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簡述旅游開發的原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簡述旅游開發的原則范文

[關鍵詞] 邯鄲 歷史文物旅游 開發

一、邯鄲市歷史文化簡述

邯鄲位于河北省南端，太行山東麓，晉冀魯豫四省交界處。1994年被國務院列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戰國時期，邯鄲作為趙都城長達158年之久，此后邯鄲又作為漢代趙國都城400余年。綿綿7000多年的歷史鑄造成了邯鄲歷史文化層次――――磁山文化、趙文化、石窟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廣府太極文化、夢文化、磁州窯文化、成語典故文化。據多年考古調查，邯鄲歷史文化遺存極為豐厚，有文物古跡多達1500余處。其中屬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處，即磁山文化遺址、趙邯鄲故城、趙王陵、響堂山石窟寺、磁山窟（包括磁縣漳河流域和礦區滏陽河流域），北朝墓群（128）鄴城遺址、媧皇宮、129師司令部舊址。有省級文物保護單位97處：主要有叢臺、黃粱夢呂仙祠、張莊橋墓群、清泉寺等。有市級文保單位近300位處，縣保文物 150余處。這些文物涵蓋古遺址（磁山）古墓葬（趙王陵）、古建筑（黃粱夢）、石窟寺（響堂山）、石刻、古文獻、革命紀會舊址等多方面的內容。成為邯鄲發展旅游業的重要資源。

二、邯鄲歷史文物旅游開發存在的問題

1.資金緊張, 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有限;2.宣傳力度不夠，文化遺產價值未充分體現;3.旅游開發層次較低,缺乏文化內涵;4.旅游資源開發為單向開發;5.開發主體單一，以政府主導型為主。

三、邯鄲歷史文物旅游開發的對策建議

針對邯鄲歷史文物旅游開發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議：

1.正確處理開發利用與保護的關系。開發時應考慮到長遠利益，明確歷史文物旅游資源首先是“文化遺產資源”，然后才是“旅游資源”，在開發的同時要注重保護，必須制止破壞性的商業行為， 使歷史文化遺產得到可持續利用。針對保護方面資金不足的最大難題，要從旅游收人中劃出專項資金用于其維護工作。另外還要創造條件，爭取將該歷史文化遺產列人世界遺產備選名錄，這樣既能使該資源獲得全面的保護，還提高了知名度，使地區性旅游資源得到可持續利用。

2.加大宣傳力度，提升對外知名度。采取多種形式，通過多種渠道，讓更多的人了解邯鄲歷史文化。如政府與新聞、出版、文化等部門密切協作，利用廣播、電視、國際互聯網、期刊雜志、宣傳畫冊等等傳播手段，印發有關體現當地磁山文化、趙文化、石窟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廣府太極文化、夢文化、磁州窯文化、成語典故文化及民間文化傳統，展現當地自然風光的旅游冊；在國內主要城市設立辦事處或代辦點，積極參加國內各種旅游交易會，邀請國內外記者進行考察、拍攝專題片、進行專題報道；通過舉辦大型活動，如永年廣府太極文化節、成語典故文化節、夢文化節、磁州窯文化節、響堂寺廟會等活動，不斷擴大邯鄲歷史文化價值的影響力，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3.編制科學的旅游資源開發規劃。把旅游地資源、客源市場、旅游服務與旅游設施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以三者同步規劃為其指導思想，對旅游業發展作出戰略構思。在市場定位上，根據旅游業發展現狀，以周邊地區為發展重點，著重面向晉冀魯豫四省地區以內的游客，采取階段性發展的步驟，逐步擴大影響;在景區規劃上，應以磁山文化遺址、趙邯鄲故城、趙王陵、響堂山石窟寺、媧皇宮等國家重點文物資源為核心，全面整合旅游資源，形成頗具特色的文化遺產旅游專線，打造旅游品牌。在項目開發上，充分利用優越自然環境，挖掘當地的風土人情，使文化遺產游與自然風光游、民俗文化游等其他類型的旅游資源相結合，針對過去歷史文物古跡旅游知識性強而趣味性弱的情況，加強其參與性與娛樂性，把以觀光為主的單向旅游開發逐步發展為觀光、度假、療養、娛樂等多種功能并存的雙向旅游開發。延伸旅游產業鏈條，使旅游資源真正轉化為旅游經濟。

4.突出地區特色，加大開發力度。旅游的本質在于其吸引力因素，因此，應遵循特色原則,充分挖掘其文化內涵和精神底蘊，突體現文化遺產一定時間和地城范圍內的唯一性和壟斷性價值,同周邊的地區形成優勢互補.如磁州窯文化旅游開發應收集磁州窯各個時期的代表性作品，建設磁州窯博物館和陶瓷會展中心，利用手工制陶參與性、互動性強的特點,開展傳統陶藝制作旅游項目等，為保護磁州窯文化遺產,弘揚磁州窯文化，發展陶瓷旅游提供了更好的載體；而響堂山石窟開發就應將其與周圍的風月關、老爺山摩崖石刻、寺后坡、皇姑庵、水浴寺、小鬼道等文化遺產資源進行整合，形成響堂山南北朝佛教文化旅游專線，并根據元寶山風景區與南響堂寺石窟一衣帶水的地理位置，以滏陽河水為媒介，結合文化遺產與自然風光資源，建設成為集文化、山水、生態為一體的綜合旅游景區，提升其整體吸引力。

5.搞活發展機制，加大投資引資力度。積極爭取上級文化遺產部門對歷史文物保護的專項資金支持和旅游部門的政策支持，進一步加大旅游招商引資的力度，積極鼓勵旅游投資主體多元化。按照“誰投資，誰管理，誰受益”的原則，采取獨資、合資、合作、租賃等多種形式開發旅游資源和經營旅游業，制定各種優惠政策，進一步調動民營資本、區外資金投資文化遺產旅游的積極性，并與駐區大企業、區外旅游企業聯合開發的旅游資源。還要加強教育和引導，調動全民創業的積極性，支持景區附近的群眾投身旅游產業。如鼓勵趙王城景區附近左西村、引豹村、張莊橋村、小屯等村的群眾在景區周圍發展旅游商貿、服務、游樂等項目，為旅游業的發展增加活力和后勁。

6.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旅游人才的培養。旅游的發展必須有一系列的配套設施予以支持,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有交通運輸業、住宿餐飲業、旅行社及導游素質等。

