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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三農問題,矛盾觀,物質觀,發展觀,解決措施
眾所周知,三農問題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的熱點問題。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許多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發達國家在其發展歷史中,都是在一開始先從農村積累財富的,為了實現現代化,將資金等資源從農村調往城鎮,使城鎮工業得到發展從而實現工業化。然后再由城鎮轉向農村,對農村進行農業推動,使農村得到發展從而實現現代化。在此過程中,農村得到發展,農民生活得到改善,使得城鄉生活水平的差別消失,達到城鄉一體化。而中國,由于工業化、現代化走的是一條獨特的道路,使得中國農業受到嚴重挫折,之后才意識到農業是國名經濟的基礎,從而改變方針針政策,以農業發展作為我國經濟建設的首要方針。
一、從哲學角度認識“三農”
1、物質觀下的三農問題。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客觀實在的,這種客觀實在是人能感知的,但又不依賴于人的感覺而存在。目前我國的“三農”問題, 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農業發展嚴重滯后, 資源配置無法優化; 農村經濟十分蕭條,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農村人口眾多, 勞動力嚴重過剩。這些情況造成城鄉居民在基本權利和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差別, 不僅影響農村社會穩定, 還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的堅實,從而會影響我國上層建筑的穩固。
2、發展觀下的三農問題。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世界是普遍聯系的, 又是永恒發展的。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處于無休止的運動、變化和發展之中, 處于不斷地產生和消滅之中。事物的上升運動, 是現實世界變化的整體方向和主導趨勢。“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事物的集合體, 而是過程的集合體”。 它要求我們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科學地認識事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 正確地指導實踐。綜觀我國改革發展20 多年來的道路, 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 從1978 年到1984 年, 改革的重心在農村, 改革主要是在農村內部實行。這期間, 農業連續豐收, 6 年間糧食增產1 億多噸, 一下子改變了中國農業的長期被動局面。不僅推動了農村經濟全面發展, 而且也為城市全面改革創造了條件, 推動了城市改革的興起。第二階段: 從1985 年起, 改革的重心逐步轉移到城市。總體而言, 30多年的改革開放, 使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 綜合國力有很大提高, 人民生活不斷改善, 社會穩定。但是, 從兩個階段的發展變化來看, 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城鄉居民內部之間等, 雖然都有很大發展和提高, 但兩個階段卻出現了迥然不同的結果, 它們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了, 而是在不斷擴大, 出現了一些新的不平衡。當然“三農”問題是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表現, 必將經過平衡、不平衡的循環往復。
3、矛盾觀下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矛盾在我國還是普遍存在的。我們知道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三農”問題就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存在狀態與社會轉型的要求之間的矛盾運動過程。
首先分析普遍性。目前,“三農”問題還是現代化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無論哪個國家、何種社會制度,都無法避免這一問題。在我國“三農”問題已被放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首位。
其次分析特殊性。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 “三農”問題在我國,無論是生成機制還是演化進程以及所處的時代的環境,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在近代,由于工業化、現代化的曲折道路,使得“三農”問題更加沉重,加之中國人多地少等特殊國情,使得“三農”問題具有極大的特殊性。在新時期,為了解決種種困難,我國已經把解決“三農”問題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面對新的挑戰,我們要面對的是其發展過程中每一個時期的特殊性。在同一運動形式的不同發展過程和發展階段下的矛盾會具有其特殊的性質。
二、三農問題的解決措施分析
我國農業水平不高是影響現代化進程的首要原因。因此只有是農村生產力水平提高,才能使農村經濟有所發展。“三農”問題是影響我國發展的重要問題之一,要改善這一問題就要從各個方面著手來解決。目前,在我國人力資源的綜合素質比以前有了長足的進步,這有利于農村生產生活的發展,帶動農村科技知識水平的進步。而要提高農村的整體水平,就需要我們對分析研究過往經驗,通過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的往復過程,逐步的發展我們的農業水平。
只有將缺點改正,不斷提出新的解決方案才能有力的出力中國嚴重的“三農”問題。隨著我國的發展,農業發展也應適應這一趨勢,要改善其體制結構,使其適合我國現代化發展的道路。隨著科學的進步,各種新鮮的食物也在層出不窮。因此我們還應利用科學技術,不斷地創造新鮮物種,在農村不斷對新產品進行開發研制。農業要發展離不開農村,農村要進步離不開農民,這樣就要在農村普及科學文化知識,讓更多的人有更多地文化造詣。山村出來的大學生必然會對農村農業的發展有著極大的促進,因此更要注重農村,尤其是農村青年一代文化的培養。
總的來說,更好的掌握問題才會更好的解決問題。只有抓住主要的矛盾,并把握好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樣才會更有利于事物的發展。在我國,只有盡快的解決“三農”問題,才能盡快地實現我國的現代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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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三農;金融支持;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1
一、三農問題的含義
三農指的是農業、農村、農民。顧名思義,三農問題即是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直接與國民素質、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與國家富強相連,關系到我國改革開放和穩定的大局。只有全面認識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的解決三農問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中國擁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解決好農業問題就是解決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糧食問題,不僅具有生存意義更具有戰略意義。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實踐證明只有當黨和政府的政策符合大多數農民的利益時,社會才會發展,經濟才會進步。
二、農業對金融的需求
1.農業的不確定性。首先農業生產的周期性長,從農作物的種植到收獲要經歷很長的時間,不像工業、商業那樣易于調整。農作物在生長的過程中受天氣的影響也比較大。雖然農業技術越來越先進,但是依然達不到在大風、暴雨、干旱的時候保護農作物正常生長的要求。如果天公作美,風調雨順那么農業五谷豐登,如果暴雨、干旱連連,那么產量銳減,甚至顆粒無收。其次農產品不易保存,儲藏費用也很高,收獲后即使價格低廉也要趕快出售。再次由于農民信息不對稱,產品的需求彈性小,使得農民不能及時掌握市場價格,致使“谷賤傷農”的現象經常出現。最后由于我國缺少統一、開放、規范的農產品大市場,國內農產品收購基本被龍頭企業控制,農產品流通市場問題重重。
2.農業的弱質性。農業生產直接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農業成產中的勞動時間一般小于生產時間,勞動作用不連續,專業和分工難以展開,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業的成產效率,生產要素的投入往往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因此,與其他產業相比難以吸引外部資金投入。只有想方設法改善農業的弱質性,才能保證農業的持續、穩定發展。
由于農業的不確定性與弱質性,使得農業成產效益很難快速提高。一些商業性的金融機構不愿與風險大、利益低的小農經濟對接。我國人多地少,農業的發展要走上高效、低耗的道路,必然離不開農村金融的支持。我國對農業的資金支持水平依然比較低,在糧食直補方面,歐盟每畝達到150元人民幣、美國每畝達到76元人民幣,而我國卻僅僅在30元左右,大大低于歐美的直補水平。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階段,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農村對金融的需求
農業往往是一個國家最脆弱又非常重要的產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會給予農業各種補貼。當前我國政府支持三農的途徑主要是財政和金融兩種渠道,但是無論是中央財政還是地方財政對農業的支持都比較薄弱。在歐洲、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政府對農業提供的財政支持相當于農業總產值的30%,日本和以色列等國家的農業財政支出占到農業總產值的50%-80%,印度國家的農業財政支出也占了農業總產值的10%。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我國用于財政農業的支出不斷增加。盡管國家財政支農資金的投入總額不斷增加,但是與我國的農業地位相比,政府投入的總量依然是比較低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要實現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金融必然擔當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初步測算,到2020年時,新農村建設新增資金需求總量大約是5億元,要彌補財政用于農業支出的不足,提升農業的生產力,保證農村經濟在平穩中發展,未來對金融的需求更加緊迫。農村信貸是化解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重要支撐,完善農村信貸體系,可以促使形成良性社會信用環境,信貸資金提供的越充分,農村的經濟發展就越平穩。
