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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規律范文

[關鍵詞]經濟周期；波動性；協動性；矩分析法；HP濾波法

[中圖分類號]F[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經濟周期是指經濟活動沿著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所經歷的有規律的擴張和收縮。在世界各國或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是難以避免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經濟體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和矛盾。隨著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迅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的特征越來越顯著，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周期已不僅僅表現為各自的波動特性，而是日益呈現出相互傳導、相互影響的協動關系。如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不僅對危機國家（地區）的經濟增長及波動造成了巨大影響，對全球經濟的增長及波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的過程中，更是出現了國際經濟周期明顯趨同的趨勢。因此，不僅要研究我國自身經濟周期的變化特征，更重要的是以開放的視野來探討我國和與我國有密切經濟聯系國家的經濟周期的相互的協動性及其相互影響的程度，進而有效地進行經濟政策調節，并推動國際經濟政策協同調控。

二、中外經濟周期特征的波動性、粘持性和協動性分析

隨著現代周期理論的發展，人們更多地將經濟周期理解為多種隨機沖擊效應經過傳播、放大和復合的結果，因此開始較多地借助消除趨勢后時間序列的二階矩來描述經濟周期的波動性、粘持性和同步性等特征。本文采用HP濾波法和現代經濟周期的矩分析方法來研究中外經濟周期特征的波動性、粘持性和協動性。波動性是指宏觀經濟變量消除趨勢后仍具有一定的波動，通常用消除趨勢后的經濟變量時間序列的標準差來描述；粘持性是指宏觀經濟變量往往會在一段時間內維持某一種狀態，通常由消除趨勢后的經濟變量時間序列的一階自相關來表示；協動性是指各國之間經濟周期波動的同步性，由消除趨勢后各國宏觀經濟變量的橫截面相關來刻畫。

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包括世界總體經濟，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以及韓國、馬來西亞、印度、泰國、巴西等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這些國家都是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以及主要的外商投資來源地。通過考察HP濾波消除去趨勢后的1978—2009年我國與各主要貿易伙伴國之間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矩關系，對中外經濟周期的協動性、粘持性和穩定性進行分析。首先，對各國實際GDP取對數后的LNGDP序列的一階差分作ADF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各國LNGDP都不存在單位根，即各國LNGDP都是平穩的。然后，直接利用HP濾波法進行趨勢分離，得到其周期性波動序列。這個周期性波動序列就是各國趨勢GDP產出值與實際GDP產出之差，這正是現代經濟周期理論分析的重點。最后，對周期性波動序列分別求得相關系數得到表1，來分析中外經濟波動的協動性、粘持性和穩定性。

注：x（t）表示基準國第t其的產出波動、y（t+k）表示其他國第t+k期的產出波動、Corr表示二者的相關系數。本文將k取為[-4，+4]區間，并把中國設為基準國。

（一）波動性分析

根據表1顯示，就波動性（標準差）橫向比較發現，整個世界的穩定性最強（標準差最小，為0.014）。發達國家經濟波動的標準差總體來說比發展中國家小，即穩定性強。發達工業化國家中，澳大利亞、法國、意大利、德國和荷蘭屬于發達國家中穩定性較強的，其GDP時間序列標準差都在0.02以下；加拿大、西班牙的穩定性相對來說較差，標準差均為0.024；美國和日本則居中，標準差為0.021。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印度經濟周期的穩定性最強，標準差為0.022；而中國、巴西、菲律賓、墨西哥次之，標準差均在0.04以下；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的經濟穩定性最差，其值均在0.04之上。值得關注的是，雖然我國近年來經濟穩定性不斷提高，經濟周期波動走勢一直呈現“高位—平緩”的特征，但由于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政府主導型投資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影響了整個時間序列的經濟穩定性表現。

（二）粘持性分析

對經濟周期波動的一階自相關進行分析，可以得出各國經濟的粘持性，這是評價一國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重要指標。經過分析可知，中國、印度、西班牙、泰國的粘持性分別為0.714、0.712、0.705、0.703，是樣本國家中最高的，表明這四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最強；其次是印尼、英國、法國、加拿大、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美國、荷蘭，這些國家的粘持性均比世界經濟的粘持性水平高，分別為0.676、0.654、0.631、0.624、0.618、0.614、0.605、0.579、0.541，也表現出較高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最后，德國、澳大利亞、巴西、意大利、韓國、墨西哥的粘持性分別為0.521、0.509、0.509、0.471、0.446、0.445，均低于世界經濟粘持性水平，表明其可持續發展能力較低。

（三）協動性分析

從各國GDP的協動性來看，我國與整個世界呈現正的協動性，其產出當期的相關系數為0.159，且世界經濟波動領先于我國1個單位時間，說明我國對于世界經濟有一定程度的依賴性。

在主要的發達工業化國家中，我國與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經濟的當期聯系較為緊密，GDP產出當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292、0.236、0.114，且其經濟周期波動均領先于我國1個單位時間。說明美英加三國經濟的領導型特征和我國對這三國經濟一定程度上的依賴。此外，從滯后3期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593、-0.722、-0.619可以看出，短期內我國經濟波動對這三國也具有較大的滯后反向沖擊。我國GDP產出與日本、德國、澳大利亞、荷蘭、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當期相關總體較弱，均為負值，說明我國與這些國家經濟周期波動的當期聯系并不十分緊密，但從滯后1、2期相關系數為負且絕對值較大來看，我國經濟波動對這些國家經濟短期內具有較大的滯后反向沖擊。而且這些國家經濟周期都領先于我國2~4個單位時間，其經濟波動波動對我國經濟具有相對比較大的正向沖擊，但傳導速度相對較慢，其中德國、荷蘭、法國、西班牙經濟沖擊在4年后達到最大（領先4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307、0.457、0.562和0.469），日本、意大利經濟沖擊在3年后達到最大（領先3期相關系數分別為0.131、0.352），澳大利亞經濟沖擊則在2年后達到最大（領先2期的相關系數為0.664）。

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我國與韓國、印度、巴西和印尼經濟周期的當期相關性較大，相關系數分別為0.286、0.316、0.546、0.232。韓國與我國的經濟周期波動較為一致。而印度和巴西經濟分別領先于我國2個和1個時間單位，對我國具有一定的正向沖擊作用（領先2期和1期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417、0.800）。印尼則落后于我國2個時間單位，說明我國對其具有一定的滯后正向沖擊（滯后2期的相關系數為0.357）。我國與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墨西哥經濟周期的當期相關則較弱，系數分別為0.058、0.096、-0.451、-0.458，并且能明顯看出我國與菲律賓和墨西哥經濟波動的運動方向相反。這四個國家的經濟均滯后于我國，對我國經濟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賴（其中馬來西亞滯后1期的相關系數為0.344，泰國、菲律賓、墨西哥均為滯后3期，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344、0.483、0.502）。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以上中外經濟周期特征的比較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中外經濟周期研究分析中，發達國家經濟波動的標準差總體來說比發展中國家小，說明發達國家經濟穩定性比發展中國家強。而我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周期粘持性很高，說明其經濟發展具有較高的可持續性。第二，在中外經濟周期的協動性分析中，我們得出我國與世界的經濟周期同步性比較強，已經產生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密切關系。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樣本的經濟周期都領先于我國，其通過貿易、投資、技術擴散等各種渠道對我國經濟具有一定的拉動作用。而新興經濟體樣本國家經濟中，除了韓國、印度、巴西之外都落后于我國，說明隨著區域經貿關系和發展中國家貿易聯系的日益增強，我國在新興經濟體國家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領頭作用。

為使我國能夠防御或規避世界經濟波動的沖擊，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提出以下幾點對策建議：第一，建立健全經濟周期波動的預警機制，完善危機管理體系。第二，充分發掘國內市場潛力，減小世界經濟波動通過各種渠道對我國的沖擊。第三，注重引進外資的質量，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第四，在新興經濟體以及周邊區域聯盟中發揮領頭羊的作用，減少由這些國家經濟波動對我國造成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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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規律范文

與經濟周期相聯系，一國的對外貿易也存在周期性，即國際貿易周期或對外貿易周期。在一般情況下，由本國經濟周期所決定的對外貿易的擴張期和收縮期通常與本國的進口波動更具有相關性，而由世界經濟周期所決定的國際貿易周期則與一國的出口波動具有更強的聯系。當然，由于世界各國的開放度不同、本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依存度不同、資源的豐裕程度不同、經濟結構方面的差異及其他原因的存在，與上述不符的情況也是存在的。

中國進口的增長速度決定于國內的經濟增長速度。一般而言，當中國國內的經濟增長速度加快時，進口的增長速度也會相應加快；反之，當國內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時，進口的增長速度也會相應下降。

中國的進口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數據顯示，除個別年份外，對外貿易進口的波峰年與經濟周期的波峰年或者相一致，或者最多相差1年。例如，就經濟周期而言，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周期的第一個波峰年，同年的外貿進口增長率創出了新高，為51％。此后中國經濟開始進入收縮階段，一直到1981年，經濟增長率為5.2％，中國的進口增長率滯后1年也降到了谷底，為－12.4％。此后，中國經濟于1984年迎來了中國經濟周期的第二個波峰年，經濟增長率高達15.2％，而次年即1985年的進口增長率也創出了新高，為54.1％。1985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又進入收縮階段，1990年進入第二個谷底，GDP增長率只有3.8％，而同年的進口增長率則下降到了－9.8％。當1992年中國經濟增長又出現第三個波峰(增長率為14.2％)時，1993年的進口增長率為29％。1993年到1999年中國經濟又進入收縮期，1999年經濟增長率為7.6％，對外貿易也相應進入收縮期，并在1998年進入谷底，進口增長率為－1.5％。2000年到2007年中國經濟又進入擴張期，進口增長率一直在高位運行，除2001年和2005年外，各年的進口增長率每年都遞增20％或20％以上。

由于外貿進口與經濟增長存在高度相關性，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存在幾個周期，外貿進口也就存在幾個周期。

如果按波谷年計算，貿易周期的劃分就顯得更為清晰。從1982年到1990年可以視為笫一個周期，1990年～1998年可以視為第二個周期，1998年～2009年則可以視為第三個周期，周期的平均長度是9年。之所以把本輪周期的波谷年定義為2009年，是基于這樣一種判斷：2007年中國經濟處于波峰，2008年掉頭向下進入收縮階段，根據中國經濟周期的波長規律，2009年中國經濟有可能會完成筑底，GDP增長率可能在8％～8.5％附近，進口增長率很可能會跌到5％以下。2010年，中國經濟將重新進入新一輪的擴張階段。

當然，在個別年份中，中國的外貿進口增長與本國經濟增長也存在不相一致的情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外貿進口的波峰和波谷有時滯后或領先于經濟周期的波峰和波谷1年；二是在經濟增長未見波峰的情況下，個別年份的外貿進口增長率卻創出了新高。

