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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

Abstract： The domestic A shares of 9 dairy listed companies continued to borrow and finance money through the capital market， realized the rapid growth of assets scale， changed profoundly their total liabilities， total equity and capital structure.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9 companies' capital structure， and analyzes the reality plights in many angles， finally puts forward proposals about enterprise value optimiz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merger and reorganiz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關鍵詞：資本結構；價值優化；負債率；權益率

Key words： capital structure；value optimization；debt ratio；equity ratio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34-0033-03

0 引言

我國乳品公司在“奶源爭奪、渠道開拓、產能擴張、品牌建設”發展戰略的驅動下，資本實力正逐步成為決定企業未來成長與壯大的關鍵因素，同時也宣告了行業資本競爭時代的到來。2005年起，國內乳品巨頭紛紛尋求國內外上市，欲借資本市場的力量做大做強企業。新一輪的乳品企業上市熱潮，不僅可以幫助企業獲得社會資金支持，還可以優化企業資本結構、分散財務運營風險。截至2016年3月31日，我國乳品行業共有9家A股上市公司，其2016年一季報營業收入總計達234.71億元，凈利潤總計達18.15億元；其中，營業收入排名前三為伊利股份、光明乳業和三元股份，凈利潤排名前三為伊利、光明和貝因美，凈利率排名前三為科迪、天潤和伊利（詳見表1）。

1 A股乳品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總體特征

資本結構理論歷經新、舊歷史發展階段，已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新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成果為“分析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資本結構的治理效應及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具體包括了“理論”、“控制權理論”、“信號理論”和“啄序理論”等。新理論中的“資本結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本研究所涉及的為廣義概念，為即負債資本與權益資本的比例關系，其計算為“資本結構=（負債總額÷權益總額）×100%”，公式中的“權益總額”不含少數股東權益。保持合理的資本結構，對現代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意義一是通過債務融資為企業帶來財務杠桿收益和節稅收益，有利于提高企業價值；二是通過影響投資者對企業經營狀況判斷以及投資決策，有利于影響企業價值；三是通過影響企業治理結構以及傳遞企業經營業績信號，有利于判斷企業價值。

2016年一季報顯示，國內乳品A股9家上市公司的資產規模已達7，886，058萬元，同時權益資本也發展到4，189，915萬元（詳見表2）。以上市公司為代表的乳品企業，正成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打造行業發展標準、形成產業核心競爭的重要力量。傳統的乳品四大巨頭“伊利、蒙牛、光明、三元”，其中3家選擇在國內A股上市，而蒙牛則遠赴香港；A股三巨頭的資產總額為6，321，729萬元，占9家A股上市公司資產總額的80%強，行業發展優勢明顯、尤其是資本實力更勝一籌；同時，三巨頭的負債總額為3，023，813萬元，占9家A股上市公司負債總額的近85%，除三元股份外，伊利股份和光明乳業的負債率遠高于其他6家公司的整體負債水平。表2中還可以發現，除天潤乳業外，A股滬市乳品企業（伊利、光明、三元）的資產規模更大，融資能力（負債）也更強；而除燕塘乳業外，A股深市乳品企業（科迪、麥趣爾、貝因美、皇氏）也獲得了良好的成長空間，權益總額（不含少數股東）和資產總額均已突破10億元大關。在資本結構一欄中，光明乳業高達217%、伊利股份85%、科迪乳業84%、皇氏集團73%，負債與權益比例均遠遠超過業界普遍認可的60%上限；并且，A股9家上市乳品企業的總體資本結構比例為85%，超出了A股上市公司總體資本結構比例（63%）22個百分點；但是，諸如燕塘乳業、麥趣爾、三元股份等公司，因專注于區域經營、產品特色、客戶維護等差異化戰略，資本結構比例保持了較為合理的水平，企業后續融資（負債）和成長（資產）空間較大。總之，通過以上的數據和理論分析，國內以A股9家上市企業為代表的乳品行業，總體上呈現“資產規模增長迅速、負債權益水平不一、資本結構總體失衡”的特征。

2 A股乳品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現實困境

國內乳品行業在經歷“三聚氰胺”、兼并擴張、奶源控制等特定事件與發展階段后，行業“馬太效應”愈發顯現，“伊利、蒙牛、光明、三元”四巨頭“強者恒強”，地方性乳業品牌在財力、實力、人力等方面更加處于劣勢地位，而通過上市則可利用資本層面的力量尋求做大做強。另一方面，目前市場上能夠實現正常經營的乳企，其年營業額均已達到億元規模，初步具備登陸國內A股市場的資格，且以低附加值液態奶為主要產品的區域品牌，利潤空間雖逐漸走低，但國內資本市場對三四線城市的乳制品消費前景還是十分看好，融資渠道仍可暢通。也正因如此，形成了國內乳品企業新的一波上市熱潮，上市融資也成為企業求生存的重要途徑。實現A股上市以募集資本市場戰略投資更是一把“雙刃劍”，不僅可以增強企業資本運營實力，還可以推動企業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但盲目的資本擴張不僅會帶來過高的資產負債，還會影響資本結構比例的合理性，進而波及融資效率、負債結構、經營利潤等，乃至最終決定企業未來命運。

通過對表2數據的分析可知，國內A股上市的9家公司資本結構的現實困境主要表現為：第一，總體資產負債率偏低，融資能力未得到有效釋放。國內A股乳品上市公司總體資產負債率為45%，與G7國家相比（美國66%、日本67%、德國72%、法國69%、意大利67%、英國57%、加拿大61%）負債率較低，也即意味著上市乳品企業總體的資金杠桿率較低，其企業運營更加依賴權益資本的力量，通過資本市場吸收投資（負債）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第二，個體權益資本差異大，企業經營安全存管控風險。國內A股乳品上市公司權益資本總額（不含少數股東）在8～216億元的不等規模，權益率同時保持在35%～85%區間，兩項指標浮動范圍均較大，亦表示上述乳品企業的權益資本與債務資本在資本結構中所形成的主導地位不同，權益資本比率過低（如光明乳業）在企業運營方面存在理論上的財務風險。第三，資本結構總體失衡下，比例畸高與過低現象并存。國內A股乳品上市公司總體資本結構比例85%，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經驗來看均明顯偏高；傳統MM理論所假設的“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資本結構比例（負債率）越高越好，它有助于企業擴大資金和生產規模，提升產品市場份額和企業競爭能力”，但同時也預示著企業財務風險的不斷增大；個體來看，畸高如光明乳業217%，所有者就勢必會存在對債務經營困難的考慮，而過低如燕塘乳業18%則為所有者利用資本市場的能力和渠道的欠缺。

3 A股乳品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價值優化

3.1 并購重組

A股乳品上市公司無論采取何種支付方式和會計處理方法，當實現對其他同業公司兼并重組后，其資本結構通常都將發生顯著變化，但也并不意味著資本結構一定會實現優化；在企業并購重組的實際操作中，通過選擇合適的目標企業，不僅可以有效節省資本結構調整的成本，還可以促進自身財務結構回歸合理水平；并購前負債率較高的乳品公司，會更加注意利用資產重組與交易的契機，縮小與目標（合理）資本結構水平之間的差距，優化公司資產價值、成長價值和經營價值。目前，國內乳業發展兩極分化明顯，行業巨頭的資產規模和市場占有不斷擴大，地方性企業或區域性品牌的經營份額逐步萎縮，即使同為A股上市公司，同樣也面臨著“魚吃蝦”或“鼠吞象”的被并購和重組的風險，資本市場為上市公司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無限可能。

