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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金融理論范文

（一）財政穩定與利率自由化

麥金農（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排序問題，尤其是在未能夠實現宏觀經濟穩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于信貸市場之中，而資金稀缺又是發展中國家最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貸配給在發展中國家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如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之際實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貨膨脹率將會使得事后方可以實現的存貸款實際利率變得愈發難以確定。在事后實際利率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為了吸收存款，必將提高名義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將會誘發銀行從事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加劇了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銀行道德風險的加劇反過來則會誘發存款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將導致銀行的名義存款利率的嚴重偏高、存款供給減少和銀行信用危機。從銀行自身來說，由于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貸款事后實際利率的不確定性以及嚴重偏高的名義存款利率，為使其貸款事后方可實現的實際收益不至于下降，銀行必將提高名義貸款利率。而名義貸款利率的提高不僅會導致申請貸款者平均質量的下降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加劇；同時也會誘發和加劇借款人的道德風險以及借款人拖欠與破產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的信貸市場中，伴隨通貨膨脹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成本將上升，實際收益將可能下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將加劇，最終將會導致銀企債務危機、銀行恐慌與金融危機。

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了銀行危機（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財政穩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認為，由于發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中國的稅收制度歷經了多次重要變革，總的來看，自1994年之后，中國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徹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續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實現了"兩個比重"同時提高的1994年稅制改革目標，國家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見表1和表2）。但自1994以來，中國財政支出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故而財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樣保持上升的態勢（見表1），結果導致了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尤其是近幾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來從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為299.22億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億元／年，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為了考察中國財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頭以及中國財政增長的原因，筆者在此將財政赤字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進行了分解，同時考察了財政債務收入分別占財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1994分稅制改革的結果，但在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卻是財政債務收入和國內債務收入的急劇攀高（見圖1）。可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撐是財政的債務收入增加和非稅收收入的增加。據統計，在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別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別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國當前的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因此中國的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國際同類比重高。）。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第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現了明顯的好轉，始終在50%左右，徹底改變了1994年以前那種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中央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得以加強。但中央財力狀況好轉主要由財政債務收入的增加支撐，而不是稅收收入增加的結果（注：雖然中國當前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但財政的債務收入使得中央財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來源，故而使其收支狀況得以改善。）。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至今尚沒有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權，故而國債收入自然而然就構成中央財政收入，并成為其財政支出的重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國金融機構為什么會出現日漸擴大的、正的存貸差以及中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國債實際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低風險性，在當前國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銀行貸款責任約束機制加強的前情形下，銀行部門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債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銀行存貸差加大的背后，則是銀行部門的有價證券資產的增加。據統計，1995年，金融機構購買債券余額為3064.2億元，到了1999年，金融機構有價證券和投資的余額為12505.8億元，為1995年的4.08倍。可見，中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該如何協調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筆者一直認為，赤字財政政策就如同運動員所服用的"興奮劑"，拉動經濟增長的成效固然顯著，但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否則，財政赤字貨幣化和"滯漲"現象的發生必將是難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財政不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順差逐年擴大，由1994年1152.07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億元。但是地方財政卻在1994年之后赤字驟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億元，中國財政赤字也在最近幾年快速增長。可見，中國財政赤字的主要源頭是地方財政而非中央財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擁有債券發行權而地方沒有，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中央財政收入1994年以來所占的比重始終在50%左右，而中央財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來卻逐年下降，1994年以來一直徘徊在30%左右；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來已經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是逐年上升，1994以來一直徘徊在70%左右，這種顯著的不對稱已經使得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尤其是鄉級財政處境極度困難，出現嚴重赤字也就在所難免。

（二）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

財政穩定這一概念包含3重含義：（1）政府如果能夠長期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則政府財政處于穩定狀態；（2）盡管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卻能通過發行國債為赤字財政融資，則政府財政依然可以說處于穩定狀態；（3）如果在經濟中存在一種機制，當財政脫離穩定狀態之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財政狀況恢復或趨于穩定狀態，則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可以說是穩定的（余永定，2000）。可見，財政穩定的核心內涵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不需要通過貨幣的財政發行而能夠保持財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國財政總體狀況不容樂觀，盡管1994年之后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國的財政赤字狀況明顯惡化。財政赤字增長過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所致，這說明中國當前的分稅制的財政制度與現行的5級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內在的不協調，突出地表現為各級政府的事權與其財權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其次，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一直占有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幾年在精簡機構、節儉開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卻一直在12.50%徘徊，始終處于中國改革以來的最高水平，這表明中國政府近年來的精簡機構改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功。第三，從債務依存度來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前，中國財政的債務依存度一直都比較低，從沒有超過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債務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債務依存度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兩年已經達到30%左右，這一方面表明中國的分稅制改革并沒有提高稅收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分稅制改革是否成功現在還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財政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主導。如果債務依存度過高，最不利的影響則是可能誘發利息率的提高，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債務依存度，同時還寄希望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國債的發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稅率，而平均稅率的提高則會抑制企業與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見，債務依存度的提高，則會迫使政府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過度舉債。第四，再從償債率來看，中國的償債率自1994年以來，同樣也是居高不下，近兩年已經超過了30%.償債率升高則意味著在既定財政支出條件下國家的自主性支出減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稅制條件下，舉債可能是其最佳的選擇。這也就是說，償債率越高，政府增加發行國債的壓力也就越大，財政赤字狀況也將會更加惡化，最終可能將導致財政赤字貨幣發行。據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的2002年的財政預算報告，2002年中國預算赤字將高達3098億元，相比2001年的2598億元將增長19.24%，超過GDP 的3%，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后第一次逾越國際公認的赤字警戒線。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盡管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有所上升（注：據統計，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1998年為14.2%，1999年為15.9%，2000年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發展中國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時，中國財政尚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不穩定，尤其在當前經濟緊縮的形勢下，中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增加舉債的壓力，中國財政赤字存在著進一步惡化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間，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率平均為20%左右，但是在這一期間中國GDP 的增長一直是一位數。以20%左右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超過高速增長的財政赤字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這是否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值得人們深思！如果再考慮到政府需承擔的銀行國有不良資產、社保資金等隱性負債，中國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可見，實現財政穩定是金融市場化改革首先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三、中國現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盡管中國的GNP 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但是國家財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卻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并且除個別年份之外，絕大多數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呈逐年擴大之態勢（見圖2）。據統計，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財政赤字卻由1978年的-356.35億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億元。

前文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方程1和圖3可知，中國貨幣供給量（）與財政赤字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這意味著財政赤字每增加1億元，中國貨幣供給量就會相應地增加30.95億元，可見，中國存在較為嚴重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問題。但是，中國在財政赤字和貨幣供給量"雙增"的情況下，中國的零售物價指數并沒有隨之出現上漲的趨勢，反而呈現出下滑的態勢（見圖2），中國的物價水平與財政赤字、貨幣供給量（）之間并沒有出現理論上那種相關性，麥金農（1997）將中國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的現象稱為"中國之謎".麥金農（1997）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最重要的是擁有可以控制的國家銀行體系，中國政府通過國家銀行體系向非銀行公眾借入公開的或隱蔽的債務彌補財政赤字，實現了非通脹融資。但是"中國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地依賴于如此嚴重的借款，因為居民已經不再是'低貨幣化的'了，并且中國的/GNP也不可能會升到無限高"."當居民流動資產與收入的比例過了高峰，甚至在這之前，如果國有部門繼續借入，就可能發生金融危機"."解決的辦法在經濟上是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必須很快建立一個能夠直接對所有工業——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農業部門征稅的內部稅收機構"（麥金農，1997）。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

