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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紅利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人口紅利 劉易斯拐點 人口紅利的積極作用 人口紅利的消極影響

用工荒 彌補人口紅利衰減的負面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持續9年實現了9%的增長速度，這在世界各國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因此被稱為“中國奇跡”。對于這種經濟增長奇跡的解釋，學術界有著不同的觀點和看法。其中有研究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跡和適齡勞動力的大量低成本供給密切相關的，并把這種勞動力的優勢成為“人口紅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中國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窗口期即將關閉。

何為人口紅利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一國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

過去三十年中國人口紅利對經濟的積極影響

過去三十年里，在改革開放的領導下，中國GDP持續高速度增長。當然這有很大一部分功勞在于中國的人口紅利。隨著改革開放的實施，在中國沿海地區，尤其是京津唐，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大量的工廠涌現，中國開始快速進入和發展加工制造業，同時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一段時間廉價勞動力成為中國的一個標志。

同時城鎮化加劇，城市建設也在快速的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的硬件設施要不斷改善，中國的公路橋梁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等社會基礎設施大大的擴大了內需，人們對住房要求要逐步提升導致了中國的房地產業的快速的發展，也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巨大動力。同時大量的人口也使中國的內需加大，人民的大量生活基本生活品需求也隨著生活的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同樣強有力的提升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人口紅利的消極影響

中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并且在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惡化，這就造成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的不充分。這樣一來，就會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成為需要社會負擔、撫養的人口，而這部分人卻不能創造財富，從而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制約著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從勞動年齡人口的分布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人群從土地中走出來，走向城市，走向發達地區。低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同時決定了創造力也相對較低。從長期看，一國的“人口紅利”并非可持續。人口轉型理論告訴我們，“人口紅利”期只是一國人口變遷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即當人口出生率尚未顯著下降，而死亡率明顯下降的階段。

中國人口紅利現狀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經濟盡情享受著廉價勞動力帶來的優勢，然而新一輪的“用工荒”已經敲響了警鐘，這樣的“人口紅利”正在面臨挑戰甚至是行將枯竭。中國目前現狀是老齡化加劇，到2015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16億，約占總人口的16.7%，年均凈增老年人口800多萬，超過新增人口數量。 中國目前處于工業化中期，嚴重缺乏高技術人才。隨著“民工荒”的出現，我國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中小型企業的日子越發難過。珠三角、長三角的“民工荒”是一個用工供需的表層現象，更深層次的還是印證了中國的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人口紅利正在迎來轉折點。到2010年，劉易斯拐點越來越清晰的展現在人們眼前。兩會期間“民工荒”再次成為熱門話題。民工荒 、工資上漲只是一個表面的經濟現象，從本質上說，我們可以看到劉易斯拐點出現，中國的人口紅利頂峰正在過去。

如何應對中國人口紅利逐步消失

面對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為了保證中國經濟仍然高速增長要采取相應的措施來彌補人口紅利衰減的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要解決這些問題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下手。

一、加大教育投入：中國現階段實行的是九年義務教育，這個是為了整體提高全民素質而實施的一項基本國策。目前我國基本全面實現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少年文盲目標。我國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將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實施靈活多樣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勵多種方式形成全民終生教育，努力提高國民素質。提倡到高中的義務教育并取消各種名目繁多的學校收費，減輕家庭負擔，擴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圍，真正讓每個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權，從而提高全國人口素質。

二、防止人才的流失：每年都有大量的高級人才流向外國，他們不僅帶走了大量的資金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技術外流，這是我國的一大重要損失。為了防止人才流失，應該為人才營造發展空間，提供廣闊的市場，在管理上給予優秀人才自由發揮的機會，安排富有挑戰性的工作。增加人才的薪金和福利，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對待人才公平，公正。改革中國教育制度，使其適應社會進步，國家發展。列舉一下外國防止人才流失的政策：美國為了吸引全球最優秀的青年，把三分之一科學與工程的博士學位都給了外國留學生，并提供豐厚的獎學金，最終擇其優才挽留成為“新美國人。

三、轉變經濟結構：中國2011年三大產業的比重是第一產業占10.12%，第二產業占46.78%，第三產業占43.10%。由此可見我國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第二產業，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卻大不相同。比如美國三大產業比重為第一產業：1.8%左右 第二產業：22%左右 第三產業：76%左右 。在經濟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繼續呈上升趨勢，已經成為這些國家最龐大的產業部門。我國第二產業需要加大技術投入，提高其科技含量，技術改造投資占工業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技術裝備投資占技術改造投資比重和自主知識產權技術裝備投資占技術裝備投資比重也將顯著提高。建設集約型可持續發展型產業。第三產業要大力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就要改善對中小企業、民營經濟、鄉鎮企業等的金融服務，大力推廣小額信貸，鼓勵創業和自謀職業。改善金融結構建立合理完善健全的金融體系。

第2篇：人口紅利的本質范文

一、引言

“人力資本”的思想在經濟學研究中早已出現，其淵源可追溯至古典主義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理論。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勞動的載體――勞動力，其數量和質量決定了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勞動力的數量即指勞動年齡人口，其結構與經濟增長績效有著不可忽視的關系。所謂“人口紅利”即是指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比重持續上漲這樣一種生產性人口結構，對于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供給和源泉，由于人口紅利的存在，資本邊際報酬可能不會遞減[4]。勞動力的質量涵蓋了技巧、熟練程度、判斷力等一系列體現勞動能力水平的內容，與現代所講的“人力資本”核心概念類似。“人力資本投資”的思想也伴隨著人力資本理念的萌芽而發展。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提升勞動力的質量對于提高勞動能力水平的決定性作用。亞當斯密認為，教育培訓是提高勞動力技能和熟練程度的重要源泉[1]；穆勒指出，知識和技能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具有重要影響；薩伊認為，教育培訓支出的資本利息應當包含于勞動力的報酬當中。

1960年，西奧多.W.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就職儀式上發表《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并于1961年發表同名著作，標志著系統性的現代人力資本投資理論誕生。舒爾茨的一系列觀點在當時看來有違主流經濟增長理論，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涌現的實證研究和新興經濟理論皆印證了其理論的科學性和前瞻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享受著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貢獻，但在勞動力年齡人口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當下，我國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3]。如何開拓新的經濟增長源泉？如何在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同時加快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或許會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二、舒爾茨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概述

舒爾茨指出，動態經濟增長中的許多謎團和悖論都可以引入人力資本投資來解釋[2]。例如存在于相同種族、年齡、性別的工人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來源于不同個體之間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狀況的不同。這從側面反映出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率的主要動力。舒爾茨同時指出，外來資本，尤其是有形資本“緩慢而逐漸”的進入，對于欠發達國家來講是有益的，但若只專注于有形資本的投資而忽視了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那么勞動力人口質量問題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大掣肘[2]。我國目前正在遠離投資拉動式的經濟增長方式，高人口基數所帶來的高儲蓄率和高勞動力供給也將消失，根據舒爾茨的理論，人力資本的提升將成為下一階段我國增長的源泉。

舒爾茨提出，提升人力資本的方法即人力資本投資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健康醫療服務投資[2]。健康因素對于人力資本最顯著的貢獻在于增加勞動力人口。隨著平均壽命的增長，勞動力年齡也在增長，進而勞動力人口的范圍也隨之擴大。勞動力質量方面，健康因素不僅僅影響到勞動能力，還影響到勞動熟練度、知識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必要的判斷、反應能力。因此，對健康醫療服務的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方面。

第二，在職培訓[2]。作為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方，企業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視。在職培訓為人力資源帶來相對專業化程度更高的技能提升，是需求方主動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直接表現。

第三，傳統學校教育[2]。包括初級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領域即學校教育，并且教育對于人力資本和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十分顯著。計量分析表明，在我國制造業，職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勞動生產率將上升17%[5]。

第四，職業教育[2]。作為對學校教育的補充，職業教育更加面向勞動力市場，有效解決了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的問題。該種人力資本投資方式成本收益率相對高于學校教育，回報年限也相對較短。

第五，個人或家庭為工作機會而進行的遷移[2]。這種遷移較多地發生于年輕勞動力。大多數時候，遷移對于提升勞動回報、改善工作環境有著正相關的影響。對于年齡較大的勞動者來講，遷移可能不會對當期的勞動回報帶來明顯改觀，但對于下一代來講，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方面的改善，均是提升人力資本的必要條件。

三、人力資本投資理論對我國的啟示

由于人口總量增長放緩和勞動力人口結構轉變，我國已不可避免地迎來了傳統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3]。因此，提高勞動力人口質量，加快人力資源資本化是促成我國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到來、創造新的經濟增長源泉的必要途徑。

第一，進一步重視基礎義務教育和擴大義務教育范圍。目前我國教育發展，尤其是基礎義務教育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地區失衡，經濟發達地區義務教育無論從普及程度還是教育水平來講都存在明顯的優勢。然而，我國大量的學齡人口分布于經濟欠發達地區，這些學齡人口將來又恰恰會成為勞動力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著力提高這一部分人口的人力資本投資，加強對于西部地區、落后農村的教育經費劃撥，重視和改善弱勢群體受教育水平偏低的情況①。目前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進行區域化轉移，通過在中西部地區深化教育改革，實現當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為我國制造業提供持續發展動力，從而延續人口紅利[4]。

第二，發展高等學歷教育的同時，注重職業教育的發展。近十年來，我國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然而學科設置等各方面不面向現實需要，造成勞動力市場上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出現大學生就業難的同時，企業職位空缺無法招到合適員工。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彌補這一不足和改善人力資本的有效途徑。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互為補充，二者共同發展，有利于人力資源配置趨于合理和均衡。

第三，加快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這兩項改革的目的是維護人力資本存量的健康發展，加速社會人力資本的形成，徹底擺脫舊有的數量擴張型經濟發展模式。政府在這一領域具有絕對的主導和引領作用，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來源。這就要求各級政府不僅僅從社會層面看待醫療和社保改革，更應當從本質上認識到這兩項工作對于勞動生產率和國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第3篇：人口紅利的本質范文

摘要:

本文中,我們將人口年齡結構引入經典的Solow-Swan模型,探討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利用比較定理證明當人口趨于穩定的人口結構時刻劃模型的微分方程的解是漸近穩定的.通過數值仿真,我們看到經濟增長在少年撫養下降時加速,在老年撫養上升時減緩.在人口轉變時期存在“人口紅利”,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人數占人口的比重下降會使經濟增長減緩甚至下降.

