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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制度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刑罰個別化;理論;制度;技術;主體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2-0220-02

一、理論是刑罰個別化實現的先導

總的來說,理論對于刑罰個別化實現具有以下價值:

第一,理論確立了刑罰個別化實現的價值目標,規定了刑罰個別化實現的根本方向,為刑罰個別化的實現提供了動力。刑罰個別化實現的價值目標,無論是通過刑罰制定個別化、刑罰裁量個別化、刑罰執行個別化而實現刑罰個別化的具體價值目標,還是自由、秩序、正義的終極價值目標,都是通過充分地理論論證、以理性的方式在理論中被確立起來的。刑罰個別化實現的具體的價值目標的確立規定了刑罰個別化實現的方向是從刑罰制定個別化到刑罰裁量個別化再到刑罰執行個別化,是從觀念形態到規范形態,再到宣告形態,最后到現實形態的方向。刑罰個別化實現的終極價值目標的確立規定了刑罰個別化實現的方向應是保護自由、維護秩序、捍衛正義。理論通過激發人們對刑罰個別化實現的價值目標的渴望、追求,為刑罰個別化的實現提供了精神動力。

第二,理論是刑罰個別化實現的前提條件。從刑罰形態上說,刑罰個別化的實現過程是從觀念形態的刑罰個別化,向規范形態的刑罰個別化的轉變開始的。而觀念形態的刑罰個別化中的觀念又并非個人的、模糊的、搖擺不定的觀念,而是社會化的、確定的和穩定的觀念,這種觀念只能通過理論才能得到集中、普遍、完整和深刻的表達。因此,理論是刑罰個別化實現的前提。

第三,理論為刑罰個別化制度的確立奠定了基礎。理論是刑罰個別化制度化的觀念前提,為刑罰個別化制度的確立提供指導,沒有理論也就沒有刑罰個別化制度。

第四,理論為充分發揮刑罰主體的能動作用,促進刑罰個別化的實現發揮了重要作用。刑罰個別化是行為主體通過行為的互動而得以實現的,理論必然對不同主體的能動作用的發揮產生影響并進而對刑罰個別化的實現產生影響。理論對刑罰個別化實現的影響和作用貫穿于刑罰個別化實現的整個過程和各個方面。理論通過提高主體的理論水平、思維能力對刑罰個別化實現的程度產生影響。例如,司法人員理論水平和思維能力的高低不僅對于其準確理解刑法和刑罰個別化的影響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也會對其運用刑法的實踐能力產生程度不同的影響。

二、制度是刑罰個別化實現的保障

制度有多方面的含義。它既指行為規范,又指由行為規范和行為準則所構成的總體。制度既表現為一種行為規范,又表現為圍繞一定的目標而形成的社會規范體系和機制。法律制度是社會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由立法制度、檢察制度、審判制度、執行制度等法律制度所構成。在社會制度體系中,法律制度對刑罰個別化實現的影響和作用最直接,是刑罰實現個別化的保障。

刑罰個別化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其實現也必然依賴一定的制度條件。

社會制度是法的搖籃。“在有任何社會生活制度的時候,刑罰都是必要而不可或缺的”[1] 。但是,不同的社會制度會對法律提出不同的要求,并規定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的性質、范圍、程度和方式。刑罰個別化的產生以社會制度的一定存在狀況為基礎,其發展也與社會制度的變革相適應。現代的刑罰個別化和現代的社會制度密切關聯,實現刑罰個別化是現代社會對刑罰提出的要求。而且,現代社會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為刑罰個別化的實現提供了制度資源、制度保障,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同時,對刑罰個別化實現可能導致的違背公正的各種后果起到了限制作用。

現代社會,社會制度雖然存在差異,但刑罰個別化卻為世界上的很多國家所主張,并被作為刑罰原則和具體的刑罰制度在法律上被確立起來,這說明刑罰個別化及其實現獲得了社會制度的支持。包括監獄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完善、變革,使法律制度朝著更加有利于實現刑罰個別化的方向發展。刑罰個別化制度的確立又為刑罰個別化的實現提供了根本保障。刑罰個別化既是一種刑罰原則,也是一種刑罰制度。作為刑罰制度,刑罰個別化屬于刑法制度、法律制度的范疇。法律制度是一個系統。因此,刑罰個別化的實現既受基本的法律制度的影響和制約,也與自首制度、累犯制度、緩刑制度、假釋制度等具體的刑罰裁量制度和刑罰執行制度密切相關。刑罰個別化不能脫離自首、累犯、緩刑等具體的刑罰制度而實現,其實施的狀況直接影響刑罰個別化的實現程度。此外,人格調查制度是判決前對犯罪人的個人情況進行調查的制度,其對于準確量刑和有效執行刑罰有重要意義,是實現刑罰個別化的前提和保證。

三、技術是刑罰個別化實現的支撐

刑罰個別化的實現依賴一定的技術條件,主要是人身危險性的測量技術,其發展狀況直接決定刑罰個別化的實現程度。

根據中國刑法理論的一般看法,人身危險性的最基本含義是指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對于已經構成犯罪的犯罪人而言,不存在人身危險性有無的問題,只存在人身危險性大小的問題,因而對人身危險性的預測,并不是預測其有無,而是測量其大小。龍勃羅梭第一次從生理和心理兩個方面對天生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進行判定[2] ,但近代學派并沒有專門提出人身危險性的測量問題。近代學派把犯罪類型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聯系起來,通過犯罪類型來區分人身危險性的大小,并依此為依據對不同類型的犯罪人實施不同的刑罰。這種做法無法解決同一類型犯罪人中不同個體之間的人身危險性差異問題,因而也無法真正實現對不同個體的犯罪人實施個別化處遇。

隨著人格概念被納入刑法學視野,人格測量技術在人身危險性測量中的運用,對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的測量發生了重大變化。人格的定義有很多,至今尚無一個被普遍接受的人格概念。中國臺灣學者楊國樞教授提出的人格定義被認為是一個比較確切、完整的、具有綜合性的定義:人格是個體在其與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獨特的身心組織,而此一變動緩慢的組織使個體適應環境時,在需要、動機、興趣、態度、價值觀念、氣質、性向、外形及生理等諸方面,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個體之處。

在近代學派的學者中,菲利是較早在刑法中引進人格概念的學者,并在龍勃羅梭的犯罪分類的基礎上,第一個提出了人格矯治的理論。他認為,犯罪行為是研究犯罪行為人所需要的條件之一,但同樣的犯罪,從人類學和社會學方面說,由于犯罪的原因不同,對各種人格的罪犯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案。菲利提出的以犯罪人的人格為依據,對罪犯進行人格矯治的前提是必須掌握犯罪人的人格,而這就要求對罪犯的人格進行調查,通過人格調查把握罪犯的人身危險性程度。對犯罪人的人格調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即開始進行,比利時在監獄設立了對犯罪人人格進行調查的實驗室,1936年成立后的法國犯罪預防高級委員會也曾設想在監獄設置機構從事對犯罪人的人格進行調查。人格測量技術經過近百年的發展,有了巨大的進步,其測量的內容具體、多樣,測量方法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有些測評結果的信度較高,如MMPI-PD全量表,共有163個條目,由11個分量表組成,其中涉及五類危險性人格障礙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都在0.60以上,加之前面提到的人格測量技術的運用所產生的主要成果,應當說,人格測量技術更加有利于刑罰個別化的實現。但是,人格測量技術還不成熟,還沒有發展到能夠比較準確地預測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的程度。因此,僅僅依據人格測量技術對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的測量并不能達到完全實現刑罰個別化的目的。

技術為刑罰個別化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的實現準備了必要條件,但技術并非萬能,它對刑罰個別化實現的影響和作用也是有限的。技術在發展,其發展為刑罰個別化實現的程度提供技術支撐,但是,技術不管發展到何種地步,都不可能終結刑罰個別化實現的過程,也不可能解決刑罰個別化實現遇到的所有問題。

