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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納米技術的起源范文

[中圖分類號] R445.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5-0515(2010)-9-220-01

納米( nanometer, nm)是一個長度單位, 即十億分之一米( 1× 10- 9m)。納米技術(Nanotechnology) 是指在 0.1～ 100 nm空間尺度上操縱原子和分子對材料進行加工, 制造具有特定功能的產品或對物質及其結構進行研究的一門綜合性的高新技術學科[1-2]。納米技術是一門交叉性很強的綜合學科,在 20 世紀 90 年代獲得了開創性的進展,研究的內容涉及現代科技的廣闊領域。納米技術的發展正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科技界所關注的焦點, 誰能在這一領域取得領先, 誰就能占據 21 世紀科學的制高點。隨著納米技術的發展, 納米電子學、 納米生物學、 納米材料學、 納米醫學等分支學科也相繼建立和發展起來。尤其重要的是這些學科正在發生相互融合、 相互滲透[3- 4]。

納米技術與醫學的結合形成了新興邊緣學科--納米醫學, 納米生物醫學是納米科技和生物醫學結合的產物, 是納米科技的一個核心領域, 即在分子水平上利用分子工具和人體相關的知識, 從事疾病的檢測、診斷、 治療、預防和保健等。生物醫學起源于診斷, 沒有很好的診斷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預防和治療。目前隨著科技的發展, 生物醫學診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各種檢驗診斷手段、儀器已是各式各樣, 在其迅猛發展的過程中納米材料起到了關鍵作用。正是納米技術在醫學檢測和診斷中的應用使人們在分子水平上對疾病有了更深的認識,更好的維護和提高了人類的健康水平 。

1納米探測技術在醫學檢測和診斷的應用

納米探針是一種探測單個活細胞的納米傳感器,探頭尺寸僅為納米量級,當它插入活細胞時,可探知會導致腫瘤的早期DNA損傷,而且納米探針據不同的診斷和檢測目的, 將其植入并定位于體內不同部位, 或隨血液在體內運行, 隨時將體內各種生物信息反饋于體外的記錄裝置。該技術有著很高的靈敏性,可在含有 10 個原子/分子的1 cm3氣態物質中, 在單個原子或分子層次上準確獲取其中1個。醫生可通過檢測人的唾液、血液、 糞便和呼出氣體等, 發現人體中只有億萬分之一的各種疾病或帶病游離分子, 用于腫瘤細胞的診斷與治療。

掃描探針顯微鏡目前已經用于人體多種正常組織和細胞的超微形態學觀察 ,而且可以在納米水平上揭示腫瘤細胞的形態特點。通過尋找特異性的異常結構改變 ,以解決腫瘤診斷的難題。另一種新型的納米影像學診斷工具 - - 光學相干層析術(OTC)已研制成功。OTC的分辨率可達納米級 ,較 CT 和核磁共振的精密度高出上千倍 ,并且它不會像 X線、 CT、 磁共振那樣殺死活細胞。

2納米生物芯片在醫學檢測和診斷的應用

納米生物芯片與傳統的生物芯片相比, 納米生物芯片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采用微電子,高產而成本低;(2)高度敏感性;(3)減少了樣品的數量;(4)使用納米尺度上的固定方法, 可以自主組裝。這類型的生物芯片可以在血流中探測病毒、 細菌和異常細胞。 能即時發現病毒和細菌的入侵, 并予以殲滅。也可以沿血液流動并跟蹤鐮狀細胞貧血患者的紅細胞和感染了病毒的細胞。目前, 電場作用下自動尋址的細胞芯片已研究成功, 既可用于基因功能研究與蛋白質亞細胞定位, 又可用于監測基因與蛋白質的瞬間表達[5]。

3納米細胞檢疫器 ( 納米秤) 在醫學檢測和診斷的應用

納米秤又稱納米細胞檢疫器,能稱量10-9g的物體,即相當于1個病毒的質量。利用它可發現新病毒, 可定點用于口腔、 咽喉、食管、 氣管等開放部位的檢疫。

4納米傳感器在醫學檢測和診斷的應用

納米材料用于生物傳感器是由 Alarie 和 Vo- Dinh 等人[6]于 1996年提出的。納米生物傳感器利用其細小的尖端(僅為納米量級)插入活細胞內, 而又不干擾細胞的正常生理過程, 以獲取活細胞內多種反應的動態化學信息、 電化學信息及反映整體的功能狀態, 以便深化對機體生理及病理過程的理解, 例如利用納米生物傳感器可以探知會導致腫瘤的早期 DNA損傷等; 此外, 納米生物傳感器和新的成像技術還能對疾病進行早期的檢測和治療[7]。

5納米金屬在醫學檢測和診斷的應用

PCR 技術發展至今, 不僅僅是實驗室的“寵兒” ,而是已經成為了診斷、治療、科研開發等等各個生命科學領域的“必殺锏”。但是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 PCR 技術依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比如準確性, 利用 PCR 技術來診斷疾病, 假陰性、假陽性等現象屢見不鮮。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一般認為是由于在體外復制過程中缺少在 DNA復制過程中擔任“檢測師”的 SSB蛋白[8]。

解思深院士及來自中科院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以及上海交大的研究人員應用納米技術升級了 PCR 技術, 完成了“點金術”: 他們將幾千個直徑為 0.3 納米的金原子堆積在一起, 做成一個個直徑約幾或十幾納米的納米金球, 加入 PCR反應, 結果發現納米金減少了 PCR 復制過程中的出錯率, 并且提高了復制的速度和效率, 這一研究獲得了國際同行的認可。通過應用納米技術 ,在DNA 檢測時 ,可免去傳統的 PCR擴增步驟 ,快速、 準確 ,易實現檢測自動化。這是一項新穎且重要的方法, 它為分子生物學中最為重要的標準方法 PCR 開拓了進一步改進的途徑, 具有較大應用價值[8]。

6磁性納米材料在醫學檢測和診斷的應用

納米磁性顆粒在生物檢測上的應用是僅次與熒光材料。各種磁性生物探針, 磁性跟蹤材料都已發展到了實用階段。洪霞等選用葡聚糖包覆超順磁性的 Fe3O4 納米粒子, 通過葡聚糖表面的醛基化實現與抗體的偶聯, 制得了 Fe3O4 /葡聚糖/抗體磁性納米生物探針, 在組裝有第二抗體和抗抗體的全層析試紙上進行的層析實驗表明該探針完全適用于快速免疫檢測的需要, 達到了層析免疫檢測的目的[9]。

7納米吸附材料在醫學檢測和診斷的應用

實驗表明,做細胞分離的試劑聚乙烯吡咯烷酮可將表面包覆單分子層的直徑 30 納米粒子均勻分散到含有多種細胞的聚乙烯吡咯烷酮膠體溶液中, 通過離心可以使所需要的細胞分離。楊箐等撰文對聚合物納米粒子在基因治療中的應用作了探討, 證明了納米聚合物粒子具有很好的吸附包覆作用, 并已應用到動物型基因治療的實驗研究[10]。美國科學家把某種納米顆粒 “粘”在生物分子上, 然后利用納米顆粒的發光特性研究生物分子的活動情況。比人體細胞小得多的納米顆粒可以被送進人的組織、 器官內, 用光線從人體外部向內進行照射, 體內的納米顆粒也會發光, 這樣就可以達到追蹤病毒的效果。另外, 納米材料其他很多特性在生物醫學檢驗中越來越多的被應用, 如比利時的德梅博士等制備出多種對各種細胞器敏感程度和親和力差異很大的金納米粒子-- 抗體復合體納米材料, 與細胞器結合后在光鏡和電鏡下很容易分辨各種細胞內結構。

隨著人們對疾病防治及保健概念的轉變 ,醫學實驗診斷技術也必然向著相應的方向發展。納米技術與生物醫學的結合, 為醫學界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納米材料在醫學領域的應用取得了顯著效果。但納米材料應用還很有限, 尤其是在生物醫學方面還需大量臨床試驗予以證實,使得納米材料在生物安全性方面的應用有待進一步提高。同時由于相關技術的不斷突破 ,必然促使納米醫學實驗診斷技術加速發展。隨著納米材料在生物醫學領域更廣泛的應用, 醫學檢驗和診斷將變得節奏更快、 效率更高、更準確。

參考文獻

[1] Keahler T. Nanotechnology: basic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J]. Clin. Chem, 1994, 40(9):1797- 1799.

