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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黑龍江省;糧食安全;勞動生產率;糧食商品率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0-0052-02
20世紀70年代中期,基于糧食危機的現實,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率先提出了糧食安全的概念,其含義為“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的食品”。1983年,世界糧農組織的總干事薩烏馬認為:“糧食安全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確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都能買得到又能買得起他們所需的基本食品?!边@一定義主要包括三層含義:“一是確保生產足夠數量的糧食;二是最大限度地穩定食品供應;三是確保所有需要食品的人都能獲得食品”。
一、中國糧食安全的現狀
目前,確保糧食安全也成為各國發展經濟的重中之重。因為從比較優勢理論出發,那些擁有糧食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糧食是有利可圖的產業,發展糧食產業既可以提高其糧食供應量及增加收入,也可以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因此生產糧食對于一國的糧食安全起著主導作用。而那些缺乏糧食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糧食生產則取決于國內糧食不足時,可以用足夠的收入進口到所需要的糧食以確保一國的糧食安全。當然這要考慮到世界糧食市場的供應量和本國的外匯儲備。
近年來,中國糧食總產量雖然呈上升態勢,但增產成果并不穩固。梳理中國糧食生產過程可以看出(見圖1),自1990年以來,全國糧食總產量持續增長,并自1996年開始持續四年糧食總產量維持在5億噸左右,糧食生產似乎走出了長期短缺的陰霾,糧食供求也呈現出總量平衡、豐年有余的態勢。但隨后幾年,隨著糧食種植面積和產量的連年下降,中國的糧食總產出也出現過較大幅度的波動,甚至在2003年跌至4.3億噸左右。隨著國家保護農業力度的不斷增強,各年糧食總產量穩步回升,2008年則升至近5.3億噸。但考慮到中國是農業資源約束性極強的國家,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中國始終面臨著較大的糧食需求壓力。特別是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不斷發展,不僅會對糧食的需求與供給產生重大影響,也會直接威脅我國的糧食安全。糧食安全問題被更多地關注在情理之中。
下面我們計算了糧食總產量與全國人口總數(此處的人口總數未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的人口數據,因為在計算全國糧食總產量時,也沒有包括上述地區)的比值,更能夠清楚地看到由于人口增加導致的人均糧食占有量的下降。從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盡管2008年中國糧食總產量創了近年來的新高,但是人均糧食產量還沒有超過1996至1999年間的人均產出值。
總的來看,中國的糧食安全呈現出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糧食產出不足以滿足國內需求。盡管中國目前的糧食自給自足率仍保持在95%左右,似乎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但如果從世界可耕種土地的使用角度來考慮會發現,中國的糧食對外依賴性較為嚴重,而且糧食安全問題也不容樂觀。根據耕地密集型農產品(包括谷物、大豆、棉花和蔬菜)2006年進出口數量粗略計算,2006年,中國通過出口(主要是玉米、稻谷和蔬菜)為國外提供的農產品播種面積為85.5萬公頃,通過進口(主要是大豆、小麥、大麥和棉花)為中國提供的部分主要農作物播種面積為1 989萬公頃。如此,中國通過凈進口農產品使用的國外耕地的播種面積為1 903.3萬公頃。
二是糧食生產能力與消費需求區域差別較大。2004年,中國有17個省(區、直轄市)存在糧食產需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廣東和海南等糧食主銷區,以及云南、陜西、甘肅和青海等中西部不發達地區。按照《中國統計年鑒2008》的數據,江蘇省的糧食總產量雖然排在全國的第三位,但是仍存在產需缺口。
如果我們將上述各省份的糧食總產量與各省份的人口總數相除,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省糧食安全狀況的優劣;同時也可以看到哪些省份具有糧食輸出能力、可以作為我國糧食生產基地、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等等(見圖4)
分析發現,除青海以外,人均糧食產出量不足200千克的省份均是經濟水平發展比較高的東部地區,其產業結構也多數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人均糧食產出量排在首位的省份是黑龍江,其次是吉林和,它們作為可供糧食輸出的生產基地潛力巨大。
三是中國糧食安全不可能完全依賴國際市場。中國糧食生產與需求的差額可以通過國際市場的進出口貿易來彌補,但絕不能將其作為主要途徑來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因為中國的糧食消費基數巨大,僅僅增加一個百分點的糧食進出口的外貿依存度,就會在國際糧食市場上新增幾百億千克的糧食需求。所以經常出現的情況是:當中國需要在國際市場上進口糧食以彌補國內生產不足時,就會因需求增加而帶動國際糧食的市場價格上升;而當中國國內糧食出現盈余,準備出口國際糧食市場時,則又會因供給增加而降低國際市場的糧食價格,從而使國家的經濟利益以及經濟安全難以得到保證。
二、黑龍江省的糧食生產優勢及其發展
分析發現,黑龍江省的糧食生產具有以下優勢。
一是黑龍江省土地條件居全國之首。2008年黑龍江省共有耕地面積11 830千公頃,占全國耕地面積的9.7%;人均耕地面積3.75畝,高于全國人均1.5畝的水平,總面積和人均占有量均居全國第一位。同時,全省農業后備資源面積479.3萬公頃,占全省土地總面積的10.5%,土地待開發面積僅次于新疆、內蒙古和四川省,居全國第4位,農業生產潛力大。以上優勢為黑龍江省糧食生產提供了基本條件。
二是黑龍江省的土壤條件良好。黑龍江省區域內平原、河流眾多,土地集中連片,80%的土地集中分布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而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不僅自然條件適宜,土壤肥沃,糧豆商品率高,而且后備資源豐富,并適于大規模集約化經營。其自然條件尤其適宜種植大豆、小麥、玉米、水稻、馬鈴薯等糧食作物,以及甜菜、亞麻、烤煙等經濟作物。
三是黑龍江省糧食商品率較高。自2006年以來,黑龍江省每年銷往省外的商品糧均在225億公斤以上,占全國省際間商品糧凈調出量的半數左右,因此被譽為中國的“戰略糧倉”。在全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超過300億公斤的13個糧食主產區中,黑龍江省每年向省外調出的商品糧數量最多,而其他區域多數則是消費大省,能夠向省外調送的糧食有限。在此情況下,黑龍江省對于全國的糧食安全的重要意義可見一斑。為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黑龍江省政府制定了《黑龍江省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工程規劃》,該規劃規定:到2012年,全省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將達到500億公斤以上,比2007年增加100億公斤以上;糧食平均畝產達到320公斤,比2007年增加67.3公斤。千億斤糧食工程對于提高全省糧食生產能力、增加農民收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大意義。
一、城市化發展和糧食安全問題現狀
1、我國城市化正處在快速發展階段。目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發展的中期階段,也是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城市化水平已從1990年的18.96%提高到目前的37%,預計到2010年和本世紀中葉,將分別達到45%和65%。同時,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還呈現出兩大基本特征:一是城市化進程滯后于工業化進程;二是城市化水平呈現出很大的地域差別,即東中西部的城市化水平按由高到低的次序排列。一是和我國的經濟發展背景有關。由于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是從發展重工業開始的,重工業技術構成較高,所需資本投入量大,所以一定數量的資本對工業勞動力的吸納則相對較低,這就使城市化的發展滯后于工業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鎮工業化的分散發展,又使得農村城市化進一步滯后于工業化。二是與我國的特殊地理環境有關。我國三大階梯的地勢形態構成了我國三大地帶城市化水平的明顯差異,東部地區明顯高于西部,而中部地區則介于兩者之間。近年來,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進一步擴大,東、西部之間城市化水平的差距更大。
2、糧食安全問題突出。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確保我國的糧食安全,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生產水平不斷提高,1996年至1999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年產量約為5000億公斤,成功地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溫飽問題。然而,2000年至2003年我國糧食卻呈大幅度下降趨勢,產量依次為40522.4萬噸、39648.2萬噸、39798.7萬噸、37428.7萬噸。2004年以后出現好轉,但仍低于5000億公斤。有學者預測,隨著我國人口數量的持續增長,預計未來我國的糧食需求在5000億公斤到7000億公斤。由此來看,近些年我國糧食產量波動明顯,且呈下降趨勢,所以在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糧食安全問題將更加突出。一方面是人口的自然增長帶來的糧食需求壓力。如果按照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6.5‰計算,到2010年全國人口將達到135200萬人,同時根據2002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人均糧食消費量約378公斤推算,“十一五”期末我國糧食需求總量至少要達到51100萬噸;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目前正處于城市化的加速發展階段,城市化過程中帶來了農業稀缺資源的流失,使糧食供給增長的瓶頸約束日益加劇。比如,農村土地減少和農業勞動力減少都是不可避免的,這兩種生產要素的缺失將必然導致糧食產量一定程度的降低,所以我國糧食安全問題變得尤為重要。
