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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溫室氣體的特征范文

本文作者：侍崇艷劉峰工作單位：南京體育學院

蘇北小學體育教師年齡、專業、工作年限和學歷情況教師的年齡、工作年限結構、專業和學歷等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小學體育教師的教學經驗、教學活力和教學能力等，同時對體育游戲的認識和運用可能也存在著不同。由表1、2可知，蘇北小學體育教師約4/5為體育教育專業畢業，77．9%的老師的學歷為本科，反映出蘇北小學體育教師大多是體育教育專業畢業且學歷這方面較高，高于全國小學體育教師的學歷水平(依據2010全國教育統計年鑒，小學體育教師的總數為231390人，其中本科學歷共有59562人，本科學歷占的比例為25．74%［2］)，低于蘇北中小學體育教師的學歷水平(學歷狀況是本科占85．9%［3］)，這符合中學教師的學歷普遍高于小學的現狀，但不能忽略的是有1/5的體育老師不是體育專業畢業，所以在專業知識和技能方面可能有所欠缺，對體育游戲的理論和技能方面可能需要再提高。在訪談中，一位老師談到他親眼看到一位非體育專業畢業的小學體育老師在教學生快速跑起跑姿勢時，要求學生兩手和兩腳都壓在起跑線處進行起跑。一般一位小學體育老師至少教授兩個班級，每個班級的學生人數為40人，那每年約80人被這樣教過，如果他一直教這個年級每年都教這個教材那么十年將有800人，被傳授過這種不符合技術動作規格和人體工作力學原理的技術動作。一個非體育專業的老師、一項教材，產生的影響是如此，1/4的非體育專業畢業的教師的影響不得而知，所以相關部門需要加強對體育老師的培訓，或者招聘更多的專業體育教師。77．8%的教師年齡處于40歲以下，有近1/2的老師工作時間少于十年，說明中青年教師占大多數，教學活力較足，工作經驗較少。其有利的方面是:體育教師具有室外工作的特點，工作十分辛苦，年輕教師體力充沛，精力旺盛，有利于完成體育教學，組織早操，大課間體育活動，課外體育活動和課余訓練，體育競賽，學生體質健康測試和統計等任務。但從另一方面看，中青年教師居多，這些教師接受新知識與信息的能力強，但他們教學經驗積累較為缺乏，需要不斷地學習積累教學經驗，提高教學效果。蘇北小學體育教師對體育游戲價值的認識體育老師對體育游戲價值認識情況，直接影響著體育老師對體育游戲的運用。由圖1可知，蘇北小學體育教師認為體育游戲的價值主要有健身價值(77．78%)、娛樂價值(70．14%)、教育價值(74．31%)，這三類排在前三位，認為體育游戲具有交往價值的有56．25%，其他僅占6．9%，說明蘇北小學體育老師對體育游戲價值多重價值認識的較高。體育教師運用體育游戲的種類和變換頻率情況體育游戲變換的頻率和種類影響著學生對體育游戲的興趣。由表3可知不同工作年限的小學體育教師在體育游戲運用的頻率和種類方面有所不同。其中經常變換的教師占到52．8%;運用游戲6種以上的人數隨著體育教師工作年限的增長而逐漸增多。其中運用游戲以6－10種居多，占52．08%，主要原因是中青年教師較多。按照小學水平一國家規定每周4學時、水平二和水平三每周3學時計算，小學體育老師運用到的游戲種類并不多，尤其是運用游戲超過20種的老師所占比例還相對較小(8．33%)，結合表3可知體育教師在游戲選擇和創編等方面可能還需加強。體育教師在一節課中不同環節運用體育游戲情況表4蘇北小學體育教師在一節課中不同環節戲運用在在一節課中的基本部分(第一位)和準備部分(第二位)，用在結束部分的較少，與體育老師交流得知，在準備部分運用體育游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熱身、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為主教材教學做鋪墊等原因，而在課的基本部分運用主要是教主教材和提高學生的興趣等。一節課的三個環節都會用到體育游戲的以工作時長為20－25年的小學體育老師為多，原因可能是這部分體育老師教學經驗比較豐富，能夠靈活運用于不同部分達成不同的教學目的。蘇北小學體育教師對體育游戲的學習和研究情況體育教師在體育游戲方面是否經歷過專門的學習、培訓和研究，直接影響體育教師對體育游戲運用的效果。由表5可知，參加過體育游戲學習的比例為61．11%，但是研究比較表淺，缺少系統和科學的深度研究;沒參加過的占38．89%，結合表1非體育專業畢業的教師占20．8%，可能約有10%體育教育專業畢業的小學體育老師在大學里沒有進行過體育游戲的系統學習，且28．47的體育教師沒有研究過體育游戲和48．61%的老師在沒有接受過相關的培訓，在2011義務教育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中明確要求“在小學階段，要注重體育游戲學習，發展學生的基本運動能力”，可見，設有小學體育教育專業的高師高專在課程設置中應該設置體育游戲課程或者進行專題的講座和培訓，在體育教師的在職的培訓中需要加入體育游戲的相關內容。蘇北小學體育教師對體育游戲方面需要了解需求，可以提出有針對性的提高措施。由表6可知，蘇北小學體育教師對體育游戲方面的需求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體育游戲的創編能力(88．19%)、體育游戲的組織能力(61．81%)和體育游戲的選擇能力(45．83%)。創編能力是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體現，具有一定的難度，相對于組織能力、評價能力及體育知識等體育教師可能需要更多的關于體育游戲創編能力培訓。

通過對蘇北地區小學體育教師運用體育游戲情況的調查和分析，認為蘇北小學體育教師在運用體育游戲等方面呈現以下特征:結論(1)蘇北小學體育教師以中青年和體育教育專業畢業的教師為主，從業年限較短，學歷高于全國小學體育教師的學歷水平。(2)蘇北小學體育教師認為體育游戲具有多樣化的價值，平均每人認為體育游戲至少有兩種價值。排在前三位的是健身價值、教育價值和娛樂價值。(3)蘇北小學體育教師運用體育游戲的種類不多但變換比較頻繁。蘇北小學體育教師運用體育游戲以6－10種為主，一半以上的老師經常變換體育游戲。蘇北小學體育教師將體育游戲多用于一節課的準備部分和基本部分，三個部分都會用的以老教師為主。(4)蘇北小學體育教師學習和研究過體育游戲的較多但不深。有超過3/5的蘇北小學體育教師接受過體育游戲的系統學習，有2/3的小學體育教師進行過體育游戲的研究，但依然有38．89%的蘇北小學體育老師沒有學過體育游戲，且有28．47%的老師沒有研究過體育游戲，48．1%的體育教師沒有接受過體育游戲的培訓。(5)蘇北小學體育教師對體育游戲方面的需求多樣。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體育游戲的創編能力(88．19%)、體育游戲的組織能力(61．81%)和體育游戲的選擇能力(45．83%)。建議(1)相關部門加強對體育師資的投入，讓學校的體育老師人數滿足學校的實際需求，減少非體育專業教師從事體育教學，同時學校在用人時盡量專業對口。(2)設有小學體育教育專業的高校應設置體育游戲方面的課程。相關部門在培訓時增加關于體育游戲方面內容的設置，設置的主要內容包括體育游戲的創編、體育游戲的組織和選擇方面的內容，提高體育教師對體育游戲創編、組織和選擇能力。(3)體育教師應該加強對體育游戲的研究，不能浮于表面，要充分挖掘游戲的價值，結合學校的實際情況和學生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選擇和創編體育游戲。

第2篇：溫室氣體的特征范文

由于人類長期直接或間接的活動，使得大氣組成發生變化，這不僅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造成了破壞，最終的結果是導致人類自身健康和社會經濟運作遭到嚴重不利影響。基于此，世界各國掀起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行動熱潮，開展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便是其中之一。開展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首先要對于作為交易客體的溫室氣體排放權做一理論上的探討，在此基礎上由立法來明確其權益屬性，從而為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的展開奠定法律基礎。

溫室氣體排放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向大氣環境排放一定量的溫室氣體的權利。人類所享有的溫室氣體排放權應當體現為兩個層級，第一層是基于人類基本生存所需而向大氣排放一定量的溫室氣體的權利，這是全人類生而公平享有的一種權利，屬于基本人權的范疇，應該得到尊重和保障；第二層，為了進一步的發展，人類需要獲得基本生存所需以外的更多的排放權，而這種排放權則已不屬于基本人權范疇，這種權利的行使有一定的界限，應當限制在大氣所能容納的范圍之內，以不影響人類未來的生存與發展為前提，而且其獲得應該經過嚴格的法定程序。南開大學韓良教授將第一層級的溫室氣體排放權稱之為“生存排放權”，而將第二層級稱之為“發展排放權”。而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中所指的便是第二層級的排放權，也就是韓良教授所說的發展排放權。本文中所探討的溫室氣體排放權也是第二層級的排放權。

溫室氣體排放權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客體是大氣環境容量。大氣環境容量并非是一個法學術語，而是環境科學中的一個概念，是指在某一特定區域內，在滿足該區域大氣環境質量目標前提下，該地區大氣環境所能容納污染物的最大排放總量。在此范圍內大氣是具有自凈能力的，一旦超過這個范圍，就會造成大氣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人類和自然向大氣排放的溫室氣體超過了大氣環境可承受的的范圍。由此可見，大氣環境容量是有限的，而溫室氣體排放權正是人類對這種有限的大氣環境環境容量的使用、收益權。

第二，溫室氣體排放權的獲得要經過嚴格的法定程序。在文章前面論述過，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中所說的溫室氣體排放權并非基本人權范疇，其行使應當以不影響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為前提。基于此，私人主體溫室氣體排放權的獲得要經過嚴格的法定程序，首先由當地的環保部門對于當地大氣環境容量進行評估，確定可排放溫室氣體的總量，在此基礎上，根據相應主體的申請賦予其一定的溫室氣體排放權。這實際上是一個行政行為，是政府公權力行使的結果。