參考文獻：

第2篇：簡述旅游開發的原則范文

關鍵詞：慶城縣 農家樂 休閑 旅游 業 發展 現狀

1　現狀

從2000年開始，毗鄰周祖陵的幾戶村民利用自家的院落窯洞，以簡單的農家特色飯菜辦起了“農家樂”小院，周祖陵游客的吃飯休息問題得到了解決。2006年，在慶城鎮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該村依托地處城郊和緊靠周祖陵風景區的區位優勢，積極興建了周祖農耕文化飲食一條街，發展“農家樂”休閑旅游。幾年來手工臊子面、土暖鍋、燉土雞、炒土雞蛋等清淡素雅、風味獨特的鄉村小饌已成為周祖陵“農家樂”的品牌。游客們在體驗“住農家院、吃農家飯、干農家活、學農家藝、享農家樂”的過程中放松身心，其樂融融。截止目前，周祖陵景區的“農家樂”已發展為13家，直接從事“農家樂”的農民已達150人，經營床位100多張，年收入達50多萬元，形成了初具規模的特色產業。

2　存在的問題

由于強烈的致富愿望，廣大農民對發展“農家樂”旅游認識超前，并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許多農民主動開辦家庭“農家樂”。但是，由于受主客觀因素的制約，周祖陵“農家樂”還存在著旅游資源整合不夠，產品同質化的現象比較突出，從業人員的素質偏低，“農家樂”建筑和周圍環境不相協調，衛生條件較差，設施簡陋，可供游客購買的商品比較少等許多問題。另外，特色不突出，參與性、體驗性的活動還不多等諸多問題，影響和制約著周祖陵“農家樂”的健康快速發展。

2.1　經營理念上，業主只重視特色，忽視了人居環境、服務水平的重要性　部分業主在利用農家小院、治理美化環境、人員培訓和服務質量上投入較少，在“農家樂”旅游開發建設上脫離了樸素、 自然 、協調的基本原則，使整個“農家樂”設施失去了原有農家生活的優勢，嚴重地制約了“農家樂” 經濟 的進一步發展。

2.2　旅游產品質量低，類型單一，低層次重復開發　“農家樂”旅游配套設施不全，衛生狀況較差。一些農家接待點廚房設備簡陋，基本消毒設施缺乏；沒有水廁，排污排水通道不暢；生食熟食混放，從業人員也缺乏必要的健康保證等，整體衛生狀況不容樂觀。此外，“農家樂”仍停留在單純的餐飲服務上，對于挖掘民俗和利用農家生活開展的參與性項目還很少。

2.3　安全缺乏保障　在用電方面，由于開辦“農家樂”旅游，導致農戶家用電器增多，負荷加重，而一些 農村 電線電路長期得不到改造和檢修，極易漏電走火；部分“農家樂”接待點房前屋后堆滿各種雜物，消防設施缺乏，存在著極大的火災隱患。農家接待點對如何保障游客生命財產安全尚無必要的制度和規范。

2.4 規劃布局不夠合理　“農家樂”旅游的規劃設計布局由于得到鄉政府和有關部門的重視，總體情況良好，但由于“農家樂”旅游具有分散性、松散性等特點，很多規范管理是一種事后管理，事前較難控制，造成一些“農家樂”旅游在規劃布局上缺乏必要的 科學 依據，亂建設、亂開發在一定范圍內存在。

2.5　環境污染日益嚴重　“農家樂”的業主大多環保意識淡漠，將大量殘羹剩湯、紙袋酒瓶等生活垃圾隨意到處傾倒。因此如何把臟、亂、差隔絕于農家樂之外，幫助“農家樂”走上健康環保的發展之路，已成為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2.6　“農家樂”的內涵挖掘不夠深入　周祖陵“農家樂”季節性較強，游客基本都集中在每年4～10月份，其他時間較少，主要原因是沒有一年四季都有可玩賞的風景和可參與的節目。二是對周祖農耕文化、歧伯中醫藥文化、獨特的民俗文化、飲食文化、黃土風情等旅游資源的培育開發不夠。

3　規范的措施

為了促進慶城縣“農家樂” 旅游 這個新興事業更加快速、健康地 發展 ，根據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困難、問題，提出以下措施：

3.1　理順“農家樂”旅游的管理體制　盡快理順農業旅游的管理體制，這是全面激活“農家樂”旅游發展的關鍵。從“農家樂”旅游現狀來看，“農家樂”旅游一般為農民自發開發建設，對“農家樂”的審批立項和規劃建設，旅游部門基本上沒法插手，不能對“農家樂”旅游進行很好的行業管理和對外宣傳。因此，建議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從旅游規劃指導和規范管理方面參與備案審批，以真正形成行業對口管理，推動全縣城郊鄉村“農家樂”旅游的管理工作。

3.2　廣開財路，加大資金投入　當前“農家樂”旅游開發建設的資金投入不足，主要還是農民自發投入， 經濟 實力普遍較差。因此，要廣開資金投入門路，加大旅游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力度，實行多元化的投資渠道，要政府投入、群眾投入、社會投入相結合，以不斷加大市場開發力度，解決農業旅游發展面臨的突出難題。同時，政府應針對“農家樂”這一現象專門出臺真正具有操作性的優惠政策，扶持其快速發展。

3.3　不斷提高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　 農村 旅游管理水平相對比較落后，缺乏高水平專業管理人才和高素質的從業人員，管理比較粗放、渙散，接待水平較低，這樣繼續下去勢必會嚴重影響農業旅游的發展。各地要重視建設一支高水平、高素質的管理隊伍與從業隊伍，可采取集中培訓和“走出去”學習外地先進經驗相結合等多種辦法和方式，不斷增強從業人員素質，提高管理水平，并注意精心培育當地最佳窗口形象，以榜樣的力量帶動全面的提高。

3.4　強化特色意識，進一步突出“農家樂”旅游的“農’，家特色　“農家樂”旅游之所以在短期內快速興起，其中很大一個方面就是得益于其原汁原味的農家特色，所以強化特色意識，進一步突出“農家樂”旅游的“農”家特色，對于促進今后“農家樂”旅游發展，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第3篇：簡述旅游開發的原則范文

關鍵詞：概況；保護；發展；結語

黔東南苗族民居多依山修建，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環境，在半山坡地建造，以吊腳樓為代表，建造歷史悠久、結構獨特、工藝精巧、別具地域特色，受到了當地苗族人民的喜愛，也引起了外界的關注和認可。然而，伴隨地方經濟的發展，黔東南地區苗族建筑受到現代鋼筋混凝土建筑的巨大沖擊，加之地理環境、民族之間文化交流與碰撞等因素，當地民族建筑的保護和發展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1 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概況

1.1 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特征

（1）自然環境。黔東南，地處云貴高原東部向第三階梯的過渡地帶，位于苗嶺山區，是中國乃至世界苗族最為集中的地方。平均海拔約1000米，植被覆蓋率高，氣候濕潤，空氣清新，有“素八山一水一分田”“天然氧吧”等美譽。這里氣候宜人，土地寬廣，地勢險峻，有很多得天獨厚的天然屏障，是苗族這個世界著名的大遷徙民族最早發掘出來的宜居寶地。

