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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分析、社會發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 結

第2篇：政治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數理經濟學；發展；應用

中圖分類號：F091.3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4-000-01

數理經濟學流行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為經濟學的研究和進步作出了突出貢獻。進入現代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分析更是市場經濟研究的重要工具。它較為直觀的反應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變化等規律，促進了人們對市場經濟發展的掌控能力。數學在現代市場經濟研究應用中的絕對優勢，決定了數理經濟學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應用的重要地位。

一、數理經濟學的應用和發展

1838年，法國人庫爾諾發表的《財富理論數學原理的研究》標志著數理經濟學的誕生。而在此前意大利人切瓦已將數學應用到經濟領域問題的分析當中。此時，數理經濟學還不能得到經濟學研究者的重視。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數理經濟才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瓦爾拉斯發表的《純粹政治經濟學剛要》通過假設完全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將價格與商品通過數學理論模型緊密的聯系起來。他認為在完全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下，價格的存在與商品的數量及自然屬性有關，商品的交換可產生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可以通過數量來計量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數學的研究領用更為廣泛，微積分、線性模型等理論在市場經濟環境研究中的應用為數理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寬廣的舞臺，數學理論遍布了經濟學的每一個領域，成為市場經濟環境研究的重要手段。

二、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的應用

1.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應用的一致性。數學能進入經濟學研究領域，并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工具，其中存在很多的一致性，特別是核心理論、思想、應用方向的一致性，才確保了將研究的理論模型應用到實踐的經濟問題的解決上。首先，兩者之間的邏輯存在著一致性，數學理論與經濟學理論在深層次上的范圍和方向是一致的。數理的嚴密性、可靠性使經濟學假設的范圍更科學、更可靠。確保了假設條件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與理論推導的一致性，提高了人們對市場經濟環境的掌控能力。其次，在理論研究上，一個數理研究方向可預測和解決這一方向的市場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而要把握整個市場經濟環境有規律、穩定的發展，就需要從幾個方向研究經濟問題，需要通過不同的數學理論來研究、實踐。在若干個數理模型的相互參與下，才能獲得最佳的市場經濟問題的解決方向。再次，在市場經濟環境數理學應用方面，需要注重數理模型的選擇和匹配。研究過程中的假設條件一定要在數理設定的最低要求之內，以確保數理模型的最優程度。使共同的假設和假設邏輯保持一致，確保多方面的假設定值不會在模型集合中發生排斥。

2.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應用的適應性。數理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應用的關鍵是數理本身與市場經濟環境的適應性。在這一過程中，強調的是經濟學研究的理論性與數理分析工具應用的適應性。如：將微積分、線性代數應用到商品和價格空間的分析上。首先，商品的有限性和自然屬性決定了商品本身的價值。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商品的流通是商品具有了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又可以通過數理的計量進行數理模型分析。同樣，也可以將消費者行為、既定價格、收入約束條件等納入數理研究范疇，通過數理綜合模型進行市場經濟環境方面的研究，以尋求市場經濟的優化發展。其次，在市場經濟模型下，可將某一經濟事物看成經濟變量的相互作用下達到均衡的一種狀態，通過這種狀態維持過程中各個因素的“量”的變化，形成一種客觀的、直觀的經濟市場模型。通過各個因素量的帶入，尋求市場經濟環境發展中各影響因素最佳的結合點。

3.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應用的優越性。市場經濟環境的發展離不開數學理論及邏輯學，而數學的嚴謹性、邏輯性與市場經濟環境的發展是一致的。在數學公式及圖表、曲線的表達下，市場經濟環境更直觀的展現在研究者的眼前，提高了市場經濟研究的效率。如：應用數理經濟學分析市場經濟中商品的需求情況。首先，應用數理理論表達在某一特定時期內，商品需求量與價格水平的聯系。其次，結合數理經濟學分析得出需求表、需求曲線等，對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和購買能力等因素進行分析。在分析過程中商品價格、消費者收入、消費者嗜好等經濟因素與環境因素可以形成一個方向的數理模型。多個數理模型的結合分析，可有效的控制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變量，減少商品的生產風險，為市場經濟贏得更好的發展。總之，數理經濟學將市場經濟中看似無規可循的變量，在假設的條件下轉換為與數理分析一致的模型，通過對數理模型的分析、研究，人們可以更直觀、更清晰的看清市場經濟環境的變化，預測其發展。有效的控制了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風險，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增長和穩定、持久發展。因此，數理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手段，數理經濟學研究、發展和應用是市場經濟發展和進步的需要。

三、結語

數理經濟學理論起源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我國的市場經濟環境與這些國家有較大差異。在市場經濟環境數理經濟學應用過程中，照搬和效仿是不可取的。我們要學習的是這一經濟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將數學理論更好的應用到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提高我們對市場經濟發展的掌控能力，降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風險，為我國經濟的高速、持續、穩定發展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羅轉香，張文紅.數理方法對經濟學框架的分析——以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模型為例[J].經濟視角（中），2011（10）：121-122.

[2]周高賓.經濟學的數理分析框架——以市場模型為例[J].襄樊學院學報，2010（11）：13-16.

[3]陳艷，許永洪.自然環境和經濟增長的數理經濟學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1（23）：32-34.

