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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治理創新的方向范文

摘要：隨著我國改革進程的加快，社會管理創新已經成為了發展的必然趨勢。在當前的國內發展環境中，社會管理創新是一種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的最好手段。從目前的社會管理創新的探索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管理創新必須要與法律制度建設結合在一起，必須要依靠法制體系、法律程序和強有力的法律為基礎，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推動社會管理創新不斷向前。從目前的社會管理創新上來講，重點在于法律的立法建設上，例如對待當前社會上急需解決的流動人口管理、網絡虛擬化社會管理、特殊人群的管理，都要將社會管理創新與法律建設有機的結合在一起。

關鍵詞：法律 社會管理創新 思考分析

一、社會管理創新的提出背景

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了完全的市場經濟時代，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總量保持快速的增長，宏觀調控的管理機制起到了很好的管理效果，整體上講，我國的社會管理形勢比較樂觀。但是與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為此，我們必須通過創新社會管理來提高社會管理水平，早日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

由于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呈現出多元化的狀態，當前的社會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著轉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管理已經不局限于單位管理，向社會化管理轉變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國社會處于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內，原有的單位發生了較大變化，除此之外，還出現了許多新增的社會單位和組織，改變了過去傳統的單位管理，使整個社會管理朝著社會化的方向轉變。

2、社會管理方式已經不僅僅是行政管理，更傾向于行政執法

目前的政府職責已經從過去的面面俱到變成了集中精力抓大事，政府對于一些細節管理權力交給了社會組織，這不但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效益，還減輕了政府管理成本，由此帶來的變化就是社會管理方式從行政管理傾向于行政執法方向發展。

3、社會治安改變了過去單一治理的局面，向綜合治理發展

我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時期，人員流動量大，社會結構復雜，社會治安面臨著新的形勢，在這種變化之下，社會治安如果只依靠單一治理的話，將很難取得積極效果。為此，社會治安由單一治理的局面向綜合治理方向發展。

基于以上背景，為了更好的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提出了社會管理創新的概念，旨在通過社會管理創新，加快了促進法律配套制度的建設，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

二、目前的社會管理工作需要法律進行強有力的支撐

由于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因此社會管理工作無論是從管理模式還是從管理方法上都要進行轉變和創新，而社會管理工作創新的同時，法律作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要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否則社會管理的創新將無法滿足改革需要，將無法取得積極的效果。社會管理工作需要法律進行強有力的支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管理創新要與強化法制觀念一同開展

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管理創新是必然需求。在我國的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中，法制觀念是必不可少的。考慮到在我國加強法制建設的重要性，我們必須要在社會管理創新時與強化法制觀念一同開展，保證社會管理創新的實效性。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強化法制觀念的重要性，對此我要高度重視，將強化法制觀念和社會管理創新同等對待。

2、社會管理創新要將法律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法律作為社會管理的重要工具，在社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們在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中，一定要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將法律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明確其作用，并加強法律制度建設，充分發揮法律的支撐作用，保證社會管理創新取得積極的效果。從目前的社會管理創新工作來看，已經認識到了法律的作用，法制建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強。

3、社會管理創新中存在的問題需要法律手段進行解決

社會管理創新是對原有管理手段的改變與升級，可以有效解決目前社會轉型遇到的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社會管理創新僅僅是管理手段的升級，在遇到具體的事件時，如果沒有法律進行介入和處理，將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所以，對于社會管理創新中存在的問題，我們要依靠法律手段來解決。

三、社會管理創新要與法律制度建設配套進行

在我國社會管理創新的過程中，遇到的比較突出的問題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流動人口問題、網絡虛擬化社會問題、特殊人群的管理問題。要想解決好這三方面的問題，就要進行法律制度配套建設，通過完善的法律制度，規避社會管理風險，有效解決社會管理中出現的突出問題，法律制度的配套建設也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1、社會管理創新中遇到的流動人口問題，依靠完善法律制度解決

由于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流動人口的數量在逐年增長，由此帶來的問題也逐漸增多，為了有效解決流動人口問題，僅僅管理手段的創新是不夠的，必須依靠完善法律制度來解決。通過制定專項法律，明確流動人口享有的權利和義務，規范流動人口的行為，使流動人口受到法律的約束，減少流動人口帶來的社會問題。

2、社會管理創新中遇到的網絡虛擬化社會問題，依靠健全互聯網法律解決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網絡虛擬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逐漸增多，如不采取相應措施，將導致網絡虛擬社會的混亂，繼而引發現實社會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對網絡虛擬化社會的問題引起足夠的重視，并采取的解決措施。從目前來看，最有效的解決措施是健全互聯網法律，將互聯網虛擬社會的問題納入到法律中，利用健全的法律來解決，消除網絡虛擬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3、社會管理創新中遇到的特殊人群管理問題，依靠現有法律解決

由于近些年城市建設進程加快，在征地拆遷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矛盾，有些利益受損失的人群由于不滿足于正常渠道，進而發展成為上訪戶、釘子戶等特殊人群，對于這些特殊人群的管理，我們僅僅依靠說服教育是不夠的，除了要制定相對公平的制度之外，還要依靠現有的法律進行解決，對于違反現有法律的，必須嚴肅法紀，避免社會秩序受到干擾。

參考文獻：

[1]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會科學.2001年09期

第2篇：社會治理創新的方向范文

【關鍵詞】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 改革創新 路徑研究

【基金項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基地建設研究；課題編號：2015B199。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31-0071-02

在新時期的發展下，也賦予了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內涵，是以思想為基礎，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一門課程，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學生們的思想道德素質與自身思政水平，并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有利于引導學生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體系。但是，在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仍存在著一些問題，需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解決，促進中國的教育事業的發展。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學改革存在的意義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存在的意義是幫助學生們樹立正確的道德觀與價值觀，但根據目前學生的實際情況來說，更喜歡的是通過實踐的活動或是潛移默化的影響來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相關課程，而不是通過教師們枯燥的傳統教學方式。因此，學校應加強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力度，為社會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優秀人才。

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理論性較強，導致學生們在學習這門課程時感到十分的枯燥，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教師們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將教學的內容與實際的情況相結合，適當的列舉事例進行說明，吸引學生們課堂學習的興趣，提高學習的積極性。同時要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進行重視，將枯燥沉悶的教學形式轉化為靈活多樣的教學形式，引導學生們投入到教學中，從而達到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最佳效果。

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過程中，要注重對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充分發揮學生們的主體地位，而教師則要扮演好引導者的角色，積極的引導學生們進行創新的思考與實踐，并且鼓勵學生們多參加課外的實踐活動，豐富學生們的課余生活，久而久之，學生們就會自發形成主動性，自覺的參加到實踐活動中去，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從而增強學生的綜合能力。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學改革的路徑研究

（一）增強校內的可利用資源

在社會的不斷發展下，各高校對于內部的可利用資源也提高了重視，逐漸增加校內的可利用資源，并且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改革進行了不斷的創新。具體展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加強對教師的課堂培訓，使教師在思想政治理論課堂教學中能有效的結合現實中的生活問題，將其帶入到教學內容中，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在講“中華文化與民族精神”時，教師可以列舉一些代表中華優秀民族精神的事例，又如：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就極具代表性，體現了兩方面，一是貴在堅持，要有上進心，說到做到。二是善與惡，要積極向善的方向發展，摒棄惡的現象。將這種優秀的品質與實際教學內容結合，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除此之外學校還可以舉辦一些演講比賽、藝術節、講座等活動，吸引學生積極參與，充分的利用校內的各種資源，達到教學的目的。

（二）建立健全的保障制度

為了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得到創新形式的改革，首先就要成立一個完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組織體系，進行實踐教學。其次，就要采取相應的制度進行保障，保障思想政治理論課堂的順利進行。例如：可以制定出相應的實踐教學管理制度、實踐教師管理方法等，從而促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創新發展，為以后良好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最后，在對教師方面要采取相應的對策，對教師要實行各種的獎勵制度和考核制度，如獎金獎勵制度，并且要加強對教師的培訓力度。例如：學校定期為教師組織一些講座的學習，或是派遣部分教師去外地進行交流合作學習，從根本上改變教師傳統的教學方式，培養教師們創新的教學意識，從而增強教師工作的責任心。

（三）加強校外思政實踐

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必須與實踐活動相結合，而實踐就是指在校外進行，可以定期為學生們安排一些校外的實踐活動，讓學生們走進生活，以便更好的接受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理論知識與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例如：組織學生定期去博物館、紀念館及烈士館進行學習與參觀，提高學生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也可以組織學生去鄉下進行參觀或幫助，讓他們體會到農民的不易，珍惜自己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不斷的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與道德感，從而使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的過程時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在當代越來越被重視，為了學生們能夠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就要對思想政治理論課堂的教學方式進行不斷的創新改革，創造出適合學生學習的道路，綜合提高學生們的思想道德素質與思政知識水平，促進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的不斷發展，為我國的發展提供更多優秀的人才。

參考文獻：

[1]陳陽.社會思潮沖擊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創新路徑探析[J].科技展望，2015，25（36）：162，164.