3.2 財務管理

“公司盈利水平與資產負債率顯著負相關（張明亮，2015）”，因此A股乳品上市公司要努力提升整體盈利能力，降低對負債性融資的依賴程度，進而改善資本結構選擇的空間，避免財務杠桿過高所誘發的破產風險；加強乳品公司財務管理頂層設計，以戰略發展的角度持續降低企業運營成本，以差異競爭的手段不斷培育特色優勢產品，以消費偏好的思維重新適應市場細分變化，以科學經營的模式有效規避簡單重復擴張，以人才至上的理念注重選拔高級財務人員，最終達到優化資本結構的目的；合理利用財務杠桿對負債、權益等資本結構組成因素的影響，通過適當舉債、適度融資、適時放權等措施最大限度發揮各類資產（如負債資產與權益資產、長期資產與短期資產、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效用，從而刺激公司負債與權益比例產生優化反應。

3.3 公司治理

進一步優化A股乳品上市公司股權結構，推進國企股權分置改革（如光明乳業、三元股份），消除國有法人股份委托復雜、職責管理不清、所有權益缺位的亂象，實現企業現代治理模式；A股乳品上市公司可通過引入機構投資者、公眾投資者、戰略投資者、國外投資者的方式，解決股權過度集中導致的財務運營集中風險，激活公司資產的流動性、盈利性、價值性；積極倡導A股乳品上市公司高管人員和內部職工增加持股比例，降低委托成本、提升企業責任感，明確顯性工資報酬、打壓隱性職務消費，引入股票期權、績效分紅等資本激勵機制；完善董事會與監事會治理，增加專業性獨立董事的占比，制度上保證其工作的自主性、客觀性，規范監事會人員比例、任職資格、權利范圍、表決程序，制度上明確其工作的合法性、真實性。

參考文獻：

[1]陳瑾.基于資本結構優化的乳品企業價值獲得途徑探析[J].農場經濟管理，2015（10）：25-26.

[2]張曉亮.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困境與優化：以河南省為例[J].財會通訊，2015（21）：97-100.

第2篇：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

內容摘要：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商業經濟理論，研究方法表現為，社會制度的本質決定以馬克思經濟理論分析和探索流通領域的社會生產關系。計劃經濟的轉軌決定以歷史的方法，根據中國國情研究商業發展規律。

關鍵詞：商業經濟商業理論立場歷史方法

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獨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個學派或流派。從分析方法的角度分類，經濟理論以及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的諸理論組成的理論體系或經濟學，大體上包括三大類別：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的區別；均衡分析與非均衡分析的區別；純經濟分析與制度、結構分析的差別。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是計劃經濟時期商業的傳承，同時在社會制度方面有別于資本主義，決定了商業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觀，歷史觀和發展觀的辨證統一。

商業經濟理論研究的立足點

當前我國商業經濟理論的危機，表現在西方經濟理論的涌入，反映西方經濟思潮的市場營銷學替代了商業經濟學，而市場營銷學主要研究流通領域人和物的關系，忽視了流通領域生產關系的研究。在揭示生產關系的運行規律方面，由于社會制度的不同，商業經濟理論只能是以為指導的，解決我國實際問題的，中國式的商業經濟理論，是西方經濟理論無法取代的。我們認為，作為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的商業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產業所有制結構、國有商業的地位、商業勞動的地位、商業企業人與人的關系，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科學發展觀就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需要。

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對立，在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成分表現在它提出了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類似的理論命題。但是，它不能揭示勞動價值是創造商品價值的惟一源泉。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根據“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假設”以及馬克思關于勞動創造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的商品價值的觀點，商業勞動價值同樣也是商品流通領域創造商品價值的惟一源泉。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決定流通產業要充分肯定商業勞動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保護和解放勞動者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固有職責和根本任務。必須尊重勞動，尊重勞動者，不斷提高商業勞動者的素質和勞動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承認商業企業獨立商品經營者的地位，同樣也承認商業資本追逐剩余價值的本性和在增進社會財富的作用，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有制企業都表現為企業人格化資本的特征。也必須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正確處理好勞資雙方的利益關系，切實保障商業勞動者在分配領域的合法權益。

比較的動態分析的歷史方法

歷史和現實的比較是總結經驗、展望未來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崗（2005）的研究表明歷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國經濟學界的首要問題是了解國情，發現經濟學研究中的問題，找到問題的結癥，并尋求解決問題的思路。這就需要我們應特別重視歷史方法，從實際出發來研究問題。不容否認，計劃經濟時期的商業結構模式存在許多缺陷，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商業理論，離不開計劃經濟商業的歷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歷史辨證的觀點，既然是計劃經濟時期商業的傳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較相結合。既吸收歷史的長處，又展望未來。我國公有制為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發展歷程經歷了計劃經濟、轉型經濟、市場經濟三個階段。計劃經濟時期的商業，從總體上說，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對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在轉型時期表現出來的企業小型化、極度競爭等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補課”，是邁向市場經濟過程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對計劃經濟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極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建立以后，商業的競爭必然走向商業的壟斷則是第二次否定。經過否定之否定，是計劃經濟時期流通模式的揚棄。計劃經濟時期的大流通觀點，經過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為國際市場商品流通之勢。

第3篇：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總會計師；財務總監；首席財務官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1)02－0046－03

總會計師、財務總監與CFO(首席財務官)是我國企業財務負責人的三種基本形式。它們有著不同的制度基礎，有著不同制度設計上的需要與考慮。它們的并存在某種意義與角度上反映了我國企業制度變革或過渡轉型的過程。本文擬對這三種形式進行比較，以期能為我國企業財務負責人制度的改革提供某些啟示。

一、我國企業財務負責人制度的比較與分析

(一)總會計師制度

該制度在我國1961年的《工業十七條》中提出，1985年以《會計法》的形式予以明確，1990年的《總會計師條例》作了全面、具體的規定；1999年修改后的《會計法》作了一定調整，規定“國有的和國有資產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導地位的大中型企業必須設置總會計師”。

從總會計師的職能看，主要是組織本單位的會計核算、會計監督、成本管理、預算管理與財務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因而類似于西方企業中的“主計長”。但從地位看，“主計長”大致是部門經理級別的中層管理者，而總會計師則是單位行政領導成員，屬于管理高層的協副職。這種地位的變遷反映了什么呢?另外，總會計師僅在前蘇聯、中國這樣實行過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存在過或殘存，那么它與該體制有什么必然聯系嗎?

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中都有生產及其管理的過程，都有經濟品投入與產出的過程，都需要對其投入產出關系及其效率進行衡量的信息以及提供這類信息的會計職能。社會分工的發展使這些過程更加復雜，使這種需要更加迫切，這就需要相關的專家來領導或負責該職能的履行，“主計長”與總會計師就是擅長用貨幣這種工具來計量或監督的專家，“貨幣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錯綜復雜中給出統一的計量標準”。但是，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這種作用的發揮機制與效果并不相同。

在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中，貨幣以市場價格的形式發揮作用，各種經濟品的市場價格是由各個市場參與者通過平等、自愿、自由的博弈而形成的，是他們就經濟品的“稀少性價值”進行各自分散的判斷或評價的差異在信息交換過程中逐步調整的結果，因而是個社會性(集體性)的分散決策的過程。關于各種經濟品的供應、需求、成本、“剩余”等方面的信息是廣泛地分散于各個企業與消費者中的，是一種扁平的分布結構，這些信息其實是實時變化的，而且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信息是隱含的，因而只有扁平的分散決策結構才能保證這些信息的充分流動、顯示、更新與利用。這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對瞬息萬變的外部條件的適應能力是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真正原動力。它需要滿足兩個先決條件：(1)決定權必須始終掌握在個人手中，他們比所有的計劃機關都能更準確、更迅速地對自己領域內的變化做出反應。……。(2)競爭市場上的自由的價格的形成。……價格體系如‘用來記錄變化的機器’，有這一條件，現代的勞動分工以及生產資料的協調應用才能成為可能”。在這些條件下，市場價格能比較公允、客觀、準確、動態地衡量各經濟品的“稀少性價值”及其變化。