二、溫室氣體排放權法律性質

（一）溫室氣體排放權法律屬性

溫室氣體排放權屬于排污權的一種，民法學界對于排污權的權利屬性已經探討了很多年，按照朱家賢、鄧海峰等的觀點，排污權屬于民法中的用益物權。基于此，作為排污權的一種，溫室氣體排放權也屬于我國民法權利體系中的用益物權。當然這需要對溫室氣體排放權進行分析，從民法學角度來論證其用益物權屬性。

按照民法理論，用益物權是權利人依法對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權利，具有絕對性、支配性、排他性特點。所以，溫室氣體排放權作為用益物權的前提，就是要滿足用益物權的概念和其所述的權利特征：

第一，做為溫室氣體排放權客體的大氣環境容量是公共物品。大氣環境容量是一種環境資源，屬于公共物品，而國家是這種公共物品的所有者，私人主體要行使對于大氣環境容量資源的使用、收益等權利時，要嚴格依照法定程序從政府相關部門申請所得；第二，作為溫室氣體排放權客體的大氣環境容量是一種特殊的不動產。按照中國民法理論規定，不動產是性質上不可移動的特定物、獨立物，并且可供人類所支配。據此大氣環境容量似乎難以特定化、難以分割，因而并不滿足條件。但是大氣環境容量是大氣環境對于自然和人為的排放污染物的最大承受范圍，這個范圍是有限度的，是特定的，在此范圍內通過政府公權力的行使將其分為若干份，并授予不同的排放者行使，從而使之特定化、獨立化，并可為權利享有者所支配，因而滿足民法上對于不動產的要求；第三，溫室氣體排放權具有支配性、絕對性，排他性特點，依法獲得溫室氣體排放權的主體，在法定的范圍內享有對大氣環境容量的占有、使用、收益權，權利主體可以將排放權用于自己溫室氣體排放使用，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富余或不足情況到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市場去出售或購買，而權利人以外的他人負有消極的不作為義務，不得妨害權利人依法行使其權利。

基于以上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溫室氣體排放權完全滿足民法上用益物權的權利特征：大氣環境容量作為環境資源的一種，是公共物品，國家是權利的所有者，溫室氣體排放權正是排放者依法獲得的對大氣環境容量這種公共物品的占有、使用、收益權，其具有用益物權所具有的絕對性、支配性、排他性特點，獲得排放權的主體可以依法自主行使其權利，排除他人干涉，在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通過訴訟來獲得救濟，所以符合用益物權的屬性。因此，溫室氣體排放權就是溫室氣體排放者依法享有的，在大氣承載范圍內向大氣排放一定溫室氣體的權利，是權利人依法對有限的大氣容量的占有、使用、收益權，歸屬于財產權中的用益物權

（二）溫室氣體排放權的特殊性

上文已分析過，溫室氣體排放權作為用益物權，具有用益物權所具有的支配性、絕對性、排他性的權利特征，但基于其權利客體是大氣環境容量這種特殊的環境資源，其又區別于一般用益物權，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溫室氣體排放權是一種“具有公權色彩的私權”。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取得受到公私法雙重制約，作為一種用益物權其屬于私權范疇，但是其最初取得要經過政府公權力的行使，政府作為大氣環境容量的所有者，通過法定程序賦予申請者相應的排放權，這首先是一種行政行為，受到公法的調整。第二，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取得以總量控制為前提。政府賦予排放者溫室氣體排放權之前先要對當地的大氣環境容量進行評估，確定大氣環境可容納的溫室氣體的最大排放量，在此基礎上，根據申請賦予申請者不同量的排放權，權利主體在行使時，其權利范圍受到各自所獲得的排放權范圍的限制。因此，溫室氣體排放權就是溫室氣體排放者依法享有的，在大氣承載范圍內向大氣排放一定溫室氣體的權利，是權利人依法對有限的大氣容量的占有、使用、收益權，歸屬于財產權中的用益物權。

三、結語

第3篇：溫室氣體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畜禽；溫室氣體；時空變化；LMDI模型

中圖分類號S1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6）07-0093-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12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氣候變化成為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聯合國糧農組織（FAO）2006年的報告顯示，每年由牛、羊、馬、駱駝、豬和家禽排放溫室氣體的CO2當量占全球排放量的18%[1]。而世界觀察研究所2009年的報告指出，全球牲畜及其副產品排放溫室氣體的CO2當量約占全球總排放量的51%[2]，幾乎是FAO估算量的3倍。可見，畜禽已成為重要的溫室氣體排放源，而畜禽溫室氣體主要源于動物腸道CH4排放、動物糞便處理過程中產生的CH4和N2O[3]，從動物類型來看，反芻動物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最多，其次為豬，最少的是雞[4]。

國內外學者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測算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大量研究。在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測算方面，董紅敏[5]等采用OECD的測算方法對中國三個時點（1980年、1985年、1990年）的反芻類動物CH4排放量進行了估算；FAO[1]利用IPCC的方法和系數，估算了中國2004年主要畜禽的溫室氣體排放量；Zhou[6]等測算了中國1949-2003年畜禽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胡向東[7]等測算了中國2000-2007年以及各省區2007年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結果表明，2000-2007年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總體呈下降趨勢，各省區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呈現區域集點；閔繼勝[8]等測算了中國1991-2008年以及各省份畜牧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結果表明，1991年以來，中國畜牧CH4和N2O排放量均呈先升后降的趨勢；尚杰[9]等測算了1993-2011年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結果表明，中國畜禽的CH4排放量整體呈波動上升趨勢，N2O排放量持續增加。在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因素方面，譚秋成[10]研究表明，由于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的提高，單位肉類和牛奶排放的溫室氣體均有大幅度下降；陳瑤[11]等研究表明，經濟因素是影響我國畜牧業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因素，短期內效率因素是我國畜牧業低碳化發展的最主要誘因，而從長期來看勞動力因素是我國畜牧業低碳化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尚杰[9]等研究表明，動物腸道發酵CH4、N2O排放的影響因素主要取決于動物種類、飼料特性、飼養方式和糞便管理方式等。

以上研究取得了有價值的結論，為本文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數據和研究方法。但存在以下可以改進之處：一是研究對象大多側重于國家層面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測算，全面把握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變化規律，不僅從總體上刻畫其演變特征，更要分析區域差異；二是關于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成因研究未及深入展開，考慮到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區域差異性，有必要對各地區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便找到進一步降低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方向和對策。基于此，本文測算分析了1991-2013年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時空變化規律，并運用LMDI模型從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農業產業結構、農業經濟水平和農業勞動力等方面進行因素分解，揭示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時空變化的成因。

陳蘇等：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時空變化及影響因素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年第7期1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1.1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測算方法

畜禽溫室氣體排放主要包括畜禽胃腸道內發酵的CH4、畜禽糞便處理產生的CH4和N2O和畜禽飼養過程中對化石能源等消耗產生的CO2[12]。鑒于畜禽生產過程中化石能源消耗相關數據的缺乏，本文選取牛、羊、馬、騾、驢、駱駝、生豬、家禽和兔等動物作為研究對象，測算中國及各省（區、市）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其具體的測算方法如下：

式中，C、CCH4和CN2O分別為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CH4和N2O排放量；21和310分別為CH4和N2O轉化為CO2當量的轉化系數；Ni表示第i種畜禽的平均飼養量；αi和βi表示第i種畜禽的CH4和N2O排放因子。由于畜禽飼養周期不同，需要對畜禽年平均飼養量進行調整，參考胡向東[7]的計算方法。當出欄率大于或等于1時，畜禽年平均飼養量用出欄量除以365再乘以其生命周期，主要有生豬、家禽和兔，生命周期分別為200天[7]、55天[13]和105天[7]；當出欄率小于1時，畜禽年平均飼養量用本年末的存欄量表示，為消除單個時間點的影響，采取畜禽上年年末存欄量和本年末存欄量的平均數表示。借鑒已有研究關于各畜禽的溫室氣體排放系數，CH4排放系數來源于2006年IPCC國家間溫室氣體排放指南[14]，N2O排放系數來源于胡向東[7]，具體的排放系數見表1。

1.2畜禽溫室氣體排放影響因素的LMDI分解

因素分解方法作為研究事物變化特征及其作用機理的一種分析框架，在環境經濟研究中得到廣泛的應用。通行的分解方法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指數分解方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另一類是結構分解方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SDA方法利用投入產出表，以消費系數矩陣為基礎，對數據要求較高；而IDA方法只需部門加總數據，適合分解含有較少因素的、包含時間序列數據的模型。IDA方法包括Laspeyres指數分解與Divisia指數分解等，但兩者分解不徹底，存在分解剩余項，Ang[15]等在綜合比較了各種IDA方法基礎上，提出了對數平均迪氏指數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該方法最大特點在于不會產生分解剩余項，且允許數據中包含零值。因此，本文選用LMDI從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農業產業結構、農業經濟水平和農業勞動力等方面量化分解影響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因素[16]。結合現有研究成果，將畜禽溫室氣體排放分解為：

C=CLS×LSAGRI×AGRIP×P（2）

式（2）中，C為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LS為畜牧業產值，AGRI為農林牧漁業總產值，P為農業勞動力的數量。對各個分解因素進行定義，定義EI=C/LS為畜禽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即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與畜牧業產值之比；定義CI=LS/AGRI為農業產業結構，即畜牧業產值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比重；定義SI=AGRI/P為農業經濟水平，即農業勞動力的人均農林牧漁業產值。則（2）式可進一步表述為：

C=EI×CI×SI×P（3）

由于LMDI的“乘積分解”和“加和分解”最終結果一致，而后者能較為清晰的分解出影響因素，因此，本文采用

放系數腸道發酵1.0068.0051.4018.0010.0046.005.000.254-糞便管理3.5016.001.501.640.901.920.160.080.02N2O