二、城市化發展對糧食安全影響分析
城市化發展帶來的直接效應有兩點:1、農業人口明顯減少;2、農業用地明顯減少。間接效應有:農業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城市化進程最本質的含義就是農業人口的減少,這部分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由糧食的生產者轉變為糧食的消費者。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市規模擴大,城市數量增加,大量農業用地改為城市建筑用地,包括基礎設施的建設和住宅建設。同時,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它提高了資源的生產效率和配置效率,帶來了經濟結構的轉變,最終會導致農業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化發展對糧食安全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土地資源減少帶來的壓力。經驗表明,人口密集型國家在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都將遭遇耕地資源的損失。數據顯示,日本在1955~1994年間耕地面積減少了52%,韓國在1965~1994年間耕地面積減少了46%。在我國,耕地減少加劇了“人地”之間的矛盾,成為經濟發展的長期性制約因素。雖然大量的國外實例證明,城市化的推進和加速對于緩和“人地”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我國的城市化發展,不但沒有緩和“人地”矛盾,反而有所加劇。1985~1995年間我國平均每年減少耕地84.4萬公頃,其中鄉鎮企業、住宅用地和小城鎮是耕地浪費的三個主要原因。1997~2004年間,我國共減少耕地760萬公頃,依據當年糧食產量計算,因耕地減少導致糧食減產近2700萬噸。因此,耕地資源數量安全始終是糧食安全的基礎。
其次,農業勞動力減少帶來的影響。城市化發展帶來的最直接的效應就是農村人口的減少,也就是農業勞動力的減少。按我國人口為13億來計算,每當我國城市化水平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要有1000多萬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短時期內這不僅導致了農業勞動力絕對數量的下降,也使得農業勞動力的人均質量下降。因為在城市化過程中,最先轉移出去的農業勞動力都是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只剩下相對人力資本較低的勞動力繼續從事農業勞動。所以,在城市化發展初期,勞動力的減少將會給糧食安全帶來負面影響,但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它將會被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所帶來的正面效應所抵消,農業人口減少反而成為農業發展的動力。
最后,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帶來的糧食安全壓力的緩解。城市化的發展過程,即是一個農業比重不斷下降,二、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規律表明,農業比重下降和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是一個同步過程。這是因為城市化的發展一方面導致農業比重的下降,另一方面又為農業現代化提供了條件。隨著城市化發展水平的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就越高,現代化水平也越高。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水平提高對于農業的貢獻會越來越大,從而農業產出增長率明顯提高,糧食產量也會提高。
綜上所述,從短期看,由于土地和勞動力等農業生產要素明顯減少和農業現代化水平的不明顯提高,城市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大于正面效應;但從長期看,城市化的發展對于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具有重要作用,因為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帶來的糧食增產將會大于因農業生產要素減少而帶來的糧食減產。也就是說,當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它將不再對糧食安全產生威脅,而是有利于糧食安全問題的解決。事實已經證明,城市化率低的國家,雖然能夠通過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實現糧食生產的較快增長,但相對于其更快的糧食需求增長,仍然會存在著糧食供給的不足;而城市化率高的發達國家,能夠依靠技術進步提高要素生產率,從而彌補要素投入減少帶來的負面效應,也實現了較快的產出增長,與其較低的需求增長率相比,糧食供給反而傾向于過剩。
三、結論
1、大力發展城市化才是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根本辦法。糧食安全問題的根本解決辦法,就是農業勞動力轉移,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現了數以千萬計的剩余勞動力。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產生是市場化、工業化、社會現代化的必然結果。我國現在糧食補貼政策效果低下的原因是農村勞動力過多,大量的糧食資金補貼到更多的勞動力時,每個勞動力所得到的收入就微不足道,不足以提高其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大力發展城市第三產業,取消各項制約農民進城的不合理制度,提高農民受教育水平,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
一、不能誰貢獻大誰受窮
河南的南陽、駐馬店和商丘三市都有“中州糧倉”的美譽。正常年景,南陽糧食產量占河南全省的11%,常年糧食種植面積約1650萬畝,糧食總產約500萬噸,是全國19個糧食產量超百億斤的地市之一。唐河、鄧州、新野、宛城、方城、社旗都是國家商品糧生產基地。去年,南陽全市糧食總產57.95億公斤,今年夏糧總產35.91億公斤,連續八年增產。駐馬店糧食產量占全省的1/8,每年向國家提供商品糧70多億斤。去年,駐馬店糧食總產66.20億公斤,今年夏糧總產42.3億公斤,連續7年實現豐收。駐馬店全市九縣一區均被列入國家千億斤糧食增產規劃,其中上蔡、西平、正陽為全國糧食百強縣。商丘市糧食面積常年穩定在1360萬畝,產量居河南省第3位,是全國糧食生產先進市。然而,糧食主產區往往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大多是“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駐馬店有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4個,省級扶貧開發重點縣1個。去年駐馬店的市級財政一般預算收入29.32億元,一般預算支出為143.52億元,財政支出的79.6%來自轉移支付,根本沒有財力用于其它建設。農民人均純收入4216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600元。城鎮化率僅有29.5%。商丘市人均GDP不及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農民人均純收入4054元,比駐馬店市還低。這些承擔著國家糧食安全重任的地區,僅靠自身的農業積累,很難擺脫欠發達的困境。
當前種糧比較效益普遍偏低。以小麥為例,2007年到2009年,河南省畝均效益僅194元。近年來,國家對農民的補貼在逐步增加,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農民的收益。這已嚴重影響到農民對糧食生產所需勞力、資金等的投入,形成惡性循環。在河南各地的建筑工地打一天工,現在的工錢最少60元。農民打一個月工的收入比種一年地的收入還多。所以青壯年基本上都外出務工,種糧食的都是老人、婦女甚至兒童。為了降低種糧成本,早了不澆水,蟲害不打藥,靠天吃飯的現象比較普遍。中原人視土地為生命。如今,他們不想放棄土地,但也不再精心侍弄土地,因為無法指望從土地上獲得更多收益。
二、河南農區糧食生產面臨四大約束
耕地規模約束。形成的農戶地塊規模小而分散,嚴重制約了糧食生產的規?;?。例如駐馬店平輿縣人均耕地不足1.5畝。這使得農業規?;洜I和機械化應用程度受到限制,導致農業專業化生產水平低、耕地利用率低,造成農業比較效益低下,制約了耕地產能的提高。
人力和物力投入約束。進城務工經商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也使得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出農業,導致農業實際生產經營者素質下降;同時,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使得大量農民把農業當作一種“副業”,不重視人力、物力和技術投入,導致農業科技應用能力下降,糧食增產潛力下降。
農業基礎設施薄弱約束.農業基礎設施缺乏規?;⑾到y化投入,導致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緩慢,致使農業的防災抗災能力極為有限,糧食生產面臨巨大水旱災害和病蟲災害的威脅。
農業科技貢獻率約束。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投入嚴重不足,鄉村農業科技服務體系斷線,導致適合本地特色的農業科技成果出處少、推廣少、應用少,制約了糧食增產潛力。
三、堅持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產為代價,不能就農業說農業,就糧食說糧食,必須跳出來與加快農區工業化和城鎮化有機結合起來統籌謀劃
