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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水下考古的意義范文

作為一名電視記者，我曾多次報道過有影響的考古發掘活動，對考古研討也有極濃的興致。考古報道，如何才能更準確、更生動、更有趣？這些問題，常繞腦際。我認為，特別重要的就是要克服片面性，增強科學性，學會用點辯證法。

一事多面觀

2005年10月22日，濟南市歷城區孫村鎮蘆家寨村村民婁德國，在自家地里勞動時，偶然發現了幾個陶制的“怪狀香爐”。后經考古人員鑒定：這不是香爐，而是古陶鬲。經過連續幾天搶救性發掘，確認這是一座保存較好的西周窖址，共發掘出陶鬲50余件，其中半數基本完整，半數可修整復原。

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我立即前往跟蹤采訪。對發掘進程，西周窖址的價值，此次考古發現的意義，都及時做了報道。

但是，我并不滿足。我又試著從多個側面來觀察了解這次考古事件，以求得到更多收獲。我想起文物保護是個大問題，近幾年，社會上發生多起嚴重破壞文物事件。例如，2005年5月19日，和林格爾土城子發現古城遺址，但當地房地產開發公司為搶工期，竟無視文物部門多次勸阻，強行破土施工，毀壞古墓葬百余座，大量文物遭嚴重破壞。

于是，我特意對這次蘆家寨陶鬲發現前后的保護情況，進行了詳細采訪。結果，獲得了很有價值的材料。原來，婁德國發現“怪狀香爐”后，馬上報告村委會，村委會又上報給鎮政府，鎮里的文化站立即派人進行守候，直到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員到來。濟南市文物化局副局長、濟南考古研究所所長崔大庸深有感觸地說：“如果不是老百姓和當地政府保護文物的意識強，這批珍貴的陶鬲很可能就不存在了!”

我們便延伸報道觸角，在報道好文物發掘的同時，圍繞“文物保護”大作文章。電視臺欄目組開辦了《文保視點》專欄，把發現陶鬲的村民婁德國請到演播室，與考古專家學者一起座談，并錄制、播出了一組對保護文物事件進行思考的深度報道。一些觀眾看了節目后，打來熱線電話，對破壞文物的行為進行批評和譴責，對如何保護文物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

事物總是立體化、多方面的。這次報道，還擴大了考古工作的社會影響，樹立了考古工作者的良好公眾形象。過去，考古工作者一直默默無聞，鮮為社會所知。通過傳媒報道與討論，文物考古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文物保護與發展趨勢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一個熱點；考古工作者不斷在媒體上露面發言，“社會話語權”明顯增強，也成了人民喜愛的焦點人物。公眾與媒體融通互動，賦予考古學與考古活動以新的活力和意義。總之，這次考古報道使我深切地體會到：多面觀察，多面了解，立體化思考，考古新聞才能做強做大。

熱點冷處理

“以小看大，虛張聲勢；以實證虛，妄下結論；故弄玄虛，無中生有”――這是權威人士為病態考古新聞下的癥狀診斷。

隨著“考古熱”的興起，媒體希望從考古發掘中尋求新的視角、新的受眾興奮點及收視率增長點。說起來，這也無可非議。但是，熱過了頭，可就成了發高燒、說胡話了：老山漢墓尚未發掘，某電視臺便大肆渲染，為直播造勢，最終因墓已被嚴重盜挖，直播被迫取消。杭州近郊彭公村發現了一個大土墩，有文物專家懷疑是古代大墓。這本來很正常，考古工作就是在“懷疑――否定，懷疑――肯定”中進行的。但當地的媒體卻將專家還在懷疑中的事當作結論性的事，掀起了一股“彭公大墓”報道熱，甚至誤導讀者參加“競猜”――墓中躺著的是哪位大人物?結果發現，這個大土墩只不過是一段古攔水壩而已。競相報道的媒體只好在讀者的質疑聲中偃旗息鼓了。

沉重的教訓，足以使我們警醒。2002年，濟南市章丘危山發現漢代兵馬俑的消息傳出后，吸引了全國各地30多家媒體記者云集采訪，競爭之烈，可想而知。作為較早獲得這一新聞線索的記者，我既熱又冷，一邊在現場奔忙，緊張地采訪，一邊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報道的科學性與準確性。因為我深知，厚厚的土層之下，埋藏的不僅是寶物，而且是歷史的真實。考古學就是要從這些沉默的遺物和遺跡中，解說與洞徹歷史之謎。這時，最重要的是克服錯誤的尋寶心理和新聞炒作之風，保持嚴謹、冷靜的科學理性。我蹲在兵馬俑坑旁邊，仔細地觀察著，緊盯考古發掘隊員的手，分析判斷每一件新出土的文物，又與昨天有何不同，然后帶著疑問去和考古隊的專家進行交流。記得危山兵馬俑的考古進入到第三天，兵馬俑坑內發現了幾個與眾不同的兵傭，有的記者就妄加猜測，對兵馬俑的年代及規格產生多種說法。而我卻不急于發稿，從眾多專家中，千方百計找到山東省文物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蔣英炬，向他問個究竟。他說：“看這樣的規模，該不是一般人的墓葬，起碼是當時的將相，至于年代，漢代的沒問題。”這次采訪，使我獲得了權威性的材料。《章丘危山驚現漢代兵馬俑》、《章丘危山兵馬俑豪華陣容初露崢嶸》、《章丘危山兵馬俑全國第三》等多篇報道連續制作播發出來。

石破天驚的考古發現，加上電視聲畫并茂的特點與優勢，使我們的節目產生了強大的沖擊力。由此可以看出，作為“熱點”的考古報道，也要善于“冷處理”，弄清新聞事實之前不要急著下結論，要選擇最科學的角度，最權威的專家，作出最準確的判斷，這樣的報道，才會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果。

彼長補己短

冷僻、枯燥、神秘、理性――是考古的特點；快捷、動情、活潑、感性――是新聞的特色。考古學與新聞學看似有些矛盾，但兩者又是辯證的統一。考古新聞應是“考古”與“新聞”的統一體，在講求歷史性和知識性的同時，亦應講求鑒賞性和可讀性，正確處理“事”與“理”的關系。

當前，面對廣大讀者和受眾的需求；我們在進行考古報道的時候，如何將神秘專深變得通俗易懂?如何將“過去”以一種平和熱情的方式呈現給受眾?確是應該思考與解決的課題。

剖析“撫仙湖探秘”直播，可以得到有益的啟示。2001年6月3日上午，中央電視臺新聞綜合頻道《東方時空》特別節目，對我國云南澄江縣撫仙湖水下古建筑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進行了現場直播。因為這是首次水下考古發掘直播，開創了我國廣播電視實踐活動的記錄。參加直播的編導、攝影及主持人，皆可謂身經百戰，經驗豐富，但面對水下考古發掘這一全新領域，還是難題頗多。考古發掘專業性強，文物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而廣大觀眾個性干差萬別、素質有高有低，電視解說的語言，必須既深入淺出、通俗易懂而又不失科學性與客觀性，單憑電視臺主持人的本領，是很難做到的。所以，主持人敬一丹就請了一個專家組與之配合。主作業區(水下)解說員是非考古專業的電視記者，非主作業區(演播室)的解說員則是考古領域的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對那些超出主持人知識范疇的介紹或直播中漏報的內容，進行補充和修正。電視主持人和考古專家，都從觀眾的收視心理出發，站在受眾的角度上提問，激起觀眾的興奮點。這樣，就吸引了觀眾的目光，留住了觀眾手中的遙控器。

第2篇：水下考古的意義范文

相比于陸地考古，水下考古投入資金大，技術難度高。南澳Ⅰ號是我國首次在28米的深度開展大規模水下考古發掘，總結出了水下遺址定位、擾層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護與整理等一整套工作程序和方法。

南澳Ⅰ號是迄今為止國內發現的唯一一艘明代晚期的商貿船，為解決中國海外貿易、航海、制瓷等諸多學術課題提供了翔實可靠的實證材料，它被評為2010年考古十大發現。

明代外銷瓷風靡程度堪比iPhone4

南澳縣位于閩、粵、臺三省海面交叉處，古代長期處于“三不管”的境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繼光剿滅了盤踞在南澳的海盜，上報朝廷，認為南澳對于海防和貿易都非常重要，朝廷遂同意在此設鎮。南澳從此成為軍港兼貿易重鎮。南澳Ⅰ號的發現，證明了南澳海域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進行貿易的重要場所，為“海上絲綢之路”（或叫陶瓷之路）的存在提供了又一條有力證據。

明代南澳附近海域千帆浩蕩，蔚為壯觀，史上有“鄭和七下西洋，五經南澳”的記載。鄭和下西洋所乘船只究竟有多大、構造如何，一直為學術界爭論。通過水下考古發掘，發現南澳Ⅰ號沉船現存有十六道隔艙板，十五個艙位；現存船體的縱向長度約27米，最寬的隔艙長度7.5米。這對研究明代晚期海船有重要意義。

之前的兩次大規模打撈中，南澳Ⅰ號共出水各類文物兩萬余件，大多數是國內罕見的明代外銷瓷器——克拉克瓷。這些瓷器大部分產自福建。眾所周知，江西景德鎮是古代瓷器的主要出產地。南澳出水如此多的福建產品，說明當時瓷器外銷量極大，景德鎮瓷器早已供不應求。