四、農村人才缺失對金融的需求
我國是擁有13億人口的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7億多,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只有大力開發農村人力資源,建立起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才能保證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但目前,在我國的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比較低,進行科研推廣的技術性人才嚴重缺乏,許多農民甚至終身都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眾所周知,人才的培育需要一定的辦學條件,但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基層設施比較薄弱,與城鎮相比差距較大。城鄉基礎教育辦學條件上的差異主要就是經費投入的差異,隨著新農村建設的發展,國家對于農村經濟支持的力度在逐漸增加,但兩者之間的差距依然接近1000元。農村教育的落后和勞動力文化水平的缺失,必然會阻礙農業勞動效率的提高,阻礙農村經濟的發展,由此也會導致一些優秀的管理人才從落后的農村流出,形成越來越大的“馬太效應”。改善農村教學條件,提升農民整體文化水平迫切需要資金的投入,農村金融機構可以通過設立多種資金資助方案,提升農村教育的現代化教學手段。通過農村金融機構設立專項農民知識培訓基金,邀請一些業績突出的專家或者農民代表進行培訓,增強農民的技能。同時,農村金融機構可以設立專項農村人才開發及引進基金,開發與引用并重,建立起新型的人才培養和激勵機制,最大限度的留著和吸引人才。
五、小結
無論是農業、農民還是農村的發展,都需要用金融來做杠桿,用現代技術改造三農問題,用現代物質條件武裝三農,用現代經營方式推動三農。對農村實施多樣化的金融支持,規范農村小額貸款,健全農業保險體系,鼓勵農村金融創新,是解決農業問題,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民增收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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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三農問題;財政支出;優化結構;科教興農;城鄉發展
一、何謂“三農”問題及研究意義
“三農”問題是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農業問題的總和。它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必然產物,其實質是城市與農村發展結構不協調,有著歷史長遠、負面影響嚴重、解決困難的矛盾。
中國農村人口約9億,占全國人口的70%;農業人口達7億,占產業總人口的50.1%,中國“農業大國”的身份毋庸置疑。從微觀講,農民解決全國人民吃穿問題,農業關系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宏觀方面,“三農”在中國的經濟、政治發展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輻射范圍波及整個中國,甚至還會通過進出口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因此,研究“三農”、解決“三農問題”是當前中國社會的重大課題。
二、農業在財政支出中的地位
聚焦“三農”,我們發現農村問題主要表現為戶籍制度改革不善,農民面臨增收難、文化水平低的現狀,而農業產業化則是農業問題的大頭,所以,三大問題各有側重點,增大了解決難度;自從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三農”被正式提出,經過多年探究,已將“三農”的根本問題總結為如何在推進工業現代化和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實現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因此,“三農問題”又是息息相關的,必須進行一體化考慮。
通過研究,我國財政局在2007年至2012年間對農業生產的各項資金投入,具體有:農業生產支出、補貼支出、農產品儲備費用和利息支出以及促進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支出,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我國中央財政對“三農”的總支出在近幾年中逐年上漲;農業生產指出、促進農村教育和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支出等支出呈現逐年升高的趨勢;補貼支出在前3年呈上揚趨勢,第4年有所放緩,第5年又逐漸上漲;農產品儲備費用和利息等支出始終在同一水平線(580億元)上波動,變化不明顯。
第二,財政支出增長率逐年下降,且降幅較大,由此可知: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近年來國家對“三農”的支出投入越來越多,導致基數越來越大,這是導致財政支出增長率逐年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三,根據表格數據可猜測,今后,中央財政對“三農”支出的絕對額還會大幅增加。這充分表明了“三農”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關注和重視
總體可見,我國各級財政正在加大財政對“三農”的投入力度,逐步建立健全“三農”投入穩定增長機制,落實惠農惠民政策體系,有效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事業全面發展、農民大幅增收、農業現代化。
三、與美國農業相比
美國對農業的支持力度有目共睹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政府用于維持農業收入穩定的財政支出每年就超過150億美元,美國農業部平均每年支出達650億美元,占聯邦支出的3%~4%。現在,美國平均每個農場擁有30多萬美元的生產性固定資產,每個農業勞動者占其中的18.1萬美元。
與美國、印度這樣的世界農業大國相比,中國的農業還存在許多問題,比如: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緩慢,基層組織缺乏活力;農民經濟來源單一,拉大了城鄉差距;農業沒有得到良好發展,現代化水平低。而用于農業發展的財政支出在投放環節監督不夠嚴密、體系不夠完善,使中央對“三農”的撥款大打折扣。
四 解決“三農”問題的措施
(一)發展轉型與結構優化
盡管國內早已認識到,傳統的耕作模式已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農產品需求量,但轉型一直不夠深入。所以健全工農結合長效機制、全面落實扶持“三農”政策、著力加快農業結構優化顯得尤為重要。而在轉型優化過程中,必須從戰略主導產業、區域優勢產業、地方特色產品等各個層次入手,最終實現農產品產量與質量的飛躍。
(二)發展勞務與拓寬收入
促進農民收入增長、拓寬農民收入渠道,是切實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改善農村發展現狀的關鍵。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必須引導農民參與第三產業,進入新行業;加大鼓勵政策力度,增大錢物支持;優化土地利用結構,不忘根本,最終實現農村勞動力有效利用。
(三)科教興農與政策扶持
將科技與教育放在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位置,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養,把農業生產引領到依靠科技進步的軌道上,加速城鎮一體化進程。同時,通過政府財政扶持,努力實現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優化土地、生產工具、生產方式,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的綜合實力。
總之,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需要、是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更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前提,而財政支持是切實有效的解決途徑之一。加大財政對農業的支持,是促進農村建設、增加農民收入、推動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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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討論中我都一再強調:事實上,我們國家農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均土地面積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可以用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調節。這使我感到,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在中國農村很難找到適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積不斷減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載的雙重功能。在農村政策研究領域中,人們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國家不再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而轉由土地來承擔,這樣就形成了土地的雙重功能。中國農村的耕地不僅具有雙重功能,而且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為主。