其實，無論外貿進口的波峰年或波谷年滯后于經濟周期的波峰年或波谷年1年，還是外貿進口的波谷年領先于經濟周期的波谷年1年，亦或是外貿進口與經濟周期的波峰年或波谷年完全一致的情形，都屬于常態。這與企業對未來經濟增長的預期直接相關。例如，1997年7月東南亞爆發了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又宣布人民幣不貶值，并且199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一路下行，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對經濟增長的悲觀預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出現了1998年進口增長率領先于經濟周期波谷年1年(1999年)的情形。如果在經濟周期的波峰年過后的次年，企業并沒有意識到經濟將會掉頭向下進入收縮階段，受樂觀預期的影響，外貿進口的波峰年就可能滯后于經濟周期的波峰年。

中國外貿進口增長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真正出現不一致的年份是在2000年和2003年。2000年和2003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4％和10％，而進口增長率卻分別高達35.8％和39.9％，創出了1986年以來的新高。要解釋這一現象并不很困難。1999年是中國經濟周期的波谷年，2000年經濟開始復蘇，并進入下一輪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加上企業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預期，以及2000年世界經濟增長波峰年的到來，2000年出現進口的高增長是在情理之中，很大程度上屬于恢復性的增長。但是，2001年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出現較高的增長(以前各個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一般都只有2～3年)，甚至出現了擴張過程中的停滯，經濟增長率比2000年還下降了0.1％。與此相聯系，2001年的進口增長率也出現了大幅度的回落，由2000年的35.8％下降到了8.2％。當2002年中國經濟完成復蘇階段并于2003年加速擴張進入繁榮階段以后，進口又出現了具有恢復性和爆發性的增長也就沒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2002年以后，中國的外貿進口增長率一直保持在年遞增20％以上的高水平，就是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真實寫照。

中國外貿出口會于2009年降到近年來最低點

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不僅決定于本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而且也取決于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數據顯示，當世界經濟增長率較低時，中國的出口增長率也很低；反之，當世界的經濟增長率較高時，中國的出口增長率也相應較高。例如，1978年，世界經濟增長進入波峰年，GDP增長率為4.5％，滯后1年即1979年，中國的出口增長率高達40.2％。1982年，世界經濟進入波谷，GDP增長率只有0.8％，次年中國的出口增長率是負值，為－0.4％。1984年和1988年，世界經濟進入第二個波峰年，這兩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4.6％或4.5％，1984年中國的出口增長率上升到了17.6％，1987年更上升到了27.5％。1993年，世界經濟又進入新的谷底，經濟增長率為0.9％，1993年中國外貿出口增長率也跌到了8％。當2000年和2004年世界經濟迎來第三個波峰年和第四個波峰年的時候，中國的出口增長率也于該年分別上升到了27.8％和35.4％。同樣，當2001年世界經濟進入谷底，經濟增長率下降到了1.5％時，中國出口增長率也于該年下降到了6.8％。可以肯定，如果2009年是世界經濟周期的波谷年，那么中國的外貿出口也會降到2002年以來的最低點。

雖然中國的出口周期是受世界經濟周期影響的，但是，在個別年份，中國的出口增長率并不與世界經濟周期一致。例如，1991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只有0.8％，而中國的出口增長率高達15.8％，1994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只有2.2％，而中國的出口增長率高達31.9％。這表明，中國的出口增長率并不完全與世界經濟增長的波動相一致，它還要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第3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規律范文

關鍵詞：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政府政策；作用機制

中圖分類號：F1文獻標識碼：A

世界經濟波浪式的漲落或起伏式的運動，可以表現為周期性與非周期性兩種類型。在這其中，更為特殊的，也是目前從經濟學角度研究還較少的一種形式――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反映的是突發事件對一國（地區）乃至世界經濟造成的巨大沖擊。各種外生因素的作用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對經濟活動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脅，需要政府對其做出相應的反應。但波動本身的復雜性要求對危機做出正確的階段性劃分，以此為基礎，政府反應所應采取的政策在各個階段需要有不同的側重點。

一、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的界定

世界經濟隨時會受到各種外生沖擊的干擾和影響，這些沖擊包括能源危機、戰爭、自然災害、流行性或傳染性疾病、金融危機的爆發、重大技術性事故，以及恐怖襲擊等突發事件。對這些因素進行概括，我們給出對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的一個統一概念：由于各種偶然的、無規律性的突發危機事件的存在，將導致既有經濟波動軌跡發生結構性突變，我們把經濟波動的結構性突變稱為經濟非周期波動。這一界定表明，由于這類突發危機事件的發生，可能對一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導致經濟運行偏離正常運行軌道，引起經濟數據出現明顯的跳空和斷裂。

二、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的特點

分析不同于引致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各種因素，突發危機事件由于其特殊性，使得其所引起的經濟非周期性波動也具有一些新特點：

1、波動的出現呈現無規律性。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最明顯的特點即是波動的出現呈現無規律性，集中體現了“非周期性”的特點。危機是“發生中斷的一個時期，它是模式化線性過程的一個明顯的斷點”。導致出現各類突發危機事件的因素通常較為隱蔽，事發突然，信息途徑非正常堵塞，往往給一國的危機預測技術與手段提出新的難題，使得其所造成的經濟波動難以預測。

2、波動的出現具有不可避免性。不可測因素使得非周期性波動的出現是難以避免的。Arjen Boin對此做了兩方面的分析：一是經過深入的經驗研究發現，諸如事故、環境公害等等本身是“正常”的，因此危機實際上是大量存在的這些各種因素巧合地混合在一起，從而產生的正常結果；二是從公共行政的角度，出于各種原因，對于安全方面的投資總是不足，而危機只是在既定社會體系的正常運轉過程遭到擾亂的情況下才會爆發。因此，波動總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在經濟正常運轉的背景下。

3、波動產生巨大的破壞性。非周期性波動產生的極強的破壞性是歷次危機所具有的共同特點。這種破壞是兩個層次的：一是實際面。突發性危機事件所帶來的后果是對人身、財產、社會經濟甚至政治等各個方面造成損害，波及范圍廣、影響程度深，是危機給一個社會帶來的最明顯的破壞；二是挑戰人們的心理極限。危機的突發性造成社會實際面上的嚴重破壞，加深了社會公眾對危機的恐懼心理，在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下，導致其對于事件相關的各個方面過度緊張和謹慎。此外，實際與心理兩個層次的相互作用極易形成惡性循環，加重波動的破壞性。

4、波動的后續影響難以測度。通常情況下，非周期性波動不同于周期性波動，更為明顯的一個特征是波動之間往往可能存在極強的關聯性，使得一個波動出現后會產生難以測度的后續波動。如政治動亂、軍事沖突的發生，可能引發股市大崩盤后造成財富效應的消失，社會財富的強制性再分配，社會經濟處于蕭條狀態，失業率飆升，從而導致社會秩序出現混亂；又如生態危機的發生，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可能對公共衛生領域產生連鎖影響，引發諸如疫病流行等嚴重后果。地震、洪澇、海嘯等自然災害突發后，往往造成次生傳染病的流行，導致多人患病和死亡，加重受災程度。

三、政府應對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的機制分析

危機潛伏期與政府反應這是處于時間序列最前面的階段，危機因子隱匿，存在于潛在的領域而沒有顯示性的癥狀，為危機的形成埋下了隱患，如傳染體的形成、潛藏矛盾的政治格局的建立。這個階段之所以存在，來自于波動的不可避免性這一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危機潛伏期與危機消除期首尾相連，表明即使處于危機消除期，也無法排除為下一次突發事件種下危機因子的可能性。危機潛伏期是未來可能爆發危機的源頭，因此在這一時期就應該主動做好預防工作，建立有效的防范系統。通常情況下，本階段需要從組織體系完善、法律法規建設、危機管理應急預案系統構建、危機預警體系建立四個方面著手，并在實踐中配合必要的危機管理預演和實戰演習，增強政府與民眾的危機防范意識。在這其中，預警系統的建立、預警指標的選取、警戒線的劃定、對策庫的形成、專家系統的建立等，對于危機的防范與事前管理十分關鍵。此外，本階段通過對歷次出現的波動（包括最近和更遠發生過的危機）的深入研究，回顧和審視所采取的各種管理措施，充實危機管理對策庫的內容，應用于增強公共部門對危機預測的及時性與準確性，促進危機預防與管理的技術水平的發展，提高對潛伏階段危機因子的診斷能力。

第4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規律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周期；經濟新常態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7）05-0051-05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可以說我國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發展的關鍵階段。如何對這一階段進行很好的分析和理解，進而抓住機遇實現新一輪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結合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對解釋我國經濟新常態具有深刻指導作用。

一、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概述

馬克思早在1847年就提出了經濟周期，他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產生，這種正確比例必然消失？鴉由于自然規律的必然性，生產一定要經過繁榮、衰退、危機、停滯、新的繁榮等等，周而復始地更替。”[1]109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主要分析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關于經濟周期的長度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過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的研究，對周期的長度進行過描述，如“在世界貿易的幼年期，自1815-1847年，大約是五年一個周期；自1847-1867年，周期顯然是十年一次。”[2]554“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等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后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3]694從這些論述中似乎可以得出周期時長為五年或者十年的結論，但是實際上，馬克思對周期長度的判斷并非如此。馬克思所說的五年或者十年一個周期針對的是當時已經發生過的，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所呈現的周期長度，而并不具有固定的規律性。所以馬克思也曾經說過“可以認為，大工業中最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的這個生命周期現在平均為十年。但是，這里的問題不在于確定的數字。”[4]207“直到現在，這種周期延續時間是十年或十一年，但決不應該把這個數字看作是固定不變的。相反，根據我們以上闡述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規律，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數字是可變的，而且周期的時間將逐漸縮短。”[3]695所以說，在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中，經濟周期的時間間隔并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據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經濟體的發展情況而變化的。

（二）關于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

馬克思在其《資本論》著作中，明確提出了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為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如“這種由若干互相聯系的周轉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資本被它的固定組成部分束縛在這種周期之內），為周期性的危機造成了物質基礎。……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4]207從這段話里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這是因為在危機爆發后，企業面臨兩個選擇，破產或者轉型。因此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除了更多的剝削工人的利益之外，只能采取其他的措施去提高生產效率，這就倒逼資本家去增加投資改善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改進生產技術和方法，如此來滿足新的市場需求。因此，這里說“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4]207。第二，“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4]207這也就是說當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達到一定的臨界點之后就會出現新的經濟危機。這是因為，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會帶來產品的大規模改善升級和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從而滿足社會新需求，從而形成新一輪的經濟繁榮。但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需求的不斷改善，當社會總供給超過社會總需求的時候新一輪危機就會再度出現。