[2] 白春禮. 納米科技-全面理解內涵, 促進健康發展[J]. 學會月刊,2001( 11) : 10- 12.

[3] ZhongguoYi Xue. Application of nanobiological technology in medicine and its advances in China. Ke Xue Yuan Xue Bao, 2006, 28 (4): 579- 582.

[4] 張立德, 牟季美.納米材料和納米結構[M] .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1.

[5] Bouchie A. Microarrays come alive[J]. Nature, 2001, 411:107- 110.

[6] Alarie JP, Vo Dinh T. Antibody based submicrion biosensor forbenzo[a]pyrene DNA aduct[J]. Polycydic Aromat comp, 1996, 8:45-52.

[7] 郭夢金 ,張欣杰.納米技術在醫學中的應用現狀及展望[J].河北化工, 2007 , 30 (3):16-17.

[8] 言民, 唐雪云,冼燕娥,等. “金”對人體是否具有醫學和美容價值 [J].醫療保健器具,2006,7:42-45.

第2篇：納米技術的起源范文

    一、21世紀物理學的幾個活躍領域

    蒸蒸日上的凝聚態物理學

    自從80年代中期發現了所謂高臨界溫度超導體以來,世界上對這種應用潛力很大的新材料的研究熱情和樂觀情緒此起彼伏,時斷時續。這種新材料能在液氮溫區下傳導電流而沒有阻抗。高臨界溫度超導材料的研究仍是今后凝聚態物理學中活躍的領域之一。目前,許多國家的科學工作者仍在爭分奪秒,繼續進行競爭,向更高溫區,甚至室溫溫區超導材料的研究和應用努力。可以預計,這個勢頭今后也不會減弱,此外,高臨界溫度的超導材料的機械性能、韌性強度和加工成材工藝也需進一步提高和解決。科學家們預測,21世紀初,這些技術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并將有廣泛的應用前景,有可能會引起一場新的工業革命。超導電機、超導磁懸浮列車、超導船、超導計算機等將會面向市場,屆時,世界超導材料市場可望達到2000億美元。

    由不同材料的薄膜交替組成的超晶格材料可望成為新一代的微電子、光電子材料。超晶格材料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短短不到30年的時間內,已逐步揭示出其微觀機制和物理圖像。目前已利用半導體超晶格材料研制成許多新器件,它可以在原子尺度上對半導體的組分摻雜進行人工“設計”,從而可以研究一般半導體中根本不存在的物理現象,并將固態電子器件的應用推向一個新階段。但目前對于其他類型的超晶格材料的制備尚需做進一步的努力。一些科學家預測,下一代的電子器件可能會被微結構器件替代,從而可能會帶來一場電子工業的革命。微結構物理的研究還有許多新的物理現象有待于揭示。21世紀可能會碩果累累,它的前景不可低估。

    近年來,兩種與磁阻有關的引起人們強烈興趣的現象就是所謂的巨磁阻和超巨磁阻現象。一般磁阻是物質的電阻率在磁場中會發生輕微的變化,而巨磁和超巨磁可以是幾倍或數千倍的變化。超巨磁現象中令人吃驚的是,在很強的磁場中某些絕緣體會突變為導體,這種原因尚不清楚,就像高臨界溫度超導材料超導性的原因難以捉摸一樣。目前,巨磁和超巨磁實現應用的主要障礙是強磁場和低溫的要求,預計下世紀初在這方面會有很大的進展,并會有誘人的應用前景。

    可以預計,新材料的發展是21世紀凝聚態物理學研究重要的發展方向之一。新材料的發展趨勢是:復合化、功能特殊化、性能極限化和結構微觀化。如,成分密度和功能不均勻的梯度材料;可隨空間時間條件而變化的智能材料;變形速度快的壓電材料以及精細陶瓷材料等都將成為下世紀重要的新材料。材料專家預計,21世紀新材料品種可能突破100萬種。

    等離子體物理與核聚變

    海水中含有大量的氫和它的同位素氘和氚。氘既重氫,氧化氘就是重水,每一噸海水中含有140克重水。如果我們將地球海水中所有的氘核能都釋放出來,那么它所產生的能量足以提供人類使用數百億年。但氘和氚的原子核在高溫下才能聚合起來釋放能量,這個過程稱為熱核反應,也叫核聚變。

    核聚變反應的溫度大約需要幾億度,在這樣高的溫度上,氘氚混合燃料形成高溫等離子體態,所以等離子體物理是核聚變反應的理論基矗1986年美國普林斯頓的核聚變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他們在TFTR實驗裝置上進行的超起動放電達到20千電子伏,遠遠超過了“點火”要求。1991年11月在英國卡拉姆的JET實驗裝置上首次成功地進行了氘氚等離子體聚變試驗。在圓形圈內,2億度的溫度下,氘氚氣體相遇爆炸成功,產生了200千瓦的能量,雖然只維持了1.3秒,但這為人類探索新能源——核聚變能的實現邁進了一大步。這是90年代核能研究最有突破性的工作。但目前核聚變反應距實際應用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技術上尚有許多難題需要解決,如怎樣將等離子加熱到如此高的溫度?高溫等離子體不能與盛裝它的容器壁相接觸,否則等離子體要降溫,容器也會被燒環,這就是如何約束問題。21世紀初有可能在該領域的研究工作中有所突破。

    納米技術向我們走來

    所謂納米技術就是在10[-9]米(即十億分之一米)水平上,研究應用原子和分子現象及其結構信息的技術。納米技術的發展使人們有可能在原子分子量級上對物質進行加工,制造出各種東西,使人類開始進入一個可以在納米尺度范圍,人為設計、加工和制造新材料、新器件的時代。粗略的分,納米技術可分為納米物理、納米化學、納米生物、納米電子、納米材料、納米機械和加工等幾方面。

    納米材料具有常規材料所不具備的反常特性,如它的硬度、強度,韌性和導電性等都非常高,被譽為“21世紀最有前途的材料”。美國一研究機構認為:任何經營材料的企業,如果現在還不采取措施研究納米材料的開發,今后勢必會處于競爭的劣勢。

    納米電子是納米技術與電子學的交叉形成的一門新技術。它是以研究納米級芯片、器件、超高密度信息存儲為主要內容的一門新技術。例如,目前超高密度信息存儲的最高存儲密度為10[12]畢特/平方厘米,其信息儲存量為常規光盤的10[6]倍。

    納米機械和加工,也稱為分子機器,它可以不用部件制造幾乎無任何縫隙的物體,它每秒能完成幾十億次操作,可以做人類想做的任何事情,可以制造出人類想得到的任何產品。目前采用分子機器加工已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米粒大小)蒸汽機、微型汽車、微型發電機、微型馬達、微型機器人和微型手術刀。微型機器人可進入血管清理血管壁上的沉積脂肪,殺死癌細胞,修復損壞的組織和基因。微型手術刀只有一根頭發絲的百分之一大小,可以不用開胸破腹就能完成手術。21世紀的生物分子機器將會出現可放在人腦中的納米計算機,實現人機對話,并且有自身復制的能力。人類還有可能制造出新的智能生命和實現物種再構。

