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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管理——要揚長,更要“補短”
幼兒園辦園層次的提高、文化內涵的建設、優質品牌的鑄就,關鍵在于要有一支師德高尚、業務過硬、樂于奉獻的師資隊伍。如果把幼兒園比作一只“木桶”,教師便是一塊塊“木桶板”。要想使這只“木桶”多裝一些水,這些“木桶板”都應該更長一些。
作為幼兒園園長,必須要做詳細的研究工作,了解每個教師的特長是什么,又有什么樣的不足,要思考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她們的長處。有了這樣的調查和思考,就能在實踐中采取相應的對策。我在管理實踐中有著這樣的體會。
一方面,要用人之長,知人善任。在教師當中,有的班主任工作做得好,有的課堂教學能力強,有的環境創設很有新意,有的在教研方面頗具功力。我能對所有教職工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知與了解,力求做到知人善任、人盡其才,即善于利用各人的長處,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尤其對那些才能出眾、貢獻較大的青年骨干教師我能大膽提拔,放手使用。另外,在工作過程中,我還能根據具體情況,適時調整教師工作分工,以便用足用好每一位教師的才能與特長。
另一方面,要補人之短,促其成長。為達到“修德強能爭一流”的總體要求,我們組織教師有針對性地制定個人發展計劃,積極發揮傳、幫、帶作用,以領導帶動教師,以老教師帶動新教師,以骨干教師帶動一般教師,做到相互學習、以長補短。我園每學期都能精心組織好領導干部的“示范課”、骨干教師的“展示課”、青年教師的“匯報課”等教學觀摩活動,并認真開展教師說課、評課和反思活動;堅持理論上多學習、觀念上常更新、教學上會借鑒;同時,通過外出參觀學習、“連環跟進式”的園本培訓、師徒結對、集體備課、公開教學活動、參加各種教育教學比賽等多種方式,給教師壓擔子、搭臺子、鋪路子,使教師們的教育觀念得到明顯轉變,專業知識得到明顯充實,保教能力得到明顯提升。
目前,我園教師均達大專以上學歷并持有教師資格證書,多名教師在國、省、市各類教育教學競賽活動、優秀論文和活動方案評比中獲獎,涌現出了一批市級師德標兵、優秀班主任、學科帶頭人和骨干教師,為幼兒園保教工作的順利高效開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總之,在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上,我堅持做到兩手都抓,兩手都能硬,既抓“長板”讓其發揮所長,更抓“短板”,使其不再短。只有每一位教師都變成優質的“木桶板”,幼兒園這只“木桶”才能做到“板長水滿”,幼兒園的品牌才能打得出、叫得響。
二、幼兒管理——要培優,更要“補缺”
幼兒園各項工作的目的最終是促進每個孩子在原有基礎上都能有所發展。而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長處和不足,只有充分了解他們,幫助他們發揚自己的長處,彌補其短處,才能促進孩子全面、健康發展。如今的孩子大都活潑、聰明,然而他們身上又或多或少會有獨生子女嬌氣、任性、孤僻等種種缺點。為此我園以省級課題《對留守兒童愛心養成教育的研究》、市級課題《幼兒自主教育的研究》以及市級微型課題《“大帶小”活動對幼兒社會性發展影響的實踐研究》、《幼兒賞識教育實踐與研究》、《幼兒攻擊的矯正》等研究為抓手,在幼兒園這一啟蒙教育階段,有目的、有計劃地根據不同年齡段幼兒的性格特點,堅持常規教育與個別引導相結合,活動訓練與語言激勵相結合,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教育相結合,不斷加強孩子良好性格習慣的養成,著力培養他們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能力,獨立自主、互相幫助的能力,以及溝通人際關系、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等等。
在教育過程中,教師能針對幼兒的個體差異,認真制定個別幼兒教育計劃,做好個案觀察、記錄和分析工作,建立幼兒個人成長記載冊,做到有的放矢地對幼兒進行科學系統的教育,初步培養幼兒健全完美的人格。比如,對于一些性格內向、不愛交流的幼兒,教師會經常性組織一些互動性的游戲和活動,并且多給他們鍛煉的機會,及時表揚和鼓勵他們在活動中取得的點滴成績。經過一定時間的培養和鍛煉,孩子身上的“短板”逐漸地變成“長板”,個人的“存水量”(良好習慣和品質)就會不斷增多。
三、園務管理——要協作,更要“補漏”
木桶的儲水量還取決于木桶各木板之間的配合緊密性,如果木板之間配合不好,出現縫隙,最終將會滴水無存。其實幼兒園管理也是這樣,一個好的幼兒園,關鍵在于全體教職員工密切配合,團結協作,做好互相補位銜接,共同進步提高。
我園教職工都是性格敏感、細膩的女同志,作為園長的我必須要充分發揮“桶梁”的領導作用,充分調動教職工工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著力增強教職工隊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工作中,我一直采用的是“剛柔相濟”的管理策略。
“剛”即制度管理。通過制訂科學、合理、完善的規章制度來規范教育教學行為,使教職工各項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有據可依。近年來,我組織全體教職工先后討論修訂了各類人員崗位職責和要求、安全衛生、總務后勤、教育科研、學習培訓、家長工作等精細化管理規章制度,強化過程中的督查和考核,堅持做好教學值導、常規值導以及每周的點評和反思工作,及時總結經驗,找出差距,不斷調整具體措施,更好地指導和推進下一階段工作。在制度執行中堅持率先垂范,凡要求教職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要求教職工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真正給全體教職工樹好榜樣,用個人的示范影響來推動各項制度的貫徹落實,使教職工的言行由他律轉化為自律。
“柔”即人文管理。工作中,堅持把教職工管理重心放在人性化關懷上,對她們在工作上進行幫助支持,在生活上給予關心照顧,竭盡全力,及時幫助她們解決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難。與此同時,我還恰當地使用贊美這一語言藝術,因為贊美給予人的是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自信,是無往不勝的生命沖動——勇氣,而自信和勇氣是可以創造出人生奇跡的。正如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所說——“人生最深層的需求就是渴望別人欣賞”。因而當教師在工作中取得進步與成績時,我能夠用恰當、真誠、適度的語言給她們以及時的肯定和鼓勵,使她們產生被理解、尊重和認可的感覺。一個人個性的拓展、潛能的開發,既需要自我發現、自我定位、自我欣賞,更需要別人的肯定、鼓勵和積極的心理暗示。每一個教職工都有一種渴望,希望自己能像天上的流星一樣,劃出一道亮麗的光芒。我們應該睜大自己的眼睛,去關注天上每一顆閃爍的星星,去欣賞那流星的輝煌,去贊美那每一道迥異的風景線。這既是為人處世的技巧,也是園長工作的藝術。在這種良好的工作氛圍中,我園教職工琢磨事的多了,琢磨人的少了;贊美話語多了,非議聲音少了;相互關心多了,彼此矛盾少了,教職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了明顯增強,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都充分發揮了出來,大家能夠共同為提高幼兒園的保教質量出謀劃策,努力工作。即便在工作中出現意見分歧,她們也始終能從大局出發,最終達到步調一致。
由于“板”與“板”之間沒有出現一絲一毫的縫隙,我們幼兒園這只“木桶”也就變得嚴嚴實實:省示范性實驗幼兒園、省綠色幼兒園、省幼兒德育實驗基地、市幼教先進集體、市優秀家長學校,各項工作多次受到上級部門表彰,保教質量和辦園成果得到了家長和社會的普遍贊譽。
關鍵詞:消費觀;影響因素;回歸分析;卡西歐
中圖分類號:F01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7)02-0082-06
一、引言
消費觀顧名思義即是消費者一種自有的消費概念,也是價值觀的一種體現。消費觀是人們對消費標準、消費模式等多方面的總體立場和總體設想。觀念的形成是一個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沉淀,在頭腦中不斷的進化加工,不斷重塑的過程。消費觀在人們的頭腦中成為一種標準來管理規范人們的消費理念,可以說,消費習慣在某一程度上就是由消費觀所決定的。
消費觀念的形成和演變與科技水平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的發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會使人們逐漸改變之前的老消費觀,不再自我封閉,取而代之的是注重效率和時間成本。消費也不再局限于滿足生存需要,而是從消費的過程中獲得精神上的滿足。
隨著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現在已經變成消費型社會。國家提出要建設資源節約型的和諧社會,倡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這樣才能更大程度地節約資源,提高利用率,創造更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消費者梳理科學的消費觀并建立理性的消費模式。
中國年輕女性是社會消費中的一個重要的特殊群體,她們的思想比較新潮,思維方式也相對先進一些,所以年輕女性的消費觀比較多元化。同時,女性對于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較強,比較容易受到一些新思想的沖擊,因此她們的消費已經由以前的單一消費逐漸變得多元化。現存的很多文獻都對我國居民的消費觀念進行了研究,但是多數并沒有針對年輕女性這一群體,而是對整體年輕人的消費觀,或針對大學生的消費觀進行了研究,還有另外一些文獻對當今新型的一些消費現象和理念進行了總體研究,例如網絡消費。也有少量的研究涉及了女性消費觀的研究,但是這種研究更偏重于女性的消費行為,而不是這種消費行為的成因。對這支消費主要群體消費觀進行分析有助于找出現在普遍存在的消費理念中的不足并尋找解決方法,為樹立正確合理的消費觀奠定理論基礎,也能對今后社會的文明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因此本文以受到年輕女性極大追捧的卡西歐自拍神器為例,通過調查問卷的方法研究分析在當今社會環境下,影響年輕女性消費觀的客觀和主觀因素并尋找建立科學理性消費觀的途徑。
二、相關文獻綜述
對于消費行為的研究,在西方社會始于十八世紀,而消費者行為學作為一門學科進行研究則是在工業革命后商品供過于求的矛盾日益尖銳、企業間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我國實行市場經濟后才關注消費者行為等因素,因此對消費的相關研究相對滯后,而且偏于描述性,介紹普通心理學的原理應用于市場營銷活動的較多。
在關于消費行為的研究中,Roger D.Blackwell Paul(2009)認為,所有消費者均生活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里,每個人的消費行為都會被打上其所屬群體的烙印,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消費者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對商品的選擇標準。尹世杰[1](2005)在其研究中表示消費不僅呈現出一種經濟關系,也表現出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其重要表現即消費行為能夠體現出消費文化。鄭杭生(2006)則將消費主義的特征歸納為明顯的高消費,并刻意追求消費的符號象征意義。姚建平[2](2006)通過調查研究歸納了當時城市居民的消費情況呈現“消費水平快速上升,消費總量迅猛擴張;呈現消費多樣化、且逐步趨向高檔化;消費的非理性程度逐漸減弱,消費的理性程度逐漸加強”。駱嘵戈(2008)在研究消費者購買行為的研究中,對消費者商標及產地的選擇、消費者對賣主和商店的選擇以及消費者對逛街的次數及逛街時間等寬泛而細微的消費研究中,發現我國消費者的消費正在逐漸趨于成熟,并且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特點則呈現出多層次性的特征,即從消費行為可以看出小康型已經基本形成,并到了由溫飽型向小康型的過渡轉變階段。在針對消費動機的研究中,消費者的購買動機被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即有基礎務實性的求實、求廉、求安全等動機,也有更加高層次的求新、求美、求名等動機,還有功力性的模仿和求速等購買動機還有西莉亞?盧瑞原(2007)補充了逆反心理和隨多心理。
在針對女性消費心理的研究中,胡曉梅[3](2010)指出女性消費心理的特點表現在對產品的方便性考慮的求實心理和在日常家務勞動中處于積極地位的主動心理以及追求時髦的愛美之心驅使下的時尚心理;裴國洪[4](2006)在對都市女性消費心理的研究中得出都市女性消費心理主要體現在實用性、個性化、炫耀心理、注重健康等方面;陳真[5](2008)的研究中則從女性的社會角色及其特點出發研究其消費心理得出女性的消費心理除了實用性等特點之外還有感性消費心理的特點,即消費具有特別感情意義和表達愛情等喚起感受的包含感情因素的產品并且容易受到評價和服務感性因素的左右。