（三）關于經濟周期的產生原因

恩格斯（雖然標題里只列出了馬克思，但考慮到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的極大重合性，在引用馬恩全集時，也會引用部分恩格斯的著作內容，當然這并不會影響本文的主旨。）曾經這樣論述：“大工業的巨大的擴張力――氣體的膨脹力同它相比簡直是兒戲――現在，在我們面前，表現為不顧任何反作用力，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進行擴張的需要。這種反作用力是由大工業產品的消費、銷路、市場形成的。但是，市場向廣度和深度擴張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規律支配的。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沖突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為它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5]626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中，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會不斷的擴大生產，但是由于人們的購買力落后，消費力不足，限制了市場的擴大。這種不斷擴大的生產與有限的消費之間的矛盾對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對立。正是這種對立使得生產擴大的同時又破壞再生產的條件，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出現了繁榮和危機的交替。而這種供求之間的對立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造成的。這才是經濟周期產生的最根本原因。

在此基A上，馬克思具體從消費不足、比例失調和利潤率下降三方面解釋了經濟周期產生的原因。

1.消費動力不足。在馬克思的理論中，資本家的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資本家勢必要想盡各種辦法來增加產品的剩余價值，那么除了更多的剝削工人之外，資本家會將積累的財富更多的用于擴大再生產，而用于其個人消費需求的財富減少。同時廣大雇傭工人的收入較低，消費能力較差。這就造成了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的局面。而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實現的先決條件就是社會總產品的全部實現。如果出現社會總產品的大量過剩就會出現危機。所以，社會的有效需求決定了生產的邊界，一旦沒有需求支撐的生產盲目擴大，就會導致經濟出現衰退，甚至發生危機。

2.投資比例失調。馬克思在社會再生產理論中將社會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他指出這兩大部類之間的比例失調會引發經濟危機。因為資本的逐利性使得資本家所有的生產資料只會投向利潤更高的部門，而不會在意社會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部門之間的分配比例問題，從而造成社會生產各部門比例失調，進而引發經濟危機。

3.利潤率趨于下降。馬克思說“利潤率的下降會延緩新的獨立資本的形成，從而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2]270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資本家雇傭越來越少的勞動力，大量的勞動力失業，這就造成社會勞動力相對過剩。勞動力失業沒有收入就不能進行消費，社會消費能力下降就會造成總需求的不足。另外，利潤率的下降會使得資本家對投資失去信心，轉而減少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資本數量，導致資本過剩。這樣時間一長就會造成經濟衰退甚至爆發危機。馬克思在這里還指出資本家由于利潤率下降而出現違約，大量的違約使得信用系統出現緊張甚至引發經濟崩潰。

二、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視角下的中國經濟新常態

（一）我國經濟新常態出現的必然性

在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中，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是周期產生的根源。雖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仍然存在著周期性經濟波動的可能性和物質基礎。首先，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貨幣的作用使得買賣可能完全脫離，供求可能完全失衡，經濟增長的波動不可避免。同時，貨幣信用關系得到廣泛利用。因此，從經濟關系的本質上講，我國存在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其次，我國同樣存在固定資產大規模更新改造的問題。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大工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而大工業的發展需要的就是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這種大規模投資和大工業生產之間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我國經濟波動的物質基礎。所以說經濟周期波動是商品經濟社會的普遍現象，它與社會制度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按照經濟發展規律，當一個經濟體的經濟高速發展一段時間之后，都會出現增速換擋現象。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發展都經歷了一個從7%的高速發展直接降到3%左右中低速發展的過程。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如圖1所示，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共經歷了四次大的周期性波動，當前正處于第四個周期波動當中。我們采用“波谷-波谷”的周期劃分方法，從圖中可以看出，1978-1981年是第一個周期性波動的衰退階段，我們認為此前已經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周期。從1982年到1990為第二個周期性波動階段，1991年-1999年為第三個周期性波動階段，2000年至今為第四個周期性波動階段。這里我們將1987年和2010年兩次經濟增速上升看成是更長收縮期內的一個反彈，而不是新周期的開始。因此，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常態，增長速度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下降到6%-7%的中高速增長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也是符合馬克思經濟周期理論的。

（二）經濟新常態下將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動力的轉換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更新既是產生危機的物質基礎又是擺脫危機的物質基礎。這是因為大規模固定資產的更新從根本上說就是新一輪社會生產的開始，在更新過程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得到重新配置，因此工人的收入也將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更新意味著經濟體中的產業結構、區域結構、供求結構、分配結構等都將發生變化。因此，進行有序的依次遞進的固定資產更新將會促使社會經濟結構向更高一級發展轉換，進而逐漸形成新一輪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這種大規模固定資產的更新將會促進技術進步和管理創新，使得企業的生產效率提高，也就意味著經濟增長動力將會發生變化。

我國當前處于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想走出當前的經濟發展中低速的階段，重新實現高速發展，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必然要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更新，而這種更新將會帶來經濟結構的調整升和促使發展動力向創新轉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經濟增速換擋的背后其實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升級。我們從產業結構來看（如圖2），從2013年開始我國的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達到了46.7%。而之后的兩年，我國的第三產業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在2015年達到了50.2%。按照經濟發展規律，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服務業的增長速度將超過第二產業而成為經濟中的主導產業。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這輪調整正是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的大好時機。在城鄉結構方面，我國的城鎮化率逐年提高，到2011年末我國的城鎮常住人口比重首次超過了農村人口，達到了51.27%。之后的幾年，我國的城鎮化率不斷上升，到2015年已經達到了56.1%。這說明，在新常態下我國的城鎮化速度在不斷加快，城鄉二元結構逐漸改善，區域發展將逐漸趨于平衡。

按照馬克思的周期理論，固定資產的大規模更新是伴隨著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這種更新會帶來社會生產質的飛躍，使得社會生產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當前的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要想實現質的飛躍，解決供求之間的總量矛盾和結構矛盾，必須突破我國之前一直延續的低端加工制造的粗放增長模式，借這次新常態經濟結構調整的契機，加快開展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實現增長動力向創新轉變。

（三）經濟新常態下要加快調整收入分配和增加有效需求

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將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等方式來擴大生產，但是要想實現經濟均衡發展，擴大的生產要有對應的消費需求來消化。民眾的購買力不足將會導致生產過剩，從而出現經濟衰退甚至危機。因此，在當前我國出現明顯生產過剩的新常態下，增加有效需求也是當務之急。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經濟危機的出現。這是因為資本家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用于消費的很少，而占社會成員絕大多數的雇傭工人收入很低，處于相對貧困的狀態，這就意味著全社會的有效需求將會小于社會總供給，進而出現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6]我們從馬克思的周期理論延伸思考下去，將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即絕大多數人收入較低，而只有較少數人獲得高收入，將會造成社會有效需求不足，而這部分高收入群體為了獲得更多的財富不斷擴大生產，進而導致社會總供給過剩，當收入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生產的相對過剩，經濟出現周期波動。當前我國的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年拉大，我國的基尼系數1981年為0.29，到2016年已經達到0.465。如圖3所示，我國的基尼系數從1994年開始超過國際警戒線0.4的標準，并在2008年的時候達到最高0.491，此后在國家的宏觀政策調控下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高于國際警戒線的標準。說明我國的貧富差距不斷在拉大。過去30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是依靠高投資、高出口來拉動的，而消費這架馬車在勞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經濟發展中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狀態一直沒有改變。而這種持續的高投資如果沒有較高的需求水平的支撐將會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大量企業破產，工人失業，進而引發經濟的波動。2001年我國加入WTO，廣闊的國際市場很快緩解了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生產相對過剩。但是2008年以來，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世界經濟一直呈現低迷的狀態，我國的外部市場需求逐漸萎縮，到如今我國生產相對過剩的矛盾開始凸顯。因此，當前我國要想走出經濟發展新常態，增加有效需求是必然選擇。這個時期的有效需求應該主要是消費需求而不是投資需求。因此，要激發廣大勞動者的消費需求，首先要不斷調整分配結構，縮小收入差距，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從而增加社會的有效需求，助力實現供需平衡。

（四）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要以供給測改革為引領，保持宏觀經濟比例協調

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周期理論，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實現的必要條件。而保持兩大部類的生產的均衡是實現總供需均衡的必要條件。馬克思的總供求均衡理論包括總量均衡和結構均衡，而且結構均衡是總量均衡得以實現的基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供給與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主要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后。我國的需求結構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第一是房地產和汽車為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2013年以后我國的房地產行業和汽車行業均進入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第二是居民的消費形式發生變化，我國居民消費已經由模仿型排浪型消費轉入個性化、多樣化消費階段。第三是居民服務需求占比明顯提高。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爾系數的持續下降，我國居民對于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的需求快速增長。第四是工業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對技術研發和物流等生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我國的供給側結構變化滯后，明顯與需求結構變化不相適應。首先表現為各種無效的和低端的供給過多，其中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大量的傳統行業出現產能嚴重過剩。二是有效的和中高端的供給不足。國內商品和服務無法滿足居民對于高品質的追求，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到國外去采購日常用品。三是體制機制改革落后，導致生產要素難以實現更加自由的流動，難以從無效供給領域轉向有效領域。因此，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是我國走出新常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然選擇和有效途徑。同時，在經濟新常態中要注意保持宏觀經濟比例的協調，主要包括生a資料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之間的關系、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的關系、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等。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頁.