（2）人文背景。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黔東南聚集了全世界一半的苗族人民。苗族是一個不斷遷徙的古老民族，為了躲避戰爭，為了生存發展，為了尋求更好的生存環境，苗族人民不斷遷徙。他們丟失了自己的文字，他們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形式――古歌傳唱自己的歷史，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獨特的歷史原因使得苗族人民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差異，語言、服飾、文化、生存生活方式及習慣都各有不同，文化藝術更是異彩紛呈。

（3）布局特點。黔東南苗族大多居住在大山深處，住宅就地取材，依山修建。苗族人民的住宅布局主要是立體構建，采用當地優良的木材，在山坡上空架懸樓，第一層前面空出，也可作為儲存室、牲口圈等，后半部分則將坡地鏟平，作為第一層，主要布置生火做飯的廚房、客廳等。住宅的第三層通常是最重要的一層，這里可以布置臥室、書房、客廳等，頂部采用小青瓦封蓋，這種住宅通風良好，冬暖夏涼，很適合當地的氣候條件。

1.2 建筑藝術

（1）生態文化內涵。苗族人民是古老的農耕文明的忠實代表和繼承者。在黔東南，中國農耕文明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繼承。苗族人民自古信奉自然神靈，崇拜自然，在住宅的選址上也有自己的方法和技巧，這就是風水。苗族住宅選址講究通風、防水、采光。因為常年濕熱多雨，空氣潮濕，苗族人民非常智慧地利用天然氣候、地理條件，把住宅建成開放的空間，建造亭臺，形成獨樹一幟的休閑式建造。

（2）吊腳樓藝術。筆者小時候聽一個同學說過一個笑話，問為什么苗族的豬槽要用繩子拴在柱子上。大家都回答怕被人偷了。答案是不拴好就滾下坡去了。一個小小笑話就表明了苗族民居――吊腳樓的平面布局特征。苗族民居基本上都是吊腳樓的樣子，大多在一個坡面上布局，后半部分鏟平，前半部分懸空，這就是所謂的吊腳樓。

2 黔東南苗族民居的保護

2.1 保護的必要性

作為中國民間木結構建筑的一門奇葩，隨著新技術、新材料、新理念、新方法的不斷沖擊，黔東南苗族民居建造技術受到極大影響。當有人高呼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時候，我們卻傷感地看到，我們的建造、我們的民居、我們的建筑文化、我們的建造技術正在一天天被忽略、被遺忘，在漸漸遠離人們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洋房、是專樓、是移動板房，還有仿古的新建造。保護民居建筑不得不提上議事日程。

2.2 保護的措施

（1）制定相應的政府規范。筆者認為，首先政府部門要看到保護傳統苗族民居的必要性，要制定相應的保護措施，讓這些民族瑰寶得到有效的保護，并發展下去。

（2）堅持整體保護原則。木結構建筑，時間久了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老化，進行維護和修整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做到整體保護，不僅要對建筑本身進行保護，還要保護好周邊生態環境。

（3）建立生態博物館。與傳統博物館不同，如果能建立民族生態博物館，把一些有價值的文化產物收藏起來，把集中的民族村寨作為一個整體集中保護起來。

（4）謹慎開發旅游。近些年，黔東南民族村寨旅游開發得如火如荼，在黔東南逐漸被世界矚目的時候，回頭卻發現我們的原生態已經變質了，我們的許多原始村寨早已經商業化，失去了原有的寧靜與神秘。

（5）加強火災防范。苗族民居建筑大多是木結構建筑，由于苗族喜歡聚族而居，建筑物連成一片，一旦失火，很容易造成同歸于盡的后果。因此，增強苗寨民居的火災防范意識，提高防火技能，有效防范火災，是一項重要而急迫的工作任務。

3 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的發展

3.1 做好傳統建筑文化的繼承

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是苗族人民文化、和生產生活技能和民族藝術的綜合結晶。發展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文化和技藝，不能一味地原封不動地照搬照抄，要繼承和發揚黔東南苗族民居建造優良傳統技藝，應當在遵循當地民族傳統建筑文化的基礎上結合當地自然地理環境、民間民俗文化、勞動生產生活習慣等因素循序漸進地順其自然地發展。

3.2 在民族特色建筑風格基礎上發展

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形成獨特的風格，富含的是當地民族地區及傳統民族文化，是人民生產生活活動及精神靈魂的真實再現。這里的建筑不僅獨具特色，還有特殊的建筑文化符號、建造色彩和裝飾體系。發展是必然的，保護是必須的，只有在有效地保存傳統民居建筑建筑風格的基礎上，才能談發展。這方面，我們可以適當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先進經驗。

3.3 在立足功能基礎上發展

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合理應用自然的通風、采光功能，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形成名副其實的生態建筑、休息建造。黔東南苗族民居在建筑功能上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如防火。考慮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節奏，在不破壞傳統民族建筑風格的基礎上，有效地結合實用性、藝術性、抗震能力以及使用者的心理需等因素，改善苗族人民的生活質量，或讓其他民族感受到苗族同胞的建筑功能之美。

4 結語

伴隨著國家西部開發的腳步和進程，黔東南城鄉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是交通越來越方便，縣縣通高速，村村通公路、通電。現代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交融使原生態民族文化受到巨大沖擊，有的甚至面臨生死存亡的決策。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以獨特的建造風格被世人贊譽。然而，這種贊譽卻更加無視并在無形中加快了文化藝術的消亡。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的保護與發展是一個嚴肅而嚴峻的課題。由于個人才疏學淺，本課題研究只能是從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的概括、保護和發展幾個方面談談自己的膚淺認識。但筆者深深地認識到，這是一項重大的課題，是一個龐大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希望通過本文能喚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希望黔東南苗族民居建筑能保持完整，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1] 李智偉.貴州凱里地區苗族民居考察[J].民族論壇，2011（02）.

[2] 周鳴鳴.中國傳統民居建筑裝飾的文化表達[J]..南方建筑，2013（02）.

