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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媒的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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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媒的含義

第1篇:大眾傳媒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先進;文化;大眾傳媒;運用;創新

引言

語言創新是指我們在平時的生活中,在語音、語意或者語法等方面用一種的新的思維方法來表現當前要表達的思想和情感色彩。語言作為一種交際手段自然而然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我國從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中西方文化不斷交流,社會的發展也是日新月異,在政治、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吸收了很多先進文化,反應在各個領域的新觀念、新事物、新現象層出不窮,特別是在大眾傳媒語言方面,大量的新詞語的涌現,在外來語、行業語最為突出,大眾傳媒中的語言是也受到了先進文化的很多沖擊,大眾傳媒語言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中外語言文化的頻繁交流,大眾傳媒語言系統的“吞吐量”就大,新的詞語同時應事、應景、應時而生。為了達到傳播的最佳效果,大眾傳媒這個舞臺上當然會在語言上標新立異,求新求變。

一、我國大眾傳媒吸收最多的外來先進語言文化

作為世界上最通用的語言,英語在世界的文化交流傳播中的地位是無可取代的,這主要是基于以往英語國家的科技和經濟上的優勢,而我們又處于一個經濟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時代,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非英語國家人口中說英語的總人數是英語國家總人數的3倍以上,而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更加的重視英語的教育。

大眾傳媒語言作為當今世界社會文化交流的主要載體,歐美等經濟科技強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和科技實力,通過傳媒將其語言文化逐步侵入其他各國,報刊、郵件、廣播新聞以及許多全世界大的峰會等都可以看作是其傳播途徑。另一方面在網絡中,英語同樣占據著很大的地位,通過“微軟”這個強大的平臺,其支配的虛擬世界就是由英語為格式和標準所支撐的??梢哉f,英語已經成為網絡世界的通行證,而網絡中,外來文化對我們的大眾傳媒同樣起到了很大的創新推動作用。

二、吸收先進文化的大眾傳媒語言創新特征

我國古語就有云: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于先進文化,我們可以吸收好的方面用以到我們的大眾傳媒語言創新中,合理的吸收先進文化中的某些成分,能更加豐富我們大眾傳媒語言的表現力。現階段,我國吸收先進文化的創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外來語言的音譯創新:對于一門語言文化來說,具備了足夠的詞匯量才能最大限度的發揮它的強大的表現力,雖然我們的大眾傳媒語言已經擁有足夠多的詞匯來展現自身的形式,但它仍然需要吸收先進文化,不斷創新,發展自身。對先進文化的引入創新,同時也是保持詞匯活力的一部分,比如:在外國傳媒節目中,非常流行“脫口秀”,這個詞就是從英語“talk show”引入音譯而來;又如我們現在經常說的“粉絲”,這也是從英語中“fans”音譯過來的。這種利用漢語中近似發音的漢語來表達英語的意思,保留了英語中單詞本身的發音,這樣形成的單詞,基本上是沒有了它原有漢字的意思了,而是賦予了其新的含義。(2).我國大眾傳媒中語碼轉換:所謂語碼轉換指的是,一個句子中出現至少兩種語言現象,這是收先進所創造出來的大眾傳媒語言,比如:“3G時代,快人一步”、“周末的NBA全明星賽將在上午10點直播”。語碼轉換是隨著先進文化引入我國而在大眾傳媒語言中所創造出來的,是一種復雜的社會語言學現象,這種創新性的傳媒語言,具有輕松活潑的氣息,更加容易拉近人們之間的交流。

三、結語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科技的不斷進步,信息技術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也帶動了傳媒的發展,各個國家之間交流更加的頻繁,這同時也使得大眾傳媒的語言具有了多樣化的表現。大眾傳媒語言的創新,也是我們民族文化發展的一部分,對名族的語言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

作者簡介:左琳,女,(1995-07-),籍貫:山西太原,學校西南大學,年級2013級,學歷本科院系新聞傳媒學院,專業播音主持,研究方向播音主持。

參考文獻:

[1]徐修玲,新媒體藝術的語言實驗方法探討[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1)

[2]王午楓,淺談新視覺語言在新媒體藝術中的運用與創新[J]文化藝苑2010(05)

第2篇:大眾傳媒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大眾傳媒 文學批評 媒體批評 大眾文化

文學批評與大眾傳媒是當前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問題主要’圍繞文學批評與大眾傳媒之間的關系、文化批評、審美批評與媒體批評等展開。其實,一直以來,文學與傳媒之間就有著割舍不斷的關系?,F代文學批評活動主要是在雜志和報紙等紙質媒體上進行,從“五四”時期到20世紀80年代,文學批評與大眾傳媒之間一唱一和,相得益彰??梢哉f,知識分子所進行的文化啟蒙運動,主要是通過傳媒影響受眾,與受眾進行溝通和交流的結果。因為報紙和雜志等是文學批評家傳播其文學思想的通道,文學雜志和報紙文藝副刊具有很強的文化承載性,這種文化的承載性與媒體的復制性相結合,從而使知識分子的思想得到傳播,營造出一個新文化的傳播場。到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和消費時代的到來,一直以商雅自居的嚴肅文學逐漸失去頭上的神圣光環,而以通俗性、娛樂性、消費性為主要特點的大眾文化正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向。與此同時,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和互聯網、手機、電子雜志等新興媒體開始楔入文學批評的空間,并對文學批評空間的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時期,在大眾傳媒的影響下,文學批評本身也朝大眾化、泛文化、娛樂化趨勢發展,媒體批評也隨之應運而生。文學批評的邊緣化和批評功能的弱化使得文學批評自身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尋求大眾傳媒和文學批評之間的平衡支點和互贏局面是目前文學批評發展的需要。

傳媒控制下文學批評的走向

大眾傳媒一直被視為國家和社會發展道路上暗礁的“望者”、人民群眾的“代言者”“傳聲筒”等,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傳媒自身的優勢和功能特征。在當今這個商業化社會中,大眾傳媒憑借其自身優勢,為文學批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又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文學批評自身的發展。在大眾傳媒時代。文學本身也在傳媒的影響下朝大眾化趨勢發展。許多文學作品被拍成電視劇、電影等,如劉震云的《手機》、莫言的《紅高粱》、蘇童的《妻妾成群》等相繼“觸電”,文學作品開始商業化、通俗化、大眾化。許多束之高閣、不受關注的文學作品,一經熒屏即會家喻戶曉。在商業化、市場化的利益驅動下,作家們也紛紛將目光投向傳媒控制下的文學寫作。他們不只是文學作品的創作者,還是某電視劇、某電影的編劇等。而相應的文學批評也逐漸趨于商業化、功利化、大眾化,文學批評原有的功能特征被弱化。從文學批評的本質上說,“文學批評具有自身特殊的運行機制:它一方面要以某種理論為框架對文學作品、文學現象作出闡釋,這使它具有了學理性追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操作性。具有干預生活的直接性”,而新時期,文學批評在大眾傳媒的影響下,其內涵和外延在根本上都有很大的改變,文學批評逐漸降低了其學理性的追求,其批判精神的鋒芒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尖銳和深刻。具體來說,它呈現出如下走向:

文學批評趨于商業化、功利化和天眾化。以往的文學批評方式太深奧,學理性太強,只在一定的圈子內被認可,與受眾之問有很大的距離感,但大眾傳媒卻改變了其批評方式和風格。大眾傳媒作為傳播信息的中介,它要與盡可能多的人接觸、打交道。所以,它要想得到受眾的認可,就要采用便于人們理解的書寫方式和表達方式。否則,它就會失去大部分讀者。從受眾接受程度上來說,文學批評的商業化和功利化與受眾之間關系密切。而文學批評的商業化和功利化傾向的背后又蘊涵著文學批評的大眾化,可以這么說,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筆、訪談錄之類的批評文體成為傳媒上最活躍的批評方式,它們在大眾報刊、專門的文學批評報刊和文學雜志上大量出現。這種批評犀利潑辣、通俗易懂,這是它的主要特點,也是它的優勢,但這種批評方式有時猶如蜻蜒點水,缺少開闊的理論視野和深度的理論研究。為了滿足最大數量受眾的需要,那種富于表現力和沖擊力,吸引眼球的語言方式備受人們青睞,于是所謂的“酷評”和“艷評”開始走俏。但是當我們冷靜地分析這種現象后,就會遺憾地發現,大眾傳媒時代的文學批評在向大眾靠攏的同時也稀釋和淡化了自己的學術品位。

文學批評趨于泛文化和邊緣化。進入大眾傳媒時代,文學批評沖破了之前的“苑囿”,開始轉向文化批評,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進步,它拓寬了文學批評對象的外延,不再僅限于文學自身。當今社會是一個影像的時代、讀圖的時代,電視、網絡處處滲透和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它們特有的直觀影像充斥著人們的頭腦世界,人們也更愿意通過對影像符號的接觸與解讀來進行娛樂和思考活動。由此以來,人們的審美化傾向開始發生變化,人們關注的審美對象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純文本,“一些文學教授開始從莎士比亞轉向了麥當娜,從《包法利夫人》轉向了偵探小說;另一些批評家放棄了詩歌和小說而興致勃勃地進入了廣告、MTV和流行歌曲的研究,甚至考察起了香煙與垃圾的歷史脈絡。電視肥皂劇、街頭舞蹈、服裝款式的含義,電影之中的種族沖突或者觀眾被賦予的性別主置――這一切都被納入文學批評的研究范圍”。文學內容的泛化傾向使得文學批評的空間范圍變大,文學批評正轉型為文化批評或泛文化批評。由于泛文化傾向可能會遮蔽甚至取消文學的獨立地位,于是有學者發出了“文學批評的缺席”、“文學批評的退場”等呼喊。

毋庸置疑,文學批評的泛文化使得文學批評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視野空間。如王曉明、陳思和等人關于“成功人士”的討論;倪偉關于城市廣場的分析:林舟對大眾傳媒與當代文學批評的空間構成的研究;陶東風關于電視廣告的分析等。這些研究對象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傳統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開始進入文化分析、社會歷史分析、話語分析等,進而揭示文化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但這種泛文化化,使得一些外部理論對文學產生強制性的包圍和入侵,可能會掩蓋文學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發展,因為這種理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是文學。長此以往,文學空間就會萎縮。文學批評泛文化的同時也會造成其邊緣化的形成,它不再像以往那樣重視文學作品,而且其理論深度也有所下降。在大眾傳媒時代,文學批評只有不斷滿足大眾傳媒的意識形態利益,才會被受眾所認可,在這種趨勢下,文學批評很難再有自己的獨特性,再加上商業化生存方式需求的驅動,使得文學批評逐漸喪失了其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

