生相應的財務理論結構。該觀點根據環境的需要確定財務管理的目標，進而確定某一歷史發展階段的財務理論體系。用歷史發展的視角考察財務理論的發展，有利于理解不同時期的財務內涵，但將環境作為起點構建財務理論結構是不合理的。因為財務環境是經濟、法律、社會、風俗、文化等若干要素的綜合，而邏輯起點只具備單一性，用一個復雜且多變的概念作為財務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勢必影響整個財務理論體系的構建質量。“假設起點論”認為，任何一門獨立學科的形成和發展，都是以假設為邏輯起點的，然而在財務學中卻忽略了這一點，假設對任何學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為本學科的理論和實務提供了出發點和奠定了基礎。這種觀點重視對財務假設理論的研究，將財務理論的研究建立在一系列無需證明的命題基礎之上，符合人們對事物本質研究的習慣。但邏輯假設因其過于完備而使得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理論體系，在假設前提發生變化時轟然倒塌。“產權起點論”是近年來人們在研究產權問題時產生的，認為產權作為一切經濟制度的基石，對企業的經濟行為起約束作用，財務管理作為一項經濟管理活動，必然受到產權結構的制約。不同的產權結構形成不同的財務管理模式，產權結構決定了企業的財務管理，因此，研究財務管理應從產權結構著手。該觀點強調了產權結構對財務理論結構形成的深刻影響，揭示了不同財務模式產生的產權關系，但財務模式的調整除受到產權制度的影響外，還受到社會制度的約束，因此，產權關系不能構成所有社會制度下財務模式的基石。“目標起點論”是近幾年在大量借鑒和吸收西方財務理論過程中較流行的一種觀點，該觀點認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為，只有確定合理的目標才能實現高效的管理。這種觀點突出了財務管理目標在財務管理理論結構中的作用，有利于財務管理理論對財務管理實踐的指導。但將財務基本理論的具體內涵作為財務理論結構的邏輯起點，并貫穿整個財務理論體系顯得有些勉強。本金起點論認為，本金是指為進行商品生產與流通活動而墊支的貨幣性資金，具有流動性與增值性等特點，經濟組織的本金按其構成可以分為實收資本、內部積累和負債等組成部分，強調本金起點理論符合邏輯起點的基本標準，彌補了其他起點理論的各種不足。但以本金作為財務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實質上還是探討財務的本質問題。

以上這些觀點從不同的側面構建了各自不同的財務管理理論體系，但這些邏輯起點理論均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其理論體系極不穩定，忽略了財務理論運用的復雜性和多變性，也沒有合理地解決理論與實踐的接口問題，不能有效地指導財務管理實踐，因而不利于財務理論體系的完善。

(二)財務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及理論框架財務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分析應基于財務學，但又不同于傳統財務學。這一新興學科將經濟學和財務學集于一身，其邊緣交叉組合的性質導致其理論邏輯起點應包容這兩大學科，并構成兩個學科的共同基石。眾所周知，經濟學研究理性經濟人的行為，作為理性經濟人具有以下特征：主觀的

自利動機、理性的行為和客觀的利他結局。而財務學追求的是效益最大化，兩者的共性在于理性地追求微觀資源的有效配置，尋求資源的最佳利用，從而取得最大化的收益。由此筆者將這一共性提煉為“財務資源的理性配置”，并以此作為財務經濟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基于財務經濟學的邏輯起點，這一學科理論體系，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財務經濟學結構體系包含三個層次：第一，資源理性配置理論是財務經濟學體系的基礎。財務資源配置是指資本在不同來源渠道的組合和不同經濟用途之間的分配，其涉及到財務活動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資本的形成進行組合，

即融資中的資源配置。資源的配置表現為資本在不同時期之間和不同性質之間的安排，從而形成了融資的核心問題，即融資結構的合理安排。包括長期資本和短期資本的安排、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的安排；另一方面是對資本的使用進行分配，即投資中的資源配置，這里的資源配置主要表現為資本的合理分配，從而形成了投資的核心問題，即資源流向和流量的調整。而資金的籌措和使用正是財務的核心所在，其決定了資源配置的目標、原則和內容，可以視為整個學科的理論基石。第二，財務經濟學基礎理論是由一組相互聯系又相互獨立的概念集、按其內在邏輯關系排列而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其建立在財務經濟學邏輯起點之上，是財務實務理論的根基和出發點，決定財務經濟學的目標和原則，反映了財務資源的客觀屬性及其規律性，即財務資源配置緣于它的稀缺性。而財務資源的稀缺性客觀上要求人們通過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對財務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將有限的財務資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因此，財務資源配置應以優化融資結構和投資結構，提高稀缺資源的產出率一資本收益率，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稀缺資源為目標。資源配置的基礎理論可以圍繞融資決策與投資決策以及各自與企業價值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和探討。有效市場假設、投資組合、資本結構、委托、股利政策、資產定價以及風險與收益均衡等理論，正是從不同側面探討財務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這些理論相互輝映構成一個完整的財務經濟學理論基礎。第三，財務實務理論。建立在財務經濟學基礎理論之上的財務實務理論體系，是財務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重心部分，是對財務工作進行操作和管理的具體闡述。該理論直接對現行財務實務做出解釋，并有效地對未來的財務活動進行預測。具體而言，是從財務資源的籌措、投放、使用到分配等幾個環節進行資源的有效、合理安排，以期達到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

三、財務經濟學結構體系

第4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范文

【關鍵詞】國際關系理論 體系理論 微觀分析方法 大國和小國

【作者簡介】梁益堅，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博士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13）06-0117-18

國際關系體系理論被認為是目前最為主導的理論。肯尼思·華爾茲在30多年前出版的《國際政治理論》 一書中創建了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使用了理性主義的研究方法，把國家假定為“同質行為體”（unitary actor），將其看作一個暗箱，剝離了國內政治決策和國家的社會屬性，提出了一個自變量和因變量都簡潔明晰的國際政治的體系理論。這些努力使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史上象征著科學和演繹的一個里程碑，同時也開創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一個新時代。30多年來，盡管對其批判不斷，但始終無法撼動新現實主義的主體地位。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采用了理性主義的研究方法。20世紀80年代產生的新自由制度主義也是在這一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展開與新現實主義之間的對話的。90年代產生的建構主義在接受新現實主義基本假設的前提下，不再堅持理性主義的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了社會學理論的研究方法，但仍堅持在體系層面進行研究。雖然這增強了理論的解釋力，但卻使其理論變得模糊，喪失了理性主義這個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兩大理論進行直接對話的平臺。華爾茲認為不使用理性主義方法的理論就不能被認為是理論，因此他覺得“建構主義根本就不是理論”。

但需要指出的是，體系理論盡管使用理性主義方法，卻止步于宏觀層次的討論，忽視了理性主義本身的微觀性質。近年來，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領域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主流體系理論都是以體系層次作為研究范疇，并被人們稱為體系理論， 但導致了理論簡潔但卻解釋力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許多學者近年來試圖實現研究層次的回落，通過增加變量來增強解釋力，但這同樣也產生了一個問題：理論的解釋力很強但卻因果關系模糊。的確，對于研究一些復雜的問題來說，正確的邏輯關系非常重要，相關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如果在研究的過程中包含了太多概念上的模糊性和意義上的非精確性，將會導致一個重大風險：某些觀點看似有意義，但經過仔細的邏輯分析，就顯得不合理了，也就是可能會犯“還原主義”的錯誤。 因此，如何在堅守理性主義研究方法的同時增強理論的解釋力是研究的一個難題。通過加強對理性主義方法微觀層面的研究將有助于這一問題的解決。

那么，體系理論是否具有從微觀層面進行研究的可能性？這正是本文的出發點和嘗試。國際政治的體系理論也應有一個可用理性主義研究方法的微觀層次，更多強調單元層次的微觀分析方法事實上也適用于體系理論的分析。強化國際關系體系理論的微觀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將有助于理論的科學化發展。本文從微觀的視角分析和思考當代的國際關系理論的體系理論，并基于微觀分析方法得出了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理論的六個推論。希望這一嘗試有助于探索一種國際關系理論中的體系—單元關聯理論。

一、微觀分析方法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分析

新現實主義誕生之后，理性主義成為主導的研究方法，體系層面成為主要的研究層面。新現實主義的出現，為國際關系理論領域帶來了一個新的劃分標準：研究方法上的理性主義與社會學方法之分，研究層次上的體系層次與單元層次之分。按照這一標準，目前國際關系理論之間的界線是比較分明的。

在研究方法上，理性主義和社會學方法是重要的兩種研究方法。社會學方法主要是分析和思考共同知識是怎樣生成的，理性主義則更多地強調生成之后的共同知識是怎樣影響行為體選擇的。也就是說，社會學方法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探討在不同時間和空間里行為體為什么會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戰略選擇機會和不同的性質。理性主義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解釋在偏好、信息和共同知識作為給定條件下行為體會做什么樣的戰略選擇。 對于社會學方法而言，社會屬性是其研究的核心內容；對于理性主義來說，社會屬性是其研究的背景條件。比如經濟學等學科更多使用理性主義的研究方法，剝離行為體的社會屬性，將其看做是給定的；而人類學等學科更多使用社會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它研究的內容正是行為體的社會屬性。這兩種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缺一不可，但在理論研究中又不可將二者混為一談。

在研究層次上，華爾茲劃清了結構理論和還原理論之間的界線，這被認為是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一方面，三大主流體系理論為了理論的簡潔，將國家假定為一個暗箱，剝離了國內政治決策和國家的社會屬性，把整個理論的因果邏輯推導集中在體系層次。這并不表示它們認為單元層次的國內政治不重要，而是為了使理論的因變量和自變量更加明晰。這一努力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三大主流體系理論也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在理論變得簡潔的同時，理論的經驗解釋力不足的問題也日漸凸顯：由于剝離的變量太多，理論的解釋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響。這也使其陷入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在權衡取舍之后，三大主流體系理論還是堅守了體系研究層次。另一方面，公共選擇理論、比較政治學、女性主義等理論將單元層次作為研究的主要領域，關注政治系統和政治過程中各種政治和社會集團的博弈，強調女性在權力政治中的作用等等。單元層次理論所關注的主體恰恰是體系層次理論所剝離的“國家暗箱”。它們所研究的內容不是國內政治是否重要，而是國內政治在什么時候、在什么條件下、通過何種方式產生影響。 研究者在這兩個層次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在研究層次上的體系—單元的劃分，使得既有國際關系理論對宏觀層次與微觀層次進行了人為分割，特別是對微觀層次的刻意忽視，導致了重大的理論困境，即宏觀考察與微觀分析之間的脫節。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體系理論使用理性主義方法，卻止步于宏觀層次的討論，忽視理性主義本身的微觀性質而導致的。必須指出的是，國際關系體系理論還有一個可用理性主義研究方法的微觀層次，更多強調單元層次的微觀分析方法也適用于體系理論的分析。因此，強化國際關系體系理論的微觀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將有助于理論的科學化發展。

那么，體系理論是否具有使用理性主義微觀分析方法的可能性呢？要分析這一問題，可以適當地從經濟學的微觀研究中得到一些啟示。微觀經濟學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已經成功、明晰地在體系層次上將微觀層面（單元層次）納入了考慮、融入了理論體系。在不失宏觀性的同時，也不失微觀性，實現了宏觀與微觀較好的結合。微觀經濟學雖然也將行為主體假定為“理性的” ，但相對于目前的國際關系研究來說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在“理性的”經濟人基礎上，以數學為工具對微觀主體的行為進行邏輯演繹和推導，進而得到了經濟在均衡時的狀態。由于邏輯的嚴密性，微觀經濟學是經濟學中最無爭議的一個領域。相比之下，宏觀經濟學存在凱恩斯主義、貨幣學派、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等的爭論。原因在于宏觀經濟學是經驗研究的理論升華，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經濟現實導致了各種理論學派的出現和爭論。目前國際關系理論的情況類似于宏觀經濟學，也存在多個理論流派的爭論，根本原因在于國際關系理論并非通過堅實的微觀基礎演繹推導而出。由此可見，國際關系理論在微觀基礎方面的研究比較薄弱。給國際關系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將有助于理論的科學化發展。

基于以上認識，為體系理論引入一個理性主義的微觀分析方法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這個微觀分析方法同樣也屬于體系層次，而非單元層次。目前，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主流體系理論將國家看作“同質行為體”，止步于國際政治的宏觀部分。其實，國際政治還有一個可以用理性主義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的微觀部分。可能有人會說政治問題太復雜，以至于不能被簡化為寥寥等式，但在處理復雜問題時，數學較之于日常語言的確更為有力，這一點是很確切的。因為在復雜問題中，非正式邏輯的錯誤很容易發生卻又很不容易被發現。

二、微觀分析方法的前提假設和基本內容

肯尼思·華爾茲在創建新現實主義時，借鑒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市場理論。 該理論把廠商假設為“同質行為體”，將其看作一個暗箱，剝離了廠商的產品差異、組織形式和內部決策過程，認為市場產生于廠商的互動，市場一旦形成就獨立于廠商并能決定價格和數量，其市場結構是完全競爭的。華爾茲在參考這一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現實主義，把國家也設為“同質行為體”，將國際結構比喻為市場，認為國際結構產生于國家的互動，結構一旦形成就獨立于國家并像市場一樣成為自在的、獨立的、超越國家并凌駕于國家之上的東西。 然而，這一市場理論不能解釋為什么任何假定的行業只是由許多小廠商組成，而不是由大廠商和小廠商共同組成。 隨著經濟學的發展，目前的經濟學理論中除了有“完全競爭市場”之外，還有“完全壟斷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壟斷競爭市場”。將廠商假設為“同質行為體”只是為了理論分析的需要，因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是最有效的，但它只是一個理想狀態，在現實中是很少見的。 現實中的廠商并非是“同質行為體”，經濟也并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它更多的是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因而微觀經濟學發展了壟斷競爭的市場理論，使理論進一步逼近現實。同理，國際社會是由許多力量大小不同的國家組成，而華爾茲將國際社會看做是許多同質國家組成的“完全競爭”（無政府狀態）結構就值得商榷了。因此，本文認為用微觀經濟學中的壟斷競爭結構來比喻國際社會可能更為合適，可以借鑒壟斷競爭市場理論來分析國際社會的現實。

