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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制度的特征范文

一、金融生態的特征

金融生態具有顯著的演變特征，經歷了由低級向高級轉變的過程，金融生態指的是金融市場自身具備的能夠調節平衡狀態的能力，政府是維持金融平衡的重要力量。金融生態還具有競爭特征，在信息化時代下，任何行業都避免不了激烈的競爭，金融資源的局限性更是增加了競爭壓力，金融工具、企業兼并、企業收購、銀行倒閉、銀行股份制改革、金融全球化都是激烈競爭環境的產物。金融生態還具有良好的制度特征，金融環境決定了金融活動是否能夠高效率和低風險進行，一方面良好的環境能夠規范金融市場的運行制度，協助金融主體抵御一定程度的風險，另一方面，還能維護經營者和投資者的經濟利益和交易權益，提高金融市場的生產效率。

二、金融生態和法律制度的關系

（一）經濟學中的法律制度

制度經濟學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分支，也是分析法律制度的重要工具，可以完善法律制度的整體結構。經濟發展數據表明，影響經濟提高效率的最大因素是制度不是技術，因此實現法律制度的最大向效率是完善金融生態的根本方式，而制度經濟學可以為完善法律制度提供管理方向和方式。按照管理形式、懲罰力度、執行機構的權威性可以將制度分為兩種，即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法律則屬于正式制度，在金融生態平衡中發揮的作用較多。

（二）法律制度在金融市場中的作用

金融生態體系中包含的各種產品和工具，以及交易雙方的貿易過程都建立在簽訂和履行合約基礎上，因此金融市場的平衡發展離不開法律制度的保護。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金融市場更是和法律共同發展，有共進退的關系，法律制度為金融市場營造了良性競爭的氛圍，改善了調節機制，降低了金融從業人員的操作風險。

三、完善法律制度的對策

（一）完善法律執行制度

每一項法律要想發揮其本身的作用，都離不開法律背后強有力的執行。因此，對法律有效的執行至關重要。完善法律執行制度，具體措施有以下幾點：第一，提高金融執法效率。無論是金融機構訴訟案件還是金融債權，時間拖得越長，勢必帶來更大的損失。要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健全問責制度，對因個人原因而耽擱延誤工作的執法人員，進行問責。第二，規范收取相關費用。避免重復收費、亂收費，對于有爭議的收費項目，可召開價格聽證會，廣泛收集意見，提高工作的科學性。第三，加強執法人員行業自律。執法人員應按規定辦事，依法辦案。

（二）完善法律?O管制度

監管是維持金融平衡的重要方式，也是高效率市場運作的保障，因此完善法律監管制度能夠提高金融生態的監管效率，具體完善方式可以分為以下幾點。第一，提高監管工作的時效性，建立監管問責體制，落實金融市場的監管責任；針對監管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制定相應的解決制度，發生問題后直接實行解決制度，提高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第二，提高監管效率，建立金融市場法律制度的穩定框架，調整調節制度、風險預警制度、處置制度之間的關系，盡快落實金融市場監管制度。第三，借鑒國際經驗，積極吸取發達國家的建設技巧，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監管道路。第四，運用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方式，培養金融主體的自覺管理和自由簽訂合同意識，讓金融主體依靠自身的調節能力、經營能力、風險防御能力克服金融市場中的不穩定性因素。

（三）調整法律制度

金融生態屬于開放型環境，其運行和發展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為此相關部門要及時調整法律制度，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首先，要提高誠信法制建設效率，出臺信息管理和信息披露的法律規定，完善征信系統和金融賬戶管理體制，加大對失信行為的懲罰力度。其次，要完善中介運行制度，提高中介機構的誠信度，使其能夠成為獨立于金融機構的市場主體。最后，要規范司法制度，強化權利保護觀念，追求司法公正，將國家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結合在一起。

第2篇：法律制度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法律文化 商事信用制度 現代性

一、價值形態的法律文化

1969年，美國學者勞倫斯·弗里德曼在《法律與社會文化》一書中指出，法律文化是指“與法律體系密切關聯的價值與態度，這種價值與態度決定法律體系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他首創了“法律文化”的概念。后來的人們綜合對法律文化的認識，總結起來主要有：（一）法律文化是觀念之法；（二）法律文化即法律傳統；（三）法律文化是法律意識；（四）法律文化為一種解釋方法。我們認為，“法律文化”是指與法律制度相聯系的，植根于歷史與文化的法律價值和觀念。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國的比較法學家潘漢典教授翻譯了《論美國的法律文化》這本書，這本書的原作者是美國匹茲堡大學法學教授李·S.溫伯格和朱迪·W.溫伯格。就這樣，法律文化這一概念和課題第一次被系統地介紹到了中國。從此之后，我國法學界開始對法律文化予以關注，并一直延續至今。

弗里德曼認為：法律包括制度法和觀念法，法律文化就是指觀念法，它代表人們對法律的價值與態度。另外，弗里德曼對“活法”在生活中的作用更為看重。他認為社會中具有實效的法律包括正式法律制度和非正式法律制度。而往往后者在實際生活中發揮的作用比前者大得多。同時，這些非正式的法律制度與法律文化存在緊密的關系，常表現為法律文化。

二、關于現代法律文化

現代法律文化始于西方，它包含了人類的許多共同價值觀，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權利、尊重價值多元等等，它實際上為人類所共享。如果我們把現代法律文化看做是西方殖民主義價值觀而一概加以排斥，那無疑是因噎廢食；但如果我們不顧實情而強行推行西方的法律文化，那必然會陷入迷途。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法律與文化的距離越來越遠。馬克思·韋伯認為，現代社會對工具理性的追捧必然導致價值理性的衰敗。其結果勢必造成傳統社會中的社會機制無法發揮作用，由于它們是以非理性或者價值理性為基礎的。最終，他們被工具理性取代了，法律之治替代了它們。

不同的法學流派對于法律的這種趨勢有著不同的看法。實證法學派鼻祖奧斯汀認為，法律是者的命令，它的背后蘊含了制裁作為后盾，它與文化和其價值沒有直接的關聯。凱爾森認為，法律實質上是個獨立于文化之外的自治系統，其表現為法律中的基礎規范系統。而新自然法學派代表德沃金指出，現代法律實證化會導致“惡法之治”，要重視“道德權利”的作用方能解決目前的困境。當代“溝通理性”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認為，實證化的現代法律的過于迷信“目的理性”，由于這種規范具有結構上的強制性，法律開始脫離包括文化在內的生活世界，成為了一個自我運動的系統。

現代西方的法律制度與文化漸行漸遠，法律遠離了道德、宗教與信仰，法律離大眾的生活越來越遠，法律成了一個獨立運行的、有著強制外表的功利主義“怪獸”。面對西方法律制度的前車之鑒，如何讓法律與一般文化，法律制度與法律文化協調共存，并發揮其獨到的整合社會秩序的功能，就成為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課題。

三、“信用”的內涵

“誠信”在西方傳統的理解就是要求“對承諾和協議的遵守和兌現”。也就是說，“誠”就是“integrity”，意思是“誠實和完整”。主要是指個人的誠實品質，要求對事件、信息做完全的披露。“信”就是“faith”、“trust”，意思是“信仰、信賴、相信。”西方的誠信不僅指個體主觀上有誠實守信的高尚品德，而且在客觀上指生產能力、資本狀況等方面的因素，是社會對其履約能力的正面評價。

中國的“誠”，在儒家經典《禮記·大學》中是指：“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是指“誠實、不自我欺人，它是規范人們道德行為的標準。孔子所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孟子認為“朋友有信”。表明“信”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是指人們交往要遵守諾言、言行一致。所謂誠信，在中國人看來就是誠實、不自我欺人，與人交往遵守諾言、言行一致。由此可見，東西方關于誠信的觀念看起來基本一致。

“信用”基本的價值離不開“義”與“利”。我國傳統對于“義”和“利”的理解，以儒家倫理思想占據主導地位。儒家認為公利通常指天下之利，私利指一己之力。儒家認為，人們在求利過程中，凡符合民利優先。家庭家族優先、社會優先、長遠利益優先、互尊互利原則的為“義”，反之則為“利”；合于這些原則者“君子”，背于這些原則者為小人。儒家義利觀的形成深刻影響了我國古代至今的經濟生活和傳統民商法，它在規范社會經濟行為時，總是力圖使追求實際物質利益的經濟行為和財產關系都能成為一種合乎精神倫理的道義行為。它對清末晉商的信用模式有著重要的影響。

晉商信用模式所采用的以親緣、鄉土關系之間的信用關系為主要內容，以自我實施與集體主義懲戒機制構成了晉商信用模式的基本內容與主要特征。“晉商經營靠的是嚴格的自律和大量的隱含契約，后者主要是靠簽約人的信譽來維持。因為隱含契約沒有第三方（國家）強制性要求簽約各方履行契約條款，因此排他性成為隱含契約中對于失去信譽者（或無信譽者）最重要的懲戒機制。在此基礎上，晉商信用乃至信用制度必然是自發生成且自我實施的。”在商品經濟階段，誠信被廣泛的應用于經濟交往之中，可以說，“信用”是誠信在商品經濟發展階段的產物，是誠信這一概念的外延和擴展。在商法領域內，此原則被擴展成為商事信用。

四、清末晉商商事信用制度的借鑒意義

“在疆域遼闊，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清朝，習慣法的類別是多種多樣的，其中包括地方習慣、鄉規民約、家法族規、行會規約禮俗、與個別判例等。有些是成文的，有些具有自治法規的性質。就適用的范圍而言，或全國，或部分地區，或部分民族、家族。”1904年左右，《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公司律》、《商人通例》等法律文件相繼由清政府立法機關頒布。由于受到諸多因素和立法缺陷的影響，商品交易及參與者的利益尚缺乏全面、有效的法律規范保護，而交易習慣或慣例，則起到了填充立法缺失、消弭法律缺憾的作用。

清末的商事信用制度與當代商事信用制度有一定的共通之處。清末初期的法律依舊是“禮法”結合的社會，而到了后期則成為混合型的法律文化，外來的法律制度被生硬地移植過來，盡管看起來很完備，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必然由于背離當時的法律文化而不會產生實效。我們當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混合法，在中國傳統法的基礎上，融入了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以及社會主義法系等因素，融合了更多的法律文化因素。