媒體批評的出現與發展也是文學批

評邊緣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所謂“媒體批評”,主要是指發表在報紙雜志和互聯網上那些短小尖刻的批評文字,它是以普通受眾為對象的批評,這類批評最初為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后來影響到文學批評。像《人民日報》、《南方都市報》等媒介的評論版都很不錯,評論者都是針對社會熱點話題、社會現象等發表自己獨特的見解。不言而喻,媒體批評更多的是注意事件性、趣味性和新聞性,即使涉及文學現象和創作等也只是作為一個引子,而不像純文學批評那樣深入到文學自身規律的探討。

文學批評趨于娛樂化。著名政治學家拉扎斯菲爾德認為,大眾傳播有三大功能:監視環境、聯系社會、傳遞遺產。后來,社會學家賴特又做了補充,認為大眾傳播還有娛樂社會的功能,而且得到認可。進入消費時代以來,大眾傳媒呈現出娛樂功能中心化的趨勢,以大眾傳媒為依托的文學批評的功能也發生了變化。它不再像以前那樣扮演批判、啟蒙、審美等角色,也開始出現娛樂化傾向。

目前,文學批評娛樂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文學批評帶有很大的新聞性、趣味性、事件性,而文學批評本身的學術性和學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批評對象也日益時尚化、新聞化、漫畫化,這不僅損害了批評對象的主體性,而且也直接危及到了批評本身。回看2006年的《百家講壇》,于丹通過電視,在短短的幾天時間里,給大眾炮制了一個她心中的孔夫子形象,她對《論語》的解濱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批評家對此各有不同的看法。在媒體制造的神話中,面對于丹的論語心得,我們感受到了什么?幾乎看不到她對傳統文化和舊道德的“批評”,而是拿孔子做道具的“娛樂”。但這種輕松的、帶有娛樂性的“批評”方式卻極受人們的喜愛,我們對此敢于去質疑嗎?300萬的巨大印數就足以讓你啞口無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的文學批評雖然讓大眾更加接近了文學,卻在某種程度上遠離了文學的真正本質。文學批評的娛樂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受眾的獵奇、娛樂消遣的心理,這也是傳媒時代一切以市場為導向,商業化、市場化的經濟利益所驅使的結果。

大眾傳媒與文學批評空間的“和諧”建構

大眾傳媒時代為文學批評提供了一個新的廣闊空間,這里既充滿了機遇與挑戰,也布滿了沼澤與陷阱。文學批評該何去何從?文學批評如何在這種新的形勢下謀求自身的道路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文學批評能否有效地進人大眾傳媒,影響受眾的視聽和輿論,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如何與傳媒之間建立一種協調的、互利的關系。作為現代傳媒的一部分,文學批評不可能離開媒體而單獨存在,由于文學批評所固有的精英意識和批評立場,一定程度上又阻礙著它與大眾傳媒話語之間的交流,但大眾傳媒又是需要文學批評來確認自己“大眾代言人”的合法身份的,傳媒通過專家學者對各種話題的討論,實現和鞏同對公眾社會的影響力和思想壟斷權。這說明二者之間是互利共生的關系,是有契合點的。我們可以從中尋找平衡點和支點,也即建構大眾傳媒與文學批評的和諧空間。對此,我們可以做出以下幾點理論探討:

第一,文學批評應該以某種文學理論為支撐,不能完全脫離文學自身,文學批評可與電視、網絡等媒體相結合,充分體現二者融合后的共同優勢。比如目前出現的網評,報紙也開始推出電子版,改變了以往紙質媒介不易保存、不可復制等缺點。事實上,文學批評自身為了擁有盡可能多的受眾,為了更好地生存,也在積極地向媒體靠攏,無論是在語言上、板塊設置上還是批評風格上等都受媒體影響之深。

第二,在大眾傳媒的帶動下,一種新的文學批評場域開始形成,它打破了以往傳統文學批評的空間,批評的主體性也有所改變,以往評論的權利往往是學院派的評論家、報紙編輯,而傳媒控制下的文學批評主體開始多樣化,可以是作家、評論家,也可以是普通受眾,主體問的互動性增強,打破了以往單一化的一線性模式。文學批評也可借助大眾傳媒的傳播優勢和雄厚的資本向大眾普及自己的學術理念,讓學術走出純理論的桎梏。

第3篇:大眾傳媒的含義范文

大眾傳媒是日常生活中人們耳熟能詳的詞匯,但許多人對其含義并不清楚。所謂大眾傳媒就是“大眾傳播媒介”。一般來說,大眾傳媒包括報紙、雜志、電視、廣播、電影、圖書、音像制品,以及互聯網絡。大眾媒體具有信息傳播和輿論表達兩種基本功能,其中報刊、電視、廣播與互聯網是四種主要的新聞信息傳播媒介。隨著現今信息社會的到來,傳媒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大眾傳媒可以影響社會大眾的價值取向、政治立場、道德觀念等等,就形成了對人們思想和行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大眾傳媒環境。

大眾傳媒環境建構了新的世界圖景,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及文化體系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我們知道,從古自今,人類的信息傳播活動經歷了四種方式:原始傳播方式、手抄傳播方式、印刷傳播方式、電子傳播方式。傳媒形式也就經過了四種不同形式的轉變,對人們產生著不同的影響。如今,隨著計算機的崛起,中國正處于新傳播媒體開始興盛的時期。新媒體,是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的,泛指利用電腦及網絡等新科技,對傳統媒體形式、內容及類型所產生的質變,也稱第四媒體,區別于傳統媒體的報刊、廣播、電視媒體。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區別,不在于出現時間的先后,而在于傳播方式和內容形態的不同。大眾傳媒環境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和工作,自然也會影響到學術期刊。中國的學術期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傳播群體,它是不同于大眾傳媒的,是一種社會非常重視、知識密集型的傳播刊物,它往往以某一領域的知識為重點,傳播和交流這一領域知識的學術成果。從改革開放開始,它得以大力發展,經過裂變和調整優化,走向繁榮,在今天的媒介化社會中又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隨著信息化社會的來到,大眾傳播媒介在社會中的影響已達相當高的程度,以至于個人、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對大眾傳播媒介產生了高度的依賴。同樣,中國學術期刊作為成長迅速的知識傳播基地,也必然受其影響。中國學術期刊與這種大眾傳媒環境有著非同一般的關聯,值得我們進行認真的探討,以期有更好的發展。

從過去到現在,學術期刊與大眾媒體的關系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傳統的媒體(既以報刊、廣播、電視為主要工具的傳播媒介)中,學術期刊以其自身的獨特性而受到專家學者們的重視,因為知識的專業性與集中性,學術期刊始終只被一小部分人所知的,不能被稱為大眾性的媒體。盡管近年來學術期刊發展迅速,對學術的繁榮與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也方便了人們對專業知識的了解,但除了本領域的學者,一般人很少會翻閱學術期刊。特別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期刊,更是鮮有光顧者,所以即使是一些很有成果的論文也會被忽視。新媒體發展迅速,它在信息的收集、、傳播等方面有著傳統媒體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因而越來越受到大眾的歡迎。 這些使學術期刊在讀者數量和傳播范圍等方面受到更大的沖擊和威脅。為此, 中國學術期刊要發展,就必須順應大眾傳媒環境發展的趨勢,不落后于時代;必須要更新理念,重新定位,更要充分認清環境,利用現有條件,融合媒體,實現發展目標。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學術期刊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需求。

首先,學術期刊應學會利用大眾傳媒環境,選擇并創造發展良機。應該看到,如今新媒體的發展或許會對傳統媒體造成沖擊,但不會造成致命性的打擊。相反,我們可以利用新媒體的工具作用,來促進屬于傳統媒體的各種刊物的發展。比如,學術期刊可以用大眾傳播媒體來宣傳自己,這已是學術界的共識。在2006年11月初,第五屆亞太地區媒體與科技和社會發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一個專題是“溝通科技期刊與大眾傳媒”。這次會議希望能發揮大眾傳媒的作用,使科技期刊發展更快,能促使各個國家利用大眾傳媒來使科學論文得以迅速與廣泛傳播,讓公眾及時了解最新的科學成就與學術成果。中國科協也從2007年1月起在國內率先啟動了“科技期刊與大眾媒體見面會”制度,認為學術期刊與大眾傳媒的結合有著潛在的市場和良好的發展前景,提出了應采取相應的措施來促進二者的結合,呼吁更多的科技期刊認識到與大眾媒體聯姻的重要性并積極投入到這項工作中,打造出具有綜合影響力的中國科技期刊,使科技成果更好地為提高全民的科學素質服務。從中可以看到學術期刊與大眾媒體的結合無論是于國于民還是對期刊的發展來說都是有利的事,也是勢在必行的。

其次,如果說傳統學術期刊的形式是單一的出版物,那么在當今時代,學術期刊不再是單一的紙質形式。學術期刊與大眾傳播的聯姻更是通過期刊的網絡化、數字化來實現的。期刊的網絡化、數字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近年來,隨著網絡的不斷普及,在網上閱讀、查找資料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據統計,期刊的網絡閱讀率正在持續攀高。而且由于期刊出版頻率的不斷加快,半月刊和旬刊的不斷普及,這些期刊在網絡上也得到了很大的點擊量。許多期刊都一改傳統媒體只出現于紙上的格局,同時還在網絡上開辟新天地,創辦網絡期刊,獲得了不俗的成績。期刊閱讀移至網絡之后,網絡顯示出了對傳統期刊格局的巨大重塑力,使學術期刊呈現出不同于以前的面貌。期刊通過網絡平臺能夠獲得巨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這是以往紙質出版物難以企及的。順應新的媒體形態,有些學術期刊從印刷版轉變到網絡版。這種方法是切實可行的,學術期刊出版者可以從單一的紙質期刊出版向跨媒體出版轉變,即把相同的內容到不同的媒體上。在將多媒體資源進行轉換之后,經過內容管理系統中的加工和整合,再以不同的格式到相應的媒體上,如手機、電腦網絡等,以滿足讀者的需求,從而獲得更大的時市場份額。

很多人把如今這個時代稱為網媒時代,的確,以網絡為代表的新的大眾傳媒環境是學術期刊發展所繞不過去的臺階。如何運用大眾傳播媒體是學術期刊發展要解決的問題之一。網絡化的即“數字化學術期刊作為一種新型的出版載體,其最大的特點在于,可以積聚海量信息,進行超文本鏈接,獲取信息的高效、便捷,實現編者、作者和讀者間互動交流,為期刊功能的最大發揮提供了廣闊的舞臺空間??焖侔l展中的數字化期刊盡管尚需在網上安全、出版規范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加強管理和防范,但作為未來出版的一種主流發展方向,它將與傳統型印刷版期刊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共同推進期刊出版事業的不斷發展繁榮?!雹?/p>

