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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價值無涉”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但是對此學術界卻存在嚴重誤讀。本文從韋伯構建學術公共領域的角度,認為韋伯“價值無涉”的“客觀性”原則具有雙重含義,既是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論神話,也論證了價值判斷需要“科學”的論證,而經驗事實需要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獲得意義,這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韋伯闡明了他的“理想類型”是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而不是“客觀”反映,這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本文還討論了韋伯的新聞思想及其實踐與學術公共領域的關系,并提出今天重讀韋伯的意義在于構建中國的學術共同體和學術公共領域。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韋伯是個繞不過的名字。“價值無涉”已經被我們念得耳熟能詳,但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在學術界卻依然晦暗不明。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與危機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嚴重分歧,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變得云譎波詭,有學者提出應該用“去道德”和價值“無立場”的方法來應對這樣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與“無立場”究竟在什么意義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與學術在韋伯的語境下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年,正值韋伯逝世九十周年,韋伯的著作再次在漢語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閱讀韋伯,并借此整理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與政治、立場與價值等問題的糾葛,已經又一次成為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議題。[2]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文庫》需要從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觀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文庫》需要拒斥的另一種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學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4]也就是說,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學真理。由此可見,作為方法論的“價值無涉”正是為了廓清“科學”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有效”的問題。對“存在”的思維整理,涉及到“客觀性”問題,而“有效”與否則與價值所處的文化特性有關,必須在科學的“客觀”操作和價值判斷之間劃出界限。
因此,對這份雜志尋求科學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學作為對經驗現實進行思維整理的有效性,韋伯提出兩種重要責任:
首先,是要讓讀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識到用來度量現實,并從中推導出價值判斷的標準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類別的價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過確立的價值標準與其他價值標準,最好是與自己的價值標準相對抗,——任何有意義的評價都只能是從自己的世界觀出發的批判,而不是通過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和理想的沖突之間的挪移和權衡來欺騙自己。不同的價值尺度之間需要進行反思性的對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對于別人有意義的評價都只是出自對自己“世界觀”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為根據與別人的理想作斗爭的結果。
第二, 要使得讀者、編輯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學研究者開始沉默,而作為“有意欲”的人開始說話,什么地方論證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則求助于感情。必須反對科學討論和評價性推論之間的混淆,但是“決不反對申明自己的理想”。無信念和科學的“客觀性”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近似性。這里“價值無涉”的第二個含義,就體現為作為學術雜志的《文庫》所具有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它不是從事反對政治或者社會政策派別的論爭場所,也不是招徠贊成或反對政治理想或社會政策派別的場所[7],而是一個“學術”的公共領域。韋伯如此描述道:
雜志的特性一開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聽憑于編者們今后就也應當在于,尖銳的政治對手都可以在雜志中為了科學工作而和平共處。它迄今為止不是“社會主義的”刊物,今后也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刊物。它不會把愿意置身于科學討論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圍之外。它不能是一個“回應”、辯駁、再辯駁的游戲場地,但它也不袒護任何人,無論是它的作者還是他的編者,都應在其欄目中經受可想見的最嚴厲的客觀而又科學的批判。不能忍受這一點的人,或者不愿與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學認識領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參加它。[8]