    “無限大”和“無限斜系統物理學

    “無限大”和“無限斜系統物理學是當今物理學發展的一個非常活躍的領域。天體物理和宇宙物理學就屬于“無限大”系統物理學的范疇,它從早期對太陽系的研究,逐步發展到銀河系,直到對整個宇宙的研究。熱大爆炸宇宙模型作為本世紀后半葉自然科學中四大成就之一是當之無愧的。利用該模型已經成功地解釋宇宙觀測的最新結果。如宇宙膨脹,宇宙年齡下限,宇宙物質的層次結構,宇宙在大尺度范圍是各向同性等重要結果。可以說具有暴脹機制的熱大爆炸宇宙模型已為現代宇宙學奠定了一定的基矗但是到目前為止,關于宇宙的起源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暴脹宇宙論也并非十全十美,事實上想一次就能得到一個十分完善的宇宙理論是很困難的,這還有待于進一步的努力和探索。

    “無限大”系統物理學還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是“類星體”和“暗物質”。“類星體”是1961年發現的,一個類星體發出的光相當于幾千個星云,而每個星云相當于1萬億個太陽所發出的光,所以對類星體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60年代末,科學家們發現一個編號為3C271的類星體,一天之內它的能量增加了一倍,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它的能量增加如此迅速?有待于21世紀去解決。“暗物質”是一種具有引力,看不見,什么光也不發射的物質。宇宙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物質是所謂的“暗物質”,這種“暗物質”到底是什么?我們至今仍不清楚,也有待于下世紀去解決。

    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學則屬于“無限斜系統物理學的范疇,它從早期對原子和原子核的研究,逐步發展到對粒子的研究。粒子主要包括強子(中子、質子、超子、л介子、K介子等)、輕子(電子、μ子、τ輕子等)和媒介子(光子、膠子等)。強子是對參與強相互作用粒子的總稱,其數量幾乎占粒子種類的絕大部分;輕子是參與弱相互作用和電磁相互作用的,它們不參與強相互作用;而媒介子是傳遞相互作用的。目前,人們已經知道參與強相互作用的粒子都是由更小的粒子“夸克”組成的,但是至今不能把單個“夸克”分離出來,也沒有觀察到它們可以自由地存在。為什么“夸克”獨立不出來呢?還有一個不能解釋的問題是“非對稱性”,目前我們已有的定理都是對稱的,可是世界是非對稱的,這是一個有待于解決的矛盾。尋找獨立的夸克和電弱統一理論預言的、導致對稱性自發破缺的H粒子、解釋“對稱”與“非對性”的矛盾,是21世紀粒子物理學研究的前沿課題之一。

    從表面上看“無限大”系統物理學與“無限斜系統物理學似無必然的聯系。其實不然,宇宙和天體物理學家利用廣義相對論來描述引力和宇宙的“無限大”結構,即可觀察的宇宙范圍;而粒子物理學家則利用量子力學來處理一些“無限斜微觀區域的現象。其實宇宙系統與原子系統在某些方面有著驚人的相似性。預計21世紀“無限大”系統物理學將會與“無限斜系統物理學結合得更加緊密,即宏觀宇宙物理學和微觀粒子物理學整體聯系起來。熱大爆炸宇宙模型就是這種結合的典范,實際上該模型是在粒子物理學中弱電統一理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可以預計,這種結合對科技發展和應用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二、跨世紀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

    科學技術能否取得重大突破的關鍵取決于基礎科學的發展。所以,首先必須重視基礎科學的研究,不能忽視更不能簡單地以當時基礎科學成果是否有用來衡量其價值。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建立時好像與其他學科和日常生活無關,直到20世紀中期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在許多科學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才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可以說,20世紀幾乎所有的重大科技突破,像原子能、半導體、激光、計算機等,都是因為有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才得以實現。可以說,沒有基礎科學就沒有科學技術、社會和人類的發展。

    20世紀重大科技成果的成功經驗證明,不同學科間的互相交叉、配合和滲透是產生新的發明與發現,解釋新現象,取得科學突破的關鍵條件之一。例如,核物理與軍事技術的交叉產生了原子彈;半導體物理與計算技術的交叉產生了計算機。可以預計,21世紀待人類掌握核聚變能的那一天,一定是核物理、等離子體物理、凝聚態物理和激光技術等學科的交叉和配合的結果。這也是21世紀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之一。

第3篇：納米技術的起源范文

1物理技術在農業新科技中的應用

1.1磁場效應在農業新科技中的應用

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在磁場的環境中生長，在生物體內，存在著磁性物質，如金屬礦物質。不管是動物還是植物，其體內都存在著磁性物質，如外界磁場發生變化時，生物體內的磁物質會出現磁化現象，從而出現磁性勢能與極性變化。在磁場影響下所產生的變化，會直接或間接的對生物造成影響，并形成磁生物效應。通過實踐研究發現，磁場效應對生物的影響存在著多個方面，如增強植物礦質代謝，對植物酶系統造成較大影響，提高植物ATP能量等。一般情況下，對植物施工磁場效應，可以提高植物光合作用，推動其生長代謝，提高葉綠素，植物綜合生物效率獲得較大提升，最終提高作業產量及質量。

1.2電場效應在農業新科技中的應用

在地球空間環境中不僅僅含有磁場，還包含著電場。電場存在著不穩定性，受天氣變化影響較大。電場對植物生長的狀態存在著很大影響，在農作物產量長期的進化過程中，其對電場產生了適應性。如選擇植物，并應用電場屏蔽技術后發現植物的光合速率明顯降低，其生長狀態遠遠不如雷區植物好，究其原因，電場對植物的生長存在著較大影響。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電場存在著能量效應，并對植物物質交換的速率存在著較大影響。在電場效應下，植物蛋白構象出現變化，能夠提高酶活性，并激活鈣素，提高氣孔開度，促進植物碳同化。在電場作用下的水分解，可以提高水的電解過程，從而促進植物光合作用。此外，在農業應用中，電場還存在著殺菌效應，可以有效應用于農業生產中各種病蟲害的防治。應用電場效應，可以在大棚蔬菜種植中，于植物蔬菜等上方，架設電場網，形成電場效應。在病蟲害防治中，應用電功能水，可以有效殺滅各種細菌及病毒。電功能水在病蟲害防治領域屬于當前國際上先進技術，應用前景十分廣闊。

1.3納米能量效應在農業新科技中的應用

納米屬于一種物質尺度衡量單位，1g納米材料所具備的表面積相當于一個普通足球場面積。在物質達到納米級尺寸之后，其表面積十分大，且存在著較多的不穩定電子。納米能量效應的存在，為物質反應發揮著很大催化作用。納米材料所具備的活性，讓納米材料能夠與其他物質進行較大能量的反應。納米技術的應用較多，如進行鹽堿地改良等。

1.4聲波效應在農業新科技中的應用

按照波粒兩象性原理，聲波存在著粒子與能量屬性，聲波可以如磁場或電場一樣發揮作用，提高植物代謝及活性。聲波作用的研究較早，如美國科學家為正在生長中的西紅柿播放音樂，最終獲得超大番茄。通過實踐，提出聲波應用的聲波諧共振理論。利用儀器，可以獲得植物自發聲的存在，這種自發聲具備特殊的聲波，應用聲波共振技術，模擬出與植物自發生場共振，可以提高生物光合效率，提高植物產量。聲波效應理論的研究發展較晚，但未來應用的空間較大。