在關于消費觀的研究中,曹梅靜[6](1993)指出消費觀作為指導消費者消費行為的內在評價標準,會影響人們對自己的消費行為做出各自的價值判斷,同時也決定消費者的消費選擇及態度、甚至消費方式的重要心理因素;石文典[7](2010)在其對消費觀的相關研究中認同消費觀是對整個消費行為具有重要影響的內在評價標準的同時指出消費觀包含消費價值觀、消費審美觀、消費倫理觀等;葉蔚萍[8](2010)從女性三種社會角色變遷分析其消費觀變化得出女性消費觀也呈現三種不同的階段,即完全他人、有意識消費和個性化消費等階段;而對于大學生消費觀的研究中,施應玲(2010)認為,大學生的消費大致可以分成三種類型,即習慣消費型、經濟消費型和理智消費型;張文潮[9](2012)通過對上海的某個大學一至三年級學生的消費情況的調查發現,當代大學生的消費行為有以下四特征:追求實用的理性消費、追求時尚的超前消費、追求差異的個性消費、追求虛榮的攀比消費;在針對女性消費觀的研究中,曹文婕(2009)對在消費社會背景下的女性消費從女性情感需求、品牌選擇以及炫耀等層面對女性消費進行了相關研究。
綜上所述自中國年輕女性對于新鮮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較高,受西方消費思想和新鮮消費品的影響比較大。同時,因為現代女性更加追求開放和平等,因此形成了多元化的消費觀念,主要體現在享受主義、潮流消費、炫耀性消費、超前消費等方面。其消費的主要特點呈現為主動性消費、非理性消費、情感性消費、個性化消費的消費特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對消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消費行為的研究。對于消費觀的研究不多,而且對于年輕女性消費觀的研究幾乎沒有。
以下以實證方式從主客觀兩方面出發探討中國女性消費觀的影響因素。
三、問卷設計
(一) 影響中國年輕女性消費者的客觀因素
影響中國年輕女性消費者的客觀因素主要指的是現如今的社會大環境和家庭環境等客觀存在的外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因素:
1. 家庭影響。家庭消費觀念是影響我國年輕女性消費觀的重要客觀因素之一。家庭是我們生活的第一個環境,父母親人無意識的影響,他們的消費習慣和日常生活中的行為習慣都有著很大的作用。在中國,很多父母更關注孩子的學習成績,并更愿意通過物質上的滿足來對孩子進行激勵。特別是在孩子上大學獨自生活后,父母會盡一切努力讓孩子有足夠可支配的金錢。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家庭都缺乏對孩子金錢支配能力的培養,還有一部分家庭錯誤的理解“女孩兒富養”這種理念,無節制地為女兒提供財力支持,這更導致了年輕女性很難控制自己的消費欲望從而進行盲目而非理性的消費行為。
2. 學校教育影響。如果說家庭是我們的生活第一環境,父母親人是我們的第一任老師,那么學校就是我們生活的第二環境,而老師就是我們的第二任老師。因此學校和老師的引導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尤其是進入大學之后,學習壓力相對減少,可支配的時間和金錢增加,這時,學校對消費觀的教育引導就更為重要了。遺憾的是,目前大部分學校對于消費觀的教育相對不足,甚至很多學校的消費觀教育是缺失的。這也導致很多年輕女性在大學畢業步入社會后仍沿襲之前的消費理念,特別是在自己有了賺錢能力后,這種盲目的消費行為會愈演愈烈。
3. 大眾媒體影響。現如今是信息化的時代,大眾媒體傳播的信息對人民消費觀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媒體傳播途徑由單一變得多樣,隨著信息技術的革新發展,可以讓人們更加方便更加深刻地了解世界。尤其是年輕女性,對大眾媒體有著很深的依賴性,即將上網看各種信息作為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她們通過大眾媒體傳播獲得更多的信息,了解社會,同時她們的思想和觀念也受到大眾傳媒的影響。大眾傳媒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廣告,商品在廣告中被完美的展現,精湛的廣告潛移默化地使人們,特別是追求完美感情細膩的女性對商品接受度提高,甚至具有排他性并進行購買行為。同時,年輕女性更愿意與大眾傳媒接觸并獲取其中的信息,反過來說,也是最容易受到影響的群體。
(二) 影響中國年輕女性消費者的主觀因素
主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外界環境的影響及自身特征的雙重作用下,人們內在的心理活動或自我的意識。影響中國年輕女性消費者的主觀因素主要包括她們的價值觀以及消費心理。
1. 價值觀影響。現代中國年輕女性的價值觀發生改變是導致消費行為變化的重要原因。價值觀是一個人對價值的總觀念和總立場。如果價值觀不正確,那么消費觀和消費行為也會有偏差。中國經濟不斷發展,人們的消費理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當代中國年輕女性對于艱苦環境沒有直接的體驗,中國古老的艱苦樸素精神對她們的影響也很有限,她們認為物質生活中的奢侈消費、享樂消費是理所應當的。很多女性認為物質生活的豐富極端重要,因此猿忠岳笙費和奢侈消費來滿足這種心理。
2. 消費心理的影響。消費心理就是人們在消費時的判斷準則,也是決定是否購買的一個心理狀態,消費心理對消費行為具有很大的影響,有什么樣的消費心理就有什么樣的消費行為。年輕女性對于外部的環境影響抵抗力不是很高,且由于經歷較少,消費心理也并不成熟,在消費時無法進行完全理性的思考,更多地是受到周圍的人或事物的影響。同時,年輕女性的自我控制力不強,最終導致不理性消費和過度消費。另一方面,隨著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其便捷舒適的購物體驗使得女性消費者越來越熱衷。由于對于金錢的意識也比較淡薄,網絡購物更能使她們規避在消費時的緊張感,因此進一步促進了年輕女性的消費欲望。
3. 缺乏理財能力。由于現代的中國年輕女性大多數出生在八九十年代,她們沒有經受過艱苦生活條件,缺乏生活的鍛煉。與此同時,盡管她們的父母大多數都是從艱苦奮斗的年代過來的,卻盡力滿足孩子的物質需求,而且,這些父母普遍也沒有非常合理的獨立理財能力,在這方面對孩子的教導略顯不足。同時,由于很多孩子都是獨生子,除了父母,還會得到隔代人的關愛。特別是很多家庭從小對女孩的穿著和用品都非常在意,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比其他孩子更漂亮,這也使得很多女性對美的追求十分熱切。在成年后,一旦獲得了足夠的金錢,就會因為喜歡、有美感等原因進行購買,而不會認真考慮其實用性和價格。
綜上所述,本文以現在熱銷的卡西歐TR系列照相機(也稱自拍神器)為例,將影響女性消費觀的因素分為家庭影響、媒體影響和電商影響三個層次,調查了這三大類因素對女性購買自拍神器的影響,并由此推論得出女性消費觀的影響因素特征和引導理性消費的途徑。
四、問卷結果分析
卡西歐TR系列相機是為自拍專門設計的,它主要是針對中國的年輕女性的愛好進行設計改進的,并獲得了自拍神器的愛稱。它利用的正是女性希望無時不刻將自己拍得更美的心理,采用單焦點鏡頭,配有自動修圖軟件,并且將外形和顏色設計的十分精美,充分滿足了女自拍、愛美的特征,在2014年數碼相機網絡零售品牌中銷量排名第一。
(一) 問卷基本組成
本文采用網絡發放問卷的形式,將受訪者限定為女性,且購買過卡西歐自拍神器。因為這種特殊的調查形式,本文無法統計問卷回收率,但因為涉及網絡使用,因此受訪者年紀普遍較小,具體年齡組成見表1。
由表1可知,占受訪者比例最大的是24~29歲的女性,其次是18~23歲的女性。處在這兩個年齡段的女性正是剛剛升入大學,或剛剛進入社會,剛剛獲得獨立生活的機會。同時,我們也對受訪者的平均月收入進行了調查,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多數受訪者的平均月收入在1 500~3 000元這個范疇內。正如表1中的結果所示,因為受訪者多數都是剛剛步入社會或剛剛進入大學,因此沒有過高的收入,這些收入中可能也有一部分為家庭提供的。但是對于大學生以及剛剛工作的女性來說,因為吃住行方面不會花費過多(大多數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會選擇住在家里以節省租房子的花費),月收入大部分可以用于個人消費。初步來看,本次問卷的受訪者比較適合本文的研究主題的分析。
(二) 家庭影響
由表3可知,在購買卡西歐相機的問題上(或者其他為了追求美感而性價比較低的商品),超過80%的父母會給予經濟支持。這說明大多數的父母愿意為了女兒的幸福感和滿足感而付錢。同時,不會給予經濟支持的父母只占不足1/5,這說明盡管有一部分父母具有理性消費觀,并會理性地控制子女的消費行為,但因為比例較小,因此不足以對年輕女性整體的消費觀產生影響。之后我們調查了受訪者父母對于這款卡西歐相機的評價(如圖1)。這一題項是多選題。可以看出,多數父母對卡西歐自拍神器的認識都局限于外形和價錢,甚至還有1/3的父母表示不知道這款相機是什么。認為值得買的父母不足15%。然而即使多數父母對卡西歐自拍神器并不認同,但因為生活水平提高,對子女的寵愛等原因,大多數父母仍然愿意花“冤枉錢”來滿足自己女兒的要求。
(三)媒體影響
在這個大數據的時代,隨著信息技術的革新發展,媒體不再局限于報紙和廣播等單一途徑,而變得越來越復雜和多元。人們有更多更方便的途徑來了解世界和社會發展。而對于年輕女性來說,時尚的潮流和各種新品會是她們最關注的信息。她們通過各種媒體來了解時下流行的商品,并由此產生消費沖動。在調查受訪者平時會關注的媒體類型時,這些女性受訪者也給出了一個特征鮮明的答案(如圖2)。
本題設置為多選題,是考慮到多數女性不會只關注單一的媒體。由圖2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社交媒體和網絡媒體是女性最青睞的獲取信息的途徑。這與現實情況比較相符。同時,雜志媒體因為其設計新穎的封面和豐富的贈品也獲得了不少女性關注。而傳統的媒體報紙和廣播獲得的關注最少。而同時,在社交媒體和網絡媒體上,不乏各種花哨的廣告宣傳,這極大地刺激了女性的消費欲望。以卡西歐自拍神器為例,絕大多數女性是通過網絡廣告和社交媒體獲取的信息(如表4)。
這一題項也設置為多選題,可以看出,受訪者獲取卡西歐自拍神器信息的途徑并不單一,也就是說,即使很多女性在最初接觸到有關卡西歐自拍神器的廣告時并未產生購買欲望,但隨著這種廣告信息通過多種渠道進入女性視線,并以不同方式向女性呈現其特性和優點時,女性會在潛移默化中接受這種商品并進行購買行為。
(四)電商影響
筆者首先調查了受訪者購買卡西歐自拍神器的途徑(如圖3)。
通過調查可知,接近半數的女性是從卡西歐官網進行的購買行為,而通過大型網絡購物平臺進行購買的女性與通過卡西歐官網購買的人數幾乎相同。而在卡西歐專賣店,即實體店進行購買的人數非常少。這說明網購已經成為現代年輕女性進行購買行為的主要途徑(如圖4)。
在選擇購買途徑的原因中,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選擇了“信譽高”選項,而也有接近半數的受訪者選擇了便于購買。這從一個側面論證了受訪者選擇官方網絡和大型網絡購物平臺的原因,正因為有了信譽的保證,同時兼具了便于購買的優勢,才使得電商獲得了越來越多女性的青睞。另一方面,由于在網絡平臺購買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成本,即購物變得更加快捷便利,這也促進了女性購物的欲望和購買力。
(五)購買卡西歐自拍神器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1. 相關性分析。由表5可知,影響年輕女性購買卡西歐自拍神器的各影響因素間相關系數均大于0.9,均成強正相關。因此,家庭因素、媒體因素和電商因素對于卡西歐的熱銷都有很強的影響。
2. 回歸分析。設因變量卡西歐自拍神器的銷量為Y,自變量家庭影響、媒體影響和電商影響分別為X1,X2,X3,可得:
■=0.704-0.268X1+0.896X2+0.402X3
Std 0.003 0.001 0.002 0.001
t 269.934 -197.002 480.634 478.722
R2=1;R2=1;F=3.567×107
當其中解釋變量為0時,Y的基數為0.704,即只有解釋變量自變量家庭因素、媒體因素和電商因素影響達到一定量時,卡西歐自拍神的銷售才有機會形成規模,這符合經濟學常識。
五、結論與建議
在社會環境的變化下及自身價值觀的影響下,中國年輕女性的消費觀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通過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1. 盡管多數父母認為卡西歐自拍神器不值得購買,但仍愿意為了女兒的幸福感和滿足感而付錢。這也是年輕女性獲得購買卡西歐自拍神器濟支持的重要來源。
2. 社交媒體和網絡媒體是女性最青睞的獲取信息的途徑。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媒體上的廣告形式可以極大地刺激女性的消費欲望,從而促使她們產生購買行為。
3. 通過大型網絡購物平臺進行購買的女性與通過卡西歐官網購買的人數幾乎相同,而在實體店進行購買的人數非常少,這說明網購已經成為現代年輕女性進行購買行為的主要途徑。
4. 家庭因素、媒體因素和電商因素對于卡西歐的熱銷都有很強的影響,但是只有當影響達到一定量時,卡西歐自拍神的銷售才有機會形成規模。