人們20年來約定俗成的共識是,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可以被簡化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一書別強調了一個觀點:大包干其實是一種形成制度改變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權控制的解體、允許農民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分戶承包土地,農戶實際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權和大部分收益權。政府之所以同意做這樣根本性的制度改變,是由于在原來的制度框架內交易費用太高。在這種以土地為中心的財產制度創新中,政府在放棄對農村土地和其他資產的控制的同時,也放棄了對占中國人口70%左右的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例如對村社的行政管理、撫養鄉村鰥寡孤獨,以及其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給等;這些公共責任作為農民占有土地使用權的代價轉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們中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農村土地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種生產資料來完全交給市場處理。
第二個要素是勞動力。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嚴重過剩,是清末以來的長期問題,本來不是建國以來才有的現象。其實,人們只是對中國近代史上追求工業化導致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差別擴大引起更多的關注。現在中國農村有五億勞動年齡人口。另外,上到60歲以上的老頭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們只要能動,總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農村整、半勞動力加起來不止五億,估計有六億以上。農業需要多少勞動力呢?一億多。那么總共有多少勞動力需要轉移呢?至少三四個億。往哪轉移?因此,如果勞動力不能轉移或者轉移得不那么順暢,在這種情況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用只能遞減到零以下。盡管如此,勞動力仍然不可能減少,怎么辦?農民作為勞動力的擁有者,只能被迫減少勞動時間。按現行法律規定一個勞動力一年應該勞動300天,然而卻只能在農業上勞動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時間用來干什么呢,沒有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不吃飯,不消費,結果呢,一個活勞動所有的消費,也就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過程,都得由土地產出來保證,假如他沒有外出打工的話。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就不可能提高,不僅不能提高,實際上這些年農村的勞動生產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資源嚴重短缺的地方,農業甚至連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都不行了。
第三個要素看資金。在上述情況下,作為龍頭要素的資金當然就進入不了農業領域。因為資金投入必須要產生利潤。但是,農戶家庭經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是負效益的,導致每年農業資金至少凈流出幾千個億。為什么農業資金會流出呢?農業生產連平均利潤都達不到,資金怎么會進來呢?有人說,可以通過政府的“農業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資金來加強農業投資,但這也是杯水車薪,且不說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產出,也不能增加產出效益,如果產出效益不增加,投資敢增加嗎?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億多農戶到底應該投給誰,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戶?事實上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結果是,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為部門收益和鄉村基層負債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來農業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農業的主產品幾乎沒有國際競爭力,大部分高于國際價格。這是硬投入方面。
軟投入呢?軟投入就是所謂服務,也同樣有成本問題。例如加強技術服務,提高技術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軟成本年平均起碼增加了9%,其結果是農業的負效益越來越嚴重。農戶調查顯示,1997年以后,家庭經營條件下,農業資金和勞動力的投入產出比逐年遞減,純收益已經是負值,1995年種植業畝均可以獲得340多元的現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畝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農民真的以土地收入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國1/3的農村人均土地不足一畝的地方,實際上一年一個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這還沒有把勞動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內。這樣看來,農村種植業人均每年一兩百塊錢的現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證農業的正常發展呢?
綜上所述,人們現在之所以終于接受了三農問題的提法,是因為“好一個農業了得”。這么多矛盾錯綜復雜地攪和在一起,使得我們至少在政策層次上不可能再討論純粹的農業問題。
學術界一般性地跟我們這些長期搞農村問題研究的人談市場經濟的ABC,本來就意義不大。我們是1988年最早提出農村改革是市場經濟取向的,那時面上的提法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市場如何在農村經濟中發揮作用的道理,當時我們就已經說得很清楚,有興趣的人不妨翻閱一下當時的資料再參與討論。但是,情況是在不斷變化的,十幾年過去,以現在這樣的國情矛盾制約,怎么搞單純農業領域的市場化?在目前這種三要素不能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的情況下,假如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跟不上的話,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農村中如何體現?市場的話語在農民和農村經濟的語境中變得很尷尬。而我們現在強調的這些政策,請問有多少在這樣的三農問題上是不尷尬的?人們應該知道,在過去的計劃體制中,農業其實從來就不是一種符合計劃經濟特征的生產,因此才有所謂“改造農民”的問題。由于人們對農村改革的認識過于意識形態化,以為農村改革就等于市場經濟。其實,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無法根本解決與分散小農的交易問題。但當人們把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具有政治正確性的話語放在這里的時候,似乎對現實問題就失去了解釋力。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當前人們提出的失去解釋力的那些認識誤區。
當前第一個重要的認識誤區是私有化。切不要以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決農民問題,就能成規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規模經營能夠參與國際競爭。這個道理看上去邏輯完整,實際上似是而非。現在中國人均土地就是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都低于0.8畝,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畝。土地已經基本上轉化為農民的社會保障,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把社會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積多于一畝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嚴重,旱魔肆虐,經常是數以千萬畝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國水土資源都嚴重缺乏,總體上水太少。盡管有些地方土地資源相對寬松,但水資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謂的耕地私有化來形成規模經濟,來提高生產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規模效益來參與國際競爭。這些所謂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考量農業問題的思路,在目前我們這樣的資源環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問,為什么不革新農業技術?靠技術創新提高農業效益。需知,任何一項技術都需要前期成本,這些前期成本誰來付?現在講知識產權保護,因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識產權,技術是要拿來賣的。更何況,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哪個單家農戶能夠成為這種技術和投入的載體?
又有人說,為什么不提高產業層次?只有搞產業化才能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不錯,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在我們這里,農業主要投入品中,資金、化肥、農藥、種子等,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領域基本上被壟斷了,產業層次如何提高?進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與負效益的農業結合起來嗎?當大部分涉農經濟領域幾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門和政府控制的國有部門壟斷、并且憑借加強壟斷獲取利潤的時候,農業能產生利潤嗎?再說,搞產業化經營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產生利潤的農業領域從事生產經營,組織成本從何而來?