但是,韋伯也承認,無偏見地與政治上的敵對者同處于一個中立的學術場所,在當時的德國并不容易,對那種“作為黨派狂熱的局限性和不發達的政治文化的標志,應予以無條件的反對。”在這個意義上,“價值無涉”反對的是學術的泛政治化傾向,因為這必然嚴重傷害學術的“科學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雜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為《文庫》要探討的問題與最高的、起決定作用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因而成為它的最穩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為一種受到那些價值觀念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影響的文化觀的代表。”這些作者的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把保護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以及盡可能增加勞動群眾對我們文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享作為目標,但把國家對物質利益領域的干預與現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發展相結合作為手段。”[9]這些人無論對未來的社會秩序持什么樣的觀點,就當代而言卻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并不是因為它與更早的社會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為它在實踐上已經是不可避免,這是學術面對現實政治的態度。
《文庫》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經濟問題。作為社會經濟現象的事件,它的性質并不是自身“客觀”地具有的,而是以人們認識的“興趣”傾向為條件的。“一個現象只是就我們的興趣專注于它對于為生存而進行的物質斗爭所具有的意義而言,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時候,才獲得一個‘經濟’現象的性質。”雜志的任務就是:研究人類共同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普遍文化意義及其歷史上的組織形式。
不是“事實”的“實在”聯系,而是問題的思想聯系,構成了各門科學的工作領域的基礎: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個新的問題并由此發現開辟新的重要觀點的真理的地方,就會出現一門新的“科學”。[10]
不同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決定論,——韋伯決不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他強調的是經濟與文化互相制約的關系。韋伯認為:按照經濟上的受制約性和影響范圍的特殊觀點來對社會現象和文化事件進行分析,依然是一個具有創造性成果的科學原則。但是,這恰恰需要區別以下兩種傾向:人們要么把歷史現實中不能從經濟動機演繹出來的一切都當作在科學上毫無意義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經濟事務的概念擴展到不可知的領域,以致所有以某種方式與外在手段相結合的人類利益都被納入到那個概念之中。[11]這正是韋伯竭力反對的以經濟學價值來主宰社會價值和社會科學判斷的方式,這也是韋伯提出“價值無涉”所具有的現實與歷史的針對性。
(二)經驗事實、文化價值與學術倫理
在韋伯看來,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現實的科學,是要理解我們被置入其中的、包圍著我們的現實特性,即它的文化意義:它為什么在歷史上是這個樣子。而“有限的人類精神對無限的現實的思維認識就建立在這一隱匿的前提條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現實的一個有限部分構成科學理解的對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認識’的意義上是‘根本’的。”[12]韋伯明確指出,經驗事實只有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實在”的途徑。社會科學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規律性,而是建立“個別”與“價值”之間的因果聯系。規律所適用的現實是個別的,而個體并不能從規律中演繹出來。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規律,僅僅是認識現實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義的分析和整體性描述,卻是嶄新的和“獨立”的。一個文化現象形成的意義,以及形成這種意義的理由,都無法從任何規律性概念和體系出發去推導、論證或闡明,因為它們是以文化現象與價值理念的關系為前提條件的,文化概念就是價值概念。個體性的現實之所以對我們有意義,是因為它表現出對于我們來說與價值理念的聯系因而重要的關系,僅僅是因為這一點,它的個體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們認識的。也就是說,價值理念是確認研究對象的前提,卻不是結論,因為:
重要的東西自身當然不與任何規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與它自身相同。因為一個現實的成分對我們來說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當然恰恰不在于它與極其眾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關系。把現實與賦予其重要性的價值理念聯系起來,以及根據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觀點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現實成分,與根據規律對現實進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對它進行整理相比,是一個異質的、不同類的觀點。思維整理現實的兩種方式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邏輯關系。在個別的情況下,它們能夠相互一致,但是,如果這種偶爾的一致掩蓋了它們原則上的分歧的話,就會導致極具災難性的后果。[13]
這些對于經濟學來說,并不例外,事實上韋伯更多地正是針對它而來的。正因此,韋伯對于“規律”崇拜,特別是對經濟學的“市場”規律崇拜所具有的災難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別值得今天的中國學界汲取的。我們也可以從中明確地看到,韋伯的立場是歐洲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誡的正是對“普世價值”的警惕。對于韋伯這至關重要的核心觀點,我們理解得并不充分,而這卻正是韋伯強調“價值無涉”的主要出發點。
韋伯特別針對貨幣交換經濟指出:對交換的普遍本質和市場交往的“技術”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換如何歷史地獲得它今日的基本意義,歷史事實需要在文化意義里得到澄清,正是貨幣經濟的文化意義,——因為它,我們才會對交往技術感興趣。“只有在無限多樣的現象中僅有一個有限的部分是有意義的這一前提條件下,認識個體性的現象的思想才在邏輯上是有意義的。”[14]對具體的現實進行詳盡無遺的因果推演不僅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荒謬的。在涉及“個體性”的地方,“因果問題并不是一個規律的問題,而是具體的因果聯系的問題,不是什么公式把現象當作樣本加以歸類的問題:它是一個歸屬的問題。……一個‘歷史個體’——的因果說明得到考慮,對因果規律的認識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韋伯再三強調,規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們對在因果上歸屬個體性現象的貢獻就越少,從而間接地對理解文化事件的意義也就越小。就歷史現象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是內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一個類概念的有效性越廣泛,就越使得我們離開現實的豐富性,因為它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現象,就必須是盡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認識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并沒有價值。