1.5等離子處理技術在農業新科技中的應用

等離子體屬于物質存在狀態的一個種類，是物理學獨立分支。物質狀態主要分為固體、液體、氣體，隨著研究的深入，提出等離子狀態。將等離子處理技術應用于農業領域，其起源來自于航天應用領域。在航天領域，通過衛星搭載種子并返回地面進行種植，發現其生長活力較強，并存在著一些變異現象。這種變化，主要是因太空中存在著較強的等離子。種子在磁場、射線及等離子體的綜合作用下，打開了植物中存在的潛在基因，從而提高植物產量，提高作物產量。當前，航天育種技術發展十分迅速，但太空作物生產成本較高，在普及上存在著較大困難，為此，需要研究出地面空間站模擬技術，將等離子體等應用于農業領域。

2物理技術在農業新科技應用中的前景

物理技術，如磁場效應、電場效應、納米能量效應、聲波效應、等離子處理技術等，在作物中發揮著不同效用。通過物理技術的應用，可以提高作業光合作用的速度，從而推動作物生長，抑制病蟲害，減少化學產品的應用，從而在提高作物產量及質量的同時，提高作物生長的生態性，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當前，物理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應用前景十分廣闊，但仍存在著研究速度較為緩慢，缺乏實際應用的研究，為此，需要加大研究力度，推動物理技術在農業領域中的應用。

3結語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食品的安全性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在選擇農產品時，更加傾向于選擇無公害及綠色產品。物理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應用，可以推動傳統化學農業逐漸向現代生態農業發展，在提高農作物生產產量及質量的同時，減少化肥及農藥等的應用，實現農業生態化。當前，磁場效應、電場效應、納米能量效應、聲波效應、等離子處理技術等物理技術在農業領域中的應用研究發展十分迅速，其應用前景十分廣闊。相信隨著物理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將會引起農業技術的變革，實現農業生產的巨大效益。

參考文獻：

[1]楊兆民，孔彥.物理技術在我國農業生產中應用的研究[J].廣東農業科學，2010，37（8）：356-358.

[2]葉劍.淺淡物理技術在農業新科技中的應用[J].安徽農學通報，2010，16（22）：146-147.

[3]井玉梅.發展物理農業，推進生態農業[J].北方園藝，2011（19）：194-195.

[4]肖心明.物理農業技術對我國現代化農業的重要性及應用[J].安徽農業科學，2010，38（32）：17992-17993，18013.

第4篇：納米技術的起源范文

1923年，日本首次舉辦全國軟式網球錦標賽。1975年第一屆世界軟式網球錦標賽在美國的夏威夷舉行。1994年在日本廣島舉行的第12屆亞運會上，軟式網球被正式列為比賽項目。經過近百年的發展，軟式網球作為非奧運項目已經在全世界普及，并在二十多個國家及地區建立了軟網聯合會。2010年，青島小學教師趙蕾為中國隊贏得了該屆亞運會軟式網球的金牌，實現了中國隊軟式網球在亞運會歷史上的首金夢想。軟式網球也因此進入了更多人的視線，成為日常運動健身的熱門項目之一。軟式網球的大部分裝備與網球類似，但又不盡相同。軟式網球、球拍等已經隨該運動的流行普及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

軟式網球的誕生就是因為日本在普及網球運動時受當時自身條件環境限制，因利乘便派生出來的一種運動。制作復雜的網球被游戲用的小橡皮球代替，三田橡膠公司開始制作軟式網球專用的橡膠球標志了軟式網球的誕生。盡管軟綿綿沒有毛的軟式網球與網球十分接近，但軟式網球更加柔軟和輕便。標準軟式網球的球體以橡膠材料制作，重量在30-31克。球體內部充氣，充氣后球的直徑為6.6厘米。按國際規則規定，球應在比賽場上從1.5米高處落下后達到55-80厘米的彈跳高度。由于球體中空，球的彈性、彈跳高度基本由充氣的氣壓決定。這使得軟式網球更容易形成對打的局面，對攻比網球更多。對于力量很大的人來說想在軟式網球比賽中邊線出色并不容易。這也使得在男女混合雙打比賽中選手的實力變得更加均衡，非常受普通民眾的歡迎。軟式網球的充氣與籃球相似，將氣針插入氣孔，打氣到適合的壓力，拔出氣針就可以使用了。軟式網球采用純橡膠質地，球體本身較普通網球更加耐用。由于使用壽命長，軟式網球無論在娛樂或是訓練中都十分受歡迎。KENKO、AKAEMU等都是目前活躍在各類賽場上的軟式網球品牌。

軟式網球拍

無論在形狀、尺寸和材料方面，軟式網球拍與網球拍都幾乎沒有區別。按世界軟網聯合會的規定，球拍應是木制、金屬或其它復合材料制成，拍框上要穿織網弦。球拍長69厘米，拍框長度為32厘米，寬為22厘米，拍柄長為37厘米。球拍拍框一般成橢圓形。與普通網球拍相比，軟式網球拍更加輕便。由于軟網球拍與網球拍結構相同，網球拍的知名制造商大多也是軟網球拍的著名品牌。尤尼克斯、威爾森、王子等均有自己的軟網產品系列。在剛剛結束的廣州亞運會上，無論是歷史悠久的日本隊、實力雄厚的韓國隊或是備受關注的中國隊，都有尤尼克斯的球拍亮相。而為中國隊在亞運會上奪得軟式網球項目首枚金牌的趙蕾使用的便是尤尼克斯的產品。

現代網拍制造業中已使用了接近宇航工業和軍事工業產品的材質。近二十年來，金屬材料和化學材料的高水平提升為網拍制造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些新材料和新技術的應用，不僅是商業產品激烈競爭所制致，更是運動本身飛速進步所需。目前，碳纖維、玻璃纖維、克維拉纖維、高張力碳纖維、鈦、超剛性碳纖維等材質已大量使用到網拍制造材質之中。網拍制造技術的革命至今仍然在繼續。為了提高球拍強度，傳統技術采用自由增厚石墨和碳素纖維層結構，從而增加了球拍的重量，導致球拍的揮動靈活度下降。納米技術的應用令復合材料在質輕之外可以兼具高強度和高彈性的特點。納米級鈦纖維具備有力的回縮特性，性能超越傳統的拍框材料。當拍面擊打來球瞬間，拍框受到沖擊而彎沉。這時，納米級鈦纖維的瞬態反應可以將拍框從彎沉狀態下回彈至拍框原形，使球能以高度精確的角度并充滿威力地從線床反彈回對場。新研發的強韌樹脂擁有更好的柔韌性和耐久性，將強韌樹脂運用于整把球拍，能使球拍的彈性和韌性都得到提升。伴隨線床駐留時間的延長，球員能打出更強烈的上旋球，擊球更有威力。

軟式網球拍線

一只未拉線的球拍就像一支無弦小提琴。軟式網球拍球線的材料與網球拍球線相同，分羊腸線和聚酯尼龍合成線。軟式網球的球線與網球線相比更加柔韌，在與較軟的軟式網球接觸時拍壓則更低。據專業穿線師介紹，軟式網球的穿線與網球相比，要求更高。因為軟式網球的球拍拍框比一般的網球拍拍框更柔軟，更容易變形。軟網的拍線也較網球拍線柔軟很多，所以進行穿線的時候對穿線力度的要求更細膩，更精準。

球鞋

軟式網球場地的地面與網球相同，根據實際情況紅土或是硬地都可以。因此在球鞋的選擇上也與網球類似。如果是在紅土場地上使用，則應選擇底紋凹凸有致，具有良好剎車功能的鞋底。如果是在硬地場打球，則最好選擇相反的底紋類型，方便滑步。除了抓地之外，減震、透氣、耐磨等都是極其重要的挑選指標。