自1992年，中國資本國際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流入中國的國外資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長，至1997年底，中國累計利用外資3479.4億美元，其中，國際直接投資2201.8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1999）。大量的資本流入，不僅可以彌補中國國內資本的不足，同時也帶來了國外的先進的技術、知識、管理和制度，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在流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資本外逃現象也比較嚴重，據估計，在1992～1996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875.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75億美元（李揚，1998）；在1994～1998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1966億美元，平均每年為393億美元（俞喬，1999）。在中國的"外資內流"和"內資外流"這一似乎矛盾的現象之背后，則是中國現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的外在表現。"內資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貶值預期和投資信心動搖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國經濟開始處于周期性下滑階段，1997年之后，通貨緊縮趨勢加劇，財政赤字擴大，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從而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影響了其預期；另一方面，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受沖擊的國家的匯率開始大幅度貶值，而中國政府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保持不變，這反而加重投資者的顧慮，貶值預期也隨之加重與擴散。兩種因素相互作用，最終導致和加速了國內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流出。據宋文兵（1999）測算，在1997年，中國資本外逃總額達到474.41億美元，超過同期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國際資本（當年為453億美元）。此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過渡性"的資本外逃（宋文兵，1999），這種資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內外資所享受的政策優惠不同所致，通過"迂回投資"方式以獲得外資投資的各種優惠政策。當然，也不可否認，非法收入的資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國"內資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中國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貨幣替代現象。據統計，截至2001年末，中國境內中資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1348.8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5.2%，全年各項存款累計比上年增加61.2億美元。企業外匯存款余額為452.9億美元；其中，企業活期外匯存款為157.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18.3億美元，同比多增15.4億美元。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815.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11.8%，全年累計新增82.4億美元；其中，定期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739.1億美元，占全部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的比重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億美元。盡管F/D指標和F/指標均顯示中國的貨幣替代程度整體水平較低（F/D ≤14%，F/≤7%）（王國松、張鵬，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顧慮，中國的貨幣替代不是以狹義貨幣間替代為主，而是以準貨幣間替代為主，即存款貨幣之間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幣替代本幣的職能，在中國境內主要是貯藏職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職能替代，這說明形成中國貨幣替代的主要原因還是規避匯率風險，也就是說，匯率風險是中國外幣資產需求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濟穩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中國財政穩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指出，實現財政穩定是中國今后經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省（市）級政府與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行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財政穩定。

（一）實行制度創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是縣鄉（鎮）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獨享的稅基，使得其財政收入失去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地縮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自1985年之后，中國稅收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1985年稅收收入所占的比重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經降到70.47%；而與此同時，財政的債務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卻呈現逐年攀升的態勢，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見圖4）。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濟緊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法人員的執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行的支付體系不發達、公眾偏愛現金支付以及現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行統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GDP 的比重尚在安全線以內，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財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占GDP 的比重為16.3%.從上述指標來看，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間。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緊縮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而是一種經濟結構不協調和各種有關居民的收入、就業、養老、醫療、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內同時出臺共同作用的結果，故而那種寄希望于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解決當前的經濟緊縮問題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會積累資金不變的條件下，政府舉債的增加則意味著社會公眾可支配的積累資金減少，財政的"擠出效應"是必然的。其次，從資金使用效率來看，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政府的資金使用效率遠遠低于社會公眾的資金使用效率，這已為學術界的共識。第三，中國已經加入WTO ，降低關稅已經成為必然，這意味著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將有所減緩。目前中國的債務依存度和財政赤字率都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將增加政府的還本付息的債務負擔，同時也意味著政府自主性支出的減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夠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終的結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樣，舉債規模日趨擴大、財政赤字也日趨惡化，財政赤字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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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財政金融理論范文

 

一、引言

 

縣域經濟，是以縣級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以縣級政權為調控主體，以市場為導向，優化配置資源，具有地理特色和功能完備的區域經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產業升級逐步推進，產業由東部發達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轉移。縣域作為產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對成功承接產業轉移，實現國民經濟的優化升級具有重要意義。財政金融政策作為縣域企業融資的重要政策保證，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06年11月，重慶市提出了“一圈兩翼”的區域發展戰略，同時也為重慶市縣域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在重慶市“一圈兩翼”的布局中，以渝中區、渝北區、榮昌縣和潼南縣四個地方作為“一小時經濟圈”的主要研究區縣，以萬州區、豐都縣和開縣三個地方為主要研究的“渝東北翼”和黔江區和彭水縣為主要研究區縣的“渝東南翼”，研究其各自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的發展對促進本地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當下是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關鍵階段，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這一宏偉目標，是一個高水平、高標準和發展相對平衡的小康。這些要求需要我們縣域層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度發達。縣域經濟的發展也要與時俱進，實現現代化和都市化以更好的協調整個重慶市經濟的繁榮高速發展和各地區經濟的總體增長。而這上面所提到的成功實現離不開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區縣經濟的支持和扶持。同時縣域經濟又具有十分典型的地方特色，因此縣域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離不開這些特色經濟的發展。所以，在發展縣域經濟時也更應當把發展本區縣特色經濟政策與財政金融政策有機結合起來。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

 

(一)文獻回顧

 

在統籌城鄉的大背景下研究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無論是國外學者還是國內學者對之研究都相對較少。且在對這方面的所有研究領域中又大多是關于財政政策對縣域經濟的關系研究，所以較之本文的一個研究內容上的創新點就是本文既研究了財政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又研究了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作用對縣域經濟的發展進行研究。卓國慶(2008)認為，縣域經濟的發展應當按照公共財政取向支持發展和壯大縣域經濟。他強調按照公共財政的取向支持發展壯大縣域經濟，但未對公共金融的價值取向做闡述，而且價值取向問題是一個客觀問題，其影響是共同的，在研究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時不具有差別研究的作用。

 

縣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和政權建設中處于重要位置，其發展壯大有賴于高效便捷且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姬伐柯·2008)，他主要是運用公共管理學理論和公共政策理論，以及相關的縣域經濟、公共財政、貨幣政策等理論及其研究方法為指導，主要從理論上分析了我國縣域經濟發展滯后制度基礎。劉家凱、楊若召(2008)結合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的共同作用研究其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怎樣有效的促進財政政策與縣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的過程中首次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作為一個共同作用作為研究。

 

另外在他之后，其他省份也相繼出現有關于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發展關系類文章。郭翔宇(2004)，將縣域經濟的理論思考、縣域經濟的發展的實踐探索和城鄉統籌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一個很好地基礎，本文將繼續研究在統籌城鄉的大背景下來研究財政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發展——以重慶市為例。楊花英(2010)是以海南為例對財政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進行了研究。他主要是通過財政金融政策與民族地區特色產業經濟相結合的發展模式來發展縣域經濟，這一點與本文的研究十分相像。前者可以作為東部發達地區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發展關系極好的素材，后者可以作為西南地區等落后地區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發展關系的一個典例，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在研究財政政策與縣域經濟的發展——以重慶市為例，是結合西南地區的區域特點和重慶市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的。

 

(二)研究假說

 

通過對重慶市“一圈兩翼”中以渝中區、渝北區、榮昌縣和潼南縣四個地方作為“一小時經濟圈”的主要研究區縣，以萬州區、豐都縣和開縣三個地方為主要研究的“渝東北翼”和以黔江區和彭水縣為主要研究區縣的“渝東南翼”九個區縣進行實證研究。將這九個區縣當地特色經濟發展狀況與財政金融政策相結合以及其他因素的總和對GDP的影響，并從這九個區縣經濟發展與財政金融政策中總結出財政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總結出并發現規律。

 

重慶作為西南片區的重點建設城市和直轄市之一，有著其十分突出的地方特色。在重慶市的38個區縣的經濟增長過程中，財政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對各區縣經濟的增長起最主要的推動作用。雖然在一些地區財政政策作用表現更明顯，在另一些地區金融政策表現更明顯，但總之財政金融的共同作用對經濟的增長起最主要作用，且影響都是同向遞增的。在探究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雙重影響下九個地區經濟的發展的狀況，并以這九個地區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規律加以借鑒并運用于重慶市其他各區縣，將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結合起來找出一條促進重慶市縣域經濟發展的特色道路。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自重慶市統計年鑒(2000～2011)。并從重慶市38個區縣中選取了渝中區、渝北區、榮昌縣、潼南縣、萬州區、豐都縣、開縣、黔江和彭水九個區縣，選取年限是2000～2011(因2012年各地區統計數據還未統計結束)12年各自的GDP、FIN、SAV、AGR和INV 5個經濟指標，其中部分地區的部分數據來自當地政府工作報告。本文一共選取了540(>30)個數據，因此屬于大樣本數據，符合選取數據的科學性原則。

 

(二)研究設計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計量經濟模型的分析研究方法，運用統計學的方法和Eviews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和處理，并從實證的角度來研究對象并總結規律。

 

(2)變量說明(單位均是億元)。1)自變量：FIN、SAV、AGR、INV。2)因變量：GDP。

 

(3)變量的處理。由于重慶市統計年鑒和地方政府報告的數據所保留位數不統一，我們在選取數據時統一保留到小數點后兩位。且在選取后的數據進行檢查時，都會保證數據的R-squared盡量無限接近于1，幾乎所有的檢驗數據結果都會在介于0.8～0.9之間，與此同時保證所選取數據的Prob(F-statistic)小于0.01.