[2]馬麗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創新路徑[J].實驗技術與管理，2016，33（5）：185-187.

[3]何春濤，姚毅.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創新的思考[J].產業與科技論壇，2016，15（7）：145-146

第3篇：社會治理創新的方向范文

[作者簡介] 劉椿（1970 ―），江蘇南京人，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學；周禮紅（1975 ―），河南南陽人，深圳市社科院城市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文化學；袁冰（1984―），河南平頂山人， 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學。

成熟穩定的市民社會是中國城市治理現代化，由傳統社會向現代法治社會治理轉型的基礎。市民社會以身份和權利平等，社會行為法制化和資源分配公平化的制度代替舊時代城市人群不平等的等級制度的現代社會，構成了城市治理的基礎。

一

（一）市民社會與城市治理的關系

市民社會的城市治理是政府與市民以法治化為前提，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有秩序地實現社會良性運轉。

市民政治地位平等化。城市人群傳統等級制度轉換為市民社會，意味著市民社會成員政治、經濟地位的平等，其形成過程就是等級制度演化為權利平等的制度。市民社會的形成和平等化特征，為市民從傳統城市治理模式中的接受者成為城市治理體系的參與者和共同治理者，與政府和其他組織一道構成了城市治理的基礎。

市民意識與行為法制化 。市民社會的特征是法制化和規則化，社會成員擺脫了政府的附屬物地位，行為不再受政治力量的控制而成為自由的市民。在市民社會中實現了社會利益多樣化，社會結構多元化，社會治理制度化，社會行為法制化，社會成員實現普遍的身份平等并恪守公認的行為準則。

資源分配公平化。城市治理的前提在于政府治理現代化，即政府為市民社會的發展讓渡出生存空間，市民社會的發展又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深入，同時對政府行政進行有效的監督①。市民社會能夠滿足不同層次的社會階層需求，目的在于填補政府的“公益真空”和資源分配偏差，以助于實現整個社會資源分配公平。

城市治理新型化。市民社會存在的方式以眾多介于國家和社會之間，由市民自愿組成的組織，目的在于不同市民階層實現自身利益和參與公共事務。市民社會中各種社會組織是介于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緩沖地帶，并且成為連接市民與政府的橋梁，因此可以通過自愿結合而形成不同的利益團體以追求社會的平等和利益均衡。

（二）城市治理的路徑

今天市民社會生活的自主性增強，政治參與的形式也在不斷增加。隨著人們民主法治意識的不斷增強，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利益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城市治理的路徑由市民政治參與逐步過渡為社會自主管理為主的城市治理模式。因此，城市治理的基本路徑就在日益復雜化的城市治理中，以法制化、制度化為基礎開展治理，同時保障、引導、激勵市民有序地以組織的形式參與社會生活和社會事務自治。

二

（一）傳統政治文化影響制約城市治理

在城市治理與市民社會關系中，政府與市民社會在運作機制上相互獨立，功能上彼此協作、相互補充，職責上互相監督。從宏觀層面看，這種互動關系表現為政府的治理創新為市民社會的產生與發展提供外部環境；而市民社會的發育程度和市民的基本素養也構成了城市能否實現良性治理的基礎。從微觀層面看，這種互動關系表現為政府對市民社會的培育支持、規范管理、評估監督，市民社會則積極參與社會治理和社會公共事務。二者在各自的層面和角度行使職權，擔負責任，相互促進和發揮作用，從而實現城市治理的良性互動。在雙方的互動關系中，政府與市民社會間從“零和博弈”到“整合博弈”，最終實現雙方的共存共贏。實踐證明，全能政府城市治理模式和方式并不適應市民社會發展的需求。目前市民主動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深度和廣度不高的現實，顯現了市民社會發育的低成熟度，可以看出我國城市治理與市民社會的良性互動與模式建設存在諸多問題。

傳統政治意識的影響。傳統的儒家政治文化重禮治而輕法制，重權威而輕民主，導致社會治理的決策模式是典型的權力和精英決策，執行程序和評價主要取決于權力精英的意志。這種影響的結果是城市行政決策和管理者與市民之間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溝通，市民自身的政治素質和能力也存在局限，沒有介入社會管理的機會。

傳統社會治理模式的影響。政府與市民雙方地位不平等，社會成員的極少參與公共事務，缺乏對政府行為進行有效監督，同時現代社會公共事務日益呈現出復雜化、專業化和高度的信息流動等特點，政府有可能因此產生公共政策制定失誤，執行乏力。

現有城市治理模式與市民社會發展的差距。社會轉型時期，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社會各種矛盾和利益沖突加劇；“全能政府”城市治理模式已不適應市民社會利益多樣性和復雜性的需求。

（二）市民參與意識和能力不足

市民政治參與意識薄弱。雖然我國正積極通過推進教育的大眾化，城市閱讀來提高國民的素質，但從總體上來說，市民難以適應和參與現代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市民的政治素質與文化意識在很大程度上仍需進一步提高。

市民政治參與能力弱。各階層掌握的政治、社會、經濟資源以及自身的組織化程度和文化認知水平的不同，使他們參與社會治理的程度存在很大的差距，大部分市民政治參與能力低下。

（三）市民缺乏對社會組織的歸屬與認同

市民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中，缺乏對社會公共事務和集體利益的相關爭取。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放任集體和社會利益的喪失，其本質就是缺乏集體和自身利益的平衡意識。

從總體上看，伴隨著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與民主程度的提高，市民參與政策制定也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從而推動了人民民主權利的發展，推進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促進了城市治理現代化。但是，在市民社會參與與組織化過程中，仍然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矛盾和問題。

三

當前，我國處于社會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又處于社會矛盾凸顯期，各項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面對社會的多元化，能否合理整合和正確引導市民社會的各利益主體，并有效處理各種公共問題決定著地方政府城市治理能力的水平。

（一）以法治化創新社會治理模式

以法治化為導向實現城市治理創新。要在法制化的基礎上，構建城市治理創新體系，建設、健全市民社會的各項制度和體系。實現城市治理的全民參與態勢，平衡權利與義務，正確處理政府依法行政與市民參與的關系，同時建立合法、便利的市民利益訴求和解決渠道，實現公共政策中不同利益群體的均衡，化解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建立社會穩定和市民利益保障的有機機制，最終實現城市治理創新。

完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探索城市治理法治化模式。政府運用法律的手段，實現行政和權力行使的法制化和規范化，將城市治理活動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以有效達成城市良性治理的社會公共管理目標。逐步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讓城市治理的具體事業有法可依，讓市民在要求公共服務時有據可循，同時能夠通過正當的程序公平地獲得公共服務。政府、事業單位、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范圍、程序、方式、監管和評估等都必須納入法治的軌道。在城市治理法治化的進程中把握好正確的政治和文化價值取向，處理好政治與城市治理創新的關系。探索形成社會公眾參與決策、社區居民參與管理協調互動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法治模式。通過社會組織法治化的路徑，在契合當前社會管理創新的理念和社會情勢現實基礎上，建立社會組織與政府協同的綜合城市治理體系。

（二）加快拓展市民社會參與路徑

在依法行政的法制化基礎上，調整傳統運動式的社會動員思維和模式，強化市民公共事務的意識，提升市民參與能力，構建和諧、開放、透明、民主的社會環境，讓市民與政府合作、協商，積極主動地參與城市治理。在城市治理創新中，建設市民的規則意識，提高市民公共意識和質素，提升市民參政的素質與能力。

第4篇：社會治理創新的方向范文

關鍵詞：社會治理；政策創新；經濟價值

中圖分類號：F0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8-0183-02

一、社會治理政策創新的困境

20世紀末期興起的治理理論，為社會運行和發展打開新的視角，引起學者對社會治理的探究。西方國家的社會治理政策主要解決社會沖突、民主失靈、市場無效和危機風險等問題，而我國的社會治理政策是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現象而靈活調整和變遷的，需要政府主導、各階層廣泛參與，在此基礎上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主要按照管理―治理―善治的軌跡演變和創新。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不斷創新，主要是基于以下背景[1]。

（一）社會矛盾引發的治理成本增加

社會的深入發展引發各種類型的矛盾，矛盾的集中和頻發成為社會治理成本增加的誘因，盡管我國采取多種手段治理社會矛盾，但仍然是有增無減，反而愈演愈烈，如城市拆遷、貧富差距、勞資矛盾、分配失衡、霧霾危害和等，矛盾的出現必然阻礙社會的發展，成為社會和諧的隱患，政府為了社會和諧和經濟發展有必然會采取有效對策予以解決和處理，拆遷補貼、利益調節、處罰沒收、局部微調等方法的運用，并沒有實質性地解決這些社會矛盾，反而增加了治理成本，激化了社會矛盾。

