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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范文

政治經濟學是充當整個經濟學科和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基礎理論支撐的學科和課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學實踐中卻出現了很多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高校教師重點研究和解決的課題。

1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筆者在近幾年的政治經濟學講授中，深感教學的困難，具體表現在：（1）在教學中煞費苦心地強調政治經濟學學科的重要性，反復講解重點概念，基本原理，學生仍是不理解，學生學習興趣喪失。（2）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長期道德說教，尤其是社會主義部分，使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既講政治，又講經濟，而學生普遍對政治的學習積極性不高，甚至厭煩。筆者就曾經遇到有學生一學期學下來仍認為學的是政治。（3）學生課堂聽課積極性不高，為得學分而學。（4）學完后不知道如何運用理論，考試死記硬背，考完忘完。這些情況使得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尤為不好講，形成“教師不好講，學生不愛聽”，最后教師和學生都在應付的局面。

2原因分析

2．1政治經濟學的部分原理與高中政治重合，學生學習不感興趣政治經濟學的部分基本原理與高中政治重合，學生認為再重新學習一遍意義不大，自然提不起興趣。而且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學期，學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語、思想政治，數學等的基礎教育，也容易使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就是單純的一門政治理論課。而對政治的學習，學生普遍不感興趣。

2．2課程內容過于抽象、理論，不容易理解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抽象程度很高的學科，學生學習這門課普遍感到困難的是內容抽象、深奧，基本范疇多而且含義豐富，難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疇之間的有機聯系和細微區別；也很難用自己的親身體驗來感知某些概念，感覺理論與自己很遙遠。最后是雖然認真學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產生了厭學。

2．3教師創新意識不夠，教學方式單一，制約學生興趣提高長期以來，教師的創新意識弱，教學方式單一，主要就是教師靜態地傳授知識，學生被動地接受，而廣泛運用于管理學等課程教學中的案例分析、討論等方法在政治經濟學課程中的應用相對薄弱。教師認為只要向學生灌輸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學生就能夠把它自覺地運用于實踐中。所以雖然課前教師做了大量的備課準備，但課堂氣氛仍是死氣沉沉，調不起學生的興趣。而當今國際經濟環境不斷發展變化，傳統的教學和學習模式不僅使教師教學積極性不高，更容易導致學生學習興趣的喪失，社會閱歷淺等后果。

2．4與現實生活聯系不強，對現實問題解釋力不夠主要體現在：第一，在馬克思所處的年代，階級斗爭矛盾較為尖銳，馬克思很強調階級斗爭。而現在敵對階級已基本消滅，再強調階級斗爭就顯得脫離實際了。第二，政治經濟學主要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宣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社會主義制度必將戰勝資本主義制度。而現實是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倒退回資本主義，而原資本主義國家非但沒有滅亡，反而經濟高速發展，使得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產生了疑問。第三，由于市場化改革引發的道德疑問使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產生了動搖心理，這種心理也輻射到了政治經濟學上。在我們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也出現了私有制，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現象，那會不會存在有剝削，我們現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不是馬恩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等等，使不少學生產生了質疑，也使政治經濟學中宣揚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現實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比如美國次貸危機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嘯，歐債危機，人民幣升值等學生關心的問題都沒有及時在教科書中反映，教材與實踐相比存在明顯滯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釋出現的眾多經濟現象和問題，使得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了。

2．5政治經濟學學科內容體系不夠成熟、完善與西方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學學科內容體系不夠完善。西方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運用邊際分析、均衡分析、實證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資源展開研究，研究對象從個體到整個社會，體系條理清晰。而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較成熟，以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石，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運用唯物辯證法、科學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對經濟的本質問題進行研究。而社會主義部分內容體系很不完善，研究對象既有生產關系，也有基本經濟制度，既研究經濟運行，又研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及出現的眾多新問題。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內容與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金融學等學科部分內容重合。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就是一個大拼盤，各個章節龐雜、零碎，學生學起來抓不住重點，主線不明確。

3解決對策

3．1引導學生正確認識政治經濟學法國重商主義學者蒙克萊田在1615年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在經濟學前面加“政治”，意指“社會結構”或“國家”，也就是說他所論述的經濟問題已經超出了家庭或莊園經濟的范圍，而是以整個國家或社會的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此后許多經濟家也都沿用了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還是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一樣都屬于經濟學范疇，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經濟的。當然，對于各個社會形態來說，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學研究與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同時還要弄清一個重要問題，傳統觀點認為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部分，而政治經濟學只包括資本主義部分。因為在馬克思那個時代還沒有社會主義，當然也不可能撰寫出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社會主義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編寫的。目前國內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社會主義部分是在前蘇聯教科書的影響下又加入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說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它的社會主義部分就認定其也是的。

3．2改革傳統教學模式，將案例教學法引入課堂傳統的教學模式不利于學生能力和素質的培養，也不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學模式至關重要。筆者在改革中不斷探索將傳統教學模式和案例教學法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經濟學課程的特點不同于一般應用性課程，它的內容具有較強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內容都適合案例教學，所以要認真選取部分內容采用案例教學。比如在講價值決定時，讓學生分析“梵高的畫為什么那么值錢？”講價值規律的作用時，我們可以舉鐵路火車票價或電價的調整，近幾年我國房地產價格的走向，以及關系社會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等農產品價格上漲等例子進行分析。講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局限性時，筆者結合當時網絡熱議的“蘿卜哥”由于蘿卜價高而大面積種植卻又遇上蘿卜爛市，賣不出去的事件來說明市場調節的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特點，學生不僅由此輕松地掌握了理論知識，同時也提高了學習興趣。講虛擬經濟的發展作用時，可以舉例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學生更好地認識到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過度發展的危害。講勞動力商品時，結合理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勞動力是不是商品，勞動力成為商品是否與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問題讓學生展開討論……案例教學的內容較為豐富，教學方式也可以靈活多樣。針對不同的案例特點和課程實際需要，教師可以在課堂上講解重點難點時穿插借助案例進行解釋，也可以圍繞著某一問題開展案例討論或辯論形式，讓學生參與進來，鼓勵學生大膽發言，各抒己見，這樣不僅能引起師生互動，還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最后還可以輔導學生以案例為基礎完成課程論文，提高其經濟論文的寫作能力。通過多種形式，使學生感到理論與實際是有密切聯系的，抽象的理論也變得不再枯燥，增強了其學習的積極主動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同時也使學生深化了對課本知識的理解，改變了其長期以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純理論課程而厭學的態度。但是盡管案例教學有很多優點，鑒于政治經濟學課程本身的特點，不可能像管理學、西方經濟學那樣以案例教學為主。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教學仍然應該是基礎和依據，案例教學是輔助，注重兩者的有機結合。#p#分頁標題#e#

3．3加強與當代重要經濟問題的結合，提高政治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學以致用的科學，應該能幫助我們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進行枯燥的政治說教。在教學中如果不能聯系現實，就不能打消學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而目前學生之所以對其學習提不起興趣，很大程度上是認為其理論過于抽象、空洞，與現實結合力不強，學生不知道學習它有什么用，或認為其已經過時了。其實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很多實際問題都可以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特別是在我國轉軌過程中出現的企業改革，醫療改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科學發展問題，三農問題，收入分配與構建和諧社會問題，以及近年來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等等都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問題。教師在課堂上應多結合這樣的實際問題講解，從而打破政治經濟學“無用論”、“過時論”的說法。

第2篇：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民族性；內生性

民族經濟學自1979年創立以來，在學科歸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爭議，一些學者對民族經濟學學科發展持批判態度，另一些學者持擁護態度，但無論批判基礎上的否定還是批判基礎上的支持，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確實面臨著“兩難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經濟學發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和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理論體系，甚至沒有獨立的核心概念即邏輯起點。盡管學者們提出了上述問題，但僅有少數學者提出了民族經濟學具有建設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要厘清民族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和目前出現的概念上和理論邏輯上的模糊性，首先應該確定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通過比較和分析相關研究成果，對確立民族經濟學學科的發展方向、理論體系的構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內生因素產出的矛盾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與大家進行探討。

一、關于民族經濟學對象的不同認識

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學術界已有不同認識。黃云、王文長、黃建英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各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具體的各民族人民的經濟問題。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民族經濟問題，它是民族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李忠斌 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鄧艾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對象是從微觀角度研究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狀況和家庭經濟生活特點等。以上幾種認識都集中討論民族經濟學究竟是經濟學科還是民族學科。而劉永佶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

通過以上幾種表述可見，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尚未達成統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作為研究對象；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狹窄，規定為中國各個民族經的經濟問題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寬泛，從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體去研究。即便是劉永佶教授為民族經濟學進行的創新性邏輯論證，但他是站在全人類鳥瞰的民族經濟學，讓學者們感到概念過度膨脹，似乎世界主流的經濟學都應被囊括在民族經濟學的理論之中，并且只要仔細閱讀由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矛盾論》就會發現，《民族經濟學》和《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的體系都似乎是對《中國經濟矛盾論―― 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政治經濟學大綱》體系的一種演繹，而內容則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學與其他民族學理論的歸納（當然創新的智慧在其內容中無處不在， 但從其構建的理論體系來說仍是不足的）。《民族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本質是一致的，因為都是以勞動者主體而展開的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的規定，這樣一定會讓學者們質疑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經濟學，它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何在？鑒于此種原因，本文更傾向于將劉永佶教授規定的民族經濟學看成是“中華民族經濟學”或者“中國政治經濟”（盡管這么看待也不盡合理）。

盡管如上所述，民族經濟學自創立以來存在諸多分歧，但是多數學者認同的是民族經濟學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經濟性”。因此在理論研究中應該從這兩點去尋找學科的研究起點、研究對象，只有規定了對象才能明確研究的方法和學科性質，進而獲得廣泛認同。

二、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是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只要“民族與經濟的辯證結合在理論形態上尚未溶于一體”，就永遠無法解決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的分歧。各民族經濟活動的特征以及經濟矛盾都體現著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與經濟因素在”理論形態上溶于一體”，要求研究對象應該是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經濟和民族地區經濟規律的民族性根源。

