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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范文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整體上獲得了高速發展，但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逐年加大；東部地區繼續高奏凱歌，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再到環渤海的開發開放使得東部地區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成了我國經濟的“隆起區”；中西部在經濟總量、人均收入、結構提升等方面都明顯滯后于東部，這種滯后不僅指增速的相對滯后，更嚴重的是實際收入水平和經濟結構提升的絕對滯后。我國區際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引起決策層的關注，1991年3月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中明確指出，“要正確處理發揮地區優勢和全國統籌規劃、沿海與內地、經濟發達地區與較不發達地區之間的關系，促使地區經濟朝著合理分工、各展其長、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方向前進”，并按照沿海地區、內地、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四種類型規定了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方向與日標；1996年3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專設了“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一章，專門論述了區域協調發展問題。與此同時，國家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等戰略，金融危機后更是批復了包括珠三角規劃在內的10多個區域發展戰略。在國家“十一五規劃”中，更是首次提出了主體功能區戰略，并且在2011年全國兩會中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中，主體功能區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那么主體功能區戰略與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之間的關系如何？它能夠解決我國的區域協調發展問題？還是也如其他眾多區域發展戰略一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問題？上述問題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區域協調發展常用來表述如下涵義：東中西或各省區之間發展差距的縮小，或把差距控制在適度、合理的范圍內，即區際經濟結構協調；區域間分工協作的發展，建立和發展地區間合理的分工體系，促進國家整體利益的提高，區際產業結構協調；國家投資在地區間的合理分配，即區際生產力布局協調；消除區際貿易封鎖和市場分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即區際貿易關系協調；區際不平等競爭環境的消除，即區際利益關系協調。顯然，上述幾種涵義都是區域協調發展的應有之意，都是區域協調發展所要求的一個側面。而在決策層面，在國家五年計劃綱要中，對區域協調發展的界定也出現了差異：國家“十五”綱要中有關區域協調發展的表述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合理調整地區經濟布局，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國家“十一五”綱要中有關區域協調發展的表述為：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發展基礎和潛力，按照發揮比較優勢、加強薄弱環節、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的要求，逐步形成主體功能定位清晰，東中西良性互動，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趨向縮小的區域協調發展格局。

俠義和廣義視角下的我國區域協調發展

從表中可以看出：與區域的自身相比，東部地區省份表征區域協調發展指數從2001年的0.590緩慢地上升到2007年的0.616，之后有所下降，2009年變為0.609，這說明東部地區，區域協調發展總體趨勢是逐漸改進的過程。中部地區省份表征區域協調發展指數從2001年的0.403緩慢地上升到2004年的0.409，之后逐漸下降，2008年變為0.391，09年上升到0.401，這說明中部地區，區域協調發展指數處于一個起伏，但輕微下降的過程。西部地區省份表征區域協調發展的指數從2001年的0.375下降到2006年的0.357，然后有所反復，2009年變為0.358，這說明西部地區，區域協調發展指數處于一個起伏，但逐步下降的過程。

從區域之間看，東部和中部之間的區域協調發展指數之差從2001年的0.188上升到2007年的0.224，然后有所反復，兩者之間的差距2009年變為0.208，東部和西部之間的區域協調發展指數之差從2001年的0.215上升到2006年的0.257，之后有所反復，兩者之間的差距2009年變為0.251，平均來看，東中部地區省份的平均區域協調發展指數差距從2001年的0.188增加到2009年的0.203，東西部地區省份的平均區域協調發展指數差距從2001年的0.215增加到2009年的0.239。這說明，從廣義區域協調角度看，中部和西部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區域不協調發展程度呈現日益增加的趨勢。

結合狹義的實際人均GDP增長率來度量區域協調發展，中國的區域發展差距有擴大的趨勢，以廣義的人民生活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來度量區域協調發展，我國中部和西部等內陸地區與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區域不協調程度日趨擴大，廣義上的不協調程度遠大于狹義上的不協調程度，這意味著東西部之間在實際收入水平和實際享用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更大。

主體功能區會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嗎？

主體功能區戰略是我國“十一五”規劃有關區域協調發展部分提出的新舉措，其主要思路是國家根據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四種類型的主體功能區，并進一步明確了四類主體功能區的功能定位、發展方向與發展重點，就是試圖從解決空間失衡問題出發解決區域協調發展問題。

通俗地講，主體功能區戰略就是一個區域適合做什么就做什么，是邏輯意義上的以地為本，同時也是對區域過去發展水平的一個事后承認或被動承認，它的核心邏輯是對外生條件和歷史事件的絕對遵從，因為根據國家主體功能區戰略的相關要求，一個地方劃入什么開發區域主要的判別標準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從邏輯和理論上看，這樣的劃分標準沒有什么問題，根據一個地區的環境容量限量、發展基礎和發展增量來決定一個地區的發展，然而這三個條件是如何科學地劃分、如何科學地界定，則成為了爭論的焦點。

我們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例，資源環境承載力在科學上并不是一個成熟的概念，不同的學者對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通常來說，資源環境承載力通常是用土地資源、（淡）水資源、環境容量、生態脆弱性和生態貢獻性等與一個地方的自然資源稟賦為判別標準，但是一個地方的自然資源開發與其生態系統之間存在著兩難選擇，礦物資源等自然資源的開發顯然會帶來產業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帶來承載力的提高，但同時，大量自然資源的開發又會使得一些環境脆弱地區的水資源、生態資源等遭受嚴重威脅，同時又降低其承載力。因而資源承載力本身就是一個不太準確的概念。

另外，從時間維度上看，資源環境承載力又是屬于動態范疇的問題，隨著生產技術、生產方式、制度環境、生態文明等要素的改進和完善，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力也不是靜止不變的，它也會發生變化的。另外，從資源環境承載力的隱含邏輯上看，通過主體功能區的定位，把環境資源承載力較低地區的人口向資源環境承載力較高地區轉移，但是我們知道，行政命令式的、強制的人口轉移的效果都是很不理想的。我國人口遷移也面臨著就業容量問題、城市管理體制、文化沖突等種種問題。

從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面臨的一些問題和不足一樣，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也都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所謂的決定因素通常都會隨著科技和社會的進步而出現動態的調整過程。如何科學而令人信服地分析這種調整過程？如何確定這三種決定因素之間的權重關系？當前對這些問題都沒有一個清晰和成熟的分析、解釋和論證。

從整體上看，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與其開發順序和開發重點正好形成了相互促進的同向遞增關系。通常來說，我國大部分東部沿海地區都是屬于優化開發區域，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和經濟帶都屬于重點開發地區，而中西部邊遠地區大多屬于限制開發區或禁止開發區，而四種不同開發區在投資政策、產業政策、財稅政策、生態政策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即使在一個省內，那些省會城市以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也同樣被劃入一個省的優化開發區，而其相對落后區被劃入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任何一個地區特別是落后地區也都有發展的權利和愿望，而中西部的邊遠地區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就相對落后，遠遠低于東部發達地區，恰恰又被劃入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根據國家主體功能區發展戰略的要求，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不能更多地發展產業經濟，而應更多地承擔環境和生態維持功能。目前我國各種補償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沒有一定的經濟和產業的支撐，這些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是無法承擔生態和環境功能的。當然，有人認為區域協調發展不應僅僅是追求人均GDP的絕對平衡而應該是享受基本服務均等化的過程，但是正如我們上面實證分析的那樣，從中國實證數據上看，包括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廣義區域不協調要超過只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的狹義的區域不協調。當然中央政府也清楚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面臨的實際情況，因而也出臺了包括生態補償、地方政府的考核標準等在內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但是這些配套政策目前主要集中在分析和論述階段，真正實施還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以生態補償為例，國內學者幾乎在討論主體功能區戰略時都認為中國必須實行橫向和縱向在內的生態補償，以彌補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由于放棄產業發展而對優化開發區和重點開發區承擔的生態保持和維持的利益補償。但是具體來說，生態補償的標準及數量則存在著巨大的爭議，即使在學術界，也沒有一個比較成熟和令人信服的生態補償標準，一片森林、一片綠地、潔凈空氣的價值到底應該如何計算誰也說不清楚。不同學者根據不同的定價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結果，而這些結果有時候可能相差幾倍，甚至十幾倍。中國環保部前些年嘗試推行的綠色GDP核算的夭折，很好地說明了環境價值計算的巨大難度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態度。對于同屬于一個省份的不同地區來說，由于屬于同一個行政區，因而不同地區之間的生態補償相對容易一些。然而事實是，即使是一般認為較為容易同一個行政區內不同地區之間的生態補償，實施起來也是相當困難的。作為首都和發達地區的代表性城市的北京市，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對生態補償只有下面幾個字：“繼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而不同省份之間（例如北京和河北省之間），尤其跨越了好幾個省份的兩個省份之間的生態補償更加困難。作為發達地區政府來說應該對于作為生態涵養區的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政府和民眾給與生態上的補償，但是很難確定補償標準，也很難統一補償標準。即使是同一個專家，但他用不同的方法（成本法、收益法、綜合評判法）確定補償標準，所得出的結果也千差萬別。難以確定統一的補償標準直接影響甚至阻礙省份之間的生態補償。從更普遍的意義上說，區域補償不應該僅僅指生態補償，當存在外部性時都要實施補償。據統計，中國當前的糧食主產區越來越集中在北方，而那些傳統上具有優越的農業生產條件的南方各省份，由于率先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農田逐漸減少，農業逐漸被弱化。北方地區由于城市化和工業化起步晚，曾經承擔了較多的糧食生產。然而，目前這些糧食主產區也開始進入經濟加速發展階段，由于這些地區承擔國家糧食安全的責任，因此只能獲得有限的開發。從中國現狀來看，任何地區單純依靠農業生產來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否在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之間也應建立一個類似生態補償性質的補償機制問題，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中國政府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

結論和簡單的政策含義

雖然在“十一五規劃”中，國家出臺了主體功能區戰略試圖通過對中國不同區域空間的功能界定和調整來達到區域協調發展、環境、產業和人口的合理布局、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區域合理調控等目的。但是“十一五”期間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實際進展和成效并不明顯。中國決策層對區域協調發展的界定也有了一個明顯和清晰的變化，早期更多的是強調經濟發展的狹義的人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縮小問題，后來逐漸擴展到廣義上的區際實際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過程。根據中國2001~2009年的數據，我們發現無論是狹義上還是廣義上，我國區際發展不協調程度逐漸凸顯出來，并且廣義上的區際不協調程度遠遠超過狹義上的區域不協調程度。