從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角度看,規?;腔A,沒有規?;?標準化和組織化就無從談起。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轉移和分流農民,加快土地流轉,向規?;б?。轉移農民則需要工業化和城鎮化作支撐。以農副產品深加工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特色的農區工業化,可以提高農副產品加工度從而大幅度提高種糧比較效益,無污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為轉移農民提供就業機會。
從河南的情況看,縣城應該成為轉移農村人口和發展農區工業化的主要載體。過去,河南農民工主要流向東部發達地區。由于現行戶籍制度的制約和城市高房價,使大部分農民工無法定居,成為城市的“飄族”,是漂移不是轉移,人在城市打工,賺的錢拿回老家在村鎮建房,大多形成空心村,造成農村土地資源和農民工財產的巨大浪費。向縣城轉移有兩個獨特優勢。一是農民就地轉化,因為在自己的家鄉,戶籍障礙不大,有歸屬感和穩定感,可以做長久打算。二是縣城房價便宜,農民工買得起房,可以安家落戶,而不再漂泊。河南省平輿縣近年就地轉移7萬農民,縣城60%新建商品房為農民購買??h委、縣政府強化政策引導,通過調控措施把房價上漲控制在年10%以內,并為在縣城購房的農民給予退契稅的優惠。今年平輿縣城的房價為每平方米1100元,很多農民買得起,就不再回農村了,為推進土地流轉創造了條件。平輿的經驗值得推廣。今后轉移農村人口,應堅持就地轉化和勞務輸出并舉,以就地轉化為主。
加快傳統農區承接產業轉移步伐是推動“三化”協調發展的引擎,越是農區,越要重視工業化。從調研情況看,平輿、泌陽、唐河都是傳統農業大縣,過去工業薄弱,甚至是一張白紙,近年來工業發展進入快車道,主要是承接產業轉移。泌陽縣工業集聚區一家勞動密集型的電子廠就吸納農村勞動力5000人。唐河縣通過產業轉移,引進了臺灣產業園,形成了農副產品深加工、礦產開發、機械制造、電子加工、新能源五大產業集群,成為該縣加快工業化、城鎮化、就地轉化農村勞動力的主要載體。當前,全省承接產業轉移已進入快速增長期,應加大政策引導,進一步加大農副產品深加工、無污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傳統農區轉移的步伐,以吸納更多的農村人口。
積極穩妥地推進農區工業化、城鎮化,不僅可以做到耕地不減少,還可以有效增加土地供給。平輿、泌陽、唐河等農業大縣都把工業項目向集聚區集中,鄉鎮不再擺放工業項目,工業占地較少。另一方面,加強土地整治。地處平原地區,土地潛力有限的平輿縣,近年來整理出土地2萬畝,
而縣城擴張占地1萬畝,還新增1萬畝耕地。唐河縣實施空心村改造、窯場和撂荒地復墾、宜耕地開墾凈增耕地45萬畝。地處淺山丘陵地區的泌陽縣通過土地綜合整治,新增耕地36萬畝,除完成本縣占補平衡任務外,還實現異地占補,為外地補充占地指標13000多畝。
四、建設中原經濟區有利于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始終是關系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戰略問題。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對農業保障糧食等農產品供給、提供富余勞動力、開拓消費市場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不能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就會失去基礎和支撐,現代化進程就要走彎路,甚至可能影響國家長治久安;同樣,如果不加速同步推進城鎮化和工業化,國家整體實力不增強,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就很難落實,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基礎地位就難以鞏固。
建設中原經濟區,能夠通過加快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實現以新型工業化帶動和提升農業現代化,以新型城鎮化帶動和推進新農村建設,建立健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長效機制。其路徑主要是大力推動農業發展方式轉變,通過穩定面積、主攻單產、改善條件、創新機制、完善政策,提高糧食生產規?;?、集約化、產業化、標準化水平,逐步建立糧食生產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同時大力發展糧食加工、糧食交易、糧食儲備、糧食期貨,探索走出一條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為代價的“三化”協調科學發展路子,在構建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
五、對明年“三農”工作的建議
從2011年起,中國進入“十二五”規劃期。促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穩定增強國家糧食安全的保障度,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是“十二五”期間“三農”工作的戰略重點。作為國家糧食生產核心區之一,河南省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方面已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既要面向未來,勇于承擔國家責任:又要面對現實,有效解決影響糧食生產可持續性的問題。筆者的建議有兩個層面:
首先是國家政策層面。
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綜合開發投資需要國家加大投入力度。目前,廣大農區水利、道路和土地整治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欠帳普遍很多,國家投資需要市、縣兩級政府提供配套資金。而糧食主產區市、縣政府財力捉襟見肘,無力匹配,造成很多由中央或省級政府投資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因市、縣配套資金不能及時到位而成為“胡子”工程。即使工程能夠延期建成,由于市、縣、政府拿不出資金進行有效管理,效益也難以發揮。建議國家從2011年起,大幅度降低糧食主產區農業基礎設施和綜合開發項目市、縣兩級政府配套資金比例,直至取消地方配套。
需要國家繼續加大對種糧農民的補貼力度。近年來,國家對種糧農民的良種補貼、農機補貼、農資綜合補貼和糧食直補等各項惠農政策,因農資大幅度漲價,對農民種糧積極性的激勵作用正在減弱甚至抵消。建議國家在繼續鞏固現有補貼范圍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補貼標準,并新增公共植保補貼。
需要國家一攬子解決加快土地流轉、農民轉移和促進農民就業的政策,為實現糧食生產規模化創造條件。土地流轉的前提是有更多的農民脫離土地,實現根本性轉移而不是“漂移”在外,若即若離。農區迫切需要承接集群式的農產品加工業轉移,既能提高糧食加工深度和附加值,產糧不賣糧,提高種糧的比較效益,從而穩定糧食生產,又能促進土地規?;洜I和就地轉化農民,可以收到“一石三鳥”的效果。但成建制的產業轉移單靠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難以完成,需要國家的政策導向支持。
其次是地方政府操作層面。
黨的十報告明確指出:“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這為農業發展指明了方向。怎么發展,黨的十報告也提出了明確要求,“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強化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協調,形成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出口競爭優勢,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發展服務貿易,推動對外貿易平衡發展”。從上述兩段論述中看,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有效供給,另一個是競爭新優勢,無論是有效供給還是競爭優勢,都要有品牌作支撐。黨的十報告中把“技術、品牌、質量、服務”列入了提高競爭力的核心,品牌列為了第二大核心,這充分表明了品牌在競爭中的重要性。從有效供給來說,一是要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筆者認為有兩層含義,首先是無論在什么條件和任何風險下,要保證人民有飯吃,做到“手中有糧,心里不慌”。其次是要有優質的糧食,有些糧食雖能保障供給,但對人體健康有害,這些食品對人體有害,即便是保證了供給,也談不上安全。所以保證糧食安全,要保證量,更要保證質。有量有質就形成了糧食自己的品牌。再從競爭優勢談。從目前來看,我們的農產品(不僅是農產品)競爭優勢不強,究其原因是生產技術滯后,品牌意識不強,質差量少,服務水平不高,這是我們現代農業發展的一大障礙,所以培育品牌農業是發展現代農業的戰略選擇。怎樣才能通過培育品牌農業推動現代農業發展,筆者認為:
一是要增強發展品牌農業的意識,要在培育和提升農業品牌上下工夫。所謂品牌農業是指經營者通過取得相關質量認證,取得相應的商標權。通過提高市場認知度,并在社會上獲得了良好口碑的農業類產品,從而獲取較高經濟效益的農業。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多年來,農產品市場面臨著國外農產品進口壓力,農產品的市場競爭更加激烈,這突出地表現為市場上的競爭將不再是產品與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品牌與品牌之間的競爭。盡管我國農產品品牌發展迅速,形成了一批有影響力的農產品牌,但是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如政府對農產品品牌發展的扶持效應不夠明顯,農產品標準化建設相對滯后,農產品品牌意識較淡薄,導致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不足。通過建設和實施農產品品牌來提高我國農產品市場競爭力成為必然和現實,也是發展現代農業的戰略選擇。因此,無論政府和企業以及農產品擁有者和生產者必須要增強品牌農業的意識,強化品牌農業建設、管理和保護、創新。農業品牌是農產品的生命,要把培育和提升農產品品牌作為現代農業發展的關鍵環節和戰略選擇引起高度重視。提高我國農產品品牌效應,需要政府、農民和企業的共同努力。從農民和農業企業的角度講,就是要積極采用先進科學技術改善生產管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產品的質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從政府的角度講,就是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有利于品牌農業發展的體制和政策改革,加強產品質量的監督與管理,提高政府對品牌農業的支持力度,改善政府對品牌農業創建的公共服務,營造保護、培育和提升品牌農業的良好環境和良好氛圍。