四、主體是刑罰個別化實現的承擔者

我們所說的主體是代表國家和組織,以國家和組織的名義具體實施刑罰權的個人,包括立法人員、司法人員和執法人員。

主體是刑罰個別化實現的承擔者。刑罰個別化的實現是主體活動的結果,沒有主體及其活動,實現刑罰個別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刑罰個別化的每一環節和階段都要有主體的參與,并在其中發揮作用才能完成,在刑罰個別化實現的整個過程中,主體通過不斷地反饋、總結、概括刑罰實踐經驗來修正、完善刑罰個別化。因此,主體素質的高低對刑罰個別化實現的過程、程度和結果都有影響。首先,主體素質的高低影響對刑罰個別化的認識、理解。對刑罰個別化概念、原則的認識、理解程度如何,直接關系到刑罰個別化能否實現,而這又與主體自身素質的高低密切相關。一個素質較高的人肯定要比一個素質較低的人更能準確和深刻地認識和理解刑罰個別化。刑罰個別化最終要通過立法人員、司法人員和執法人員的具體的立法、司法和執法活動來實現,因此,對于立法、司法、執法人員而言,正確認識和充分理解刑罰個別化顯得尤為重要。第二,主體素質的高低影響主體作用的正確發揮。刑罰個別化的制定需要考慮犯罪和犯罪人的具體情況,要研究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和刑罰的關系等問題。刑罰個別化的裁量和執行雖然應當首先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但在法律不可能就犯罪人的個人情況都作規定的情況下,主體必須根據犯罪人的具體情況裁量刑罰,根據犯罪人的接受教育改造的具體情況執行刑罰。制約和影響主體作用發揮的因素有很多,如制度、技術等因素,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況下,主體素質就成為制約和影響主體能動作用發揮的關鍵因素,因為主體素質是主體在與其他因素交互作用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綜合能力,其他因素要通過主體素質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第2篇：社會制度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全質量觀 比較優勢 制度 生態 社會

引言

本文所認為的比較優勢即在以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勞動、資本二要素的基礎上納入更多要素（如生態制度、社會制度等）參與的比較優勢。傳統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一個關鍵及經典的問題即“為什么會發生貿易”，但伴隨要素價格均等化的趨勢，勞動、資本要素價格逐漸均等，這勢必會影響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對該問題的解釋力。說明在經典的“比較之比較”公理下，還存在著些許不足和需要修復的地方。另一方面，就質量而言，目前的國際經貿活動已不僅僅局限于關注商品質量本身，而是從質量中延伸出生態環保需求、社會性需求等相關概念。國際貿易質量標準應更好地與目前的需求相契合，形成新的比較優勢，才能更好地為經貿發展服務。重新詮釋質量，適應國際貿易發展的需要，已是當務之急。

文獻回顧

質量作為一種制度安排（質量標準）與貿易的關聯，國內外學者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種觀點認為貨物的質量標準對國際貿易產生了正向效用。代表性的學者有Knut Blind（2006），他認為商品的標準會引發規模效應（即網絡外部性），這將為產業貿易的發展提供基礎，并且會引致更多的產業內貿易。DTI（英國工業貿易部）（2005）在關于標準（制度）對英國經濟影響的實證研究中，充分論證了標準（制度）對英國經濟的正向推動作用。1948-2002年期間，英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的13%是由標準（制度）貢獻的。DIN（德國標準化學會）（2001；2004）通過數據模型，驗證了德國的經濟發展與標準（制度）有較大的關系，在標準工作上投入7.7億歐元，帶來的直接貢獻超過159億歐元。上海標準化研究院（2007）也肯定了標準（制度）對于貿易的促進作用，認為經濟全球化將促使國際標準進一步演化為國際貿易規則。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貨物的質量標準在具有正向效用的同時，仍存在一定的負向效用。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有施用海、沙瑋、高耀松（2009），他們在肯定標準促進國際貿易發展的同時，認為標準的制定會阻礙中小企業的發展、限制進口、形成技術壟斷。徐潔香（2010）認為標準在短期內會對經濟產生負效應，長期來看則具有一定的正效應。Farrell，Saloner（1995），Katz，Shapiro（1985）從標準（制度）的路徑依賴角度分析，認為標準雖然對經濟有貢獻，但是過度的路徑依賴會降低這種貢獻度，出現標準次優甚至更次的選擇，使社會福利產生一定的負效應。Shy（1991），Kende（1991）認為如果標準形成貿易壁壘，將使得國內廠商獲利而國外廠商受損。關于標準產生的效用孰大孰小的問題上，一些學者認為標準的經濟效果很難定量衡量，需要綜合考慮，Gandal，shy（2001）認為標準效應取決于標準的規模效應和轉換成本的相對大小，但Boom（1995）認為規模效應和轉換成本難以量化和比較。

綜上所述，學者們一致認為這種質量形式的制度安排對貿易是有影響的，并且是正向影響。但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制度安排，迄今為止，資料還少有涉及。

通過上述現狀及研究狀況的述評，本文擬在勾畫比較優勢理論歷史淵源的基礎上，提出多要素參與的比較優勢，并進一步提出包含技術、生態、社會制度安排的國際貿易全質量觀，形成新的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理論的歷史鉤沉、質量觀及評論

（一）比較優勢理論的歷史鉤沉

“發生貿易的原因”一直以來是國際貿易研究的主題及方向。最早貿易產生的雛形是以物易物、以互通有無為基礎的原始貿易形式。隨著剩余商品的增多，簡單的以物易物形式難以承載豐富的商品交易活動，金銀作為一般等價物出現（資本要素），擴展了要素觀的內涵。具有代表性的是15-18世紀的重商主義學說，人們已開始認識到不僅僅只有勞動這一要素對經濟起作用，要素的內容漸漸地豐富起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當時的英國作為資本積累的大國，急需一種理論來指導英國的發展，工業革命由此在英國開展，經濟學開山鼻祖亞當·斯密提出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的前身）。歷史證明，亞當·斯密的觀點在當時是正確的。但隨著德美等國家的工業化革命發展，英國的優勢地位受到了挑戰，絕對優勢理論地位不保。大衛·李嘉圖繼承了亞當·斯密關于貿易發生是由于兩國要素相對價格的不同，但他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斯密的觀點，即優勢不是絕對化的，而是“比較之比較”的概念，這一提法一直延續至今。之后許多貿易理論，無一不包含“比較之比較”的思想。

總之，關于“為什么會發生貿易”，眾多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自的詮釋。從而形成了古典、新古典、新貿易、新新貿易理論的國際貿易理論體系。而該體系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體現了比較優勢的比較利益原則，體現了比較優勢理論經典及超長的生命力。“比較之比較”的思想廣泛地在各種國際貿易研究中出現。

但同時比較優勢理論存在著解釋困境。隨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相對自由市場經濟下，在“技術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干中學（learn-by-doing）”的影響下，要素的價格有均等化的趨勢。要素的價格均等化，意味著產品價格相對地均等化，產品將失去比較優勢，故學界也展開了呼喚新的比較優勢要素、全要素論等，甚至有學者提出了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競爭優勢（林毅夫、李永軍，2003），故比較之要素亟待進一步廣義化。

（二）質量觀

質量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廣泛地運用于貿易領域。科學質量觀的形成，有助于人們更好地認識商品的質量，從而促進經貿的發展。ISO（世界標準化組織）對質量給出的定義為“一組固有特性滿足要求的程度”。這一定義是從 “特性”和 “要求”兩者之間關系的角度來描述質量的內容的，即某種事物的“特性”滿足某個群體“要求”的程度，滿足的程度越高，就可以說這種事物的品質越高或是越好，反之則認為該事物的品質低或差。

依據質量的定義，本文認為品質應包含供需兩重含義。從供給面看，主要體現為商品品質標準；從需求面看，具體體現為品質要滿足市場消費者對質量技術性、生態性、社會性的需求；通過供需雙方共同決定商品的質量。

（三）比較優勢質量觀的評論

比較優勢和質量觀（一種制度安排）的交集在于相對價格，即“比較之比較”。比較優勢的相對價格差異是導致國際貿易發生之原因，而質量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在演化過程中，其演進動力依然是相對價格的差異。簡言之，即在傳統比較優勢的基礎上，質量觀作一個制度要素上的拓展，通過相對價格的差異，從而形成新的比較優勢。