[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第5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規律范文

關鍵詞：經濟波動；經濟規則波；經濟危機；匯聚效應；色散效應

中圖分類號：F012文獻標識碼：B

收稿日期：2013-04-28

作者簡介：朱其忠（1969-），男，安徽淮南人，云南財經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管理科學理論與應用。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2YJA630202；云南財經大學人文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YC2011D33。

英國1825年爆發第一次經濟危機以來，各種經濟危機大致呈現周期性特點。蘇紹智把經濟危機的歷史大致分為五個階段：19世紀20至40年代，19世紀40年代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迄今[1]。從這五個階段的發展來看，經濟危機源頭從一國發展為多國，波及范圍從少數國家蔓延到世界范圍，從一國中的外貿部門擴展到整個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提高的今天，經濟危機發生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對世界經濟的危害也越來越大，各國需要應對匯率、貿易政策及政治環境等日益復雜而帶來的種種問題。

一、文獻綜述

關于經濟周期波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經濟周期的誘因和傳導機制。從時間上看，經濟周期的誘因研究出現較早，古典經濟學家、新古典經濟學家、凱恩斯主義者、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外部因素觀和內部因素觀。經濟周期的傳導機制研究出現較遲，構建了若干經濟計量模型，如國際經濟周期理論、“多源化”經濟周期理論、信息周期理論、突變周期理論、混沌周期理論等。

國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一國發生的事件很可能對其他國家經濟造成影響，從而引起經濟的波動。Uribe和Yue（2003）利用7個發展中國家數據，闡述了國際利率、國際傳播和產出波動之間的關系，得出了實際利率與整個經濟活動具有很強的負相關關系；Neumeyer和Perri（2005）發現：雖然產出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波動大小不同，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與產出在周期中的協動性方面是非常一致的，而且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經濟波動性更大；Lei Wu等（2012）認為美國股市在次貸危機中不僅與亞洲股市之間有著依存關系，而且還具有傳染效應，使得亞洲新興股市對日本和香港的沖擊反應過度。

“多源化”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周期性的波動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非某一單一因素的效應。Carlstrom和Fuerst（2001）構建了一個包括內生成本的RBC模型，該模型在交易子集的現金先期約束中引入貨幣，演示了內生成本是怎樣改變貨幣傳導機制的，并討論了內生成本對貨幣沖擊的放大和傳播。信息周期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Zeira的研究（1999），表明由于經濟信息的動態變化，在尋找投資機會的過程中將產生產出和投資周期。突變周期理論主要分析了經濟周期性波動中的突變現象，混沌周期理論將確定性和隨機性結合起來，認為經濟體內部即使沒有外部沖擊也會產生不規則的周期性波動。本文引入孤立波理論，通過對經濟周期的波動特征分析，旨在揭示經濟波動的類型、特征以及經濟危機的產生和傳播規律。

二、經濟體的特征

由于經濟體是由大量要素組成的，要素之間的關系小于要素內部的關系。所以，經濟體的微觀結構具有離散的性質，這種結構帶來了經濟體變化的復雜性和特殊性。

1.無形性。一是經濟體各個組成要素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這些影響和作用將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變化，沒有固定的模式；二是要素本身也不穩定，處在不斷變化之中，經濟體的無形性使得經濟波動有時候具有偶然性，有時候具有必然性。有人發問：“為什么從向上趨勢變為向下趨勢時轉變得非常驟然、劇烈，但從向下趨勢變為向上趨勢時卻一般說來并無尖銳轉捩點”[2]。

4.周期波動性。經濟體的發展是在波動中前進的，且呈現周期性特點。一個完整的經濟波動周期包括四個階段：蕭條、復蘇、繁榮和衰退，因其運行像波浪一樣，所以簡稱為經濟波。周期性經濟波有橫波和縱波之分，橫波是指任何與該波有關的矢量與波的傳播方向相垂直的波；縱波是指任何與該波有關的矢量與波的傳播方向相一致的波。由于所有經濟體都是有邊界的，這兩種波經常耦合在一起，比較常見的經濟波動周期有康德拉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基欽周期。由于繁榮階段和衰退階段分別位于波峰和波谷，具有一定的能量，不斷推動經濟的周期性和非均衡性發展，如“曾為周期的危機，給予一個物質基礎”[3]，即促進了固定資產更新、工藝的改進、科學技術的應用，為下一次繁榮奠定了基礎。

三、線性經濟規則波與非線性經濟危機的特征

從表面上看，經濟體內要素的變化是非正常波動，但實際上其變化具有確定的屬性。從微觀結構及運動來看，經濟體內的各個要素在時間或空間上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從宏觀結構及運動來看，每個要素在時間或空間上的分布是均勻的，兩者的相互矛盾決定了經濟體的運行過程既具有線性波動又具有非線性波動的特征。

（一）線性經濟規則波的特征

線性經濟規則波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在經濟發展初期，一是經濟體較為封閉，對外貿易依存度低；二是第一產業在產業結構中比重較大，第三產業比重較小；三是要素相互獨立，橫向聯系少，且層次分明，如行業條塊分割等。

1.線性疊加性。由于每一個要素的運動或變化都會引起經濟體的波動，而波長可能各不相同。所以，經濟體波動可以被看成是由許多不同要素的分經濟波疊加而成的，稱為合成波。較為穩定的合成波是一種線性疊加，即線性規則波，這種疊加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被疊加的，經濟波參數（波長、波幅、周期等）均相同，在其傳播過程中波形將保持不變；另一種情況是被疊加的，經濟波參數各不相同，在其傳播過程中波形將發生改變。

2.分層性。各要素之間聯系在線性經濟規則波中不太緊密，且發展速度也較慢，所以該經濟體表現為分層波動，稱為層流。經濟體分層有縱向和橫向兩種形式，縱向分層分為高層經濟體、中層經濟體和低層經濟體等，橫向分層分為農業經濟體、工業經濟體、服務業經濟體等，每一層次都是有規則地按一定方向（專業化）、一定發展速度做相對運動的，彼此不相混雜。

3.有序性。線性經濟規則波的有序性既包含低級有序性，又包含高級有序性。低級有序性緣于經濟體所含要素少、結構簡單、功能單一，所以整體性較弱，導致經濟體發展速度緩慢。高級有序性不僅經濟體所含要素多、結構復雜、功能多樣，而且各經濟分量之間能夠相互協調、和諧發展，所以整體性較強，導致經濟體發展速度較快。但是，無論何種有序性都表現為經濟體平穩運行，且具有一定的規律性。

（二）非線性經濟危機的特征

當線性經濟規則波遭受較大沖擊，且經濟體發展處于加速狀態時，其層流將會被破壞，出現了切向的速度分量，使各經濟流層互相混合，該經濟體逐漸從有序性轉變為混沌、無序性，形成紊亂的運行狀態，甚至可能出現經濟“漩渦”，這種情況稱為經濟危機。所以，非線性經濟危機所導致的能量、資源損耗要比線性經濟合成波大得多。

1.非線性疊加。經濟危機的產生并非是各分經濟波的簡單疊加，而是各要素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了蝴蝶效應，放大了該疊加。一個微小的沖擊，“甚至只是一個負面的新聞，也可能會通過放大作用對某一市場產生毀滅性的打擊”[4]，進而沖擊整個經濟體。這種非線性放大效應具有突然性，難以預測，人們常常用“爆發”這個詞來描述經濟危機的產生。

2.混合性。經濟危機的爆發一方面是某些要素發展速度較快、脫離實際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各要素相互“纏繞”和相互作用的結果。不僅產生經濟危機的經濟體沒有層次之分，而且各經濟分量的發展速度和方向也都是極不規則的，有許多不規則的“漩渦”產生，使經濟體各層相互混雜起來。它們不是有規則地做相對運動，而是以相互超越的速度發展，如“信用過度膨脹，是造成隨即出現的1929年大災難的首要原因”[5]。

3.無序性。經濟危機的無序性是指經濟分量的不規則波動，不僅表現為供給無序，而且需求也無序。“消費市場已經表現出奢侈過度的特征，這不是因為所有的美國人都對世間商品充滿貪婪物欲，而是因為人們的購買力已經徹底無序”[5]。所以，經濟危機也可理解為經濟體的速度、各種屬性等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漲落現象。當經濟體出現經濟危機時，其要素除了作宏觀運動之外，還要作不規則的危機漲落運動。

4.傳播性。經濟危機會傳播，并以震蕩的方式進行，這是因為經濟體在受到擾動時所激發出的內應力，趨向于把該經濟體恢復到原來的未擾動狀態。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果一國發生經濟危機，可以更容易通過某種方式，例如“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其他國際金融聯系等將該危機傳輸出去，使自己國內的經濟危機程度降低，但卻會在短期內、在世界更大范圍內引起經濟震蕩”[6]。

四、從線性經濟規則波到非線性經濟危機

經濟周期表現為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是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正常現象。所以，“產出絕對水平的上下波動（即古典周期）和產出增長速度快慢的交替變化（即增長周期）現象古已有之”[7]，“歷史經驗似乎已經證明即使沒有那些表面上被認為是起因的顯著的外在力量，周期運動也仍然有繼續存在的強烈傾向”[8]。以19世紀20年代為分界線，在此之前由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還沒有爆發過全面的經濟危機，所以被稱為線性經濟周期階段，其主要運行特點是經濟規則波；在此之后，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危機均頻繁爆發，對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均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它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該階段被稱為非線性經濟周期階段，其主要運行特點是經濟危機。

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由于產品供不應求，“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9]。從長期來看，作為工業資產階級代表的薩伊等古典經濟學家，以及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都認為“沒有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失業”[10]。所以，“無危機論”對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起著理論基礎作用，“使資產階級徹底擺脫封建殘留勢力和生產關系的束縛以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11]。但是， “無危機”并不是說經濟沒有波動，而是指經濟波動幅度在合理范圍內，是一種線性經濟規則波。線性經濟規則波不僅是非線性經濟危機的前提，而且還是其基礎。正常運行的經濟體如果受到某種（內部或外部）因素的擾動，打破了原有的線性經濟平衡，不平衡的部分就以一定的速度向經濟體的其余部分傳播，振幅一旦超過臨界值，該經濟體可能會變得很不穩定，導致整個經濟體的震蕩，演變為經濟危機。內部因素包括技術的創新效應、固定資產的集中更新、金融領域的乘數-加速效應和貨幣的超量供應等；外部因素包括國際貿易、熱錢效應、跨國公司等。例如2007年發生在美國的經濟危機，“房地產市場遭受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暴跌，在2007年的最后一個季度里，全美國的房地產價格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7.5%，美國某些地區的房產銷售商憂心忡忡地注意到自己的房地產價格猛挫50%”[12]。因此，經濟危機在一定時期內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伴侶。

五、經濟危機的“孤立波”效應

（一）孤立波理論概述

“孤立波”一詞譯于英文solitary waves，是由英國科學家羅素（J.S.Rusell）于1844年首先發現的奇特現象。1895年考特威格（Korteweg）和德伏瑞斯（De Vries）建立了有名的淺水波動方程，即KdV方程，并求出了該孤立波解。孤立波理論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中廣泛存在的既有非線性會聚效應又有色散效應的復雜波動系統，其借助能量守恒定律闡釋隱藏于波動現象中的形狀不彌散問題，從而提供了觀察自然的新途徑，并成為描述和解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重要方法和數量模型。它有一個有趣的特點：它的波峰越高，速度就越快，若有一低一高兩個孤立波，低的在前，高的在后，沿同一方向前進，則經過一段時間后，高的孤立波必然會追上低的一個而發生“碰撞”（趙芳燦，1983）。碰撞會產生兩種可能，一是彈性碰撞，即碰撞后保持原有的速度和波形，采布斯基（Zabusky）和克魯思卡爾（Kruskal）（1965）把這種具有類似于粒子碰撞后不變性質的波，稱為孤立子；二是非彈性碰撞，即碰撞后原有的速度和波形發生了改變，這種波仍被稱為孤立波。孤立波理論最主要的特征是波的會聚效應和色散效應的綜合作用，其原因是波的能量有限性，且分布在有限的空間或時間范圍內。會聚效應將把不同行進速度的波集中在一起，形成“浪”；色散效應將把不同行進速度的波分散，使其消失。所以，兩者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如果大小也相等則會形成孤立子。