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貨幣實際上是以計劃價格的形式來發揮作用，即由計劃者通過行政機制來確定價格。這是通過多層級的金字塔結構來進行集中的決策，信息的利用結構與其極其扁平的分布結構極不匹配，信息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傳遞都會產生嚴重的衰減、扭曲或失真，因而會導致決策的嚴重失誤和執行的走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為計劃經濟體制或行政體制中的常態，根本癥結在于它企圖以一種工程性的過程來集中地處理浩瀚如海的信息，在于計劃者自負地高估了自己有限的理性。因此，以計劃價格來衡量各種經濟品的價值往往是出于計劃者的一種“臆想”，具有相當的盲目性，而且這種衡量又是剛性的，不能適應其特殊性狀態的變化，往往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狀態。

正因為如此，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對其生產過程、投入產出過程的計量與監督更為困難和復雜，因而計劃者寄希望于相當精明的會計技術專家來解決這個超級計量難題：即在缺乏市場價格及其中所包含的大量信息的情況下去衡量這些過程的效率、效益。激勵措施是行政體系中常用的方法，即提高這類專家的行政級別或地位，盡管在事實上這些專家也不可能完成這個只能在市場中才能完成的任務。

(二)財務總監制度

該制度起源于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是在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或出資者職能與其經營權相分離的背景下，為抑制“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及其引致的成本而設計與采用的制度安排。我國實行這種財務負責人制度也是基于類似的背景與考慮。

財務總監首要與主要的職責在于“監督”，即受所有者或出資者之托從財務活動或過程的意義上對經理層進行監督，以有助于實現委托人的保值增值目的。這里我們想討論的問題是：為什么財務總監制度是起源于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而不是較其更早形成與更廣泛存在的私有企業或基于私有產權的公司制企業呢?

對于私有企業，所有者(業主或合伙人)對企業財物(資產)的運作過程進行絕對的、直接性的控制，其“財”(價值)與“物”(實物)是結合在一起進行控制的，當然不需要設置什么單獨的財務總監了，老板自己就兼了。對于基于私有產權的公司，其設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擴大資本、分散風險、提高經營效率，多個所有者(股東)的存在與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成為其基本特征，股東們是以股東會這種組織化形式掌握包括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在內的最高權力，并委托董事會與監事會而不是一個單一的財務總監來節制、評價與監督經理層。至于國有企業，其出資者職能由政府或其機構履行，是以外在于企業的行政體制來實施監督的，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不計效率地從實物層面來實施事無巨細的管理(包括監督)，也不需要財務總監(總會計師部分地履行了其職能)。但在市場經濟中，這種監督由于效率太低而不可能實行，只能實行“兩權”分離，相應地對國有資產的實物監督也轉為了對國有資本的價值監督(保值增值)，因而選派財務總監來負責該任務成為其中的制度安排之一。

(三)CFO(首席財務官)制度

國內不少文獻將西方國家的CFO與財務總監混同，其實二者在性質、職能、身份等方面都有著根本的區別。CFO(Chief Financial Officer)是企業負責財務運作及其管理的主要的、專業的高管團隊成員，雖

然是由出資者或其代表(如董事會)聘任，但一旦聘任后就是作為總經理班子的成員來展開工作的，即是相對獨立于出資者的，而不是像財務總監那樣仍受出資者的直接控制，如在人事、薪酬、定期或不定期的工作匯報等方面。在職能上，CFO首要與主要的職能在于提升企業財務活動的效率與企業經營活動的效益，即在于經營而非監督，在于創造“剩余”而非抑制成本。可見，CFO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進一步地發揮經營管理層的專業性優勢，而不是抑制“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劣勢。

那么，我們要問：“兩權”分離帶來的問題不需要CFO制度來解決了嗎?事實上實行該制度的基本背景就是：(1)企業或公司實行了有效的激勵約束制度，比如經理持股計劃、員工持股計劃、利潤分享計劃、股票期權計劃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營者的所有者化”，使“兩權”分離實現了部分的融合，既通過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的匹配實現對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激勵，又通過利益機制彌補了人力資本難以抵押的缺陷而形成的約束。從制度經濟學來理解，這實際上是以成本中激勵成本的增加替代其監督成本及目標偏差引致的效率損失，并力圖產生“制度剩余”。(2)市場(包括資本市場與經理市場)較為成熟，市場機制對經理層的行為監督與績效評價在相當程度上以顯現化、持續化的方式進行。(3)企業或公司形成并運行有效的治理結構，在企業權力包括財權的配置上實現了基本的制衡。也可以說，“兩權”分離引致的問題已在相當程度上從更為根本或基礎的市場制度、產權結構、治理結構等方面得到較好的解決，從而有可能讓屬于更具操作意義的管理制度組成部分的CFO制度主要著力于財務方面專業優勢的發揮。

(四)三種財務負責人制度的比較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總會計師制度形成于計劃經濟體制，是在不能從市場中得到關于投入與產出的各種經濟品的“稀少性價值”的價格信息的情況下，計劃者出于強化企業會計核算功能的需要而設計的一種行政措施。其職能以會計核算為主，以服務于國有資產的各級人為主要目的的會計監督為輔。這種財務負責人制度反映的是把會計當成一種核算技術或工具的理念，是把總會計師視為該技術或工具的工程專家的理念，也是“31程經濟學”在會計領域中的體現。

財務總監制度得以形成的基本背景包括：(1)國有資產的“兩權”分離引致了各種問題需要抑制；(2)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國有資產從具體的實物層面的過程管理轉向注重其中重要環節的價值管理；(3)政府作為惟一或絕對控制的出資者，使企業規范的治理結構難以形成或形同虛設。該制度的出發點在于政府這個特殊的出資者為抑制問題而委派專門代表――財務總監對國有資產的運作進行價值層面上的監督，也即財務監督，以保證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其基本職能在于財務監督而不是提升理財效益。嚴格來說，它在財務創新上的意義并不大，實際上是種以“人”(財務總監)治“人”(其他經理層或人)的人事安排，因而反映的是“人治”的理念，是一種對其人半信半疑并施予宮廷權術的理念，

CFO制度的基本背景是市場制度或環境的基本成熟與企業或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完善和有效。其目的是充分發揮CFO的專業才能與優勢，通過企業財務運作效率的提升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剩余”。因而，CFO的基本職能是在與資本市場的溝通中高效地配置企業的財務資源，而非會計核算。CFO既不像總會計師那樣成為CEO的副手、對其負責，也不像財務總監那樣去監督、約束甚至掣肘CEO，而是作為其戰略合作伙伴，有如籃球團隊中后衛與前鋒的關系。這反映出通過完善市場與企業制度的根本層面(股權結構、治理結構、激勵約束制度等)來解決問題，并激勵與約束包括CFO在內的經理層的理念。

二、三種財務負責人制度的實施與演進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深入發展，使總會計師的性質、適用范圍和基本職能都發生了相當的變化。總會計師不再只是與市場隔離的、負責企業內部會計核算的工程技術性專家，而是要負責與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溝通并配置企業財務資源的市場活動家。其適用范圍也隨國有經濟的調整而調整。2003年的《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中明確在“國有企業、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國有參股公司”中采用該制度。其基本職能也不只是局限于負責會計核算與會計監督，而是擴充到財務運作的方方面面。實際上是逐漸向西方發達國家的CFO職能靠攏。正因為如此，2002年11月，中國總會計師協會將其英文名稱中的“General Accountants”改為“Chief Finan-cial Officer(CFO)”，是以先實至而后名歸的方式顯示了這種發展方向或趨勢。

在我國財務總監制度率先在深圳市試用，后在各個地方政府或企業集團的國有資產管理中得到較廣泛的應用，但仍未形成統一、明確的制度規范。正如以上分析，它與其說是種制度創新，還不如說是種人事安排上的調整。該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財務總監由惟一或絕對控制的出資者委派，在人事關系上隸屬于他，在職能履行上聽命于他，因此這并不是一種規范的企業治理的制度安排。嚴格來說，它只能在僅存在惟一的出資者的企業中才能適用，比如國有企業、國有獨資公司或私有資本獨占的企業(包括家庭資本聯合完全控制的公司)，因為只要出資者是多元化的，即便另外的股東所占股份微不足道，按《公司法》的規定，財務總監也不能由絕對控制的股東直接指定或委派，而應通過股東大會批準或由股東大會產生的董事會聘任，盡管按這種治理程序得到的實質結果會大同小異，但程序上的公開、公平、公正的要求還是要履行的；財務總監應對全體股東而不是僅對其中之一負責；財務總監應隸屬于監事會而非像大股東的特派員那樣獨自地展開工作。