諾斯與托馬斯（1973）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論證了相對價格的變化是制度變遷的原因，并認為這種制度激勵是完全有效的。但之后諾斯（1981）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否定了這種絕對的完全有效的說法，并認為相對價格僅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影響因素。再后來諾斯（1991）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中，對于相對價格賦予了更多的含義。我國學者黃少安（2004）認為只有當演進主體預先預測出這種相對價格變化的趨勢，并進行制度創新使其最終結果獲得經濟效益時，變遷才有可能發生。這與國際貿易之動因不謀而合。

對于二者之間的關系，孫杰（1997）詳細說明了不僅只有傳統的比較優勢，才能促進經貿發展，并認同諾斯的制度促進論。比較優勢質量觀正是一種既基于比較優勢又基于制度的新型比較優勢形式。

比較優勢質量觀之所以目前提出，還在于在傳統觀念當中，對于質量的理解即技術相關性指標，認為質量即技術標準，而忽視了質量使用價值中，滿足人的需要的社會屬性，一味的追求商品的自然屬性。質量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目前才被提出，還在于“制度”并不是傳統經濟理論當中的重要要素，并且是作為一種外生變量而進行的研究。在以犧牲生態、社會效益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當中，質量的內涵需要得到全新的詮釋，以適應發展的需要。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質量觀帶有明顯的工科色彩，這為比較優勢質量觀的研究帶來一定的阻力，并且質量作為一種制度安排，難以進行量化研究。但是一個觀念、一個概念、一種方法的提出，初始階段不可能是完美的，需要提出后不斷地修正和補充，應該認識到全質量觀的提出的理論價值及較高的實際應用性。

形成比較優勢之要素

（一）基本假設

制度經濟學的一大貢獻是把制度作為要素納入經濟學的研究。本文從西方經濟學“經濟人”的假設中，結合目前社會的需求和人性的假設，將原有的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修改為在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同時追求生態效益、社會效益最大化的“社會人”。并且對傳統的規模報酬不變的經濟學假設修改為規模報酬遞增，這符合制度要素在經濟中的實際效果。

（二）形成比較優勢的要素之一：技術制度

技術制度，即質量技術制度，具體為商品的技術指標。通過技術制度的提高，能降低商品的生產成本，形成比較成本優勢。歷史上英國正是依靠技術革新獲得比較優勢，從而成為當時的世界霸主。

地理大發現時期，貿易體現為西方列強的殖民貿易，期間英國等國家掠奪了大量的資本，并誕生了重商主義思想。工業革命時期，伴隨著資本的積累，工業技術發生了質的變化。英國學者大衛·李嘉圖論證當產品的生產成本具有比較成本優勢時，應專一生產并出口具有優勢的產品，即能獲得額外的貿易收益。德美在英國崛起的影響下，發動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進一步提高科學技術，促使德美的崛起。技術要素在工業革命時期顯的格外重要。

技術制度在國際貿易中的表現通常為符合目標市場國的標準，符合標準進入，不符合則禁止。表1列出部分產品主要出口國的技術標準要求，即符合這些標準，并且超越這些標準，才能形成商品的比較成本優勢。從表中可以看出歐、美、日、韓對我國玩具、紡織、食品、機電行業有著較高的技術要求。只有通過質量技術標準的提升，才能更好地符合主要目標市場國的技術標準要求，在品質技術標準形成中，各國相繼開展技術競賽，試圖通過技術的革新，獲得比較成本優勢，占領世界市場。技術標準主要體現為技術不斷更新，相對勞動成本下降，形成比較成本優勢。

（三）形成比較優勢的新要素之二：生態制度

產品具備比較成本優勢，給出口國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增加了貿易雙方的摩擦，出現了以生態為由的貿易壁壘。綠色貿易源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上，世界開始關注貿易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隨著生態環境在貿易中日益重視，生態要素作為一種內生化的要素納入產品的生產過程，形成生態制度。生態制度與技術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包含生態制度的技術制度。目前生態制度主要局限于生態環境的認證、通報的形式，如歐盟目前已經在商品中開展生態設計認證，美國也開始了產品的能源節約計劃，德國亦開始關注產品的生態環境問題，試圖把生態標準納入產品的生產標準當中，如G/TBT/N/DEU/9關于生質燃料及化石燃料法案，G/TBT/N/DEU/8關于促進生物燃料使用規定的法規草案，G/TBT/N/DEU/10關于生物燃料可持續生產要求的法令。

生態制度在這一階段，體現為通過實施生態標準，使商品的附加使用價值提升，形成比較競爭優勢。

（四）形成比較優勢的新要素之三：社會制度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制度不僅體現技術、生態的訴求，對于商品的社會福利亦有要求，即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不僅要考慮物的因素、環境的因素，還要考慮人的因素。社會制度綜合體現為技術制度、生態制度、社會制度的三者動態耦合。社會制度在這一階段，在上述制度的作用下，形成廣義比較優勢，既包括比較成本優勢又包括比較競爭優勢。

目前關于社會制度的實踐，主要體現為認證的形式。目前國際標準認證有向生態化、人文化演進的趨勢，如表2所示。

“全質量觀”的提出

質量是商貿活動中永恒的話題，在經濟高速發展、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勞工權益亟需改善的背景之下，商品質量被賦予了更廣的含義。如何使技術、生態、社會三大屬性要素有機地統一在一起，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全質量觀”的提出，是一種基于制度研究之下的，利用比較優勢來詮釋的，一種全新質量制度安排。通過“比較之比較”的方法，發現制度優勢（如規模化優勢），尋找“全質量”的優勢之所在。

所謂“全質量觀”，即將生態、社會福利制度要求內部化，并與技術制度作為影響質量的核心要素。即在質量訴求當中，有技術制度、生態制度、社會制度的要求，三種制度有機耦合，從而形成三位一體的“全質量”概念。

全質量觀實現的困境還在于，如何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與生態環境日益破壞之間的矛盾。集體理性與個人理性發生沖突如何協調的矛盾。短期發展與長期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

全質量觀強調將空間負外部性內部化，將生態、社會制度納入比較優勢的形成中，使得環境成本內部化，社會治理成本內部化，從而起到調節上述矛盾的作用效果。

參考文獻：

1.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克努特.布林德.標準經濟學：理論、證據與政策.中國標準出版社，2006

3.孫杰.克魯格曼的理論“接口”和諾斯的“貿易由制度啟動”命題—關于貿易理論的發展和制度創新比較優勢的思考.經濟研究，1997

4.施用海，沙瑋，高耀松.標準化與國際貿易.中國商務出版社，2009

5.徐潔香.標準化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研究.價格月刊，2010

6.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P.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7.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w.northon&Company，inc，New York，1981

第3篇：社會制度的概念范文

一、社會的發展促成詞匯的發展

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它無時無刻不受到禮會發展的影響，詞匯的發展更是如此。社會的任何變革、任何新事物的產生，都會在詞匯的變化中映射出來。因此，也就使詞義發生了變化。

1　社會制度的影響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社會制度的更替和變革是不同歷史階段的重要變化。每一種新制度的產生，都會伴隨著各種新事物的產生，每一種舊制度的消亡，也伴隨著一些舊事物的消失，這些變化就帶來了新詞的產生、舊詞的消亡、詞義的變化等等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例如“奴隸”、“奴隸主”、“皇帝”、“嬪妃”、“佃戶”、“姨太太”、“資本家”、“工會”、“黨委”、“特區”、“獨聯體”、“聯合國”等，這些在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事物名稱的興衰存亡，是社會制度變革在詞匯中的反映。

2　生產力發展的影響

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進步，科技水平的提高，各種新事物層出不窮，從而產生了相應的新詞。例如“印刷”、“火藥”、“汽船”、“餞莊”、“車間”、“火車”、“信用卡”、“電焊”、“按揭”、“VCD”、“克隆”、“因特網”等。這些詞都是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適應新事物的需要而產生的，沒有新事物的出現，也就沒有這些詞的出現。