因此,把經驗還原為“普遍”或者“客觀”,對于社會科學工作并沒有意義。這并不是說“規律”不存在,而是因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等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僅僅是我們的思維為了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種輔助手段。文化只是個別,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價值理念決定的,而任何“規律”都無法揭示這些價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從世界進程無意義的無限性產生的一個從人的觀點出發用意義和重要性來思考的有限斷面”[15]。以下韋伯的這一段話特別值得關注: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這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理想類型”之意義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中間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科學,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4]同上,第4頁。
[5]同上,第6頁。
[6]同上,第6頁。
[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8]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9]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43]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見《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77-81頁。
經典誦讀:讓傳統文化扎根
“與經典同行,與圣賢為友”,青少年通過誦讀經典,可以開發智力,同時,陶冶情操,涵養氣質,健全人格,樹立遠大的志向和抱負,傳承民族優良文化傳統,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為此,學校長期堅持開展經典誦讀活動,從嘗試到展示,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一條堅實的文化傳承之路。
足跡
2003年9月,學校率先在初一、初二、高一等3個年級開展誦讀《論語》部分經典內容的活動。3個年級學生人手一本《論語》,利用周三、周四晨會時間由語文教師指導誦讀,每月進行1次考試驗收,考試成績納入班集體考核。學生們在誦讀過程中,領悟經典文化的內涵和魅力,涌現出一大批誦讀經典先進班集體和先進個人,學校給予大力表彰,充分調動了學生誦讀經典的積極性。隨后,學校與中國大方兒童中西文化導讀中心聯合召開“經典誦讀展示會暨雙港中學經典誦讀啟動儀式”,拉開了學校全面開展經典誦讀活動的序幕,提出了“與經典同行,與圣賢為友”的活動目標。
2004年9月,學校自行組織力量編撰的、集合了中華傳統經典文化精髓的《經典誦讀讀本》校本教材正式走進課堂,每個學生人手一冊。與校本教材配合使用的還有集美文妙句于一體的《每日一擷》。以校本教材為主,形成以經典誦讀、英語誦讀、語文誦讀等為主體的晨會誦讀板塊,開展了一系列誦讀研討交流、誦讀展示競賽活動。
2005年,學校正式將每年的9月定為讀書活動月,開展廣泛多樣的讀書愛書活動,以活動月來促進學生養成讀書的良好習慣。活動月的口號是:“用讀書來塑造美好的心靈,組織快樂的學習,創設激情的生活,培養閃光的才能。”活動月以校會動員、主題班會討論、有獎征文、演講展示、讀書心得評比、班報設計評比、宣傳櫥窗設計評比等活動形式構成整體系列活動。
2007年起,學校將經典誦讀活動與教育課題研究相結合,先后承擔2個國家“十一五”重點教育科研課題子課題“論語選讀與和諧校園文化建設的研究”和“開展經典誦讀活動促進社區人文素養提升”,學校經典誦讀活動在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推進和擴展。
2009年9月,主題為“志存高遠”的校園人文環境建設完成,孔子浮雕、七子像、文化墻(鐫刻有《師說》《勸學》《少年中國說》等文章)、諸子百家散文、唐詩宋詞等文化元素鑲嵌在校園里,使廣大師生得到感染和熏陶,充分發揮育人的功效。
2010年9月,學校在原有校本教材的基礎上,精心選編了新的校園讀本《雙港中學校本教材系列――經典誦讀讀本》。新版教材在老教材收錄《論語》等名篇的基礎上,增加了大量四書五經、漢賦駢文、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等內容近300篇(首)。在忠實原著的基礎上,力求譯文生動、解析準確。
…………
教育原則
學校開展經典誦讀活動堅持6個基本教育原則。一是堅持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素質教育方針和原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經典誦讀保持正確政治方向的思想保證。二是堅持經典誦讀和現代教育理念相結合的原則,這是保持經典誦讀時代特色和生機活力的關鍵。三是堅持人人參與和師生共讀的原則,學生要發展,教師也需要文化的熏陶,教學相長,這是教育規律的客觀要求。四是堅持長期性的原則,經典誦讀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不是一次活動或一時的熱點,而是辦學的一條思路和方向,必要長期堅持下去,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五是堅持經典誦讀和促進教學相結合的原則,在經典誦讀的同時大力營造學生自主學習的氛圍,強調學以致用和舉一反三的學習方法。六是堅持以中華經典文化為基礎、向其他優秀經典文化擴展的原則,學習、吸取人類優秀文化成果和精華。
方法和途徑
在經典誦讀活動中,學校建立有效制度與機制,確保活動目標的落實。例如:把經典誦讀的驗收成績納入班集體考核、班主任工作考核成績之中,對班主任和班集體形成較強的約束力,從而保證了活動開展的基本執行力。再如:制定積極的評價激勵機制,誦讀效果好的班集體在評選各類先進榮譽時享有優先資格,并且把誦讀成績納入學生的操行評定之中,這些都既起到了端正態度的作用,又激發了學生的集體榮譽感和個人成功感,從而保證了誦讀的效果。
在過程中加強宣傳和引導。中學生思想活躍,并常伴有逆反心理,要使其對幾千年前的《論語》等經典感興趣并非易事,為此,學校用現實生活中的內容來解釋和宣傳,調動學生學習、參與的好奇心和興趣。
堅持課程與活動相結合的運作模式。學校開展的經典誦讀活動,一方面保證教師、教材、時間、驗收等基本要素的完整性,達到課程化和產生預期效果;另一方面改變傳統單一的課堂模式,輔之以豐富多彩的經典誦讀班集體文化活動。
樹立榜樣,典型引路。例如:學校開展了“感動校園十大人物評選活動”,在2000余名學生中評選出10名優秀學生代表,由這10名學生作事跡報告,報告中無不滲透著《論語》等經典中積極的人生觀、價值觀對他們的影響。同時評選出經典誦讀先進班,在“弘揚傳統文化、營造書香校園”經典誦讀展示會上,以各班《論語》接龍的形式進行,400多名學生以整齊洪亮的聲音展示了經典誦讀令人震撼和激動的一幕。
學校在經典誦讀教材的選擇上,經歷了4個階段。第一階段,直接用《論語》《老子》等原著,有選擇地指導學生誦讀;第二階段,學校組織力量編寫校本教材《經典誦讀讀本》和《每日一擷》;第三階段,校本教材和權威教材同時使用,初中部引進《中華經典誦讀本》,高中部引進《英文經典名篇誦讀本》,兩者結合,效果很好;第四階段,重新修訂了《經典誦讀讀本》。學校組織開展的經典誦讀相關活動,從策劃到組織都盡量交給學生完成,充分體現了學生的主體性,激發了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綠色閱讀:讓閱讀充滿詩意