 

四、實證研究

 

(一)經濟模型的建立

 

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在研究縣域經濟發展時主要是研究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GDP的影響，同時橫向選取農業、固定資產投資作為對比變量研究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對GDP增長的方向和程度。滿足以下關系式：

 

國民生產總值等于常數量、財政、金融、農業、固定資產投資的總和

 

即：GDP=a+bFIN+cSAV+dAGR+eINV

 

兩邊同時取對數得：ln Y=b ln FIN+c ln SAV +d ln AGR +e ln INV

 

(其中Y：國民生產總值GDP，FIN：財政收入，SAV：金融存款余額，AGR：農業，收入INV：固定資產投資，a：影響GDP的所有常量的和，b：財政收入系數，c：金融存款余額系數，d：農業收入系數，f：固定資產投資系數)

 

另外，財政有收支兩個方面、金融也有收支兩個方面的內容。本論文主要從財政的收和金融的收層面進行研究分析。財政政策的作用大小在本論文中換算成經濟指標即財政收入的多少，金融政策的作用大小也是通過量化金融收入的形式來研究的。所以本文的財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就轉化到財政金融等量化上的研究中去。

 

(二)數據的檢驗

 

(解釋：這些都是對這九個地區2000～2012年所取各數據的variable值的檢驗，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其值都是有效且正確的。)

 

(三)結果分析

 

(1)圖表分析

 

1)九個區縣GDP縱向比較分析

 

圖1

 

(圖1通過對這九個區縣GDP縱向比較分析，可以看出榮昌縣、潼南縣、豐都縣、開縣、黔江區和彭水縣從2000～2011年GDP一直呈上升趨勢，但上升很緩慢。而渝中區、渝北區和萬州區這三個地方GDP的上升比較明顯，且渝中區由于地方原因在2005年突然GDOP上升。但所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都不大，總體上呈上升趨勢。

 

2)九個區縣財政收入(FIN)縱向比較分析

 

圖2

 

(圖2通過對九個區縣財政收入的縱向分析，可以看出從2000～2006各地區財政收入增長緩慢，但從2007～2011，由于2006年的統籌城鄉計劃實施后這些地方財政收入得到顯著上升，其中渝北區變現更加顯著。這說明結合區縣當地的實際情況，財政政策的有力實施可以提高當地的經濟總量，且財政政策對他們的影響是一致同向正相關關系。)

 

3)九個區縣金融存款余額(SAV)縱向比較分析

 

圖3

 

(從圖3可以看出金融存款余額從2000～2007各區縣都呈上升趨勢，但到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出現轉折有所下降，但2009年得到回升，且從2009～2011年一直呈上升趨勢，且金融政策對渝中區和渝北區這兩個地方影響更加明顯。)

 

(2)線性分析(以萬州區為例研究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業收入對GDP的影響)

 

圖4

 

(橫軸表示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金融存款余額和農業收入。縱軸表示GDP，在相同的時間年段內，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起著穩定的推動作用，兩者結合共同作用促進縣域經濟的增長。而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業由于易受環境變化的影響，故，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業對縣域經濟的增長不起決定性影響。)

 

(3)數據的代入

 

通過數據的代入，觀察規律可以看出：

 

1)當經濟指標因為突然原因而發生下降變化時，軟件EQUATION計算得出其前的系數就為負數。2)當經濟指標逐漸變少，且不斷趨近于0時，其前的系數也將變為0。3)財政政策系數a介于大于0，且介于0～1之間，前提是在環境不發生重大改變時。4)金融存款余額系數b大于0，且介于0～2之間，前提是在環境不發生重大改變時。5)農業收入系數d和固定資產投資系數e其變化是相當不穩定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財政收入系數和金融存款余額系數都在相對確定和穩定的范圍內，故其影響與經濟增長的方向是一致的，且其最主要的推動作用。而農業收入系數和固定資產投資系數都是不斷變化著的，所以農業和固定資產投資等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影響是相對較小的。

 

五、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機制與模式

 

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作為調節國民經濟的重要手段，是各級政府加強宏觀調控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按照公共財政和國家金融價值取向，運用財政政策工具和貨幣(金融)政策工具，促進縣域經濟健康發展，是縣級政府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及其制度安排中重要的內容。2006年以前，由于金融機構樹立了“以效益為目標”的經營理念，對縣域經濟的發展缺乏動力和主動性的支持并嚴重阻礙了縣域經濟的發展。2006年后，統籌城鄉戰略的提出，國家開始更加注重區域發展中的縣域經濟發展問題。

 

金融機構開始發揮其對縣域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經濟產業農業和中小民營企業以及開始重視信貸制度的完善過程同時也間接地為財政政策提供支撐和幫助。因此，縣域經濟發展應當充分借助財政政策支持來發展并壯大縣域經濟。此外，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直接決定著縣級公共財政的建立和保障能力，雄厚的財政實力又為縣域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經濟環境。

 

在促進縣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由于財政與金融(銀行)在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這就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配合運用。如果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會產生碰撞與摩擦，彼此抵消力量，從而減弱宏觀調控的效應和力度，也難以實現預期的調控目標，阻礙縣域經濟的發展。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由如下機制和模式：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配合作用。各區縣可以通過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來增加社會的總需求與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擴大貨幣供給規模，從而刺激縣域經濟的增長和擴大。

 

(2)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區縣可以通過抑制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過旺和通貨膨脹來保持適度的經濟的增長。

 

(3)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區縣可以通過刺激需求與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在盡可能地避免通過膨脹的同時保持經濟適度增長。

 

總之，運用穩健財政政策保證適度經濟增長，運用穩健金融政策保證適度貨幣供應既利于遏制通貨緊縮的趨勢，又可以避免通貨膨脹死灰復燃，來保持并促進縣域經濟穩定較快增長。

 

促進縣域經濟增長的模式就是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配合使用，這樣既可以克服財政政策自身的不利因素，又可以完善金融政策自身的限制因素。雖然不同的區縣經濟發展的具體機制和模式以及區域特征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說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是按照這樣一種機制和模式進行的。一方面，財政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是起推動且是主要推動作用的，而且在一定范圍內，財政政策作用力度越大，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越快。另一方面，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也是起促進作用且是主要推動作用的，在一定范圍內，金融政策實施越好，縣域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越好。此外，在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的協調配合作用下，縣域經濟的發展將會更加健康、平衡、快速地。

 

六、研究結論及其展望

 

(1)研究結論。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利于更好地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更好地實現統籌城鄉的區域計劃，有利于更好地縮短發展不平衡的差距，有利于更好地實現全面小康這一宏偉目標。在統籌城鄉的大背景下，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起著關鍵性的推動作用。而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僅在各自獨立的情況下對縣域經濟的發展起著促進作用，而且當兩者配合作用時對縣域經濟的增長作用更加明顯。由此可見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時起關鍵性作用的，且其影響是同向正比的關系。結合九個區縣各自當地自身特點和實際情況，在財政金融政策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力度上是不同的而且其對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偏向程度也是不同的。

 

比如相對比較發達的渝北區與相對比較落后的潼南縣，它們同是一小時經濟圈的區域規劃城市，但兩者經濟的發展對財政金融政策的依賴程度卻大不同。在促進渝北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金融政策起著最關鍵性地作用，但財政政策依然起著關鍵性作用。對潼南縣而言，則是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共同配合促進當地縣域經濟的增長。但是，不同的區縣財政金融政策對其經濟的發展影響具體程度是不同的。這一規律也同樣適用于重慶市其他28個區縣。

 

(2)研究展望。以往在縣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財政政策總是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同時又滋生了更多的經濟膨脹和持續混亂的現象，這些現象都或直接或間接地阻礙著縣域經濟的發展。所以金融政策可以幫助區縣一定程度上掃清這些障礙并促進縣域經濟的健康、平衡和快速發展。甚至在某些情境下，發揮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兩者共同的作用會更好，更快地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未來社會經濟會更加高速的發展，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因素也會越來越多，而且也會隨著社會化、信息化、市場化而更加的復雜多變。所以，了解并運用好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財政金融政策的配合使用對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非常重要。只有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財政金融政策在縣域經濟發展方面的不斷實踐和與不斷適應時代要求的理論和思想相結合，縣域經濟才會更加的發展和發達。

 

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開辟和發展具有特色的縣域經濟發展之路來，使重慶市縣域經濟發展更加具有特色和穩定性。

第3篇：財政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都市農業；財政與金融；支持；需求

中圖分類號：F832.35 文獻標識碼：A DOI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3.11.006