因此，本文的微觀分析方法修改了華爾茲關于“同質國家”的前提假設。在微觀經濟學壟斷競爭理論中，基本假設是廠商的非同質性，這種差異使廠商獲得了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借鑒這一思想，本文假設國際社會是由非同質性的國家組成，國家之間的差異體現在對國際結構的“影響力”上。為了便于分析，假設國家為兩種類型：“大國”和“小國”，核心變量是“影響力”。 需要特別指出“地理因素”或更大的“物質基礎”并不是核心決定因素，盡管可能會具有某種重要性。“大國”是指對國際結構有影響力的國家；“小國”是指對國際結構沒有影響力只能被動接受既有國際結構的國家。這里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大廠商的存在會使市場結構無效率，但大國的存在會使國際社會有秩序。

從這一前提假設出發，可以推導出一個與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主流體系理論完全不同的結論。這三大主流體系理論將國家看做是同質的、單一的行為體，認為國際結構、國際機制和國際規范是由國際社會中的國家互動所產生，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在的和獨立的，就像是“完全競爭”下的市場是由廠商互動產生一樣。可是，正因為它們是自在的和獨立的，所以三大主流體系理論很難對國際結構、國際機制和國際規范的變化做出一個清晰的解釋。當改變了前提假設之后，這一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在“壟斷競爭市場”中，大廠商對市場是有影響力甚至是決定力的。本文的假設也是如此，大國影響甚至決定國際結構，小國受國際結構的影響和左右。下面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兩個假設所帶來的解釋力上的差別。20世紀90年代，新現實主義的學者由于沒能預測到冷戰結束而備受指責，但批評者在這里犯了一個邏輯錯誤。因為新現實主義的結構是自我設定的，它解釋不了結構為什么會發生變化。但根據“大國和小國”的前提假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蘇聯實質上是一個對體系結構有影響力的大國，對于大國而言，它可以影響甚至決定體系結構。蘇聯的解體是由于大國自身的原因，這個自身原因直接導致了冷戰的結束，隨之也改變了國際體系的結構。可以說，大國是體系結構的制定者，而小國是體系結構的接受者。如果用自變量和因變量來表示，就是“大國——國際結構——小國”。因此，這不是華爾茲認為的“結構選擇”（順國際體系規律而動的國家會生存并發展，逆國際體系規律而動的國家則衰退并死滅）， 而是“大國選擇”（順大國者昌，逆大國者亡）。

在區分大國和小國的問題上，有人可能會認為“按照對國際結構的影響力”這一區分標準缺乏可操作性。但也應該看到，在經濟學中“大廠商”的概念是給定的，大家不會去討論擁有多大的廠房、達到多少年產量的廠商是大廠商，這更大意義上是一種非凡影響力的體現。當今的大國，亦難以非常具體的標準來衡量。正如曹操在“煮酒論英雄”里所言，淮南袁術、河北袁紹、荊州劉表、江東孫策等皆非天下英雄，“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因此，在理論的論述中，“大國”的概念是給定的。但是，在具體的國別研究中也可以適當地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這主要由研究的內容所決定的。另外，如果需要增強對復雜情況的分析能力，還可以將大國劃分為“世界大國”和“地區大國”。世界大國決定國際結構秩序，地區大國能影響和決定地區結構秩序，并可能對國際結構秩序產生一定的間接影響。加入這樣的變量可能會使理論的推導變得模糊，但在具體的分析中卻增強了理論的解釋力。

在新的前提假設下，為了防止犯“還原主義”的錯誤，本文根據經濟學中“消費者行為理論”的圖形引入了一個國家行為的微觀圖形，將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主流體系理論的“國家暗箱”下移為“國家等效用線暗箱”，同樣也剝離了國內政治決策和國家的社會屬性（圖1）。

第一，國家預算約束線是國家實現既定目標的制約線。圖1中的斜線AB就是國家的預算約束線。這種約束是指國家的行為受到其所掌握的全部資源的制約。超出預算線的國家行為在既定的條件下是無法實現的。由此可以自然地推出，大國的預算約束線遠離原點，小國的預算約束線靠近原點。作為理論研究，可以不用去界定國家所掌握的資源的內容，而在具體的分析中可以對其進行具體的界定和論述，也可以引入具體的數據進行定量分析。另外，預算線是可以變動的。它的變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位置的平移，也即國家的實力增加或減弱引起預算線的平行移動；另一種是斜率的變化，也即X軸或Y軸兩種產品的價格變動，造成同等預算下可消費的產品數量發生變化，并影響了預算線的斜率。

第二，安全與發展是國家消費的兩種主要“產品”。為了保持微觀圖形的簡潔，假定國家有限的預算主要使用在兩個方面：安全和發展。 圖1中X軸表示發展，Y軸表示安全。由于資源是有限的，國家必然會面臨著權衡取舍，需要對安全與發展這兩種產品的數量組合做出抉擇。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安全和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和保障，發展是安全的力量和源泉；從長遠來看，二者互為補充。預算線上的任意一個點都代表了國家在發展和安全上的一個組合。理論上國家可以選擇預算線上的任意一點來確定自己的發展和安全的組合，但是不同的組合帶給國家的效用不同。理性的國家會選擇效用最高的組合。因此，國家需要做出考慮的是：如何在預算線（國家實力）的約束下獲得對國家最有利的安全和發展水平。

第三，國家等效用線的位置的決定過程是一個暗箱。圖1中曲線U就是國家等效用線，它是用來衡量國家的效用水平的；U是所有效用相等的安全和發展組合，U凸向原點表示國家一般情況下不偏好極端的組合；U離原點越遠表示的效用水平越高；U的位置代表了國家的偏好。需要指出的是，U的位置決定過程被看做是一個暗箱，主要包括國內政治決策和國家的社會屬性。本文將三大主流體系理論的“國家暗箱”下移為“國家等效用線暗箱”，U的位置是給定的，它的位置的決定過程是被忽略的。 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則，效用線與預算約束線的切點就是安全和發展這兩種產品的數量組合點。也就是圖中的E點，E（S1，D1）表示國家在現有預算條件下能夠投入用于安全的資源和用于發展的資源。

第四，如何更好地生存和發展是國家考慮的一個核心問題。雖然國際關系領域的很多思想借鑒了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但這兩個學科的研究本體是有本質區別的。特別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廠商可以為了利潤進行合并，而國家合并的難度卻要大得多。因為廠商考慮的是如何獲得更多的利潤，國家考慮的是如何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在經濟學的四種市場結構中，廠商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然而，在國際關系中，生存和發展是國家與生俱來的一種社會屬性，并不是由“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 這一屬性植根于國家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歷史文化積淀，“民族主義不同于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它更類似于宗教和宗教共同體，這也正是當前‘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批判常常失去目標的主要原因”。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廠商的生存既不是一個前提假設也不是一個推論，廠商追求的只是利潤最大化，所以它可以為了利潤而進行合并，但國家卻很難。要吞并或消滅一個國家的難度非常大；借用物理學的術語作類比，國家這個行為體的原子結構是比較穩定的，要聚變或裂變這個原子核所需要的能量非常驚人。近代以來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這一點。國家這個由社會屬性連接的原子結構，其穩定性遠遠超過了廠商的結構。即使是“一體化”步伐走得最快的歐洲，人們也可以隱約地感到要聚變幾個“原子核”又談何容易。雖然國家也會像廠商一樣追求利益，但國家不會為了利益而放棄自身的主體地位。因此，在國際關系的研究中，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應該是一個給定條件，而不是一個討論條件。

三、微觀分析方法的重要推論

在上述“大國和小國”的前提假設和國家行為微觀圖形的基礎上，本文得出了微觀分析方法的六個推論。

推論一：國際社會的特征是“多頭等級結構”而非“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既不是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所認為的“客觀存在”，也不是建構主義所認為的“國家造就的”； 它實質上是由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主流體系理論的“同質國家”這個前提假設建構出來的。國際社會并非純粹的無政府狀態，只有同質行為體的互動才會產生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更像一個“壟斷競爭市場”，而非一個“完全競爭市場”。華爾茲將國際社會假定為無政府狀態是與現實不符的。摩根索的現實主義六原則里并沒有無政府狀態的內容。 米爾納對此也進行過評判，認為“無政府狀態不是國際體系的標志性特征”。 當今的國際社會，在“恐怖核平衡”之下更像是一個多頭政治（polyarchy），大國之間的博弈和妥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決定國際體系的結構。如果一定要說國際社會存在某種形式的無政府狀態，那也只存在于大國之間。對于小國來說，國際體系實質上是由幾個大國控制和管理的，“這不是一個無政府體系，而是一個等級結構體系，它限制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外部行為”。 在多頭等級結構中，大國和小國會有不同的行為特征，大國更注重均勢與制衡，小國更注重福利與生存，國家對相對收益的考慮是存在的，但切不可將相對收益的分析方法絕對化。國際合作的難題其實是在無政府狀態的特征下虛構出來的一個命題，并非國際社會的現實。 在某種意義上，聯合國安理會就是一個多頭等級結構的縮影。加強對國際社會多頭等級結構狀態的研究，將促使大國拋棄無政府狀態下的叢林法則，不再僅僅把目光停留在追求自身的安全和發展上，而是更多地為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未來承擔起那份屬于大國的責任。

推論二：規模效應是國家關注的一個重點。國際機制有助于國家形成規模效應，減少其在安全和發展方面的單位成本。

研究表明，規模效應是現代經濟社會得以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從圖1可以看出，在有限的資源和預算下，國家要實現更大的安全和更快的發展，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形成規模效應，通過規模效應來降低獲得安全和發展的單位成本。在很多情況下，大國本身就具有規模效應，所以它的單位預算收益要比沒有規模效應的小國高；也就是說，大國的規模效應減少了它在安全和發展方面的單位成本。而對于小國來說，要減少這兩個方面的單位成本，一個重要的選擇就是國際機制。國際機制的產生除了“防止市場失靈、降低交易成本和實現信息對稱” 等方面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形成規模效應。國家可以通過國際制度來實現與其他國家的聯合，進而獲得規模效應。當然，實現規模效應的形式和內容并不是固定的，國際機制的結構也是非常靈活的，它不僅存在于小國之間，而且也存在于大國與小國、大國與大國之間。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歐洲努力實現經濟一體化來形成發展方面的規模效應；美國、日本和歐洲聯合開發新一代戰斗機來降低安全方面的單位成本；小國通過向“北約”內的大國購買武器來降低武器研發成本，大國通過向“北約”內的小國出售甚至贈送武器來提升大國自身的安全。但規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規模過大也會引起收益減少，這可能也是歐盟一直拒絕俄羅斯加入的一個原因。大國通過規模效應獲得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面對這樣的形勢，小國就必須充分利用國際機制來實現規模效應，不然就很容易會出現“馬太效應”，強者越強，弱者越弱，使大小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這也是為什么國際機制在當今世界會如此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樣，國際機制既可能是新現實主義所認為的供應派機制 （即國際機制是霸權國供應的公共產品）——由大國主導，也可能是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基歐漢所認為的需求派機制 （由于國家的需要）——由小國聯合組成。進而，盡管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機制能夠減弱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或改變體系的特征，但這僅具有相關性而不具備必然的因果關系。規模效應的確能帶來更多的安全和發展方面的產品，但如何分配和使用這些產品是由國家等效用線決定的，也即由國內政治決策和國家的社會屬性決定的，而非機制所能直接左右的。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機制是干預變量，雖然有著很大的作用，但仍然需要依附權力； 而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機制可以是自變量，是具有獨立的地位，能夠與權力結構共同成為影響國家合作行為的主要變量，不依附強權而獨立存在。 但以上分析顯示，國際機制可以不依附強權而獨立存在，但國際機制不是自變量，它只是干預變量。

推論三：參加國際機制將使國家追求更為合理的安全與發展平衡。

從圖2可以看出，國家加入國際安全機制后隨著安全的單位成本降低，同等預算條件下獲得的安全產品更多，這樣國家就能夠將更多的資源用于發展。在不參加國際機制的情況下，國家等效用線是一個暗箱，由國內政治決策和國家的社會屬性決定。不同的國家，其等效用線的位置可能不同。也就是說，國家等效用線位置的變化會引起國家在安全與發展方面的組合也隨之發生變化，而變化的原因（也即自變量）是國內政治決策和國家的社會屬性。

在參加國際機制的情況下，國家等效用線也是一個暗箱，但國際機制是一個干預變量，它可以在體系層面通過改變安全與發展的成本和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來干預和影響國家等效用線的位置，使國家在安全與發展方面的組合趨向于平衡。具體邏輯如下：

首先，參加國際機制后的國家預算線會成為一條曲線。假設M國加入了一個安全方面的國際機制，規模效應使其安全方面的單元成本下降，同等投入下獲得的安全增多，表現為預算約束線以B點為中心向右上方轉動。但由于國際機制是由多個國家組成的，該國將受其他成員國情況的制約，所以這一增加過程必然是個邊際效用遞減的過程，國家的投入與產出比不斷下降，所以預算線在靠近Y軸的部分會發生彎曲，國家預算線成為一條曲線。也即參加安全機制后，圖2中國家預算約束線由直線A1B變為曲線A2B。這一邏輯也適用于一國參與發展方面的國際機制。

其次，在國家預算線成為曲線的情況下，選擇安全與發展方面的平衡組合是收益最大的。在圖2中，E2點是平衡發展的選擇點，它所形成的矩形OS2E2D2面積是最大的。所以，國際機制作為一個干預變量，將使國家出于收益最大化的考慮把曲線U2移向E2點，即在安全與發展方面的組合上，國家會趨向于選擇二者的平衡發展。但曲線U2最終是否移向了E2點，國際機制不起決定作用，它只是一個干預變量。