（二）孤立波理論在經濟危機中的應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經濟波動不可避免，但只要把該波動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經濟危機則不會發生。即使經濟危機發生了也并不意味著經濟體就一定會崩潰，通過適當的政府干預，經濟危機可以改變波動形狀，使其慢慢地消失或傳播出去。所以，政府干預主要針對的是經濟危機傳播過程中的匯聚效應和色散效應。

1.經濟危機的會聚效應。經濟危機的會聚效應源于經濟繁榮階段，是經濟體里企業不平衡發展的結果。一方面，由于人員構成、文化、技術、規模等的不同，在“經濟人”行為的推動下，企業發展規模和速度也必然會產生差異；另一方面，企業發展過程也并非一帆風順，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也在所難免。或因為消費者需求偏好發生變化，或因為領導者決策失誤，或因為其他企業原因，這些因素都會對企業發展產生某種阻滯力。企業不同，阻滯力的大小也不同。一般情況下經濟越繁榮，阻滯力對企業的影響也就越大。當某一經濟體或經濟分量中不同企業，有不同的行進速度時便會產生會聚效應。特別是當一些企業發展速度較快，另一些企業發展速度較慢時，兩者的速度差異使得經濟波在運行的過程中將會越來越向前傾，且這種差異越大，經濟波的前傾度也就越大。因此，在某一時刻，一些“排頭兵”企業開始出現“崩塌”，從而產生經濟危機。例如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在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繁榮、次級貸款市場迅速發展的基礎上，由占次級貸款市場7成份額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破產引發的。

2.經濟危機的色散效應。經濟危機的發生并非一蹴而就的，要經歷一個風險積累的過程。一方面，在此期間自動穩定器不斷起作用，如比例所得稅、轉移支付、儲蓄等，它能夠減少各種干擾對經濟發展的沖擊，即在經濟繁榮的時候自動抑制膨脹，在經濟衰退時自動減輕蕭條，從而使經濟發展趨于平穩；另一方面，政府也會根據“凱恩斯原理”對經濟波動進行一些宏觀調控，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它包括“雙緊”模式、“雙松”模式、“松財政、緊銀行”模式、“緊財政、松銀行”模式等，以化解風險。由于這些機制和政策實施的范圍、對象、條件、目的等各不相同，如與貨幣手段相比，財政手段偏重于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具有更強的控制性和時滯性，對調整產業結構更為有利。與財政手段相比，貨幣手段側重于解決分配的效率問題，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時效性，對調節企業行為更為有效。由于它們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力和方向各不相同，使得不同行業中的各個企業以不同的速度發展，導致經濟波在運動時改變它的形狀，并彌散開來。所以，初始時刻出現的經濟危機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彌散，以至在某個時刻完全消失。

3.兩種效應的綜合作用。經濟危機的會聚效應和色散效應并非是獨立存在的，它們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經濟體，使其呈波浪式前進。根據會聚效應與色散效應之間關系的不同，可以把經濟危機孤立波分為收斂型孤立波、平衡型孤立波、發散型孤立波。收斂型孤立波是指由經濟波的會聚效應大于其色散效應所引發的危機。這種危機是短期的，波形是不穩定，它傳播距離短，震蕩性大，對本國經濟有重大的影響。例如1990年前蘇聯發生的經濟危機，其主要原因是產業發展的不協調，即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輕視了輕工業和民用工業的協同作用，直接導致了蘇聯解體。平衡型孤立波即孤立子，是指由經濟波的會聚效應等于其色散效應所引發的危機。這種危機是長期的，波形是穩定的，它傳播距離長，有一定的穿透能力，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較大。例如1929-1933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成為資本主義歷史上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首先就是因為它席卷了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使一些國家很難靠犧牲另一些國家來擺脫危機[1]。發散型孤立波是指由經濟波的會聚效應小于其色散效應所引發的危機，這種危機是短期的，波形小并逐漸消失，它對本國經濟的影響較小。例如1993-1994年發生在我國的通脹危機（24.8%），通過政府的一系列宏觀調控，1996年下降到5%，同時避免了經濟出現大的滑坡，保持了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率（1997年仍達到9.7%）[13]，并且使得經濟結構更加合理，實現就業和經濟的軟著陸。在會聚效應和色散效應中，會聚效應更多地受市場行為的影響，較難控制，而色散效應更多地受計劃行為的影響，較容易把握，如某些國家采取諸如貨幣貶值、出口補貼等政策，產生孤立子，轉嫁經濟危機，從而危及其他國家。

六、結語

經濟波動是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現象，它是由許多影響因素形成的單一頻率的、單色的經濟波疊加而成的。如果是線性疊加則稱為線性經濟規則波，如果是非線性疊加則稱為非線性經濟危機。不管是線性經濟規則波，還是非線性經濟危機，都具有周期性特點。非線性經濟危機來源于線性經濟規則波的非正常波動，它能夠在不同企業、行業、地區、國家之間傳播，有時候很弱，有時候很強，可以連續地傳播，直到色散效應而消失為止。在當今社會，經濟危機的傳播具有了新的特點：策源地多元化和小國化、策源點金融化和虛擬化等。通過把孤立波理論引入經濟危機的研究，發現經濟危機在產生、傳播過程中具有孤立波特征。經濟危機的孤立波分析有利于認知其內在的結構和形態演化，有利于決策者了解經濟體里企業的不均衡發展以及對制訂和實施情況，為化解危機提供有針對性的政策支持。但是，對于經濟危機采用的孤立波理論研究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缺少前人在該方面的研究成果與探索經驗。本文對經濟危機的孤立波分析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需在以后的研究中作出深入地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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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規律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周期性變化;銀行

中圖分類號:F123.16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31(2006)11-0023-05

一､我國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概述

經濟周期波動是現代經濟社會具有的一種普遍現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經濟周期是“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這種過程實質上反映了宏觀經濟在運行過程中反復出現的對其均衡狀態的偏離與調整過程｡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經濟周期是指經濟活動沿著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所經歷的有規律的擴張和收縮｡經濟周期大體經歷周期性的四個階段:繁榮､衰退､簫條和復蘇｡

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歷程表明,經濟增長始終與經濟波動相伴而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因受世界經濟格局､經濟體制基礎､經濟運行機制､經濟結構和宏觀調控政策等內外部因素變化的影響,我國的經濟周期性波動特征更加明顯｡

綜合分析我國GDP增長率(見圖1),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大致經歷了五次周期性波動(以波谷至波谷為一周期)｡第一個周期是從1981年到1986年,第二個周期是從1986年到1990年,第三個周期是從1990年到1999年,第四個周期是1999年至2001年,自2001年至今,處于第五個周期之中｡

1978年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表現出“擴張―收縮”交替周期波動格局,在1993年前,波動明顯,幅度較大;自1993年起,經濟增長出現新的變化,波動趨緩,幅度較小｡從總體趨勢看,波谷的不斷上升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增強了抗衰退能力;波峰的不斷下降表明我國的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擴張的盲目性,增強了發展的穩定性;平均位勢的提高表明我國經濟克服了“大起大落”,總體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周期的擴張表明我國經濟發展有了更強的持續性｡總的來說,我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在體制變革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中,波動振幅趨于平緩,經濟增長形態有了較大的改善｡

二､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與銀行業的關系

經濟決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經濟｡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完善,宏觀經濟與銀行業之間的關系愈加密切,相互作用愈加明顯｡一方面,經濟波動直接影響著銀行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金融體系的良好運行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也會導致或加劇經濟波動,甚至引發金融和經濟危機,延緩經濟增長｡

(一)指標波動曲線對比分析

結合貨幣供給量､信貸及不良貸款率三項金融指標(1982-2005年數據),我們對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與銀行業的關系進行對比和分析｡

從M0､M1､M2的增長率曲線與GDP增長率曲線對比(如圖2)及信貸增長率曲線與GDP增長率曲線對比(如圖3)可以看出,1994年前,我國的貨幣供應量､信貸增長波動略先于經濟周期性波動,貨幣供應量､信貸對經濟增長波動影響較強｡進入1994年后,貨幣供應量､信貸增長與經濟運行的關系發生了變化,波動相對于經濟周期性波動從略有超前轉變為同步甚至略有滯后,貨幣供應量､信貸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由強轉弱,經濟周期波動對貨幣供應量､信貸的影響開始顯現｡

從歷史數據來看,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變化相對于經濟周期性波動明顯滯后,經濟周期性波動對不良貸款的影響不斷增強｡我國不良貸款增長主要集中在三個時期｡一是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二是90年代初經濟過熱時期｡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從1990年的10%上升到1993年的20%左右｡三是9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三次不良貸款大幅增加均受到了經濟波動的影響,與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軌跡十分吻合｡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共經歷了五次通貨膨脹和一次通貨緊縮態勢,其傳導模式十分相似,都是經濟的大幅波動引起的,其過程是固定資產投資盲目擴大,帶動貨幣信貸的快速增長,貨幣供應量不斷增加,繼而帶動上､中､下游價格上漲｡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大大超過實際需求,產品銷不出去,企業資金鏈斷裂,銀行貸款形成不良貸款｡

通過對比和分析,可以將經濟周期性波動與銀行業的關系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當經濟運行呈上升態勢時,企業的投資需求增強,社會資金需求加大,貨幣供應量增加,銀行相對放松信貸準入條件,信貸投放速度加快｡持續的信貸增長會導致信貸膨脹,從而引發通貨膨脹,產生經濟泡沫｡二是當經濟運行開始轉向下降趨勢時,銀行的信貸投放速度也開始放緩,此時,企業對外負債水平較高､經營收益減少,向銀行再融資出現困難,按期償債能力減弱,不良貸款開始逐步暴露,進而產生通貨緊縮趨勢,加劇不良貸款惡化的預期,進一步導致經濟發展步入低迷｡

(二)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對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經濟發展呈現周期性波動是客觀存在的｡只有認識規律､掌握規律､合理利用規律,才能有效促進銀行業持續､良性發展｡這其中,國家根據經濟運行狀況實施的宏觀經濟調控,對銀行業影響最深刻｡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按性質來劃分包括放松銀根和緊縮銀根兩種｡宏觀調控放松銀根對銀行的影響是積極的,而宏觀調控緊縮銀根給銀行帶來的更多是沖擊與考驗,其對銀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銀行信貸供求矛盾突出｡國家實行宏觀經濟調控后,受國家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調整的影響,銀行在減緩發放貸款特別是流動資金貸款的同時,也加快了清收力度,銀行的信貸供給受到壓縮,但是市場上的信貸需求由于是剛性的并沒有立即相應地縮減,這種供求矛盾必將影響企業的經營,影響銀行的效益,銀行的信貸風險加大｡宏觀調控對于泡沫經濟的影響給銀行帶來的沖擊更是劇烈的｡