3　社會交流的推動

任何一種語言，在與外族的社會交流中，都會受到外族語言的影響，吸收一定數量的外來詞語，以豐富本族語言的詞匯系統，增強自身語言的表達能力。在漢語的發展過程中，就有幾個較大規模地吸收外來詞的時期。例如，中古漢語由于翻譯佛經，從梵語中吸收了大批佛教詞語，如“佛”、“羅漢”、“閻王”、“菩薩”、“執著”等。到了今天，我國的改革開放制度使國門敞開，國外大量的新事物、新思想涌入人們的生活中，更是掀起了又一次吸收外來詞的，例如“迪斯科”、“卡拉OK”、“歐佩克(OPEC)”、“艾滋病”、“托福”、“伊妹兒”、“克隆”等等。這些外來詞的產生，都來源于社會與社會之間的接觸和交流。

社會內部的各個方言群體也會在接觸和交流中對共同語造成影響。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哪種方言影響較大，取決于這個方言群體在這一階段的政治影響力、經濟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比如，普通話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確立的，這與北方地區在歷代政治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力是分不開的；改革開放以來。粵方言中的一些詞語一度成為時髦語言，甚至有相當數量的粵語外來詞匯進入了普通話，例如“的士”、“作秀”、“派對”、“克力架”、“按揭”等，這與香港地區的經濟發達和廣東地區地處改革開放前沿也是分不開的。

二、人們認識的發展

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人的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人對客觀世界認識的不斷深化。這些都在語言中尤其是詞匯體現出來。

1　概念的變化

概念是科學在一定發展階段上所認識的某一類客觀對象的全部特征，以及這些特征的一切復雜的聯系和關系。人們對某些概念的認識逐步深化或提高，直接導致了詞或詞義的變化。在客觀事物早已存在的前提下，由于認識的提高，產生了一個新的概念，就會產生一個新詞或新義。例如“病毒”、“抗體”、“原子”、“納米”、“染色體”等等；抽象詞語的產生也是由于思維能力的提高形成了新的概念，如，“規律”、“世界觀”、“覺悟”、“靈感”等等：如果人們對概念的認識從膚淺到深入，或從錯誤到科學，則會帶來詞義的發展。如，對“太陽”詞義的認識是從膚淺到深入的，對“閃電”、“心”等詞義的認識就是從錯誤到科學的。

2　觀念的變化

觀念是指詞所反映出來的人們的思想意識和感情態度。觀念的變化可以帶來舊詞的消亡、新詞的產生和詞義的變化。比如，用以稱呼妻子的“”、“糟糠”等詞反映出男尊女卑的封建觀念，隨著男女平等觀念的深入人心，這些詞已經不再使用了：從“老媽子――保姆――家政服務員”的變化中，也可以看出人們對這一行當的歧視性態度逐漸發生轉變：有些詞的詞義并沒有什么變動，但觀念的變化卻導致了詞義的隱含意義的變化，如“離婚”這個詞，在過去人們的觀念中，是“談虎色變”，頗受非議的，而隨著開放意識和婚姻觀念的變化，“離婚”的這些隱含意義已經逐漸淡化了。

三、詞匯發展的語言內部原因

詞匯發展的語言內部原因，是指語言系統內部根據客觀需要進行自我調整，從而帶動了一部分詞匯的發展變化。

語言是一種交際工具，它的根本職能就在于順利完成交際。當社會的發展對語言的交際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語言的交際能力又不能滿足這種要求時，就阻礙了交際的順利進行，這時，某個詞匯要素就會發生變化，同時，這部分的變化又可能導致它與其余部分的平衡關系遭到破壞，于是，另一部分就會發生相應的連鎖變化，從而在各部分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平衡關系。如，“江”最早的詞義是特指“長江”，后來，詞義擴大為“大河的統稱”，這種變化帶來的直接問題是，特指“長江”時該怎么稱呼?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義項并存后，產生了后來的“長江”一詞。而“江”擴大后的詞義又通過與其相應的詞素構成了更多的下位詞“珠江”、“黑龍江”、“岷江”等等。詞匯系統的這種自我調適能力，保證了詞與詞、詞義與詞義之問的協同關系，使得詞匯系統不會因一個要素的改變而瓦解。能夠保持相對的穩定和有序。矛盾的不斷出現和不斷解決，會推動詞匯的不斷發展。

語言內部的原因還包括書面語內容對詞匯發展的影響。

第4篇：社會制度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盧梭道德觀 我國道德教育 意義

盧梭是十八世紀的法國偉大的思想家，在他所著的《懺悔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等文章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透露著他對社會、政治、人性、教育、道德等方方面面的思想。盧梭處于一個特殊的時期，文藝復興過后，人性開始復蘇，社會正在轉型，他面對動蕩的日益腐化的文明社會，從道德層面上對舊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進行批判并試圖構建一個理想的道德國度。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其道德觀的再次認識和思考，乃至質疑。

一、對盧梭道德觀的認識

盧梭認為要討論道德問題，必離不開政治問題，正如他所說：“企圖把政治和道德分開來研究的人，結果是這兩種東西一樣也弄不明白。”［1］可見，他將政治看成一個國家成立與否的核心要素，而將道德看成這個國家治國的重要手段。那么，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就不難看出他的道德觀的核心即是政治。而組成這個國家的人民群眾是平民，也即是說平民才應該是一個國家持久存在的主要力量。那么要組織起一個偌大的國家，安定好廣大的平民，就需要一種先進的或盧梭所稱的“自然的”秩序，作為國家政治的載體。盧梭為了挽救淪喪的國家道德意識，提出了兩條重要的途徑，即公民宗教與道德教育。

（一）政治是盧梭道德觀的根本，也是其道德思想的目的。他認為，是封建的社會制度導致了人類社會文明的變異，從而使得人類本性的變質，使人們善良的本性扭曲異化，他說：“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變了。”［2］他將沒有被社會所污染的人比喻為“自然人”，而將受到社會習氣玷污的人比喻為“文明人”，由此將“自然人”與“文明人”做對比，認為是自然狀態下的平等使得人善良，而是文明狀態下的不平等使人變得丑惡，所以他便提出了“天賦人權”、“自然權利”、“自由平等”的思想，均作為反抗當時封建制度的響亮口號。如果說人性論是盧梭道德觀的基石，那么封建社會制度就是基石腐化的根源。

（二）平民是主要力量，是道德同情的真正對象。盧梭認為世界、社會是由平民百姓所構成，“是人民構成人類，……人數最多的等級就最值得我們尊敬”。［3］“如果把所有的國王和哲學家都除掉的話，在人民中間也不會覺得少了什么人，而且種種事物也不會因此就變得不如從前的好”。［4］雖然這種說法只是從量上勉強可以作為支撐其論點的論據，但難免有些偏激，可是不可否認的是，盧梭的確看到了道德觀念中極其重要的情感因素――同情。他認為“善”是來自貧民的，“不是在達官貴人繡金衣服下面，而是在莊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隱藏著力量和一顆善良的心”。［5］這也是后來為什么他提出要對富人進行貧民教育的理論基礎。從而他指出要對遭受苦難的窮苦人民給予同情心和愛心，因為“人在心中設身處地地想到的，不是那些比我們更幸福的人，而只是那些比我們更可同情的人”。［6］也只有與平民感同身受他們的痛苦，才是真實的、可靠的，因為我們經歷過痛苦的遭遇，就會同情比我們更苦難的人民，而帝王將相則只是依靠世襲享有名譽與地位與金錢，并沒體驗過真正的痛苦，就無法同情貧民。盧梭的這些對平民同情的理念雖說偏激，但卻在那個時代能夠站穩腳跟，因為在那個急速分化的社會中正需要這些對貧弱者的同情和關懷來作為消除特權、等級的價值觀念取向。