CFO制度在我國目前僅在一些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企業實施，據《首席財務官》雜志“2005年度中國CFO生存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有70.76％的中國財務負責人的主要職能仍是會計核算、監督與日常的、中低端的、常規性的財務管理，即“主計長”與“財務經理”職能的簡單疊加而已。可見，在我國CFO還不是一種成熟或占主流的財務負責人制度，實際上它所需要的基本條件在我國還不夠成熟。

總之，總會計師制度在我國是計劃經濟體制產物的殘存，財務總監制度是僅適應于特殊出資者狀況的一種權宜的人事安排措施，從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需要來說，CFO制度將是主流的發展方向或趨勢。我們應在市場制度、股權結構、企業或公司治理結構、激勵與約束制度等方面積極地創造條件，才能使之成為主流的財務負責人制度。在此之前，財務副總(并不等同于CFO)將是CFO的替代性前身。

參考文獻：

第4篇：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利益分化　矛盾　利益整合　政府職責

社會利益的分化，是體制轉軌時期最廣泛、最深刻的變化。它涉及每個經濟主體、每個社會集團和每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決定它們對改革進程和社會變革的態度。利益分化一方面激發了社會要素的活力。同時也產生了一些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能否在全面認識利益分化問題的基礎上進行有效的利益協調，使利益驅動作用得到正確發揮，使利益矛盾和沖突得到正確處理，從而使各利益主體的利益能夠在彼此協調的基礎上穩定快速地得到實現，已經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重大課題。

一、利益分化及其矛盾的產生

利益是人類生存、發展和享受的各種需要的總和。凡一切與人的生存、發展和享受相關的對象都屬于利益的范疇，根據利益的社會性質和特征可以歸為三大類：物質利益、政治利益、精神文化利益。人類的一切社會活動，都是為了獲取利益、維護利益或者爭得利益，從而使得社會利益關系一次一次地得以調整和重組，并進而推動著社會的不斷變革和發展。

分化的含義包含著差別化或者說差別擴大化的意思。在這里，利益分化并不是一般的利益差別，本文所講的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會結構性的變革而使得一種既定的利益關系發生重組并進而使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發生急劇變化的過程。所謂社會利益分化，也就是指社會群體出現了利益差異，利益要求發生了分歧，簡言之，就是不同的群體有了不同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利益分化具有如下的一些基本特征：利益分化表明一種既定的利益關系被打破：一種新的利益關系迅速形成；利益差別迅速擴大。

利益分化促使利益矛盾的產生，利益分化意味著不同的群體有了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要求又會強化群體之間的利益差異，不同的利益要求往往互相沖突，在沖突中各利益群體或者會互相妥協。達成比較一致的利益共識，形成“雙贏”或“多贏”的局面。但是，如果群體間的利益沖突不能形成有序的互動，無法達成共識，則會進一步強化利益分歧，最終導致社會結構的崩潰。

總之，對于利益分化我們應該有一個總體的把握：一方面，利益分化的社會也并不因此而停滯不前，相反，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甚至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利益分化和由此帶來的利益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一定的難題和困境。但是重要的是后者，我們應看到，利益的過度分化則會給社會帶來分崩離析的打擊。因此，如何控制利益分化的程度，縮小群體外的利益分化，適當拉開群體內部的收入檔次，促使分化向“有序”和“有利”的方向發展。是我國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的主要目標。

利益分化實際上帶來了所謂社會結構的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層次推進，社會資源的占有狀態的逐漸改變，出現了利益重構與利益分化使得利益集團多元化的趨勢開始呈現并將繼續發展：社會精英集團開始形成；農民階層的利益將更加面臨困境：隨著改革開放以及由此帶來的利益分化過程，城市下崗、失業人員以及農村失去勞動能力的困難戶等社會邊緣群體不斷擴大：利益分化的程度將日趨嚴重。

二、利益協調的重大意義

盡管利益準則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準則，因而人們的利益追求是其社會行為的基本出發點，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是，一個社會的利益差別和利益分化尤其是過度的利益差別和利益分化。是影響社會穩定也是影響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目前由于利益分化所帶來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日益嚴重，面對社會轉型所導致的利益格局的變動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價值規范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社會要能夠得以正常地生存并良好地運轉，我們認為當務之急就是進行利益整合。從實踐意義上說，沒有利益整合。改革就無法推行下去，利益協調對于推進社會發展有重大意義。這是因為：

首先，利益協調是國家治理特別是維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宗旨的需要。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高度的利益分化不是其國家治理的根本宗旨。特別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更要防止兩極分化的貧富差別。

其次，利益協調將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大鍋飯”“鐵飯碗”等平均主義的利益分配導向嚴重地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承認利益差別、拉開分配檔次能夠激發勞動者的勞動熱情。但是，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過度的利益分化也會導致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嚴重挫傷。特別是在我們國家很多勞動群眾的利益絕對受損或者相對受損的情況下，必須進行利益協調。

最后，利益協調還將促進社會經濟的良性運行。根據的基本觀點，盡管生產決定消費，但是如果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在一個利益高度分化的社會，其絕少數社會成員掌握并控制著社會的絕大多數資源和財富，在這樣一個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購買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社會的消費能力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而這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總而言之，要使社會得以穩定持續發展，有效地避免利益高度分化，實現利益的平衡發展就顯得十分重要。

三、利益整合過程中的政府職責

所謂利益整合，就是對社會個體和集團的利益進行調整，消除利益主體間的磨擦和沖突，使其協調和均衡，形成和諧統一的社會利益整體。它包括：肯定和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合法利益，約束逐利行為使之規范有序，取締非法利益。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責任無疑是巨大的。作為一種公共權力，國家或者說國家權力的執掌者一政府之所以產生，正是為了協調社會的利益沖突，解決社會的利益矛盾。當然，政府控制利益、協調利益的責任要通過政府的積極作為來實現，這些具體的積極作為可以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三方面來具體分析。

政治方面，政府通過保衛國家的獨立和、保護公民的生命安全及其各種合法權益以及保護國家和個人的財產不受侵犯，來維護國家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從而從總體上維護社會的利益格局。

經濟方面，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同樣需要切實履行其應有的社會經濟責任，并且為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政府這種責任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責任更加重大。目前，我國正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但是，由于市場的實際運作總是偏離理想設計狀態，加之本身的局限性和不可能解決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社會問題，從而也就需要政府的力量進行糾正。為此，政府在協調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必須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政府首先要履行和保護產權。產權是由法律明確

界定的所有權，這種所有權必須明確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者，生產經營權的占有者和收入的獲益者，它包括資源的使用權、收入權、轉讓權等基本權利。在明晰的產權制度下，所有者不會出現“空缺”，每個經濟人都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從而使資源配置最優化。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政府不僅要界定和保護公有產權，而且還應該保護合法的私有產權。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它有利于穩定非公有制企業的業主，使他們安心企業經營，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政府要實現對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管理責任。微觀經濟，是指國民經濟中以經濟個體為主體進行的那一部分經濟活動。微觀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基礎。是政府管理經濟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但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理又不能象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企業統的過死，原則上。政府對微觀經濟應當放開搞活。具體來說，可以采取價格機制、勞動保護、保護和促進競爭基本途徑來實現對微觀經濟的管理。

在宏觀經濟的管理方面，政府具有更為重大的責任。政府管理經濟職能的目標在于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因為宏觀經濟的穩定是整個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前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穩定宏觀經濟可以采取提供基礎設施、政策調節的基本手段來實現。通過積極的經濟政策，可以推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將起到協調利益、平抑利益過度分化的作用。