二是保護與創新結合,重點在有利于品牌農業發展的體制和機制上下工夫。隨著我國農業的發展,品牌農業也不斷發展壯大,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在消費者中形成的傳統品牌也不斷涌現。如射陽大米、煙臺蘋果、宜昌蜜橘、吐魯番葡萄、和田玉棗、膠州大白菜、云南宣威火腿、文山三七、斗南花卉、武定狀雞、劍川的木雕、 “兩煙”、普洱茶等。這些傳統品牌,為農業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從而為推動現代農業發展作出了貢獻。培育品牌農業要在保護中創新,在創新中保護。政府對品牌農業發展的支持重點應把保護和創新結合起來,加大對品牌農業發展的領導力度和財政投入力度,推進體制和制度的創新,建立起發展品牌農業的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的科技支撐體系,建立推進品牌農業發展的激勵機制;建立品牌農業發展的投融資體制,加快非國營機構和服務的發展,使農民和農業企業發展品牌農業中有更多的融資渠道,獲得更為優惠的貸款條件;大力發展農業企業化、品牌化進程,發展大型品牌的農業龍頭企業,多渠道推動農民和農業企業發展品牌農業,引導他們把創品牌作為企業發展的生命,牢固樹立沒有好品牌就不能有好的發展、大的發展的意識,達到培育品牌、發展品牌、提升品牌、保護品牌、應用品牌的目的,從而推動現代農業向深度廣度進軍。
三是品牌農業和現代農業密不可分,培育品牌農業是發展現代農業的戰略選擇?,F代農業相對于傳統農業而言,它是廣泛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工業提供的生產資料和科學管理方法進行的社會化農業。重點是圍繞土地建立一個土地股份合作社,通過農產品公共品牌引領,“專家大院”的農業科技支撐、“農業服務超市”的社會化專業保障,農村基層融資平臺推進,搭建現代農業與品牌農業發展的平臺,形成了品牌農業和現代農業密不可分的有效載體,要想實施現代農業必須有品牌農業作支撐,沒有一定數量的品牌農業,現代農業的發展就是一句空話。有些省份在品牌農業發展上作了一些探索。例如,云南根據省情和區域特點,大力發展具有高原特點和特征的品牌農業,創建“高原糧倉、特色經作、山地牧業、淡水漁業、高效林業、開放農業”6個特色品牌;培育“糧食、煙草、蔗糖、茶葉、咖啡、橡膠、果類、蔬菜、畜牧、蠶桑、花卉園藝、生物制藥、淡水漁業、木本油料和林下經濟”等14個特色農產品。
加快現代農業的發展步伐,要把品牌農業發展同步推進,品牌農業與現代農業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品牌農業的發展推進現代農業的發展,現代農業的發展為品牌農業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培育品牌農業是發展現代農業的戰略選擇。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及形成我國農產品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
關鍵詞:玉米;生產規模;價格波動
中圖分類號:F123.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5-0182-03
引言
近年來,國際糧價頻繁波動,尤其是玉米的價格,由于國際能源危機的出現,玉米的期貨市場價格帶動現貨市場價格波動,使得玉米的現貨市場價格大幅攀升,多數地區不斷出臺惠農政策,鼓勵農民種植玉米,玉米已經成了某些地區的支柱產業,玉米價格波動影響著地區經濟的發展,然而由于玉米的產量受氣候等自然環境的影響,這些鼓勵農民種植玉米的惠農政策能否起到應有的作用,還有待進一步商榷。
中國糧價波動問題備受關注,石敏俊、王妍、朱杏珍(2009)的研究表明,能源價格和糧食價格上漲及其帶來的飼料價格上漲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所導致的成本驅動效應對畜產品價格實際漲幅的影響在44%~59%之間;對加工食品價格的影響較為顯著,占加工食品價格實際漲幅的74%左右。能源價格上漲對CPI和物價總水平的拉動作用高于糧食價格波動的影響。受糧食價格上漲的影響,城鎮居民凈收益減少,農村居民凈收益增加。何蒲明、黎東升(2009)認為,中國糧食產量與價格波動均較大,并且價格波動比產量波動更大,對國家糧食安全造成了不利影響;而糧食產量與糧食價格有密切的關系,糧食價格是糧食產量變化的原因。因此本文著重從玉米價格和產量方面入手,研究玉米產量和價格相應的關系。
一、蛛網模型理論簡介
蛛網模型是一個動態模型,是對屬于不同時期的需求量、供給量和價格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考察,用動態分析的方法論述農產品、畜牧產品這類生產周期比較長的商品的產量和價格在偏離均衡狀態以后的實際波動過程及其結果。蛛網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商品的本期產量Qst決定于前一期的價格Pt-1,即供給函數為Qst =f(Pt-1),商品本期的需求量Qdt決定于本期的價格Pt,書為即需求Qdt=f(Pt),根據以上假設條件,蛛網模型可以用以下三個聯立的方程式來表示:
Qdt=a-b*Pt
(1)
Qst=-c+d*Pt-1
(t>1998) (2)
Qdt=Qst (3)
式中,a、b、c和d均為常數,且大于零。Qdt表示需求量,Qst表示供給量,Pt表示本期價格,Pt-1表示上一期價格,a表示價格為零時商品的需求量,b表示商品需求價格的變化率,c表示價格為零時商品的供給量,d表示商品供給價格的變化率,(1)式的經濟含義是時期的需求量決定時期的價格;(2)式的經濟含義是時期的供給量決定于上期的價格;(3)式的經濟含義是時期的供給量等于時期的需求量。
將(1)和(2)代入(3)式可得:
a-b*Pt=-c+d* Pt-1, (4)
由此可得第t期產品的價格為:
Pt=-
Pt-1=(-)[(-)Pt-2+]+
=(-)2Pt-2+(1-)=…
=(-)tp0+[1-(-)t] (5)
又因為在均衡市場時,均衡價格Pe=Pt=Pt-1,所以由(4)式可得均衡價格為:Pe= (6)
將(6)式代入(5)可得:
Pt= (-)tp0+Pe [1-(-)t]=(P0-Pe)(-)t+Pe (7)
分析(7)式可得以下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t趨近于無窮大時,若d/b
第二種情況:當t趨近于無窮大時,若d/b>1,則Pt趨近于無窮大。這說明隨著時間t的增加,如果d>b,則實際價格Pt將以越來越大的幅度圍繞均衡價格Pe上下波動,最后無窮大偏離均衡價格。
第三種情況:當t趨近于無窮大時,若d/b=1,則Pt為常數。這說明,隨著時間t的增加,如果d=b,則實際價格Pt將以相同的幅度圍繞均衡價格Pe上下波動,即不進一步偏離,也不逐步逼近均衡價格。
其中,P0是產品投放市場的價格。
二、玉米生產的特征分析
玉米的用途可分為工業用途和農業用途,本為使用全國玉米生產產量和按工價計算的平均價格作為分析的依據。分析的相關數據(見表1)。
圖1和圖2分別描述了玉米產量、播種面積和每公斤價格從1978—2008年的變化。
從上頁圖中可知,玉米產量和播種面積從2002年開始逐年增加;玉米價格從2003年起也是逐年增加。
三、數據分析
本文根據1998—2008年玉米按照統一工價計算的平均價格和產量,使用蛛網模型理論來分析玉米產量和價格之間的關系,根據蛛網模型(1)和(2)式,使用最小二乘法確定數據的線性回歸方程,得到:
Qdt=4 978.328-(-74 455.714)Pt
一、總體要求
認真學習、深入貫徹黨的“十”會議精神,深刻領會、全面踐行科學發展觀,以加快推進糧食流通產業轉型升級為主線,以創新爭先為動力,以整合資源、扶大做強為核心,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科技為支撐,在全面提高糧食流通產業發展質量、發展速度的基礎上,培育一批在省內有位置、國內有影響的糧食物流(產業)園區、糧油加工企業和糧食倉儲基地。
二、目標任務
根據省糧食局部署,到2015年,全省要培育出管理先進、效益明顯、市場競爭力強的引領和升級企業各100家,引領、帶動全省糧食流通產業跨越發展。根據省糧食局《關于實施糧食流通產業“雙百工程”的意見》,結合我市糧食產業實際狀況和發展要求,市糧食局研究制定的目標任務是:打造10個“百強引領”企業,培植10個“百強升級”企業,簡稱“雙十目標工程”。
“百強引領”企業方面:到2015年,全市要打造2個糧食物流產業園,引領全市糧食流通產業實行集中、集聚、集約發展;做大5個以倉儲貿易為主營的糧食企業,引領全市糧食倉儲貿易企業實現管理科學、儲糧技術先進、經濟效益提升;培植3個以加工制造為主糧油加工企業,引領全市糧油加工業科研開發、產品多元、人才匯集、特色鮮明的發展方向。具體目標任務為:
市本級:打造1個糧食物流(產業)園區,做大1個以倉儲貿易為主營的糧食企業。
市:打造1個糧食物流(產業)園區,做大1個以倉儲貿易為主營的糧食企業,培植2個以加工制造為主的糧油加工企業。
市:做大1個以倉儲貿易為主營的糧食企業,培植1個以加工制造為主的糧油加工企業。
區:做大1個以倉儲貿易為主營的糧食企業。
市:做大1個以倉儲貿易為主營的糧食企業?!鞍倨笊墶逼髽I方面:到2015年,根據《市糧食行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和省糧食局、省財政廳《關于印發省糧庫建設技術指引的通知》(蘇糧產[2012]36號)明確的技術規范,全面完成5個中心庫配套完善、12個骨干庫升級改造、18個接納庫維修出新任務,其中10個糧食倉儲企業(庫點)達到省局“百企升級”標準。具體目標任務為:
市本級:達標企業2個。
市:達標企業3個。
市:達標企業2個。
區:達標企業2個。
市:達標企業1個。
三、具體措施
1、加強組織領導
市糧食局成立實施“雙百工程”領導小組,加強對全市“雙百工程”統籌安排和組織領導,研究制定全市“雙百工程”實施意見,協調解決“雙百工程”實施過程的矛盾和困難;各轄市區成立相應工作小組,加強對本地區實施“雙百工程”的組織領導,明確年目標,細化方案、落責任,在政策爭取、體制創新、財力支持等方面主動作為,有所建樹。
2、推動資產重組。從推動糧食流通發展現代化建設、保障區域糧食安全大局出發,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前提下,全力推進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組織創新和資產重組,著力推動糧油加工企業合作聯營,引導企業跨區域、跨所有制整合,放大資源集聚效應,提升行業規模效益。
3、促進量質提升。一是抓好糧食物流中心項目配套建設和市場化運作,強化綜合配套,拓展業態門類,擴大經營規模;二是大力實施科技創新和品牌戰略,發展精深加工和循環利用,拉長產業鏈,拓展產業面,積極培植大企業、大集團;三是抓好糧食倉儲設施的規劃建設,重點抓好中心、骨干糧庫的配套建設,全力推廣應用現代儲糧技術,提高科學儲糧水平,提升經濟效益。
4、實施人才戰略。根據市糧食行業“千名人才計劃”,圍繞“雙百工程”目標任務,做好企業管理人才、科技人才、技術工人的引進培養工作,充分發揮優秀企業家、優秀科技工作者和高技能一線員工的聰明才智,促進糧食產業轉型升級、糧食企業跨越發展。
關鍵詞:糧食生產 面積 單產 投入 影響
一、引言