與此同時，清末的商事信用制度與當代商事信用制度也有不一樣的地方。清末法律的發展為現代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礎，而現代的法律制度大致上是對清末法律制度的完善和進步，但是法律制度與法律文化的沖突一直沒有解決。清末晉商的信用制度這一習慣法在實際生活當中發揮的作用實際上充當了法律的作用。這恰恰印證了只有建立在本民族法律上的制度才有生命力，外來法律的移植如果僅僅是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的移植，而沒有在法律文化上轉化，那注定是要失敗的。

要建立現代商事信用法律制度，就是要建立具有現代法律價值和態度的法律文化。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社會生產發展要求建立與其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這就促使我們要建立符合我們國家現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解決途徑最有效的辦法莫過于對“活法”的借鑒和承認。清末晉商的成功證明了商事信用習慣法適應了當時的法律秩序，其實施機制值得我們觀察其背后所體現的法律價值與態度。

五、當代商事信用制度及其法律文化

商事信用是商主體根據其本身具有的人格與財產作為保證，通過履行行為作為保障，對當事人商行為過程的綜合性的法律評價。晉商信用模式所采用的自我實施與集體主義懲戒機制與人格權和財產權具有深刻的聯系。自我實施機制所反映出對人格權本身的重視，而集體懲戒機制又與財產權密不可分。因此，晉商商事信用不但具有人格上的無形財產的性質，而且具有隱含在人格信用背后的財產信用，均具有人格利益和財產利益存在于其中，只是當時的法律發展程度尚無法抽象出人格權和財產權而已。

“我們的傳統乃是和諧，和諧的最高境界乃是人、物、自然、宇宙的交融于一。這不是主體與客體的交互作用，而是“物我兩忘”，“物我不分”。同時，這種和諧觀念帶有強烈的道德意味，而這正是我們全部文化最為根本的特征。”“平心而論，一群人之所以能組成一個社會，一個先決條件是他們具有共同的行為規范、道德準則。近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用社會契約來說明這些規則的起源”。但是對我們中國來說，我們一直用儒家的“禮”和“法”來解釋這些規則。也就是說，同樣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僅就此而論，我們需要建立一套適應中國社會的法律規則，而又具有普世價值的法律制度。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精神特質有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別重視從另一方的角度來思考問題。那種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在中國人看來是短視的行為。這也就是表明中國法律文化反映出的價值內涵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當代中國，法律價值除了正義、公平、民主、自由這些基本的價值觀外，還應當有追求和諧、追求共贏作為補充。

同樣的，由于法律文化和價值觀的不同，反映在對商事信用的概念和制度上，也必然有所不同。如果能夠以當代商人習慣法為基礎建立上是商事信用制度，應該能夠避免當代法律制度的“水土不服”問題。另外，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法律制度不但能夠承載中國文化的價值，而且具有現代的功能，其精神氣質就能夠與現代和基本人權為理念的現代法律文化相貫通了。

六、商事信用制度的現代性

清末的晉商商事信用制度有以下特征：（一）倫理道德性。（二）“熟人社會”性。（三）自我約束機制和集體懲罰機制相結合性。這體現了清末商事習慣法調整利益沖突的方式。它集中反映了儒家“義利觀”在商事信用制度背后的影響。

當代中國要建立現代的商事信用制度，最根本的是要有對法律的信仰。伯爾曼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容虛設。”鑒于中國社會的法律從來就是世俗性的，人們對法律缺乏“神圣性”的信仰。所以我們法治之路需要時間。

中國當代社會仍然具有“熟人社會”的特征。由于熟人社會屬性的存在，并且具有客觀的外在表現形式。在當代中國，隨著商會與行會的發展，作為內部的交易習慣已經越來越得到重視，并且在訴訟上更加凸顯其意義。通過對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公布的涉及交易習慣的14個案例發現，當事人成功舉證的大部分都屬于前者，都是涉及證券交易行業、醫療行業、交通行業、國際貿易等封閉系統的的交易習慣舉證。可見，當代商事習慣法事實上正在發揮著作用。基于此，借鑒清末的商事信用習慣法來建立當代的商事信用制度在實踐中完全有可能實現。當然，我國的傳統法律有一些局限，弱者常常得不到保護，法律的權威難以確立。因此，建構商事信用制度必須要克服我們傳統法律局限性的影響。

要建立符合實際情況的商事信用制度，應當首先設立信用基本法，建立一部信用基本法可以整合法律資源，避免分散立法的弊端。其次，應當建立完備的商事登記與產權制度，從商事活動的初始階段就規范商事主體。再次，應當建立信用中介機構和檔案制度。最后，應當建立商事懲戒制度。

在這些信用制度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商事檔案制度和商事懲戒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應當體現背后的法律文化，當前的中國商事信用制度除了要建立適應現代法治的價值外，還應當建立一套制度，使之適應中國依舊沒有改變的“熟人社會”的特質。讓個別人的失信行為在其“熟人”中產生的約束作用有時候比法律規范更加有效。這一點，完全可以借鑒清末晉商的集體懲罰機制來建立規范的制度。同時，我們又要將商主體的商事行為約束在法律的框架內，避免傳統法律文化的局限，讓現代的民主、自由的法治精神依舊發揮作用。我們相信，只有信用真正內化成為一種“內心”的約束機制，才能在制度的配合下發揮實際效用，才能真正建立一個高度發達的“商事信用制度”。

信用制度涉及到社會各個方面，要建立一個誠信有序，追求社會民主與和諧的有公信力的社會制度，建立一個遵循契約自由、誠信守約的商人習慣法的信用制度，必然能夠豐富信用制度的現代性。畢竟，世紀的鐘聲并沒有宣告現代性已經完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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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法律制度的特征范文

（一）多元化的世界與中國法學

隨著國際交流和合作的廣泛、深入開展，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了世界的多元性。而多元化的世界現象也會延伸到法律領域中，對此有學者指出“法律全球化是當今世界法律發展的主要趨勢。”［2］這種法律的全球化并不僅指簡單的各國法律的一致性發展趨勢，也包括各國法律以其自身的特性對其他國家所形成的影響關系。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開放的國家都不能避免多元化的世界法律制度對本國法律所形成的影響作用。所以多元化的世界對以研究法律現象為使命的中國法學也會形成不可忽視的影響作用：首先，通過接觸多元化世界及其法律理論和制度，能夠深化對法學問題的理解方式。也就是說，多元化世界能夠對本國法律問題的研究提供比較借鑒的視角，有助于國內研究更新觀念，研究成果不脫離于時代的發展。其次，通過多元化世界中的法律問題的處理，能夠更為合理地解決國際交流中的法律實務問題，并據此發展完善本國的法律制度。即更多國際性法律實務活動，可以成為我國研究法律問題的豐富素材，有助于制度建設的合理性。

（二）多元化的世界與法學教育

既然多元化的世界對中國法學產生著重要的影響，那么這種影響也會涉及法學教育領域。順應多元化世界的現實要求所開展的法學教育，通過開闊學生的眼界，深化法律問題的理解，從而達到真正提升學生法律素養的教育目標，否則學生觀察和評價法律問題的方式可能會片面和狹隘，不利于以發展的眼光分析問題。從更具現實意義的角度而言，以多元化世界為基礎的法學教育，注重培養能夠處理跨國法律實務問題的法律職業者，從而為我國在對外交流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提供高質量的法律服務，促進中國對外交流活動的健康發展。而中國法學教育要順應多元化世界的發展要求，就必須對自身的教育方式進行適度的革新，通過靈活多樣的方式吸納多元化世界中有關法律的先進理念和制度，以雙語教學的方式傳授法學知識便是改革傳統法學教育方式的應有內容。因此雖然目前的法學專業雙語教學面臨著很多的問題，但仍然不能否定這種教育方式的積極意義。

二、多元化的理念：法學專業雙語教學的指導思想

目前的法學專業雙語教學目標不清晰及教學方式選擇的隨意性問題主要是源于該教育模式的指導思想不明確。對此，應確立以多元化為內容的指導思想，這就要求將“世界”和“中國”作為兩個基礎要素，通過連接兩者來體現法學專業雙語教學的現實意義并據此決定其所應采用的教育方式。

（一）以世界為視閾的法學專業雙語教學

在法學專業知識的傳授過程中，任何一個部門法知識的分析解說都應結合國外法律制度的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否則對本國法律制度的理解會缺乏準確性和必要的深度。因此法學專業雙語教學必須以世界作為其視閾，以此來實現該教育方式的獨特意義。實際上，以世界為背景進行的法律問題的分析理解才是符合英漢雙語法學教育的根本特征的，這種特征通過語言—情景—感悟三個環節得到體現。首先，在本來的漢語授課模式中加入英語授課的方式，從而產生的英漢雙語法學教育，就是要通過語言這一媒介來盡可能地再現國外法律制度的現實情景，從而使學生對國外法律制度的理解更加真實和準確。正是基于這一點學者主張在雙語教學中使用外文原版教材，指出“原版的教材特別是系統的法學專業教材，能夠保證知識體系和文字描繪的準確性和系統性”［3］。通過英語學習國外法律制度也能夠真正融入到外國法律的特有思維方式中，有助于培養更為靈活、科學的法律思維方式。其次，在進入到外國法律制度情景后，能夠促使學生對國外法律制度產生深層次的認知和評價，即“感悟”。用雙語傳授法律知識并不是要學生用漢語和英語兩種語言來學習中國的法律，也不是要求學生用這兩種語言淺層次地了解國外的法律，這兩種目標完全可以通過單純的漢語教學達到。所以英漢雙語教學就是為了使學生通過融入到國外法律制度的情景中進而達到感悟國外法律制度之獨特性和內在精神的目標。

（二）以中國為基點的法學專業雙語教學

以世界作為觀察視閾的法學專業雙語教學，同時必須不能脫離于中國，否則會背離中國法學教育的本質。畢竟中國法學專業教育面向的是為中國提供法律專業人才，能夠解決中國的法律問題。當然，也會有一些培養出的法律人才從事國外或者國際的法律實務處理工作，但這僅僅是我國法學專業教育的附帶結果，而不應成為核心目標。中國法律問題的處理，不論是法學研究的深入，還是法律制度的完善，不能局限于以自身視角觀察自己，只有將視野延伸到更為廣闊的多元化的世界中，才能夠準確判斷自身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并從多元化的法律文化中了解各種解決法律問題的路徑，從中選擇適合解決中國問題的合理路徑。總之，在多元化世界背景下，推進中國法律的發展才是法學專業雙語教學的核心價值理念。因此在法學專業雙語教學各種疑問的處理當中，必須依據“世界”和“中國”兩個要素緊密結合的角度，尋求問題的答案。