第5篇：納米技術的起源范文

關鍵詞：無機化學；科研潛質；培養；能力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08-0068-02

化學是一門重要的自然科學學科，其在人類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于我國而言，傳統的化學教育僅僅重視知識的傳授，而忽視知識創新，在實際教學中缺乏對學生科學研究能力的培養，造成培養的畢業生素質下降。無機化學作為化學學科中的基礎學科，對于培養化學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中，筆者將結合自身的教學經驗與體會，淺談高校無機化學教學中如何加強對大學生科研潛質的培養。

一、重視緒論教學

無機化學課程的緒論部分旨在對課程的研究背景、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意義等進行總體上的概括。然而，傳統的教學模式卻忽視了緒論部分的講授，造成學生學習興趣難以激發，學習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受到了抑制，教學效果不理想。考慮到緒論對于整個課程無機化學教學的重要性，筆者認為講授該內容要注重以下兩個方面。

1.借助現代自然科學知識，從宏觀到微觀讓學生感受化學的魅力，了解化學的重要性。如可以從宇宙元素的起源到形成現在生命體的DNA過程，從大到天體物質演變到微觀的原子運動等具體實例向學生展示化學的奇妙之處，以便激發學生好奇心，培養其學習興趣。

2.明確無機化學是化學學科和其他自然科學的基石，借助具體的實例說明無機化學的重要性。教師要把握教材，但不能局限于教材的內容。當今社會處于知識爆炸的階段，知識更新非常迅速，而教材通常承載著經典但已經過時的知識信息。教師需要在備課時查閱大量最新前沿的研究成果，將其圖文并茂地融入到緒論介紹中，如既要講到“門捷列夫發現世界是由一系列周期性遞變的元素組成”這些經典知識，又要講到“現在的納米技術已經合成出機械強度超過鋼鐵幾百倍的碳納米管材料”等先進前沿的化學研究成果。這樣，學生就能直觀地感受無機化學的魅力和發展前景，激發其學習的動力和熱情。

二、運用動畫模型教學

雖然多媒體教學已經深入到課堂，但是大多教師的課件仍然缺少直觀形象的動畫模型，影響了教學效果。為了解決此問題，筆者認為多媒體動畫模型教學將會極為直觀地呈現基本原理和過程，幫助學生建立化學空間思維，顯著加強對基本知識和原理的理解，激發其思考和創造力。如在講述元素和元素周期律的章節時，概念繁多，知識抽象，教師若僅僅語言闡述“元素的種類是由原子核內質子數決定的，而元素周期律是原子核外電子周期性排布造成的”，此時，初學者常常因概念不清而不能理解。教師若能運用三維動畫模型，逐一呈現核內質子數遞增對應元素種類的變化，進而展現核外電子如何進行周期性的排布，學生理解掌握就容易多了。實踐證明，運用動畫模型教學，學生將會迅速接受并理解嶄新概念和原理，容易形成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改革實驗課程的設置和實驗模式

傳統的無機化學課程均有配套的實驗課程，然而實驗課程的模式和設置存在不合理之處，主要體現在：（1）理論課和實驗相互脫節。傳統的理論課和實驗課在不同的時間段進行，授課教師往往也不同，造成學生的理論學習難以得到及時針對性的實踐，從而削弱理論和實踐之間相互促進的關系。（2）針對本科生的開放實驗室缺乏。傳統實驗課程常實行集中時間集中地點實驗，不允許學生依據自己學習需要隨時實驗，對本科生的開放實驗室很少，從而缺乏對學生創新研究能力的鍛煉。為了解決該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實驗課程的改革。

1.將實驗演示融入到理論課教學中。課堂實驗，能夠實現理論和實踐之間的相互促進，提高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如，在講授沉淀溶解平衡溶度積規則這一章節時，教師若僅僅進行理論講授，往往顯得簡單，學生們也認為沉淀過程很簡單，似乎都不存在問題。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沉淀實驗的操作，通常會涉及到很多問題，如過飽和效應，配位效應，離子效應等。事實上，當今的研究熱點――納米材料的合成就是建立在沉淀形成的形貌控制上。如果沒有實驗和理論的結合，人們是不會發現諸多的自然科學規律，更難以有科學技術的進步。因此將實驗演示融入到理論課教學中將顯著鍛煉學生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2.設立固定的開放實驗室，以供不同學生依據自身有針對性地進行實驗。筆者在教學中發現，不少學生對實驗有較大的興趣，僅僅教學計劃安排的實驗內容很難滿足其需要。結果造成很多具有較好創新能力的學生得不到充足的科學研究訓練，阻礙其科學素質的提高。如果能夠設立開放的實驗室，那么每一個學生都可以依據自己感興趣的方面進行針對性的實驗，一方面能夠很好地鞏固理論課知識，同時還能鍛煉其科學研究的能力，這對于培養21世紀新型創新性人才是非常有利的。

四、改變評價機制

傳統的無機化學評價機制多側重于用考題對學生掌握情況進行考核，通過考試分數的高低對學生學習效果進行評估。事實上，這種評價機制往往誘使學生走向題海，而非綜合能力的鍛煉。事實證明，高分的考生在步入研究生階段往往表現平庸，其主要原因是科學研究需要活躍的思維，強烈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而非考試分數。良好的科學潛質需要在大學基礎課程學習中得到培養，讓學生樂于學習，樂于鉆研。因此，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在傳統考題模式外附加大學生科研立項考核。教師引導大學生，依據自身的興趣，去發現問題，通過查閱各種資料，建立適合大學生自身的科學研究項目。最后，通過項目完成過程對學生綜合能力進行全方位評估。實際上，國內已有不少高校正在嘗試這樣的評價機制，已經獲得良好的效果。

總之，為了滿足新世紀國家對新型創新型人才的需要，筆者作為一名高校化學專業一線教師，結合自身的教學經驗與體會，就高校無機化學教學中如何加強對大學生科研潛質的培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相信在這些措施的積極作用下，無機化學專業的大學生將會顯著提高學習興趣，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為后續繼續深造奠定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朱妙琴，王祖浩.高師無機化學實驗教學的改革與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J].化學教育，2002，（11）：21-25.

[2]楊毅敏.高等實驗教學改革與創新人才培養[J].海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20（1）：87-90.

第6篇：納米技術的起源范文

[關鍵詞]專利地圖　自主研發　自主創新　應用

[分類號]G306 F426.471

隨著國際競爭的日益加劇，自主研發與創新已成為各國提升核心競爭力的必由之路。在自主研發中，通常需要研發人員自行選擇研發方向、研發目標，設計技術方案。對于研發方向與目標，在適應企業自身條件的基礎上，不僅要符合國際發展趨勢，而且要符合市場需求；對于技術方案，不僅要規避侵權，而且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或者能達到交叉許可的目的；對于研發成果，則要及時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在自主研發中，研發人員若充分利用專利地圖，將對立項、研究開發及其研發成果保護具有重要作用。雖然專利地圖在國外已有大量應用，但在研究開發中的具體應用仍未見報道。