所以,以前約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復雜的三農問題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要“慎言三農”。為什么要慎言呢?因為學術界已經多年不了解基層情況,不做調查研究,往往習慣于在兩個極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對國情問題的常識,因此會犯一些幼稚的錯誤。
我說慎言三農,并非要占有話語權。雖然首先應該感謝大家關注三農,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謙虛謹慎,有時候也會不耐煩十幾年來總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聽“今天的你我還在重復昨天的故事”。因為,人們往往用基于各種理論的約定俗成的概念來套到三農問題的解釋上,這的確有可能幫倒忙。如果沒有大量的實地調查資料的積累和政策經驗的積累,套上去會出現很多問題。其實我們現在遇到的復雜局面,在一定意義上與長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關。所以我大膽向學術界呼吁慎言三農。
關鍵詞:農業科技進步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即農民、農村、農業問題,是以農民為主體、以農村為地域、以農業為紐帶,相互聯系的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的總稱。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面臨著許多制約因素,人口增長與糧食供給矛盾、農產品結構性矛盾以及農村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耕地資源緊缺、環境污染、農業生態惡化等,給農村未來的發展造成嚴重威脅。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村經濟的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從解放農業生產力入手,從科技進步入手,科技進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1.“三農”問題的成因
1.1人多地少勞動力過剩,農產品價格不高以及農村知識斷層
1.1.1中國農村勞動力絕對過剩
中國有占世界22%的人口,卻只有占世界7%的耕地,全國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334平方米,其中:有666個縣人均耕地面積少于534平方米,400多個子縣人均耕地面積少于334平方米,加上荒漠化、沙漠化、城鎮化建設用地,人地矛盾惡化,也就是說,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著勞動力絕對過剩的問題。
1.1.2中國農產品價格不高,農民增產不增收
改革開放以來,農產品的價格雖有抬升,但農產品的價格始終漲不過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價格,農民普遍存在著增產不增收的現象。因此,就全國而言,70%的農業人口生產出來的農業總產值卻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7%,這些農業產值在不考慮任何負擔的情況下,全部分攤給所有農民,也難以和城鎮居民持平。
1.3農村知識斷層
近年來出現的“民工荒”,表現為就業難與企業招工難,有人沒事干與有事沒人干同在。而這種所謂的“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民工回流不是自動離棄造成的荒缺,而是被動淘汰后的黯然退出,實質上并不是真正缺乏普通民工,而是缺乏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技工,這種“民工荒”表象背后的實質是農村知識斷層。這種知識斷層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首先是教育產業化剝奪了很大一部分農民子弟受教育的權利,因為在一日三餐溫飽問題尚待解決的廣大農村,能為子女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買單的家庭并不多,而作為職業技能教育,雖然是農民獲取技能的一條捷徑,但是由于長期以來對職業教育的忽視,職業教育的社會影響不大,廣大民工有意回避技能教育,放棄了素質提高的機會,他們即使從農村轉移出來,也只能從事一些掙錢少、又苦又累的體力活,經濟和生存狀況難以改善。
2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是促進三農問題解決的關鍵
2.1普及科技知識,增加農民收入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增收問題。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很多,但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農村經濟要發展,科學技術是關鍵,而科學技術要靠高素質的人來掌握和運用,沒有農民的知識化,就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因此,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目前,我國農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不能有效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要求。雖然也應用新技術,但受到文化素質、傳統農業意識的影響,對農業科技成果的認識不足,接受能力差,嚴重阻礙了農業科技成果的迅速普及推廣和轉化,也制約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所以,要切實普及農業科技知識,在農業科研機構與農民之間真正架起溝通的橋梁,把“科教興農”落實到千家萬戶。深入開展科技下鄉活動,通過放映科普光盤,印制科普書籍,結合農時季節開展示范作業等措施,糾正過去的錯誤認識和做法;結合發展特色農業和生產實際的需要,開展針對性強、務實有效、通俗易懂的農業種植和飼養的科技培訓;全面開展農民職業技能培訓工作,提高農民轉移就業、轉崗致富能力。
2.2通過科技創新,加速農業增產
把促進農業創新作為農業科研的重點和方向,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農業科技進步的戰略重點和調整農業結構的中心環節,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力度,著力提高原始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不斷增加農業科技含量。按照科學布局、優化資源、提升能力的要求,深化農業科研體制改革,加快建設農業科技創新基地,改善農業技術創新的投資環境,加強科研基礎條件建設,圍繞綜合開發,合理利用資源,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產品市場競爭力,推進農業健康、快速發展,實現農業增產增效。
2.3依靠科技進步,促進農村發展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大國,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人均耕地面積仍會降低,農業資源依然短缺,要增強農業綜合生產力,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和農業競爭力,同時確保農民收入不斷增加,完成小康社會建設大業,必須加快科技進步的進程,促進農村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高度重視農業科技進步與合理應用,以市場為導向,立足資源和區域優勢,不斷深化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農業產業化升級,加強關鍵領域和重大技術的研究,重組我國較為分散的農業科研力量,提高全國農業科技資源的利用效率,將先進的科學與技術轉變為農民增收和農業致富的手段。構建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確保糧食安全,增加農民收入,總結我國農業科技發展經驗,準確把握新階段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特征和方向,明確目標,奮力攻關,以新的突破推動“三農”工作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金娟琴等:我國農業工程教育面臨的問題與對策[J].高等農業教育,2001,(6):42
近年來,“三農問題”引起我國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國人對“三農問題”重要性的認識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何在?為什么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為“三農問題”所困撓?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為什么“天生”表現為弱質產業、農民“天生”成為弱勢群體、農村經濟往往是國民經濟最薄弱的環節?為什么多年來我國主張國民經濟平衡發展、強調農業的基礎作用,而實際上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和生活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賴于對“三農問題”產生的社會經濟歷史背景、工業化進程中農業與工業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動趨勢,以及各國在工業化進程中的戰略選擇等問題進行比較、分析和探討。
一、探源之一:產生背景產業革命和工業化的發端
農業作為弱勢產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以及農村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有其特定的經濟歷史背景。自從產業革命導致現代制造業和現代城市的興起,就整體而言,農業這一曾經作為農業社會經濟的主導產業就開始逐步被新興現代制造業所替代,與此同時,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也隨之處于相對劣勢地位。因此,除非一國政府在工業化進程中有意識地對這一弱勢產業和群體加以保護,否則,農業停滯、農村落后,以及農民生活的相對貧困似乎就成為產業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這是因為,第一,作為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和發現產物的現代新興制造業(與傳統農業相比)有著較高的生產率水平,它的產生使人類生產活動實現了從手工勞動向機械化生產的巨大轉變,使人類得以用較小的勞動消耗獲得較多的勞動成果,從而在社會財富的創造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進而成為一國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國民收入增長的主要貢獻者。