三、多元化的方向：法學專業雙語教學的培養目標

法學專業雙語教學培養方式存在的問題與培養目標的不明確有直接的關系。對法學專業雙語教學的目標，有觀點認為“應該是提高法學專業學生的使用外語從事專業工作的能力，以適應我國對外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4］該觀點雖有合理性，但如果將培養目標僅僅局限在“對外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有些過于狹窄，會造成對很多學校的法學專業雙語教學活動實際意義的質疑。所以在法學專業雙語教學的培養目標方面，仍應當以多元化作為方向確立多種培養目標層次和類型。

（一）培養目標層次的多元化

在目前的法學專業雙語教學當中，很多時候都存在培養目標定位方面的不清晰問題，從而導致在評判所進行的雙語教學是否達到預期的培養目標時存在疑問。筆者認為，法學專業雙語教學至少可以設定以下兩個層次的培養目標：首先，奠定基礎式的培養目標。這是較低層次的培養目標，該層次的培養目標是以訓練學生對國外法律制度基本的原文理解能力為核心，通過這種訓練使學生在未來的職業過程中能夠快速地掌握有關國外法律制度的信息材料，也使學生通過使用外文學習國外法律制度的方式提升法律知識素養。所以在奠定基礎式的培養目標下，并不要求學生必須具備從事涉外法律實務工作的能力，而僅僅是在外文的語境之下，能夠對國外法律制度及其原理有生動、具體的了解。該層次的培養目標，一方面能夠提升學生理解分析法律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學生在日后的法律工作中涉及國外法律制度問題時具備一定的應對能力。其次，深入細化式的培養目標。這是較高層次的培養目標，該層次的培養目標是以訓練學生系統掌握國際和國外的法律制度規范內容及其內在原理為核心，通過這種訓練使學生能夠較好地從事涉外法律實務工作，也可以深入準確地開展國外和國際性法律問題的研究工作。深入細化式的培養目標是直接為我國對外開放中的法律人才需求服務的較高層次的培養目標，因此只有具備高質量的教師資源才能夠開展，對學生的接受能力也有相當的要求。所以能夠采用這種培養目標的學校應當是比較有限的，而且從人才需求數量的角度來看，也無需太多學校采用這樣的培養目標。

（二）培養目標類型的多元化

在確立不同層次的培養目標的同時，也可以選擇不同的培養類型，從而體現法學專業雙語教學人才培養的多元化理念。法學專業雙語教學的培養類型可以分為實務型和研究型兩種不同的類型。即使在奠定基礎式的培養目標層次中，仍然可以區分是偏重實務，還是偏重理論，從而確定不同的培養類型。因為國內的法律實務活動，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也難免不受國外法律制度的影響，能夠出色完成國內法律實務的工作者，應當是那些時刻注意和理解國外法律制度發展動態對國內法律制度形成的影響的人員。而國內理論研究工作更是離不開對國外制度及理論的研究和借鑒，只有這樣才能夠確保理論研究成果的合理性和先進性。在深入細化式的培養目標之下，當然也可以劃分為實務型和理論型。在實務型培養中，必須以國際法律實務問題的處理為目標，通過更多的案例分析以及實務操作方式的學習，使學生較好地掌握國際法律實務方面的法律規則及實踐運行方式。在研究型的培養中，應當以全球視野下的法律問題研究為出發點，通過偏重于制度原理的學習和理解，使學生對國外法律制度及其原理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把握和理解，為從事相關的研究工作提供知識儲備和理論研究素養。

四、多元化的路徑：法學專業雙語教學的培養方式

法學專業雙語教學存在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其培養方式當中，雙語教學的課程應當如何設置、授課模式應當如何確定是核心問題。對此不應設置絕對統一的培養方式要求，而是在考慮不同學校的不同情況的前提下，遵循法學專業采用雙語教學方式的一般規律，設定科學合理的培養方式。

（一）課程設置的多元化

法學專業雙語教學課程設置方面的多元化應當通過課程性質確定和課程內容選擇兩個方面來實現。首先，在課程性質方面，雙語教學課程應以選修課作為絕對主導，必修課為例外。之所以進行這樣的定位，是因為雙語教學更加注重課程的靈活性從而適應外文講授方式以及國外法律制度的特征。另外，目前在法學專業雙語教學中面臨的師資力量和學生接受能力方面的問題，更適合通過開設選修課的方式解決，即現有的師資力量能夠對哪個課程進行雙語授課，就相應開設雙語課程，這樣能夠充分發揮有限的雙語授課師資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學生也可以依據自身的外語和專業知識能力情況做出適當的選擇，從而多少可以彌補學生接受能力有限的問題。當然，對于培養目標層次較高，學生接受能力較強的學校而言，也可以選擇一定的必修課程作為雙語教學的課程。其次，在課程內容方面，也不應設置過多的限制，仍應遵循多元化的指導原則。在現在的法學專業主干課程當中，確實有些課程更加適合采用雙語教學的方式。例如，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等課程，這些課程當然可以成為設置雙語教學課程的首選。但還是可以圍繞其他主干課程來開設形式多樣的雙語教學課程，如將民法分為國內法和外國法兩部分，對后者采用雙語教學。至于作為非主干課程的西方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制史、犯罪學等課程都可依據自身條件來開設雙語教學課程。這就需要各個學校在整合師資力量的基礎上，考慮本校學生的接受能力設置最為科學的課程體系。

（二）授課模式的多元化

第4篇：法律制度的特征范文

什么是契約精神？按照學者的一般觀點，“契約”一詞由拉丁語contractus而來，基本意思是指交易。其主要特征為選擇締約方的自由，決定締約內容的自由和選擇締約方式的自由等。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交換的可能，也就會產生契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后，從古羅馬法中發揚的契約自由原則是資產階級民法的基石之一。但西方文化中的契約范疇不僅具有私法上的涵義，而且被廣泛應用于公法之中；它不僅僅局限于法律范疇，而且被賦予了宗教、政治、經濟和社會意義。“所謂契約精神，是指商品經濟所派生的契約關系及其內在原則，是一種平等、尚法、守信的品格。”①

對于其深刻豐富的內涵，筆者試著勾勒出以下五個方面特征：

一是獨立主體。契約常常被認為是以個人為主體、為前提、為基礎的，它強調的不是整體，而是個體［2］。也就是說，契約預設或承認有多數的、平等的主體，而不是把個人作為社會關系結構的部件。獨立性應當有以下內涵：一方面是對自身利益的獨立，如利益同一，各方當事人就沒必要訂立契約；另一方面是意志的獨立，還有就是下面所言的自我責任。

二是意思自治。締結契約是各獨立主體自愿的行為，是主體在充分自愿、充分信息、充分利益考量基礎上達成的合意。因此，要達成一個對參與主體有真正約束力的契約，必須確保各主體意思表達的自愿、真實，確保各主體意思是在不被代表、不被欺詐、不被蒙蔽、不被強迫等情況下作出的。

三是平等地位。契約本身內含著訂約者在權力、能力上的形式平等地位，無論是強者和弱者，在契約面前都是平等的。如果契約各方不平等，一方將原有的社會身份帶入契約，就可能出現一方支配、掠奪另一方，契約就難以達成。契約還意味著雙方權利義務對等，它是雙方權利讓渡的記載，某人之所以讓渡權利，“條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權利拿出來授予他，并以同樣的方式承認他的一切行為。”［3］即使是握有強權的行政主體，也必須在契約締結和執行過程中“平等對待不平等的人”。［4］所以，沒有平等就沒有合作，就沒有訂約的可能。

四是互惠合作。從契約的目的和動因來看，社會生活中主體利益的不一致甚至沖突普遍存在，但也有互惠合作的可能。這種可能的途徑，可能是強制，但更多是契約。因為只有契約，才表明雙方有交換、合作的愿望，并且有坦誠的協商，更有合作的實質。從契約的結果看，合作、互惠使社會關系長久與可持續。

五是自我責任。契約的達成，意味著主體基于自愿將自身處于履行義務的束縛當中。契約實現的過程，就是主體自覺履行義務的過程。這既是一種主體對他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對自我的責任。有了這種責任意識和責任行為，契約的成效得以彰顯，自律、自治的法人人格得以樹立。

正因為契約所具有的這些豐富內涵和良好品質，我們才說，“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5］通過法律的判斷、篩選和承認，由法律主體根據自己需要通過自主法律行為設定的契約獲得了國家法律構架內的效力。由此，契約這種裝置便被用來進行法律制度設計①，推動法律制度的創新。

二以契約精神來關照當下我們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建設，應當說，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每一次創新，每一個進步，都體現著契約精神；而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創新若還有種種不足，則主要的問題仍是契約精神的缺位、錯位或虛位。

一是主體虛位。在契約精神之中，法律制度的創新既需要獨立、自主的主體積極、自覺的參與，更要求法律制度創新的內容尊重主體的意愿，合乎主體的需要，而不是強制性、填鴨式的提供。在我國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創新過程當中，過于注重和依賴政府的法律制度供給，這當然比較好，但過于依賴政府的創制權威，忽視教師、學生、工商企業界、教育中介組織等社會群體的能動作用，甚至制度的內容有不合乎高校、教師、學生、社會等主體需求的地方，顯然不利于主體獨立能力的形成，也不利于創新的推動。

二是創新動力不足。按照經濟學家林毅夫提出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觀點［6］，高教法律制度創新中也應有強制性和誘致性兩種動力機制，其實更重要的是自生性，即重視法律制度的自我生成、自我落實、自我檢驗，從而形成自洽的體系。但是，當下的情況卻是強制性為主，誘致性不多，強調自生性的就更少了，法律制度創新的動力不足。比如，大學依照學校章程構建自主管理、自我約束的法律制度體系，但當前制定章程的高校并不多，而且章程制定的動力更多來自于政府的推動，這顯然與章程自身的自治邏輯相矛盾。針對創新動力不足的現狀，有學者提出，“基于當前大學發展的現實背景以及大學主體性地位的日漸突顯，我國大學內部制度創新必須從強制性制度變革為主轉向自主性制度變革為主的階段。”［7］