（二）社會組織畸形發育造成社會力量弱小

社會治理應該打破政府一家獨大，鼓勵更多的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但在長期政府主導的體制下，社組織發展受限，往往沒有發揮出更多的力量治理社會問題，他們表達自身意愿的渠道狹窄，權力范圍較小，都沒有能夠有效參與到社會治理活動中來，政府也沒有根據社會組織的特點進行合理定位，“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依然沒有打破，由此造成社會力量弱小，無法獨立承擔社會責任，其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失去了發展的動力。

（三）社會認同危機使社會缺乏共識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競爭性經濟形態，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使個體、組織等認同出現危機，其本身的利益訴求和表達沒有真實有效的發揮出來。多數個體和組織都隱藏自身的能力和要求，社會認同必然出現危機，加之社會組織和個體的信仰、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沖突和差異，引發了更多的社會思潮，給社會的和諧帶來束縛，使社會缺乏共識，多樣化的社會理念引起認同的危機，也不利于經濟、文化等內容的整合[2]。

（四）社會階層分化導致更多的社會失范

由于階層利益、結構、地位等方面的分化日益明顯，社會行為的表現也多種多樣，不同階層的個體和組織的生活方式、生產水平、收入比例和價值導向都不同，根據收入、權力、成分、文化等又區分為更細的社會階層，階層固化逐漸讓位于階層流動，社會風險、危機和沖突更加多樣，社會失范現象比過去更多，出現假冒偽劣、投機取巧、偷稅漏稅、坑蒙拐騙、腐敗交易、誠信危機、道德缺失等不良的社會失范現象，必然給社會的安全穩定帶來嚴重影響。

二、社會治理政策創新的對策

為有效解決社會治理政策創新的困境，就要從政策上實現社會治理的創新。

（一）通過機制構建降低社會治理成本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堅持不懈地健全社會治理機制，以法治化和現代化推進社會治理的良性秩序，找到化解社會矛盾的基點。通過建立有效的理性問責機制、信息公開機制、矛盾預防機制、風險評估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等，保障公眾權益，調節公眾矛盾，真正建立行政和司法調節的聯動體系，降低社會治理成本。當前，我國不斷強調和凸顯依法治國的重要性，針對社會矛盾強調通過法治方式來化解，解決社會各階層的違法和不作為現象，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處理社會治理問題，盡可能發揮各階層、組織的力量，凸顯法律法規、章程公約的積極作用，體現社會治理的法治化理念[3]。

（二）賦予社會組織更多的治理權力

推進政社分開，積極培育社會組織，明確社會組織的地位并賦予其合理合法的權力，激發社會活力，壯大社會力量，這也是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路徑。要避免政策的中斷，就要在政策中明確社會組織的治理范圍、領域、環節和權力配置的長效性，為推進治理現代化提供信息平臺，暢通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交流環節，增強政策的平衡，盡可能設置政府與社會組織的良性溝通渠道，發揮更多社會組織的監督和控制職能，穩定社會運行方式，加快社會民主進程，提高社會公眾對社會事務的管理和參與水平[4]。

（三）重構社會認同體系

通過擴大政策機制，重構社會認同體系；通過政策的宣傳教育及溝通，強化思想意識體系，完善公眾利益訴求表達，溝通政府與公眾的對話，實現不同階層、群體和組織利益的平衡，凝聚社會共識；通過優秀文化成果和傳統思想引導，實現觀念整合，針對不同階層的利益訴求突出重點、樹立典型，以正確的價值觀念和主流意識引導社會文化思潮，提高社會公眾的文化認同感。始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馬列主義為作為政策平衡的主流思想，擴展政策宣傳的渠道，使這種主流思想能夠在實踐中得到實質性弘揚。發揮政策的鼓勵性和煽動性，在公眾價值觀念和行為多元化的基礎上，積極培育并滲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整合社會公眾的觀念、思想和行為，為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強勁動力[5]。

（四）合理搭建階層平臺減少失范行為

通過政策構建政府牽頭、社會組織和公眾廣泛參與的社會治理結構，發揮各階層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還要構建道德、體制和法律三位一體的管控體系。道德和體制要通過政策的教育、引導和共識，以社會道德規范為核心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調節社會公眾的觀念和行為，確立適應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范和標準，使之成為社會治理的自覺道德精神。科學的治理體制強調政府的核心地位并轉變政府的角色和職能，在明確法治政府、透明政府、分權政府、服務政府作用的同時，賦予社會較大的自，由社會公眾自發組成不同類型的管控組織，對失范行為和現象實施有針對性的控制，將社會失范控制在有效范圍內，從而保持社會和諧。法律的管控則要構建適應社會治理的法治體系，按照法律程序推進依法治國，凸顯法治在社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6]。

三、社會治理政策創新的經濟分析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社會治理政策創新是與市場經濟發展緊密相連的，經濟發展決定社會治理的水平和政策的調整，社會管理與計劃經濟及計劃向市場轉軌的經濟形態有關，而社會治理又與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直接相關，未來社會的高度和諧化必然要求社會治理政策以善治為導向來具體實施。

根據社會治理政策的演進，未來的創新必然與經濟發展水平相符，才能解決現實經濟形態下的社會問題，而社會問題的出現和矛盾的爆發都是社會運行到一定程度，經濟決定下的產物，而社會治理政策的設計也要以經濟發展水平為依據突出重點，符合社會實際情況，才能便于執行，發揮社會治理政策的引導和調控作用，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

（一）社會治理政策創新符合經濟發展水平

過去的計劃經濟束縛下，我國社會治理工作相對簡單，沒有多樣化的社會矛盾和分歧，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性、盲目性等使社會各階層以經濟利益為驅使和導向，社會各行各業都以經濟水平和地位為衡量標準，此時的社會治理政策主要強調管理社會，保持社會的高度統一，而21世紀后，我國強調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以建立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為向推動社會的發展，經濟快速發展出現了更多的社會問題，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進程跟不上經濟發展速度，必然出現利益分化、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也出現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的霧霾現象，更出現強拆、高速建設等符合經濟發展水平的現象，充分說明了社會治理政策的不斷創新要符合經濟發展的水平。

（二）經濟引導下的社會治理政策更有利于解決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是伴隨著經濟發展程度和水平而出現的。在經濟引導下，各階層、各組織都要按照經濟發展方向和重心明確自身的利益訴求，按照經濟地位參與社會治理過程。政府要為維護經濟利益而不斷擴大社會治理主體的范圍，營造更加靈活的治理環境，從而滿足各階層的利益，提升社會治理的水平。在經濟利益的引導下，各社會治理主體要求在政策的創新中摒棄治理環境中的不當措施和方式，調動和激發社會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和創新性，使其能夠以經濟為導向，按照社會運行規律和市場經濟水平開展相關的治理工作，將社會治理的積極要素調動起來服務于社會治理的各個環節、領域和范圍，構建符合經濟水平的新機制。

（三）明確社會治理標準的基礎上構建相應的經濟指標

社會治理標準根據當前的經濟形勢擬定，主要從公共服務、養老保障、衛生醫療、公共交通、公共住房、就業創業、環境保護等眾多方面設定相應的標準，各地區、各單位和部門還要考慮經濟實力和水平有針對性地設置相應的標準，在此基礎上，還要有效構建科學的經濟指標，經濟指標要與社會治理標準相協調，要清晰明確、具體可行、便于操作，使之更能符合社會治理的發展要求，成為激勵和約束社會治理主體的主要依據，對各社會治理主體起到引導和監督的作用。這樣的經濟指標才能與社會治理標準相得益彰，推動社會治理的有序發展和漸進創新。

總之，從經濟學視角解析社會治理政策的創新，就要從經濟發展水平入手，衡量相應的社會治理標準，推動社會良性運行，以政策作為主要引導力量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才能緩解社會矛盾，實現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目標。

參考文獻：

[1] 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4-5.

[2] 吳曉燕，關慶華.從管理到治理：基層社會網格化管理的挑戰與變革[J].理論探討，2016，（2）：147-152.

[3] 趙漣漪.我國政府社會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河南社會科學，2014，（9）：26-28.

[4] 楊麗，趙小平，游斐.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理論、問題與政策選擇[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6）：5-12.