東印度公司的經營者曾手持景德鎮瓷器樣品和西方人喜愛的圖樣，四處尋找供貨方。他們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實力的地方民窯，尤其希望在口岸附近開辟窯場就地生產，以減少運輸成本，防止途中損壞。福建沿海的平和南勝、五寨等地的民窯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發展壯大。據記載，1621年至1632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購瓷器，數量動輒上萬，日本人也從漳州購買瓷器。

南澳瓷器出水時，有專家形容，明代中國外銷瓷相當于今天美國的iPhone 4，風靡全球。這些青花瓷盤、瓷碗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大”，“實惠”程度為國內藏品中罕見。歐洲人當時習慣把瓷器當作擺設，而不是生活用品。

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李季介紹，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出現的時候沒什么太大影響，主要是滿足皇帝、貴族等上層統治者對海外奇珍異寶的需求，運輸的是一些高檔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南澳Ⅰ號出水文物說明，當時的貿易已經跨越奢侈品交換階段，進入民間生活，是沿海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相當大。

“外貿貨”學術價值大于收藏價值

這些外銷青花瓷，被稱作“克拉克瓷”。克拉克是什么意思？學術界尚無定論，民間普遍認為這是荷蘭語中一種小商船的叫法。17世紀初，荷蘭武裝船隊在馬六甲海峽截獲了一艘載有中國瓷器的葡萄牙商船，船上十多萬件瓷器被運往阿姆斯特丹，第二年拍賣，轟動歐洲。荷蘭人不知道這些瓷器怎么稱呼，在拍賣中就臨時稱為克拉克，后來約定俗成，中國明清時期出口的青花瓷在國外基本都被叫做克拉克瓷。據國外資料不完全統計，僅荷蘭公司從萬歷三十二年到順治十三年（1604－1656）銷售到荷蘭的瓷器就達三百萬件，平均每年六萬件。

克拉克瓷的特點是寬邊。通常花紋有三層：一層以盤心為主體紋樣，繪制蓮池水禽、人物山水、盆景堆、花園小景、麒麟瑞獸、花卉蟲蝶等；二層內壁為次主體紋飾，多繪開光蓮瓣形；三層為口沿，邊飾涂以青料一圈。有些克拉克瓷的構圖形式還受到伊斯蘭陶瓷影響。南澳已出水的瓷器中，有十件青花瓷盤被鑒定為國家三級文物，盤心繪有牡丹、蓮花、麒麟、仕女和漢字等圖飾。

平心而論，克拉克瓷收藏價值并不高，畢竟是“外貿貨”，其工藝的精細程度和圖案的藝術品位，與國內宮廷用品不可同日而語。其均為薄胎，易碎；盤底多為簡筆圖案；器底多有粘沙、塌底現象。今天，克拉克瓷更為人看重的是學術研究價值，以它為媒介，可以了解中國古代海上對外貿易的發展，也可從花紋中，探索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脈絡。

克拉克瓷在歐美國家、在日本和東南亞各國博物館、私人手中有不同程度的收藏，在我國非常稀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沉船白獅號（1613年沉沒）和班達號（1615年沉沒），南非海岸的西班牙船只圣康卡羅（1630年沉沒）等，都打撈出大量克拉克瓷的精品，而我國近年來只找到一些碎片和窯口，幾乎沒有一件完整的作品。南澳重見天日的近兩萬件克拉克瓷，極大地填補了國內收藏的空白。

海禁使帝國之舟沒落

第3篇：水下考古的意義范文

2007年6月9日，追索270多年前的一段歷史，穿越大半個地球，“哥德堡”號仿古船沿著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航行20多個月，終于回到故鄉――瑞典哥德堡市。

“哥德堡”號的追索歷史和近期一些文物及沉船的發現，對于研究東南沿海歷史、海上運輸、貿易活動，乃至中國的造船史、陶瓷史和航海史，都具有極高的考古研究價值；也進一步佐證了東南海域的海上國際航道就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廣東省考古專家斷言:這只是揭開這片海域冰山一角。

5月17日，隨著打撈“南海Ⅰ號”的巨型沉井下水，“南海Ⅰ號”整體打撈工程正式拉開序幕。“南海Ⅰ號”上的文物數量在6萬-8萬件，巨大的考古價值蘊含在一個個歷史謎團中。

5月22日，廣東省汕頭市南澳縣海域發現一艘載有上萬件瓷器，制造時代跨越宋、元、明三個朝代的千古沉船。這是繼在廣東省陽江發現“南海Ⅰ號”后又一次水下重大發現，被命名為“南海Ⅱ號”，其影響力大、價值高、意義深遠。

“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劉禹錫用詩歌描繪了唐朝海上貿易的繁盛景象，而韓愈筆下的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則是另一種氣勢:“貨通獅子國，樂奏粵王臺。”從東南沿海到南中國海，再延伸到波斯灣、非洲西海岸，甚至更遠的地方，作為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主干線，又有多少歷史之謎等待著人類去逐一破解?

作為海洋文化的主要載體，船舶的作用不言而喻，而沉睡在海底的商船，不僅是當年海上貿易繁榮的標志，更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未知的寶庫。

2002年廣東省考古研究所對粵東、粵西展開沿海古沉船調查，對廣東沿海沉船情況有了大致把握:南海海域星羅棋布般散落著不少古代沉船。2005年，汕頭市南澳島附近就有漁民在海上打撈出一批銅錢和宋元瓷器，省考古所專家大都認為，南澳海域的沉船不止“南海Ⅱ號”一艘。有關專家透露，根據比較清晰的資料顯示，南澳海域還掩埋著另一艘清代古船。而據中國水下考古中心的一項報告，中國南海海域的沉船不少于2000艘。

“整個潮汕地區以前也發現過不少沉船，汕頭市澄海一帶海域以前清理過紅頭船遺跡，包括一些保存比較好的，這個海域的沉船應該不止一條。”

汕頭大學教授隗芾認為，潮汕地區是我國典型的海洋文化區，潮汕對外交往從元末明初就開始興起，于清朝中葉達到鼎盛繁榮期的汕頭樟林古港，就是當時整個粵東韓江流域重要的海上交通港口。“南海Ⅱ號”的發現，無疑為再現當時潮汕一帶繁榮社會經濟生活面貌提供了“密碼”。有專家表示，“南海一號”價值堪比兵馬俑 。當然有待打撈后求證。

起航點密布沿海

從現實的文物打撈地點和已知的中國東南沿海海上絲綢之路的起航點來看，應該說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起航點應該是密布沿海的。廣東海洋大學管理系主任、碩導帥學明認為，隨著考古的不斷推進，應該不僅僅是東南沿海，渤海灣都有可能發現新的起航點。追溯遠一點，漢代的帆船就開辟了從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線，這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條遠洋航線，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外貿易。

如果說沿絲綢之路西去的絲織品有一部分是來自山東的話，那么早期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源頭無疑是在山東。北方海上絲綢之路，亦稱“東海絲綢之路”，是先秦至隋唐時期自山東沿海經遼東半島、朝鮮西海岸到日本南部的一條海上交通線。這條海上絲綢之路，有其鮮明的特點，從時間上看，它的形成要早于漢代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從形成的方式看，它不像張騫通西域那樣，得益于中國封建王朝與外國政府使節之間的往來，而是由民間百姓大規模向海外遷徙造成的。

“海路”超過“陸路”

第4篇：水下考古的意義范文

海底的“絲綢之路”

從西漢時期開始，西沙群島就是中國大陸到東南亞和印度洋海上航線的必經之路。千百年來，無數滿載著陶瓷、絲綢、香料、胡椒等貨物的商船經此駛過，這一航線又被冠以“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和“香藥之路”的美稱。而由于西沙群島最北的一座暗礁浪急風高，又當國際航道要沖，是南海著名的險區之一，已有古今不少航船在此觸礁沉沒，留下了大量文物寶藏。目前，已先后打撈出自公元5世紀（南朝）至近代的大量銅錢、銅錠、銅鏡、銅劍鞘和陶瓷器等文物。甚至有海南的漁民曾在此撿拾了不少沉船遺留下的蠶豆，故北礁又名為“干豆”。那么，西沙群島到底深藏著多少歷史珍寶呢？

到現在為止，考古工作者們對西沙永興島、石島、東島、浪花礁、玉琢礁、晉卿島等水域已進行過三次調查，發現水下文化遺存重要地點50余處。西沙群島的歷史珍寶之多，讓人無法統計，甚至一些生活在島上的漁民站在漁船上就可以看到海中散落的文物，有的遺址甚至距離海面幾十厘米。而文物的發掘對現在的人們來說意義重大，這些陶瓷碎片、文物遺跡，能讓我們了解水下文物的商船航向、船貨、文物分布等珍貴的歷史信息。

在2007年中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對西沙遠海古沉船“華光礁一號”遺址發掘過程中，清理出萬余件青白瓷、白瓷等珍貴文物。這些出水文物不僅證明南海諸島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水下遺產，對研究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具有重要意義；并且也證明了中國是最早到達南海諸島的國家，西沙群島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天然的熱帶漁場