隨著我國經濟、文化、政治等條件不斷發展變化,以往崇尚簡單、經濟、簡單的食品和服裝消費已經無法滿足中國年輕女性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因此樹立正確的消費觀至關重要。以本文的結論來看,家庭因素、媒體因素和電商的影響是主要決定年輕女性消費觀念的因素。因此首先,應該加強大眾媒體的正確引導。加強對大眾媒體的管理有利于建立一個良好的消費文化環境,幫助女性消費者樹立理智的消費觀。通過電影、電視劇、新聞及輿論等大眾傳媒不知不覺中在向大眾傳播著價值觀和人生觀。年輕女性,她們善于接受新鮮事物,更是生活在大眾傳媒中,她們的想法和生活方式與大眾傳媒密不可分。其次,要加強對大眾傳媒的管理和監控。大眾傳媒如果只宣傳奢侈、非理性化的消費理念,那么一定會對我國大眾消費觀的形成產生影響,特別是對易感人群年輕女性產生不良影響,但是媒體的正確導向需要有關部門加大監管力度。加強管理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約束其行為,防止不正確、不合理的消費觀念影響我國大眾消費觀的形成和發展。最后,家庭、學校和社會都要加強正確消費觀的宣傳。首先家庭教育對于消費觀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提倡節儉反對浪費應該從家庭教育這一基礎教育抓起,讓孩子在消費觀的“第一堂課”也不輸在起跑線上;其次學校應該加強對消費觀的正確宣傳,正確的消費觀并非體現貧窮和廉價,而是一種生活態度的體現,因此學校的大力宣傳和正確引導也是引領年輕消費者正確消費觀的重要環節。另外社會整體對消費觀的正確解讀也對年輕消費者消費觀的發展方向有帶動作用,因此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至關重要。綜上所述,消費觀應是家庭、學校、社會三位一體,互相作用,才能讓年輕人形成健康的消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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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職美術教學 改革方向
【中圖分類號】G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30-0088-01
2001年教育部頒布的《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中明確提出了藝術教育的目標和要求,強調“美術課程的學習不僅是技能的掌握,更應該通過美術的學習促進兒童審美趣味、人文素養及其情感和心智的健康發展”的要求。因此,高職學前教育專業美術教學進行改革勢在必行。筆者圍繞“教什么、誰來教、怎么教、怎么評、誰來評”對高職學前教育專業美術教學改革進行深層次的剖析。
一 明確“教什么”
幼兒教師是一種專業化的職業,是一種“要求教師具備經過嚴格訓練而持續不斷地研究才能獲得并維持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的公共業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教師地位的建議》)。在中國,這樣的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是通過職前培養來獲得的。因此,要培養“熱愛幼兒教育、學歷較高、有一定教科研能力、幼兒教育理念新、教學基本功扎實、技能全面、心態好、愿意長期在幼兒園工作”的學前教育專業畢業生就要首先解決“講什么”的問題。高職學前教育專業美術教學要以幼兒教育行業的需求為導向。幼兒教育需要什么知識,美術教師就要帶領學生學習什么知識。教學內容要緊緊貼近學生未來崗位的實際需要,避免繁、難、偏美術知識的講授,為學生的就業服務。同時,由于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大多數文化基礎不是很扎實、學習態度不是很端正、學習目標不是很明確、學習習慣不是很好,因此,選取教學內容時既要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又要引起她們的學習興趣,相應增設如色彩搭配的原理與技巧、幼兒園環境設計等結合學前教育專業特點的課程。例如,在色彩搭配的原理與技巧課程中,開設年齡與色彩這樣一節課,向學生講述嬰幼兒為什么喜歡紅色和黃色等鮮艷的色彩,而再大一些的孩子,色彩的喜好為什么會有所轉變。應該知道兒童對色彩的喜好是本能的反應,如果家中的環境缺少陽光,便會喜歡黃色;如果是沒有看過草木的孩子,就會被綠色吸引。學會這樣的知識,學生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運用到幼兒的教具制作中,也可以運用到幼兒園的環境設計中。
二 確定“誰來教”
普通教育以學校在職教師為主要的施教者,而職業教育則要求校企合作,這對于高職學前教育專業而言,則是校園合作,即高職院校美術教師要攜手幼兒園、早教中心的美術教師,共同施教。學生可在學校接受一定的美術教育后到幼兒園或早教中心去實習,接受幼兒園或早教中心美術教師基于工作實際需求的美術知識講授與指導。
三 研究“怎么講”
教師的教學方法直接影響著教學質量,要培養能勝任幼兒園美術教學崗位的學生,美術教師就要在教學方法上下功夫,潛心研究教學方法。一般而言,應倡導還課堂給學生,充分尊重學生主體地位的方法。因此,美術教師可根據學情、教學內容、教學條件等恰當地選擇教學方法。比如,高職院校的美術課基本上是課堂教學,學生所接觸的作品一般是來自于教材印刷品或多媒體數字圖片。那么還可根據教學內容實施開放式教學,充分利用美術館、藝術中心、博物館、畫廊等社會藝術機構作為教學資源的補充。
四 探索“怎么評”
傳統的美術教學檢測往往是上交臨摹、手工、素描等作品,由教師評判分數,而職業教育要求教師要革新評價方法,多元評價學生的學習,包括平時的學習態度、第二課堂活動情況、學期末項目驗收等,最終以等級的形式評定學生的學習結果。筆者提倡以“講課匯報+上交作品”的方式來檢測學生的學習效果。由于學前教育專業學生將來從事的工作是幼兒教育教學,因此,美術教師在向學生講授一定理論知識的同時要重點培養和訓練學生的美術技能和提高學生的教學實踐能力,這樣的考核方式有助于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
五 解決“誰來評”
普通教育強調的是教師的權威,驗收往往由教師一人把關,而職業教育是面向崗位(群)的,所以要做到校園攜手共評共考,還要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開展學生間的互評自評。教師和幼兒園教師攜手共評能更好地檢測學生是否能勝任幼兒美術教育教學工作。學生自我評價過程是認識思維提高的過程,這一個過程的客觀與否,直接涉及學生是否能夠有長足的進步,是學生自我“領悟”的過程。通過校園系列匯展匯看制度的建立,定期組織班級間、不同專業間的匯看匯展,開展同學間的互相評價,教師及時點評,既可增進濃厚的學習氛圍,又可虛心聽取他人的評價。通過深刻的藝術反思,從而更好地進行美術訓練。總之,教師、幼兒園、學生三元評價主體的建立能更全面、科學、準確地考核學生的技能水平。
教育教學改革是永恒的主題,需要教師不斷地思考、探索、實踐。職業教育是有別于普通教育的一種類型,美術教師要把握職業教育的規律,樹立職業教育的理念,不斷探索適合高職美術教學的新方法、新思路,切實做好高職美術教學改革。
參考文獻
29年中,王調芹扎根山區服務家鄉人民的信念一直沒有動搖過,反而隨著歲月的推移越發彌堅。這些年,眼看著一個個醫生從她身邊調走,她從未向組織申請過調動工作。
嶺南是上虞最偏遠的一個貧困鄉,57.4平方公里的山區分布著29個自然村,交通閉塞,信息落后。山區太缺少醫生了,婦產科只有王調芹一名醫生兼護士,沒有人愿意到這個窮鄉僻壤里來,即使有醫生被調來,也千方百計地想走出去。曾經,衛生院分配來一名婦產科醫師,工作不到三年也調走了。王調芹也曾經懷疑自己的選擇是否正確,畢竟山區條件太艱苦了。但是,山區的百姓尤其是婦女兒童離不開她,如果她走了,她們只能到章鎮、百官等地去看病,少說也得一個多小時車程,十分不便,萬一路上遇上急產更是危險。一想到這里,王調芹就不愿再離開。“如果讓我離開山區的百姓,放棄我從小的夢想,我心里不愿意。”王調芹說。
在王調芹的人生字典里,沒有“休息”兩個字,只要病人需要,無論深更半夜還是天氣多么惡劣,她都是隨叫隨到。工作這些年,為了山區婦女兒童的身體健康,她幾乎是傾注了全部心血。一天晚上,王調芹剛睡下,就聽到一陣緊急的敲門聲,原來是豐樹坪村的蘆孝干妻子在家里急產。天已經下了好幾天的雪,路上的積雪深得可至膝蓋。從鄉衛生院至豐樹坪村有3里多路,王調芹心急如焚,強烈的責任心,使她克服了路途艱難,連走帶爬在半小時內趕到蘆家。當雪人一樣的王調芹出現在蘆家時,蘆家人像是遇到了救星般欣喜萬分。此時,孩子已經出生,胎盤還在母親宮內。如果處理不及時,大人和孩子都將有生命危險。王調芹來不及喝口熱茶暖暖身子,趕緊投入工作,熟練地對新生兒和產婦進行臍帶及胎盤處理。之后,又在產婦家里待了
兩個多小時進行產后觀察,等到產婦和新生兒全都平安后,才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到醫院,已是凌晨4時多了。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由于山區條件限制,在家老法接生現象相當普遍,也經常發生孕產婦和新生兒感染的事情。為徹底杜絕老法接生,王調芹利用休息時間,風里來,雨里去,背著藥箱獨自行走在大山深處,上門了解掌握孕產婦信息,及時做好新法分娩宣傳和解釋工作,同時,做好產前檢查和產后回訪工作。經過幾年努力,嶺南衛生院婦產科得到了群眾的認可,全鄉新法接生率達到100,衛生院連續三年被評為上虞市婦幼保健先進集體。
一心為民情系病患
王調芹從沒忘記自己的誓言和責任,始終將患者的安危掛在心上,處處為患者著想,一心為患者排憂解難,以精湛的醫術解除了病人的傷痛,以真誠的情感掃除了患者的憂郁,獲得山區百姓的良好口碑。
作為一名醫生,她具有高度的責任感。王調芹時常告誡自己:醫生面對的是生命,生命對于每個人來說只有一次,任何時候都來不得半點馬虎和懈怠。今年47歲的蘆蘇云說起王調芹感激萬分:“是王醫生把我從鬼門關救了回來。”20年前的一個晚上,蘆蘇云突然肚痛得厲害,正在休息的王調芹立即叫上內科醫生一起出診,憑著職業的敏感和多年積累的經驗,她初步判定蘆蘇云是宮外孕大出血。經過妊娠試驗,更加肯定了這一判斷。當時,病人已處于休克狀態,如果不及時搶救,后果不堪設想。危急關頭,王調芹趕緊聯系醫院,并找最快的車最好的司機,把病人護送到市人民醫院,連夜進行手術。蘆蘇云后來被告之,如果再遲半小時,她的命恐怕就沒了。因為這件事,蘆蘇云和王調芹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事沒事,她總會去王醫師處走走看看,20年過去了,她們的友誼越發深厚。
工作中,王調芹常常要接觸很多經濟條件相對較差的病人。她處處替山區患者考慮,始終堅持用廉價實用的藥物達到醫病救人的目的。她嚴格控制醫療費用,普通門診病人基本控制在三四十元之間。碰到患者一時拿不出錢來治療,她總是默默地為他們墊上,這么多年,連她自己也記不清到底墊
付了多少醫藥費。凡是她看過病的人,都記得她的好。只要王醫生下村去,村民們總會熱情地把她往家里拉,一定要她吃了飯再走,或者堅持要送一些土特產給她,常常讓她感動至極,但每每都被她婉言相拒。
王調芹是嶺南老少皆知的名人,她的平易近人、寬以待人、熱心助人是家喻戶曉的。從事婦產科工作這么多年,她也曾多次碰到大出血、難產的病例,受衛生院條件的限制,不得不轉送大醫院搶救,她都全程護送,直到病人轉危為安后才離開。凡是她看過的病人,總會說:王醫生真是個好醫生,她不但耐心、細心,還十分可親,就像是我們的親人。高超的技術,優質的服務,低廉的
費用,使她聲名遠播,就連余姚、陳溪等地的患者也都慕名前來就診。
積極進取超越自我
王調芹一直認為,如果一個醫生僅有高尚的醫德,沒有高超的技術的話,她還不是一個好醫生。她不滿足于自己只是一個婦產科醫生,而是不斷拓寬領域學習提升超越自我,成了名符其實的全科醫生。
婦產科是嶺南衛生院一塊響當當的牌子,全年門診收入占衛生院總收入的1/3以上,在上虞基層衛生院中也獨樹一幟。經王調芹診治的婦科疾病和兒童常見病有上萬人次,接生的新生兒超過名,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次醫療差錯。一次,一名赤腳醫生給產婦接生時,產婦突然全身抽搐,幾近昏迷。王調芹趕到后一看就知道是產時子癇癥發作,送上級醫院已經來不及。情急之下,她采措緊急措施為產婦解驚解壓,四五分鐘后小孩呱呱落地,大人小孩都平安。產婦家屬感激涕零,特地買來一袋蘋果表示謝意,被她婉言謝絕了。王調芹每年都要經歷或多或少的急難危情,但每次都憑借精湛的醫術成功化解。
王調芹不僅僅是一位出色的婦產科醫生,還是一名全科醫生,治療普通內外科疾病同樣十分專業。她先后在市人民醫院進修,在溫州醫學院學習,參加全科醫療崗位培訓,相繼取得大專文憑和全科醫生資格。,衛生院內外科力量隨著醫生的相繼退休和調離明顯薄弱。王調芹更加注重提升自己的內外科業務水平,成了嶺南衛生院招牌式的全科醫生。一天晚上,病人徐金水因小肚疼痛被送到醫院。王調芹對他做
了驗血、b超、尿液等檢查后顯示均正常。病人家屬以為不會有什么大礙,就要回家。王調芹反復勸說留院觀察,之后又給他量了血壓,顯示80/40mmhg,經綜合分析認為可能是內臟損傷,急送市中醫院,ct顯示結果是腸道破裂。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每當病人經醫治后重獲健康,那是王調芹最幸福最滿足的時候。
工作為重家庭為輕
王調芹總是把患者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與患者的需要相比,家庭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一年365天,她總是像一只停不下來的陀螺,不知疲倦地工作著。在她的心里,醫生“拼命”就是為了救命。
1989年3月22日,王調芹的預產期到了,當時在嶺南衛生院待產的孕產婦還有四個,衛生院又只有她一個婦產科醫生,王調芹心里放不下她們,沒有去住院待產,當她挺著大肚子剛為一名前來流產的婦女做好手術,就感到不適,發現羊水已經破裂,羊水一旦破裂,肚子里的孩子就有可能缺氧,但她仍然堅持為等候門診的三位病人看好病,才乘上了駛往市婦保院的急送車。還好,女兒順利出生了。
她為病人付出了百分百的愛心,一生無愧,卻對家人甚少關心,充滿了深深的遺憾和愧疚。女兒從出生到小學畢業,一直和她住在醫院里,因為工作太忙無法照顧女兒,王調芹只好雇了個保姆平時照看著。等到女兒到百官讀初中了,王調芹更沒有時間和機會照看她,亦無法在學習上指導女兒。現在女兒已經上大學了,說起母親對她的照顧,仍會抱怨少之又少。
王調芹有兩個姐姐一個弟弟,1987年,她惟一的弟弟要結婚了,然而,弟弟人生中的大喜事卻因她的缺席讓全家人十分不悅。當時,她正在配合嶺南鄉計劃生育工作為育齡婦女放環,“因為嶺南鄉衛生院只有我一個婦產科醫師,如果我走了就會影響計劃生育工作。”于是,王調芹選擇留下來工作,沒有去參加弟弟的婚禮,最終,父母不理解,弟弟無法接受,許多年過去了,這件事一直成為她的心頭之憾。