排放系數糞便管理0.531.001.371.391.391.390.330.020.02注：非奶牛取黃牛和水牛的平均值；羊取山羊和綿羊的平均數；家禽取雞、鴨、鵝和火雞的平均數。“加和分解”的方法（詳細推導過程可參閱Ang[17]etc）：

ΔC=Ct-C0=ΔEI+ΔCI+ΔSI+ΔP（4）

式（4）中，C0為基期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總量，Ct為T期溫室氣體排放總量，ΔC為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變化。這種變化可分解為：ΔEI表示單位畜牧業產值排放溫室氣體變化，即強度效應；ΔCI表示單位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畜牧業產值變化，即結構效應；ΔSI表示人均農林牧漁業總產值變化，即經濟效應；ΔP表示農業勞動力變化，即勞動力效應。由此，畜禽溫室氣體變化直接受制于4種因素的變化。其具體表達式分別為：

若ΔEI、ΔCI、ΔSI和ΔP的系數為正值，說明該效應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起到促進作用，反之，則起到抑制作用。

1.3數據來源及整理

本文以生豬、牛、馬、騾、驢、駱駝、羊、兔和家禽為研究對象，選取30個省（區、市）（其中重慶市數據合并到四川省數據內）畜禽的出欄量、存欄量、畜牧業產值、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以及農業勞動力數量等數據，這些數據來自于《中國農業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畜牧業年鑒》。考慮到產值不具有縱向可比性，因此本文中的畜牧業產值和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以1990年為基準年，換算為可比的實際產值。

2結果分析

2.1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時序變化

2.1.1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階段變化

依據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測算公式、各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系數和畜禽的出欄、存欄相關數據，量化測算了中國1991-2013年的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情況，并將其轉化為CO2當量（圖1）。圖1表明，1991-2013年畜禽溫室氣體排放大致分為3個階段，在此基礎上，各階段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變化及各效應的影響程度見表2。

第一階段（1991-1996年），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快速上升。由1991年的2 746.82萬t上升到1996年的3 746.16萬t，增加了999.34萬t。該時期經濟效應是促進溫室氣體排放最主要推動力為2 254.88萬t；其他對溫室氣體排放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強度效應抑制作用最大，為-939.47萬t，其次是勞動力效應和結構效應，分別為圖11991-2013年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

總量變化趨勢

第二階段（1997-2006年），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穩定上升。受金融危機、通貨緊縮等因素影響，1997年畜禽平均飼養量較上一年大幅度下降，強度效應抑制作用為-451.53萬t，經濟效應抑制作用為-202.35萬t，實現了492.17萬t畜禽溫室氣體的減排，隨后逐年增加，到2006年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達到峰值，為4 228.50萬t，增加了482.34萬t（需要說明的是：這里峰值出現的時間與胡向東等測算的結果不同，主要原因是后者2006年畜禽數據根據第二次農業普查結果進行了調整，而本文畜禽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業年鑒》，以保證數據來源的統一性）。該時期經濟效應對溫室氣體排放促進作用最大，為801.21萬t，其次是強度效應，為171.18萬t。勞動力效應和結構效應對溫室氣體排放起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分別為-329.14萬t和-160.91萬t。

第三階段（2007-2013年），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呈波動下降趨勢。受飼養周期、飼料成本上漲、畜禽疫病（豬藍耳病）及南方冰雪災害等多種因素影響，2007年和2008年散戶平均飼養量顯著下降，強度效應抑制作用顯著，分別為-845.23萬t和-731.03萬t，實現了830.70萬t畜禽溫室氣體的減排。隨后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支持畜禽轉型發展的政策，中國畜禽發展方式在逐年轉變，到2013年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3 542.48萬t，減少了686.02萬t。該時期強度效應對溫室氣體排放抑制作用最大，為-1 933.07萬t，其次是勞動力效應和結構效應，分別為-255.96萬t和-133.83萬t；而經濟效應促進作用顯著，為1 636.84萬t。

總體來看，1991-2013年，經濟效應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促進作用最大，為4 692.93萬t；而強度效應抑制作用最大，為-2 701.36萬t，其次是勞動力效應和結構效應，分別為-771.85萬t和-424.06萬t。

度呈顯著的波動性（見圖2）。從強度效應累計貢獻值演變趨勢來看，該效應對抑制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呈倒“U”，且近幾年其抑制作用呈增強趨勢。1991-1997年，在國家宏觀調控和環境治理影響下，強度效應抑制作用不斷加強，累計減少了1 391.00萬t溫室氣體；1998-2006年，受國際環境、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國內農業政策支持乏力等因素影響，規模化畜禽養殖進程緩慢[18]，強度效應抑制作用放緩；2007-2013年，隨著畜禽業以散養模式為主向現代養殖模式（專業戶模式和規模化模式）轉變，畜禽規模化養殖推進為溫室氣體排放的實施提供可能[7]，強度效應抑制作用呈增強趨勢，該時期累計實現1 933.07萬t畜禽溫室氣體的減排，占其總效應的281%。

勞動力效應是僅次于強度效應，是抑制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另一重要因素。該效應累計貢獻值呈波動下降趨勢，抑制作用越來越明顯。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深入推進，農業比較效益顯著降低，農業勞動力不斷轉移到非農產業，農業勞動力減少導致散養戶大量退出，為畜禽規模化養殖提供可能；此外，伴隨著畜禽養殖的規模化發展和管理模式的不斷創新，對從事畜禽勞動力的素質有更高要求，進而導致轉移更多的畜禽從業勞動力，單位勞動力產出大大增加，促進了畜禽溫室氣體的減排。1991-2013年，勞動力效應實現了771.85萬t畜禽溫室氣體的減排。

結構效應累計貢獻大致呈現低水平徘徊再高水平徘徊再波動下降階段性特征，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抑制作用也越來越明顯。1991-1997年，結構效應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累計貢獻處于低水平，年均累計貢獻為-54.35萬t；1998-2003年，1998年發生的長江全流域特大洪災，西南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畜禽養殖遭受巨大破壞，全國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較1997年下降了2.28%，結構效應累計凈貢獻為-290萬t，隨后幾年受農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畜禽發展緩慢，結構效應累計貢獻處于較高水平，年均為-269.24萬t；2004-2013年，結構效應的抑制作用越來越明顯，但波動性較大。主要是因為，一是伴隨著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由2004年2471%下降到2013年22.10%，下降了2.61%；二是城鎮居民日益增長的畜禽產品消費，畜牧業在農業結構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在這雙重影響下，該時期結構效應的抑制作用波動較大。

經濟效應累計貢獻總體上經歷了先快速上升再緩慢下降再逐步上升的變化趨勢。1991-1996年，市場化改革取得重大進步，農業得到了快速發展，經濟效應累計貢獻快速上升，增加了2 254.88萬t畜禽溫室氣體；1997-2000年，受亞洲金融危機、通貨緊縮及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農業發展外部環境不佳，經濟效應累計貢獻緩慢下降，減少了502.53萬t畜禽溫室氣體。2001-2013年，經濟效應累計貢獻逐步上升，基本呈指數增長的趨勢，增加了 2 940.57萬t畜禽溫室氣體。主要是因為，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穩定提高，城鄉居民膳食結構發生變化，對動物性食品的消費需求不斷增加，從而帶動畜牧業的發展，畜禽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加。由此可見，未來一段時間內，伴隨經濟繼續平穩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并得到實現，經濟效應依然是導致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最主要因素。

2.2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空間分異

2.2.1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空間比較

由于中國各省（區、市）資源稟賦差異及畜牧業結構不同，畜禽溫室氣體排放呈現不同的空間差異，受篇幅限制，本文只列出部分年份畜禽溫室氣體排放位居前10位的省（區、市）（表3）。

從表3可以看出，1991-2013年，畜禽溫室氣體排放大省（區、市）沒有顯著變化，排名前10位省（區、市）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國排放總量的比重約為57%-60%，說明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區域集中度較高。其中，四川和河南一直占據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前三名，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貢獻最大。山東、云南和內蒙古等省（區、市）的畜禽溫室氣體排放也一直靠前。

2.2.2畜禽溫室氣體排放各效應的空間差異

從1991-2013年中國省域強度效應來看（表4），除天津強度效應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起促進作用外，各省（區、市）均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四川、青海和云南規模化養殖處于發展階段[18]，強度效應提升空間大，從而表現出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抑制作用顯著，分別為-279.56萬 t、-221.94萬 t和-212.59萬 t。除北京、上海、海南和寧夏因行政區劃原因，強度效應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抑制作用較小外，遼寧、吉林和黑龍江規模化畜禽養殖程度較高，但缺少對規模化養殖的畜禽排泄物處理設施的改進[18]，強度效應的抑制作用較小，分別為-17.98萬 t、-25.38萬 t和-27.87萬 t；剩余20個省（區、市）強度效應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抑制作用介于-200～-30萬 t之間。

從結構效應來看，山東、四川和黑龍江屬于糧食主產區，隨著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糧食生產的政策，畜牧業占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分別下降了43.77%、22.51%和

從經濟效應來看，各省（區、市）經濟效應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均起到促進作用，但作用強度有差異。四川、河南、內蒙古、山東、云南、湖南和河北畜禽溫室氣體排放位居全國前10位（見表3），屬于畜牧業大省，但畜禽養殖方式仍以傳統成分占主導，高投入、高排放發展模式依舊普遍存在，經濟效應促進作用較大，分別為612.98萬 t、313.64萬 t、271.28萬 t、269.47萬 t、234.54萬 t、220.69萬 t和220.20萬 t；而天津、上海和北京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但土地面積小，用于養殖空間有限，畜禽養殖方式向集約化、標準化轉變[12] ，經濟效應促進作用較小，分別為10.18萬 t、11.88萬 t和13.97萬 t；海南促進作用也較小，為1289萬 t；剩余19個省（區、市）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促進作用介于60-200萬 t之間。

