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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治經濟學;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
一、自然的概念
人與自然界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被稱為自然觀。其中主要涉及到人與自然的關系,社會與自然的關系,自然界的構成,自然界的生成與演變等等。其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理論是貫穿于自然觀中的主線。人類對自然有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的理解。廣義的自然是指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由各種物質運動形式和存在形式構成的宇宙世界。狹義的自然是指人類棲息的地球,它是自然生態狀況以及維持地球生存與發展的各種自然條件的總和。對自然的理解“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活動的自然條件的總和,是人類實踐活動所指向的對象,是人類物質生產中的要素。”這種狹義的自然界在范圍上小于廣義的自然界,并隨著人類實踐的發展和深入,其范圍會逐漸變大,只有與人類的實踐活動相關的自然界,對人才有意義。
二、人與自然關系的探析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使人類獲得了機器生產力,開創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階段。從此人類告別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文明時代,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在這一時期,人類以大規模破壞自己生存的自然環境來換取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這是人類錯誤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結果。這種錯誤認識直接導致了人類對自然界無節制的掠奪和破壞,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變得越來越不和諧。我們應該懂得生產力不但包括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更應該包括人類協調和保護自然的能力,真正的生產力應該是這兩方面的統一。
(一)經濟發展的本質是人與自然的關系
十七世紀中葉,政治經濟學逐漸形成一門獨立的科學,并發展成為專門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規律的理論科學。最初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何使財富增長以及生產和分配的規律。后來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口和財富的比例和人們物質福利問題。以上這些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重點是受階級和時代局限的,而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才科學地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物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
在任何社會生產中,生產關系都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互作用的過程。因此我們要發展經濟,就要從生產關系入手,而處理好生產關系的本質就是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的生存發展依賴于自然,同時也影響著自然本身結構、功能的演化。人與自然的關系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類對自然的影響與作用,包括從自然界索取資源,同時享受自然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便利,與此同時將生活生產出的廢物向自然排放,影響并改變自然的原本狀態;另一方面是自然對人類的影響與反作用,包括資源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制約,自然災害、環境污染對人類生存的負面影響。當人類的行為違背自然規律,就將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
(二)政治經濟學視野下人與自然的關系
馬克思在自然觀的基礎上建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每處都有自然優先的思想,而人與自然關系問題是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問題。在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中人、自然、社會三者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馬克思認為:人要依賴自然界才能生活,同時也要依賴社會才能生活。這是人在生產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兩種關系:既包括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又包括人與社會關系。這兩重關系是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而人與社會的關系本質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就成為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要堅持在熱愛和尊重自然的基礎上,在生活實踐中人與自然關系能動性的辯證統一,使人與自然關系和諧可持續發展。這都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精髓,也是政治經濟學視野下人與自然的真正關系。
三、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實意義
二十世紀中期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等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不僅增強了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且使人類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在發生重大變化,使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隨之加深。
在這種大背景下,人類的生產和生活離不開自然環境,也離不開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給人類生產提供原料和能源,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物質基礎。人類在開發利用資源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各種自然資源為勞動對象的農業、林業、漁業和礦業。它們構成了社會第一級生產,是其他社會生產的基礎。同時各種自然能源、資源又是人類生產活動得以進行和發展的動力。現在,我們意識到人類無節制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并提出可持續發展理論來維護人類世界。可持續發展理論強調的是自然與經濟的協調發展,追求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其核心就是,健康的經濟發展應建立在生態持續能力、社會公正和人民積極參與自身發展決策的基礎上,它所追求的目標是既要使人類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個人得到充分發展,又要保護生態環境,不對后代人的生存與發展構成危害。這種可持續的發展觀與政治經學關于人與自然發展的理論一脈相承。只有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能真正消除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生態危機,促進人類的繁榮,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人民出版社,1995.
一、加強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領域的研究的創新
技術創新理論是在對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領域的研究過程中得以提出來的,在這過程中離不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導致生產關系的變化,二者互為因果,所以相對于生產關系來講,生產力的發展具有自主性和首要性。而在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深入研究中也發現,一旦生產方式發生變革,則會推動新的生產力的開發和利用,同時也要對生產關系進行調整和改革,與之相適應。而生產方式的變革實質上就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新,是技術的創新,是一種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應用和生產。
技術創新是當前我國在經濟建設工作中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其可以使國家的綜合國力增強,提升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同時還能有效提高企業的效益。目前在全球經濟一體快快速發展下,可持續發展戰略被人們所普遍認可,這就導致技術創新的理論視角開始側重于科學技術和應用,更注重技術創新和生態保護的相互關系。而且在技術創新的目標體系中將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人的發展同時納入其中,利用生態化的技術確保了技術創新商業價值的實現,使新的技術創新觀念和理論得以實現。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步伐下,知識也在全球化得以進一步拓展,知識的全球化對技術創新了有更高的要求。任何一個企業、組織或是國家其所掌握的技術及資源都是有限的,單獨以其自身的能力去發展會受到較大的制約,無法滿足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的技術創新要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合作的模式來進行發展,創新方式以技術及資源的聯盟及合作體現出來,技術創新的理論研究重點也開始有所變化,已不僅僅對資源優化配置進行創新研究,開始向資源的合作及優勢互補方向發展,在這種過程中,企業在合作中受益,擁了進行科技創新的技術和人才,同時在合作過程中也獲取到了新的知識。企業之間也有效的形成了一定的網絡和社會關系,有效的加快了技術創新的步伐。
二、在與西方經濟學比較中進行創新