關鍵詞:

Solow-Swan模型;微分不等式;漸近穩定性;人口年齡結構;數值仿真

1引言

近年來,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引起了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廣泛重視[14].Bloom等人[57]作的經驗分析表明當少年撫養比下降而老年撫養比上升之前存在“人口紅利”.Wei與Hao[8]建立一個計量模型探討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Blanchard[9]構造一個最優經濟增長模型研究人口年齡結構對政府赤字的動態影響.Hippolyted’Albis[10]給出一個連續世代交疊模型探討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然而,在文獻[9]和[10]中,人口結構年齡結構是穩定的,即不隨時間而變動.這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實際的變動情況是不相符合的.在經濟增長的文獻中,人口增長率通常簡單地假設為一個常數或隨時間單調下降的函數[1112].本文中,我們將隨時間變動的人口與勞動力人數引入經典的Solow-Swan模型,探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導致的人口與勞動力人數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利用比較定理證明當人口與勞動力人數趨于穩定時,刻劃模型的微分方程的解是漸近穩定的.通過數值仿真,我們看到經濟增長在少年撫養下降時加速,在老年撫養上升時減緩.在人口轉變時期存在“人口紅利”,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人數占人口的比重下降會使經濟增長減緩甚至下降.

2模型的建立

假定生產函數為F(K(t),L(t)),滿足新古典主義生產函數的條件,其中K(t),L(t)為t時刻的總資本和勞動力人數.設儲蓄率和資本折舊率分別為s和δ。

3比較定理與收斂性

由假設1和假設2,人口增長率n(t)和勞動力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在[0,∞)上有界.記則由引理1和微分不等式[13]。

4數值仿真

人口轉變時期總出生人口變化的顯著特征為由低出生人口轉變到高人口出生,然后下降的過程.當高人口出生時期人口進入生育期后會出現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因而,通常總出生人口數在呈現出兩次生育高峰后才進入一個穩定的狀態.為此,我們用分段函數B(t)對人口出生過程進行數值仿真(表達式見附錄).其圖形見圖1.為了反映人口存活率隨時間增長的過程,我們首先給出基準的人口存活率L(a)=l(60,a),即t=60時的人口存活率.其中,a為年齡.L(a)的函數表達式也由分段光滑函數給出(表達式見附錄),其圖形見圖2.t時刻的人口存活率設為l(t,a)=L(a(1h(t)).對于給定t時刻的總出生人口函數B(t)與人口存活率函數l(t,a)得出t時刻年齡為a的人口數為p(t,a)=B(ta)l(t,a).人口年齡結構圖見圖4.對于上述指定不同時刻的存活率,人的最大壽命小于Ω=130.因此,t時刻的人口總數與勞動力人數。生產函數給定為Cobb-Douglas生產函數AKαL1α.經濟的初始資本、儲蓄率、技術水平、資本份額和資本折舊分別設定為K0=1,s=0.3,A=1.2,α=0.25,δ=0.05,則由(2.1)和(2.2)式分別得到資本與人均資本的隨時間的增長過程(見圖13與圖14).

5結論

由定理2,當人口年齡結構趨于穩定,進而人口增長率與勞動人數占人口比重趨于穩定時,經濟增長最終也趨于穩定.而由數值仿真我們看到人口轉變時期的人口增長率的變化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人數占人口比重的變化使得經濟增長出現波動.比較圖1、圖4與圖5,我們看到,隨著總出生人口數經歷一次高峰及后續的次高峰后,人口總數的增長達到一個高峰出現下降.圖6顯示的人口增長率則由加速增長轉變為低速增長,最后出現下降.但總人口的下降則較為緩慢.這是人口存活率上升的結果(見圖3).

隨著高人口出生時期人口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勞動年齡人數呈現快速上升的情況,但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顯著地先于人口總數的下降,下降的幅度也大于總人口的下降,這是由于生存率上升導致的人口老齡化產生的結果.相應地,高人口出生時期的人口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少年撫養比下降,勞動力人數占總人口比重快速上升,經濟出現了一個“人口紅利”時期.隨著高出生人口進入老年,這一比重開始下降,最后漸近地趨于穩定(見圖8).

對應于人口出生高峰與跟隨其后的次高峰,少年人口數也出現高峰和次高峰,其后少年人口數下降并趨于一個穩定的水平(見圖9).少年撫養比呈現出類似的形態(見圖11).老年人口的迅速上升則是高出生時期的人口進入老年時開始的，隨著人口存活率的上升,老年人口總數快速上升,最后穩定在一個較高的水平(見圖10).老年撫養比在經歷了一短暫的下降后也呈現出類似的形態(見圖12).

第4篇：人口紅利的本質范文

如果有讀者朋友不甚了解什么是“劉易斯拐點”，或者對“人口紅利消失”的學術定義還停留在“知其然”階段，我覺得這很正常，畢竟我們不是經濟學家，也不必妄自菲薄，只需要看看身邊幾個鮮活的例子，就可大抵洞悉“人口紅利消失”的精髓：

建筑工地上鋪灰、砌磚工人的工資，早超過坐辦公室的大學畢業白領。

月嫂月收入在京滬地區早已突破萬元，寒窗23載的醫學博士生僅能望其項背。

一些高檔餐廳的服務水平急轉直下，因為找不到、也留不住好的服務員。情急之下，有時候你會看到身家千萬的老板在親自端盤子、擦桌子。

為了幫助當地龍頭企業招到足額數量的藍領工人，地方政府攤派給鄉鎮干部“拉壯丁”指標。實在湊不夠，鎮長村長們只有赤膊上陣，親自下場湊數。

一家大型企業在人才招聘網上招聘廣告，1個經理職位收到應征簡歷300份，而300個基層業務代表職位卻只收到3份簡歷。

企業基層管理干部們集體喟嘆：當年我們在基層勞動時，任由主管百般挑剔、千般考驗，生怕被企業炒了魷魚。現在則是被基層員工千般挑剔、萬般考驗，生怕被員工炒了魷魚……

如果用一句話來形象概括，人口紅利消失就是勞動力短缺（還有員工流失率高的“并發癥”），而勞動力短缺的必然結果，就是企業的用工成本不斷高漲（物以稀為貴嘛），而用工成本上漲，自然導致人事費用率超高，企業利潤每況愈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前中國行業產能過剩的大環境下，各企業為了消化產能，不惜血本大打價格戰，早已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企業利潤已是一間漏屋，偏偏又遇到“人事費用高漲”這個“連夜雨”，讀者朋友應該可以想象到當今很多企業的日子，差不多就是李清照筆下的“凄凄慘慘戚戚”了。

怎么辦呢？

于是，很多企業在“感情留人、待遇留人、愿景留人”上不遺余力，工資標準每年都在上調，務工人員的生活水準也在不斷提高，員工的文化娛樂需求也得到進一步滿足，企業也在用自己的發展反哺員工的發展，但遺憾的是過分依賴使用大量勞動力的本質問題沒有解決，水漲船高，你在留人，別的企業也在留人，于是用工荒、招工難、員工大幅流失等問題依然無法解決。

筆者在此有責任說句逆耳忠言，對于那些廣泛依賴人海戰術的企業，面對人口紅利消失這個問題，短期而言恐怕無解。學者們紙上談兵，肯定可以給出無窮多的答案，但細究起來，要么好高騖遠，遠水不解近渴，要么理論脫離實際，不接地氣。這個時候不妨讓那些不思改變或者想改變但實力不濟的企業就此關門大吉，或許是優選抉擇。畢竟中國出現的勞動力短缺，既不是結構性短缺，也不是臨時性短缺，而是一種必然的長期的經濟和人口現象，我們不要高估微觀企業改造世界的能動性，這是任何一個微觀個體所改變不了的宏觀事實。

既然人海戰術行不通，很多企業嘗試在“用同樣多的人，創造更多的勞動生產總值”上努力實踐，企圖提高員工的勞動生產效率。典型的辦法是使用勞動力管理工具、提升員工的操作技能、提升自動化生產技術，把正確的人在正確的時間安排在正確的地方。這方面，一些大型企業有ERP、EPM、勞動力流程自動化、考勤工時實時監控等武裝到牙齒的諸多工具，實實在在地提高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用工成本高漲的問題。