第2篇：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范文

[論文摘要] 我國政策明確強調長三角城市群建設,國外經驗表明城市群協調發展依賴法制手段,總結和借鑒國外先進立法經驗,提出構建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法制的建議。

一、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機制的現狀及問題

城市群是在具有發達的交通條件的特定區域內,由一個或幾個大型或特大型中心城市率領的若干個不同等級、不同規模的城市構成的城市群體。長江三角洲地區(以下簡稱長三角)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早在1976年法國學者戈特曼的《世界上的城市群體系》一文中就將其列為世界六大城市群(紐約、北美五大湖、東京、巴黎、倫敦、長三角)之一。但這只是從地理、人口等方面的評價,事實上長三角城市群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仍遠落后于其他五大城市群。近年來我國逐漸認識到城市群建設的重要性,黨的“十七大”報告及“十一五”規劃綱要均明確指出:要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2008年,國務院更是專門通過了《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要把長江三角洲地區建設成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國家政策層面已明確長三角城市群的建設發展規劃,但城市群的建設涉及到社會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必然需要國家、城市群、城市、產業等多層面的協調與合作,因此協調機制的建立是城市群建設發展的一個首要問題。目前我國尚未出臺具體的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制度,僅在政策性文件中提及原則性的指導意見。實踐中,長三角城市群雖已形成一套多元化的協調機制,即副省(市)長級別、城市市長級別和各城市政府部門級別的多種協調會。但這種自發“倡導”或稱“聯誼”的磋商模式缺乏效率,無法達到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要求。

城市群的建設發展是一個長期復雜過程,需要協調多方利益關系。我國現今的行政區劃模式,城市首先是省(直轄市)的組成單位,然后才是城市群中的成員,一種是上下級的行政隸屬關系,一種是平等的合作關系,兩種身份利益產生沖突的情況下必然優先滿足前者。這就導致城市群內部各城市之間出現一堵看不見的墻,阻礙經濟自由交流。因此要實現各方利益的均衡發展,必須建立相對穩定和強有力的協調制度,只有法律的穩定性和強制性才能滿足這一要求,因此須盡快將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政策通過立法上升為國家意志并強制執行。

二、國外城市群協調發展法制的經驗借鑒

綜觀世界各大城市群發展的經驗,城市群的協調發展離不開法律的建設和支持。各國城市群協調發展法制在立法結構上主要由縱向調控法律制度、橫向合作法律制度和特別區域促進法律制度三部分構成;立法內容上主要包括城市群開發建設、協調機構、產業政策、公共服務制度等方面。具體而言,以下幾個方面可供我國借鑒。

第一,世界級城市群所在國家大都制定了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的基本法。這種基本法又分為兩種立法模式。其一為制定綜合的國土開發法,在其中規定城市群協調發展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制度。如日本的《國土綜合開發法》、法國的《領土整治與開發指導法》、英國的《城鄉規劃法》等。其二為制定專門的區域協調發展法,如美國的《示范城市和大都市發展法》、德國的《改善區域經濟結構(共同任務)法》等。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國土綜合開發法》的基礎上,2003年又實施了一部《構造改革特別區域法》,也是專門的區域協調發展法,可見兩種立法模式在日本并存。在這些基本法中一般均對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基本任務、組織、管理進行界定,作為編制城市群建設和發展規劃的依據,并在實施中制定相關的具體法律制度作為保障。

第二,一些世界級城市群所在的國家或地區還制定了某個特定區域協調發展的專門法律。這些特定區域有些是經濟發達的城市群,有些是經濟欠發達的貧困地區。如日本的《首都圈整治法》、英國的《新城法》、《內城法》、法國的《巴黎大區總體規劃》(議會通過的法律文件)等。這類法律往往是城市群協調發展最重要的制度保障,規定了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各項制度,內容廣泛而具體,是城市群協調發展最直接的法律依據。

第三,很多國家都建立了專門的城市群協調管理機構。如法國的巴黎城市群建立了“地區整頓委員會”,英國的倫敦城市群則創建了“大倫敦管理局”,北美五大湖區城市群也成立了“五湖聯盟”等。這些機構都是依法設立的專門性獨立機構,就城市群內部的開發建設、產業競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等重大問題協調各方利益,確保各方實現共贏,促進城市群整體經濟的發展。

三、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法制的構建

長三角城市群的協調發展機制亟待法制化,可借鑒國外立法經驗構建長三角城市群乃至整個中國城市群協調發展普適性的法制體系。

首先,完善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基本法律,雖然我國已制定《國土管理法》和《城鄉規劃法》等國土開發建設方面的基本法,但在這些法律中沒有體現區域(城市群)協調發展的任務、組織、管理等基本制度,應盡快修改補充。在條件成熟時,制定專門的“區域(或城市群)協調發展法”,將更加有利于城市群的發展。

其次,盡快出臺《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綱要》,并在此基礎上由國務院制定“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條例”,將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各方面具體制度通過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其中應當包含協調機構、議事規程、權利義務、成果分享、責任承擔等核心制度。

最后,依法成立“長三角城市群管理委員會”。該組織應屬獨立的專門性政府機構,而不能下掛于國家某個部委。我國早已有類似區域協調機構,如“西部辦”、“中部辦”等,但均屬國家發改委的內設機構,導致有名無實,效果不明顯。該機構應由一名國務委員(以上)負責,各部委、城市群內各省市主要負責人兼任成員,下設專門機構,有獨立的工作人員和經費來源,對長三角城市群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項具體事務進行協調管理。

第3篇：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空間格局

一、前言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直受到我國區域經濟學界及相關學科關注的一個研究熱點。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基本上形成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概念、評價、機制和對策等四大研究領域[1]。山東作為全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大省，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態勢。但伴隨而來的區域經濟差異也在不斷加劇，對山東經濟差異的研究成果有很多，但總的來看，現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從市域和縣域兩個層面上，選取衡量區域差異的評價指標，運用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和評價山東區域差異的現狀和趨勢，并結合山東實際分析了區域經濟差異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26]。總的來說，山東經濟差異的對策研究最受重視，其次是對山東經濟差異的定量評價也較多，但都是從各個衡量指標分別去進行分析，沒有形成綜合的評價指標；除此之外，現有的研究成果大都是靜態研究，選用某一年度的指標數據分析區域經濟差異特征，很少從動態角度對山東經濟差異的演變規律進行研究，這也使得根據年度指標提出的對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時滯性。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擬采用覃成林等人提出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指標，從動態角度對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狀況進行評價、對比。

二、山東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及測度方法

如何定量的測度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是目前尚未解決的一個難題[7]。按照姜文仙和覃成林教授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內涵的剖析，本文采用覃成林等人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概念辨析、判斷標準與評價方法”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測度指標來分析山東17地市的城鄉協調發展程度[8]。本文選用人均GDP作為基本指標，計算區域經濟聯系、區域經濟增長、區域經濟差異三個測度指標值，然后運用平均賦權法將上述三個測度指標合并成一個反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狀態的綜合指標，記為z。最后擬建立一個可作縱向比較的、穩定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即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記為U。具體測度指標計算見表1。

三、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演化格局

本文選擇2002～2011年為分析時段，以山東17個地市單元為分析對象，選用人均GDP作為基本指標（數據來自2003～2012年《山東統計年鑒》），運用上述評價方法，對山東省城鄉經濟發展協調程度的整體變化及空間差異進行評價。如上所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實測值z是區域經濟聯系指標、區域經濟增長指標、區域經濟差異指標合成的。其中，只有區域經濟聯系指標是一個越大越好的指標，其余2個指標均是越小越好。因此，本文在對這3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時，基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函數計算的需要，將反映區域經濟聯系的指標Moran’s I指數作為逆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

本文具體從兩個層面對山東省區域經濟發展協調演變進行分析，一是以地市為基本單元，通過測度經濟發展協調度從整體上分析山東省經濟協調發展程度的演化，二是以東、中、西三大區域[9]為地域單元，具體探尋山東省內部的經濟協調發展度的變化格局。

圖1顯示，以17個地市為區域單元，2002～2011年山東省經濟協調發展度是趨于上升的，這說明了整體上山東區域經濟是在朝著協調發展的方向演進，但演變過程是存在波動的。從圖中可以發現：一是，在2006年之前，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處在波動期，雖然波動幅度較大，但協調度呈上升趨勢；二是，2006～2011年，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總體上趨于協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9～2011年山東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呈現出略微下降的趨勢。

圖2顯示，東、中、西部地區各自內部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呈現出較為復雜的演進軌跡。東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在2002～2004年呈V型變化，2004～2006年又轉為下降，2006～2007年又出現上升，2007～2008年又轉為下降，2008～2009年又出現上升，2009～2010年趨于平穩，2010～2011年又出現下降，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存在不穩定性。中部地區除了2003年波動較大以外，2002～2008年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是持續上升的，2008～2011年則趨于平穩。西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除了2003和2008年較前一年有稍微下降以外，2002～2009年呈上升趨勢，2009～2011年較為穩定。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山東省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除個別年份有所波動以外，2002～2011年總趨勢是上升的，但其內部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情況卻存在差異，東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在2002～2011年變動頻繁，下降和上升交替出現；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整體來說呈上升趨勢。就近期變化來看，東部地區呈下降趨勢，而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呈現出較平穩的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1] 姜文仙，覃成林.區域協調發展研究的進展與方向[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9（10）：9095.

[2] 李新，郭寧等.山東省城鄉經濟差距現狀與協調發展對策[J].貴州農業科學，2012（04）.

[3] 尹海偉，任建蘭，孔繁花.山東省城鄉差異及對策研究[J].山東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16（4）：417421.

[4] 王富喜，孫海燕，孫峰華.山東省城鄉發展協調性空間差異分析[J].地理科學，2009，29（3）：323328.

[5] 張淑敏，劉輝，任建蘭.山東省區域城鄉一體化的定量分析與研究[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19（3）：6568.

[6] 吳先華，王志燕，雷剛.城鄉統籌發展水平評價——以山東省為例[J].經濟地理，2010，30（4）：596601.

[7] 陳秀山，楊艷.區域協調發展：回顧與展望[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1）：7074.