第4篇：簡述旅游開發的原則范文

關鍵詞：元代郵驛史；區域性；通史性；郵驛驛路；郵驛專項職能；牌符；出土文書

中圖分類號：K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12）06004908

郵驛是封建統治者控制的一種交通機構，歷朝都十分重視。元代作為第一個非漢族大一統的政權，其郵驛有自己獨特的產生和發展歷程，與元代政治、軍事、經濟、民族、文化、法律以及交通密不可分，一直作為蒙元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關注。其研究涉及元代通史性郵驛、元代區域性郵驛、元代郵驛驛路、元代郵驛專項職能、元代牌符、黑城出土文書等方面。為了使研究者更好地合理利用這些研究成果，本文對相關郵驛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地梳理和歸納總結， 希望能促進元代郵驛史研究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一、元代郵驛史研究狀況回顧

（一）元代通史性郵驛研究

元代郵驛不僅有其產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而且其興衰與統治者的政治需求、各地區經濟的發展和聯系，都有著密切的關系。

對元代郵驛的研究首推日本的羽田亨，他在1907年發表了《蒙古驛傳考》（《東洋協會調查部學術報告》第1冊補正版），1937年由何健民翻譯后在《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6卷的3期和4期刊出，連載發表了其中《元代驛傳雜考》抽印本。該文對永樂大典收錄的站赤資料、元代驛站的管理以及站官、遞鋪和海青牌等問題進行了論述，一直是研究元代郵驛必備的資料。

我國關于元代驛站設立與管理的研究和介紹性文章，較早的是李夢瑛《元站及站赤考釋》，發表于1944年5月《東方雜志》第40卷第9號，對站及站赤的意義進行了詳盡的考釋。建國后研究元代郵驛較早的有潘念慈《關于元代的驛傳》[1]、黃才庚《元朝驛傳初探》[2]和陳高華《元代的驛站（站赤）》[3]，這幾篇文章主要是對元代的驛站和急遞鋪作了全面的介紹。陳得芝、施一揆《“關于元代的驛傳”一文的資料問題》[4]，則針對潘念慈的文章在引用資料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孫志平《規模宏大的元代郵驛》[5]，通過對成吉思汗與蒙古站赤、元代驛站的規模、組織管理等方面的介紹，描述了元代郵驛的宏大規模。

默書民博士論文《蒙元郵驛研究》[6]，上篇對于元代驛站的職能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并重點論及驛站的使用和管理，對急遞鋪進行了專門的研究；下篇則對一些驛站路線進行了具體的考釋，較為清晰。沈乾芳碩士論文《元代站赤研究》[7]，通過對蒙元時期站赤的概況、分布，中央政府對站赤及站戶的職能管理、對站戶的影響及站戶的最終消亡，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探討了元代站赤的整個發展歷程。

葉新民《成吉思汗和窩闊臺時期的驛傳制度》[8]，認為成吉思汗時期的驛傳制度還處于草創階段，到了窩闊臺時期，才得到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并對這一時期驛站使用牌符、驛馬以及飲食飼料的規定作了具體的論述。默書民《大蒙古國驛傳探源》[9]，對大蒙古國驛傳在成吉思汗時期的建立進行了推測和研究，指出大蒙古國驛傳是在草原游牧民族生活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窩闊臺時期得到規范。黨寶海《蒙古察合臺汗國的驛站交通》[10]，從察合臺汗國驛站交通的創立、使用情況入手，以畏兀兒地區為中心，介紹了元朝在當地的驛站建設，并以乘驛公文為中心，分析了察合臺汗國驛站的運行特點。黨寶海《蒙古欽察汗國的驛站交通――古代草原制度傳播的個案研究》[11]，對欽察汗國驛站的建立、建設、飲食、住宿等進行了研究，指出中國與欽察汗國有比較廣泛的物質文化交流。默書民《大蒙古國驛傳研究二題》[12]，則研究了其驛傳制度的建立和使用，指出蒙元站赤建立中蒙古游牧民族生活傳統因素所起的作用，并對大蒙古國時期新汗即位后對驛站的整飭和商人乘驛問題作了討論。

（二）元代區域性郵驛研究

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政治關注程度、地區自然環境、人口生活習慣等諸多因素的不同以及元代行省制度的劃分，決定了元代郵驛有自己獨特的區域特點，也決定了元代郵驛史區域性研究的必然。目前所見研究區域主要以西部各省多見，其他地區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

賈洲杰《河南元代站赤交通及意義》[13]，對元代站赤進行了簡要介紹，并對河南省在元代時所設的驛站驛路進行了描述，對其興衰變化和路線進行了研究。白曉清《淺談元代黑龍江地區的站赤》[14]，對元代黑龍江地區站赤的設置及五條驛道和沿途驛站進行了研究，并對站戶及其作用、乘驛的牌符也作了介紹。吳小紅《元代江西驛站及站戶考》[15]，從地方史研究的角度，對元代江西驛站的設立、分布以及站戶的數量等情況進行了論述。瞿大風《有元一代山西地區的站赤交通》[16]，對河東山西的元代站赤設置、驛道路線、驛站管理及其運行困境等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尤其對漠北及西北諸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對后世的交通影響進行了探討；該文也被作者作為一個章節，收入2004年南開大學博士論文《元朝統治下的山西地區》中。李之勤《熊夢祥〈析津志?天下站名〉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考》[17]，由于《析津志?天下站名》一書，站道次序紊亂、前后不連接、或缺首少尾，又因傳抄中諸多文字訛誤和積時日久、地名更迭，因此特將該書中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進行考訂，以備《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時期》入圖使用。

李之勤《元代陜西行省的驛道和驛站》[18]，介紹了元代陜西行省驛道的分布和發展情況，指出除東通中原和北通河套的路線外，西南聯系四川、云南的主要驛道，不取以往褒斜、子午、儻路的故道，而選用連云棧道；向西北聯系河西、青海的主要驛道不取南北兩道，而選用宋金以來新興的長安、平涼、蘭州一線，為現今西蘭、川陜公路所沿用。藍勇《元代四川驛站匯釋》[19]，在作者實地考察的情況下，對《經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二書中，元代四川盆地及對外交通驛道上的沿途驛站做了考證，以補史志之不明。

涉及西北驛站交通的有田衛疆《元代新疆“站赤”研究》[20]，該文對元代新疆地區驛站的設置背景、職責和作用以及其沉重的經濟負擔作了概述，并作為一個章節收入作者1995年出版的《蒙古時代維吾爾人的社會生活》一書中。地區在元代設置的站赤，有多位學者撰文考述，洛桑群英、陳慶英《元朝在藏族地區設置的驛站》[21]，蔡志純《元代吐蕃驛站略述》[22]，均認為元代在吐蕃建立地方行政機構和設置驛站，對于加強和鞏固國家的統一以及在政治、軍事上有重要的意義，同時對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交流也起到良好的作用。祝啟源、陳慶英《元代地方驛站考釋》[23]，通過元代在設置驛站的政治背景、驛站的方位和特點，說明元代中央政府總是把加強對的地方管理與治理地方驛站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關于云南地區的郵驛，方鐵作了系列的研究，《元代云南驛傳的特點及作用試探》、《元代云南驛傳的特點及其作用》[24]，對元代云南驛傳的特點及其在云南設置驛傳的作用進行了介紹，探討了元朝的驛傳制度和元代的社會情況。《元代云南站赤設置考》[25]，則根據《析津志》、《經世大典》古籍，對云南行省八條重要驛道及沿途驛站進行了考證。