但不管怎樣，上述辦法都還是治標，都是基于用好現有存量人力資源，而非調整對勞動力資源的再配置。以筆者拙見，要真正解決人口紅利消失問題，必須著眼在“用更少的人，創造同樣甚至更多的勞動生產總值”，這就需要我們創新人力資源的開發方式。

不妨以快消品企業的深度分銷為例詳細說明：

眾所周知，深度分銷就是企業繞開經銷商或者架空經銷商，從后臺走向前臺，成為分銷的主體，將營銷組織重心不斷下沉的行為和過程。現在很多食品飲料企業，基本都把營銷組織下沉到鄉鎮了，日化行業據說更深，直插村組了。我們稍加算算就知道，假如平均兩個鄉鎮投入一個分銷員，以全國4萬個鄉鎮計，鄉鎮分銷員就要2萬人，再加上企業在一、二線城市布下的終端線路業務（號稱“螞蟻雄兵”），很多企業僅基層業務員就大抵在三五萬人之間。

深度分銷一度是中國營銷舞臺上最亮麗的風景線，也一度叱咤風云、所向披靡。但時至今日，深度分銷在人口紅利消失的大環境下，委實已經步履蹣跚、舉步維艱了。

道理很簡單，這些年勞動力工資持續上漲，上漲速度剔除物價因素之后，平均每年漲幅高達20%以上，三五萬張嘴巴逐年要增加三五億人事費用，再厚的家底恐怕也會被掏光。企業實在招不起、養不活這么龐大的分銷隊伍了。

讀者諸君應該知道，在“90后”陸續登上歷史舞臺的今天，這些年輕人對深度分銷這種枯燥乏味、簡單重復的“苦力活”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即便企業養得起這批隊伍，人力資源經理又從哪里才能招得到動輒以萬計的基層勞動力？

既然養不起、也找不到這么多分銷大軍，那深度分銷豈不山重水復、無路可走？

是的，在人口紅利消失的今天，以企業為分銷主體的深度分銷，確實到了該壽終正寢的時候。但是，不知讀者諸君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們轉個身，來個人力資源開發模式的創新，把深度分銷的主體由廠家轉變為經銷商，深度分銷是否柳暗花明又一村？

答案無疑是肯定的。

首先，根據廠商之間的分工原則，深度分銷本就不應該由廠家成為主體。廠家負責制造、研發和品牌推廣即可，與深度分銷是八竿子都打不著的事。問題是這些年廠家的手伸得太長，看經銷商總是不順眼，認為經銷商的分銷能力無法覆蓋全部終端，是個不中用的包袱，于是挽起袖子，繞開經銷商自個兒開始組建隊伍，全面精耕并掌控終端，把經銷商弄得非死即殘，大多淪為“物流經銷商”（物流平臺）。當然，隨著經銷商功能的日益蛻化，廠家在深度分銷的賊船上越發“套牢”，更加脫身不得，這也是如今廠家深陷深度分銷的“囚徒困境”的真因所在。

其次，廠家成為深度分銷的主體，導致人力資源大量重置和閑置，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是一種落后的生產力方式，違背經濟學常識，尤其是在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今天，注定早晚會被滾滾前進的歷史車輪碾個粉碎。大家都知道，經銷商原本都有自己的分銷隊伍，集合處理所的各個廠家的商流和物流。自從深度分銷大行其道后，各大廠家都派駐自己的銷售隊伍，匯集到經銷商那里的各大廠家的“御林軍”一下子增加好幾倍。以拜訪終端為例，原先只需要派遣經銷商的一個業務員，就可以拿回經銷商所的全部品牌的訂單，現在呢？變成了好幾撥廠家的人員，卻只拿回各自品牌的訂單。有意思的是，人力資源重置好幾倍，業績是否會等比例增加好幾倍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經濟學的生產函數原理告訴我們，經銷商的整體業績除了分銷人數這個要素外，還取決于資金、庫房、分銷網點、各品牌的回轉動力等諸多要素，單一要素的改變，往往并不能等比例改變最終結果。此外，除了人力資源重置外，由于廠家派駐了各自的“御林軍”，導致經銷商的自有人力資源被閑置，聰明的經銷商干脆解散自有隊伍，只管打款和物流配送，反而把市場開發責任推個一干二凈，樂個清閑，這恐怕也是廠家始料未及的事。

最后，廠家反客為主，墊高了深度分銷的成本，自作自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經銷商實施深度分銷的成本遠遠低于廠家。經銷商的隊伍雖然文化水平整體偏低，但工資成本也低（有些經銷商從來不給員工購買社保，廠家敢嗎？）；雖然是“土八路”，但“吃得苦、霸得蠻、耐得煩”（當年選拔湘軍的條件），人均生產力高。更重要的是經銷商的隊伍有“根”，打從小就沒見過大世面，也沒指望有多大出息，流動性小。流動性小，隊伍就穩定，隊伍穩定，客情也就熟透。反觀廠家的“御林軍”，文化高，文化高就眼高，眼高就手低，手低自然產出不高。更要命的是廠家的人員像浮萍，人員極其不穩定。人員不穩定的直接損失是客戶流失和業績流失，間接損失其實更大，比如員工離職補償費用、離職管理費用、離職前效率損失（離職前心猿意馬，業績會直線下滑）和空職成本。經驗值表明，在員工數量和工作質量相同的情況下，廠家的分銷人力成本至少是經銷商的一倍以上。

總之，中國的經濟環境變化了，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營銷江湖更加險惡了。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廠家應該及時正本清源，歸還經銷商作為深度分銷的主體地位。經銷商一旦作為深度分銷的主體，廠家就可以順勢將原有的分銷大軍至少裁撤2/3。這樣一來，我們把深度分銷作為一個整體看，就可以用原先大約1/3的人員，一半的分銷成本，創造等同的勞動生產總值。這一推算倘若變成現實，深度分銷領域的人員短缺問題就可迎刃而解，深度分銷必將“病樹前頭萬木春”。

第5篇：人口紅利的本質范文

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在產品相對缺少的時候，人對產品的要求就會低，就是所謂的“饑不擇食”。而一旦產品越來越多，人的需求就會自然被推高，就是所謂的“挑花了眼”，所以大家會發現：雖然我們周圍的東西越來越多了，但是你鐘意的東西越來越少了。

所以一方面社會還是按照原來的方式生產商品，另外一方面真正能夠滿足我們的東西越來越少。因為產品同質化嚴重、大同小異，人們該有的都有了，沒有的都還沒有記住：最好的商業模式，一定誕生在最壞的時代！

《論真理》里中有一句哲學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人存在時萬物存在，人不存在時萬物不存在。”

這說明未來萬物唯一的標準就是“人”，一切都因討好了“人”而存在。你討好“人”的程度，決定了你存在的價值。商家必須通過設計、科技、創新等各種手段，來創造體驗升級，從而構建消費增量的紅利。

請大家記住一句話：商業本質是正在從“買賣關系”過度到“服務關系”。未來的商品必須體現對人的尊重與關注。

這就是“消費升級”的本質：商業已從一個交易的時代，進入到一個關系的時代，商家可以在實體店上大動手腳，從而營造出一種無與倫比的消費場景。因為消費者需要從對產品的滿意感轉型為精神層面的滿足感。商家的文化、創新、體驗及情懷，都將英雄有用武之地！

這就是下一個“暴利時代”的根本邏輯！

那么，糾結該如何進行消費升級？

所謂消費升級，本質上是優化大腦神經鏈路的過程。也就是人口紅利。

我們的大腦可以看作一個巨大無比的網絡，它由約860億個神經元構成。正如下圖，每個神經元又會生出多個樹突（dendrites），神經元之間通過樹突聯系在一起，就像我們搭建的電路一樣。

860億個神經元在我們大腦中產生的鏈接多達15萬億個之多。如此龐大的天文數字，不亞于一整個宇宙。想象一下，如果讓你在860，000，000，000件物品中間連接15，000，000，000，000條線，你會連錯多少條線？

假設有萬分之一的出錯率，就有10億條錯誤鏈路！錯誤的教育、落后的習俗、誤解、恐懼、懶惰、偏見、憤怒等等，都在創造錯誤鏈路。

所以，理論上來說，面對任何一個用戶，你都有10億個創新機會！

這就是人腦紅利！用戶的大腦中有多少等待優化的鏈路，企業就有多少紅利。比如，用戶覺得花露水很普通，但是六神花露水通過一段花露水發展史的動畫，還原了它曾是民國名媛香水的事實，徹底改變了用戶的聯想；用戶覺得健身軟件是無法堅持使用的東西，但是Keep就成功的通過曬圖社群和朋友圈炫耀機制改造了用戶對健身軟件的聯想。

過去，規模比壁壘重要；

未來，壁壘比規模重要。

過去，追求市場占有率；

未來，追求用戶占有率。

過去，我們把用戶抽象化，每個用戶都是數字；

未來，我們把用戶具象化，每個用戶都是故事。

科技思維

這個世界上，能徹底創造新事物的，除了生孩子，就是deep tech（深科技）。正如《從0到1》所說，隨著信息革命的深化，基礎科技的革命已經在各個領域萌芽。

從虛擬現實，到納米醫療，從高速列車，到人工智能。深科技的變革不是1到n的變革，而是0到1的變革。在人腦紅利時代，科技革命產生的成果，毫無疑問是優化大腦鏈路最高效也是最徹底的方法。