第4篇：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中原城市群;制度創新;協調發展

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城市群的優勢在于若干城市集聚于特定的地理空間,相互作用和聯系能產生大于單個城市“加和”的經濟能量,獲得群體性總體收益。而在我國,由于受一系列地方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的限制,一些城市群實質上僅僅是一定數量的城市在地理上的集中,所產生的經濟能量基本上是“數字加和”,而不是真正的城市群系統能量。

一、中原城市群發展的制度障礙分析

中原城市群以鄭州為中心,包括洛陽、開封、新鄉、焦作、許昌、平頂山、漯河、濟源共9個省轄(管)市,14個縣級市、33個縣、340個建制鎮。區域土地面積5.87萬平方公里,占河南省的35.1%,總人口3950萬人,占河南省的41%,2007年區域內實現生產總值8610.5億元,占河南省的總量57.4%。中原城市群集聚了河南省60%的城市,這些城市空間布局緊湊,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680人,是我國中西部地區人口密度最大的區域之一。中原城市群是一個尚處于發展初期的城市群,從區域協調發展的視角審視,由于先天的制度缺陷或者缺失,目前還存在著一系列不利于城市群整體快速發展的問題。

(一)總體協調制度缺失,導致一體化秩序混亂

中原城市群建設的初期,是由河南省建設廳、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資源廳等有關省級部門論證推動的。這種臨時性的協調制度存在著總體協調能力不足的問題。

首先,相關部門雖然在某些方面是權威,但是其管理權限僅能在本部門有效,涉及跨部門的問題只是處于協商層面,沒有強制力,解決不了一些應該集中解決的問題。

其次,各個職能部門只是被動地接受、完成省政府交辦的任務,是臨時性的,沒有長遠的目標和籌劃。

再次,雖然城市群內部的各個城市都是地級市,表面是公平的,但是由于各自的實力差別,導致城市之間的話語權是不相等的,這直接影響到了城市之間能否開展平等的合作,如正在大力提倡的“鄭汴洛一體化”在推進的過程中就出現了如此難以解決的問題。

(二)中原城市群缺乏有效的空間配置機制,阻礙了空間一體化進程

要推動城市群空間一體化,必須有一個完善的規劃制度,而這個規劃制度也必須有執行力。為了促進中原城市群的發展,河南省政府相關部門于2006年制定了《中原城市群總體發展規劃綱要》,然而由于這些規劃只能起到“引導規勸”的作用,而不能像城市總體規劃那樣有強制力,因此實施起來困難重重。

規劃綱要如同在行政區劃上將以鄭州為中心的9個省轄(管)市集中在了一起,然后一個整體的愿景。但是,9個城市也有各自的發展規劃,他們在制定各自規劃的時候,將城市群總體發展綱要中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條款,加入其中,大力宣傳,而將不利于自身發展的條款設法回避,甚至置之不理。因此在結果上,規劃綱要如同將9個城市從行政區劃圖上規劃在了一起,僅此而已。

(三)公共服務制度缺陷,導致城市群內資源流通不暢

在中原城市群內,公共服務體系仍然是按照各地區的行政區劃來構建的,服務對象基本上是行政區內的居民,這種制度將不能適應城市群發展的新需要。

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對服務的需要,將不僅僅限于其所在的行政區,而且將跨越臨近區域甚至更遠,但現行的公共服務制度沒有把跨區的需要考慮在內,不能實現城市群內的公共服務共享。如,科學技術資源在城市群內就沒有很好的流通,依然是鄭州、洛陽掌握著大量的先進技術,而開封、許昌、平頂山等地沒有什么高新科技,這不利于整體的資源利用,如果開封、許昌、平頂山等相對落后的地區需要利用這些技術,除了花高價從鄭州、洛陽等城市購買以外,就只能自己研發,這樣的花費是重復浪費的。

第二,現行的公共服務制度決定下的服務和資源的排他性,還容易成為城市之間進行地方保護、牟取地方或者部門利益、分割市場的工具。例如,開封的西瓜要進入鄭州市場,必須通過鄭州相關部門的行政批準,這加大了開封西瓜資源的銷售成本,從而最終將其轉移到鄭州居民的消費過程中,損害了整體居民的利益。

(四)缺失協調的財政制度,導致城市群內城市非理性爭奪資源

中原城市群內部的各個城市的戰略目標重點相同、缺乏特色,經濟運行帶有顯著的行政區域利益的特征,區域合作和摩擦始終并存,重復建設、資源大戰、貿易壁壘等諸多問題依然嚴重,加之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缺乏長遠發展戰略眼光和整體發展思路,從而沒有進行資源空間的有效配置,使得產業結構不合理,各城市過度競爭。

在利用外資的問題上,經常出現這樣的現象。如外商要在中原城市群內建設一個工業園區,鄭州、開封、洛陽、新鄉等城市都加入了競爭這個外商投資項目的行列,導致產生許多不必要的內耗,而中原城市群沒有形成一個協調統一的財政制度,以中原都市圈的整體名義去聯合招商。

二、中原城市群發展的制度創新

從影響中原城市群發展的上述制度因素來看,制度創新是加快城市群發展速度、提高城市群發展水平的關鍵所在,重點是在中原城市群的總體規劃和管理體制方面的創新。

(一)制定有執行力度的中原城市群合作法律法規

通過制定區域合作的法律法規來保護城市群區域政策的可執行性和連續性,這也是借鑒國外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如英國區域政策的開端來自于1934年的《特別地區法》,以后的區域政策基本上就是通過一系列有關立法來實現的。原聯邦德國非常強調區域政策的立法化,政府先后頒布了“聯邦區域規劃法”、“改善區域經濟結構的共同任務法”、“聯邦區域規劃綱要”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如果中原城市群將相關的規劃綱要以地方法律的形式加入其中,將使城市群的整體目標在實施起來有法可依,如制定《區域合作法規》、《區域經濟合作條例》等等,使其成為城市群內城市之間協作和交流的必須原則。

(二)制定中原城市群發展的總體規劃

中原城市群是由不同的城市等級、不同的行政主體以及不同的地域功能構成的經濟綜合體。推進城市群的發展必須規劃先行,研究制定超越現有行政區劃,能夠涵蓋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等級、各行政主體以及各地域功能的大區域規則,如建立以鄭州為核心,以鄭汴洛一線為主要發展軸的整體規劃。通過規劃,明確城市群中心城市鄭州的核心功能定位,以其為主要的增長極,明確次級中心城市洛陽的功能定位以及二級城市新鄉、焦作、開封、許昌、平頂山等城市的功能定位,建立中原城市群合理發展的空間布局和功能體系,實現區域一體化協調發展。

(三)創新制定合理的利益分配與合作協調制度

因為中原城市群內存在各種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非理性競爭,所以需要對現行的財政制度進行創新性改革,需要政府職能及考核制度作相應的調整。中原城市群的省級政府有必要制定中原城市群統一的招商引資政策,消除招商引資過程中的內耗,同時組織中原城市群整體對外宣傳、引資,可以根據項目性質和各城市的發展條件合理布局。嘗試建立城市群內各城市之間進行聯合投資的稅收征繳制度,鼓勵各城市之間發揮要素、資源和基礎條件的比較優勢,在共同承擔重大項目、聯合開發重要的資源、本地大型企業跨區域擴張、聯合發展優勢產業等方面開展合作。積極地探索城市之間建設用地指標、耕地保護指標、污染物排放指標等的有償轉讓制度,緩解目前所面臨的發展政策瓶頸制約。

(四)創新構建多元合作主體、多中心治理的合作體制與格局

中原城市群各個城市之間的合作交流,在強調政府合作的同時,需要大力培育其他合作主體,充分發揮它們在城市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如公用事業的建設問題、環境保護和公共衛生問題、公共安全問題等,通過政府協議、合同外包和政府間服務轉移等形式,向民營公司、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等購買服務的方式來解決,以滿足社會民眾的多樣化需求,以競爭來促進合作與發展,這不僅可以激發中原城市群內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也可以降低各個城市政府的成本,各城市政府可以僅在宏觀層面加以協調,由此來推進跨地區政府的合作進程。

三、結論與展望

中原城市群發展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很多方面,本文只是從制度方面加以分析并提出相關建議。城市群制度改革與創新,動力源自于制度供給不足,依據前文所述,在中原城市群發展過程中,相關制度方面或存在缺陷,或是根本性的缺失,而城市群制度創新基礎應該是圍繞城市群區域范圍內的市場有效一體化問題。就本質而言,城市群制度的有效供給應該是基于生產要素最優配置的綜合體制環境的再造,只有這樣才會有利于區域內的各個城市的職能專業化和分工形成,增進市場效率進而促進整個區域經濟發展。本文在制度的創新改革方面視角是基于區域協調發展,因此主要研究方向是分析中原城市群區域內部不協調的制度因素,進而建立有利于協調發展的新制度,或是在原有制度的基礎上加以改革創新。

參考文獻:

1、丁蕓,趙文.城市群制度創新――實現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必然選擇[J].青島科技大學學報,2005(4).

2、崔大樹.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城市群發展的制度創新[J].財經問題研究,2003(5).

3、馮德顯,喬旭寧,賈晶.中原城市群競合關系及一體化戰略研究[J].地域研究與開發,2005(6).

4、王乃靜.國外城市群的發展模式及經驗新探[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05(2).

5、劉靜玉,王發曾.我國城市群經濟整合的理論分析[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5(5).

6、金太軍.從行政區行政到區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態嬗變的博弈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7(6).

7、劉東勛.中原城市群九城市的產業結構特征和比較優勢分析[J].經濟地理,2005(3).