將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規定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義決定民族經濟應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將民族因素內生于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研究。根據斯大林的定義，民族有四個因素，其中，共同經濟生活是民族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共同經濟生活表現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經濟生活特點不同決定的。盡管隨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義中的四個因素在當今看來也許并不完備，但只要是存在著的人，一定有其社會屬性、階級屬性、民族屬性，在經濟活動中一定會表現出具體的屬性。譬如，像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壯族、苗族、赫哲族等55個少數民族以及漢族，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這些特征對其表現出來的經濟活動也不盡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蘭教，由其飲食特征發展了清真餐飲業；藏族信仰佛教，農業生產中不愿意使用農藥成為產量低的影響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紅筵”、“搭紅橋”、“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對本民族經濟活動有影響。這意味著各民族的經濟活動因內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現出不同特征，民族經濟問題研究也應突出民族性，民族經濟的研究對象應從各民族內在的特征去尋找經濟特征和經濟活動的主要矛盾，探尋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規律。

三、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更加明確其研究內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務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對經濟影響的規律。首先，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表明不是簡單地用民族學的眼光去研究經濟問題；其次，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觸及到了民族經濟特征的源頭性因素；最后，民族內生因素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規定了主體的民族屬性。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表現在：1.與“民族經濟是研究各民族經濟問題”相比，內涵更加明確。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比較模糊，以至于一些學者認為是各個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比如，藏族經濟、蒙古族經濟、回族經濟等。同時，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的是從寬泛的層面，諸如各民族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貧困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都屬于其研究的范疇，無法體現明確地體現經濟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學者用一般的經濟原理去分析經濟問題，這樣也必將陷入學術界關于民族經濟缺乏特殊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的質疑中。2.與民族經濟學是“是以研究民族經濟問題為對象的學科，它具有民族學和經濟學的綜合性質”相比，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性因素的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明確了民族經濟學是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進行研究的，這無疑對民族經濟學的長遠發展是有益的。3.與“民族經濟學是研究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相比，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這一規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廣。除了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經濟還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經濟，不僅研究少數民族人口經濟還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是民族性因素與經濟性因素融為一體的研究。4.與規定為“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相比，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不僅明確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經濟矛盾，還表明要將民族因素作為民族經濟矛盾的內生變量，并由此能區分民族經濟學與中國政治經濟學，從而要求構建的理論體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一般經濟學存在著必然聯系。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的規定是把民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來構建的，其理論必定是在一般經濟理論基礎之上的改造，它將與一般經濟學的聯系具體表現在：1.與政治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生產關系”，社會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去民族的經濟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適性的經濟研究。而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則正是“穿上民族服裝”的經濟矛盾和關系研究。2.與發展經濟學相比，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經濟特征的一般經濟理論。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研究經濟的發展問題，而且還必須從民族性去探究其經濟發展規律。3.與區域經濟學相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某一地理區域的經濟問題，是具有某種經濟特征和經濟發展任務的“經濟地理區域”。在民族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碩士和博士的學位論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國某一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問題，這恰恰也是學術界爭議或批判民族經濟學實際上是區域經濟學的“致命傷”。是少數民族地區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故而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的緣故。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經濟特征的變化規律，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更加符合民族的發展特性。因為地理區域在研究過程中對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為其根本的影響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和生活在朝鮮的朝鮮族相比，中國的朝鮮族雖然保留有朝鮮半島母體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且中國與朝鮮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經歷的社會變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意識和不同的經濟特征，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所在的區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響所致。因此，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民族經濟學有別于其他學科不同的獨特的研究對象。

綜上所述，無論從已有的規定看，還是從與其他學科的區別看，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更能體現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存在著的獨特的研究對象，更能反映民族經濟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任務。

注釋：①源自毛南族的一個傳說，旨意是人能生兒育女，全家團圓幸福，都是萬歲娘娘的恩賜，到生下孩子后，選擇良辰還愿，殺十幾頭甚至幾十頭牲畜祭祀、還愿，這種風俗有時會把一些家庭弄得傾家蕩產，反過來，為了不因還愿而致貧，毛南族農民飼養牲口數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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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范文

“國民經濟學”這一學科在國內外有著不同的學科淵源。在國外學術界，國民經濟學與經濟學區別不大，目前研究的主要對象都是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英美等國家習慣將其稱為“經濟學”，德國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則將其稱為“國民經濟學”。亞當·斯密1776年的《國富論》可以看作國民經濟學的先驅之作，現有中譯本文獻中可以查到的直接以國民經濟學為名的西方經濟學專著主要是非英美學者（特別是德國學者）所著，如1915年翻譯出版的日本學者津村秀松所著《國民經濟學原理》、1914年翻譯出版的德國學者傅克斯所著《國民經濟學》、1938年翻譯出版的德國學者狄爾所著《國民經濟學原理》等。在國內，國民經濟學學科發端于國民經濟計劃學，該學科最早由中國人民大學創辦于20世紀50年代初期，當前，“國民經濟學”是經濟學門類中“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下設的二級學科，是一門關于國家經濟是怎樣運行和應當如何管理的學科，從宏觀、戰略的角度來研究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問題，并對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進行預測與規劃。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學科建設的快速推進，國民經濟學的新理論、新體系不斷涌現。考慮到“保留并發展國民經濟學可能是中國經濟學的特色”“國民經濟學也許是中國經濟學（體系）發展的一個特色點、突破點、制高點”，我們有必要停下來思考國民經濟學的學科建設還存在哪些問題，以及中國國民經濟學學科未來應該如何發展。誠如林木西所言，“國民經濟系統是一個多部門、多地區、多環節、多層次相互交織，諸多子系統相互交錯，多目標、開放性、動態化的巨系統”。面對這樣一個龐雜的大系統，在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過程中，由于不同學者的學術旨趣和側重點有所不同，衍生出一系列的學科建設困境和難題，亟須加以突破或化解。 

縱覽現有文獻，可發現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面臨的尷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決之道。可大致將現有文獻分為如下兩類：（1）關于國民經濟學學科面臨的尷尬或困境。劉瑞指出，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面臨“國內外學科性質不同”“國內學科分工不明確”“國內學科專業同行不同語”等三大尷尬局面。顧海兵、齊心認為，國內學界對“國民經濟學”的理解要么過窄、要么過寬，需要進行必要的折中處理。王廷惠認為，國民經濟學學科發展過程中存在研究對象分歧、學科體系不一、學科特色不足、學科邊界模糊等一系列問題。（2）關于完善國民經濟學學科的建議。和云建議，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過程中應處理好“規范性與特色性”“本土化與主流化”“國民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科”等三對關系。林木西認為，國民經濟學的學科淵源與其從國外尋找不如從自身挖掘，其學科邊界、研究對象與其同其他學科去比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創新。花馮濤則建議，一方面要處理好國民經濟學與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尤其是宏觀經濟學）的關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內容上，要著重強調國民經濟學的宏觀特性與中國現實國情相結合。

縱覽現有文獻，可發現它們還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現有文獻所提煉的國民經濟學學科所存在的問題尚缺乏哲學方法論層面的反思，從而影響了對相關問題的深入把握；第二，現有文獻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嫌，缺乏優化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的系統解決方案。為此，本文選擇以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為基本工具，對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面臨的“四大困境”展開具體剖析，在此基礎上提出進一步完善國民經濟學學科的路徑選擇。 

二、學科建設面臨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論內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可將一門理論的研究綱領分為“硬核”和“輔助假說”，“輔助假說”圍繞“硬核”形成了一層層外圍保護帶，“正是這一輔助假說保護帶，必須在檢驗中首當其沖，調整、再調整、甚至全部被替換，以保衛因而硬化了的內核”。簡言之，研究綱領的硬核或內核即“一組關于該學科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遵守的規則”，擁有堅硬的內核是一門理論具有生命力的標志之一。一般認為，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可對一門理論進行細致的結構分析，進而可包容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庫恩的“范式”概念。國民經濟學內核是關系到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的關鍵問題。不可否認，國民經濟學學科的研究內容較為多元化，與較多的經濟學分支乃至社會科學分支有著豐富的理論“接口”，這是其學科外延較廣的體現之一。舉例來說，在與國民經濟學并列的應用經濟學學科中，產業經濟學擁有“產業組織理論”這一內核，國際貿易學擁有“比較優勢理論”這一內核，絕大多數經濟學分支學科都有各自明確的理論內核。然而，國民經濟學學科發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貫之的理論內核和貫穿研究體系的那根“紅線”。正因缺乏明確的理論內核，且存在較為寬泛的研究體系，容易給人留下一種印象：“國民經濟學是個筐，什么東西都可以往里裝”。進而言之，在國民經濟學學科建設過程中應該捍衛和堅持什么、調整和改變什么，往往就成為不清不楚的問題了，從而必然會影響學科體系的完善和發展。一句話，理論內核不明確嚴重地影響了國民經濟學“研究綱領”的活力和生命力。而當一門學科缺乏自身明確的理論內核時，便存在著被其他學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外圍保護帶龐雜 