第5篇：社會治理創新的方向范文

關鍵詞：高職院校；內部治理；制度建設；文化塑造

作者簡介：姚貴平（1975-），男，重慶人，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副編審，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分社主編，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編輯出版。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6）28-0035-04

高職院校內部治理是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前提下，圍繞校內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配置進行的制度設計，以及日常運行及問題解決中系列管理行為的總和。在高職教育從規模擴大向內涵發展轉型、全面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推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質量提升、制度創新和文化建設已成為高職教育發展的主旋律。制度及運行機制是高職院校內部治理的顯性結構，文化價值是制度建設的靈魂。當前高職院校內部治理集中在制度建設的同時必須重視文化塑造，通過以文化引領的制度建設為突破口，不斷完善治理體系并提升治理能力，進而實現治理的優化和自主。

一、高職院校內部治理中制度與文化的意義及關系

（一）制度是高職院校內部治理的關鍵

制度是治理的核心，當前推進治理的現代化實質是制度及其運行機制的現代化。制度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即制度不僅是行動的共識、規則，還是相對穩定的行為方式和結構狀態，是由組織、信念、規則等構成的系統。制度不僅是分領域的，也是分層次的，制度研究一般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以及由這一系列規則構成一種等級結構，從憲法到成文法到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細則，最后到個別契約，它們共同約束著人們的行為[1]。非正式制度是社會共同認可的、不成文的行為規范，主要包括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因素，在正式制度無法定義的場合規范著人們的行為[2]。狹義上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制度，即行為選擇的規則，合目的性的組織及行為方式。高職院校作為獨特的社會細胞，在“管辦評”分離的宏觀政策體制和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背景下，要形成“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職業院校制度，必須從建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個層面著手完善治理體系，協調利益相關者的矛盾和沖突，實現多方利益共贏，同時減少運行成本，提高辦學效益。

（二）文化是高職院校內部治理的靈魂

文化是學校的靈魂，直接制約著治理的價值取向、發展方向、執行力度和效果評價。泰勒《原始文化》一書中所說：“文化乃是包括知識、信仰、道德、法律、習慣以及其他人類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種種能力習性在內的一種復合整體[3]。高職院校的文化是全體師生及合作企業、機構等在育人實踐中積淀和創造的總體文明樣態，既包括全體成員所認同和遵循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規章制度及行為方式等精神文化，也包括教學設施、環境條件等物質文化。從狹義上講，高職院校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即強調高職院校獨特的價值取向、辦學追求、教育理念以及育人群體的心理意識、態度習慣、行為模式等。高職院校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既有教育文化與企業文化共融的校企文化，也包括教育文化與社會文化互動的校社文化，其基本命題體現在：職業性與社會性、職業素質與人文素質、技術與人文、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4]。高職院校文化的塑造，就是通過全體成員認同和遵循的核心價值來實現精神和行動的引導，為實現育人價值，增強辦學活力，創造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為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三）高職院校內部治理中制度與文化的關系

從制度與文化的內涵、外延看，文化是一個更廣泛的概念，本身包含制度；但由于不同的分類標準和語境，二者有相互包含或交叉的地方。如狹義的文化主要是指廣義的非正式制度，而狹義的制度主要是廣義文化中的制度文化，但狹義上的制度和文化各有側重，即分別突出行為規則和精神價值，本文探討的高職院校內部治理中的制度和文化就是指狹義上的。當前高職院校治理的實質就是探究優質院校創建的過程[5]：在觀念層面，真正確立辦學的價值追求和關注師生的實際發展；在制度層面，依靠民主參與建立適合本校發展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在行動層面，建立多個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在監督層面，保障不同主體能為學校優質發展提供建設性意見。可見，高職院校治理是一個包含價值、理念、制度、行動的系統及其該系統有效運行并持續改進和創新的過程。治理視角下的制度與文化，制度是架構，文化是靈魂；制度主要是治理中的規則及行為關系，文化主要是治理中的價值和精神風貌。制度的設計、完善、實施和評價，需要有明確的價值指向和具有共同信念的主體來行動；而良好的制度體系和有效的治理，是學校文化塑造的基本載體和有效保障。院校文化與院校治理密不可分，大W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需要解決的主要是文化重塑的問題，即完成大學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等）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和揚棄過程。[5]另一方面，就院校內部治理本身的發展而言，也有一個由制度導向慣性，由慣性成為自然，最終實現自主性文化治理的過程，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治理始于文化，并最終回歸文化。

二、高職院校內部治理優化：制度建設與文化塑造并重

（一）當前高職院校內部治理中文化的缺失

文化缺失是當前高職院校治理中存在的共性問題，一是制度文化建設比較薄弱，另一方面制度建設和文化塑造缺乏有機銜接和有效融合。首先，高職院校現代管理制度結構尚未建立，部分院校制度內容陳舊、單薄、不成體系，相關政策和制度落實不到位，制度的內涵和方向選擇不明確，制度文化尚未形成。其次，我國高職院校產生的時間短，大部分通過升格、轉型產生，高職教育文化發展緩慢，目前正處在不斷探索和積累的過程中，正經歷著感知高職教育文化為何物，在內涵文化與外延文化中找尋自我，在精神文化與制度文化中探尋特性，逐漸形成初具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文化認知的階段。[6]為應對經濟社會轉型和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人們往往將治理的重心放在權力和制度的有效性上，院校文化在相關政策文件中雖有提及，但主要是從文化育人的角度突出其作用和價值，對治理中突出文化的系統設計、引領制度建設、優化治理環境和發揮潛在治理效益等功能重視不夠。職業院校存在的諸多問題，追根溯源還是文化問題，文化的缺失是學校的最大缺失。[7]具體表現在：學校層面，文化積淀和傳承不夠、成員文化意識比較薄弱、文化建設投入不夠；教師層面，注重強化“雙師型”素質培養，而文化素質整體提升不夠；學生層面，人才培養中突出工具價值，學生對應有的道德使命和人文關懷淡漠，學生整體素質與現代產業的要求有較大距離。院校治理中文化的缺失不僅深刻影響著治理的價值取向和制度的執行效果，而且也使學校的可持續發展失去靈魂和方向。

（二）文化治理是高職院校內部治理的發展方向

高職院校是培養生產、建設、管理、服務領域高技術技能人才的場所，院校文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人更好的生存和發展，它決定著院校發展的根本方向。“治理的目的是成就人，成就社會，而不是治理本身。如果治理本身成為需要重點治理的對象，這個治理以及實施治理的制度結構就需要深刻反省了。”[8]高職院校治理通過一系列宏觀、中觀、微觀的制度設計和實施，實現院校內外的良好運轉，不斷激發實現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內在創新活力和主體力量，進而提升辦學的質量與水平。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治理本身也經歷了一個從“制度治理”到“文化治理”的模式轉變，當前文化治理已成為部分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的主體模式，是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變遷的必然選擇。[9]職業教育及其治理同樣面臨著外部全球化和內部深層次改革的趨勢，這意味著整個社會包括政府、市場，以及工作崗位、信仰和行為方式等的全面社會性大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院校、市場、社會等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還需進一步理清，學校辦學自、學校運行中的決策、實施、監督機制都需進一步明晰，制度設計的視野、目標、方向、思路、方式等有待深入把握。面對現實改革的艱巨任務和未來發展方向，高職院校治理應在審視治理根本目的、解決基本問題、治理實施過程及有效性、未來發展路徑選擇等角度，兼顧制度建設和文化塑造，以共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共識作為治理的基石，以學校文化統領系統變革，進而逐步實現院校的文化自覺和文化治理，將治理提升到倫理層次，實現治理的優化與自主。

（三）高職院校內部治理優化：制度建設與文化塑造并重

針對當前高職院校治理重制度建設的實際，治理優化應進一步突出制度建設與文化塑造并重，但突出二者并重并非將二者簡單分離、兩手抓，而是將治理置于學校文化視域下，以學校核心價值為引領，將治理的過程作為學校文化形成的過程。一方面將制度建設作為學校育人價值取向與文化塑造之間互動的動態過程，制度的設計、實施與完善應以全體成員共同的價值觀和愿景為前提，即為院校的核心價值，分別發揮制度建設和文化塑造在治理中“硬性結構”和“軟性規則”的功能。另一方面，制度建設需突出自身的獨特定位和學校個性逐步形成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滲透于學校各組織機構、規章制度和機制運行中，體現著師生員工認同并遵循的價值觀與行為方式，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內在結合與有機統一。高職教育橫跨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兩大領域，高職院校制度建設要突出“服務為本、職業情懷、經世致用、重技崇學、能力為本等高職教育文化核心”[10]，基于學校獨特的價值追求、辦學理念和行為習慣等，逐步形成特定的制度文化，不斷積淀和彰顯學校文化，引領院校治理走向自覺自主。

三、高職院校內部治理中制度建設與文化塑造的路徑

（一）凝聚制度建設和文化塑造的核心價值觀

高職院校核心價值觀是院校“為何存在”、“為誰存在”的精神表達，既是治理追求的長遠目標，也是制度建設的靈魂和文化塑造的核心。從制度治理走向文化治理，意味著文化價值觀和文化生存方式的高度融合與統一；文化治理能力歸根結底來自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核心價值觀對內可以引導、統攝、整合不同人群的利益要求，實現合作共贏；對外可以展現學校形象，增強文化影響力。院校精神、職教規律和經濟理念是高職院校核心價值觀來源的基本范疇，其基本邏輯主線是“大學精神引領、職教規律辦學、經濟理念管理”。[11]凝聚高職院校制度建設和文化塑造的核心價值觀，可從四個方面著手：一是“以人為本”是職業院校應對學生發展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辦學追求和價值取向。“以人為本”既是現代教育的旨歸，也是高職院校治理中要切實保障師生基本人權和合法權益的基本取向。二是立足高職院校的層次和要求來建設和詮釋學校文化的內涵，將“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為核心的現代大學精神融入自身的價值觀念，營造尊重知識、尊重勞動、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圍。三是體現職業教育作為跨界教育對產業文化和優秀企業文化的吸取和融合。高職教育是以培養技能性人才為主的教育類型，必須強化適應技能性人才培養的精神理念和文化氛圍，同時融入強調社會責任、追求卓越、創新誠信、注重細節、團隊協作等職業文化要素，體現人文精神與技術精神的和諧。四是不同學校有自身獨特的辦學傳統和精神風貌，每所院校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個性和不可復制性，學校的校訓、校風、教風、學風等文化標識，都與學校的核心r值一脈相承，并在發展過程中繼承與創新。