第5篇：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發展策略；共同富裕

1.前言

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也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國情。黨的以后，中國實施了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使經濟增長的潛力得到了空前的釋放，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然而，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由于自然稟賦、歷史基礎、區位條件、政策取向等種種差異，中國這個巨大的經濟空間的發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地區差距不斷擴大。區域差距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問題，失衡的經濟空間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種種不利影響。因此，縮小地區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意義重大而深遠。

2.制定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目標

區域問題和問題區域的存在，引起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在“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中央就明確提出了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方針。因此，我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區域政策的目標應是制定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目標，將有利于逐步縮小區際差距、有利于促進西部開發、有利于加快改革和擴大開放、有利于合理調節區域經濟關系，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在制定切實可行、卓有成效的區域政策的同時，還應充分吸取國外的成功經驗，吸收國外區域政策研究的成果，使之既能解決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又能在理論方法、技術手段等各方面得到豐富和發展。[1]

3.充分發揮城鎮化進程對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促進作用

重視解決好“三農”問題，支持“老、少、邊、窮”地區發展，重視再就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推動城鎮化進程既是我國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的必然選擇，也是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有效途徑。我國目前的城鎮化總體水平不高，經濟發達的城市群和城市帶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由此加劇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矛盾。因此，要從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來合理規劃今后的城鎮化進程，加快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步伐，不斷縮小城鄉之間差距。要在中西部地區現有的城市建設基礎上，發揮大中城市的集聚效應和輻射作用，在中西部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群和城市帶，帶動相鄰區域經濟健康快速發展。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社會群體收入差距拉大，是改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不及時重視和認真解決，就容易引起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為此，國家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力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區域協調發展的系列舉措已開始生效。[2]

4.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

未來中國國家競爭力的提高將繼續依賴于改革開放戰略所帶來的更廣泛、更深入地參與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的機會，以及通過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的效率提升。產業結構的調整，必須依賴于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建立統一的市場體系。要減少行政干預，把區域合作的主體讓位于市場來主導。我國農村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說到底是人才、科技、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不暢所致。近幾年，雖然資本流動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是人才和科技的流動明顯缺乏動力。有關部門應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建立起各種生產要素合理流動的機制，以促進東、中、西部地區協調發展。[3]

5.采取各種激勵措施、實施引進人才戰略

激勵是管理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和活動，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應積極采取激勵措施，吸引其他地區和國外的投資者慕名而來。國外在落后地區所采取的激勵措施，就是把落后地區與核心區限制工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和許可證制度結合在一起，主動引導一些企業從核心區向落后地區轉移。政府常采用區位補貼的方法來激勵邊緣區的工業增長。我國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同時，應該根據我國國情，采取更多的激勵措施，創造一個鼓勵員工開拓創新精神和冒險精神的寬松環境，以及思想活躍和倡導自由探索的氛圍；要建立正確的評價和激勵機制，重獎重用有突出業績的開拓創新者；要強化企業內的競爭機制，激勵人們去研究新動向、新問題，并明確規定適應時代要求的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具體目標。通過激勵使我國區域經濟建設得到健康快速發展。其次，對于重點發展的產業所需人才以及短缺的人才，通過設立專項資金，以高福利、高工資等手段為其解決后顧之憂，同時為其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實行多樣化的人才流動模式。以市場調節為主，堅持行政調動與柔性流動、引進人才與引進項目相結合的多樣化人才引進與流動模式。

6.積極培育區域經濟增長的長效機制

從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中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城鎮化水平低下，人口和產業分布過于稀疏，相互間的經濟協作聯系松散，缺乏具有較強輻射帶動能力的區域性中心城市，也缺乏具有較強實力的專業性城鎮，經濟發展的城鎮支撐體系非常薄弱，難以依托城鎮發展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這嚴重地限制了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應依托現有的城鎮格局，選擇現實基礎較好、發展潛力較大、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較為明顯的城鎮作為經濟增長極，加快推進欠發達地區城鎮化的進程，積極培育好東西部經濟協調發展的增長極，促進東西部經濟的協調發展。為此要重點扶持一批欠發達地區的城鎮，為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提供有效的空間載體，從而構筑起全國多層次的多極經濟增長中心，用一種全局較為均衡的、局部不均衡戰略來逐步縮小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消除區域經濟的分化現象，改變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的格局，促進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以中心鎮和區域性中心城市建設為重點的同時，要力促資源、資金、產業、人口等要素在這些城鎮的相對集中，使之形成完善的網絡，營造和培育增長速度，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穩步發展。[4]

7.結語

就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來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存在是一個無爭議的客觀事實，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態是在很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縮小和消弭。因此，必須按照中央的部署，有計劃、分步驟、分階段地進行。逐步控制和緩解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把地區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最終消除區域差距，達到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

參考文獻

[1]夏江敬.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政策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7,12(12):40-42.

[2]楊宇白.試論我國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認識及其實踐[J].經濟問題探索,2006,7:37-40.

[3]趙峰.推進農村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因素制約及發展方略[J].農村經濟,2007,12:45-47.

第6篇：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范文

一、區域發展的層次框架與內部關聯

(一)區域發展的四層次框架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其實質是消除區域間的壁壘，將原來多個相互分割、自我封閉的獨立區域，融合形成一個市場開放、分工明確、優勢互補、良性運行的大區域。從整體運行的框架看，主要可分為四個層面。其一，要素層。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僅取決于區域自身的要素質量和分布特點，而且取決于區域外要素的流入水平，這些都在區域市場的發展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第二，企業層。企業的行為方式、決策過程、區位選擇等都關系到區域經濟運行的質量與速度。其三，產業層。產業層在區域經濟的運行中處于中觀層面，包括主導產業選擇、區域空間布局等。其四，區際層。從宏觀層面來看，區際間的貿易發展、要素流動、產業對接等都直接影響到了區域經濟內部的發展狀況，不同區域間的角色分工、互動模式以及均衡等都是政府在區際層面必須把握的關鍵問題。

（二）企業發展與各層的關聯

1.企業發展與區域市場的融合。依據新古典理論的假設，在一體化初步發展階段，各行政區要素市場是均質的。但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以及企業間合作的不斷深入，次區域的要素市場逐步趨向于融合，并經過循環積累過程，最終形成較為統一的要素市場。這總體上解釋了企業與要素的互動關系。

2.企業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及空間布局。區域一體化在經濟上的主要特征表現于產業結構的變化以及都市經濟的繁榮發展上。但如果單純從產業結構或空間布局入手則根本無法把區域協調發展的整盤棋下活，只有實現三者的緊密結合才能促成區域要素的合理流動，才能保證調整方略的長期性和高效性。

3.企業發展與政府調控。企業與政府是區域經濟增長的兩個方面，依據區域特點的不同，各地方政府都會對經濟增長進行不同程度的干預，而這會直接影響企業的外部成本。同樣，企業在組織模式、區位、戰略等方面的選擇等會從區域間的收支平衡上影響到政府的判斷與決策。只有兩者的協同、互動才能最終推動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區域協調發展中，企業發展模式的變動及需求特征

從企業與市場、政府、產業等多層次關聯分析可以看出，區域協調發展的實質就是要構筑一個以企業發展為核心，各層面有機運作的統一體，而企業發展模式轉變的機理以及變動所帶來的影響則是必須分析的重點問題。

(一)企業行為方式的演變及其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以美國為代表的企業生產方式主要以標準化、大批量、流線型的規模生產為特點。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則逐步以柔性化、虛擬化、個性化為主要特點。企業發展模式的這一轉變客觀上成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正如國外學者在研究價值網絡時所指出的，那些原先是競爭對手的企業，當發現通過彼此的資源與能力的共通可以使彼此都能創造出高于自身的、新的、極難為其他企業所理解和模仿的核心能力時，企業就會采用合作戰略（Dyer,Singh,1998），而企業內部產生價值的諸多環節就會逐步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企業價值網絡。

從企業基因重組的角度看，企業的價值網絡主要有內部與外部兩個模塊組成，其所產生的外部影響也各不相同。其一，從企業內部價值鏈的發展來看，隨著消費者日益個性化的消費需求，企業更多會將業務進行細分。當公司的業務更多的屬于腦力活動時就會傾向于選擇以城市作為中心，反之則會選擇區域。這就形成了我國學者趙虹所提出的總部經濟，以及隨之產生的都市景觀。第二，從企業外部的價值鏈看，隨著競爭的日趨激烈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構筑和參與供應鏈的方式來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從而進一步在空間上形成了區域的產業集聚，這就形成了現代區域的又一主要特色。

(二)企業價值網絡建設的需求分析

1.企業內部價值鏈建設的需求

企業創造價值活動的成本是由許多外部因素影響決定的，其中包括要素價格、外部成本、政策趨向等多重問題。當把企業放入區域的范疇去考察時，作為一個良好的區域平臺，其需求是以軟環境建設為核心的，其主要包括對政策體制環境的需求和對政府服務的需求。

2.企業外部價值鏈建設的需求

在經歷過20世紀90年代的重組浪潮后，企業不僅對自身的競爭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更看到了跨組織合作的重要性。在某一產品或服務領域表現優秀的企業只有與產業鏈上其它優秀的企業進行組合才能把不同組織的優秀資源最大限度地整合應用起來，并借此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企業外部價值鏈的需求主要體現于產業發展、結構和鏈條的調整上。一是對區域產業融合的前瞻性需求，即區域的產業調整政策與企業發展所處于的歷史階段相吻合。二是對產業發展的共性平臺的需求，如組建區域聯盟機構、建設共性科技平臺等，這些都需要區域不斷地調整推動才能與企業的需求吻合。

3.企業價值網絡對區域的需求

隨著電子商務等新經濟的不斷出現，企業的內部價值鏈與外部價值鏈變得相對較為模糊起來。企業內外部價值的諸多環節被同時打散并作出了更為細致的劃分以追求其價值更充分有效的發揮。而這一層面的企業價值網絡建設則不僅僅是區域政策、結構布局所能滿足的，而是更深層的需求如文化、理念、科技實力等。這些因素是影響企業價值網絡建設的核心層，其對區域的總體發展也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三、區域一體化發展與企業價值網絡建設在契合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企業內部價值網絡建設所面臨的問題

1.河北近年來的民營經濟發展相對較慢，這不僅降低了河北的綜合競爭力，影響了經濟實力的提升，也無法有效地沖破京津冀三省的行政“藩籬”。因此政府在推動模式上要由傳統的“自上而下”范式向“自下而上”的范式轉變，在加強政策引導的基礎上，積極地通過政策環境、體制環境的改善綜合解決一體化進程的相關問題。

2.區域內部需要建立利益的協調機制。京津冀三省市缺乏在利益關系上的角色轉換，京津兩市的競爭消耗依舊較大，加之缺乏固定的溝通渠道，導致區域內部溝通與合作強度偏低。

(二)企業外部價值網絡建設所面臨的問題

企業外部價值網絡的建設是基于企業價值創造的各個因素的重塑過程，其在區域內部的合作中主要表現為兩種分工模式上即：水平分工與垂直分工。在與京津的經濟技術合作中，由于自身科技水平偏低等原因，河北更多的是倚重于垂直分工，而水平分工的合作方式始終無法得到發展，這一方面進一步促成了河北產業承接點低的現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更多合作項目流向外部區域的事實。

1.區域內缺乏龍頭企業，“筑巢引鳳”績效尚不明顯。在京津冀合作中，缺乏有實力的“龍型”企業對區域內部的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從而導致區域內缺乏統一的規劃，區域發展的良性秩序尚未運轉起來。從產業關聯的角度看，則是京津冀區域內缺乏可以倚重的產業鏈接。