作者簡介：唐俊波（1982-），男，漢族，云南大理人，麗江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數學與計算機科學系，碩士，講師，從事經濟數學、金融統計等問題研究。

第3篇：政治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內容;問題;策略

作者簡介：劉曉玲（1975-），女，河南長垣人，安陽師范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

基金項目：河南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重點課題“基于河南省返鄉農民工自主創業培訓的成人教育策略研究”（編號：2015-JKGHZD-0019），主持人：劉曉玲;河南省教育廳教師教育課程改革研究項目“創業教育背景下基于工作分析視角的教師教育類課程教學內容改革研究”（編號：2015-JSJYYB-051），主持人：劉曉玲。

中圖分類號：G7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5）30-0062-05

作為成人教育學科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成人教育經濟學是以成人教育與經濟增長和成人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為出發點，探討成人教育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揭示成人教育與經濟的互動關系，分析成人教育與經濟之間的發展和變動趨勢的學科[1]。近年來，成人教育經濟學逐漸受到我國研究者的關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旨在對我國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進行較為系統地歸納和梳理，針對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應對策略，以更好地促進我國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健康有序地發展。

一、我國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成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與成人教育學科體系其他組成部分一樣，成人教育經濟學并非空穴來風，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基礎之上。有研究者對成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有代表性的是李志遠和朱建文認為人力資本理論是成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人力資本是指凝結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和所表現出來的能力，通過教育、醫療保健、勞動者的遷移、移民和信息獲得等途徑形成。人口質量重于人口數量，人的資本投資的作用大于物的資本投資的作用，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的核心，資本積累的重點應從物力資本轉移到人力資本。鑒于此，人力資本投入的增長速度要高于物質資本投入的增長速度;通過教育實現“收入均等化”，穩定社會秩序;提高教育系統的效率，適應動態經濟的需求，增強國家競爭實力;注重勞動培訓，促進勞動力隨著環境的變化而在行業和區域間遷移[2]。除此之外，還有研究者認為，應立足于的政治經濟學，以教育與經濟的基本關系為研究的邏輯起點，緊緊圍繞教育與國民經濟的關系，以教育與勞動力、干部專家培養的問題為立足點來構建成人教育經濟學科體系[3]。

（二）成人教育經濟功能

李文鵬結合老齡化社會的特征，分析成人教育經濟功能，認為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塑造人才的功能。成人教育能夠提高勞動力的平均素質（主要指專業知識和技能），為企業塑造人才。二是擴大勞動力市場的功能。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成人教育，不斷提高成人的學識素養或者使他們習得一技之長，從而作為新增勞動力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三是社會福利的功能。對企業員工開展教育培訓是一項重要的福利，超過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傳統福利項目。此外，他還指出為更好地實現成人教育經濟功能，一方面，就成人教育而言，要注重調整與轉型，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教學內容與時俱進，適應社會需求;教學方法靈活多樣，便于學員接受。另一方面，就社會而言，要對成人教育進行良性干預，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結合自身國情，給予成人教育各方面的保障;學習國外先進經驗，為成人教育搭建更加廣闊的平臺[4]。吳農對影響成人教育經濟功能的因素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提出教育投資、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是影響成人教育經濟功能的重要因素。一是教育投資的產業性與市場性。成人教育投資要考慮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面向社會和市場;緊緊圍繞社會經濟發展及個人需求制定招生計劃和設置專業，注重有效性和回報率;較少由政府進行投資，而主要依靠企業和個人投資。二是教育內容的職業性與實用性。針對在職人員的需要和特點，根據職業崗位（群）的人才規格、人才素質要求設置課程，彰顯職業性和實用性，注重人的全面素質的培養。三是教學方法的多樣性與靈活性。教學方法要著眼于創造力的培養，著眼于主體意識的提升，著眼于在未來社會中適應能力的增強[5]。

（三）成人教育經濟價值

相對而言，研究者對成人教育經濟價值探討較多，比較典型的趙光鼎認為，成人教育經濟價值是指成人教育投資為社會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具有直接性與間接性、速效性與長效性、有限性與多效性、低投人與高產出、復雜性與近似性等特征。成人教育經濟價值不僅表現在成人教育投資的使用效率和社會經濟效益方面，還表現在個體經濟收益方面。由于成人教育過程是形成與提高教育經濟價值的重要途徑，是教師勞動轉化為受教育者素質的過程，是受教育者將科學知識與生產技能內化成自己精神財富的過程，是教育資源向人的智力轉化的過程，因此成人教育經濟價值形成于成人教育過程之中[6]。賈玲玉和孫莉華則從職工教育和農民教育兩個方面分析成人教育經濟價值。一方面，職工教育對工業生產的發展有直接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職工教育可以促進工業生產率的提高、技術革新和企業管理科學化。另一方面，農民教育對農民生產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農民教育可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者的科學技術水平以及農業經營管理水平[7]。

第4篇：政治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知性抽象力；理性抽象力；具體普遍性；敘述方法；資本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6?0006?04

在有關《資本論》的研究方法中，馬克思提到，分析經濟形式，必須運用抽象力的研究方法。那么，如何理解抽象力呢？抽象力是知性抽象力還是理性抽象力？抽象力所達到的是抽象的普遍性還是具體的普遍性？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力一定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理性抽象力，它所達到的是具體的普遍性。但問題在于，馬克思的抽象力只是簡單地照搬黑格爾的辯證法嗎？肯定不是的，那么，它是什么呢？

一、抽象力與具體普遍性

提到“抽象力”，很容易讓人對此概念模糊不清，要梳理此概念，就必須廓清“抽象力”是什么意義上的“抽象力”，這就需要回到德國古典哲學。在德國古典哲學中，主要有兩種理論形態的抽象力，一種是康德式的知性抽象力，一種是黑格爾式的理性抽象力。那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抽象力”是康德意義上的知性“抽象力”還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理性“抽象力”呢 ？這是理解“抽象力”問題的關鍵。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多次提到，他是黑格爾的學生，他要“賣弄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并且說他自己很愿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1]（121）。這些都表明，馬克思的抽象力一定是黑格爾意義上的抽象力，那么，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抽象力呢？

當馬克思說抽象力就是辯證的方法時，我們可以從兩個方法來理解這句話，首先就是作為方法意義上的辯證法，即把“抽象力”理解為方法，如此一來，“抽象力”就是科學或知識獲得的主要方法，這種“抽象力”表現為人的一種思維能力，這就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到的第一條道路，從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因為，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么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經過更切近的規定之后，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最后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2]（17）“從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是“抽象力”的思維方法，是從具體到思維表象的抽象能力，“抽象力”在這一過程能獲得一些規定性，并形成為概念，但這里的概念只是形式上的概念。因為完整的表象是經驗，當它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即當它形成概念時，這里的概念只能是經驗的一