（二）完善以制度為核心的院校治理體系

治理體系是多元主體圍繞共同事務的機構設置，以及彼此之間權力分配、運行、制衡與激勵的制度安排和行為方式。高職院校治理既涉及到政府、行業、企業、社會組織等利益相關者的外部治理，也包括與教師、學生、家長相關的內部治理，外部治理與內部治理相互關聯，相輔相成。就外部治理而言，相關規劃和政策文件中已明確要求建立“政府主導、行業指導、學校主體、企業參與”的運行機制，但政府與院校的責權還應進一步清晰，不同主體分工協作的供給側結構還有待進一步優化。就內部治理而言，現代學校制度作為體現學校文化和有效治理的核心載體，其設計、建設、改進和完善是一項系統工程；而尋求行政權利與學術權利、民主與效率之間的平衡，實現學校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高職院校制度建設和內部治理的關鍵。建立現代治理體系，高職院校內部還需進一步加強：一是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院校事務委托――關系機制的建立；二是落實各方參與決策權、執行權與監督權的組織制度和機制保障；三是圍繞人才培養的教育教學治理制度和機制的完善，包括制定和完善課程、教學、科研、學生管理、教師發展、社會服務以及后勤保障等各類內部治理制度。具體可從四方面入手：一是制定學校章程，以章程明確學校辦學定位、培育目標、治理結構、運行機制，逐步實現依法治校；二是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建設多主體主動參與、民主協商的機制和氛圍；三是加強學術權力，實行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相對分離，保證教學與科研的自由和民主；四是完善教代會等民主監督機制，保障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和為院校發展提供建設性意見。

（三）以核心文化為引領不斷提升治理能力

治理是一個持續互動、協商共治的過程，治理能力的提升取決于學校制度能否發揮規范、約束、激勵、保障等作用，關鍵要看是否能落實到人們的行動中。組織發展和轉型首先在于實現從文化認知到行為習慣的轉變，從制度到行為，中間的連接點在于文化認知。[12]治理過程中文化起著人格塑造和行為引領的作用，任何一個有凝聚力的組織都有一套被成員共享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習俗和傳統體系，從而賦予自己工作或職業一定的意義和目的，不斷激發員工內在的動力與熱情。文化引領的治理突出文化為治理創新提供精神資源，治理創新為文化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動力機制。文化引領的治理能力提升，首先是各利益相關者都需要明確治理的價值取向和基本理念，真正理解院校治理的重要性，認同并踐行學校核心價值，以主人翁姿態參與到治理過程之中。其次，明確權力分配、責任分擔、利益分享的協作共商路徑，對外理順政校企關系，把握辦學主動權；對內理順內部關系，落實師生的主體地位。最后，營造民主和諧的文化氛圍，強化民主決策、有效執行、有力監督的過程，通過文化的繼承與創新，以及育人價值的挖掘，促進學生充分、全面、多元、特色發展，展現學校獨特的精神風貌。

（四）在制度建設與文化塑造中實現文化自覺

學校文化自覺是全體成員對學校核心價值體系進行自覺反思，主動建構新的觀念體系，并使與之相應的制度、物質空間和行為方式得以創新發展的動態過程。自我的文化價值訴求是高職院校內涵發展的最高境界，通過有效治理和文化塑造，實現自我的文化自覺、自生和自省，以院校精神引領社會文化，發揮大學獨有的文化功能，是高職院校的歷史使命。高職院校要堅持立德樹人的工作方針，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從價值追求、辦學理念、管理制度、行為規范、校園環境等方面對學校文化和治理機制進行系統設計，充分發揮學校文化育人的整體功能。首先，注重凝練核心價值打牢學校文化的根基，并主動適應經濟社會需求以催生學校文化特色。其次，繼承學校文化傳統豐厚文化底蘊，同時強調現代性增強學校文化活力。最后，在培育院校文化的過程中要特別重視企業文化與院校文化的融合，通過治理機制建立常態化通道，有意識地將產業文化、企業文化引入校園，形成獨特的職業院校文化，使院校文化成為實現學校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肥沃土壤和強大推動力。高職院校的自覺自立是實現內涵發展的基礎，是提升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保障，也只有做到自覺自立，高職院校才能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共生共融，形成良性互動關系，實現共同利益最大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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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社會治理創新的方向范文

[關鍵詞]社會管理；創新；公共責任；法治化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5－0148－07

程關松(1965－)，男，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憲法學與行政法學。(江西南昌　330077)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政府選擇性社會管理創新權的行政法學研究”(項目批準號：11BFX095)和江西省社科基金項目“重大政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責任體系研究”(項目編號：llFXl4)的階段性成果。

社會管理創新是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實現和諧社會目標的重要方式。社會管理創新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創新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體制和機制；二是培育和諧社會基礎條件的公共責任。在公民權利與公共責任之間，社會管理創新領域尚處于各種經驗和知識的競爭階段。本文討論的公共責任(shared responsibility)，它建立在個體責任基礎之上，屬于形成性而不是構成性的責任范疇。公共責任既可以以個體權利的方式進行分配，也可以以個體責任的方式進行分配。它既刻畫了公共責任的公民權利和個體責任來源，也勾勒了公共責任的形成軌跡。

一、功能主義路數與規范主義路數視閾的公共責任

關于如何創新社會管理的體制和機制，我們可以歸納出兩種不同的路數：

一種是功能主義的路數，繼續延著“摸著石頭過河”的路徑進行反復試驗，在反復試驗中提煉出社會管理創新的體制和機制，再將其法治化。支持這一路數的依據，是我國悠久的實踐論傳統和改革開放以來反復試驗的成功經驗。這一路數在改革開放初期，受到國家鼓勵且成就顯著。但在依法治國方略業已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之后，這一路數將加劇“良性違法”悖論。同時，實踐也證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反復試驗創新之路的邊際效應已顯示出來。因此，在社會管理創新的戰略籌劃上，繼續選擇這一路數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但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經驗，這一路數會在社會管理創新的微觀領域保留下來。

另一種是規范主義的路數，即“改革頂層設計”的路數，它將成為我國未來社會管理創新的合法性基礎。我國社會管理創新路數的轉變，是改革開放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未來的社會管理創新將更多采取先立法、再創新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的路數，將逐步被“改革頂層設計”的路數所替代，它在社會管理體制創新中的主導作用將受到限制。

功能主義路數以權力下放為核心，它一方面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另一方面也加速了集體責任的瓦解、公共責任的缺失。申言之，功能主義路數在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和公民權利意識覺醒的同時，并沒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責任體系。功能主義路數取向于公共責任的自我克減或自我繁殖，使公共責任處于變居不定的流動性之中，而其法治化缺乏成熟的先決條件，加劇了個體權利與公共責任之間的矛盾，在社會建設領域留下了結構性緊張。規范主義路數取向于個人權利與個人責任、個人責任與公共責任、公共責任與國家責任之間的平衡，這種平衡關系只有在規范成熟的條件下才能形成，因此，規范主義路數的關鍵是公共責任的法治化。它堅持社會管理創新在設定、添加或克減公共責任時，必須滿足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要求，規則緩和只是嚴格約束條件下的例外。

二、社會重構模式與社會治理模式論域的公共責任

我國的社會管理創新存在兩種模式，都是在功能主義路數中展開的。

第7篇：社會治理創新的方向范文

[關鍵詞] 行政管理人員；價值觀；取向；創新

一、價值觀概念及取向

價值觀是指一個人對周圍客觀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評價和看法，也是人們對社會、政治、經濟、道德和金錢等方面所持有的總體看法。由于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同，各自的價值觀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價值觀取向是指一定主體基于自己的價值觀在面對或處理任何事件所持的立場、態度的方向。不同層次、不同地位的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和價值取向。

價值觀是支撐人類生活的精神支柱，它決定著人類行為的取向，決定著人們以何種心態和意圖去開創自己的價值，實現自我的奮斗目標，因而它對人類的生活、工作起著根本性的引導作用。價值觀作為人對自我生活意義的反思和追求，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又隨著社會發展的變化而變化。

二、價值觀形成及轉變

價值觀是人們對社會存在的根本反映。價值觀是通過人們的行為取向以及對事物的評價和態度反映出來的，是世界觀的核心，也是驅動人們行為的精神動力。價值觀支配和調節著一切社會行為，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價值觀是隨著知識增長和生活經驗的積累而逐步確立形成的。價值觀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獨立性，并形成一定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定勢。價值觀的變化是社會變革的前提，也是社會發展的趨勢。