（三）元代郵驛驛路研究

雖然郵驛驛路研究與交通學的研究密不可分，但是本文只選取專門的驛路研究進行分析。

關于元代郵驛驛路的研究，國內學者較早的研究成果是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發表于1948年《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現在20世紀后半期，并對元代的郵驛驛路考釋，有了數量可觀的成果問世。陳得芝《元嶺北行省諸驛道考》[26]，對聯結中原與漠北的帖里干、木鄰兩道進行了考述，并論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李云泉《蒙元時期驛站的設立與中西陸路交通的發展》[27]，根據現有資料，對該時期驛站的設立，特別是中西陸路交往的幾條主要通道及其發展變化作了概括性分析和論述。

80年代以后對元代驛站交通路線的研究考釋更加深入具體。葉新民《元上都的驛站》[28]，考察了大都至上都，上都至遼陽行省，上都至嶺北行省的驛路并論及驛站的管理和站戶的情況。臺灣學者袁冀《元王惲驛赴上都行程考釋》[29]，對王惲赴上都的行程進行了考釋。此外，很多元代研究書籍也都涉及到了元上都驛站這一內容，如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30]，書中的第二章，就兩京之間的三條交通路線考察和路線的維護作了研究。

王、祝培坤《元湖廣行省站道考略》[31]，對元代湖廣行省的陸路和水路驛道驛站作了考釋。李之勤《元代川陜間的驛道和驛館》[32]，根據《經世大典》《析津志》等古籍，對元代川陜間的驛站名稱和驛路里程進行了具體的研究。胡小鵬《元代甘肅行省諸驛道考》[33]，對于元代在甘肅行省設置而史料記載又較模糊的驛道，進行了考釋，該文在2004年被作者胡小鵬收入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北民族文獻與歷史研究》一書中。龐琳《元代入藏驛道考述》[34]，就元代在地區設置驛站的起點及驛站的設置、管理以及入藏驛路的走向作了闡釋和考訂。邵星《蒙元時期內蒙古陰山地區站赤交通概述》[35]，對蒙元時期內蒙古陰山地區的站赤交通進行了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就陰山地區站赤的分布及驛路交通進行了分析研究。

方鐵《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島北部的通道和驛站》[36]，通過有關資料，對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島和不緬國、安南、占城、老撾、八百媳婦國的道路及所設置的驛站情況，做了初步的探討。王《元云南行省站道考略》[37]，對云南行省的驛道進行了詳盡的探討。陳慶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廣驛路的變遷》[38]，對元初數十年間，云南通四川、湖廣驛路的較大變遷進行了介紹，當時烏蒙道、建安道、普安道并行，改變了云南以至西南地區的交通格局，有利于加強云南與中央政府及內地的聯系與交流。

對于東北地區的驛站和驛路的考述，有郭毅生《元代遼陽省驛道考略》[39]，對部分驛站的遺址進行了實際的踏勘，并采用了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其考述詳盡，另參考明代通往奴爾干都指揮使司的驛路，對于元代沒有留下確切地點記載的“狗站”進行了復原。

顏廣文的《元代粵西驛站驛道考略》[40]，對元代廣東西部的驛道、驛站加以詳細考證，勾略了元代塔刺海哈驛路開辟的圖景，并對元代各任官員修補粵西驛道、驛站的線路設置、規模和里程做了總結梳理，分析了其開辟的歷史背景。《元代隆興至潮州新驛道的開辟及對贛閩粵三省省界開發的影響》[41]，在詳細考證了新驛道的線路設置、規模和里程的基礎上，分析了新驛道開辟的原因以及開辟后對潮州區域中心形成的影響，并評價了新元代網絡的地位。而陳澤芳《南宋蒙元時期潮州古驛道建設的政治功能》[42]，除回顧宋代以前和宋代潮州古驛道外，還介紹了蒙元時期中央政府通過潮州古驛道的建設，加強了對偏處嶺東一隅的潮州的統治，也加強了對嶺南地區的統治這一歷史事件。

（四）元代郵驛專項職能研究

元代驛站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后人對其在傳遞公文、提供驛馬驛船以及供應首思和相關的郵驛法律都有研究涉及，對于站戶生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李云泉《略論元代驛站的職能》[43]，對元代驛站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作用與影響做了簡要的分析和論述。陳朝云、淮檢利《試論元代官員的乘驛接待制度》[44]，對驛站在乘驛官員提供食宿條件、提供驛馬驛船等交通工具、乘驛符牌，通過嚴明的紀律加以約束等方面進行了研究。亞東?達瓦次仁《淺論元代藏區的茶馬互市與驛站》[45]，探討了元代藏區的驛站制度及其對中外文明通道――茶馬古道的經濟文化交流的作用。包桂芹《元朝文書驛傳機構簡述》[46]，對驛傳組織從性質上分為三類的普通驛站、急遞鋪、海青站等分別加以介紹敘述。丁忱《元代文書驛傳制度述略》[47]，對元朝文書驛傳機構站赤、急遞鋪進行了介紹，研究了其公文封裝形式、使用、牌符標記、收況等。邱樹森、默書民《元代官府公文傳輸的幾個問題》[48]，考察了元代急遞鋪設置的目的、過程，揭示了它與宋、金國舊制的關系，指出道路的選擇以方便文書傳遞為依據，與驛路并不統一，在不通驛的州縣也有傳輸公文的急遞鋪這一設置。

關于站戶的研究有陳高華《論元代的站戶》[49]，作者對作為亓代諸色戶計之一的站戶，作了深入細致的考察，該文論及站戶設立的時間、站戶的簽發、應役，站戶、站官的封建義務以及驛站泛濫造成的嚴重后果等諸多方面，指出站戶的管理和站赤的管理有所不同。另外還有葉新民的《元代統治者對站戶的剝削和壓迫》[50]，通過介紹站戶的一般情況、封建義務――供應首思、提供和補買鋪馬，繁重的站役和雜泛的差役而日漸貧困的社會現實，探討了對站戶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

（五）元代牌符研究

對元代牌符研究較早的文章應該是日本箭內亙的《元朝牌符考》[51]，洋洋灑灑對元朝以前的牌符和元朝的牌符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引經據典，尤其對元朝牌符的種類、牌面文字、牌符的佩用以及使用情況進行了研究；同時，對元朝牌符與以前各朝牌符的異同也進行了分析總結，成為研究元朝牌符必讀之作。

我國論及牌符問題的論文較早的應該是丁毅博《元代牌符考》（《中華文史論叢》1963年第4期）。郝蘇民《對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語圓牌的譯釋兼論其意義》[52]，對1973年甘肅省博物館在廢舊銅器中發現的一枚元代八思巴蒙古字圓牌進行了介紹、譯釋，并將前人對此類牌符的記述與研究進行了比較觀察，同時提出了自己的質疑。蔡美彪《元代圓牌兩種考釋》[53]，對于60年代揚州、蘭州發現的二枚圓牌種類、形制、文字、行用等方面進行研究探討，并將做為官底的牌子和遣使的牌子做了區分，同時還根據《元典章》的記載指出遣使的海青牌在至元七年以后，已改為蒙古字虎頭圓牌。郝蘇民、劉文性《揚州出土元代圓牌之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再釋讀》[54]，在蔡美彪一文已取得成就的基礎上，從語言和古文字本身對揚州出土元代圓牌進行再釋讀。