再次,要實現學術期刊傳播的“大眾化”。即讓學術成果被更多專家、讀者所知,或說讓中國的學術水平為世界上更多學者所知,以確立中國在世界上的學術地位和文化影響。為此,我們要實行學術期刊傳播的國際化,實現學術期刊在大眾傳媒環境中為更多學者所認知、其價值得到認可并順利發展。

現在中國不再是閉關自守、畏縮不前的國家,我們需要學術上的獲知,也要向別的國家來展示自己的成果,從而實現東西方之間的對話。學術期刊作為一種知識的傳播載體,不應局限于一個國家、一個學術圈子里,特別在大眾傳媒發達的時代,學術期刊應該積極參與,迎接其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展壯大自己。

大眾傳媒的發展改變了世界,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在這樣的變化中,傳統的一切,包括傳統的媒體,如傳統的紙質雜志甚至電視,都要因新的大眾媒體環境的出現而發生變化,并受到挑戰??梢哉f,大眾傳媒環境是一把雙刃劍,對學術期刊是威脅還是提升,取決于學術期刊是否能適應環境。利用不當的話,學術期刊將萎靡不前,最終將因不能適應環境而被淘汰;反之,大眾傳媒環境將會為學術期刊的發展插上翅膀,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因此,在大眾傳媒環境下,學術期刊要盡量地發揮自己的價值,實現其社會功能,必然要對自身進行重新審視。通過以上分析,學術期刊應該注意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開拓。

1.建立類似新聞的學術期刊宣傳系統。怎樣讓公眾知道發表在期刊上的成果呢?即如何利用大眾傳媒來傳播學術期刊的成果呢?“美國有向全球傳播科學新聞的EurekAlert網站,該網站將500多個學術機構提供的科學新聞即刻傳達給世界各地614位注冊記者;歐洲有阿爾法-伽利略網站(Alpha Galileo),該網站每天將來自歐洲的最新研究新聞提供給世界各地的5700多位專業媒體人員?!雹趽蟮?在國外許多學術期刊都與媒體有著良好的合作關系,比如《自然》、《科學》等。

但是,目前在中國并沒有一個幫助學術期刊重要科學新聞的網絡平臺,記者不知道期刊最新發表的重要成果,期刊編輯也不知道記者需要什么,雙方形同陌路。據調查,中國的學術期刊與大眾媒體非常缺乏交流,大眾媒體有關科學進展的報道很少來自國內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許多學者出于對大眾媒體的不信任,認為媒體會扭曲報道(實際上這種情況是存在的,不管是客觀原因還是主觀原因導致的),通過這種途徑來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不嚴肅的,因此拒絕與大眾媒體的配合。雖然有些學術期刊的編輯很想通過大眾媒體介紹期刊上的重要論文,但并不懂得用通俗的語言寫作,更有編輯不想因此費事。種種原因造成了學術期刊與大眾媒體的“隔閡”。這種格局中,人們很難把學術期刊這種專業性的、精英性的傳播載體與普及性的大眾傳媒相聯系。長期以往,學術期刊必然越來越處于邊緣化的境地,特別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期刊,處于被人遺忘的角落,即使有優點也會被忽略。其實,媒體對學術論文中研究成果的報道非常重要,因為媒體的報告有益于論文的作者、作者所服務的研究機構以及的期刊。普及科學知識有益于社會的發展,在信息時代的大海里,公眾需要了解有價值、經同行評價的科學知識。因此,學術期刊應積極主動地和媒體建立成長性的關系。利用大眾傳媒,建立類似新聞的學術宣傳平臺將會使有價值的學術成果為更多人所知、所用,促進學術的繁榮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更有利于學術期刊本身的發展。

2.進一步加快期刊網絡化的步伐。在當今大眾傳媒環境中,學術期刊的網絡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F在更多的人愿意在網上閱讀,查找數字化的論文,中國的學術期刊沒有是否進行網絡化的選擇權,學術期刊要擴大自己的領地就必須利用網絡,在網絡上來展現自己。在這種環境中,學術期刊出版者的觀念要進行必要的轉變。首先要看到期刊讀者角色的轉變,即讀者由單一的紙質期刊的讀者變成更加寬泛的讀者,這其中有許多網民、甚至是手機用戶等。發行時應從僅僅出版發行紙質傳統期刊的角色中跳出來,不但把作品出版在傳統紙質期刊上,還應到網絡上,手機上等等。同時,數字出版的出現要求學術期刊經營者的經營意識也要相應轉變。比如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的分發方式不一樣,傳統紙質期刊只能按冊賣給讀者,而網絡期刊可以把論文按篇銷售給讀者。另外,網絡期刊不僅僅只是把論文放在網上就行了,同樣要解決“發行”問題,注重“網上發行”。要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獲得好的經濟效益,必須做好網上發行工作,可以采取多種辦法,比如在一些知名網站的搜索引擎上建立索引,在相關專業領域的網站或網頁上建立友情鏈接,還可以在紙質期刊上宣傳網絡期刊網址等。著作者投稿、編輯處理稿件、專家審稿都可以通過網絡快速高效運作,可以縮短期刊的出版周期,這也是期刊網絡化的一個優勢。學術期刊的讀者大多是學者、專家或研究者,他們具備了利用網絡的條件,隨著計算機網絡在我國的迅速發展,必將有更多的人通過網絡來獲知專業知識。盡管在學術期刊網絡化的過程中還有很多的制度需要完善,但是毫無疑問,這是學術期刊的一個發展趨勢,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是不應忽視的。

3.學術期刊的國際化。學術期刊的國際化也是被爭議的問題。大眾傳媒環境對學術期刊的另一個要求就是在傳播的范圍方面。當今信息化社會里,中國的學術界不僅需要知道別國的知識,也要讓自己的成果為人所知。否則,學術界將會處于“失語”的困境。“失語”這個詞起于文學理論界。改革開放以來在文藝理論界引進了很多的西方理論,國內學者對這些理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而本土傳統的各種理論卻被相對忽略,國外的理論界更是對這些傳統理論知之甚少,造成了一種只能說別人的話的尷尬局面。

學術如何走出去,而不是只引進來,是需要思考的重大問題。對學術期刊來說,如何被更多的學者所感知是生存的關鍵問題。而如何被感知就需要一定的措施。現在,即使在國內非常有名的期刊,有在國際上也并不太有名,中國的學問是游離于國際主流之外的。這其中雖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如西方對中國的忽視,但是我們仍然應該爭取話語權,讓自己的學術成果發揚廣大。否則,長期以往,除了影響中國的聲譽外,更會讓中國的學術發展舉步唯艱。

國內學術期刊社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辦成國際名刊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便是語言的障礙。如前所說,國內不少的期刊開始要求英文摘要,出英文版,這無疑是走向國際化的方法。互聯網的出現也使得國內期刊與國際知名期刊之間的聯合辦刊變得容易實現,甚至合作雙方不用見面就可以達成協議,進行合作。學術期刊的國際化其實是學術的國際化,在大眾傳媒環境中,我們應該利用有利條件,讓自己的學術成果為世所知。

綜上所述,大眾傳媒的發展是漸進的,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對人們的生活產生著日益巨大的影響。中國的學術期刊成長迅速,也是世界知識傳媒格局中發展很快的領域。它的市場仍然不盡成熟,但也因此具有了廣闊的發展前景。在如今的大眾傳媒環境下,更多的學術期刊認識到了與大眾媒體聯姻的重要性并積極投入其中,致力于打造具有綜合影響力的中國學術期刊,使學術成果更好地為國家的繁榮、人民的進步服務。

注釋:

①張積玉:《中國期刊業發展趨勢探析》,《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4月

第4篇:大眾傳媒的含義范文

受眾媒介素養是指“公眾面對媒體和媒介訊息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思辨性應變能力,以及創造和制作媒介訊息能力”②。在大眾健康傳播的過程中,培養和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是真正實現大眾健康傳播功能的基礎和有力保證。

培養受眾對健康信息的質疑和評估能力

有研究者調查認為,我國受眾對待媒介信息的普遍傾向是“似乎把所有報紙上、廣播中、電視里所的信息都看做是權威的,對其真實性、客觀性和科學性更不習慣做信息來源分析,不思考信息者的動機,不通過頭腦過濾,一味地全盤接受”③。可見受眾對媒介信息缺乏質疑和評估能力。要使受眾具備對信息真偽的質疑能力和批判能力,首先應使其認清大眾傳播媒介的性質和傳播過程。大眾傳播學認為,大眾傳播是由組織化的傳播機構及其專業人員通過技術性傳播媒介向人數眾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廣泛的受傳者傳播社會信息的過程,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等都會影響信息“把關人”決定把什么樣的信息發送給受眾。④因此,一個具有媒介素養的大眾健康傳播的受眾必須認識到大眾傳媒的信息生產與傳播并不是純客觀的,媒體呈現給受眾的所謂現實并不是真實的現實世界,而是媒介創造的“擬態環境”。媒介信息常常包含傳播者個人的價值取向,它并不完全反映客觀現實。我國的大眾傳播媒介組織雖然屬于國有,但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市場標準在我國大眾媒介組織的信息選擇把關中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標準。以往,受眾只是片面地看到大眾傳播媒介的公共性、公益性(即大眾傳媒為滿足社會對信息的需求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并以為大眾媒介現實就是客觀現實,高度信任大眾傳播組織及其傳播的信息,而忽視了大眾媒介的經營性質可能導致為追求收視率、追求利潤而放棄社會責任,因此,受眾盲目輕信了某些大眾傳播媒介的健康信息,從而出現了“張悟本事件”等一系列偽健康傳播事件。其次,受眾懂得媒體的語言修辭和宣傳策略,就能解構媒介信息,理性鑒別選擇信息。偽健康傳播中的傳播者為達到其營銷宣傳目的,常用大眾傳播技巧中的“美化法”,其宣傳用語常??浯笃湓~,常用“包治百病”、“一盒見效,無效退款”、“藥到病除”、“立竿見影”等來宣傳其產品,這樣的宣傳用語明顯違反了我國《廣告法》、《醫藥廣告管理辦法》、《藥品廣告審查標準》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另一方面,偽健康傳播者為了達到宣傳目的,還常用大眾傳播技巧中的“印證法”,用講故事的方式,列舉一些病案,或讓一些所謂的患者現身說法,宣揚其產品的神奇療效;或者利用受眾的慕名和權威崇拜心理,經常請名人為其產品代言。偽健康傳播通過以上各種方式,創造酷似真實的情境來制造一個個媒介擬態環境,使受眾接受其宣傳,卻違背了大眾傳播要求傳播的內容必須真實的基本原則。受眾在媒介構建的虛擬環境中應始終保持理性,對其信息進行質疑和批判,才能避免在海量信息中迷失方向。