（三）社會秩序是政治的載體，也是對其的擴展說明。盧梭并非真正反對文明，而是反對文明社會中的混亂的狀態，反對因為文明、科技的發展而給社會帶來的眾多沖擊。他指出：“隨著科學藝術的光芒在我們的地平線上升起，德性也就消逝了。”［7］盧梭崇尚“自然”，崇尚不被人為破壞的“自然秩序”、“自然狀態”，是“各安其位”的狀態，“大自然是那樣的和諧，那樣勻稱，而人類則是那樣混亂，那樣沒有秩序！萬物是這樣的彼此配合、步調一致，而人類則紛紛擾擾、無有寧時！”［8］那么按照盧梭的理論推理來看的話，應該是這樣的：有秩序，或說遵循“自然的”秩序，就會有安定平穩、各司其職的社會，沒有特權、沒有欺壓，那么人類文明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明，從而就沒有了“自然人”與“文明人”的對立，最終人類的本性也就回歸到了善良美德。但其實這并非像數學公式一般可以推理得出的一個精確、科學的結果。而只是依靠思辨來推理，將人類本性變質或道德淪喪敗壞的原因追根究底到了社會制度之上，太過武斷與簡單，但仍舊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制度的確是其變質腐壞的重要因素或表現。

（四）挽救社會文明繼續腐化、人類道德繼續敗壞的兩條重要途徑，即公民宗教與道德教育。盧梭雖是一個自然神論者，但他所指的“公民宗教”并非“宗教”這個專有名詞所指代的特殊意義，而是注重人人都應有自己的信仰，擁有所處在這個社會中進行自我約束的信仰，可以是信仰上帝、信仰自律等，盧梭寫道：“一旦人們進入政治社會而生活時，他們就必須有一個宗教，把自己維系其中，……假如它不曾被賦予一個宗教，它也會為自己制造一個宗教來。”也正是這個緣由，盧梭“制造”了“公民宗教”，即從他的道德觀念來看，多是指一種安定、公平的社會制度、社會秩序。如果說“公民宗教”是盧梭所提出的對挽救道德的強硬措施的話，那么“道德教育”就是他所提出的相對懷柔的措施。因為盧梭認為在一切有益于人類的事業中，教育是第一位的。盧梭根據人的自然發展的過程以及不同年齡時期個體的生理、心理特征來劃分，將教育劃分為四個階段：從出生到兩歲為嬰兒期，教育以鍛煉身體為主；從兩歲到十二歲為童年期，盧梭稱這個階段為“理智睡眠期”，主要進行感覺教育；從十二歲到十五歲是學習知識的時期；從十五歲之后才是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的時期。并且他還通過《愛彌兒》這本富有哲理性的小說來明確地指出教育的對象應該是富人家的小孩，因為“富人從他的化境中所受的教育對他是最不合適的，對他本人和對社會都是不相宜的。……而窮人是自己能成長為人的”。［9］并且他認為，培養一個富有的人就是搶救了一個為偏見所犧牲的人。［10］

二、對盧梭道德觀的思考

縱觀盧梭的一系列著作，大概了解到盧梭對于構建一個社會所采取的核心概念，即是“有序”，并且他根據教育對象的不同，提出了對兒童進行“自然教育”，而對公民進行“公民教育”。因為他認為人的天性是善的，那么教育就應該是發揚善端、至少是不會腐壞人性的，所以他也提出“消極教育”的原則。他反對成人對兒童進行過多的干涉，而是要順應兒童的天性來進行教育，就算兒童犯了錯誤，也應該由他自己去承擔錯誤所帶來的后果。但對于成人就不同了，我假想，盧梭是否將成人看成是自然教育失敗的產物，所以才提出“公民教育”。因為“公民教育”的核心是通過他所謂的與“消極教育”相對的“積極教育”，也即“積極干涉”來扭轉已被扭曲的心理，其根本就是依靠法治與德治。那么，上文所說的“有序”作為理想社會建立的核心概念，它得以建立的方式就是“德治”。所以，可以說盧梭想要建立的理想社會，是一個“道德有序”的社會，而這個“序”又并非現實中看得到或說得清的“序”，而是一種“感受”，一種趨向做出善舉的感受。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使命感”、“愧疚感”、“內疚感”、“憐憫感”等。因為在他的理想國度中，人性之初是善的，而教育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說，在沒有外力逼迫的情況下，人是受其本性來指使做出行為的，而這種“善”就是所謂的“道德感”。

但盧梭在宣揚道德應該自由的時候，又強調要將道德置于法律之中。盧梭“把道德融入了法律體系……強調道德只有借助法律的力量才能得到強化”，［11］但同時又指出“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類真正成為自己的助人；因為僅只有嗜欲的沖動便是奴隸狀態”。［12］按道理，道德可以自由，而且應該完全是依靠人的自由意志去實現、完成，道德與自由的關系也應該是一種自我約束的關系。但盧梭也指出要將道德置于法律之中，可法律原本是一種維護自身權利與監管履行義務相統一的工具，是維持一個社會有序進行的武器，那又如何可以做到道德與自由并駕齊驅。這是否是盧梭本身自我矛盾的看法，又或者說，他是一位悲觀的政治道德觀者，既希望道德可以由自由意志施展開來，又苦于自由意志容易散漫而不能做到盡善盡美。又或者說，不能用“自由”這個名詞來與道德相提并論，而應說“道德與自律”反而更為貼切些，那與“自由”似乎相距甚遠了。

三、盧梭的道德觀對我國道德教育的意義

盧梭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雖然受到時空的局限，但對現世我國的道德教育的意義非常重大。盡管都是身處同一國家、同一社會制度中的人們，擁有的觀念卻是大不相同，持有的道德觀也是千人千面，那么在總體的大局的道德原則不動搖的情況下，應該對待身份、職業、能力不同的人們所賦予的道德底線也有所不同。這也許才可以實現自律，做出自己可以力所能及的道德行為。

針對我國的高等學校而言，需要的是一種情感的、理想的道德教育，如今面對許多大學生輕視他人與自我生命的事例，我們需要反思，作為引領和凈化社會風氣的學府怎會反倒讓人們失望。這源于我國多年的書本教育，只在書本上對道德教育紙上談兵，沒有給學生足夠的機會去踐行其道德觀念，空而大的道理不少學生可以從口中涓涓流出，一旦要落實卻成了多數的觀望者。究其根本而言，他們是缺乏對未來社會的理想，缺乏對理想國度的構建，以及缺乏與所處社會相應的責任感。或許我國的教育應適度采用盧梭的“自然后果法”，以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

參考文獻：

［1］［2］［3］［4］［6］［9］盧梭.愛彌兒（上）［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312，1，295，296，292，27-28.

［5］［7］盧梭.論科學與藝術［M］.商務印書館，1963：9，11.

［8］盧梭.愛（下）［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402.

［10］趙立坤.盧梭道德觀簡論［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1）.

第5篇：社會制度的概念范文

論文摘要:體育社會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已日趨成熟.其主要內容之一，是研究和解決體育社會問題，然而什么是體育社會問題，目前理論界尚無定論.該文通過分析，指出了體育社會問題的兩重屬性:通性—危害社會秩序;特性—影響體育發展.同時嘗試給出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以供參考討論。

1、前言

從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大學林啟武先生編出《體育運動社會學》講義起，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在我國體育理論界如火如茶地開展起來，其中盧元鎮、黃捷榮、劉德佩、呂樹庭等專家學者在這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正如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鄭杭生先生所講:“社會學不研究社會問題難以稱得上是社會學”，同樣體育社會學不研究體育社會問題，也只能是理論家們象牙塔里的而已.筆者在《中國期刊網》上，搜索了從1994年到2001年的全部1 556篇關于體育方面的文章，發現有7b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方面的論文，有研究體育暴力的、興奮劑問題的、侵占體育場地設施的、獨生子女引起體育后備人才短缺的等等，這表明我國體育理論界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是務實和嚴謹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以上論文多是對某一具體間題進行的調查研究，而從整體層面或基本理論方面來研究的很少.