有人說：西沙群島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魚。而在這個充斥著各種添加劑和激素的年代，天然的、未經開發的野生魚群無疑是西沙群島最珍貴的珍寶之一，它也由此而被人們稱為“天然的熱帶漁場”。作為我國的主要熱帶漁場，西沙群島大約有400余種珊瑚魚類和大洋性魚類，是捕撈金槍魚、馬鮫魚、紅魚、鰹魚、飛魚、鯊魚、石斑魚、鸚鵡魚的重要漁場。這些魚兒美麗多姿、色彩繽紛。當你潛入水底，更會看到絕無僅有的綺麗美景：碩大的礁盤像一把把撐起的雨傘連成一片，各種顏色和形狀的珊瑚布滿海底，有的紅、有的綠、有的粉、有的黃；有的像丫杈的鹿角、有的像綻開的牡丹、有的像婀娜的柳枝、有的又像碩大的籃球。一群群漂亮的魚兒輕盈地穿梭其間，就像流動的風景。肥碩的海參在海底慢慢蠕動；海膽炫耀著尖尖的硬刺；紅海星、藍海星、面包海星展示著漂亮的外形；身披硬殼的虎斑寶貝、蜘蛛螺、鳳凰螺則害羞地躲在礁石下面；幾只海馬把尾巴纏繞在海草上，在水里輕輕搖曳。和海龜、各種貝殼、海螺、海參、鮑魚、海藻、珊瑚等動植物一起相伴相生的，還有梅花參、珍珠、硨磲、紅珊瑚這些傳世珍寶，它們和西沙海底的魚群一起，惠澤著世代生活在這里的漁民。

珍寶一：紅珊瑚

在民間，紅珊瑚與珍珠、瑪瑙、翡翠一起，被并稱為四大傳世珍寶。在清代，紅珊瑚也被制作成頂戴，專供二品文武官員使用，成為地位的象征，就此可見紅珊瑚的珍稀。而在我國的南海海域的數百米深處，卻生長著極其珍貴的紅珊瑚，目前紅珊瑚已被列為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這種產量稀少、價值連城的珍寶，也只能在南海的海底窺見一二。

珍寶二：硨磲

在西沙群島千米以下的深海之中，生長著一種龐大的深海貝，它可生長到2米左右，重量可達500公斤，它就是硨磲。硨磲是世界上最白的物質，是稀有的有機寶石，可與鉆石相媲美。亦是佛教圣物。在佛教界中，硨磲深受許多師父及信徒們的喜愛。古代常將硨磲置于佛堂神桌之上或供奉于家中作為鎮宅之寶，與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和珍珠并稱為“佛家七寶”，并且列驅邪避兇的首位。這是因為硨磲所含的微量元素能穩定情緒、去除雜念、使脾氣暴躁的人消除煩惱、調養身心平衡。

輕松玩轉西沙攻略

前往西沙群島的最佳時間是每年3－5月，那時海上風平浪靜，氣候宜人。

西沙群島屬于熱帶海洋氣候，長夏無冬，全年平均氣溫26.5攝氏度。由于西沙群島處于深海區，應避免臺風季節前往。西沙群島從5月開始就有臺風，8到10月是臺風最厲害的季節，那時海上波浪很大，船舶的行駛會受到很大影響。臺風一來經常會被困島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長時間。

美食

去西沙是一次較為獨特的旅行，首先要先作好充足的準備，買足餅干、方便面、罐頭等食物裝進包里，以備不時之需；其次，對吃的方面要求不能高。在西沙可以吃到各種海鮮，當地的青口螺和油炸海鯉魚都是上等的美味，如果和當地人的關系熟了，他們還會拿出山蘭米酒和空心菜來招待客人。但是當地吃的蔬菜大都是補給船從海南運過去的。

西沙工委招待所里有三餐供應，但是要注意，不要錯過開飯時間，島上每天早晨7：00早餐，11：00中餐，下午5：00晚餐。

住宿

目前西沙群島只有永興島上有接待能力，永興島又僅有西沙工委招待所具備接待考察者的設施及能力。招待所在距碼頭300米的北京路上，是一個三層的小樓，一共只有18個房間，其中雙人房15間，四人房2間，合計36張床位。招待所設施：獨立衛生間、蚊帳、風扇，無空調。

購物

西沙群島是我國主要熱帶漁場。它是捕撈金槍魚、馬鮫魚、紅魚、鰹魚、飛魚、鯊魚、石斑魚的重要場所，有珊瑚魚類和大洋性魚類400余種。海產品主要有海龜、海參、珍珠、貝類、鮑魚、漁藻等幾十種，比較名貴的有海龜之王的棱皮龜、海參之王的梅花參，世界最著名的珍珠——南珠、寶貝、麒麟等十幾種。

此外，西沙的椰子水汁豐富，甜而不膩。永興島上遍布野花，蜜蜂頗多。蜜蜂采出來的蜂蜜可賣到100多塊錢一斤。

住宿小貼士

供水時間是7:00－24:00，一定要節約用水。島上的淡水都是雨水凈化而來，每到下雨天，遍布全島的雨水收集系統就把雨水儲存起來，經過凈化后使用。

房間內沒有電話，招待所也沒有公用電話。

在西沙群島手機沒有信號，如果想和外界聯系，只能到永興島上唯一的一個郵局打公用電話，或者IC卡電話。島上也沒有網吧。

購物小貼士

1、西沙的海洋風光應該是中國海洋美麗之冠，來到這片神奇的島嶼與海域。一定要帶上照相機、攝像機等和足夠的擴充卡、儲存卡、DV帶一類。專業或攝影愛好者最好帶上長焦頭。

2、上島船行駛在大海上有時會非常顛簸，暈船藥是必不可少的。

3、最好帶多點干糧或喜歡的食品，水果也帶點，島上可買的東西選擇很少。

第5篇：水下考古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闡釋性呈現；考古電視新聞報道；價值解析

作者簡介：張殿元，男，新聞學博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副研究員（上海 200433）

中圖分類號：G22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3）04-0073-05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繼承和創新的基礎之上的，只有將前人的經驗、智慧、知識加以記錄、積累、保存并傳給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發展和創造。我們的先祖們曾經創造了璀璨的文明，它對于今天和未來中國的發展而言，意義重大。但正像培根所說，“知識的力量不僅取決于其本身價值的大小，更取決于它是否被傳播及傳播的深度和廣度”。

在考古知識的多種傳播途徑中，電視媒體成為最受公眾歡迎、接收考古知識和信息最多的渠道。近年來，文物考古方面的新聞報道頗為引人關注，2000年至今，就有十多場考古類電視新聞直播和數百項考古新聞報道。然而在越來越熱的考古報道背后，考古工作者對電視媒介的認識和電視工作者對考古項目的了解都還非常不足，一些好的考古項目苦于找不到出口，沒有好的宣傳和普及。一些被重點宣傳的考古項目，因受到報道者對考古項目了解的局限，沒有做到最充分的解讀和表達。如何借助電視媒體報道考古項目、傳播考古知識，不僅是考古工作者也是電視新聞人迫切需要的，更是受眾所期待的。

早在20世紀60年代西方就已提出“公眾考古學”這一概念，旨在將考古學大眾化，使大眾理解、支持、參與考古和遺產保護活動，并做出了相應的嘗試，比如建街邊博物館，文物修復透明化，創辦一些很有影響力的期刊等。我國在這方面起步較晚，尚處于萌芽階段，雖然也有如《故宮》、《中國博物館》等精品，但更多的是像《鑒寶》這樣的節目，娛樂性尚可，但嚴重缺乏內涵。如何借助電視這樣一個獨特的視角，在廣播電視藝術學、傳播學和考古學的架構中，思考考古學大眾化的問題，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普及和提高：電視新聞報道對考古大眾化的價值呈現

電視出現之前人們對考古的了解主要通過對紙質媒體的閱讀以及民間的口耳傳播獲得的，這種信息的傳達由于受到人們文化素養和媒介自身的局限，在考古大眾化的過程中影響僅限于少部分人當中。電視的出現是傳媒史上的重大事件，多種傳播符號的聚合讓最大多數人卷入到了電視傳播構成的世界里，即便是像考古這樣并非所有人都感興趣的節目也在電視的放大效應下不斷走進千家萬戶。經過多年的節目設計，特別是隨著人們對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包括考古節目在內的文化類傳媒產品成了各電視機構開發的熱點。

當下電視對考古學及考古活動的傳播從題材上看包括三種類型，一類是傳播國家有關考古方面的重大研究項目，如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在這些科學研究項目中考古發掘工作最為引人注目，因為觀眾對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關心，這讓考古類節目在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中央電視臺第10套節目多次播放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片子，收視率很高；第二類是新聞媒體如中央電視臺和省市級電視臺，經常播發各地考古發掘的收獲，甚至搞考古工地現場直播。如北京老山漢墓的發掘，河南林州東周墓的發掘，湖北棗陽戰國墓的發掘，江蘇泗陽漢墓的發掘，還有水下考古的報道等等；第三類是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發掘的報道。大的諸如長江三峽工地、黃河小浪底水庫工地、鐵路和高速公路建設，小的如老城區改造等。由于這些工程建設過程中的古物發現和發掘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有的就發生在現實生活里，因此在民間的影響也非常大。