2.信貸結構不合理現象加劇｡一是大戶貸款風險集中問題突出｡宏觀調控實施后,出于控制風險考慮,銀行將貸款營銷對象進一步鎖定在少數規模相對較大､當期效益較好的大型骨干企業｡當效益較好的企業隨著行業景氣度下降或新一輪宏觀調控影響而出現問題,會給銀行帶來集中風險｡并且,銀行“扎堆”競爭營銷大企業貸款,可能還會帶來貸前調查的放松､貸款條件及流程的簡化等違規行為｡二是貸款行業結構趨同現象突出｡目前,不少銀行機構在貸款投向上,偏好電力､電信､教育､交通等行業和建設項目,各家商業銀行貸款結構趨同現象加劇｡由于這些授信對象大都具有項目工期較長､自有資本較少､資金需求量大､受政策影響較大等特點,存在著嚴重的風險隱患｡三是貸款結構長期化和存貸款期限不匹配問題突出｡“重營銷､輕風險”､“重余額､輕結構”等狀況給信貸資產帶來隱患｡

3.不良貸款攀升,經營難度加大｡一是銀行新增貸款對不良貸款率的稀釋作用明顯減弱｡二是企業資金緊張的心理預期,可能加劇信貸整體風險｡在銀根總體抽緊､流動資金供應相對減少的情況下,一些企業擔心得不到銀行穩定的資金支持,在有還貸能力的情況下“惜還”或“拒還”貸款,增加銀行貸款風險｡一些企業在銀行收回貸款､原材料漲價和應收賬款增加的夾擊下,可能會產生資金鏈條斷裂的危險,影響到企業的正常經營,進而影響到上下游企業和關聯企業的經營,最終可能引起整個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的上升｡此外,銀行受資本約束限制,正在或準備對部分授信客戶實施壓縮或退出,如果方式不當或力度過大,也可能產生連鎖反應｡三是考慮到宏觀調控措施對一些行業和企業影響的時滯因素,潛在風險將會在更長一段時間內逐步顯現,不良貸款在一定范圍內可能有所反彈｡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作為經營貨幣特殊的金融企業,銀行是典型的宏觀經濟周期行業,不管是利率､匯率變動,或是全球經濟波動,銀行都會首當其沖,暴露在風險之下｡在我國間接融資占主體的融資框架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在不同的經濟周期,風險大相徑庭,在經濟繁榮時期,因為企業盈利情況良好,貸款質量往往不會發生問題;但在經濟衰退時期,除直接影響銀行經營收入外,還可能因為企業經營與效益受較大影響,給銀行帶來新一輪的不良資產｡此外,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擴大成為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但在經濟過熱隨之而來的宏觀調控,又讓銀行成為了風險的重要承擔者,銀行信貸規模增長速度和投向受到“壓制”,必將給銀行的經營帶來較大的風險｡

三､銀行業應對經濟周期變化的對策建議

(一)加大對經濟形勢和國家宏觀政策的研究,建立宏觀經濟周期變化的提前反應機制

建立服務于決策層的專門機構負責研究國家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宏觀政策｡加強宏觀經濟運行情況分析,把握金融監管當局的政策取向,了解全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提出商業銀行業務發展的重點區域､行業｡密切關注國家產業政策的變化,加強行業及其信貸投放的跟蹤分析,準確把握貸款投放行業的發展前景､市場空間及市場容量,強化行業信貸授信的總量研究與控制,并以此為基礎建立提前宏觀經濟變動的反應機制,化解宏觀經濟周期波動造成的系統風險,避免因與國家或監管當局的政策抵觸而導致的政策風險,從戰略高度確定銀行業務發展的重點方向｡

(二)調整優化信貸資產結構,建立適應宏觀經濟周期變化的“最優”資產組合

要減少宏觀經濟周期變化的沖擊,關鍵要轉換存量,優化增量,增加宏觀政策支持或處景氣上升期行業的信貸資產,減少受宏觀調控影響大或處景氣下降期的行業的信貸資產,建立一個多元化的有利于風險分散與效益最大化的資產組合｡

1.結構性調整新增資產｡從總量入手,著力解決結構性的問題,一方面控制部分行業的過度投資和盲目發展,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勵一些薄弱行業的發展｡即使對于過熱行業,在政策上也不搞“一刀切”,該控制的堅決控制,該支持的大力支持｡結構調整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行業結構調整;客戶結構調整;資產結構調整｡

2.針對性優化存量資產｡對于經濟周期轉向蕭條或者宏觀調控而使得風險程度增加的貸款要執行信貸退出政策,將風險性貸款轉換為現金或者較為安全的貸款｡對已經轉化為不良資產的貸款要轉入不良資產的處置程序｡[1]對風險程度較高､出現一定支付危機的企業,應果斷對其停止貸款,并通過采取多種措施積極回收貸款,無法回收貸款的要采取資產保全措施｡對出現風險因素但還有正常的現金流量和支付能力的企業,要本著以收回貸款為導向采取以進促退､逐漸退出的策略,通過增加貸款､增加抵押物和擔保來保證貸款的安全｡在信貸退出的時候,可以借鑒國外經驗,采取貸款交易的形式,通過將貸款出售來實現｡

(三)加強利率風險管理,構建順應宏觀經濟形勢的資產負債管理體系

經濟周期與利率的關系非常密切｡一般來說,在周期的蕭條階段,利率水平最低;當經濟走向復蘇時,利率開始緩慢回升,到繁榮階段達到最高｡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利率市場化成為了我國金融市場的改革方向,利率管理必將對商業銀行經營與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商業銀行應審時度勢,強化利率風險管理,及時調整自身的經營戰略,實現高質量的持續健康發展｡

1.建立科學高效的利率定價機制｡強化利率管理分析,科學準確地預測利率變動方向､水平､結構和周期特點等,形成對金融市場的快速反應能力,盡量減少因利率變化而引起的負面影響｡不斷改進利率定價方式,根據金融市場總體利率水平,以及資本成本､貸款費用､貸款收益､風險差異､同業競爭情況等因素,確定全行的基準利率,并根據不同的市場及客戶信用狀況授權一定的浮動幅度,提高利率管理的效力｡

2.建立完善利率風險控制體系｡強化管理,建立嚴格的利率管理規章制度,規范操作行為｡加大對利率執行情況的調查､檢查和監督力度,防范利率風險｡

3.構建以利率風險管理為核心的資產負債管理體系｡強化利率風險管理意識,逐步確立利率風險管理在資產負債管理中的核心地位,確保資產與負債總量平衡與結構對稱｡明確有關部門在利率風險管理規劃､識別､計量､監控､評價等方面的權利和職責,引入利率敏感性分析和缺口管理技術,建立利率風險限額管理體系,確保利率風險頭寸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把利率變動造成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確保商業銀行經濟效益的穩步提高｡

(四)建立全方位的風險監管體系,加強宏觀經濟周期變化的風險控制

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切實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既是銀行風險管理的重中之重,也是應對經濟周期變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種現實選擇｡

1.建立前瞻性的風險監管體制,加強風險預測｡以周期為基礎來評估信貸資產的當前風險和未來風險,預測信貸項目的違約概率和未來可能發生的消極影響,并按照理性支持業務發展的要求,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競爭態勢,及時調險管理政策､程序和方法,全面提高風險管理政策的前瞻性與適應性,提高風險管理的效率和有效性｡

2.建立立體化的風險監控體系,加強風險管理｡進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明確董事會與經營層之間的權利和責任｡董事會通過風險管理委員會實現對風險管理進行整體戰略決策的管理;通過獨立而權威的風險管理部門實現對銀行內各機構風險的有機統一管理;通過科學完整的風險識別､衡量､監測､控制和轉移實現對風險的全過程監理;通過合理明確的職能劃分實現風險管理職責在各業務部門之間､上下級之間的有效協調､聯動管理｡

3.建立完善的風險準備制度,提高抗風險能力｡國際上的大銀行都把風險準備制度作為防范風險損失的最后堤防和生存的保障｡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體系并不完整,風險管理水平也不高,風險準備制度對于銀行的持續經營就更為重要｡因此,商業銀行應當利用宏觀經濟繁榮的有利時期,建立足夠的風險準備金,抓住盈利空間擴大的機遇,提高撥備覆蓋率和資本充足率,防止未來的風險損失給銀行持續經營帶來影響｡

4.利用經濟周期變化,提高不良資產的處置回報率｡經濟衰退期,往往是不良資產大量暴露的時期,也是商業銀行急于處置不良資產的時期｡但是,有一個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一些行業或項目在這個經濟周期是不良資產,到下一個經濟周期可能又轉化了優良資產,這有一個不良資產處置的時機問題｡以海南房地產業為例,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發生后,房地產行業不良資產大量產生,各家銀行急于回收資金,對一些項目不計成本盲目處置,有此項目的處置回收率不到10%｡但到90年代末,隨著海南經濟的好轉,很多房地產商低價買入的房地產項目,短短幾年,由不良資產很快又變成了優質資產,房地產商從中獲取了巨額利益｡因此,金融業必須要把握好經濟周期變化的規律和特點,善于利用經濟周期變化處置不良資產｡要建立一種評估和盤活機制,對一些看準的行業或項目,寧可犧牲資金的時間價值,也不可盲目處置｡

(五)加快金融創新,增強適應宏觀經濟周期變化的競爭能力

創新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動力｡當今世界,在金融創新的實踐過程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工具､新技術和新市場,很大程度地革新了金融業傳統的業務活動和經營方式,改變了金融總量和結構,促進了金融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傳統的銀行經營理念下,銀行經營更多體現在存､貸款業務上,由于業務單一､產品匱乏,造成銀行業受經濟周期變化的影響極大,如果排除國家信譽這一保障因素,在經濟劇烈波動的情況下,銀行經營都將難以為續｡因此,銀行業必須加大業務創新的研究力度,不斷探索出趨利避害的產品和措施,以更好地適應經濟周期的變化｡

1.經營模式創新｡簡言之,就是要加快發展投資銀行業務,實行“混業經營”｡所謂“混業經營”是指商業銀行經營保險､證券等金融業務;廣義上是指銀行除經營保險､證券等金融業務外,還持有非金融公司的股份｡按照當前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銀行可以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進行混業經營,滿足多元化的經營需求｡當務之急要大力發展投資銀行業務,利用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有利時機,把證券籌資者､投資者､券商､基金及其他中介機構作為重點,為證券發行､證券交易､融資融券､委托等方面提供服務,同時要注意為今后進一步的混業經營積累經驗｡[2]時機成熟以后,有選擇地通過控股子公司,經營保險､證券等金融業務｡