提高受眾對健康信息的認知和理解能力

現代認知心理學認為,人類在認知活動中是用已知的知識來吸收、同化新知識,再重新構建新的認知結構。因此,受眾對媒介信息的理解、認知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知識結構與認知結構。當受眾在面對健康信息時,如果其原有的健康知識水平低,他就只能接受媒介健康信息的表面意義,而不能全面正確地理解信息、不能辨別信息中的矛盾和偽科學的信息,容易對媒介信息輕信盲從,也就不能自主獲得正確信息。相反,當受眾擁有較高水平的健康知識結構和良好的認知結構時,就可以很好地掌握各種媒介信息,并能通過信息表面含義,由表及里,全面正確地理解信息的含義,對信息做出正確而有效的取舍。據中國健康教育中心公布的居民健康素養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城鄉居民具備健康素養的總體水平為6.48%。⑤這表明,我國在普及健康知識,提高公民健康素養方面還任重道遠,這也是造成“張悟本事件”等偽健康傳播有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大眾健康傳播受眾的媒介素養,提高受眾對信息的理解和認知能力,應加大力度對公民進行健康教育,向公眾宣傳防病治病、科學養生的知識,而大眾傳播媒介和醫療衛生機構、健康教育部門依然是大眾健康教育的主力軍。健康傳播的跨學科特征很明顯,專業性很強,它需要傳播者兼具醫學衛生健康專業知識和傳播學、教育學、心理學以及相關的醫療衛生政策、法規的知識。目前,我國健康傳播的專業人才還很不足,這就需要,一方面,大眾傳媒除了加強自身的社會責任意識,加強健康傳播的把關意識外,還應加強與醫療衛生、健康教育領域的專業人士積極合作,確保信息的科學真實有效;另一方面,醫療衛生、健康教育領域的專業人士,借助大眾傳媒的平臺、技術、技巧,將自身掌握的健康知識和信息用更加通俗易懂、喜聞樂見,更加形象直觀的形式進行傳播,以此使受眾的健康素養提高到一定的水平,這等于給了受眾一雙智慧的眼睛,使其能識破偽傳播中那些花言巧語的“忽悠”。

增強受眾對健康信息的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指“不輕信別人,強調經過自己的分析、論證和試驗,運用恰當的評價標準,進行有意識的思考,挑選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和最正確的東西,最終做出有理據的判斷”⑥。受眾具備思辨能力就能對自身的健康狀況進行具體分析判斷,有目的、有針對性地選擇正確、有效的信息為自己所用。

大眾傳播學認為,大眾傳播的信息反饋具有延遲性、間接性的特點,傳播者的信息傳遞和受傳者的信息接受是彼此分離的,因此,健康傳播受眾很少能與傳播者直接交流溝通,即便是電視養生健康類節目中的現場觀眾,也因為節目時間的有限而很難與節目中的醫療專業人士進行充分溝通交流,更不能像在醫院中那樣進行醫患人際交流溝通后,由醫生來辨別診斷患者的體質和病情癥狀開出藥方或提出治療方案。因此,大眾傳媒在傳播健康知識、技能和信息的同時,更應有意識地向受眾傳播醫學臨床思辨的觀念和思維方法,培養受眾的思辨性應變能力。例如,《糖尿病天地》雜志刊登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腎病內分泌科主任醫師李俠談中醫食療時說的“食療因人、因地、因時而異”,“要通過辨別每個人的體質來推薦食療方……絕不能像‘養生大師’們那樣給所有的人都開一類食療方子”⑦。在健康傳播中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傳播醫學中的思辨方法,這樣才能很好地提高受眾對思辨思維的認識,提高他們的思辨能力,并增強應變能力。如果在選擇大眾傳媒的健康信息時,受眾都能進行這樣一個思考、分析、論證、判斷的思辨過程,就能有效地使用健康信息,也就不會輕信張悟本等人“一個食療方子走天下”的偽健康宣傳,不會上醫藥假廣告的當,才能真正發揮健康傳播的功能。

注釋:

①張自力:《健康傳播研究什么——論健康傳播研究的九個方向》,《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5(9)。

②張開:《媒介素養概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頁。

③張開、吳敏蘇:《中國城市居民媒介素養現狀調查報告》,見蔡幗芬等主編:《媒介素養》,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頁。

④周慶山:《傳播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頁。

⑤馬祥:《“健康傳播”如何才能傳播健康——基于對“養生專家”張悟本造假事件的思考》,《今傳媒》,2010(12)。

⑥張子宏:《論思辨能力的特征及其與語言知識間的關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0(6)。

第5篇:大眾傳媒的含義范文

人際交往的結果,就形成了人與人之間心理上的關系和心理上的距離,即人際關系,或親近或疏遠或敵對,表現為情感上的相親或相斥。如果形成的是親近和諧的人際關系,就使人心情平靜、舒暢;若人際關系不和諧或發生矛盾,就會使人感到緊張、焦慮或孤獨寂寞。故與周圍人進行交往和溝通,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是每個人的基本社會需要,也是個體適應環境、適應社會生活、擔當一定社會角色、形成豐富健全的個性的基本途徑。

隨著網絡在我國內地的高速擴散及其對個體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其強大的人際傳播功能成為當前網絡使用者進行人際交往的重要手段和途徑之一。中國社科院于2007年進行的“中國互聯網使用及其影響調查報告”中,特別關注了網絡使用對人際交往的影響。調查發現,網絡即時通信工具,如QQ、MSN以及電子郵件成為網絡使用者與朋友、同事、網友進行人際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

那么,網絡使用對人們的人際交往有何影響呢?有一部分學者認為,互聯網強大的娛樂功能和資訊功能為個人生活帶來很大的方便,但同時也占據了人們大量的時間。使用者長時間沉溺于網絡,容易產生憂慮感與疏離感,從而削弱其進行人際交往的興趣,并降低其對人際關系的信任。因此,研究者稱互聯網是一種“致人疏離的技術”(isolating technology),認為用戶因沉溺上網而減少和他人的接觸,必然導致其社會聯系的減弱。

但也有學者持相反的觀點,認為互聯網為人們進行日常的社會交往提供了另一種新的交流工具,人們利用互聯網提供的這些低成本的通信工具,可以加強面對面交流和電話交流所建立起來的聯系;而且,經常上網的人還會將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延伸到網上,在虛擬世界中尋找自己感興趣的交往團體。

本文認為,技術本身是中性的,產生怎樣的影響,有賴于人們如何使用它。就網絡使用者而言,網絡使用動機的不同,其伴隨的使用行為亦有所不同。因此,將網絡使用形態進行細分,有助于我們厘清網絡使用對個體人際交往的影響。

一、網絡的兩種使用形態:工具性使用與儀式性使用

在傳播研究史上,“使用與滿足”理論的提出,可以說是傳播研究典范的一個重要轉折。在此之前,學者關注的重心在于“媒介對人們做了什么”(what do media do to people);“使用與滿足”理論出現后,學者們將研究的焦點從傳播者轉移至受眾,研究“人們通過媒介做了什么”(what do people do with media),這一思路成為日后受眾研究的主流①。

“使用與滿足”理論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受眾是主動的,其出于一定的動機而使用媒介。在關于受眾的媒介使用動機的研究中,魯賓等人認為,根據不同的使用動機,受眾使用媒介的形態可分為“儀式性使用”(ritualized media use)和“工具性使用”(instrumental media use)兩種②;前者指受眾對媒介的使用是一種固定的或習慣性的行為,譬如為了打發時間、排遣郁悶、獲得休息等,后者指受眾在使用特定媒介時都有其功利性的目的,是一種工具。更進一步地,魯賓指出,“儀式性使用”者注重的是媒介的使用過程或體驗,而“工具性使用”者關注的是對特定媒介內容的滿足,因此,兩者的區別在于,“儀式性使用”獲得的是“過程的滿足”(process gratifications),而“工具性使用”獲得的是“內容的滿足”(content gratifications)③。

受魯賓等人研究的啟發,本文嘗試提出網絡使用的兩種形態:儀式性使用與工具性使用。借鑒魯賓關于媒介的“儀式性使用”和“工具性使用”的定義,本文嘗試對網絡的儀式性使用和工具性使用進行如下界定,見表1:

二、工具性使用形態對人際交往的“功能補償”效果

新媒體是否會取代舊(傳統)媒體?每當一種新的傳播媒介出現,人們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與驚嘆。媒介技術發展史表明,一方面,社會需要會刺激新技術的產生,同時引發人們對舊技術的排斥;另一方面,與舊技術有關的社會壓制因素又會對新技術的擴散產生延緩。在這一博弈過程中,通常不是舊媒介的消亡或新媒介的完全勝利,而是新媒介技術與舊媒介技術進行“功能重組”(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當新媒介能更有效、更方便、更具吸引力地提供舊媒介所服務的功能時,便可能使舊媒介提供這些功能的能力相形失色。就像電視沒有取代廣播,有線電視沒有取代無線電視網,磁帶錄像機沒有取代電影院一樣,經歷了“功能重組”后,舊媒介常常是以新的形式繼續存在而不是被徹底替代,新舊媒介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各自發揮獨有的特長。

由于網絡兼具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的功能,本文認為,與媒介史上新舊媒介的“功能重組”有所不同,網絡出現后,不僅與已有的大眾傳播媒介報紙、廣播、電視進行功能重組,亦與具有人際傳播功能的其他“非大眾傳媒活動”(在本文中,將“非大眾傳媒活動”定義為:在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內,從事除接觸大眾媒介之外的其他活動,如進行社會交往、運動健身、郊游旅行、參加公益活動等)如人際交往進行功能重組。由于網絡既有便捷、高效的信息提供功能,亦有豐富多樣的人際互動、休閑娛樂功能,“功能重組”的結果,網絡在作為一種新的大眾傳媒而存在的同時,亦成為一種極具影響力的“非大眾傳媒活動”工具。