最后，在M國加入安全機制之后，在國家資源不變的情況下，安全消費由S1上升到了S2，發展消費由D1上升到了D2。這是由于規模效應而得到一些安全方面的預算剩余，它可以將這一部分預算剩余轉移使用到發展方面，也就是說國家參加安全機制后在增加安全的同時也增強了發展。以此類推，如果某國參加發展方面的機制，它也可以將發展方面的預算剩余轉移到安全上。因此，不論參加機制之前的國家效用線是偏向安全還是發展的，在參加國際機制之后，國家的選擇都會趨向二者的均衡發展。這頗類似于新功能主義的功能外溢，即在某個領域建立機制之后會帶來其他領域的發展，但二者實際上還是有區別的：功能外溢是指從某個領域的合作擴展到其他領域，比如經濟領域的合作擴展到安全領域的合作；而“預算轉移”只是國家在某個領域的預算剩余轉移使用到其他領域，比如安全領域的預算剩余轉移使用到發展領域。所以，這種其他領域的發展不是功能的外溢，而是預算的轉移。

推論四：隨著規模效應的變化，國際制度會有一個產生、穩定和解散的過程。

雖然加入國際機制能夠產生規模效應、降低單元成本，但是從長期看，規模效應是會變化的，將出現規模經濟、規模經濟不變和規模不經濟三個發展階段（圖3）。在國際機制產生的第一個階段，為了形成規模效應，某些國家開始大聲呼吁，希望與另一些國家在特定領域建立國際機制，如果其他國家也認為可行的話，國際機制就產生了。國際機制產生的領域和形式都是多樣的，在合作領域上既可能是安全方面的，也可能是發展方面的；在合作形式上既可能是小國與小國，也可能是小國與大國或者大國與大國。在第二個階段，當規模效應形成之后，國際機制的成員國就成為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各國會努力維護該機制的穩定。當出現公共產品供給危機的時候，成員國進行霸權后合作是可能的。在第三個階段，隨著時間的流逝，機制內某些成員國的基本情況發生了變化，原來的規模效應開始消失，國際機制的根基發生了動搖，如果不能在現有成員國內形成新的規模效應，這個國際機制就可能會解散，大家開始去尋找新的“組合”。由此可見，國際機制形成的根源還是為了“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特別是在國際分工日益復雜、物流通信高度發達和科學技術迅猛推進的今天，閉關鎖國已經沒有出路了，為了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國家也積極地參加國際機制來降低安全和發展方面的單元成本。在以往的理論中，新自由制度主義將國際機制看作一個獨立的自變量和研究本體是有很大風險的，由于規模效應的不穩定必然導致國際機制的不穩定，這使得國際機制在研究中最多只能是一個干預變量，而研究的本體應該還是那個具有“穩定原子結構”的行為體——國家。

推論五：在理論研究中，國家等效用線暗箱是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一個分界線；但在具體研究中，它又是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一個結合點。

在學術研究中，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被劃分為兩個完全不同的研究領域，三大主流體系理論也將國家看作是一個暗箱，把國家內部因素都放入這個暗箱中。換句話說，傳統體系理論將國家暗箱當做劃分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工具。而在微觀視角下，將國家的實力大小引入了國際政治的研究中，僅僅只是將國內政治決策過程和國家的社會屬性放在這個暗箱里，將三大主流體系理論國家暗箱下移為國家等效用線暗箱，使國家等效用線暗箱成為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分界線，這就避免了簡單地將國家實力這一重要的影響因素剝離出國際政治的研究領域。

如前所述，國家等效用線暗箱的設定只是出于分析需要。國家效用是由國內的偏好來決定的。國內的偏好通過國際政治是難以進行分析的，而國內政治則是分析國內偏好的有力工具。因此，在國家行為微觀圖形中的國家等效用線既是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一條分界線，也是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一個結合點，某種程度是將二者進行劃分和結合的一種嘗試。也就是說，在理論研究中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由于研究層次的不同，彼此進行著獨立的研究，國家等效用線暗箱是其分界線。但在具體的分析中，可以通過這個圖形將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方面的理論結合起來進行具體問題的分析。比如，在對M國的具體研究中，可以先通過國內政治來分析M國參與國際政治的偏好結構，然后將國內政治分析出來的結果引入圖形之后再進行國際政治的具體研究。可以認為，國內政治影響國家的偏好，從而決定了國家的等效用線的位置，而國家的等效用線的位置影響著國家在國際政治中做出何種選擇。

推論六：大國的國內政治決策和社會屬性能夠通過國際結構、國際機制和國際規范等滲透并影響小國的國內政治決策和社會屬性。其滲透和影響的程度與大國的影響力成正比，與小國的影響力成反比。

對于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關系，華爾茲先后提出過“第二種意象” （內外）和新現實主義的“結構選擇”（外內）兩個模式；古勒維奇在顛倒華爾茲的“第二種意象”的基礎上，提出了“顛倒的第二種意象” （外內外）。而本文的分析則可推導出“大國內外小國內”的模式，也即大國的國內政治決策和社會屬性能夠通過國際結構、國際機制和國際規范等滲透并影響小國的國內政治決策和社會屬性。其滲透和影響的程度與大國的影響力成正比，與小國的影響力成反比。結構是動態的，視大國和小國的情況而定。大國是國際結構、國際機制和國際規范的決定者，小國是國際結構、國際機制和國際規范的接受者。

結 語

本文嘗試在國際關系體系理論研究中引入一種理性主義的微觀分析方法，一方面是試圖通過堅持理性主義的研究方法來更深入地理解國際政治和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將體系理論所強調的宏觀分析與其所遺失的微觀考察重新結合起來，探索一種國際關系理論中的體系—單元關聯理論；另一方面也旨在探索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之間的結合點和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國際關系理論的宏觀與微觀之間、體系與單元之間以及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之間還存在較大的研究空間，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工作還需要在相關領域做大量的探索。但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言，“國際關系是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 還沒有真正成為一門一般意義上的學科。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主流體系理論上深深地烙著一個“美國制造”的烙印。這三個主流體系理論都以“同質國家”作為理論的前提假設，進而將國際結構、國際機制和國際規范看做是國家互動的結果，把國際社會假設為一個“平等”的社會，極力避免在帝國的體系下檢驗其理論。這即忽視大國、小國在國際體系中影響力和決定力的差別，也一定程度上是忽視理性主義研究方法本身的微觀性質所導致的結果。雖然對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批判層出不窮，但這些批判更多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消極行為，要提高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科學化的水平、加強體系—單元層次的相互關聯、探索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之間的未知領域，僅有批判是不夠的。另外，本文分析提出了“大國和小國”的前提假設，但這并不意味著在現實中僅僅把目光聚焦于大國的身上，可是也不得不承認對小國的研究的確不是國際關系理論的強項。要解決小國的問題，還應更多地使用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的知識去幫助它們擺脫貧窮的困擾、政治的動蕩和發展的困境。通過以上論述，筆者也更加堅信每一個學科、每一種理論都有其研究的范圍和邊界，在這些范圍和邊界之外可能還存在很多未知的領域，在使用和創新現有理論之前先弄清楚它們要解釋什么、能解釋什么以及在整個研究領域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第5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范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觀

新制度經濟學市場觀，是指新制度經濟學家對諸如市場是什么、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其有效的運行需要什么樣產權制度前提、有什么經濟社會代價等有關市場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觀點。新制度經濟學家對這些問題的觀點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有著深刻的分歧。他們的思想揭示并彌補了主流經濟學市場觀許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們對市場獲得更為完整、深入、科學的認識。

一、市場是一種制度

“市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經濟學者對“市場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看法并不一致。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市場是買賣雙方自由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地方，是價格存在并受供求關系影響的地方。如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個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地區的全部，在這個地區中，買主和賣主彼此之間的往來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價格有迅速相等的趨勢”。②斯蒂格勒也認為，“市場是一個區域，在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是趨于一致”。③普瑞爾指出，市場是“（1）買者和賣者碰面議定商品和勞務交換的過程，（2）價格存在的地方，（3）價格受到供求力影響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地區”、“區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確定的空間，也包括無形不確定的空間。④在邏輯上，價格的存在是由供求關系決定，是買賣雙方在自由進行商品或勞務交易時必然伴生的現象。所以，對西方主流經濟學來說，買賣雙方對商品或勞務進行自由交易的行為是“市場”的根本。只要存在著關于某種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著關于該物品的市場的存在。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對市場的看法與主流經濟學有明顯的不同。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個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時才會普遍存在和有效地進行的現象。科斯指出，“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意識到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這種關系”，“實際上存在著私人法律，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則和規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達成”。⑤布倫南和布坎南認為市場意味著一系列運作規則，“個人行為恰好是在這些規則之下在市場中產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自由交易行為并不是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市場的最為本質的東西是使此種行為能夠有效進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則和規定”的“法律體系”。正是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們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安排”或一種“制度”。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個社會體系視為依靠技術、法規或習慣對稀缺資源使用導致的沖突的解決方案”，市場只是人類所曾采取的許多“解決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種⑦。張五常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樣，市場被創造出來在其他約束條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魯博頓和瑞切特說，“市場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進行反復交易（與個體之間的零星交易相對應）的社會安排，‘市場’這個組織由一系列的制度規則（一種制度）和人構成，人們創造了這些規則并將它運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這些制度“決定了每個潛在交易者的產權分配并對這些產權如何使用或轉讓作出了規定”，其目標是使“絕大多數潛在交易方有機會參與競爭”，⑩并“有效地組織交易”。[11]

總之，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是一種制度，是價格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們所看到的買賣雙方自由地確定交換物品的價格和數量的過程或行為，只是在社會選擇了“市場”這種“制度”、“社會安排”或“法則和規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普遍性存在的現象，不是“市場”本身，而是“市場”所力圖促進的東西。

二、市場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

由于主流經濟學把市場歸結為人們自由自愿的交換行為，所以，對他們來說，自由交換行為的發生，即意味著市場的產生。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導致交換行為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作為人類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類從事經濟活動”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14]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觀念中，無論是斯密說的交換傾向，還是門格爾所說的人類經濟行為所遵循的“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還是“分工”，都不是由人們可識辨的外在于個人的人為的有形強制行為的結果，而是自然或基于個人理性而自發生成的。把交易行為的發生或市場的產生歸因于這些自發性或自然生成的有關人性或經濟的事實表明，在主流經濟學里，市場被看作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市場制度產生的根源在于經濟資源稀缺性所必然導致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它是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這種利益沖突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產生存在的。阿爾欽指出，經濟資源的稀缺性“阻礙了每個個人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社會成員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沖突”。“每個社會都必須解決它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通稱為競爭。因為，按照定義，既然沒有辦法消除競爭，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在于：為了解決利益沖突，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競爭形式。”[15]阿爾欽和德姆塞茨認為，人類為解決這種“利益沖突”而“作的安排包攬了人類經驗的全部范圍，包括戰爭、罷工、選舉、宗教權威、法律仲裁、交換和投機。每一個社會都采用過這些方法。社會組織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它們所強調的解決與資源稀缺相聯系的問題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這里的“交換”是作為一種社會的“安排”，因此顯然不是主要指行為，而是指人們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為他人擁有的財物的制度，即其所說的市場制度。

由于在歷史上或在現實中，人類還常用許多非市場手段如戰爭、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來解決經濟利益沖突問題，所以他們強調，人們選擇市場作為解決因資源稀缺問題所導致的利益沖突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看來，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主要依靠市場來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17]自由交換要成為一種現實的普遍的行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權力來加以補充”，[18]需要得到“以國家暴力或懲罰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沒有政府的協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采取用于解決其所面臨的公共經濟問題即由于稀缺資源使用而發生的利益沖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強調它需要公共權力的“補充”表明，在新制度經濟學派看來，市場不是基于個人理性自發生成的，而是一個社會的公共選擇或集體選擇的結果，因此是基于集體理性人為建構的，具有強制的性質。這一點在新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中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三、市場是確保稀缺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實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對于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要對為什么市場會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就需要對他們賴于解釋的市場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對于人類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換這個傾向”，斯密本人和后來的經濟學家都沒有予以解釋或證明，也是難以證明的[21]。分工的程度與市場范圍是相互依賴的[22]，所以人們根本就不可能獨立于市場對其進行普遍存在性的證明。人類經濟行為遵循“盡可能完全滿足其欲望的原則”，只是經濟人假設的另一種說法而已。西方經濟學家至今都沒能對該假設的普遍存在性進行嚴格的邏輯證明。所以，總的來說，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里，還沒有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給予合理的理論解釋。

由于把市場看作是一個社會所選擇的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制度安排的一種，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就從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經濟學的解釋。他們認為，之所以是市場而不是“戰爭”等其他手段成了人類社會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上的沖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為總的來說，市場制度的運行成本較低，能確保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率。

德姆塞茨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產權制度其實就是一組界定行為的原則，它規定了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而具體規定“哪些競爭方式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哪些則不受鼓勵、不被允許”與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強的關聯性”。他說，“依靠暴力進行競爭一般不受稱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許使用暴力，就看不清這種競爭的前提，即無法估計其凈收益了”。而在市場上“通過‘自愿’談判進行的競爭”之所以是“允許的、受鼓勵的”，就是因為它“提供了權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術手段，同樣還提供了排除造成凈損失的手段”，[23]即“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這就使得它“要比通過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競爭，更能為社會增加實際財富”。[24]德姆塞茨還認為，如果不經過市場協調就使用民主政治體制的集體決策或法庭裁定來決定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就無法得到通過自由市場交易所揭示的為確保經濟的高效運行所需要的信息，這樣“不管它們采用哪一種效率標準，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癢’，還很容易錯判”，導致比市場更低的效率。總之，在他看來，“恰恰是由于要掌握這些關于效率的先決性條件過于困難，才使得通過自由市場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權及資源使用方式成為一種很實用的方法”。[25]