近年來出現的比較多的有關考古發現的新聞報道和相關的專題節目，在不斷增強人們對中華古老文明的關注度的同時，也對民眾的文物保護意識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與基本建設相關的考古發掘的報道，文物單位直接同基建部門、老百姓打交道，利用考古發掘現場講解文物知識和公民的行為規范，進行文物保護宣傳，取得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此外，電視機構的大量考古信息的傳播，也直接影響了老百姓對文物的價值判斷，并提高了文物保護的意識，強化了文物是國家民族公共財產的心理，改變了處理文物的態度，最后讓大家共同行動起來保護歷史文物。文物保護宣傳抑或電視新聞的考古報道，專業性強，而我們面對的主要宣傳對象是基層的百姓，知識鴻溝以及興趣上的障礙很明顯。電視媒體應該通過什么樣的傳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影響人、教育人，如何將文物保護的宣傳民生化，在貼近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上下功夫，是電視媒體在進行考古報道的時候需要考慮的問題。

二、好看和時效：電視新聞報道與考古大眾化的價值錯位

考古報道熱產生的客觀效果是積極的，但考古學和電視新聞報道的特點，也決定了電視新聞報道和考古工作之間存在一些較難處理的問題：電視首先要好看，考古的判斷關鍵是價值，好看的未必有價值，而有價值的常常又不好看；新聞傳播要求快，再重大的考古項目錯過了宣傳的時機就不再是新聞；考古研究要求嚴謹，新發現之初，往往不希望新聞報道，因為在大多數考古學者的意識中，考古是個相對封閉的過程，完成這個過程需要學者潛心去努力，只有盡可能摒棄雜念，才會從考古第一手的資料中讀懂或者接受比較完整的古代信息，更何況輕易下結論有出錯的風險。具體而言，目前中國電視考古報道中存在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電視作為一種理解模式無法深入解析考古活動

考古學被認為是一門典型的實證科學，它的誕生是以實證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對關于遠古神話、傳說的想象和思辨加以匡正的結果。相對于考古挖掘的器物而言，對考古器物的解析更重要。對考古發現的理解模式是多元的，相對的，可選擇的，但并非沒有優劣高下之分。好的理解模式能夠把更多的考古證據聯系在一起，更深入、更廣泛地解釋人的社會活動過程。考古學理論的進步不僅表現在證據的積累，更重要的是選擇合適的理解模式，把盡可能多的已知證據聯系起來，對已知的和未知的過去事件，提出更有說服力、覆蓋范圍更為普遍的解釋。

理解模式有許多種，如考古學、新考古學和后過程考古學等等，新聞傳媒既可以再現這些理解模式，同時也是對考古的一種新的理解模式，但這種理解模式容易重蹈“鏡像論”的誤區。電視對考古的報道嚴格遵循真實性的原則，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現考古活動的全過程，這種記錄性質的報道體現出來的文化進化的主要證據，是考古器物及其制作工藝技術的改良和進步，但這些證據充其量只是證明了物質文化的進步，在社會組織、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價值信仰體系等“觀念文化”的層面，史前時代是否比以后的時代更簡單、更低級、更落后，對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于解釋文化遺物的更科學的理解模式，而不是文化遺物本身。

考古報道的復雜性體現在通過器物思考史前人們的思維方式，而史前人的思維并不是簡單地對包括器物在內的物質世界的反映，這是其一；其二是史學家對考古發現的思考，也是結合了自己的史學理論能動化地解釋眼前的器物及其所代表的那個年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電視在報道考古發現的時候，往往找個別的專家和學者就自己的研究來向大眾講解發掘的器物所代表的古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有一定的片面性；其三，不管有多少機位，電視對考古挖掘的再現都是有選擇的，這種用鏡頭對考古事件所做的選擇性報道，無法還原考古事件的本來面目，演播室的專家更無法依次來完整解析古人的思想觀念等深層的內容。

（二）考古電視新聞報道無法反映“過程考古學”的實質

面對考古發掘出來的遺物，即使我們知道了它們的文化特征和類型，也常有“見物不見人”的感慨，要真正做到“透物見人”，就必須借助考古學以外的學科的知識，賦予考古遺物一定的社會歷史意義，這樣它們就不再只是物質文化的載體，而且與上古史記載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宗教等事件相對應，重現史前各部落集團的生活和歷史。而電視的考古新聞報道多半都是以少于2分鐘的短消息的形式出現的，記者將復雜的考古活動用10幾個鏡頭記錄并報道出來，觀眾只是通過這些鏡頭了解了一個簡單的新聞事件，那些硬邦邦的器物所代表的也只是一段已經“死去”的歷史，有關那段歷史的豐富意義無法在大眾的眼中呈現。

“新考古學”強調研究人類活動的過程，也被稱為“過程考古學”。它通過考察各地、各種族活動的自然和社會過程，做出跨文化的概括。對考古證據的科學解釋更加重視文化遺物的社會意義，一件文化器物不是孤零零的客觀存在物，而是特定社會模式中的人的生活的一個片段，社會模式把一個個片段聯系在一起，使它們重現過去人類活動的過程，使文化遺物所攜帶的信息得到完全的解讀。而串聯起一個個片段的社會模式無法從簡單的一次考古活動中概括出來，需要一個超越時空的宏觀觀照，但考古新聞報道并不是基于考古學的原則生產出來的，它不會考慮不同時間和地點的考古發現的內在聯系，這種零碎的考古新聞報道事實上割斷了作為“過程的”考古學。

（三）考古電視新聞報道容易淪為利益集團的工具

在普通大眾的眼里，考古挖掘的報道不過是一個新聞事件而已，但在當地政府的眼里，考古挖掘特別是可能與歷史名人扯上關系的考古挖掘就成了一件關涉到旅游和財政收入的大事件。這樣的考古新聞報道事實上就成了一個巨大的權力場，相關的政府部門、有關的專家學者、科研機構、社會輿論都牽涉其中，進行有關歷史名人歸屬的大辯論。新聞媒體本來是這一事件的旁觀者和記錄者，應該有自己對這一事件的價值判斷，但是當事件本身成為一個社會議論的熱點話題時，媒體也會不分青紅皂白大肆進行報道炒作，以提高媒體的收視率，賺取廣告收益，這時候的電視機構也便成了博弈的一方了。媒體的主動介入讓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出來發聲，以至于事件越鬧越大，作為事件的推波助瀾的媒體最終讓自己站在了事件的風口浪尖上，成為被利益集團利用的工具。2009年關于曹操墓的考古挖掘的新聞報道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2009年12月27日，中央電視臺《午間新聞聯播》報道了河南安陽地區考古挖掘的“疑似曹操墓”。但當晚《新聞聯播》與第二天CCTV-4的跟蹤報道稱，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開新聞會，專家宣布在河南安陽發現的西高穴墓地，其墓主人已經確認為曹操。毗鄰安陽的河北邯鄲，人所共知是曹操鄴城所在，曹魏文化源遠流長.卻眼見著曹操墓現身河南，頗有些不平靜，除了質疑河南方面外，也宣稱曹操墓可能在邯鄲一帶。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據說也不排除開挖疑似曹操墓的曹氏宗族墓群的可能。嚴肅的考古成果，不期引來大討論，掀起大波瀾，著實讓河南方面有些手忙腳亂。尤其糟糕的是，河南越強調此次考古的專業、科學和審慎，其遭遇的網絡阻擊就越強烈。2009年最后一天，河南方面組織文物專家集中答疑釋惑，試圖將口水仗平息在2009年。然而，事件的走向已不可控，網民乃至社會公眾的疑問，并沒有因為專家措辭簡練的幾條意見而消失。后來，國內某著名高校擬啟動現代DNA基因調查技術，專辟科研課題，尋曹氏后人比對遺傳信息，參與遺骨甄別，尋求新的信息支撐。在這場旋風中，一些利益集團包括少數專家學者不失時機地利用先驗的“學養”信息優勢，利用手中控制的不對稱信息資源很“內行”地炒作自我，操弄話語權，成為眼球經濟時代的名利雙收者[1]。

此種情況下，受眾與電視傳媒或許反被輿論所牽引，成為睜眼瞎，不知不覺中為人作嫁而提供免費論壇和廣告。事實上，面臨復雜的事件，電視媒體只是秉持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原則還不夠，有時還需多一份審慎的保留，要關注事態的發展變化，使新聞報道更具可操作性、調控性和糾偏性，把握輿論導向的主導權。否則，盲目搶位，向受眾兜售本質上并不客觀的新聞，必然損耗媒體的公信力。

三、闡釋和責任：電視新聞報道對考古大眾化的價值回歸

20世紀60年代以來，公眾考古學開始成為考古學中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它的出現既是適應考古學大眾化趨勢的一個必然結果，同時也反映了公眾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對民族歷史文化的熱愛。進入21世紀，公眾考古學的發展更加迅猛，隨著現代傳媒技術的日益強大，我國考古學的大眾傳播近年來也呈現出不斷升溫的趨勢。現代傳媒在促進考古學大眾化的過程中雖然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著一些弊端，比如或多或少帶有金錢化、庸俗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誤導大眾，使大眾對考古學的認識與獵奇、探險等聯系起來，而沒有真正認識到考古學的社會作用等等。雖然有CCTV的“探索”、“走進科學”、“國寶檔案”等專業考古欄目的設置，在大眾中享有較高的收視率，但作為普及范圍最大的電視傳媒領域，仍缺乏精品，大多數考古類的節目多流于形式而失去了節目的真正價值。要將公眾考古學的理論與中國的現實相結合仍需一段時間，但中國考古學家已開始憑著與生俱來的社會責任感邁出了公眾考古學社會實踐的步伐，相關科普類讀物相繼面世，考古學家也開始與傳媒合作，而時下考古電視報道的策略應該考慮的問題是：