三年前,王調芹的婆婆去世了,公公一下子失去依靠,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癥,本想多陪陪老人,讓他好好安度晚年,可當時正逢衛生院搞基建,身為院長的她每
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哪里有時間去老家陪公公,只好把公公帶到衛生院照看。公公不忍心看她這樣勞累,只待了兩個月就回家了,哪知這一去就離開了人世,她再也沒有機會盡孝,是她一輩子的悔痛……
內強管理外樹形象
在擔任嶺南鄉衛生院院長、黨支部書記的近時間里,王調芹樹立“向管理要效益”的科學理念,加強安全醫療、行風建設、人才培養和基礎建設等,使衛生院的業務收入從的30萬元提高到了和的100余萬元。嶺南鄉衛生院發展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她內強制度抓管理,積極推進制度化建設,衛生院領導班子合理分工,明確責任,重抓落實,通過強化管理,提高了全院職工的戰斗力和凝聚力。她外樹形像抓行風,深入開展衛生院職業道德建設和醫德醫風教育,通過激勵考核機制,切實推進行風建設,近幾年來,衛生院從未發生醫療糾紛、投訴、上訴等事件,,以滿分的優異評議成績在嶺南鄉基層單位(窗口)行風評議中獲第一名,并被市衛生局評為行風建設優勝單位。圍繞“落實醫改、提高服務、提升行風、促進健康、構建和諧”實踐載體,深入開展第三批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她帶領黨支部班子成員深入山區農村,和群眾交流談心開展調研,全面掌握山區群眾對醫療衛生的需求和查找嶺南衛生事業在實現科學發展進程中的主要制約因素,并深入分析檢查,切實提出有較強可操作性和實效性的整改措施并加以落實,有力推動衛生院各項事業的科學穩步發展。
一、哈貝馬斯對倫理和道德的嚴格區分是不適當的
哈貝馬斯在前人基礎上對道德和倫理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和嚴格區分。他明確提出:道德問題根據“正義標準和普遍化利益”,評價性問題根據“個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具體的歷史形式”②,“舉凡涉及美好生活或沒有虛度的生活概念的問題,都稱作‘倫理問題’。至于某事(物)‘對于所有人來講是否都同樣為善’,則是屬于‘道德概念’”③。也就是說,道德問題是關于“正義”問題、普遍規范、共同利益;倫理問題是關于“良好生活”、個體價值、私人需求。道德判斷基于“對”,是一元的;倫理訴求基于“好”,是多元的。對哈貝馬斯來說,通過這種區分,既可以為現實生活中的多元價值事實提供說明,又可以為人們在交往實踐中解決價值沖突追求普遍主義道德提供依據。可以說,這一區分是哈貝馬斯話語倫理學的基本前提。但是,對于這一區分,學術界向來頗有爭議①。很多女性主義者對此也提出了嚴厲批評。首先,哈貝馬斯關于道德和倫理以及與之相關的“公正”和“好生活”、價值和規范等區分,與自由主義傳統中性別化的公私劃分有著內在勾連。這些區分同樣會忽視各生活領域男女不同的生活經歷和道德經驗,同樣會無視私人領域中的權力關系,把許多私人領域別關乎女性權益的問題排除在正義調節和道德監督之外②。一個有力的證明是,在柯爾伯格與吉利根的論戰中,哈貝馬斯認同柯爾伯格對吉利根的批評,他認為“吉利根沒有充分區分扎根于道德視域中的認知問題和動機問題”,她的視野限于后傳統階段普遍主義道德在生活中的應用問題,混淆了“正義”問題和“好生活”問題,因而模糊了道德領域的邊界。也就是說,哈貝馬斯堅持將吉利根所關注的具體情境中的責任和關懷問題歸屬于“有關好生活的評價問題”,“個性形式和行為模式的評價問題”,歸屬于道德理論的邊緣問題③。對此,塞拉•本哈比提出嚴厲批評。她認為,哈貝馬斯和柯爾伯格把普遍主義的道德立場界定在以“公正問題”為核心的狹隘領域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不相符合。
責任和關系問題“既是私人的也是道德的。即使在我們大多都是有償工作者和政治公民的高度理性化的現代社會,更占據我們身心與我們更密切相關的道德問題更多不是來自經濟和政治領域中的‘正義’問題,而正是來自我們在‘親密領域、愛、友誼和性’等方面與他人之間建立起來的關系品質”④。她強調,責任和關系問題是真正的道德問題,應處于道德的中心而不是邊緣⑤。其次,這一區分忽視了道德和倫理、規范和價值、證明和運用等問題在具體實踐中的相互依賴性。喬治•沃克以關于代孕問題的爭論加以說明。“反對代孕的人認為,代孕允許人口買賣,侵犯人類尊嚴,侵犯嬰兒以及那些迫于貧窮、福利政策等原因而賣掉自己孩子的人的利益,顛覆了母子關系的神圣性。支持代孕合法化的人則認為,母親有處置自己胎兒的自由,代孕提升了婦女平等。禁止代孕違背了那些無子夫妻的利益,也違背了那些不管是出于金錢或是無私幫助目的的代孕母親的意志。”⑥可見,“有關代孕問題各種是非對錯的信念更多與文化傳統、家庭背景、個人經歷和價值觀念有關,更多來自對于‘好生活’不同而平等的合理的理解,而不是更好論辯的力量”⑦。而且,在代孕問題上持不同立場的人會對自由、平等等原則作出不同的解釋。⑧這表明“規范問題不能獨立于價值問題,規范的證明必然包含對價值差異的解釋和說明”⑨。哈貝馬斯話語倫理的普遍化程序意味著道德和倫理的截然區分,意味著一元道德和理性共識對個體價值和私人需求的疏離和超越,其難以真正為合理的解釋性的、評價性的分歧和差異留下空間⑩。最后,這些區分與話語原則自身的要求和承諾是不一致的。如果堅持哈貝馬斯的話語原則D,即“只有那些在實踐話語當中得到所有當事人贊同的規范才可以提出有效性要求”瑏瑡,那么,在本哈比看來,“就沒有理由預設公共正義問題和私人好生活問題的本質”,“‘正義’和‘好生活’、規范和價值、利益和需要這些劃分就應該是民主爭議的意見形成過程的結果,而不是先于這個過程”瑏瑢。也就是說,關于多元倫理與一元道德的沖突、公私劃界的標準、傳統的性別關系和角色期待等問題都應該在交往實踐中重新商談和界定。托尼•庫蒂爾也認為要實現理論的一致性和徹底性,必須拋棄道德和倫理、規范和價值這些不必要的劃分。
二、交往理性中仍然蘊涵著一個帶有理性主義偏見的道德主體
交往行為和交往理性是哈貝馬斯話語倫理學的基礎,實現了重大理論突破。它以日常交往實踐中主體間的對話程序代替了康德個體主體獨白式的自我反思,以溝通的一致和對共同利益的尋求代替純粹善良意志非自我矛盾的思想實驗,在多元主義條件下重新確證了道德的普遍性和主體自主性,同時抵抗了道德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但是,由于哈貝馬斯理性共識的獲得過于依賴于普遍語用學的內在邏輯和一個反事實的“理想言說情境”,其中難以超越的先驗主義和理想主義,又使人質疑他要遠離的先驗主義的道德理性和主體意識哲學,又通過交往理性得以復活①。很多女性主義者認為,哈貝馬斯所秉持的理性、自主概念本質上仍然是康德主義的,仍然保持著傳統普遍理性概念中理性和情感的等級劃分,仍然是無形體、無人格的,貶低和排斥女性的。瓊•巴蒂對此問題作出了深入分析。首先,她認為,哈貝馬斯對交往理性的狹隘界定像康德一樣,沒有為作為道德理解合法成分的情感等因素留有空間。哈貝馬斯將理性共識的根據置于話語行動的內在結構,即話語的有效性基礎中。“在哈貝馬斯看來,如果沒有對這些溝通規范和有效性基礎的共同認可,在每一個交往行為中也一定會產生出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話語的有效性要求被斷言為是‘準先驗主義’意義上的。”②巴蒂指出:“即使承認將這些規范看作認知合理性的基礎、判斷真理和正義問題的關鍵因素,并不代表對所有社會關系形式和規則的充分分析。同情、意向、仿效等對于道德理解、對于保持和維護社會關系是同樣重要的。”③巴蒂還認為,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仍然保持了康德式的理性自主概念。在“理想的言說情境”下,理性共識不是基于權力或個人的權威,而只訴諸于最有說服力的理由,僅是基于共同假設、論證、接受或否定的商議過程,沒有任何的強制或外在的壓力,所以,每個人是完全“自主”的,同時最大化地尊重他人。巴蒂認為,這種“自主”具有特定的內涵,它“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忠誠于康德的皮亞杰和柯爾伯格的著作。這種自主是一種認知上的和理智上的自主和成熟”④。基于以上分析,巴蒂作出如下總結:“一方面,哈貝馬斯堅持將基于共同基礎的相互理解作為構建和諧社會關系的基礎,另一方面,他將相互理解訴諸于理性共識,訴諸于合理爭辯的能力。理性共識最終又依賴于一個將認知合法性作為自主保證的程序。這重蹈了康德的錯誤,將道德的合法性與道德主體和共同體的具體的社會紐帶分割開來。”⑤艾莉絲•馬瑞恩•楊更明確揭示了交往理性概念的排斥性和性別化本質:“哈貝馬斯貶低了情感因素在道德判斷中的作用。在他重構論說的前提時追求‘先驗主義的主張’,追求必須從個人的動機和愿望中抽象出來的因素。這種主張使康德主義傳統中理性和愿望的等級劃分得以重生。在這個意義上,哈貝馬斯又落入傳統的普遍理性概念中。傳統理性概念是無形體、無人格的。而問題是這種對具體化、形體化、情感化的否定往往會導致對女性身體以及有關的社會問題的否定。”⑥
三、虛假的普遍主義和性別中立根據話語原則
D確立的規范有效性基礎和交往行為的內在邏輯,哈貝馬斯得出了普遍化原則U,即“一個規范的有效性前提在于:普遍遵守這個規范,對于每個人的利益格局和價值取向可能造成的后果或負面影響,必須被所有人共同自愿地接受下來”⑦。也就是說,一切被承認為有效的規范必須是也只能是表達了所有相關者的共同利益。哈貝馬斯不僅訴諸于話語活動的內在結構,而且吸取了米德關于自我認同的主體間建構理論、科爾伯格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以及塞爾曼等人的道德視野發展理論來論證話語倫理的普遍性和客觀性。哈貝馬斯認為,主體只有接受了“一般他者”的規范期待,才能成為自律的存在和個體的存在,規范的主體間性基礎特征才具備⑧。在科爾伯格道德認知發展的最后階段,在階段六(普遍性倫理原則階段)的層次上,個體會產生一種交互主體性的視野,出現話語倫理階段⑨。他強調,塞爾曼的觀察者(第三人稱)視野對于道德意識發展有著重要意義,是道德發展進入話語倫理階段的關鍵⑩。可見,雖然哈貝馬斯與康德一樣追求道德的普遍有效性,但與康德來自善良意志的絕對命令不同,他將道德的普遍有效性建立在無主宰對話中確立起的理性共識上,從而克服了康德義務論倫理學的先驗預設,將道德命令發展為普遍有效的歷史性建構。但是,通過對話程序確立的可普遍化利益是否就真正充分代表了所有他者的視野?形式上的合法性和內容上的普遍可接受性之間是否存在一致?這一直是哈貝馬斯話語倫理學面臨的一個重要拷問。女性主義者則重在考察理性共識是否能包容女性不同的生活經驗和特殊利益,哈貝馬斯的普遍主義訴求是否會重蹈傳統普遍主義道德哲學的虛假性和男性化本質。
有些女性主義者批評哈貝馬斯將普遍化的反思能力訴諸于“一般他者”立場,忽略了差異,難以兌現他的普遍主義理想。朱棣•迪安認為,哈貝馬斯在關于道德發展的分析中,“總是用‘第三者’或‘觀察者視野’指示一種特殊的認知功能,即將自我與情景分離的能力,將特殊問題一般化進行判斷和評價的能力。而且,哈貝馬斯在視角選擇的分析中,用‘一般他者’,替換了‘第三者’或‘觀察者視野’。事實上,他的世界視角的完成依賴于這一轉換”①。她認為,哈貝馬斯“觀察者視野”中立性的預設,沒有考慮扎根于社會關系結構中的內容,脫離了等級化的性別秩序,這樣也就使他忽視了在每一個轉折階段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發展問題,忽視了男女不同的權威標準和認同方式。迪安強調:“在一個男性占支配地位的家庭、社會和文化背景下,將‘第三者’中立化就遮蔽了他的男性化本質。”②本哈比同樣質疑哈貝馬斯的“一般他者”立場。她區分了兩種不同的自我—他者關系概念,即“一般他者”和“具體他者”。“一般他者”立場總是將每一個個體看作是像我們一樣擁有相同權利和責任的理性主體。抽離他者的不同個性和身份將其等同于自己,我們與他者的關系受形式上平等和互惠的規范制約。相反,“具體他者”立場則要求將每一個人看作是擁有具體的歷史、身份、情感構成的個體,從關注共同性轉向個體性,我們與他者的關系受公平的互補的互惠的規范制約③。她批評自契約論以來包括羅爾斯、科爾伯格、哈貝馬斯等在內的普遍主義道德倫理,都是“一般他者”立場占主導地位,忽視了“具體他者”立場。她認為,這種道德理論“根本不可能貫徹相關的可普遍化能力的驗證。因為,我們缺乏必要的認知信息去判斷我的道德位置是否與你一樣”④。本哈比深刻指出:西方普遍主義道德理論實質上是“替代性的”,“他們所維護的普遍主義只是通過將某些群體的主體經驗認同為人類條件的基本范例而界定的。而那些主體總是代表著那些有財產的或者是專業的成年白人男性。”⑤有些女性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理性共識的預設和普遍主義的立場。卡羅爾•古德認為:“雖然所有聲音都能自由地進入話語,沒有利益的表達被排除在外。但話語的目的———它決定了目標和方法———是達成共識。差異是即將成為過去的事物。而且互惠性的承認主要在于普遍的同意,而不在于它能夠增強和表達多樣性。多元性是一種多元話語的原初條件,但是同一的聲音是它的規范性原則。”⑥楊做出更激烈的批評,她認為,不管將一致性設定為民主討論的出發點還是目標都會造成排斥性的后果。因為,“對先在一致性的設定,取消了自我超越的需要”,如果討論的目標是生發出某種共同利益,那么差異本身成為“某種必須予以超越的東西,因為差異意味著偏見和分裂”⑦。而且,一致性的設定還暗含了另一種排斥機制,可能造成特權的永久化,“那些占優勢的視角就可能支配對共同利益的界定,弱勢群體則要求將自己的經驗擱在一邊”⑧。
四、“交往烏托邦”忽視了各種結構性不平等對對話的影響
哈貝馬斯理性共識的獲得依賴于一個“反事實”的“理想的言說情境”。假設排除了任何內在或外在的暴力和強制,每一個參與者都能自律、自主地參與對話,都享有平等的權利,都能認真傾聽并真誠回應他人的理由和需要,盡力達成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意見。這一理想預設顯然與現實不符,具有明顯的烏托邦色彩。雖然,哈貝馬斯也坦承自己的理想性并多次強調這一理想預設的現實關照意義,但還是遭到來自各方學者的批評,也成為女性主義批評的重要方面。很多女性主義者批評哈貝馬斯沒有充分關注各種權力差異對于對話的影響。她們強調,基于經濟、文化、性別和種族等的結構性不平等和排斥是根深蒂固的,并非僅僅是形式上的通過立法就可消除的。即使將所有的個人和群體包容進對話,對話仍會有排斥性。琳•桑德斯揭示了對話中“知識上權威的不平等”⑨現象,即在現實的對話中,有些人總是更能說服別人,更能得到他人的認可,而不管他們的陳述實際上是不是更有價值或更正確。而有些人則不容易被人傾聽,更容易被漠視。后者往往是那些在政治機制中代表名額不足的,在經濟體制中處于劣勢的婦女、少數族裔特別是黑人或者窮人。瑪莎•盧格尼斯和伊麗莎白•斯皮爾曼揭示了白人婦女和有色人種婦女之間在相互了解的意愿方面存在嚴重的“不對稱”①,即白人婦女相比有色人種婦女更缺乏彼此對話的準備和意愿。而有色婦女則不得不去了解白人婦女的自我概念和對她們的概念。瓊•特龍托也提出了類似的批評,她稱為“優勢者的不負責任”②,即處于社會優勢的特權階層總會將自己的需要看作是最重要的,理所當然的,而拒絕理會社會底層的關注。