2007年世界糧食儲備降至1976年以來的最低點,各國正面臨糧食短缺的隱憂;與此同時,越南、印度、埃及和柬埔寨等世界主要稻米生產國為保證內需、穩定糧價,紛紛頒布大米出口限令,使國際市場上的大米數量驟減約三分之一,更加劇了人們對世界糧食供應吃緊的擔憂。我國自加入WTO后,糧食市場逐漸對外開放,世界糧食價格波動影響到我國糧食市場。盡管自2004年起我國糧食生產連續三年增長,但受人口增長、養殖業和加工業快速發展等方面的影響,我國糧食需求呈剛性增長,產需仍出現缺口。2007年糧食價格仍在高價位徘徊,在糧食價格上漲的同時,各類農資價格也在迅猛增長。面對微觀因素的變化農民的農業經營行為有何改變?這些因素的變化對糧食。生產的宏觀影響究竟有多大?糧食安全不僅不僅系每一個人的基本生存權,更關系著國家的穩定與發展。
關于農戶經營行為的研究,舒爾茨沿用西方形式主義經濟學關于對人的假設,認為小農像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一樣,都是“經濟人”,其生產要素的配置行為也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所以當農戶面臨生產收益的變化時,他們會敏感地覺察出這種變化對收入、利潤和消費所產生的影響,進而會依據自身的判斷對于生產經營行為進行調整。Alan de Janvry(1991)研究顯示由于市場的無效(Market Failure),農戶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進而導致政府的調整政策的無力和沒有預見性。恰亞諾夫認為小農的生產目的是滿足家庭消費,其生產模式屬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追求生產的最低風險而非利益最大化。波蘭尼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出現之前的社會中,經濟行為植根于當時特定的社會關系之中。斯科特提出小農經濟堅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則,而不會冒險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如果更高的收益意味著更大的風險,那么農戶對于這種變化將不會產生行動上的反應。黃宗智提出要分析小農動機與行為,必須將企業行為理論和消費者行為理論結合起來,前者追求利潤最大化,后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貝克爾(Gary Bacher,1965)認為家庭是基本的經濟單位,農戶的目標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探討了農戶的生產決策、消費決策、勞動力供給決策三者之間的關系。Pierre-Andre Chiappori(1988)認為農戶的共同行為決策考慮到農戶成員間的交互作用。我們認為農戶生產和消費的“有條件的均衡”是農戶對某項活動的勞動時間投入直到農戶評價的邊際效用等于所獲得商品的邊際效用時才停止。農戶有兩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家庭戶均是使用自有勞動力來獲取收入而追求效用最大化,更為準確地說,各自家庭戶都擁有一個勞動力數量和收入為自變量的效用函數?;谝陨戏治觯覀兛梢哉J為農戶投資行為和企業投資行為在本質上是基本一致的,有所不同的是農戶承受風險的能力,無論是心理還是實力都相當薄弱,因此其更注重規避風險。從中國農戶的特點看,農民除了追求更多的收入外,還需考慮以下目標:(1)滿足自身對農產品的需求(糧食、油料);(2)追求更少的勞苦程度。
關于微觀因素對農作物的宏觀影響,Nerlove(1956、1958)提出的單方程部分調整模型,由于考慮了農民對價格的預期和生產的動態調整過程,在研究產量和播種面積方面得到廣泛應用。劉曉昀、辛賢(1999)采用1978-1996年糧食生產的有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變量包括糧食播種面積、化肥施用量、農村勞動力、科研費用、成災面積和制度變量等。王姣(2004)認為對糧食生產構成影響的因素很多,可以把這些因素分為生產要素的投入量、農業技術進步、國家的糧食政策以及自然災害等幾類。謝杰(2006)利用1978-2004數據,基于簡單線性回歸模型發現影響糧食產量的主要因素是糧食種植面積、成災面積、化肥用量及政策性因素。趙芳麗(2008)基于1978-2006年我國糧食產量及相關影響因素數據建立C-D生產函數模型;趙芳麗的研究結果表明在技術水平有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的情況下,糧食種植面積是影響我國糧食產量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化肥,而國家糧食補貼政策效果甚微。趙玉萍(2008)認為要提高糧食產量,在加大糧食直補的同時不能放棄價格支持,這樣才能穩定農民收入,增加糧食產量。在農業技術進步與糧食生產方面的研究上,朱希剛(2002)對中國九五時期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進行了測算。李潔(2006)利用產值增長因素分解的理論框架和模型計算了農業科技進步對長三角地區種植業增長的貢獻。楊劍波(2007)利用1978-2003年的數據測算了中國農業科技投入和糧食產量的關系,研究認為我國糧食生產增長的70%來源于制度革新和新技術的采用。周應恒、王玉斌(2007)通過對我國1978-2004糧食產量波動原因發現,要實現糧食生產持續穩定增長的目標,就必須給糧食生產以合理的收益預期,使糧食生產的比較收益與經濟作物相比處于相對合理的水平。
二、模型構建與說明
(一)模型構建
農作物生產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相互交織的過程,必然受到自然、技術、經濟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Cobb-Douglas生產函數是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Douglas)與數學家柯布(Cobb)合作,根據美國1899-1922年的歷史資料,研究了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得出的著名生產函數模型。其一般表達式為:Y=AXb11Xb22……Xbnn;式中Y表示產量;Xi(i=1,2……n)。x表示不同生產要素的投入量;bi為投入要素x對產量Y的產出彈性。C-D函數為多元非線性函數,在實際應用中,通常采取使曲線函數為線性化的處理,即對模型兩邊取對數,得到:lnY=C+b11nX1+b2lnX2……
bnlnXn。因此,將實測數據x和Y值皆取對數,按多元線性回歸方程分析處理即可。
結合以上基本理論與分析我們可以認為農戶的農業經營行為決策機理取決于勞動的家庭收益及對勞動辛苦程度的評價,而對家庭收益及勞動辛苦程度的綜合評價取決于眾多微觀因素如農作物的價格、生產資料的價格、勞動機會成本、自然災害的影響等。這些微觀因素的變動通過眾多個體的相似行為影響著農業生產上的宏觀總量。基于農戶(或農戶家庭)個體動機的行為理論解釋與現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我們必須要更加動態和全面地看待農戶的行為。農戶如何選擇所要種植的谷物,種植比例之間的數量關系怎樣?我們認為是同農作物收益與風險的比較過程。為了進行結構分析,筆者將衣作物分為三大類進行考察:第一類為糧食作物;第二類為油料作物;第三類為棉花。
在表示農業產出對農業價格變化或其他各類影響因素的反應,農業總產出可以分解為種植面積和單產。黃季f j等(1998)就我國總體水平上的稻谷生產發展動力及影響因素做過系統分析。他們認為:從總體上看,影響我國稻谷生產的因素主要有稻谷的價格變化、替代品價格變化、各類投入要素的變動、自然災害等因素。類似在我們研究糧食作物的影響因素也將考慮這些納入其中。我們對糧食供給反應的研究以生產函數從種植面積、單產方面進行分析;考慮到近年來農民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我們將單位面積勞動投入也作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
(二)數據來源與簡要描述
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07)、《中國統計年鑒》(2007、2006、2005)等整理而成。通過觀察數據資料的特點結合模型構建中的說明,我們選用C-D生產函數進行分析。根據歷年來的糧食的產量數據、播種面積數據、單產數據、價格數據等的分析,發現我國主要農產品的產量與農產品及生產資料價格等微觀因素的變化有很強的相關性。
近年來,國際主要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促進糧食生產和出口調控政策,國內市場的主要糧食沒有隨國際市場急劇上漲。雖然國內價格波動幅度遠小于國際市場,但自1995年前后的波動幅度比較大,且自2002年以來國內糧食價格逐年走高的趨勢亦非常明顯(見圖1)。自1978年以來,糧食的總播種面積的趨勢是逐年減少的,但糧食的總產量的趨勢是逐年增加的(見圖2);圖2中的情形可以通過圖3中的糧食單產逐年增加的得到合理的解釋,且圖3中的糧食單產線的上升趨勢明顯,反應了糧食單產自1978年以來增加的速度較快。這些數據波動之間有什么關聯性?理論分析中的眾多微觀因素對其的影響有多大?我們將通過實證分析對這些疑問作逐一解答。
三、模型及實證研究
(一)模型
1、糧食種植面積影響模型
Sft表示第t年糧食播種面積;A在方程中表示常數;Pf(t-1)、Po(t-1)、Pc(t-1)、分別表示第t-1期糧食價格、油料價格、棉花價格;α、β、γ分別為種植面積方程中Pf(t-1)、Po(t-1)Pc(t-1)的指數。由于選擇何種農作物進行經營及面積大小的決定權在農民手中,不同農作物價格的調整會影響農民下期對農業經營結構的調整。假設糧食種植面積與上期糧食的價格、上期油料的價格、上期棉花的價格存在以下關系,即:
Sft=eAPαo(t-1)Pβc(t-1))Pγtc(t-1),兩邊取對數得:
lnSft=A+αlnPf(t-1)+βlnPo(t-1)t+γ1nPc(t-1)……模型(1)
2、糧食單產影響模型
設qf表示每畝糧食產量;eft表示技術進步,r為所求技術進步系數,t為時間,以1978年取1,以1979年取2,t的取值為在前一年的基礎上加1,依此類推;1為每畝可比勞動投入量;f為每畝化肥投入量;m為每畝農機投入量;d為自然災害比率;α、β、γ、δ、r分別為所求1、f、m、d、t的系數。設糧食單產與以上各因素存在以下關系,即:qf=Aert1fβmγdδ,兩邊取對數得:
lnqf=lnA+αln1+βlnf+γlnm+δlnd+rt……模型(2)
3、每畝糧食勞動投入模型
lf為每畝糧食勞動投入;A為常數,Pf、Ph、Pl分別為年糧食的可比售價、化肥的可比售價、勞動力的可比價格,d為的成災比率;α、β、γ、δ分別為所求Pf、Ph、P1和d的系數。設每畝糧食勞動投入與相關因素存在以下關系,即:1f=APαfPβhPγldδ,兩邊取對數得:ln1f=lnA+αlnPf+lnPh+γlnPl+6 lnd……模型(3)
(二)模型模擬結果分析
1、糧食播種面積模型模擬結果與分析
將1979-2006年糧食播種面積及1978-2005年糧食、油料、棉花價格數據代入模型(1),以SPSS13.0作為工具,運用線性回歸(linear)中的后退法(Backward)得到以下回歸結果(見表1):