天津 作為沿海大都市，經濟發展走在全國前列，得天獨厚的地理區位優勢為其快速發展注入了極大的拓展空間和活力，其都市農業發展的活力亦是內地農業無法比擬的。天津沿海都市型現代農業是依托于大都市，服務于大都市，遵從大都市發展戰略，以與城市統籌和諧發展為目標，以城市需求為導向，以現代技術為特征，具有生產、生態、生活等多功能性和知識、技術、資本高度密集特點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快速運轉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它既有沿海都市對都市農業的依賴性，又有都市農業對沿海都市的依存性。其都市農業的快速、持續、穩定發展，迫切需要多部門的合力支持，需要財政、金融部門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構建多部門支農的長效機制。但是，天津對于財政金融支持都市農業發展研究還不夠深入、具體，沒有提出建立財政與金融相互協調的機制，而都市農業的發展，恰恰需要財政金融互相適應，形成合力，共同支持現代農業發展。因此，筆者在調研活動中開展了天津市農戶、農業園區、農業管理部門等各類現代農業主體的問卷調查、抽樣調查和實地調研，旨在探討天津都市農業發展對財政、金融支持的需求特征，為財政、金融支農提供遵循。

1 需求主體——農戶的需求分析

都市農業發展的主力軍-農戶的調研是此次調查的重點。通過對280份農戶調查資料分析表明，百分之百的農戶普遍認為當前農業生產效益比較低，急需政府給予各個方面的大力支持。

1.1 迫切期待政府出臺多種農業財政補貼政策

近年來，由于農業生產物資市場價格上漲，導致農民生產投入成本持續走高，但是農產品低端市場價格并未相應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明顯受挫，因此，農戶們迫切期待政府出臺多種補貼政策，是他們盡快能得到社會的平均收益。調查中，80%以上的農戶希望接受直接生產補貼，如農資（水電、化肥、農藥、薄膜等）綜合直補、農機購置直補、良種應用直補、糧食直補、環保直補等。

1.2 迫切需要農業金融保險的支持

近些年，自然災害頻發，加之市場波動大，投入高，農產品產量和收益也不一定高。60%以上的農戶認為金融部門的農業保險公司應給予農村大力支持，政府出臺政策大力支持這些公司，讓農戶生產無憂，收入穩定增長。但是農業保險公司的服務范圍、規模小成為制約因素。

1.3 農田基本建設是都市農業生產的基礎

農田基本建設是正常農業生產的基礎，水是農業生產的命脈。90%以上的農戶指出農業用水井保障程度需要提高，水井需要日常維護。同時，農戶也抱怨生產水電費用太高。近些年，小麥播種面積萎縮，與農業水電費用過高有著直接的關系。另外，50%的農戶提出農田的道路需要整修，零散地塊需要合并等問題。

1.4 迫切需要農業技術支持

現代農民的技術需求再近些年越來越高，他們迫切需要政府給予農民教育的大力支持。有相當一部分受訪者表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調查中筆者發現，農民對農業技術、農業教育市場需求表現出以下特征。

1.4.1 對農業技術需求的多樣性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各業蓬勃發展，特別是隨著科技興農戰略的貫徹與實施，廣大農民學科學，用科學的熱情空前高漲，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調查顯示，在現行政策下，近80%的被調查者認為依靠科技進步是農民致富，發展生產的最主要因素，表現出對農業技術多樣化全面增長的需求。對學校開設的專業最受歡迎的是土壤農業化學、高效作物栽培、植物保護、企業經營管理、農產品加工等專業，占被調查者的80%。90%以上被調查者認為，農業教育學校應該面向農村培養各方面的實用型專業人才。在農村，由于生產的季節性和農民自身的隨意性，可以從事多種行業，表現出對行業技術的多樣化需求，如家電維修、民用建筑、園藝栽培、農村電氣化、養殖種植等技術，但仍以大農業為主。需要種植業方面的人占50%，畜牧養殖業方面占30%，其他方面僅占20%左右。

1.4.2 對農業技術教育需求的多層次性 調查顯示，農民迫切希望接受農業技術再教育，并且絕大多數人都有自己的打算，所占比重高達95%，表明了農村教育市場的廣闊性。其中，在學歷層次的需求上，希望參加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農戶占被調查者人數的40%，其次為參加農村實用技術培訓的，占32%，希望參加中等學歷教育的僅占15%，明顯低于希望參加實用技術培訓的人數。在農業技術層次的需求上，同樣也表現出多層次，其中以需要“有關名、優、特、新技術知識”為最多，占45%，其次分別為最新農業科技成果和農業信息。不容忽視的是：一些地區農民技術基礎較差，現有技術水平不高，更需要一般普及型的技術知識，其比重仍達25%。在農業技術類別的需求上，農民更需要多方面的革新，新技術、新工藝、新品種、新材料、現代農業經營管理以及現代化生產設備等，都是農民需要革新的對象。尤以新技術、新品種最受歡迎，分別占50%和40%；同時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有32%的被調查者希望采用農業現代化生產設備，改善農業作業條件。

1.4.3 對農業技術需要講求實際、實用、實效和可操作性 農業教育學校面向農村開展學歷教育，使許多農民子弟以及農民個人取得了中專、大專畢業文憑。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廣大農民更需要用真才實學去闖市場，更側重于實際技能的學習，重視能力，但對學歷卻不十分重視。此次調查中，重視農業教育培養實際技能，獲得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的人員占45%。對于參加理論學習、技能鑒定考核，可獲得學歷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也有35%以上的人表示不感興趣。隨著農村科技水平的提高，農民對培訓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多。有55%的被調查者表示希望各級專家到培訓班授課，傳播農業技術知識，也有42%的被調查者愿意走出去進行跨地區參觀學習。對培訓方式，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聽錄音、看錄像或收看電視臺播出的技術講座或學習技術資料、明白書等形式雖能起到一定的技術作用，但可操作性差，發現問題無處咨詢；而送技術下鄉，現場指導或者多種方式綜合運用等形式最受歡迎，占被調查者的95%。在培訓時間上，多數人希望培訓時間不宜過長，半天到一天的時間較適宜。培訓季節最好安排在農閑季節和根據農業生產技術需要隨季節安排。對于技術培訓的地點，98%以上的被調查者愿意設在鄉村，以方便農民參加學習。

1.4.4 農民學習農業知識的目的性強 為掌握技術發展農業生產，發家致富或更新知識，勝任本職業務的占絕大多數；為擴大本人尋找職業的能力機會和解決學歷、職稱的分別占15%和20%。取得文憑后，計劃到鄉村企業尋找就業的占13%，計劃爭取招工招干的占12%，計劃進入勞動力市場約占9%，計劃從事商業營銷的占8%。這種學習的明確目的，成為農民渴求農業職業教育的內在動力。農戶對技術、教育的需求也反映了他們需要政府和社會的財政投入的現狀。

2 需求主體——農業園區的需求分析

農業園區是農村土地規模化、農業技術集約化、農業資源利用高效化、農業生產風險減低化、農業企業工人（農戶）組織化、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化等特征集于一體的都市農業發展模式，是加速都市農業發展的引領者。筆者通過對20家農業園區的調查，他們均認為政府需要加大這些農業園區的政策扶持。如土地承包、項目貸款貼息、風險擔保、技術共享等。農業園區將大量農業發展資金投入到農業生產中，所產生的綜合收益要遠遠高于獨家單戶分散經營式的生產方式。因此，政府財政部門、金融部門應該大力支持這些農業企業的發展，農業企業對財政金融的需求不容忽視。

3 需求主體——農業管理部門的需求分析

農業管理部門應在推進都市農業進程、繁榮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方面，考慮對財政金融支農的需求時會更加全面、合理。基于此，筆者對各區縣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天津市農業技術推廣站、天津市土壤肥料工作站等部門進行了采訪調研。這些部門普遍認為當前農業投入比重太低，急需加大財政投入。投入結構的不合理，投入總量的不足，導致了事業費用外的投入下降，農業科技和農業教育投入比重較低，農業技術成果轉化經費不足。同時，由于配套措施不到位，投入效率不高。另外，70%的受訪部門指出，財政支農機制和金融支農機制需要改革，尤其二者的結合是今后機制創新的方向。

4 相應對策建議

4.1 不斷加大財政金融支農規模與力度

天津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的要求很好，對社會資金的需求較傳統農業省市更高。需要建立政府財政金融持續加大投入、社會力量廣泛參與以及農民積極籌資、投勞的多元化投入模式，不斷加大支農的規模與力度。

4.2 財政與金融機構、部門統籌協調

天津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需要的巨額資金以及政府財政部門和金融體系部門的全力支持。政府財政資金主要以引導為主，助推金融資金流向農村，金融支農應該成為主體。因此，財政部門需要與商業性金融機構、對策性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農村擔保公司、農業保險公司等金融部門統籌合作，保障支農資金及時到位。

4.3 支農結構逐步優化

支農資金對天津都市型現代農業的發展推動作用如何，要看支農資金支出結構的優化程度。主要做到：發展高科技農業是現代化農業發展的方向，金融和財政部門要合力扶持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以實現科技興農；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農業教育科研等公共產品的投入；調整財政支農資金使用結構，把財政支農資金更多地用在支持農業規模經營、實現農業產業化和加強農村勞動力培訓與轉移等方面上來，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在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和改變農村面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4.4 逐步提高支農效率