有些女性主義者揭示了對話中話語本身的排斥性和權力關系。語言在哈貝馬斯話語倫理學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哈貝馬斯正是以語言的內在邏輯和結構為基礎實現了對倫理學的重構。但是,話語本身并非是中立的,語言結構與權力結構密不可分。楊認為,話語本身就是結構性不平等的綜合產物。話語傳達了得到廣泛接受的關于社會運作的普遍性概括和大多數人運用的社會準則和文化價值。人們不管處于結構性不平等的什么位置,都會運用這些話語來思考,都會受到這些意識形態和霸權話語的影響。在這樣的話語體系和對話交流中,會產生虛假的共識,不可能產生真正自由的贊同③。在這方面,佳亞特里•斯皮瓦克作出了最尖銳的批判。在她具有開創性的《底層人能說話嗎?》一文中,她質疑:底層人是否能真正表達自我,她們的要求是否只是被現有的占支配地位的論說所誘導。她以印度的寡婦殉身風俗(跳入丈夫的火葬堆殉身梵語sati)為例加以說明。在印度土著保護主義者那里,那些“婦女實際上想要那樣死”,是忠于印度文化傳統的英雄。英國殖民者廢除了這一風俗,認為這是“白人正在從褐色男人那里拯救褐色女人”④。但是,人們卻難以發現那些婦女自己聲音的證據,“在父權制與帝國主義之間、主體建構與客體形成之間,婦女的形象消失了”⑤。斯皮瓦克要說明的是,事實上,底層人根本沒有合理的途徑來表達自己的聲音,底層人要么不會發聲,要么即使發聲也是被淹沒在主流的權利話語體系之中。同時,她質疑知識分子為底層人尤其是底層婦女代言的可能性。因為,這種代言往往忽略了底層人的缺場,往往會壓抑和扭曲底層人的愿望,最終達成和主流權利主體的政治共謀。因此,對于底層人來說,話語倫理鼓勵參與者對自己需要的表達,只不過是在承認他者的同時,又淹沒了他者⑥。更為嚴重的是,話語倫理的理想主義設計和對形式主義的追求加劇了對這些不平等權利關系的漠視、隱藏甚至合理化。如桑德斯所說:“不管是被歧視的還是其他公民都會漠視這種文化上的偏見”,因為他們相信,“在‘理想言說情境’下,在公開的批評論證中,除了理智的力量和對公共統一性的追求,其它因素都不起作用”⑦。羅賓遜也指出,因為話語倫理只是強調要接受程序正確的結果而不強調任何實質性的內容,就更加會隱藏那些有益于對話的重要價值,更容易忽視其它壓迫的根源⑧。由于對各種權力支配和不平等關系的忽視,也就不可能真正為消減社會不平等,促進有效的參與提供實際的具體明確的說明。在托尼•庫蒂爾看來,雖然哈貝馬斯也強調必須關注能夠允許所有相關者自由平等參與的條件,但他所關注的“只不過是程序性的條件或規范化的考慮,而不是實際的,性別相對主義的策略。他從來沒有具體涉及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的那些能夠使女性在一個男性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獲得更多爭辯自由的主張。因此,他忽視賦予女性特殊權利的重要性”⑨。斯皮瓦克也尖銳指出:“尋求排除了權力關系的對話形式,是消磨了溝通中應擔負的道德責任。”
什么是人格?正如我們前面講到的許多概念一樣,人格也是一個存在著很大分歧的概念,不同的學者由于所站的角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對人格一詞的理解也就不同。阿爾波特G(.w.AlPlor)t曾對人格定義做過一個系統研究,他羅列了約50多種不同的人格定義,并對這些定義進行了歸類,其中心理學領域下的定義可以分為6種,這類定義把一個人所有的特質的總和稱為人格,其實質是把特質不分大小,一律相加;②綜合性定義(integrativeandconfiUgrationdefinition),強調人格是人各方面特征所組成的一個整體:③等級性定義,這類定義將人的各方面的特征分為不同的等級層次,其最高層次的特征對其它特征具有統合的作用。④適應性定義(definitionintermsofadjustment),這類定義強調人格的功能在于適應社會;@區別性定義(definitionintermsofdistinctiveness),這類定義強調人格是一個人獨有的特征:⑥本質性定義(definitinonitemrsoftheeSS。nec。fhtePerosn):此類定義認為人格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同,而且更是個體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特征。當代心理學一般認為,人格是支持個人生活的認知、情感和行為的復雜組織,它既包含了人先天的基因因素,同時也包含了人后天的生活經驗。盡管學者們對人格的定義有著不同的看法,但對于人格特點的理解卻有著基本接近的觀點。第一,人格具有統一性。統一性有兩層含義:首先人格是一個人認知、情感、行為等多方面交互作用的面貌展示,認知、情感或行為的單方面特點都不能代表人格本身;其次,人格所包含的各個組成部分是一個統一整體,它們之間的變化具有連帶性,也就是一個方面的變化必然會引起其它方面的變化。第二,人格具有穩定性。穩定性意味著人格是跨時間、跨情景和跨場合的,人們可以通過個體在某一個時間、情景或場合卜的人格特點來推斷其在其它時問、情景或場合下的人格特點。但人格的這種穩定性并不意味著它是永久的、不可改變的,人格是可塑造的也是可培養的。因為人格本身包含有個體的生活經歷,當個體的生活經歷本身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時,個體的人格自然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不過,人格的變化是很緩慢的,它·般滯后于生活事件的變化。第二人格具有復雜性.復雜性是這個世界的特性之一,世界上的許多事物、現象都具有復雜性,但人格的這種復雜性卻有其本身的特點.首先,這種復雜性體現在它是對人的認知、情感和行為等方面的綜合反映,因而這種復雜性就既具有結構上的特征,同時也具有功能上的特征。其次,這種復雜性還體現在人格的“變”與“不變”上,從本質上說,人格的“變”與“不變”都是相對的,這就意味著人們總是要在運動和變化中來把握人格。再次,人格經常會受現象或情景的影響,它的展現經常會被情景性事件所掩蓋,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把握人格本身就是一個透過現象看本質的過程。第四,人格具有獨特性。獨特性是指每一個人的人格面貌是獨一無二的,也就是說不同的人的知、情、行是以特有的方式相結合,又以特有的方式去展現。人格的獨特性一直是心理學研究和關注的重點,對于人格獨特性的把握,現在·般是通過人格的特質維度來進行。從古代始人們就一直對人格有著濃厚的興趣,這主要是叢于人都有一種強烈的真正了解他人的愿望。很明顯,我們不能只靠別人的言語、動作、行為等來了解·個人,因為這些很可能是假象,是一種欺騙。有鑒于此,人們很早就開始運用一些專門的手段、技術等來對一個人的人格做出鑒定,這種鑒定甚至可以追溯到有歷史記錄的年代。如公元前10世紀,古巴比倫的占星家們就根據一個人出生時行星所處的位置來判定一個人的人格和命運。到了古希臘、古羅馬時代,人們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手段,通過相面來對一個人的人格做出判定,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學者之一的亞里士多德也曾說過,前額大者偏呆板,前額小者用情不專,天庭闊者好激動,天庭突者易發脾氣。現代醫學、生理學和行為科學等早己證明這是一種迷信的無稽之談,但這種觀點到現在似乎仍有很大的吸引力,許多城市的大街小巷,特別是一些風景名勝的地方我們仍然會看到這種看面相、看手相的情景.到了十九世紀,由于生理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一些人又發展了一門新的鑒定人格的學科—顱相學(Phernology,也稱骨相學),它根據人頭骨的大小、形狀等來判定一個人的人格。當時的德國解剖學家加爾(Gal)l是顱相學積極提倡者。他在大量觀察了監獄
和瘋人院的許多人的基礎上,把人的顱骨劃分為37個區域,并對每一個區域的特征與人心理的關系進行了分類,如,加爾認為頭骨隆起的人具有扒手的人格特征。當心理學成為一門科學之后,心理學家們又在人格研究中出現了新的爭論,主要是遺傳論和學習論的爭論。遺傳論者—女一高爾敦(Galton)、格達德(Goddard)、推孟(Terman)等人認為:人格主要是遺傳的,只不過這種遺傳是以一種回歸的方式出現,人們不易從現象中直接發現,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統計測量手段。他們拿出了許多的調查數據來證明自己理論的正確性,其中最典型的是“名人的后代更可能成為名人”的統計資料,高爾敦甚至還寫了一本書來說明他的這種觀點,書名就叫《遺傳的天才》H(erdeitaryGenius)。現在看來,高爾敦的心理遺傳理論雖然有失偏頗,但它的真實性也許也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樣荒唐。至少目前的許多事實(如利用家族圖譜分析法、雙生子比較法等獲得的事實)己經能夠證明人心理的很多方面都是來自于遺傳,只不過是或多或少的問題。學習論者—如巴甫洛夫(Pavlov)、華生(watson)、斯金(skinner)等人(主要是一些行為主義心理學家)則認為:人格是由后天的學習而來,后天的社會文化環境決定了一個人的人格發展狀況,這-部分心理學家用了很多的實證實驗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到目前為止,這種爭論仍在人格心理學研究中繼續著,似乎誰也說服不了誰。不過這種遺傳論與學習論在今天己演化成為另外兩種相對立的人格理論,一種是實體論(entitytheory),另一種是漸變論(inerementaltheory)。實體論(Mueller,&Dweck,1998)認為人格特性是固定不變的,它華本上不受人后天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如一個人的努力程度、行為動機和特定的情景等。實體論者相信人格是由人格特質構成的,人格特質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個人的行為模式,一個人的行為其實就是一個人的特質的外顯過程,人格特質和行為之間存在著簡單的對應關系。因此,實體論相信一個人的行為具跨情景性、跨文化性和跨時間性,也就是說只要具有了某種人格特質,那么他不管在什么條件卜都會具有和這個特質相對應的行為。當然實體論也承認外界環境和情景的影響作用,但他們認為外界的環境和情景條件只是起著一種表層裝飾作用,它只能影響人格特質活動的具體方式,而不能改變其所導致的行為的性質。因此,環境和情景條件從某種程度上說只是附加在心理系統上的隨機千擾,受環境和情景條件干擾的行為也一定最終可以還原為個體所具有的潛在特質。在實體論者的心月中,人的行為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較低的可變性,心理學學家只要考察行為本身就能準確地把握到一個人的真實的人格特質。實體論的這種關于人格特質的不變性信念因其比較符合科學主義的精神而受到許多心理學家的推崇,在許多人看來,心理學的根本日的就是要尋找隱藏在事物背后的客觀規律,并希望最好還能把這種規律還原到個休的生理機制上。和實體論相對的另一種人格理論是漸變論。漸變論者堅信人格是可塑的,在不同的情景條件一人的行為與人格是可以分離的。在這里漸變論主要有兩個觀點:首先,盡管人先天的神經構造對個體的人格具有一定的影響,但人格主要還是受一個人后天的努力、動機和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人格會受這些因素的影響而形成,同時又會隨著這些因素的改變而改變。其次,人的許多行為盡管受到人格的影響,但也可能隨環境或情景條件的變化而顯示一定的意義變化,人格與行為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漸變論堅信個體人格的形成過程是一個動態過程,是動態中的平衡,因此對人格的認識過程也應是一個動態過程。只有對一個人的心理過程—如需要、動機、認知、情緒等動態性的研究(盡可能多的了解對象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情景「的心理過程與行為表現之的關系),才能真正準確把握或解釋個體的人格。不過,漸變論者也經常使用人格特質這個心理學專業術語,但他們在使用這個術語時和實體論者有著明顯的區別。漸變論者主要把特質當作是個體行為的一種社會性概括,也就是說,漸變論在使用特質這個詞時更主要是突出其在一定時間、一定情景一F的社會意義,而實體論者則更強調特質的生物屬性意義,強調其跨時間、跨情景的一致性。關于實體論和漸變論的心理模型的具體比較我們可以參閱下面的。 第二節積極心理學關于人格的基本觀點
積極心理學對人格的研究,是以反思和批判傳統心理學關于人格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來進行的。積極心理學認為傳統的人格心理學研究—不管是實質論還是漸變論,它們都存在二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過分強調了人格的獨特性而忽視了人格的共同性,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但世界土也似乎不存在兩片完全不同的樹葉;二是傳統的人格心理學有著消極的特性,即過分關注了問題人格,從精神分析人格理論到現在比較流行的特質人格理論,它們的最終歸屬點都無一例外地落實到了對問題的分析和研究上.