般，即經驗的具體性。這是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所批判的思想客觀性的第二種態度，經驗主義的態度，“經驗主義在分析對象時，便陷于錯覺：它以為它是讓對象呈現其本來面目，不增減改變任何成分，但事實上，卻將對象具體的內容轉變成為抽象的了。”[3]（113）

形式概念或者說經驗一般是知性思維或科學思維的終極目的，康德的先驗就是以范疇來規范經驗，從而形成現象中的立法原則，所以這里的概念一定是以形式為主，概念的形式賦予了經驗的一般。黑格爾非常看重邏輯開端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在開端的抽象中，完成對經驗的一般處理，“但是，關于開端問題，近代的倉皇失措，更由于另外一種需要而來，有些人還不認識這種需要，他們獨斷地以為這是有關本原的證明，或者懷疑地以為這是要找出一種主觀的準則，來反對獨斷的哲學思考；另一些人則又完全否認這種需要，他們突如其來地，從他們的內在天啟，從信仰、理智的直觀等等開始，想要拋棄方法和邏 輯。”[4]（51）邏輯的開端問題直接決定著概念的性質。在科學或知性的抽象中，邏輯的開端以形式概念為載體，以經驗一般為目標，以本質指向為歸屬，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抽象思維能力，并且按照康德所說的“熟巧”訓練提升這個能力，即由個別走向一般的能力。但這種抽象力遇到了挑戰，即經驗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同一性問題，這是知性抽象力或科學思維所解決不了的。康德在解決此問題的時候顯得很無力，或者說，他用劃界的方法干脆取消了這個問題。黑格爾則高明得多，他讓思維超出了日常表象的范圍，從而找到了融合經驗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全新的方法，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具體，即理性具體，“理念作為主觀和客觀的理念的統一，就是理念的概念。――這概念是以理念本身作為對象，對概念說來，理念即是客體”[3]（421）。恩格斯也表達了與黑格爾同樣的看法，常識曾經是人類最可信賴的知識，但是一旦陷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發生驚人的變異。不變異是不行的，因為如果不超出知性的范圍，就只能停留在形式概念的層面上，“這種感覺的形式也許可以把握具體的內容，但這種內容卻非此種形式所能達到。感覺的形式是達到精神內容的最低形式。精神的內容，上帝本身，只有在思維中，或作為思維時，才有其真理性。在這種意義下，思想不僅僅是單純的思想，而且是把握永恒和絕對存在的最高方式，嚴格說來，是唯一方式。”[3]（66）

理性抽象力意義上的概念是理性具體的再現，是“一切生命的原則，因而同時也是完全具體的東 西”[3]（327）。馬克思所說的第二條路，即從抽象規定到具體再現，就是具體普遍性的再現，“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知道我最后又得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混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后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是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中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2]（18）按照黑格爾“主體即實體”的一貫主張，理性是經驗世界之全部，因此理性在這里不再是對經驗的綜合歸納或先驗規定，而是以“抽象”的方式行使了“具體”的規定。

二、抽象力與研究方法

馬克思在探討《資本論》辯證方法的時候，提到了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如何理解馬克思所說的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呢？如果把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直接理解為作為理性的抽象力所能達到的具體普遍性，那么，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斷言說，馬克思只不過是照搬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呢？馬克思自己否認這一點，他說辯證法在黑格爾的手中神秘化了，是頭足倒置的。通過馬克思的判斷，我們是否又可以判斷說，馬克思只不過是把黑格爾頭足倒置的辯證法顛倒過來了呢？事實是這么簡單嗎？

關于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馬克思自己是這樣說的，“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資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些運動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5]（22）筆者認為，在馬克思處，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是內在一致的。如果我們為了研究的方便，非要對其進行說明，那么，我們可以這樣來說，馬克思運用研究方法讓內在聯系著的范疇自己運動起來，然后運用敘述方法，把這些運動合理的表述出來。不論我們如何看待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二者都離不開抽象力的視域，換言之，不論是研究方法還是敘述方法，都是理性抽象力。研究方法研究的是經抽象后的概念、范疇的具體的普遍性，敘述方法敘述出來的依然是理性抽象力所達到的具體普遍性。奧爾曼在《辯證法的舞蹈》一書中也表達了與此相似的看法，“如果說研究的辯證法是旨在研究被抽象出的要素內部及其相互之間的內在關系，那么，敘述的辯證法則是馬克思向他的讀者說明這種關系的方法。”[6]（165）所以，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就是抽象力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

在《資本論》的第二版跋中，馬克思在談論完敘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后，緊接著提出了辯證的方法，“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一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22）馬克思的這一說明很重要，因為我們在黑格爾的意義上理解了達到具體普遍性的理性抽象力，貌似馬克思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完全移植到《資本論》中，但事實上，馬克思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進行了徹底的改造。目前學界達成的共識是“顛倒說”，認為馬克思把黑格爾“頭足倒立”的辯證法顛倒過來，讓辯證法用腳站在地上，可事實是這么簡單嗎？這是我們在研究方法的意義上理解“抽象力”最為關鍵的地方。

馬克思早在《哲學的貧困》中已經開始著手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他指出“把這個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范疇上面，就會得出政治經濟學和形而上學，換句話說，就會把人所共知的經濟范疇翻譯成人們不大知道的語言，這種語言使人覺得這些范疇似乎是剛從純粹理性的頭腦中產生的，好像這些范疇僅僅由于辯證運動的作用才互相產生、互相聯系、互相交 織。”[7]（602）“這個方法”指的就是抽象力的方法，而把這個方法照搬到經濟范疇上，只能得出政治經濟學和形而上學，“在最后的抽象（因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為邏輯范疇。”[8]（599）馬克思說，這是用不著奇怪的事情，因為這是照搬黑格爾邏輯學的必然結果。可馬克思的本意遠不是這樣，《資本論》的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就是對此最有力的回擊。馬克思對此問題很謹慎，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明確提到拉薩爾就是照搬黑格爾的辯證法而無法前進的人，“使他（拉薩爾）遺憾的是，他會看到，通過批判使一門科學第一次達到能把它辯證地敘述出來的那種水平，這是一回事，而把一種抽象的、現成的邏輯體系應用于關于這一體系的模糊觀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122?123）