價值觀念是通過社會發展變化而培養形成的，家庭培養、學校教育和社會環境等因素的作用對個人價值觀念形成的影響較大，并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價值觀不僅影響到個人的行為，還會影響到群體行為和整個組織的行為。在相同客觀條件下，對于同一個事物，由于人們的價值觀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言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相融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承接。它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和制度的價值取向及追求目標，表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對于公民的道德要求以及公民應該具備的道德屬性。

三、 高校行政管理人員價值觀取向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員價值取向狀況

價值取向表明對價值所選取的方向，也就是價值觀的取處流向。高校肩負著人才培養、學術研究和服務社會的三大重任。同時，高校要為引領社會文化發展，公民道德提升做出表率。高校的主要群體為教師與學生，行政管理人員是保障學校教學研究工作正常運行所配置的管理、服務及輔助人員。這一群體的綜合素質和技能低于教師群體，其價值觀、價值取向也有別于教師群體。作為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員，應該具備良好的綜合素質和能力，但是作為基層管理人員，由于日常工作上接觸的事務就是辦好服務流程中的瑣碎和繁雜事務，所以工作上一般不具備什么特定的遠大志向，只是按部就班，做好手中的日常工作或完成崗位任務。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遷，新常態的腳步已持續邁進，對高校各項工作的發展與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個順應時展要求的新任務已經提上工作日程，完善和提升管理、監督質量已成為行政管理工作的首要目標和任務。

隨著高校新老人員的更替，行政管理人員隊伍結構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碩士研究生學歷以上的人員占管理人員的85%～90%，低學歷的老同志即將退休完畢。高校行政管理隊伍創新建設和完善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行政管理人員的發展與完善應該要有新的起點和標準。首先，行政管理人員要培養自主創新意識，努力提升個人價值觀和思想境界。對年輕同志來說，除完成基本工作以外，還應該提高工作標準和要求，特別是在理工科院校，正規管理專業的行政人員較少，應該進行崗位培訓和進修，充實這批管理人員的理論基礎，以便完全適應工作的需求。其次，對于少數老員工來講，應該尊重他們的長期工作努力和經驗，盡可能提供學習現代管理知識和理念的機會，為單位或部門發揮積極作用，站好最后一班崗。總之，高校對管理人員隊伍的建設與發展要明確新的目標，制定新的規劃，并力爭落到實處，使行政管理隊伍發展邁出新的步伐，更好地適應時展的需要。

（二）行政管理人員價值目標完善

高校行政管理崗位肩負著學校各項政策、制度和規則的執行與落實，代表一所大學管理隊伍的管理實力，反映出學校的綜合管理、治理水平和能力。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價值目標高低，對學校的綜合影響較大。目前，高校的行政管理能力及水平還沒有達到真正的規范化、合理化的程度。這其中的主客觀因素較為復雜，在現有的高校行政管理人員中，具備管理學背景的管理人員為數不多，理工科院校更為突出，不懂管理學的人員在管理崗位上行事，很難做到科學規范、理性管理，只能按固有習慣行事。同時，行政管理人員大部分長期在基層部門工作，升遷或提拔的機遇較少，工作中個人奮斗的意愿不強烈，積極M取精神不顯著，做事只圖應付了事。

然而，新常態下的高校各項工作要全面創新發展和綜合治理，就必須率先提升學校內部管理、治理能力和水平。首先，學校要設置內部管理目標，制訂周密可行的計劃，針對學校內部管理工作面臨的突出問題，提出有效的改進方法和解決途徑；其次，要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安排管理人員參加理念創新培訓和崗位技能提升學習，把培訓學習要求與個人年度考核標準相結合，使之成為常規化工作；最后，行政管理人員要學會自覺完善自我、堅持學習，努力完善和提升個人的價值目標，提高自己的工作要求，創新自己的工作思路，力爭在本崗位工作中取得新的突破和進展。

（三）行政管理人員價值層次提升

高校行政管理人員承擔著學校日常事務工作的運行和落實，是學校日常工作聯系內外各部門的窗口和形象，代表著整個學校的管理、治理能力和水平。因此，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作風，辦事風格及管理、治理水平直接關系到高校的影響和聲譽。高校要更好地適應社會多元化、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求，就必須更新觀念、創新變革、完善發展、抓好落實，力爭在管理工作和治理能力上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和提高。

高校行政管理人員，肩負著學校深化改革和創新發展重任的實施、執行和落實，其日常工作中的言行均代表著學校的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因此，時展要求高校行政管理人員必須具備良好或更高的個人綜合素質及修養，而高校的“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建設也需要行政管理人員提升素質和層次。因此，高校要積極營造“雙一流建設”的氛圍和風氣，強化理論學習，開拓思維視野，努力提升行政管理人員的價值層次和思想境界。首先，學校相關部門要制訂出提升行政管理人員層次的具體計劃或方案，提升計劃可與黨團活動、政治學習、教研活動、工會活動等有效結合起來，充分運用高校的文化資源優勢，尋找這類活動的共同點及興趣，從而推進提升個人層次活動主題的完善；其次，作為高校行政管理人員必須對本職工作有新的要求，愛崗敬業，逐步提升個人的價值層次，努力做好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心理準備，并逐步在日常工作中提升自己的價值層次和綜合管理、治理能力。同時，在日常工作中行政管理人員還必須加強理論學習和研討交流，積極思考工作中的新問題和新方法，努力完善或嘗試新方法，只有在個人心目中設置目標，才能在日常工作中有所作為。

提升高校行政管理人員價值觀層次及思想境界，是一項持續的、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學校各級各層領導班子拓寬視野、創新思維、學好理論、研究實情、真抓實干、落到實處。要按照同志“四大治國理念”的要求，全面貫徹執行教育領域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指示，以黨的十以來的各次重要會議精神為引領，同心同德、努力奮斗、完善發展、抓好落實，努力使高校行政管理人員的價值層次提升到新的境界。

參考文獻

[1]編寫組.十報告學習輔導百問[M].北京：學習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2.

第8篇：社會治理創新的方向范文

 

 

關鍵詞：金融創新；公司治理，金融體系

 

金融危機的擴散和蔓延給世界金融市場帶來深刻的啟示。金融創新的“雙刃劍”效應在美國金融危機的現實面前被放大。同時，金融創新對我國的金融市場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我國的金融創新還存在不足，應該在完善創新機制的同時，強化監管，健全公司治理機制，促進良性循環。 

 

一、金融創新的內涵 

 

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被稱之為金融創新。從廣義的角度來講，金融創新是指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具體講是指金融機構和金融管理當局出于對微觀利益和宏觀效益的考慮而對機構設置、業務品種、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進行的金融業創造性變革和開發活動。從銀行經營角度出發，可以將金融創新活動分為以下幾類。 

（一）金融產品創新 

金融產品、衍生品創新是銀行金融創新的核心，對銀行增加收入、贏得市場、擴大利潤和積累資本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我國銀行應加強對知識和技術含量較高的投資銀行、資產管理、衍生產品等中間業務、表外業務的研究和開發；要把銀行信用和企業信用有機結合起來，利用銀行信用創造效益；加強銀行同業之間和銀行與證券、保險、信托、基金、租賃、財務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合作，共同研發新的金融產品，滿足客戶多樣化需要；盡快建立強大的后臺信息技術體系，提高銀行業務電子化處理能力，運用科技創新的一切成果支持商業銀行的產品和業務創新。 

（二）金融管理創新 

金融管理創新包括5項具體內容：戰略決策創新，即銀行在發展的前瞻性和戰略決策上體現出來的創新思維；制度安排創新。制度安排是經濟主體之間進行合作的一種方式和機制，制度安排創新通過優化這種方式和機制提升整體管理效率。機構設置創新，即運用組織機構調整的方式實現創新目標，目前主要體現出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是從“部門銀行”向“流程銀行”的轉變，另一個是通過減少行政管理層次、裁減冗余人員建立一種緊湊、干練的扁平化組織結構；人員準備創新，即培養、吸引并留住優秀人才，通過創新的方式培訓現有人才、提升現有人才素質，使人力資源價值得到充分發揮；管理模式創新，即通過審視管理原則、豐富管理方法，實現銀行管理流程的優化，主要包括項目管理、績效評估、內部協調等方面的工作。 

（三）金融服務創新 

銀行產品天然具有同質性強的特點，銀行單靠“有形產品”很難取得競爭優勢，被稱為“無形產品”的金融服務必將成為各家商業銀行競爭的焦點。從一定意義上講，國內銀行的競爭實質上已經進入了“以服務取勝、以服務論優”的階段。在打造差別化、個性化、綜合化服務體系，努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質、區別于競爭對手、難以輕易模仿的服務優勢的過程中，商業銀行應重點從兩個方面進行金融服務創新：一方面要打牢提升服務的管理基礎，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加強流程優化工作。商業銀行內部工作環節設置要突出風險控制原則，外部服務環節設置要突出“以客戶為中心”的原則，進一步簡化操作手續，提高服務效率，努力使銀行服務達到“超出客戶期望”的水準。另一方面要夯實服務的素質基礎，立足于銀行現有人力資源狀況，系統化、針對性、立體式、多角度地加強員工服務培訓，充分發揮好清算、科技、統計等后臺部門的服務職能，實行全覆蓋的銀行全面服務管理，從深層次上解決一線服務水平差強人意的問題。 