2.缺乏對傳統優勢產業的改造升級。要把京津冀一體化的能量充分釋放出來，河北就必須加快產業的結構調整和升級步伐，改變目前制造業合作中偏重初級產品生產的現狀，尋求深加工及合作開發等更高層次的對接。

(三)企業總體價值網絡建設所面臨的問題

企業價值網絡的建設是在內外部網絡建設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其實質就是企業內部要素在知識、文化和科技層面上的深度融合及在組織、模式上的優化配置，這與整體區域的比較優勢、稟賦特征有很強的關聯。

1.區域運行缺乏要素市場的高效融通機制。京津冀三省市應從要素的角度出發，深入的解決要素在區域內的高效流動問題，建立區域級、次區域級和基層的三層市場體系。總體上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場體系和高效融通的市場機制。

2.缺乏區域科技資源整合與創新。企業的競爭力來自于科技創新，區域的核心競爭力也源于區域科技發展的綜合實力。其一，要解決好區域內部科技資源的整合問題，實現區域創新體系的良性運作。其二，加快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與高科技的產業化步伐，真正形成科技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3.區域運行缺乏產業調整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機制。產業結構的調整涉及區域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只有從戰略的高度建立起區域內部各主體間的協調運作機制，才能真正形成以產業集聚為核心的產業經濟帶，以及網絡化的都市連綿區和高效運作的都市圈域。

四、區域一體化協調發展的路徑――基于企業價值網絡的深度耦合

區域一體化與企業價值網絡建設是在同一時間和空間緯度下同步進行的、互動式進程。雖然政府的政策、戰略層面對兩者的發展有很強的影響力，但基于企業價值網絡建設的諸多環節則是區域經濟在一體化進程中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因此實現區域一體化協調發展的根本路徑在于以企業的發展為核心，轉變政府觀念和推動模式，依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從多個方面推動區域內部的耦合。

(一)區域政策的耦合

區域的政策環境是經濟發展的軟環境，由于區域內部存在不同的行政區劃，其耦合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了企業的發展乃至經濟的增長。在區域經濟的耦合過程中，依據其對企業價值網影響的大小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營造寬松的體制環境和市場準入環境，實現區域內部市場準入標準的統一化、公開化和公平化。二是加快區域平臺的建設。推動區域由松散式的合作渠道向網絡化、體系化的合作渠道轉變，降低企業價值網絡拓展過程中的外部成本。三是改善政策部門領導干部的考核機制，更多的把領導干部的業績放在區域體系中去考核。最終，推動區域內部財稅政策的改良，只有財稅政策真正的對企業的價值網建設起到推動作用時，區域一體化進程才能得到迅速推進，區域總體的發展戰略才會得到保障與落實。

(二)市場的耦合

市場的融合是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突破口，如何形成有分有合、良性互動的區域市場合作次序，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所必須著重解決的問題。從市場融合的類型看區域市場的耦合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產業市場的融合，要發揮中心城市、龍頭企業的整合作用，對區域內共性的或互補性極強的產業市場進行整合，如物流市場、旅游市場、信息市場等，從而對市場的融合進一步推動企業對區域內部資源的高效運作。二是要素市場的融合。企業價值網絡的建設是以資本（包括設備等實物資本）、技術、勞動力、信息等生產要素的跨行政區自由流動為基礎的。大力推進區域內市場的建設與融合，必須會由于生產要素在行政間、產業間的配置效率的提高，而極大的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三)產業的耦合

區域內部的產業發展與結構調整是區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調節手段。在產業關聯和集聚不斷加強的過程中，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特色產業的形成與發展。區域內部不同的資源稟賦、要素分布造就了不同的特色產業，如我國多數縣域經濟的發展就屬于典型的特色產業，這些特色產業是產業鏈式發展的基礎，也是形成區域產業結構的主要力量。二是產業鏈的對接與產業合理梯度的形成。區域一體化進程就是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的過程，區域內只有形成合理的產業梯度，才能進一步形成和加速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三是形成產業集聚以及大都市圈域。產業集聚本身就是區域產業融合發展的結果，深度的產業耦合必然會以產業集聚為依托形成區域的核心競爭力，同時在空間上以城市為節點形成各種軸線交織在一起的都市群。

(四)區域創新體系的構建

21世紀以來，創技創新能力的強弱已經成為一個地區綜合競爭力的集中體現。區域創新體系的構建就要以企業為核心，通過投入支撐體系、環境服務體系和中介體系等方面的建設，形成具有區域特色的、開放的運轉體系。就具體的構建進程來看，主要可以從四個方面進行全面的耦合。一是要加強企業自身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強化企業的主體地位，同時推動企業間、行業內部共性技術平臺的建設，就行業共同的科技問題進行聯合攻關。二是要完善區域內各類中介組織，搭建中介網絡服務平臺，形成組織網絡化、功能社會化、服務產業化的科技中介服務體系。三是采取產學研合作的科技創新模式，通過產學研合作，整合體省科技創新資源，形成產業、教育、科研緊密結合的運行機制。最終，通過其余創新體系的構建真正從更高的水平、更廣的范圍、更多的渠道，推動支撐區域內部的科技資源的合理流動，走上以科技為支撐的協調發展之路。

(五)文化的認同

第7篇：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范文

節約土地、集約發展是我國城鎮化道路的必然選擇。應處理好推進城鎮化與占用土地的關系，注重提高城市規模效益，控制適度的城鎮規模。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城鎮化發展中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堅持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既要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要加強規劃和調節，并與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結合起來。

我國城鎮化決不能以犧牲農村為代價。既要發展城鎮、建設城鎮、繁榮城鎮，又要發展農村、建設農村、繁榮農村，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共同進步。

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發展新格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黨的十七大通過的“*”規劃《建議》指出：“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按照循序漸進、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合理布局的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這是對我國城鎮化發展趨勢和道路的高度概括，是對構建中國特色城鎮發展新格局的科學闡述。城鎮化建設涉及眾多部門，許多民政業務都與之密切相關，特別是市鎮建制的設置調整更是關系重大。目前，一些地方對城鎮區劃調整的熱情很高。這就要求我們從全局上認識和把握城鎮化發展趨勢，積極穩妥地做好城鎮區劃調整工作。

適應城鎮化進程，把握市鎮設置節奏

城鎮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從現實情況看，城鎮化至少應包含以下內容：一是人口的轉換，即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換；二是地域的轉換，即農業用地向非農業用地轉換；三是經濟結構的轉換，即經濟投入和產出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換；四是生活方式的轉換，即由農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轉換，以及農村的現代化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從1978年到2004年，城鎮化水平由不足18％提高到41.8％，這表明我國城鎮化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在這一城鎮化發展的關鍵時期，實施好城鎮化戰略，對于擴大內需、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對于優化城鄉經濟結構、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國情決定了城鎮化進程必須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穩步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快慢、轉移人口規模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兩個前提條件：一是農業生產水平，即在保證糧食供給的前提下，農村可以提供多少進城勞動力和農副產品；二是工商業發展水平，主要是城鎮能提供多少就業崗位。我國農村人口之多、城鎮化任務之艱巨，是其他任何國家無法相比的。我國現有城鎮人口5億多，城鎮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要增加1300萬到1500萬左右的城鎮人口。面對如此龐大的農村人口城鎮化任務，如果不實行積極的城鎮化戰略，必然滯緩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但如果農民進城速度過快、規模過大，城鎮無論就業還是公共設施都難以承受。因此，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應全面考慮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市場條件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注重經濟社會綜合效益，注重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總體規劃，科學引導，逐步推進。

城鎮是城鎮化發展的產物和載體。雖然設市設鎮不等于城鎮化，但城鎮化的發展必然要求設置一定數量的城鎮，城鎮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城鎮化的發展進程。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城鎮人口逐步增多，適時適度地增加一定數量的城鎮是必要的。但是，城鎮的設立應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特別是與城鎮化進程相適應，循序漸進，逐步增加，把握好節奏，控制好數量，選擇好方式。

審慎調整城鎮區劃，引導城鎮集約發展

節約土地、集約發展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客觀要求，也是我國城鎮化道路的必然選擇。作為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資源，土地在經濟建設、社會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等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人口多、耕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土地問題對我國來講是一個關乎生存和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重大問題。在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中，必須貫徹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堅持城鎮集約發展的方針，把節約土地特別是保護耕地擺在突出重要的位置，確保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從理論上講，城市土地利用率遠遠高于農村土地利用率，城鎮化有利于集約發展，集約化有利于節約土地。但如果不加強規劃、嚴格控制，在城鎮化進程中浪費耕地的危險是存在的，有的地方這一問題還很突出。因此，必須處理好推進城鎮化與占用土地的關系，堅持節約用地、集約發展，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反對盲目擴大城市規模、亂占耕地的行為。

城市規模過大，容易導致人口擁擠、交通堵塞、環境污染、社會治安差等問題；但如果城鎮沒有一定規模，又會造成重復投資、重復建設、公用設施利用率低、公共資源浪費等問題。因此，控制適度的城鎮規模尤為重要。必須加強科學規劃、合理布局、促進集中、調整規模，對一些規模過小的村鎮進行適度撤并，加強中心村鎮建設，引導農村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向中心村鎮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從而提高城鎮化進程中各種相關資源的利用效益，提高村鎮建設的質量和水平。從我國國情看，需要一定數量的大城市來承載眾多的人口，但也不能盲目擴大城市，而應從實際出發，從優化城市體系的規模結構和區域分布出發，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確立城市發展的目標定位，在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采用政策手段對城市規模進行適度調節。

近年來，各級民政部門為促進城鎮集約發展，積極組織開展了撤并鄉鎮工作。全國鄉鎮數量由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8萬個減少到90年代中期的5萬多個。本世紀初開始新一輪的撤并，目前全國鄉鎮總數已減少到3.6萬多個。通過撤并鄉鎮、擴大鄉鎮規模特別是小城鎮規模，優化了小城鎮布局和農村資源配置，減少了農村行政成本，減輕了農民負擔，體現了集約發展的要求。