1　國內外專利地圖在技術研發中的應用現狀

專利地圖作為專利管理手段之一，起源于日本。隨著在日本廣泛和有效的運用，專利地圖技術也傳人韓國、新加坡、美國以及我國臺灣等地。

專利地圖的應用，讓日本、韓國等國企業深得其益。1967年，日本特許廳繪制了全球第一份專利地圖。至2009年4月，日本特許廳對日本129個重點技術領域制作了專利地圖。日本企業從不諱言，他們是專利地圖的最大受益者，研發成果層出不窮。韓國在專利地圖的指引下，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在多個領域取得長足進展，擁有了一系列核心技術。近十幾年來，專利地圖在臺灣地區得到了充分研究和應用，這從臺灣制作納米專利地圖中可見一斑。由于認識到納米科技在科技與產業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臺灣科資中心協助“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經濟部”進行納米技術的研發方向規劃，針對關鍵納米技術如碳納米管、納米二氧化鈦、量子點光學應用等多個技術領域進行了專利地圖研究，以協助企業研發人員對準技術發展與創新的切入點開展研發工作，并搶占市場。

目前我國大陸對專利地圖的研究與應用仍處于起步階段。一些學者開始涉足專利地圖領域的研究，但內容大多屬介紹性或宏觀性，以及基于小規模專利信息的專利地圖制作示范研究；在研發中的應用有待于深入研究與推廣。

2　專利地圖的特性及其與技術研發的關聯

專利地圖可大量應用于技術研發，是由于專利地圖在分析對象、解決目標等方面，與技術研發緊密關聯。

2.1專利地圖的研究對象

專利地圖是由各種與專利相關的資料訊息，以統計分析方法，加以縝密及精細剖析整理制成各種可分析解讀的圖表訊息，使其具有類似地圖指向功能。而技術研發中重點考察的文獻正是專利文獻，因此，專利地圖基于專利資訊的分析結果必然可以成為技術研發的考察對象。

2.2專利地圖的本質

專利地圖是一種專利情報研究方法和表現形式。它將包括科技、經濟、法律在內的各類專利情報進行加工整理，制成各種直觀的圖表。透過對專利技術信息指標及其組合的可視化表現，反映蘊涵在大量專利數據內的錯綜復雜的信息，指明技術發展方向，分析技術分布態勢等技術信息，因此其結果可用于將專利情報作為文獻重點考察對象的技術研發。

2.3專利地圖的蘊涵要素

專利地圖根據不同的制作目標，可以分為專利管理地圖、專利技術地圖、專利權利地圖，不同類型的專利地圖具有不同的信息分析重點，三者結合起來，正是對專利文獻經濟、技術、法律信息的全面挖掘。而一項技術研發，除了了解技術信息外，還需要考慮市場前景等經濟信息以及研發侵權等法律信息，因此，專利地圖的蘊涵要素符合技術研發的基本要求。

2.4專利地圖解決的目標問題

從專利地圖的制作目標看，專利管理地圖主要解決技術發展趨勢、主要研發陣地、重要發明人、研發重點或熱點領域、技術進退等宏觀問題；專利技術地圖主要解決技術開發空間、技術競爭點、技術雷區、核心專利、關鍵專利、技術領先者、技術發展進程、技術未來發展趨勢等中宏觀問題；專利權利地圖主要明確權利范圍，針對競爭對手埋伏的技術地雷如何回避等微觀問題。從解決的問題看，研發人員可以利用專利地圖輔助確定研發方向、預測研發前景、啟迪研發思路、規避研發侵權，也有助于研發伙伴、研發人才的選取。

3　專利地圖在自主研發中的應用

專利地圖在企業中的應用，貫穿在整個研發過程中。不僅在立項階段、研究開發階段，而且在研發成果保護階段等都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3.1專利地圖在立項階段的應用

在立項階段，研發人員一般需要了解行業發展趨勢，選擇研發方向；收集同行的研發創意，獲取研發目標；并需進一步了解市場前景，如認為前景良好的，才會進一步設計方案，投入研發。以上關鍵問題均可利用專利地圖得以解決。

3.1.1利用宏觀趨勢地圖，選擇研發方向　立項中的首要問題是選擇研發方向。正確的研發方向，是研發的重中之重。如何選擇符合國情、適合實際情況的研發方向，對于企業發展相當重要。為了了解行業總體研發趨勢與方向，首先，可制作專利申請趨勢圖，了解該領域的研發投入趨勢及當前的投入狀況、研發熱度等；其次，可制作專利景觀圖，獲取不同時期行業的發展重點、熱點，特別是當前熱點；再次，可制作技術進退圖，從總體上了解近年該行業的新增技術及退出技術。對已退出的舊技術需慎重考慮，避免將行業即將淘汰的技術作為研發目標。另外，還可考察技術生命周期圖，了解某行業或領域當前處于何種發展階段、發展勢頭如何等。研發人員可利用上述一種或多種專利地圖，選擇確認研發方向。

3.1.2剖析競爭對手專利地圖，獲取研發創意　當研發人員確定研發方向后，即要著手為新產品開發收集創意線索。為此，我們可以通過分析技術領先者的專利地圖及其相關專利，獲取研發目標及創意。

剖析技術領先國家／競爭對手專利地圖。對于某一類技術、產品來說，總會存在技術較為領先的國家或競爭機構。對領先者專利地圖的剖析，是獲取研發線索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在應用中，研發人員可以利用相關專利地圖篩選合適專利，分析專利全文，獲取研發目標，即具體的技術、產品類別或創意。具體可應用以下專利地圖，即可從IPC分布／趨勢圖體現的研發重點領域、技術演進圖展現的技術／產品的總體發展歷程及當前發展趨勢與熱點領域中，篩選合適專利；可以剖析技術進退圖提示的新增技術，啟迪研發創意，盡量避免將進退圖提示的退出技術作為研發目標。在專利引證圖應用中，特別要關注近年來高度被引的專利。引證率高的專利通常是行業中的重要專利，雖然不一定能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但必然有某種代表性，

這些專利可以成為獲取研發創意的重要線索之一。技術功效圖應用是研發人員獲取創意的重要途徑。其中，技術密集區屬競爭熱點區，該區域中的專利是獲取研發創意的重要對象，但要注意規避侵權。對于技術稀疏區或空白區，不能誤認為他人涉足較少或無人涉足，就心中竊喜，以為大有機會；或走另一極端，悲觀地認為他人不進我也不能進。對于這些區域，要充分考慮以下等問題：①技術本身是屬于先進技術，還是屬于已淘汰技術；②相關功效的實用性、實際價值、用戶接受度如何；③利用相關技術能否實現相關功效；④實際操作性如何；⑤是否有技術瓶頸；⑥市場前景如何等。

剖析重要發明人專利地圖。重要發明人的專利對于研發人員在選擇研發目標、獲取創意中具重要意義。當發明人專利數量很多時，如何快速有效地獲取其中有參考價值的專利，對研發人員來說，顯得特別重要。而發明人專利地圖的應用對此具有一定指導意義。重點可以利用發明人專利引證圖、專利技術功效圖。

在應用引證圖前，首先要確定擬考察的發明人，如核心發明人、關鍵發明人、重要產業發明人等，再制作其專利引證圖。一般來說，專利申請量大且引證率又高的發明人，一定是該領域的關鍵或者核心發明人；對于專利申請雖然不多，但引證率很高的發明人，很有可能屬于核心發明人；而對于引證率雖然較低，但專利申請量大的發明人，則很有可能為產業化技術發明人，其技術重要性也相當高。對上述發明人引證圖的應用，不僅要關注高度被引專利，同時也要關注一些引用專利，從中都可獲取啟迪創意的有用信息。另外，不同類型發明人專利引證圖的應用，可以獲取不同的信息。例如，從核心發明人引證圖中，可以獲取新產品更新換代信息；對關鍵發明人專利引證圖中相關專利的剖析，可以啟發解決技術瓶頸；產業化發明人專利引證圖中相關專利的剖析，可以為開拓不同性能、不同應用的新產品提供參考；而一般發明人的專利技術革新，有時也可以為新產品開發提供靈感或思路。