故事思維

故事是性價比極高的經營利器。人類的大腦天生的容易記住故事。故事之所以威力巨大，是因為故事總是能使人聯想起畫面，也就是具有所謂的畫面感。

看這段流傳很廣的廣告文案：“你寫PPT時，阿拉斯加的鱈魚正躍出水面，你看報表時，梅里雪山的金絲猴剛好爬上樹尖。你擠進地鐵時，的山鷹一直盤旋云端。”

對比下面另外一個版本：“你寫PPT時，別人在旅行；你看報表時，別人在旅行；你擠地鐵時，別人在旅行。”

表達同樣的意思，第一段話讓人動容，第二段話讓人瞌睡。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大腦中，處理畫面的皮質區域非常龐大，我們可以非常輕松地處理大量的場景視覺信息。

如下圖紫色區域的occipital lobe（枕葉），就是我們大腦中處理視覺的部分，與處理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的區域相比，視覺區域的神經元數量最為龐大。

人類先祖在長達200萬年的進化過程中，視覺扮演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原始人每天需要甄別數以千計的新出現的水果、樹葉、昆蟲和野獸，進化出了如此龐大的視覺系統。所以具有畫面感的企業故事最能迅速被用戶記住。

設計思維

設計，是跟潛意識對話的藝術。人類的感覺系統，每秒鐘都在向大腦傳遞著11，000，000比特的信息。但是，人類顯意識每秒只能處理16到50比特。剩下99%都交給了潛意識！

過去，用戶規模大于用戶質量，獲取用戶比留住用戶更重要。所以，我們面對用戶傳達的信息全部集中在顯意識。

未來，用戶是否對你有感覺比用戶是否知道你更重要。所以，我們的主戰場會轉入潛意識。在人腦紅利時代，真正的紅利來自于我們每秒忽略的那99%的信息。

這個時候，設計就變得很重要了。設計師的主要工作就是跟潛意識打交道，用戶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正是設計師的主戰場。

在人腦紅利時代，企業應該重新設計你跟用戶接觸的所有觸點，包括你的logo，你的公眾號排版，你的促銷頁，這些都是跟消費者的潛意識對話的過程，它是優化消費者“感覺”的過程，這個過程將在無形中重塑你喚醒消費者的鏈路。

上面，我們已經分析了獲取人腦紅利的三個方式。

科技突破難度最大，創業者需要長期的積累，面對全球的競爭和資本極大的投入，高風險高回報。

設計思維最好理解，有很多公司意識到它的重要性。雖然高性價比的設計師通常非常難找，但是市場上像我們“廳客”這樣幫助企業對接獨立設計師的網絡平臺也越來越多。

故事思維紅利最大，過去的兩年里，大量的企業開辟了自己的公眾號卻不知如何運營，其實企業和客戶的故事，正是企業公號最有價值的地方。也是在人腦紅利時代性價比最高的營銷方式。

企業可以在創辦的初期就應用故事思維，故事不只可用于傳播，還能指導產品開發和客戶關系管理。

比如，最近創辦的創意包子品牌“和萬興”和人力資源服務公司“真聘”都在創辦之初，就在網站上聘請長期合作的撰稿人，從創業之初就記錄公司，產品和客戶之間的各種故事素材。這是非常聰明的做法。

我們的用戶有千萬種生活場景，他們有痛苦，有糾結，有喜好。我們必須走出辦公室，走到他們生活里面去，跟他們交談，體驗他們的痛苦，感受他們的無奈。這樣我們的產品才能打動他們！

故事思維，就是一種場景化，具象化思考的能力，是人腦紅利時代企業家最需要的一種能力。有的創業者認為講故事就是虛假包裝，這恰恰證明他的產品跟用戶可能毫無化學反應。

如果你真的為用戶創造了巨大的價值，那么客戶與產品之間就會產生故事。市值超300億美金的Airbnb就是完全建立在故事思維的基礎上的公司。在整個經營過程中，他們創業的故事，房東的故事，房客的故事一直貫穿始終，構建了極高的品牌辨識度。

在人腦紅利時代，會有越來越多企業采用故事思維。

西方世界長期沒有人口增長，卻連續經濟增長了過百年。他們已經用實踐證明：經濟發展的真正動力是“創新”，而不是“人口增長”。

沉迷于獲取人口紅利，其實讓我們誤入歧途。

人口紅利時代的終結，恰恰是中國經濟找回創造力的催化劑。

一個時代的結束，必然會帶來寒冬，但這意味著下一個春天即將到來。

第6篇：人口紅利的本質范文

在市場調整中，許多基金重倉股表現出良好的抗跌性。在反彈中，也都紛紛創出歷史新高，顯示出投資者對這種股票的看好。同時，市場在藍籌股與題材股輪番刺激下也開始走高。投資者開始擔心，指數的上漲會不會又迎來新一輪的調控?

對這個問題，長信銀利精選基金經理胡志寶思考的是：政府調控的目標是什么?是調控具體的點位還是調控市場投資的氛圍?亦或調控參與者的狂熱?他認為，政府可能并不是要對指數做具體的點位目標設置，調控的主要是市場投機的氛圍，擔心積累起一些泡沫。

胡志寶說，最近兩三年調控的結構或調控的次數、頻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想這是必然現象。政府調控技巧在不斷成熟，通過不斷的微調來調緩經濟過快的增長，而不是像以前一些宏觀政策是通過劇烈的調整或者說比較大幅度的調整來實施。所以我對這種調控和經濟的成長持樂觀態度。相應在操作上，我們更多地注重中長期趨勢，關注一些本質問題，而不是對短期的局部波動作出反應。中國長期來看還是經濟持續增長，要看流動性過剩局面會否改變，這才是決定我們投資的根本問題。

至于在4300點當口，哪些板塊仍有投資價值?胡志寶說：“我們基金主要投資方向有三個，第一個是人口紅利，第二個是全球化，第三個是資產整合。人口紅利主要是從消費的角度來看，高端消費品可能還會有一個高速的增長，比如說高檔白酒等的品牌行業，以及消費渠道如商場、百貨行業。其次，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中國制造業正在盛起，并走向全球，已經成為全球的制造業。第三是現在的市場估值已不便宜了，對于資產注入或整體上市等外延式的增長，值得關注其中的機會。”

捕捉整體上市不如價值投資

“投行的經歷告訴我，資產注入、整體上市并沒有那么簡單，可能會經歷很長也很艱難的過程。”寶盈鴻利基金經理劉豐元表示，在堅信中國A股長牛的理念下，要堅定選擇持有藍籌股。他認為垃圾股、題材股從業績上來看，根本就沒有安全邊際，一個成熟的理性投資者應該堅持價值投資的理念，尋找那些價值股與成長股。這些股票隨著時間的推移，上漲更有基本面的支撐，投資者能賺取安全邊際較高的投資收益。

劉豐元表示，雖然資產注入和整體上市是今年以來最熱鬧的投資主題，但是在投資中，仍然應該堅持價值投資。首先要根據上市公司原有資產收益來進行定價，然后再考慮資產注入和整體上市可能帶來的增值，不能僅僅依靠朦朧的資產注入或整體上市預期而進行純粹投機性的投資。

在談到資產配置時，劉豐元表示，金融、地產、機械、鋼鐵、消費、有色、建材等行業將成為寶盈鴻利基金重點關注的投資領域。近期，寶盈在投資策略上也作了相應調整，更傾向持有確切業績支撐的藍籌股，空位也會作適當控制。

防范風險放在首位

第7篇：人口紅利的本質范文

然而，“三大動力”的衰減乃至喪失也正同時發生于中國，使得中國經濟面臨三十年未見之大變局，搞不好中國經濟不僅可能出現二次觸底，還可能陷于長期低速增長，從而輝煌不再。

一是金融危機后，美國的泡沫破滅、市場蕭條從而導致中國出口狂跌，而今后一段時間即便恢復性反彈也很難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如此出口的發動機將風光不再。這一點顯而易見。

二是人口紅利也正步入尾聲，中國業已進入初步老齡化的時期，勞動力的國際競爭力正在成為過去。事實上，相比于越南等地，中國的勞動力已經越來越談不上“價廉物美”。目前，90年后新勞工已開始登臺亮相，但其工作態度遠不及60、70年代，甚至比不上80后，而各種要求和毛病無疑比前輩們多得多。人口紅利還未完全消失但正在快速消失，如近年來小學和中學招生招不到人就是一個信號，人口負債時代將逐漸來臨。這不僅意味著中國制造已經面臨挑戰，紅火的消費也將逐漸面臨挑戰。

第三當然就是房地產，過去這些年房地產行業猶如鴉片，中國房地產的泡沫成為經濟的強力驅動，幾令中國人瘋狂，也幾令中國經濟也瘋狂。然而，“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近期，因為樓市問題日益政治化，成為動搖民眾對于政府公信力信心的最大挑戰，政府不得不斷然調控。樓市的嚴厲調控再加貨幣與金融的收縮宛如鐵腕一擊，終于遏止了2010年可能繼續上演的樓市瘋狂，一線城市樓市交易量雪崩式地下降，樓價未來亦勢必出現回調，中國政府正被迫走上“戒毒”的道路。

當前，樓市調控中各方面的博弈并未停止。開發商左顧右盼，期望出現奇跡；投機資本則伺機進入商業地產和二三線城市繼續興風作浪；買樓者則不相信樓市將真正進入平穩格局而只是抱短暫的觀望態度；地方政府的樓市調控政策猶抱琵琶半遮面；銀行開始測算樓價下降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則顯然密切觀察市場表現及各方面的反應……