（一）超越電視考古報道的技術邏輯，解釋比描述更重要

我們可以通過發掘文化遺物，來認識人類過去的歷史。在史前時代這段漫長的歲月里，人類活動遺留在地下或洞穴里的器具或痕跡是我們現在唯一可知的證據。考古學在創立時的主要任務是尋找這些證據，重現史前時代的事件。通過考古證據的積累，可以對越來越大的范圍和越來越長的時間中的原始文化做出越來越普遍的判斷。隨著技術的進步，考古挖掘和考古發現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少，現代的考古技術和儀器，讓被發掘的遺物的數量不斷增長。

但是，考古學的目標是對過去的事實和事件做出解釋，而不單純是對過去的描述。作為一門歷史科學，考古學的研究不應限于對古代遺跡、遺物的描述和分類，也不應限于鑒定遺跡、遺物的年代和判明它們的用途與制造方法。考古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于闡明存在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考古學家要論證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要探求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差異點和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原始文化的要素，如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儀式活動、社會層次和價值系統等，需要通過對原始社會中的人的意識和行為模式的考察，才能被認識或理解。考古學發掘的文化遺物所攜帶的信息主要與物質文化相關，但這些無生命的物件不足以揭示原始人群的意識和行為模式。

電視在進行考古報道的時候，全方位記錄的現場感是任何其他媒體都無法比擬的，但與紙質媒體相比，影像無法進行思辨和邏輯演繹，電視代表的是肯定文化，而紙媒代表的否定文化。當我們要對考古的過程做全面描述的時候，電視的優點就可以發揮作用了，但我們要對考古發現做進一步解釋的時候，電視的缺點就表現出來了。因此，我們要盡可能利用電視節目制作積累的經驗和提供的平臺，盡可能超越電視的技術限制，通過專家解讀和電視深度報道的形式對考古發現做更精細深入的闡釋。

（二）避免零散報道造成的歷史隔斷，利用考古新聞宣揚中華民族文化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多樣性和統一性的融合，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自上古時代起，就生活著眾多不同的部落，在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經過這些部落之間的征戰、聯姻、合作，慢慢形成了今天中華民族的完整格局。電視考古報道特別是那些篇幅較長的考古電視直播報道，應該在具體的某一地區的考古報道中，利用專家的講解將這一地區的文化和其他地區的關聯講清楚，讓廣大的電視觀眾科學地了解中華民族的形成歷史，不要讓觀眾看了這些報道后，產生“非我族類，與我無關”的想法。

能夠了解中華民族形成史的考古理論包括“上古三大集團”理論和“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學者徐旭生在分析先秦時期傳說的史料基礎上，得出結論：“我國古代的部落分野，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集團……。這三個集團相遇以后，開始互相爭斗，此后又和平共處，終結完全同化，才漸漸形成將來的漢族”[2]（P3-4）。蘇秉琦根據中國各區域發現的史前遺址的器物的整理、分類和概括，把中國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址分為六個區系：以燕山北為中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陜西、晉南和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太湖地區為中心的東南部，以洞庭湖地區和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陽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六大區系中的三個屬于歐亞大陸文化圈，三個屬于環太平洋文化圈[3]（P120，69）。這兩個理論的結論是等值的，兩者相互對應，相互參證。“上古三大集團”的理論使我們見到了不同類型文化遺物的屬主，他們是一些部落集團。仰韶文化是華夏集團的創造，山東的大汶口文化屬于東夷集團，而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苗蠻集團的勢力范圍，龍山文化和后來的中原龍山是混合華夏和東夷文化的文化類型。考古學家嚴文明說，這六個文化區的關系好似“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五個文化區都緊鄰和圍繞著中原文化區，很像一個巨大的花朵，五個文化區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各文化區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有不同程度的聯系，中原文化區更起著聯系各個文化區的核心作用。……它與古史傳說中各個部落集團經常遷移、相互交往乃至發生戰爭的記述是相呼應的。”[4]（P258）

對考古發掘的器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模式，如果是專家學者私下的個人研究，很難分出這些模式的高下優劣。但是，當這些考古的研究通過電視媒體被放大到觀眾面前時，就不一樣了。如果我們把傳媒呈現看成是精英考古學和大眾考古學區別的話，那大眾考古學理解模式的好壞就應該在通俗之外秉承文化傳承和能否發揮教育功能的標準，前面的兩大理論就是符合這種標準的理解模式。目前中國的電視考古報道還缺少這樣的大局觀，在以后的節目策劃特別是直播節目找嘉賓學者時，應該遵循這樣的選擇標準。

（三）強化電視考古報道節目的文本意識，新聞生產要對歷史負責

新聞人都知道一個常識，即今天的新聞將是50年后的歷史，因此，新聞人應該具有一定的歷史使命感，當新聞對現實的記錄涉及考古之類的歷史命題時，這種使命感就更強烈了。

我們知道，對于考古學而言，實物本身并不是經驗，它們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能成為經驗證據。文字證據與實物證據對于我們的經驗有著同等重要性。但是，文字證據與實物證據這兩種經驗都不是獨立于命題的，在此意義上，兩者又都是“文本”。當今的“解釋考古學”認為，考古發現的遺物和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文本”。文本只有在一定的“語境”中才有意義，文本的語境是過去、現在和將來相互融合的“視域”。從“視域融合”的觀點看，史前的遺物不僅是那時候人的思想活動的產物，而且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環境或“生活世界”的理解，他們的理解既是對過去的解釋，也被他們之后的人們所解釋。理解活動代代相傳，每一時代的解釋都不能離開相傳至今的過去的解釋，現在進行的解釋也向未來開放。

在這個意義上，新聞報道的考古也是一種可供考古研究的文本。一方面，電視考古報道對考古挖掘過程進行全方位記錄，強烈的現場感真實完整地呈現古人的生活場景，這些影像資料就是將來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文本。特別是那些超大型的古跡，無法挖掘出來在博物館保存，研究者不便于經常光顧考古現場，電視記錄的影像就成了重要的研究文本；另一方面，考古現場直播中專家的講解和電視人查閱大量資料編輯制作的節目都是對考古發現的一種理解，這種對器物和歷史的解讀也必將被后人所再次或多次解讀。同樣是文本，前者是對古人生活的記錄，要對歷史負責；后者是今人對古人的理解，這種理解是對未來開放的，要對后人負責。

參考文獻：

[1] 張君安，汪開海.論新聞傳播中的信息不對稱——曹墓考古引發眾聲喧嘩的啟示[J].新聞前哨，2010，（4）.

[2] 徐旭生.中國上古史的傳說時代[M].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第6篇：水下考古的意義范文

“我”是一種短兵器，裝上長柄后才能用于戰場上砍殺，那尖尖的三角刺砍將下來時，一般的皮甲胄都是難以招架的。

“我”作為第一人稱代詞用，最早見于殷商時代的甲骨文中，當時的“我”作為代詞用，指的是“我們”。

“我”是怎樣由兵器轉為人稱代詞的呢?原來“我”是會意字，它從戈，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所謂枕戈待旦，大丈夫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因此武士們常取戈白持，凡持戈之人，皆歸屬我方，“我”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從那時沿用至今。

蹦極源自成年禮

蹦極起源于太平洋的瓦努阿圖群島，是當地青年的成年禮。瓦努阿圖群島中有一個名叫彭特科特的小島，那里的居民每年四五月份都要舉行一次“死亡跳”活動。小伙子們在腳上綁上一根藤條，然后從30多米高的“跳臺”上縱身躍下，以此證明自己已經成為了能夠獨自面對危險的成年人。

陜西發現5000年前使用的白灰

考古人員近日在陜西白水下河遺址發現了5000年前人類使用白灰的遺跡。考古人員在下河遺址發掘了兩座仰韶中期向晚期過渡的大型房址。這兩座房址都是五邊形，有內外兩層墻體，地面分為上下兩層，地面以下鋪設草拌泥，草拌泥之下經火烘烤或者夯實。據了解，這兩座房子的地面都是用料姜石燒制而成的一種白灰，這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早使用的白灰之一，其發現對于我國仰韶時期的建筑技術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掌故”原是官職名

掌故原是官職名，在漢代，“掌故”就是太常所屬太史令的官，專門負責管理收集國家歷史故事。唐代設有“內侍掌故”和“州郡掌故”，分掌宮廷及各地流傳的歷史故事以及逸聞、考證等。唐代的翰林學士有的兼掌悼念歷史沿革等故事的職務，也稱之為“掌故”。后來，在歷朝的文人筆記中，凡收集有關上層社會人士的逸事、朝野逸聞、民間傳說等，也統稱“掌故”了。