政治經濟學要實現創新,則需要從傳統的思維中走出來,充分的吸收其他經濟理論先進的思想和精髓部分,從而使自己得以完善和發展。傳統的政治經濟更應走出自我封閉的體系,但不能偏離的指導,從而積極的吸收西方經濟學中精化的部分,經彌補自身的不足,實現優勢互補。長期以來我們對于的理解過于絕對化,將其看成是絕對的真理,認為其他的東西都是錯誤的,這種思維過于片面,政治經濟學要想發展和創新,就需要研究和汲取西方政治經濟學中一個合理的理論,并為自己所用。傳統的政治學與西方政治經濟學相比,兩者在研究對象的定位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政治學研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西方政治經濟學則研究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從這其中我們不難看出,西方政治經濟學更注重在一定社會制度基礎上,通過提高生產率及對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實現增加社會財富的目的。西方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資源相對或絕對短缺的情況下,經濟效益的提升,只能依靠對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來實現,這樣可以有效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會成本,增加社會財富,確保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時也加快了社會政治學的發展。而政治學也研究市場經濟,但其研究的并不是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是市場經濟中的生產關系。
在社會發展的人類進步過程中,生產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僅能夠創造社會財富,而且作為原動力,有效的加快了社會發展的步伐。在西方經濟學中所研究的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實質上就是生產力的合理配置。而在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更注重將合理的對先進生產力進行運用,從而加快社會經濟建設的步伐,這與西方經濟學中相關的理論具有一致性,所以可以將西方經濟學與當前政治經濟學進行有效的結合,從而提出與當前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生產力發展理論。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新,不僅需要更發了的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進行堅持,同時還要對一切文明成果進行正確的吸收和借鑒,這樣才能使之更好的為現代化建設提供良好的服務。
三、結束語
追溯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這是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在無數經濟學在對政治經濟學的不斷研究過程中提出了經濟學的理論,并不斷的對其進行完善,從而使其得以不斷的發展。所以政治經濟學具有較深的底蘊,是一座知識倉庫,還需要我們在研究中不斷的深入去發掘,這樣才能有效的推動政治經濟學的創新。
參考文獻:
[1]馬艷,李韻.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基本路徑.學術月刊,2011-07-20
一、高職實訓基地建設與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的關系
加強實訓基地建設,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基本素質、提高學生的管理能力,從而提升就業競爭力。校外實訓基地以一系列考勤、考核、安全、保密等規章制度及員工日常行業規范來真實地約束學生,使學生在實訓期間便養成良好的職業習慣、職業道德。校外實訓基地可以為學生真實地提供現代工程技術人員應具備的質量意識、安全意識、管理意識、協作意識、市場意識、競爭意識和創新意識等工作素質形成的實踐氛圍,學生的體會更加深刻,對該職業的職責、性質等會更加明確。
實訓基地是職業資格培訓及考核基地,為學生獲取專業單項與綜合技能提供了支持。將知識、能力和人格教育融為一體,相互滲透、協調發展,注重培養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業精神,特別是提高他們的職業技能和適應職業變化的能力,努力造就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現已成為當前高職教育的重要內容。在實訓中心建設的職業資格鑒定所,通過對大學生進行未來可能從事職業的崗位群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和職業資格準入考核,可進一步拓寬大學生的職業技能基礎,從而為學生獲取專業單項與綜合技能提供了支持。
二、加強以就業為導向的高職院校實訓基地建設的措施
(一)校企結合管理,引導學生自我管理
隨著生產實習的改革,必然在管理模式上也要變革,從過去的“企業直接管理、院系間接控制相結合”的管理模式,變為“以校企結合管理為基礎,學生自我管理為主”管理模式。
“校企結合管理”是指學校必須與實習單位齊抓共管,學校聘請實習單位總經理、人事培訓部經理和部門經理為兼職教師,負責實習管理和實習生的業務指導工作,雙方在管理問題上要組織落實、制度完善,要有專人負責,對應聯絡。
學校一方面經常派出巡視教師到定點實習單位,協助實習單位方面的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從學業上嚴格要求學生,如每周須完成一定量的實習日記,為實習結束后的實習報告和畢業論文作前期準備,還可督促學生編印《實習快訊》,稿源主要是寄回學校的學生稿件。實習單位方面的管理除了按本單位規章制度的要求以外,還應適合實習學生的特殊性作些靈活處理。如請假制度,常規假、短期假按實習單位有關規定辦理,特殊假、長假以學校和實習單位通氣、雙重批準辦理。又如犯規處罰,實習生沒有經濟收入,應以強調教育為主,比之處罰員工應從輕;而如果情節十分嚴重者,被實習單位按除名處理的,學校也將做出開除或勒令退學的處置。
“學生自我管理為主”是實訓管理改革的方向,也是學校管理與引導的重要任務。引導工作應在實習開始之前,以實習動員為起點,并貫徹整個實習過程始終。引導工作除了引導學生個人自我管理外,還要充分發揮學生中黨、團、班組織的集體凝聚力作用,發揮黨團員、學生干部的模范作用,使學生們能互相督促完成實習任務和工作任務,為爭取和保持集體榮譽互相鼓勵,為盡當代大學生的責任互相鞭策,實習中有了困難互相幫助,受到委屈互相安慰……學生在實習期間的自我管理,比之在學校學習是復雜多、實際多了,經歷了實習的真刀真槍的洗禮,學生才能真正學會自我管理,為將來更好地適應社會做好準備。
(二)實訓基地的綜合管理
1、校內外實訓基地結合
目前,高職院校的校內外實訓基地還處于各自運營、互不相關的階段,在未來高職教育中,關注兩類實訓活動的銜接與配套,提高實訓的綜合效果勢在必行。制訂完整、科學的實踐教學大綱,合理安排不同實訓活動的時間與內容是關鍵。高職院系應統一規劃學生的所有實踐教學環節,針對每一實訓活動,制訂教學大綱,編制實訓指導書,合理安排指導教師,去除雷同的實訓內容,保證實訓活動的循序漸進,切實將實訓活動落到實處,而不是走過場、充形式。
2、校際共建實訓基地
目前,在絕大部分高職院校中,原有的實訓基地基本上建立在各校“自力更生”和“小而全”的基礎上,由于經費的拮據,現仍處于設備明顯不足、技術十分落后的狀態。這就要求各高職院校走聯合、共建之路,由學校自建小而全的實訓基地轉向校際共建,實現資源共享。建立校際資源管理聯盟,可以統籌資源、資金,把有限的資金相對集中,合作建設實訓基地,互補互助,改善實訓條件。提高設備利用率,加速高職實訓基地的建設工作。有些規模小、設備差、師資力量不夠雄厚的學校的實訓教學,可以逐步轉移到實訓條件好的院校和企業,其他院校和企業為學校提供實訓場所與便利條件,與學校共同承擔實訓任務。同時也可通過與異地院校合作辦學,改變實訓計劃,有步驟地、分批地把學生派往省外、國外先進的實訓基地進行培養。這樣,既搞活了辦學機制,又開闊了學生眼界,使學生的技能培養更能接近世界科技發展的前沿。
3、實訓場所的拓展
一方面,除了多媒體教室、多功能教室、模擬實驗室、定點實訓基地等常見的實訓場所外,有條件的旅游院校還可考慮籌建或接管屬于自己的企業,以旅游為例,如將學校中的招待所改造為酒店,接管小型的旅行社等,面向大眾經營,為學生提供仿真的經營場景,使學生隨時可以進行系統的專業演練。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密切與企業的聯系,逐步建立完善的信息體系,收集與整理行業的最新資料,供學生模擬研究之用。
一、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逐步加快,各類市場主體日趨成熟壯大,主體之間的“所有制邊界”越來越模糊,體制內的矛盾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經濟主體的行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地受到微觀利益沖突的影響,人們對經濟制度的關注程度正在逐漸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得不大量增加對體制與機制的解讀,進而推演經濟制度的量變與質變。盡管說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符合理論認知的一般邏輯,但是,過多的現象解讀很可能誤導或弱化學生對“經濟制度”這一核心理論的掌握。比如,在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時,學生的興奮點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會保障、公平效率、價格機制等緊密結合社會實踐的命題上,而對于這些體制機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內在聯系缺乏熱情。這種現象經常導致教學過程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決辦法是先講制度后講體制,把體制看作是制度的實現形式,很少有教師能夠在講解體制問題的基礎上,繼續深入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受到課時量和教學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師都安排了較多的課時解讀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問題,相對而言,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量變與質變,以及對市場經濟造成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變化等重要理論命題則“沒有足夠的時間”予以解讀。在一些經濟學科排名較高的“211學校”中,由于課時充足,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稍顯緩和,但是也同樣面臨著“體制重于制度,現象多于本質”的教學難題。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以及各高校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定位等,但是從教學角度看,最直接的問題還是教學的方式與方法。面對“有限的課時、復雜的背景和龐大的理論體系”,講好這門課的關鍵在于:凝練教學目標,歸納內容體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體”教學法,即確立“意識形態教育、方法論教育和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并以此為導向確立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意識形態定位