史樹青《成吉思汗圣旨金牌考》[55]，對1999年12月河北廊坊發現的一枚成吉思汗圣旨金牌進行了詳盡的介紹和論述。包祥《新近在內蒙古發現的元代八思巴蒙古語金質圣牌》[56]，對已發現的元代牌符進行了回顧說明，并對新發現的索倫金牌，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對其牌面文字進行了蒙古文轉寫并作了漢譯，同時將其與此前發現的元代牌符進行了比較。李曉菲《元代牌符文獻探微》[57]，論述了因為牌符的使用涉及了元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語言文字資料等諸多層面，所以牌符文獻已經成為今天研究元史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史料。李曉菲《新發現元代金牌及元代牌符文獻研究》[58]，對2000年4月內蒙古興安盟科右前旗索倫鎮發現的元代八思巴金牌及到目前為止發現的元代牌符做了比較全面的介紹，并對元代的牌符制度、功用、管理等問題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陳永志《蒙元時期的牌符》[59]，對目前國內外發現的17枚牌符的行使職權范圍、管理機構、牌符淵源及牌符上的文字等進行了具體研究，指出其具有濃郁的民族特點，是構成中國北方草原地區游牧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黨寶海《蒙古帝國的牌符――以實物為中心》[60]，介紹了在中國、俄國、烏克蘭等國境內陸續發現的13至14世紀蒙古牌符共20面。根據文獻資料，對這些牌符的制作年代和實際用途進行了研究，指出這些牌符分屬乘驛牌、職官牌、夜禁牌和民間私造牌。照那斯圖《內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釋》[61]，對1985年內蒙古科盟右旗發現的一枚元代夜巡牌作了比較全面的介紹，并將其與同類的幾個牌子進行比較，探討了他們之間的聯系和共同特征。照那斯圖《釋蒙元時期長方形圣旨牌文字》[62]，對已發現的四面回鶻式蒙古文銀質長牌、三面八思巴蒙古語銀質長牌、兩面八思巴蒙古語金質長牌上的文字進行了綜合研究，提出了與以往研究的不同看法。

門巋《論元代的符牌系列――兼論“圣旨金牌”上的漢字之謎》[63]，對符牌系列――長形牌、圓形牌以及牌面上的文字、符牌的功能做了具體介紹，并對發現的元代牌符做了總結，同時還對符牌上漢字編號的來源和意義進行了探討。蔡美彪《葉尼塞州蒙古長牌再釋》[64]，對1846年俄國葉尼塞州發現的蒙古字長牌考察源流，對其使用和佩戴進行了探討，并對牌面蒙古字重加譯釋。齊木德道爾吉《西南大學歷史博物館藏元代蒙古語八思巴文牌符釋讀及其他》[65]，在介紹首次發現的西南大學博物館藏元代八思巴文長牌及圓牌的同時， 對所載八思巴了全面細致的語文學解讀， 重點對元代語詞aldaqu 提出了新的解釋， 進而對元代刑罰專有名詞“按答奚”的音義發表了新的看法， 最后對西南大學八思巴文銅質長牌和圓牌談了自己的認識。

（六）黑城出土文書研究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3年和1984年在黑城進行了兩次發掘， 所得文書3 000余件， 其中漢文文書數量達到2 200件， 經過初步整理， 科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其中收錄漢文文書760余件，涉及軍政、農政、驛站等事務，詳盡地勾勒出了元代及北元初期亦集乃路的歷史概貌， 具體而又全面地反映了亦集乃路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狀況， 也成為研究元代站赤必備的參考書之一。

李逸友《黑城文書所見的元代納憐道站赤》[66]，利用黑城出土的當時有關驛站使用和供應等記載的文書碎片，對經過該地的納憐道站赤作了考釋。陳高華《黑城元代站赤登記簿初探》[67]，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元代兩件文書進行研討，從而探討元代站赤應情況及河西蒙古宗王的史料，并考證其產生于元代后期。寧夏大學王亞莉先后《黑城文書所見元代兩份整點站赤文書考釋》[68]和《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八站”考釋》[69]，前者通過對黑水城發掘的《至正二十四年整點站赤文卷》中的F116：W578和F116：W570兩件文書進行釋讀，對官員在落卜站整點時采取的措施、背景和文書中存在的很多疑問，作了初步的研究；后者根據黑城出土文書，對元代納憐道上亦集乃路八個蒙古站赤的管理和使用情況、設置狀況及構成和地理分布進行了探討。王亞莉在寧夏大學畢業的碩士論文為《黑城出土元代站赤文書研究》[70]針對亦集乃路提調站赤、簽補站戶和整點站赤三大問題進行研究，肯定了該路未設急遞鋪這一事實，對站赤反映的民族問題等也有所論及。

杜立暉《黑水城F116：W434元末簽補站戶文書釋疑》[71]，對《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中F116：W434文書進行了研討，研究了元末站赤管理機關的運行、站戶簽補和替下站戶、復業站戶的處理等內容。許偉偉《黑城所出收付契文書Y1：W201考釋》[72]，對收付契文書Y1：W201中的鋪馬制度、鋪馬出借行為進行分析，從另外一個角度了解甘肅行省站赤消乏狀況及相關社會面貌。

（七）其他元代郵驛研究文章

上述文字主要是探討郵驛與文化之間研究的聯系，相對來說，這些研究要弱于唐宋和明清時期。后代對唐宋詩詞與郵驛的研究已經形成規模，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這值得元代郵驛研究者探索學習。

關春明碩士論文《蒙元驛站信息傳播研究》[73]，從傳播學的角度，探討蒙古汗國時期驛站的基本建設和信息傳播情況，剖析了驛站系統的傳播要素、屬性和特點及社會控制，論述了驛站信息傳播對當時社會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張俊碩士論文《蒙元驛站與信息傳播》[74]，研討了蒙元驛站信息網絡的逐步建立與分布、信息職能及其管理強化和影響因素，以及信息網絡的作用和影響，并對信息網絡的補充――急遞鋪也有所論及。閆俊麗《漫談元代戲曲中的郵驛》[75]，指出元代戲曲反映了元代郵驛的種類、建制、功能以及驛吏的生活等種種狀況，反之驛站對于元代戲曲的創作，尤其是情節的開展、矛盾的激化、內心世界的展示也有重要的作用。王永梅碩士論文《蒙元時期驛站習俗研究》[76]，由導論、蒙元時期驛站概況、驛站習俗與規則、驛站社會功能、結論構成，其中驛站組織、驛站信息傳達、騎用驛馬等構成了其特有的文化習俗；可惜本文由蒙文寫成，對于大多數研究者來說，只能是望文興嘆了。 默書民《塞外元代驛道及其當代旅游開發芻議》[77]， 指出由于元代皇帝多次往返上都和大都之間，而塞外蒙元驛道又地處華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地帶，自然風光雄奇秀美，同時又處于政治中心地帶，因而具有歷史遺跡眾多，名勝古跡遍布，文人墨客題詠豐富等優勢，并就如何把這些優勢和旅游開發很好地結合起來，形成良好的發展模式進行了探討，值得關注。