天津市財政、金融支農資金使用效率與北京和上海相比，仍然偏低。提高支農效率，實現財政、金融、“三農”合贏是支農持續、長效發展的必然選擇。

4.5 科學完善支農補貼方式

目前，天津市對農業補貼方式主要有減免農業稅、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補貼、糧食最低收購價制度等，并且大部分補貼集中于流通領域。但減少流通環節的價格支持，加大對農民收入直接補貼力度是總趨勢。在今后的支農過程中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民收入的直接支持力度。

4.6 財政金融支農制度化、法制化

一方面，逐步建立法制化財政支農政策體系，制定支農資金使用管理辦法；另一方面，依法規范各農村金融機構的支農職能，加快建立依法規范政府主導的農業保險體系。

5 結 語

通過天津市都市農業發展對財政金融支持需求的調研分析可以看出，不論是農戶，還是農業園區、農業管理部門均表現出都市農業的發展急需財政金融的大力支持。但是，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的力度還不夠。今后，探索二者合力支農的機制是必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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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財政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財政金融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前言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國務院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創新之處，同時也是進行國際競爭的重要手段和選擇，是適應我國市場經濟常態發展的必然選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對相應的基礎性制度實施改革。我國現今處于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時期，通過對基礎性制度進行改革能夠保證我國經濟發展環境，因此，需要國家進行穩定財政金融政策制定，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實施，保證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一、供給側改革的內涵

一般來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對本源發展進行的創新，以及制度的供給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新興的發展體制，其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突破經濟的發展滯后問題，大幅度增加紅利。其中具體的表現是進行供給角度強調，進行有效的結構性質優化發展，從而實現供給宏觀調控力度的增加。我國目前經濟在進行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保持著穩定的發展速度，但是還存在著較多的結構性問題，因此，對于經濟發展不平衡調整是實現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在進行相應平衡性問題的調整過程中，還需要對生產潛力進行刺激，從而實現激發生產動力的發展目標，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短板的快速發展。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原因

目前我國供需關系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失衡，“供需錯位”等，這些營銷因素對于我國經濟發展來說有著嚴重的負面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大部分以來拉動投資、消費以及出口的方式進行穩定經濟增長發展，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實現短期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長期發展會導致出現很多的經濟遺留問題，需要進行相應經濟政策調整，保證經濟能夠穩定的發展。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主要是實現降低企業制度易成本的發展目標，其發展成本主要融資、社保成本等，通過對企業經營成本的降低能夠進一步實現提升要素生產率的發展目標。具體是建立產品優化機制，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同時還能夠對相應的資源進行優化和重組，提升經濟的整體發展效率。另外就是要進一步推進企業所有制的改革發展，積極引入企業激勵機制，樹立企業產權和品牌意識，為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最終實現企業穩定發展的目標。目前，我國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供給側結構對經濟發展模式進行改革發展，過去，我國針對市場發展主要事實的是管理政策，導致了整個市場債務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市場通貨膨脹現象十分嚴重，因此，針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長期管理的不良后果問題，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結構調整實施。

四、財政金融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財政貨幣政策是國家針對市場進行調整的重要宏觀調控政策，在進行相應財政貨幣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對市場貨幣供給進行穩定發展，最大限度的減少財政赤字現象，從而保證我國能夠減少通貨膨脹帶來的發展壓力。

（二）財稅體制

針對供給側的改革問題來說，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進行相關稅費的收費標準改革和調整，企業的稅收標準主要是根據企業的實際經濟效益進行收取，但是，對于部分的企業發展來說，高額的稅費為企業的發展帶來了較大的壓力，導致其經營成本提升，影響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對于財稅金融政策來說，則是需要重點致力于進行稅收體制改革發展，進一步加大對稅收的減免力度，大幅度增加相應的優惠政策，保證中小企業以及科技創新企業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三）減產能，進一步促進企業重組

通過對企業進行減少過量產能的發展方式，能夠有效的促進企業在管理體制、經濟發展方針方面進行有效的提升發展，同時我國目前市場中出現嚴重的供需不足和供求不足兩個重要的問題，對于常態產品的企業生產來說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縮減生產，積極進行創新發展，對于供求不足的產業來說，則是需要進一步加大創新發展投資，打入市場，通過技術獲得更多的市場。

總結

現今，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進步，我國的經濟開始進入的新常態發展階段，本文主要是通過讀供給側改革的內涵以及供給側改革的實施動力、供給側改革的內容進行深入的闡述，最終對財政金融政策主力供給側結構進行科學化的改革發展。（作者單位：遼寧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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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財政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財政制度；金融制度；商業金融；資源型經濟

中圖分類號：F830；F810

一、問題的提出

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要解決的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體。財政制度是政府行為的代表，也是政府主觀意愿的表達，又是政府職能的表現形式，是實現公平的主要途徑之一。而金融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愈來愈明顯，由金融業內部個別子系統危機擴散到金融整個系統，進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蔓延至金融系統之外的實體經濟，最終引起更大范圍經濟危機的現實提醒著人類，金融經濟化、金融全球化勢不可擋。“無效或者低效的經濟就是無效或低效的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果，不合理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實際是不合理的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果。” ①金融要素漸漸成為經濟效率的提供者和裁判員。資源型經濟的轉型，不僅需要財政制度提供公平環境，更需要金融資源提供效率因素。

二、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理論與實踐

本部分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

傳統意義上的財政金融協調，是集中于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研究，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工具，二者具有不同的調控手段和效應，在現實操作中也很難明確區分開來。貨幣政策是由中央銀行指定并且施行的，針對貨幣運動本身，以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等作為政策目標，進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作用。而財政政策是由政府決策，是政府意志的直接體現，其調控的對象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過程，以改變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數量和結構，財政政策的實施是從政府收支兩個方向來實現的，稅收、基金、轉移支付和補貼政策是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進而對社會財富進行調節和配置的活動。

從凱恩斯主義的新古典經濟學伊始，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對有效性進行了長期的討論。長期的實踐證明，財政政策在抑制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方面比貨幣政策更能為有效；而對于抑制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貨幣政策便顯現出更大的效果。就像貨幣主義代表弗里德曼所說：“貨幣政策是一根繩索，你可以拉它中止通貨膨脹，卻不能推它以防止衰退。”

從中國的實踐來看，計劃經濟時期，財政一支獨大，貨幣政策只是作為財政的一種信貸安排，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很差，金融制度建設也極其落后，但是不得不說，就算是在這樣的經濟體制下，信貸政策依然是金融發揮效力的重要手段。改革開放至今，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作為獨立法人資格的金融機構的成立，金融市場規則、法律法規逐漸完善，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越來越強。然而，財政雖然逐漸從經濟的參與者變成了經濟規則的制定者，但是，財政政策的重要性在特定時期仍然是有效的。比如，1997年有效需求不足誘發的經濟增長緩慢與失業嚴重問題，從最初發現貨幣政策調節的局限性，到及時啟動財政政策作為拉動經濟的主力，是協調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踐證明。

（二）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運用，是西方經濟學政府干預行為的理論支撐，也是近年來世界各國宏觀調控的基本依據。正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斯所說，“技術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人們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么人類社會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作為更為寬泛概念的金融制度資源，是金融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之間的協調性，是相對節約交易費用，決定制度效能的關鍵要素。

財政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以稅收制度、轉移支付制度和財政補貼相聯系的制度總和。財政制度的功能，是以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為主，無論是稅收制度調節收入分配，還是轉移支付制度調節中央與地方、區域之間平衡發展，以及專項基金、財政補貼等，都是用某一種特定手段對現有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過程，是為縮小區域之間、社會民眾之間的貧富差距而服務的，財政制度本身并不會直接增加國民收入的總量，也不參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財政直接投資于關系國計民生和基礎建設的項目，會創造國民收入，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政府投資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政府逐漸退出市場領域，運用間接手段調節經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可見，財政制度的設立，是為社會提供公平環境的，在效率領域，財政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金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因素，已經是被大量理論和實踐證明了的客觀規律。隨著金融發展理論的不斷完善，以及以其為指導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印證了金融已然成為經濟發展內在動力的事實。根據金融資源理論的界定，金融資源從層次上劃分為貨幣資源、資本資源、制度資源和金融商品資源。金融機構、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規、金融市場和金融文化等，都是金融的制度性資源，也稱為功能性金融資源。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和配置，是為整個金融體系的效率服務的制度設計。但是，無論是金融機構的建立和重新配置、金融政策法規的制定，或者是金融市場的完善、金融文化的形成等，都是為保障整個金融系統乃至經濟系統正常運行提供動力要素的保障。掌握了金融制度資源的配置權，就掌握了整個社會經濟增長的引擎，能夠獲得特殊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也因此，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權始終掌握在金融當局或者立法當局的手中。金融制度的建立，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是對保證社會公平卻無能為力。