2、質疑

在以前的一些論著中有出現過“體育的社會問題”或“體育中社會問題”等，而“體育社會問題”實際上是與它們有嚴格區別的概念，限于篇幅在此不作過多討論.“體育社會問題”這一詞組，在國內最早是出現在盧元鎮先生1989年發表于《體育論壇》上的《試論體育社會問題研究》一文中，該文較完整地介紹了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的種類和特點，同時對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作了一定的闡述，但欠缺的是沒有明確地指出什么是體育社會問題.體育社會問題這一概念在國內外學術界仍處于未確定狀態，也是我國體育社會學界中使用得多而定義卻不確定的概念之一值得慶幸的是在2000年第2期《湛江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中，看到肖潔副教授的《對當前體育社會問題的思考》一文(以下簡稱“對文”)，第一次試圖給出了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界定，這是嘗試解決這一問題的良好開端.但是我認為“對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界定是不夠準確的，值得商榷.

一、“對文”稱“體育社會問題又叫體育違規問題，它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我疑惑:

(1)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違規違紀都是和行為聯系在一起的，指的是某種行為“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和紀律，這表明“違規問題”的意思也是指“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那么“體育違規問題”就是指“與體育有關的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對文”指出“體育社會問題又叫體育違規問題”，那么就是說“體育社會問題”又叫“與體育有關的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這一說法顯然是片面的，似乎不能含蓋所有的、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

(2)“對文”稱“它(體育社會問題)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從上面這個判斷句中可以看到兩個關鍵詞“體育行為”、“體育……活動”，我們知道“行為”、“活動”都是動性的，按“對文”的意思體育社會問題都是動性的.那么體育社會問題就沒有靜性的了.

(3)“對文”的第三部分—當前主要的體育社會問題之例6"高水平運動員文化素質偏低的問題”，“高水平運動員文化素質偏低的問題”毋庸置疑的是體育社會問題，但請問這一客觀存在的、靜態的現實，如何具有“行為”或“活動”去違反了哪樣的規定和紀律?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那么這一問題就不是體育社會問題了.

(4)“對文”的第三部分之例5“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是我國特有的體育社會問題之一，但用“對文”的定義來考查，卻要得出否定的結論.“對文”稱“它(體育社會問題)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它是表明“問題”產生的范圍—“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問題”的結果—是“違規違紀”的.而我們知道，產生“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是因政治的需要—我國政府為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早日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成為體育強國，而有目的的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傾向于競技體育，即問題產生于政治和經濟方面而非體育方面;競技體育的超常規發展，不僅不“違規違紀”，相反是我國政府提倡或支持的.綜上所述，“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一體育社會問題，問題產生的“范圍”不是“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問題的“結果”也不“違規違紀”，那按“對文”的定義，“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應不是體育社會問題了!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二、“對文”的第二部分—對體育社會問題的定性和界定中指出:在體育行為中，常用五個標準來衡量:

(1隨反國家有關法律、政策的一切體育行為;

(2)違反體育目的、任務的一切行為;

(3)違反體育運動競賽規則和條例的一切行為;

(4)違反奧林匹克精神和原則的一切行為;

(5)違反人類社會倫理、道德的一切體育行為.

就此五個標準，逐個予以質疑，會顯得很繁瑣，僅就標準“違反體育運動競賽規則和條例的一切行為”，我就不太明白.比如說，某運動員在籃球比賽中的“帶球走”，就是一個違反籃球運動競賽規則的行為，并且也僅是一個違例行為.但按“對文”標準的界定，“帶球走”卻成了一個“體育社會問題”.不可否認體育社會問題是屬于社會問題的子集，按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鄭杭生先生所說:社會問題是指“社會關系或社會環境失調，影響社會成員或部分成員的共同生活，破壞社會正常運行，妨礙社會協調發展，……須動用社會力量加以解決的社會現象.‑A、請問“帶球走”是如何“破壞社會正常運行”或“妨礙社會發展”的?B、所謂“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即是動用政治、經濟、法律、政策或行政命令等手段解決.而對于運動員“帶球走”，裁判員吹一下口哨就解決了，難道裁判員吹口哨也是“動用社會力量”?

所以，從“對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對體育社會問題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出:僅僅看到體育社會問題是“行為”的—動性的方面，而看不到體育社會問題是“事實”的—靜性的方面，那么是對體育社會問題的縮小化;而不加限制的“一切行為”又是對體育社會問題的動性部分的擴大化.

3、分析

對于如何定義“體育社會問題”，我認為:

第一，體育社會問題是從屬于社會問題的，首先它必具有社會問題的通性—危害社會秩序.另外，體育社會問題又是有別于其它社會問題的，這說明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影響體育的發展.根據一些專家學者對我國許多體育社會問題的研究表明，其對社會的危害遠不及其他社會問題強烈，其更多的是表現為對體育運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在對體育社會問題作出定義時，必須表明它的兩重屬性，即通性和特性.

第二，對于任何具體的概念，都存在一個范圍，絕對不是“一切”的，同樣體育社會問題也是有范圍的.對于體育社會問題的界定，先要考察其母體—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對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目前存在三種基本看法，其代表分別是美國《社會學百科》認為“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研究它的結構、內容、變革和發展.研究以體育運動為特點的社會行為、關系和作用.包括系統內的以及與其它系統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日本體育社會學家營原禮認為“是從社會學觀點研究體育事實及與體育有關的問題，力圖使體育合理化的科學”;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會長安德理斯·霍爾(A " Wohl)則認為“是記述、研究與體育運動及體育社會功能相關聯的社會現象的經驗科學.它通過研究促進體育運動發展或妨礙其發展的各種因素，闡明規定這種發展的法則，并且在我們期望的范圍內，通過這種研究推動體育運動的發展”.雖然他們在文字表述上不一樣，但對本質東西的認為基本是相同的，即體育社會學是“第一，把體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第二，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研究其內部結構及其運行規律;第三，研究體育運動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及它與其他社會組成部分的關系。”

了解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那么對體育社會問題定義時:

(1)應該把體育運動上升為一種社會制度來考察.因為體育社會問題是屬于體育社會學內容之一，體育社會學本身是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研究的，那么界定體育社會問題時，也應該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考察.同時體育社會學又是社會學的分支，探討體育社會問題也就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體育運動.體育運動發展到當代社會，廣泛地和政治、經濟、宗教、民族、種族。··…等發生聯系，已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組織結構、法律法規、經濟運行機制、保險保障制度……等等，已構成為一種社會制度.反之體育社會問題出現后，大多是通過對體育運動的某一機制或制度產生影響，從而阻礙或干擾體育運動的正常、健康發展的.

(2)應該表明是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社會現象.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所謂“現象”是“事物在發展、變化中所表現的外部的形態和聯系”，那么“社會現象”就是“社會在發展、變化中所表現的外部的形態和聯系”，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作用、社會事實都屬于社會現象.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社會現象，也就是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作用和社會事實.

4、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認為體育社會問題應是: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關系、作用和事實，出現病態或失調，危害了正常社會秩序，并影響體育運動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需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的社會現象.

如此理解體育社會問題是因為:

(1)指明了體育社會問題作為社會問題時必須具有兩重屬性:通性—危害正常社會秩序，須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特性—影響體育的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例如足球“黑市”賭博，如果它是純粹的賭博，雖與足球這一體育事實相聯系，但它只是危害社會秩序，那也只能歸于其它類型社會問題.如果賭博過程中，有收買球員、裁判員，或通過種種方式控制和干擾比賽，那它不止危害社會秩序，同時影響了體育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就屬于體育社會問題.

(2)涵蓋了體育社會問題的全部，即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作用及社會事實，包括了動性的體育社會問題—社會行為和社會作用引起的;靜性的體育社會問題—社會關系引起的和某些客觀社會事實.