一門學科的外圍保護帶是將研究綱領的內核運用于現實世界所得到的種種具體的假說。在發展一門學科的過程中，需要結合現實數據或案例不斷地對外圍保護帶進行證偽，通過不斷地“去偽存真”，保留暫時沒有被證偽的假說，進而形成圍繞理論內核的一層層“保護帶”。國民經濟學的發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為止，國民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外圍保護帶仍然較為龐雜，甚至難以找到其系統而明確的理論假說。在廈門大學錢伯海教授歷經多年構造的國民經濟學學科體系中，財稅機制與調節、貨幣信貸與金融調節、對外經濟及其調節、國民經濟總體模式及發展戰略等內容始終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對總需求、總供給、總供求平衡等相關內容的論述，進而將國民經濟學轉化為國民經濟管理學。顧海兵、齊心認為，國民經濟學包括國民經濟方法論、國民經濟統計學、國民經濟信息論、國民經濟預測學、國民經濟政策論、國民經濟地理學、國民經濟模型論、國民經濟生態學、國民經濟軍事學、國民經濟人口學、國民經濟法學、國民經濟戰略與規劃論、國民經濟社會學、比較國民經濟學等。劉瑞指出，國民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應該包括兩大板塊和三個層次，兩大板塊分別是“國民經濟運行”和“國民經濟管理”，“國民經濟運行命題”包括“經濟總量命題”（經濟增長與發展、經濟總供給、經濟總需求）、“經濟結構命題”（產業結構、區域結構、企業結構）、“經濟平衡命題”（經濟總供求平衡、經濟內外部平衡）；“國民經濟管理命題”包括“政府經濟職能命題”（市場失靈、政府干預必要性、政府經濟管理制度）、“宏觀調控命題”（宏觀調控目標與手段、宏觀調控機制）、“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與規劃命題”（發展戰略、發展規劃）、“經濟政策命題”（宏觀調控政策、經濟發展政策、經濟規制政策）。（注：括號內的表述為第三層次）。林木西則認為，國民經濟學的研究體系主要包括：國民經濟系統（系統總體、系統結構、系統環境）、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分析、需求動力、供給推力、周期波動）和國民經濟管理（管理目標、發展戰略與規劃、監測預警與綜合評價、宏觀調控、微觀規制）。王廷惠指出，中國的國民經濟學應該重點強調國家戰略利益導向、國情與本土化語境，關注可持續發展。目前國民經濟學的學科發展尚缺乏公認的外圍保護帶，學者們也缺乏對上述體系或框架的證偽或證實，使得在全國性的國民經濟學方面的學術論壇或學術會議中，缺乏統一的交流語境和學術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研究者“自說自話”的局面。這加劇了國民經濟學成為經濟學科中的“大雜燴”，必然影響國民經濟學學科的發展和繁榮。

       　3.困境之三：學科邊界不清 

從一定意義上說，學科發展的交叉局面或許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并且跨學科發展是當代科學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然而，從經濟學角度而言，如果沒有明確的學科分工、學科邊界不清晰，會嚴重地制約和影響知識積累的進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學科融合發展，也應該是在學科高度分工、知識高度分立的背景下，當各學科的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縱覽國內各國民經濟學學位點以及國家級、省級重點學科所涵蓋的研究方向可發現，國民經濟學尚不能很好地體現出與區域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產業經濟學、國際貿易學等學科的區別。當前國內的國民經濟學學科發展還沒有為“二次融合”做好準備。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國民經濟學不僅在研究內容上與上述諸多應用經濟學學科的邊界不清晰，而且與部分理論經濟學學科的區別還沒有被厘清，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是與西方國民經濟學存在含義上的混淆。根據德國學者羅雪爾的看法，西方學者（尤其是19世紀以前）所言的“國民經濟學”主要不是指國民經濟學學科，而是指國家角度的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異體，甚至是政治學的一個部分。目前，德國的經濟學分為國民經濟學和企業經濟學，美國經濟學會對經濟學的1—3級分類中尚不存在國民經濟學學科，但美國經濟學會的分類與國民經濟學相關的有E類、H類、O類、P類。而在中國，國民經濟學是綜合運用各種經濟學基本理論，分析和解決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若干具體問題的經濟學科。顯然，中國的國民經濟學是一門根植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本土化經濟學科，在中國發展國民經濟學學科，并非要傳承與復興德系國民經濟學。也就是說，中國的國民經濟學與德系國民經濟學是不一樣的“國民經濟學”，不能因為名稱相同而將它們混為一談。

二是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不甚明確。有著名學者曾指出，國民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馬克思的話來加以證明。不可否認，政治經濟學是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之一。然而，中國的國民經濟學是從國民經濟計劃學轉化而來，肯定需要運用包括政治經濟學（德系國民經濟學）在內的各經濟學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識，同時在不少內容中還要吸收哲學、系統論、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切人類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識養分，這決定了不宜簡單地將中國的國民經濟學等同于政治經濟學。按照目前中國經濟學科體系的劃分方法，國民經濟學屬于經濟學門類中“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下面設置的二級學科，而政治經濟學則是“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下面設置的二級學科，在這里的“國民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顯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與宏觀經濟學的關系還不明朗。國內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可以在國民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畫等號。不可否認，國民經濟學的理論來源之一就是宏觀經濟學，甚至國民經濟學只有緊密結合宏觀經濟學才能實現更好的發展，但國民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至少還存在著如下三大區別：（1）分析層次有差別。國民經濟學可同時涵蓋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的分析（雖然側重于宏觀領域），其分析廣度要超過宏觀經濟學。（2）研究主題有差異。國民經濟學重點分析經濟制度問題、經濟結構問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問題，不同于宏觀經濟學高度關注的經濟總量及其決定問題。（3）知識構成有區別。國民經濟學大量吸收了哲學、系統論、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知識養分，而宏觀經濟學在吸收人類文明成果方面還沒有達到這樣的廣度。與宏觀經濟學的分析視野和研究對象不同，國民經濟學既分析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社會再生產問題，也非常重視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既分析經濟發展中的產業關聯問題，也格外重視不同區域的平衡發展問題。 

4.困境之四：研究對象不明 

關于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當前中國學術界還同時存在著寬派、窄派和中間派三種觀點。寬派以錢伯海等為代表，認為國民經濟學是以整個國民經濟為整體，把政治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結合起來，既研究生產力，又研究生產關系，既研究國民經濟運行質的規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規定性，還研究國家管理等上層建筑，以及社會產品生產、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過程的一門綜合性學科。窄派以李華、劉瑞等為代表，認為國民經濟學就是國民經濟管理學，是指廣泛運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多學科知識，研究宏觀經濟運行規律及其管理機制的綜合管理學科，主要研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對國民經濟活動進行科學的決策、規劃、調控和組織，如何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有效運行。中間派以顧海兵、齊心為代表，認為國民經濟學應從屬于應用（宏觀）經濟學、實證（宏觀）經濟學，是經濟學一般原理與行政管理學及社會統計數據相結合的應用宏觀實證經濟學。從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為止，“國民經濟學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當然，這與前述該學科尚沒有明確的理論內核和公認的外圍保護帶存在一定的關系。如果將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明確下來，并將其外圍保護帶梳理清楚，那么，確立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將不再成為一道難題。 

三、進一步完善學科的路徑選擇 

1.以宏觀經濟學的“三化”（應用化、戰略化、政策化）為基礎，提煉理論內核 

迄今為止，提煉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仍然是一項重要且亟須完成的工作。有學者認為，國民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內容是國家的宏觀調控，計劃、財政、金融等三種政策手段構成了宏觀調控的三種主要手段，國民經濟學應該比財政學、金融學等學科更為宏觀。也有學者認為，市場與計劃的關系理論構成了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作為從國家層面入手展開研究的經濟學學科，其理論內核不能是具體的政策手段，因為具體的政策手段只是實現國民經濟運行目標的途徑，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邏輯鏈條；類似地，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也不宜是簡單的市場與計劃的關系理論，因為這一理論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會經濟發展等更為宏觀的國民經濟主題。進而言之，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只能從國民經濟學系統中去尋找和提煉。這是因為：第一，國民經濟學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國民經濟學這一巨系統具有開放性、動態化、多部門、多地區、多環節、相互交錯、多層次、多目標等特征。第二，系統論是研究國民經濟學的最佳手段。系統論是認識系統、剖析系統的最佳途徑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國民經濟學的系統總體、結構及其功能，才能明確其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是什么、分析這一系統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進而才能找到其理論內核、探索其理論結構。遵循上述思路，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是宏觀經濟學的應用化、戰略化和政策化。依據這一理論內核，國民經濟學的核心任務是：主要運用宏觀經濟理論，結合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甚至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著力分析和解決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涌現的各種現實問題，并提出行之有效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建議。

       　2.以基礎理論運用于國民經濟現實得出的具體假說為內容，明確外圍保護帶 

為了明確國民經濟學的外圍保護帶，需要將其理論內核運用于現實世界而得到種種具體的假說，然后不斷地通過實證分析手段對之進行證偽，并不斷對外圍保護帶進行調整、再調整，才能硬化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內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個進步的研究綱領中，理論導致發現迄今不為人們所知的新穎事實，而在退化的研究綱領中，理論只是為了適應已知的事實才被構造出來。因此，為了使國民經濟學成為一種進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綱領，需要以宏觀經濟學的應用化、戰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為主線，將其基礎理論運用于對國民經濟現實的分析和解釋，得出國民經濟學的系列命題和假說，構造其外圍保護帶的基本框架，并以國民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驅動“新穎事實”的發現，從而不斷完善國民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及其結構。 

3.以國民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之間的有效分工為原則，明晰與其他學科的邊界

一是強化國民經濟學與理論經濟學之間的分工。國民經濟學屬于應用經濟學，也因此，應該突出強調其“應用”色彩，強化該學科與理論經濟學之間的分工。理論經濟學的基本任務是提出并論證各種經濟學理論，其中涵蓋了各種經濟學流派，如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后凱恩斯學派等等。而應用經濟學的基本任務則在于合理運用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吸收和借鑒理論經濟學中各個學派的養分，來分析和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為此，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和分析不必過多地陷入流派之爭，而應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基本原則，選取經過事實檢驗、尚未被證偽的經濟學理論去分析國民經濟系統中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之道。 