三是權利義務責任不平衡。契約的互惠合作，在法律制度上的體現應當是各方主體在其中的權利義務責任處于平衡狀態。比如，法律規定“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總要求，各地各校都在尋求二者的平衡，但仍沒有實質性的突破。在今后，我們仍然要探尋高校內部行政權力、學術權力如何進一步均衡協調，治理結構方面的法律制度如何進一步完善等。還比如，一些高校有關教師激勵分配的法律制度在確立過程中，更多體現的是不顧現實情況的長官意志，教師義務過重，而權利過少。

四是創新目標上的偏移。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創新的目標和旨歸，應當是以學術為中心，培養出高層次、有質量的人才，這與組織理論所揭示的規律是相一致的。而在我國，高校法律制度的創新，偏離以學術為中心、以人才培養為目標的軌道太遠，即資源配置規則的不民主、管理制度的機械不靈活、學術評價的行政化主導等等。按照學術的標準和人才培養的要求重新塑造高校內部法律制度，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五是創新方法論上機械法治主義［8］。一方面認為國家立法“包辦”一切，能解決高等教育中的所有問題，這肯定不符合人的有限理性及法治的動態生成現實；另一方面，對所有的規則都僵硬尋求上位法的法源或依據。高校作為學術性社會組織，其學術追求的特性，應當是“法無明文規定即允許”，從而賦予更多的法律制度創建自由。#p#分頁標題#e#

這些問題的存在，促使我們去思考，如何尋求到一種方法，既能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創造性，推動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創新有序有效進行，又能保證創新后的法律制度的可持續性。當然，其中我們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教育法律制度具有分配與確認權利、指導與評價行為、規范和維護秩序的基本功能①，每一創新，都將涉及相關者的切身利益，意味著調整甚至剝奪相關者的利益，這就需要在法律制度的創新中，充分重視“正當程序原則”，尊重各方意見，獲得各方同意，從而為法律制度的創新成功提供可能。引入法治中的契約精神，既基于克服上述問題而提出的一條解決問題的思路，也是法治以人為本的重要體現。

三由于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革已使大學發展進入到自主創新為主的階段，任何強制推行的統一法律制度創新都可能因為難以符合各校發展的實際而大打折扣。這種大環境的改變，使得契約精神在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創新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意義。

其一，契約精神所要求的主體獨立性，有利于高等教育法律關系主體的重構，減少行政化的過度影響。在當下，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之間，高等教育機構的獨立性難以保障；高校與師生之間，師生的主體性難以體現；高校與社會之間，卻很少互以對方為主體。這些都是社會對高等教育法律制度提出的質疑。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創新，首要的就是要在契約精神的導向下，對高等教育法律關系參與的主體，尤其是對高校、教師、學生、其他高等教育社會機構等作出法律地位、人格、權能、形態等方面的統一界定，為法律關系的和諧有序提供前提。

其二，契約精神所內含的意思自治，有利于擴大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供給，增強法律制度的靈活性。契約的達成需要各方同意，即“各方都能接受”，強調并尊重個人意志的獨立與平等表達。由于是通過各方同意而達成的合作，個人的利益便能夠被考慮到，不至于忽略和抹煞。各方主體從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基于自愿意志，去尋求、創新與自己有利、與時代呼應的法律制度，才能避免當下部分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冷漠與僵化。雖然達到合意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物力，但制度的形成是基于自愿的選擇，法律制度虛置、供給短缺等不足或有解決新途。

其三，契約精神所體現的權利義務平等，有利于錘煉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品質，較好地實現良法之治。“最好的法律說到底不過是對這種社會群體長期反復博弈中產生的規范之承認和演化（繼續的博弈）。”①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創新，在契約精神平等性的指引下，參與各方以平等的地位，經過反復博弈，達到權利義務對等，自然會增強法律制度的正義品質。富有平等、正義品質的法律制度，才可謂良法，從而較好地起到利益協調的作用。

其四，契約精神所體現的互惠合作，有利于豐富高等教育法律制度的內涵，完善高等教育法律體系。法律制度創新，需要不斷尋找各方主體利益的最佳結合點，實現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契約中的互惠合作特性，使各方主體都有動力去雕琢和完善法律制度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實施中各方形成誠信、良性的互動，能較好地化解矛盾糾紛，自動修正法律制度的歧義、缺陷或漏洞，不斷使法律制度精細化和體系化。

其五，契約精神所體現的自我責任，有利于法律制度的自我實施，提高執行效率。當下的許多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地實施，與義務更多屬于外在的強制不無關系。而且更多情況下，法律制度的實施中也不相信對方，這更增強了執行成本，影響了執行效率。契約精神關照下的法律制度，義務內容自我設定，義務履行也能得到更好地自覺履行，從而提高創新后法律制度的實施效果。

法律制度就像一雙鞋子，只有穿在自己腳上才知道是否合腳。高校、師生和社會等各方利益人主體對高等教育的發展，顯然有著比政府更加直接的利益關切，有更加強烈的創制動力。賦予他們更多自利，更加相信他們自我創制的能力，能夠實現尊重高校、師生和社會等各方利益人的主體地位與維護政府權威的有機統一，實現公益目標與保護權利的有機統一，實現便捷靈活與法制剛性的有機統一，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從而促進高等教育自生秩序的形成。

四以契約精神為新導向，推動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創新，既要求我們在宏觀上把握法律制度創新的主要內容、目標方向，更需要在主體型塑、制度生成、效力承認、監督執行等微觀方面細細地加以研究。

在主體構建方面，按照契約精神所要求的獨立性，對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中的主體形態進行重新塑造和構建。一是要打造既受限制又負責任的政府。對政府機關來說，“法無明文授權即禁止”，通過法律、法規、政校協議等方式，明確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管理權限，法律授權應當是明確的、清晰的，不應采取兜底條款或者白地委任條款。

同時，通過法律確定國家教育部門與省級教育部門各自的管理職責，中央和地方之間、地方部門之間可在法律的框架內達成委托或者合作協議，從而進一步明確各自職能，增強靈活性。二是要打造信守契約、自律自治的高等教育機構，包括高校、服務高教的社會中介組織等。既要培育中介組織，又要放權高校。高校雖是學術人員自治的共同體，是履行高等教育社會職責的組織，具有公共性，但與政府機關的公共性應當在法律上得到不同的關照，即應當是“法無明文禁止即允許”。對外，高校只遵從法律、法規以及政校協議；對內，高校依照章程進行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在人格上，無論是民事關系、行政關系，還是權利能力、行為能力，高校都是獨立的、自主的。在自上，對人、財、物均有充分的權限，特別是在當下，高校對領導干部選任、教授聘任要有足夠的決定權，對組織形態、治理結構等有充分的自我選擇權。在契約精神的關照中，“高校不再是政府的下屬機關，而是相對平等的伙伴關系”。三是要打造自由獨立、誠實守信的個體。高校是師生自由追求知識的殿堂。在法律制度的視野里，教師學術研究自由在憲法的框架內進行，法律和一切相關協議只能提供支持與保障，不能加以限制與剝奪，真正讓教師自己決定誰來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讓教師共同體決定違反學術規則、違背學術忠誠行為的處罰，成為學術法律制度中的獨立主體。當然，法律制度的創新還應當尊重學生的學習、言論、結社等自由權利。從這一角度來說，在高校與師生間的法律關系中高校的權力邊界只能在法律、章程中明確，剩余的權力歸師生，最終是歸學生，學生的成長是高校的最終目標。#p#分頁標題#e#

在制度生成方面，依契約精神，法律制度生成是各方合意的達成。要達成合意，要進行健全完善。在效力承認方面，在憲法審查，尤其是相關當事人提請審查的程序，需要進一步完善。對于各方主體通過協議、備忘錄、會議紀要等，需要有相關的效力判斷、承認、評價等制度設計。一是可區分制度效力為三種，無效、可撤銷（含部分撤銷）、可變更，在教育基本法或高等教育法中作出具體規定情形。對無效，應主要局限于違反憲法，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禁止性規定，違反國家或者社會公共利益三種情形；對可撤銷（含部分撤銷），主要是違反程序性規定，違反信息公開，違反意思自愿或真實表達（如強迫、欺詐、隱瞞重要信息等）的情形；對可變更，主要是顯失公平，或者一些技術性的部分等情形。二是效力評價主體是法院或者上級行政機關。三是效力的評價提起方式主要是相關主體的訴訟或者申訴（申請）。

第5篇：法律制度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制度均衡；民商法；經濟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及市場經濟，引起法律文化也經歷著一場變革。變革文化的關鍵在于更新觀念，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貫穿著公法精神。然而，市場經濟的建立必然伴隨著私法文化的生成，它理應是中國法律文化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和目標模式。因此，法律觀念的更新推動著法律制度的變革，當代中國正經歷著體制改革所引起的經濟法律模式變遷。

一、制度變遷的誘因與路徑選擇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在市場經濟中，每個人所追求的僅僅是個人的利益，但當他這樣時，有一只無形的手引導他促進了社會的利益，而且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所獲得的效果還大。無疑，現代市場經濟也需要運用這種動力機制，在激勵私利的基礎上提高社會效益。有私利，就有矛盾；矛盾往往產生于人們的不公感。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是有秩序的經濟。只能通過公平和效益不斷平衡一打破一再平衡這種運動過程來建立。我國當前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核心是通過所有制和產權改革．實現利益關系的調整。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所謂制度變遷，是指新制度安排的創新，或是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人們對制度的選擇取決于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只有在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的情況下，經濟行為主體才會去推動直到最終實現制度變遷。林毅夫將制度變遷歸為兩種類型：強制性制度變遷與誘致性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現行產權安排的變更或替代以及產權安排的創新，由個人或群體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與此相反，強制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人和實行。之所以會發生制度變遷，是因為制度非均衡，即在現有制度條件下，不同主體獲得了與其實力不相等的凈收益和凈收益份額，制度均衡是人們對既定的產權安排和產權結構的一種滿足或滿意狀態。它的實現，一方面取決于維護制度的收益大于成本，即凈收益大于零，否則人們不會選擇和維護這項制度；另一方面可供選擇的制度是多元的，人們之所以選擇并維護這項制度是因為其凈收益最大。當一項制度的凈收益大于零，且在種種可供選擇的制度中凈收益最大時，人們就不會產生變革這一制度的動機和行動，從而形成制度均衡；否則，就是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的出現，說明制度的供給不能滿足制度的需求，或者說潛在的制度供給比實際的制度供給更能滿足制度需求。當出現制度非均衡時，變革的可能只是某項產權安排，也可能是產權結構，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就屬于這一類。