人類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不僅需要公平機制，也需要效率因素。公平機制為社會穩定服務，效率因素加速經濟增長，二者缺一不可。單條腿走路，或者跛行，都會影響社會經濟的正常高效運行。而且，金融制度要實現效率，需要財政制度提供社會公平的環境；財政制度要更好地踐行公平，亦需要金融保證經濟運行的效率。

三、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效應功能區

任何資源都有相對獨立的效應功能區，“作為金融資源系統的動態控制來講，具有一定的宏觀效應，所以它的出臺過程或出臺后的實施均會對我們的控制對象產生特定的效應，這種政策效應的輻射功能必然將其作用對象以及與該作用對象附有相關性的相關事物，聚于自身功能的作用范圍。” ②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也有其獨立的效應功能區。

（一）金融與財政協調效應功能區的要素

“效應功能區是指具有社會功能的各種社會資源開發、配置過程和開發、配置結果的效應功能動力學區間。是具有資源屬性的社會要素在特定的初始條件下，其動態作用在實現預設目標的過程中表現出的正負效應功能區間。這種動態作用的時間和空間系列組成的多維空間就是社會資源的效應功能區。”②效應功能區的劃分，由初始條件、宏觀調控目標、過程控制和選擇對策等組成。

1.初始條件

自然資源的開發配置狀態，是資源型經濟轉型的關鍵要素，也是財政金融協調初始條件的基礎要素。而經濟系統初始的開發配置狀態，是財政金融協調的原始動力，社會系統中政治、文化、科學、技術等的客觀配置狀態，會對資源型經濟轉型產生重要的影響，也是金融與財政協調配置的重要初始要件。

2.目標設定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首先是制度變遷的客觀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效率提升的內生動力。無論是財政或是金融，都是經濟系統的子系統，因此，無論是子系統自身效率的提升，或是二者協調配置的目標，都不僅僅是為實現自身的微觀效率，更為關鍵的是提升整個經濟系統的效率。人類社會活動的最終目的，是通過一切社會系統要素的合理配置最終體現為人類生存質量和福利水平的整體提高，經濟活動的最終目標也在于此。因此，金融與財政的協調配置，不僅是自身系統效率的要求，更應將社會經濟發展作為最終目標。

3.過程控制

從初始條件，到既定目標的實現，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為此，金融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同樣需要三個層面的過程控制。首先，是金融制度要素與財政制度要素間的協調控制過程，包括金融制度、財政制度與貨幣資源、資本資源等之間的協調控制，還包括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本身的協調控制；其次，是二者與經濟系統的協調控制過程，其中，一是目標的控制，二是過程的控制；最后，金融與財政制度的協調配置與社會系統資源的開發配置協調控制過程。但是，“依賴于特定初始條件確立的發展目標有時候可能出現‘虛化’現象，真正能夠保證實現目標的實在性，在于執行過程的保證程度與保護措施。”②

4.對策選擇

對策的優化選擇，是實現既定目標的保證。對策的選擇依據，依然是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歷史的沉淀、橫向要素功能傳導與逆轉等。其中，對策選擇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復雜的初始條件和目標的動態性的認識和把握。突發性的混沌因素，相比人類可預知與可控制的要素，更可能決定和改變社會經濟活動的方向和變化。因此，對策選擇的動態性，是保證目標實現的關鍵，也是本文動態性原則的具體體現。金融與財政協調的最終效果，也取決于對制度變遷與動態性策略的把握程度。

總之，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是在給定的初始條件，即當前的自然資源、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等現有開發配置與相互作用的動態關聯狀態下，通過設定具體的社會、經濟目標以及自組織系統目標，對制度實施的過程進行嚴格控制與保護下政策的安排與配置過程。

（二）金融與財政協調效應功能區的傳導機制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效應功能區，是以系統科學基本理論、混沌理論為基礎，以過程控制為核心，研究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性與社會經濟目標之間的動態關聯性，這種作用力，表現為橫向和縱向的動力學狀態。

1.縱向動力學狀態

金融與財政制度對直接過程和目標的效應功能傳導與逆轉的動力學系統，稱為線性效應功能區。在此功能區內，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效應功能，首先表現為一個與金融制度、財政制度的既定狀態以及增量狀態的過程，其次表現為二者直接目標的實現。

2.橫向動力學狀態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對其他金融系統要素、財政系統要素的影響，以及對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運動過程和目標的效應功能傳導與逆轉的動力學系統，稱為發散性效應功能區。任何制度的開發，都會對其他與之相關的要素甚至其他系統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對金融系統內部其他要素的配置、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其他要素的開發與配置等。而這種作用，對線性效應的兩種情況產生類似的效果。共同組成了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效應功能的發散性區間。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效應功能區，是以二者的線區為主，發散區為輔，以二者的協調配合為手段，以推動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為目標的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效用功能的動態區間。

值得強調的是，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同樣具有互補或者互斥的狀態，即有正效應與負效應之分。正效應的體現，是在既提高自身效用功能的同時，又提升其他相關要素的效用功能，進而最終推動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整體效用功能，達到制度開發與配置的終極目標。負的效用功能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則只針對正的效用功能。

四、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著力點：商業金融

本部分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金融資源的層次

商業金融是與市場經濟密切結合的金融系統內在要素，是資金活動的主要媒介與場所，也是直接參與市場經濟競爭規則的微觀主體。按照金融資源理論的劃分，金融資源從縱向上分為貨幣資源、資本資源、制度資源和金融商品（工具）資源。貨幣資源是貯存于經濟生活和再生產過程的貨幣總量，是貨幣化的社會資本，也是最基礎的金融資源。“由于以實體的社會財富為基礎的貨幣資源具有量的累積或功能累積的特殊性，所以它對所有層次的金融資源起著基礎性、決定性的作用，其他金融資源的開發與配置，都必須建立在貨幣資源量的累積和功能累積的基礎之上。”②貨幣資源形成后，一部分在當期執行著交換媒介的基本職能，作為一般的金融工具被“消費”掉，退出了流通領域。而另外一部分貨幣資源雖然以貨幣形態存在，但是卻始終以量的積累形式貯存，變成后期開發的基礎性金融資源。最后一部分則通過其他方式轉化為資本資源。資本資源是以價值形態存在的貨幣資源，是為滿足生產和流通而存在的再生性金融資源，通過與勞動力和勞動資源等的結合，投資于社會經濟的某個領域，發揮了創造新價值的功能，這也是資本增值性的本質要求。

金融制度資源也被稱為金融功能性資源，是包括金融機構、金融政策、金融法律法規、金融市場和金融文化在內的制度性要素。其中，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等是承載金融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的主要載體。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決定著金融資源整體的效率，金融制度資源的稀缺性，是制度供給本身相關約束條件的結果，如制度決策者的能力、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對科技的駕馭能力、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能，都是金融制度資源開發的約束條件。金融商品（工具）資源，是金融資源開發的“產品”，有傳統金融商品與金融衍生品兩大類。前者主要包括金融市場交易中體現雙方債權債務關系的各種有價證券，如股票、債券等。后者則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的核心，也是推動全球金融體系變化，對國際金融活動與金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的發明創造。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與不斷發展，客觀上加速了資金的運行速度，但是其虛擬性卻也為金融領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風險，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便是極好的佐證。金融商品（工具）資源具有雙重屬性，“當它們的存在是發揮社會財富的開發、配置功能的時候，是金融資源；當它們的存在只是金融市場的交易對象的時候，只能是一般的金融商品，已經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資源屬性——此時它和一般的消費品沒有兩樣。”②