張五常指出，市場上的競爭“匯集了所有潛在所有者的知識——即可供選擇的合約安排知識和資源使用的知識”，而“合約當事人之間的競爭”又“降低了執行合約的成本”，這樣就“降低了尋找和追求最有價值的選擇來簽定合約把一種資源用于生產的成本”。[26]他還認為，市場價格是“唯一已知的幾乎不導致或完全不導致租金消散的標準”，[27]所以在他看來，“一般來說，管理決策是不可能優于通過價格機制作出的決策。當價格信息引導從事的每一種活動時，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必然減少”。[28]因此張五常認為，正是由于實施自由市場制度社會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場制度的社會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經濟生產力，才使得市場能廣泛地拓展到原來排斥市場的國家。[29]

很明顯，德姆塞茨和張五常對市場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釋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從市場更能促進經濟效率或生產力的角度來解釋，而后者則是從市場更能節省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解釋。但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來說，所有的經濟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經濟制度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這表明，他們二者的解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場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進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為根據來解釋市場的普遍存在性。這種解釋也進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集體理性和集體選擇的基礎。

  四、界定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是使市場有效運行的一個前提條件

市場運行是買賣雙方的自由交易過程，也是物品價格的形成和決定的過程。價格形成和決定的理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市場運行的理論。從該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主流經濟學家把任何經濟物品或勞務的價格描繪成了只是由那些與其產權制度安排無關的諸如偏好、生產技術和社會經濟資源結構等客觀因素決定的函數，因此，完全忽略了產權安排市場運行效率的影響。另外，在該理論里，“交易成本被假定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界定不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會影響市場運行的效率。這表明，主流經濟學蘊涵著產權與市場運行效率是不相關的市場觀。

對于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來說，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設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該經濟理論的最為核心的命題。它認為，在該假設條件下，產權界定會通過影響市場交易成本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所以，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的關系是該學派經濟學家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根據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強烈的動力以最有價值的方式使用其產權”，[33]而個人產權即個人對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權、收益權和自由的轉讓權等的任何弱化，如產權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無法獲得有效的保護，都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場價格信息質量的下降，[35]從而使得以市場出清價格的交換不能實現，影響資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37]。要確保市場的有效運行，“產權界定必須首先高度穩定”，[38]“要求不存在對合約條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對合約選擇的限制”，以確保每一個人即“可以自己將物品或資源用于他認為是最有價值的用途，也可以與其他人進行合約安排達到這種用途”。[39]由于在現代文明社會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要靠國家，對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來自國家。所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政府對尊重私有產權給以可信的承諾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40]嚴格限制政府剝奪財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礎是繁榮的市場所必備的。[41]

五、市場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

為給市場經濟提供意識形態上的支持，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除了宣揚社會利益會因為個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為得到有效促進的“無形之手”原理之外，他們還不斷地提出各種不同的學說或定理來證明，在市場經濟里，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普遍和諧。如薩伊定律宣揚人與人之間的利害是休戚與共的；[42]巴師夏的經濟和諧論則更是把市場經濟描繪成一個能讓每一個人“憑自愿對它作出貢獻，而獲得的則超過他的貢獻，并且總是增加著他的滿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個人獨立完全協調”的“美麗組織”；[43]克拉克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把自由市場經濟描述成為沒有剝削的正義的世界。[44]在目前，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都把介紹阿羅和德布魯等所證明的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作為微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此來宣揚任何一個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競爭性市場的存在而變得更差的觀點。[45]

新制度經濟學家明確反對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這種和諧論。在他們看來，市場并不是一種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制度。這不僅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利益沖突是市場產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還在于他們認為：

1. 市場并不能消除經濟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沖突，任何交換都必然包含著沖突或競爭的方面。阿爾欽說，由于資源“稀缺”這一“約束的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達到完全心滿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資源不能同時用來滿足競爭性的需求”，[47]“一些人實現的一定程度的心滿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因此，在每個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都“必然地”是“沒有辦法消除”的。“市場”是“解決而不是消除這一沖突的方式”。在市場制度下，“交換行為是一種手段，借助于這種手段，買者就能夠為了從賣者那里獲得商品而同別的買者展開競爭”。[48]因此，市場交換固然可能因為它是每個買者和賣者借以達到更理想境況的手段而具有協作行為的性質，但它具有競爭行為的性質也是顯然的。所以，阿爾欽認為，經濟學家不應該只把交換當作協作行為來考察，忽視它的“競爭方面”。[49]

2. 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說‘自由市場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也能使社會效用實現最大化’就不正確了”。因為“市場在權衡比較得益和受損時，是把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作為計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貨幣計量的凈損失的那種環境篩除出去。自由市場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舉例說，“當新產品進入市場時，自由市場在運作中承載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種新產品能給其消費者帶來多大的益處，人們購買了這種產品，則被它取代的、原有產品的生產者就受到損害。”所以，他強調指出，認為“自由市場制度總會使每個參加者受惠”或認為 “每個人都能從市場行為中受惠的觀念”，是出于“對市場功能和運營”的“完全錯誤”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必須摒棄”[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場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認為，“既然我們講使用資源就常會發生沖突，有關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種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諧為基礎的那樣，那么也會因其無法容忍的非實用性（即沒有效率），而很快就讓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場“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該制度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爾欽認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哪個完美無缺的標準是有效的”。“市場”的這種“不完美”或“缺陷”是人們要獲得它的“更大優點”所必須承受的“代價”。[52]

從其反對市場和諧論的最后一個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反對市場和諧論，揭示市場的不和諧性，特別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點，其目的不是為了反對自由市場制度，而是為了反對那些一看到市場有缺陷就認為應該用政府來取代市場的干預主義。從這一角度講，它的目的其實和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和諧論一樣，都是為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辯護的。

六、結語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制度主義市場觀與主流經濟學的市場觀有深刻的差異。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新制度主義市場觀是一種新的市場觀。在筆者看來，無論從推進人們對市場的認識來說，還是從現在還沒有建立起能夠確保經濟持續有效運行的穩定均衡制度的社會來說，這種新市場觀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綜合起來，它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意義：其一，它強調市場存在的制度基礎，有助于人們認識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樣是僅僅依賴個人理性就可以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的行為，它需要某種特定經濟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場（sound market）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完全自發的秩序，它包含并體現著某種人為的秩序，它需要建構理性主義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場作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用于解決稀缺資源使用沖突的一種方式這一性質，有助于人們認識到，一個社會選擇市場，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場擁有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那些美好的性質，而是因為該社會存在著需靠它來解決的由于資源稀缺所導致的無法消除的使用沖突。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來獲得自己所需要——但為他人所擁有的物品的市場行為，首先并不是如正統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是一種個人自發的行為，而是一種社會強制的行為。其三，它較為深刻地闡明了市場在確保經濟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為其他任何社會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優勢之所在，彌補了主流經濟學的不足，有助于人們更為充分地認識到在現實社會經濟條件下選擇市場經濟制度的經濟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對產權制度與市場運行效率所具有的影響的揭示，有助于政府認識到明晰而穩定的個人產權制度對確保市場運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識到濫用國家權力——這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唯一能夠合法地對個人產權進行侵犯的權力——對經濟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較為客觀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場經濟中消除的社會沖突以及由這些沖突所導致的為有效率的市場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們較為充分地意識到，主流經濟學所宣揚的市場和諧論是不現實的，市場效率不是免費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式來應對市場經濟的不和諧甚至危機，才可能實現市場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和諧。

注釋：

①【美】e•曼斯菲爾德：《微觀經濟學：理論與運用》，鄭琳華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頁。

②【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朱志泰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10月版，第18頁。

③【美】j•斯蒂格勒：《價格理論》，施仁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頁。

④【美】f•l•普瑞爾：《東西方經濟體制比較：研究指南》，錢偉譯，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頁。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頁。

⑨⑩[11][18][20]【美】e•g•富魯博頓、【德】r•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范式》，羅長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頁。

[12][22]【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版，第13、16-20頁。

[1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版，第20頁；【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下卷），陳良璧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2月版，第18頁；【英】杰文斯：《政治經濟學理論》，郭大力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10月版，第81頁。

[14][21]【奧】c•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劉絜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頁。

[15][19][46][48][49][52]阿曼•阿爾欽：《產權經濟學》，載于盛洪編：《現代制度經濟學》（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頁。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產權制度中的道德與效率》，載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權、控制與企業》，段毅才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頁。

[26]張五常：《佃農理論》，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8月版，第83頁。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張五常：《共有產權》，載于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430頁。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評論》，載于張五常：《經濟解釋》，易憲容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版，第469頁。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35]h.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oct.，1964. pp11-26，p19-20。

[37]r. h.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p. 1-40，p27。

[40]d.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jun.，1994， pp.359-368.：p366，p361；d. c. north：《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2-178頁。

[41]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轉引自【美】e•g•富魯博頓、【德】r•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交易費用范式》，羅長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44頁。

[42]【法】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陳福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10月版，第141-149頁。

[43]【法】巴師夏：《經濟和諧》，載于季陶達：《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選輯》，1963年9月版，第205-220頁。

[44]【美】克拉克：《財富的分配》，陳福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2月版，第1-16頁。

[45]【美】安德魯•馬斯-科萊爾等：《微觀經濟學》（下），劉文欣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頁。

參考文獻：

第6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范文

關鍵詞：使用價值；流通；分工；基礎性地位

中圖分類號：F0351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9-05

作者簡介：張得銀（1979-），男，江海人，深圳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安徽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產業組織理論、流通經濟；陳阿興（1964-），男，江蘇溧陽人，安徽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流通經濟；丁寧（1979-），男，安徽東至人，安徽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流通經濟。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流通創新與現代商貿服務業發展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1CJY071。

盡管流通理論伴隨著經濟學的發展而發展，但是與主流經濟學已取得研究成果的厚重相比，流通經濟學及流通理論的相關研究成果則太顯單薄，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流通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基本范疇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究其原因，主流經濟學對于流通意識的淡薄，對于流通在社會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忽視可能是最主要的。正如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關于“生產目的”的描述：“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的多。根據古代的觀點，人，……，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1]。盡管在前古典經濟學中就可以追尋到流通與生產、消費共同構成了社會再生產“三位一體”的思想，然而流通卻與“生產的目的”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在主流經濟學發展歷史中被忽視（或者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流通理論研究始終游離于主流經濟學的邊緣，散落于一些與流通相關的理論中，流通經濟學未能發展并建立完整、獨立的學科體系和框架。

本文對流通地位與作用的思考，沿著建立和完善流通經濟學學科體系和促進流通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融合的邏輯思路，回歸斯密的分工和市場理論起點，從使用價值的研究視角探求并剖析社會再生產的本質和社會經濟運行的根本規律，論證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基礎性地位和流通保障社會經濟順暢運行的決定性作用。

一、流通理論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演進中沉浮

流通在主流經濟理論中的發展基本可以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即流通起源、流通缺失和流通回歸。

（一）流通起源于古典經濟學對分工和使用價值的認知

1. 前古典經濟學對分工和使用價值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布于色諾芬的《經濟論，雅典的收入》、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公元前326）和柏拉圖《理想國》（公元前387-386）。色諾芬在研究奴隸制度下的自然經濟問題中，發現了物品具有使用和交換兩種功能，并且從使用價值的視角考察了社會分工問題，提出勞動分工的必要性，分工可以提高產品質量的思想；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每種物品都具有供直接使用和與其他物品相交換的用途，并且說明了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貨幣對于一切商品都具有等同關系），闡釋了商品交換的發展歷史；柏拉圖從人性、國家組織和使用價值的生產等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

2. “重商主義”對貨幣、生產與財富的專注。15-18世紀，安徒安?孟克列欽（1615）、安東尼?塞拉（1613）、托馬斯?孟（1621）等注重考察貨幣在社會生產和經濟運行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將貨幣（金銀）看做是一國財富的主要來源，提出“多賣少買”、“控制進口、擴大出口”等積累國家財富，減少財富流出的貿易思想。盡管“重商主義”的專注推動了古典經濟學的發展，但是經濟學的研究從此開始由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流通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了。

3. 古典經濟學對價值創造，分工與生產、流通問題的研究。威廉?配第在《賦稅論》（1662）中最早提出了勞動決定價值的基本思想，并且將政治經濟學研究從流通轉入生產領域；布阿吉爾貝爾（1697-1707）在配第的思想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創造財富，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的觀點；魁奈（1747、1758）分別提出自然法、自然秩序的概念，并且用生產經營活動分析資本的流通和社會再生產問題；亞當?斯密（1776）在批判“重商主義”將對外貿易作為財富來源的錯誤觀點基礎上，在《國富論》中，強調分工和市場（看不見的手）的重要性，對流通和生產問題均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大衛李嘉圖（1817）發展了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并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其結果導致國際貿易問題此后更多地被主流經濟學所關注，但是對于絕對優勢的忽視卻進一步將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割裂開來。

（二）流通缺失于新古典經濟學對企業、組織及交易的過度抽象

新古典經濟學起源于以W.S.杰文斯（1871）、C.門格爾（1871）和L.瓦爾拉斯（1874）為代表的三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發起的邊際主義革命。然而，也恰恰是邊際思想也最終導致經濟學的發展徹底偏離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此后，以馬歇爾（1890）、凱恩斯（1936）、薩繆爾森（1948）等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發展并形成了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為基本理論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這使得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從此轉變為基于供求分析的資源配置問題。

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在一個虛擬的市場中存在“純生產者”和“純消費者”的基本假設直接使得企業、組織和交易等關鍵性問題被過度抽象，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經濟活動成為無摩擦、無損耗的理想化概念。從此，流通在這個過程中變得毫無意義，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合理性，流通在新古典經濟學中“被缺失”了。