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并不是單純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也不完全是自發秩序的產物，而是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相結合的結果；是在充分發揮自發性改革和基層單位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同時，堅持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領導、組織和協調。因為單純的局部改革不僅會破壞現有的經濟和政治秩序，造成社會的混亂和失控，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壞性，而且自發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也極易導致個別地區和個別集團利益的過度膨脹，以至于將他們的利益凌駕于社會之上。因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在黨的領導下，為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進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遷．國家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主導著改革的方向和路徑。政府對改革過程從整體上進行的規劃、組織和協調，既充分利用了政府的強制性力量，減少了改革的阻力，較好地解決了經濟與社會變遷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和問題，防止了社會秩序的混亂和失控，又按照社會理性的要求選擇了比較有利的制度模式和改革路線，從而彌補了局部改革的不足，將群眾自發創造的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制度變遷有組織地推廣到全國。但是這種整體協調在很多情況下是通過分領域、分部門、分地區、分行業等一個個局部性的改革實現的。不同部門之間的改革在進度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從而形成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從非國有經濟到國有經濟，從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調整，最后實現經濟體制轉換的獨特道路。

回到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這個話題上來。誘致性制度變遷除了需要克服以上的困難之外，即使在制度創新者的潛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情況下，只有當制度創新者的力量處于優勢地位時，誘致性制度變遷才能發生；否則，就要進行談判和引導。顯然，這些費用是由創新者來承擔的，而且相當大，從而阻礙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當一個社會中制度的有效供給不足時，更為有效的產權安排和產權結構就不會產生，從而出現制度變遷障礙。政府可以補救制度有效供給不足，從而使強制性變遷具有了可行性。

由于政府具有對強制力的自然壟斷地位，由它來進行制度創新就具有了比較優勢。在我國，政府不僅在政治上居于壟斷地位，而且掌握著巨大的國有資產，在經濟上居于主導地位，從而可以降低制度創新的成本，進而成為制度供給的主體。這里說政府是制度供給的主體，并不意味著政府會必然地形成制度的有效供給和進行強制性制度變遷。這在于：其一，政府的政治屬性與經濟屬性是不可分的，政府進行強制性制度變遷可能具有經濟上的可行性，但是如果政治上付出的成本過高，致使國家的總成本支出高于總收益，那么也不會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給；其二，強制性制度變遷可能使政府在經濟上受損，進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但是財政收入的增加不足以彌補這一成本時，即使制度變遷降低了交易費用并使社會總產出增加，強制性變遷也可能不會發生；其三，非正式約束的存在可能不會產生制度需求，或者不會普遍地產生制度需求，從而更有效的產權安排和產權結構不會產生，因為建立、運行和維護新的產權安排和產權結構的費用是如此之大。

我國的改革模式是由點到面、由局部到整體的漸進式改革模式。無論是需求誘致性制度變遷還是供給強制性制度變遷，都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制度供給問題。因為強制性制度變遷雖然安排速度快、范圍廣、力度大，但“搭便車”者也多，安排的結果可能是低效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雖然安排的制度比較符合實際的需要。但速度太慢、范圍太窄，而且力度也往往受到制約，整體效率較低。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交替使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制度的實際需求，從而使制度結構的效益最大。安排效率最高。所以，有理由相信有效制度創新是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的均衡。

二、法律模式的呼應

法律是制度的主要表現形式，因而制度變遷的過程也就是法制建設的過程。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主體是自由的微觀主體，以自發性為基本特征；強制性制度變遷的主體是國家，以強制性為基本特征。在我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制度變遷中。作為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最重要的兩個法律部門，民商法和經濟法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民商法調整公權力不直接介人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而公權力直接介入或直接體現國家意志的經濟關系，均需由經濟法和其他公、私相融合的法來調整或者優先適用經濟法。而民商法的主體以市民為主，以個人權利為本位，體現為對個體私利的關懷，追求形式公平、機會均等，應使民商法制建設類似于誘致性制度變遷。經濟法的主體以政府為主，以社會利益為本位，體現為對社會整體利益的“終極關懷”，并追求實質公平，應使經濟法制建設類似于強制性制度變遷。之所以如此，主要因為以下原因。

(一)民商法和經濟法在調整對象上既有差異又有互補民商法強調意志自治，它作為私法，要求任何市場主體在經濟活動中僅依靠自己的個人意志決定行為的內容，排除任何形式的意志強制。就民商法本質而言，它無法解答因政府基于公平考慮而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在民商法視域下，經濟巨人和經濟侏儒是平等的、對稱的，除非有非市場因素影響，它們之間的交易就是公平的，它強調個人公平，通過對具體分配過程定交易人的非合理利益的否定來實現對社會公平的維護，無法將對泛化的非特定的不公平的評價納入其評價體系。在這些情況下，經濟法應運而生。就我國經濟法調整對象而言，要日吱革；躺旺盔皿墨固皿薹面圓匿躅圓考慮經濟法是國家權利對經濟關系已日益完備的現狀，因此我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應是國家在經濟管理和市場調控中產生的經濟關系，在國家確立市場主體地位、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建立和維護市場宏觀調控體系及監督市場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經濟關系。

(二)民商法和經濟法在價值取向上既有交叉又有趨同實現社會正義是法的根本價值，民商法與經濟法也不例外。民商法一般不考慮不同市場主體的強弱關系，給各種市場主體以同等力度的保護，對每個人都賦予相同的權利，設置同樣的義務，法律幾乎不對具體人格進行任何程度的識別，僅以行為能力制度和監護制度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給予最低限度的保護；經濟法常常根據不同市場主體的實力等因素不同，給不同市場主體以不同力度的保護，做出不同的權利義務設定。可見，價值取向的差異，決定了兩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分野。但民商法和經濟法都是為滿足市場經濟需要而產生的，具有本質上的親緣性，二者總體上具有一致性、互補性。民商法多是通過其任意性規范，體現“無形之手”的要求，強調“市場機制的內部化”，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導向市場主體自覺地遵守市場規則，促進市場競爭，追求經濟效率，經濟法多是通過強制性規范，強調“市場機制的外在化”，提供具有干預性、宏觀性、整體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規則。解決市場失靈，促使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當然，并不能完全否認民商法在克服市場失靈方面的自身的法律功能。市場失靈并非完全是市場內部無法得以解決的問題。反之。也不能否認經濟法對市場失靈補救和調整的必要性。雖然民商法和經濟法分別是以個人權利為本位與社會權利為本位，但個人與社會的內在邏輯關系卻注定了二者的相互交叉與趨同。

制度變遷的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的均衡模式也決定了中國經濟法律的模式——民商法和經濟法的同步演進。

如果把市場經濟比作一條川流不息的河流，那么民商法就是這條河流的河床，而經濟法則是河流的堤岸。沒有民商法這個開闊平坦的河床，就沒有這條河流的存在，如果沒有經濟法那樣堅固的堤岸。河水將沖出河床．洪水泛濫。具體來說，市場經濟的法秩序是以民商法為基礎而構建的，但民商法在建立和維護市場經濟的法秩序中留下了“法律的空白”(黃子凱，2001)。因此，經濟法以維護正常的私法秩序，并以公權力對私權領域的合理干預為特征。經濟法的目的不在于用國家權力為市場經濟再造新的“游戲規則”，而是在于維護市場經濟社會已經確立的“游戲規則”和公序良俗，并使這些規則和秩序避免遭到來自市場經濟的內部主體或外部力量的破壞。換言之，經濟法的國家干預不是要限制市場經濟，而是以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己任；不是在先有發達的民商法的基礎上填補其法律空白，而是在完善民商法的同時，確定經濟法的定位。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我國經濟法的調整范圍經歷了從包羅萬象到逐漸還其本來面目的變遷過程．是一種減少政府控制和干預的歷程。這無疑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而作為“政府干預市場之法”，它也不應坐待市場經濟發展到“市場失靈”時再去事后糾正，而應更主動、更積極地與民商法同步發展，共同繁榮市場經濟。

三、構建和諧經濟法律模式

作為一種社會理想和法制模式，法治在這個意義上是抽象的，必須通過制度層面上的法制建設才能成為社會控制的手段。法制建設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長期的法律制度變遷。經濟法律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完善的經濟法律制度模式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支撐和保障。經濟法律制度是掌握政權的階級經濟思想、經濟政策的體現，是經濟思想、經濟政策的法制化和重要的實現途徑。經濟法律制度模式與經濟發展模式匹配，才能鮮明地展現社會主義經濟法律制度的整體效益特征與巨大的社會和諧保障價值。實現這種整體效益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從空間上看，包括國家、地方、集體和個人利益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聯系；從時間上看，既包括當代社會靜態的社會，又包括未來后代人的社會效益的和諧實現；從內容上看，包括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協調發展，特別是重視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體現現代社會的可持續與和諧發展的要求。經濟法律制度追求宏觀經濟成果、長遠經濟利益以及社會福利、人文和自然環境的、人的自由和自身價值等諸多因素的優化與和諧發展。

為實現上述目標，必須做到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對立法進行價值選擇與定位，實現經濟法律制度價值的合理性。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相適應。要適時、主動、科學地搞好法規的“立、改、廢”工作，把經濟法規的修改和廢止放在與制定新的經濟法規同樣重要的位置。在經濟法制工作中，要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依據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不斷具體分析變化的具體實際、解決出現的具體問題，力求做到兩個“統一”：～是不變與變化的統一，二是穩定與創新的統一。其次，確立與構建和諧社會經濟發展相匹配的新的經濟法律制度原則。經濟法律制度對經濟與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推動和改造作用，而且具有重構和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作用。經濟立法要堅持科學預見、超前立法的原則。要正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探索新的利益和價值平衡的途徑。要用權利本位與人文精神統合、契約自由與宏觀調控統合、效率優先和社會公平統合、穩定和發展統合，確立與計劃經濟迥異的契約自由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利益競合原則、經濟民主原則、保護弱者原則、維護社會正義原則、違法行為法定原則等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新的經濟法律制度原則。