第二,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將互相促進、相互影響。但現代工業對傳統農業將產生更為重大而深刻的影響。表現在,在工業化初期,傳統農業為現代制造業的興起作出了包括糧食、原料、勞動力和資金,以及市場等方面在內的貢獻;而迅速發展起來的現代制造業,將以其技術和制度方面的明顯優勢,轉而對傳統農業的現代化進程,產生更為強大的推動作用和影響。
第三,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現代制造業以其較高的生產率水平,不僅成為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絕對量增長的主要貢獻者,而且在其相對份額增長方面占有明顯優勢;另一方面,現代制造業以其較高的產出率和收入水平,以及較高資本積累率或投資率創造出廣泛的勞動力需求和就業機會,從而吸引勞動力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制造業部門的大量轉移。
最后,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推進,農業的相對地位(即在國民收入和就業中的相對份額)將呈下降趨勢。與此相對照,工業部門則成長為支撐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導部門。隨著農業相對地位的下降,在人們心目中,其絕對地位似乎也在下降,由此產生了工業化過程中的“唯工業化傾向”,它使戰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呈現不斷強化和加劇之勢。
二、探源之二:“先天劣勢”農業生產技術、產品和組織
與現代制造業相比傳統農業在生產技術、產品以及農民組織等方面處于“先天”劣勢。這方面的較早研究可見之于中國留美學者張培剛的早期著作《農業與工業化》。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年版,第⒉⒋章。該書在論及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農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時,深刻揭示了農業和農民的不利處境。張培剛在論述農業的“產品貢獻”時指出,由于工農業產品供求關系變動引起的工農業產品的相對價格變動,往往對農業和農民不利,即當工業品價格由于需求不足而下降時,作為工業品生產原料的農產品價格也將隨之下跌,而其下降幅度卻往往超過工業品價格;另一方面,當農產品價格由于欠收或供給不足而上漲時,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品價格也將隨之上漲,且漲幅往往超過農產品價格。由此不難看出,在工農業產品的相對價格(即貿易條件)變動中,農業和農民往往處于不利地位。
另外,在闡述農業的“市場貢獻”時,張培剛認為,農業和農民在向工業化作出市場貢獻時,自身作出了巨大犧牲:即當農業和農民作為工業品的購買者,往往面對“賣方壟斷”市場”,由于價格由賣方決定,因而被迫支付較高價格;而當農民作為農產品的出售者,又面臨“買方壟斷”市場,由于價格往往由買方決定,因此不得不被迫接受較低價格。顯然,在工農業產品交換中,農業和農民無論作為買者還是賣者,總是處于不利地位。
此外,農業和農民的相對劣勢地位,可以經由以下兩方面進一步加以說明。
其一是農產品的特性。由于農產品是有機的生物產品,這種特定的自然屬性使其容易腐爛、變質,不易儲存和運輸,因此,生產者往往希望能夠盡快出售產品,以減少運輸和儲存過程中的浪費,這樣,在
出售農產品時,不得不被迫接受低價。
其二是傳統農業中農民組織的渙散性。這種組織上的渙散性使眾多個體農戶,在直接面對市場時(無論作為買者還是作為賣者),客觀上都將使另一方具有某種壟斷優勢。因為,無組織的個體小農戶不僅難以形成利益共同體,相反,容易形成彼此競爭、相互對立、互相削弱的內部沖突之勢。這樣,在面對數量較少的賣方和買方時,農業和農民的失利就成為必然。
由上述因素導致的不利結果,并非不可克服。其出路在于,加快農業現代化中的技術進步以及組織和制度方面的建設。如果將現代制造業提供的先進技術(包括儲存、運輸和保鮮技術)運用于農業,由農產品的生物特性引起的諸多問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即更為重要的方面),是使農業和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形成保護自身利益的組織。這樣,市場結構將會隨之改變,農民為維護自身利益在市場上的討價還價能力及劣勢地位就會根本改善。當然,所有這些條件的最終改善將取決于人的認識和努力。
除了農產品的特性和農民的組織性兩方面因素外,農業和農民的不利處境,還可以經由農產品的供求彈性以及來說明。首先看農產品的供給彈性。可以說,迄今為止,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仍然有著極大的依賴性,加上農產品生產周期較長,從而導致農產品的供給呈現較低彈性。這樣,當農產品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起價格上升時,農業生產卻不能相應地快速增長,從而使農業難以通過增加供給以獲得價格上漲帶來的收入增長的好處。另一方面從農產品的需求彈性看,由于凱恩斯“基本心理法則”(“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律”)和“恩格爾定律”(“食品消費支出在人們總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將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愈來愈小”)的雙重作用,加上現代合成材料技術的進步,農產品的需求也呈較低彈性。這就意味著,隨著經濟進步和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業的增長和發展從需求方面獲得“拉動力”的空間也相對較小。或許人們會說,這種分析排斥了技術進步因素的作用。的確,如果加進技術進步的影響,農業生產或農產品的有限的供給彈性將獲得相當程度的改善,而且,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費結構的改變,農產品的需求彈性也將有所提高。但就整體而言,農產品作為初級產品,與制造品相比,其供給和需求彈性均較低是不爭的事實。另外,與制造業產品相比,在農產品價值構成中扣除各項成本之外,新增價值(“附加值”)部分比重較小,加上其有限的后序“加工”過程又往往被制造業“包攬”和“壟斷”,因此,農業雖然為其他產業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巨大潛力和空間,自身卻囿于比較利益劣勢的局面而難以迅速發展。
最后,還由于農業的技術進步相對緩慢,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彈性相對較低,以及農業部門的資本積累率以及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張率也較低,因此,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現代制造業等非農產業的興起,如果一國政府對農業缺少明智的扶持和保護措施,聽任經濟生活中的比較優勢法則和優勝劣規律的作用,那么,農業停滯、農村落后和農民貧困將不可避免。
三、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國工業化戰略中的“重工輕農”傾向及其農業負效應
前面,本文從社會經濟歷史背景,以及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相互關系的角度,對“三農問題”的起源作了一般意義的探討,然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發達國家的工業化表現為農業與工業的雙雙進步與現代化?為什么有的(盡管是少數的)發展中國家在戰后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成功地避免了“三農問題”的困擾?……顯然,問題的答案還需從各國的工業化的指導思想和戰略選擇中去尋找。
眾所周知,由于對工業化內涵的片面甚至錯誤的理解,我國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在戰后工業化起步以及以后相當長的時期里,始終推行以犧牲農業換取制造業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種戰略從其推行的開始,就對發展中國家戰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起著強化和加固作用。從另一種意義而言,這種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為代價的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又必須以強化“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戰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工業化”“城鄉分割”與“工農對立”“二元結構強化”的“累積性因果惡性循環”。因此可以說,不恰當的工業化戰略,是我國“三農問題”得以產生、并形成并呈“積重難返”之勢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對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制定和實施的重大戰略決策加以反思,為走出“三農困境”尋找出路,就顯得十分必要。