政治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學目標?這不僅要取決于政治經濟學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還要取決于社會需求以及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從學科地位來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特殊的地位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必須承擔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對此目標,部分教師認為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應歸口于思想政治學科,而不應該放在經濟學科。這種認識最主要的誤區在于對意識形態教育的界定過于狹窄。意識形態教育不僅僅是思想政治學科的任務,而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任務,這一界定不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要求,而且對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制度同樣適用。以西方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中國學生和西方經濟學的學者都很推崇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注重分析工具的運用,而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說教。其實,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是效用價值論和功利主義哲學觀的結合體,其解釋力集中表現為:以稀缺性為基礎,以資本要素配置為核心,進而說明按資分配的合理性。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確實沒有意識形態教育的痕跡,但是整個理論體系無一不是為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個結論: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識形態教育,正相反,社會科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很重要的一點在于能否科學地解釋意識形態的合理性。這一點正是我國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借鑒和學習的。由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不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教育,而且應該把意識形態教育作為首要目標,科學地凝練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強對勞動價值論、階級性和經濟制度的專業解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方法論定位
政治經濟學是國內大部分財經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開課。作為基礎課,傳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學目標的重中之重。對于應該講什么樣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現有的教材版本來看,大部分教材傾向于對馬克思科學抽想法的解讀,而對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帶而過的方式。科學抽想法固然是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卻不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數學方法在內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釋政治經濟學理論和認識社會實踐活動方面都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課程的開篇增加對研究方法的介紹,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基礎地位。此外,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傳授分析工具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育的重心。從根本上講,這種理解沒有錯,但卻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整體性很強的理論體系,各部分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性,對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對分析工具)的解讀必須聯系整體認識局部,不能斷章取義。這就要求在講授過程中,首先要給學生建立前后關聯的整體思維方法,讓學生在整個邏輯體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運用和作用。為此目的,在方法論教育方面,既要注意專業術語和分析工具的講解,還要注意思維方法的傳授。
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中的理論知識定位
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教學目標是理論知識教育。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教育是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的基礎和載體。沒有理論知識教育,意識形態和方法論就是空中樓閣。同時,所謂的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都要融于理論知識教育當中,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課時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統地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而只能通過精選凝練,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結合社會經濟實踐,理論聯系實際地解讀馬克思的部分理論內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論發展,這種方式已為國內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經濟思想的升華。馬克思經濟理論歷經兩個世紀而不衰,除了科學嚴謹的理論體系之外,還有其立意深遠的經濟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學過程中結合理論知識升華經濟思想,則很容易陷入“解釋力困境”。可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教育不僅要包括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還必須包括經濟思想。
五、化解教學困境的幾點建議
1.內化意識形態教育。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課程體系中,對資本主義部分的解讀基本貫徹了馬克思的研究邏輯,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分的解讀則缺少對勞動價值論的貫徹。基于此,解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特別是經濟制度問題),有必要首先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勞動過程),在生產過程中分析公有制條件下的價值創造、價值增值,以及價值分配問題。進而突出勞動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為基礎,凸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差別和創造性發展。
2.推動方法教育與理論體系的融合。對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理論課程,還應該是一門方法論課程,學生希望通過學習,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識”意義的認識方法。基于這樣的要求,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專業術語”、“分析工具”與“思維方法”三位一體的方法論教育。為此目標,一方面必須強調政治經濟學專業術語的規范性,既要反映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又要反映相關應用學科的時代性。另一方面必須要求學生增強對專業術語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運用矛盾運動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演變,讓學生更加準確地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論文摘要:地緣經濟學是冷戰后出現的一種頗有研究價值的國際關系理論。國內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還存在較多模糊認識。文章對地緣經濟學進行了視角和概念界定,簡要地介紹了它的內涵,著重地分析了其理論特征,并聯系中國實際談了幾點看法。
一、地緣經濟學界定
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是在冷戰結束后出現的頗有新意的國際關系理論。當然,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經濟發展與地緣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是關于國家利益、經濟現象和地緣關系的科學”。還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基于地理因素考慮爭取國家利益的戰略或政策。愛德華·盧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強調“地緣經濟學是一種戰略,對軍事對抗起緩沖作用”實際上,從目前地緣經濟學的發展情況看,它既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也還不足以構成一門科學。它還遠不是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探討的主要話題,它需要“一個明確、規范的定義,特定的研究內容,可供證偽的假設,而這一切有待于進一步的思考”。地緣經濟學又稱“后地緣政治經濟學”,具有顯著的政策色彩,它強調地在有限空間內爭奪相對受益的競爭性政策,可能引起人們關于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的擔心,使其發展陷人窘境;同時,從純粹學術角度看,將地緣經濟學拘囿于戰略或政策層面是不科學的。因此,將地緣經濟學稱之為一種國際關系理論是恰當的。確切地講,它應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探討的理論范疇。