許多人預期，中國的樓市還將反彈，正如太陽必將升起。然而，中國房地產問題已經政治化，成為中國社會與政治不和諧的關鍵因素，這意味著政府已沒有退路，也沒有選擇，甚至容不得商量和猶豫。中國政府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依賴房地產來支撐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必須痛下決心像戒毒一樣“quit（戒）”掉對房地產的依賴。因此，本輪樓市的鐵腕調控只能算是萬里走了第一步，接下來，政府應該盡最大的努力避免重演以往“調控一放松”的怪圈。

第8篇：人口紅利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發展階段；特征；經濟困境；成因

中圖分類號：F124

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逐季下滑，宏觀經濟形勢趨于嚴峻。這種局面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階段，以及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短期中金融危機深化、內需不足等長短期因素疊加的結果。這種情況或許會持續較長一段時期，從而給我國宏觀經濟形成較大壓力。

一、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征

一個經濟體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往往會呈現出一些階段性特征。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其發展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表現出如下一些特征，這些特征很多都呈現出長期性，對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將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也許預示出中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思路已經到了需要進行調整的重要窗口期。

（一）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快速的經濟增長不僅源于技術進步、生產要素以及人力資本的積累，而且更加得益于對外開放和市場化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紅利。然而，近年來，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紅利正面臨耗盡局面，中國經濟面臨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壓力。此外，由于制度紅利和全球化紅利日益耗盡，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下滑，造成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面臨下行壓力。

1. 經濟增長日益依賴資本投入，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下滑

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是推動我國國民收入增長最主要的兩個源泉，1981-2010年期間這兩者對國民收入增長貢獻的份額年均為57.7%和35.2%；勞動增長貢獻的份額僅為10%。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之后國民收入增長越來越多地倚重資本積累。2003-2010年期間，資本對國民收入增長貢獻的份額達到88.4%，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的份額降為19.8%；而此前1981-2002年期間貢獻份額分別為46.8%、40.7%。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在2006年達到極值后出現持續下滑的趨勢，導致中國經濟增長不得不更多依賴資本增長，這不僅降低了國民收入增長的效率，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形成了挑戰。

2. 中國社會加速老齡化，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在二元經濟條件下，人口紅利的實質在于充足和穩定的勞動力供給增長可以防止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出現，維持了較高的資本回報率。由于可以依靠資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經濟增長，此時企業具有投資動力，這正是之前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不過，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增長的潛力正在耗盡。據聯合國測算，我國總撫養比將由2010年的38.2%下降到2014年的37.4%，之后則將由過去的不斷下降逆轉為不斷上升，并在2020年升至40.3%。總撫養比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老年撫養比的提高（少兒撫養比則將基本保持穩定）。

國家統計局的調查資料顯示，4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三年中農民工平均年齡也由34歲上升到36歲。盡管每年農村新增勞動力主要是加入到農民工的行列中，但農民工年齡結構的變化，也說明農民工的“無限供給”狀況在改變。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未來資本報酬率會逐步下降，這會抑制投資，致使原有的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逐漸耗竭，拉低經濟增長速度。此外，伴隨著此過程而來的工資上漲會產生較強的通脹壓力。

3. 制度紅利耗盡，市場化改革亟待深化

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改革所提供的制度創新是推動中國實現快速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然而，近年來來自改革的制度紅利出現了明顯衰減。據測算，中國市場化指數在1981-1999年的平均增速是13.7%，進入21世紀以后年增幅則普遍降至5%以下，且基本保持遞減狀態，未來預計也難以改觀。

在當前形勢下，我國制度創新具有迫切的壓力。一方面，由于人口紅利和自然資源的枯竭，國內原有的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另一方面，一些亞洲新興國家（例如，越南、泰國）日益在勞動力成本方面對中國形成壓力；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科技和經濟強國長期控制著高端技術和關鍵行業的發展，其領導地位短期內難以撼動。因此，從長遠來看，中國必須通過提升制度質量來獲取國際分工的有利地位，爭取在獲取制度紅利的同時，保持人口的規模優勢（即便人口紅利有所減少）。否則，中國在喪失了勞動成本優勢的同時，也將喪失在高科技和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力。提升制度質量的具體途徑包括保護公民財產和權利，保護知識產權和技術創新，遏制官員腐敗，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進法治進程，保護契約關系等等，未來都有較大提升空間。要實現這些目標，關鍵是繼續深化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舍此別無它途。

4. 全球化紅利耗盡，舊的全球分工模式不可持續

新世紀以來，隨著國際分工從產業間和產業內分工向產品內分工的轉變，亞洲地區垂直分工體系和區域內生產供應網絡逐步形成。國際分工的細化，意味著有更多的產業或生產環節進入到國際產業轉移過程。美國、西歐、日本、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等經濟體日益轉向高附加值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生產或加工環節，大規模向外轉移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生產和加工環節。中國的勞動成本優勢、經濟規模優勢、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優勢，以及2001年加入WTO帶來的全方位影響，使得中國成為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最大流入地。

然而，隨著人口紅利和成本優勢逐漸耗盡，中國被動接受國外產業轉移的模式將變得不可持續。歐美金融危機之后，國際制造業巨頭開始逐步將生產基地從中國東部地區轉移到內地或者越南、泰國等成本更低的地區。制造業的轉移固然為部分地區實現所謂“騰巢換鳳”創造了條件，但在中國在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尚不具備比較優勢的時候，制造業轉移可能會造成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出現“產業空心化”，從經濟增長的潮頭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這種背景下，我國應積極調整對外開放戰略，變被動接受產業轉移為主動利用全球化和對外開放，促進中國產業結構提升和動態比較優勢升級，努力實現長期穩定增長。

（二）收入分配進一步惡化，短期難見逆轉

2000年之后，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導致中國在國際收入分配格局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據本文測算，2000年之后由于貿易條件的惡化導致中國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比實際GDP的增長率低1個百分點，中國經濟一定程度上“增產不增收”。根據增長核算得到的結果，1981-2002年間中國平均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約為10%，貿易條件惡化造成的影響為-0.45%；2002-2010年實際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率約為9.8%，貿易條件惡化造成的影響約為-1.1%，損失觸目驚心。

國內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近年來出現了明顯惡化趨勢，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在1992-2008年間下降了12個百分點，而企業和政府收入占比則都有顯著上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占人均GDP比重分別從1978年的90.1%和81.6%下降至2010年的63.7%和44.9%；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消費占人均GDP比重分別從1978年的35%和30.4%下降至2010年的19.7%和14.6%。正如本課題組在《2012年度第一季度報告》中所闡述，這一現象是我國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產物，植根于我國政府的財政壓力、產業結構的資本密集化和國有企業的強勢市場地位等深層次因素，未來中短期內難以獲得實質性改變。這就意味著未來居民部門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弱勢地位不但難以改觀，甚至還有可能進一步惡化。這對于我國的消費增長產生了抑制作用，更不利于長期增長潛力的培養。

（三）城市化統計數據虛高，農民工市民化程度不足

2002-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提高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2096萬人。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個百分點。但上述結果是基于農民工進城居住6個月以上即為常住人口的統計口徑得到的，而這些被統計在城市人口中的常住農民工沒有獲得城市戶籍或市民身份。現有的農民工基本上是自身遷移，家庭還在農村，難以真正融入城市。舉家遷移的比重較小，難以充分發揮城市化的作用。

由于農民工整體收入水平相對城鎮居民較低，不能享受城鎮居民同等的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因此他們作為穩定勞動力供給和新增消費需求貢獻者的作用，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更重要的是，由于戶籍制度的束縛，進城農民工的子女無法像城鎮兒童一樣得到良好的正規義務教育，通過人力資本積累在改善家庭收入的同時提高全民素質。進城農民工子女未來大部分仍將是農村戶籍和農民工身份，繼續從事“農民工身份的再生產”，因此目前的城鎮化進程是局部的，具有不徹底性，未來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以及公共教育體系的完善，將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四）產業結構不合理，工業化進程的速度與質量不匹配

產業結構不合理，工業化進程的速度與質量不匹配是在30年高速增長之后，現階段宏觀經濟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導致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1. 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內部供需結構不匹配

我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增長乏力現象，表面上看是總需求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導的投資模式加劇了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結構性不匹配。由于我國特殊的經濟發展軌跡，我國工業比重一直較高，很多時候都處于產能過剩的狀態。解決該問題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通過投資直接刺激那部分因為需求不足而導致的閑置生產力，通過拉動第二產業來帶動整個經濟增長。然而，投資的本質是為了擴大再生產。通過投資途徑雖然在短期內解決了結構性需求不足，刺激了經濟，但是長期內卻再一次擴大了第二產業的產能，為隨后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性需求不足留下了更大的隱患。

這種矛盾在經歷2008年經濟危機以及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之后更為顯著。大規模的投資計劃不僅扭曲了經濟結構，而且阻礙了產業間結構的調整。由圖4可以看出，在2008年之前，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正逐步趕超第二產業。然而，隨著刺激方案的逐步實施，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的比重關系又開始惡化。

和成熟經濟體的產業結構相比，我國2011年第二產業產值占比為46.6%，較之表2中通常的產業結構演變過程，第二產業占比相對較高；而第三產業占比為43.4%，已經與成熟經濟體趨同。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經濟還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中，即第二產業比重趨于下降而第三產業比重趨于上升。這種調整趨勢卻因為2008年大規模刺激政策而有所倒退。這表明我國經濟供給結構近年來有所扭曲。