學校開展的綠色閱讀即本色閱讀,它強調自然本色的師生共讀,注重激發學生閱讀興趣,豐富閱讀內容,使學生養成閱讀習慣,發展閱讀能力,提升“詩意人生”的品位。倡導綠色閱讀,讓學生跳出題海,走進書海,以“浸泡―習得”作為學習的基本方式,解決閱讀量不足、讀書興趣不高、語感培養不夠、指導不得法、課內外脫節等問題,使學生在書海中親近生活,習得語文。學校裝備了3個學生閱覽室,給學生提供精美的書籍,全校所有班每周開辟一節90分鐘大閱讀課,在語文教師指導下,開展綠色閱讀,使學生在人生最美好的時光享用豐美的精神食糧,讀名家名著,讀精美詩文,讀精品報刊,讀社會前沿信息。
根據學校組織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學校所有課程中,90分鐘大閱讀課最受學生歡迎。為了使閱讀課最大限度地發揮培養學生良好讀書習慣的作用,使閱讀課更加規范,學校出臺了《閱讀課操作規程》《閱讀課基本模式指導》等辦法,組織全體語文教師學習,結合學校實際情況,探索閱讀課模式和途徑的創新。同時,根據中學生學習的特點,重點抓讀書筆記的指導和積累,促進讀書習慣的養成。學校要求,初中每名學生一個學期讀書筆記積累量至少1.5萬字,每周800字;高中每名學生一個學期讀書筆記積累量至少2萬字,每周1000字。學校對讀書筆記質量和數量均高的班集體及個人給予表彰獎勵。
除了90分鐘大閱讀課之外,綠色閱讀的課型還包括以下幾種。一是師生共讀一本書。教師帶領全班學生共讀一本書,以傳遞讀書熱情,指導閱讀方法,培養閱讀習慣。全班共讀后,教師會詢問學生有所體驗的地方、有感悟的地方,學生闡述時,教師就此指導學生閱讀的方法。二是規范讀書筆記課。學生閱讀不能只停留在讀的階段,還要潛入寫的階段。學生讀完書,教師指導學生如何寫讀書筆記。這種規范,有助于培養學生養成獨立閱讀和沉靜思考的習慣,充分調動學生的閱讀興趣。三是有目標的閱讀課。在上閱讀課時教師印發精選的材料,全班共同完成習題,或教師指導分析語段與題型,指導學生完成,剩下的時間再讓學生自由閱讀。教師隨時抓住機會指導學生讀和寫,使學生游刃有余地穿梭于閱讀和寫作之中。
為保持學生的閱讀興趣,學校還開展了讀書接力活動。一是建立書香家庭,用學生讀書的熱情去感染家長,讓家長們參與進來。學校每月向家長發放一封關于讀書活動的家長信,內容包括學校階段性閱讀活動介紹、如何指導子女閱讀、如何與子女共同閱讀等。學校每學期開展一次書香家庭評選活動,鼓勵家長建設家庭圖書架。二是家校共建班集體書架,將圖書館延伸到教學樓的樓道――在每一個教室門的旁邊設置班集體書架,配備100本以上書籍,每學期為每班增配圖書50冊,供學生隨時閱讀。這種做法,既為學生的詩意人生提供了精神食糧,又為學生提供了自主管理的機會。
由此,學校通過綠色閱讀充實著學生的精神世界,使學生們愛上閱讀,感受詩意人生。
隨筆化寫作:讓靈性躍然紙上
2012年9月,學校與《中國教師報》聯合舉辦了全國隨筆化寫作大賽。大賽中師生表現出色,由于平時注重閱讀和寫作的訓練,因此,學生參與活動積極踴躍,作文寫得生動鮮活,得到外地做課教師的好評。有7名教師在大賽中獲一等獎。這是學校長期堅持隨筆化寫作訓練所取得的成果。
學校從2007年開始接觸到隨筆化寫作。校長、主管校長和部分語文教師三下山東鄒平,向隨筆化寫作發起人成浩請教,到一些學校觀摩學習;并請專家學者和一些學校的校長、教師到雙港中學開講座、作示范。校長劉建始對隨筆化寫作情有獨鐘,認為它對學校建設書香校園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他為全校語文教師購買了福建師范大學潘新和教授的著作《語文:表現與存在》,引領教師們鉆研他人之長,學其形,尋其意,得其神,為我所用。
學校倡導的隨筆化寫作順應人的言語生命成長規律,以激發寫作興趣、培養良好的寫作習慣、提高書面表達能力、豐富和發展言語生命、培養健全的言語人格為目標,以“表現本位”為基本理念,以隨時隨地、隨形隨意的日記隨筆為日常寫作方式,以情景隨筆課、隨筆展評課、隨筆修改成文課為主要課型,以寫、讀、評、改、展為促進手段,以順應、養護、培植、激勵、磨礪為基本原則,先寫后導,先寫后讀,為寫擇讀,以寫促讀,讀寫互動,重在自悟,在日常隨意寫和課上有序改的有機結合中,最大限度地激發和釋放學生的寫作潛能,實現真切、自信、個性、暢快的表達。
隨筆化寫作教學中寫、讀、評、改、展的過程,充分體現了對言語生命的尊重、順應和養護。在這一過程中,學生的作文體系形成了“創設情景―寫出作文―比較閱讀―讀中感悟―開闊思路―修改作文―成文展示”的完整鏈條。
如何做好名著閱讀教學,筆者就自己的做法略談一二。
一、進行有效地閱讀指導
要培養學生閱讀名著的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閱讀興趣是讓學生主動學習的一種重要因素,教學中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以影視引導名著閱讀。利用電視等媒體觀看影視作品是激發學生品賞名著的興趣,引導學生進行名著閱讀的有效途徑。近年來我在初中生課外名著閱讀興趣的培養方面做了一點嘗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生活中我們發現,當電視臺播放某部電視劇時,與之相關的東西便成為初中生感興趣的熱門話題,與它們有關的書也就成了初中生互相傳閱的熱門書籍。因此為了有效地提高學生閱讀名著的興趣,我嘗試從初一進校后就開設影視活動課,把根據文學名著改編的電視連續劇《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影視作品搬進課堂,讓學生對作品中的人物先有直觀形象的感受和大體的了解,消除對作品的陌生感,從而激發他們閱讀名著的興趣。我還將于丹的《論語心得》也請進教室,讓學生通過直接聆聽作家以及一些專家學者的論述來激發他們閱讀的興趣。觀看第一講后,有的同學在周記中寫道:“對于《論語》,我一直認為它是高不可及的,必須得仰望它。而經過于丹教授的解讀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拿起它,感受到它是這樣的貼近生活。今天盡管我只讀了其中的幾則,但它所散發出來的陣陣芳香,讓我收獲的人生啟示卻是深遠的。”
2.閱讀要勤于思考。閱讀的核心是理解,而理解要靠思考,有許多知識需要記憶,但不能代替思考。目前有的學生錯誤地認為語文閱讀就是背和記,一絲教師的閱讀指導也有過度偏重記憶的現象,也有的教師精心設計閱讀訓練,但由于混淆了理解和記憶,使那些本應成為思考訓練的設計變成了知識記憶。教師的閱讀指導一定要想方設法促使學生“跳起來摘到桃子”,質疑是學生閱讀中思維訓練的一種基本形式,在教學中教師要引導學生善于質疑,敢于質疑,提出問題,主動思考,解決問題。
3.寫好讀書筆記,注意知識的積累。寫讀書筆記是積累知識的最好方法。教師在指導學生閱讀時,要求學生做到“不動筆墨不讀書”,讀書必須做好筆記,因為一個人光靠大腦是不夠的,時間一長記憶的東西就會遺忘。為此,教給學生一定的方法是必要的,指導學生在閱讀時根據內容分類記錄名著中的成語、名言、重點句子、描寫生動優美的語段等。
語文教學中,課內閱讀教學是學生學習的一個范例,目的在于讓學生從閱讀中掌握基礎知識和一定的學習方法,逐漸形成閱讀技能,而名著閱讀是學生知識的擴展和豐富,它要求學生用已有的知識和掌握的學習方法去實踐應用,并不斷提高自己的語文水平。因此,加強學生名著閱讀指導,拓寬閱讀面,擴大閱讀數量,是學生學好語文的重要途徑。發現學生的興趣和愛好,要善于引導,鼓勵學生寫讀書筆記。讓學生自覺地、主動地閱讀,并有所收獲,逐漸形成習慣。
二、以活動推動閱讀名著
1.開展閱讀名著大比拼的競賽活動。內容包括名著研討會,文學名著語段誦讀、文學名著讀后感展評、文學名著課本劇表演等,為同學們搭建交流讀書心得和讀書成果的平臺。以展、賽、評促讀,讓學生在閱讀中增長知識,提高文學的鑒賞能力,從而更有效地推動學生課外閱讀名著活動的開展。
2.通過日記、周記、墻報、黑板報等方式寫讀書心得。鼓動學生寫生活日記,這不僅是學生多練筆,勤練筆的好辦法,而且對鍛煉學生的意志和毅力,也有很好的作用。讀書時隨手記上它,對消化理解所讀的作品有許多好處。利用板報、手抄報、學習園地介紹讀書心得,對學生的閱讀會起到促進作用。
3.開設讀書活動課。我們學校每一個班級都建立了圖書角,為開設讀書活動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每個學期初,根據學校開列的書目,我要求學生每人至少提供一本名著,存入班級圖書柜里,由專人負責,每周開設一節讀書活動課,來閱讀經典名著,以創設閱讀名著的濃厚的氛圍,推動名著閱讀的開展。