科學規劃市鎮布局，促進各類城鎮協調發展

堅持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體現了國情要求，反映了時代特征。沒有大城市就沒有經濟和科技發展的龍頭，沒有中小城市就沒有城鎮體系的骨干，沒有小城鎮就沒有連接城鄉、協調發展的紐帶，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城鎮化發展中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建議》明確了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基本思路，指出：“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要繼續發揮對內地經濟發展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加強區內城市的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增強城市群的整體競爭力……有條件的區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龍頭，通過統籌規劃，形成若干用地少、就業多、要素集聚能力強、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人口分散、資源條件較差的區域，重點發展現有城市、縣城和有條件的建制鎮。”這是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各類市鎮協調發展的總體要求，也是總體規劃、調整優化我國城鎮體系的指導原則。

貫徹落實這一指導原則，首先要完善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同時要加強規劃和調節，引導各類市鎮科學分工、合理布局，科學設置城市建制。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城鎮體系尚不完善，城市布局不夠均衡。因此，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實施各有特色的區域城鎮化政策，根據城市分布現狀和發展的需要與可能，重點支持和引導不同地區不同規模的城市發展。從民政部的工作職能出發，我們要研究制定全國設市設鎮總體規劃，慎重穩妥地調整城鎮設置和區劃結構，探索改革完善城市區劃體制，增強城市發展活力，健全完善全國城鎮體系。針對目前我國城鎮體系中存在的縣級市總量太少、中西部地區骨干城市不足的突出問題，根據科學不盲目、從嚴不封口、規劃不張揚的要求，逐步解決縣包圍市、市縣同城、一市一區等中心城區發展受到嚴重制約的問題。

堅持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還要與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結合起來。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平衡，東部地區已進入以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為支撐的新型現代化率先發展階段，中西部地區則剛剛進入工業化、城鎮化的初中期階段，城市布局東密西疏。按照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的要求，中西部地區特別要加快區域中心城市建設，著力培育區域中心城市，以省會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帶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城鎮新格局。中部地區人口密集，人口總量多，農村人口比重最大，對全國人均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整體水平影響很大，特別要著重適應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需要，加大發展區域中心城市的力度，增強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整體實力，有序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共同繁榮。西部地區資源豐富，人口稀少，布局分散，發展成本高，應著重適應集中發展的需要，重點建設好省會城市和地級骨干城市，合理、集約利用土地，切實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集約式的城鎮化道路。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第8篇：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協調；金融協調；金融地理學

文章編號：1003-4625(2010)05-0051-06

中圖分類號：F830.1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協調發展是一種新的社會發展觀和價值觀，是一種整體優化狀態，一種具有整體性、結構穩定性、功能優化性的穩態。系統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若干組成部分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而協調是系統整體性的內在要求。系統通過各組成部分的協同、整合，使其在運動演化中不斷保持良性循環。

國外學者對協調(Coordination)問題的研究大致可劃分為三個層面：宏觀層面、微觀層面與技術層面。

宏觀層面致力于探討國際范疇財政、金融等領域的合作，如何克服協調失敗(Coordination Fail-ure)、應對金融危機成為研究焦點，如Gautier P A(2009)對協調摩擦(C00rdination Friction)與金融危機關聯的論述；Marshall D A.(2002)剖析如何通過改革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全球宏觀經濟、財政與金融協調機制而從根本上減少由于協調失敗而引發的金融危機問題；Manz M.(2002)則重點研究由于缺乏準確信息而導致協調失敗進而引發的金融傳染(Fi－nancial Contagion)問題。

微觀層面則主要著眼于某一具體組織或機構(Organization)內部的協調失敗問題。如Brandts J與Cooper D.J.(2006)采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對組織內部協調失敗的觀測。微觀協調通常通過實驗經濟學的方法，模擬現實世界，探尋內部機理。如Davis D等人(2009)對求過于供市場的信號、類型及暗中串謀的考察，即Cooperafion Without Coordination；De－vetag G，(2003)對臨界量博弈(Cfitical Mass Games)過程中合作和信息的實驗模擬。

技術層面則完全是從協調技術(coordinationtechnology)角度探討如何確立和完善合作過程中高效率協調所必需的技術手段。合作(CooperativeWork)需要三個層面的支持：交流(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與協調(Coordination)，后者依賴于前兩者的充分實現。

由此可見，國外學者較少對某一國家內部各區域的協調發展問題展開論述，缺乏空間維度的考察，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區域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國金融發展的一種客觀現象，因而中國學者針對該領域進行了較為廣泛的探討。

孔祥毅(1998)最早提出了金融協調理論，新的理論和范式為進一步深入探析區域金融協調發展昭示了新的研究路徑。

然而，盡管后金融危機時代，諸多學者意識到金融系統的內外協調決定了金融的安全與效率，也做了一些實證研究，但是很多學者未對金融協調概念進行明確界定，或者不同學者界定的內涵外延存在交叉和沖突，導致金融協調的諸多層面尚未達成共識，其理論體系還比較雜亂。

此外，相關文獻多致力于全國視角，對中觀區域視角的研究還很不夠。筆者將采用金融地理學理論，對區域協調發展做一個全新的闡釋，通過金融協調理論溯源、內涵、外延、分歧及共識探析，對金融協調理論進行梳理，框定區域協調發展的金融地理學分析的研究主體與內容，同時凸顯其實際應用價值。

二、理論溯源

一些學者認為，早期關于金融協調發展的思想理論沒有明確的歸納總結，更多地隱含在金融發展理論中。如王原聲(2004)指出，西方有關金融協調論的思想集中體現在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愛德華?肖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和麥金農(1991)的《經濟市場化的秩序一一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金融控制》等著作中。前者通過系統分析一國金融結構、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經濟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對金融發展進行了研究，后者通過分析一國金融發展的特點和狀態提出了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論。兩者均主張在平衡中央財政的前提下開放國內資本市場。這實質上滲透著金融協調發展的思想，對于金融的內外協調發展具有借鑒意義。

劉剛(2006)則明確指出，金融協調論的理論淵源就是金融發展理論，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成熟。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與金融協調理論預示著第三代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沈軍與劉莎(2001)認為金融協調理論與可持續理論是金融發展理論的較高階段，與劉剛觀點一致。

更多的學者所持的觀點是金融發展理論只是協調理論淵源的一個分支，如王愛儉(2005)、祁敬宇(2002)等，將金融內外協調發展的理論基礎概括為系統論、制度學派、信息不對稱、金融發展理論，加之中國古代哲學――協調性是中國哲學的精髓。不僅如此，筆者認為，金融地理學和演化經濟學也蘊含了金融協調的思想。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學科的發展，區域金融的分析方法將會越來越多地涉及演化經濟學、金融地理學、博弈論等多學科，學科間不斷發生碰撞與融合，為更深入地研究區域金融協調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系統論的觀點

依據系統論的思想，金融系統可以是一個廣義的金融系統，即一個以金融系統為中心的包括社會系統、經濟系統和金融系統在內的綜合系統。金融的協調發展是一種針對系統內眾多要素的綜合協調、整體協調，同時也是一種動態長遠的協調及優化的協調，其目的不僅僅是使各個要素之間達到相對平衡，更重要的是要優化要素間的組合，使系統整體效益最大化。子系統之間量的比例關系和諧與否是關鍵所在，也是衡量系統協調度的重要指標。白欽先教授、孔祥毅教授的金融發展理論和思想中，已經帶有越來越濃厚的系統理論和復雜性科學思想。

(二)制度學派觀點

新制度經濟學集中解決了四個研究領域的問題：交易費用和產權；政治經濟學和公共選擇；數量經濟史；認知、意識形態和路徑依賴的作用。制度學派認為，協調的制度能夠發揮積極的能動作用；反之，亦反之。金融制度的演化、變遷也遵循此規律。通常情況下，由于存在慣性，隨著環境變化的制度進化比較緩慢。然而通過研究金融協調的實施機制與外在環境，可以對導致金融失調的關鍵性制度進行變革，從而帶動補充性制度的演化，最終促進經濟和金融的協調發展。

(三)信息不對稱理論

根據這一理論，市場中金融企業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銀企網絡的建立過程中，銀行家與企業家的信息也是不對稱的。為了尋求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的有效制度，促進企業之間與銀企之間的良性互動，必須建立金融的協調機制，通過融資過程中的學習交流與協調，構建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穩固的鏈接和較高的相互適應性，完善金融功能和提高金融效率。

(四)金融發展理論

劉剛(2006)把近40年演變的金融發展理論，概括為四個階段：

第一是1969年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結構論；

第二是1973年麥金農一肖提出的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

第三是內生金融增長理論(包括20世紀90年代以赫爾曼、斯蒂格利茨等為代表提出的金融約束論)；

第四是在世紀之交由中國學者提出的第三代金融發展理論(包括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和金融協調理論)。金融協調論的理論淵源是金融發展理論，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成熟。

(五)金融地理學與演化經濟學

金融地理學不僅關注自然地理環境的作用，而且強調社會、文化等人文因素，強調事物發展的大環境，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用復雜系統的觀點來看待和分析問題；而自組織為復雜系統理論的核心和關鍵；演化經濟學又是探討復雜經濟系統自組織演化過程規律的，因此金融地理學、自組織、演化經濟學在邏輯上是自洽的。

金融地理學突出了非經濟因素對金融發展的作用，認為現代社會是一個因素眾多、目標多樣、情況復雜、彼此緊密相關的復雜巨系統。在這個復雜的巨系統當中，人類的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和金融活動是緊密相關、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的，因此經濟、社會和金融這三太子系統存在關聯性和互動性。任何一個子系統各要素的動態過程，都會與同樣處于動態過程中的相關要素存在動態關聯性(崔滿紅，2002)。社會、經濟、金融三者既相互獨立、自成體系。又相互影響、交叉重疊，考慮金融問題必須結合社會系統與經濟系統綜合考察，并充分考察系統內部與系統之間的動態協調。