在專利技術功效圖應用中，可重點選取一些發明人制作功效圖，也可選擇某一重要發明人制作功效圖。在功效圖中，可以了解到重點研發領域，近年來其技術研發特點及其功效發展趨勢，剖析相關區域專利，可以獲取有借鑒價值的創意信息。

3.1.3利用專利地圖，預測研發前景　明確了研發目標和創意之后，研發人員還應對研發前景做到心中有數。研發前景如何，很大程度上反映于其市場前景。對市場前景的準確預測，可在某種程度上保證研發投入的未來產出。市場前景預測，一般可以利用趨勢圖、技術生命周期圖和主要國家／地區同族專利布局圖等。首先，可制作技術領域各類趨勢圖，如歷年專利申請量趨勢圖，申請人趨勢圖、IPC趨勢圖等，了解近年來該領域的研發趨勢或投入力度呈何種態勢，是上揚、平穩或下降。若總體呈上揚趨勢，則至少預示行業不處于衰退期，研發前景基本良好。其次，應制作技術生命周期圖，了解技術領域當前處于起步、發展、成熟、衰退、再發展等階段中的何種階段，若處于衰退期或再發展期，則要謹慎介入。再次，可制作該技術領域主要國家、地區或主要研發機構同族專利布局態勢圖。某一領域或專利的同族專利越多，意味著其受重視程度越高，預示研發前景良好。

在知識經濟時代，技術更新換代速度快，市場也同樣變幻莫測，研發前、研發中，均要做好市場現狀及前景考察，關注領域專利申請態勢變化，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3.1.4利用專利地圖，確定研發側重　一般來講，任何技術隨著生命周期階段的變化，研發重點也應隨之變化。當企業經過上述一系列的調研，確認要投入研發后，還應制作技術生命周期圖進行對照分析，以明確階段研發側重，把握研發投入力度，這對企業發展至關作用。技術生命周期各階段的研發重點，如表1所示：

如果某項技術剛進入萌芽期，即起步階段，由于市場上對其未來發展趨勢仍不明朗，此時專利技術大多仍處于實驗室開發階段，尚未商品化，此階段企業在研發方面擬投入基礎研究、關鍵技術研究為主，一般不考慮產業化投入。發展階段主要形成產品專利，同時第一代商品問市，此時技術、產品研發空間較大，擬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如果技術發展進入成熟階段，意味著技術發展的空間比較小，企業在技術上取得突破存在較大難度，此階段的專利以產品改良型為主，此時的研發投入應著重考慮產品改良設計。技術衰退階段，雖然專利數量維持不變，但經市場淘汰，僅少數優勢廠商生存，商品型態固定，應慎重考慮研發投入，此時的研發以小幅改良為主。最后，技術是否能進入再發展階段，主要取決于是否有突破性創新技術為市場注入活力，此時研發投入的關鍵是看企業是否有能力進行技術的突破性研發，研發投入具有較大風險性。

3.2專利地圖在研發階段的應用

立項后，項目即進入研發階段。在該階段中，研發人員通常需要設計或調整研發方案、解決技術難題，改進技術等。專利地圖的應用，可成為解決以上問題的有效途徑。

3.2.1　指導方案設計　在技術方案設計中，研發人員可充分利用專利技術功效圖、專利引證圖、專利權利地圖等予以一定指導。

剖析專利技術功效圖。制作專利技術功效圖，是一種對專利技術內容進行深層次分析的有效方法。由于功效圖通過對該領域主要專利按照技術手段、技術功效兩個緯度進行聚類，從而一目了然地區分技術密集區、稀疏區、空白區。在方案設計指導中，應考慮不同區域的特點。密集區雖然技術相對比較成熟，但技術地雷多，因此對該區域的專利借鑒中應采取回避設計，尋找研究空間；此外，若該區域的專利未進入中國，或已經過了進入中國國家階段的時間，則該專利在中國不受保護，在中國境內可以利用，但不可輕易出口，以免侵權。技術稀疏區的專利比較少，研發人員一方面可以考慮改進已有專利，尋求研發空間；另一方面，要積極創新，從實現該區域目標功效出發，設計新的技術方案，盡早圈地。空白區的應用空間較大，研發人員可以大膽嘗試利用或改進該區域的相關技術，以實現相關功效。但研發前要仔細分析其實現可能性、技術瓶頸及市場前景等實際問題。

分析專利引證圖。可以對整個領域的專利制作引證圖，也可以對事先已確定好的范圍，如重點國家、機構、發明人的專利制作引證圖。通過引證圖，根據引證率及其引證關系，可以發現該領域的核心、關鍵及其專利。在應用中，可對目標專利制作權利地圖，以幫助分析。例如，改造或避開已有核心專利、關鍵專利，嘗試研發新一代核心、關鍵專利；回避專利的保護范圍，找出新的研發空間，以期形成自主知識產權技術或獲得交叉許可專利。

解析專利權利地圖。相比其他專利地圖，專利權利地圖屬于微觀專利地圖，在指導方案設計中，通常會對重要專利制作專利權利地圖。其中，權利要求要件圖以圖形化形式清楚地表達了一件專利的各獨立權利要求與從屬權利要求之間的關系，使得復雜的技術方案展示更直觀，能啟發創新思路。在方案設計中，可

以修改獨立權項，形成有望獲得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方案。若修改從屬權項，則可形成交叉專利，但無自主知識產權。專利權利地圖中的另一重要地圖為權利范圍矩陣分析圖，清晰地展示了每一技術目標下的權利要求范圍，研發人員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此圖進行研發方案的回避設計，即繞開目標專利權利保護范圍，設計新的方案。

3.2.2解決研發難題在研發過程中，研發人員會遇到各種難題，解決方法之一是查閱文獻。但對于檢索能力不太強的研發人員來說，專利地圖的利用可為其解決難題助一臂之力。例如，專利技術功效圖能呈現某技術發展過程中克服過的主要技術難題、技術瓶頸。若充分利用、剖析其中相同或類似技術專利，可啟發思路。又如，利用景觀圖在相關區域篩選同類技術專利，通過改進或部分利用，獲取解決方法。再如，利用專利引證圖，從引證關系的技術源頭中尋找幫助，從核心專利、關鍵專利的技術方案中尋求創新思路，從引用專利的技術改進中尋找啟迪。另外，也可以利用重要專利的權利，要求地圖為解決研發難題提供思路啟迪。

3.2.3指導技術改進技術改進也是研發中的常見問題。企業在實施中，一方面可以以功能改進為目標，如增加功能或改善功能。為此，研發人員可以利用專利技術功效圖，查看現有產品的主要功能、采用的技術手段，以判斷在現有功能基礎上，還可以增加何種功能；為達到這種功能，目前主要采用何種技術手段，研發人員可以此為基礎進行改造。另一方面，可以以現有技術手段為基礎，通過改進現有技術，改善功能。同時要結合相關專利的權利要求圖，主要為專利權利要求要件圖和專利要求范圍圖，使改進后的技術方案不落在相關專利的權利要求范圍之內。

3.2.4規避研發侵權在研發階段，技術方案、研發成果的侵權規避十分重要。目前，我國的技術創新以模仿創新、集成創新為主，因而研發人員尤其要注意規避研發侵權。首先，在技術方案設計中，若是參考他人專利方案的，要注意回避設計；若是自行設計的技術方案，最好進行主動侵權檢索，以規避侵權。