1990年,美國國防部高級顧問、華盛頓戰略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的戰略專家愛德華·盧特沃克在海灣戰爭前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緣經濟學理論。按照他的看法,冷戰的結束使世界進人了地緣經濟時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臨危險的美國夢——如何阻止美國成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并在工業霸權爭奪戰中勝出》一書中,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間的競爭已經從過去的政治和軍事舞臺轉移到了經濟舞臺。國家間的競爭模式已經變為通過國家調控、參與來占領世界經濟版圖,提高目標市場的占有率。這種競爭新模式就是地緣經濟學。美國蘭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羅門指出,貿易、金融和技術的流動變化將決定地緣經濟時代的力量現實與政治,搶先啟動的區域性貿易集團將在21世紀的經濟和貿易競爭中占據優勢。L5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授亨利·諾(HenryR.Nau)在《美國衰退的神話》一書中提出“權力經濟學”(Powernomics)概念,認為地緣經濟時代的國家目標依然是權力,經濟活動應該圍繞權力開展。只不過,這個權力更多是以經濟來定義的,例如市場占有率、金融、物價和就業機會等。我國學者普遍認為,這種以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取代軍事對抗和政治關系作為國際關系主軸的理論為地緣經濟學。即便將地緣經濟學定位于學科上的學者在對其定義時也跑不出三個因素:地緣關系、經濟手段、國家利益結合上文,筆者認為,地緣經濟學較科學的定義應是:以民族國家行為體為主導,以地緣因素為地理基點和政策輻射點,運用國家干預色彩濃厚的戰略經濟手段獲取國家利益和權力,奪取地緣經濟時代領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二、地緣經濟學的理論內涵
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世界相互依存趨勢日益加強,各國面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問題普遍增多。而冷戰的結束也為各國政治精英謀劃治國方略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環境。在政治、軍事等“高級政治”的作用相對淡化的同時,經濟、生態等“低級政治”的影響卻愈加突出。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以科技力量為先導的綜合國力。過去的那種以對抗、沖突為主的競爭模式將讓位于以協調、合作為主的非零和思維。但是,作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國家行為體追逐相對受益的本性不會因此改變。那么,民族國家如何在變換的時代特征下尋求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呢,這便是地緣經濟學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冷戰結束預示著地緣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競爭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
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和沖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臨的最大威脅已經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高級政治”讓位于“低級政治”。在特定的空間范圍內由于資源的稀缺,所有國家的本性還在于爭奪相對利益。但是在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方式卻是經濟競爭取代軍事競爭,“所有官僚機構發現的地緣經濟作用的結果和由利益集團控制的地緣經濟的結果,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案例中雖然各式各樣,但是,從根本上講,國家將按地緣經濟的方式行事”。
(二)國際關系行為體增加,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爭奪經濟優勢
企業、組織乃至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地緣經濟中來,而且在地緣經濟時代,它們將和國家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它們將以“地緣經濟”的名義尋求來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們是“朝陽產業”或“民族工業”,將更有可能獲得支持。此外,國際層次的區域性國家組織、貿易集團、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也將在地緣經濟時揮重要作用。地緣經濟學的目標并不在于將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國在世界經濟中優勢地位的獲得及維持,其中,“競爭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權力的尺度是通過高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獲得的。憑借決定性技術優勢占領未來市場的能力以及獲得進入新興市場的機會比控制實際領土更為重要。國家參與地緣經濟爭奪的方式是多樣的,如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財政金融政策、經濟外交等。“由國家提供或引導的產業投資資本等同于傳統戰爭的要素——‘軍火’,國家支持的產品開發等同于‘武器’的變革,國家支持的市場干預取代了在國外軍事基地的‘外交影響”’。
(三)美日歐之間的競爭是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是在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國際背景下產生的,它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認為世界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三個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1)日本率領的環太平洋地區;(2)美國領導的西半球經濟區;(3)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區。“在未來的競賽中,三個經濟霸權中的每一個都傾向于超過其他兩個。無論哪一個實現了這種超越,都會位居領先,都會像英國主導19世紀,美國主導20世紀那樣,主導21世紀。”為了維護美國經濟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貿易政策成了克林頓政府經濟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減少日本貿易順差,要求日本“自動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額”,甚至要求日本進行經濟改革和體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國家都擁有實施地緣經濟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愿意這樣做
只有屬于“世界事務的核心舞臺”上的國家才有實施地緣經濟戰略的能力。因為只有這些國家之間才能真正擺脫傳統戰爭的威脅,也只有它們才擁有實施地緣戰略所必須的有效的官僚體制和行動能力。另一方面,處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區”的第三世界,它們擔心更多的依舊是地區沖突、戰爭威脅等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它們或者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追求地緣經濟戰略,地緣經濟不是這些國家政府考慮的問題。地緣經濟學就其本質來說是發達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是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而不是發展中國家之間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
三、地緣經濟學的理論特征
(一)地緣經濟學是經濟/生態政治學的發展
經濟/生態政治學(eco-politics)是根據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依托國際政治經濟學而產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海沃德·奧爾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經濟/生態政治學》,其主要觀點是:(1)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轉向經濟/生態政治學,目前迫切的任務是改革國際經濟體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適應冷戰后經濟和生態政治因素增長的需要。(2)冷戰后,軍事威脅減弱了,東西方意識形態對抗也相對削弱;戰爭不可取,實力不可無,經濟與生態將成為實力的主要構成部分。(3)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有政治的和軍事的,更包括經濟的和生態的因素。以維護全球生態安全、保護生態環境為核心的安全體制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的創始人愛德華·盧特沃克認為,冷戰結束后,世界進入了地緣經濟時代,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向地緣經濟學發展。其理論主張是:(1)意識形態的差異已不如以前那樣重要;(2)按地緣政治標準劃定的對手或敵手,在地緣經濟時代可能同時是貿易伙伴;(3)對全球的最大威脅已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國際關系中“低級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顯地超過“高級政治”(軍事對抗和核威懾)。這一轉向“開拓了超越國界的、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新時代”。可以看出,經濟/生態政治學為地緣經濟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地緣經濟學采納了經濟/生態政治學諸多觀點,它只不過在經濟層面上的著墨濃厚了一些罷了。
(二)地緣經濟學是新現實主義理論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批判、繼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仍舊認可傳統現實主義所堅持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的沖突和競爭模式;國家對權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屬性等基本原則。它糾正、完善了傳統現實主義若干不合時展的缺陷,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界占據主導地位的主義派別。它在強調國家行為體是主要國際行為體的同時,還點明了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它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還說明了合作、協調獲取絕對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強調軍事安全攸關國家生存的同時,還闡明了經濟安全對國家的至關重要性;最為重要的是,它發展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安全觀,認為權力不再是最終目的,權力是獲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這使其不再像權力政治那樣極富進攻性而具有了某種自由主義式的協調性、融合性,為自身理論的發展開拓了視野。