要防止發生像拉薩爾一樣的悲劇，馬克思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黑格爾辯證法中“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發現被神秘外殼裹挾著的合理內核。問題接踵而來了，什么是“合理內核”？合理內核就是“批判的、革命的”，就是把辯證法理解為“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著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為也是從它的暫時性的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22）如何理解作為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的辯證法呢？馬克思使用了與黑格爾完全不同的辯證法的理論目的又何在呢？

三、抽象力與資本的秘密

批判的革命的辯證法不僅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過來，而且它的根本目的是進行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的批判。馬克思的“抽象力”不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簡單顛倒，它最主要的理論旨趣在于，它要揭示出物與物的關系下掩蓋著的人與人的關系，這是辯證法的真義，也是我們之所以把《資本論》理解為哲學著作的原因所在。

當我們說《資本論》是哲學著作時，是由對其“抽象力”的理解來決定的。當把“抽象力”理解為知性抽象力的時候，《資本論》只能是一本經濟學著作，它所描述的只是作為經驗的經濟事實，所得出的是經驗的一般。但《資本論》中的抽象力一定是理性抽象力，它所達到的是非抽象普遍性的具體普遍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資本論》是一本哲學著作。理性抽象力通過對商品、貨幣、資本三個核心范疇的抽象，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矛盾，而這種矛盾絕對不是知性抽象力所理解的物與物之間的矛盾，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這是《資本論》作為哲學著作的根本目的，也是理性抽象力的根本工作，“哲學除了把表象轉變為思想――當然，更進一步哲學還要把單純抽象的思想轉變成概念――之外，沒有別的工作。”[3]（70）

《資本論》的起點問題是商品。所以，當馬克思用資本主義經驗事實描述商品時，不過是為了說明作為經驗存在著的商品，但這種經驗描述卻不能給出商品的概念以及商品的本質規定，馬克思自己也說，“商品的神秘性質不是來源于商品的使用價值。這種神秘性質也不是來源于價值規定的內容”。[5]（88）商品的神秘性質不是作為經驗一般的商品，如麻布、桌子等，而是商品所具有的具體的普遍性，“抽象力”在此顯得尤為重要了，它的工作在于能否借助商品經驗一般這一概念探求其內在的規定，即商品自身的自我規定，從而在自我規定中顯現出具體的普遍性，即理性具體。那么，作為具體普遍性的商品是什么呢？馬克思說，“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5]（89）商品是一個奇怪的東西，麻布、桌子只是商品外在的表象，它內在地充滿著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它揭示的不是物的秘密，而是人類社會的秘密，這是作為經驗一般的商品所觸摸不到的東西。物的關系背后隱藏著的人的關系如何顯現出來，靠知性抽象力肯定不行，因為任何知性抽象的確實性，必須來自直觀性，而物的遮蔽無法使人的關系得到直觀，于是理性抽象才成為透過對商品經驗一般的考察揭示人類關于自身存在秘密的關鍵手段，“用木頭做桌子，木頭的形狀就改變了。可是桌子還是木頭，還是一個普通的可以感覺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為商品出現，就轉化為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 。它不僅用它的腳站在地上，而且在對其他一切商品的關系上用頭倒立著，從它的木腦袋里生出比它自動跳舞還奇怪得多的狂想。”[5]（88）理性抽象力的魔力在于，它不僅能揭示出作為商品存在著的物，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能揭示超感覺的物的狂想，這不是靠顛倒黑格爾的辯證法就能做到的，木頭用腳站在地上時，它體現的是使用價值，但是當它用頭倒立時，它體現的是交換價值。如果馬克思對商品的分析僅僅停留在這里，那么我們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馬克思只不過是一個經濟學家而已，但是當馬克思說，跳舞的狂想、可感覺的超感覺物時，馬克思就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

的哲學家，“狂想”“超感覺的物”是物（也可說是商品）的秘密，“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8]（604）“馬克思的這部著作（指的是《資本論》）并不是討論商品本身的，而是討論商品所導致的市場和資本主義經濟中人的行為的……《資本論》不是一部有關物質或物質概念的著作，而是一部論述個人問題的著作。”[9]（30）這是馬克思與黑格爾辯證法的根本不同之處，也是我們理解理性抽象力的根本。

抽象力的核心不是把頭足倒置的辯證法顛倒過來，而是在物的背后尋找人的存在的秘密。“抽象力”譜寫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史，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矛盾，表征了人類關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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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黑格爾. 小邏輯[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0.

黑格爾. 邏輯學?上卷[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6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奧爾曼. 辯證法的舞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卡弗. 政治性寫作： 后現代視野中的馬克思形象[M]. 北京：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9.

What is “abstract power ”――Based on the Capital

YANG Shuji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Abstract pow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Capital. How to catch on it is to relate it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Capital. The “Abstract power” is not intellectuality but logos. The aim of the “Abstract power” is for concrete universality. The method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Capital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Abstract power”， The concrete universality reveals the secret of capital， characterizing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human existence.

Key Words： Karl Marx； Capital； intellectuality abstract power； logos abstract power； concrete universality； research； capital

收稿日期：2013?04?19；修回日期：2013?10?09

第5篇：政治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經濟學論文寫作是所有經濟學學習者和研究者共同關注和感興趣的熱點話題。《經濟學家茶座》曾經多次刊登與此話題有關的文章。比如，何帆研究員曾經在《經濟學家茶座》2001年總第9輯發表《如何發表經濟學論文》。再比如，聶輝華副教授曾經在《經濟學家茶座》2003年總第14輯發表《如何創作經濟學論文》。又比如，馮偉博士曾經在《經濟學家茶座》2011年總第52輯發表《拍電影與寫論文》。這些作者都從不同的側面告訴讀者們如何下手寫經濟學論文以及寫論文時的注意事項，總體上來這些側面或實或虛，或大或小，不一而足，但都能給我們帶來很好的提示和啟發。我試著從不同的側面通過五個比喻來告訴大家經濟學論文的寫法。為了把這五個比喻擰成一股繩，也為了給本文起一個帶有比喻性質的名字，我把這些比喻稱為“五步曲”.經濟學論文的寫作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可偏廢于某一方面，我想我在這里寫的東西正好可以跟何帆研究員和聶輝華副教授等講過的內容形成互補。我所講的“五步”是指經濟學論文的定位、選題、構架、成文和修改，而關于這“五步”的比喻則是論文定位猶如打靶子、論文選題猶如找座位、論文構架猶如選兵器、論文成文猶如加調料和論文修改猶如補漏子。