 

二、當前我國銀行金融創新不足的原因分析 

 

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世界的金融體系受到很大沖擊。在此背景下，如何開展金融創新，防范金融創新風險是國際金融體系重構考慮的首要命題。國際形勢下，我國的金融創新還存在以下不足，主要原因是： 

（一）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機制存在缺陷 

國有銀行的經營目標復雜化。由于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有商業銀行產權，銀行只是在政府授權下從事相應的經營活動。經營目標往往受制于政府的社會偏好，國有商業銀行被迫承擔大量的社會職能，導致其經營目標的多元性、復雜化，必然弱化利潤最大化目標。由于所有者虛置，處于代現經營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缺乏最終所有者虛置。處于經營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缺乏最終所有者的監督激勵，或者監督激勵成本過大而不可行，表現在經營過程中墨守成規，不愿承擔失敗的風險，不能有意識地、主動地通過金融工具、服務方式的創新、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金融創新過于依賴政府，金融機構動力不足。另一方面，作為公司治理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足。對企業高管進行激勵的前提是公司治理的有效。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國國有金融機構的治理機制仍然存在如下的制度缺陷：首先，國有公司高管基本都是上級主管部門任命；其次，國企“內部人控制”的現實決定了高管的薪酬名義上由股東決定，但事實上制定薪酬完全是高管們自己的事務，“薪酬委員會”有名無實；再次，高管薪酬缺乏外在的制約和監督，透明度差，引起民眾的斥責。最后，高管年薪的制定應進一步透明化，增強信息披露。正是因為這種公司治理上的缺陷，導致國企的激勵機制完全淪為了偽激勵機制。

（二）正確認識金融創新的“雙刃劍”效應 

在金融創新觀念上有兩種極端：一是為了逃避監管或利用監管和政策方面存在的某些漏洞進行創新，這些業務在短其內可能會給部分金融機構帶來一定的收益，但潛在的風險很大；二是中資商業銀行與外資銀行在金融創新理念方面的一個重大差異，表現在外資銀行一般認為只要在央行的規定中沒有明確的限制，在創新的都可以涉及，而中資銀行則認為只有央行明確可以涉及的領域才可搞創新。中資商業銀行普遍沒有建立客戶價值評價體系和產品評價體系，市場定位不明確，產品開發不系統，缺乏市場營銷的觀念，相應的服務和科技手段不配套，盲目開發，造成一些業務推出后市場反應平淡、收效不大。金融危機的爆發帶給我國的啟示之一就是在發展金融創新的同時，要注意防范金融風險，利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推動金融創新。 

（三）金融監管等宏觀環境的制約 

首先，社會信用環境不佳制約了金融創新的步伐；其次，銀行間非法競爭、惡性競爭現象依然存在，金融體系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壟斷；再次，仍然存在的較為嚴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創新的有效空間；最后，現行的合規性監管壓制了金融機構創新的主觀能動性，缺乏創新的保護，激勵機制尚未形成。 

第9篇：社會治理創新的方向范文

關鍵詞：生態技術創新；環保法律制度；科技發展戰略；創新組織系統

一、引言

生態技術創新是在資源環境約束強度增大條件下，能夠滿足人類生態需求，減少生產與消費邊際外部費用的支撐可持續發展的技術創新。與一般技術創新不同，生態技術創新包含著一種規范的要求，即對技術的人文價值判斷，反映出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問題時，人類需要何種技術的理性思考。

目前，國內學者對生態技術創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問題上。一是技術創新生態化轉向的必要性。傳統技術創新服務于傳統的經濟發展觀，在二戰后的很長時間內，單純的經濟增長被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李平、肖玲認為，生態技術創新是克服傳統技術創新單一價值取向的需要。這是因為，傳統技術創新理論暗含著一個假定前提，即所有技術的發展變化對經濟都具有巨大的、決定性的作用。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傳統技術創新在為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面臨著日益嚴重的“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困境。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生態技術創新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內容，也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強力支撐。二是生態技術創新的動力和運行機制。鐘祖昌、陳功玉認為，資源耗竭與環境惡化是技術創新向生態化方向發展的外在推動力；對經濟效益的追求是企業進行生態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焦長勇則較為全面的分析了企業生態技術創新的機制，他認為，企業生態技術創新的動力機制來自行政促動、科技推動、市場拉動和企業內部利益的驅動；在運行機制上，則要完善企業生態技術創新的決策機制、資金循環機制、企業界面管理機制和信息開發管理機制等。三是生態技術創新的實現路徑和條件。彭福揚、劉小華認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開展生態技術創新，必須樹立可持續發展觀，要大力培育以企業為核心的生態技術創新主體。同時，還要完善保障生態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排污權交易制度等，并優化生態技術創新的財政和金融等政策環境。

從實踐來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作為技術創新的重要方向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生態技術創新在世界各國受到高度重視并被積極付諸實踐。特別是發達國家率先開展并扎實推進生態技術創新，為這些國家在國內外創造了巨額的經濟效益，生態技術創新對各國GDP的貢獻率不斷提高。從典型的生態技術——環保技術來看，環保產業的全球市場規模從1992年的2500億美元增至2011年的60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8%，遠遠超過全球經濟增長率，成為各個國家十分重視的“朝陽產業”。

1993年8月，我國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從此拉開了中國環保事業的序幕，環保技術也日益受到重視。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從可持續發展戰略出發，高度注重生態技術創新。“十一五”期間，僅國家科技計劃累計安排的節能減排研發經費就超過100億元。“十二五”期間，國家還將在水污染防治、生態保護與建設等12個環保科技領域投入研發資金約220億元。經過多年實踐，我國在生態技術創新領域已經取得長足進步。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巨大差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發達國家多年的生態技術創新實踐對我國具有重要的啟示。

二、發達國家的生態技術創新實踐

發達國家的生態技術創新經歷了從末端治理到源頭預防的過程，其實踐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生產過程末端治理技術（20世紀60年代開始）、生產過程控制技術（20世紀70～80年代）和源頭預防技術（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在生態技術創新過程中，發達國家的做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 制定并實施日趨嚴格的環保法律制度

法律法規是促進生態技術創新的重要制度安排，包括與生態技術創新相關的法律的立法與執法。與經濟、行政、教育等手段不同，法律手段具有強制性。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看，生態技術創新由于研發成本高、投資期長、風險大且收益不確定而不能完全在市場經濟制度下自發完成。在發達國家中，德國是最早通過制定法律制度來引導生態技術發展的。1972年，德國頒布了《廢棄物處理法》，明確規定了垃圾無害化處置等原則，促進了末端治理技術的發展。1986年，德國將其修改為《廢棄物限制處理法》，將廢棄物處置原則從“怎樣處理廢棄物”轉向“怎樣避免廢棄物的產生”，使生態技術創新從末端治理轉向源頭預防。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會陸續通過了《資源保護和回收法》、《污染預防法》等近30部環境法律，涵蓋了大氣污染、廢棄物管理和水環境等諸多方面，對污染者或對公共機構應采取怎樣的行動，每一部法律都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和要求。2000年，日本政府頒布了《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以法律形式抑制廢棄物產生、促進資源循環利用，建立“循環型社會”。丹麥、瑞典、法國、荷蘭等均制定了相關的法律。與此同時，許多發達國家將環境執法和環境立法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英美法中，實施法律含有“強迫遵守”法律的意思，包括行政強制執行和司法強制執行。在日本，不僅有強有力的執法機構、行之有效的執法手段，還創造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執法措施。例如，凡是執行計劃好的企業可以獲得好的環境形象。法律實施力度的加強對生態技術創新既是激勵又構成壓力，推動其不斷向前發展。

2 制定有利于生態技術創新的科技發展戰略

19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在戰略上高度重視生態技術創新，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戰略規劃，對技術發展的重點和方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93年，美國制定了“國家環境技術戰略”，并于1995年4月24日在世界地球日紀念活動中由時任副總統戈爾正式。“國家環境技術戰略”提出了美國環境技術發展的指導方針、目標、任務及具體措施，并要求各相關部門據此制定相應的行動對策。而歐盟最有影響力的是“歐盟科技發展和研究框架”，該框架從1984年開始實施至今，已經落實了7個計劃。2011年11月出臺的“地平線2020"是歐盟第七個科研框架計劃的延續，規劃為期7年，預計耗資約800億歐元。其主要目的是整合歐盟各國的科研資源，提高科研效率，促進科技創新，推動經濟增長和就業。其中，為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的領域的預算為318億歐元，主要用于應對氣候變化、“綠色”交通、可再生能源、食品安全、老齡化等領域的研發。這些計劃的執行使美國和歐盟在生態技術創新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