一、積極心理學人格理論的主要觀點
積極心理學主要是在個體水平上對人格進行了研究,從目前來看,積極心理學的人格理論還不盡完善,甚至可以說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但從已有的研究來看,積極心理學的人格理論主張主要有以下三個突出的觀點:
(一)提倡研究積極人格特質
人格心理學研究的一個最大的心愿是試圖以少數荃本類型來對整個人類進行分類,這當然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也是一個可作為的嘗試,現代心理學流行的方法是通過特質緯度來對人格進行分類.所謂特質“是指個人的遺傳與環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對刺激發生反應的一種內在傾向;不作嚴格區分,也可以將特質理解為性格特征。”(黃希庭,1991,p.672)也就是說,一種特質可以歸結為一個人以相對長久和一貫的方式而表現出與別人的不同(有文化的差異),是個體的一種持久性的性格特征,它和具體的生活情景共同影響著一個人的行為、認知和情感等。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或他人進行描述時,我們常會使用一些特定的形容詞,如“好爭斗的”、“聰明的”、“易激動的”、“少耐心的”、“謹慎的”等,這實際上就是一個特質術語的使用過程。特質是從一個人具體的行為過程中抽象出來的,但我們又不能簡單地把特質作為原因而回到這個人的行為本身。如我們說某人是一個好爭斗的人,但如果這個人在一次活動中無故地毆打了他人,我們不能說這是因為他有好爭斗的特質使他這樣爭斗。積極心理學同樣也采用特質緯度來對人格進行研究,在這方面,積極心理學秉承了它的一貫做法,主張人格研究不僅要研究問題人格和影響人格形成的消極因素,更要致力于研究良好人格以及影響人格形成的積極因素,是·種積極的人格理論.人格心理學中最著名的特質理論是“大五”人格理論,所謂“大五”是指形容人格的五大因素(關于到底是幾大因素,目前心理學界還有爭論,如艾森克認為只要三個因素就行了,而卡特爾則認為要有16個囚素等),這瓦人因素是從所有描寫人格的形容詞「!,運川囚素分析法而抽取出來的,它們分別是神經質(neuroti。ism)、外傾性(extraversion)、開放性(openness)、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盡責性(eonseientiousness)。這五個詞本身都是川來描寫人面對外部事件時的表現,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價值意義,是一種中性詞,如神經質指人在面對外部事件時的表現是有勇氣還是焦慮、是平靜還是生氣、是快樂還是消沉、是自我控制還是沖動等;外傾性指人在面對外部事件時的表現是好交際的還是自我封閉的、待人熱情的還是冷淡的、是活躍的還是保守的等;開放性指人在面對審美、情感、價值觀、行為等時是好幻想的還是墨守成規的;宜人性指人在面對外部事件時的表現是信任的還是懷疑的、樂于助人的還是不合作的;盡責性指人在而對外部事件時的表現是自我約束的還是放任的、是講秩序還是混亂的、是精心計劃還是一時沖動等。所以從“大五”人格特質理論的本質來看,人格心理學相信在協·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存在著兩股抗爭的力最。一股力最是消極的—它代表壓抑、侵犯、恐懼、生氣、悲傷、悔恨、貪婪、自卑、怨恨、高傲、妄自尊大、自私和說謊等;另一股力量是積極的—它代表喜悅、快、福樂、和平、愛、希望、負責任、寧靜、謙遜、仁慈、寬容、友誼、同情心、‘慷慨、真理、忠貞和幸福等。這兩股力量誰都可能戰勝誰,關鍵是看每一個個體自身到底在給哪一股力量不斷注入新的能量,在給哪一股力量創造更適宜的生存心理環境。在第只章中我們曾經把積極體驗分為兩種,一種是感官偷悅,主要由感覺器官的滿足而帶來的體驗;另一種是心理享受,它是由于個體全身心地投入活動、并在活動中能充分發揮
自我的積極力量時(大多數情況「伴隨著取得某種實現或成就)而產生的一種體驗。個體自我的積極力量具有性格類特征,它在促使人獲得積極驗的同時,也對人美德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作用。Peterson和Seli叨an(petesron&seli腳an,2001)曾做過一個積極)]量的行為分類評價(theValuesinAetionClassifieationofStrengths)系統,在這個系統里,良好品德(智慧、勇氣等)是核心,而培養性格類積極力量則是確保個體能獲得良好品德的重要途徑(具體見表5一1),表5一l中所列的24種性格類積極力量就是積極心理學研究的24種主要積極人格特質。如果一項性格類特征是積極人格特質(也就是性格類積極力量)的話,它一般要滿足二個方面的標準:第一,“是特質類的、和幸福生活的實現相聯系、滿足道德價值、不會損害其它人的利益、受到公眾社會的肯定、在社會角色中有較高的價值意義、可以被有杰出成就的人作為自己之所以成才的例證。(AlnaCarr,2004,p.51)”第二,除了以上這些標準之外,積極人格特質還有一條最重要的標準,即和每一條積極人格特質涵義相反的性格類力量不應同樣具有的積極價值意義。如“靈活性”的反義詞是“堅定性”,堅定性在社會生活中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因此,靈活性就不屬于積極人格特質。后來Peterson和Selimgan又把這兩條標準細化為12個方面,它們分別是:普遍存在性(在不同文化中都存在)、滿足感(有助于自我實現感、滿意感、幸福感的產生)、道德性價值(有自己的社會價值意義)、不影響他人的成長(能被他從敬仰或崇敬)、對立面具有消極意義、特質類(具有相對穩定性)、可測量、獨特性(和其它積極力量沒有共同的地方)、個體性(和個體的生活相聯系)、驚奇性(可成為年輕人或孩子學習的榜樣)、選擇性缺少(不是姆個人身上都能表現出來)、社會性(是社會行為或各種儀式要培養的目標)(Selimgna,etl,2005,p.411)。當然一個人要想獲得良好的品德,并不是說就一定要具有一項美德所包含的全部積極人格特質,許多時候一個人只要具有其中的一項或二項也許就夠了。同時這也少補不表示一個人只要具備了這24條積極人格特質,就·定能形成這6大美德。事實上,個體良好品德的最終形成還需要一定的保障條件,如教育、社會環境、家庭文化等。順便說明一卜,表5一l中所列的6大美德被認為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具有生存價值意義的心理機制,它們己經具有了某些生物性特征。人格心理學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過分關注了問題人格或人格的問題方面,這使人格心理學的發展出現了一種不平衡:即一方面解決各種人格問題的技能、技巧日益成熟,而另一方而卻對良好人格的形成或發展一無所知。積極心理學強調人格心理學必須研人內心所存在的積極力量,只有人所固有的積極力量得到培育和增長,人性的消極方面才能被消除或抑制。如果人格心理學僅僅只是以幫助人們消除問題人格或人格中所存在的消極方面為中心,那么,即使當人所有的問題都被消除后,人本身所具有的積極力量也不可能得到自然的增長,
這樣的人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完善的自我實現的人。當然積極心理學倡導研究積極人格并不意
味著人格心理學就是要忽視或放棄對人格問題的研究,它只不過是強調人格心理學要成為一
種平衡的人格心理學,要在既研究消除各種人格問題的同時,也要致力于研究助長良好人格
的積極方面。
(二)強調人格形成過程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
首先,積極心理學承認個體特定的生理機制會產生與它相應的行為模式,但這種生理機制對行為模式的影響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更不是持久的。也就是說,“人不是按照由基因圖譜規定的固定路徑來發展自己的,人格主要是在人與社會文化環境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一個復雜的因果活動過程中得到發展,內在因素、外部行為、社會文化環境三者是交互作用的。”(CPaaarr&Cevrone,2003,p.62)如Magnusson在研究中發現,生理成熟較早的女孩子,其發育早期常常容易出現各種問題行為,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典型的生理因素所導致的結果.但對這一現象作進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后發現,這一現象其實并不完全是由先天的生理機制所決定的.同一年齡組的女孩實際上生理成熟相差很大,這就意味著那些成熟早的女孩和其他同年齡的女孩有著完全不同的生理性和心理性的動機和需要(Mganusosn,1992,PP.119一138).這種動機和需要使得她們會去追求和同齡人比起來有明顯不同的人際交往關系(這種人際交往關系主要是由一定的社會文化價值觀決定的),但社會卻不考慮這個問題,仍然把她們和其他女孩一樣對待,這就導致了她們可能會出現某些問題行為。也就是說,正是這種特殊的人際交往關系決定了她們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評價,從而導致了她們的不良行為方式—問題行為。事實上,當這些女孩子在后期改變了她們早先的人際關系后,她們和其他一般孩子的行為也就沒有什么差異了。Mganusson等人的這一研究說明生理機制既對人格產生著重大影響,但又不完全決定著人格的發展模式,人格應是生理機制、外在行為和社會文化環境共同影響的一個合金。其次,積極心理學認為外在的行為和社會文化環境對人的生理機制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會改變人的某些生理機制的功能、結構等。積極心理學的這一觀點己被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所證實,Gott11eb(1998,P.79一802)等人在一項研究中就發現,當人面臨一個全新的行為方式時,人的中樞神經系統會顯示出相應的可塑性和變化性,期間人的荷爾蒙水平和細胞質均會發生·定的變化。而日.敏新的REP實驗研究也表明,不同社會文化背景條件「學習的個體,其同一種知識在大腦中的腦定位也可能不同,如北京師范大學舒華教授等人的研究就顯示,中國孩子和美國孩子在學習英語時,他們的英語知識在大腦中的定位位置是不同的。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說,個體現有的生理機制既是生物體屬性本身進化的結果,同時也是個體行為和社會環境起作用的結果。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積極心理學在人格研究中雖然也不忽視先天生理因素的影響,但更強調后天社會文化環境對人格的影響。在個體的生理機制、外部行為和社會環境只者的交互作用中,積極心理學強調人格首先是一種外在的社會活動,然后在一定的生理機制的作用「而內化為個體的一種穩定的心理品質。因此,人格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個體內化其外在活動的結果,正如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WihtamJmaes,1842一1910)所說的,如果你播一一個行為,你將收獲一個習慣:播下一個習慣,你將收獲一個性格;播下一個性格,你將收獲一種命運。而在外在的社會活動內化為個體內部的心理活動過程中,積極體驗則在其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中介作用(關于這一問題的論述請參閱本章后面部分的相關內容)。
轉貼于 (三)強調人的能力及潛力在人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
“目前流行的人格心理學是在過分強調人的局限性而忽視了人的潛力的框架內進行的,在一些觀點看來,人格由一些在不同生活情景中較少發生變化的先天遺傳特質傾向所構成;另外一些觀點則認為,即使環境影響能改變人己有生理機制的激活闌限,但人格總是由那些在不同的生活場景中結構和功能都不變的、主要由進化而形成的特定領域的機制所組成.”(叩arar&Cevrnoe,2003,.P62)其實,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人類的畢因力量早已和人的某些行為功能相結合而成為了一種受主體控制的能力(或者是潛在能力)。因此,忽視了人的能力和人的潛力在個體人格建構過程中的作用也就是忽視了人在發展過程中的主動性(或說是忽視了人的主體性)。積極心理學之所以強調人格是由人的內部生理機制、人的外部行為和社會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主要是為了更好地說明自己的理論觀點:即人格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個體主動建構的過程,人格心理學在研究人的各種心理問題時也應研究人的積極力量,也就是研究影響人積極人格的成長因素。因為,既然良好的行為和外部環境是積極人格形成的一個重要來源,而人在自己人格的建構過程中又具有主動性,那么我們就能通過發展人的良好的行為和良好的社會環境來達到建構或改善個體的格。而要發展人的良好行為和建構良好的社會環境,我們則又可以通過發展人的主動的積極行為能力,因為當個體具有了主動的積極行為能力之
后.他就可以對自己的心理體驗、行為方式以及周圍的環境有意識地施加一定的積極影響,從而影響自己的人格建構.這樣,一個人的現實能力(包括人對自己行為的評價能力、制定日標的能力、實現目標的計劃能力等所有涉及到行為形成的能力)就被納入到了人格的建構之中,并且成為了影響人格的一個重要力量。不僅如此,這種交互作用的觀點也使人的潛力也被納入到了個體的人格建成構之中,因為潛力總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和其它事物發生關聯時就能被人意識到(也即上述三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就必定使個體的內在潛力得到表現),而個體的潛力一旦被意識到后,它就會表現出與現實能力同等的作用。正如Kagan在1998年時曾講到,一塊躺在湖底的大石頭被人稱為潛在的危險,但這一危險的意義并不是它本身固有的,也不是在它孤立時所能表現出來的,但當它在和其它具有社會意義的事物發生聯系時,它就開始顯示其危險的意義。因此人類在積極人格的建設過程中就不僅要關注人的外在能力,也要關注人的內在潛力。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積極心理學眼中的人格心理學已不僅僅只是對個體的差異做出描述,或者利用其理論來對某些人的人格問題進行糾正,更主要的是要通過對人格的分析來喚起心理學對積極力量的關注,并以這種積極力量來幫助所有人形成積極的人生態度,也就是一種積極的人格觀。
二、積極心理學對人格的分類
積極心理學是以解釋風格為標準來分類人格的,這種分類在心理學歷史上還是第·次所謂解釋風格就是指人們對發生于自己身上的事(也就是外在的刺激)的理由所做出的一種持續一貫性的解釋方式。具體地說,就是不同的人喜歡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外在刺激事件的理由,而這種解釋又是相對穩定的或持續一貫的。解釋風格這一概念首先是由塞里格曼提出的,它是從60年代的“習得性無助”這一概念發展而來的.