2. 工業化速度與質量不匹配，工業化后期結構和中期的技術特征并存

經過改革前的重工業化以及20 世紀80 年代后期的補課，我國的工業結構基本上完成了以原材料工業為重心的重工業化階段。從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程度對比來看，中國在2007年的工業化率已經顯著高于除馬來西亞以外的其他國家自1970年以來的峰值。另外，從工業化時間來看，20世紀完成工業化的主要經濟體，其工業化進程平均耗時15～20年 （錢納里等，1995）。②相比之下，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從1978年起至今已超過30年，即便是重化工業化從1991年起至今也走過了20年，因此當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很可能已經走到后期，進一步提升的潛力受限。

然而，在向高度工業化階段轉變過程中，我國的裝備工業和高技術工業沒有得到應有的加強和發展。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為9.1%，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28.9%，比2005年提升0.2個百分點，裝備制造業總量規模位居世界前列。一般（勞動密集型為主）加工工業的比重很高，技術密集型加工工業的比重較低，這種工業結構特征所反映的工業化進程只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偏差（工業比重很高）的特點使得單憑產業結構狀況做判斷可能會高估了我國工業化所處的階段。

二、目前宏觀經濟困境的主要表現及成因

前面我們分析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主要階段性特征，這些階段性的特征往往具有中長期的性質。除這些中長期性質的因素之外，就目前中國經濟的短期情況來看，宏觀經濟的短期形勢不樂觀，其主要表現及成因包括以下方面。

（一）國內短期增長形勢惡化，但通脹壓力依然存在

由于不利的外部環境和上一輪刺激計劃所導致的消費、投資的跨期替代效應以及房地產與汽車限購政策抑制了總需求，導致當前總體經濟不振。如無進一步刺激，市場將延續弱勢表現，繼續探底過程。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總產出增速持續回落，先行指標不容樂觀

2012年1、2季度GDP增長回落幅度有所加大，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9%，比7月份回落0.3個百分點。在當前的庫存壓力下，去庫存化可能導致工業增速繼續下降，穩增長的任務將變得更重要。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宏觀經濟景氣指數，2012年7月份先行指數回落到98.8；一致指數回落到96.8；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制造業PMI指數2012年8月份為49.28，跌破榮枯線，比上個月下降-0.9%，顯示未來經濟可能出現進一步下滑。

2. 固定投資增速回落，房地產首當其沖

隨著宏觀經濟政策的收緊，固定資產投資的名義增速和實際增速都出現連續回落。2012年1-8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名義增長20.2%，增速較2011年同期下降了4.8個百分點。投資增速下降的原因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較快撤出、市場主導的投資動力增長不足。在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作用下，房地產投資增長低迷，很大程度上將制約中國經濟的復蘇和回暖，2012年1-8月全國商品住宅新開工面積下降11.1%。

3. 消費者信心下降，消費增長難有熱點

2012年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3.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1%，從環比看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1.28%。而2012年1-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4.1%，較2011年同期下降2.8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4%。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2012年我國農村與城市人均收入水平都在上升，并且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導致收入增長而消費下降的原因在于消費者信心指數的下滑。從2011年2季度開始，消費者滿意指數跌至低點，到2012年7月該指數僅為93.3，而消費信心指數僅為98.2，大大低于危機前的水平，并且依舊處于下滑趨勢。

4. 凈出口長期壓力依然顯著

在世界經濟環境不景氣的背景下，我國出口和進口增速都出現回落。自2012年1月我國出口與進口分別出現了-0.5%和-15.3%的負增長以來，整個進出口行業形勢不大樂觀。2012年8月我國進出口同比增幅僅為0.2%。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8月份我國出口1779.8億美元，同比增長2.7%；進口1513.1億美元，同比下降2.6%；貿易順差266.7億美元。在國際環境尚未明朗的條件下，我國進出口在中長期中存在較大壓力。

5. 物價增速持續回落，但通脹壓力依然存在

伴隨著貨幣投放速度與銀行信貸投放增速減緩，我國的物價增速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2012年8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為102.0，較7月有小幅回升；而工業品價格指數（PPI）下降到96.5，同比下降3.5%，環比下降0.5%，創下了34個月的新低。然而，在原油價格不穩和全球極端天氣的影響下，物價水平短期內仍有不確定因素，通貨膨脹壓力依然存在。未來穩增長政策出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通貨膨脹反彈。

（二）經濟增速回落的長期性在于潛在增長率下滑與短期經濟回調重合

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下滑與短期經濟回調重合是造成目前經濟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具有長期化的趨勢。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1. 多重因素疊加導致中國經濟進入潛在增長放緩期

根據前面的分析，在人口紅利、制度紅利和全球化紅利均呈現耗盡趨勢的背景下，我國的潛在增長率將會下降。此外，全球經濟業已進入潛在增長放緩期，壓縮了中國技術學習和引進的空間，更加強化了總需求不足效應。

2. 發達國家潛在增長放緩，外需不足將呈現長期化趨勢

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之時，部分學者的第一感覺是這次危機來自于金融衍生品本身，是金融機構過度使用資產證券化工具和信用風險轉移工具、監管機構措施不嚴的結果。因此，解決危機需要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過度發展，提高監管部門的監管水平。但是，實際上，此次危機是IT革命后，創新進展緩慢，從而利潤率下降的后果。由于近年來難以發現創新快速增長的跡象，此次危機將維持一段時間，是一個中期現象。利用歐洲專利辦公室（EPO）、美國專利和商標辦公室（USPTO）和日本專利辦公室（JPO）共同保護的三元專利③來衡量近些年的創新趨勢，可以發現創新活動趨緩（圖6）。從柱狀圖表示的增長率可以看出，從1995年之后專利的增長率呈現了逐漸下降的趨勢，經合組織（OECD）國家三元專利的數量較為平穩，沒有突出表現。

因此，西方國家要徹底走出這次危機需要新一輪的技術變革，必須通過新的技術變革促進勞動生產率，提高企業利潤率，促進長期增長。然而，目前并沒有出現新的技術革命的浪潮，這意味著此次危機后的復蘇將是一個緩慢進程。

根據IMF估算，2012年上半年世界GDP同比增長了4.3%，世界經濟仍處于艱難而痛苦的復蘇過程中。2012年歐債將進入還債高峰期，主要債務國自2012年5月以來再次陷入崩潰邊緣。目前為止，歐元區國家仍未能就債務危機達成一致的解決方案，這將可能使歐債危機全面升級，對市場信心和全球經濟產生更為不利的沖擊。美國經濟在2012年初呈復蘇態勢，但失業率居高不下始終困擾美國經濟。作為金融危機深化表現的歐債危機未能平息，已成為所有國家所面臨的最嚴峻的系統性風險。對于中國而言，一方面，歐債危機的惡化拖累歐美國家經濟復蘇，導致中國出口市場萎縮；另一方面，由于擔心中國經濟可能出現“硬著陸”，歐洲大量銀行資金回流本土，對中國經濟也會造成不利影響。

3. 西方的緊縮措施和貿易保護，對全球經濟形成了進一步的下行壓力

根據OECD構建的綜合領先指數（CLI），主要經濟體增長步伐仍有可能進一步放緩。表6顯示，多數國家CLI指數在2011年下半年（一些國家是2011年末）降至100以下，由于該指數具有領先的特性，顯示未來世界經濟仍存在下行壓力。

從整體上看，在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世界貿易開始逐漸復蘇。但在考察期內，亞洲進出口的同比增長率持續下降，特別是出口方面，由于北美、歐洲市場疲軟，因此亞洲出口增長率進一步下滑。為了修復此前由于超前消費所導致的家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歐美家庭和公共部門不同程度地緊縮了支出，對于中國出口部門恢復造成不利影響。此外，美國和歐盟等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抬頭，其不斷揮舞“貿易大棒”，將中國作為貿易戰假想敵。2012年上半年以來，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極其頻繁，造成中美、中歐之間在太陽能光伏、稀土等許多領域均有糾紛，甚至有時一天之中就有不止一項制裁措施出臺，并采取行政和立法雙重措施強化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能力。

（三）運用傳統宏觀調控思路來調節經濟增長的效果正在日益削弱

傳統的應對短期經濟下滑的相機抉擇的宏觀經濟政策，在目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其實施的效果正在日益削弱，這是造成短期中宏觀經濟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1. 傳統刺激性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逐步減弱

總需求政策是否有效取決于短期總供給曲線是否是向上傾斜的。就政策效果而言，在總供給曲線上，產出對價格的彈性越大（總供給曲線越平坦），需求擴張政策的效果越顯著。圖6中計算了國內吸收產品和出口產品供給的自價格彈性，根據本文測算發現，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總供給價格彈性日益減小削弱了需求政策的效果，擴張性的政策帶來的更多的是價格上漲而非產出增加。

對于出口而言，出口產品的價格彈性在1990年后由正轉負，2003年之后絕對值基本保持在0.3左右，這表明出口產品是缺乏彈性的（以彈性絕對值等于1作為判別標準）。因此，通過降低價格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出口量，但對出口收入幫助不大，進一步降低出口價格反而會造成出口收入絕對下降。

2. 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開始呈現下降趨勢，原有保就業政策可能難以發揮理想的效果