“殺青”起源于先秦

“殺青”一詞源于先秦時代。那時，書大都用竹簡(稱“簡”)、木簡(稱“牘”)制成。先在簡和牘上刻字，接著在它們一邊打孔，然后用絲繩或牛皮帶編聯起來，形成了形狀像“冊”字的書，又因為竹竿的表面有一層竹青，含有油水成份，不易刻字，而且竹容易被蟲蛀，所以古人就想出了火烤的辦法，把竹簡放到火上炙烤。經過火烤處理的竹簡刻字方便且防蟲蛀，所以火烤是竹簡制作的重要工序。當時人們把這個工序叫做“殺青”，也叫“汗青”、“汗簡”。“殺青”一詞就是這樣來的。現代人已經將其“嫁接”到了影視劇制作當中，用以形容影視作品拍攝完畢、進入到后期制作階段了。

信封上“緘”字溯源

“緘”原是捆箱子的繩子。《漢書》載：“解篋緘”，就是解開捆箱子的繩子。“三緘其口”是說用繩子把銅人的嘴綁了好幾道。現在形容人不說話叫“緘口”、“緘默”，都由此而來，又引申為“封”，指的是把公文或書信封蓋上，不叫別人看見里面的內容。

詩歌為何稱首

在古代，詩歌最初稱“篇”或“章”，而不稱“首”。例如我國最早的《詩經》，叫“三百篇”，屈原的詩叫“九章”。詩歌稱“首”，最早出現于東晉初年。當時有個名叫孫綽的詩人，在《悲哀詩序》中寫道：“不勝哀號，作詩一首。”一個名叫支通的人，在《詠禪道人詩序》中寫道：“聊箸詩一首。”從此，人們普遍稱詩為首。

皇帝座位為何面南背北

在周朝禮制之中，規定天子在朝堂上的座位面向南方，意思是坐在上面的天子對國家的統治，是朝著光明的方向(由于中國位于北半球，為方便室內采光，自古以來，絕大多數建筑的大門都向南開)。后來，漸漸地形成一種尊卑觀念，面南背北成為地位尊貴的一種象征。再往后，就干脆把皇帝統治天下的方法叫做“君人南面之術”。

埃及發現世界最早功能性假肢

根據英國科學家進行的一項研究，兩個假腳趾――其中一個在埃及一具古代木乃伊的右腳上發現――實際上是世界上最早期的功能性假肢。其中一個大腳趾使用木頭和皮革制成，分3部分，保存在開羅的埃及博物館，另一個被稱為“格萊維勒?切斯特假腳趾”，現在大英博物館展出。兩個人造腳趾均可幫助它們的主人像正常人一樣走路。兩個人造腳趾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600年，比此前認為的最為早期的假肢――羅馬卡普拉假腿――早了數百年。

第7篇：水下考古的意義范文

一、讀通文字

古代私塾中的傳統語文教育，主要是通過吟哦朗詠、誦讀背誦讓學生直覺體悟言語規律，這是傳承近千年的教學方法，而且教學成果是顯著的，所以文言文教學的第一步還得正視實際學情，遵循文體的特點，幫助學生首先讀通文字。

怎樣讀通課文？課本上的文言文已經是給出了標點符號的文章，而標點符號不僅和語句的結構和意思有密切關系，而且能夠表現語氣、心理或神態。所以學生初讀文言文的時候，應首先有意識地引導學生注意一些特殊的標點。例如感嘆號、反問號，并隨時提醒學生應該讀出怎樣的語氣語調，表達何種感情。例如《愛蓮說》的第二段，連用感嘆號、反問句，學生初步朗讀，讀出情感，就能把握文意。

學生讀了加標點的課文以后，再讓他們嘗試著以競賽的形式讀一下沒有標點的文章。但在某種程度上，讀通的過程也是對文章意思把握的過程。

二、讀出情境

文言文教學有三大主題：文言、文學、文化。在引導學生讀通文字，利用工具書翻譯理解后，學生還應該學會分析全文，如分析人物形象，分析文章的藝術特點。這就要求老師引導學生去讀文本，披文入情，由情入境。讓學生在“身臨其境”中體驗和感受，在情感和認識活動中獲得自然而真切的感悟。筆者認為，在古詩文閱讀教學中，讓學生讀通文字后，由教師引導去讀出情境顯得猶為重要。

海明威曾經說過，好的文學作品像冰山只露出一角，百分之九十藏在水下。古詩文當然是這種“冰山”型的作品，所以教學中抓住這“一角”，讓學生尋找和想象那藏在水中的“百分之九十”，是引導學生能“讀出情境”的生長點。如教學《黔之驢》，如果讓學生說說課文講了什么，學生朗讀后會回答：老虎通過深入了解逐步看清了驢，最后吃掉了驢。至于怎樣逐步了解的，學生也許會一知半解地找出文中的句子，但印象不深。此時不妨因勢利導，先讓學生找出老虎對驢子逐步了解的詞語，如“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遠遁”、“又近處前后”、“稍近益狎”，通過這些詞語，學生會想象它們之間的斗智斗勇，會形象地把握兩者的形象。如此，在學生讀出情境的前提下解讀文體的主旨，主旨即使深邃，也比較容易讓學生理解并吸收。

引導學生找出冰山中的“百分之九十”，除了抓詩文中的關鍵詞、意象引導學生進行聯想和想象外，必要時還可以在授課中講述一些和課文有關的軼聞趣事，來拉近學生與課本的距離，吸引學生，使學生急切地去關注古人的命運遭際、生存狀態、心理情感和靈魂世界。

例如整體感知《屈原列傳》，談到張儀“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秀”時，老師如果不怕旁逸斜出地講些《張儀列傳》中張儀怎樣通過用靳尚來蠱惑鄭秀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學生不僅能切身地感受到屈原當時所處的社會氛圍，而且能明白屈原歷史悲劇的必然性，甚至對于那個能把稻草說成金條的戰國名士張儀也會充滿好奇之心。此時再適時地給學生印發《張儀列傳》，學生定會先睹為快。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只有人們自愿做的事才做得好。”有了對古文閱讀的興趣，古文閱讀教學就成功了一半。

三、巧妙翻譯

現行的教育，從實質上說始終是圍繞中考這一指揮棒在轉，語文教育也不例外。為了能在中考古文翻譯題中讓學生盡可能多地取得好成績，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讓學生了解特殊句式，把握關鍵字詞，逐句逐字地翻譯。但從語感的角度考慮，過多地遵循文言文的翻譯規律，可能會破壞原文所表達的韻味。長期以平鋪直敘的方式來翻譯古文，尤其是李白、杜甫等大家的作品，學生必然會產生審美的疲勞。如果翻譯時靈活變動，把書面語換成生活語言，把作品中高深難懂的字眼轉換成相對通俗風趣的口語，也許可以深入淺出地向學生闡釋文本意義，使學生充分感受到作品所表達的感情和意義。

第8篇：水下考古的意義范文

尤卡坦半島

Valladolid瓦雅多麗游泳初探洞穴

去尤卡坦之前就聽聞這里有世界聞名的地下水中洞穴。我和四光的第一站是尤卡坦第二大城市瓦雅多麗。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好好玩一把洞穴探險，游泳加上洞穴浮潛絕對讓人無比期待！

第二天上午詢問了旅館的人得知，距離市區8公里就有一個洞穴叫做Cenote Dzitnup。在墨西哥，Cenote是地下淡水石灰巖洞的意思—Yucatan半島地表沒有河，所有的水都在地下巖溶洞間流淌，形成了很多地下暗河，里面光影婆娑、怪石嶙峋，是很多探險者的最愛。Dzitnup的入口就很神秘，它隱藏在樹根背后，要扒著石頭往下鉆，才能到達入口的湖面。

這里的水雖然清澈，但水溫很冰冷，所以在這里游泳，一定要穿保暖潛水衣。我和四光試了試水溫，小心地下了水。在水中仰望，光線從樹枝間照下來，鐘乳石懸在圓頂。洞穴頂端有個自然天窗，正午時分日光直射進來，水面變得像瑪瑙般晶瑩剔透，呈現藍綠的色澤。這時我才知道，為什么當地人把這里叫做“藍洞”。除了我們，來游泳的還有很多墨西哥小朋友，和我們的專用服裝不同，他們大多裸著上身。不得不承認，還是當地人體質更好！

Tulum圖魯姆洞穴浮潛最刺激

洞穴浮潛是我和四光期盼已久的項目了（至于深潛，則需要專業的潛水證）。而Tulum則是洞穴浮潛的天堂，那里有很多錯綜復雜的地下洞穴，必須有潛水教練帶領前去才行。我們找了潛水教練Billy，決定了浮潛目的地Dos Ojos洞穴。

在巖洞這樣特殊的構造地形浮潛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并且必須沿著指定路線前進，否則很可能會在巨大的水下迷宮里迷失方向。我和四光戴好浮潛裝備下了水，第一段的路線是從入口進入水下，往前鉆過一個狹窄石柱間的通道，然后到達另一個巖洞出水。原本還想在水下擺幾個Pose讓四光拍照的我，結果低估了這段通道的狹窄程度—進入通道越游越黑，沒有任何自然光源，必須用水下手電照亮前方，否則就會撞到前方的石柱。這可苦了近視的我，水下沒法戴眼鏡和隱形眼鏡，只好緊跟著四光往前游。這時前方有一根石柱橫在水路中央，我們看了看對方，決定從下方鉆過去。無奈的是，我往返兩次都用腦袋撞到了石柱，怎樣都繞不過去，四光在石柱另一邊那叫一個著急啊。