從勞動力效應來看，新疆、黑龍江和內蒙古作為全國畜禽產品的主要來源地，畜禽產品又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為滿足日益增加的畜禽產品需求，勞動力投入不斷增加，分別增加了172.84萬人、182.7萬人和49.92萬人，勞動力效應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促進作用顯著，分別為7291萬 t、3113萬 t和1882萬 t；、云南、海南、遼寧、吉林和山西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促進作用介于0-10萬 t之間。四川、湖北、江蘇和山東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非農就業機會多，畜禽養殖比較效益低，勞動力大量流出，造成散養戶空欄或轉產，為規模化畜禽養殖提供了可能，勞動力效應抑制作用顯著，分別為-17055萬 t、-5610萬 t、-5294萬 t和-4686萬 t；剩余17個省（區、市）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抑制作用介于-40-0萬 t之間。

3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LMDI模型系統分析了1991-2013年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時空變化及其因素貢獻，揭示了強度效應、結構效應、經濟效應和勞動力效應對畜禽溫室氣體總效應的貢獻，并識別了不同時段以及省域畜禽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的顯著性貢獻因素。結果表明：

（1）從時間維度來看，1991-2013年，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經歷了先快速上升后穩定上升再波動下降的變化特征，總體呈上升趨勢。經濟效應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表41991-2013年中國省域畜禽溫室氣體排放影響因素分解

效應和結構效應。期間，經濟效應促進作用的累計貢獻呈指數增長，而強度效應抑制作用的累計貢獻呈倒“U”，是近幾年畜禽溫室氣體增長趨勢有所減緩的主要原因，勞動力效應和結構效應抑制作用不斷加強。

（2）從空間維度來看，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的區域集中度較高，四川、河南、山東、云南和內蒙古等省（區、市）畜禽溫室氣體排放一直位居全國前列。省域各效應作用方向和程度差異顯著，四川、青海和云南強度效應抑制作用較大，遼寧、吉林和黑龍江抑制作用較小；山東、四川和黑龍江結構效應抑制作用顯著，新疆和青海促進作用明顯；四川、河南、內蒙古、山東、云南、湖南和河北經濟效應促進作用較大，天津、上海、海南和北京促進作用較小；四川、湖北、江蘇和山東勞動力效應抑制作用顯著，新疆、黑龍江和內蒙古促進作用明顯。

強度效應、結構效應、經濟效應和勞動力效應空間上的疊加，形成了畜禽溫室氣體排放總效應的空間差異。未來中國畜禽溫室氣體減排的空間發展策略有以下幾點：①四川、青海和云南等省（區、市）提高畜禽養殖的規模化、集約化和標準化，在減少散戶養殖方式同時降低單位畜禽溫室氣體排放水平，有效提升畜禽養殖產出效率；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等省（區、市）應制定特定性綜合措施，強化畜禽糞便清潔處理技術的研發與應用。②新疆、青海、云南、陜西和江西等省（區、市）應充分發揮資源稟賦優勢，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實行農牧業有機結合型畜牧業。③四川、河南、內蒙古、山東、云南、湖南和河北等省（區、市）要切實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加快推進低碳農業發展，實現農業生產中經濟、社會、生態效益三者統籌兼顧，促進畜牧經濟與氣候資源環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④新疆、黑龍江和內蒙古等省（區、市）草地資源豐富、奶牛業較為發達，因此，積極發展飼料加工業和牛奶加工業，推動農業勞動力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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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溫室氣體的特征范文

研究三圈環流的變化不能局限在某一個地區或某一個氣壓帶、風帶，否則會陷入迷途。一定要從全球的角度整體上把握，而且要追根溯源從根本上分析，才能理出清晰的脈絡。三圈環流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赤道地區和兩極地區之間的氣溫差，以及地球自轉產生的地轉偏向力。赤道地區高溫導致近地面空氣受熱膨脹上升，極地嚴寒導致空氣受冷收縮下沉形成近地面的赤道低氣壓帶和極地高氣壓帶，由于地轉偏向力造成的氣流偏轉又因動力形成了副熱帶高氣壓帶和副極地低氣壓帶，三圈環流也因此形成。地球自轉是不受全球變暖的影響的，受影響的是赤道地區和極地之間的氣溫差。兩地間的氣溫差加大則環流增強，反之則三圈環流減弱。那么，全球變暖又是如何影響三圈環流的呢？這要從全球變暖的根本原因入手。

近年來全球氣溫快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人類燃燒礦物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增多，以及毀林導致的空氣中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含量持續上升。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增溫原理主要是由于其能吸收地面的長波輻射，吸收的能量多了，氣溫也就上升了。由于大氣的流動性，我們先假設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增幅沒有地區差別。再此前提下，我們來分析三圈環流的變化情況。

隨著溫室效應全球變暖，赤道地區和極地之間的氣溫差是增大的，尤其是在冬季。赤道地區因空氣中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增多而吸收的地面長波輻射增多，氣溫上升，極地也應因此而上升，但極地的下墊面多為冰雪覆蓋，冰雪主要是對太陽輻射的反射作用，而其吸收后再發出的地面輻射是非常有限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對反射出的短波輻射幾乎沒有吸收作用，只對地面發出的長波輻射有吸收作用。因此，極地的增溫幅度要遠小于赤道地區的增溫幅度。另外，冰雪融化大量吸熱也是導致極地增溫幅度小的重要原因。冬季赤道地區和極地間的溫差增大的原因就更直觀一些。冬季的極地處于極夜狀態，沒有光照，地面發出的長波輻射也就很微弱，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多少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所以，冬季極地和赤道地區的溫度差比過去會變得更大，三圈環流也就變得更強。

三圈環流的增強導致近地面的各個氣壓帶和風帶都得以增強，西風帶在冬季的增強變得尤為強烈。更為強烈的西風從溫暖濕潤的大西洋帶來更多的水汽（隨西風帶的增強北大西洋暖流也是增強的，它帶來的增溫增濕作用也相應增強），強烈西風沿兩個風道東來，一是北側風道從比斯開灣、英吉利海峽、北海、波羅的海沿西歐平原、中歐平原、東歐平原翻越烏拉爾山到達西伯利亞地區。此時，來自北冰洋的南下氣流起到了作用，它與濕潤的西風共同作用到達北疆的阿爾泰山區，因為受到地形的抬升作用形成地形雨，以暴雪的形式完成降水。過去人們總是誤以為這是來自北冰洋的水汽，因為風從北面吹來，且離北冰洋又是那么近，但是，冬季的北冰洋冰雪覆蓋、氣溫極低，北極地區又處在極夜的籠罩之下，哪能蒸發起多少水汽呢？所以，北疆地區冬季的降水的水汽幾乎都來自遙遠的大西洋。另一個風道是較為靠南的，我們就叫它南側風道，這是來自地中海地區的。冬季隨著太陽直射點的南移，氣壓帶風帶都相應南移，北緯三四十度之間的地中海地區也受西風帶的影響。在南側風道，西風從大西洋經直布羅陀海峽、地中海、黑海、里海、圖蘭低地到達阿爾泰山區，一部分直接經阿拉山口進入北疆準格爾盆地，產生暴雪等強降水天氣。當然，南北兩條風道在中部地區會有所交混。

當隆冬季節亞洲高壓勢力極強，完全控制內陸時，北疆降水形成的條件會消失，新疆就會處在干冷氣團的控制之下。夏季，南側風道因氣壓帶風帶的北移而不再輸送水汽，但北冰洋會因為冰雪融化、陽光照射等原因而為北疆輸送較多的水汽。

第5篇：溫室氣體的特征范文

關鍵詞：全球氣候變化，濕地，溫室氣體，水文條件，生物多樣性

中圖分類號：S34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濕地和全球氣候變化概況

我國濕地面積大約有7.0×107hm2，占國土面積的2.6%。全球濕地面積約為5.7億hm2，占地球陸地面積的6%。其中湖泊為2%，酸沼為30%，堿沼為26%，森林沼澤為20%，洪泛平原為15%。紅樹林覆蓋了約2400萬hm2的沿海地區。

濕地是一個生產力巨大的生態系統。濕地由于介于陸地生態系統和水域生態系統之間，特有的邊際效應使得其中的物種種類和數量都是其他生態系統所無法比擬的。而且濕地還是有些動植物特有的棲息場所，為生物多樣性起到了巨大作用。濕地生態系統，同樣具有一定空間內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之間的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的功能。并且這種相互作用可以達到某種功能上的穩定，而這種相對穩定則來源與生態系統內部的自我調節，即對外部環境壓力的適應。

由于大氣中CO2及其它溫室氣體(CH4等)濃度的增加而導致全球變暖已成不爭的事實。在對溫室氣體不采取減排措施的情況下，未來幾十年內全球平均氣溫將每10年升高0.2℃，到2100年，全球平均溫度將升高1~3.5℃，海平面相應將上升約15~95cm。我國在自然變化和人為活動的共同影響下，預計2013~2022年，全國平均氣溫將增加0.45℃，降水增加3%；而2033~ 2042年氣溫將增加0.75℃，降水則減少5%。

2全球氣候變化對濕地的影響

2.1對濕地水文條件的影響

不斷變暖的氣候將導致大氣降水的形式和量的變化，而這將通過改變濕地水文過程和生物地球化學過程，從而顯著地改變濕地的生態功能。氣候的變化通過改變濕地的水文特征來影響濕地整個生態系統。

除了地貌外，降雨和蒸散作用也影響景觀單元中地表徑流和地下水補給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配。降雨入滲和地下水的直接蒸發對與地表水體相連的景觀部分有動態影響，包括濕地形成的位置。水位通常與地表水體和濕地的岸線相交，以致該點沒有不飽和區的存在。