我們計算了勞動需求對內需品（最終消費加最終投資）產出的彈性和勞動需求對出口的彈性，這兩個指標分別反映了內需和出口部門增長對就業的吸收能力。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內需和出口部門對就業的吸收能力呈現不斷增強的趨勢，并且內需部門對就業的吸收能力超過出口部門，例如2010年勞動需求對內需增長的彈性為3.68，而對出口部門增長的彈性僅為2.65，考慮到內需部門規模大于出口部門，出口部門增長對就業的吸收能力超過內需部門，見圖7。然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自2008年以來，無論內需部門還是出口部門的就業彈性均出現下降的趨勢，這表明這兩個部門對勞動的吸收能力呈現下降現象，以往通過經濟增長來保就業的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當前的就業問題。

3. 以投資為主的刺激政策將進一步惡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消費和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近年來，我國擴張性宏觀政策主要是以刺激投資為主，投資增長對拉動內需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容易造成投資品的相對價格和通貨膨脹上升。與消費品相比，投資品具有資本密集性特征。根據斯托珀-薩繆爾森定理的論點：某一商品相對價格上升，將導致該商品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實際價格或報酬提高，而另一種生產要素的實際價格或報酬則下降。因此，以刺激投資為主的需求擴張政策可能進一步強化收入分配向資本傾斜的格局，惡化收入分配結構。

根據我們的計算，內需品和出口產品價格上漲均會推動勞動和資本價格上漲。然而內需品價格上漲對資本價格的拉動作用高于對勞動價格的拉動作用。在1981-2010年間，資本價格對內需品價格的彈性均值為1.05，而勞動價格對內需品價格的彈性為0.88，見圖8。也就是說，當內需品價格上漲或者通貨膨脹上升時，資本品價格上漲快于勞動價格上漲，此時收入分配愈發向資本傾斜，與多年來提高勞動收入在總產出中比重的努力背道而馳。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國當前面臨的經濟發展階段中所呈現出的各種不利因素與目前宏觀經濟中的諸多問題相互交錯，各種長、短期因素疊加在一起，它們的共同作用和相互影響，使得當前我國經濟陷于一種相當困難的局面。這種局面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在今天乃至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都將面臨穩增長、調結構、控通脹等多重目標。

注釋：

① 數據來源：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0）。

② 這些國家工業化完成之際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約為1/3左右。

③ 之所以采用這種方法是為了避免母國優勢等專利測量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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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人口紅利的本質范文

關鍵詞 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收益；職業培訓；效應評價

中圖分類號 G72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5）19-0058-05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來源之一是人口紅利，尤其是來自鄉村地區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形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推動了中國經濟在出口驅動下的快速增長。國家統計局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截至2010年11月，我國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億人，占50.32%。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顯示，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接近2.69億人，比上年增長2.4%。其中，外出農民工1.66億人，增長1.7%。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為1.25億人，占農民工總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農村從業勞動力的比重為65.5%。近年來，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民工荒”問題，勞動力工資與勞動力成本之間的矛盾，將導致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面臨消失。厲以寧提出了新人口紅利的觀點，認為一國在發展過程中將經歷廉價勞動力紅利、技工紅利、高級技工紅利和專業人才紅利的新舊人口紅利替代過程，技工時代的新人口紅利將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增長源泉[1]。顯然，提升占總人口半數以上鄉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是產生新人口紅利，迎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途徑。

通過職業培訓，新生代農民工能夠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進而提升自己的就業機會、職業選擇、工資收入，融入城市[2]。對農民工人力資本狀況、人力資本回報等問題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和經驗對農民工人力資本回報的貢獻，按不同行業、職業和收入水平估算收益率。羅鋒等對珠三角地區961個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數據分析發現，培訓對提高新生代農民工非農收入作用顯著[3]，由于采用的是OLS估計，未解決效益評估中的選擇偏差。孟憲生等利用配對估計考察就業培訓對農民工收入的影響，發現培訓的回報大約在22%左右[4]，但該研究未考慮年齡因素的差異和影響。數據顯示，接受過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32.7%，各年齡段農民工接受培訓比重均有提高①。因此，有必要對這種培訓對人力資本提升的作用和效果進行分析與評價。本文基于微觀數據，考慮平均處理效應，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職業培訓對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提升的作用效應。

二、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一）數據來源

考慮到樣本分布，調查選擇南昌市、東莞市、鄭州市和重慶市4個城市，選擇農民工就業較集中的制造業、建筑業、住宿餐飲業、交通運輸業，每個城市、每個行業各隨機選擇50名1980年以后出生的農民工，共發放問卷800份。剔除其中有缺失值和違背邏輯等無效問卷，共得到有效問卷735份。采用結構式問卷設計，包括個人基本信息、參加培訓情況、就業狀況、職業規劃等主要內容。

（二）分析方法

職業培訓通過提高勞動技能和個人素質而帶來人力資本質量的提升，具體可表現在提高工資收入、獲得職位發展、提高福利待遇、提升創業就業能力等。由于不可能得到同一個個體在相同時間內參與和不參與職業培訓的兩種結果，采用匹配估計方法解決選擇偏差效應。

本文假設農民工在其受教育程度一定的情況下，自身人力資本水平是通過培訓獲得的，探討職業培訓對新生代農民工（分為18～24歲和25～34歲兩個年齡段，即90后與80后）人力資本的提升效應，即培訓的處理效應（treatment effect）。根據 Rubin （1974）所提出“反事實框架”（counterfactual framework）的魯賓因果模型（Rubin causal model），以虛擬變量Di={0，1}表示個體i是否參與職業培訓，存在兩種產出狀態，即參加培訓（Traini=1）與不參加培訓（Traini=0）。

參與培訓的決策不是一個隨機的決定，是農民工“自選擇”的結果，在培訓決策非隨機的情形下，引入識別性假設條件來解決或減緩自選擇偏差。一種可行的識別策略是引入條件獨立假設，參與職業培訓與否由個體特征變量X決定。變量在決定是否參加培訓時也決定了其產出效應，二者正相關。為了考察培訓的處理效應，根據Rosenbaum和Rubin的定義，在一個“反事實框架”下，將不能觀測到的結果定義為反事實結果。對于農民工個體i，參加培訓的平均處理效應（ATE）可表示為：

τi=P?[E（Y1│Train=1）-E（Y0│Train=1）]+（1-P）?[E（Y1│Train=0）-E（Y0│Train=0）] （1）

其中，P是樣本中農民工參與培訓（Train=1）的概率。由于反事實的結果E（Y0│Train=1）和E（Y1│Train=0）是無法觀測到的，通常是估計處理組的平均處理效應（ATT，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reated），定義如下：

τATT=E（τ|Train=1）=E（Y1 |Train=1）-E（Y0 |Train=1）（2）

為了獲得反事實的處理結果，可以采用匹配法來分析，即：找到屬于控制組（control group）的某個體j，使得個體j與個體i的可測變量取值盡可能相似（匹配），基于條件獨立假設，創造隨機試驗條件進行參與培訓和未參與培訓的效應比較。則參與職業培訓的平均處理效應（ATT）的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估計如下式所示：

τATT=E（p（x）|Train=1） {E（Y1│Train=1，P（X））-E（Y0 |Train=0，P（X））} （3）

傾向得分匹配估計實施步驟為：（1）考慮到職業培訓的參與決策是個二元變量，采用Probit模型估算傾向得分，得到樣本個體的傾向得分值；（2）根據傾向得分估算結果，選擇匹配算法。本文采用非精確匹配常用的三種方法（Becker and Ichino，2002）：最鄰近匹配（nearest-neighbor-matching）、域閥和半徑匹配（caliper and radius matching）和核匹配（kernel matching）。

傾向得分匹配的三種方法各有特點：如果配對的未參與者的數量遠遠多于參與者，那么最鄰近法的匹配數量和質量都有很好的保證，最為適合；如果配對的參與者的數量遠遠多于未參與者的數量，就要把信息的數量放第一位，而匹配的質量放在第二位，核匹配法是最佳選擇；如果兩組的數量相當，或者差距不大，可以綜合運用這三種方法來考察所估計效應的穩健性。

三、估計結果分析

（一）對新生代農民工工資性收入的效應

選擇農民工的年工資性收入作為產出變量，剔除未通過15%顯著性水平檢驗的自變量。傾向得分匹配估計結果見表1，其中半徑匹配的容忍值為0.1，核匹配選擇Epanechnikov核函數。

表1 職業培訓對工資性收入的效應評估（單位：元/年）

匹配方法 18～24歲 25～34歲

系數 標準差 系數 標準差

最鄰近匹配 6223.2*** 1953.6 7632.4*** 2313.7

域閥和半徑匹配 6279.1*** 1873.5 7541.2*** 2153.1

核匹配 5950.1*** 1546.3 7212.6*** 1977.5

注：***表示通過1%以上的顯著性水平檢驗。

結果表明，職業培訓顯著提高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性年收入，均通過1%以上的顯著性水平檢驗。18～24歲“90后”農民工的平均處理效應在5950～6279元之間，平均為6151元/年。核匹配估計的處理效應值最小，域閥和半徑匹配的處理效應最大，相對于反事實構建的未參與培訓的處理組，年平均收入提高22%；25～34歲“80后”農民工的平均處理效應為7212～7632元之間，平均為7641元/年，比“90后”農民工高出1490元/年，年平均收入提高了25.6%，略高于前者。