回歸結果表明,方程總體上顯著不為;糧食的播種面積與上期糧食價格、棉花價格關系不大,但與上期油料價格負相關。油料上期價格的系數為-0.037表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油料價格每上漲1%將會帶來糧食播種面積減少0.037%?,F實生活經驗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油料作物是糧食作物的互補生產作物,發展油料生產可有效地開發和利用冬閑田資源,不僅不與糧糧食作物爭地,還有利于維
護糧食生產的安全,發展油料生產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選擇。
2、糧食單產模型模擬結果與分析
將1978、1985、1988及1990-2006年的以上數據代入模型(2),以SPSS13.0作工具,運用線性回歸(linear)中的強制回歸(enter)得到以下回歸結果(見表2):
回歸結果表明,模型總體系數顯著不為;每畝糧食平均產量與可比勞動投入、化肥投入量、農機投入量和技術進步正相關,與自然災害發生率成負相關。但從單個系數的顯著性上看,可比勞動投入量、化肥投入量、農機使用量的系數均顯著不為,但自然災害發生率和技術進步的系數不太顯著??杀葎趧油度氲南禂郸翞?.066表單位面積的糧食產出增加0.066%;化肥投入量系數β為0.151表明,化肥投入量每增加1%可能會帶來單位面積糧食產出增加0.151%;農機投入量系數γ為0.051表明,農機投入量每增加1%,會帶來單位面積糧食產出增加0.051%。技術進步系數r為0.006表明糧食單產在技術進步的作用下,每年會增加0.6%,但從系數的t值來看,不太顯著。自然災害發生率每提高1%,將會帶來單位面積的糧食產出減少0.055%,但從系數的t值來看,并不太顯著。
3、每畝糧食勞動投入量影響模型模擬結果與分析
將1978、1985、1988及1990-2006年的以上數據代入模型(3),以SPSS13.0作工具,運用線性回歸(linear)中的強制回歸(enter)得到以下回歸結果(表3):
回歸結果表明,模型總體系數顯著不為0。從單個系數的顯著性上看,可比糧食的售價與平均每畝糧食作物的勞動投入量顯著正相關,自然災害的發生率與平均每畝糧食作物的勞動投入量顯著負相關;其余因素如可比化肥售價、可比勞動力價格不顯著??杀燃Z食售價的系數α為1.922表明,糧食價格提高1%會帶來單位面積糧食作物的勞動投入量增加1.922%;從糧食單產模型及每畝糧食作物勞動投入模型看,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糧食價格提高會帶來農戶加大對單位面積糧食作物的勞動投入量。糧食價格上漲將主要通過農戶加大對單位面積糧食作物勞動投入提高單產來增加糧食的總產量,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糧食價格每提高1%糧食總產量約會提高0.1269%(1.922%×0.066%/1%)。自然災害系數為0.529表明,自然災害發生率每提高1%,平均而言單位面積糧食作物勞動投入量減少0.529%,這表明自然災害在我國部分區域發生對糧食作物的生產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影響,以至于農民放棄在這些受災的糧食作物的投入;可比化肥售價系數的t值不太顯著,這可能與糧食作物相對而言所需化肥較少相關;可比勞動力價格系數的t值也不太顯著,這可能與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民除了從事務農活動外,別無選擇。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含義
不同農作物價格的相對變化會導致相互之間效益的變化進而改變農戶對農作物經營結構的改變。油料價格上漲導致糧食種植面積增加的研究結果表明:保障糧食安全,政策支持的范圍應不僅僅局限于糧食作物本身,同時還應關注可以利用冬閑農田的油料作物等作物;通過政策支持提高利用冬閑糧田作物的效益,也就提高了糧食與其互補利用耕地作物的共同效益,可以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近年來糧食總產量的增加主要依靠的是單產的提高,而不是總播種面積的增加。糧食單產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化肥投入量的增加及農業機械投入的增加。一般而言,提高糧食作物的經營效益能促使農戶更加集約地經營,增加這些化肥、農機等要素的投入量。但近年來化肥、種子、農藥、薄膜等農資價格持續上漲,對農民的種糧積極性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糧食價格的漲幅與農用物資價格形成反差,免征農業稅和糧食價格上漲給農民增收帶來的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被農資價格上漲因素所抵制。糧食作物比較效益的下降不僅影響農民的生產要素投入量,還可能會使農民壓縮種糧面積,從而給糧食安全帶來隱患。基于農業生產成本上升的長期趨勢,農業補貼政策的目標應該調整為保障種糧農民的收益,要把成本上升作為一個常規變量納入補貼的目標之中,使補貼數量增長與成本變化聯動起來。在國內糧食價格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對農業的補貼應基本能夠彌補生產成本的上升,確保農民的農業經營收益不因生產資料的上升而降低。在國內糧食價格與國外糧食價格存在較大差距及國家財政補貼尚不能完全補償農業生產成本上升的情況下,適當提高國內糧食價格也是在面對成本上升時促進農民農業生產積極性的一種較好辦法。
[關鍵詞]國營貿易企業,農業政策,透明度原則
自從農產品國營貿易制度誕生以來,它一直是各國保護本國市場、維護國內經濟穩定及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成為一些國家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阻礙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工具。我國也在2001年12月10日頒布的《貨物進出口管理條例》中專門規定了國營貿易,確定了國家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部分貨物的進出口實行國營貿易管理。入世以來,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規模快速增長,2004年我國農產品出口額居世界第5位,進口額為世界第4位,農產品貿易大國地位凸顯。但進入“十五”后期,糧棉油等大宗農產品進口快速增長,我國保持多年的農產品凈出口國地位發生逆轉,2004年和2005年連續兩年出現農產品貿易逆差。因此在錯綜復雜的國際貿易局勢下審視我國農產品國營貿易制度的各項規則,考察該制度與WTO相關規則的協調,并評估其以后的發展趨勢,對促進和發展我國的農產品貿易不無裨益。
一、WTO下的農產品國營貿易體制
(一)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國營貿易企業(statetradingenterprisesSTE)
國營貿易制度無論在農產品領域還是在工業品領域都有存在,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有運用,它是農產品貿易的首選政策。在通知給WTO的150多個國營貿易企業中,大約有70%涉及農業或相關貿易。隨著成員通知義務的履行,這個數量還會增力口。在農業國營貿易企業中,由于貿易流向不同,可以將之分為出口導向型和進口導向型兩種。幾乎所有出口導向型STE都是以發達國家為基地,比較著名的有美國農產品信貸公司、加拿大小麥局、新西蘭乳制品局、澳大利亞小麥局。在1995年一份世界主要出口國(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向WTO的通報中,當年小麥出口中近60%是由STE經營的。此外,STE還控制了幾乎一半的世界大米出口,但最大的大米出口國泰國,并沒有通知國營貿易出口。對于乳制品出口,由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波蘭和美國向WTO通報的STE控制了世界脫脂奶粉出口的30%到40%,以及25%左右的世界奶酪出口。
在進口方面,1994—1997年間,約有1/3到1/2的世界小麥是通過STE進口的,由于對STE定義也有爭議,所以進口STE對國際農產品進口貿易的影響及作用是否有出口STE那么大是有疑問的?,F在許多國家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亞、韓國及菲律賓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向私營競爭者開放國內市場,進口STE面臨相當的改革壓力。不過我國的入世對上述情形有所改變,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之一,1996年進口農產品占世界總進口額的10%,,其中包括世界進口總額10%的棉花和16%的植物油。所以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入世后進口方面的STE的作用將得到提高和加強。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來許多國家對國營貿易制度進行改革,除了上述墨西哥、印尼等國已經向私營競爭者開放市場外,日本、土耳其等國也開始將原專屬于STE的專營權授予私營企業,南非的改革則更為徹底,它在1997年撤銷了11個商業貿易局。甚至連長期采用國營貿易體制的澳大利亞對未來是否繼續延續該制度也產生了很大的爭議。
至于各國向WTO通知STE存在的理由,則是五花八門,諸如對國內生產者的收入支持,穩定市場的需要,糧食安全的目的,等等。從理論上講,國營貿易制度對國際貿易的發展是有利有弊的,因此對保留還是廢止該制度的爭論一直如影相隨。在主張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學者看來,國營貿易企業通過人為排除潛在競爭者,帶來交易活動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價格決策又不以商業因素為基礎,割裂世界市場和國內市場的聯系,扭曲價格信息,因此STE是貿易自由化的絆腳石。另一部分學者則主張保留國營貿易制度,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是該制度的堅決擁護者,他們認為,國營貿易制度對于防止國際市場盲目競爭、保證國內經濟穩,定、維護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及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此外STE也是弱小國家保持和增強國際競爭力與大型跨國公司抗衡的有利手段。目前跨國公司通過控制約75%的國際糧食裝運量對糧食貿易產生主導作用,一旦取消STE,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跨國公司的迅速介入,如果糧食貿易被具有壟斷力量的私營企業控制,后果將不堪設想!