2.2對濕地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對海岸濕地，海平面的上升會增加其被淹沒的頻率與深度，從而改變其生態學過程。海平面升高所加大的沖蝕和淹沒會失灘地，這些濕地的失去和功能的變化無疑會削弱其作為野生動植物棲息地的價值，同時這些濕地的生物多樣性也會減少，給濕地生態系統造成很大的威脅。

濕地對沿海地區的生態和經濟是至關重要的，它們的生產率等于或超過任何自然或農業系統。濕地生態系統不僅具有很強的生產力，同時，濕地具有特殊的儲水性能，地蓄水空間巨大，可以儲存過量洪水，起著降低洪峰高度的功能。在雨水豐沛期，面積廣闊的洪泛濕地接納雨水并滲入地下含水層，恢復地下水的供給能力。濕地的特殊結構可以使水中懸浮物、有毒物、營養物通過沉降、吸咐、降解等方式，得到凈化。濕地植物攔蓄、吸附減緩水流速度，使得濕地就像一個過濾器一樣把上游的水過濾了一遍。

由此可見，濕地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單元，特殊的邊際效應使得生物多樣性超過任何生態系統，所以由于全球氣候上升所帶來的影響是超過其他生態系統的，由于升溫所造成的降雨量下降，蒸發量提高，在減少濕地水容積的同時影響沉積和營養物的輸送、并增大沿岸洪澇災害的頻率。在這樣的生境中，生物的生存無疑是困難了許多，這樣肯定減少了濕地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

3濕地對全球變化的影響

3.1濕地中的CO2

濕地生態系統由于地表經常性積水，土壤通氣性差，地溫低且變幅小，造成好氣性細菌數量的降低，而嫌氣性細菌較發育。植物殘體分解緩慢，形成有機物質的不斷積累。不同類型的濕地碳累積或分解的速率不同，碳密度相差很大。影響濕地中碳的形成的有植被(有機質輸入量、物質組成)，氣候因子(溫度、濕度)，土壤性質(結構、粘粒含量、礦化度、酸度等)，以及其它因素如施肥、灌溉。所以濕地生態系統中關于碳的準確計算還有待研究。

關于碳在濕地生態系統中的循環可以以下圖為例：

圖1天然濕地碳循環示意圖

由圖可知，濕地生態系統碳循環的基本模式是：大氣中的CO2通過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形成有機物；植物死亡后的殘體經腐殖化作用和泥炭化作用形成腐殖質和泥炭；土壤有機質經微生物礦化分解產生CO2，在厭氧環境下產生CH4釋放到大氣中。在經常性積水條件下，濕地是CO2的匯。假如能夠通過控制濕地的條件，使大規模的濕地生態系統一直保持在“匯”的狀態，那么這中情況下的濕地生態系統則能夠很好的控制全球氣候變化的趨勢，通過對碳源的控制來延緩升溫的趨勢。

3.2濕地中的CH4和N2O

CH4和N2O也是造成溫室效應的溫室氣體，CH4 從濕地中的排放是發生在土壤中的一系列生物和物理過程的結果。在厭氧環境條件下，CH4通過甲烷產生菌的作用而產生；在氧化條件下，CH4通過甲烷營養菌的作用而被氧化和遷移。

大氣中絕大多數N2O來源于生態系統N循環中的硝化和反硝化過程。高溫、濕潤、高碳氮含量的土壤是N2O產生的最佳環境。而濕地恰好滿足N2O產生的理想條件，因此，濕地生態系統是N2O的重要“源”。

受植物生長狀態、根層深度及植物傳導氣體的效率的影響。根際氧化作用僅發生在生長季，植物對氣體的傳導效率影響根際 CH4 的氧化作用和排放通量。水位下降時，由于氧化層增大，土壤中氧化作用增強，導致 CH4 排放量減少，同時水位降低，根際氧化作用減弱。在植物生長季，水位降低 15cm，將導致土壤中 CH4 氧化作用增 25％。

4總結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全球氣候的變化會導致濕地水文條件的改變，同時造成濕地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減少，而水文條件的改變又可能誘發濕地中的溫室氣體CO2、CH4等的加速釋放，失去了“匯”的作用，反而成為了溫室氣體的“源”，并且，由濕地中釋放溫室氣體的潛力是其他任何生態系統都無法比擬的。

濕地生態系統和全球氣候變化是一個相互聯系的關系，兩者都不是孤單地存在的，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對方，我們要緩解全球氣候變化，不僅要著眼與溫室效應或其他氣候原因，同樣要考慮到全球的像濕地生態系統一樣的各種生態系統對全球氣候變化起到的正面或反面作用。同理，在濕地生態系統的研究和管理中，我們同樣不能忽視濕地這一特殊生態系統對整個全球系統的影響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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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溫室氣體的特征范文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氣候變化的影響和適應評估報告》，呼吁各國迅速采取行動措施適應氣候變化，在制定經濟發展計劃時將適應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其中。將適應氣候變化納入到我國戰略環境影響評價在目前構建環境友好型社會中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應該得到政府決策部門和科學研究機構的廣泛關注。寧夏自治區把適應氣候變化納入了“十一五”規劃，成為我國第一個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地方中長期規劃的省份。

將適應氣候變化納入戰略環評的必要性

由于全球環境演變，可持續發展面臨新問題，突出表現在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效果不明顯，氣候問題會更加突出。面對國際前沿熱點以及國家迫切需要，環境學科發展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未來要應對氣候變化和氣象災害，確保糧食及水安全，因此須加強研究已有氣候變化對環境影響的規律，抓住氣候變化與全球減災熱的機遇，努力使環境學科的發展適應全球主流政策，按市場機制的發展模式，開發新技術，推動多元化投資方式的實現。為此有必要在戰略環評中納入適應氣候變化的內容，從戰略高度評價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與計劃。

(一)國際社會關于氣候變化響應的認識

由于過去溫室氣體的累積排放，氣候變暖已不可避免，有必要采取適應措施以應對變暖所造成的影響。目前我們尚未對適應的限制因素或成本有清晰的了解，還因為有效適應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具體的、地理的和氣候的風險因子。也取決于制度、政治和財政方面的制約。雖然多數技術和策略已被一些國家了解并得到開發，但已有的評估并未指出，各種措施選擇是如何有效降低風險的，特別是在變暖更厲害、影響更嚴重的情況下以及脆弱群體的反應。此外，履行適應措施在環境、經濟、信息、社會、態度和行為等方面還存在著相當大的障礙。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特別是資源的有效利用以及適應能力建設尤為重要。

非氣候壓力的出現會加劇氣候變化的脆弱性。例如氣候波動和氣候災害、不能公平地獲取資源并導致貧窮、無法保障的糧食安全、經濟的全球化趨勢、沖突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發生等。

未來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性不僅取決于氣候變化，還取決于發展途徑。在不同情景下，地區之間在人口、收入和技術發展上可能存在巨大差異，而這些因素通常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程度起到很大的決定性作用。在中高排放情景(以人均收入較低、人口增長巨大為特征)下預估的受影響人口數量相當大。

可持續發展能夠降低對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性，氣候變化也能阻礙各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通過提高適應能力并增強恢復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夠降低對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性。然而，目前幾乎還沒有促進可持續發展計劃把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或提高適應能力明確地納入其中。

(二)國際社會關于氣候變化響應的行動

現在已針對觀測到的和預估的氣候變化采取了部分適應措施，但仍有限。自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三次評估以來，有越來越多的人類活動適應已有和未來氣候變化的證據被觀測到。例如，在基礎設施項目的設計中考慮應對氣候變化因素，如在青藏鐵路設計和建設中考慮了未來氣候變暖對凍土地帶路基的影響。

兼顧適應和減緩的措施，最能夠降低與氣候變化有關的風險。提高適應能力的途徑之一就是把氣候變化影響納入到發展規劃中予以考慮，如通過“把適應措施包含在土地利用規劃和基礎設施設計中”，“把降低脆弱性的措施包含在現有的降低災害風險策略中”等方式。

氣候變化影響造成的損失將因全球溫度的不斷升高而逐年增加。IPCC評估清楚地表明，未來溫度升高不足1℃－3℃的氣候變化的區域影響是混合的，但會增加適應成本。然而，如果溫度升高超過約3℃，很可能所有區域不利影響更為嚴重，而發展中國家預期會承受大部分損失。如果變曖4℃，全球平均損失可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5％。目前。國際社會正在制定針對不同階段影響的應對措施。

如何把適應氣候變化納入戰略環評

(一)戰略環評和氣候變化

與戰略環境影響評價相關的氣候變化問題可以歸納為下面幾點：

氣候變化：包括對已有變化的評估和對未來變化的預測。這些變化包括海平面上升、溫度和降雨的變化、極端事件(如暴風雨和干旱事件)發生頻率的變化。

影響復雜：氣候變化無疑會產生一系列的影響，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的類型和強度在不同的區域表現也不一致。

適應措施：氣候變化影響的嚴重程度取決于所采取怎樣的適應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改善洪水風險管理和防止在海平面上升地段建設不合適的建筑。

減緩措施：人類采取的減少人為活動對氣候系統影響的直接行動，特別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建筑物的絕熱效果，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等。

人類共識：未來的人為活動必須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走低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二)戰略環評各個階段都要考慮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

在戰略環評中開展評價氣候變化對規劃的影響不同于評估其他方面的影響。首先，氣候變化是多種原因復合累計效應的結果，是多種活動(包括人類活動)累積產生的效果，雖然每一個單獨的活動所產生的影響可能很有限，但是這些有限的影響累積起來就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其次，在戰略環評中一般需要考慮下面兩項與氣候變化有關的重要內容，包括：氣候變化對規劃所產生的影響及約束(一般在戰略環評前言部分描述)；規劃對未來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一般在戰略環評的預測和評估階段)。

(三)與氣候變化一致的目標和指標：氣候變化基準的描述和監測

戰略環評的目標和指標中應該包括未來可能的氣候變化相關內容，與可能的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目標和指標要一致，并可以實施。