由于網絡所提供服務的豐富性,以及形式的多樣化,使得網絡使用者將投入接觸傳統媒體及進行人際交往的興趣由現實轉移到網絡。對于網絡的工具性使用者而言,他們在使用網絡時,往往以尋求新聞和與學習、生活有關的資訊,以及進行人際互動為目的,能夠從網絡使用中獲取直接的、實質性的滿足。由于動機的直接性和指向性,他們對媒介本身沒有過度的親密感和依賴感,因此對使用時間有較好的自我控制。在這種情況下,網絡使用者既可將現實中的人際交往延伸至網絡,亦可在虛擬空間進行新的人際交往。因此,網絡使用者即使在現實中“流失”掉一部分人際交往,其在虛擬空間進行的人際交往亦可對這種“流失”進行“補償”。由此可見,網絡的工具性使用形態的“功能補償”效果,對人際交往是一種積極的、正向的影響。

三、儀式性使用形態對人際交往的“時間替代”效果

在農業社會,人們對時間沒有明確的概念,常常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沒有進行較為精細的時間預算。人類在進入工業社會后,社會分工日益精細,生活節奏日益加快,直接影響了人們的時間支配和時間觀念。借此,學者們開始關注有關生活時間結構問題④。生活時間結構系指一個人的“時間預算”(time-budgeting),即一個人對一天中的24小時如何進行分配和使用的問題。研究者在研究時間預算時,通常把時間分為約束時間、必需時間和自由時間三類。約束時間是指個人無法自由支配的時間,如用于工作和上班的時間;自由時間是指扣除約束時間和必需時間之后所剩下的時間,可以完全由個人掌握、使用。在自由時間內,個人可以不受約束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如接觸大眾傳媒、進行人際交往、運動健身、郊游旅行、參加公益活動等。

自大眾傳媒誕生之初,研究者就對其所產生的“時間替代”效果進行了研究。由于“約束時間”和“必需時間”內的活動相對固定不變,所以大眾傳媒的“時間替代”,主要體現在對自由時間內所進行的其他活動的替代。如柯芬⑤研究了印第安那州的2500名居民的媒介使用情況,發現自有了電視之后,居民閱讀報紙、雜志和收聽廣播的時間,都較沒有電視之前縮短;此外,電視還占據了居民過去利用自由時間從事人際交往的時間。其他學者的研究,均獲得了類似的結論,如甘寧漢⑥的一項歷時10年的研究發現,電視逐漸普及時,鎮上居民參與的人際交往大為減少。據此,最早研究“時間替代”的學者得出結論認為,由于人們的時間資源具有“零-和”(zero-sum)特征,使用者將時間花在某一新媒介上,就有可能排擠舊媒介的使用時間以及用于其他“非大眾傳媒活動”的時間。因此人們使用新媒體的時間愈長,用于人際交往的時間就愈短。

利用“時間替代”(time displacement)理論,可為我們理解網絡的“儀式性使用”形態對人際交往所產生的影響提供一種思路。

由于時間資源的有限,扣除掉“約束時間”和“必需時間”后,“自由時間”常常為人們用來接觸大眾傳媒,與親人、朋友交往,參與公益活動、休閑娛樂等。對于網絡的儀式性使用者而言,他們上網的動機與目的均不是特別明確,常常是在打開電腦之前,并沒有強烈的關于“打開電腦之后要做什么事情”的想法,而是在打開電腦之后,無目的地瀏覽感興趣的網頁,消磨(打發)時間、放松心情、排遣郁悶是這類上網者的主要目的。由此可見,愈是出于網絡的“儀式性使用”,使用者愈是沉溺于其中而無法控制上網時間,結果是用于人際交往的時間被排擠,沒時間去參與現實生活。久而久之,儀式性使用者把接觸網絡變成一種習慣或依賴,這既不利于已有人際關系的維系,亦不利于在網上發展和建立新的人際關系?!皟x式性使用”的結果,是使用者愈加依賴網絡中虛擬的自我感受,日漸疏遠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交往。由此可見,儀式性使用形態的“時間替代”效果,對網絡使用者的人際交往是一種消極的、負面的影響。

注 釋:

①翁秀琪:《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版。

②Rubin A?M,Perse E?M.Audience activity and television news gratific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7,(14):58-84.

③Rubin A?M,PerseE?M,Powell R?A.Loneliness,para-social interactionand local television news viewing.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5,(12):155-180.

④陳世敏:《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版。

⑤CoffinT.The impact of television.American Psychologist,1955,(10):630-641

⑥Cunningham & Walsh Co.Videotowm.NewYork:Cunningham & Walsh Co,1958.1948-1957

第6篇:大眾傳媒的含義范文

當時,中國(本文專指大陸,下同)正處于“”熱潮之中。如今回過頭看,就大眾傳媒的實踐而言,“”倒是將“議題設置”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但由于錯誤路線主導下的傳媒,不是以大體真實、公正的報道作為基礎和前提,因此很快走向了反面,使“議題設置”功能幾乎喪失殆盡。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撥亂反正、激濁揚清,才逐漸得以恢復。

目前狀況如何?在整個國家現代化建設良性運作的形勢下,總的來說,大眾傳媒自然能正常發揮包括“議題設置”在內的各種功能。一般人都可以感覺到:與各行各業一樣,傳媒業取得了巨大進步。但這并不是說,它做到了(事實上永遠做不到)十全十美。一般人也都可以感覺到:傳媒業還存在著很多不足。然而,重要的是,經驗不能代替科學。傳媒究竟在哪些方面、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條件下、發揮了哪些功能?顯示了哪些規律?有何得失?如何改善?等等,這些問題并非不言自明,而必須依靠科學研究提供答案。因此,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于今年初在上海市民中進行了傳媒“議題設置功能”的抽樣調查。

尤需指出,中國迄今未開展過有關傳媒“議題設置功能”的實證研究,由此更凸顯了其開拓意義。還需說明的是,本次調查獲取了大量數據,有待深入、細致的分析,限于時間和篇幅,這里先提出一份初步報告,以饗讀者。

一、調查研究的方法

本課題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包括隨機抽樣調查法和媒介內容分析法。(本次研究的調查、編碼工作分別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2000級碩士生、1999級本科生承擔。特此鳴謝。)

1.抽樣調查――通過電話號碼(使用隨機數表)抽樣,獲得351個有效樣本,代表上海市區13~65歲人群(樣本構成詳見附錄)。

2.內容分析―――選擇三種類型不同而各具代表性的報紙:《人民日報》(全國性、中央級機關報)、《解放日報》(地方性、省市級機關報)、《新民晚報》(地方性晚報),作為分析對象。分析時段為:三報于2000年5~12月間發行的114份報紙(方法為每隔6天抽取1份),統計其刊載的全部新聞,共6406條(參見表1)。 表1:三報新聞報道條數及比例

報道量(條數) 比例(%) 人民日報 2468

38.5 解放日報 1670

26.0 新民晚報 2268

35.5 合計

6406

100.0

二、初步分析和主要發現

1.上海受眾接觸媒介的現狀:廣播持續滑坡,網絡迅猛發展

首先,從上海市民接觸媒介的一般狀況看,大體還算穩定,但如表2所示,傳統大眾媒介的停滯不前狀態,可謂一目了然。尤其是廣播的持續“滑坡”格外明顯――相隔兩年多,接觸率下降約26個百分點,人均(按全體樣本計算)每天接觸時間量也減少約10分鐘。反之,網絡媒介則方興未艾,呈現出迅猛發展的趨向――其接觸率由一年前的不到3成急速逼近4成。

這些變化,雖然與大眾傳媒的“議題設置”功能沒有直接關系,但作為整個媒介生態、傳播環境的重要變動,勢必間接對各個媒介機構和市民發生不可小看的影響。 表2:上海市民接觸媒介狀況的變遷

報紙

電視

廣播

網絡

接觸率 人均接觸時間 接觸率 人均接觸時間 接觸率 人均接觸時間 接觸率 人均接觸時間 1999年 95.1% 41分

96.4% 100分

65.9% 29分

28.9%* 12分* 2001年 86.5% 32分

90.7% 85分

39.8% 19分

39.5%

/ (說明:*為2000年數據。)

2.上海市民對重要議題的排序依次為:經濟、治安、環保、腐敗、就業……

其次,為了解受眾對各種議題的認知、排序狀況,我們設計了一個開放式問題:“您認為我國當前面臨的最重要問題是什么?”得到50余個答案。在此基礎上,再歸納出17項議題,作為封閉式問題,讓市民回答(多項選擇):“您認為,對國家/個人而言,以下議題的重要程度如何?”

結果如表3所示,被市民列為“最重要”議題的前10位(依選擇人數比例大小而確定),雖區分為“國家”和“個人”兩個系列,但并非互不相干,而是多有交叉,其重合選項達7個,加上非重合選項6個,共計13個。進行綜合評分(兩個系列百分比相加÷100,滿分=2.0)后的次序為:

⑴“經濟”(1.41),⑵“治安”(1.34),⑶“環?!保?.31),⑷“腐敗”(1.28),⑸“就業”(1.16),⑹“入世”(1.01),⑺“交通”(0.93),⑻“兩岸”(0.68),⑼“西部”(0.58),⑽“政改”(0.55),⑾“醫改”(0.49),⑿“房改”(0.39),⒀“精神文明”(0.33)。 表3:上海市民對最重要議題的認識和排序(%) 國家最重要議題 (1)經濟發展79.7 (2)腐敗問題77.7

(3)環境保護69.7

(4)兩岸關系68.3 (5)加入世貿66.8 (6)社會治安66.1 (7)西部大開發57.9 (8)政治體制改革55.2 (9)交通問題51.3 (10)就業問題51.0 個人最重要議題 (1)社會治安67.5 (2)就業問題64.5 (3)經濟發展61.3

(4)環境保護60.8 (5)醫保改革49.3 (6)交通問題41.9 (7)腐敗問題40.3 (8)住房政策改革38.6 (9)加入世貿33.7 (10)精神文明建設32.9

由此可知:①上海市民高度關注自己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且焦點清晰,集中于一批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②不過,角度不同,重點也隨之不盡相同。從個人立場出發,較為重視切身、眼前利益,突出了“治安”、“就業”、“醫改”、“房改”等議題;立足于國家,則視野更加開闊,強調了“經濟”、“腐敗”、“環?!?、“兩岸”、“西部”等議題。

3.媒介對重要議題的排序依次為:經濟、治安、精神文明、環保、交通……

如果說,上述受眾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包括對各種事件、問題之重要性的排序),可稱為“受眾現實”,那么,它從何而來?根據“議題設置功能”理論的假設,主要來自大眾傳媒(內容構成)的影響。也就是說,“受眾現實”與“媒介現實”高度相關,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取決于后者。