三、采取多種形式籌集讀物
古人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要使學生大量閱讀名著,就得為學生提供可讀之書。書來自何處,途徑有二:學校圖書館,每周一節閱讀課上帶學生去圖書館開展閱讀。組建班級圖書角:班級購買、學生捐贈、向學生暫借,各類書籍應加強管理,做好編號登記,專人保管。這樣既實現了人人有書讀,個個讀好書,也達到博覽群書的目的。
《全日制高中大綱》閱讀部分要求高中生課外自讀文學名著10部以上、科普書刊和其他讀物,總量不少于300萬字。然而,在應試教育壓力下,農村高中學生課外閱讀情況并不容樂觀。根據筆者多年觀察,農村高中生當前課外閱讀現狀如下:一是不堪繁重的學業之苦,使學生無暇旁顧,課外閱讀量根本達不到要求;二是課外閱讀資源相對貧乏;三是得不到家長的支持,家長普遍認為除教科書、輔導資料以外的所有書都是“閑書”;四是課外讀物內容庸俗無品位,學生書桌上經常放的課外書無外乎:驚悚、懸疑、恐怖、探案類的小說,或武俠、言情、網絡小說、“搞笑”作品,或寫當代影視歌星、媒體主持、體壇明星之類的“時尚”雜志。如何加強農村高中課外閱讀,成為當前農村高中語文教學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筆者根據近年來學校開展“幸福讀寫,書香伴我成長”活動情況,總結出以下幾條途徑,僅供參考:
一、確定書目 規定范圍
文學作品浩如煙海,不可能一一涉獵,在有限的時間到底該讀哪些書?從教學實際出發,我覺得應讀以下幾類圖書:一是經典的作品,如大綱所列舉的課外讀物《論語》《孟子》《紅樓夢》《圍城》《復活》等古今中外文學名著;二是切合“現實”的作品,如反映當代人生的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對社會、歷史、文化有深刻認識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等關注社會人生,揭示社會矛盾,激發正義感,增強上進心,樹立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理想之類的作品;三是名人傳記,如《坡傳》《傳》《史蒂夫喬布斯傳》等,閱讀名人傳記特別是偉人傳記,可以使學生從偉人身上學到許多珍貴的東西,使精神得到升華,并以此為榜樣,不斷完善自己,逐步走向成熟。四是“時文”佳作,如《讀者》《青年文摘》等文學性和思想性都較強的雜志。教師可以根據高中三個年級各階段的實際情況,給學生規定閱讀的內容,并進行階段性的監督檢查。
二、有效引導 授之以漁
為保證閱讀活動的順利進行,不斷提高閱讀的效率,必須對學生進行閱讀引導,使其具備良好的閱讀品質。首先要培養學生認真的閱讀態度:要求學生閱讀時精力集中,全神貫注,能深入鉆研,對有價值的內容,能細細咀嚼品味;閱讀中,做到眼、口、心、手四到,善于思考,精于做讀書筆記,認真體味精妙之處。其次要培養學生堅強的閱讀意志:一般閱讀受阻的情況有精力不足,自制力不強,懶惰,缺乏信心、恒心,所以閱讀時要用戰勝困難的勇氣來錘煉自己的閱讀意志,抑制與閱讀無關的情緒和想法,讓思想的光束集中到閱讀材料上來,一定要善始善終,堅持不懈。
曾說:“讀書是一個長期的需要付出辛勞的過程,不能心浮氣躁、淺嘗輒止,而應當先易后難、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水滴石穿。”這段話指出了閱讀的方法――循序漸進、長期堅持。對于高中生來說,名著一般都有一定的篇幅,不是短時間可以閱讀完,所以應該化整為零、循序漸進的閱讀名著,或者可以建立閱讀檔案,積累精彩名言、警句和精彩情節。
三、開展活動 寓讀于樂
根據農村高中的實際情況,我認為可以通過以下活動落實學生課外閱讀的效果。
①課外摘錄和讀書筆記的交流活動。定期組織學生對閱讀摘記和讀書筆記進行交流,既是閱讀方法的交流,也是閱讀效果的檢驗。通過交流,同學們可以互相學習,互相促進,共同提高。
②課前5分鐘演講。每一輪的課前幾分鐘演講,都可以確立一個主題,要求學生帶著主題去閱讀,每節課前可以讓2―3個學生談自己的閱讀感受,交流閱讀經驗,教師要及時鼓勵表揚,以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這一活動,只要持之以恒,對學生的讀、寫能力的提供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③辦手抄報展。辦手抄報可以安排一個人辦一份,也可安排幾個同學組成一個小組,大家分工合作,各司其職。辦報前,圍繞課外閱讀,給學生確定一些欄目,如:讀書心得、好書共賞、名句摘錄等來促使學生在辦報過程中廣泛地閱讀。辦手抄報對培養學生的閱讀、寫作和書寫能力都是一種很有效的手段。
當然,要有效促進農村中學課外閱讀,還可以開展諸如:演講賽、讀書征文大賽、經典誦讀、故事會等活動,通過開展活動,讓學生體會閱讀的快樂,寓讀于樂。
關鍵詞:愛(傳播發現擁有改變回報)
丁有寬先生說:“愛心是根。”“沒有愛就沒有教育。”作者認為,愛是指真誠、深厚、震撼人心的感情。而老師對學生的愛應是公正的評價,無私地奉獻,真誠地贊賞……讓學生如夢初醒、如沐春風,如春風化雨,滋潤學生的心田。愛是教育的靈魂,是開啟學生心靈的鑰匙,是通往學生內心世界的橋梁。作者認為,教師傾己之愛心、激情去教育學生,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
其實,面對可愛的人或事物才會產生愛,但在教育中,面對不可愛的學生仍要真誠地愛,而且除了愛,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變丑為美,變可惡為可愛。本文僅以五年〈3〉班的變化淺談愛的力量。
一、未萌的五年〈3〉班
9月1日,五年〈3〉班的學生良心未萌、愛心未萌,他們不知父母苦心,不關心父母、他人,他們被長輩溺愛、不思進取。他們無憂無慮,盡情地玩,盡情地說。他們有各種執著的嗜好:追電視劇、打電子游戲、漫無目的地游蕩……他們懶惰成性,不愿動口、不愿動手、不愿動腦。全班53人,有一半以上的人善于漏做作業,一道經講解、分析的普通題目,竟有47人必須重做。他們不知紀律為何物,自由散漫,如一盤散沙。
二、愛的傳播
要施行愛的教育,必須讓學生了解、懂得真正的愛,必須在任何環節用愛滋潤澆灌,以利于培養學生發現愛,擁有愛,從而愛己愛人。
1.公開、公正、富有挑戰的激勵機制。在教室墻報左邊設“我們的榜樣”欄,張貼優秀作文,讓學生及時閱讀,互相學習,以達到激勵學生積極寫作的目的。右邊設榮譽欄,張貼學生們獲得的各種榮譽,并設升級榜,無論書寫、習作、成績、品行等有進步,皆可升級,凡累積達到約定的級數,便給予獎勵,每周獎一次,及時有效,學生們總滿懷激情地期待那一刻的到來。
2.創設各種有利于學生獲得有益知識、健康成長的作業。布置《積累·運用》引導學生抄背成語、古詩、名言、諺語、歇后語、對聯、概述新聞,發表見解;《讀書筆記》則是老師帶領學生賞讀《愛的教育》之后,要求學生認真閱讀、摘抄文中好詞好句,概括主要內容,并寫出內心真實的感受。還要求學生在書中顯眼之處寫下:發現愛,傳播愛,擁有愛,你便網是一個幸福、快樂、自信、受人歡迎的人!創設《成長日記》,記錄學生成長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得失榮辱,以利于學生學會自我反省,自我挑戰,自我激勵。
3.講讀《論語》,促其內化。教師有選擇地帶領學生誦讀《論語》,結合生活中的例子講解孔孟之道,以期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4.培養班干、隊干。實行班干、隊干負責制,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學生們很有積極性,熱情勃發。班務工作和諧運轉,營造了良好的班風。
5.教書育人之要義,惟創造、把握教育契機。及時、適時地把家長、老師、領導的評價向學生們轉達,肯定他們的努力的同時,令他們信心倍增,不懈努力。對學困生、偏離行為規范的學生采取個別談話,心靈誘導的方法,既有利于解決問題,又維護了學生的自尊,使教育深刻有效。
6.烏申斯基說:“教師的人格就是教育工作中的一切。”希望學生成為勤奮、堅持不懈的學生,教師就要嚴于律己,樹立勤奮、堅持不懈的榜樣。這樣言傳身教才有說服力,才能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希望學生成為言而有信的人,教師一定要做到言出必行!