二、元代郵驛研究之不足與展望

以上分析介紹了元代郵驛史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其研究不僅涵蓋了郵驛研究的諸多方面，而且有學者對元代郵驛的個別問題進行了深入的鉆研，甚至進行實地考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得出了一些規律性的結論，這些都是元代郵驛研究值得肯定的。

成果固然令人欣喜，但是受到主觀、客觀條件的限制，元代郵驛史的研究與唐宋、明清郵驛史研究而言，相對滯后，有些研究領域幾乎處于空白的狀態。

其一，元代郵驛史的研究并不平衡。從時間上來說，雖然有葉新民《成吉思汗和窩闊臺時期的驛傳制度》、默書民《大蒙古國驛傳探源》、黨寶海《蒙古欽察汗國的驛站交通》等專家對于早期成吉思汗、窩闊臺時期以及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的驛站交通進行了研究，但聊聊幾篇，相對應洋洋大觀的元代郵驛研究來說，實在有點杯水車薪，這與史料不足有著一定的關系，仍然需要大家多做探討。從空間上來說，無論是對驛站進行研究，還是對各地區之間的驛路交通進行探討，都偏重于西部各省以及新疆、蒙古等地，而河北、海南、安徽、福建等省份的研究文章很少，這都需要有志于元代郵驛史研究的同好進行不斷的努力。

其二，元代郵驛史的研究，從時間和空間上來說缺乏統一性。具體而言就是各地區郵驛史研究缺乏有效的鏈接，導致了區域性和時間上的割裂，人們很難在閱讀時，從整體上認知到元代各地區驛站的繼承、發展和各自的特點。如白曉清《淺談元代黑龍江地區的站赤》，對元代黑龍江地區站赤的設置及五條驛道和沿途驛站進行了研究，并對站戶及其作用、乘驛的牌符也作了介紹，雖然系統全面，但相對而言，每一項內容都有待進一步深入，這也是值得學者注意的。

其三，元代郵驛史的研究，與所有古代郵驛史研究一樣，著重于敘述，以古籍中的史料或者某些原始資料堆砌，而缺乏對這些資料的考證、整理和分析，因此難以通過引述的資料線索來歸納總結，得出一些規律性的認知。而李之勤《熊夢祥〈析津志?天下站名〉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考》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作者對《析津志?天下站名》一書中，江西、江浙行省因為站道次序紊亂、前后不連接、缺首少尾，以及傳抄中諸多文字訛誤和地名更迭等原因造成的站名錯漏進行了具體的考訂，十分難得。

其四，對元代郵驛史的研究，一些細節問題仍然需要進一步考證和斟酌。元代郵驛研究應以真實為原則，征引的史料必須真實可信，行文的邏輯要嚴謹，得出的結論要科學。綜觀整個元代郵驛史的研究，尤其是區域性研究，地域觀念和鄉土情節等主觀色彩比較濃厚，對于史料理解的準確性有待商榷。藍勇《元代四川驛站匯釋》，作者在實地考察的情況下，對《經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二書中，元代四川盆地及對外交通驛道上的沿途驛站做了考證，以補史志之不明。

其五，在元代郵驛的研究中，一些郵驛研究的領域始終沒有或者較少涉及，亟待開拓。比如：元代郵驛物資的運送、驛館的建設等問題還沒有專門的論述；在對區域通路線和驛站的研究中，多注重對驛路和驛站的考釋，而對驛站路線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中的作用論述較少，對于驛路交通的變遷也較少論及；對于元代的郵驛制度也沒有充分利用史料進行系統研究，尤其對于元代的急遞鋪制度，還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

針對以上不足，筆者作為一個古代郵驛史研究的愛好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議，以求有助于元代郵驛史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和發展。不當之處，也請各位專家學者以及同好批評指正。

第一， 研究內容需要繼續深入和擴展。元代郵驛史的研究是一項綜合性強、系統性高的學術工程， 從現階段的研究來看， 蒙元各時期以及各區域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未觸及的領域，或者可進行更深一層的開拓，即便對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有值得繼續深入的空間。只有在橫向和縱向上進行比較聯系并深入擴展， 才能在元代郵驛研究的時間和空間上保持和諧統一。如研究較為深入的四川，可以進行探討的內容仍然有很多，比如當地驛館的建設、接待以及和其他社會制度的關系等。

第二， 研究資料需要繼續追尋和剖析。郵驛史的研究不應只是史實的陳述和羅列以及現象的簡單描述， 更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從紛雜的現象中發現線索和規律，從而向高層次的史論發展。諸如前述的“黑城出土文書”的相關郵驛研究，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好的研究體系，其實這樣可供研究的古籍史料還有很多，需要各位學者進行相關挖掘，使其成為研究的“臂膀”。

第三， 研究思維需要不斷進行創新。元代郵驛史研究要打破單一型的思維模式， 應從多角度、多層面、多重關系進行創新，以虔誠的史學態度和創新的史學思維，從多個角度提出設想， 繼而通過科學論證得出新結論、產生新成果，走上良性發展軌道。如默書民《塞外元代驛道及其當代旅游開發芻議》，就將古代郵驛與當前的旅游開發結合起來進行探討，并提出自己的觀點，視角獨特。

三、結語

對于元代郵驛史的研究，由于各地、各人的研究視角、側重點不盡相同，其研究成果也各有所異，甚至有時還會有相悖之處，但只要不斷進行閱讀、比較、借鑒，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合理運用古籍圖書、文牘史料，元代郵驛史的研究一定會達到新的高度。

參考文獻：

[1]潘念慈.關于元代的驛傳[J].歷史研究，1959（2）：5984.

[2]黃才庚.元朝驛傳初探[J].社會科學戰線，1984（2）：122126.

[3]陳高華.元代的驛站（站赤）[J].文史知識，1985（3）：6770.

[4]陳得芝，施一揆.“關于元代的驛傳”一文的資料問題[J].歷史研究，1959（7）：5766.

[5]孫志平.規模宏大的元代郵驛[J].中國郵政，1985（2）：2123.

[6]默書民.蒙元郵驛研究[D].廣東：暨南大學，2004.

[7]沈乾芳.元代站赤研究[D].昆明：云南師范大學，2005.

[8]葉新民.成吉思汗和窩闊臺時期的驛傳制度[J].內蒙古大學學報，1981（3）：3642.