第6篇：社會制度的概念范文

生態文明建設當中的公平就是讓人們共享生態文明的發展成果，讓人民共享美麗中國的成果。公平是一個社會性評價概念，它是主體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對自己的投入和產出平衡所作出的一個主觀評價。

生態公平是生態文明的重要理論支點和實現方式。生態公平涉及到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關系的協調解決。維護生態公平需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科技創新為動力，以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作保證，同時還要建立具有普世意義的生態公平價值觀。

（來源：文章屋網 ）

第7篇：社會制度的概念范文

在我國,一個完備的郵政學體系尚未見當形。究其原因,既有郵政傳統做法和體制的制肘,又有郵政內部的缺陷、不協調等消極因素的影響。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多方面作出努力進行綜合治理。我認為,立即著手開展比較郵政學的研究,合理借鑒別國郵政的有益經驗,充分運用比較郵政學研究的成果,對于發展我國郵政事業和郵政學,都具有積極意義。首先,開展比較郵政學研究有助于改進和完善我國郵政事業,促使郵政學盡早建立。任何一個國家的郵政,從一定程度上看,都具有可資借鑒的一面。歷卑上,郵政也確實在相互借鑒中相互推動,促使各國的郵政不斷前進和完善。例如,使用郵票作為郵資憑證是從英國開始的,爾后各國郵政相繼仿效,這就是典型的借鑒,使用郵票也就成為世界郵政進步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可以說,世界各國郵政之間相互吸收,相互借鑒是一種普遍現象。當然,吸收或借鑒都是建立在比較研究基礎之上的,而不是盲目的照搬。通過比較郵政學的研究,正確把握郵政的發展規律,優化我國郵政體制;發揮比較郵政學研究對我國郵政改革積極的導向機能,從這些角度看,它有助于郵政改革的有序進行,豐富郵政學內容。其次,開展比較郵政學研究,有助于我囚郵政對外開放的迸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郵政涉外的交往中,郵政經濟問題、業務間題會不斷出現,這就要求我國郵政有相應的調整和適應功能。在制定國際郵政通信經濟、業務等規定時,既要立足本國國情,又要參考國際公認的慣例,吸取先迸的方法、準則。這就需要運用比較郵政學的研究成果,去指異郵政的具體工作。

二、比較郵政學的研究對象、方法與特征

比較郵政學的研究對象,是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郵政情況。具體講,主要內容有: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郵政之間的比較研究;同一社會制度國家郵政之間的比較研究;同一社會制度但卻屬于不同管理體制困家郵政之間的比較研究;同一地區或同一國家不同歷史時期之間的比較研究;同一國家在同一歷史}于寸期不同通信體制郵政之間的比較研允等等。比較郵政學的比較研究方法,可分為宏觀比較、微觀比較、條文比較與功能比較等等。宏觀比較是對各國郵政總體之間或者在各個社會制度的郵政整體之間的比較。微觀比較則是對郵政的局部問題或某項制度、規則、法律條款的比較。例如,可以對郵政立法、郵政管理體制、郵政經濟運行機制等內容進行比較,也可以對郵政部門在本國的社會地位、郵政用戶的構成等進行比較。條文比較是對郵政的具體條文從概念內容上進行比較。功能比較則致力于郵政的行為、動機、存在意義、社會效應以及對他國的影響等內容開展比較研究。應該指出,以上的比較方法,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在運用時要視具體情況靈活處理,有的還應該結合起來使用。

比較郵政學有五項基本特征:1.比較性比較郵政學是以比較不同的郵政體系為主要特征的方法和學科。2.世界性比較郵政學著眼于研究各國的郵政,其范圍大至不同的體系,小到各國郵政通信的某一具體制度的比較。由此可見,它的研究對象不限于一個具體國家的郵政,具有世界性。3.多重性比較郵政學不僅要研尤郵政的內容、形式,而且要研究郵政的理論和實踐;不僅要研究郵政的淵源和歷史,而且要研究郵政的現狀和未來。由此可見,比較郵政學是一門具有多重性能的學科。4。綜合性比較郵政學研究的資料,是以各國現存的郵政資料為依據的,只能在現有資料基礎上,進行綜合整理和分析研究,所以它又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5.借鑒性現代各國的郵政,盡管內容不一,體系結構并非十分成熟,但基本上都自成一體。并且又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借鑒、相互影響的。因此,比較郵政學對郵政建設發展起著指引借鑒的作用。

三、比較郵政學研究中應遵循的原則

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郵政學,在比較研究中應當遵循以下原則:1.理論指導的原則進行比較郵政學研究,掌握郵政的發展規律,離不開理論的指導:第一,認識郵政存在的客觀條件和因素,第二,揭示郵政發展的規律性;第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第四,比較研究中必須從具體問題入手,實事求是地進行;第五,理論聯系實際,使比較郵政學理論在研究過程中不斷豐富和完善。2.可比性原則可比性即指所比較的對象之間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系或某些本質上的共同點。就是說,對于不同歷史階段的郵政,只有在同一國家或體系范圍內才能進行比較,對于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郵政,只有在同一社會歷史形態或歷史時期范圍內才能進行比較。否則,比較就沒有什么價值。3.客觀性原則比較研究工作者要跳出各自的小天地,超脫于被比較國家的郵政領域之上,站在更高的角度,綜合地研究比較其異同和規律。如果只按照某一局部的特征來看待一國的郵政,或將一國的郵政當作評價另外國家郵政的參照系,都難以得出真實的結論。遵循客觀性原則,還應該特別注意在比較研究中遵重客觀資料的真實性,在決定取舍時不能顧此失彼,以防掛一漏萬。更不能憑想象作出草率的結論。

四、比較郵政學的體系結構

第8篇：社會制度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 中俄差異 社交稱謂語 文化透析

2013年對中俄兩國來說，是一個碩果累累的年度。中俄兩國簽署了數十份協議、備忘錄和意向書，這些簽署文件表明兩國之間的互信水平不斷提高，未來各領域的合作將進一步得到加強和鞏固。同時，2013年是俄羅斯中國旅游年，在此框架下兩國舉辦了約200場活動，特別是“百名俄媒體記者訪華”及“百名俄旅行商訪華”活動，都對中國旅游資源起到了極為有效的推廣宣傳作用。

隨著俄羅斯游客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兩國人民面對面的交往機會日益增多，見面交往如何打招呼成了一大難題，這之間的差異著實讓人困惑。本文就中俄社交稱謂語進行對比，分析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稱謂語差異形成的原因，有助于人們克服跨文化交際的障礙。

一、俄漢社交稱謂語的對比

1.姓名稱謂語對比

漢語有關姓名的稱謂靈活多變，可稱呼“姓+名”、“名”、“姓/名/姓名+稱謂詞”，還可稱呼“老+姓”或“姓+老”。如人們可稱“王曉紅”為“王曉紅”、“曉紅”、“王女士”、“曉紅女士”、“王曉紅女士”、“小/老王”。稱謂不同，體現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親疏遠近。

俄羅斯人的名字由三部分組成：名+父稱+姓。俄語姓名的稱謂由于年齡、身份、場合不同而各異。孩子之間用小名，學校的學生之間用“大名”或用“姓”，學生對老師用“名加姓”，同事之間一般用“名+父稱”，關系密切可直呼其名，但不用小名+姓。

2.職銜稱謂語對比

漢語中一般能夠表示職業、職務、職稱等社會地位的象征詞都可用于稱謂。職業稱謂如老師、律師、醫生等；職務稱謂如廠長、部長等；職稱稱謂如工程師、教授等；頭銜稱謂如將軍、博士等，林林總總，幾乎無所不包。除單用外，還常與姓名連用（姓/名/姓名 +職銜），以示認可或尊敬。絕大多數社會中人都有自己相對的定位和特定的職銜稱謂。

俄語中職務稱謂一般是職務、頭銜加姓或職務、頭銜加名加父名。如總工伊萬諾夫，會計師蒲諾娃。俄語中的正副分得很清楚，如經理葉甫蓋尼伊萬諾維奇、副廠長瓦西里耶夫。同事之間直接稱呼姓，一般社會交往中“名+父稱”是比較常用的表示禮貌和尊重的一種稱呼[1]。

3.泛稱稱謂語對比

漢語中的通稱有：先生、女士、小姐、朋友、兄弟、姐妹等。根據性別和年齡，以及兩者關系加以區分。俄語在前蘇聯時期稱同志居多，男女通用，也可稱男公民、女公民。前蘇聯解體后，人們越來越多傾向于稱先生和女士，如伊萬諾夫先生、謝爾蓋耶娃女士。在俄羅斯，對女性最常用的稱呼為姑娘，有趣的是，對象不只限于未婚女性，還可以指已婚婦女，甚至年長的女人也很受用，即對年齡沒有特別的限制。