2.業務方式創新｡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國內銀行壟斷競爭的態勢進一步被打破,傳統資產負債業務的利潤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銀行不可避免要進入微利時代｡因此,必須加大業務創新力度,以創新應對經濟周期的變化和市場競爭的變化｡業務方式的創新包括資產業務創新､負債業務創新､表外業務創新等方面｡[3]

3.品牌管理創新｡現代金融市場競爭是品牌競爭｡一般來說,品牌不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而變化,是銀行剛性的競爭力,也是銀行應對經濟周期變化甚至是經濟危機沖擊的最穩定的基礎｡要想讓品牌具有長久旺盛的生命力,要制定推廣品牌戰略,通過持續不斷的創新,促進產品更新､換代升級,培育新的品牌增長點,不斷提高銀行的競爭力和品牌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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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規律范文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危機；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

[中圖分類號]F0-0；F8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3）06-0036-03

自2008年由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的金融危機已經過去5年了，目前全球經濟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雖然世界經濟在各國政府的積極干預下，避免了更進一步的蕭條，但是經濟衰退的霧霾仍然籠罩著全球經濟，經濟復蘇的步伐仍然舉步維艱。全球性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的破產、資本主義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各種矛盾和困境，這些現象證明了馬克思的種種預見。因此，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的實質和特點，以及經濟危機周期性的物質基礎和信用在經濟危機中作用的論述，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仍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是我們防范金融危機的一把啟關的鑰匙。

一、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是現代工業發展不可避免的現象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含著絕對發展生產力的趨勢，伴隨著資本主義現代大工業的發展，經濟危機的產生就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經濟現象。馬克思指出，“現代工業才會經常地出現生產過剩和生產不足的現象——由于比例失調而帶來的經常的動蕩和痙攣”[1]。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保存現有資本價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資本價值，資本的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因而使生產具有了無限擴大的趨勢。在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的發展中，伴隨著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過程的加速進行，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這意味著資本積累增長的同時會相對減少對勞動的需求，因而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趕不上生產能力的增長，形成了大量的與生產力發展并進的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這些相對過剩人口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周期運行的蓄水池。可見，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生產發展的結果是一方面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另一方面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得到強化。而生產的社會化要求社會各個生產部門之間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條件下，各個部門之間的這種合理比例經常受到破壞，必然導致生產普遍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作出了這樣的判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是普遍的相對生產過剩。

二、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具有周期性爆發的特征

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呈現出每隔若干年就爆發一次的周期循環運動的特征，而危機、蕭條、復蘇和繁榮這四個階段就是經濟周期循環運動的各個環節。在這個周期循環運動中，危機表現為經濟周期循環的終點和起點，經濟危機的這種周期爆發特征的物質基礎是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因為危機的爆發意味著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遭到破壞，而社會再生產的進一步恢復和發展則需要通過大規模固定資本的更新。固定資本的周期更新必然引起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生產重新活躍起來，進而使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重新得到恢復和調整，其作用機制是：作為社會生產的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生產部門通過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必然會引起其對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的需求增加，從而刺激生產資料部門的生產的擴大和發展以及工人就業的增加，由此又會帶動社會生產的第二部類——消費資料生產部門生產的相應擴充和發展，這進一步重新激活了整個社會生產，進而達到新的經濟繁榮階段。所以，大規模固定資本更新為資本主義經濟擺脫危機和蕭條，進而走向新的復蘇和繁榮創造了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又為新的經濟危機爆發準備了物質條件。這主要是由于伴隨著固定資本的大規模周期更新，必然帶來生產技術的進步和創新，以及生產組織的改進，使得企業生產效率不斷提高，這進一步加劇了各部門和各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大魚吃小魚”現象不可避免，從而使社會正常生產所必需的結構以及各產業間正常比例遭到破壞。當這種破壞作用造成社會總供給結構與社會總需求結構嚴重失衡，并且社會總供給量遠遠超過社會總需求量而造成大量的普遍的生產過剩時，新的經濟危機便再一次爆發。可見，在固定資本周期更新的物質基礎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斷循環往復地周期性爆發。

三、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的加速器是信用制度的發展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實踐表明，經濟危機往往是在信用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程度的條件下產生的，信用對于經濟危機的爆發起著加速推進的作用，這是由于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一方面信用制度的發展使得社會各個再生產過程加快了，因而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為投機者提供了在一定限度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因而又成為投機的基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不斷發展，信用關系也不斷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個領域，信用制度的擴大進一步推動了工商業的繁榮。因此，“可以伸縮的再生產過程，在這里被強化到了極限”，而“信用制度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2]。在信用的相互鏈條關系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資本循環受阻，再生產過程就陷入停滯和混亂，這種混亂和停滯會削弱與生產一同發展起來的信用支付手段，使信用鏈條關系遭到破壞，造成信用關系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3]。馬克思著重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危機乃至經濟危機大都是以金融危機為先導，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礎上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其再生產過程中一旦信用關系突然崩潰，必然會發生由信用危機導致的嚴重經濟危機的爆發。馬克思強調指出，正是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使信用的主要宣揚者……都具有一種有趣的混合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4]。

四、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歷史命運

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歷史實證考察，在理論上充分揭示了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一切矛盾的現實綜合和強制平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通過對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強制地使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一些矛盾得到緩和。因此，這種強制作用在使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得到發展的同時，必然使其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機，這種危機的根源就在于資本主義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表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是依靠對生產力本身的暴力破壞不斷繼續前進的，這最終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無法逃脫最后崩潰的歷史命運。

五、啟示

綜上所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闡釋，不僅對于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性，對研究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產生的客觀必然性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我們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必然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同樣存在。在我國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市場機制越來越充分發揮著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在市場經濟運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經濟周期性波動。特別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波動又一次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需要特別加以重視和關注的問題。因此，在當下的經濟形勢下，我們更有必要深入探索有關經濟周期波動的理論并掌握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規律，在此基礎上研究制定出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的政策，避免由經濟周期的劇烈波動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的負效應。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物質基礎同樣是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政府為了避免經濟進一步衰退，加強了政府干預，在各種干預措施中固定資本更新是其重要手段之一。從各國的經驗和我國發展實踐來看，在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時，要注重引導投資方向、控制投資規模、保證投資質量，使得固定資本更新在結構上更具有合理性，以避免國民經濟比例的進一步失調導致的經濟波動幅度的加劇。為此，我國政府在制定和實施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中，要以各種產業政策和建設規劃為依據來引導資金的合理投資方向，以保持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比例平衡，避免在固定資本更新中的重復投資擴張而導致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衡甚至惡化。

3.信用發展與經濟發展存在著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信用制度既是促進再生產的工具，又是助長投機和冒險的武器。投機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經濟虛假繁榮，會引發金融危機，乃至商業危機和生產危機。所以，如果銀行信用極度擴張，信用關系一旦遭到破壞，金融危機就不可避免，一旦爆發金融危機，再生產就會癱瘓，從而引起經濟危機。因此，我們要加強信用監督管理，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就是信用關系遭到破壞引起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我們要以此為鑒，在充分利用信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限制其消極作用的影響。特別是目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政府應加強對信用制度的規范化和法制化的管理，加快完善金融政策、健全金融立法及融資體系的步伐，防止信用活動失控而出現信用膨脹導致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甚至危機，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增長。

參考文獻：

第8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規律范文

[關鍵詞] 經濟周期；稅收收入；波動周期性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23. 048

[中圖分類號] F812.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4）23- 0085- 03

稅收既是財政收入的最重要來源，又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調節器”，同時還是國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參與者。因此，安體富（2010）認為稅收波動既關系到財政收入水平，又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結構、質量變化，關系到百姓收入和消費水平，直接影響著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1]。經濟發展的周期性，表現在其運行中的忽而擴張與忽而緊縮交替更迭、循環往復波動規律，從而導致稅收收入的周期性波動，并對經濟政策調整和稅收征管制度改革產生新的需求。

1 經濟循環周期對稅收收入波動性的影響

眾所周知，國民經濟決定稅收。由于經濟發展不能滯停在一條“水平線”上，每個發展周期內經濟運行速度、規模、質量的循環變化，必然造成稅收收入的波動。假設稅收收入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具有波動性特征，稅收收入會隨著經濟運行和結構調整周期完成而表現出波動變化幅度高低不同的周期性分布，并具有稅收入庫和財政考核要求不達標的可能性，即出現稅收收入風險。這就是我國稅收收入波動的“周期性特征”。該特征可以通過HP濾波法和滾動時窗法進行描述和驗證。

1.1 經濟循環周期內稅收收入波動性表現

按國家統計局出版的統計年鑒和財政部每年的財政決算報告，整理出1994-2013年GDP和稅收收入數據，并分別測算出稅收收入增長率、稅收收入占GDP比例等指標值（見表1）。

為將稅收收入年度內波動的周期性和短期性質突出地體現出來，可采用HP濾波法對稅收收入進行描述：運用Eviews 6.0軟件對我國1994-2012年的稅收收入季度數據進行HP濾波法分析，并分解出趨勢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按《中國經濟景氣月報》提供的數據，運用普雷斯科特濾波器（λ=1 600），繪出這20年各季度實際稅收收入和實際稅收收入增長率的變化軌跡，如圖1、圖2所示。

圖1顯示，1994年我國產品稅改征增值稅，并同步開展了消費稅，進入到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探索過渡期，稅收收入平穩增長。到2000年，市場經濟發育比較成熟，以房地產業和進出口貿易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點出現，加之國內汽車、家電和IT制造行業突飛猛進發展，促使國家稅收出現新的“拐點”，實際稅收收入開始快速增長。因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并逐步升級為“金融風暴”和“金融海嘯”，對中國經濟持續造成影響，加之實施結構性減稅和推行“消費型增值稅”使進項稅抵扣額大幅提高，故從2009年起我國稅收收入整體呈現下滑趨勢。

圖2是實際稅收收入增長率曲線，增長率是用某季度對照上季度的增長率環比計算得出的。可以看出，實際稅收收入的增長率趨勢保持在8%左右，而且稅收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周期性異常明顯地呈現N形曲線型。而從2003年開始，稅收收入的季度波動周期性的N形抖動明顯加強，普遍地表現為“一低二高三降四升”的規律性特征，即國家稅收收入第一季度普遍較低，第二季度則一路攀升到全年至高點，第三季度又回落下降，第四季度再次回升。