第三，在社會管理的許多領域，政府具有分配資源、協調利益的責任。這些的責任包括：

1　推進公共教育事業的發展

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的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國民素質的提高，而這又取決于教育的發展。在傳統的兩極社會中，只有少數人受過高等教育，多數人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這使人的發展機會不平等，從而實際上也使利益的分配不平等不公正。在現代社會中，教育被視為人類生存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政府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其本身也就是協調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

2　促進收入分配的公正與合理

在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者的收入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這極大地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市場經濟的體制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義傾向，但是也有可能導致收入過分懸殊、兩極分化嚴重的結果。因此，政府有責任通過某種管理性的措施，擔負起緩解社會收入分配懸殊的責任。

3　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既是對公民基本生存環境的保障，也是對社會經濟體制正當運行的保證。一個社會，如果僅僅有激勵的競爭機制，而無相應的風險規避機制，也是不行的。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有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其成員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資料。

第5篇：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中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經濟環境適應性分析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畜牧業、漁業、林業等細分產業在第一產業內部也在逐步進行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過程。這樣，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村多元化經濟的發展，促使農村經濟貨幣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貨幣化水平有了極大提高，而農村經濟貨幣化的發展趨勢更為明顯。農村經濟貨幣化水平的提高，對農村金融服務需求產生直接影響。除了對金融結算工具和清算方式需求的改變，以及農村金融機構網點增加外，最主要是對貨幣總量需求增加，包括現金貨幣和準貨幣。根據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結構理論，在物物交換的條件下，金融需求量與經濟總量的比率是零，就是說，這時實體經濟的變動不需要貨幣金融的媒介。

隨著信用經濟的誕生，就產生了實物與貨幣的交換關系，這時有多大的實物規模，就決定了需要有多大的與之相適應的貨幣金融需求量規模，即這時金融需求量與經濟總量的比率為1，這是此時的金融需求量的理論極限值。也就是說，即使在簡單經濟條件下，金融與經濟之間是存在一定的比率關系，即公式(1)。在公式(1)中，M表示金融需求量;K表示經濟金融需求量系數;G表示經濟總量，即GDP。然而，當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后，經濟運行不再以簡單形式出現，現代金融可以使貨幣和信用發生自身的乘數作用，可以使經濟的金融需求量出現倍數放大。在這種情況下，簡單生產條件下的金融———經濟比率關系模型就要被擴充為。在公式(2)中，Ki(i=1，2，……n)表示經濟貨幣化程度加深過程中的不同層次的金融需求量系數。依照上述思路，田力等(2004)根據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結構理論，按公式(2)對我國農村金融的理論需求量進行了測算，并在考慮財政部門的資金供給量、家庭部門私人資本的凈流入量以及國外資本的凈流入量后得出我國農村金融理論需求總量，見表1。在表1的基礎上，田力等(2004)使用農村總的金融性資產來替代農村金融的實際擁有量并進行了計算，得出的結果顯示出我國農村金融實際擁有量(金融資產量)，見表2。結合表1和表2可以看出，我國農村金融理論需求量和實際量之間的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這不僅顯示了我國農村金融需求量水平與實際所供給量水平的差距在拉大，而且更暴露了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在經濟環境適應性方面存在功能缺陷。另外，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與我國農業經濟運行機制、運行結構也存在經濟適應性方面的功能欠缺。

對于農業經濟運行機制，主要在于我國已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而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卻沒有順應這種運行機制的變化。計劃經濟的交易秩序是一種人為設計的秩序而不是像市場經濟的交易秩序那樣是一種自然秩序或曰“擴展秩序(extendedorder)”。美國學者哈耶克認為，這種擴展了的秩序并不起源于人類的設想和意愿，而是自發地來到世間，它來自人們對某些傳統的實踐，尤其是對道德實踐的無意尊奉。與此不同的是，計劃經濟的交易秩序是基于人類理性之上，未經實踐認真檢驗的一種人為設計。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要求高度集中的金融資源配置機制與其相對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市場化方式的金融資源配置機制與其相對應，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必須建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且呈現出金融資本商品化、金融組織法人化、金融調控間接化與金融行為法制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我國現行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尚未實現上述特征，主要原因在于農村金融組織體系還是基于計劃經濟的運行機制。正如哈耶克所言，追求計劃經濟，其無意識后果必然是極權主義，是“通往奴役之路”，“人類知識的有限性和理性的有限性使少數人去計劃千百萬人的生活成為不可能”。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對于農業經濟運行結構也表現出經濟適應性不足。所謂經濟運行結構，主要是指經濟運行過程中不同領域與不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有機組合。面對我國農村經濟活動存在著不同的融資需求和不同區域商品經濟的發育程度，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尚未形成有效的組織運行結構，導致金融資源無法通過不同管理方式來調節資金運行及形成不同區域的金融資源合理配置及運用，從而造成金融資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國有企業集中。

二、中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金融環境適應性分析

按照金融環境的適應性標準，農村金融組織體系應具備不僅能夠充分調動儲蓄資源來支持農村經濟增長，而且還能夠通過改變農業資金流向及流量來促進農村經濟良性發展。但是，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目前尚無法達到金融環境適應性標準，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從農村金融組織的機構數量來分析，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主要以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與郵政儲蓄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主導，顯然，從事農村金融活動的機構數量有限，這將限制了農村金融領域的信貸業務規模。另一方面，從農村金融組織的業務定位來分析，農業發展銀行是農村金融方面的政策性銀行，但是，其以前主要局限于糧食、棉花、菜油等大宗農產品方面的信貸業務，尚未涉及“三農”建設的全部領域;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最初定位是農村金融業務，但是，多數農村信用合作社已經轉型為農村商業銀行，其信貸業務很多在縣級城市區域，較少涉及真正屬于農村金融領域的鄉鎮區域;郵政儲蓄銀行從事一小部分的農村小額貸款業務，但是，其在農村地區的儲蓄業務遠大于貸款業務，導致郵政儲蓄銀行對于農村地區的資金“虹吸效應”比較嚴重，不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通過表3與表4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目前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尚未完全達到金融環境的適應性標準，還有待于通過金融深化過程來進一步改進。

三、中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文化環境適應性分析

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文化環境適應性，主要表現為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對于組織文化、制度文化與信用文化方面的適應能力。考慮到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運作載體主要還是正規金融機構，因此，在組織文化與制度文化層面已具有較好的適應性。但是，由于我國社會信用環境建設起步較晚，信用文化建設方面明顯不足，尤其是農村地區的信用秩序更為混亂，這可能與農村地區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較低有直接關聯。農村信用文化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村金融領域的信貸業務規模與比重。提升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文化環境適應性水平，尤其是對信用文化的適應性，將成為提升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運行效率的重要路徑。對此，中央多次對農村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但農村金融組織體系至今還沒有實質性進展。雖然目前農村有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農村信用社、郵政儲蓄以及其他商業性金融機構，但是，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商業性金融機構越來越注重效益，而由于農業經濟發展滯后，支持農村經濟無利可圖，還可能帶來金融風險，金融業對農業支持嚴重不足，這已經成為農村經濟發展，徹底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大制約因素。例如，作為政策性支持農業生產的農業發展銀行，盡管有人民銀行給其提供貸款，但在實際運作中，卻以追求利潤為目標。人民銀行為減少呆賬壞賬也不愿貸款給農業發展銀行，畢竟風險很大，而農業發展銀行為自身利益又不愿把貸款發放給農民，轉而用于其他商業貸款以獲取利潤。最終的結果則是，農業發展銀行失去了本身存在的意義，或者說違背了農業發展銀行的服務宗旨。諸如此類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文化適應性缺陷，將影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雖然已具有農村金融的組織文化與制度文化，但是，尚缺乏一個具有內在約束力的信用文化。完善的市場經濟應具備信用高度發達的經濟特征。金融不僅加速社會資金的周轉運動，而且推動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并在現代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實踐證明:金融作用的充分發揮，一靠制度，二靠科技，三靠文化。但是，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信用文化適應性不足，如對失信行為缺乏嚴厲的懲罰措施，對粉飾財務報表進行騙貸的行為缺乏一定的制約性，對金融從業人員道德風險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等，這些都不利于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實現文化環境的適應性目標。通過表5與表6的分析可以發現，因信用文化適應性不足，導致我國金融機構對于農業方面的中長期貸款業務比重明顯過低，不利于農村經濟的長遠發展。