貨幣資源是金融資源的基礎領域，資本資源是金融資源的延伸領域，金融商品（工具）資源是金融資源的派生領域，而金融制度資源是金融資源的特殊領域。

（二）商業金融的功能定位

本文所講的商業金融，是以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為媒介，以商業金融機構為載體的金融資源的開發與配置。資本資源的開發主體之一便是商業銀行，而資本資源開發過度也大多是商業銀行派生存款創造功能過度使用的結果。與中央銀行貨幣供應量的確定一樣，商業銀行的派生存款功能也一定有某種客觀規則，即由特定時期社會經濟條件的客觀需求所決定。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很難明確區分貨幣資源與資本資源的界限，二者的特定情況下會相互影響與相互轉化，也都與商業銀行行為有著密切的聯系。資源型經濟的轉型，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的合理開發配置是必要的手段，而這兩者最終都要通過商業金融對經濟系統產生作用。資本的效率，體現了企業的效率，也體現了經濟的效率。商業金融對貨幣資源與資本資源的合理運用，最終會體現為經濟系統的效率要素。無論是利率政策、信貸政策，還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法規，最終必須通過商業金融才能傳導于實體經濟，提升經濟效率。而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的協調，必須要有統一的著力點，才能最終使各自作用力形成合力，實現最大的功效，商業金融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財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行為邊界，財政通過對商業金融提供獎懲和鼓勵機制，利用商業金融內在逐利的本質屬性，實現財政對公平機制的需求。金融資源是可以通過自身資源的配置進而配置其他一切資源的特殊資源，通過金融制度資源的開發與配置，利用商業金融的特殊屬性來配置其他如人力、信息、科技等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使得各種資源流向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有利于經濟良性發展的軌道上來，最終實現資源型經濟的成功轉型。

五、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的目標：可持續發展

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的協調，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資源型經濟轉型的路徑。資源型經濟轉型的目的，是通過重新構建租金分配體系，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金融制度與財政制度協調目標不謀而合。

對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模式的討論可見，人為再造經濟發展模式（以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為例）相比自然演進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例）用了更短的時間實現經濟的飛速增長，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的干預。金融發展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是政府干預的理論支撐。然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發展后期經濟危機的頻發，歸根結底，是社會資源配置不協調所導致的經濟發展畸形的后果。

金融資源理論主張政府的適度干預，他認為，政府的適度干預，可以矯正或控制社會資源配置中的效應功能逆轉問題，進而實現社會資源效應功能的相互提升。政府干預的方式，有直接的行政指令，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導方式將政策傳導于實體經濟，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在這當中，離不開財政制度，更離不開金融制度。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需要各經濟要素的協調配合，而運行的效率，取決于各要素配合的協調程度。這里所說的經濟要素包括：勞動力（人力資源）、勞動對象（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勞動手段（技術資源）和將三者聯系起來的各種制度資源。利用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各自的功能優勢，實現功能的強化與互補，弱化效用功能的逆轉。對財富存量與增量的調節，是財政制度與金融制度的本質屬性，而由此形成的租金分配體系，通過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不僅能夠降低由產業結構的固化堆積最終演化為經濟危機的風險概率，而且可以阻止資源型經濟惡化走入“資源詛咒”陷阱的發生，更為重要的是對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能夠提高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速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理念，并不是某種存置的狀態。因此，財政金融協調的過程，也必然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開放的發展過程，是一個時刻圍繞可持續發展不同階段不斷發展與創新的過程。“當期發揮良性作用的金融制度是前期金融資源（金融制度）重新開發和配置的延伸結果，只要這一制度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是適應的，它就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再次被作為金融資源來重新開發和配置；只有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負面效應的金融制度或它本身的某些變態要素才是需要摒棄后重新開發和配置的內容——這時候的金融制度才可能復歸它金融資源的自然屬性。”②與此相類似，財政制度的開發與調整，也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二者的開發與配置，要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終究目標。

注釋：

①白欽先.從傳統金融觀到現代金融觀的變遷——百年金融變遷與金融理論創新的探索[D].第三屆中國金融論壇論文集，2004.

②崔滿紅.金融資源理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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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欽先.從傳統金融觀到現代金融觀的變遷——百年金融變遷與金融理論創新的探索[D].第三屆中國金融論壇論文集，2004.

第6篇：財政金融理論范文

《百年中國金融思想學說史》的出版問世，自然有助于后人治學。觸動我們編著這部屬于中國人自己的金融思想學說史的動因就是：為了彰顯中國人在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所展現的金融智慧；為了展示業內人士在推動金融事業和金融學科發展方面所做出的貢獻；為了能使后人了解和把握前人在金融領域中想了些什么、說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也是為了給后人留下一份值得學習、思考、參照的精神財富。

中國自古就有后人為前人修史的傳統，為的是讓事物的發展有個回望的駐點，讓過程的描述盡量符合實際，讓功過是非的評價有更加客觀的依據。但修史之事未必一定留待后人去做。歷史是人寫的，社會的人總有立場、觀點、方法，如果后人對史料的把握有局限，則做出的敘述和評價就會有局限、有傾向性，甚至有偏見。再說金融思想學說史與金融業發展史應當有所不同：金融學說史是對金融理論發展的沉淀和概括，而這需要業內人士的共識，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需要社會的評價；金融業發展史是對金融業發展狀況的敘述和概括，而這不需要業內人士達成共識，不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也不一定需要社會的評價，因為金融業發展史已經是過去發生了的事情，是既定的事實，而思想學說史是屬于意識形態的范圍，它是對人的思想、理論主張的敘述和概括，其敘述和概括既能反映在書面的表達中，也能反映在思想和言行里，對其意義和精華的理解往往需要提出佐證、闡釋。所以，金融思想學說史的研修，一定都讓后人去做未必完全正確、適合。而且事實上，已出版的西方金融學說史中已經納入了當事人還健在的內容，例如當時健在的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貨幣理論，現在依然健在的哈里?馬科維茨的現代資產組合理論等。

，門戶開放，列強入侵伴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其中包括反映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和發展的經濟學也進入中國大門。1901年嚴復翻譯出版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伴隨著《國富論》的出版，逐步推進了中國經濟科學的近代化進程。早期中國人自己著述的經濟科學多偏重于財政金融。有資料記載從到“五四”運動期間，有近20部經濟科學著作出版，其中中國人自編的著作占2／3，多屬財政金融類，具有代表性的有1911年梁啟超著的《中國國債史》和吳瓊編著的《比較預算制度論》。所以，選擇這一百年評介中國金融思想學說，不僅表明中國金融學科的建立和發展要借助于西方經濟學科的推動，而且也是對歷史的尊重。而金融業發展的過程是，從1911年起，中國進入了民主革命時期。在這一時期中，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有相當的發展，1928-1936年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所謂“黃金時期”，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事業逐步興起，現代銀行開始出現。

值得提出來的是，在這一百年中，歷史的天空并不平靜。戰爭改變政治經濟格局，給人們帶來災難，也給人們帶來啟迪；運動給一部分人帶來沖擊，且事前、事中雖然束縛了人的思想，但事后則讓更多的人思考。特別是中國提出改革開放以后，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指導下，解放思想，事實求是，給學術界帶來了科學的春天。金融界在陽光雨露的照護下，呈現出學術的繁榮。我們選擇這一百年作為時空界線，研究概括代表人物的金融思想學說，就是要呈現他們度過的學術生涯，走過的研究歷程，取得的有價值的成就，同時要表明在中國，只要在正確的、科學的方針路線、思想的指引下，中國人是大有作為的，中國金融界蘊藏著豐富的聰明才智。借用愛因斯坦的話，也許可以這樣說：“我們的目的在于用粗線條描繪出人類智力如何尋找觀念世界和現象世界的聯系。

本文摘選自《百年中國金融思想學說史》中緒言

第7篇：財政金融理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計量模型；預測

中圖分類號：F293.3 F2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4－0079－02

前言

計量經濟模型在經濟管理的研究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其基本原理是：運用先進的現代計算軟件，通過對大量統計數據資料的數理分析，找出不同經濟指標之間的因果和數量依存關系，建立起能夠描述和模擬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指標變化特點和運行規律的行為方程系統，對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進行仿真模擬，演繹經濟發展過程中各有關指標之間的相互影響。

南京市宏觀計量經濟年度模型的研制目的就是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開發出一套適合南京市經濟運行特征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便于分析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之間的相互關系，合理判斷經濟發展的總體走勢，科學預測相關經濟變量間的變化，從而全面提高經濟預測與決策工作科學性。

一、建模的總思路

南京市年度宏觀經濟模型在理論構架設定上，主要借鑒了凱恩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和有效需求管理思想，同時，充分考慮了中國轉軌經濟的現實國情以及南京市特有的地方經濟特色、以需求為導向的建模理論基點。基于上述前提，南京市計量經濟模型的建模總思路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科學發展觀要求，圍繞國內生產總值及三次產業發展總回路，全面反映南京市經濟發展內在路徑；以工業和服務業“雙輪發展”為核心，突出需求為主的導向形式，重點探索經濟增長內在動力；注重宏觀環境和政策變動對南京市經濟運行的影響，通過量化分析，提高地區經濟模型的科學性和合理性；設置可預見的、易操作的外生變量，分析經濟政策效果和預測未來一段時期的發展目標。