三、愛的回報
正確、真誠的付出一定有收獲。9月13日晨,終于迎來了最令五年〈3〉班的學生激動、興奮的一刻:在師生們的共同努力下,五年〈3〉班以優異的成績被評為文明班。
嚴明的紀律使學生們的心從操場上回到課室里,養成了下午上課前讀書、注重儀表、講究衛生的好習慣,使學生們能適應緊張的期末復習工作,順利地完成復習計劃,并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本學期第一次摸底測驗,僅有兩人達到90分,而學年期末考試有43人達優,90分以上有18人。
誦讀《論語》,使學生們在生活上樂于運用《論語》。“吾日三省吾身。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朝聞道,夕死可矣。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為內自省也。”成為學生們的口頭禪,更為可喜的是,他們還把這些知識運用到寫作中。他們正在努力成為具有華夏民族優良傳統的謙謙君子。
閱讀《愛的教育》,并做讀書筆記,伴之而來的是學生們依據本班真實情況自覺仿寫的文章,真摯感人的讀后感。由此,學生們獲得了寫作的靈感、激情,他們開始懂得了真正的勇敢、愛、高尚行為……他們開始關心他人,關心熱愛班集體;他們開始聆聽父母、老師的教誨,他們開始下決心用功讀書。
真實,文章的靈魂。《成長日記》是讓學生們從習作上回歸自我的精神樂園。其實,引導、贊賞學生寫自己及身邊的人、事,便是一個日三省吾身的過程,他們學會了觀察,學會了思考,學會了勇敢地、充分地發表見解。于是,他們敢寫,能寫作文了,涌現了盧東陽純樸真摯的語句,顏伊彤追求真實的《呼喚》,丘卓爾震撼人心的《母愛》……
播種希望,收獲希望;傳播愛,收獲愛。雖然師生們付出了艱辛的汗水,但只收獲了一丁點成績,但它讓師生們看到希望。作者堅信:在這幾個月里,孩子們的收獲遠不止于此,他們正在努力成為勇敢、誠實、自信、勇于挑戰自我的好學生。如他們能堅持不懈地努力,累積在他們心靈深處的巨大潛能終有迸發出來的一天,那將給世界獻上迷人的異彩。
參考文獻:
《智慧書》巴爾塔沙·葛拉西安海南出版社
關鍵詞:視讀;課堂;樂趣;素養
“視讀”就是以“視頻”為媒介,讓學生獲取信息的一種教學手段。隨著網絡的普及,教師很容易在網絡上獲取對自己教學有用的視頻資源,并把電視或網絡上的視頻搬到課堂上供學生學習之用。但據筆者了解,目前的“視讀”課程大多流于隨意,教師對“視讀”課的時間、內容、目標、效能大多沒有通盤的考慮和成熟的做法,效能極其低微。但在現在的中職語文課堂,開展“視讀”課程很有必要,如何才能引領學生暢享“視讀”樂趣,開闊眼界,開拓“心界”呢?本文結合我在教學中的工作經驗談幾點看法。
1、選擇“視讀”內容要以學生興趣和提高能力為原則
“視讀”課的特點是必須給學生一段自己觀看視頻的時間,所以,視頻內容是否能激起學生獲取信息的興趣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視讀”課的成敗。如果學生興味盎然,全情投入,他在課堂獲取的信息和思想的啟迪就越多,反之,學生感到索然無味,心神分散,那就是在浪費寶貴的課堂時間。所以,選擇“視讀”的內容就顯得尤為重要,筆者認為,“視讀”內容一要激發學生興趣,讓學生看得開心,二要有思想內涵,讓學生提高能力。就現階段中職語文教學而言,哪些視頻資料適合作為“視讀”課程資源呢?筆者根據這些資源對語文學習的不同作用把它分成三種類型:
①以關注社會為契機,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關注社會,具有一定的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以說,這是一個新時代中職生的基本素養。而在中職語文課程中,這一素養尤其體現在寫作能力中。所謂“作文如做人”,文章是思想情感的結晶,而一個經常關注社會,具有良好的思維習慣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學生,寫出來的文章肯定有血有肉,體現思想鋒芒。
中央電視臺白巖松主持的《新聞周刊》、鳳凰衛視胡一虎主持的《一虎一席談》就比較適合作為中職語文的“視讀”課程資源引進課堂。《新聞周刊》搜羅一周重要事件,再加以白巖松獨到的點評,正是學生開闊視野、錘煉思想的平臺;《一虎一席談》則以辯論的方式展開對當前時事的思考,各方代表唇槍舌劍,既是語言的爭鋒又是思想的碰撞,能把學生的心弦牢牢地抓住,在學生盡情享用語言盛宴的同時,正好把他們引進一個思辨的世界。
②發揮榜樣的引導作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基于中職學生年齡的特點,他們的心智是不成熟的。這時候,學生就需要榜樣的引導,而名人,正好充當學生的榜樣。語文的課堂,可以開辟這么一個窗口,讓學生靠近名人,走進名人的心靈世界,從中吸取人生的經驗和智慧。
中央電視臺每年一度的《感動中國》,節目的解說詞、主持人的串臺詞、十大人物的頒獎詞堪稱語言的盛宴,節目弘揚的善良、正義都是學生心靈成長的土壤。《百家講壇》也可作為中職“視讀”課堂一個很好的資源。如于丹講《論語》、《莊子》,內容本身就是教材的延伸,節目以小故事的形式展開,語言精美,寓意深刻卻不晦澀,中間穿插有趣的畫面,正適于中職階段的學生學習語言和積累思想之用。
2、開展“視讀”課程的幾種課堂方式
①問題討論
所謂的問題討論,就是就“視讀”的內容提幾個核心的問題,以觸發學生的思考,激發學生思想成長。
比如,觀看了《信念》關于愛因斯坦的短片,我們可以設置以下問題供學生思考談論:你認為,愛因斯坦的成功靠的是什么?你最欣賞愛因斯坦什么的哪種精神?為什么?此類開放性的問題拋出,一石激起千層浪,學生就可快速地回顧視頻的有用信息,在思考、辯論之中逐漸地形成有個性的見解,并且用于指引自己的人生。
②任務拓展
“視讀”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宜讓學生長時間地觀看某一視頻,比如引進《紅樓夢》,不可能讓學生觀看全集電視劇,只能選幾個精彩的劇情播放,以激發學生閱讀經典的興趣。但如此一來,學生得到的信息就是零星瑣碎的,沒法達到吸取經典文學精華的目的。這個時候,“視讀”就不能止步于“視讀”,當我們通過“視頻”成功地激發了學生閱讀的愿望,就要趁熱打鐵,布置下任務,讓學生近期內在課后完成,比如,一個月內讀完《紅樓夢》前20章,提交讀書筆記,或用一節課讓師生交流讀書所得。是謂任務拓展。
③讀后感
讀后感是觀看完視頻后讓學生自由抒發見解的一種方式,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采用這一方式,一般而言,學生事先沒有得到教師的提示,所以,他的“自由”抒發,可能切不中要害,“感”得不深,體會得不準,這就需要老師的點撥,老師需要在自己的“點撥”中讓學生把握“視讀”材料的精華之處,從而得到情感的陶冶或人生的啟迪。
3、以多種形式展示“視讀”效能
一個課程開展得是否成功,最終要看它是否高效。開展“視讀”課,也我們也必須把“視讀”帶來的好處通過各種方式展現出來,如此即激勵了學生上一階段的努力,也指導學生在下一階段努力的方向。
①任務拓展后的成果展示
觀看完視頻,課后留有任務。這“任務”往往才是醉翁之意。如上面提到的《紅樓夢》任務拓展,我們可以把做得好的讀書筆記復印張貼到教師,供大家學習、欣賞,也可以以讀書沙龍的方式讓學生交流讀書心得,感受讀書樂趣,讓學生對下一次的“視讀”充滿期待。