二是優化國民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之間的分工。國民經濟學應區別于應用經濟學中的其他分支學科，如區域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產業經濟學、國際貿易學等。在這些學科中，區域經濟學主要研究與區域發展、地區差異等有關的經濟問題；財政學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為及其背后的動因與規律；金融學探討貨幣資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規律；產業經濟學定位于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的“中觀經濟學”，主要研究產業發展和演化動因及規律；國際貿易學則主要將（西方）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國際”范圍，以便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各種稀缺的資源要素。那么，國民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以區別于現有的應用經濟學學科呢？我們認為，國民經濟學應該定位于“綜合性、統領性、應用性的經濟學學科”。也就是說，國民經濟學作為一個“巨系統”，雖然其與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之間存在著廣泛的“接口”，但該學科以宏觀經濟分析為基本領域，其視野更寬、研究對象更廣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強，對其他各門應用經濟學分支學科具有統領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國的經濟學學科劃分中，國民經濟學作為應用經濟學的“頭號學科”（國民經濟學代碼為020201），其在應用經濟學中的地位類似于政治經濟學在理論經濟學中的地位（政治經濟學代碼為020101）。 

4.以理論內核、外圍保護帶、學科邊界的確立為前提，找準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第4篇：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范文

一、給生產力一個形象

如果僅僅按照書面的概念理解生產力概念，不易進入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核心。因為，生產力這個概念是連接哲學原理中物質和意識的一個宏觀、抽象概念，這樣的概念對于沒有學習過哲學的同學來說難以一下子接受。

說過一句話：“物質可以變意識，意識可以變物質。”這句話在考研史上難住了許多人。這句話的前半段很好理解，“物質可以變意識”就是說：物質通過三個階段的發展，最終產生了擁有意識的人類這個物種。那么后半句“意識可以變物質”又作何解？這是通過實踐實現的。讓我們回憶實踐的定義：人主觀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這里我們需要注意，只要是實踐，就一定必須有人使用了自己的意識并主動地進行。

什么叫主動地進行？怎么樣主動進行并變成了物質？看一看你身邊的桌子，同時想象旁邊放著制造桌子所需的原料――木頭、金屬、油漆等。現在請你告訴我，這堆原料和這張桌子到底有什么區別？

事實上，桌子的物質組成和它的原料完全相同，桌子僅僅是將原料按照一定規則組合起來的產物。那么，這樣物質完全相同的東西，又帶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價值，區別到底在哪？答案已經很明顯：在于組合的規則和順序。

這個順序是由人的思維賦予物質的，也就是說，人們按照自己的想法給物質一個形態，而這個形態就是人的意識停留在了物質上，意識創造了物質。這時有一些同學會有疑問，意識創造了物質的實體嗎？并沒有，意識創造了物質的形式，而形式也是物質的內容之一。

既然實踐是將意識轉化為物質的途徑，那么具體它做了什么呢？它將自然界的物質轉化成你需要的形態，比如樹木成為木材，木材成為桌子。全人類或某個社會的全部人的實踐生產能力的總和就叫做生產力。將生產力的概念形象化后，生產力就變得容易學習了。

二、用漢語解讀“自然界”和“社會”

理解自然界和社會的概念，就要在這兩個對立的概念中找到不同點。既然對立，那么我們一旦確立一方的含義，另一方的含義就很明顯了。我們從較為簡單的“自然界”概念出發來尋找理解這兩部分概念的關鍵點。

自然界，這個詞已經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不過，它僅僅是動物奔跑，植物生長的大森林、草原么？不會這么簡單。或者就是地球？這樣也同樣無法和“社會”有效分別。既然這是一個我們熟悉的詞匯，我們就把它拆開，從漢語的角度分別看一看這三個字是什么意思。

“自”這個字的意思比較簡單，就是“某事某物本身”。而“界”這個字則是某類事物全部的范圍的意思。關鍵在“然”，“然”字表示“……的樣子”。連起來，我們可以明白“自然界”這個詞，應該是“全部事物的自己的樣子”。即事物的本來面目――它們該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

反過來說，社會就應該是不自然的東西。為什么社會里面的東西不自然呢？因為它們的樣子被改變了，改變它們樣子的就是人類，手段是通過生產實踐。人類通過生產實踐將自然界的東西變成我們需要的樣子，然后讓那些原本自然的石頭變成我們需要的寶石、鉆石，植物變成我們需要的木材和藥材，動物變成我們需要的食物，進入我們的生活。最初在原始社會中，我們所能改變的物質有限；但是通過這數百萬年的不斷積累和學習，人類已經可以將遠古人類想都無法想的自然界的一些部分變成我們社會的一部分。這就代表著人類的進步。

生產實踐是自然界轉變為社會的關鍵環節。生產實踐實際上是：我們想到了自己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東西，然后在自然界中選取原料，進一步將這個原料變成了我們想要的那個樣子。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實際做的事情是將自己的意識，也就是我們想要的那個東西的一個想法植入到了物質之中；物質變成了我們想要的東西的時候，它就不僅僅是一個物質體了，而是按照我們的想法而存在的物質體。

三、勞動力在“體內”，價值在“體外”

我們有了上文的過程圖，對于宏觀上人類如何進行生產實踐就容易理解了。但是，上面的過程圖還缺少了一個部分。在生產實踐中一定要有執行者，也就是一些人作為工人、手工藝人等存在，上面這幅圖才能夠成立。生產實踐是將人的意識變成物質放在物質之中的過程。這個過程中，誰來執行，放進商品之中的意識就是誰的意識。我們就按照這個線索，尋找一下如何將勞動價值理論的兩個核心內容尋找出來。

首先，勞動力的定義是“人的勞動能力，蘊藏在人之中腦力和體力的總和”。也許這么說更容易理解：勞動力，就是我們作為個人，能夠將意識變成物質的能力。如果是全人類的“勞動力”，那么就叫它生產力；而個別人，或者一個群體的“生產力”，我們就叫它勞動力。總的來說，“勞動”這個概念依然和我們最開始學習的，將意識變為物質是相同的含義；而勞動力概念中的“力”與生產力之中的“力”一樣，是指“能力的大小”。

這時，我們就可以輕松理解政治經濟學中最讓人頭疼的概念――價值。既然勞動力包括腦力和體力，仍然存留在人體之中；那么“價值”就可以被表述為不留在人身體之中的腦力和體力，它們通過勞動被消耗掉，同時駐留在物質中。再進一步說，我們前文用大篇幅探討的“變成了物質的意識”就叫做“價值”。

勞動力和價值這一對概念聯系得很緊密。勞動力是潛在的，還沒有真正變成價值的意識；而價值是已經付出勞動力，蘊藏在商品之中的意識。這樣，大綱中價值的定義也很好理解了：蘊含在商品之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

首先，我們生產出來能夠進入社會的都叫做商品。我們生產過不能進入社會不能叫商品的東西嗎？有的，垃圾就是一種。在商品之中，肯定有我們在生產中附加在商品上的意識，而價值是對這部分意識的總結。這部分意識是通過勞動附加在商品之上的，同時，無論誰將自己的意識附加上去，我們都無法評出一個三六九等、誰的意識更好更對，所以它們必須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

既然如此，我們可以進一步修改我們上面的人類構建社會的流程圖：

四、“具體”“抽象”，都是勞動

有了上面這個基礎的十字圖，那么我們就可以馬上著手記憶這一對易混淆的概念：勞動的二重性，商品的二因素。

第5篇：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經濟發展發展方式綜合評價

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一直是經濟學家們普遍關心的一個熱門話題，也是研究的熱點所在。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從各自角度出發對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及二者關系進行了定義，通過理論分析、構建模型等方法探討影響經濟發展的諸多要素。從國外來說，亞當.斯密、馬克思、劉易斯、保羅·羅默、楊小凱等人都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我國學者在黨的十七大以后，站在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對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進行了系統研究。

一、國外研究綜述

（一）亞當·斯密在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圍繞富國強民這個目標，展開了對經濟發展理論的研究。研究成果突出的體現在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他指出，經濟發展以工業發展和農業發展為前提，應建立一種制度，市場自由配置資源，勞動、資本自由流動，對外貿不加以干預，才能真正的促進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指出，分工、科學技術可以促進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合理搭配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比例，并同資本積累和收入聯系起來，強調自然資源以及技術進步等因素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二）馬克思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提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在一定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構成該社會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脫離生產關系的生產力，先進的生產關系會促進經濟發展，落后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經濟發展。這為以后的經濟學家研究經濟發展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制度框架基礎。馬克思的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理論可以解釋為較早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就是經濟發展。馬克思的增長方程式有幾個假定前提：1.社會總產品分成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部類。2.全部年產品在價值形態上可以分解為三個部分，即W=C+V+M;其中C代表生產產品時消耗的不變資本價值，V是補償可變資本的價值，M是生產的剩余價值。3.產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交換。4.不存在技術進步。由此出發，馬克思首先進行了簡單再生產的分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要使社會再生產規模擴大，經濟發展必須進行擴大再生產。并提出擴大再生產的兩個前提條件： I(v+m)>IIc 和II(c+m-m/x)>I(v+m/x)。以及3個實現條件：I(v+v+m/x)=II(c+c)、I(c+v+m)=I(c+c)+II(c+c)、II(c+v+m)=I(v+v+m/x)+II(v+v+m/)。為經濟發展及經濟發展方式研究奠定了理論框架基礎。

（三）發展經濟學中結構學派代表人物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城鄉二元經濟模型，被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普遍理論。阿瑟?劉易斯1954年在《曼徹斯特學報》發表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著名論文，提出了典型的二元經濟理論模式(即封閉經濟條件下的二元結構模式和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二元結構模式)。從而為發展中國家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提供了一般性或規律性的理論基礎。

（四）以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理論 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模式，確認了制度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并總結出一套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如發展教育；刺激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等。它所強調的規模收益遞增、外溢效應、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等，是對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重大突破。它較好地解釋了一些經濟發展事實，其豐富的政策內涵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及發展政策的制定與運用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五）楊小凱1991年在《政治經濟學期刊》上發表的《經濟增長的一個微觀機制》，奠定了他在國際經濟學界的地位。他以社會產業結構或分工狀態當作固定不變的因素，研究資源在其中的最優配置，構建了勞動分工演進模式解釋經濟發展，為經濟發展理論提供了微觀基礎。楊小凱認為，促進分工與交易以及知識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極為重要。 一國的制度創新，應當朝著促進分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發展。 轉貼于