(一)習得性無助理論和歸因控制點理論
前面第二章中我們曾提到塞里格曼在二十世紀60年代末的一次實驗中發現了“習得性助”現象,在發現這一現象之后,塞里格曼隨后和他的同事進行了一系列的“習得性無助”實驗。他們先把一些狗一只只輪流拴在有電擊的籠子里,讓它們分別受到多次電擊(讓它們學會習得性無助)。然后,再把這些狗和其它幾只沒有受過先前電擊的正常狗關進同·個籠子,裝狗的籠子里有一只電燈不時打開,電燈亮后10秒鐘給予一次電擊。這樣幾次之后,籠子里所有的狗都形成了把燈光和電擊聯系在一起的條件反射。這時突然打開電燈,所有沒有經過前面單獨處理的狗在籠子里擠作·團,到處亂竄,它們很快跑到籠子的另·端而逃避電擊。而所有經過前面單獨處理過的狗則呆在原地,不知道做出任何努力去逃避。依據這個發現,塞里格曼對人類做出了大膽的假設,他認為許多人存在的諸如壓抑等心理問題的主要原因可能也是具有了“習得性無助”—對現實有了一種無可奈何的信念,而不是他們真的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但這個理論一提出來就遭到了許多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和心理治療師們的反對,他們用許多的生活事實和臨實證明了這種推論的不可靠。在這種情況「,塞里格曼和他的同事們開始尋找另一種更好的方式來解釋人類的這種心理壓抑,他們于是把“習得性無助”理論和羅推爾(Rotte)r的歸因控制點理論相結合。羅推爾在上世紀50年代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他既是一位心理治療師,又是一位實驗主義心理學家。盡管總的來說他是一位行為主義者,但他長期的心理治療實踐經驗卻讓他特別重視人的認知過程和情感過程。他發現,許多病人的生活態度通常是由、些關鍵性的生活經歷所造成的,而一旦形成了某種態度,這種態度則會泛化到他其它的一切行為上。羅推爾和他的研究生做’f一個實驗,他拿出一些卡片,這些卡片上有正方形或圓形圖案,但他只是把沒有圖案的一面呈現出,他讓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一些本科生猜測卡片上的圖案到底是什么?他告訴這些本科生說這是一個超感覺實驗,但實際上這只不過是一個幌子,用來掩蓋實驗的真正日的。當這些被試猜測之后,由實驗者來說是對或錯,也就是說不管被試猜測的真實狀況如何,實驗者才真正決定著被試的對或錯。當他進行了一組10次之后(分別根據需要給被試以不同的強化,目的是讓其中的有些人具有相信自己真的有某種超感覺的信念),他讓被試自己估計他在后面的一組中會猜對幾個,并說明理由。這時就出現了差異,有些學生會認為自己在后面會做得很差,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完全是憑運氣猜中的;而另·此學生則認為自己下次會做得更好,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猜中是由于自己有超感方面的技巧,而且這種技巧會隨著練習而更加熟練。在對這個實驗進行分析整理的同時,羅推爾還發現他督導培訓的一個名叫費里的心理治療師有一個病人很有趣。這位病人是一個40歲左右的中年人,他總是抱怨自己沒有社交能力,但在費里的敦促一「,他參加了一個免費的校園舞會,在舞會上,這位病人和好幾位女孩子跳了舞。可當費里事后跟他談論這些時,他卻說:“這完全是運氣,這樣的事以后再也不會發生了。”當羅推爾把以上兩件事聯系起來后,他一下子就產生了一種新的想法,這種新想法就是我們今天社會心理學上所講的“歸因控制點理論”。歸因控制點理論認為,人在血臨·定的生活事件時時,要么把其原因歸咎一J幾外部川段,如運氣、機遇、命運或者其它人的力量等,要么把其原因歸咎于自己的內部力量,如智力勤奮或者其它一些個人的特征等.前一種人的歸因控制點在外部,具有外部控制點的人常常會覺得自己對外在事件無能為力;后一種人的歸因控制點在內部,具有內部控制點的人常常會覺得自己是生活的主人,自己能控制事件的發生或發展。依據這一思想,羅推爾還編制了一個歸因控制點的測驗量表,這個量表共有29條項目,每項題目都有2個不同的答案可供選擇,我們選擇其中的幾條作一個說明。如:
2、()a人生不幸多是運氣不好所致;
()b人生不幸多是人自己所犯錯誤的結果。
4、()a天長日久,人總會得到他應該得到的尊敬:
()b很不幸的是一個人的價值經常會被埋沒,不管你自己多么的努力。
11、()a成功是努力工作的必然結果,它與運氣無關;
()b得到一份好工作主要取決于合適的時間與合適的地點。
25、()a我經常感到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無能為力;
()b我幾乎不相信運氣會在我的生活中起什么重要的作用。
在以上項目中,如果你選擇2a、b4、1b1和25a時,你就是一個外部控制點的人,你就傾向于把自己的失敗或成功歸因于運氣、命運或其它人的力量,這些都不是個人自己所能控制的;反之,你就是一個內部控制點的人,人就傾向于會把自己的失敗或成功歸因于自己的智力、勤奮或其它個人的特質,這些都是個人自己所能控制的。 (二)“樂觀型解釋風格”與“悲觀型解釋風格”
塞里格曼發現自己的“習得性無助”理論和歸因控制點理論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也就說,個體在不同的外界條件的作用’一F,會習得不同的歸因控制點,個體的心理壓抑等問題的出現更主要是由于習得了歸因外部控制點。這一理論在土世紀七十年代未提出以后,受到了許多心理學研究(包括心理學調查和心理學實驗)的確認。到了八十年代,塞里格曼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將其理論進行了修改和擴展,他把修改和擴展后的理論命名為“解釋風格”理論。他把人格分為“樂觀型解釋風格”和“悲觀型解釋風格”,這一理論莫定了積極心理學人格理論的基礎,同時它還直接導致了一種新的心理治療技術的產生—認知療法(通過歸因的改變來改變一個人的解釋風格)。塞里格曼認為,在面臨失敗和挫折時,所有人都會自我去尋找其原因。“樂觀型解釋風格”的人會認為失敗和挫折是暫時的、是特定性的情景事件、是由外部原因引起的,而且這種失敗和挫折只限于此時此地:而“悲觀型解釋風格”的人則會把失敗和挫折歸咎于長期的或永久的原因、具有普遍性、是由自己內在原因引起的,并認為這種失敗和挫折會影響到自己所做的其它事。而在面臨成功和成就時,人們也會去自我尋找原因,但“樂觀型解釋風格”的人這時會認為成功和成就是自我的內在原因所致,而且是長期的,并會泛化到自己的其它活動中去;反之,“悲觀型解釋風格”的人會認為自己的成功是因為外在的原因,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它只限于此情此景.因此,具有“悲觀型解釋風格”的人就容易形成壓抑、焦慮等心理問題,隨后的一些心理學家(Peterosnet!a.,2002)做了許多的調查研究,結果都證實了塞里格曼的這一觀點.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塞里格曼的這些觀點和他的積極心理學主張結合在了一起,從而形成了積極心理學的人格理論.不過,盡管賽里格曼是由習得性無助而提出其“樂觀型解釋風格”和“悲觀型解釋風格”、理論的,但有調查顯示,有些孩子雖然生活在惡劣的消極環境下,但他們也會形成樂觀型的解釋風格。這說明個體所具有的解釋風格不僅僅只是學習的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個體的一些先天因素的影響.Schulman、keiht和Selinglan等人在一項研究中發現,雖然生活在同一個家庭里,但同卵雙生子解釋風格之間的相關要遠遠大于異卵雙生子,前者之間的相關最低為0.48,而后者之l’de的最低相關則為0(S。hulman,keith&Seligman,1993)。但這二情況也并不意味著人就有一種解釋風格的叢因存在,事實上墓因也許是以一種間接的方式在起作用,也就是說,畢因很可能首先影響到一個人的外表長相或智力狀況,而相貌和智力等因素則在一個人后天的學習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們也許才是真正影響·個人解釋風格的直接因素。從人生活的實際來看,一個人解釋風格的形成應該是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除了叢因囚素之外,其它重要的影響因素有父母的教養方式、老師的教育風格、個體自身的生活經歷、社會媒體等。父母的歸因風格—尤其是母親的歸因風格和的歸因風格有著一定的相關,但己有的研究表明,母親的歸因風格絕不是一個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因素,而且在這方面研究還存在著很大的矛盾。一部分心理學家的研究認為母親的歸因風格和其子女的歸因風格有影響,如No1en一Hoeksema、ParsonS、Adler和Seli叨an等人的研究而另一部分的心理學家的研究則認為母親的歸因風格和其子女的歸因風格沒有影響,如Holloway、Hess、Kaslow、Turk和Ymaauehi等人的研究(Pet。r、on&St。en,。對于父親的歸因風格,一般認為它對孩子的歸因風格基本沒有影響,但這個結論有可能是不完全的,因為現在心理學尚沒有就子女與父親、子女與母親的接觸時間長度、談話內容等方面的差異性做出進一步的研究。教師作為個體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引路人,他的教育態度、風格等對兒童解釋風格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形響。如有研究農明,老師的教育方式一一特別是反饋方式對兒童的解釋風格影響很大,老師經常性的表揚對兒童樂觀型解釋風格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但即使是表揚,如果其針對兒童的不同方面,這也會產生很大的差異:當兒童在面臨困難或挫折時,那些經常被老師在智力緯度方面表揚的兒童要比那些經常被老師在努力緯度方面表揚的兒童更有可能表現出習得性無助的態度(Dweck,一999,p,78一79)。隨著科學技術的越來越發展,社會媒體己日益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早在上世紀的70年代,心理學家(Gerbner&Gross,一976)就曾做過這方面的研究。他們發現如果電視節目老是播放有關暴力事件的節日,而且不管這些事件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這都會引起兒童產生強烈的不安全情緒體驗,這些情緒體驗將嚴重影響兒童產生穩定的自信心。中國的媒體目前正出現一股不好的風氣:熱播涉案性暴力電視劇,許多電視臺是一播再播。而月.制作人在這方面毫不吝尚自己的才華,大肆渲染夸張,想象出的細節比真實的細節更“真實”,以致一個涉案電視劇要連續播上好幾天,有些甚至要連續播上幾周的時問。同樣些報刊雜志也熱衷于刊登一些暴力案件的細節,記者們為了所謂的更全面的報導,常常從各個角度來全方位地展示案件的全過程,其中一些專業人士也參與到其中。要知道從解釋風格的角度來看,展示暴力的過程比展示暴力的結果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更深刻,因為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對觀看人心理活動的暗示,甚至是一種“榜樣”。個體自身的生活經歷無疑是影響個體解釋風格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參閱本章“積極人格形成的主要途徑”方面的有關內容),其中尤以個體在生活過程中所受到的心理創傷對其解釋風格的影響最大。有人(Bunce、Laerne&Peetsrno,1995)曾以大學生為被試做過一個相關的調查研究,他們發現和那些正常的大學生比,那些經歷過重大心理創傷(如父母的死亡、被或家庭)的大學生的解釋風格更具有悲觀型的特點。對女性進行性暴力侵害一直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從人格發展的角度來看,犯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身體傷害,它更主要的是一種心理傷害,如Gold(1986,pp.471并75)就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受到犯的女性在生活中更容易形成悲觀型的解釋風格。除了上述這些程度較大的心理創傷之外,其它一些程度較小的消極生活體驗也會影響到個體的解釋風格,如父母的離婚、家長的長期責罵、老師長期的故意冷落等都會使對象形成悲觀型解釋風格。父母的教養方式、老師的教育風格和社會媒體等都是外在因素,而個體的先天生理因素和自身的生活經歷等則是內在因素,那么這些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又是怎樣被個體整合成為自己的看法和態度呢?這一整合或轉化過程的主要動力又是什么呢?對于這些問題,自我決定理論(se一-rdetemrination由eo砂,簡稱snT)進行了很好的回答。自我決定理論認為,和人的其它各方面的發展一樣,人格的發展也需要某種動力,這種動力主要來自于個體的動機—內在動機和外部動機。我們都知道,動機是激發和維持個體做出某種活動、并促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特定目標的心理向或動力,而這種動力的荃礎就是需要。