事實是否如此?要得到可靠答案,就必須通過內容分析,以把握“媒介現實”的狀況。我們對《人民日報》等三家報紙有關上述13項議題的報道量(條數)的統計分析表明,其排序與“受眾現實”在較大程度上相關(參見表4、表5)。 表4:三報有關13類新聞報道(條數)比例之排序(%) (1)經濟建設24.6 (2)社會治安5.0

(3)精神文明建設4.8 (4)環境保護4.1  (5)交通問題3.2 (6)西部大開發2.1 (7)腐敗問題2.0

(8)兩岸關系1.0

(9)醫保改革0.62 (10)政治體制改革0.59 (11)就業問題0.40 (12)住房政策改革0.37(13)加入世貿0.22 表5:“受眾議題”與“媒介議題”排序之比較 序號 受眾議題

媒介議題

序號 01

經濟建設

經濟建設

01 02

社會治安

社會治安

02 03

環境保護

精神文明建設 03 04

腐敗問題

環境保護

04 05

就業問題

交通問題

05 06

加入世貿

西部大開發

06 07

交通問題

腐敗問題

07 08

兩岸關系

兩岸關系

08 09

西部大開發

醫保改革

09 10

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 10 11

醫保改革

就業問題

11 12

住房政策改革 住房政策改革 12 13

精神文明建設 加入世貿

13

具體而言,上述13項“受眾議題”中,有5項與“媒介議題”的排序完全一致,即:“經濟”、“治安”、“兩岸”、“政改”、“房改”。另有8項不一致,可細分如下:

受眾優先排序之議題――

(三)/⑷“環?!薄荆?】,

(四)/⑺“腐敗”【-3】,

(五)/⑾“就業”【-6】,

(六)/⒀“入世”【-7】;

媒介優先排序之議題―――

⑶/(十三)“精神文明”【+10】,

⑸/(七)“交通”【+2】,

⑹/(九)“西部”【+3】,

⑼/(十一)“醫改”【+2】。

(說明:漢字數字為“受眾議題”序號,阿拉伯數字為“媒介議題”序號,【】號內為雙方議題排序之位差。)

從位差的程度(間距)看,如果以1~2為低度、3~4為中度、5以上為高度,則可分為:

低度―――“環?!?、“交通”、“醫改”;中度―――“腐敗”、“西部”;高度―――“就業”、“入世”、“精神文明”。

再考慮到表4中各類新聞報道(議題)數量比例的分布,尤其是不到1%的種類(領域),更可以確認,“就業”、“入世”是受眾認知與媒介建構之間的兩個差異最大的議題。實際上,進一步說,即使如“兩岸”、“政改”、“房改”等受眾與媒介排序一致的議題,甚至“醫改”、“西部”等媒介排序優先的議題,由于報道量大都在1%以下,個別略超過2%,因此也很難說充分應對了大眾的期待、滿足了大眾的需求。

分析至此,就可以嘗試作小結了。我國傳媒的“議題設置”功能,是顯而易見的,但亟待加強。在一些重大領域,由于該突出的沒突出、該強調的沒強調,媒介未能發揮預期的“議題設置”功能。也就是說,媒介未能引領受眾,反而被受眾超越了。緣由何在?從媒介方面看,主因恐怕還是對群眾需求的了解不夠全面、深入;從受眾方面看,則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信息渠道的多樣化(如上所述,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興媒介正在迅速崛起),二是他們作為信息接受者的成熟化―――最后,擬對此略作考察。

4.受眾對媒介的態度

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征,是傳媒的空前發達。將各種傳播媒介當作一個整體,對其與大眾的關系稍加審視,即不難發現,著名新聞評論家李普曼提出的“虛擬環境”觀點遠未過時。在本次調查中,有這樣一個問題(單項選擇):“您的話題通常來自什么渠道?”如表6所示,傳媒占據了超過7成的顯著優勢。 表6:上海市民平時話題的來源(%) 新聞媒介 親友 單位 社區 社會 其他 72.0

13.8 5.1 4.0  3.4  1.7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大多數人對媒介抱非理性、非科學態度。恰恰相反,從表7、表8的問答可知,其表現堪稱成熟。就“媒介現實”與“客觀現實”的關系而言,持極端看法的人只占不到4個百分點,近半數人傾向于積極肯定,另外近半數人則較為保留。同樣,就“報道篇幅”與“事件重要性”的關系而言,絕對(肯定或否定)意見也是少數派,大多數人持謹慎態度。 表7:上海市民對“媒介現實”與“客觀現實”之關系的認識 您認為新聞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觀世界的面貌? 完全 大部分 一半左右 小部分 完全不 2.9

47.8

35.4

13.3

0.6 表8:上海市民對媒介報道篇幅與事件重要程度之關系的認識 您是否認為媒介報道篇幅越大的事件越重要? 是

不一定 否 19.0 70.0

11.0

三、簡要結語

以上,從各個角度、層面,首次就有關我國大眾傳媒“議題設置”功能進行了定量研究,得出一系列雖屬初步、但值得認真思考、并可供深入探討的假設性結論。之所以稱為“假設”,主要基于兩個理由:一、真正的科學研究成果,需經受多次重復證明的考驗;二、本次研究的受眾樣本取自上海,其在全國范圍的適用性、代表性尚有待檢測。但無論如何,一個饒有興味的研究框架(或者說基礎)畢竟形成了??筛爬ㄈ缦拢?/p>

“傳媒的主要功能不在于告訴人們怎樣想、而在于告訴人們想什么”――“議題設置功能”理論的這一主要論點,宏觀地看,基本得到證實。然而,中觀、微觀地看,這一論點的具體化含義,即“傳媒安排公眾議程的先后次序、規定(影響)人們議題的輕重緩急”――只獲得部分支持。

歸根結底,這無非反映了我們(不僅指傳媒界,也包括學術界及社會各界)在認識、掌握及遵從客觀(新聞傳播活動)規律運作方面,未臻化境,尚存在著各種欠缺,急需研討、克服。本次研究的動機正在于此――“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問世。 附錄: 性別

55.1%

44.9% 年齡

未滿18歲

9.8%

18―25歲

30.0%

26―35歲

17.4%

36―45歲

20.4%

46―55歲

14.4%

56―65歲

8.0% 文化程度

未上過學

0.6%

小學

4.3%

初中

24.4%

高中/中專

33.5%

大專/本科

33.7%

研究生

4.5% 職業

工人

12.5%

農民

1.1%

服務行業

9.4%

公務員

2.6%

教師/專業技術人員 11.9%

學生

23.1%

經營管理人員

9.7%

個體經營者

2.0%

待業人員

7.1%

離退休人員

9.4%

打工者

2.6%

其他

4.6% 全家月收入 500元以下

2.1%

501―1000元

7.7%

1001―2000元

23.7%

2001―3000元

24.6%

3001―4000元

21.2%

4001―6000元

13.6%

6001―10000元

4.4%

10000元以上

2.7%

主要參考文獻:

第7篇:大眾傳媒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國民閱讀 出版業大眾傳媒國民素質

[分類號]G239.2

“國民不讀書”似乎已經成為談論國民閱讀問題的直指所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從1999年至2007年每隔兩年做的國民閱讀綜合調查報告為國民閱讀率全面下降這一近年來的不爭事實提供了充分的數據依據。全球經濟大蕭條似乎也為削減公共及私人的購書開支提供了正當性理由。但就在閱讀如此低迷的走勢下,一股由許多大城市人文書店及出版業同行掀起的閱讀浪潮正在悄悄涌上人們的視線。各種公益性讀書會、主題閱讀活動在北京、上海等地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事實上,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也意識到加強國人的閱讀是一項多么重要的工程,國內這幾年也在推廣閱讀上開展了一系列工作。而與此同時在北美和歐洲,在工作銳減的時候靜心讀書成為許多國家的城市里一道新異的風景線。那么,我們應當怎樣看待當代中國國民閱讀問題呈現的正反景觀?同樣的經濟下滑走勢在不同國家為什么會引起相反的國民閱讀變化?中國與亞洲及歐美主要國家的國民閱讀有哪些異同之處?

當后改革時代的中國政府報告中“GDP增長系數”被“綜合國力”替換,國民素質也因為被看作是現代中國走向崛起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核心因素而日益提上日程。國民素質競爭力是國家基礎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了一個國家人力資本的發展狀況和經濟長期持續發展與成長的能力。在國民素質的各項涵義中,文化素質又被認為是各項素質的關鍵所在。在傳媒資訊網絡日益覆蓋社會生活的當下,國民的文化素質與國民閱讀之間有著密切關系。閱讀不僅是個人及民族精神發育史和發展史的重要來源,而且也是個人及社會財富創造的重要前提和必備條件。因此,本文擬簡單梳理從“閱讀”到“國民閱讀”的歷史脈絡,進而將國民閱讀放到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變遷的背景下論及當代中國社會變遷對國民閱讀產生的影響,最后探討如何通過調整國民閱讀達到提升國民素質的目的。

1 從“閱讀”到“國民閱讀”

閱讀是人從符號中獲得意義的一種社會實踐活動,也是借助于文本實現的一種信息知識傳遞過程。閱讀意味著從文字產品中提煉與加工信息形成感受的過程。這可以從三個層面上來理解:首先,閱讀是個體從符號中獲得意義的活動過程;其次,閱讀使個體卷入了群體的信息交流當中;再者,閱讀活動是人類獨有的文明行為,也是人類普遍的社會現象。人類閱讀行為起源于符號和文字的產生。隨著印刷品的產生,“閱讀”的含義更為明確。中世紀的文字書寫變化適應了新的社會需求?!靶斌w字適應這樣的一種文明,在這種文明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不能沒有文字”。隨后,更便捷的哥特式小寫字體取代了早先的字母,鵝毛管筆取代了蘆葦桿,書籍的裝潢日趨簡單,書籍的編碼化、類型化及索引化的出現和規范,種種書寫文化中發生的變化使得圖書由奢侈品變為工具。對文字文本的閱讀成為長期以來的主要閱讀方式。閱讀也成為人類間接認識客觀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

伴隨著閱讀的日益普及,人類的閱讀方式也在經歷不同的變化。閱讀在中世紀教會的籠罩下是一種公眾行為。教堂里的唱詩班與家庭的聚會中,人們聚集在一起,由牧師或祈禱者大聲誦讀經卷,所有的人向上帝集體祈禱。聆聽閱讀是為了滌凈肉身、為了歡娛、為了教誨,或賦予聲音高過感官的優勢,雖然兩者同時增強或減弱了閱讀的行為。18世紀的印刷品開始把文章分成許多段落,留出相應空隙而非讓文字連續不斷。由此產生了另一種閱讀方式,把文章分成段落,讓人在仔細閱讀前就能一目了然。而相應受制于公眾場合的限制,閱讀日益依賴于眼睛對文本的掃描而非聲音的輔助。作為公眾行為的閱讀開始向作為私人行為的默讀發展。