(四)確定未來可能的氣候變化導致的主要問題和約束

氣候變化可能導致的影響包括高溫的風險，暖冬后的寒潮、干熱的夏天、海平面上升，以及洪澇風險的增加、某些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強風暴、干旱等)增加等。這些影響結合其他因子的作用可以導致對以下領域的重要影響。

對水供需和水質的影響：氣候變化可能會導致夏季河流水位下降，冬季上升，這一影響可能惡化(或加重)水質問題和水資源問題。

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氣候變化可能增加糧食生產的波動性，使糧食供不應求、全球糧價持續上漲。

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夏季的洪澇可能嚴重影響濕地。溫度升高可能影響物種習性，導致物種遷移甚至消亡。

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事故和某些疾病對天氣非常敏感，熱的天氣可以加速疾病和病菌的傳播。

(五)將氣候變化的適應措施納入到評價規劃中

氣候變化的影響只有通過多方面的行動才能得以解決。我國已經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下一步，要優先把減少溫室氣體的建議納入到評價規劃中。

第7篇：溫室氣體的特征范文

氣候變化問題歸根結底是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可持續發展理論最早可追溯到馬爾薩斯悲觀的人口理論，而且，長期以來，人口問題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議題。與人口問題相伴而生的是資源問題和環境問題。由羅馬俱樂部于1972年發表的《增長的極限》強烈刺激了人們對人口、資源及環境擔憂的神經。而近20多年，隨著全球升溫速度的加快和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繁出現，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核心。

以聯合國為主的國際組織推動了關于氣候變化的學術研究。1988年成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展開對氣候變化的科學影響和社會經濟問題的綜合評估，分別于1990年、1996年、2001年和2007年了四次評估報告，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達成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開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通過了《京都議定書》，對主要工業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提出了量化減排標準；2007年在印尼巴厘島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了“巴厘島路線圖”；2009年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變化大會盡管沒能達成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但會議還是在國際社會及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氣候變化問題的日益嚴重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發展的原動力，而氣候變化的國際公共物品特殊屬性以及由此帶來的艱難的國際談判則為氣候變化經濟學注入了能量強大的推進劑。氣候變化經濟學目前尚無完整的理論體系，它作為經濟學的研究方向而存在，研究領域集中在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氣候變化治理的經濟分析以及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本文從以下方面展開對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進展的綜述：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溫室氣體減排的經濟含義，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以及氣候變化與中國經濟發展。

二、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分析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在由布倫特蘭夫人主持的該報告中，可持續發展被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1989年聯合國環境署理事會在《關于可持續發展的聲明》中，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進一步明確為“可持續的發展是指既滿足當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能力的發展，而且絕不包含國家主權的含義”。隨著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理解和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一般性原則基本達成了共識，即公平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和共同性原則。[1]公平性原則是指發展的機會及帶來的福利增加應該公平地惠及全體人類社會，包括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可持續性原則是指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僅要著眼當前利益，還要追求長期穩定發展，即發展不能超越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共同性原則是指世界各國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承擔著共同責任。

潘家華[2]在歸納發展的廣義內涵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發展的權”與“發展的限”的概念。潘家華將發展歸納為個人、社區、國家和全人類的生活、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這是在人文發展的框架下做出的歸納。所謂發展權，潘家華認為主要表現在人文發展具有方向性和人文發展潛力的可實現性，實現較高水平的人文發展是個人、社區和國家的基本權益。所謂發展限，潘家華認為包括兩層含義：生物學意義上的限和物理學意義上的限。生物學意義上的發展限存在下限和上限兩方面。下限是指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質保障，如營養、住房、醫療的最低限值；上限是指，在給定的技術經濟水平下，人的營養需求、壽命等方面存在絕對量的邊界，不能無限擴張。物理學意義上的發展限是指人文發展需要物質基礎，即人文發展的物質約束。潘家華所說的物理意義上的限就是自然資源約束，包括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

隨著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不斷增加，人類發展正面臨日益嚴重的自然資源約束。在人類發展的自然資源約束中，煤炭、石油、天然氣這類化石能源的約束最為突出，溫室氣體也主要由燃燒化石能源所引發，因而人類發展的自然資源約束集中反映在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上。①這一約束就是潘家華所說的人文發展的物理意義上的限。

人類發展面臨溫室氣體濃度的共同約束，但具體到不同歷史階段，以及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體，這一約束的強度卻是不同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表明，隨著人均收入由低水平階段上升，碳排放強度(每美元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公斤數)呈上升之勢，到人均收入約8000美元，碳排放強度開始下降。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工業化的歷史時期，尚未面臨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在這期間，溫室氣體隨工業化的進程而大量排放。現如今，發達經濟體已走過了碳排放增加階段，進入下降階段；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正處于工業化階段，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排放的增加。但溫室氣體積累所導致的全球變暖效應使得溫室氣體排放約束非常強烈，這一約束同樣施加于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其經濟發展產生了壓制作用。這使得新興市場經濟體承受著發展的不公平。

三、溫室氣體減排的經濟含義

毫無疑問，排放溫室氣體具有負的外部性特征。但正如斯特恩(Stern)[3]指出，溫室氣體的外部性特征有四個方面的獨特之處：一是它具有全球性屬性；二是它影響長遠，并由流量-存量進程所支配；三是它的許多方面尚不能進行科學的判定，還存在不確定性；四是它的潛在影響非常大。

溫室氣體減排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本質屬性。按照經濟學教科書的解釋，所謂公共物品是指既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競用性的物品[4]385。某個國家或地區為減排溫室氣體付出了成本，而全球的人們享用減排的收益。

很多經濟學家討論了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與收益，其中，以英國經濟學家斯特恩(Stern)[5]主持的《斯特恩報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影響最為廣泛。《斯特恩報告》以氣候科學的成果為基礎展開，分析了氣候變化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所產生的可能損失與減緩氣候變化所付出成本之間的關系。《斯特恩報告》的結論是，世界各國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動，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損失將相當于全球每年GDP的5%—20%，而且損失將延續下去；如果立即采取行動，并能將 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500—550二氧化碳當量，其成本僅為全球每年GDP的1%左右。《斯特恩報告》在分析中所依據的關鍵因素是貼現率，而正是這一關鍵因素的取值引起了較大的爭論。《斯特恩報告》將貼現率確定為0.1%，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一取值過低。Nordhaus[6]指出按照市場利率確定貼現率，其結果與《斯特恩報告》完全不同，即不是如斯特恩所主張的立即大幅減排溫室氣體，而是初期小幅減排，中、后期大幅減排。Dasgupta[7]認為，0.1%的貼現率是不現實的，這一貼現率的確定更是出于政治考慮，而非學術考慮。斯特恩(Stern)[3]對這些批評進行了反駁。他強調，在《斯特恩報告》中所確定的貼現率是社會貼現率，而批評者混淆了市場回報率與社會貼現率，也混淆了純時間貼現率與社會貼現率。社會貼現率，按照斯特恩的定義，是用以計量一個消費單位在t時間上相對于初始時間的社會價值，它應該參照長期無風險利率取值。盡管在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與收益方面的爭論激烈，并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方案，但經濟學家對溫室氣體減排緊迫性的認識是一致的。

四、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

溫室氣體減排的手段有兩大類：命令-控制手段和經濟手段。經濟手段也有兩大類，即基于總量控制的市場交易手段和基于價格控制的稅收手段。經濟學家對于市場交易手段和稅收手段孰優孰劣的討論十分熱烈。

市場交易手段是指溫室氣體排放權的確定及其交易。溫室氣體排放權是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權利界定，政府確定排放總量或標準，然后確定企業的排放配額(排放權)，企業可以在排放權交易市場將其交易，由市場決定排放權的價格。將溫室氣體排放權定性為可交易的商品，其理論依據是資源的稀缺性理論和產權交易理論。前文已述，人類發展面臨著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空間已很有限，因而，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就成為了稀缺資源。產權交易理論則來自著名經濟學家科斯。按照科斯定理，只要明確產權，且其交易成本為零或很小，則產權交易最終會產生有效率的結果。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分配溫室氣體排放權，由于各企業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需求有大有小，因而排放權就有了可交易的價值，并激勵企業減少排放。美國人Dales[8]于1968年最早提出了排污權交易的設想。稅收手段就是征收碳稅，即根據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產品的碳含量的比例征稅。稅收手段的理論基礎來自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庇古。當個人的經濟活動在給其帶來利益時也給社會的其他人造成了利益損害，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會成本，這就是負的外部性。庇古提出，糾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過征稅來補貼社會成本，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與社會成本和社會利益相等，實現資源最優配置。排放溫室氣體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性的經濟行為，糾正這一外部性的具體手段就是征收碳稅。

斯特恩(Stern)[3]認為市場交易手段和稅收手段各有優勢，市場交易手段的優勢是排放量的確定性以及國際合作的有效性，而稅收手段的優勢是價格的確定性及實施的便利性。張中祥和巴蘭茲尼[9]認為市場交易手段與稅收手段的優劣取決于很多因素，難以辨明，關鍵看具體的執行環境。斯特恩同樣認為，由于不同經濟體風險的不同以及市場完善程度的不同，市場交易手段和稅收手段在不同經濟體中執行的效果也會不同。

《京都議定書》所確定的溫室氣體減排三個靈活機制，即聯合履約(JI)、清潔發展機制(CDM)和排放貿易(ET)，推動了市場交易手段的實施。目前，全球形成了兩種類型的碳交易市場：自愿市場和規范市場。自愿市場主要是個人或企業出于環境保護的道德意愿而進行碳交易的場所。規范市場是基于國際、國內或區域的強制性排放指標而建立起來的碳市場。在規范市場中，歐盟溫室氣體排放貿易市場(EUETS)是最大的市場，其交易量占全球交易量的62%。[10]正是由于實際效果突出，市場交易手段受到了一些學者的推崇。Hepburn[11]樂觀地估計，到2050年碳交易將促成全球減排60%—80%，因而，碳市場在未來幾十年會迅猛發展。Hepburn進一步認為，相對于碳交易突出的優勢，碳稅的缺陷十分突出。一是與碳交易相比，碳稅的國際協調的難度很大，甚至無法實現。二是碳稅不能如碳交易機制那樣，使得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在國際市場出售減排指標獲取收益。三是碳稅在實行起來會有很大的阻力，減排壓力大的產業集團會強烈反對；而環保集團也會反對，因為碳稅不能確定量化的減排目標。四是碳交易與碳信用體系相伴生，并對相關企業的興起起到帶動作用，而碳稅則不能。五是碳交易是一種蘿卜加大棒的手段，而碳稅僅僅是大棒手段。