第三，構建與新階段經濟發展模式相匹配的和諧統一的經濟法律制度模式。我們在進行經濟法律制度設計時，應當既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又注意適合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國情，剔除同經濟與和諧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內容，保持經濟法律制度的科學性。基本要求是：概念科學、邏輯緊密，內部結構相互和諧統一，充分的社會和諧保障價值。當代社會的經濟法律制度只有實現了價值理性與形式理性的和諧統一，才能真正獲得全體民眾從內心深處對經濟法律制度心悅誠服的信任和信仰。

有鑒于此，經濟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民商法與經濟法必須扎根于市場經濟中加以整合與重構，各自從微觀與宏觀的角度對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加以調整，互相配合。在我國民商法律略顯粗糙、經濟法體系仍不完整的現狀下，在現實的一定階段內，需要通過促進民商法的成熟來完善經濟法。并正視兩者的差異性，善用互補性，達到各顯身手、相得益彰的目的。在民商法制與經濟法制建設過程中，注意彰顯兩者自由、平等、效益、秩序、公平、和諧、社會整體利益、安全乃至人的全面發展等價值目標和價值準則。從而實現經濟法律制度的巨大社會價值，充分引導、促進和保障市場主體個體效益同整體效益有機地結合，實現整體效益與社會和諧的最大化。以完成在社會化大生產運行的過程中，克服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的不足，協調各種比例關系，使社會經濟快速、穩定、高效、可持續地、和諧地向前發展的重要使命。

我國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強烈的中國特色，是由計劃經濟制度轉向有國家宏觀調控并尊重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經濟法律必然要相應調整以配合制度變遷，并契合于我國經濟法律所生長的本土資源。所以，經濟法律模式選擇的結果是：崇尚個人本位的民商法并不是經濟法律的唯一組成，經濟法與民商法一樣．都是經濟法律的基本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這一偉大的制度變遷進程中，它們深深扎根于豐富的中國本土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理論和實踐資源營養土壤之中，實現公法與私法、國家調控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從來也不是邏輯，法律的生命是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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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子凱．現代經濟法產生的民商法基礎Ⅱ．浙江學刊，2001，(4)：159—163．

【3】汪全勝．論法律非均衡——關于法律的制度經濟學分析Ⅱ】．廣東社會科學，2005，(5)：175-179．

【4】4莫守忠．試論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法律制度模式fI】．湖南商學院學報，2005，(6)：78—81

第6篇：法律制度的特征范文

（一）存款保險的含義研究

存款保險的法律屬性，必須首先明確何謂存款保險法律制度。簡單而言，存款保險法律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銀行業的一項基礎性法律制度安排，具體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了保護存款人的合法權 益，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健運行，依法設立專門的存款保險機構，為吸收公眾存款的銀行提供存款保險的法律制度。其基本要素包括：存款類金融機構按照規定的標準參加存款保險和交納保費；建立 專門的機構存款保險法律制度的運行；存款保險機構向面臨流動性危機的某一家存款類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當某一家存款類金融機構倒閉時，由存款保險機構代替其在一定限度內對存款人進行補 償。存款保險與其他保險合同具有相似性，即以被保險人交納的一定比例的投保費用，匯集成一筆數量巨大的保險基金，作為保險事故出現時的經濟補償和兌付的保證。存款保險作為保險范疇的一個全 新概念，其法律屬性到底如何界定，應該從法理上對其進行分析和澄清。這是我們對存款保險法律制度進行研究的前提和理論基礎。

（二）存款保險是政策性保險

1.政策性保險的含義。按照保險性質的不同，保險可分為商業保險、社會保險、政策性保險。所謂政策性保險是指國家為促進某一產業的發展，運用財政補貼或政策支持等手段對該領域的保險給予扶持 或保護的一種特殊形態的保險類別，它是在政府組織下、干預下開展的為實現特定的政策目標的保險業務[1]。2.存款保險的特征。存款保險不僅具有保護中小額存款人合法利益的功能，而且對于促進金 融機構的成長，增強金融政策的適應能力，保護一國金融制度的穩定起著重要作用。因此，存款保險屬于政策性保險，并從其誕生時就具有濃厚的政府背景。此外，存款保險還有以下特征與政策性保險 的法律特征相一致：（1）調整規范一致：都不受商業保險法的調整，也與社會保險法律法規沒有關系，而是有另行制定的專門性法規加以調整。（2）目的性質一致：其目的都不是牟取商業利益，而是 為特定產業的發展而服務。（3）實施方式的強制性一致：在多數情況下，政策性保險的經營主體（保險人）必須接受政府的約束，不能拒絕投保人的投保要求。存款保險的實施也符合這一特點，并且多 數國家強制具有吸收存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參加存款保險，使存款保險帶有強制性的特征。

（三）存款保險屬于責任保險

1.責任保險的含義。《保險法》第六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責任保險是指以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依法應付的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的保險。”本文認為責任保險是指保險人承保被保險人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的險種，主要有公眾責任保險、第三者責任險、產品責任保險、雇主責任保險、職業責任保險等險種。有以下幾層含義：首先，責任保險承保的事法定責任，非依法應由被保險人承擔的責任，不能成為 保險責任。其次，責任保險承擔的是民事責任，被保險人依法應承擔的刑事責任、行政責任不能成為表現責任[2]。最后，責任保險承保的責任類別是法定的無過失責任或過失責任，被保險人因故意造成 他人損害而依法應承擔的民事責任不能成為保險責任。2.存款保險的特征。（1）存款保險的標的是一種責任，是投保金融機構對于存款人的返還本息的責任，這種責任源于雙方簽訂的存儲合同。當存款 人請求金融機構償還本息的時候，金融機構應忠實履行其返還義務，如果不為給付或不能給付則產生責任。存款保險制度創設額目的就是當金融機構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其給付義務時，由存款保險機構代 替投保金融機構在一定的限額內向存款人賠付存款本金和利息。（2）存款保險承擔的是責任保險中所指的民事責任。具體而言，即合同責任。投保金融機構不能依照法律的規定或約定向存款人支付存款 本金和利息，即違約行為發生時，因違約行為發生而產生的違約責任屬于民事責任。

（四）存款保險屬于保證保險

1.保證保險的含義。保證保險是指由商品交易活動中的債務人向保險人投保并交納保險費，而受益人則是債權人的保險類別，即在保險期間內因債務人實施違法或違約行為而遭受經濟損失的，保險人應 當向受益人承擔保險賠償責任[3]。2.存款保險的特征。存款保險由銀行作為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向存款機構投保，并由銀行支付保險費。在投保時銀行已指定存款人為受益人，將來一旦發生銀行不能支付 存款的情況，存款保險機構作為保險人將承擔向存款人依法支付到期本息的責任。銀行作為存儲合同的債務人，其向存款保險機構投保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到期清償存款人（債權人）的存款。這種保險性 質與保證保險并無差異，且具有保證保險的一切特征。因此，存款保險是保證保險的特殊類型。

二、存款保險制度的主要職能

大體上講，世界各國存款保險機構的主要職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風險防范功能。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任何理性的存款者由于相信市場傳聞而可能發生擠兌，這種個人的理會帶來集體的非 理性，從而引發擠兌風潮。存款保險制度的存在使得存款人產生存款安全得到保障的心理預期，存款人參與擠兌的心理動機將會大大削弱，必然會極大地增強對銀行的信心，由于存款者信心不足帶來的 危機擴散效應從而得到遏制和緩解。2.經濟補償、穩定經濟和社會職能。由于存款保險機構自身負有對有問題的銀行承擔保證支付的責任，因此存款保險機構必然會對投保銀行的日常經營管理活動進行 一定的監督，能及時地從中發現隱患，及時提出建議和警告，使得各投保銀行都能穩健經營，這實際上為經濟社會增加了一道金融安全網。3.融資職能。增值是貨幣資本的本能，存款保險基金當然也不 會例外。存款保險對外融資有多種方式：投資于證券如國債等；提供貸款給那些面臨清償能力危機和流動性危機的投保銀行；在銀行并購中向收購方提供貸款，等等。4.金融管理。它是指存款保險機構 對投保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必要的監管，主要包括：對投保機構進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檢查其業務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審查投保存款機構上報的各種統計報表和賬目；決定保險費率的水平；審查和批準 投保機構的投保申請；對經營不善的投保機構發出警告、勒令停業、進行整頓等。5.破產處理。一旦投保機構因管理不善等原因而破產，存款保險機構可對其資產進行處理，償還債務，負責善后事宜， 提供了一種有效的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

三、存款保險制度的法理基礎

法所體現的意志背后是各種利益，法律就是對利益的權威性分配。法對社會的控制和調整主要是通過對利益的調控而實現的。李步云先生認為，法的價值是指法這種規范體系（客體）有哪些為人所珍視 的性狀、屬性和作用[4]。一種法律制度有無價值、價值大小，既取決于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決于一定主體的需要以及滿足的程度[5]。存款保險法律制度的價值，就是其在銀行改革、社會發展之間關 系中表現出來的積極意義。

（一）存款保險制度蘊含著“正義”的法律理念

正義本身是個關系范疇，它存在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之中。“正義”一詞的使用由來已久，它一直被視為人類社會的美德和崇高理想。但是，“正義是一張普羅休斯似的臉，變化無常，隨時可能呈 現不同的形狀，并且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6]。因此，人類對于正義問題的思考永無止境。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法學家強調，正義是法的實質和宗旨，法只能在正義中發現其適當的和具體的內容，也只 能在正義中彰顯其價值。法是實現正義的手段，法的價值在于實現正義，首先要促進和保障分配的正義。存款保險制度的基本價值之一，就在于保護存款人的利益，使得其得到應得的合法財產。存款人 與銀行相比一般處于弱勢地位，為了衡平雙方地位的不平等，法律給予作為弱勢一方的存款者相對更多的保護。在實現存款限額保護的情況下法律給予小額存款者更多的保護，而處于強勢地位的大額存 款者和機構存款者則承受相對較多的損失。所有這些制度設計無不體現正義的價值理念。同時，通過將正義理念貫穿存款保險的立法宗旨，有助于將法律權利和義務具體化，實現對社會資源、利益和負 擔的權威性分配，為存款保險制度在法律責任的承擔、賠償標準和數額的確定等方面確立觀念上的標注。最后，正義觀念的深入人心也為存款保險法律制度的具體實施奠定了很好的社會基礎[7]。