建國以來,我國“城鄉分割”、“工農對立”、“二元結構強化”的傾向集中表現在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個方面,包括收入政策、價格政策、稅收政策、投資政策,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政策、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從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國自推進工業化以來,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開放后,隨著農業生產增長和農民收入的增加,這種情況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明顯拉大。統計資料表明,到目前為止,占我國總人以上的農村居民,其收入在國民收中所占份額還不到,而總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超過劉書明等“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的幾個重大判斷”《財政研究》,年第期。,而且據測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從價格政策看,為配合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戰略,我國長期實施“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政策,即通過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以使工農業產品交換條件有利于工業部門的積累和擴張。改革開放后,盡管多次調整農產品價格,但由于工業品價格提高更快,因此,工農業產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非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有資料顯示,年間的年里,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農業收入達到億元。年均流出億元,是改革前(年均億元)的倍。“剪刀差”這種“暗稅”給農民增加的負擔已超過農業稅(“明稅”)負擔(同前注)。。
()從稅收政策看,我國城鄉居民稅賦也呈現明顯的“城鄉倒掛”現象。依據我國目前稅法和現行稅制,城鄉居民稅賦負擔嚴重失衡。從所得稅方面看,城市居民所得稅起征點為月收入元及以上者,而我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農民年純收入不到元,卻必須履行納稅義務。從增值稅角度看,城鎮個體工商戶增值稅起征點為年銷售收入元者,然而,盡管一般農戶遠遠達不到該收入水平,卻戶戶必須交納農業稅。另外,現行稅制對城鎮個體工商戶實行五級超額累進所得稅率,年應稅收入不到元者,稅率為。而在農業方面,對主要農作物征收的每畝實際稅收負擔率(稅金純收益)則分別為:稻谷;小麥;玉米;大米,均明顯高于城鎮個體工商戶所得稅率劉書明等“關于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的幾個重大判斷”《財政研究》,年第期。。另外,城鄉稅收征收方式及其(依據)也存在明顯的于農于不利和對農不公現象。從理論上說,稅收是基于經濟收入的一種派生性收入。而我國農業稅普遍采取“稅跟地走”(“地跟人走”)的均攤式征收方法,以至于許多農戶在幾乎沒有納稅基礎和能力的情況下也被迫成為納稅對象。
值得提及的是,若不是剛剛在全國農村推行的旨在為農減負的“費改稅”政策將多年來使農民不堪負重的稅外“費”賦減了下來,使農民負擔有所減輕,城鄉居民的稅賦差別就更為顯著。
()從政府投資政策(包括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提供政策)方面看,其“城市偏向性”同樣十分明顯。
一方面,在政府投入方面,我國一直采取向城市和工業建設傾斜的投資政策,改革開放后,雖然財政支農支出總量有所增加,但相對量卻呈下降趨勢。例如,年,財政支農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即分別為:、、、、、和;年回升到,年又下降為陶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農民負擔問題探索”《財貿經濟》,年第期。。另外,在政府對農業投入增加的同時,農業稅和鄉鎮企業稅則逐年增加,結果兩兩相抵(不考慮“剪刀差”形式的間接流出),農業和農村的資源凈流出遠遠超過凈流入。另外,在政府固定資產投入中,城鄉差別也十分明顯。例如,在年的政府固定資產投入中,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占,人均達,元,而對農村集體經濟投入的人均水平僅為元(同前注)。。最后,從我國農業產值比重與政府支農投入比重兩個指標看,也不難發現兩者間的失衡。目前,我國農業產值占的,政府財政支農支出僅占總財政支出的(同前注)。。
另一方面,在基礎設施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城鄉二元結構”也相當明顯。公共物品應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國長期以來,在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采取明顯的城鄉差別待遇政策。
農村的公共物品也可分為“純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前者包括農業基礎科學研究、農業科技成果推廣、大規模土壤改良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大江大河治理,防治病蟲害、環境保護與公共衛生設施,通訊和文化設施建設,以及年義務教育普及等。后者包括區域性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如:電力、能源、水利、交通、通訊等設施建設);高中及職業技術教育、農村醫療以及文化設施等。
“純公共物品”理應由中央財政提供,而“準公共物品”則由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財政共同提供。另外,農戶從事的農業生產活動,盡管在性質上被界定為“私人產品”,但由于其產品(尤其是大宗農作物產品)及其產量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問題,因此具有明顯的“外溢性”,政府也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借助于價格、稅收、以及投資政策等直接和間接手段,幫助其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并增加收入。然而遺憾的是,我國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提供長期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傾斜,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嚴重不足,從而造成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體制上的“二元結構”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靠政府財政預算解決,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則主要由農民出資負擔。其后果是: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投入不足。農業生產的科技含量始終難以提高;水利設施長年失修、建設滯后,大江大河治理不利,導致水患頻繁、干旱不斷,農業“靠天吃飯”的局面仍未改變;農村能源交通條件改善緩慢,公共衛生設施和標準遠遠落后于城市,農村九年義務教育普及面臨嚴重資金短缺,從而使占人口近的農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勞動力素質不能迅速提高。
()從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看,我國社保體制“城鄉差別待遇”更為明顯。城鎮居民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保護;城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享有“三條社會保障線”即“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政府舉辦的“再就業工程”等措施的關懷和保護;此外,城市居民還不同程度地享受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保制度提供的好處。而在農村,除了土地作為農民賴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外,農民的生老病死別無其他保障。農民生活的目的和全部意義變得如此簡單,那就是為生存著而“活”著。
關鍵詞:三農問題;中國經濟發展;關系;研究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
一、“三農”問題與擴大內需
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大出路是刺激國內需求,即拉動內需。而當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約中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費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另一方面是農村消費市場長期啟而不動,潛在消費需求不能轉化為現實購買行為。因此,采取措施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已成為當前實現擴大內需的關鍵一環。要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必須解決“三農”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阻礙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約農民消費的首要因素
中國農村還處于消費水平與收人水平基本同步變化的階段,還沒有進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階段。因此,對低收人階層的農民來說,其收人增加,消費支出也會相應增加,收入增長的預期提高,消費傾向也隨之提高。
農民純收人增長緩慢導致購買力嚴重下降,并直接影響到農民消費需求的增長。提高農民收人已成為啟動農村消費市場的重要前提。為此,必須多渠道、多途經提高農民收人,包括增加農產品供給和減少農業人數雙管齊下;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繁榮小企業和小城鎮,擴大9億農民的就業空間和收人來源等等。
(二)農民負擔過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農民的支付能力,從而影響了其消費水平的提高
黨的后的農村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但是農民收人逐漸增加的同時,其負擔也與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和各種攤派現象十分突出,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和消費增長。因此,必須大力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和農村行政機構改革,從治本上杜絕各種增加農民負擔的源頭,擴大農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而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增加農民的消費熱情,擴大農村需求。
(三)消費環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民消費能力的