二、國內研究綜述

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后，國內學者們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場，結合我國國情和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行了系統研究。研究的著手點從宏觀上看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本質和必要性；二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含義；三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措施和方法。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

(一)從本質和必要性上來看， 崔巍提出經濟發展理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理論反映，源于斯密和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派，是二戰后在發達國家廣泛流行的經濟理論，其大體經歷了3個發展階段。現代經濟發展理論及模型的建立強調科學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但是，發達國家經濟學家自身存在的認識論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學完整地建立經濟發展理論及模型，因此必須遵循馬克思的方法論從理論為實際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學模型，并指導中國社會經濟建設實踐，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踐。唐龍提出考慮經濟發展方式問題要重視發展觀的更新對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推進作用。

（二）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含義上來看，毛林根等人運用經濟學中的產業經濟理論，從新的視角提出了“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是指在國民經濟承載能力下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有機統一的盡快發展”的觀點;界定了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同內含。李炳炎 、向剛從政治經濟學理論涵義角度出發，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基礎，賦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政治經濟學含義。他們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積極推進政府改革，把增進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中心環節，加快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方法上來看，楊歡進提出，當前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從非結構優化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結構優化型經濟發展方式；從非協調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協調型經濟發展方式；從不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方式。徐佳賓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關鍵時期，經濟發展中的結構關系亟需調整。其中，影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最為重要的是3個方面關系，在路徑依賴方面應從以資源和投資為導向的經濟增長轉向創新導向，在結構轉變方面應從以制造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轉向制造業和服務業共同主導，在福利改善方面應從以效率優先的收入分配的取向轉向效率和公平相結合的收入分配取向。

三、國內外研究評價

國外經濟學家從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及應采取的方法和構建的模型出發，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思考并著力解決經濟增長與發展面臨的問題。隨著時代的推移，不同的思路和方法、模型應運而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從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論，到馬克思的生產關系框架下的經濟發展理論，再到以劉易斯為代表的城鄉二元經濟論，一直到楊小凱構建了勞動分工演進模式解釋經濟發展，為經濟發展理論提供了微觀基礎。但是，這些觀點、模型相比較而言，除馬克思的經濟發展理論具有普遍適用性之外，其他理論都有其一定的歷史局限性。

我國學者以經濟思想為指導，以經濟發展為根本目標，以我國國情為標志，建立科學模型，從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本質及必要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含義、經濟發展轉變的方法措施、區域經濟發展方式研究等方面進行了理論分析探討，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和思考。但是由于研究主要是從十七大以后才真正開始，時間有限，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概念的區別、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含義，某一方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具體做法等，缺乏系統研究。主要研究體現在和十七大報告以及科學發展觀的聯系上，定性的描述多，而量化模型較少，缺乏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一系列指標體系的構建，不能全面、客觀地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進行系統分析。綜上所述，我們應把國內外經濟發展理論有機結合，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方式理論。 轉貼于

參考文獻：

第6篇：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范文

1、經濟學的理論范式

范式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系統闡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 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征， 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 瑪斯特曼對庫恩的范式觀作了系統的考察， （1987）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 并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 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 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雖然范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庫恩的創見和獨到之處則在于范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 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并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 因為他認為， 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 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 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 在實際的“圖象”、“模型”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別開來。庫恩的構造范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象”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 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 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我們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討論和運用范式的后面兩種含義。

經濟學的范式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 （張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 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 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 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的范圍， 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關系、側重方面、聯結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在以經濟效率為中心這一基本觀點上， 各種經濟理論學說都是一樣的， 區別在于強調得夠與不夠， 是否能貫徹始終。

新古典理論對此十分明確， 而且一貫到底。它其所以專注于資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尋求有效配置資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為市埸是一種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 它關于在一定條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為對一切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進行理論分析之基礎， 正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具體體現。翻開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 效率觀念和效率思想會深入到每一個讀者的腦海之中， 融化在他們的思維之內， 成為他們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

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來的， 傳統經濟學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目的， 所依賴的正是經濟效率的不斷提高； 其所以特別強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 就是因為在它看來， 只有這樣做才能減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費， 從而獲得和保持經濟運行的效率； 傳統經濟學把創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 也說明了這一問題。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提出“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為“貫穿全書的紅線”（1985）， 是其中對經濟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傳統經濟學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觀念并不十分堅定， 也沒有貫徹到底， 當傳統經濟學致力于政策解釋、道德說教和價值判斷時， 往往就離開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都離不開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這種考察在每一種理論中都有著明顯的不同。

亞當。 斯密對之進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在《國富論》中， 斯密不僅說明了分工的好處和交換的意義，而且說明了分工和交換的關系， 所謂“分工受市埸范圍的限制”， 就意味著人的生產活動以人的交換活動為條件， 進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換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簡單天賦自由體制”或稱自由競爭、自動調節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個進行經濟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為一個假定的抽象概念， 無條件地、絕對地堅持它， 而是提出了種種限制和例外， 表現了對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過“簡單體制”找到了個人自由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互補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義，不僅說明了人們之間存在著和諧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著矛盾和沖突。

克思繼承和發揚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換、生產和交往、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互關系， 恩格斯把生產和交換看作經濟曲線的縱坐標和橫坐標； 馬克思特別注重于人與人之間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的分析， 同時對“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全體自由人的聯合”（1972）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從而以人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交互影響為基礎， 描繪了一幅歷史發展的圖畫。

新制度經濟學堅持和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不僅堅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來代替生產關系和交往方式之類的抽象概念， 以為經濟分析的基本概念， 進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 并將其納入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分析之中， 對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類的全部經濟活動作出了統一的解釋。

新古典經濟學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范式。這集中反映在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資源配置和生產費用， 考察了規模經濟和技術選擇， 還討論了市埸結構， 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狀況和經濟性。所謂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 就是合理的勞動分工； 所謂規模經濟， 就是分工及其基礎之上的集中所到的節約和利益； 所謂市埸結構， 實際上就是分工結果在市埸上的表現； 而技術選擇， 實際上就是進行分工的方式； 至于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成本， 即生產費用，就是不同資源配置方式和技術選擇方案的代價， 也就是作為生產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 它沒有也不能對分工及其程度的決定和發展作出解釋。新古典經濟學不僅研究了市埸交易， 而且以此作為全部內容， 同時對自由市埸體制作了絕對的、無條件的解釋， 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動實現的均衡， 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 又是市埸交易的結果。盡管如此， 新古典經濟學對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膚淺和非常片面， 由于對交易的考察僅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對市埸交易的考察又僅僅分析產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 因而在新古典理論中，既沒有交易方式的概念， 也沒有交易費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論也考察了合作問題，但是基于對交易問題的局限性， 其對合作的考察僅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買賣關系和和諧的競爭關系， 也就是說， 在新古典理論看來， 人們之間的合作是無阻礙、無摩擦， 因而是無條件的。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 而在于這種分析的片面性， 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個方面、一個部分、一種情況， 也就是只分析了它們的物質技術聯系和物質技術特征。

第7篇：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范文

一、“異化勞動”概念解讀

異化(alienation)一詞來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脫離、轉讓、出賣、受異己力量統治、讓別人支配等義。在近代，歐洲哲學家霍布斯是第一個提出異化概念的哲學家，霍布斯認為，國家本身就是一種異化(他主張人性本惡，認為人與人的關系像狼一樣，總是處于戰爭狀態)，異化主要是指轉讓。法國的哲學家盧梭的異化思想反映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發表的《人權宣言》中，他主要從經濟、政治和倫理道德的角度闡述了這一思想，把異化看成是人們利己主義的結果。而真正從政治上探討異化，并達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在他的倫理學和社會理論中，汲取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積極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異化概念。他認為，異化的社會往往使人們行為的結果也發生異化，良好的愿望并不產生良好的結果。由此可見，在近代，異化概念是唯物主義或啟蒙學派的哲學家們用來表達反封建社會政治觀點的一個工具。真正把異化概念納入唯心主義軌道，還是從德國古典哲學開始的。首先使用異化概念的是費希特。在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的基本范疇一“自我”和“非我”中，異化是個基本概念。在哲學史上，黑格爾在本體論中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異化概念。他認為異化是絕對觀念向自然和社會的外化和退化；異化是正源的對象化或物化和客觀化；異化是對客體的認識和改造。在德國古典哲學中，費爾巴哈站在唯物主義立場上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異化觀，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義的異化觀；馬克思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特別是從黑格爾關于勞動和異化的思想中得到啟示，認為人的異化歸根到底是勞動的異化，這是人的一切異化的基礎。只有把人的異化最終地歸結為勞動的異化，才能展示人的異化的秘密，進而揭示出社會不平等的根源。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出發，分析了人類生存的基礎即勞動對人的實際作用，從而揭示了人的異化的本質，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概念——異化勞動，在歷史上第一次確定了異化概念嚴格的確切的含義，賦予了這個概念以社會經濟的實質內容，樹立了一個正確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起點。

二、馬克思異化勞動思想概述

總的來說，《手稿》是馬克思從經濟學理論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進行的初步分析。馬克思把哲學的研究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結合起來，這使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同資本家尖銳對立的經濟現實，看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勞動價值論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深刻矛盾。《手稿》有關異化勞動的論述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馬克思根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主要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論述，通過對工資、資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結構和規律(中心是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第二部分，馬克思從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前提出發，把異化和對勞動的分析結合起來，運用異化理論對社會基本階級關系進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對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勞動的異化，得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結論，這是人本主義哲學的本質批判。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總的批判，為他剖析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確定了出發點，即“我們是從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的”[1](P42)。而所謂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財產，把勞動、資本和土地的分離，以及工資、資本利潤和地租的分離，還有分工、競爭、交換價值概念等等，當作前提”[1](P42-43)。其實質也就是異化勞動。馬克思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對“異化勞動”進行了規定。