諾德豪斯[12]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諾德豪斯認為以《京都議定書》為代表的市場交易手段是個新鮮事物，并沒有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未來發展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稅收是個歷史悠久的、成熟的政策手段。諾德豪斯對美國二氧化硫交易市場和歐盟碳排放交易市場進行了實證研究，他指出由于碳排放配額的供給和需求缺乏彈性，往往會造成碳排放市場中碳價劇烈波動，而價格劇烈波動會使得依靠價格引導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無法實現。Hepburn[11]反對稅收手段的理由之一是碳稅的國際協調難度大，而諾德豪斯則認為在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談判中加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因而市場手段的國際協調難度更大。與市場交易手段相比，碳稅更透明、更直接，因而更能得到各國的支持。

五、氣候變化治理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

氣候變暖是影響全人類的公共事件，因而對這一事件的治理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但是，溫室氣體減排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國際社會共同治理氣候變暖的復雜性。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帶來了搭便車的后果，使得私人部門對提供公共物品缺乏動力，只能由這一社會的政府提供它。在國際社會，各國是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部門，但國際社會沒有政府部門，增加溫室氣體減排這一公共物品的供給就成了難題。

針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進展十分艱難，其矛盾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從現實的橫截面角度看，各國的產業結構、減排技術水平以及承載氣候變化的程度存在差異，因而對減排的目標量以及減排的急迫性也就不同；第二，從歷史的縱向角度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累計排放的溫室氣量不同，而且，由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已經揭示了溫室氣體減排對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第三，正是由 于溫室氣體減排對不同國家的不同影響，它成了個別國家壓制他國的工具。

以《京都議定書》為標志，莊貴陽[13]將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認識及談判內涵劃分為三個階段并分析了其特征。1997年達成“議定書”之前為第一階段，其特征是對氣候變化科學認識的辯論；1997年至2005年“議定書”生效為第二階段，其特征是辯論減排的經濟影響及技術的可行性；2005年以后為第三階段，其特征是大國及國家集團之間在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政治舞臺上展開政治經濟博弈。在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政治經濟博弈中，發達國家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集團是矛盾的主線，歐盟、美國和“77國集團+中國”是三股相互制衡的力量。

潘家華等人[14]分析了溫室氣體減排國際談判的五個關鍵要素。一是共同愿景，其核心是2050年的長期減排目標，它涉及科學、經濟、政治、倫理等因素。隨著國際談判的深入，有關共同愿景的實質談判會逐步展開。二是技術，談判各方在此問題上分歧很大。發展中國家強調發達國家轉讓先進技術，主張建立全球技術基金，依靠非市場的多邊公共資金推動技術開發與轉讓。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陣營強調發揮市場的作用，從而淡化政府的責任，并對技術轉讓附加減排或限排的條件。三是資金，談判各方都贊同實現減排目標需要穩定的資金來源，但對所需資金的具體數額有分歧。四是適應，即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適應的核心是資金，重點是信息、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等。在適應問題上，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不愿再向適應基金提供資金，而發展中國家堅持發達國家要承擔氣候變化的歷史責任。五是部門承諾方案。由于締約方眾多，利益難以協調，很難達成2012年以后綜合性全球氣候協議，因而以各經濟部門為單位提出部門承諾方案的提議得到各方的重視。日本提出部門方法可以科學識別各經濟部門的減排潛力，通過加總每個部門的可能減排量來制定國家減排目標。但是，許多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部門和活動并不適合國際合作，而且，部門方案可能引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信任。更有人指責部門方案是混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上應承擔的責任。

國際合作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基礎，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會議之所以能夠接連召開，就在于國際合作的基礎還存在。但各國、各利益集團為獲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在談判中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國際合作的進展并不順利。因而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談判是各國間的政治經濟博弈。

六、氣候變化與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所帶來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階段，面臨著經濟發展與減排的矛盾。在成為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之時，中國在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中面臨著不斷增加的壓力。為了維護中國的發展權，以及在氣候變化治理國際談判中的公平地位，中國學者對公平的減排方案進行了研究。在人文發展權與發展限的概念基礎上，潘家華、陳迎[15]提出了碳預算方案。該方案將保證氣候安全的450ppm當量水平設為全球碳預算總量，并將碳預算總量按全球人口進行平均的初始分配，然后根據各國歷史排放和未來需求進行碳預算的轉移支付。潘家華、陳迎在方案中以直接累積方法計算碳排放的累積量，盡管這一計算方法有待改進，但方案總體上體現了公平原則和滿足可持續發展原則，兼顧了歷史、現實與未來需要。樊綱等人[16]指出最終消費是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的根本原因，基于這一理論，他們提出應以最終消費來衡量各國的碳排放責任，并提出了消費排放的概念。以實際碳排放計算，1950-2005年在全球累積排放量中，中國占比高達10.19%，但以消費排放計算，中國累積消費排放僅占世界累積消費排放總量的6.84%。樊綱等人進一步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擴展為“共同但有區別的碳消費權”原則，依據此原則，將1850年以來的人均累積消費排放作為國際公平分擔減排責任與義務的重要指標。

中國是自然災害多發國，氣候變化更增加了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程度，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迫切的任務。一些學者對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樊綱等人[16]對中國減排的制度安排、能源戰略、技術政策以及經濟手段及其經濟影響進行了綜合研究。溫宗國[17]等學者側重研究了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還有學者對低碳經濟的影響進行了細化研究，如潘家華等人[14]研究了低碳經濟對就業的影響。情景分析是重要的實證方法，也是制定氣候變化治理政策的重要依據。由戴彥德領銜的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課題組[18]對低碳發展前提下中國2050年能源需求暨碳排放進行了情景分析。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和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主持的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課題組[19]研究了2050年中國低碳發展情景。

七、結語

氣候變化經濟學可以界定為關于氣候變化及其治理手段的經濟影響的研究，其淵源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公平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和共同性原則同樣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基本原則。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集中在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以及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等領域。在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方面，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一致認為減緩全球變暖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緊迫工作。在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方面，學界對市場手段和稅收手段孰優孰劣展開了分析和爭論。在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方面，更多的學者應用博弈分析方法進行論述。有關中國的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成果豐碩。潘家華、樊綱等學者提出的國際減排方案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更多學者深入研究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響；低碳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也成為研究前沿。

氣候變化問題歸根結底是可持續發展問題，因而可持續發展是治理氣候變化的前提。發展既有現實性又有歷史性，治理氣候變化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就是現實性與歷史性的統一，其含義是：第一，應對氣候變化、保護人類免遭或減輕因氣候變化引起的自然災害，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作為一個整體，人類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應該有所削減；第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又是不同的，發達國家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其排放的溫室氣體都比發展中國家要多，對溫室效應和氣候變化負有更大 責任，因此應率先并大幅減排；第三，發展中國家在氣候問題上的歷史和現實責任都較小，又面臨著發展國民經濟的重任，因此應該有一定的排放增長空間；第四，發展中國家的排放空間也不是無限的，它們應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量降低排放增長的速度。

第8篇：溫室氣體的特征范文

隨著全球減排機制的加速發展以及人們對減排呼聲的不斷提高，基于二氧化碳零排放理念的“碳中和”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碳中和”（Carbon Neutral）概念，最早起源于1997年倫敦未來森林公司（現改名為碳中和公司The Carbon Neutral Co.）的商業策劃。這家公司以“碳中和”為商標，幫顧客計算出其一年之中直接或間接制造的二氧化碳，然后讓顧客選擇以植樹的方式吸收相對應的二氧化碳，以達到顧客“碳中和”的目標。在此之后，雖然這種以植樹來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式因受到環保組織普遍質疑而未能推廣，但“碳中和”這一概念還是被西方主流媒體廣泛接受和宣傳，并成為越來越多的知名企業和社會團體零排放運營的最佳綠色環保標簽。

目前，國際社會上具有強烈環保意識的組織和個人積極自愿地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當中，通過投資或購買一些具有溫室氣體減排潛力的項目活動所產生的減排額度達到組織或個人的“碳中和”，如匯豐銀行，雅虎網站，惠普公司，樂購，歐洲之星等都已紛紛加入到“碳中和”行列。

“碳中和”理念在全球的發展和擴張已經從最初的純企業行為變成了全球范圍內的不同行業、不同層面間的減排總動員；同時，在政府大力推行之下，“碳中和”也悄悄地發生著由純“自愿”向“官方計劃”的形式轉變，成為了全球減排機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碳中和與體育盛事