②作為材料用于寫作
在作文訓練中我們可以選取話題或材料讓學生進行寫作,這樣既能讓學生學有可用,又能進一步挖掘人物的精神內涵,延伸“視讀”效能。同樣道理,開展了于丹講《論語》的視讀課,我們可以選取《論語》中一句名言作文材料讓學生展開寫作。又如,開展了康震講《蘇軾》的視讀課,我們可以選坡的一句詩詞或一段經歷作為材料進行寫作,這樣把作文、考試與課程融合為一,學生更能感受到“視讀”的巨大效益,從而樂于學習。
③作為榜樣激勵人生
開展了系列以人物為材料的視讀課后,教師可以在班上開展“尋找自己人生榜樣”的活動,讓學生選出自己的人生榜樣,并以此寫出自己的座右銘集體張貼在課室的后面。這樣,一方面,學生對人物的精神內質有了更深的了解,并且融入到自己的血肉中,另一方面,生生互動,相互影響,用人物的精神激勵自我人生。
參考文獻:
為了提高學生的閱讀水平,開闊學生的視野,每年的暑假和寒假,市教科研中心推薦閱讀書目,布置寫閱讀筆記和讀后感。假期時間,語文老師都會布置一定量的閱讀筆記,要求學生準備一個精美的筆記本,讓學生抄下優美的句子和精彩的段落,寫下自己的感悟。假期結束后學生上交,老師檢查。上級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大部分學生草草應付,沒有靜下心來讀,因此不管是否精彩,拽著一段就抄寫,完成老師布置的數量就行。更有甚者數量不足,或者干脆不寫,收效甚微。到了九年級快要中考了,老師發現很多同學名著根本沒讀,只要是名著題必然會失分。這樣閱讀筆記本不僅沒有任何效果,反而成為了學生的負擔。有的老師只是讓學生寫完一二十頁后,這個筆記本就閑置起來了,給學生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基于此,我創新了閱讀筆記本的用法,增加了記錄內容,變革了記錄形式,使得它具有了多重的身份,成了我這個語文老師的得力助手。
二、閱讀筆記本的身份及詳細做法
從事語文教學二十年了,我在閱讀筆記本上下足了功夫,做足了文章,使得閱讀筆記本集聚了多種身份,實現了它的高效利用。
身份之一:點將臺——毛遂自薦
運用時間:開學伊始,第一節語文課。
開學伊始,每個同學都想給其他同學和老師們留下一個好的印象,所以我充分利用這一心理,抓住“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引導他們在閱讀筆記本上詳細介紹自己,寫出自己的優點、興趣、愛好,以及讀過的名著中印象最深的一部,并且,我會讓每個同學到講臺上大聲演講,大肆宣揚自己,宣揚自己的有力措施。演講完之后,我會要求他們把其中最能彰顯自我的一兩句話,制作成座右銘,寫在閱讀筆記的扉頁上,讓它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和鼓勵自己。
注意:
學生們的閱讀筆記本要及時上交,老師認真批閱,并在上面寫上“老師的話”,給予充分的肯定和恰當的評語,這樣會拉近師生關系,有利于今后的教學。
作為座右銘,語文老師要記得,不時提醒同學們高聲背一下,以鼓足學生們的信心。
身份之二:擂臺賽——文采展示
運用時間:暑假和寒假。
荀子在《勸學篇》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闡述了積累的重要性,語文的學習更離不開積累。因此我充分利用暑假和寒假這兩個讀書的大好時機,根據閱讀書目,讓學生積累閱讀筆記,內容有精彩段落的摘抄、點評賞析、讀書心得。開學后進行展評,評出一二三等獎,發獎品,以資鼓勵。并加入個人積分,一等獎加20分,二等獎15分,三等獎10分。
這樣就能充分調動學生積累閱讀筆記的積極性。一個假期下來,學生收獲頗豐,的確是開闊了學生的視野,提高了他們的文學修養。 轉貼于
注意:
開學后,及時上交閱讀筆記,進行展評。展示結果及時在班內公布。
草草應付讀書筆記的同學,讓他到辦公室,老師和他談心,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保證下不為例。
身份之三:加油站——再接再勵
運用時間:新鮮感過后,任何一節語文課。
經過一段時間之后,學生們對于語文學習的新鮮感已經過去,拿捏不敢伸招的顧慮已然沒有了,因而對自己的要求就開始放松。我讓每個學生在一張我事先裁切好的小紙條上,寫出他所結交最好的同學身上存在的優點,并讓每個學生親自將寫好的紙條交到好朋友的手中,讓這些發自肺腑的認可和肯定成為學生們再接再勵的加油站。
注意:
提醒學生們要把紙條貼在閱讀筆記本上自己認為最顯眼的地方。
一個學年中,這樣的活動可以不定期舉行多次。
身份之四:反光鏡——三省吾身
運用時間:期中和期末檢測后的語文課。
《論語》中曾說“吾日三省乎吾身”,讓學生們及時的反思,警醒自己,對于那些思想擱淺的學生們來說尤為最好,因為他們內心有一股改變自己、完善自我的沖動,并且他們也有能力不斷地警醒自己,只要給他們時間和空間,他們就會在自我反省中不斷進步,這比老師單純的勸誡要有實效性。下一次考試,他的成績一定有大的飛躍。
三、取得的效果
1、彰顯學生的優點,增強學生的自信,激發學生自我完善,求得學生個體全面發展。
2、和諧了師生關系、生生關系,實現了智商和情商雙豐收。
3、腹有詩書氣自華。由于讀書多,我班學生的作文功底深厚,今年在省作文大賽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學生張樹海獲得了省二等獎,四人獲得了三等獎。是我校獲獎人次最多的一個班級,受到了領導的肯定。
一、抓好兩支隊伍建設,為構建和諧校園奠定扎實的基礎
人是建設和諧校園的能動性因素,只有人與人之間形成了團結和諧、理解支持的和睦關系,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形成強大合力,為和諧校園建設提供堅實的基礎。團結和諧是一種美德,它體現互尊、互愛、互助、互諒的精神;團結和諧是一種胸懷,它表明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寬容謙和、善待他人的情操和氣度;團結和諧是一種方法,它要求友好共事、平等相處。為此,筆者對自己及學校領導提出了“四以原則”:以誠待人、以身作則、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1.加強班子建設,全面提升領導形象
精心打造一支素質精良、作風過硬、堅強有力的領導班子,是一所學校各項工作能否順利開展的核心要素。領導要求教師做到的,自己應當先做到。為了方便教師監督,學校建立了分管領導學月述職制度。在每個學月初,各分管領導必須在全校教師例會上對本學月工作作好計劃,并對上學月工作進行總結。領導做與沒做,做得好與不好,教師一聽便知。
為了改變教師懶散的工作作風,學校實行了“周一簽到、周五簽離”制度。無論冬夏,無論天晴或下雨,筆者每周一都5:30準時起床,乘坐6:00的班車到校。在筆者的帶領下,全校教師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考核制度的實施,都由被動地到崗到位變成了主動地到崗到位。
在教學大比武中,學校在啟動會上明確提出,教學比武先從校長開始,領導先上,教師聽校長的課。然后,教師們再分組競技。學校在全校集會上給優秀教學能手頒發獎狀和獎金。
2.加強師德修養,全面提升教師素質