(一)從生產結果看，勞動者的勞動和他的勞動產品相異化。馬克思認為勞動產品是勞動的結晶，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勞動產品本應該屬于工人，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異己的東西，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獨立力量，是同勞動對立的”[1](P44)。就是說，工人勞動的產品不僅與工人相脫離，而且變成與工人相對立的東西，勞動所帶來的后果就是“勞動為富人生產了珍品，卻為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卻為勞動者創造了貧民窟”[1](P46)。

(二)從生產過程來看，勞動者和他的勞動行為本身相異化。馬克思認為，勞動本來是人的本質，是一種區別于動物的自由自覺的活動。人在勞動中肯定自己，滿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智力。而異化勞動則使勞動變成了外在于人的東西。“因此，勞動者在自己的勞動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到損傷、精神遭到摧殘。”[1](P45)馬克思還指出：“勞動的異化性的一個明顯表現是，只要對勞動的肉體強制或其他強制一消失，人們就會像逃避鼠疫一樣地逃避勞動。”[1](P47) (三)從人的類本質上看，人的類本質與人相異化。這是馬克思根據異化勞動的已有的兩個規定推導出的第三個規定。馬克思認為“人是類存在物”[1](P48)，人的類生活、類存在就是勞動，即自由自覺的活動，這也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最根本的標志。人類通過改造對象世界，使人類的類本質對象化，在改造無機自然界得到表現和確證。在異化勞動狀態下，人對人的類本質的體現完全發生了變化。“異化勞動從人那里剝奪了他所生產的對象，從而也剝奪了他的類生活、他的現實的、類的對象性，而把人對動物所具有的優點變成缺點”；“異化勞動把自我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單純的手段，從而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勞動產品的異化使人不能確證其類本質，勞動本身的異化則是把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變成僅僅維持肉體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人的類本質變成人的異己的本質，人變成了喪失類本質的人。

(四)從人的社會交往看，人與人關系相異化。馬克思認為：“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這一事實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從人那里的異化。”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人的異化，一般說來，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關系只有通過人同其他人的關系才得到實現和表現”[1](P52)。

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對立，也是他們中每個人都同人的本質相異化。他指出，如果勞動產品對工人說來是異己的，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如果說勞動者的活動對他來說是苦惱，那么，這種活動就必然給別的什么人帶來享受和歡樂”[1](P53)。至于這“別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異化的、外化的勞動所生產出來的資本家。從而，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后果。這樣，馬克思就解決了開始時所提出的任務——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學當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財產)的任務。

馬克思這里的整個思考線索是：從資產階級經濟學肯定的事實出發，分析了他們所說的勞動其實不過是異化勞動，然后由勞動的自身異化理解了人類的自身異化，理解了階級關系和私有財產的本質馬克思指出，勞動的對象化不等于異化，只有在私有制條件下，才表現為異化，從而把勞動異化和私有制聯系起來，因而要消除異化就必須消滅私有制；異化是現實的、客觀的，異化借以實現的手段本身就是實踐的，異化勞動概念及其四個規定就是對現實勞動異化的概括。馬克思通過對異化勞動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暫時性，論證了歷史必然性。

三、異化勞動理論在理論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雖然，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思想是一個不成熟的理論，其中還受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較深。但《手稿》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殺的，其核心概念勞動異化導引著馬克思以后理論研究的思維方式和方向，勞動異化理論正是不成熟的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馬克思思想過渡的中介和橋梁。異化勞動理論的歷史作用主要在于為馬克思以后發現并創立剩余價值學說和唯物史觀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異化勞動理論把生產勞動看成社會歷史的基礎，為唯物史觀找到了科學的理論前提。以往歷史觀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質生產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類歷史是個自然史過程，不能發現社會歷史的客觀規律。相反，異化勞動學說卻已開始把對社會歷史問題的研究轉向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生產勞動，找到了理解全部人類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從本質上揭示了人與動物的獨特差別；并用這種觀點說明整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現人類歷史所以會發展到私有制社會，是勞動自身性質發展的結果。

第8篇：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范文

社會網絡與關系嵌入說是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代表性學說。它們假定，個體的經濟社會行動是嵌入在人際關系網絡之中的，人們正是通過對關系資本的建構與利用達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各種社會關系與社會網絡是屈從于個體理性的，關系人其實是理性人，關系嵌入本質上是一種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經濟理性的客觀事實。在新經濟社會學領域，格蘭諾維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論關系主義原則的立論基礎是在被其稱之為“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兩種視角間展開的。格氏指出，社會學家將個體的經濟行為視為一種社會化和制度化的過程，個人行為屈從于共有的價值與規范系統，受到文化與價值觀念的支配。這是一種過度社會化的觀念，持這一主張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對帕森斯的社會學傳統，“十分貶抑對符號、價值、規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學術關懷”。他試圖“帕森斯所強調的模糊的社會系統概念，而將個人行動理論及如何鏈接他人行動的方式置于新理論的核心位置”，這個核心便是關系網絡，它使個人行為和總體的社會形態的鏈接成為可能。與過度社會化相反，新古典經濟學在認識人的經濟行為時，將人視為理性個體，個人行為獨立于社會關系之外，人類的一切文化與制度行為均可從理性個體的自利動機中得以理解，這便是“低度社會化”觀點。該觀點假定，生產、分配與消費行為完全不受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影響。格氏指出，無論是低度社會化還是過度社會化假定，都將社會性孤立的行動者作為行動與決定的中心，沒有處理好社會網絡與社會行動的關系。因此，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分析應當盡量避免過度與低度社會化的孤立問題。行動者有目的的行動實際上是嵌入在真實的、正在運作的社會關系系統之中的，社會網絡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而嵌入性的基本內涵是：“經濟行動和經濟績效以及所有社會行動和社會績效，都受到行動者動態的社會關系和全面的關系網絡結構的影響。”［1］格氏以職業流動為例，比較了社會學和經濟學在分析個體經濟行為上的差異。他指出，這兩個學科在看待勞動力市場中行動者的跳槽行為時，都堅持方法論個體主義原則，從個人行為及其動機入手，來分析求職者通過何種手段來達致跳槽和轉業的目的。不同之處是，社會學強調個人的求職流動嵌入于社會關系之中，受到社會網絡的限制，而經濟學則堅持社會孤立性假說，認為個人的經濟行為可以脫離于社會關系網絡的限制，強調是受雇者的個人傾向、經濟動機、人力資本、升遷機會等因素決定了其跳槽或轉行。格氏認為，經濟學的解釋不符合真實情況，個人的職業生涯及工作流動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一個人的求職及跳槽經歷取決于他認識的人的數目及在工作中同這些人的關系狀況。同樣，經濟學中的隱形契約、有效工資論將勞工行為視為一種社會孤立，將員工和雇主視為陌生人，將他們的關系從社會組織網絡中抽離出來，忽視了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熟識關系。在企業中，通常情況是，那些靠著關系獲得職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關系，這種關系促進了雙方之間的信任。從社會學視角看，職位升遷的決定與行動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換網絡中。格氏關于關系人與職業生涯的經驗研究是其方法論關系主義原則最具代表性的嘗試，被視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第一個范例，體現了他將個體經濟行為與網絡關系、微觀層次與宏觀層次加以鏈接的理論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問題是：人際關系如何建立和維系，如何利用這種關系傳遞信息、關系人如何從網絡中獲得信息，這種關系是強的還是弱的，其本質是什么。基本觀點是：人際關系在求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個人高度依賴其現存的個人關系特別是由弱關系構成的關系鏈來獲取求職信息。個人關系是尋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數被訪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過弱關系即工作關系和其他關系找到的。在個人求職經歷中，弱關系往往比強關系更有效。弱關系比強關系更有利于信息傳遞，對個體的經濟行動更為有利。強關系是群體內部的紐帶，組成者之間的相似度高，他們之間的信息的重復性也高，通過強關系傳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較小范圍內；而弱關系是群體間的紐帶，其中的信息傳播由于經過較長的社會距離，能使信息流行起來，弱關系充當了信息傳遞的橋梁。在群體關系中，弱關系更能擴大自身的關系網絡，連接不同群體的成員，從而能獲得更多的求職機會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關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鏈接微觀至宏觀、個人經驗與社會結構的橋梁，形成了一條解釋個人經濟行為的因果鏈條。

二、社會資本理論中的形式主義傳統

以普特南、林南等為代表的社會資本理論，強調將關系視為一種結構性社會資源，當作一種能為行動者帶來價值增值的新型資本形態。這種資本嵌入在社會關系、社群組織、社會群體、權威關系之中。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突出個體行動與社會關系的鏈接，強調社會關系對個體行動的意義。與格蘭諾維特等為代表的嵌入性關系相比，社會資本理論更明確地將人情關系作為一種能夠帶來價值增值的社會資源凸現出來，彰顯了行動者的主體性與目的性。社會資本理論從個人及其行動出發，探討行動者如何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來實現自身利益。這些學者認定，在社會行動中，行動者是理性人，其行動的目的是在確保“資源損失最小化”的基礎上，謀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會資本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個人及其理性選擇為出發點，在個人行動和社會結構互動的基礎上，試圖回答：行動者為了在工具性行動中獲得回報，如何在社會關系中投資，如何獲取和使用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林南指出，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它是在關系中獲得并能帶來更好回報的資本形態，包含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會關系而不是個人中的資源、這些資源的獲取和使用取決于行動者。同人力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行動者提高目的性行動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資。不同之處是，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對個人能力的投資，而社會資本則是在社會關系中的投資，通過社會關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動者的資源。林南的社會資本概念包含了三個基本含義：社會資本植根于社會關系之中，不能離開社會關系談論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可以增值的資源；社會資本不僅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資源，而且是人們為了獲取各種效益的投資行動。［2］行動、社會關系和資源構成了社會資本的基本結構要素。首先，資源及其利用是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動者即個體或由個體組成的集體都會采取行動維持和獲得有價值資源，促進自我利益。維持和獲得有價值資源是行動的兩個主要動機，而且維持資源比獲得資源更重要。其次，這些有價值的資源是嵌入在等級制結構和網絡結構之中的。資源的嵌入性與社會位置、權威關系、互動規則和位置占據者等結構要素相關，它們形成了一個密切相連的連續體，共同對行動者動用社會網絡資源產生影響。第三，行動是社會資本得以運轉的動因。行動者建立和維持社會資本、加強社會互動的目的在于從行動中獲得益處并增進其福利。行動者通過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從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社會資源。林南更關注目的性行動對行動者的意義，因為這種行動指導著社會互動。為評價互動在社會行動中的意義，林南將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分為“同質互動”與“異質互動”［3］45－46。前者以擁有相似資源的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動與共享資源的三角關系，這些資源包括財富、聲望、權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動者之間的共鳴與共同關心促進了同質互動。異質互動表述的是擁有不同資源的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關系。與同質互動相比，異質互動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動者參與異質互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回報，這意味著要超越自己的社會圈子，需要高代價的互惠承諾并向搭橋人提供資源。最終，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關注的是：“嵌入在個體的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及如何獲取和使用這些資源使個體獲益。”［3］54資源是投資活動的對象，關系網絡是投資活動的場所，而個體及其行動則是投資者及其活動。林楠認為，社會資本包含了三個過程：社會資本中的投資、對社會資本的獲取和動員、社會資本的回報。社會關系包含了宏觀的結構位置和中觀的網絡位置。行動者依靠行動和社會互動同嵌入在關系網絡中的資源連接在一起，通過動員社會資本，使其實現資本化的轉化，最終為其帶來資源的增益與回報。林南沿著微觀———中觀———宏觀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徑，從微觀的個體有目的的社會行動開始，逐漸上升至社會網絡和社會結構層面。微觀層面上，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工具性行動中用來獲取嵌入性資源的實際聯系。中觀網絡層次上，強調的是個體如何獲取嵌入在集體中的資源。宏觀層次上，強調的是工具性或表達所具有的結構意義，并受到結構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范式反思