截至今日，個人、企業和體育賽事都紛紛打出“碳中和”旗號，其中2006年都靈冬奧會和2006年德國世界杯成為了體育界“碳中和”實踐的良好范例。

2006年的都靈冬奧會是迄今為止首次實現全程“碳中和”的奧運盛事。實現“碳中和”，完全抵消奧運會活動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確保都靈冬奧活動對氣候無害，是都靈冬季奧運組委會計劃中重要的基礎部分。據都靈奧組委計算，為期16天的冬季奧運賽事預計將排放10萬噸的二氧化碳，其主要來源是交通和比賽場館的運轉。為抵消這些碳排放，組委會進行了一項“都靈氣候遺產”（HECTOR）計劃，使這些二氧化碳排放將通過林業、節能減排和可再生能源計劃得到抵消。除此之外，在都靈冬奧會的諸多環保方案中，還有一項名為“天然冷凍劑”的新方案與溫室氣體減排息息相關。該項自愿性方案由冬奧會兩大贊助商──麥當勞與可口可樂，加上聯合利華公司共同出資支持，并由環境規劃署與綠色和平組織支持。方案目標是推廣各攤位販賣點使用替代冷凍技術來冷凍食品和冷飲，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地球氣候與臭氧層。可口可樂在運動會場設置了1000具冷飲設備，均是利用二氧化碳來當作冷卻劑，如此一來，可減少氟氯碳化物（CFC）及氟氫碳化物（HFC）等臭氧層破壞物質的使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表示，如果這項技術推廣到全球規模，將可大幅降低冷飲業者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同時又可保障地球的臭氧保護層不被破壞。環境規劃署在洛桑體育博物館舉行的“全球體育與環境論壇”（Global Forum Sport and Environment）國際會議上公布，都靈冬奧會期間排放的溫室氣體，有70%被抵消，創造了冬奧會新紀錄。而隨后舉辦的2006年德國世界杯更是超額抵消了該賽事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即德國世界杯通過在印度和南非的環保投資獲得“碳抵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10萬噸，而比賽期間增加排放的溫室氣體只有8千噸。

北京奧運的“碳中和”路徑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三大理念是“綠色奧運、人文奧運、科技奧運”，其中“綠色奧運”的口號不在局限于環保單個方面，而是從氣候變化、環境保護、世界和平、公平競爭、科技進步以及可持續性發展等方面尋找多元化的支撐點。在早些時候，北京《奧運行動規劃》就明確對奧運會進行了整體的綠色規劃。以《奧運行動規劃》為指導，北京奧組委一直在積極地采取措施以實現節能減排目標，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履行環境保護的義務，具體包括在北京奧運場館的建設中，將能耗指標要求作為工程建設的附件納入場館建設施工；廣泛采用太陽能和風能這兩種“綠色”能源為體育場館和奧運村供電；采用新型環保建材并通過廢物的循環再利用以節約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

然而，北京奧運會要想更好實現綠色奧運的目標，僅僅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還遠遠不夠。北京奧運會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是奧運前期場館建設以及奧運期間的交通和比賽場館的運轉，有數據統計，北京奧運會預計將吸引來自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上萬名運動員，這些運動員前往北京所乘坐的飛機將會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在參加北京奧運比賽過程中，平均每位運動員將向大氣中排放約4噸的二氧化碳。

2007年10月25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所做的一份評估報告―《北京2008年奧運會：聯合國環境署評估報告》建議北京奧組委應該制定并實施一個“碳中和”方案，起碼抵消由于舉辦奧運會而在中國產生的所有碳排放。

2007年3月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開始推動一項“奪金路，碳中和”的全球活動，號召各國運動員為自己的碳排放買單。借此契機，北京奧運會可以盡快與世界環保組織合作開展“低排放”、“碳中和”活動，鼓勵境內外參加奧運會的團體和個人，通過投資國內潛在減排項目或在自愿減排市場購買已核證的減排量達到自身的“碳中和”。把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和“碳中和”的理念納入本屆奧運會，將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暫時無需承擔強制減排義務，而本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我國一直在積極努力開展溫室氣體減排工作。恰逢此時，我們利用本次奧運會，在國內宣傳和實踐“碳中和”的理念，通過引入外資贊助的模式向國內具有減排潛力的項目進行投資：北京奧組委可以選擇一家具有良好信譽的國際性銀行、環保型能源企業或者是碳金融機構作為北京奧運會的碳減排信用額贊助商，由贊助商出資購買國內減排項目產生的碳減排信用額，并將這些碳減排信用額捐贈給北京奧運會以供“碳中和”之用。

采用這種全新的國際綠色體育贊助模式，可以使北京奧運會在現有節能減排的基礎上獲得提升；同時可以另辟蹊徑，為國內的減排項目引入資金，推動我國減排項目的發展；另外，還可以通過北京奧運會這一盛大賽事的良好宣傳和示范效應，推廣“碳中和”理念，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引入國際減排合作機制促進我國減排項目的發展；最后，“碳中和”奧運會的舉辦將讓國際社會看到我國在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所做的不懈努力，以緩解我國在后京都時代承擔溫室氣體減排義務的談判壓力，帶來名譽和利益雙贏的局面。

第9篇：溫室氣體的特征范文

在當前我國碳交易市場尚未完全成熟的現狀下，研究我國的碳排放會計分為兩方面的內容，即怎樣將各大企業碳成本實施內部化計量與碳排放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中涉及碳排放權交易對會計要素影響計量、確認。碳排放權具有以下特征：①可分割性。碳排放權在數量上可以進行不同額度的分割，不同的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需求購買一定額度的碳排放權；②排他性。政府所頒發的碳排放權僅僅只確保了主體可以享受到對特定碳排放額度的處分、收益、使用和占有的權力，而其他個體將不在享受的權力之內；③可交易性，從經濟學上講，資源的交換價值主要體現在資源的稀缺性上，然而碳排放權是一種獨立的產權，他的可交易性在碳交易市場上很容易得到體現；④稀缺性。由于大自然環境的容量是有限的，從而導致了碳排放權成為了一種稀缺資源。環境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共同家園，一種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眾消費品。然而部分企業和個人為了剝奪剩余價值，毫無節制的將二氧化碳等諸多溫室氣體排放到人類的共同家園里，對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嚴重的影響，但是治理環境的成本卻有全體社會成員一起承擔，造成了外部不經濟性。在低碳經濟的推動下，碳排放權市場得到了逐步完善，使得碳排放權成為了可以進行交易的特殊商品。

二、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確認、計量與記錄

會計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它是用貨幣作為一種手段從而有效對各單位的經濟活動進行系統、連續的反映，根據企業的經營成果、現金流量以及財務狀況從而對企業的財務收支、經營活動實施監督。碳排放權會計是在全人類倡導低碳經濟的條件下而誕生的，它與傳統會計有著截然不同的特點，作為一種商品，碳排放權可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和流通，影響著企業的資產等諸多會計因素，當前尚未準確定義碳排放權會計。一直以來會計學者研究的熱點話題就是傳統會計目標，受托責任觀和有決策有用觀是當前會計的主要目標。與傳統的會計相比，碳會計的誕生具有與眾不同的時代意義，從我國當前的碳排放交易會計的環境來看，二氧化碳等諸多溫室氣體的排放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趨勢下是不可避免的。站在宏觀管理的角度進行分析，我國所承擔的環境責任就要求對國內溫室氣體的排放予以有效的控制，該過程中會產生碳排放權的管理，企業碳排放核算會計能夠通過行政手段，對市場上的碳權交易進行引導，以便于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站在會計信息使用者的角度進行分析，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發展，碳排放權會計信息對于外部使用者及企業管理者的投資與管理提供有用信息；另一方面，站在碳排放權交易會計自身的角度進行分析，其對于碳排放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的影響予以監督、核算，并能夠將碳排放權交易的企業的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經營狀況等信息提供給使用者，對于其決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參照作用。會計假設是會計環境中客觀存在的，通過諸多分析、觀察抽象出來的制約條件和基本前提，是對企業會計核算所處的手段、時間、空間等的合理假設，是會計報告、記錄、計量和確認的基礎。作為會計理論的一部分，碳排放權會計不僅應該具備會計的基本假設，在新型的會計領域內，還應該具備特殊性。碳排放權會計核算的主要前提就是會計主體假設，碳排放權會計只核算本企業主體內部的碳排放事項以及本會計主體與其他會計主體之間相互聯系的碳排放事項，同時還要注重不同代際之間享有公平的生存和發展機會。

三、碳排放成本的計量與確認

碳排放成本核算過程中，涉及到的主要內容有：①對碳排放成本予以確認，一旦企業中的經濟業務涉及到碳排放，需要依據一定的流程將費用確認為碳排放成本；②依據企業碳排放流程予以分析，對碳排放成本的原因與相關環節予以分析；③對碳排放成本的計量方法予以確定；④對碳排放成本的相關數據予以計量，并在報表中進行披露。在碳排放成本的確認過程中，需要能夠滿足下列的幾個條件：①相關交易與企業的碳排放有關；②相關事項涉及碳排放的交易是否會導致企業的經濟利益流出；③相關事項導致的經濟利益流出能夠可靠的計量，同時需要考慮是否能夠對該項支出予以資本化。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溫室氣體協議書》是由世界資源研究所與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共同制定的，這是目前上國際公認的關于溫室氣體排放的計量標準，在該協議中，對碳成本核算的基本程序與計量標準予以了明確規定，如果能夠對企業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予以準確的計量，就能夠對企業所要承擔的碳排放成本予以換算。氣壓碳排放成本核算步驟為：①組織邊界及運營邊界的設定；②相關數據的收集與整理；③碳排放量的計算。在碳排放成本的計量過程中，常用的兩種計量方法為：作業成本法與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論的成本法。

四、碳會計信息披露

在碳會計信息的披露過程中，應該堅持下列的基本原則：①可靠性。在編制碳會計信息的過程中，應該從企業的實際出發，將與企業碳氣體排放相關的事項作為主要依據，保證會計信息的無偏與中立；②注重企業成本效益。在披露碳信息的過程中，應當對披露成本與信息的使用價值予以考慮，防止由于信息的盲目披露導致效率低下；③謹慎性。企業要充分認識到事項與交易在性質及金額方面的重要性；④及時性。企業應該對已經發生的碳排放信息予以及時的收集與處理，保證其信息的時效性；⑤可比性。同一企業在不同時期所發生的類似的與碳排放事項應該相互可比；⑥可理解性，收集碳會計信息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應用，所以應該保證所有碳會計信息具有清晰明了的特點；⑦相關性，企業的碳會計信息應該與其使用者的決策相關。

五、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