此外，金融地理學的“信息腹地論”考察了區域間金融資源流動和金融中心的變遷，而區際金融協調始終是協調發展研究的薄弱點，因而該理論拓展了討論空間，提供了分析工具。

三、金融協調內涵、外延、分歧與共識

不同學者對金融協調的內涵和外延理解不同，研究焦點也存在很大差別。如武巧珍(2004)重點分析貨幣制度與經濟金融的協調，將其分為外部協調與內部協調兩部分，其理論關注貨幣制度的變遷及其與經濟金融的動態協調。竇爾翔、何煉成(2004)的研究則指出，金融協調一方面是金融自身的協調，另一方面是金融對經濟的協調，從協調的對象上來看，前者是金融“本體因素”，后者是金融的“指向性因素”。王愛儉(2005)則解釋了金融穩定協調機制的理論涵義，將金融協調穩定機制分為政府和中央銀行間的協調、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的協調及各金融機構之間的協調，其理論強調了機構協調層面。祁敬宇(2002)探討了金融發展的內外協調，將歐盟作為金融發展內外協調運行中的典型形態。金融發展的內外協調是指一國或地區在其金融發展過程中通過內部與外部的相互協調，采取互相配合的、同金融發展有關的各種政策措施，達到既發展本國金融，又對世界金融產生整體良好態勢的目的，其研究著眼于國際視角。王原聲(2004)同樣研究了基于國際視角的金融協調：金融發展內外協調的構成分為國際貿易協調、國際金融協調和國際投資協調等機制運作，是一個動態過程。事實上，金融協調的內涵豐富多元，其研究范疇也很廣闊，既包括“總量協調、結構協調、內外協調、貨幣政策、金融監管、金融機構間的協調、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風險控制等”在內的宏觀方面的問題，也包括“證券業與銀行業的協調、資產結構、銀企關系、收益與風險”等微觀方面的問題(孔祥毅，2002)。盡管在研究層次和研究內容上各有側重，很多學者對金融協調內涵的理解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在充分把握經濟發展變遷中普遍存在的互補性和報酬遞增的現實條件下，以金融效率為中心，運用系統分析和動態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構成要素的發展變化規律，它們的收益、成本、風險狀態和運動規律，并研究由此決定的內部效應與溢出效應，揭示金融內部構成要素之間、金融與經濟增長、金融與社會協調發展的一般規律，從而構造金融協調運行的政策調控體系，以促進金融與經濟高效、有序、穩定和健康發展(劉剛，2006)。

就金融協調的層次而言，學者傾向于采用內部協調與外部協調的劃分方式，但是其意指卻大相徑庭。如祁敬宇(2002)與王原聲(2004)是以國別為界劃分內部與外部。郭金龍(2006)則認為金融內部協調應包括金融組織、金融市場、金融監管當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外部協調包括金融與經濟的協調以及金融與社會的協調。顯然其分類標準是從金融系統本身出發。其與楊大鵬(2004)對金融體系協調層次的劃分不謀而合，即至少包括對社會、經濟以及內部協調三個層次。竇爾翔(2004)則采用“金融本體因素”和“金融指向性因素”分別代指金融系統內部和外部。前者是指金融作為一個系統所包含的各個因素：金融體制結構、金融總量結構、金融組織結構、金融市場結構等。后者是指金融對經濟發揮作用賴以借助的渠道、途徑或中介目標：體制結構、產業結構、技術因素、實體資本等。邵國華(2006)將金融系統的外部協調分為四個方面：金融系統與經濟發展的協調、金融系統與社會發展的協調、金融業與非金融企業的協調、金融系統與金融國際化的協調。內部協調則涵蓋兩個層面，內部協調Ⅰ與內部協調Ⅱ。前者指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現有金融監管機構，銀行業與證券業，銀行業與保險業，證券業與保險業，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等分系統的協調。后者專指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子系統的內部協調。蔡則祥(2005)將協調機制細分為“內部協調、外部協調、內外協調、綜合協調”：“內部協調”是指我國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資產、融資形式、對外開放等結構之間及其構成之間協調配合。“外部協調”主要是指在中國金融結構中，外資機構的引入與中資機構的輸出的有機協調。“內外協調”主要是指中國金融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應遵循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協調。“綜合協調”是指金融環境結構的調整與優化要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文化、傳統及整體制度框架相協調。“四個協調”之間相互交織、相互支持。尹優平(2007)則對區域金融內部協調和外部協調從機構、監管、區際、政策四個層面進行全方位的論述，基礎環節是區域內外金融各自協調發展，關鍵保障是區域金融監管協調和區域金融政策的協調。可見，金融協調的層次復雜多維，導致其研究內容的

模棱兩可及相互交叉。大部分學者從金融系統自身而非區域角度出發考察問題，導致其空間維度研究的薄弱，無法針對具體區域提出操作性強的協調發展戰略。

金融協調的內容也通常被劃分為宏觀、微觀和中觀三個層面，然而不同學者對這三個層面的理解和界定亦有所不同。如孔祥毅(2002)認為金融、經濟、社會之間構成了一個宏觀的金融協調關系，而金融內部，如在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制度之間，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之間則構成金融內部的微觀協調關系。王愛儉(2005)將總量協調、結構協調、貨幣供應量與貨幣創造、金融衍生工具與金融風險控制等歸結為宏觀方面，而證券業與銀行業的協調、動態效率和靜態效率的協調被歸類為微觀方面。郭金龍(2006)則將區域協調、內外協調、貨幣政策、金融監管、金融機構間的協調、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都納入宏觀范疇。楊大鵬(2004)專門研究了金融體系協調的中觀層面，即有關金融組織結構協調演進的問題。主要觀點是金融組織結構協調演進的趨勢是“寡頭主導，大、中、小共生”，它可以在產業組織的層面上化解金融風險，提高金融運行效率。王威(2007)重點研究中國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協調發展問題，將其分為微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中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宏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三個層次，微觀協調是基礎，中觀協調是銜接，宏觀協調是關鍵。微觀金融資源指廣義的貨幣資源和資本資源，金融制度資源和金融工具資源構成了金融資源的中觀層次。宏觀金融資源體現的是金融資源各層次的整合效應，而不是某一具體“硬件”層次的功能。由上述分析可見，不同學者對宏觀、中觀和微觀的定位各不相同，微觀協調和中觀協調存在交叉和分類模糊的問題，因而目前迫切需要一個客觀的劃分標準，明確區域金融協調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現存文獻大多從中國的整體來研究金融協調問題，較少涉及對區域內和區域間金融各個層面的深層次分析。盡管有部分學者意識到空間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過程中很難有效貫徹該理念。如蔡則祥(2005)明確指出了區域協調主要指金融結構在空間上的協調，但是其分析仍主要著眼于整個中國；其中觀協調意指金融機構的協調，而非區域視角，沒有從空間和地理的角度來考察協調。尹優平(2007)厘清了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的內涵與外延。認為區域金融協調發展既意味著區域金融業本身的協調和優化，也意味著區域之間金融發展上的合理分工。只有通過對空間上客觀分布的基礎性核心金融資源、實體性中間金融資源和整體功能性高層金融資源進行合理有效的開發和配置，才能實現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然而其金融產業分析和監管層面協調仍然主要地著眼于全國視角。綜上所述，對區域金融協調的研究不能僅停留于整體宏觀層面，必須深入到中觀層面才能得出符合各地實際的研究結論。區域金融中觀協調作為一項相對前沿和邊緣性的研究工作，中國案例的研究將豐富國際學術界的相關討論。

區域金融學者普遍持這樣的觀點，即協調是一種動態過程，是在動態變化中追求其效率，是一種協調中的效率(楊大鵬，2004)，即金融協調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過程。協調的目的在于通過協調實現制度和系統環境的改善，實現系統的優化和系統效率的提高(尹優平，2007)。此外，學者們對金融協調的方式，亦基本達成共識，分為三個方面：市場機制協調、計劃和行政制度協調以及網絡協調。市場機制協調主要指經濟運行行為主體根據市場的價格信息，依照利潤最大化原則，在相互競爭的市場中形成的一種協調發展；計劃和行政制度協調作為市場機制協調的補充，這種協調主要依靠行政權威來進行；網絡協調是指經濟網絡組織理論所強調的介于市場、企業或政府之間的中間力量的協調(王愛儉，2005；劉剛，2006)。尹優平(2007)對第二種協調方式存在異議：作為制度決定中的重要變量，政府往往在金融制度中發揮超強影響，但是其目前還遠沒建立起有效率金融制度所需要的倫理、規范和精神；只有由市場主體自發形成的或雖由政府部門推動但必須得到廣大參與者認可的協調活動才能實現正的發展。顯然，其論述蘊含了金融地理學和演化經濟學的自組織論點，即只有誘導式和限定邊界式的他組織者才可以出現在自組織過程中。

四、研究構想與現實應用

金融地理學作為一門邊緣交叉學科，為金融提供了一個新經濟地理學表述。在研究對象的界定方面，金融地理學不僅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和視角，而且充分利用了地理學的先進分析工具。此時的金融不再是狹義的“小金融”，而是廣義的“大金融”，即一個以金融系統為中心的包括社會系統、經濟系統和金融系統在內的綜合系統。各個子系統之間量的比例關系和諧與否是關鍵所在，也是衡量系統是否協調的重要參照指標。區域分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區域可以是諸如歐盟、東盟的跨國界區域，狹義的區域則指一國范圍內的不同區域。筆者將金融地理學的研究范疇定位于一國中觀區域，而非國際協調視角。一方面是由于國際金融協調問題，如以美國經濟學家福蘭克爾(J.A.Frenkel)為代表的“溢出效應”學說，以美國經濟學家庫柏(R.Cooper)為代表的結構性相互依存性理論，國內外學者已經作了較為充分的討論；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空間維度研究的嚴重缺乏及國內外研究中比較普遍地存在忽視地理空間效應的傾向。區域金融協調發展是區域金融發展質和量的統一。

所謂區域協調發展的金融地理學分析，包括以下三個層面：

第一，各區域自身的協調發展，既包括區域自身的微觀金融協調，也涵蓋了其金融、經濟、社會系統的協調發展；

第二，各個區域之間的金融發展要協調，即長期被忽視的區際協調問題，孔祥毅(2006)提出的區域金融外部性內部化和內部性外部化，以及郭金龍(2006)闡釋的外延開放性，意指區際協調層面，遺憾的是，始終缺乏該層面的深層次分析；

第三，城鄉金融協調發展問題，這個問題學者只是淺嘗輒止。這同時也為金融地理學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和突破點。

按照金融地理學的研究邏輯，可以把區域金融的協調發展分為空間差異、空間過程和空間的相互作用逐次展開。金融地域運動起始于各經濟地域的金融資源稟賦的空間差異，因而空間差異的比較分析自然成為協調發展研究的出發點。金融產業是地域運動的物質載體，成為考察的關鍵內容之一。此外，由于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的實質是金融資源在區域協調配置的效率與程度，即提高區域金融業的競爭力與效率。因此可通過金融綜合競爭力指標體系綜合全面反映區域金融各系統的協調發展水平。金融地域理論認為，金融產業的中級成長階段以集聚效應為主導效應，而在其高級成長階段則以擴散效應為主導效應，它直接決定了金融地域運動的方向，造就了金融體系的空間運動格局。那么我國區域金融地域系統的發展是否遵循集中――分散規律，區