實現
國家正在努力改善農村消費環境,為農民消費水平的提升創造條件。一方面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農戶自我資金積累的投資機制。通過改善農村交通、通信條件,既可使農產品及時轉化為商品,增加農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業品能夠及時組織進來,解決農民賣難買難的問題。針對目前農村消費的熱點是家用電產品,應加快農村電網、電視轉播站等基礎設施建設。
二、“三農”問題與國民經濟結構調整
(一)入世使解決“三農”問題顯得更為迫切
入世對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從農業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中國優勢農產品的出口和農民部分消費品支出的減少(由于部分進口消費品價格低于國內同類消費品價格),相應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決貿易爭端。但同時也在農業經營和非農產業等方面給農民收人帶來挑戰。因此,農民期望像過去那樣通過農業經營增收將很困難。從非農業收入方面分析,目前中國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開始回落,經濟效益下滑,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農民從鄉鎮企業獲得的收人遞減。而另一方面一些發展較快的新興產業面對激烈的國內國際市場競爭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變得更困難。應對入世后帶來的上述種種問題,根本的途徑是實行戰略性的結構調整。
(二)解決“三農”問題與整個國民經濟結構調整本質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是導致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增多。在目前這個階段如何將這部分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需要研究許多新的課題.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
(1)要堅持所有制的多樣化,實行多種經營;
(2)要堅持技術手段的多層次,不同技術層面的行業可吸納不同素質的勞動力;
(3)要大力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由此可見,農業的戰略性結構調整,不僅是農業的內部問題,而且牽涉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也就說,現階段“三農”問題不過是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不合理的一個縮影,“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通過調整整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來實現。
在中國目前的國民經濟結構中,無論產出結構,還是就業結構都不盡合理,而且就業結構轉換的速度也滯后于產出結構轉換的速度。在這十年里,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產業吸收的就業人數變化不大,而第三產業卻有很大的增長。不難看出,上述關于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數字存在著某種不相一致的問題。中國國民經濟結構不盡合理,急需進行調整和優化,尤其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條件,以實現農民增收的目的.最終解決“三農”問題。
三、“三農”問魔與中國城市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一)解決“三農”問題將為加速中國城市化進程創造條件
根據國際經驗,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同步推進的,而中國城市化水平卻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也滯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對中國的發展很不利。中國城市化滯后的原因主要是:
(1)建國初實行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將城市定位為生產城市,制約了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
(2)是長期以來的城鄉分割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
(3)是農村特殊的工業化道路,即發展鄉鎮企業“務工不進城”對城市化進程會發生一定的阻潛作用;
(4)是對城市化認識上的偏差。比如認為工業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等,無形中也成為中國城市化的侄桔。
解決“三農”間題和解決中國城市化間題有著高度的相關性。不論是近期還是長遠,解決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農就業,而增加非農就業的主要途徑是加快城市化進程,把更多的農民變為非農民。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也是實現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
長期以來,中國實行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這樣一種單一的經濟發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業化不可能單靠少數城市人來推動;另一方面,農業是個弱產業,面臨三大風險—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產品賣難)、技術風險(農業技術投資回報率不穩定),入世后,三大風險尤為嚴峻。因此,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單靠農業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走農村經濟工業化的道路,使供應、生產、加工、銷售形成一體化經營,農村工業化同時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首先,農村工業化是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器。農村工業企業一開始就抓住中國城市工業中相對薄弱的環節和方面,立足于門檻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有較大的勞動力吸納能力;其次,從長遠看,農村工業化是增加農民收人,縮小城鄉差別的根本途徑。農民增收緩慢,城鄉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犧牲農民利益來換取城市工業發展的歷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比農業部門高,從而導致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存在。勞動生產率提高是促進農民增收,使農民由貧變富的關鍵。而農村工業化正是提高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最佳選擇。再次,農村工業化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基礎。我們所說的農村工業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鎮日益工業化,這樣,可為鄉村城鎮化提供基礎和依托。歸根到底,農村工業化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制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農民的素質低;二是資金缺乏。而農村工業化將可以解除這兩個制約因素,實現農業的產業化和集約化經營,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從而實現農業現代化。
四、“三農”問題解決與西部大開發及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關系重大
(一)“三農”問題的解決與否還會牽涉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成敗。西部大開發首先是西部廣大農村的大開發,而不能只是幾個城市的大開發。東西部的差距主要體現在農村,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中,應當把解決西部地區“三農”問題作為大開發的戰略重點之一。
1農村商業銀行支農主體地位分析
農村商業銀行是由農村信用合作社或農村合作銀行改制而來。農村信用合作社支持農業生產和農村綜合發展,限制和打擊高利貸,是改善農村經濟環境,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金融機構。多種因素促使傳統的農村信用合作社轉型為農村商業銀行,相比其他金融機構,例如中國農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依托其服務網點多,分布范圍廣、深入農村基層的特點,能夠為農戶提供及時方便快捷的金融業務,因此改制后的農村商業銀行依然是支農惠農的主力軍,農村商業銀行仍以服務“三農”作為根本目標并不斷根據國家政策、地方經濟發展情況推出金融產品,以其信貸門檻低,低息的優勢深得農戶青睞,在支農惠農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商業銀行支農實踐中的成效分析
21點面結合,實地調查
農村商業銀行在支農過程中通過點面結合,實地調查的方法更好地進行支農貸款發放。農商行針對各鄉鎮、行政村的實際農業情況做細致調查,調查采取點與面相結合的原則,針對縣域經濟狀況、作物分布狀況進行資金需求量調查。將調查結果匯總以調查報告的形式進行上報,方便農商行掌握各類資金缺口及資金需求量,并合理調配資金。
22優便結合,提高質量
農村商業銀行在服務上,突出優質服務。為保障和提高支農服務質量,因此在涉農資金期,例如春耕期間,依托其網點的優越性在各基層營業網點設專用涉農貸款辦理窗口,集中辦理涉農資金業務。惠農上,突出方便服務。積極落實普惠金融政策,在原有農村信用社的網點基礎上,根據行政區內地域范圍,不斷優化網點布局,有效擴大業務覆蓋范圍,方便廣大農戶,使得農戶在短時間短距離內獲得金融服務,在助農上實行對接式服務。
23快簡結合,省時高效