四、結語

第6篇：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社區經濟

近年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戰略的深入發展,社會轉型和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許多新的變化,“單位”的社會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城市社區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社區經濟方面的問題也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在此情況下,深入研究社區經濟發展現狀,對加快我國社區建設,充分發揮社區作用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社區經濟的基本內涵與特征

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社區建設工作的逐步推行,社區經濟才慢慢從城市社會福利性的區服務中分離出來,它是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前后才開始出現的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新概念,所以,對社區經濟的研究,目前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然而,社區經濟作為一種客觀的經濟活動早就存在,人們幾乎每天都在接觸它。對于社區經濟的認識,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來,目前國內大致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社區經濟就是街居經濟。因為,既然城市社區建設的基本單位是街道和居委會,那么,社區經濟也就是街居經濟。二是認為社區經濟是指區域內所有經濟活動的組合,凡是街道地區范圍內的經濟,都可以說是社區經濟。三是把社區經濟作廣義上的理解,認為社區經濟是社區各種經濟因素及其活動的總稱,包括社區經濟管理系統(如工商、稅務、金融、物價等)、社區經濟部門(如區、街和居委會經濟組織、工商業、各種服務行業等)、社區經濟活動的項目以及社區經濟的活動。

以上三種觀點主要是從經濟學角度、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界定社區經濟的。它不僅拋棄了社會學中有關“社區”、“社區建設”的特定內涵,而且也割裂了社區經濟與社區建設的密切關系,所以它們都存在不足之處。第一種觀點只對社區經濟中的“社區”作空間屬性上的理解,而沒有把社區經濟的內涵表述完整。因為社區經濟不只是包括街居經濟,還包括其他成分;第二種觀點則把社區經濟的外延給擴大了,有無所不包之勢;第三種觀點更是窮盡經濟之涵蓋因素,把社區經濟的范圍擴大到了極致。由于這幾種偏重于經濟學意義上的界定都缺乏“社區建設”所擁有的社會學內涵,導致在解釋社區經濟時顯得十分乏力。

那么,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或者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相結合的角度來理解社區經濟的內涵呢?本文認為,要界定社區經濟,必須先了解“社區建設”的內涵。因為社區經濟是社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區建設的經濟基礎,社區經濟正是針對社區建設的發展而提出的一個新概念。“社區建設”在社會學上具有特定的內涵,它主要“是指基層社區在政府的幫助和指導下,依靠社區自身的力量,利用社區資源,強化社區功能,解決社會問題,提高社區成員的生活質量,促進社區經濟、政治、文化、環境、治安、務等各項事業與整個社會協調發展的過程。”因此,要完整、準確地理解社區經濟的概念,就必須從要完整、準確地理解社區經濟的概念,就必須從社會學角度來把握社區經濟的幾個基本特征。

1.地域性。社區經濟首先必須是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和社區界定范圍之內。社區即地域性社會,地域性是社區經濟的首要特征,超出了特定區域范圍的經濟活動就不能成為社區經濟。社區經濟的地域性不僅是指其經濟主體分布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而且其勞動力構成也具有一定的社區地域性特征,社區居民必須是社區經濟的基本勞動力和主要技術的構成主體。

2.社會性。社會性是社區經濟諸特征中最為突出的體現。社區雖然首先是指一種地域性社會,但除了具有地域性特征外,它還帶有感情、特殊主義和集體主義取向。所以,社區經濟不能像其他經濟類型那樣,一味地只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視社區經濟的社會性。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社區經濟不僅要講究經濟效益,而且更要講究社會效益,這種社會效益是廣泛而巨大的。如文化方面的有償服務,不僅可以增強社區建設的后勁,而且可以促進社區居民文化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基本素質的不斷提高。

3.服務性。社區經濟是為了社區建設而興辦的,其宗旨是為社區居民的生活和全面發展服務。所以,并非在社區內的一切經濟都是屬于社區經濟的范疇,這正是社區經濟區別于其他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社區經濟的服務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其構成來看,社區經濟一般多以商業、生活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為主。二是從其性質來看,社區經濟的性質就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社區居民,其發展方針是“圍繞服務辦經濟,辦好經濟促服務”。近幾年來,我國許多城市社區本著“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和因地制宜、拾遺補缺的方針,積極發展綜合服務事業,這已構成社區經濟的主要方面,成為社區經濟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4.多樣性。社區經濟的多樣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內容的多樣性。社區經濟的內容豐富多彩,包括房地產、旅游、商業、餐飲、醫療保險、建筑安裝、文化教育等產業。二是經濟成分多樣性。社區經濟除了集體經濟這個主導經濟成分以外,還包括私營、個體、合資等多種經濟成分。凡是立足于社區、服務于社區的一切經濟成分都可看作是社區經濟的一部分。三是經營方式的多樣性。社區經濟一般規模不大,但經營方式靈活多樣。它可以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隨時調整經營方式,適應市場競爭,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我國社區經濟的發展現狀

在我國,社區經濟目前正處于實踐摸索和理論探討的階段。在實踐中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經驗,理論方面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畢竟起步比較晚。因此,在其發展過程中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面臨著不容回避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

1.資本不充足

(1)社區的縱向聯系傳統化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在對社區街居實行襁褓般的束縛的同時,又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在這種體制下,社區缺乏積累社會資本的條件和動機。在計劃經濟轉軌時期,產權制度改革后,社區內的企業成為獨立的法人組織,社區居委會成為自治組織,互動合作關系。但目前有的地方的社區組織,無論思想和行為上都沒有擺脫傳統體制的影響,滯后于形勢發展,習慣于依賴政府,過著“等、靠、要”的日子。面對重要戰略機遇期,有些社區組織不是緊抓機遇,而是“瘸子打圍坐著喊”,不行動,依賴政府獲得“首長項目”以便取得財政保證。

(2)社區的橫向關聯程度低

城市社區經濟發展,要優勢互補、利益共享,節約交易成本,獲得最大化利潤。而從目前城市社區經濟的現狀看,長期以來傾向于和政府之間的縱向、封閉、傳統的聯系,而忽視跨社區和產業之間的交往與聯系,產生了經濟效益低的問題。

(3)社區資金短缺

我國城市化建設發展到今天,已經有了相當的水平。但對城市社區來說,資金短缺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一方面,政府財力有限,獎金投向社區的數量畢竟太少。另一方面,社區自有財力較弱,城區財政僅能維持一般工資支出,是“吃飯”的財政,險些之外,無力擔當投資發展經濟的(下轉109頁)

(上接107頁)任務,不能成為國有資金投向對象。一個地方的發展,不能光靠政府拔款,主要要靠自身的實力來支撐發展。我國城市社區經濟恰恰是在自有財力上短缺。

2.結構不合理

長期以來由于缺乏建設、管理社區的經驗和對客觀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以至于我們在著力發展社區經濟時出現戰略決策的失誤,戰略重點的失衡,產生了許多結構性的新的問題。如,以往在城市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中,把發展重工業放在不恰當的位置,許多城市忽視輕工業,與此相適應,勢必重視積累而輕視消費。重視經濟增長速度而輕視經濟效益,重視生產用品而輕視生活用品。受這種發展戰略的影響,我們原先的一些社區經濟的結構自然地有著“畸重畸輕”的痕跡。許多城市社區超越自身條件的許可范圍而貪大而求全,忽視固有的優勢而追求自成體系,忽視長期發展戰略而追求短期效益,以至生產結構上比較失調。資源得不到合理開發和利用,生產潛能得不到充分發揮,消費結構上供不應求,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技術結構上不能及時更新換代向高層次發展、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益極不相稱,體現不出經濟發展的戰略要求。