1.2 稅收收入波動的周期性特征

稅收收入有規律性的波動周期特征形成原因多種多樣，概括如下。

（1）首季度經濟發展平穩，稅收征收任務放緩。第一季度期間，雖然有春節前銷售的小會帶來增值稅和消費稅的收入增加，但本季度恰逢學校寒假，“教育經濟”進入蕭條期，兩者相抵后尋不見稅收凈增長點；而春節、元宵節等傳統節日假期比較集中，企業員工假日停薪將直接導致工薪所得稅降低，加之春節后消費遇冷，制造業、流通業和相關服務業銷售產值都難以提升，流轉稅及地方附加稅費自然降低。同時，在國家實行財政收入需求控制下的稅收指標分配征收模式下，各級稅務機關按照下發的收入任務指標組織收入，稅務機關也是按照半年度任務完成情況考核業績。這樣，稅務部門對上下兩個半年任務的首季度都是按常規征收，第二季度則為達到和超過考核指標而積極催收甚至加征。所以，處在每半年征收任務指標首期的第一、三季度的稅收收入偏低，而處于稅收征收任務指標緊張完成期的第二、四季度稅收收入偏高，成為我國稅收波動周期性的固定規律。

（2）二季度經濟增長點顯現，征收任務收口抓緊。第二季度稅收入庫金額偏高受多種因素影響：一是4月份是基本建設開工高峰期，而且天氣變暖，商品流通業和服務業異常活躍，出現季節性的消費經濟增長點，流轉稅收及附加隨之增高；二是前述稅務征收任務過度集中在“完成期”的主觀因素影響，稅務機關內部考核要求“時間過半、任務過半”，在每年6月和12月都是稅務管理員精神最緊張、征討稅款最忙的月份；三是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在5月31日結束，5月份成為部分企業所得稅補繳入庫高峰期，加之絕大多數企事業單位的上年度獎金都在4月份前后兌現，個人所得稅增加；四是“教育經濟”回升，特別是高校較為集中的城市經濟會得到全面拉動。所以，該季度稅收收入向上波動具有必然性。

（3）第四季度是年末且臨近春節，企事業單位將發放“年終加薪”和兌現獎金，使個人所得稅收入集中增長，雖然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比重小而對整體稅收收入增長態勢影響不大，但也不能忽略；春節前無比活躍的商品流通和旅游經濟必然刺激稅收收入增長，稅收收入呈向上波動趨勢。

2 經濟周期與稅收收入波動周期的關聯性

2.1 GDP增長率和稅收收入增長率的條件波動性

為描述稅收收入增長率時間序列軌跡的波動性，可利用滾動標準差代表稅收收入變化過程中的波動性，其中選取滾動時窗長度為4個季度。利用SPSS軟件具體計算GDP增長率和實際稅收收入增長率的條件波動性，參見圖3。

GDP增長率的滾動標準差總的來說較為平穩，但GDP增長率的條件波動性也表現出先下降后上升并穩定收斂于某一水平。這表明稅收收入增長率在1995-1999年之間的波動性遠遠大于GDP增長率，但是在2000年之后，稅收收入增長率的波動性逐步收斂于GDP的增長率的波動性。從2005年以后，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變化的波動性與稅收收入的波動程度基本類似，體現出近年來GDP變化和稅收變化的雙重穩定，但GDP的條件波動性水平高于稅收收入增長率的波動性。

2.2 經濟周期與稅收收入波動周期的相關性

研究表明，我國GDP增長率同稅收收入增長率之間始終存在條件波動性，即GDP增長率和稅收收入增長率相關，并互為波動條件，表現出一定規律的周期性。

（1）從1994 年開始，稅收收入增長率的滾動標準差逐漸減小至2000年末，這期間雖然稅收增長率滾動標準差一路下跌，但其波動性始終高于GDP增長率滾動標準差。主要是因為國家配合市場經濟試行而進行新稅制改革，統一了內資企業所得稅和內外籍人員個人所得稅，全面推行增值稅和開征消費稅，大量的增值稅優惠、出口退稅和適度降低的企業所得稅率以及2000年開始個人獨資和合伙企業改征個人所得稅等政策，刺激了國內經濟全面發展，稅收總量和結構性增長速度都低于國民經濟發展水平。說明在特定背景下，稅收的適度緊縮讓步，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為滿足經濟結構調整和規模擴張需求而恰當地運用稅收政策手段是必要的，主動性的稅收收入短期波動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2）從2001至2003年上半年，稅收增長率標準差經歷了一波三折的陡升陡降過程。主要原因是2001年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國內經濟發展速度調低，帶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出口）“兩降一穩”，前進乏力，當年資本總額對GDP增長貢獻率僅54.2%，凈出口-5.8%，分別比上年下降0.6%和13.7%；僅消費達到51.6%，比上年增加了14.3%，致使2001年GDP增長7.4%，稅收收入僅為15 165億元，比2000年增加了2 988億元，增幅為19.7%。2002經濟放緩，稅收收入總額實現17 004億元，2003年上半年遭遇“非典”，使國內經濟受到全面打擊，原本產生于經濟的稅收任務已經受挫，被迫還需要對出租等行業采取暫免稅政策，因此，盡管稅收波動性巨大，但始終位于GDP增長率波動水平之下；同時，由于強化稅收征管削弱了企業遞延納稅使季度的波動性程度降低，嚴格清理欠稅確保稅收收入任務完成，使稅收波動性再度顯著。表明在經濟發展受挫時期，保持清醒的經濟稅收思想，不貪圖過高征稅而保持經濟穩定是國家稅收的明智選擇。

（3）自2003年3季度至2004年末，世界經濟回暖，我國財政政策累積得到釋放，信貸投放加大，出口路徑拓寬，使2003年GDP增長率走勢呈“V”形，一季度高開達9.9%，二季度因“非典”沖擊而回落到6.7%，三季度非典疫情逐步消退在度回升到9.6%，四季度再步攀升到9.9%；伴隨著GDP增長，全國財政稅收收入也快速提升，當年增加到20 462億元，增幅達20.3%；2003年經濟持續增長，全年GDP達到136 515億元，躍居世界第六。2004年經濟總量在世界位次上前移一位，上升至第六， 2004年我國GDP達到159 878億元，增長率達到10.1%，稅收收入也進一步增加到25 718億元，增幅達到25.7%，稅收收入增長率相當于GDP增長率的2.5倍。從而，使稅收收入增長率的波動性逐步收斂于GDP的增長率的波動性。

（4）從2005年至今，稅收收入增長率的條件波動性始終穩定在0.15上下的水平，而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國民經濟發展十分嚴重的2008-2010年，GDP大幅回落，但稅收增長率卻持續走高，兩度接近0.2的水平，意味著稅收收入周期性波動在一定程度上掙脫了經濟波動周期，表明稅收增長主要依靠稅收征管力度和對企業的日常納稅行為監控趨于強化，稅收成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這也恰與企業頻繁遭遇納稅檢查和稅務“清欠”的客觀實際相吻合。2011年以來，國家陸續實行了一系列的結構性減稅政策，2012年對部分農產品加工業收購農產品實行核定抵扣進項稅額政策和在上海試行營改增辦法，2013年全國試行營改增政策，在促進經濟持續穩步發展的同時，也同步推動了稅源培育和稅收實際收入增長。所以，2005年至今的稅收收入增長率波動性始終平穩地收斂于經濟增長率。

（5）國內稅收普遍不景氣的根源在于經濟環境，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稅收收入的增長率往往都會下降。研究結果表明，GDP增長在9%的時候，稅收收入的速度會以20%～30%的速度增長，當GDP增速降到9%以下的時候，稅收收入增速就會迅速回落。GDP增速下降水平越大，稅收增幅越小甚至出現負增長。由于稅收收入增幅的波動性非常大，當GDP的波動振幅在1～2個百分點時，稅收收入的波動振幅就會相應的在10～20個百分點。

2.3 基于經濟周期的稅收收入波動性調整

稅收作為政府聚財工具，其收入在經濟發展中應該保持中性，不應過多地作為宏觀調控手段干預經濟；況且，稅收直接調節經濟功用很有限，若收入波動性過大必然隱藏一定風險。如2002-2007年上半年，GDP和稅收收入條件波動性極大，如2005年1月24日國家為刺激股市而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率由2‰下調為1‰[2]；當股市逐步走高后政府突然在2007年5月30日0時起偷偷將之由1‰猛增到3‰，使滬深股市早盤大跌并從此一蹶不振。因此，本文主張循序漸進地對稅收收入周期性和波動性予以調整。

（1）逐步縮小間接稅，適度擴大直接稅。一般而言，稅制結構中直接稅所占的比重越大，稅收制度的自動穩定功能就越強；反之，間接稅所占的比重越大，其自動穩定功能就越弱。因此，為減弱經濟周期對稅收收入的波動性影響，今后國家應逐步提高直接稅所占比重。從稅制改革方向上，全面推行“營改增”并適當降低產品制造和商品流通兩大生產經營領域的增值稅率，適度提高企業所得稅率，加快個人所得稅分類與綜合征稅相結合的征管體制，適時開征遺產稅和環境保護稅。

（2）突出稅收“固定性”特征。要減少政策調整頻率以增強稅法要素內容的固定性，如進出口關稅就應充分結合我國實際，更加突出體現“保護性關稅”指導思想，針對與不同國家、地區和組織的貿易關系和關稅協定，作為調節進出口結構和總量的重要工具，但也要遵循“稅率隨貿易關系波動，征稅范圍和計稅標準不變”的原則；而對增值稅等的出口退稅率，更應該結合出口產品特征和性質加以固定。這樣，可有效降低稅收收入波動性及其與經濟波動周期的偏離幅度，減少納稅人的稅收政策風險。

（3）端正稅收征管態度和作風。各級稅務機關要正確認識“強化稅收征管”的雙重寓意，不能將其誤解為單純地對納稅人“下狠手”，還要規范地方政府的稅收征管行為，文明征稅、理性征稅、科學征稅，將發展經濟培植稅源作為稅收征管工作的重要抓手，建立健全納稅服務制度，提升納稅服務質量，幫助企業規避納稅風險，降低因為稅收征管因素而導致的稅收收入的季度周期性和波動性。

總之，國民經濟發展決定稅收水平和結構。分析表明，我國稅收收入增長率的波動性顯示出由高到低直至穩定在較低水平的趨勢，表明這種稅收波動現象與經濟增長的波動性有緊密的關聯性。同時，稅收作為經濟調節器，其增長不可能完全與GDP增長同步。相反，國家實行停征稅種、下調稅率、增加減免稅等優惠政策時，必然刺激國民經濟規模和發展速度大力提升，經濟結構也會得到更加合理的調整。但在這一時期，稅收收入卻會不增反降。當然，從長遠看，稅收總量必然受到巨大推動而增長，稅收結構將得到進一步改善。所以，這是稅源培植效應。

主要參考文獻

第9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規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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