新經濟社會學始終將關系或社會網絡視為個體經濟行動的重要資源看待，從個體行動的關系論立場出發，力圖超越政治經濟學對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局限，拓展人類經濟社會行動研究的新視野。新經濟社會學試圖將行動者的微觀行動與宏觀的社會結構鏈接起來，以彌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之間的鴻溝。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對于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從理論硬核、知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等層面對新經濟社會學進行范式反思，并在這種范式反思的基礎上，培養我們的“范式自覺”意識，進而推進中國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我們將再次以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開拓者格蘭諾維特的理論觀點為典型范例，來說明這門分支學科在認知人類經濟社會關系時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選擇格蘭諾維特作為典范，是因為其經濟社會思想在新經濟社會學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說，認清了格蘭諾維特思想的誤區，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認清了新經濟社會學面臨的范式困境。格蘭諾維特試圖從關系主義方法論視角，展開對個體經濟行為的研究，其理論抱負是超越“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視角，建立經濟行為分析的“第三種”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對上述兩種視角的處理存在簡單化傾向，甚至為了論述其關系主義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觀點。如他將斯密視為低度社會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談到個體的經濟行為時，強調了經濟行為的道德與社會基礎。同樣，格氏在認識帕森斯的觀點時，同樣也存在著簡單化和片面化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著個人自主的社會基礎，又包含著社會秩序的多元基礎，行動既是個體的，又是社會的。帕森斯的理論是在與各種理論傳統，特別是在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傳統進行激烈對話的基礎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棄整合兩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強調集體規范對個體的滲透，一方面又突出個體自發意志的意義，認為規范的相互滲透作用是由兩個個體分享共同符號并使之內化的過程造成的。帕森斯認為，就像離散的個體是一種不可能發生的社會事實一樣，無序的社會行動也是不可能發生的。符號的相互滲透意味著，個體之間必然會存在著某種確定的秩序要素。個人行動受內化于其中的規范制約，服從于個人意愿的調整。

格氏在對帕森斯的思想進行批判時，并未認真對待帕森斯的理論精神，他對過度社會化問題的解釋十分草率。格氏所說的關系嵌入本質上是一種形式嵌入，從未否定方法論個體主義中關于理性個體、經濟理性與市場自主性的假定。他關于經濟行為的嵌入性分析強調的是行動者如何利用各種關系來實現自身的行動目的，關系是為個體理性行動服務的。在他筆下，求職者是自由人，是能夠為了達致經濟目的而建立、維系和利用關系的經濟理性人。不論是強關系還是弱關系，均為個人的經濟需要與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說中的理性人、經濟理性、市場自主性等要素，構成了市場經濟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實僅是市場“硬核”之外的保護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根基。格氏在個體行動的基礎上，引入了社會網絡變量，并探討了社會網絡如何影響經濟行動、社會結構如何產生經濟績效等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和修正了形式經濟學的一些假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貝爾特認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與其說是對經濟學的批判，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補充，他似乎在提醒經濟家，在考慮經濟行動時，應當關注社會網絡。他的理論并未沒有提出一種目的性與策略性行動的理論，僅僅補充了經濟行為分析的某些變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網絡分析方法并沒有形成一個關于到底何謂市場的完整理論，而是構建了一個探索社會關系的一般性方法。人們為什么從事交換活動，市場在何種情況下被建立等，都沒有被包含在這一理論當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試圖超越原子化個人的假設，但卻陷入了經濟學設定的模型中，將經濟從社會中分離出來了。嵌入性觀念假定，市場世界可以脫離社會而存在。但即便從理想類型看，市場也不可能不受時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制度，反映了一種復雜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煉金術。因此，以格氏為首的網路理論家盡管清晰地驗證了市場，但社會內容卻從社會結構中蒸餾了。他指出，格氏試圖在低度社會化與過渡社會化之間尋求一條認識經濟行為的中間道路，但卻堅持將經濟與社會的本質分割開。這個問題在經濟社會學領域產生了一種悖論現象：研究者既可以放棄市場領域而研究社會領域中的經濟過程；也可以將市場視為一個自治的理論實體來研究，而清除所有社會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對提升市場社會學的理論化水平貢獻甚微。［7］倪志偉等指出，雖然格氏為經濟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他對人際關系和網絡結構本質的片面認知限制了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視角，無法解釋與經濟相關的國家、法律、規則、契約、產權等制度，也無從解釋維系交易的各種組織制度和與社會規范相關的各種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慮，這種網絡嵌入的觀點在解釋力度上就會受到限制。格氏試圖為個人行動建構一種社會基礎，但他對網絡與制度之間關系的理解是膚淺的。在倪志偉等看來，個體的關系網絡除了正在進行的社會互動外什么也不是。這些網絡牽涉到動態的社會過程，而不是靜態的社會結構。格氏的嵌入說缺乏對行動機制的闡釋，這種機制可以解釋為什么經濟行動者有時候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脫離持續的網路。

最后，格氏忽視了經濟形式的多樣性，忽視了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對經濟行為的影響。雖然他也提及社會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會網，顯然簡化了社會這一概念的豐富內涵。對此，格蘭諾維特曾進行了認真檢討和反思，他指出，社會網絡分析犯了兩個致命錯誤：一是將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網絡分析的細枝末節和因果性分析上，卻對社會理論面對的重大社會問題缺乏敏感性，忽視了經濟關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實際上，社會網絡不可能獨立于社會建構和權力結構之外，經濟行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脈絡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論未能有效分析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響個人的行動與網絡。格氏的理論認知局限表明，新經濟社會學的關系主義方法論本質上是沿著個體主義的思路展開的，其理論分析的基本單位是理性個體，沒有實現對形式主義經濟學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對重大問題的理論關懷。關系人本質上是理性人，是為追逐私利而利用關系的人。社會關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為了一種客觀的、靜態的網絡結構，一種可以用數理方法進行演繹推理、按照因果邏輯加以認識的資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觀點將社會結構萎縮成關于網絡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所有這些智識上的選擇，都包含了對理性選擇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含蓄讓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網絡是被理性個體操縱的資源，而嵌入性不過是在理性選擇旁邊加了個括號，亦即假設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張的嵌入性觀念不僅忽視了階級的差異，而且忽視了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遷的歷史意義，收縮了經濟社會行動的時空范圍。

但實際上，建立在人際互動基礎上的社會關系本質上具有理性與情感、工具性與表達性、歷史性與共時性、流動性與易變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傳統與社會制度的限定，更難加以量化和客觀化。因此，關系所能提供的僅僅是對紛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種可能的分析方法。［10］總之，新經濟社會學明確以方法論關系主義為取向，來彌合方法論個體論與整體論、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之間的內在張力。關系存在于個體與社會、個人與集體、經濟與社會之間，是開啟個體與社會、行動與結構之張力的中間路徑。然而，通過分析發現，這些學者主張的關系、網絡和社會資本，本質是建立在微觀基礎上的人際互動產物，是經濟人為謀求私欲而與他人互動的結果，是一種工具理性關系。當這些學者將關系視為一種客觀結構、一種資源和資本時，表明這種分析理路已經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強調客觀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維困境之中。依照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解，關系本身是一種客觀性資源，這種資源能超越時空限制，無論在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中，其發揮作用的機制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僅是其表現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會中發揮作用的是弱關系、而在其他社會中可能是強關系。在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表述中，關系成為了理性行動者謀求自身利益而啟動的社會資源，是嵌入在經濟社會行動之中的資本形式。因此，新經濟社會學非但未否認經濟理性與經濟交往的客觀事實，反而賦予了這種理性更豐富的現實基礎，如關系理性、社會資本等。它強調的嵌入性，更確切的表述方式是：關系是嵌入在經濟社會行動之中的，是理性行動者實現個人私欲的工具。這種嵌入性觀點未從根本上動搖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基礎。

四、實現中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范式自覺”