域金融成長是否符合“威廉姆森倒U形”曲線，其金融成長差異是否最終會自發趨于收斂(σ趨同、B趨同、俱樂部趨同等)，金融系統的空間結構如何演變，金融中心如何定位，其演變規律和機理又體現在哪些方面，這構成空間過程的分析主體；空間的相互作用強調區際之間的互動和耦合，通過金融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良性互動，帶動其金融產業成長水平提升，最終實現金融地域系統的效率改進和協調發展。城鄉金融地域系統長期以來在學者的研究視野之外，這是由于按照傳統理論，金融地域系統的空間結構是金融核心、金融腹地與金融網絡體系的空間排列與組合，其嚴格遵循金融中心的“國際性”門檻，站在城市角度分析問題，沒有認識到金融中心的層次性(如國際金融中心、國內金融中心等)，其金融中心、金融支點和金融增長極也僅限于分析金融等別城市的空間相互作用，這將導致研究過程中將鄉村地區和城鄉邊緣區排斥在直接腹地和擴展腹地之外以及城鄉金融網絡的缺失。因此農村地區的金融排斥問題以及如何實現城鄉之間的金融協同、協調發展成為金融地理學關注的焦點之一。

區際只有高效金融合作，才能實現協調發展，實現系統優化。要重視區域金融發展的拓撲結構。所謂拓撲結構，它概括了系統內部及系統之間所發生的一切聯系。金融體系是由許多功能模塊組成的，當采用拆解金融體系的方法來審視區域金融體系效率的時候，關鍵的問題是各個功能模塊之間的協調問題。各個地區的金融發展都可以視為獨立的系統，只有充分利用相鄰金融中心的輻射力，實現同質區域以及異質區域的金融合作，才能達到模塊的融合及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合作能夠充分利用各區域在資金使用方面的時間差或空間差，通過各金融企業之間的相互合作，溝通信息，融通資金，發展區域金融市場，滿足區域經濟發展對資金的需求，實現整體金融系統效率的優化。長三角以推進經濟一體化為基礎，著力打造開放型金融、創新型金融、集約型金融與生態型金融，其金融合作區的構建已為其他區域提供了現實操作的成功范本。長期以來，中部六省金融行業的發展存在著內部發展不協調和外部金融分割的現狀，并不能有效發揮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可考慮通過信息生產功能、風險管理功能、儲蓄動員功能影響六省的區域經濟增長。中部六省在機構、業務以及行業之間都存在著共生界面，其金融資源稟賦的互補性，為六省金融聯動協調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六省特別是湖北、湖南、河南三省的金融業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優勢：河南擁有全國三大期貨交易所之一的鄭州期貨交易所，期貨業發展獨具優勢，而且銀行業法人機構數量居中部首位；湖北金融業體系完備，金融綜合實力較強；湖南證券業發達，券商實力在中部領先。由于金融特點不同，發展優勢各異，如果能積極合作、相互滲透，中部地區將形成一個層次豐富的金融合作體系。

第9篇：區域協調發展的現狀范文

關鍵詞：西部地區；產業轉移；績效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0-00-02

一、引言

在西方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增長模型中，經濟增長僅與資本、勞動力、技術等因素的投入有關，其忽視了產業結構等因素的作用。二戰后，隨著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產業經濟的相關理論逐步得到各界的重視。大量關于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合理的產業結構能夠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因此，對于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增長動力的研究轉化為如何加快其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化的問題。根據產業經濟學的產業結構理論，一國或一地區的產業結構演變服從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一般趨勢，產業結構發展的各階段是難以逾越的，但是各個階段的發展過程卻是可以縮短的。基于此，發展中國家或是欠發達地區可以通過主動承接產業轉移的方式，引進發達地區的某些產業，加快其完成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促進其經濟增長，減少區域發展差異，進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在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三次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突出，產業結構亟待升級調整。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其勞動力、水、電等資源優勢不斷凸顯，使得西部地區逐步具備了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條件。為促進東西部地區協調發展，新世紀以來，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已成為我國重要的產業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試圖以四川省為例，探討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績效。

二、西部承接產業轉移的現狀分析

為促進東西部地區的協調發展，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產業政策，其中，推進中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業已成為我國產業發展的一項重要政策。新世紀以來，我國的西部地區一直緊緊抓住西部大開發的契機，依靠其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等方面的比較優勢，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極大的改善了其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的局面，區域經濟獲得快速增長。以四川省為例，2001年以來，四川省利用省外資金額逐年增長（如圖1所示），至2013年已累計引進省外資金38765.9億元。其中，2013年四川省全年履約的國內省外投資項目達9410個，實際到位的國內省外資金達8697.5億元，比上年增長11.6%。

圖1 2001-2013年四川省利用外資情況

從轉移產業的類型看，現階段西部地區承接的轉移產業主要是以勞動密集型或資源消耗型產業為主，這些產業的轉移在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給西部脆弱的生態環境帶來諸多破壞。此外，從區縣經濟結構看，由于轉移的產業類型單一，現階段的產業轉移還導致了區縣產業結構的同構化和過度競爭等問題。從產業轉移的方式來看，多以直接投資為主，這種模式決定了產業轉移的帶動力有限，難以產生擴散效應。以四川省為例，現階段四川省承接的轉移產業是以汽車產業為代表的制造業為主，轉移產業類型單一，難以形成主導產業鏈，產業結構仍待優化調整。

三、西部承接產業轉移的效應分析

從全局角度出發，我國大力推進產業轉移的目的是通過產業轉移，促進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區域間的可持續發展。為考察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績效，本文試圖從產業結構優化評估、經濟增長效應和產業轉移影響路徑三個角度出發，綜合評價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績效。

1.產業結構優化評估

根據產業結構理論，產業結構的優化包括實現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兩個方面的內容，產業結構的高度化要求三次產業結構向第三產業占主導的方向發展，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要求三次產業間以及各產業內部各行業間的協調發展。具體考察西部承接產業轉移的產業結構優化目標的實現狀況，西部地區通過承接產業轉移，第二產業迅速增長，三次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形成了第二產業為主導的三次產業結構。以四川省為例，2001-2013年四川省第一產業的總產值在不斷增加的同時，其總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2.2%下降到了13%，第一產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弱化；第二產業在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的基礎上迅速增長，第二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在2001年僅為39.7%，到2013年上升到了51.7%，已超過四川省地區生產總值的一半；由于第二產業的強勁發展，四川省的第三產業的產值在不斷增長的同時，其比重存在震蕩調整的趨勢，但總體上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波動不大，2001-2013年基本維持在35%左右，第三產業在三次產業中的優勢地位并不顯著。總體上，當前四川省的三次產業的產值均迅速增長，其中第二產業在轉移產業的推動下，增長尤為迅速，形成了第二產業占絕對主導的三次產業結構模式，產業結構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升級轉型，但仍然存在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不高的問題，三次產業結構仍待優化調整。

圖2 2001-2013年四川省三次產業結構演變趨勢

2.經濟增長效應分析

根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通過產業結構的優化可以實現區域經濟增長，進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具體考察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經濟增長效應，近年來，在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動下，西部地區大力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經濟發展迅速，已連續7年經濟增速領先東部地區，東西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差異逐步縮小。以2013年為例，西部地區全年共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26002.8億元，環比增長10.72%，增速比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分別快1.68和1.26個百分點。考察四川省的經濟增長狀況（如圖2所示），2001-2013年四川省經濟持續增長，實現年均增速10%以上，產業轉移的經濟增長效應顯著。

圖3 2001-2013年四川省經濟總量走勢

3.產業轉移影響路徑分析

以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為例，具體考察欠發達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經濟發展效應。自2002年龍泉驛區引入一汽大眾以來，龍泉驛區又積極承接了豐田、沃爾沃、雪鐵龍、標致等國際知名汽車企業的入駐。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龍泉驛區已形成了以一汽集團為核心，聚集了十大整車生產企業，200多家汽車零部件企業以及奧迪4S銷售店等貿易企業的一條較為完善的汽車全產業鏈。在汽車制造業等高技術工業快速增長的拉動下，龍泉驛區的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區域經濟實現迅速增長。從產業結構看，2013年，龍泉驛區三次產業產值分別為27.22億元、674.05億元和135.8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由上年的4.4：76.5：19.1調整為3.3：83.5：16.2，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0.1%、92.6%和7.3%，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突出。從經濟增長效應看，2002年，龍泉驛區在成都市區縣經濟綜合實力排名中僅位于第10位；在汽車產業的推動下，龍泉驛區的經濟綜合實力迅速提升，到 2008升至第2位，并連續5年穩居第2位（2008-2012）；2013年，龍泉驛區更是首次超過雙流縣成為成都市“十強縣”的第一名，實現地區生產總值837.06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106105元，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完成641億元。

四、政策建議

從當前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現狀及其效應看，通過承接產業轉移，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增加了就業，但同時也帶來了環境污染等問題。此外，當前西部地區承接的轉移產業以第二產業為主，明顯存在產業承接不合理的問題。基于本文的研究，我認為，為實現西部地區的經濟轉型，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達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目的，未來西部地區的產業發展應遵循以下三個基本準則：

1.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目的

對西部地區來說，承接產業轉移是為了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目的，促進本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承接產業轉移的時候，必須結合本地產業結構的特點，嚴格審批制度，避免重復引進，重點引進高新技術產業，進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

2.生態環境保護為基礎

在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面對兩個存在矛盾沖突的問題：一方面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落后，西部地區急需承接產業轉移以改變當地的落后狀態；另一方面，西部地區的大多數省份都屬于生態脆弱的地區，從全國的大局出發，西部地區承擔著建設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上游地區生態屏障的重任。但是，從當前的實際出發，東部地區轉移的產業大多數屬于“三高”企業（資源消耗型、能源消耗型、環境消耗型），這些產業的轉移在給承接地帶來機遇的同時，也給當地的生態環境帶來了致命的打擊。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西部地區必須堅持生態環境保護第一的原則，通過完善環境準入標準，嚴格按照綠色準入制度承接產業轉移。

3.特色產業為主導

從總體上看，產業轉移的目的是通過充分發揮區域的比較優勢，促進各地區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合理的產業經濟結構，進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因此，在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時，西部地區要避免簡單的復制或是工廠的轉移，應充分發揮其在生態環境、名俗文化等方面的特色稟賦，培育發展區域特色產業，形成特色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體系，逐步提升區域核心競爭力，實現與其他地區的錯位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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