現在,龍小的“單周業務培訓,雙周政治學習”已制度化、常態化。培訓和學習形式多樣,不走過場,每學期初由7位領導確立好師德培訓主題。如“廉潔從教師德”演講比賽,“感悟身邊優秀教師”經驗座談會,“結對子幫扶交流”茶話會,《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教師八不準”師德承諾書》簽名活動等。通過一年多的培訓和熏陶,龍小教師大多能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學工作中,心無雜念。
3.加強人文關懷,全面體現組織溫暖
只有把民主管理和人文關懷有機結合,才能達到管理的最高境界。只有做到制度和情感并重,才能營造出團結向上的精神風貌。學校要在細微處見關懷,在困難時見真情。教師的職稱評定和工資晉級與學校領導發生競爭時,領導須主動退讓;教師家里辦喜事,學校總是提前派教師幫忙籌辦;教師過生日,學校會送上生日禮物祝賀;教師生病,學校領導會發安慰短信并前往看望。為了確保教師的身體健康,工會每天早上組織教師堅持晨練,并對參與教師給予每天2元的補助。通過點滴事例,教師看到了領導的工作作風和處事原則,“我是龍小人,龍小是我家”的主人翁態度正在教師心中逐步確立。一年多來,學校無一例上訪事件發生。
龍小大力推行目標責任管理,制定了《教學常規實施和管理細則》《不定期抽查制》《常態化巡課制》等規章制度,對教學過程進行了嚴格的管理和監督。通過落實推門聽課、定期檢查、嚴格考核、全面評價、加大教研力度等措施,龍小的教學成績有了大幅度提升。
二、彰顯學校書香特色,為學生營造良好的教育環境
彰顯書香特色是龍小的努力方向。這一目標具體為:書香怡情,情知交融;書香益智,智能相長;書香明理,內外兼修。即校園環境講究“書香怡情”,課堂教學注重“書香益智”,德育活動從“書香明理”入手。
1.營造濃厚讀書氛圍,激發學生的讀書興趣
學校在二樓、三樓教室外墻的立柱上,以《三字經》《弟子規》《論語》的精髓內容為裝飾,配以“梅、蘭、竹”背景圖。在四樓陽臺外掛出“與經典同行,與圣人為友”的讀書口號,提倡學生在飽覽國學經典的同時,與品德高尚之人進行心靈的碰撞,讓自己的心靈得到凈化和熏陶,達到“近朱者赤”的效果。
各班的環境布置個性鮮明。教室外張貼班牌,上有班名、班級奮斗目標、班主任寄語和全班師生相片。小小班牌,凝聚著班級人心。二樓的樓梯間裝有鏡子,配以“外正衣冠、內塑形象”的警句,三樓是學生優秀作品展示臺。教師辦公室走廊、讀書走廊、圖書室、閱覽室、學生食堂、學生寢室走廊、象棋俱樂部等處均有詩詞、名言、警句,呈現了“面面墻壁會說話,棵棵花草能育人”的效果。
2.充實并開放學校圖書閱覽室
學校設有專門的圖書閱覽室,現有藏書27 000冊,人均擁有60冊以上。學校派專人管理,將圖書、報刊進行科學分類,結合學生實際情況制定借閱制度,為學生讀書創造良好條件。
3.舉辦學生讀書筆記評比和展覽活動
學校定期組織學生對讀書筆記進行自評、互評,最后由教師進行評比,挑選出優秀的讀書筆記并進行展覽、表彰,不斷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和閱讀品位。在“多讀書、讀好書”的讀書活動中,6名學生分別獲蒼溪縣“第十八屆青少年讀書活動”一等獎和二等獎,1名教師獲輔導教師優秀獎。
通過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龍小先后榮獲“蒼溪縣2011年度教育目標考核工作”三等獎、“龍王鎮先進黨支部”“三川片區目標考核先進集體”“三川片區實驗電教工作先進集體”“三川片區人事師培工作先進集體”“師生科技節活動先進集體”等榮譽,各級領導來校檢查指導時對學校工作多次給予肯定。
一、 讀寫結合,領悟表達方法
習作能力的根在閱讀能力。閱讀是習作的基礎。我們要加強和改進閱讀教學,重視讀中悟寫,讀中學寫,體現讀寫結合,有要加強課外閱讀,開闊眼界,豐富語言積累。
(一) 精讀仿寫
語文教材中有很多文質優美的文章,在學生充分朗讀之后了解文章的結構,領悟語言特色后引導學生仿寫,如在進行學習了寫人的文章,及時引導學生運用觀察方法和描寫技巧對熟悉的人進行具有個性特征的描繪。再如學習了寫景的文章,我們把學生帶出去,要求抓住特點,有條理、有重點的觀察事物,在描寫時通過語言文字表達出內心的感受。具體可以從多方面進行寫作訓練,如:(1)抓重點詞語聯想練習;(2)學習課文句式仿寫。
(二) 品讀改寫
學生在學習古詩后,反復吟誦,體會意境品味詩的情感,讓學生根據詩意改成記敘文,學生在愿意基礎上通過想象加工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是一個語言再創造的過程。這樣既加深了對詩文的理解又有助于學生作文的提高。
(三) 略讀略寫、補寫、續寫
對一些略讀課文學生在了解大意之后,掌握縮寫方法,抓住主要內容縮寫,還可以聯系閱讀文章讓學生,可以讓學生補寫文中省略部分,可以是省略號省去的部分,也可以對文章的內容進行補充。
二、 加大閱讀量,豐富積累
(一 )語文課內誦讀積累
葉圣陶先生曾經說過:“語文教材無非是個例子,憑這個例子要使學生能夠舉一反三,組成閱讀和作為的熟練技巧 ……”據此,我校教師以教材為切入點,依據課文內容,引導學生學會誦讀積累。
誦讀就是高聲朗讀,配合相應的頭部、胸部肢體語言,這個過程是對文章的體味、欣賞,更是享受。培養學生誦讀的習慣,老師先要做出示范:腔調或長或短,聲音或高或低,或搖頭晃腦,或氣定神閑,悠然自得,口齒生津,傲游于經典之中,漫步于圣賢之間,讀書之樂,無與倫比!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如此美讀必然激發學生誦讀的興趣,此時教師及時地領讀講解引導學生學會誦讀的方法,然后放手讓學生自己反復練習,享受誦讀的樂趣,最后教師嚴格地一句一句檢查,一遍一遍過關。這樣學生在 內就學會了準確的誦讀方法,并養成了準確的誦讀習慣,完成了積累的第一步——準確誦讀。
(二)語文課外誦讀積累
博覽,能給大腦皮層形成多側面的語言刺激,而在閱讀過程中,能再次強化大腦皮層已有的語言信息,使大腦中業已形成的聯系系統更為完整、嚴密。實驗班級每周設置一節閱讀課,閱讀課上除了安排充裕的時間讓學生閱讀喜歡的圖書外,教師要引導學生集體閱讀事宜實用的圖書,低年級的學生閱讀《好孩子畫報》、《小學生報》、《小學生報.拼音版》,高年級的學生閱讀《新少年》、《下學生報.低年版》、《小學生作文報.拼音版》、《童話大王》等。讓學生交流讀書感悟、讀書方法,即使做好讀書筆記,以此點燃學生的讀書熱情,使學生從大量的課外閱讀中汲取養料、積累語言。
每天早自習為晨讀晨誦時間,朗讀的內容主要為《積累伴我成長》。低年級的學生還要讀《小學生必背古詩詞》、《三字經》、《弟子規》、《笠翁對韻》等;高年級的學生還要讀《論語》、《朱子家訓》、《增廣賢文》和唐詩宋詞、老莊名言等。
(三)校外誦讀積累
通過召開家長會、致家長的一封信等形式,引導學生在家長的陪同下進行“親子閱讀”。鼓勵學生在雙休日和寒暑假制定閱讀計劃和閱讀時間表,確保每天自主閱讀時間不少于半小時。低年級的學生看圖畫版的《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等。《余秋雨》、《三毛散文集》、《易中天品三國》、于丹的《論語心得》等都在高年級學生的閱讀之列,閱讀范圍之廣,閱讀難度之大出乎教師們的預料,也因此更加堅定了我們做好課題研究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