3.管理不完善

我國城市經濟管理體制基本上是沿襲蘇聯縱向的集權式管理機制,雖然也有幾次變革,但主要是在調整條條塊塊的管理權限上做文章,沒有跳出以行政部門和行政方法管理企業的圈子,仍然是矛盾重重,根本問題未能得到解決。城市社區經濟的管理也不外乎如此,其主要弊端是:

(1)條塊分割嚴重

按行政系統、行政區域管理社區經濟,最突出的矛盾是條塊分割。在一個城市內,社區工業企業有的按行政隸屬關系劃分,有的按行業關系劃分,自成體系,條塊分割,很難對其進行統籌規劃,綜合管理,造成生產與存儲、生產與銷售的脫節,影響了商品的流通,阻礙了條塊之間的經濟活動。特別是改革過程中城市社區所有制的改革取向更弱,無論是“大集體”、“小集體”,還是國有小企業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合作經濟沒有得到充分發展。而且其產權管理政府仍沒有“松手”,過渡性質較為明顯。

第7篇：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

自改革開放后，不斷趨于完善的市場經濟所取得的成果顯而易見，這些成果與我國公共調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有著必然聯系，以此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有效發展。在當前市場經濟日趨完善背景之下，財政體制的改革也日益在實踐中得到落實。自公共財政改革實施以來，無論是稅收制度、預算管理還是財政體制都與社會化發展進程相適應，其中關于公共財政框架構建問題的研究對于市場經濟發展而言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公共財政的內涵和基本特征

自西歐發展而來的公共財政與我國市場經濟之間有著密切聯系，它是現代化經濟發展背景下涌現出的一種全新的財政管理體制。作為社會資源的重要配置者，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均不可忽視，其中在社會資源配置方面市場的作用更為基礎，而政府則是立足于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的提供。通過對財政職能范圍的劃分，建立對應的財政收支體系，這一財政管理模式正是所謂的公共財政內涵。相較于以往生產建設型財政體制而言，公共財政的特征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公共性特征。作為公共財政的核心特征，公共性突出了計劃經濟體制背景下政府的資源配置主體作用，政府的公共職能因此放大。然而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資源配置主體被市場占據，政府與市場之間各司其職，滿足社會公共開支需求成為了財政職能的集中體現。

第二，非營利性特征。從市場經濟條件分析，市場監管者與宏觀經濟調控者是政府在經濟職能方面的突出體現，這對于市場運轉而言是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及制度化保障，卻并非營利主體，這足以證明市場條件下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

第三，法治性特征。作為以中國法治經濟和信用經濟的呈現，市場經濟所對應的公共財政執行也應滿足法治化要求。在政府直接參與的過程中，財政收支理應在法律制度的約束下執行，在人大監督下突出財政收支的透明與公開。

2 公共財政框架的構建

2.1 政府預算制度改革

作為一項根本性變革措施，政府預算制度改革是不可缺少的。隨著人代會預算決定權的擴大，對應的政府機構變革措施也必不可少，這其中主要涉及到財政部門改革的工作內容，需要財政部門積極適應市場化需求，通過對法律條文的進一步修訂和調整構建更加穩固的政府預算制度實施環境。與此同時，政府預算制度改革與法律體系完善之間也有必然聯系。政府預算制度改革應當從部門預算改革入手，最大程度降低部門預算內外的基金差異，擴大部門財政預算的涵蓋范圍，取消不合法的制度外內容，擴大部門預算制度實際適用范圍，并在推行這一制度的過程中積極在地方政府中落實預算制度的核心內容。此外，關于政府預算確立時間應當盡可能提早，在科學化的預算科目規劃中對現階段存在的預算定員定額與實際不符的問題予以糾正。最后，重視政府預算其它制度改革實施的必要性，比如建立社會保險預算制度、社會審計制度以及完善政府采購制度等。

2.2 建立納稅人制度

作為公共財政制度的基礎之一，納稅人范疇的確定依賴于納稅人制度的有效建立。這就需要從納稅人意識培養著手，盡可能爭取符合納稅人義務的權利。這一制度建立并非朝夕之事，同時納稅人制度建立還需要相關法律制度作為補充，突出政府的正面干預作用。與此同時，關于我國現行稅費制度改革也不應忽視，只有切實強化政府稅費改革中的法律作用，才能在政府導向下將制度建設納入正軌，促進規范化稅費格局的形成。在有法可依、依法行政的基本環境下，亂收費問題才能真正得到肅清。因此，納稅人制度的建立需要從收費項目內容的清理和整頓出發，堅決制止非正常項目的收費問題。

2.3 地方公債制度的建立

財政赤字的彌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公債制度的實施，這是因為公債制度在提供必需數量公債券的同時也能夠積極與貨幣政策相契合，以地方政策手段的方式實現對宏觀經濟運行狀態的有效調控。這就需要地方財政能夠在立法方式輔助下突出地方政府的發債權，在真正成為一級財政后才能夠更好地解決地方潛在的赤字問題。需要注意的是，地方債務狀況和中央政府債務情況有著顯著的差異性，從地方政府發債行為約束角度分析，必要的法律措施保障必不可少。

2.4 財政管理制度改革

第8篇：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

【關鍵詞】復合型人才

【中圖分類號】C9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9682（2009）03－0031－01

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進行了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與社會改革。縱觀這場經濟改革的實際過程和當今社會結構的基本格局，可以認為，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已在中國經濟內部初步形成。然而，提供人力資本的教育體制仍舊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給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了不利的影響。

國內現行的人才培養模式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為適應計劃經濟體制需要而建立的，這種模式以特定的職業崗位為目標，以生產對象或生產過程劃分專業，強化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能教育，其特點是學生畢業后很快就能適應對口崗位的工作要求。這種人才培養模式的主要不足是專業面過窄，在培養方式上重理工輕人文、重專業輕基礎、重知識輕能力、重技術輕素質，培養出來的學生只能在很窄的專業范圍內發揮作用，缺乏對知識和技術的綜合、重組和創造能力。這與經濟發展的發展脫鉤。

經濟發展要求的復合型人才應用而生，這既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也是高等教育適應科技進步的現實性選擇。伴隨著新的科學技術革命的到來，多學科交叉，特別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融合的趨勢更加明顯，科學技術的日益發展，日益求助于多學科融合來解決各種問題，導致新的跨學科研究領域的出現。21世紀，將是不同領域科技創造漸融合的時代，針對現代科學校術發展的綜合化趨勢，高等教育必須加強基礎課程的教學，必須使學生能學習更廣泛更均衡的科學知識課程，必須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因素。

一、復合型人才內涵及其基本特征

“復合”從字面意義上理解，就是不同的兩者或兩者以上的合成。復合型人才，是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但一般是兩個）專業（或學科）的基本知識和基本能力的人才。一是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以及多種專業的復合；二是指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復合。正如專家指出的，由通才轉向專才，再由專才向復合型人才的轉化，并不是一種回歸，而是在更高起點上的又一次質的飛躍，具有更廣泛、更豐富的內涵。復合型人才的知識特征有以下幾點：

1．基礎寬厚，知識面廣。

復合型人才要基本通曉兩個（或兩個以上）專業（或學科）的基礎理論知識和基本技能，因此具有較寬的知識面和寬厚的基礎，從而為多學科知識的融會貫通提供了條件，也為不同專業知識的學習和能力的培養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2．知識的交融

復合型人才具有多學科的知識，但這些知識絕非松散沒有聯系的，而是相互交叉、融合，形成新的知識，并成為新的思維方法和綜合能力的萌發點，不僅有助于解決本學科、本專業的問題，而且更容易有所創造。學科知識能否融合并綜合地發揮作用，是復合型人才的重要標志。