為什么論文定位猶如打靶子呢？

在打靶時的定位就是要瞄準靶心，即使打不中十環，也很有可能會打中九環或者八環，或者往壞里說打中七環或者六環或者更低。反過來，如果瞄準的是六環，那么，一不小心結果就很有可能是脫靶。寫經濟學論文的道理也在于此。我們不是要求每個經濟學研究者都發國內頂級的《經濟研究》或者都發國際頂級的《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EconomicReview)，但在定位上我們要瞄準最高級別的經濟學期刊。孔子說過，“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則無所得矣。”《孫子兵法》里也說過，“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敗。”如果我們瞄準的是《經濟研究》，即使不能在《經濟研究》上發表，就算要往下掉好幾個級別，也很有可能會在國內一般CSSCI期刊上發表出來。如果我們瞄準的是《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EconomicReview)，即使不能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發表，就算要往下掉好幾個級別，也很有可能會在國際一般SSCI期刊上發表出來。瞄準靶心的過程是提升我們的品味的過程，即使功力達不到，但也決不會走了一條“南轅北轍”或者“緣木求魚”的歧途。張五常教授就特別強調品味的重要性，我想這也是他能寫出并發表很多具有原創性思想的論文的重要原因。品味問題在經濟學論文寫作意義上就是瞄準靶心的定位問題。好品位意味著可能會有更好的學術潛力和學術未來，意味著更容易在發表上從低級別的期刊向高級別的期刊“升級”.

為什么論文選題猶如找座位呢？

同學們跑到教室去上課，一定要找一個合適的座位坐下來，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總之是要找一個別人沒有坐的位子。寫經濟學論文也是這個道理。在論文選題的過程中，必須找到自己合適的“座位”.如果你的選題的具體細節都已經被別人研究過了，那么你根據此選題寫作的論文在經濟學文獻中就不會有“座位”.在文獻中沒有“座位”的論文，學術期刊也往往不會給你發表，特別是國際期刊對這一點的要求就更加嚴格。選題是必須跟文獻閱讀和文獻積累聯系在一起的，楊小凱教授生前曾多次強調中國大陸的大多數經濟學者在文獻積累上不過關。一個選題是不是合適的選題，一方面要看這個選題本身是否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看這個選題有沒有被別人做過。張五常教授多次提醒經濟學研習者，論文選題是在文獻閱讀前面的，論文選題不是從文獻堆里找出來的。你需要做的是，先找到一個選題并想好對付這個選題的具體思路，然后再去檢索和閱讀相關文獻。如果已有的文獻沒有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做了。如果已有的文獻已經做了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只能發出一聲嘆息了，這聲嘆息的內容就是楊小凱教授所講的“英雄相見略同”，因為你想到了已經的“英雄”所想到的東西，你自己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做“英雄”的潛質了。總之，經濟學論文在選題上不能坐別人已經坐好了的“座位”，不能在低水平重復中做無用功。

為什么論文構架猶如選兵器呢？

選擇合適的工具是一門大學問。我經常在課堂上告訴同學們的一句話就是，“騎著自行車永遠上不了月亮，不是人不行，是工具不行。”看看中國名著中的人物使用的那些幾乎量身定做的兵器吧。《西游記》里孫悟空使用的兵器是金箍棒。《水滸傳》里林沖使用的兵器是丈八蛇矛，盧俊義使用的兵器是點鋼槍，李逵使用的兵器是板斧，魯智深使用的兵器是禪杖，石寶使用的兵器是流星錘。《三國演義》里劉備使用的兵器是雙股劍，張飛使用的兵器是丈八蛇矛，關羽使用的兵器是青龍偃月刀。很顯然，選擇跟自身能力匹配的兵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強自身的戰斗力，正所謂“好馬配好鞍，良將配寶刀”.在找好了論文的選題以后，緊接下來的一步就是在構造框架時讓思想跟工具匹配起來，也就是要找到合適的分析工具。簡單的分析工具對付復雜的問題，可能會力不能逮，所謂“殺牛用殺雞刀”是也。復雜的分析工具對付簡單的問題，可能會大材小用，所謂“殺雞用殺牛刀”是也。在這一點上做到恰如其分本身就是很難的事情，正因為很難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論文的質量。但是，就現階段中國經濟學界的整體實力來說，工具箱里的工具還不是很厚實，還不是很精良，甚至沒有達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程度，所以很多高校都在努力提升高級微觀學、高級宏觀經濟學和高級計量經濟學等“三高”課程的教學水平。很明顯，只有擁有更多的工具可供選擇，才能讓思想和工具更好地匹配。

為什么論文成文猶如加調料呢？

大家都知道，美食追求的是色、香、味，而在成就美食的過程中調料的作用往往功不可沒。調料種類繁多，包括咸味調料、甜味調料、酸味調料、辣味調料和鮮味調料等。選擇合適的調料，那可是大廚的學問。經濟學論文要求的是視角獨特，論證透徹。很多經濟學論文寫作者選題做得不錯，構架也做得很好，但就是論文整體上看起來“瘦骨嶙峋”、“面無血色”、“病病歪歪”，問題就在于作者在如何“加調料”上沒有過關。經濟學論文不能僅僅是數學公式的堆砌，也不能僅僅是給出一個問題的答案，經濟學論文需要注重自身的可讀性。經濟學的研究方向甚多，專門研究微觀經濟學的學者可能不懂宏觀經濟學的數學公式，專門研究宏觀經濟學的學者可能不懂微觀經濟學的數學公式，經濟學期刊的主編也不是萬事通，在作者文字寫得不清晰且文字論證不透徹的情況下，論文的初審就很有可能通過不了，國外叫“deskrejection”.所以，作者在論文成文的過程中一樣學會“加調料”，讓自己的論文看起來“有血有肉”，讀起來“有滋有味”，即使不能像精致的散文那樣讓人“賞心悅目”、“心曠神怡”、“回味無窮”，但至少也要讓人讀起來通暢順溜而不至于要靠猜測作者的意思才能磕磕絆絆地讀下來。