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所有的經濟較量都是國家利益驅動的。只不過,地緣經濟學強調的是國家經濟利益,它的實現表現在就業人口擴大、市場擴張和產品出新上。地緣經濟學強調國家的經濟權力和國家的經濟安全。為了本國的利益,國家要追求財富、權力、市場和工作機會,任何對本國國際經濟地位進行挑戰的國家對本國的經濟安全都會構成威脅。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之間的關系在冷戰后主要是競爭和對立的關系,特別是經濟上的競爭與對抗。地緣經濟學盡管贊同非國家行為體已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一員,但仍舊把主權國家作為研究冷戰后國際關系的主要對象。可見,地緣經濟學是以新現實主義為指導的,它是新現實主義在經濟層面上的變種。說的嚴格一些,地緣經濟學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
(三)地緣經濟學是經濟民族主義理論
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一種重要形態,又稱新重商主義、經濟現實主義和國家主義。學術界在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問題上存在多視角問題。羅伯特·吉爾平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或如最初所稱的重商主義)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會實踐發展而來,主張政治是重于經濟的第一位因素,經濟民族主義是國家建設最基本信條,它主張市場要服從國家利益,政治因素確定(或至少應該)決定經濟因素”。肖夏娜·B·坦賽從政治主張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這樣一種愿望:在世界經濟體制范圍內掌握本國的經濟命運,以及本國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決定誰可以開發自然資源,誰可以參與各經濟部門的活動”。即還有一種觀點從區域角度出發,認為經濟民族主義即為東亞國家或地區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陳峰君對東亞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是:把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并趕超先進發達國家作為全國全民的核心任務;充分發揮國家和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杠桿作用,力圖使之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為一體;在思想領域中利用東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精神;簡言之,倡導“經濟興國”。
上述定義存在明顯失誤。它們并沒有闡明經濟民族主義(尤其是當代經濟民族主義)的重大特征和實質,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論局限和地區偏見。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離不開民族主義的本質屬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識。“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盡管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定義,但往往都被界定為一種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識為基礎的綱領、理想、學說或運動。”經濟民族主義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權力和財富,這還是經濟民族主義所認同的民族利益。筆者并不贊同經濟民族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追求第一于經濟利益的追求這種說法,反之亦然。經濟民族主義通過國家權力來增進民族經濟利益,又運用經濟實力來獲取國際社會權力。經濟民族主義將兩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沒有必要分出高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具有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的雙重特征。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范疇,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已不再像重商主義、李斯特歷史生產力理論、凱恩斯貿易超保護理論等早期經濟民族主義那樣極富侵略性了。
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它并不排斥絕對收益,競爭、沖突是其主要思維,但協調、合作也被采納。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趨勢的作用和推動下,經濟民族主義走出民族國家領域樊籬,將觸角伸至國家周邊并不斷擴大外延,形成了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地區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中性概念,這不僅是對民族國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和非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對第三世界經濟民族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民族主義分別對舊有國際秩序的破壞和維護而言的,這分別是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和非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因此,經濟民族主義是否可以這樣定義:出于忠誠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增進民族利益的權力和財富。要求國家權力制定并實施符合這一考慮的經濟戰略和經濟政策,保護、壯大民族經濟并為民族經濟的對外擴張贏取市場和資源。競爭、沖突是常態,合作、協調不可無,參與符合民族利益的區域一體化,爭取有利于自身發展的世界經濟機制和秩序。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內部利益集團相互博弈而產生的理論、主張、方針和運動。
地緣經濟學要求國家運用公共權力推行戰略經濟政策,保護國家經濟安全,培養國家經濟競爭力,爭奪世界經濟優勢。在強調國家干預這一點上與經濟民族主義毫無二致。地緣經濟學強調國際經濟關系的地緣性。國家或地區間由于地域上的鄰接性而產生地緣經濟關系,當它們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這些經濟體就會匯合成新的更大的經濟體并產生經濟超常規發展現象。地緣經濟學將世界經濟劃分為三個彼此競爭的區域經濟集團,它們之間的聯系和運動將對世界經濟的結構和性質產生深刻影響。地緣經濟學的地緣性觀點可以為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地緣經濟學強調更多的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競爭和沖突,關心更多的是相對經濟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個地區之間由于經濟產業結構、資源結構上的差異性,而通過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來共同促進發展,形成互補關系。地緣經濟學的合作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對絕對收益的認可。
四、地緣經濟學的啟示
(一)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的目標是搶奪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成功的希望則是在高科技領域
如果一個國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電子計算機、電子通訊和新材料等領域中的專利權,它將不會受限于傳統工業產品的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贏取較大優勢;高科技經濟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外溢效應不僅存在邊際成本遞減、邊際報酬遞增特點。還可以優化、升級國內產業結構,以乘數效應拉動國民經濟健康增長。如果我國在高科技產出領域中,哪怕只在一個或幾個方面占有主導權,帶來的成果,則可以用滾動發展的辦法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這里最關鍵的因素是發明高科技專利的科學家是否屬于中國,而現今中國羈絆人力資源創新的最大障礙恐怕便是體制的臃腫,因此,民族富強和國家昌盛需要的關鍵步驟便是富有生機的制度及機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直接表現為跨國公司、企業和個人在國際經濟上的斗爭,而實質是國家間、政府間、政策水平間的較量
地緣經濟環境下,國際關系交又發展的現實使企業在經濟競爭中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困難。當一個國家在選擇某一生產領域作為國家發展的主導領域時,其他國家相關領域的企業在沒有本國政府的支持下就將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國際市場中的中國企業僅憑自身力量是難以有所作為的。中國政府的參與是必需的,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圍與程度。也就是說,政府必須清楚哪些部門與活動可以調控戰略與規劃應該掌控,用什么手段來干預,通過什么途徑來傳遞,怎樣把握介入時機,如何做到恰到好處。實際上,這里講的是干練而富有成效的經濟決策機制,純粹的行政官僚機構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必須創建學習型政府并培養一支高素質的專家治國隊伍。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 教學方式 改革