（三）流通回歸于制度學派和新興古典學派對交易與分工的重視

1. 制度學派對交易、組織等問題的重視。新古典經濟學對于企業、市場和組織問題的過度抽象，不僅使對流通問題的研究出現了斷層，也導致新古典經濟理論在面對更為復雜的全球經濟問題時越發的捉襟見肘。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系列非主流經濟學流派迅速得到發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制度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對組織、交易和企業等問題的研究。以凡勃倫（1899、1904）、康芒斯（1934）和密契爾（1913）為代表，將制度作為經濟研究變量內生化，將交易作為經濟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其中，康芒斯對于交易的分析，可以洞察出他對流通問題的關注。繼康芒斯之后，科斯（1937）在質疑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的基礎上，提出了“企業為什么會存在”，并且分析了企業存在的價值；在科斯思想的引領下，諾斯（1990）、威廉姆森（1997、2002）等經濟學家提出了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契約理論，并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制度經濟學的學科體系。

盡管制度經濟學、新制度學派將組織、企業、產權、契約等與流通相關的交易問題納入其研究領域和范疇，但是其研究問題的側重點仍然偏向企業組織與激勵問題，對與市場組織關系密切的流通問題的關注仍然不夠，流通研究仍然徘徊在主流經濟學的邊緣。

2. 新興古典經濟學派對分工與市場理論的重視。20世紀80-90年代，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在繼承和發展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基本觀點的基礎之上，引入超邊際分析方法，重回斯密的分工和市場理論起點，在摒棄了新古典經濟學純生產者與純消費者的理論假設之后，提出了“生產者―消費者”假設，將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等主流、非主流經濟學派融為一體，構架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和學科體系。

新興古典經濟學基于對分工（專業化）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①的研究，從分工的視角解釋了城市的出現、中間商的發展、交易層級結構的演進、國內貿易如何發展為國際貿易等重要的現代流通問題。新興古典經濟學完美地將“分工和市場”結合在一起，繼承了斯密的分工思想的精髓，將經濟學從研究資源配置問題的重心拉回到研究組織問題，實現了主流經濟學的回歸，使得流通研究重新回到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流通理論的發展和完善成為現代主流經濟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目前的發展而言，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重點仍然停留于生產和消費，對于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基礎性地位、流通在社會經濟運行中作用的認識仍然不足，相關的研究也較為單薄。

二、流通理論在政治經濟學中的演進與在中國的發展

（一）馬、恩關于流通理論的研究

關于流通，馬克思說：“流通本身只是交換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從總體上看的交換”[2]；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還提出，流通的基本含義就是流通交換價值（產品或勞動），而且是那種注定成為價格的交換價值。并不是所有的商品交換（比如物物交換、實物獻納、封建徭役，等等）都構成流通。流通是以價格為前提的商品交換的一系列活動形成的交換行為體系。馬克思在關于流通與生產的關系中指出，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交換，生產就其片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交換。恩格斯則進一步指出：“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并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3]。

馬克思沿著薩伊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關于社會再生產的研究思路，吸收并繼承了他們關于社會再生產“四要素”的合理部分，秉著發展的眼光闡述了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力水平下四要素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會發生不斷變化的觀點。馬克思關于流通問題的研究主要著重于交換――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一般換。馬克思的在《資本論》中專門對“資本”、“資本一般”做了詳細的論述，并且論述了資本一般是流通一般最重要的問題。然而，由于馬克思秉著批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立場研究社會再生產和交換問題，其核心和重點仍然以考察生產以及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生產關系問題，關于流通及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視明顯不夠；認為交換（或者流通）本身不創造價值，只是承擔著連接生產和消費的中介職能，這些觀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和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中國學者在對其流通理論的進一步拓展。

（二）馬、恩的流通理論在中國的繼承與發展

由于眾多歷史因素的合力作用，馬克思的流通理論在中國的建國初期并沒有得到較好的傳播，相反卻較長時期充斥著“無流通、輕流通”的觀點，嚴重阻礙了社會再生產的有序循環和社會經濟的順暢運行，不僅大大阻礙了國內經濟快速發展，也導致流通理論的發展陷入了“冰河時期”。值得慶幸的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終于打破了“流通”的“冰封”，流通理論在國內取得了快速的發展，研究的范疇和主要內容等也在馬克思流通理論的基礎之上獲得了巨大的拓展。

1986年全國中青年流通經濟理論討論會上，與會代表就流通范疇提出了“一重、二重、三重、線性和立體”流通觀的認識，并就流通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研究，提出了生產決定流通論、生產流通并重論和異位論、流通中心論和流通決定生產論等觀點。楊昌俊（1987）提出了“生產流通決定論與非決定論的統一”的觀點；楊承訓（1988）提出了“生產流通相互決定論”；陳學工（1989）再次提出“流通決定生產論”；王紹飛（1990）提出了“生產決定商品流通，資金流通決定生產”的觀點。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地位的進一步確立和流通在社會經濟運行中作用的日益明顯，徐從才和陳阿興（1995），高鐵生（1999）將流通上升到產業高度，提出了“流通產業論”；劉國光等（1999）提出將商業由末端產業發展為先導產業，充分發揮流通在國民經濟中的先導作用的“流通先導論”；黃國雄（2002，2003，2005）、洪濤（2004）分別提出了流通不僅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先導作用，而且流通產業是國民經濟中重要的基礎產業的觀點。

三、社會再生產的本質――使用價值再生產

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作用下，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斷升級，人類從原始的自然經濟階段跨入了以私有產權為基礎，以交換為生產目的的商品經濟階段。分工使得早期的物物交換發展為以貨幣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交換，社會生產發展為以交換為目的的擴大化再生產。社會再生產主要由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換三部分構成。其主要的經濟關系就是由生產者、流通者和消費者以及各種為了生產、流通和消費服務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的經濟性、社會性關系。基于此，經濟學的研究應以社會一般再生產過程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經濟關系和要素配置為主要研究對象，其目的就是為了協調、處理和解決這些活動中遇到的各種兩難沖突。然而，遺憾的是無論是主流經濟學還是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中都只注重生產和消費問題的研究，卻忽視了生產與流通、流通與消費之間的諸多經濟問題。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面對各種不斷出現的現實經濟問題總顯得捉襟見肘、進退兩難，而非主流經濟學派卻可以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之外獲得快速發展的根本性原因了。

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都在一定程度上對于流通問題做了一定的研究和發展，也涉及到關于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研究，然而他們都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忽視了使用價值的價值――使用價值是社會再生產的本質目標，使用價值才是聯系各種微觀經濟主體、經濟要素的核心紐帶。社會再生產的根本出發點或者根本目標都是以使用價值為最終目標的社會性、經濟性活動――即社會再生產是開始于使用價值的生產、發展于使用價值的流通、結束于使用價值的消費的社會性、經濟性活動。更進一步，社會再生產中的各種經濟關系，包括生產主體、流通主體和消費主體，以及各種不同的經濟要素之間的各種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都是基于使用價值這一共同的聯系紐帶，在其牽引下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換句話說，是人們對不同使用價值的追求（或不同商品帶來的不同效用滿足）為社會再生產和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提供了源動力。社會經濟的運行過程本質上就是使用價值的“創造―流通―消費――再創造……再消費……”的過程。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其本質也就是人類在不斷追求更高、更好、更優級別的使用價值（效用滿足）的過程。社會再生產是人類通過技藝與技術的改進、生產工藝的創新、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布局的優化和分工的不斷細化（以節約交易成本為前提）來提升和調整社會再生產的商品品質、數量和品級，以滿足人類追求更高品質商品所帶來的效用滿足的過程。

綜上，社會再生產的經濟本質就是使用價值再生產，社會再生產的活動過程就是不同使用價值（商品是使用價值的載體）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不斷循環的社會經濟過程。社會經濟運行的本質內涵就是使用價值的創造、消費、升級、再創造、再消費、再升級的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

四、基于使用價值社會再生產的流通地位和作用

基于對社會再生產的一般性規律的分析及其經濟本質的界定，對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地位和在經濟運行、再生產中的作用分析如下：

（一）流通的地位――與生產、消費構成社會再生產有序進行的“三駕馬車”

社會再生產是使用價值的再生產，生產階段廠商（生產者）通過對不同要素的重新組合、加工，生產出具有不同使用價值的商品，這些不同的使用價值載體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約束，出于節約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的考慮，需要以盡可能低的成本將使用價值從生產者一端轉移到消費者一端。只有使用價值進入流通環節，通過流通業者的專業化勞動，才能夠保證作為使用價值載體的各種不同種類、不同品質的商品能夠及時、高效的從生產領域進入消費領域，實現使用價值的時間、空間轉移和產權變更，最終完成消費者追求使用價值（效用滿足）的生理和心理體驗過程。

社會再生產活動的本質就是使用價值的生產、流通和消費三個環節的有機連接，三個環節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構成社會再生產的循環過程。流通、生產和消費共同構建了社會再生產的完整體系，三者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地位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無論缺少哪一個環節，社會再生產都不可能再繼續下去。由此可以認為，生產、流通和消費本質上就是維持社會再生產有序進行和保障社會經濟順暢運行的“三駕馬車”②。

（二）流通的作用――使用價值的升華、傳遞與交易費用的節約

基于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基礎性地位，以及流通在生產和消費之間的不可替代性作用，結合使用價值社會再生產的本質特征，流通在保障社會經濟和社會再生產順暢運行過程中的根本性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流通過程是凝結著流通業者勞動的價值增值過程。流通業者在將使用價值的載體――商品從生產領域轉移到消費領域的過程中，已經將其勞動凝結進被流通的商品之中，依據勞動價值論的核心思想，這一過程必然導致該（類）商品的價值增加；另一方面，通過流通過程以后的商品市場價格的上浮（相對于流通業者最初取得商品的時間點）也充分證明了被流通后商品的價值增加了。由此，商品在流通過程中被賦予了更多的價值和內涵，流通業者的勞動凝結進流通的商品（使用價值載體）中，實現該（類）商品使用價值增值，使用價值在流通中升華。

2.流通過程是實現著使用價值時空傳遞、產權轉移過程。表面上，流通業者在流通過程中通過投入工具、技術和勞動等要素使得商品從生產者一端轉移到消費者一端，商品在時間、空間和產權（或消費使用價值的權利）上實現轉移，商品價值通過交易得以實現，社會再生產得以繼續，社會經濟得到順暢運行。本質上，流通過程實現的是滿足消費者追求并且消費使用價值，獲取該使用價值所提供的生理和心理的（效用）滿足的雙重體驗過程。流通實現使用價值的傳遞、轉移過程，具體表現在使用價值在空間、時間、數量、產權關系等方面發生的變化以及與此相關的信息、要素、資本等的轉移和變化。

3.流通過程是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矛盾運動的交易費用節約過程。流通不僅僅實現了使用價值的增值和傳遞，還在市場經濟中承擔著另一項至關重要的功能――降低交易費用。依據斯密的分工和楊小凱的分工與專業化的基本觀點，流通過程一方面將生產者專業化于使用價值的生產，另一方面將流通業者專業化于使用價值的交換與傳遞，這一過程體現了流通過程是在流通與生產基于專業化分工而實現了交易成本最優化（不一定是最小化③）的社會性、經濟性過程。

注釋：

① “兩難沖突”是楊小凱對經濟學本質的核心闡釋，認為“經濟學是研究各種兩難沖突的學問。它不但研究個別決策人如何權衡各種兩難沖突做出決策，并且研究不同個人的決策之間如何交互作用產生某種全社會的兩難沖突。而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這些社會上的兩難沖突是如何由某種制度權衡折衷，產生個別人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局面。因此，經濟學不同于管理科學或決策科學，后者只研究個別決策中的兩難沖突，而前者不但研究決策中的兩難沖突，而且特別注重不同決策者之間的互相作用如何形成社會中的兩難沖突，并通過權衡折衷，形成任何個別決策人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局面”。

② 關于流通、生產和消費誰更重要的爭論可能是徒勞的。因為即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的經濟體制下，出現三者之一相對于其他兩者而言對社會再生產的影響會更多一些，發揮的作用會更大一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其他的兩個階段就不重要，生產、流通和消費“三位一體”才是根本，三者缺一不可。

③ 依據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分工與專業化更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卻帶來交易費用的增加，而經濟學的目的就是解決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各種兩難沖突。因此，在社會再生產中當生產者自己生產并且自己進行交易的成本高于生產者專業于生產，流通者專業于交易的兩者成本之和時，即為雙方的博弈折衷的狀態，此時已經達到了節約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但并不一定意味著后者的成本支出最小。

參考文獻：

[1] 斌.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斷錄[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204-205.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

[3] 徐從才.流通理論研究的比較綜合與創新[J].財貿經濟，2006（4）：27-35.