為什么論文修改猶如補漏子呢？

第6篇：政治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城鎮化模式；比較研究

1 引言

城鎮化（Urbanization）的一般定義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第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從而使城鎮數量增加，城鎮規模擴大的一種歷史過程。城鎮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是農村農業人口向非農人口的轉化過程，同時也是人口集中、城市規模擴大、城市對農村的影響力增強的過程。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推進城鎮化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我國發展必然要遇到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推進城鎮化必須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推進城鎮化既要積極、又要穩妥、更要扎實，方向要明，步子要穩，措施要實。

在近幾年快速城鎮化過程中，盡管城鎮化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城鎮化的道路卻各不相同。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學術界便出現了對城鎮化的比較研究，即比較城鎮化研究。偉忠、余偉東觀研究出舟山城鎮化水平要高于鄰近經濟發達的寧波、溫州、臺州等城市，并從行政建制、人口規模謝國權對蕪湖、無錫的城鎮化進行了比較。孫松濤等采用人均GDP等9個經濟變量因子，分析了我國15個副省級城市的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玉林、香河、諸城三個地區城鎮化模式很典型，各有特點，值得研究。本文擬在前人城鎮化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充分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對三個地區的城鎮化進行比較研究。本文余下部分的構成為：第二部分對三地城鎮化的情況進行簡要的介紹，第三部分對三地城鎮化的推動因素進行對比分析，最后是總結和城鎮化的政策建議。

2 玉林、香河、諸城城鎮化水平現狀

2.1諸城城鎮化情況

一是農村社區化建設和發展：按照地域相近、規模適度、利于發展的原則，所有社區全部按現代化城鎮的標準進行規劃和建設。二是調整鎮街（道）區劃，優化城市結構。改革財政體制，將鎮街企業的稅收全部留歸鎮街。市、鎮街、社區三級管理體系的確立和完善，構筑起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

2.2玉林城鎮化情況

玉林市建制鎮交通良好，主要干道基本硬化；住宅建設規劃業已完成七成以上。各個建制鎮基本完成了鎮域總體規劃的編制工作，全市建制鎮中軹城鎮為建設部試點鎮，克井鎮為國家小城鎮經濟綜合開發試點鎮，五龍口、克井、軹城被區政府列入廣西115個重點發展的小城鎮。

2.3香河城鎮化情況

香河縣以對接京津為目標的城市發展大框架加快拉開。明確縣城、安平、辛屯、兩河“三點兩帶”城市發展整體布局。縣城、安平兩個中心城區建設穩步推進，確保“兩街一路”升級改造基本完成，“京東第一街”建設順利啟動，提高了中心城區輻射帶動能力。大手筆推動辛屯區域城市開發建設，形成城市發展新亮點。加快推進北運河、潮白河兩河城市帶開發，打造聯系 “三點”的兩條城市亮麗風景線，構筑起以三個城區為核心、以兩河為紐帶的城市發展大格局。

3 三地區城鎮化比較研究

3.1區位比較

香河毗鄰北京，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在享有現代要素方面，近二三十年來，現代要素更多地體現在受到城鎮化大規模推動、拉動作用的地區。這些地區的城鎮位于中心城市的輻射區內，城鎮化的進展迅速。

香河總體上屬于大城市帶動的城鎮化模式。這種模式是在利用大城市的輻射作用的基礎上，利用自身的優勢積極爭取發展空間的一種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小城鎮逐漸成為區域經濟總體的一個具有聚集特征的增長極，使城鎮與其腹地農村之間以及城鎮與城鎮之間形成相互依存的關系，所以它們的發展是依托于大城市的發展。

3.2 政府的規劃與推動比較

三地中政府都通過制定比較明確的產業、社會保障、土地等規劃，相比而言，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諸城政府的推動力最大，自上而下推行城鎮化。

自上而下的城鎮化是指政府扮演城鎮化的投資者和組織實施者的角色，并使城市在遵循政府的經濟計劃和城市規劃的前提下發展。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在注重發揮地方政府的推動作用的同時，不斷加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克服地方政府在城鎮化進程的缺陷和消極影響，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鎮化發展模式中，各就其位，共同推進新型城鎮化的發展。

3.3自身產業支持與促進

經濟發展是加快城鎮化的內在動力。城鎮功能的增強又會反過來促進區域經濟、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城鎮化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產物，而工業化則是其基本動力。

玉林與其他兩地相比具有較強的自我發展能力。以玉林城區為中心的桂東南城市群，它們利用各自的優勢和特點，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擔當起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脊梁。玉林充分利用歷史上所形成的區域優勢，使各城市職能分工更加明確，避免了無謂的內耗式的競爭，使各自優勢和特點能更充分的發揮。

4 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分析可以得出，三地的城鎮化模式中，香河主要是依托大城市加快城鎮化，諸城是政府主導推進農村城鎮化建設，玉林是本區域協調分工，協調推進本區域工業化、城鎮化建設。

從三地城鎮化的經驗中，我們得出對其他地區推進城鎮化的建議。（1）因地制宜選擇具體的城鎮化推進方式和策略。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區域在區位、資源、基礎設施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差異巨大。為落實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思路，不同區域的城鎮化，應選擇差異性推進方式和策略。（2）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區域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從城鎮規模層次來劃分，應推動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從區域發展的角度看，東部地區的城鎮化發展應選擇城市集群戰略，中部應選擇城市鏈戰略，西部應選擇中心城市戰略。