好不容易把自己塞過去，緊接著就是一段長長的暗河。這段倒是輕松得多，也有自然光線。這里的鐘乳石如夢似幻，巖洞深處透出幽藍，非常虛幻。慢慢地就能看清萬道光劍刺入墨藍的水里，身邊不時有魚游過，心中瞬間膨脹開自由向往。上了岸發現，這段浮潛大約有50分鐘，我和四光從光明走進了黑暗，又從黑暗里看到了光明，心路歷程真是刺激得很。

墨西哥洞穴潛水，你需要知道：

Yucatan的洞穴分為可浮潛的開放洞穴，以及適合深潛的封閉洞穴。即使只是簡單浮潛，也要在向導帶領下進入開放洞穴。盡管有路線繩，但是洞穴道路過于復雜，很容易迷路。建議浮潛前和向導學習洞潛知識，時間充裕的可以參加當地的Cavern Diver課程。注意，如果要進入封閉洞穴，那么需要至少有“Intro to cave”的專業潛水證書，而且需要技術、知識都保持更新。洞潛時不需要擔心洞穴的水溫，這里的水溫通常保持在25攝氏度左右，能見度通常在50米以上。

恰帕斯州

San Cristobal圣克里斯托瓦爾

這里的人最“好色”！

位于恰帕斯州高地中心的San Cristobal小鎮有個好聽的別名：琥珀小鎮。這里盛產琥珀，也是恰帕斯的文化中心。比起琥珀，我和四光對這里的市集更感興趣。城中心完好地保留著西班牙殖民時代的建筑風格：種滿鮮花的露臺、縱橫交錯的馬路，還有色彩鮮艷奇妙的小房子。在Santo Tomas教堂北邊就是一個大型的傳統墨西哥市場，這里集中了大量的商品，從周圍小鎮過來的商人在這里進貨，然后輸往周邊小鎮，當地人牽著馬馱著貨在這兒并不是什么新鮮事。

想要知道墨西哥人有多“好色”？來市集逛上一圈你就知道了！密密麻麻的攤子里琳瑯滿目地擺滿了色彩鮮艷的衣服，他們把橘色和水紅、天藍和奶黃意想不到地組合到一起，各種撞色看得我和四光眼花繚亂。四光在一家小攤上挑起一件這里的傳統服裝，往我身上比了比，滿意地準備拿下了。要知道，這些人工縫制的傳統服裝在墨西哥很多大城市已經不多見了，精美的刺繡以及完美對稱的圖案極富美感和墨西哥風情。

這邊四光還在和攤主起勁地侃價，我的注意力早已被另一家賣琥珀小玩意的攤子吸引過去了。聽攤主介紹才知道，原來琥珀也分很多品種：比如紅橙色的老蜜，紅葡萄酒透明色的是血珀，骨珀是純白色的，香珀會散發出迷人的香味，而最珍貴的則是有蠟狀光澤的蜜蠟，聽得我目瞪口呆，這是好好上了一堂琥珀知識普及課呀。四光拿著侃價成功的衣服擠開人群，獻寶一樣地遞給我，然后拉著我繼續“瘋狂購物”的行程—在墨西哥的市場里，生活的各種滋味融在五味雜陳的瓶罐和人聲吵鬧中，等著我們去慢慢品嘗呢。

Palenque帕倫克在瑪雅遺址聽故事

來墨西哥，如果沒有去過瑪雅遺址，那可算是白來一趟。我和四光到達帕倫克瑪雅遺跡的時候，時間還很早，因為這里早上游客不多，可以好好地參觀和了解這個充滿魅力的王朝遺跡。

帕倫克是位于墨西哥南部的一個瑪雅舊址。這個遺址可追溯至公元前226年，繁榮的帕倫克城曾經是瑪雅文明的中心。直至8世紀這個瑪雅古城開始衰落，慢慢地這個遺棄的繁華都市到12世紀后就被叢林掩埋。1520年，西班牙殖民者來到這里才發現了這個掩埋在原始叢林的遺址。

我們的導游Samual恰好是瑪雅人的后代，進入帕倫克廣場前，他特地給我們普及了“瑪雅”的意思：“15世紀，殖民者西班牙人登陸當時印第安人聚居的中美洲時，當地土著面對外來的高大歐洲人雙手合十，貼在胸前，低頭垂眉，謙卑地說：‘Mayacub。’他們說的是當地的一種方言，其含義為‘我來自這里’。這是當地人向外來者表明身份和問候的一種方式，從此歐洲人就把這里居住的土著稱為瑪雅人。”

進入帕倫克廣場后，Samual帶著我們直奔帕倫克王朝宮殿。在宮殿右邊有三座神廟：最高的是碑銘神廟，旁邊緊挨著的是王后神廟和頭骨神廟，這些神廟的名字都是考古學家根據找到的不同事物而起。宮殿的規模不大，但精美的雕刻被非常完好地保存下來，其中一部分保存在墨西哥城的人類博物館，包括精美的玉石面具和身穿緊身衣服的古代國王。

走在遺跡上，我問Samual：“為什么這個都市突然人間蒸發了呢？那些瑪雅人去哪里了？”Samual倒是沒有故弄玄虛，嚴肅地解釋說：“因為王朝的衰落和氣候的惡劣變化，迫使當時的居民往北面遷徙，他們在新的地方建起了新的城市，這個古城就漸漸地被遺棄了。”比起那些被神化的離奇傳說，這樣的解釋似乎讓人從無盡的想象和幻想中抽離出來，就像真真實實地踏在這塊土地上，非常實在。

我們最后登上了帕倫克瑪雅遺址中最高的建筑十字架神廟。我和四光坐在金字塔臺階的頂端，斜靠在一座廢墟墻上，靜靜地俯視遠方的帕倫克宮殿。Samual此時沒有再繼續給我講解，他默默地坐在不遠處，讓我們休息。我的思緒不斷地游移在各種猜測中，靜靜地吸收和回味瑪雅文明的每一個神秘傳說。

瓦哈卡州

瓦哈卡北部山區野外求生版露營！

到了瓦哈卡州，我和四光兩個西班牙語連數字都念不全的家伙卻想念起大山，決意去冷門的旅游線路哈瓦那北部的山區體驗一下野趣。到達瓦哈卡的第二天，就開著車沿小路進了山。

露營地點環境極好：眾山環繞的綠地中央是個小湖，小溪依在山旁，山腳下還有一個小木屋。我們跟司機Eric約好第二天9點來接我們。臨走時，我們讓他晚上再過來一趟點篝火，一頓手舞足蹈后，原以為已經順利傳達了意思，卻壓根沒想到這里成了我們野外求生的實戰場地。

到了晚上Eric根本沒出現，我和四光無奈決定自己沿山路找找。半小時后到達一個餐廳，卻發現一個人影都沒有，我們仿佛被遺棄到了一座空城。此時我發現窗臺有一盒火柴，高興地打開火柴盒時，發現里面只剩下一根了。四光慎重地把火柴從盒子里端出來，咔嚓，小火柴斷成了兩截，我緊張地憋著氣都沒敢呼出來。咔嚓第二下，火星出來了，四光趕緊把松木條點上，火苗躥上來了。

禍不單行這個詞絕對真理，我們剛把燒水的鍋端上篝火，就下起了雨。我倆在屋檐下遙望著那堆黑暗中的唯一光亮，小小的篝火在雨中頑強地掙扎著。在物質匱乏、電力不及的荒山野嶺中，我和四光深切感受到了原始的生存欲望，領會到了最接近生命本質的火之源之于生命的意義。雨勢變小了，我們跑到篝火旁，發現水已經燒開了。在寂靜的山谷里聽著溪流和雨聲，有一碗熱氣騰騰的方便面捧在手心，熱湯一口便暖遍全身。

埃斯孔迪多海港體驗極限沖浪

沖浪？我以前從沒有想過。可到了埃斯孔迪多海港，心里卻冒出了這股沖動—因為這里有全世界聞名的管狀浪，還有無數沖浪好手。我們初試身手的海灘叫做Lagar，教練Hydro說這里最適合初學者。要抵達海灘也不容易，必須先經過200多級的陡峭階梯，鳳凰花樹掩映下的小海灘景色別致。如果說大海灘是大家閨秀，那么這兒就是小家碧玉。清晨的海浪還不大，輕拍岸礁。

做完簡單的熱身運動后，我們先在沙灘上學了一點基本動作，平躺在沖浪板上模擬滑水和起身，然后Hydro就讓我們直接到水里練習。試了幾下發現，沖浪滑水有點像蛙泳的滑水動作，要利用沖浪板用盡可能小的體力滑到浪前。如果在滑水過程中遇到大浪，則需要把沖浪板翻過來，鼻子憋氣，身子跟著板翻過來，這樣大浪過后人就不會被沖回去了。