二、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路徑

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要有以下路徑：基礎教育不分文理科、高等教育專業設置合理化及強大的資金支持。

1．基礎教育不分文理科

復合型人才的顯著要求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首先要打破高中文理分科應付高考的體制。基本教育階段文科與理科為了高考而突然分科，阻礙了學生繼續探索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熱情，一心為了應付高考而放棄了某一學科的學習。表面上是集約了時間與精力，其后果造成了某一方面知識的缺失。據筆者觀察，在基礎教育階段學生心理成長的三個時期中，小學階段學生除積累一些必要的知識外，倘若對學習有興趣，對陌生事物有好奇之心，基本可以說是業已成功；初中段，倘若對學習有興趣，對陌生事物有好奇之心，基本可以說是業已成功；而高中階段，如果學生具有一定的個性傾向或興趣愛好，有思辨的能力，又具有一定毅力，其發展的潛能不可低估。然而，強行的分科使學生的關注點馬上變化，對陌生事物的好奇心減少。進入大學后，大部分同學盡管在大一、大二時間段不分具體的專業，但是文理科的局限性已造成了學生認知結構的缺陷。

2．高等教育專業設置合理化

目前我國的專業設置不合理，表現在學生一旦選定專業，不能調換，二是專業設置與特定的職業崗位為目標，經濟形勢已發生變化，有些專業已過時。所以可選擇的路徑是高等教育的學生進入大學后的四年，對學生的培養分三個不同階段：第一、二年，進行寬口徑的專業基礎知識方面的教育；第三年，課程內容則偏重學生的應用知識，同時還要到企業實習；第四年，學生需將學習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完成具體項目。學校與企業密切結合的做法，學校專業的設置變得合理化，真正做到產、學、研一條龍。

3．加大教育投入

雖然近年來取消了義務教育的學費，其實教育的投入每年占財政預算支出的比重不大。與此同時，人才才是未來經濟的希望，在工業化與全球化的競爭中，復合型人才才是經濟發展投入要素中產出最大的要素，所以要加大教育投入。

博物館、科技館、實驗室對于學生的素質培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要不斷提供資金和方案，提供種種方便和優惠，將此作為一種政府責任。法國教育部長雅克?朗認為，如果想使法國仍然保持創造性，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國家，就應該考慮人的整體的、協調的發展。音樂之于心算，戲劇之于閱讀，造型藝術之于幾何，不無裨益。科學、藝術教育喚醒敏感，催生創造力，它像是學生進入其他未知領域的“芝麻開門”的呼喚，引導他們去發現，去創造。

參考文獻

第9篇：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范文

如今，在社會主義的帶動下，我國的市場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對于煤炭供電企業來說，在這樣的條件下獲得了一些機遇，也面臨了巨大的挑戰。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了企業之間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由此，也看出了我國的煤炭供電企業在經營管理上，還有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1）由于煤炭供電企業的工作條件十分艱苦，員工的待遇普遍不高。總所周知，因為煤炭供電企業的員工收到工作場合和工作性質的制約，他們的工作條件以及生產條件要比一般工作艱苦得多，因為工作，不少員工經常受到職業病的困擾，長期在這樣的條件下工作，身體健康受到了不少負面的影響。盡管如此，煤炭供電企業員工所獲得的報酬卻是普遍不高，不少從事該行業工作的員工對目前的工作有很大的不滿，因此煤炭供電企業里的優秀人才和員工面臨著外奪內爭的情況。換個角度講，這個行業的優秀人才特別是高素質的人才流失十分嚴重，這樣的現象不利于我國煤炭供電企業的穩定經營與有序地向前發展。（2）由于過去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導致煤炭供電企業經營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不夠先進，無法符合當前的發展需要。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這樣的政策體制在一定時期內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但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計劃經濟體制的管理模式已經不適合當前煤炭供電行業的發展，反對對此類企業的經營管理和發展帶來了許多不利的影響。例如，部分煤炭供電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經營者在管理的方法過于陳舊，創新意識不足；不少煤炭供電企業已經轉變了機制，但這種轉換不夠徹底，導致企業的工作人員多但效率不高的情況等等，這些不利的因素大大制約了煤炭供電企業的發展，大大限制了該行業在市場競爭力方面的提升。與此同時，落后的管理模式和思想嚴重制約了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所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煤炭供電企業面臨著轉變思路，改變管理方法的問題，亟待創新，才能真正與時俱進，為企業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3）傳統的粗放型的經營模式制約了煤炭供電企業發展。在對我國煤炭供電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進行深入地調查與分析后，可以發現目前不少煤炭供電企業仍然采用傳統的粗放型經營模式。這樣的經營模式會讓有限的資源被無序開發，導致了資源的嚴重浪費。此外，不少企業為了達到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只求經濟效益而不積極創新，這也直接制約了該行業的快速發展。（4）煤炭供電企業經營管理對安全問題的重視程度有待提升。無論對于哪個行業，安全問題一直敏感話題，對于煤炭供電企業來說也不例外。而這也是國家應該高度重視的問題，更是需要政府和煤炭供電企業經營管理者解決的問題。但從目前的投入來看，煤炭供電企業在這方面的投入稍顯不足，如何更好地進行安全生產是擺在煤炭供電企業經營管理者面前的重要課題之一。

2提升煤炭供電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對策

（1）轉變經營管理觀念，強化安全管理精細化對于煤炭供電企業來說，始終要把“安全生產、高產高效”當作是經營的核心，才可以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首先，要貫徹落實“企業是利潤中心,項目是成本中心”的原則，把成本管理當作是一項重點任務來抓。其次是構建循環經濟，做到創新節能減排工作。因為煤炭屬于不可再生資源，所以，應該對煤炭資源進行合理開采,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才能起到推動煤炭供電企業穩定持續發展的作用。在經營管理中，煤炭供電企業還應樹立科學發展觀,把企業的安全管理納入每一項工作中。只有切實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才可以全面推動企業持續穩定創新發展。（2）完善經營管理體系,重視信息建設在市場經濟下,當今的煤炭供電行業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由此也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業為了可以在復雜多變的市場經濟環境下繼續向前發展，就應該不斷完善經營管理體系,形成規范的財務管理、績效考評、成本核算及物流等制度；還需要構建完善的經營管理體系,充分利用外部機會和內部優勢，明確企業經營管理的重點內容和應該采取的戰略措施。要保證企業經營管理體系可以進一步的完善，就必須有準確信息數據進行技術支持，所以企業應狠抓經營管理的計劃與控制職能,把事后管理變成事前、中及后的控制管理，通過計算機技術加強企業信息數據準確掌握,對企業業務流程進行優化，以鞏固財務會計電算化的發展。（3）以人為本,提升企業文化管理人是企業在經營管理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合理、有效地進行對“人”的管理，才可以發揮出管理的最高作用。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煤炭供電企業實行以人為本的經營管理，轉變原先傳統的用人制度，對員工采取績效考核以及實競爭上崗的策略；定期組織員工學習新經營知識，提升員工的專業技能，增強員工的職業道德觀念，把員工培養成符合企業、行業需求的人才。隨著我國市場經濟深入實施以及受國際經濟理念的影響，越來越的煤炭供電企業意識到企業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打造一個具備自身企業文化特色,灌注企業靈魂的企業就變得十分重要，因此，現代的煤炭供電企業應該構建一個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留住人才，讓人才感到歸屬感。此外，還應該樹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煤品牌，找準自身定位，以在市場中謀得自己的位置。盡管煤炭供電行業是一個傳統的行業，但在如此復雜、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這樣的企業也無法再“高高在上”，應該緊緊抓住經營管理創新，因為只有創新的企業才有發展，創新是一個企業發展永恒的主題。由此看來，煤炭供電企業必須摘下原先高傲的“光環”，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不斷學習先進經營管理觀念，完善經營管理體制，有效推動企業的良好發展,才能實現跨越式發展。

3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