以社會資本、經濟社會行動和關系網絡為關注對象的新經濟社會學，已淪為了“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女仆”。該學科幾乎不加質疑地將形式主義作為其學科基礎，去探究人們之間的經濟社會關系。從格蘭諾維特開創的社會網絡理論到以普特南、林南等為代表的社會資本理論，這些學者一以貫之的主線，便是將個人主義的價值承諾和方法論個體主義原則蘊涵于其理論分析之中，從個體理性與行為出發，展開對人類經濟行為與社會關系的探討。他們堅持以個人利益和關系理性為中心的分析取向，認為個人的經濟行為是一種指向他人、并在社會互動中謀求利益的社會行為。新經濟社會學并未從根本上修正、顛覆和取代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傳統。在對個體經濟社會行為進行分析時，這些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理路，淪為了其附庸和陪襯。新經濟社會學研究范式并非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其本身是存在認知局限的。這種局限既反映了西方理論范式本身的認識論困境，也為中國本土經濟社會學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面對新經濟社會學理論傳統，我們一定要清晰認識到這種理論的知識論、價值論、方法論背景和各種理論之間承前啟后的關系，弄清這些理論傳統的社會文化與制度語境，把握理論的適應性、時間性與空間性問題。中國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既要吸收和借鑒西方的知識體系，注重與西方學者進行對話。尤為重要的是，我們應當立足本土實踐，直接面對中國的經驗世界，深刻理解中國經濟社會關系的本質內涵，重視自身的理論知識傳統的積累，熟悉本土社會理論的知識傳承與延續關系，而不是對西方理論亦步亦趨，去創造一些完全脫離本土經驗、沒有現實基礎的新概念。只有這樣，中國經濟社會學才可能突破西方的理論邊界，并最終從知識論、價值論、方法論和理論硬核等層面實現自身學科的復興與重建。要實現這種復興與重建，當前最為緊迫之事，乃是我們應當具備一種“范式自覺”的素養。

第9篇：政治經濟學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一般均衡;經濟學研究方法;經濟運行機制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5-0155-02

18世紀70年代的工業革命之后,在市場的指導下全球經濟得到迅猛發展,人類物質文明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斯密發表《國富論》以來,對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吹捧一直就是主流經濟學家的主要觀點。薩繆爾森在他編寫的那本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上這樣寫道:“現代經濟學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理解亞當•斯密的論點(指“看不見的手”原理―引者)的準確含義。”尤其是在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第一次提出一般均衡的數學模型,一般均衡體系存在著均衡解,而且,這種均衡可以處于穩定狀態,并同時滿足經濟效率的要求。自此,一般均衡狀態成為經濟學領域里理想的模式,在靜態均衡狀態時各類經濟行為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安排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意義是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并建立以此為標準的規范經濟學分析方法,在此方法下有效地評價現實社會各類經濟現象的效率問題。并且在判斷一種經濟制度安排時,著重考慮的是它是否內生的趨向于一般均衡狀態,如果在理論上能夠證明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經濟運行有一般均衡的趨勢,那么就接受這種制度安排。

1 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懷疑觀點

15世紀前后,歐洲隨著貿易特別是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經濟思想界普遍產生了重商主義觀點。由于重商主義的研究視野集中在流通領域,論證財富的產生只能在流通領域,在這樣的觀點下自然而然是支持政府干涉經濟的運行,在國際上擴大出口限制進口,而在國內支持出口品的過大投資及生產。近代經濟科學是在理論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的時候開始的。這種經濟視角的改變,所帶來的觀點同以往的重商主義是完全相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一旦建立起來,它堅信市場經濟完美的運行機制的邏輯終點便是政府的自由放任,無為而治。

然而就在同時期,有學者對這種制度是否能解決社會的長遠發展問題提出了質疑,馬爾薩斯對人口數量增長的關注主要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進行的,并消極地看待發展前景。首先他從人性的兩個公理出發,得出了人口數量幾何增長的結論。由于生產要素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存在,投入到土地上的勞動力所得到的報酬會越來越低,進而導致糧食產量邊際增量會越來越低,最終糧食的產量會到達最大值進而決定了人口的數量。在這樣的邏輯推理下,所得到的結果絕非一般均衡狀態那樣令人向往和期待。貧窮和失業一如既往地存在著,未來不見得會比現在好,也許會比現在更加糟糕。

繼馬爾薩斯之后,對私有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質疑聲最大、影響范圍最廣的是馬克思。他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為后盾對私有產權制度市場經濟運行的后果進行了無情的批判。馬克思首先是肯定資本主義的強大的物質生產能力,他甚至說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比過去人類歷史上各種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還要多。但是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卻是毫無顧忌的給予否定,認為這是一種“剝削”的制度。傳統上認為馬克思批評剝削的原因有三個,一是針對于當時童工的泛濫,勞工工資的低微,出于人道主義的關懷。但這不是主要的出發點,如果馬克思真對此過多的關注的話,那么批評這一現象的最好做法是站立在社會學的角度,從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上尋找解決辦法,而不是對剝削的批評;二是站立在勞動價值說的基礎上,若以此作為批評剝削行為的主要原因,那么它就不可能協調勞動分工存在的機制與它的合理性方面的關系,也不能很好地解釋資本存在的現實性與它在理論上發揮效用的非正義性之間的關系,因為歷史上人類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路徑是沒有錯的;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不協調性,雇傭勞動制度下的“剝削”性質最終會導致生產的中斷,社會的動亂,經濟系統的崩潰。他認為這種制度安排是內生性的不穩定,經濟危機每隔10年爆發一次就是最好的例證,進而否認一般均衡理想模型的標準性意義。在這點上不同,是馬克思同以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發生分歧最主要的地方。

2 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的傾向

按照西方經濟學者的說法,馬歇爾和瓦爾拉斯等人在完全競爭和充分就業的假設前提下,以供給和需求的角度來分析市場價格的形成,進而解決資源的配置和報酬問題。他們建立的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根據這一模式各類生產要素均得到了他們應有的報酬,消費者也能夠達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標。

從此以后,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就以這種先入為主的理想模式作為評價標準和分析的終點來認識現實的經濟問題,以此來判斷各類市場和政府及制度失靈現象并給出相應的對策。錢穎一教授在《理解現代經濟學》一文這樣寫道:“現代經濟學代表了一種研究經濟行為和現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為理論分析框架,它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錢教授在這里所謂的視角是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角度,實際上是經濟假設前提。行為假設的初始給定是很重要的,在保持某一理論體系邏輯不變的前提下,僅僅由于行為假設的改變,該理論便可能面目全非。分析工具也就是邏輯演繹的具體形式,它可以是各種圖像模型和數學模型。錢教授認為“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像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這三個部分最重要的是參照系,錢教授建立參照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未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在分析經濟問題時會因為沒有參照系而缺乏主線和深度。若前提所假設環境條件是符合經濟效益所要求的,也就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的,那么經濟分析的結果是找出均衡解來,而均衡解所流露出來的含義很明顯是經濟行為主體之間是沒有利潤的,社會中是沒有失業的。

同樣,田國強教授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一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一個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有五個基本組成部分:①界定經濟環境;②設定行為假設;③給出制度安排;④選擇均衡結果;⑤進行評估比較。”在這五個基本的組成部分中,最有啟示意義的是均衡結果的選擇和評估比較。什么樣的均衡結果是我們所想要的取決于經濟環境的界定和制度安排下的各類價值判斷。田國強教授認為對均衡結果選擇有決定性影響的評估標準有兩個,一是帕累托最優或改進,因為它從社會效益的角度對一個經濟制度給出了資源是否被浪費的一個基本判斷標準;另一個是激勵相容,它評價的是自利的個人與他人之間的沖突程度,個人的行為是否在客觀上為社會工作。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現代經濟學在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不管使用的是數學模型還是各種圖像模型都有一種尋求穩定均衡的傾向。這些均衡形式在假定條件的協助下成功的避免了外部環境改變的影響,并且在理論分析上它代表的是資源合理狀態。然而,人們在理解參照系的均衡狀態時卻忽視了一個很有啟示的結論,那就是在這種均衡中各經濟生產單位是沒有利潤的,社會上是沒有失業的。失業與利潤之間是否有著相互之間互為變量的關系?

3 現實經濟運行機制與一般均衡模式

如同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廠商的經濟行為時所給定假設那樣,也就是企業的一切行為最終能從追求利潤的動機中得到解釋。盡管有的時候,這一假設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批評,認為現實中人問題的存在會使得這一動機發生變異,但是沒人能夠提出更好的前提條件或者抽象說出更好的環境描述,因此接受這一假設有著合理的原因。沒有一個企業或者行業能夠在沒有利潤的情況下長期存在,利潤的存在是企業長期性存在的基礎。

我覺得很有必要說明為什么企業需要利潤來支撐它的存在,企業的存在可以描述成為是一種產品的生產持續存在。從社會的角度看,這需要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存在著有購買能力的需求存在;另一個是這種產品能夠在不大量消耗能源和破壞環境的情況下生產出來。很明顯,利潤主要是來支持后一個原因的。廠商理論在分析其原因時,通過不同的市場結構之間的比較,發現壟斷因素是利潤存在的原因。盡管產品之間的替代能減少壟斷因素,但現在企業都普遍意識到,應該通過品牌而非產品來加強其壟斷的因素。可是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下,壟斷因素不再存在,利潤和失業也不再存在。這樣的均衡暗示著我們什么呢?在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將永遠都無法達到這種狀態,也就是我們無法到達完美狀態時的和諧。那么我們現在的努力是一步一步的朝著和諧發展還是僅僅在維持穩定的發展,不確定因素是否能在根本上清除。

在農耕社會的自給自足經濟中,經濟行為的動機不管是從個人角度出發還是從社會角度出發,都是滿足自身的需要而非對利潤的追求,有趣的是在這樣的動機行為下失業現象是不存在的。盡管歷史學家在闡述社會發展的原因時,將人口壓力轉變為動力。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近五千年的農耕文明中,威脅文明從來不是人口過多,使得文明崩潰和消亡的,也不是內在的原因,而是外部的壓力。在工業文明的社會中,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贊同,潛在GDP增長率的水平下,社會上存在一個自然失業率。GDP增量中扣除折舊的那部分與自然失業率之間有著什么樣的關系是值得深思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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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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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

[5]錢穎一.理解現代經濟學[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