農村商業銀行為保障助農信貸業務快捷方便,對涉農貸款按照隨來隨辦、優先受理、優先審批原則,保證農戶信貸資金及時到位,使廣大農戶及時得到貸款。對于一些信用等級較高的農戶、商戶在貸款利率和貸款額度上給予適當的政策傾斜,有效發揮金融服務作用,進一步推動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3農村商業銀行支農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31對于支農服務的風險監管和金融知識宣傳不到位
涉農貸款的不良貸款率較高。從農村商業銀行辦理涉農貸款服務角度分析,主要是由于在支農服務中的金融風險監管和金融知識的宣傳不到位。農村商業銀行相比其他商?I銀行,在辦理涉農貸款業務時門檻低,尤其是對小額信用貸款用戶實行無抵押、無擔保,增加了信貸風險。同時農村商業銀行對農戶的金融知識的宣傳不到位,造成農民缺乏金融知識和信用意識。農商行在風險管理建設存在滯后性,認識和理念滯后,缺乏風險管理科技平臺。
32支農與服務的創新產品單一
農村商業銀行的支農金融產品多數體現在涉農貸款上,主要是推出信貸產品,其他形式上的惠農支農服務開展較少。推出的金融產品具有同一性,缺乏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的特色,并且農村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滯后,中間業務更是匱乏,中間業務主要放在和結算上。
33人力資源創新能力薄弱
具備專業知識和創新能力的金融人才直接影響到農商行的金融產品創新情況和服務質量。需要人才不斷地進行“三農問題”新的探索研究、融資服務的創新、抵押產品的設計。在實地的調研中發現農村商業銀行的人才構成上存在問題,制約了支農產品的創新,雖然農村商業銀行不斷擴充高素質人才隊伍,但就目前農村商業銀行現狀來說,還是存在極度缺乏高素質人才、人力資源創新能力薄弱等問題。同時缺乏能夠扎根基層,既具備專業的銀行知識,又具有耐心為廣大農戶辦理涉農貸款,針對農戶實際情況進行風險評估的專業人才。特別是基層商業銀行從業人員業務能力、素質及服務質量有待提高。
34社會信用環境差制約農業貸款投放和收回
農村地區社會信用環境并不理想,制約了每年農業貸款的投放和收回,造成較高的涉農不良貸款率。社會信用環境差主要體現在信用體系不發達。逃避債務現象嚴重,由于部分農民金融知識匱乏,信用觀念差,法制觀念差,貸而不還。對于延期還款和違約的后果認識不足,部分農戶更是認為農業貸款是農業救濟,故意逃避債務。
4農村商業銀行支農問題的解決措施
41實行支農與服務創新多元化
農村商業銀行在支農助農過程中不應只注重貸款產品創新,應該從貸款產品、支農載體、服務工具多方面進行創新。在貸款產品方面農村經濟的多元化要求貸款品種服務多樣化,在支農載體方面,農村商業銀行應當明確自身角色,農村商業銀行在支農過程中不應當扮演“債權人”的角色,僅僅依靠發放農業貸款服務“三農”。農村商業銀行應當選定當地的農業產業龍頭企業、大型農戶、農村致富能手為幫扶對象,進行重點援助,并以先進帶后進,以富帶貧,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在服務工具方面可以增設農村社區銀行,ATM等自助終端進駐農村,方便農民辦理金融業務。可以對農戶的信用、資產狀況有詳細的了解,最終逐步實現在區域內乃至全國性的信息共享。
42加強農村信用體系建設,降低涉農信貸風險
農村金融機構的信用風險是最主要的風險,因此需要建立適應“三農”的信貸授權管理制度,實行穩健規范的資產分類制度,堅持發放小額信貸業務,落實“貸款三查”制度,降低信用風險。不應只注重農業貸款發放速度而降低農業貸款審核標準。以行政村為單位,借鑒美國社區銀行發展模式,銀行職員負責統計借貸農戶的資產、信用信息并記錄在案,了解農戶的收入能力及償債能力。在農戶借款時進行評估,根據還貸能力、資信信息確定貸款發放數額,從而降低風險。
43加強金融知識宣傳
由于部分農戶對于農村商業銀行支農貸款認識不夠,金融知識匱乏,法制意識薄弱,經常出現延期還款和債務違約的情況。農戶并不知道這類行為會影響個人信用,從而影響到再次借款。因此農村商業銀行在發放農業貸款時應當加強對于農戶的金融知識宣傳教育,提高農戶還款意識,從而降低不良貸款率。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土地流轉;現實問題;對策
本文系高等學校科學研究課題:“農戶參與土地股份合作組織的意愿、影響因素及對策研究――以河套地區為研究對象”(項目編號:NJSY14320)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0月30日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土地是農村經濟發展的載體。土地是農民的生產資料,是生產活動的實施地,也是生活收入的來源。土地流轉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容,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處理好土地流轉問題,才能讓新農村建設成果更加豐碩。
一、新農村建設中土地流轉存在的現實問題
土地流轉是激活農村土地資源的重要行為,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土地流轉問題暴露出來,具體包括:農民的土地流轉意識不足;農村土地流轉方式缺乏創新;農村土地流轉受益有待提高,等等。接下來,筆者將針對上述提到的幾點,展開較為詳細的論述。
(一)農民的土地流轉意識不足。農民是土地流轉中的受益者,只有農民具有正確的土地流轉意識,才能促進土地流轉工作的有效開展。土地,對于農民來說是生存之本,更是最直接的財富。正因為如此,土地對于農民來說很珍貴,他們不愿意流轉自己的土地。首先,農民誤解了土地流轉的性質。相關法律中明確規定,土地流轉就是改變土地的經營權,主要方式為出租、轉讓或者其他形式的流轉,土地流轉涉及到的兩方當事人要就土地流轉細節簽訂合同。除了土地經營使用權外,土地的其他權益仍為農民所有。但許多農民則認為土地流轉就是將所有權益轉讓出去,土地流轉了,自己就與土地沒有關系了;其次,農民不太了解土地流轉的真實行情。農民缺少對土地流轉的整體認識,總是從農民受害的土地流轉案件中分析自己的土地流轉問題。不了解土地流轉的市場信息,更不清楚土地流轉的雙方;最后,農民不了解土地流轉的相關法律程序。土地流轉是一個有法律指導的經濟行為,完成土地流轉,涉及到申報對象、材料與分配受益等多個方面。農民不了解土地流轉過程中的維權方法,更不清楚法律對農民權益的保護,這直接影響了農民參與土地流轉的積極性。
(二)農村土地流轉方式缺乏創新。在新農村建設中進行土地流轉,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資源。土地流轉之后,農民仍然具有土地承包經營的權益,經營權的轉讓是有償的。當前,我國許多土地流轉者并沒有明確土地流轉工作的內涵,使得土地流轉的模式較為單一。創新意識不足,影響了土地流轉形式的開發,也讓農村的土地流轉工作顯得過于被動。在農村建設過程中,人們往往會遇到多樣的地形。不同的地形具有不同的使用規劃,有不同的特點。單一的農村土地流轉方式不能滿足新農村建設中的土地流轉需求。不同類型的土地在數量與流轉價格上具有差異,單一的標準與模式,讓土地流轉工作有失公平性。
(三)農村土地流轉收益有待提高。土地是農業發展的重要資源,也是農民的生存之本。農民的收入大多來自于土地,如果農民能夠從土地流轉中得到較大的利益,他們的土地流轉積極性會提高。合理的土地流轉,需要讓農民感受到土地流轉的好處,從中得到實惠。但一些農村的土地流轉并不合理,農村出租土地經營權的價格過低,而土地使用者出更高的價錢去長期租用土地。雖然農民得到了暫時的實惠,但從長遠角度來看,農民并沒有從土地流轉中受益。土地流轉既然是經濟行為,土地的租金就應當隨著市場經濟的變化而有所變化。農村土地流轉受益不足,讓農民不愿意流轉自己的土地。
二、新農村建設中土地流轉現實問題解決對策
(一)做好農村土地流轉政策的宣傳工作。讓農民對土地流轉有全面且正確的認識,是讓農民積極參與到土地流轉中的前提。只有做好農村土地流轉政策的宣傳,才能給新農村建設提供支持。政府部門應當加大與新聞媒體機構的合作,特別是各個地區的地方媒體應當加強農村土地流轉知識的宣傳。利用媒體平臺,讓農民了解土地流轉的內容與具體方法,更為重要的是讓農民了解保護他們利益的相關法律法規。通過宣傳,使農民認識到土地流轉是我國高效利用農村土地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發展方向,讓農民信服土地流轉有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在新聞節目或者農業節目中分析三農問題內容,做好農業知識的科普,讓農民了解土地流轉的基本政策以及辦理流程,講解土地流轉中的受益者以及土地流轉的積極意義。
(二)加強農村土地流轉平臺建立。農村土地流轉工作較為隨意,建立一個相對正規的土地流轉平臺,能夠給農民更多的指導,讓農民具有土地流轉的安全感。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建立一個土地流轉的中介性組織,從第三方的角度幫助農民完成土地流轉,有利于土地流轉過程的規范化。農村土地流轉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新切入點,也給農村發展帶來了更美好的前景。要實現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讓,必須要在土地流轉平臺內完成,這能夠促進農村土地流轉的順利進行。在完全掌握土地的真實屬權前提下,政府應當鼓勵相關事業單位或者企業、社會團體,甚至個人建立中介性質的土地流轉平臺,給農民與土地需求者一個信息的平臺。在土地流轉平臺上土地經營權轉讓與需求信息,促進雙方達成土地流轉協議,能夠讓土地流轉的障礙大大減少。用構建土地流轉平臺的方式來幫助農民簡化土地流轉的過程,能夠推動農村土地流轉規模的擴大。
(三)加強農村土地流轉管理規范度。對農村的土地流轉進行規范化管理,是讓農民意識到土地流轉正規性的重要手段。做好農村土地流轉的規范化管理。第一,加強土地流轉服務站的建立。服務站是為農村進行土地流轉而提供咨詢與幫助服務的一個中心。土地流轉服務站工作人員要建立主動為農民服務的意識,在解決農民提出問題的同時,向農民傳遞更多的土地流轉信息;第二,明確土地流轉的具體程序。農村要先進行土地流轉的申報,村級的土地流轉服務站將農民的需求上報到鄉鎮級的土地流轉服務中心。再將土地流轉申報的材料進行匯總,明確土地類型,再將其上報到縣級的土地服務中心。最終將土地流轉信息公布在信息平臺上,組織自愿進行土地流轉的雙方就土地流轉的權利、義務與價值進行商榷,簽訂合同;第三,做好土地流轉合同的管理工作。土地流轉合同是土地流轉中的重要文件,合同在手,才能在雙方權益受以侵害時保護他們的權益。因此,相關部門要做好土地流轉合同的管理工作,做好合同的登記與歸檔工作,讓土地流轉事務更加制度化,對土地資源負責,對農民負責。
三、結語
綜上所述,新農村建設中的土地流轉問題,就是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問題。農村的土地流轉在社會發展的今天已經成為一項市場性質的經濟行為。科學地進行土地流轉,促進土地流轉工作的規范化與穩定化,能夠促進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更有利于我國的農業發展。只有土地流轉問題得到解決,才能提升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給農村創造更美好的發展前景。
主要參考文獻:
[1]牛立夫.論我國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的附條件有償續期[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