政治經濟學是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將人們在社會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發生的經濟關系作為研究對象,從而揭示經濟規律的一門學科。其性質屬理論經濟學,是經管類專業學生的先行必修課,在整個課程體系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所以該課程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在《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實踐教學中普遍出現了“學生興趣不高、將政治經濟學等同于高中所學的政治、純粹為了考試而學、上課不聽、考前死記硬背”等現象。從學生考試中的答題情況來看,學生對于一些需要死記硬背的知識點掌握較好,因而得分率較高,但對于需要綜合分析的題目,如案例分析題、多項選擇題得分率很低。可見,學生對知識的掌握缺乏靈活性。在與學生的交談中得知主要原因在于“興趣不高、內容抽象”,對該課程的學習多半依靠考前的死記硬背。
高校一般都將培養高素質的應用型人才作為自己的辦學目標。應用型人才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培養的學生具有比較扎實的理論基礎和良好的發展后勁,同時具有較強的專業技能,并且要求有一定的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一定的綜合創新能力。但從目前政治經濟學教學狀況及效果來看,并不符合應用型人才培養的要求。
究其原因,可以從教和學兩方面來探討。從教的方面來說,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方式單一,無法將抽象的理論用比較通俗、簡單的方式展現出來,故而無法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從學的方面來講,目前大部分學生缺乏自主學習的動力,上大學之前基本上都是在家長的安排、要求、監督下純粹為考試而學,升入大學之后,沒有了家長的逼迫,學生大多都是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去安排學習。所以,無論是從教還是從學的方面來看,該課程在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都與教學方式有關,該課程教學效果的提高,關鍵在于探究一種適當的教學方式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二、《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方式存在的問題
1、純理論的授課方式無法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政治經濟學屬于理論經濟學,其內容理論性較強,很多部分都是以《資本論》有關理論為基礎的,但由于授課對象都沒有接觸或系統學習過《資本論》,所以理解起來比較困難。學生便覺得該門課程學習起來沒有意思,而且很多內容聽不懂,進而喪失了學習的興趣,如在講述商品的勞動價值論時,馬克思指出:“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具體勞動形成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是外在的東西,學生還可以理解,但對于抽象勞動,即一般人類勞動的凝結形成價值卻很難理解。價值是馬克思用科學抽象力通過分析得到的商品的內在屬性,從商品的外在表現根本看不出來。所以,如果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僅僅只講理論,大部分學生根本無法理解,也無法調動學習的積極性。
2、傳統的教學方式無法在課堂中展現豐富多彩的經濟現象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古老的經濟學。自西方經濟學傳入中國以來,在經濟學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其主要借助經濟模型,通過對變量間的關系進行分析來解釋現實存在的各種經濟現象。如西方經濟學假定影響需求的其他因素不變,運用統計軟件對一定時期內的產品需求量和消費者的收入水平進行分析,得出二者的相關關系。這樣的分析方法簡單明了,而且具有很強的說服力。這種實證分析的魅力就在于用具體的數字向人們解釋豐富多彩的經濟現象以及預測未來經濟發展的態勢,理解起來簡單明了、通俗易懂,所以在人們的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也成為經濟學家們分析經濟問題的重要方法。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經濟學,其固有的純理論分析方法無法向人們展示多彩的經濟現象。其實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并不矛盾。對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二者均有各自的優勢,其研究方法完全可以相互借鑒。教師在講授政治經濟學時,應該改變傳統的教學方式,適當地引入西方經濟學中的實證分析方法來解釋經濟現象,以加深學生對問題的理解,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3、缺乏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政治經濟學課程理論性較強,多數內容是需要在了解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去深入理解的,而不像數學等其他課程那樣只要掌握公式、會舉一反三就可以了。大學教師因為沒有升學的壓力,一般都習慣于“上課講課,下課走人”的上課模式,課下很少關注學生的真實掌握情況,布置作業的次數也相對較少。在這種情況下,學生下課之后很少關注這門課程,更談不上去主動學習了。這也是政治經濟學課程成績及格率一直不高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造成每年考研學生政治經濟學相關題目丟分的重要原因。所以,教師應當利用各種可能的方式去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如多布置與課程內容相關的閱讀材料、以案例分析的形式要求學生用理論分析身邊發生的經濟現象等。
三、《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方式改革的思路
單一的、傳統的、純理論的教學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下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教師應當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在教學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創新,形成一種多樣化的教學方式來滿足學生的需求。多樣化的教學方式要求教師將文字、圖片、聲音、視頻等各種表現手段綜合運用于教學,目的是借助于現代化的多媒體手段,將抽象的理論轉化為通俗易懂的信息向學生展示出來,真正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筆者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借助多媒體手段不斷嘗試各種教學方式,對多樣化教學方式的形成也有了自己的思考。筆者認為,主要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1、適當采用“熱點討論+觀點陳述+教師點評+撰寫報告”式教學方法
該教學方法源于倫敦政治學院采取的“講座+討論”式教學方法,該方法的使用不但使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得到發揮,而且激發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但這種先進的教學方法并不適用于我國一般的高校本科教育。所以筆者在此基礎上,根據一般高校的實際情況提出“熱點討論+觀點陳述+教師點評+撰寫報告”式教學方法,該教學方法的使用要求教師將近期發生的經濟熱點予以羅列,并提出相關問題留給學生討論,學生在選題的基礎上進行分組討論,之后形成本組觀點以PPT的形式向全班同學演示,演示結束之后由教師對各組觀點以及思考問題的方式、方法予以點評。最后各組學生根據教師點評和學生意見進行修改,最終形成專門討論報告以書面的形式向教師提交。這種教學方法的使用,一方面能夠培養學生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學生深入了解身邊的熱點經濟現象,增強學生看待經濟問題的敏銳力。同時,有助于增強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
2、建立教學視頻、圖片庫,豐富課堂教學內容
為了克服政治經濟學課程理論性強、學起來枯燥、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等問題,教師應當采用各種方式豐富教學內容,以吸引學生的眼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目前存在很多與政治經濟學課程內容有關的視頻,如中央電視臺二套節目播出的《匯率之路》,詳細地說明了匯率的產生、換算以及在對外政策中的作用等等。在實踐教學中,看完視頻之后再講“對外關系中的匯率、關稅”那部分內容時,學生感覺很輕松,而且學習的興趣也很高,甚至有些學生能針對視頻和教材內容提出很多自己理解不透的問題,進而激發學生主動思考的能力。當然一般視頻都比較長,所以所有視頻在課堂上播放顯得很不實際,教師可以建立視頻庫,并將其放入課程建設的網站,在講課堂內容之前可以提前布置學生觀看相關視頻。另外,對于有些不好理解的地方,教師可以收集一些相關圖片、Flas、漫畫等作為輔助手段教學。這樣一方面可以將抽象的內容通俗化,另一方面有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3、設計一些案例分析題,提高學生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
一般高等本科院校都將辦學目的定位于培養應用型人才,這種人才需要具備較強的綜合分析能力。所以,教師在授課的過程中要特別注重對學生綜合分析能力的培養,“案例分析題”要求學生在對閱讀資料、實際案例通讀的基礎上,根據教師設計的問題分析其中暗含的理論,并對具體的經濟現象作以解釋,進而提出相關的解決方式。如可以對一定時期內的物價水平變化的具體數據予以羅列,要求學生運用相關理論解釋物價變動的原因,以及提出穩定物價的方式方法等。或者提供一種現實存在的經濟現象,讓學生根據相關理論做出判斷并加以解釋。
4、建立“課外學習資料庫”,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自主學習能力對一個人的成長非常重要。目前的在校大學生,尤其是大一學生大多都缺乏這種能力。授課教師應當在教學之余提供足夠的課外學習資料供學生自主學習,包括各種政策、文件、經濟熱點、歷史資料等等。同時教師應當監督學生的自主學習情況。如教師可以每節課留5分鐘時間隨機指定1名學生就其感興趣的話題發言,教師根據發言情況記入平時成績;或者規定每一名學生每月就其感興趣的話題寫一份1000字左右的材料,同樣記入平時成績。這樣一方面可以督促學生自主學習,拓寬知識面,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學生思考問題的能力,有助于學生表達及寫作能力的培養。
(注:本文屬以下研究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青海大學財經學院院級優秀課程建設項目;青海大學重點建設三類課程建設項目,項目編號:KC-11-3-6;青海大學教育教學研究項目《三化背景下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實踐》,項目編號:201220131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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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
“哦,那就是搞經濟的?”
“不,我們不專門搞經濟,我們也研究政府與市場。”
“哦,那你們是搞政治的。”
“也不是,我們絕不純粹搞政治。”
“哦,那你們是搞管理的咯!”
“不是,雖然我們懂管理,但我們也不專門搞管理。”
“那你們出來是做會計的?”