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城鎮化是長期的歷史進程，要科學有序、積極穩妥地向前推進。新型城鎮化要找準著力點，有序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實施城鎮棚戶區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區城鎮化。要實行差別化的落戶政策，加強中西部地區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引導產業轉移。要加強農民工職業培訓和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態環境質量。在具體工作中，要科學規劃實施，加強相關法規、標準和制度建設。堅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鎮化發展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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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際權.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研究[M]， 西南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作者簡介：

第7篇：政治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宏觀政策；收入差距；分配調節

作者簡介：劉繼紅(1966- ),女,江蘇啟東人,江蘇教育學院人事處處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收入分配、人力資源管理等。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1）08/09-0123-05

收入分配問題在近幾年可以說是公眾關注的一大焦點問題，在2011年全國“兩會”上，不管是在政府工作報告里，或是國務院總理答記者問現場，還是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的議案中，收入分配問題都一再被提及。當前，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公民意識的建立，居民對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品的需求發生轉變，對于收入增長和分配公平的期望不斷提升，收入分配一詞頻繁出現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因此需要宏觀政策層面研究如何才能縮小收入差距，實現有效率的收入分配。

一、緩解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的必要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改革初期制定的策略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后達到共同富裕”。目前的情況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并且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居民相比毫不遜色，但如何“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卻成為一個緊迫的和十分嚴峻的問題。

庫茲尼茨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態勢，即發展初期收入差距擴大，隨著發展的推進，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會縮小。發展初期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有利于形成你追我趕創造財富的態勢，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但是，必須引起注意的是，收入差距嚴重擴大會有許多負面影響，因此必須把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已十分嚴峻，主要表現為城鄉差距、城市內部及農村內部差距、地區差距以及行業差距。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制約我國的有效需求，從而不利于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模式向出口、內需并重的經濟模式轉變。收入差距擴大勢必影響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降低全體居民的幸福指數。再者，收入差距擴大與我們制定的共同富裕的目標是相背的，與我們的社會主義方向是相背的。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以效率為先，蛋糕做得越大越好，那么從現在起我們就應注重公平，注重分蛋糕，以使廣大民眾能共享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物質基礎，為我們縮小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并且隨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各階層的利益訴求都需要而且有可能實現。可以說，我國目前縮小收入差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可能性與現實性都是存在的，我們必須做出積極的努力。

二、我國收入分配現狀

（一）功能性收入分配不合理導致居民收入水平較低

我國人均GDP盡管增幅顯著，但到2007年才達到2，360美元，剛達到中下等收入國家水平，且與世界平均水平有較大差距。根據《國際統計年鑒（2009)》上的數據統計，2007年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人均GDP世界平均水平為9，896國際元，而我國2007年人均GDP只有5，345國際元，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我國農村尚有14.5%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000元，有47.2%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4，000元。

我國居民收入水平較低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功能性收入分配不合理。從表1可知，盡管近年我國GDP高速增長，但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較小且呈下降趨勢，遠低于世界其他國家同期水平。盡管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基本保持同步，但占總人口比例達2／3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卻遠遠低于GDP增長率。

（二）收入分配不公導致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學術界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在0.2以下收入差距狀況為絕對平均，0.2-0.3之間為偏平均，0.3-0.4為比較合理，0.4-0.5之間為差距偏大，0.5以上為差距懸殊。國內一些學者把基尼系數0.4作為收入差距的警戒線。由表2可知，我國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以來呈現出螺旋上升的趨勢，特別是2000年以來，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2007年已經達到了0.47，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懸殊

日益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是我國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斷提高的重要表現之一。李實、史泰麗、占斯塔夫森（2008）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城鄉收入不平等對全國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1988年為36.5%，1995年為41.0%，而2002年上升為46.1%。近些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螺旋上升趨勢，1983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82∶1，2009年拉大為3.33∶1，2010年略有下降之后為3.23∶1，幅度不僅遠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遠低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這是我國近年來城鄉收入差距直線上升的主要原因。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差異必將導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四）地區間收入差距懸殊

從表3中可以看出，我國東中西部居民人均生產總值差距懸殊。盡管近10年來，中西部人均生產總值有顯著提高，但東中西部人均生產總值之間的差距卻越拉越大。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1997年以來，我國東中西部人均收入的差距已經較為懸殊，并構成地區收入差別的主要部分。

（五）行業收入差距已躍居世界之首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2008年平均工資為172，123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9倍，為全國最高，位居第三的是航空運輸業，平均工資為75，769元。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而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資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業工資差距，日本、英國、法國約為1.6-2倍，德國、加拿大、美國、韓國在2.3-3倍之間。綜合各方面的資料看，我國行業收入差距已躍居世界之首。

三、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宏觀政策思路

（一）加強對教育和財產分配的調控，促進分配起點公平

人們對土地、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擁有情況是收入分配的起點。對生產要素的擁有情況直接決定了其擁有者的收入情況。而對生產要素的調控主要是對勞動和資本這兩個生產要素的調控。在當今的經濟社會，相對于勞動數量而言，勞動質量越來越成為收入分配中更重要的因素。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決定勞動者勞動質量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教育也理所當然成為影響收入分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要縮小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關鍵是要改善低收入群體的受教育狀況，提高他們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加他們的就業和收入競爭力。對目前我國的情況而言，加大對農村和中西部貧困地區的教育投入、為貧困學生提供適當的教育援助、加強對農民工和城鎮低技術工人的培訓是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家庭財產擁有量直接影響到居民收入狀況。我國居民財產收入占收入的比重已經有一定規模，家庭財產擁有量的懸殊很大已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征收財產稅、遺產稅、利息稅和贈予稅的方法來降低居民財產的不均等程度。此外，加大反腐力度，加強國有資產管理，防止國有資產流入私人腰包等也是解決財產分配不公的有效辦法。

（二）加大再分配資金投入，改革再分配制度

收入再分配包括稅收調節、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縮小收入差距，保證社會公平的有效手段。我國現階段應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改革收入再分配制度，降低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提高居民消費率。