第7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范文

風險分散是金融活動創新的原動力。最有代表性的風險分散理論是馬科維茨(Harry·M·Markowitz)的MM理論和威廉·夏普(Willian·E·Sharpe)的CAPM理論，這種思想已經成為現代金融理論和實踐發展的主要方法論之一。風險分散理論是從研究風險資產的收益與風險的關系開始的，該理論認為：(1)絕大部分資產是風險資產，其收益是不確定的，因而應該把風險資產的收益視作隨機變量，并運用期望收益作為衡量某種風險資產收益的標準，并用方差來衡量獲得收益所面臨的風險的大小。(2)資產組合的總風險應該分為兩大部分：非系統風險和系統風險。非系統風險是指僅與投資組合中的各種風險資產的方差項相關的風險，系統風險是指由投資組合中的各風險資產收益的相關性所帶來的風險。(3)在充分考慮各種風險資產收益的相關性的前提下，運用概率知識可以得到，只要資產組合分散良好，資產組合的非系統風險趨于零，系統風險就趨于穩定。雖然風險分散理論的思想產生于研究投資組合與其風險關系的過程中，但這種思想卻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能夠運用于人類社會系統的某些方面。

房地產證券化作為一種金融創新，風險分散是其原動力。無論是抵押債權證券化還是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其成功運行都需要比較穩定的收益流基礎。但在當前不確定的市場環境中，投資者所持有的資產面臨著越來越大的風險，資產收益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就抵押債權證券化來說，對于單個貸款而言，其現金流量是不確定的，因此，單個貸款的風險比較大。但是從銀行抵押貸款的現金收入流來考慮，其本息償還分攤于整個貸款存活期，根據大數定律，如果將大批量、標準化、流動性差的資產進行組合，只要同質的抵押債權資產數目達到足夠大，便可以預測出本息的違約率與本金的提前償還率等風險，從而可以根據組合資產的運動規律預測其現金流。對于一組抵押貸款而言，盡管整個組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組合中每一貸款現金流量的特征，但由于大數定律的作用，整個組合的現金流量卻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因此，盡管預測單個貸款的可能結果是不現實的，但人們能夠基于歷史數據對整個組合的現金流量的平均數有一個可信的估計。投資權益性的房地產證券化也是一樣，要形成一個穩定的收益流，風險分散是選擇投資組合的一個基本目的。所以說，房地產證券化作為一種金融創新而出現，是基于風險分散理論基礎之上的。

二、分工理論

經濟學界對分工理論的研究源自于亞當·斯密(Yadang·Simy)，后來經過馬歇爾(Marshal)、楊小凱等學者的補充已基本成熟。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社會的演進、生產率進步和分工演進有密切的關系，分工經濟以專業化經濟為基礎，專業化的發展和交易效率的水平是社會發展中互相制約的兩難約束。

斯密的分工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1)分工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獲得報酬遞增的重要途徑。他認為分工有利于提高勞動熟練程度、節省勞動時間、促進技術的發明與運用，進而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2)分工有利于促進社會普遍富裕。從整體上來看，分工越發展，就業容量就越大，因此分工在根本上有利于增進社會的普遍富裕。(3)分工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斯密認為，盡管分工是發展勞動生產力的重要途徑，但分工程度絕不是人的主觀隨意選擇的結果，要受到市場范圍即市場購買力大小的限制。(4)貨幣起源于分工的發展。一旦有了分工，一個人只能解決自己需要的少部分，而絕大部分的需要須通過交換才能得到滿足。交換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也要講究經濟效益，貨幣正是一種減少交易困難、節省交易費用的工具。(5)資本是實現分工所創造的新生產力的物質條件。斯密認為，當分工進步時，即使雇工人數不變，由于工人勞動生產力因分工而提高，每個工人所能推動的生產資料數量更大，同一數量工人所能加工的生產資料會按更大比例增加，這時，必須預先儲備的生產資料就要比沒有分工進步時多得多。另一方面，一個行業分工越進步，就業人數就越多，即使勞動生產率不變，就業人數增加同樣也需要增加儲備的生產資料。

馬歇爾對分工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報酬遞增與工業組織上。他以代表性企業為對象，從外部經濟和內部經濟兩個方面，在工業布局、企業規模生產以及企業經營職能三個層次上，分析了報酬遞增的積極作用。(1)報酬遞減與報酬遞增。馬歇爾把土地、勞動、資本和組織等不同生產要素在報酬遞減或遞增中的作用分解，認為土地在生產上所起的作用表現出報酬遞減的傾向，而人類的作用即勞動、資本和組織的作用則表現出報酬遞增的傾向。只要人類的作用強于自然的作用，生產者就可獲得報酬遞增；否則，只能得到報酬遞減；若兩者相等，則呈現報酬不變傾向。(2)組織與報酬遞增。在人類的作用中，馬歇爾特別重視組織對報酬遞增的積極意義，也就是分工的作用。因為分工總是與組織聯系在一起的，或者說它們本身就是同一個問題。他認為，組織的改進，通過外部經濟與內部經濟兩條途徑，可使生產獲得報酬遞增。

以楊小凱、黃有光為代表的一批新興古典經濟學家用非線性規劃的“超邊際分析方法”，從分工水平和專業化程度人手，導出需求和供給，使供給和需求分析不但包括資源分配問題，也包括經濟織織問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有如下特點：每個決策者既可以成為生產者，也可以成為消費者；每個決策者既可以進入要素市場，也可以進入產品市場；廠商或企業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在一定專業化和分工格局的條件下內生決定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對供給與需求的分析基于以“角點解”為基礎的“超邊際分析”，在角點之間進行的總效益費用分析，以報酬遞增為基礎的專業化決策問題必須求角點解，不僅可以解決資源配置問題，更能解決分工組織結構問題。@

實際上，在斯密的分工思想及其之后的經濟學家對分工的研究中，我們總是可以捕捉到分工尤其是金融分工對金融發展的關系和作用，如斯密關于貨幣出現與專業化分工之間關系的猜想，馬歇爾對于組織與報酬遞增以及楊小凱等人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等等。盡管古典發展經濟學所提到的分工是一般意義上的分工，我們仍然可以把古典發展經濟學及其之后的理論中涉及貨幣、資本與金融的研究歸納到金融分工中來。因此，斯密關于分工的思想是一般意義上的分工，對于金融領域同樣適用，他所揭示的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也同樣適用于金融發展。斯密分工思想包含了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發展機制，他認為分工(社會分工)演進是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這一思想也同樣適用于金融發展。在金融發展的過程中，包括金融領域在內的各種市場和企業等經濟組織形式得以產生和演進。

三、不對稱信息理論

信息不對稱理論產生于20K紀70年代，以1970年阿克洛夫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的逆向選擇問題的開創性文章《“檸檬”市場：質量、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為標志。阿克洛夫在舊車市場模型(LemonsModel)中對逆向選擇問題進行了分析，開創了信息不對稱理論的先河。在舊車市場上，逆向選擇問題來自于買者和賣者有關車的質量信息的不對稱。賣者知道車的真實質量，買者不知道，只知道車平均質量。因而只愿意根據平均質量支付車的價格，但這樣一來，質量高于平均水平的賣者就會退出交易，只有質量低的賣者進入市場。結果是，市場出售的舊車的平均質量下降，買者愿意支付的價格進一步下降，更多較高質量的車退出市場。如此下去，在均衡的情況下，只有低質量的車成交，在極端的情況下，市場可能根本不存在，交易的帕累托最優不能實現。

信息不對稱可以從不對稱發生的時間和不對稱信息的內容兩個角度進行劃分。從不對稱發生的時間看，不對稱可能發生在當事人簽約之前，也可能發生在簽約之后，分別稱事前不對稱和事后不對稱。通常將研究事前不對稱信息的模型稱為逆向選擇模型，研究事后不對稱信息的模型稱為道德風險模型。按照梅耶森(Myersom，1991)的定義，道德風險為“由參與人選擇錯誤行動而引起的問題”，也就是指由于經營者或市場交易的參與者，在得到來自第三方的保障的條件下，其所作出的決策及行為即使引起損失，也不必完全承擔責任，或可能得到某種補償，這將激勵其傾向于作出風險較大的決策，以博取更大的收益；而逆向選擇為“由參與人錯誤報告信息引起的問題”，它是指交易雙方擁有的信息不對稱，擁有信息不真實或信息較少的一方會傾向于作出的錯誤選擇。這里的信息不對稱既可能是指某些參與人的行動，也可能是指某些參與人的知識。研究不可觀測行動的模型稱為隱藏行動(hiddenaction)模型，研究不可觀測知識的模型稱為隱藏知識(hiddenknowledge)模型。

在現代資金融通活動中，交易主體面臨著許多由不對稱信息帶來的風險，房地產融資也是一樣。就投資者而言，對投資項目掌握的信息比較少，而融資人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即融資人的私人信息)，會導致道德風險；在資金借貸過程中，銀行掌握的信息就比借款者掌握的信息少，容易產生逆向選擇。房地產證券化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種由不對稱信息帶來的風險，也可以說房地產證券化是基于不對稱信息而產生的。在房地產證券化過程中，每一個交易步驟都是由專業的機構來完成，這些專業機構有著豐富的經驗，其對信息的掌握是私人無法比擬的。如在抵押債權證券化中，經過資產組合、破產剝離和信用升級以后，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透明的，投資者對投資對象的風險性質的信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逆向選擇。

四、交易成本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將制度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與科斯教授創造性并典范性地運用交易成本概念是分不開的。所謂交易成本，廣義地說，是人與人打交道的成本，是相對于人與自然打交道的生產成本而言的，為了得到交易所提供的服務，人們需要投入各種稀缺的資源。交易成本概念最初是指協商簽訂契約以及在契約簽訂好后付諸實踐所需要的成本。后來，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將交易成本概念廣泛運用于經濟、法律、社會、歷史和政治等研究領域。

從交易費用理論中企業和市場的相互替代的關系，我們可以發現，如果交易者認為交易對象給其所帶來的收益超過交易價格和交易費用之和時，這筆交易就會發生，否則，這筆交易就不會發生。在價格是恒量的時候，那么交易是否會發生就取決于交易費用。房地產證券化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產權的流轉和交易過程。這樣，就有一個交易成本的問題。

在進行房地產證券化的過程中，證券化業務收益會在各個參與主體之間進行分攤。以抵押債權證券化為例，具體成本項目包括：SPV的設立和發行證券繳納的費用，發起人向SPV轉移基礎資產按照稅法規定要繳納營業稅和印花稅等，需要支付的各種承銷費、律師費、評估費和審計費，以及證券化的開辦費、維護費，其他一系列的無形成本如“審批成本”等。此外，銀行在實現真實銷售并回收貸款以后，還可以進行再投資，這也會產生部分收益。因此，判斷證券化是否進行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證券化業務收益與回收貸款本息進行再投資所獲收益之和大于支付給各個參與主體的費用；二是不進行房地產證券化時所獲得的利率應當大于流動性風險所造成的損失與沒有再投資機會所造成的機會損失之和。從國外房地產抵押債權證券化的現實來看，證券化的收益一般大于證券化的成本。另外就房地產投資信托而言，由專門的基金公司來進行房地產投資可以節省交易成本，這也是現在房地產信托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

五、規模經濟理論

規模經濟不僅是西方微觀經濟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而且是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在經濟生活各領域中的實踐中，規模經濟也是人們遇到的現實問題。關于規模經濟的含義，雖然在西方經濟學中的一些文獻有著不同的表述，但都是從微觀角度來闡述生產成本與其規模報酬變動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規律。簡單地說，規模經濟是指企業由于規模的擴大而導致長期平均成本降低帶來的經濟節約性，即規模的經濟性。

最早對規模經濟的研究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的廠商理論。根據其解釋，規模報酬變化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廠商內部各種市場要素按相同比例變化時所帶來的產量變化。廠商的規模報酬變化分為規模報酬遞增、規模報酬不變和規模報酬遞減三種情況。這里的規模報酬遞增，是指產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所投入的各種生產要素增加的比例。它意味著產出的單位成本降低，也意味著生產規模擴大所帶來的生產上的節約性，即規模經濟性。所謂規模報酬不變，是指產量增加的比例等于各種生產要素增加的比例，即生產規模的變動對于生產是否節約的經濟性并未產生影響。所謂規模報酬遞減，則是指產量增加的比例小于各種生產要素增加的比例，即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單位產出的成本隨之上升，此時存在規模不經濟。

房地產證券化中“規模經濟”也是追求的目標之一。如確定一個合理的證券發行數量，是降低證券發行成本、實現規模經濟的關鍵。與證券發行規模有關的因素主要有市場條件與證券品種。不同的市場條件中同一種證券的規模發行量不相同，不同的證券品種在同一市場條件下證券的發行規模量也不相同。所以說，房地產證券化的證券發行量必須具有規模經濟效應。

[摘要]房地產證券化作為一種金融創新，它在使各個交易主體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的同時，降低了風險和成本。這一過程的完成，不僅有其實踐的需要，也具有理論的支撐。對房地產證券化涉及的相關理論進行梳理，有利于為中國即將進行的房地產證券化在理論層面上奠定一個基礎。

第8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范文

關鍵詞：企業邊界 企業性質 企業與市場的關系

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重要經濟實體，企業的存在當然有其邊界的存在。然而企業的合理邊界到底在什么地方，這是經濟理論一直沒有很好解決的一個問題。

任何一個企業理論都必須回答兩個基本問題：企業存在的理由；什么因素限制著企業的規模和范圍。因而對企業邊界的認識當然離不開對企業本質特性的認識。隨著社會生產力不斷地深入發展，市場經濟不斷完善，企業的邊界對于促進企業自身的存在與發展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又能使企業在自身運行時達到難以達到的目的或目標。因此，通過對企業本質特性的認識來完成對企業邊界的界定，通過企業與市場經濟的相互作用來探討企業邊界的作用與功能，對于現代企業的建設和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企業邊界”這一概念，雖然最早是由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科斯（Coase）1937 年在他的著名文章《企業的性質》中提出的，但對于企業邊界的認識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對企業的認識論。因此，為了更清晰地弄清企業邊界問題，本文將依從經濟思想發展史的線索，通過對不同階段企業邊界理論的分析，對企業邊界理論進行一次深入探究，并對企業邊界理論今后的創新發展趨勢提出自己的一些認識。

古典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分析

在古典經濟學中，對企業邊界的認識基本圍繞在專業化和分工所產生的企業規模擴大的水平上，此時企業邊界也是一個非常粗略的規模概念。亞當斯密1776年在其《國富論》中非常重視專業化和分工所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雖然斯密的理論沒有直接給出企業形成和擴張的原因，但是認為分工與企業的形成及擴張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內部就可能采用更加不可分的技術，這種技術使勞動分工進一步深化，引起規模報酬遞增，企業規模自然也在進一步擴大。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分析