第9篇：水下考古的意義范文

另外，1986年，長治小神村遺址[2]的發掘也獲得了一批頗具夏時期文化特征的陶器，有高領鬲、高領罐、盆、甕等，鬲的錐狀空足或實足跟上施以凹槽。因此，山西境內的夏時期文化遺存，從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其明顯地可分為兩個系統[3]：一個系統為與二里頭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遺存，另一個系統為既有二里頭文化的因素，同時又具有自身特點的遺存。在晉南地區的“夏墟”范圍內發現的夏時期文化遺存，屬于前一個系統，如東下馮遺址，雖然也出土少量的具有地方性特征的遺物，但絕大部分的遺跡和遺物是與二里頭文化的遺跡和遺物相同或者相近的。而其他地區的同時期文化遺存中，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土著文化要占相當大的比例。如太谷白燕遺址，既存在有與二里頭文化相近的陶鬲，同時也有具有自身發展序列的本地陶鬲。因此，可以認為晉南地區的一部分地方曾為夏王朝的直接統治區域，而其他地方則是受夏文化影響的“方國”而已，他們有著自身的文化特征。

商湯滅夏后，商王朝五遷其都，最終定都今河南安陽小屯（即“殷墟”），直至被周族所滅，歷經六百年左右。商王朝的歷史是我國燦爛的青銅文化逐步發展到高峰的歷史，也是我國奴隸制社會逐步上升的歷史。根據商代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以商王盤庚遷都至殷為界，將商代文化分為前后兩個時期，盤庚以前的早商文化為商代前期，盤庚和盤庚以后的晚商文化為商代后期。商代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如東下馮商城遺址、垣曲商城遺址、平陸前莊出土的青銅器等，是與典型的商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遺存。它們主要分布在靠近商王朝都城的黃河北岸及臨近地區，這些地區可能屬商朝的直接統治范圍之內。他們的經濟生活與商相同，以農耕經濟為主，同時經營家畜飼養和漁獵。垣曲商城，位于古城南關村西側的黃土臺地上，垣曲商城是以層層夯土修筑的由四面城垣圍成的方形城堡，平面形狀略呈梯形，北窄南寬，總面積13萬平方米。城址內中部偏東為統治者居住的宮殿區，由多座大型夯土臺基組成，以南北并列的兩座長方形大型臺基為中心，其余分布在其周圍，形成一組基址群，臺基四周有長方形宮城墻將宮殿區圍在中間。城內東南部為一般居民區，是平民進行生產與生活的主要活動區，分布著大量儲存物品的窖穴和堆積廢棄物的灰坑等。

城址內西南部為制陶手工業作坊區，發現有多座制陶窯址。垣曲商城出土遺物主要為陶器，陶質以夾砂陶為主，紋飾常見繩紋且形式多樣，有粗繩紋、細繩紋、間斷繩紋、交錯繩紋等，主要器形有折沿實尖足鬲、大口尊、平沿盆、罐、豆，其他遺物有銅鼎、銅斝、銅爵等，屬于商代二里岡期文化，與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年代相當。垣曲商城毗鄰商王朝中心區域，其建筑規模遠小于王都，因此有可能只是區域性的統治中心，或是商代分封于此的某方國的都城。也可能是據守黃河岸邊的一座軍事城堡。東下馮遺址發現的商城，位于運城盆地西緣，城址平面大體方形，面積14萬余平方米。出土陶器有鬲、簋、罐、甗、大口尊、蛋形甕等，還出土了銅爵、銅刀、銅鏃。與垣曲商城規模相當，可能是一方國之都或商朝設在晉南的一座軍事據點。平陸縣前莊村出土的一批商代文化遺存，其青銅器多立耳、深腹、空心柱狀足，飾簡單的饕餮紋，具有商代前期銅器的典型特征。陶器有鬲、大口尊、三足甕、簋等，也有鉆、灼、鑿的無字甲骨。垣曲、東下馮和前莊三處遺址，屬于黃河北岸的軍事重鎮，對于保障商西部疆域具有戰略意義。平陸前莊等地出土的青銅重器，更可說明這些地方與商王朝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晉西南、乃至晉南、晉東南與商朝王都毗鄰的部分地區都是商朝的勢力范圍，是商王朝的經略要地。山西商代后期的商文化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分布在臨汾盆地以東至晉東南地區的長子、潞城和黎城等地，與河南殷墟相鄰，文化面貌一致，以浮山橋北商墓、長治小神遺址、長子北高廟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為代表；另一部分是方國文化。浮山橋北商代墓葬，位于臨汾盆地東南緣。被盜嚴重，追繳回文物中有帶“先”銘的商代銅器。2003年發掘清理大型墓葬5座，其中M1、M18規模較大，墓道中有隨葬的殉人及車、馬。墓主人應當是商王朝管轄下的方國首領。盤庚遷殷以后，長治小神村商代遺址出土商代陶器鬲、豆、罐、甕等，與殷墟文化接近，分布范圍包括長治、晉城兩個小盆地。北高廟遺址發現銅器19件，主要有鼎、斝、爵、甗、觚、罍、鬲、戈、鏃等。特點是，仿陶器占一定數量，斝平底，鼎、甗錐足；紋飾簡單，以單層饕餮紋、珠紋、弦紋等為主，與小神商代遺存屬同一文化類型。

山西中西部呂梁山和沿黃河一線，當時存在著與商王朝若即若離的眾多“方國”，甲骨文多見記述。靈石、石樓、柳林和保德等地從五十年代開始，陸續發現過大量商代晚期青銅器。這種文化遺存，既受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同時又受北方草原青銅文化即北方系青銅文化的影響，再加上本身具有的特征，形成一種混合的文化遺存。他們可能代表著存在于當時山西境內若干方國的文化，它占據著山西的大部分地區，應是山西境內商文化的主流。這些方國雖然也有定居聚落，也有農業經濟，但主要是一種游牧式的經濟，這和他們生活的地理環境有關，從考古發現的許多工具中也能看到這一點。靈石旌介村商墓出土的晚商青銅器以中原青銅器為主，有鼎、觚、爵、卣、簋、直內戈、有鋌鏃等，組合以爵、觚酒器為主，同時有鼎、簋的搭配。形制、花紋與組合均體現出殷商文化的特點，但弓形器、羊首刀、有銎鉞等又有北方系青銅器文化的某些特征。因此，旌介商墓青銅器為代表的文化系統應是商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吸收、融合當地及其他青銅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一個地域類型或是商文化的一個分支，是與商王朝有著較為穩定的臣屬關系的方國的遺存。這一類型遺存在晉中太谷白燕、忻州連寺溝等地均有發現。旌介商墓墓坑形制均為長方形豎坑土穴，流行在二層臺上殉人和在窯坑中殉犬的習俗同于殷墟墓葬的喪葬禮制，而且其青銅風格和殷商文化的也一致，暗示鬲方與商朝的友好。除鬲方之外，山西還有許多與商朝友好的方國，見于甲骨文和金文的有天、戈、邑、子等10余個，其地域大多在晉南和晉東南。

與靈石旌介商墓所代表的方國文化相比，在山西的晉中以北及呂梁山黃河沿岸一線，分布著一種特征鮮明的北方文化，具有濃厚的草原文化特色。這一地區出土的青銅器群中，既有殷墟常見的青銅禮器，又有地方特征明顯的禮器、武器、工具，還有不見于殷商文化系統的器類。分布在石樓、柳林、吉縣、隰縣、鄉寧、大寧、洪洞、永和、保德、忻州、右玉等地，其中石樓、永和等地最為密集，屬于商代晚期，少數幾件銅器屬于商代前期。因為這一文化系統還包括了陜西的綏德、府谷、神木、榆林、淳化以及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地區，所以有學者稱其為山西石樓———陜西綏德類型青銅文化。這一文化類型常見的殷墟文化器類有觚、爵、斝、卣、瓿、鼎、簋、甗等。其組合、造型、花紋與殷墟銅器相似，其中帶有銘文或族徽的銅器，與殷墟所出者幾乎完全一樣，這類器物的存在，反映出北方地區與殷商文化頻繁的交往關系，最能表現文化特色的是具有地方特征的是禮器、武器、工具，器形和花紋都有獨到之處。禮器多為仿商改進型，如忻州連寺溝所出云紋鼎，把腹部花紋由殷墟常見的獸面紋改為云紋，再加石樓桃花莊的帶鈴觚，形制與殷墟基本相同，但腰部設計特細，而且圈足內帶鈴，保德林遮峪的帶鈴豆，是以當地早期的陶豆和殷墟的陶豆形制結合產生的。再如石樓桃花莊的龍紋觥，曹家垣的帶鈴鐸，形器更為奇特，為殷墟和其他商文化遺址所不見。武器和工具類管銎戈、帶銎鉞、環首刀、獸首刀、蛙首刀、蛇首刀，長甬矛等，不僅與商文化大相徑庭，而且與商代其他方國文化特質也完全不一樣。石樓———陜西綏德類型應是一支與殷商文化并行發展又相互影響的一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據學者研究，石樓———陜西綏德文化的中心分布區域，即晉陜交界的高原山地，其最遠涵蓋范圍，往北可至鄂爾多斯，往南可達汾河下游以西和洛河、涇河中上游地區，西以子午嶺為界與寺洼、辛店文化分布區相毗鄰，東部南端基本不過太岳山脈，北端則達滹沱河上游，而靈石往南沿著汾河則是它與旌介商墓所代表的與商朝關系友好的方國文化的交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