中世紀可供閱讀的書籍寥寥無幾。因此,中世紀的哲學家與神學家的工作就在于闡釋經典。啟蒙時代閱讀之豐富在于閱讀之廣泛。大量的人文經典作品被創造出來,并通過手抄本的方式在民眾中廣為流傳。到了18世紀,隨著機器印刷文本的出現,可供選擇的書籍、報刊、雜志越來越多,大量的泛讀開始取代傳統的精讀而成為閱讀的主要方式。20世紀初年誕生的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對傳統紙質閱讀開始逐漸形成沖擊。到20世紀末期,隨著網絡媒體的發展,“眼球效應”的出現,要求在最短時間內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不需要太多思考,一目了然的“讀圖時代”已經有同紙質閱讀平分大眾的趨勢。而以網絡為首的新媒體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短短十余年時間,對傳統閱讀真正構成了強勁沖擊。“開卷有益”的傳統閱讀日益變為從桌前的電腦、手機以及電子閱讀器等移動媒體攝入自己感興趣的信息。閱讀方式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方式。

國民閱讀是近些年來出現頻率日益增多的一個文化關鍵詞。在此之前經常強調的是“大眾閱讀”。與大眾閱讀相同的是兩者都表示民眾的主體閱讀,讀者在閱讀活動中具有主觀能動性;不同的是大眾閱讀僅僅是見諸報端及各種市場調查報告中的單純意義上的民眾閱讀,而國民閱讀除涵括上述意義外,還涉及到國家對國民在閱讀方面的導向性問題。這一導向性圍繞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國民價值觀及國家的發展目標而定。一個國家的國民閱讀調查可以反映出該國的國民閱讀狀況,背后折射出該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層面的問題。處在經濟飛速與不均衡發展、社會轉型加劇等狀況下的當代中國國民閱讀又表現出什么樣的特點呢?

2 社會變遷下的當代國民閱讀

改革開放30年,伴隨著經濟的巨大騰飛,產業結構調整,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出版業及大眾傳媒的發達,國民閱讀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國民閱讀處于剛剛起步階段,有極大的發展潛力。而中國社會發展中的諸多變遷也對國民閱讀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信息時代的新知識結構需求是國民閱讀增長的原動力

信息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是知識創新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無論是工作或生活,日新月異的變化發展要求作為個體的工作者或居民不斷更新其知識結構以適應新的環境。構建“學習型社會”、“終身學習”的理念日益得到重視。各企事業單位內部的員工培訓、能力提升計劃越來越普及。在城市及鄉鎮的各個生活社區中,知識普及宣傳等公益活動日益增多。所有這些社會變化均顯示:不斷學習充電是在當今時代適應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因此,許多民眾的個

人及家庭開支中,增大了對購書的投入。在工作之余不斷閱讀,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以求跟上時代潮流。并提升個人發展潛力,成為年輕一代人的普遍共識。

2.2 出版業的面向市場導致國民閱讀內容的大眾化、娛樂化、通俗化趨勢

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由于政治體制的原因,出版業主要發揮意識形態工具的作用。出版經營方式則屬典型的計劃經濟模式,由國家投資、下達計劃和任務,由新華印刷廠統一印刷,新華書店銷售。全國出版業均被政府完全壟斷,相互之間不存在競爭,出版社以服務政治為目的,不考慮利潤和經營狀況。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出版社的數量迅速增長,出書規模巨幅擴大,圖書的品種充分多樣化。隨著大小出版行業紛紛從計劃體制下脫身,用自負盈虧的獨立運作方式面向市場,出版業中開始出現市場競爭,引入了市場經濟意識,各出版社開始有了商業和自主意識。

面向市場就意味著必須以大眾閱讀喜好為手段,達到占領市場份額的目的。因此,在國民閱讀內容上,以往意識形態的教化內容大大減少,而娛樂性質的周刊、畫報、明星傳記、回憶錄、家庭生活、日用保健方面的各種圖書大量流行。20世紀80年代中期創刊的以介紹港臺流行歌手為主要內容的插圖刊物《新周刊》,在短短十幾年中發行量呈幾何級數上升,成為當時青少年閑暇閱讀中廣為流傳的一本讀物。各種烹飪技巧、家庭衛生等生活常識類書籍也成為許多家庭主婦的必備之書。

2.3 圖書發行體制及方式的變化導致國民閱讀方式的多樣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除了傳統“國營”新華書店的發行系統之外,集體、個體及圖書俱樂部等各種發行方式先后蓬勃興起。80年代中期開始,集體及個體的書店、書攤、書販迅速增加,成了整個圖書銷售體系中一個重要環節。同時,出現了寄銷、圖書連鎖店、書市展銷、直銷、郵購、出版社自辦發行等新的發行方式。圖書發行體制及發行方式的變化,使得普通民眾購買圖書的渠道和方式大大增加,從而引起閱讀方式的多樣化趨勢。普通民眾可以在各種私人或公共場合買到不同類型的圖書,閱讀空間也從以往的學校與家庭拓展到了公園、咖啡館、酒吧等各種公共空間。許多書店甚至中高檔酒店內也專門設有幽靜的咖啡雅座,為買書及閑暇的人提供舒適的閱讀空間。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的公共汽車及地鐵上,閱讀報紙雜志的人比比皆是。國民閱讀的方式變得更加開放、更加多元、更加休閑化。

2.4 廣告、電視、網絡等大眾傳媒塑造的閱讀品味促進國民閱讀的趣味導向

大眾傳媒承擔著傳播信息、報道新聞、提供娛樂、傳承文化、監督批評等諸多功能。有效的信息傳播可以對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可以加速社會變革的進程,也可以減緩變革中的困難和痛苦。隨著科技的發展,當代大眾傳媒的形態、覆蓋廣度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的大眾傳媒中,許多報刊雜志以及電視欄目都開辦了不同的讀書類文化欄目。這些欄目或者通過主持人對新書的推介,或者通過撰稿人針對新著寫的書評,對國民閱讀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這種大眾傳媒所推薦的圖書涵括了各個知識領域,既有通俗文學,又有學術經典,為廣大民眾的不同閱讀喜好提供了多樣化選擇。許多民眾通過各種渠道看了相關電視、網絡的宣傳及書評后,受到其影響,對其所推薦的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而購買并閱讀。

3 國民閱讀與國民素質提升

按照最權威的“世界經濟論壇”(WEF)以及瑞士洛桑管理發展學院(IMD)每年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報告》,國際競爭力主要包括要素,即:經濟實力、國際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環境、基礎設施、管理程度、科學技術、人口結構與素質。其中,人口結構與素質就是國民素質。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市場競爭、政府創新、科技發展等關鍵領域的核心是人才的競爭??梢哉f,當今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就是國民與國民之間的競爭。因此,國民素質是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中最關鍵的要素。

國民閱讀與國民素質之間有著直接關系。國民閱讀奠定了國民素質中的基本知識結構。因此,對國民閱讀進行適當引導,通過對國民閱讀的引導,優化國民知識結構與綜合素質,是提升國民素質的重要途徑之一。結合社會變遷反映在國民閱讀層面的變化,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層面著手:

3.1 在閱讀導向層面,加大政府的閱讀引導作用

政府基于宏觀政策考慮的閱讀引導應當與大眾傳媒基于利潤與市場選擇的閱讀引導兩者相輔相成。這里的閱讀導向不是基于意識形態的考慮而在閱讀內容上做出限定,而是在為國民閱讀的內容提供更充分、更流暢的信息渠道以及更多樣化的選擇方式的基礎上,充分發揮現代傳媒的引導功能?,F代社會的國民閱讀,既包括了基于個人知識結構的提升,也包括了國民對于民族國家的認同感的建構。因此,應當考慮如何將基于愛國主義的歷史教育同普及歷史文化知識兩者有機結合。民族國家的國民所具有的對本國歷史文化的認同感,是國民素質的文化沉淀,是一個國家在現代社會中迅速發展的重要精神動力。近來興起的國學熱,盡管有許多流于形式的弊端,但可以看作一個通過重讀民族經典、打造國民文化認同與文化價值的有益嘗試。

3.2 在閱讀方式層面,由提供靜態層面的多樣化閱讀環境到發展提供動態層面的主題化閱讀交流空間

盡管目前各種閱讀空間已經非常多樣化,但是能夠提供給閱讀者充分交流,就某一主題充分展開探討的活動還太少,相應的空間還太單調,往往僅限于校園場所及網絡論壇。須知,自由交流過程中培養起來的相互尊重與傾聽,基于理性認知態度的辯論,對培養國民的平等意識、尊重他人、語言思維等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圍繞特定主題的讀書會、書友會等各種交流活動應當大大加強,讓閱讀者有充分交流的平臺,達到在知道層面及個人基本素質方面相互提升的效果。

3.3 在閱讀內容層面,應當進一步增強出版業的市場競爭性

第8篇:大眾傳媒的含義范文

“異化”(德文“die Entfremdung”,英文“Alienation”)一詞源于拉丁文“Alienatio”和“Alienare”,有脫離、轉讓、出賣、受異己力量的支配等意思。異化作為哲學概念,其含義是指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后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轉過來反對(控制)主體本身。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根據黑格爾的異化理論,提出了異化勞動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后來,馬克思在其成熟時期的著作中進一步揭示了異化是人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及其產品變成異己力量,反過來統治人的一種社會現象。隨著在中國的傳播,異化這個概念在我國有近百年正確使用的歷史,主要在學術界。

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對“異化”有三種解釋:一是指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漸變得不相似或不相同;二是哲學上異化的概念;三是在語音學上指連發幾個相似或相同的音,其中一個變得和其他的音不相似或不相同。第一種和第三種的使用很少見,第二種的使用主要在哲學的意義上,現在已經作為一種常見的對社會現象的分析,較為普及了。而我國傳媒上經常出現的異化一詞的概念,多數既不是應用哲學原理,也沒有按照詞典中的解釋使用,而是把異化簡單地當作某種事物本身的“異常變化”或“變質”。