[9]默書民.大蒙古國驛傳探源[J].內蒙古社會科學，2003，24（1）：2023.

[10]黨寶海.蒙古察合臺汗國的驛站交通[J].西域研究，2004（4）：1522.

[11]黨寶海.蒙古欽察汗國的驛站交通――古代草原制度傳播的個案研究[EB/OL].（20120413）[20120520].http：///1p-761405754161 31/html.

[12]默書民.大蒙古國驛傳研究二題[J].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2002（15）：91100.

[13]賈洲杰.河南元代站赤交通及意義[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5）：9398.

[14]白曉清.淺談元代黑龍江地區的站赤[J].黑龍江民族叢刊，1999（3）：7981.

[15]吳小紅.元代江西驛站及站戶考[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0，33（3）：144151.

[16]瞿大風.元朝統治下的山西地區[D].天津：南開大學，2003：147157.

[17]李之勤，熊夢祥.《析津志?天下站名》江西、江浙行省部分站名考[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25（1）：140147.

[18]李之勤.元代陜西行省的驛道和驛站[J].西北史地，1986（1）：19.

[19]藍勇.元代四川驛站匯釋[J].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4）：5360.

[20]田衛疆.元代新疆“站赤”研究[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1）：3035.

[21]洛桑群英，陳慶英.元朝在藏族地區設置的驛站[J].西北史地，1984（1）：6675.

[22]蔡志純.元代吐蕃驛站略述[J].研究，1984（4）：5256.

[23]祝啟源，陳慶英.元代地方驛站考釋[J].民族學院學報，1985（3）：2637.

[24]方鐵.元代云南驛傳的特點及作用試探[J].思想戰線，1988（1）：6369.

[25]方鐵.元代云南站赤設置考[J].史學論叢，1987（3）：6675.

[26]陳得芝.元嶺北行省諸驛道考[G]//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研究室.元史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81697.

[27]李云泉.蒙元時期驛站的設立與中西陸路交通的發展[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21（3）：8994.

[28]葉新民.元上都的驛站[J].蒙古史研究，1989（3）：8087.

[29]袁冀.元王惲驛赴上都行程考釋[G]//大陸雜志史學叢書大陸雜志社編委會.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三輯第三冊：宋遼金元史研究論集.臺灣：大陸雜志社印行，1970：372380.

[30]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3258.

[31]王，祝培坤.元湖廣行省站道考略[J].歷史地理，1983（3）：166177.

[32]李之勤.元代川陜間的驛道和驛館[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1）：153162.

[33]胡小鵬.元代甘肅行省諸驛道考[J].西北史地，1997（4）：4046.

[34]龐琳.元代入藏驛道考述[J].研究，1999（4）：4853.

[35]邵星.蒙元時期內蒙古陰山地區站赤交通概述[J].黑龍江史志，2011（5）：3637.

[36]方鐵.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島北部的通道和驛站[J].思想戰線，1987（3）：7379.

[37]王.元云南行省站道考略[J].歷史地理研究，1990（2）：312324.

[38]陳慶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廣驛路的變遷[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18（2）：142149.

[39]郭毅生.元代遼陽省驛道考略[J].北方論叢，1980（2）：8997.

[40]顏廣文.元代粵西驛站驛道考略[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6（1）：2230.

[41]顏廣文.元代隆興至潮州新驛道的開辟及對贛閩粵三省省界開發的影響[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2）：1118.

[42]陳澤芳.南宋蒙元時期潮州古驛道建設的政治功能[J].韓山師范學院學報，2009（1）：1014.

[43]李云泉.略論元代驛站的職能[J].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2）：3538.

[44]陳朝云，淮檢利.試論元代官員的乘驛接待制度[J].中州學刊，1997（4）：146149.

[45]亞東?達瓦次仁.淺論元代藏區的茶馬互市與驛站[J].大學學報：漢文版，2007，22（3）：3638.

[46]包桂芹.元朝文書驛傳機構簡述[J].歷史檔案，1990（1）：126128.

[47]丁忱.元代文書驛傳制度述略[J].文教資料，2000（2）：156158.

[48]邱樹森，默書民.元代官府公文傳輸的幾個問題[J].河北學刊，2004，24（3）：176179.

[49]葉新民.元代統治者對站戶的剝削和壓迫[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3/4）：6576.

[50]陳高華.論元代的站戶[J].元史論叢，1983（2）：125144.

[51]箭內亙.元朝制度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131186.

[52]郝蘇民.對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語圓牌的譯釋兼論其意義[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1）：1020.

[53]蔡美彪.元代圓牌兩種考釋[J].歷史研究，1980（4）：698709 .

[54]郝蘇民，劉文性.揚州出土元代圓牌之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再釋讀[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1）：94101.

[55]史樹青.成吉思汗圣旨金牌考[J].收藏家，2000（4）：4546.

[56]包祥.新近在內蒙古發現的元代八思巴蒙古語金質圣牌[J].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32（3）：3032.

[57]李曉菲.元代牌符文獻探微[J].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2001，39（1）：8589.

[58]李曉菲.新發現元代金牌及元代牌符文獻研究[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2002，23（12）：6568.

[59]陳永志.蒙元時期的牌符[J].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35（1）：3037.

[60]黨寶海.蒙古帝國的牌符――以實物為中心[J].歐亞學刊，2004（4）：183204.

[61]照那斯圖.內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釋[J].民族語文，2004（4）：1114.

[62]照那斯圖.釋蒙元時期長方形圣旨牌文字[J].民族研究，2007（4）：6569.

[63]門巋.論元代的符牌系列――兼論“圣旨金牌”上的漢字之謎[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9（6）：116121.

[64]蔡美彪.葉尼塞州蒙古長牌再釋[J].中華文史論叢，2008（2）：126.

[65]齊木德道爾吉.西南大學歷史博物館藏元代蒙古語八思巴文牌符釋讀及其他[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5（6）：6270.

[66]李逸友.黑城文書所見的元代納憐道站赤[J].文物，1987（7）：3640.

[67]陳高華.黑城元代站赤登記簿初探[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5）：4956.

[68]王亞莉.黑城文書所見元代兩份整點站赤文書考釋[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37（1）：2732.

[69]王亞莉.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八站”考釋[J].西夏學，2009（4）：133138.

[70]王亞莉.黑城出土元代站赤文書研究[D].銀川：寧夏大學，2008.

[71]杜立暉.黑水城F116：W434元末簽補站戶文書釋疑[J].寧夏社會科學，2010（4）：113117.

[72]許偉偉.黑城所出收付契文書Y1：W201考釋[J].西夏學，2010（6）：7578.

[73]關春明.蒙元驛站信息傳播研究[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07.

[74]張俊.蒙元驛站與信息傳播[D].長春：吉林大學，2008.

[75]閆俊麗.漫談元代戲曲中的郵驛[J].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7（1）：2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