漢語和俄語都有零稱呼語。如漢語的“喂，嗨”等，俄語的“阿寥”等。在中國，零稱呼語須謹慎使用，這是因為，在大多情況下，零稱呼被認為是不禮貌的，特別是晚輩對長輩。然而在俄羅斯，交談中無論發話人和受話人之間是什么關系，零稱呼語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某種程度上，零稱呼反倒體現出兩人的幾分親密和親近。

二、透析俄漢社交稱謂語差異形成的文化因素

社交稱謂語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屬于言語禮節范疇，是一種具有濃厚民族文化色彩的語言現象。社交稱謂語實際上是本民族的語言現象和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的外在表現，留下了很深的文化烙印。所以，了解兩國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淵源顯得尤為重要[2]。

1.宗法觀念與法制思想的不同

中國經歷了漫長的農業時代，整個社會是以家庭為基礎。由血緣、婚姻紐帶關系維系成的宗法性結構，不可避免地，中國已成為一個宗法觀念極強的民族。漢語中親屬稱謂語使用的泛化現象，把家庭本位向外推衍，以親屬稱謂稱呼非親屬人員，反映人們在交際活動中利用親屬稱謂拉近彼此關系 、表現親密的心理。以積極的態度把家庭本位向外推衍，以親屬稱謂稱呼非親屬人員。這種稱渭可使交際雙方有親近感，從而縮短雙方的距離，增強交際效果。

俄羅斯也經歷過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存在過農奴制和封建宗法關系，但資產階級革命爆發后，俄羅斯法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深入人心。受這種法制思想的影響，俄語中的社交稱謂語相對簡單，人們對家族的標志“姓”沒有很深的概念，但對名字和父名很重視。但俄語親屬稱謂泛化的現象遠沒有漢語普遍，在各種社交場合，不管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非親屬成員很少用親屬稱謂互相稱呼對方。

2.等級制度與宗教影響的不同

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宗法社會，不僅在家族內部存在嚴格的等級制度，整個社會亦是如此。在中國悠久的歷史變遷過程中，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官職體系，這必然就有了不同的職銜稱謂。因此，中國的這種嚴格而又復雜的等級制度，使得社交稱謂的名目眾多，林林總總，形形。

西方社會由于在封建歷史時期實施的是宗教政治，而非官僚政治。教皇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超過了各級宗教組織的勢力，甚至遠遠超過了國王所統治的官僚政府機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官銜自然就不像漢族人那樣看重，社交稱謂中多用首名、教名，姓氏名字多源于《圣經》[3]。

3 .社會制度和價值取向的不同

社交稱謂是“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是禮儀之邦，古代禮儀是統治者治理國家的一種社會制度。中國封建制度下的禮儀規范強調尊人卑己的禮貌準則[4]。這種社會制度壓抑人的天性，導致人們在自我價值評判上對自身才能、天賦做出的有意貶低和壓抑的自謙心理 ；喜歡貶己揚人，抬高對方，表示對對方的尊敬。這種社會行為準則反映到語言上，就是嚴格區分敬稱和謙稱，由此產生的諸如“卑、鄙、敝”等自謙詞和“尊、令、貴”等敬他詞不勝枚舉。直到今天，人們仍然受這種價值取向的影響，講究謙虛恭敬敬語和謙語仍被稱為中華傳統美德[4]。

俄羅斯經歷了資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產階級追求人人平等、自由。人們在人生的價值取向上注重個人主義，強調個人形象、自我意識、自我表現和自我肯定。他們個性張揚，強調自我獨立精神下的平等意識，親族觀念相對淡薄，表現在言語交際的社交稱謂語上，敬語、謙稱少之又少，稱呼相對簡單，少規矩。

三、結語

總之，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載體，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交稱謂語，必然受到社會諸要素的制約。現代社會處于文化多元的新時代，國際交流頻繁，任何一個種族、民族或文化群體，不管其自身的文明程度怎樣，其都擁有一個固定的文化判定模式，即以自己的文化判定模式為標準，判定不同文化群的行為規范是否正確或恰當。來自不同文化本經的人們走到一起，交際必然會出現故障，人們只有在了解對方文化的前提下，才能精準地使用語言、運用語言，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交流，促進國際間的文化、政治、經濟合作與發展。

參考文獻：

[1]朱蘇妍.中俄跨文化局交際語言初探[J].咸寧學院學報，2010.9

[2]畢繼萬.胡文仲.文化與交際[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第9篇：社會制度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發展極”社會;經濟增長;社會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時至今日，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過改革開放前后60年左右的時間，已經在經濟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由于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表現在人均收入水平低，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懸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面對如此復雜的經濟發展態勢，發展經濟學理論一方面表現出極強的解釋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斷的修正、發展、創新。

面對區域經濟不斷的增長需求和區位條件的優勢和限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積極探索經濟發展模式，建設開發了許多經濟開發區和“新區”工程。上海浦東新區、深圳經濟特區、天津濱海新區、橫琴新區一系列區域經濟區的建設帶動了中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動力和活力。這些經濟行為模式的實踐成功，論證了發展經濟學理論中由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rancois Perroux）于1955年提出的“發展極”理論的合理性。

“發展極”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在經濟增長中，由于某些主導部門，或有創新能力的企業、或行業在某一些地方或大城市聚集，形成資本與技術高度集中、具有規模經濟效益、自身增長迅速并能對鄰近地區產生強大輻射作用的“發展極”，通過具有“發展極”的地區的優先增長，可以帶動相鄰地區的共同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增長，必須建立“發展極”，通過“發展極”自身的發展以及對其他地區或部門的影響，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可見中國經濟“特區”和“新區”的建設主要是為了形成“發展極”，通過這些綜合實驗區來帶動區域乃至全國的經濟增長。佩魯認為要形成“發展極”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引導企業和行業在某些大城市或地區聚集發展而自動產生“發展極”;二是有政府通過經濟計劃和重點投資，鼓勵和補貼創新型企業和推動型產業的發展，主動建立“發展極”。就中國各個區域的“發展極”建設情況來看，主要是依靠后一種途徑。

然而，就現實情況而言并非就經濟增長如此簡單。由于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區，伴隨經濟增長，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各個子系統也在不斷的協調適應之中，其中社會制度和結構的變動尤其劇烈，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制度創新和社會實踐。這一過程屬于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本文以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建設和其升級為福建“自貿區”的重要部分的發展過程為研究背景，探討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制度創新的延伸關系，拓展了“發展極”理論在社會建設中的解釋，提出“發展極”社會概念，并且分析了這種經濟變遷中社會管理制度的創新和實踐問題。

二、“發展極”理論與平潭綜合實驗區的經濟增長

佩魯在“發展極”理論中認為一國經濟是由各種“經濟空間”構成的，也就是社會經濟中的各種分子之間的經濟關系。作為“勢力范圍”的“經濟空間”形成經濟中心發揮吸引力與擴散力，并形成互相交叉，不分地區、國界限制的作用范圍。

“發展極”的形成必須具備三方面的條件：第一，產業群的形成。具體而言，首先是推進型產業先于其他產業發展起來;其次是創新性企業的迅速擴張;最后推進型產業和創新型產業在空間上的集聚。第二，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和企業家群體是“發展極”形成的重要條件。企業家有創新精神，敢于冒險，從而可以進行技術和制度的創新。而且可以產生一批追隨、模仿創新企業的“增長企業”，可形成“增長中心”。第三，必須具有規模經濟效益和適當的周圍環境。規模經濟的增長不僅需要聚集大量的企業、部門，而且要集中相當規模的資本、技術、人才等。根據佩魯的“發展極”理論相關學者提出“增長極發展戰略模式”，認為實施增長極發展戰略，關鍵是要進行區位選擇與產業選擇，以及必要的政策支持，才能形成有效的經濟增長中心。增長極發展模式主要應用于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平潭相對于周邊地區實際上屬于欠發達的地區。因而，需要發揮政府的作用，彌補市場的不足，在政府支持上，主要包括土地、稅收、金融、人才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