1．增加收入再分配資金投入。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離退休費用、撫恤、社會福利救濟和社會保障收入等再分配的資金數額直接關系到收入再分配的效果。我國近年來財政支出規模巨大，且增加速度驚人。1996年我國財政支出為7,937.55億元，到2008年提高到62,592.66億元，提高了將近8倍。但我國大部分財政支出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國家行政管理費用，真正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資金很少。2008年，我國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資金僅占國家財政預算支出的10.87%，占GDP的2.24%，遠遠低于世界其他國家的水平。如果國家能把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資金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提高1%，用以增加那些貧困人口的收入，他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約可增加867元。增加用于收入再分配的資金投入不僅可以提高我國居民生活水平，而且可以提高我國消費率，維持經濟持久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可謂是“一舉三得”。

2．加大個人所得稅調節力度，改革所得稅調節措施

個人所得稅一般實行累進稅率而非比例稅率，而且所得稅有起征點和免稅額。因此收入越高者所繳納的所得稅就越多，這可以緩解社會財富分配的集中，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政策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剛經過調整的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仍然較低，使低收入者也不得不繳納占收入較大比例的稅款，這不利于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實際收入。其次，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繳納是以個人為單位的，對家庭中子女教育、購房貸款利息等因素考慮不夠，這不利于中低收入居民消費率的提高和工薪階層支出壓力的緩解。再次，近年來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工作很不理想，個人所得稅占整個稅收的比例較低，與個人收入占整個國民收入的比例極不相稱。針對個人所得稅征收當中存在的上述問題，國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居民收入的透明度，增強人們納稅意識；（2）完善個人所得稅的申報制度；（3）在適當時機再次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4）在個人所得稅征收中考慮工薪階層等中低收入者的各種必要消費支出，允許將一定月收入以下居民的住房貸款支出和子女教育支出等消費支出在稅前扣除。

3.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等內容。它不僅是解決因失業、疾病和年老等因素所帶來的收入較低和貧富不均的有效途徑，也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但我國現階段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國家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較少，社會保障覆蓋面較窄。因此，我國下階段要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資金投入，讓社會保障覆蓋到全社會成員。

（三）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整體提高居民消費率

我國低收入者收入過低從而消費能力過低是導致我國居民消費率較低的重要原因。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是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提高我國居民總體消費率的關鍵所在。中國現在的低收入者主要是城鎮低收入者和農村居民，因此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重點是提高城鎮低收入者和農村居民的收入。

1.提高城鎮低收入者收入

城鎮低收入者是我國最具收入增長潛力和消費潛力的階層，提高城鎮低收入者收入是縮小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鎮居民消費率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工資收入是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來源，而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占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較低，且從1996年到2008年連年下降。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僅占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1.6%。因此，提高城鎮最低工資標準從而增加城鎮低收入居民的工資收入已是目前亟須解決的突出問題。其次，由于低技能工人、下崗工人和無勞動能力者是城鎮低收入群體的主要組成部分，加強對低技能工人的在崗培訓、采取措施來提高城鎮下崗職工的再就業率、加大對城鎮無勞動能力者的生活補貼等也是提高城鎮低收入者收入的重要途徑。

2.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我國有一多半的居民生活在農村，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過低、城鄉差距過大是造成我國現階段居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提高我國居民收入水平的最迫切的需要。而要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改變當前發展和收入分配皆有利于城市的局面；(2)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3)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保障并逐步提高農民工待遇；(4)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

（四）經濟發展政策向落后地區傾斜

從國際上來看，幾乎每個國家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都存在不平均的問題，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是較低的，這也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之一。在我國，從地區來看，東部地區較發達，中西部地區較落后，尤其是西部地區經濟最不發達；從城鄉來看，城鎮發展較快，農村發展相對較慢。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優先發展東部地區和城鎮經濟，政策上的偏向，成為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著力發展落后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就業增加收入，成為解決地區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的關鍵。

1.重視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的發展

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緩慢，基礎設施建設落后，政府需要從兩個關鍵方面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第一，要解決好西部地區與外界的聯系，以公路建設為重點，加強鐵路、機場等干線建設；重視電網、通信和廣播電視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第二，搞好西部地區水利建設，努力解決西部地區水資源缺乏的問題。

2.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

要通過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首先，在農業生產中全面加強對科學技術的運用，提高農業生產率。其次，鼓勵農村建立各種類型的的經濟合作組織，為農民的生產、銷售等環節提供專業服務，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再次，利用各地農業的優勢項目和優惠政策，吸引國內外企業投資辦廠，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最后，政府引導農村勞動力的有序流動，既為流入地的經濟做出貢獻，又增加農村就業提高農民收入。

（五）強化政府對壟斷行業的監督管理

壟斷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妨礙達到帕累托最優，因此需要政府對其進行監督管理。發達國家對于壟斷的管制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一方面通過行政手段在壟斷行業引入競爭機制，規定產品價格上限、控制壟斷利潤，另一方面通過法律手段嚴懲壟斷，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如今，我國政府需要在借鑒國際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督管理。

壟斷行業利用壟斷優勢取得高額利潤，進而就職于壟斷行業的職工獲得較高的人均收入和優越的福利待遇，導致壟斷行業與其他行業的收入差距拉大。針對這種現象，首先要為壟斷企業生產的產品制定合理的價格，防止壟斷企業利用自身優勢追求高利潤。壟斷行業基本都是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行業，政府在制定價格時要從國民的角度為出發點，保證商品和服務的質量，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在滿足國民需求的同時使壟斷企業有合理的利潤空間。其次，對壟斷企業取得的利潤要進行彈性化的管理。我國現行制度規定壟斷企業最高利潤上繳比例為10%，也就是說不管利潤多高，上繳國家的利潤是有上限的，這不利于控制壟斷企業利潤。國家應根據不同行業不同利潤空間制定不同的利潤上繳制度，間接限制壟斷行業的高利潤。再次，監督管理壟斷行業的高收入。對壟斷企業實行工資總量控制，對平均工資過高的企業要嚴格限定工資隨企業利潤上浮的比率，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壟斷產品的價格。第四，建立健全相關法律制度，依靠法制反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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