馬克思也十分重視分工對生產率提高的作用，他指出，協作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認為企業規模主要取決于企業生產的技術手段。當企業把它的主要任務放在努力生產勞動產品而滿足社會對產品需要的時候，企業與市場的作用方式就顯得單一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得出的企業邊界也是非常清晰的。這是因為市場的需求量過大進而使企業與市場聯系的媒介僅僅只有企業的勞動產品，或者叫商品。這樣，企業的真正形象也被市場上的商品的用途和數量所取代，使它成為被掩蓋在商品背后的“黑箱”。對于這樣的“黑箱”，它的存在與否以及它邊界的形式及形狀與使用商品的消費者來說是毫無關系或者說是關系不大的，而且對于生產勞動產品的企業本身來說也覺得企業形象對它們生產和銷售的關系不大。這就使得企業邊界曾經一度被管理學家，進而被經濟學家忽視或者不予理睬的重要原因。

新古典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分析

在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經濟體系運轉的中心問題是一個經濟體如何在給定的技術和偏好條件下來配置資源。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利用最優決策理論進行了經濟分析，它的假設是完全理性和利潤最大化，在這種假設下，企業內部的運行被視為一個“黑箱”，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從而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企業為了實現最大利潤，必須按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進行單一產品的產量和價格決策。

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企業是按個別消費者的形象所設計出來的經濟單位，根據最大化的行為規則來運行。將企業的目標定義為利潤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新古典模型設定企業面臨著給定的并可以意識到的各種選擇和約束。很顯然，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價格理論，并把價格機制看作是經濟活動惟一有效的協調機制。為了論證“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新古典經濟學僅僅把企業抽象為完全相同的最優化生產者。

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分析

從前面古典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均從企業的生產性角度對企業的性質和企業的邊界進行分析。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僅把企業看作是完全同質的最優化生產者，從根本上排除了企業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企業只是市場價格協調機制下的一個基本生產單位，企業的規模邊界在給定技術條件的最優化決策下是清晰而簡單的。

然而現實世界的情況卻告訴我們事實并非如此。1937年，科斯《企業的性質》發表，其標志著經濟學界對企業性質和企業邊界等企業理論的核心問題開始了新一輪的分析和探索。以科斯和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所討論的中心仍然是資源配置問題，但和新古典經濟學不同，新制度經濟學把企業和市場看作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在企業之外，價格變動決定生產，這是通過一系列市場交易來協調的。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伴隨著交易的復雜的市場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過去，經濟理論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說明其假設而備受困擾。在建立一種理論時，經濟學家常常忽略對其賴以成立的基礎的考察。

因而，科斯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堅持原有分析框架的基礎上，重新解釋或修正其假設前提。為了解釋企業存在的合理性或“企業在一個專業化交換經濟中出現的根本原因”，科斯提出，傳統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缺陷在于假設市場交易成本為零，而事實上，“利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相對價格的搜尋成本和每一筆市場交易的談判和簽約費用。企業存在或企業替代市場的根源在于能夠實現交易成本的節約。因而，企業的本質是一種和市場相區別的、交易活動的契約形式，即“價格機制的替代物”。

在界定了企業本質的基礎上，科斯考察了企業的行為特征，認為企業的縱向邊界決定于企業和市場在組織交易活動時的交易成本邊際比較，在組織交易活動的過程中企業是最優化行為者。企業將傾向于擴張直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交易的成本為止。此時，企業處于最優規模邊界。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從資產專用型、不確定性和交易效率三個維度定義交易費用，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企業邊界確定原則，同時還從企業核心技術角度提出企業“有效邊界”的概念。在這些理論中，由于企業的存在只能歸因于市場失敗，所以仍然沒有企業的主動地位，企業的邊界也是市場失靈的被動接受結果。

新制度經濟學之后的企業邊界理論發展

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探索企業邊界理論上主要有兩方面的貢獻：使人們認識到交易費用的存在，以及交易費用對分工效率的重要影響；使人們認識到企業是不同于市場的另一種配置資源的手段，因而有利于人們在配置資源時根據效率需要自覺地選擇和利用不同的方式。但是，其也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不足：

不能很好地整合傳統廠商理論，正如有批評者所說的，在人們注意到企業內交易費用存在的同時，又使人們忘記了企業的生產屬性，而生產是企業的主要功能；企業邊界的模糊性。按照科斯的觀點，企業的邊界應該是明晰的，但實際上企業的邊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無法合理解釋企業規模與市場規模同步擴大的歷史現象。因為根據科斯的理論，企業的規模取決于企業管理費用與市場交易費用的比較，企業規模的擴大就意味著市場規模的縮小，企業規模與市場規模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把企業與市場相對立，從而使人們借此支持政府管制和計劃經濟的優越性。

為彌補這些缺陷，在科斯以后涌現了許多經濟學流派，這些流派的經濟學家對企業邊界問題進行了更深層次的研究。

（一）后凱恩斯主義的企業邊界理論

后凱恩斯主義者認為企業目標為增長最大化，其價格理論也不是關注如何通過價格機制來確定企業產品的稀缺性，而是關注通過價格來保證企業的增長潛力。后凱恩斯主義在企業增長率最大化的目標假設下，構建了一個把企業產量決策、投融資決策和定價決策融為一體的企業成長模型。企業依據成本加成定價產生的現金流量來滿足企業所希望從事的投資支出需要，因此企業的定價決策與投融資決策聯系在一起，價格運動取決于企業內源融資的需要和正常生產成本的運動，企業邊界由相應的投資支出水平決定。

（二）制度變遷的企業邊界理論

對企業制度變遷理論的探討，錢德勒（1977，1992）是從歷史和宏觀角度進行的。錢德勒認為從組織制度上可以把企業分為古典企業和現代企業，企業成長中由古典企業向現代企業的這種制度變遷不僅對企業本身意義重大，而且對社會經濟體制的轉變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企業成長的重要方面就是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變革。傳統企業中沒有中間管理層，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內部管理工作增加并日益復雜化，相應地內部組織分工向兩個方向發展：水平方向的不同職能部門的產生；垂直方向管理層級的產生。企業管理制度與企業經營規模交互作用，共同決定了企業的邊界，也促進著企業邊界的不斷擴張。

（三）潘羅斯的企業邊界理論

美國女經濟學家潘羅斯發表于1959 年的《企業增長理論》，是一部繼承了熊彼特傳統，從經濟學角度通過研究企業內部動態活動來分析企業行為的重要著作。潘羅斯始終以單個企業為研究對象，以“不折不扣的理論”來分析企業成長這一過程，探究了決定企業成長的因素和企業成長的機制，建立了一個企業資源-企業能力-企業成長的分析框架。

潘羅斯否認新古典經濟理論認定的對企業規模的三個限制因素：即管理能力、產品或要素市場、不確定性和風險。她認為既然企業的增長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長也必然會推動企業的增長。企業能力的關鍵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業成長率的基本因素，現在通常把管理對企業成長的關鍵性約束作用稱為“潘羅斯效應”。管理資源不可能通過市場交易而獲得，它是管理團隊的專業化經驗和能力。管理活動就是試圖最有效地利用企業擁有的資源，管理經驗和管理能力決定了企業所有其它資源所能提供的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最終制約企業成長的速度和企業邊界。企業能力特別是管理能力狀況與企業多元化成長以及企業的最終邊界高度正相關。

（四）伯利和米恩斯的企業邊界理論

伯利和米恩斯在提出現代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這一命題之后，在對經理式企業目標行為進行探討的過程中形成了管理者理論。其主要觀點是，隨著現代企業所有者和經營管理者身份的分離，以及相應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掌握了企業的實際控制權，因此，這些企業的目標已經不是追求企業所有者的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管理者階層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結論

從上述的分析過程中可以看到，從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到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認識無非是從生產分工角度擴展到交易成本角度，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基本局限于邊際分析和替代分析。從新制度經濟學以后，經濟學各流派對企業邊界的分析思路寬廣了很多，分析方法也不斷出新，但大都是從某一個不同的側面對企業邊界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仍沒有形成統一明確的認識。從這些種種的努力中可以認識到，企業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因而企業邊界的確定也絕非易事。但通過本文分析，應該有以下清晰的認識：

（一）企業是異質的且生產和交易性是企業的基本屬性

新古典經濟學，其核心是價格理論。通過企業的同質性假設，新古典經濟學把企業看作是完全同質的最優化生產者，從而從根本上排除了企業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作為社會經濟活動惟一的協調機制，價格機制的有效協調使整個經濟活動處于穩定而和諧的“靜態循環流轉”狀態。但是，持續變遷才是現實經濟活動的本質特征，它不僅表現為產品需求和要素供給條件的變化，更根本地表現為企業自身的創新性活動及其競爭行為的多樣性。事實上，作為歷史發展的有機體和長期內部知識和能力積累的結果，現實的企業是異質的。在不確定性條件下，企業競爭行為的內生性和多樣性是現實經濟持續變遷的根源。企業的異質性假設是考察企業本質和競爭行為的基本前提。

另外，企業所有的交易功能和生產功能都是為了企業能夠實現最大的增值，在企業內交易的目的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節約交易費用的結果就體現在最后的利潤增加上，利潤的實現只有生產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以后才能夠完成，因此，不能夠單獨地強調企業中生產和交易哪一個更重要，兩者是并重的。

（二）企業邊界是由企業的外部因素與企業目標函數共同決定的

企業的外部因素包括生產技術條件、交通通訊環境、資本數量、信用制度、市場結構、產業結構、政府政策、法律法規等，這些因素影響到企業的成本與收益狀況，從而會影響到企業的利潤可實現程度。但是企業的目標函數不一定是利潤最大化，有可能是市場份額最大化、社會福利最大化等，這都是企業內部各要素所有者的目標函數在制度約束下綜合反映的結果。這樣，企業邊界的決定因素不僅是多元的，而且對不同的企業還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同一個因素可能在縮小利潤最大化企業邊界的同時，擴大了市場份額最大化企業邊界。企業邊界的決定過程是這樣的：外部因素先決定企業目標可實現程度，企業再依據目標可實現程度來決定企業邊界的大小。

（三）對企業邊界的理解前提是必須正確認識企業與市場的關系

對于既定的交易量而言，企業和市場有各自不同的配置資源優勢，從而會配置不同的交易活動，在這一點上，企業和市場是互相替代的。但是，市場是由企業組成的，企業規模的擴大，必然會帶來更大的市場，也相應地會使兩者配置的交易量都增加，從而企業與市場又是互補的，由于這是動態變化的結果，所以這個結論更容易從長期的考察中得到證實。錢德勒（Chandler）做了這一工作，他發現技術、市場和交通通訊在降低了交易費用的同時，企業和市場同時擴大了，“現代工商企業首先是在這樣一些部門和工業中出現、成長并繼續繁榮，這些部門和工業具有新的先進技術，而且有不斷擴大的市場。反之，在那些技術并不能創成產出的急劇增加、市場依然是小而專的部門和工業中，管理的協調并不比市場協調更為有利。因而在那些領域里，現代工商企業出現較晚，而且發展較慢”。

（四）企業邊界概念的多重標準和相對模糊性

現實世界的企業一般存在著兩重清晰的邊界，一是法定邊界，二是契約邊界，契約邊界的相互交叉是一種經濟常態。隨著“經理革命”的出現，公司制企業又出現了經營邊界和治理邊界。

舉例來說明單一標準概念的模糊性。例如契約邊界，科斯在論述企業性質時，實際上是從合約的角度來把握問題的。他認為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合約，但他并沒有對這兩種合約加以精確地界定。理查德森(1972)對市場合約做了較為精確的規定：在買方和賣方不接受其未來行為上的任何義務—無論這種義務是多么松散和含糊—的情況中，合作就不會發生，因而稱此為純市場交易。根據理查德森的市場合約定義，市場合約在現實中是鮮見的。張五常對企業合約做了較為明確的界定。他認為企業合約是要素使用權轉讓合約，而且“要素使用權沒有得到明確界定”。這一點非常關鍵，如果要素使用權轉讓得到明確界定，那么這種合約就與市場合約沒有很大的區別了。

盡管張五常對企業合約做出了界定，但他也許沒有進一步地認識到，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并不是互斥的對立關系，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事實上，理查德森與張五常所說的市場合約與企業合約，是兩種極端的合約形式，企業合約使用的是管理協調機制，而市場合約使用的是價格協調機制。而現實中的合約往往是他們所說的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的組合。譬如張五常所說的“件工合約”、“特許經營權合約”以及“外包合約”，甚至于企業之間的“卡特爾”等，這些形式的合約既不是完全的科斯和張五常意義上的企業合約，也不是科斯和張五常意義上的市場合約，而是既含有企業合約，又含有市場合約。

獲得了這一認識，便很容易解釋科斯與張五常所不能解釋或解釋不好的“企業邊界的模糊性”問題。譬如跨國集團的海外子公司、連鎖公司、股份子公司等，他們既具有一定的市場獨立性，又受到總公司、母公司等一定程度的制約。這些企業現象如果根據科斯的企業理論則難以做出恰當的回答。本文的解釋是，現實中的企業，往往不是由完全的企業合約所組成的，而是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的比例組合，因此企業的邊界可能被外延，企業的規模被放大，因而企業的邊界呈現出模糊性。

（五）企業邊界理論的研究方法變化

企業邊界理論的研究，其發展軌跡正由靜態研究（即認為組織的邊界是明確、清晰與固定的）趨向動態研究（即認為企業的邊界是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由被動研究（企業是市場失靈后的替代）趨向主動研究（重視企業自身創新能力和內部因素變化對企業邊界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安同良，鄭江淮.后現代企業理論的興起.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

第9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范文

在古典經濟學中，對企業邊界的認識基本圍繞在專業化和分工所產生的企業規模擴大的水平上，此時企業邊界也是一個非常粗略的規模概念。亞當•斯密1776年在其《國富論》中非常重視專業化和分工所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雖然斯密的理論沒有直接給出企業形成和擴張的原因，但是認為分工與企業的形成及擴張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內部就可能采用更加不可分的技術，這種技術使勞動分工進一步深化，引起規模報酬遞增，企業規模自然也在進一步擴大。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分析