“不,我們也不專門做會計,雖然我們懂會計。”
這是我和一個同學關于財政學專業的“經典”對話。
財政學是什么
經濟、政府、市場、管理、會計,估計非財政學專業的同學有點弄不明白了,財政學究竟是做什么的?“財政”英文中對應的單詞為“finance”,但更多時候卻是被翻譯作“public finance”,以此來表示財政學是一門公共經濟學科。事實上,財政學確實是研究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一門學問,研究的內容是“以國家為主體的財政分配關系的形成和發展規律”。具體而言,它主要研究國家如何從社會生產成果中分得一定份額,并用以實現國家職能的需要,包括財政資金的取得、使用、管理及由此而反映的經濟關系。
財政學學什么
財政學專業主要學習公共基礎、經濟學、財政學三大板塊的知識。
首先是基礎課程,語文、政治自不必多提,關鍵在于數學和英語,數學是我們分析數據、建立模型的基礎。而良好的英語基礎有助于我們閱讀外文文獻的原文。況且,對于財政學專業的學生來說,英語好也是就業時的加分項,許多英語好的學生能夠順利進入外企進行打拼。
其次,關于經濟學知識的學習,由于財政學產生于西方,因此財政學專業的同學首先必須了解西方經濟學。現在財政制度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宏觀、微觀的基礎之上的,而西方經濟學恰恰是分析經濟,包括財政問題的有力工具。就拿我們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問題來說,也許很多人都知道如今就業形勢嚴峻,那么為什么就業難或存在失業呢?很多人也會抱怨現在物價高,那你是否思考過為什么大部分商品的價格會不停上漲而不是下跌呢?西方經濟學中的宏觀經濟學能告訴你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而如果有同學對蘋果、小米、華為的成功感興趣,利用微觀經濟學也許能夠找到其成功的“秘密”。
最后,財政學專業的同學當然要學習財政學相關的知識了。拿財政學這門課程來說,不同的學校使用的教材可能不盡相同,而無論哪個版本,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獨到之處。另外,除了財政學之外,我們還需要學習稅收學、財稅思想史、稅收籌劃、國際稅收、經濟法、公債學、國有資產管理、會計學、政府預算、計量經濟學等課程……當然,如果想要分析更加復雜的經濟行為,研究更為深奧的財政問題,還需要繼續深造,繼續攻讀研究生甚至博士學位。
除了以上學習內容外,我們還需要學習政治經濟學、管理學等課程。政治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學習可以使同學們了解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比如很多人在存錢的時候會考慮利率,許多同學的親戚向銀行申請貸款時也會考慮貸款利息,在我們看來這是經濟領域內的問題,但其實還涉及到了許多國家政策,就屬于政治學的范疇了。
財政學的就業與未來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想就是源自對體現在認識、語言和行為當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構成了哲學
的基本論題【1】。哲學一開始就試圖用原理從整體上解釋世界,解釋多元現象的同一性
。哲學所使用的原理必須到理性中去尋找,而無須與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
對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礎和社會基礎刨根問底。古希臘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學,也不是廣
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倫理宇宙學,而是本體論(Ontologie)。如果說哲學的各種學說相
互之間有什么共同之處的話,那就在于它們都想通過解釋自身的理性經驗,而對世界的存
在和同一性(Einheit)進行思考。
我這樣說,實際上使用的是現代哲學的語言。但是,只要哲學傳統還能夠催發出一種
新的哲學世界觀,它就值得我們加以追問【2】。今天,哲學已經無法再把整體知識意義
上的世界、自然、歷史和社會當作一個總體來加以觀照。世界觀的理論替代物之所以失去
了意義,不僅僅是由于現實中經驗科學取得了進步,更多的還是因為,伴隨著這一進步而
出現了一種反思意識。有了這種反思意識,哲學開始回過頭來做自我批判;在追問反思力
量在常規科學范圍內還能有何作為的過程中,哲學思想變成了元哲學【3】。在此過程中
,哲學主題一方面有所變化,另一方面則又保持了穩定。圍繞著比較固定的核心主題,當
代哲學,包括邏輯學、科學理論、語言理論和意義理論、倫理學和行為理論乃至美學等,
展開了一種較為一致的論證,而它們在論證過程中所關注的是認知、語言理解和行為的合
理性在日常生活、經驗方法層面乃至系統話語中的形式前提。論證理論在此具有了一種特
殊意義,因為,論證理論的使命在于對某種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為的形式實用主義前提和
條件加以重構。
如果上述判斷思路沒有什么問題,如果后形而上學思想以及后黑格爾主義哲學果真在
共同朝著合理性理論的核心努力,那么,社會學又如何能夠承擔起對合理性問題的責任呢
?
看上去,哲學思想在放棄了總體性關懷的同時,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無論是想從
本體論的角度,建立具有實質性內涵的自然理論、歷史理論、社會理論等,還是想從先驗
哲學的角度,對非經驗的類主體,即意識的內在結構進行先驗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對合
理性的條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終極論證的嘗試都還在堅持源始哲學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
成功【4】。在這種情況下,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呈現出一種新的輪廓。正如科學理論和科
學歷史所表明的,對合理性條件的解釋形式,同對合理性結構的現實形態和歷史發展的經
驗分析,實際上是相互一致的。現代經驗科學理論,無論它們是沿著哪條路線,邏輯經驗
主義路線也好,批判理性主義路線也好,方法結構主義路線也好,它們都提出了一種既具
有規范意義,同時又具有普遍主義特征的要求,而這一要求是本體論哲學或先驗哲學的基
礎主義假設所無法滿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對它進行檢驗。它最終所要說明的
是,重建理論能夠揭示出科學歷史的內在層面,并能夠和經驗分析一道,對社會發展語境
中建立在敘事基礎上的實際科學歷史作出全面解釋【5】。象現代科學這樣一種關于認知
理性的復雜體系,同樣也適用于其他形態的客觀精神,也就是說,同樣也適用于表現認知
--工具理性、道德--實踐理性以及審美--實踐理性。
當然,這種類型的經驗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須十分牢靠,因為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參與
從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義語境和解決問題【6】。認知主義的成長心理學在這方面堪稱典
范。比如說,皮亞杰理論傳統認為,狹義上的認知發展,包括社會認知發展和道德的發展
,都是認知潛能逐步發展的結果,對于這一結果,我們可以從內部加以重構【7】。相反
,如果行為理論從經驗主義的角度對解決問題、合理引導行為以及學習水平等所依據的有
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話,那么,合理性結構的外現過程嚴格來講就不能說是學習過
程,最多只能說是適應能力有所增長而已。
在社會科學范圍內,社會學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問題的學科。把社會
學和其他學科進行比較,我們就會看到,社會學這樣做既有科學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體
的原因。我們先來看看政治學(Politikwissenschaft)。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政治學
曾經把自己從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脫了出來。但現代自然法的出發點依然還是
歐洲古代的觀念,它們認為社會表現為一個靠政治建構起來,并用法律規范加以整合的共
同體。不過,現代資產階級成文法概念,為社會結構的設計程序和從常規角度把法律--政
治制度建設成為一種合理的機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經驗傾向的政治學必須徹底擺脫
這些資產階級成文法概念。政治學把政治看作是社會的一個分支系統,因而無須承擔從整
體上把握社會的使命。從科學的角度把道德-實踐的合法性問題置之度外,或者認為它們
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經驗問題,用描述就可以解決掉;政治學這樣做和自然法的規范主
義背道而馳,從而也就和合理性問題失之交臂。
政治經濟學(Politische ?konomie)的情況則所有不同。到了18世紀,政治經濟學
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間形成緊張關系,并且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行為體系;維持這個行為體
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規范(Norm)【9】。經濟學就其作為政
治經濟學而言,最初還是一種危機理論(Krisetheorie),所關注的是整個社會。經濟學
感興趣的問題是,經濟系統的動力是如何對靠規范整合起來的社會系統產生作用的。這就
和專業經濟學區別了開來。時至今日,專業經濟學還把經濟當作社會的分支系統加以研究
,而對合法性問題不聞不問。從這樣一個片面的角度出發,合理性問題就會被分解成經濟
平衡問題和合理選擇問題。
相反,社會學(Soziologie)作為一門學科,它的出現就是要解決政治學和經濟學在
邁向專業學科的過程中所拋棄了的問題【10】。社會學的研究主題在于:由于現代國家制
度的建立和市場經濟制度的分化,古代歐洲社會結構中所出現的社會整合的變遷。社會學
成了徹頭徹尾的危機學(Krisenwissenschaft),它所關注的首要問題是傳統社會制度消
亡和現代社會制度形成過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當然,即便在