（二）存款保險制度順應了交易活動對“秩序”的迫切需求

秩序的存在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必要前提，秩序構成了人類理想的要素和社會活動的基本目標。法律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維護秩序的手段[8]。法律總是為一定秩序服務的，任何一種法律都是要追求 并保持一定社會的秩序。良好的金融秩序以及由此引致的社會穩定是包括存款保險法在內的銀行法的重要價值目標之一。存款保險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防范個別銀行倒閉引起的恐慌和更大規模的銀行業 倒閉風潮，維護社會正常的經濟秩序和穩定。它用法律的權威性模式界定了存款保險法律關系主體的范圍，明確了各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一方面，使得存款保險運行的規則、模式具體化、規范化，杜 絕了存款賠付的隨意性和任意性，防止了無序狀態的發生；另一方面，通過法律規范明確了經濟活動主體的權利義務范圍，通過法律責任的設定施加不利后果的壓力，防止違法行為的發生，從而避免無 序狀態的出現。

（三）存款保險法律制度還體現了效率與安全的價值目標

第7篇：法律制度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　老齡化；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現狀

1億5989萬人是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在2008年底所顯示的數字，其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高達12%。從聯合國的相關規定中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老年型國家是指一個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的7%以上，或者60歲以上的人占總人口的10%以上。從上述數據中可以推算出，1999年我國就成為了一個老年型國家。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到2030年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將達到24%，這個比例說明中國與美國的老年人口比重將持平，在2030年以后甚至會遠遠高于美國，這說明在2030年以后，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將遠遠超過美國。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在體現其中國特色的同時，也暴露出其薄弱的一面，政府財政支出存在緊缺難題，老齡化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可以說，自200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攀升的那一刻起，我國真正進入了老齡社會，邁入了發展中的老齡化國家。但是在人口基數大、財政負擔重、醫療保障制度不完善、醫療體系不健全、衛生設施差的背景之下，我國龐大的老年人口卻根本不能享受到充足的醫療資源，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需求。上述老年人長期護理諸多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和諧穩定、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數，為了填補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漏洞，推動和諧社會構建進程，讓人民生活的更幸福、更有尊嚴，必須大力發展我國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充分滿足失能老年人的護理需求。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特征

綜觀我國社會人口老齡化發展現狀，不難看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征主要表現在基數大、增速快、高齡化趨勢明顯、未富先老四個方面。基數大、增速快體現在：1999年，我國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0%，到202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將達到17%。之后，到2048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快速提升到30%以上。　可以說，從10%到30%的老齡化水平提升，我國用了不到50年的時間，而在英國、法國和美國這樣的西方工業化國家，人口老齡化要達到中國的水平，則需要上百年左右的時間；高齡化趨勢明顯體現在：在2010年，中國8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了2000　萬，到2020　年，中國8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3000萬以上，到了2050年，中國老年人口甚至將達到1億以上；未富先老體現在：其他的老齡化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大概為2000美元，與此相比，我國在剛步入老齡化社會之時，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大概才僅僅達到1000美元左右，說明我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國家。

在我國，兩個中年人照顧四個老人一個孩子的家庭結構弱化了家庭養老功能，老年人長期護理成為了現代年輕人必須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完善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將是未來解決中國養老問題的有效途徑。因此，在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日益加快的形勢之下，探尋我國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的架構已成為當務之急，其對彌補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缺陷、有效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單單從表面分析，有人可能會認為，把老年人納入我國社會保障體制中就可以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也就是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但是筆者認為，我們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由于我國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嚴重滯后，導致了一系列社會矛盾與沖突。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農村人口大量涌進城市，呈現出了大流動和大遷徙之勢，面對緊張的生活節奏和巨大的經濟壓力、工作壓力，現代一個普通的失能老人家庭在大規模和細致且耗時較長的護理任務面前往往顯得力不從心，而這也是中國絕大多數普通的中低收入人群和家庭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因此，應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使其充分發揮老年人合法權益保障、基本生存維護、物質贍養、精神贍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確保老年人在達到法定年齡之后可以獲得長期護理，安度幸福、快樂的晚年。

三、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構建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明顯提高，老百姓對自己的壽命期望也越來越高，人口老齡化進程日益推進，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需求也隨之日益增多，護理周期的延長成為老年護理的一個明顯特征。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對老年護理的要求也隨之越來越高，上門護理服務成為老年人心目中期望的護理方式，這為在我國構建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開拓了極大的發展空間。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為構建我國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創造了條件。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要快的多，這對我國人口可持續發展、養老問題、醫療保健問題等產生了深遠影響，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問題則是醫療保健中一個亟待解決的新課題。

我國老年人口呈現著發展快、絕對數大的特點，這說明中國將來會有驚人的需護理的老年人口；“未富先老”和地區差異的特點則表明我國未來必須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去迎接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水平，而我國目前的情況是越貧窮的地區老齡化趨勢越嚴重，這就尤其需要相應的護理制度和護理保險跟上，否則對構建和諧社會，打造幸福中國是一個嚴重的桎梏。此外，四二一的家庭結構使得我國必須改變原有的養老方式。如果有護理院或聘請家庭護工，則會會大大減輕普通家庭中承擔贍養老人義務的子女負擔；“空巢（empty　nest）家庭”增多也大大增加了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需求。獨自居住的純老人家庭或者無子女家庭由于無子女在身邊護理，卻又最需要幫助，在這種情況下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的構建就顯得尤為必要，子女為老人購買長期護理保險，不僅可以減輕經濟負擔，也可以使人獲得專業護理；“少子老齡化”也是構建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的必要影響因素之一。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老年人最需要得到做家務、行動不便和看病時能得到幫助和生活照料，與之矛盾的卻是我國的獨生子女們在以驚人的速度急劇增加，這就使得老人要求其子女長期陪在身邊，隨時護理，包括精神上的撫慰成為了奢望，這就不難看出在我國構建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此外，由于我國護理費用不斷攀升，加之我國社會醫療保險保障體系不足，將長期護理費用排除在保障體系之外，無法解決老年人的長期護理問題，構建老年人長期護理保險法律制度就顯得十分必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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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彪：《保險法判例與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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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春斌：《西部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的法律應對———地方性的構建》，載于《法治化建設》2011年第1期。

[7]回良玉《完善體制機制，強化為老服務，積極應對老年人口增長高峰》，載于《人民日報》2009年2月7日。

第8篇：法律制度的特征范文

論文關健詞:次債危機銀行監管法律制度完善

論文摘要:以2007年美國次債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帶給我們的啟示為視角，通過對我國現行銀行監管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以及受此次危機的沖擊所顯現出來的問題的分析，提出了應完善我國銀行監管法律法規體系，擴大銀行業監管的區域合作范圍，建立和健全銀行監管協調機構及信息共享制度等對策。以此促進我國銀行監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增強我國銀行業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葷始于2007年的美國次債危機，它已經演化為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2008年以來，受次債危機的影響，美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已經陸續關閉了19家銀行。與此同時，我國主要柏刊銀國次級按揭債券的投資出現虧損，根據我國相關銀行的公開信息表明:中國銀行為89.65億美元、中國工商銀行為12.29億美元尸l比外，近年來我國的房價呈猛漲勢頭，特別是在沖拐吐大城市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已經超過萬嘴乙元人民幣。因此，有必要對我國現行銀行業監管法律制度的體系、現狀和缺陷進行梳理和整合，以此促進我國金融監管法制的完善，增強我國銀行業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1我國現行的銀刊監管法律制度

銀行監管，其本質是尸種具有特定內涵和特征的政府規制行為，銀行業監管法律制度是調整銀行業監督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為了深人了解我國現行的翁折了監管法律制度，這里從立法層次上闡述了現行規范銀行業的主要法律法規現狀。

1.1銀行業監管法律。銀行業監管法律在銀行業監管法律制度中的法律效力最高。我國現行的銀行業監管法律最重要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另外，與銀行業務密切相關的法律還有《票據法》以及《物權法》等;其他的，如與金融犯罪相關的有《刑法》。

1.2銀行業監管玫法規。銀行業監管行政法規主要是規范不同性質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及開展的某些業務，例如:儲蓄、票據、現金和外匯。我國現行的銀行業監管行政法規主要有:妙卜匯管理條例》、《儲蓄管理條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等。

1.3銀行監管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銀行業監管部門規章及規范性文件的效力均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規，二者主要是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類業務的方方面面，例如:電子銀行二、金融市場工具、信息披露等等。此外，各個地方的地方法規、行業自律性規范以及相關國際規則中有關銀行業監管的內容也是我國現行銀行業監管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規共同構建起我國現行的銀行業監管法律制度。

2我國銀行監管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2.1銀行監管法制體系不合理。我國現行的銀行監管法律法規中，行政規章所占比例過大，法律層次和效率低下;監管法律制度體系中相互之間都存在著諸多不協調和不合理的地方;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制定的很多銀行監管規章過于局限在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具體業務上，而沒有從提高監管質量的角度出發，實現效率監管，的衛給。

2.2立法上存在空白。債監管法律制度由于受立法滯后性的影響，加之當前金融一體化、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客觀上就出現了立法的空白，即金融立法的真空帶。我國銀行立創監管法律制度中，沒有存款保險制度、外資銀行市場退出的管理力、法不夠完善以及金融機構市場的準人制度存在缺陷等。

2.3市場退出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市場退出機制的價值理念在于當銀行發生完’時，為了防止銀行倒閉，保護相關權益人的合法利益。從總體上看，我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除了幻街業銀行法》和《銀行業監管法沖卜，我國沒有專門關于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的法律。并且上述兩法的規定均過于原則性，可操作性不強;從細節上看，存在著不合理的地方。例如:依據右荀業銀行法》和《銀行業監管法》，規定問題銀行的市場退出力式有接管、機構重組、被撤銷以及破產，而對予孟行良好的金融機構的主動退市行為則無任何法律規定。