二、模型基本結構及主要方程

正確構建能夠描述和模擬南京市經濟發展特點和規律的行為方程，是成功研制南京市計量經濟年度模型的關鍵。根據南京市經濟運行特點，我們將南京市計量經濟年度模型劃分為生產、需求、財政金融、物價、居民收支等模塊。模型中使用了103個變量，其中內生變量51個，外生變量25個，常數項調整變量27個；模型中涉及到的方程表達式有51個，其中行為方程27個，定義方程24個。下面各模型、各方程式是在課題組建組過程中擇優出來的。本文僅將各方程式的變量選擇進行簡單介紹，關于各方程式的具體變量及統計檢驗結果限于篇幅不做具體說明。

（一）生產模塊

一般認為，在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條件下，短期內生產部門的產出取決于市場需求，長期產出取決于部門實際供給能力。考慮到模型主要用于政策模擬分析和年度經濟預測，因此，設計為需求導向型。生產部門的產出基本由需求決定，即需求變量是各部門總產出的解釋變量。該模塊作為核心模塊之一，共有19個方程，其中6個行為方程，13個定義方程。模型主要列出了第一產業增加值、建筑業增加值、工業增加值和第三產業增加值的總量及增速表達式。第二產業增加值是一個定義式，它等于建筑業增加值和工業增加值之和；地區生產總值也給出一個定義方程，它等于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和第三產業增加值之和。

1.第一產業

模型用前一期農業產出作為一個解釋變量來反映土地和農業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綜合影響。價格對農業生產也有很大影響，一般情況下，農民根據第一產業的價格預期決定其投入，價格預期高，投入就多；價格預期低，投入就少。農業部門生產方程的基本形式為：

農業總產值=f （農業總產值（-1），商品零售價格指數）

一產增加值= f （農業總產值）

2.第二產業

第二產業包括工業和建筑業兩大部分。建筑業主要受南京市房地產市場及其他投資領域的影響，本模型主要用房地產投資及第二產業投資作為建筑業的影響變量。工業是南京市地方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模型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額等3個指標來解釋全部工業生產總值。工業增加值一方面受工業總量的制約，同時也受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所以，模型把產品銷售率列入外生變量，用來企業經濟效益對工業增加值的影響。與第二產業有關的經濟指標表達式如下：

建筑業增加值=f（房地產投資，第二產業投資）

工業總產值=f（第二產業投資，消費品零售總額，出口總額）

工業增加值=f（工業總產值，產品銷售利稅率）

第二產業增加值=建筑業增加值+工業增加值

3.第三產業

第三產業門類眾多，不同行業間發展的影響因素差異明顯，很難用一兩個解釋變量來全面反映這種相關或因果關系。所以在構建表達式時，著重考慮與南京服務業自身發展密切相關的重要變量來加以解釋。南京是一個商貿中心，同時又是一個地域性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模型用消費零售總額、金融存款和郵電業務量三個變量來反映南京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方程表達式如下：

第三產業增加值= f（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郵電業務總量，金融存款式）

地區生產總值=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

（二）需求模塊

本模型是以需求為導向的建模思路，投資、消費、出口成為拉動南京市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需求模塊主要包含了以下變量的表達式：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量。

1.固定資產投資

歷年數據表明，南京市的投資總量往往與政策變化和地方政府的決策有密切的聯系，增速波動很大，如作內生變量處理，模塊的設計難度較大。模型參考了江蘇省年度模型的研制方法，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設為外生變量，通過預測年份的增速來測算預測年份的投資規模。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表達式如下：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1）×投資增速

2.市場消費

社會消費成為南京市經濟增長的重要的穩定動力，消費的增加必然引起經濟增長加快。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規模主要取決于城鄉居民對消費品的購買能力，因此，我們在模型中引入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口、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農村人口4個解釋變量。其表達式如下：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f（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非農業人口，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農業人口）

3.外貿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南京市的出口規模不僅受自身發展的影響，更大程度上還受國際環境的影響，特別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更加印證了這一判斷，因此，模型選擇了全國出口總量來解釋南京市出口總額。南京市進口規模一方面受到南京出口規模的影響，同時南京市的外商投資規模的擴大也將拉動南京的進口。外貿涉及到的方程表達式如下：

出口總額=f（全國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f（出口總額，外商直接投資總額）

進出口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

（三）財政金融模塊

一個城市的財政金融發展水平，一方面由當地的經濟發展總規模決定，另一方面，由于財政金融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地方財政和金融還受將到國家財政政策和貨幣的影響。

1.財政收支

財政收支模塊包括財政收入與支出兩部分。從理論上講，財政總收入的增長主要依賴于經濟規模擴張所帶來的稅收基礎的擴大。同時，出于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稅制改革、財稅政策變更等因素的考慮，引入滯后一期的財政收入作為重要的解釋變量，以提高模型的擬合精度。因此，模型用國內生產總值和上一年的財政收入來解釋財政總收入。財政支出基本取決于財政收入，同時也取決于上一年支出規模。財政收支方程表達式如下：

財政總收入=f（財政總收入（-1），地區生產總值）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 f（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地區生產總值）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 f（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1），地區生產總值）

2.金融

居民收入和支出水平是決定居民儲蓄行為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同時，由于儲蓄行為往往具有慣性和連續性，因此，我們把居民收支差總額和上一年的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作為金融機構存款余額的兩個解釋變量。金融機構貸款余額主要取決于存款余額，當然，金融貸款還受到國家貨幣政策變量等因素影響。所以，模型設計了金融存款和貨幣政策變量來解釋金融貸款。金融模塊的方程表達式如下：

金融機構存款余額= f（（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非農業人口，（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農業人口， 居民儲蓄存款（-1））

金融機構貸款余額=f（金融機構存款余額，國家貨幣政策變量）

（四）居民收支模型

本模塊主要考慮居民人均收入和支出的變動規律，包括城鎮居民的人均收支和農村居民的人均收支。模塊有5個方程表達式，都是行為方程，包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1.城填居民收支

南京市城鎮居民的收入從總體上看主要受制于國民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另外，從短期上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還受自身前期波動的影響，因此，在模型中我們以南京市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及城鎮居民的上期收入作為主要解釋變量。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f（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

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主要取決于當年的可支配收入，同時，還會受到物價和銀行利率的變動的影響，因此，模型引入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和銀行利率三個解釋變量。

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f（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銀行利率）

2.農村居民收支

從總體上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對南京市農村居民收入都具有重大影響，另外，從短期上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也會受自身前期波動的影響。因此，模型以南京市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及農村居民的上期收入作為主要解釋變量。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f（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

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主要取決于當年的純收入，同樣也受到物價和消費慣性的影響，因此，模型引入了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上一年的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三個解釋變量。

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f（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商品零售價格指數，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

（五）物價模塊

不變價的增速測算通常是模型研制的一個難點，由于南京市沒有公布歷年地區生產總值以及一產、二產和三產增加值不變價，因此，給模型測算不變價增速帶來了難題。我們的解決方案是：先根據公布的地區生產總值指數以及一產、二產和三產增加值指數測算出歷年以1978年為基數的增加值不變價，再用歷年的增加值現價除以歷年增加值不變價，測算出歷年的增加值縮減指數。模塊共有4個方程表達式包括地區生產總值縮減指數、一產增加值縮減指數、二產增加值縮減指數、三產增加值縮減指數。

地區生產總值縮減指數=f（江蘇省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地區生產總值縮減指數（-1））

一產增加值縮減指數=f（全國食品零售價格指數，南京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一產增加值縮減指數（-1））

二產增加值縮減指數=f（全國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二產增加值縮減指數（-1））

三產增加值縮減指數=f（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三產增加值縮減指數（-1））

三、模型運行總體效果評價

南京市宏觀經濟計量經濟年度模型所涉及到的行為方程均是從大量方程中推敲、篩選出來的，每個方程均按照經濟指標間的定性判斷列出解釋變量，再通過模型數理檢驗決定其取舍，因此，每個方程均基本做到經濟意義明確，且技術參數檢驗符合標準要求。

在對單個方程進行數理檢驗的基礎上，課題組還對整個模型進行系統聯調校驗，通過模型整體運轉后的模擬值與歷史值的對比來校驗模型的精確度和可信度，證明了南京市主要經濟指標之間存在的內在規律。經過反復調試和校驗，南京市模型模擬的2004―2009年南京市國民經濟15個主要指標的75個誤差率數據中，只有2個數據的誤差率超過了5%，絕大多數（占全部數據的63%）誤差率數據在3%以內。據此，可以認為，南京市宏觀計量經濟年度模型的經濟關系的定量解釋是合理的，模擬預測精度是可以接受的。

參考文獻：

[1] 李子奈，潘問卿.計量經濟學（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 易丹輝.數據分析與應用[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第8篇：財政金融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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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財政金融理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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