從嚴格意義上說,自我決定理論是根據有機體元理論(。grnasimcimetahtocyr)的觀點,利用傳統的實證方法來研究人行為或活動過程中動機所起的作用。有機體元理論是在達爾文進化論思想墓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假設人類是一種天生就具有 積極傾向的生物(為了保持自己或所在種族的存在),具有將自我的生活和實踐經驗整合為一個整體并進而促進心理的成長和發展的心理功能。但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的這一積極傾向并不是自動的,它需要外在社會條件的支持,外在社會條件既可能助長、也可能抑制這種傾向的成長和發展。這正如語言能力是人成長和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天生的傾向,但人的這種天生傾向如果沒有外在條件的支持的話,它就不會得到任何的發展。有機體元理論比較注重研究人類進化過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先天內部資源在人格發展和行為的自我調節中的作用.它常常要進行大量的數據調查,特別是對不同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下人類的各種行為及心理進行廣泛的調查,然后對調查所獲得的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和概括,并最終從有機體進化的角度來形成某種結論。從一定程度上說,有機體元理論既是一種心理學觀點,也是一種心理學研究方法,它在當代進化心理學研究中運用得比較多。如嫉妒在我們今天的社會被看作為是一種常見的心理問題,但有機體元理論認為,嫉妒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種心理保護機制,這種機制最初是為了保持個體具有良好和穩定的伴侶關系,也即是為了保持伴侶的忠誠而形成的,因此,嫉妒是保持良好婚姻關系的原動力。自我決定理論的核心是強調人固有的發展傾向和先天的心理需要的重要性,它假定每個人都有爭取自由和不受壓制并在自己的行為中體現力量和能力的愿望,主張通過研究人心理需要的滿足來說明各種動機在人格發展中的推動作用,特別是關注個體為什么會在某一時刻選擇某些信息而不選擇另外一些信息作為自己人格材料的一部分。在這方面,SDT理論首先研究了內在動機在個體積極人格發展中的作用。 轉貼于 一、內在動機
所謂內在動機,就是指活動的動機是出于活動者本人并且活動本身就能滿足活動者的需要。狄賽(Dec)i和雷揚(Ryna)曾概括了內在動機的四個特征:沒有任何明顯的外在獎勵、由個體自身的興趣引起、滿足個體內在心理需要、具有一定的挑戰性。由于個體的內在動機和其先天的需要和積極的傾向緊密聯系,因此,人的內在動機就能反映出人本性中一些積極的潛力,如好問、好奇和好動等,這樣,由內在動機支配的行為不僅容易成為個體人格的組成部分,同時它也能增進主體的幸福感。有機體元理論認為,人固有的發展傾向和先天的心理需要是個體自我動機、人格整合以及促進這些積極心理加工過程的外在條件。一些心理學家在實證的基礎上提出了人的三種先天心理需要,它們分別是勝任的需要(hteneedsofreo娜etenee)、自主的需要(theneedsofrautonomy)和交往的需要(hteneedsofrerlatendes)s.這三種需要的滿足既是個體內在動形成的荃礎,也是自尊人格形成的直接動力,同時它更是建構個體的社會性發展和個人幸福的必要條件。為了更好地說明和解釋一些外在相關因素在個體內部動機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狄賽(Deci)和雷揚(砌陰)在1955年提出了一個認知評價理論(co即itiveevaluationtheo叮)作為自我決定理論的亞理論。這一理論主要是從認知的角度來說明外在的相關條件、人先天的內在需要滿足程度與人內在動機之間的關系。認知評價理論主要涉及到人的兩種最基本需要:勝任的需要和自主的需要。這一理論認為,在某一個行為過程中,如果社會情景事件或外在行為方式(如反饋、交流和報酬等外在條件)能導致行為者產生勝任感,則這些情景事件就能增強個體在這一行為過程中的內在動機,因此,快樂的挑戰、讓人愉快的反饋等都被發現有助于增強人的內在動機。但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并不是在任何情況下的勝任感都有助于增強行為者的內在動機,只有那些和行為者內在的認知歸因點相一致的勝任感才能真正增強行為者的內在動機。這也就是說,行為者一方面必須要有勝任的體驗,但同時另一方面,行為者又必須從內心深處堅信這種勝任完全是因為自己個人的自主決定而不是由于其它外力的幫助或脅迫,這時候的勝任感才能增強行為者的內在動機。而反過來,如果勝任的體驗被行為者歸咎于外在的認知歸因點時,則這種勝任的體驗非但不會增強、反而會減弱行為者的內在動機。比如:個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取得了較好的學習成績,如果他認為自己的所取得的這些成績完全是由于他個人的能力所致,則他在學習過程中的內在動機就會被進一步的增強;但如果他總認為自己的這些成績主要是在家長的幫助下或在其它同學的幫助下才取得的,那么,這個學生的這種學習勝任感就會降低—至少不會增強—他在學習過程中的內在學習動機。由此可見,認知評價的全過程主要有二個子過程組成:首先,個體在行為上必須被認知評價為勝任,只有被認知評價為勝任的行為,才能增強行為者的內在動機;其次,個體的行為應被評價為是自主的(自己能夠主宰的)而不是受控的,如果一個人的行為總是受控的(受他人、外在事件的直接控制或間接控制,如獎勵等),那么即使這種行為是勝任的,它也不能增強行為者的內在行為動機。根據認知評價理論的這種特點,心理學家們在研究環境事件對人的內在動機的影響時,更多地從環境事件本身的特性來分析其對內在動機的影響,也即是把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環境事件本身的特性上—是自主性還是受控性。一般說來,凡是在具體的外在物質獎勵條下或在外界的威脅、期限限制或壓力性評價條件下完成的行為,都有另外強加的行為目的,不論這些外在行為目的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它們都能促使行為者把自己的行為勝任歸咎于外在認知歸因點,因而,這些行為大多減弱了行為者的內在動機。與此相對的是,自由選擇、給予充分的自主機會、對活動本身的興趣等這些因素大多有利于增強行為者的內部動機,這些因素不僅僅使行為者體驗到了自主的需要,而且它還能促使行為者把自己的行為勝任歸咎于內在認知歸因控制點。根據以上這一原理,一些心理學家在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方面提出了相應的假設:如果給學生提供充分的自主性支持條件(如讓學生根據興趣自由選擇學習方法和學習內容等),就能很好地激發和增強學生的內在動機、好奇心和接受挑戰的愿望:而如果只給學生提供控制性支持條件(如嚴格規定相應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內容等),則學生不但會失去學習的內在動機和學習的主動性,同時其學習的效率也不會高,尤其是在創造性和創新性方面的表現會更差。釗‘對這一‘假設,狄賽(Deei)、內扎萊克(Nezlek)、謝爾曼(sheimnan)、,di’揚(助an)、格洛爾尼克(Gornlikc)和猶它曼(Utmna)等許多心理學家都做了相應的4沂究,他們的研究結果最終都證實了這種假設(助na&Deci,2000)。盡管勝任的需要和自主的需要對個體的內在動機有著直接的影響作用,而且人們也通常認為,一個具有強烈內在動機的人,他會更偏愛獨處的環境,更愿意單獨從事自己感興趣的工作。但也有研究表明,交往的需要也對個體的內在動機有著一定的影響作用。如美國研究幼兒依戀理論的心理學家波爾比(Bowbl,yJ.)在1979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幼兒在和其母親的交往過程中會獲得一種安全的心態,在這種安全的心態條件下,幼兒就會產生去探索外在世界的內在動機,從這個意義上說,交往需要就促進了兒童探索環境的內在愿望。“對各個年齡的孩子來說,一旦他們感到安全,他們就會離開所依戀的人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當遭到警告,感到焦慮、疲倦或者不情愿的時候,他們就有一種渴望親近的愿望。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安全的叢礎上探索構成了兒童和父母間典型的交往方式。只要父母在身邊并月.能夠對孩子的需要做反應,每一個健康的孩子都會有足夠的安全感去探索。’,B(。wbl,y1979,.P3)弗洛第等人(Fordietal.,1985)在一個相關的研究中也發現:如果母親在早期幼兒的撫養中能給一予幼兒較多的自主性母愛支持,則幼兒不僅會具有安全的心態,而且其行為方式也會表現出更多的主動性和拓性,表現出更多的內在行為動機傾向。所謂自主性母愛支持是指母親對幼兒的愛是根據幼兒的實際狀況而確定,幼兒在具體的生活過程中可以任意有自己的行為自由,母親只是對幼兒的自主行為給予母愛支持。這種母愛不是刻板性的和固定模式的,更不是用某種愛的方式來誘導或限制幼兒的行為。心理學家安德森(Andesron)等人的實驗研究發現,當一個幼兒在做著自己很喜歡的活動時,這時候如果一個故意用非友好方式和該幼兒進行交流的陌生人出現在旁時,則該幼兒的內在動機就立即會呈現顯著下降。許多教師(包括本人)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也發現,哪些內在學機較低的學生總是會把教師與他們的交往方式作為一項重要的抱怨內容,如這些學生經常會抱怨教師對待他們太冷淡或不關心等。也許以上的這些研究并不足以說明交往需要能像勝任需要和自主需要那樣直接導致個體內在動機的形成,但這些研究至少可以說明一點:那就交往本身會給人帶來不同的心態,而不同的心態則能助長或削弱個體己有在內在動機,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良好的交往關系會給內在動機的形成提供必要的背景支持。安全而寧靜的心態條件下人的內在動機會得到增強,人在這種心態條件「也會產生更多、更大的幸福感;反之,緊張而惱人的心態條件則能降低人的內在動機,并能使人產生孤獨感和煩躁感。
二、外在動機
盡管內在動機在積極人格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是積極人格形成的唯一動力源,人在做出某種自我決定時,他還經常受到另外一種形式的動機的影響,這就是外在動機。外在動機是指由活動的外在因素或追求活動之外的某種日標所引起的動機,這種動機在成年人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這是因為當個體成年以后,他的許多行為都是迫于外在的社會壓力和社會責任感。許多人常把內在動機行為和外在動機行為完全對立起來,把前者看作是自主性行為,把后者看作是非自主性行為。其實不然,外在動機性行為有時也能表現出明顯的自主性。如:一個孩子在理解了他現在的學習和他將來的工作的意義后,他的學習就可能是自主性的,這種學習行為在表現形式上幾乎和內在動機行為沒有任何區別。為了具體地說明不同的外在動機行為的性質特點,狄賽(Deci)和雷揚(Ryna)在sDT理論框架內提出了一個sTD的子理論—有機整合理論(Ryna&Dec,2000)。有機整合理論根據自我在外在動機行為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或說是調節風格的不同)而把外在動機行為分成了四種:外部調節行為、內攝調節行為、認同調節行為、整合調節行為(具體參見附圖5一1)。在這些外在動機行為中,自我投入得越多,行為的自主性就越高。有機整合理論還特別引入了兩個重要概念—內化和整合來具體說明自我在這些行為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內化是指個體接受了某種外在價值觀或某種外在調節意義,整合是指個體己把某種外部價值觀或某種外在調節的意義轉化為了個體自我的一部分,它有時也常被稱為同化。外在調節是第一種外在動機行為,這是一種明顯缺乏自主性特征的行為。它和內在動機行為完全相對立,其歸因認知點在外部。個體的外在調節行為完全是為了滿足外在需要和外在獎勵,受外在壓力和外部因素的嚴格控制和調節.如:新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斯金納的操作性條件反射行為主要就是屬于此類。
第二種外在動機行為被稱為內攝調節,內攝調節行為中的主體己接受了活動的外在要求,但這些外在的活動要求并沒有全部融入個體的思想,人們在活動過程中只是服從和遵從了這些外在要求,也就是說并沒有達到同化的程度。如:因為害怕犯罪、希望逃避焦慮或為了將來獲得某種利益而做某種行為等。這種行為一方可點類似于弗洛伊德所謂的“自我”(Ego)行為,“自我”的行為要受“伊底”(Id)能的驅使,同時還要受“超我”(superEng)的約束和監督。另一方而這種動機行為更像羅杰斯和其他一些動力心理學家們的思想,強調內部的壓力感和內疚感。盡管內攝調節行為表現出一定的內在驅動特征,但它仍然屬于外部歸因認知點行為,自我這一主體在這過程中并沒有真正的自我投入.附圖5一1自我決連續體中的各類動機(Ryan&Dec1.2000,p.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