這樣前提下,社會學也可以集中研究某個社會亞系統。從科學史上看,宗教社會學和法律
社會學一直都是這門新學科的核心。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請允許我暫時不作進一步的解釋,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圖
式拿過來加以運用,(從圖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會科學各學科和社會亞系統之間的
對應關系:
圖 1
當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會學成為一門專治社會整合的專業學科。不過,我在本
書中將要討論的這些社會理論大家,說到底都是一些社會學家,這與其說是一種巧合,不
如說是一種征候。社會學是唯一一門堅持關注整個社會問題的社會科學。社會學同時也一
直都是社會理論,因此,它不可能會象其他學科那樣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問題。之
所以會如此,我想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同時涉及到文化人類學(
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會學。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會亞系統搭配起來,這樣做忽略了一個問題,即對于文化再生產
、社會整合以及社會化具有重要意義的社會互動領域,決不是象經濟學、政治學等行為領
域中的互動那樣專業化。無論社會學,還是文化人類學,所面對的都是整個社會行為的現
象世界,而不是相對明晰的行為類型;考慮到政治權力的利益最大化問題或政治權力的繼
承和使用問題,行為類型可以說是目的理性行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變種。
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這兩門學科所探討的是生活世界語境中的日常實踐,因此,它們必須
把所有的符號行為趨向形式都納入到自己的考察視野當中。解決行為理論和理解意義過程
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難題,對于它們來說也不再是那么輕而易舉。它們在克服難題過程中
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結構問題,而生活世界的結構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義上分
化得更加厲害的亞系統的基礎。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統"這兩個抽象范式之間存在著怎樣
一種互動關系,我們在后面的章節中還要做深入探討【12】。這里我只想強調一點,研究
社會共同體和文化不象研究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樣可以完全甩開社會科學基礎問題以及
生活世界范式。社會學和社會理論之間的牢固聯系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如果我們對情況作進一步的了解,就會清楚地認識到,為接手合理性問題而做好充分
準備的是社會學,而非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是作為市民社會理論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對前
市民社會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及其失范現象作出解釋【13】。這種從客觀歷史情境下出
現的問題,構成了社會學處理其基礎問題的起點。社會學在元理論層面上所選擇的基本概
念,是用來闡明現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長過程的。古典社會學中的思想家幾乎無一例外
地都試圖建立其行為理論,以便用它的范疇來解釋從"共同體"(Gemeinschaft)向"社會
"(Gesellschaft)轉變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各方面內容【14】。如何通過意義理解而進入
符號對象的客觀領域,這樣一個問題在方法論層面上也相應地得到了處理;對合理行為趨
向的理解構成了理解一切行為趨向的前提。
行為理論范圍內的元理論問題(a)所依據的是行為當中具有合理內容的方面;意義
理解理論的方法論問題(b)是要對意義和有效性(對符號表達的意義進行解釋和對其內
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場)之間的內在聯系加以闡明;(c)元理論問題和方法論問題之間
的這種聯系最終和這樣一個經驗問題又是緊密相關的,即社會現代化能否和從何種意義上
能夠從文化合理化、社會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會現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會合理
化之間的】這種聯系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現得十分清楚。韋伯對行
為概念的等級劃分主要是依據目的理性行為,其他所有行為都可以劃作目的理性行為的特
殊傾向。韋伯通過分析意義理解方法后認為,比較復雜的情況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為的理
解的臨界點上:對具有主觀目的的行為的理解,同時也需要(根據合理性的正確性標準)
作出客觀的評價。圍繞著基本概念和方法論所作出的上述判斷與韋伯理論的核心問題--即
如何才能解釋清楚西方理性主義--之間的聯系最終也就一目了然了。
當然,這種聯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僅僅表明,韋伯對這樣一個問題比較關注
,而這種從理論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興趣對其理論結構的基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只
須把現代化過程從合理化概念中解脫出來,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視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
為理論的基礎同行為合理性的內涵分離開來,另一方面則可以使意義理解的方法論擺脫有
效性問題對意義問題的限制,而且,這種限制本身就是成問題的。針對這樣一些疑問,我
想亮明我的觀點,在我看來,韋伯從理性行為角度所探討的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問題,亦即
現代性的意義問題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發生在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化的原因和后果問
題。西方理性主義問題具有歷史偶然性,起碼從研究心理學角度講是這樣。我想提出的觀
點是,韋伯著作中關于合理性的三個論題都有其全面的根據。我這樣說是想借以指出,任
何一種帶有社會理論要求的社會學如果想進行較為徹底的研究,就必須同時把合理性問題
放到元理論、方法論和經驗等三個層面上。
我將(1)、首先探討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這個概念放到關于現代世界觀形
成的進化論視角當中。在完成這些預備性研究之后,我想從兩個角度對合理性理論和社會
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系加以闡明;(3)、一方面從元理論的角度,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
較流行的社會學行為概念的合理性內涵;(4)、另一方面則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為此,
我認為,相似的內涵可以根據社會學對客觀領域的意義理解而得出。這樣一種提綱挈領式
的論證應當能夠說明,我們如果真想接手韋伯以來社會學專業范圍內所討論的歷史難題,
那么,一種交往行為理論是必不可少的。
注釋:
1.
施乃爾(B.Snell):《精神的發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
Heidelberg,1946;伽達默爾(H.G.Gadamer):《柏拉圖和前蘇格拉底學派》(
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載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II,T
übingen.1972,第14頁以及下兩頁;以及《神話與理性》(Mythos und Vernunft),
載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V,Tübingen.1977,第48頁以及下兩頁;
莎德瓦爾特(W.Schadewaldt):《哲學的希臘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
哈貝馬斯:《哲學何為?》(Wozu noch Philosophie?),載其:《哲學政治巨
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頁以及
下兩頁。
3.
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
關于源始哲學的批判問題,請參閱阿道爾諾(Th.W.Adorno):《認識論的元批
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載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關反對意見,請參閱:阿佩爾(K.
O.Apel):《從先驗語用學的角度來看哲學的終極論證問題》(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載: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編):《語言與認識》
(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 1976,第55頁以及下兩頁。
5.
參閱圍繞著庫恩(Th.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開的討論,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