例如,《新京報》2012年3月16日A2版的評論文章《消費者“被消費”異化了3?15》,講的是一些維權網站兜售消費者的投訴信息,使得3?15變成了某些人謀利的工具;《東方早報》2011年9月6日A23版的評論文章《康菲公司的“中國式異化”》,說的是在母國行為良好的外國公司,到了中國卻變得行為不端;《新民晚報》2012年2月6日A14版文章《誰把傳統節日異化成了“吃奢侈”》,說的是傳統節日習俗的“變異”?!缎侣剬嵺`》2010年第11期雜志封面的文題《記者人脈――思維的異化及影響》、《中國教育報》2012年2月12日第2版的文章《校園安保異化成了“圈養教育”》、《北京晨報》2011年9月16日A4版的評論文章《“少兒不宜”異化》等等,說的都是某種概念、行為或現象發生了變化,或“異常變化”或“變質”。

按照漢語的寫作和縮寫規范,不能簡單地將“異常變化”縮寫成“異化”來使用,在語法和習慣上都說不通。況且,很多作者在使用這一詞語的時候,不是因為錯誤地縮寫,而是望文生義,提筆就使用這個以前連《現代漢語詞典》中都沒有的詞匯。

詞匯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豐富的,特別是近幾年,網絡文學和社會化媒體的迅速發展使得很多詞有了新的含義,也創造出了不少新詞。《現代漢語詞典》作為漢語規范的工具書,其每一次的修訂,增收新詞和舊詞新義是重點之一。大眾傳媒使用新詞或對原詞的理解增添新義,都要遵循現代漢語詞匯知識的要領,不能望文生義,制造不符合詞匯組合規范的詞匯,或隨意對已有的詞匯平添與原詞義相去甚遠的內涵。大眾傳媒每時每刻面向公眾,詞匯的正確使用與否,對社會將產生很大的影響。傳媒亂用詞匯,會造成公眾對詞匯的認知混亂,因而傳媒使用詞匯要謹慎,要遵循語言文字規范,不能想當然地生造出某個詞的“新義”而攪亂視聽。

除了亂用異化概念外,我國傳媒對其他一些詞匯的亂用也很多,例如“博弈”這個古老的中國概念,自從20世紀50年代福布斯?納什的理論在中國借用了博弈這個詞以后,博弈特指一種矛盾形態(囚徒困境),而我國現在傳媒上博弈一詞滿天飛,等同于矛盾、斗爭,好像換一個詞匯就有新的內涵,其實完全沒新義,反而把博弈的當代科學內涵給攪亂了。傳播學界也有人在詞語上跟風,寫出驚人的“傳播即博弈”的論文。如果學術研究是這樣通過玩弄詞句完成的,學術就完結了。

第9篇:大眾傳媒的含義范文

調查對象及方法

為了使人文素質教育做到有的放矢,我們對大學生關于人文精神、人文素質的認識、態度以及自身的人文修養狀況等問題進行了問卷調查。主要選取河北經貿大學學生作為調查對象,該校以經濟類、管理類、法學專業為主,此外文學類專業還有漢語言文學、藝術類、新聞傳播類等,理工科專業有數學、統計、計算機、生物工程等。

調查問卷上印有理工、文科兩個選項,問卷在涉及到一般人文精神、人文知識問題的同時,突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428份,其中文科300份,理科128份,回收有效率90.8%。

調查數據及分析

(一)對于人文素質修養的態度

1.對人文素養很重視,態度積極。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對人文素養有著正確的態度。“非常重視”、“想加強,但條件不允許”這兩個選項都體現了對人文素養的重視,理工科這兩項加起來占88%,文科占85%,結果顯示,理工科的學生對加強人文修養的迫切性比文科還要強一些。“不得其門而入”選項包含著想加強但沒有辦法的意思,我們也可以把這一部分歸于中性,起碼是不反對加強人文素養。如果把這部分做積極的理解,那么主觀上具有加強人文素養傾向的學生,理工科與文科的比例都占到了98%,態度是積極的。另外一個需要注意的是,“不得其門而入”、 “想加強,但條件不允許”兩項加起來都超過了50%;“學生意識到的客觀需求”指客觀上需要,但并不意味著馬上就要做。比如“想加強但條件不允許”,其中固然包含著,如果“你教我就愿意學”的意思,但是也不排除現在沒時間、沒精力,先學有利于找工作的知識,以后再說的意思。所以,如果我們全面地看,大學生對人文素質的態度基本是積極的,但很大程度上處于一種自發、搖擺的狀態。這種狀況昭示我們,對于他們還需要進一步引導,并且加強這方面的教育,滿足他們的需求已經顯得刻不容緩。

2.在一些方面還存在著認識的誤區。首先對傳統文化的認識還存在著偏頗,理工科尤其突出。我們設計了這樣一個問題:“你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的意義地位如何?”理工科學生回答“仍然具有現代價值的”的占72% ,其余11% 的同學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過去的有收藏價值而無使用價值的東西”,回答其他的占17%,也就是近三分之一的理工科學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已經沒有現實意義,應該走進博物館。相比之下,文科要好一點,認為“仍然有現代價值”的占91%。理工科與文科這樣懸殊的認識差距再次提醒我們加強人文素質教育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必要性。

(二)習得途徑

1.大學課堂教育跟不上,對原典的閱讀了解不夠。對“了解人文類知識、習得人文素養的途徑”的調查結果為,大眾傳媒(理科40%、文科39%);經典著作(理科51%、文科42%);而來自大學課堂的理科為6%,文科為18%。說明大學課堂的人文知識教育嚴重不足。對“你完整、系統地讀過的古代經典有幾部?”的調查結果為:3部以上(文科33%,理科35%),而一本也沒有讀過的理工科為47%,文科為24%??梢姶髮W生對體現中國文化核心價值觀的經典已經有相當的疏遠與隔膜了。

2.大眾傳媒是主體。調查顯示,40%的理工科大學生與39%的文科大學生認為自己習得人文知識與人文素養是通過大眾傳媒,可見大眾傳媒在對大學生人文精神的塑造方面功不可沒。但是大眾傳媒在對大學生人文素質養成與教育方面也有著不可克服的不足。如不能對原典進行直接的、原本原義的解釋。既然大眾傳媒在弘揚人文精神方面有著不可避免的缺點,那么因著教育形式、知識分子集中等方面的特點,大學教育就具有了大眾傳媒不可替代的作用。

3.閱讀需要引導。毫無疑問,閱讀是獲取知識、加強人文修養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徑,為此,我們也設計了一些調查大學生閱讀狀況的問題。

如“讀一本好書將會令您一生受益匪淺,你喜歡哪些方面的書?”調查結果中值得提出的是特別通俗的流行文學作品大學生反而不看好,而朱自清、魯迅、錢鐘書等人物對文化建設的貢獻被大學生認可這是一種好的現象,說明大學生在日常閱讀中有一些好的基礎,閱讀態度、眼光值得肯定。

但是,無論是文科還是理工科,在直接接觸原典、原著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障礙,古文已經成為最突出的障礙。調查中最后一個選項(也就是對古文最頭疼、不感興趣)理工科占18%,文科占11%,而且這個選項對大學生來說是一個消極的選項,也許會有所隱瞞,實際情況可能還要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生主要靠白話翻譯閱讀古代典籍(理工科40%,文科61%),文科的比例竟然高達61%,比理科的還要高。由于古文翻譯本身的局限性和翻譯作品的質量問題等,可能對學生正確閱讀古文造成影響。

(三)學校教育的作用與影響

調查顯示,大學生對學校人文素質教育的現狀還不是很滿意。在被問及“大學中所學中國傳統文化效果如何?”時,回答“內容豐富滿足要求的” ,理工科與文科一樣,都是19%,不足二成;認為“教師照本宣科不知所云”者,理工科占23%,文科為52%;回答“無所收獲”的理工科有35%,文科占21%;“其他”選項,理工科23%,文科8%。這些結果顯示,文科學生更加關心學校人文教育的情況,所以顯示出的不滿意度也比較高;理工科選擇“其他”一項比較高,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他們對人文素質教育情況關注不夠。但是在總體傾向上文理科學生是一致的,大部分(81%)文理科學生都認為學校素質教育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高校加強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對策

從上面的理論分析與實證調查可以看出,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是一個立體、系統的工程。首先,人文素質本質上是一種精神,一種傾向,它的核心是人的修養、人的自我培育、自我豐富和全面發展。人文素質教育不僅僅是增加幾門課程的問題,它應該貫徹到任何學科、任何課程的講授過程中,這就意味著教師必須有一定的人文素養基礎;其次,通過調查發現,對大學生人文素質影響,社會力量(包括大眾傳媒)甚至超過了課堂的影響,社會文化環境在大學生人文素質養成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再次,目前社會的就業壓力是干擾學生、教師以及教育主管部門對人文素質教育進行投入的巨大力量,當前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是人文素質教育開展的最現實的阻力。因此,不僅僅是學校,整個社會,包括用人單位、各級行政管理部門都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門,在目前考核大學績效的時候應適當地加上人文素質培養的權數。具體到高校來講,應采取以下對策:

(一)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滿足人文素質教育的需求

在這里,師資隊伍建設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人文素質教育方面的專門師資,其二是全體教師以及輔導員、教輔人員的素質建設。而所謂專門教師是人文素質教育的發動機,他們的水平直接關乎人文素質教育水平的

高低。從操作層面、學科的角度來看,文史哲等學科是人文素質教育的主要承擔者。建議那些沒有設立文史哲專業的高校要引進一些在這方面有造詣的高層次人才,通過政策導向,使他們能夠安心于素質教育,把這一工作與自己的發展切實地聯系起來,這樣才會切實提高這部分教師的質量與水平。具體地來說,可以成立專門的研究所、教育中心等,組成一個高效、精干的團隊,保證他們一定的課時量,并且建立講座、讀書活動等多種形式的教育機制,使人文教育可以長期堅持下去。

另一方面是全體教師人文素質培養的問題。專業教師只是一個方面,絕對不能獨立撐起人文教育的一片天空,必須使包括專業教師、輔導員乃至教輔人員在內的全體教師都具備了這樣的意識,人文素質教育才能夠得到整體的、切實的提高。

(二)文科與理工科要區別對待,分班授課

調查顯示,文科與理工科在人文素質方面有著很大的差別,這是由他們高中的知識基礎決定的。如果用一個標準,在一個課堂上進行授課,理工科同學理解可能有困難,文科同學可能覺得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所以要根據具體情況,分別進行。也就是文科與理工科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要區別對待,分班授課。理工科可以聯系科學精神、科學與人文的關系、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等方面展開;文科的學生則可以在高中所學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進行深化和展開,以達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三)人文素質教育一定要注意從價值、精神、知識的源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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