由此看來,無論是理論還是現實都表明STE仍將在相當期間存續,“諸多的STE也許會扭曲國際貿易,但是如果不考慮這些STE存在的理由和運作的環境而試圖簡單禁止STE,勢必會遭致許多WTO成員國的反對?!?/p>
(二)GATT/WTO體制中有關STE的規則
在WTO法律文件中,以GATT第17條為核心,對各成員的國營貿易進行了規定,此外,GATTl994第2條第4款、關于第11條、第12條、第13條、第14條及第18條的注釋也涉及國營貿易規則。烏拉圭回合達成的《關于解釋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17條的諒解》(下稱諒解),對國營貿易下了“工作定義”,并且對通知義務、工作組等程序性問題作了較為全面的規定,各成員方于1998年對貨物貿易理事會1960年的“國營貿易問卷”進行了修改,進一步完善了WTO的國營貿易行為規則。概括而言,GATT/WTO的國營貿易規則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兩個方面,在實體法上要求成員方在數量限制、關稅減讓、貿易談判等領域貫徹非歧視原則,在程序法上則主要是有關國營貿易的通知和程序需遵循透明度原則。通過對WTO國營貿易規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現行規則對STE的定義界定不清楚
早在關貿總協定醞釀之時,STE就與關稅、海關手續、數量限制、補貼等一起作為國際貿易規則干預的對象,但是總協定實踐達半個世紀之久,對國營貿易企業的界定卻始終未能理清一個清晰的頭緒。
GATT第17條第1款(a)、總協定附件9對第17條第1款的注釋涉及到國營貿易企業概念時,均僅強調該類企業得到了政府的獨占或特別的權益,但一直沒有下正面的定義。前述《諒解》第1條給國營貿易企業下的工作定義除了繼續強調STE得到政府的專營權之外,還進一步提出了非政府企業只要得到授權能夠影響進出口貿易也可以是被認為STE。因此,在WTO框架下,國營貿易企業并非專指所有制形式為國家所有,事實上也包括得到“專有權或特權”的私營企業、非政府團體。
但是,政府授予權利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用憲法、法律規定的,也有政府在職權范圍內給予,對何謂來自政府的專門授權,GATT第17條沒有逐條列明。由于缺乏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義,各國在使用政策工具及運營方式上有存有巨大差異,因此勢必在成員國之間為哪些屬于STE而發生爭議。
例如,美國通過一系列法案對農業聯合體、企業以反壟斷法下的例外、豁免。1922年頒布的凱伯一沃爾斯塔德法案就使得美國農戶在免受反壟斷法約束下能夠組成聯合體,通過提高價格增加收益。以后美國又相繼頒布實施了“合作銷售法案”、“農業公平行為法案”和“出口貿易公司法案”等,這些法案不僅使農業聯合體繼續免受反壟斷法約束,還擴大了對他們從事進出口聯合經營權的授權范圍,在購買商因為農民組成聯合體而拒絕采購其產品或采取其他方式予以抵制,農民還可以向美國農業部農產品購買商的不當行為。凱伯一沃爾斯塔德法案等系列法案對美國農業聯合體的種種授權是否構成國營貿易企業的“專有權、特殊權利或特權”,這些聯合體或企業是否應該受到WTO國營貿易規則約束呢?許多成員認為有必要對之進行鑒定,以確定其是否屬于STE,更有學者毫不猶豫地認為美國這些受惠于反壟斷法例外的農產品出口企業應被納入GATT第1了條的“國營貿易企業”的范疇。
由此可見,至少在目前的WTO法律文件中,還缺乏對國營貿易企業的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義。
2、對STE透明度要求也不清楚,哪些STE需要通知有疑問
依據透明度要求,各成員國應每3年向貨物貿易理事會提交國營貿易問卷所要求的6方面的信息,包括國營貿易所涉特定產品分類清單、確定國營貿易經營方式的理由與目的、對已確定的國營貿易企業產品沒有發生進出口行為所作出的解釋等等。雖然1998年的問卷調查比1960年版本更加詳細,但是總的說來,有關國營貿易企業透明度的規則并不成功。
首先,提交問卷調查、完整履行透明度義務的國家較少。根據Ingco和Ng(1998)的調查,在1980到1994年間,只有45個成員國提交了通知而其中只有3個成員國則完全履行了提交調查報告的義務,1998年新調查問卷出臺后,134個WTO成員國中,有76個成員國履行了通知義務,還有58個未履行通知義務。其次即使提交問卷調查,內容也很不完整,沒有對STE的詳細報告。有些國家存在STE活動也不履行通知義務,例如埃及的物質供應中心局(GASC),巴基斯坦的糧食農業合作理事會等具有國營貿易性質的STE就沒有通知給WTO,埃及的GASC在農產品貿易中一直具有壟斷地位,但自從1993年起,埃及政府就允許私營企業從事小麥進口,至1997年GASC占小麥進口量的60%,其余的則為私營企業經營。這樣就帶來一個問題,盡管GASC在進口中仍占主導地位,但已經不是市場唯一的經營者,此時是否仍可認為其具有“專有權”或“特優權利”呢?對什么需通知給WTO,事實上WTO的規則仍然是不明確的。
3、某些實體規則還缺乏具體適用的標準
GATT第17條要求國營貿易企業在購買或銷售時應只以商業考慮為根據,并按照商業上的慣例為其他締約方的國營企業參與這種購買或銷售提供充分的競爭機會。但是該條對于如何認定商業考慮并未給出明確標準,該規則只是個別地指出,“根據商業上的原因,適應出口市場上的供求情況”,在不同市場內以不同價格出售商品的行為符合“商業考慮”;在國際市場采購貨物時,可以把某項“附有條件的貸款”作為一種“商業考慮”加以考慮。
顯然這些含義晦澀的條款本身就會給人以不確定的感覺,在遇到具體案例時因為解釋困難必然會帶來適用的困難。2002年11月17日美國訴加拿大谷物貿易政策案中就涉及對“商業考慮”的解釋,美國認為加拿大小麥局具有政府授予的壟斷權,在購銷活動中主要是為了擴大政府收入而不是出于商業考慮。但是WTO專家小組沒有支持美國的主張,認為美國缺乏足夠證據證實這一點,而且所有銷售行為都應認為是一種商業行為,因為稅收而不僅僅是利潤最大化就是一個商業目標。該案例專家組的解釋擴大了“商業考慮”的含義,也使得WTO框架下的國營貿易規則更為寬松。
二、我國農產品國營貿易制度相關問題剖析
在入世之前,我國外貿經營權的授予分外貿流通經營權和生產企業自營進出口權,相應地采用核準制和登記制,因此對外農業貿易幾乎完全為國營。入世后我國正式確立了農產品國營貿易制度,2001年國務院頒布了《貨物進出口管理條例》,專門規定了國營貿易和指定經營的具體制度,實行國營貿易管理的進出口貨物目錄由國務院外經貿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經濟管理部門制定、調整并公布。此后,新的《貨物進口許可證管理辦法》、《貨物出口許可證管理規定》陸續出臺,國營貿易產品的進口配額制度也逐步確立,包括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于2002年1月公布的《農產品進口關稅配額管理暫行規定》及其后的《2003年重要農產品進口關稅配額分配實施細則》。最后2004年4月通過的新外貿法增加了國營貿易的內容,我國農產品國營貿易的法律框架基本建立。
在WTO下,我國農產品國營貿易將面臨以下一些問題:
(一)政府主導型STE與農民自發型聯合貿易體
前文論及,WTO框架下的國營貿易企業與我們通常所說的“國營企業”或“國有企業”是兩個不同范疇的概念,概言之,界定國營貿易企業,只有一個標準,即該企業是否被授予特定產品的進出口專營權,不以企業形態為標準,更不以所有制為標準。
依據中國入世議定書附件2A所列,對糧食、棉花、植物油、食糖和煙草等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宗商品的進口實行國營貿易經營,企業有中國糧油進出口總公司、華潤公司、南光進出口公司,對茶、大米、玉米、大豆、絲、棉花等商品的出口實行國營貿易管理,出口方面的國營貿易企業有吉林糧油集團進出口公司、中國絲綢、紡織品等進出口公司等壟斷經營,這些企業都由國家控制所有,是政府主導型STE。
雖然上述產品已經明確規定由國營貿易企業專營,但從國際貿易自由化的趨勢看,對國營貿易的約束越來越嚴格,其范圍也將逐步縮小。這已在我國入世承諾中和國內立法中有所體現,即一方面實行國營貿易管理的貨物,國家允許非國營貿易企業從事部分數量的進出口,例如我國加入議定書2Al有成品油和原油的非國營貿易允許經營的數量及年增長率的原則性約定;另一方面,我國將視情況調整由國營貿易專營的進出口貨物目錄和企業名錄,甚至會取消個別產品的專營。比如絲及絲織品的出口國營貿易管理和植物油的進口國營貿易管理分別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這說明,我國由國營貿易專營的農產品也在一定范圍內允許非國營貿易企業經營。
那么在我國是否會出現類似美國那樣的農業聯合團體,由于經營國營貿易專營的農產品,而被其他WTO成員方認為屬于STE,應受GATT17條管制?這些農業聯合團體與STE之間存在什么聯系呢?某些國家的農民聯合團體的產生發展和演變有一些經驗教訓值得我國研究和借鑒。例如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出口銷售局就是在戰爭時期由于單個農民力量薄弱自發組成聯合體以避免中介力量的控制,最后要求政府介入使所有農民“強制合作”。但是這種以出口銷售局為特征的出口STE往往將狹隘的部門利益置于公共和國家利益之上,總體上被認為是缺乏效率的。
而美國式的農業聯合體,僅享有反壟斷法的例外,還未完全得到政府的專門經營特許權,在實踐上并沒有接受GATT第17條管制(盡管有些國家和學者已經提出質疑),與澳大利亞的出口銷售局、我國的中糧(集團)等具有壟斷性質的STE有本質的區別。從目前多哈談判的進展情況來看,美國希冀嚴格管制具有壟斷性質的STE,而對非壟斷性的出口貿易企業——農業聯合體等卻閉口不提,談判策略不可謂不巧妙。
我國現在也出現了一些有農民自發形成的專業化組織,并為農民提供技術支持或倉儲、運輸及銷售等服務,這種有農民自發形成的經濟實體,對我國農業未來發展有深遠意義。在WTO關于STE規則更加嚴格的趨勢下,筆者認為對這些農民自發聯合體,政府不能武斷加以限制和干涉,應該給與其一定生長空間,使其能夠配合我國的STE與國外的壟斷集團抗衡,從國內發展和保護農民利益的角度出發,也只有農民的專業化和組織化程度提高了,政府才能真正聽到農民的呼聲,農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更有效的維護。
(二)農業國營貿易企業的運作方式
1、我國仍應維持一定的國營貿易的壟斷權。
我國農業國營貿易企業壟斷專營權來自法律法規的直接授權,也要遵守我國入世議定書和加工工作組報告中有關STE的具體承諾。從加入工作組報告內容來看,農業國營貿易企業的壟斷權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適時適機給與非國營貿易商以一定的進出口貨物權,如前述絲及絲織品的出口國營貿易管理和植物油的進口國營貿易管理分別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
根據2004年8月多哈工作計劃下總理事會的決議及附件A農業方面達成的框架協議,尚未形成有關STE最新的紀律。根據附件1第18段,各成員方同意在各方同意的時間內,最終取消有關出口STE的貿易扭曲作法,包括取消有政府財政和損失擔保方式提供給STE的出口補貼,該段還表明對STE使用壟斷力量的議題將進一步談判。附件1的第25段則進一步申明,在發展中國家中,以穩定國內消費者價格及確保糧食安全為目的而享有特殊權利的STE,對維持其壟斷地位方面應加以特殊考慮。從多哈回合談判過程看,各方利益不同,立場相異,STE與其他談判議題交織,顯然現階段無法對STE的壟斷權方面達成更進一步的規則。
我國現有的農業保護水平較低,因此在農產品方面的入世承諾上,相應換取了在國營貿易管理上較為有利的條款。我國國營貿易企業經營的農產品是糧食、棉花、油、茶、原油等涉及國計民生、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物質,對這些物質實行國家壟斷經營意義重大,即使對絲、絲織品等取消壟斷專營權,對某些物質給與一定范圍的開放,但必須確保國家在戰略物質上仍具有主導、壟斷地位。
2、我國履行透明度義務的問題。