2.4銀行業監管的區域合作機制不健全。我國銀行業監管法律制度中關于區域合作的相關機制是我國與有關國家的金融監管機構通過簽署“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的形式實施的(到2008年底，銀監會與39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監管當局簽署了43個雙邊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或監管合作協議)。口可一旦出現危機，這些雙邊或多邊合作協議的“合作”卻不盡人意。

2.5銀行業監管協調效率低、信息不暢，法律約束力不強。各金融監管部門往往會從各自立場出發制定有關監管規則并推動其執行，而對其他產業以及整個國民經濟全局的利益考慮則不全面。信息共享機制尚未有效建立，信息交換、溝通協調渠道不暢，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決策的準確性和及時性。

3完善我國銀行監管法律制度的劉策

3.1完善銀行業監管相關法律法規體系，提高鍘于業抵御金翩雙險能力。首先，要在系統審核的基礎上清理現行的監管法律、法規及規章，整合一部權威性的銀行業監管的法律法規匯編;其次，在銀行業監管法律、法規及規章的立、改、廢上要注重相關法律制度內部之間的協調性，使之具有更強的操作性;最后，要將符合條件的銀行業監管政策進行法律化，要確保監管的適時性和穩定性。

3.2引人銀行監管法律的判例法制度，彌補銀行監管立法的滯后性。由于制定法在銀行業監管領域存在著局限勝，此時引入判例法制度是很有必要的。這不僅有助于彌補銀行監管立法的空白和不明確之處;也有助于在銀行監管中執行統一標準，維護銀行監管之公正，從而加強銀行監管的即時性。，

3.3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坦出的法律機制，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我國目前主要采用的手段依然是行政性關閉撤銷。按照《巴塞爾楊L原則》的要求，應盡快制定一套完善的市場退出機制商業銀行及其分支機構進行監管。因為《商業銀行法》和《銀監法》中都有了關于“接管”的規定，因此應該在現有的基礎以規定加以完善和細化使其月拜獷可操作性。

第9篇：法律制度的特征范文

[論文摘要市民社會就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追求多元化和民主的社會。這種社會為法治的成長創造了適宜的社會環境。市民社會孕育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促進法律形式化，市民社會權利和制約國家權力。

一、市民社會的概念及特征

(一)市民社會的概念及演變

“市民社會(civilsociety)這一概念源于西方，它在思想史上的演變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在西方古典市民社會理論中，“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文明社會”之間沒有明確的區別，和政治國家混為一談，這種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已經失去了在當代的價值。現代市民社會理論強調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結構，并堅持市民社會更多地具有經濟性而非政治性的內容。最早把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做出明確劃分的是黑格爾。針對黑格爾的國家決定社會的觀點，馬克思指出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應當是社會決定國家，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非相反，當代市民社會理論的主流著重強調市民社會的社會關系領域和文化一意識形態領域，主張以市民社會—經濟—國家的三分法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當代最具影響的兩位市民社會理論家首推葛蘭西和哈貝馬斯。葛蘭西強調市民社會的文化意義而非經濟意義。哈貝馬斯提出了“系統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二元分析框架。他主張重建“非政治化的公共領域”以便使社會文化系統漸次擺脫政治化和商業化以及技術統治論的影響而獲得獨立的發展，進而重現生活本身的意義和價值。

(二)市民社會的特征

綜合各種論說，我們可以看到現、當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摘要：第一，市民社會是獨立政治國家之外的社會成員的自治領域；其次，市民社會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第三，市民社會中的交往和活動以自愿為前提，遵循契約原則；第四，市民社會是在民主、自由的呼聲及其為爭取自身地位、權利的動力中產生的，所以它以民主、自由為核心，奉行法治。

二、法治的內涵及特征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經典定義，法治是指“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p199)筆者認為，理解法治內涵，應當把握三個方面的規定性。首先，法治是指一種特定的社會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法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社會主體一律遵循法律，非凡是國家權力受到法律的有效制約。在這一意義上，法治和人治相對應。其二，秩序是遵循規則的結果狀態，法治秩序是建立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之上的，這種法律制度具備形式合理性特征。對于這種特征，富勒稱之為法律的內在道德。這種內在道德包括八個要素摘要：(1)一般性或普遍性；(2)公布或公開；(3)可猜測性或不朔及既往；(4)明確性；(5)無內在矛盾；(6)可為人遵守；(7)穩定性；(8)官員的行為和已公布規則的一致性。其三，“法治是有特定價值基礎和價值目標的法律秩序。”[2)(p334法治的這種規定性體現法治的實質合理性，法治追求的價值目標包括民主、平等、自由和人權。

三、市民社會的法治功能

西歐中世紀末期市民社會的形成和運動，直接導致了城市自治制度、城市法的確立、羅馬法的復興和商法、海商法體系的建立，從而推動了作為法治重要特征的法律形式主義運動在西歐的興起和發展，造就了近性的形式主義法律的主體架，為法律形式主義運動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從而以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動著西方法治的發展進程。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全面確立，西方市民社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發揮，和此相適應，西方法治在自然演進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得到了逐步的完善，為西方社會的穩定繁榮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持和保障。由此，我們發現市民社會的形成和成熟對法治的實現有著重要的意義。市民社會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追求多元化和民主的社會。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獨特特征和價值要求，使得市民社會成為現代法治得以存在并良性運行的基礎。

1.市民社會孕育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

法治的終級關懷是人的自由。自由是人類本性所求，它體現了社會主體對自身價值、尊嚴、人格和理想的執著追求。在論述法律和自由的關系時，馬克思也指出法律“是人民自由的圣經”。[3)(P71)在法治精神中，作為體現人之尊嚴、人格的價值要求，除了自由，還有和之密切聯系的平等觀念。但現代法治所要實現的平等主要是機會均等。機會均等在法律上表現為法律地位、權利能力的平等，這種平等和自由是和諧統一的。法治所要促進的價值目標首先應當是意義上的平等。

市民社會是以多元化自由產權為核心的市場經濟社會、是一種契約社會，必然孕育著自由和平等。認為，自由的內容、形式和實現程度歸根到底取決于社會經濟條件。不僅如此。作為意識形態的自由觀念也是如此。馬克思強調商品經濟對自由觀念的促進功能。“流通中發展起來的交換價值過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產物。”[4)(P77)近代市民社會出現以來，它一直存在著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和整合，并追求著自由的、自決的人的個體完善的目的，并塑造了市民社會的理性規則秩序。市民社會答應個人及機構追求多樣化的目標，但并不答應不擇手段地追求這些目標，而是要對沖突進行合理的控制來達到市民認同、社會整合和理性規則秩序。這種理性規則秩序即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市民法”，它是一定的社會法規，這種法規能夠正式或非正式地涵蓋斗爭的全部領域，對沖突實施有效的管制。這種理性規則秩序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為公眾普遍遵守，它立足于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和整合的過程中，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法律的至上性和普遍才得到逐步確認。

2.市民社會的經濟形式促進法律形式合理性發展

在追求自由和平等過程中，法治是人類社會最有力的手段。這種手段就是法律形式化。西方近代法律形式化運動，固然有其自古以來的尊法重法傳統、崇尚法治的精神、普遍性和體系化的教會法等因素的重大影響和功能，但其更深層、更根本的動因，則源于市民社會精神的涌動并融入近代法律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之中的獨特進程。[5)(P85)

市民社會是由獨立的個人組成的，個人的獨立性是市社會的首要特征和存在條件。市民社會又是以個人利益為本位的社會，而多樣化個人利益的實現途徑主要是經濟活動，因此經濟領域在市民社會中具有核心地位。作為法治秩序內涵的法律制度的形式合理性特征實際上包括三個方面的發展都和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具有內在的聯系。首先，市場經濟要求法律制度非凡是私法制度的完備性發展。市場經濟活動具有開放性、自主性和多樣性特征，市場經濟下的社會關系比之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豐富而復雜。這種復雜的社會關系內在地要求權威性法律規則的調整和規制，要求法律規范市場主體交易資格、確認市場主體財產權利、規范交易行為和建立有效的糾紛處理和責任救濟方式。其二，市場經濟要求法律制度具備形式合理性特征。在市場經濟下，市場主體通過市場交易追求和實現經濟利益。由于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它也蘊含著巨大的風險，時刻威脅著市場主體的經濟利益。出于對經濟利益的強烈關心和算計，市場主體要求通過法律規則建立對市場交易過程和結果的合理預期，使市場交易活動在法律規制下具有一定的可猜測性，從而市場主體可以根據這種預期規劃和處理其交易行為。符合這種要求的法律制度必須具備一系列形式合理性特征，包括公開性、明確性、穩定性、一致性和不溯及既往等等。其三，市場經濟還進一步要求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共權力。市場競爭關系的存在，客觀上制約著市場主體只能共同選擇在公平交易秩序中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為了維護公平交易秩序，市場主體不僅要求國家制定符合經濟理性的法律規則，而且要求國家作為市場活動的裁判者必須依照法律規定公正地行使權力。

3.市民社會權利制約國家權力

近代法治產生和運行是以權利制約和權利保障為基礎和核心的，并強調當權者和其他人同樣服從既定的法律，而這一制約保障及法律至上的要求，則主要是由市民社會多元權利對國家權力的分享和制衡來獲得保證和實現的。這不僅使專斷權力難以立足，而且也使得權力和權利都服從于共同的規則而納入法律規制的框架之中。

首先，從總體上來講，個人享有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形成對國家集權的社會消解。其次，市民社會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和制衡。市民社會組織將分散的個人資源和能量聚集在一起，使民間零散的呼聲轉變為團體的訴求，從而對國家權力機構及政府官員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使國家權力必須對法律和公眾的意愿負責。再次，市民社會形成多元利益中心分散國家對資源的獨占從而遏制國家權力。在一種非政治化的經濟制度下，市場化必然要削弱政治權力對經濟活動的直接控制。市場經濟促進了社會階層的分化，使利益主體趨于多元化。最后，由于市民社會是公共領域高度發達的社會，對內，它是市民社會成員相互溝通的機會和場合；對外，它是市民社會行使民利、監督執政黨和政府、維護自身權利和利益的有力手段。

其實，對于政府而言，來自市民社會的批評和壓力，應當被視為一種珍貴的施政資源。它可以促使政府更真實、全面地了解民眾的意愿、呼聲、要求和希望，使社會和國家之間保持良性的互動，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民主制度才會獲得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