職業培訓能顯著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性收入，具有較高的投入回報率。80后農民工較之90后農民工由于工齡更長、工作經驗相對豐富、擇業面更廣等原因，由培訓促進收入提高的作用更明顯。

（二）對新生代農民工擇業能力的效應

新生代農民工愿意長期留在城市，就業態度區別于上一代農民工，不僅僅是為了謀一份工資，而是有更多的目標和預期，希望能盡快找到更穩定、工作條件更好的工作，這就對他們的擇業綜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當一個人具有更高擇業能力時，就容易獲得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通常會考慮重新選擇一個工資收入更高、發展預期更好的崗位。考慮數據可得性，本文以6個月內“是否主動更換過工作或單位”“對新工作是否滿意”為指標，構建了一個衡量擇業能力的虛擬變量，將更換了工作且對新工作滿意的賦值為“1”，將已更換工作但對新工作不滿意的賦值為“0”。在樣本中剔除未更換工作的群體。從表2所示的結果看，職業培訓對新生代農民工擇業能力的提升作用并不明顯。

表2 職業培訓對農民工擇業能力的平均處理效應估計

匹配方法 18～24歲 25～34歲

系數 標準差 系數 標準差

最鄰近匹配 0.011 0.013 0.007 0.010

域閥和半徑匹配 0.008 0.011 0.006 0.007

核匹配 0.006 0.012 0.007 0.009

（三）對新生代農民工創業行為的效應

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職業規劃方面對創業的愿望強烈。有超過40%的人認為自己現在的工作只是暫時性的，希望將來能自己創業，以便可以更好地留在城市。本文將職業培訓對創業的效應作為單獨的產出變量，觀測其是否有促進作用，估計結果見表3。結果表明，職業培訓對受調查的新生代農民的創業行為不產生效應，不能提升其創業能力，只能解決眼前的就業問題。

表3 職業培訓對農民工創業的平均處理效應估計

匹配方法 18～24歲 25～34歲

系數 標準差 系數 標準差

最鄰近匹配 0.005 0.010 0.004 0.007

域閥和半徑匹配 0.003 0.003 0.002 0.007

核匹配 -0.013 0.007 0.002 0.005

（四）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發展的效應

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期望值更高，除了工資收入外，還更加看重工作穩定與否，將來是否有職位晉升空間和發展前途。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發展的愿望都比較強烈。本文將高級職位（管理者、高級技工、技工等）賦值為“1”，將普通職業（普工、行政職員、一般工作）賦值為“0”，構建了一個衡量職位發展的虛擬變量。得到的平均處理效應傾向得分匹配估計結果見表4。

表4 職業培訓對農民工職業發展的效應評估

匹配方法 18～24歲 25～34歲

系數 標準差 系數 標準差

最鄰近匹配 0.062 0.053 0.252*** 0.075

域閥和半徑匹配 0.019 0.037 0.205** 0.072

核匹配 0.007 0.041 0.193** 0.071

注：**、***分別表示通過5%和1%以上的顯著性水平檢驗。

三種算法均表明，職業培訓對90后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發展的影響較小且不顯著，而對80后農民工有一定的作用。這說明職業培訓并不能對所有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發展起作用，特別是90后農民工所接受的培訓多數是對應所在崗位的操作性培訓，由于缺乏工作經驗和資歷，一般性的技術培訓不能幫助他們在短期內獲得職業發展。從估計結果看，培訓對職業發展所起的作用較小，約為20%左右的效應，這可能是當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培訓參與率總體偏低的原因。

（五）不同培訓類型對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工資收入的效果

常見的職業培訓依據組織者不同可分為：政府主導型培訓、企業自辦型培訓、政府企業合作型培訓、公益組織型培訓等，還有一類是個人自主選擇型培訓。

針對參與培訓的樣本，根據其參與培訓的類型不同，進一步探討職業培訓類型對新生代農民工工資收入提高的影響。以月平均收入的對數值作為因變量，以政府主導型培訓作為參照，引入其他各類型培訓為虛擬變量。在Mincer方程的基礎上考慮個體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就業地點和所在行業等控制變量。OLS估計結果見表5。

結果表明，企業自辦型培訓對收入提高最明顯，政府企業合作型的次之，且兩者差異不大，分別通過1%和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公益組織型和自主選擇型培訓對收入提高的作用也高于政府主導型，均通過10%以上的顯著性檢驗。

表5 不同培訓類型的Mincer方程回歸估計結果

自變量 系數 標準差

企業自辦型培訓 0.926*** 0.271

自主選擇型培訓 0.756* 0.248

公益組織型培訓 0.497* 0.313

政府、企業合作型培訓 0.847** 0.352

注：*、**、***分別表示通過10%、5%和1%以上的顯著性水平檢驗。

四、研究結論與對策

（一）主要結論

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傾向已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參與職業培訓的實際收益能否達到其預期收益，將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意愿。

第一，職業培訓可以顯著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性收入水平，對80后新生代農民工提升作用更大，具有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加強引導和鼓勵新生代農民工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二，目前的職業培訓對新生代農民工擇業能力、創業行為、職業發展等正向效應不明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這些卻正是新生代農民工較為關注的方面。由于職業培訓效果與新生代農民工多元化發展訴求存在明顯差距，這會降低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吸引力。

第三，當前的職業培訓大多集中于初級的技術培訓，從培訓的目的、內容、形式等方面并沒有關注到新生代農民工的全面需求[5]，對知識技能培訓方面仍存在系統性、全面性不夠的問題，不能提升農民工綜合素質，無法滿足新生代農民工擇業和創業需求。一些體制性因素，如政府職能缺位、無序的勞動力市場、社會培訓體系滯后等，也會阻礙人力資本投資機制的市場化。

第四，企業組織開展的培訓雖然對提高農民工工資有一定作用，但企業通常只提供專門性技術培訓，很少對農民工進行通用性知識培訓，這不利于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全面提高。而政府相關部門更加注重管理職能，或存在信息不完備的情況，導致所提供的培訓內容不能完全滿足農民工實際需求。

（二）對策建議

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重要的人力資本來源。但職業技能素質整體偏低，這無疑會制約經濟轉型升級和新型城鎮化發展，不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從現實來看，存在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培訓參與率低、培訓實際效果和利益訴求不一致、培訓導向與需求導向脫節、組織形式結構不合理以及經費來源結構失衡等問題。

第一，國家應該明確將農民工職業培訓納入公共服務體系，整合社會各方資源，做好宏觀指導和綜合協調，制訂政策措施，提供面向農民工職業發展需求的職業教育與培訓。農民工培訓是一項社會性、系統性的工作，隨著市場機制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影響力度不斷增大，政府角色如何適應職業教育區域化與職業化的特點已經成為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與培訓發展方向的關鍵因素。各級政府部門仍然是農民工培訓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農民工職業培訓的有效開展除了取決于培訓自身體系的優化之外，還需要政府有關部門提供政策支持與制度保障。要加強政府在農民工職業教育與培訓領域的地位和作用，協調好學校等培訓機構和市場、企業等方面的關系。

第二，應結合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特色，探索區域職業教育與培訓發展的具體路徑。當前已基本形成政府、用人單位、職業培訓機構、中介機構、行會組織等多元參與的農民工培訓供給機制。隨著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務工和生活經驗的積累，他們的工資收入、思想觀念、生活面貌發生了很大改變，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供給中，農民工對職業技能培訓內容有了新的需求。在產業結構提升和經濟轉型的背景下，一是要根據不同區域產業結構特點，探索區域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發展路徑，職業培訓要緊跟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對技能人才的需求，產學互動，切實為當地經濟發展服務；二是要立足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實際需求開展培訓，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由生存性擇業向發展性擇業轉變的新需求，尤其要鼓勵企業自辦型培訓和政府企業合作型職業培訓。

第三，應健全完善農民工職業培訓的多元投入機制，強化經費財政保障，保障農民工職業培訓的質量和效果。一是堅持以政府經費投入為重點，強化政府在農民工職業培訓中的主體地位，在財政支出中應安排專項經費用于支持和鼓勵農民工職業教育與培訓；二是落實企業或用人單位的培訓資金投入，消除企業或用人單位對農民工流動性大帶來的投資回報外溢的顧慮，對積極投入農民工職業培訓的企業，應給予減免企業稅收等優惠政策；三是鼓勵社會力量資助或參與農民工職業培訓。農民工職業培訓具有一定的社會公益性特征，要倡導和鼓勵社會各界積極為農民工職業培訓提供支持，讓全社會共同關注農民工群體的生活與發展；四是要引導農民工個人積極進行自我投資，加大對農民工職業培訓的社會宣傳，讓更多的農民工了解職業培訓對于自身發展的重要性。

第四，完善就業準入制度，嚴格職業資格證書，有效刺激農民工職業培訓需求。完善就業準入制度要求農民工在上崗前必須取得相應的勞動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這種門檻限制有利于轉變農民工的就業觀念，激發農民工參與培訓的積極性，提高農民工的綜合素質。同時也有利于規范企業招工用工制度，減少企業為了短期利益而出現隨意用工的現象，滿足勞動力市場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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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Evaluation of Human Capital Avail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Micro-data from Vocational Training

Liu Jun， Tan Genmei， Xu Xiangyun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micro-data of vocational training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e study analyzed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effects on human-capital improve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method of PSM， and discussed if vocational training fit the demand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r no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vocational training can increase the income of wages， but it doesn’t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ability， and the content， form and way of vocational-training should be per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