我國對農產品STE經營采取進出口許可證制度和配額制度進行調控管理,就許可證的應用領域而言,幾乎涉及所有農產品的進口,其中包括種子的進出口。H.Colby等認為,許可證是中國政府控制糧食和石油政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進口許可證由外經貿部管理,主要進口糧食和棉麻的中糧公司和中國棉麻進出口公司等國營企業可以自動從外經貿部獲得進口許可證,但是對其他大多數從事農產品貿易的企業來講,辦理這一手續面臨許多障礙和隱含成本。而據J.Schmidhuber觀察,中國政府從1996年4月1日起對小麥、玉米、大米采用關稅配額制度,但從沒有公布關稅配額的管理辦法,也沒有公布配額數量。谷物的進口配額由國務院決定,然后由中糧公司具體執行。H.Colby等更深入地指出,中國的配額制度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一是中國對進口配額從未公布控制有關貿易的制度、法規和政策,二是無論對國際市場還是對國內的最終用戶來說,配額數量的確定和分配辦法都不透明。
農業補貼是一國政府對本國農業支持與保護政策體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對農業生產、流通和貿易進行的轉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干預資源轉移到農業領域,以支持本國農業的發展。在入世后能夠對農業的補貼是指針對于國內農業生產及農產品的綜合支持。
在WTO農業多邊協議框架下,農業補貼具有兩層含義:一種是廣義補貼,即政府對農業部門的所有投資或支持,其中較大部分如對科技、水利、環保等方面投資,由于不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發生直接顯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稱為農業協議的“綠箱政策”?!熬G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農業服務,如農業科研、病蟲害控制、培訓、推廣和咨詢服務、檢驗服務、農產品市場促銷服務、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2)糧食安全儲備補貼;(3)糧食援助補貼;(4)與生產不掛鉤的收入補貼;(5)收入保險計劃;(6)自然災害救濟補貼;(7)農業生產者退休或轉業補貼;(8)農業資源儲備補貼;(9)農業結構調整投資補貼;(10)農業環境保護補貼;(11)地區援助補貼。
另一種是狹義補貼,如對糧食等農產品提供的價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補貼,這類補貼又稱為保護性補貼,通常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造成直接明顯的扭曲性影響,一般被稱為“黃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農產品貿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干預和補貼,種子、肥料、灌溉等農業投入品補貼、農產品營銷貸款補貼、休耕補貼等,一般稱“黃箱政策”。屬于“黃箱政策”范圍的農業支持與補貼,叫“黃箱政策”補貼。WTO《農業協定》的“黃箱政策”中規定給予了發展中國家特殊差別待遇,對發展中國家為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補貼措施可免予削減承諾,簡稱“發展箱”。主要包括:(1)農業投資補貼;(2)對低收入或資源貧乏地區生產者提供的農業投入品補貼;(3)為鼓勵生產者不生產違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稱此為“發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情況與分析
與發達國家比,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水平顯然不高,財政實際補貼的比率大約是2%―3%,總量補貼根本達不到8.5%。之所以在入關時關于農業談判中仍然堅持爭取較高補貼率,是因為這個補貼會自動成為每一種農產品進行“黃箱補貼”的上限,這樣對于我國很多大宗品種的出口影響甚大。所以,這個補貼率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我國一些大宗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雖然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水平較低,但按照《農業協定》也可以分為以下幾方面:一是符合所謂的綠箱政策的,如我國1996-1998年平均支出為1514.2億元人民幣(182億美元)。主要對農業提供了“一般服務”補貼,達785.6億人民幣(95億美元),占“綠箱政策”補貼的52%;其次是糧食安全儲備補貼,約383.8億元(46.4億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災害救濟、扶貧、農業生態環境建設支持等。而對農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結構調整補貼等,我國尚未列入財政預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謂的黃箱政策的。我國在1996-1998年期間實施的“黃箱政策”主要有兩種,1、對糧食、棉花的政府定價收購及保護價收購。98年后政府逐漸縮小了糧食收購補貼范圍,如一些地區的小麥和玉米已經退出保護價范圍。2、農業生產資料價差補貼。如八十年代對農膜的補貼。三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箱政策,如國家對農田灌溉設施的投資補貼等。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財政對農業補貼的特點表現在:(1)補貼范圍的普遍性。財政對農業生產流通領域補貼,幾乎涉及到農產品生產與流通的全過程。補貼面較廣,補貼很分散,補貼的作用難以集中發揮,補貼的效果較差。(2)以價格補貼為主,貼息貸款為輔。大多數補貼用于降低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支農服務的收費標準,以及農產品購銷環節的補貼。這些補貼占財政對農業補貼的比重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用于糧棉油在流通環節的補貼達1866億元,占整個財政補貼總額的50%,其中絕大部分用于城鎮居民的消費補貼,農民從中間接獲得補貼利益。(3)補貼方式的隱蔽性。長期以來,財政對農業補貼方式多采勸暗補”的方式,即財政補貼資金不直接以財政撥入的方式進行,而是通過流通渠道間接地給予補貼。這種方式體現在農業生產中,帶有一種補質。但這種“補助”并不為大多數生產者所知曉,對生產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成本及主要構成
分析我國農業生產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成本主要構成,因為河南、河北、山東是我國的產糧大省,我們以這些省的農業生產為主要對象進行分析,或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需要強調的是東北地區因為土地面積較大,情況有所不同,這里的分析不適合東北地區)當前在河南省,農業生產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幾部分組成(山東、河北類似),一是土地使用稅和各種提留與統籌;(可以簡單表示為A兩費一稅,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統籌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總的費用大約平均每畝為三十元,注:各地區情況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費用,平均15元/畝/次;三是種子費;四是化肥和農藥費用,平均大約八十元/畝;五是收割或脫粒費用15元/畝;六是運輸費和人工費。那么我們可以簡單計算這些河南、山東、河北等省主要農作物品種的生產成本。
以此計算這些地區小麥的生產成本為:15元/畝/次(耕作費)+10公斤*1.6元/公斤/畝+23元/50公斤碳銨/畝、18元/50公斤磷肥/畝和40元/50公斤鉀肥或農藥+15元/畝收割脫粒費用+50個人工+每年每畝的兩費一稅和統籌提留費用30元/畝。按照河南、河北、山東的平均經濟水平我們初步估計每個人工價值為5元。則可以看出現階段小麥的生產成本大約每畝總計為157元+250元=407元/畝(因為人工費用國家沒有統一標準,成本計算不一定準確,僅有參考意義)以河南省各主要糧食產地當前的實際生產情況來看(其它幾省情況類似),平均每畝的產量
為400公斤,而且還需要沒有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這樣可以粗略計算一下上述幾省的小麥生產成本大約每噸1017.5元,即123美元/噸。
對比于國際市場小麥價格,印度中等小麥為85美元/噸(FOB美灣),美國軟紅冬2號114元/噸(FOB美灣),硬紅冬2號126元/噸(FOB美灣),法國小麥106美元/噸(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國的糧食主產區的小麥并不具有國際競爭力。同樣可以計算上述這些地區其它作物的生產成本,如玉米的生產成本是825元/噸,大豆的生產成本是1480元/噸,也沒有明顯國際競爭優勢。(但是,河南、山東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國際上有相當的競爭力。因為不是主要作物,這里不做重點討論。)
第四部分我國進行農業補貼的必要性
因為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還不發達,與發達國家相比,農業生產各個方面的差距都相當大。比如說我國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補貼,才能達到國際市場價格??梢哉f,入世后我國受到沖擊最大的首先是農業。如何在入世后保護農業生產,提高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是穩定我國糧食生產,保護廣大農民利益的重要保證,也是黨和國家努力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這一切都要求對農業采取補貼和保護措施,以穩定農業生產,逐漸提高我國農業發展水平,增強我國農產品的國際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也是世界許多國家對國內農業保護的手段之一,從其它國家的經驗來看,這是有效地保護和提高農業生產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對我國農業補貼的建議政策措施
入世后,對農業的一切政策都要以《農業協定》中規定的農業補貼不超過8.5%為限度。那么,在農業協定的允許的條件下,從哪方面進行補貼最為有效果呢?
從我國過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補貼進行價格支持,采用保護價格收購措施,相當于對流通環節進行了補貼。但是,價格支持是需要削減的黃箱政策,而且根據近幾年的情況來看,效果并不好。同時按照WTO《農業協定》要求,政府提供的價格支持應針對農產品生產者,而不應該是流通部門。因此,盡管今后價格支持在總量上有一定調控空間,但在支持結構及補貼目標上則需作較大的改革。應通過調整農產品價格支持目標、支持重點,深化農產品流通體系改革,逐步減少對流通環節的補貼,把支持與補貼的重點轉向農業生產者。
關于對農業的補貼具體的措施,我非常同意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課題組的建議,重點在以下幾方面:1.盡早改變和改革低效率的價格支持政策,將節省出來的寶貴財政資源,轉為直接補貼等其他對農業的國內支持措施,把“黃箱支持“轉為“綠箱”政策范疇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