馬克思也十分重視分工對生產率提高的作用，他指出，協作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認為企業規模主要取決于企業生產的技術手段。當企業把它的主要任務放在努力生產勞動產品而滿足社會對產品需要的時候，企業與市場的作用方式就顯得單一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得出的企業邊界也是非常清晰的。這是因為市場的需求量過大進而使企業與市場聯系的媒介僅僅只有企業的勞動產品，或者叫商品。這樣，企業的真正形象也被市場上的商品的用途和數量所取代，使它成為被掩蓋在商品背后的“黑箱”。對于這樣的“黑箱”，它的存在與否以及它邊界的形式及形狀與使用商品的消費者來說是毫無關系或者說是關系不大的，而且對于生產勞動產品的企業本身來說也覺得企業形象對它們生產和銷售的關系不大。這就使得企業邊界曾經一度被管理學家，進而被經濟學家忽視或者不予理睬的重要原因。

新古典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分析

在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經濟體系運轉的中心問題是一個經濟體如何在給定的技術和偏好條件下來配置資源。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利用最優決策理論進行了經濟分析，它的假設是完全理性和利潤最大化，在這種假設下，企業內部的運行被視為一個“黑箱”，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從而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企業為了實現最大利潤，必須按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進行單一產品的產量和價格決策。

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企業是按個別消費者的形象所設計出來的經濟單位，根據最大化的行為規則來運行。將企業的目標定義為利潤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新古典模型設定企業面臨著給定的并可以意識到的各種選擇和約束。很顯然，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是價格理論，并把價格機制看作是經濟活動惟一有效的協調機制。為了論證“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新古典經濟學僅僅把企業抽象為完全相同的最優化生產者。

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分析

從前面古典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均從企業的生產性角度對企業的性質和企業的邊界進行分析。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僅把企業看作是完全同質的最優化生產者，從根本上排除了企業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企業只是市場價格協調機制下的一個基本生產單位，企業的規模邊界在給定技術條件的最優化決策下是清晰而簡單的。

然而現實世界的情況卻告訴我們事實并非如此。1937年，科斯《企業的性質》發表，其標志著經濟學界對企業性質和企業邊界等企業理論的核心問題開始了新一輪的分析和探索。以科斯和威廉姆森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所討論的中心仍然是資源配置問題，但和新古典經濟學不同，新制度經濟學把企業和市場看作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在企業之外，價格變動決定生產，這是通過一系列市場交易來協調的。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伴隨著交易的復雜的市場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過去，經濟理論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說明其假設而備受困擾。在建立一種理論時，經濟學家常常忽略對其賴以成立的基礎的考察。

因而，科斯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堅持原有分析框架的基礎上，重新解釋或修正其假設前提。為了解釋企業存在的合理性或“企業在一個專業化交換經濟中出現的根本原因”，科斯提出，傳統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缺陷在于假設市場交易成本為零，而事實上，“利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相對價格的搜尋成本和每一筆市場交易的談判和簽約費用。企業存在或企業替代市場的根源在于能夠實現交易成本的節約。因而，企業的本質是一種和市場相區別的、交易活動的契約形式，即“價格機制的替代物”。

在界定了企業本質的基礎上，科斯考察了企業的行為特征，認為企業的縱向邊界決定于企業和市場在組織交易活動時的交易成本邊際比較，在組織交易活動的過程中企業是最優化行為者。企業將傾向于擴張直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交易的成本為止。此時，企業處于最優規模邊界。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從資產專用型、不確定性和交易效率三個維度定義交易費用，在此基礎上分析了企業邊界確定原則，同時還從企業核心技術角度提出企業“有效邊界”的概念。在這些理論中，由于企業的存在只能歸因于市場失敗，所以仍然沒有企業的主動地位，企業的邊界也是市場失靈的被動接受結果。

新制度經濟學之后的企業邊界理論發展

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探索企業邊界理論上主要有兩方面的貢獻：使人們認識到交易費用的存在，以及交易費用對分工效率的重要影響；使人們認識到企業是不同于市場的另一種配置資源的手段，因而有利于人們在配置資源時根據效率需要自覺地選擇和利用不同的方式。但是，其也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不足：

不能很好地整合傳統廠商理論，正如有批評者所說的，在人們注意到企業內交易費用存在的同時，又使人們忘記了企業的生產屬性，而生產是企業的主要功能；企業邊界的模糊性。按照科斯的觀點，企業的邊界應該是明晰的，但實際上企業的邊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無法合理解釋企業規模與市場規模同步擴大的歷史現象。因為根據科斯的理論，企業的規模取決于企業管理費用與市場交易費用的比較，企業規模的擴大就意味著市場規模的縮小，企業規模與市場規模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把企業與市場相對立，從而使人們借此支持政府管制和計劃經濟的優越性。

為彌補這些缺陷，在科斯以后涌現了許多經濟學流派，這些流派的經濟學家對企業邊界問題進行了更深層次的研究。

（一）后凱恩斯主義的企業邊界理論

后凱恩斯主義者認為企業目標為增長最大化，其價格理論也不是關注如何通過價格機制來確定企業產品的稀缺性，而是關注通過價格來保證企業的增長潛力。后凱恩斯主義在企業增長率最大化的目標假設下，構建了一個把企業產量決策、投融資決策和定價決策融為一體的企業成長模型。企業依據成本加成定價產生的現金流量來滿足企業所希望從事的投資支出需要，因此企業的定價決策與投融資決策聯系在一起，價格運動取決于企業內源融資的需要和正常生產成本的運動，企業邊界由相應的投資支出水平決定。

（二）制度變遷的企業邊界理論

對企業制度變遷理論的探討，錢德勒（1977，1992）是從歷史和宏觀角度進行的。錢德勒認為從組織制度上可以把企業分為古典企業和現代企業，企業成長中由古典企業向現代企業的這種制度變遷不僅對企業本身意義重大，而且對社會經濟體制的轉變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企業成長的重要方面就是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變革。傳統企業中沒有中間管理層，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內部管理工作增加并日益復雜化，相應地內部組織分工向兩個方向發展：水平方向的不同職能部門的產生；垂直方向管理層級的產生。企業管理制度與企業經營規模交互作用，共同決定了企業的邊界，也促進著企業邊界的不斷擴張。

（三）潘羅斯的企業邊界理論

美國女經濟學家潘羅斯發表于1959年的《企業增長理論》，是一部繼承了熊彼特傳統，從經濟學角度通過研究企業內部動態活動來分析企業行為的重要著作。潘羅斯始終以單個企業為研究對象，以“不折不扣的理論”來分析企業成長這一過程，探究了決定企業成長的因素和企業成長的機制，建立了一個企業資源-企業能力-企業成長的分析框架。

潘羅斯否認新古典經濟理論認定的對企業規模的三個限制因素：即管理能力、產品或要素市場、不確定性和風險。她認為既然企業的增長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長也必然會推動企業的增長。企業能力的關鍵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業成長率的基本因素，現在通常把管理對企業成長的關鍵性約束作用稱為“潘羅斯效應”。管理資源不可能通過市場交易而獲得，它是管理團隊的專業化經驗和能力。管理活動就是試圖最有效地利用企業擁有的資源，管理經驗和管理能力決定了企業所有其它資源所能提供的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最終制約企業成長的速度和企業邊界。企業能力特別是管理能力狀況與企業多元化成長以及企業的最終邊界高度正相關。

（四）伯利和米恩斯的企業邊界理論

伯利和米恩斯在提出現代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這一命題之后，在對經理式企業目標行為進行探討的過程中形成了管理者理論。其主要觀點是，隨著現代企業所有者和經營管理者身份的分離，以及相應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掌握了企業的實際控制權，因此，這些企業的目標已經不是追求企業所有者的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管理者階層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結論

從上述的分析過程中可以看到，從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到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認識無非是從生產分工角度擴展到交易成本角度，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基本局限于邊際分析和替代分析。從新制度經濟學以后，經濟學各流派對企業邊界的分析思路寬廣了很多，分析方法也不斷出新，但大都是從某一個不同的側面對企業邊界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仍沒有形成統一明確的認識。從這些種種的努力中可以認識到，企業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因而企業邊界的確定也絕非易事。但通過本文分析，應該有以下清晰的認識：

（一）企業是異質的且生產和交易性是企業的基本屬性

新古典經濟學，其核心是價格理論。通過企業的同質性假設，新古典經濟學把企業看作是完全同質的最優化生產者，從而從根本上排除了企業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作為社會經濟活動惟一的協調機制，價格機制的有效協調使整個經濟活動處于穩定而和諧的“靜態循環流轉”狀態。但是，持續變遷才是現實經濟活動的本質特征，它不僅表現為產品需求和要素供給條件的變化，更根本地表現為企業自身的創新性活動及其競爭行為的多樣性。事實上，作為歷史發展的有機體和長期內部知識和能力積累的結果，現實的企業是異質的。在不確定性條件下，企業競爭行為的內生性和多樣性是現實經濟持續變遷的根源。企業的異質性假設是考察企業本質和競爭行為的基本前提。

另外，企業所有的交易功能和生產功能都是為了企業能夠實現最大的增值，在企業內交易的目的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節約交易費用的結果就體現在最后的利潤增加上，利潤的實現只有生產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以后才能夠完成，因此，不能夠單獨地強調企業中生產和交易哪一個更重要，兩者是并重的。

（二）企業邊界是由企業的外部因素與企業目標函數共同決定的

企業的外部因素包括生產技術條件、交通通訊環境、資本數量、信用制度、市場結構、產業結構、政府政策、法律法規等，這些因素影響到企業的成本與收益狀況，從而會影響到企業的利潤可實現程度。但是企業的目標函數不一定是利潤最大化，有可能是市場份額最大化、社會福利最大化等，這都是企業內部各要素所有者的目標函數在制度約束下綜合反映的結果。這樣，企業邊界的決定因素不僅是多元的，而且對不同的企業還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同一個因素可能在縮小利潤最大化企業邊界的同時，擴大了市場份額最大化企業邊界。企業邊界的決定過程是這樣的：外部因素先決定企業目標可實現程度，企業再依據目標可實現程度來決定企業邊界的大小。

（三）對企業邊界的理解前提是必須正確認識企業與市場的關系

對于既定的交易量而言，企業和市場有各自不同的配置資源優勢，從而會配置不同的交易活動，在這一點上，企業和市場是互相替代的。但是，市場是由企業組成的，企業規模的擴大，必然會帶來更大的市場，也相應地會使兩者配置的交易量都增加，從而企業與市場又是互補的，由于這是動態變化的結果，所以這個結論更容易從長期的考察中得到證實。錢德勒（Chandler）做了這一工作，他發現技術、市場和交通通訊在降低了交易費用的同時，企業和市場同時擴大了，“現代工商企業首先是在這樣一些部門和工業中出現、成長并繼續繁榮，這些部門和工業具有新的先進技術，而且有不斷擴大的市場。反之，在那些技術并不能創成產出的急劇增加、市場依然是小而專的部門和工業中，管理的協調并不比市場協調更為有利。因而在那些領域里，現代工商企業出現較晚，而且發展較慢”。

（四）企業邊界概念的多重標準和相對模糊性

現實世界的企業一般存在著兩重清晰的邊界，一是法定邊界，二是契約邊界，契約邊界的相互交叉是一種經濟常態。隨著“經理革命”的出現，公司制企業又出現了經營邊界和治理邊界。

舉例來說明單一標準概念的模糊性。例如契約邊界，科斯在論述企業性質時，實際上是從合約的角度來把握問題的。他認為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合約，但他并沒有對這兩種合約加以精確地界定。理查德森(1972)對市場合約做了較為精確的規定：在買方和賣方不接受其未來行為上的任何義務—無論這種義務是多么松散和含糊—的情況中，合作就不會發生，因而稱此為純市場交易。根據理查德森的市場合約定義，市場合約在現實中是鮮見的。張五常對企業合約做了較為明確的界定。他認為企業合約是要素使用權轉讓合約，而且“要素使用權沒有得到明確界定”。這一點非常關鍵，如果要素使用權轉讓得到明確界定，那么這種合約就與市場合約沒有很大的區別了。

盡管張五常對企業合約做出了界定，但他也許沒有進一步地認識到，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并不是互斥的對立關系，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事實上，理查德森與張五常所說的市場合約與企業合約，是兩種極端的合約形式，企業合約使用的是管理協調機制，而市場合約使用的是價格協調機制。而現實中的合約往往是他們所說的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的組合。譬如張五常所說的“件工合約”、“特許經營權合約”以及“外包合約”，甚至于企業之間的“卡特爾”等，這些形式的合約既不是完全的科斯和張五常意義上的企業合約，也不是科斯和張五常意義上的市場合約，而是既含有企業合約，又含有市場合約。

獲得了這一認識，便很容易解釋科斯與張五常所不能解釋或解釋不好的“企業邊界的模糊性”問題。譬如跨國集團的海外子公司、連鎖公司、股份子公司等，他們既具有一定的市場獨立性，又受到總公司、母公司等一定程度的制約。這些企業現象如果根據科斯的企業理論則難以做出恰當的回答。本文的解釋是，現實中的企業，往往不是由完全的企業合約所組成的，而是企業合約與市場合約的比例組合，因此企業的邊界可能被外延，企業的規模被放大，因而企業的邊界呈現出模糊性。

（五）企業邊界理論的研究方法變化

企業邊界理論的研究，其發展軌跡正由靜態研究（即認為組織的邊界是明確、清晰與固定的）趨向動態研究（即認為企業的邊界是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由被動研究（企業是市場失靈后的替代）趨向主動研究（重視企業自身創新能力和內部因素變化對企業邊界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安同良，鄭江淮.后現代企業理論的興起.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2

2.徐全軍.企業理論新探：企業自組織理論.南開管理評論，2003

3.楊小凱，黃有光.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