3 建立各具特色的生態技術體系

從發達國家來看，由于各個國家經濟發展狀況不盡相同，自然條件、文化傳統各異，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態技術創新體系。如日本，一方面因土地有限，廢棄物最終填埋場嚴重不足；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改變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日益增加而被稱為世界公害大國的狀況。因而，日本的生態技術創新始于末端治理技術，以“治”見長。其汽車尾氣凈化裝置、工廠排煙脫硫等技術已位于世界先進水平，比歐美至少領先10～20年，治理后大氣中的CO2和SO2等的達標率為98%～99%。2000年后，在《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推動下，日本生態技術創新開始轉向了源頭預防。歐盟國家的生態技術創新集中在以下四類技術：末端污染減排技術；終端治理技術；污染防止技術；可持續性技術。美國的生態技術創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從“末端治理”轉向“源頭預防”，并建立起一套涵蓋污染控制技術、監測評價技術、補救技術等在內的生態技術體系。美國汽車產業的發展深受檢測評價技術的影響，如在汽車合作開發計劃中，美國充分利用綜合環境監測技術所提供的環境對居民健康影響的評估數據，成功研制出新一代“清潔汽車”。

4 開辟多元化的資金籌措渠道

資金是生態技術創新的基礎條件，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生態技術創新寸步難行。企業作為生態技術創新的微觀主體，必須建立起多元化的融資渠道，以滿足企業在生態技術研發、中試及產業化等各個階段對資金的需求。從各個國家的具體實踐來看，歐盟環保投入的一半左右來自其各成員國企業。但同時，歐盟的投入也不斷擴大，如“第七框架計劃”（2007—2013年）由以往的5年增加到7年，經費投入大幅增加，總預算額達到532億歐元，幾乎是“第六框架計劃”經費投入的三倍。其中2011年度預算64億歐元，預算包括四個板塊：合作計劃；原始創新；人力資源；研究能力建設。“合作計劃”包括健康、食品、能源、環境（包括氣候變化）等10項內容，占2011年度總預算的56.9%，是投入力度最大的板塊。日本大約有70%的技術研發經費來自民間。而美國企業的研發投入在美國全部研發費用中占72%～80%，德國占66%-70%。不僅如此，美國還通過發行企業債券、股票等擴大融資渠道，并嚴格控制生態技術創新的成本，確保資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各國政府還從財政和金融渠道對企業進行擇優扶持。

5 構建有效的生態技術創新組織系統

科學有效的組織系統是生態技術創新的保障。發達國家生態技術創新的組織體系大致分為兩個層次：一是企業內部各職能部門之間的組織與合作。在生態技術創新過程中，從研發、中試、產業化到營銷各個環節中，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其內部各個職能部門之間首先需要加強信任與合作，通過溝通消除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障礙，將各部門的目標統一起來，從而提高企業內部生態技術創新的組織效率；二是企業與政府、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合作。發達國家在生態技術創新中普遍采取產學研密切聯系與合作的形式，調動各方力量參與并推動生態技術創新發展，其組織管理各具特色。例如，歐盟采取分散式聯合研發模式，各成員國的生態技術創新系統建立在合作行動基礎之上，其目的是為了保護整個歐洲大陸的生態環境。同時，各成員國還針對本國實際狀況各自開展生態技術創新活動。如歐盟著名的尤里卡計劃，從1985年出臺到1987年短短的兩年間，西歐國家就有600多家公司參與其中，各國政府及有關參與者為該計劃確定了177個開發項目，投入約45億歐洲貨幣單位。目前，參與該計劃的共有25個成員國，政府投資約占30%。與歐盟不同，美國更傾向于企業之間的合作。通過合作各企業獲得所需的技術資源并形成創新的規模效益。美國生態技術創新的組織系統主要由企業、大學和非營利性組織構成。其中，企業是生態技術創新的微觀主體，大學則承擔了生態技術創新中80%左右的基礎性研究工作。同時，由于基礎研究投資大、周期長、風險高、收益不確定等原因，私人資本難以介入。但基礎性研究在生態技術創新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美國政府在資金、人力等方面與大學展開了多種形式的合作。非營利性組織，如非營利研究機構和私人基金會等，能夠幫助政府對生態技術創新進行協調和控制，但其研究成果并不直接進入市場。

三、發達國家生態技術創新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黨的十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在未來較長的時期內，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等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仍將存在。因此，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大力推進生態技術創新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發達國家多年的生態技術創新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1 完善并監督實施促進生態技術創新的相關法律法規

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看，健全的法律法規是保障和促進生態技術創新最重要的手段。目前，我國已經出臺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對生態技術創新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和保護作用。這些法律法規包括：與技術進步有關的法律，如《科技進步法》；與環境保護有關的法律，如《環境保護法》；與廢棄物預防和回收利用有關的法律，如《循環經濟促進法》；與規范企業在生產全過程注重節約和環保相關的法律，如《清潔生產法》，等等。

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大多對科學技術可能給生態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考慮不夠，前瞻I生和預警性不足。為此，應按照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在我國現行法制中融人生態理念，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引導和促進生態技術發展。如我國已經制定并實施了《科技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在此基礎上應該進一步出臺有關促進生態技術進步及生態化科技成果轉化的細則和辦法。在貫徹安全、環保優先的前提條件下，按照廢止、修改、繼續生效、提高立法層次等不同要求對現行法律法規做出判斷，對存在相互矛盾和沖突的內容進行修改和補充。同時，對技術的發展必須堅持審慎選擇的基本原則，在科技立法中應設立論證和預警程序，對某項科學技術的負面影響進行充分、客觀的評估，最大限度避免因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生態環境風險。此外，我國政府相關部門還必須下大力氣監督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充分發揮法律手段的強制性和威懾性。

2 制定并貫徹落實促進生態技術創新的戰略規劃

我國1994年頒布的《中國2l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是一部指導我國可持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在這一文件指導下，我國陸續出臺了《中國跨世紀綠色工程規劃》、《國家中長期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等促進生態技術創新的戰略規劃。特別是國務院2012年印發的《“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將產業振興的目光轉向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并制定了其中高效節能產業、先進環保產業和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到2015年和2020年的發展目標及重大行動和重大政策。應該說，政府已經從宏觀的戰略規劃上明確了我國生態技術創新的重點內容和發展方向。因此，應根據規劃盡快完善生態技術創新和生態產業發展規劃，對各種《規劃》的實施效果進行動態跟蹤及評價，并根據評價結果及時做出調整。各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應認真研究國家的戰略規劃，準確把握我國技術創新的方向，根據各地產業及技術的發展階段、特色及優勢，制定符合產業和技術發展規律的發展規劃及具體實施方案。

3 構建多層次的生態技術創新體系

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目前應該重點發展以下五類技術：一是開發并示范推廣資源（能源）替代技術。這是從源頭上采用可再生資源（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資源（能源）的生態技術，如太陽能、風能和生物質能的開發利用技術等；二是開發并推廣經濟適用的減量化技術。如節水、節能技術等；三是開發并有效利用廢棄物資源化技術。如中水回用技術、生活垃圾發電技術等；四是研發并利用適合國情的環境無害化技術。如煙氣脫硫除塵技術、機動車尾氣凈化技術、高效可降解農藥生產技術等；五是研發并廣泛應用環境監測技術。如環境監測儀器儀表的生產技術等。與此相適應，需構建四個層次的生態技術創新體系：一是由企業、政府和大學（研究機構）共同參與的產學研合作體系，其主要任務是解決困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生態和環境問題；二是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的合作，主要是共同研發某項生態技術或幫助企業解決面臨的具體清潔生產問題。這類合作一般主要由企業出資，還可以通過課題立項形式爭取各級政府部門的經費資助；三是企業自籌資金開發具有市場前景的生態技術（生態產品），其主要目的在于獲取高額利潤；四是企業在嚴格的行業標準規范下，或者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下，被迫采用對傳統產品進行生態化處理的技術。

4 健全并完善相關政策措施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生態技術創新處于起步階段，亟需在完善的政策支持下穩步發展。一是財政政策。發達國家生態技術創新的基礎性研究大多靠政府支持，而面向市場的生態技術創新則主要由企業進行。從我國目前實際狀況看，來自政府各部門支持的研究項目“基礎性”不夠，許多項目偏重市場化。政府應對生態技術創新的基礎研究、涉及國家生態安全和公眾生態需求等領域的研究進行財政資助，對企業生態技術的研發及應用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優惠；二是金融政策。金融政策既包括幫助企業發行環境債券、引入風險投資等直接金融支持，還包括對企業生態技術創新進行補貼、貸款、提供設備、貸款擔保等間接的金融支持；三是對生態技術（包括產品）進行生態標識和認證，利用媒體、網絡等多種渠道面向社會進行廣泛宣傳和公示，以幫助消費者進行理性選擇；四是擴大政府對生態技術（包括產品）的采購。政府采購既是對企業生態技術創新的直接有力的支持，也是發達國家常用的手段。擴大政府采購有利于生態技術創新企業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提高產品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