一般來說，企業在研發前、研發中或產品制造過程中都要重視回避設計。在實際應用中，要充分利用專利權利要求地圖，如專利權利要求要件圖、專利權利要求范圍圖等，使設計的技術方案避開在先專利的保護范圍。方法如：設法刪除競爭者權利要求中的組成部分及其功能，進行回避設計；選擇權利要求中較不重要的組成部分，并用一個實體上不同于該組成部分的新組成來替代，但又不是一種簡單替代；選擇競爭者權利要求中較不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對其進行實體上的改變，從而達到采用不同技術手段等。

規避專利侵權是研發人員實時都要重視的問題，不僅要注意技術方案的回避設計，規避侵權，而且在研發中要及時研究競爭對手最新申請專利的專利權利要求地圖，特別當研發周期比較長時，更要經常關注競爭對手的專利申請動態，以避免研發成果將來實施侵權。

3.3專利地圖在研發成果保護中的應用

研究開發中，經常會創造出新技術，企業應及時采取合適途徑進行保護。即使是自身暫無產業化計劃，或者市場前景雖好但當前市場未顯現的技術方案，也應及時申請專利保護或者以論文等方式公開相關技術。否則，一旦競爭對手搶先就相關技術申請專利后，很可能使企業陷入被動局面。在專利申請中，研發人員應充分利用專利地圖，發揮指導作用。

利用技術生命周期圖，指導專利申請。申請專利前，研發人員應事先了解該技術處于技術生命周期的何種階段。若處于萌芽期，則以申請基礎專利為宜，盡量擴大保護范圍。若處于成長期，以申請產品專利或關鍵技術專利為主。若處于成熟期，此時該領域專利已比較多，專利申請要利用回避技巧，使技術方案具有專利性；在技術成熟階段，核心專利、關鍵專利的申請難度較大，但也可以申請專利，以期獲得交叉許可。當邁入衰退期時，已有產品與技術即將被淘汰，不宜再申請簡單改進的產品或技術專利。當進入再發展階段，申請的專利應當在技術上具有突破性。

利用專利權利要求圖，修正申請方案。專利權利要求圖對于完善專利申請方案，提高授權前景具有重要作用。當發現有與申請方案有一定相關度的專利，則應將申請方案與該專利的權利要求圖進行對比分析。若兩者相似度高，則應修改申請方案，以提高授權前景。若兩者屬一般相關性，則要進一步分析該專利與其他專利、論文或著作等結合，是否會影響該申請方案的創造性。若影響，則應修改方案。

利用專利技術功效圖，判斷授權前景。在申請專利保護時，可事先利用技術功效圖，初判授權前景。若擬申請方案落在空白區或稀疏區，一般來講授權前景比較良好；若擬申請方案落在密集區，則需要將申請方案與密集區中相關專利的權利要求圖進行對比，分析技術相關度，判斷授權前景。

第7篇：納米技術的起源范文

日本戰略性技術路線圖的興起背景與發展脈絡

戰略性技術路線圖是日本經產省借鑒美英等國技術路線圖有關經驗，從2000年開始研制的一種用于政府實施產業科技創新管理的戰略工具，并于2005年開始逐年，迄今已歷經6期，受到了廣泛關注。

1.日本戰略性技術路線圖的興起背景

日本經產省實施戰略性技術路線圖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緣由，涉及進入21世紀后的日本經濟、政治、科技、社會等多方面因素。

（1）以科技創新促進產業轉型發展是戰略性技術路線圖興起的根本動因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制定了新的國家發展戰略，重視和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包括擴大教育投資和加強技術開發兩個方面。90年代后期起，日本經濟好轉，創新活動越來越活躍。為了使技術創新可持續地良性發展，及促進研究開發的市場化、事業化，需要從國家層面上明確創新成果的應用前景和技術重點，這就使得實施戰略性技術路線圖成為必然。

（2）從通產省到經產省的轉變是戰略性技術路線圖興起的體制性因素

2001年，經產省取代通產省成為日本內閣的新省廳。為了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推進產業科技創新，經產省亟須新的創新戰略管理工具來輔助，戰略性技術路線圖就應運而生了。因此，實施戰略性技術路線圖是經產省促進日本產業科技創新的重要政策工具。

（3）良好的預見文化氛圍是戰略性技術路線圖得以順利實施的重要環境因素

從1970年代至今，日本已擁有30多年的技術預見經驗，建立了從國家到企業的技術預見完整體系，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難以比及的重要因素。長期的技術預見活動，在全社會營造了濃郁的預見文化氛圍，這為戰略性技術路線圖的順利實施奠定了良好基礎。

（4）美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技術路線圖成功經驗是關鍵性的外部誘因

技術路線圖起源于美國汽車行業，20世紀七、八十年代，摩托羅拉和康寧公司先后采用了繪制技術路線圖的管理方法。1987年，論文《摩托羅拉技術路線圖過程》（Motorola’s technology roadmap process）中第一次使用了技術路線圖（Technology Roadmap）這種說法。英國劍橋大學在總結發達國家技術路線圖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快速編制技術路線圖的方法體系，這就是著名的T-PLAN。技術路線圖的成功案例層出不窮，這使得經產省認識到應用技術路線圖來實現對產業科技創新的戰略管理成為可能，經過借鑒和改良，戰略性技術路線圖被創造出來并應用于產業科技創新管理中。

2.日本戰略性技術路線圖的發展脈絡

2000年，經產省開始編制戰略性技術路線圖，但并沒有立即對外公布，直到2005年才首次公布，并受到國內外的高度關注。隨后每年更新，6年來其內容在不斷地擴展和豐富。

2010年，經產省公布了最新版本的《戰略性技術路線圖2010》，包括類，三十一個領域，其中不僅有對各領域技術開發的描述，還明確了與學術界各團體編制的研究路線圖的關系，含有專利、論文及市場份額等參照數據，并有名為“Kamome”的檢索系統，可進行領域間的相關分析、綜合分類等作業。電子版全文可以在經產省的網頁上閱覽。

日本戰略性技術路線圖的體系架構與作用發揮

1.組成部分與體系架構

經產省的戰略性技術路線圖是包括主體報告、產業應用指南、科研路線圖以及提高公眾認知的情景描繪在內的一整套產業技術創新戰略管理解決方案，并不只是單純的一份年度的路線圖研究報告。

（1）年度的主體報告

年度的主體報告主要由綜述、分領域研究成果及研究人員等部分組成。其中，綜述部分說明了基本情況、應用案例以及技術俯瞰圖等；分領域研究成果則按照設定的領域、子領域展開，每個子領域都按照情景導入、技術地圖、技術路線圖來展開論述。

（2）產業和企業應用指南

為了幫助產學研有關機構更好地使用路線圖的主體成果，經產省以T-Plan為基礎，編寫了《活用技術路線圖、促進不同領域融合的討論方法手冊》（C-Plan Ver. 1，2006年）。在積累了一些案例后，2007年又編制了C-Plan Ver.2。

對于要申請國家補助的單位，經產省編制了《新事業計劃討論手冊》（2007），指導如何使用戰略性技術路線圖。這就形成了《活用戰略性技術路線圖的新實業（business）創出籌劃的討論指南》（IS-PLAN）。

經產省對《戰略性技術路線圖2009》的使用者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其作為參考工具的利用是最多的。

（3）科研路線圖

經產省還致力于支持日本機械學會、應用物理學會、日本化學會等團體的學術路線圖的編制，形成了科研路線圖。

（4）旨在提高公眾認知的情景描繪

經產省編印了2025年系列情景描繪讀本，用于幫助公眾更好地理解和認知戰略性技術路線圖的有關成果內容和產業技術創新，進而提高公眾支持產業技術創新有關決策的程度。

2.作用發揮的主要方面

6年來，因有逐步完備的體系架構和持續優化的運作機制，作為經產省向全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戰略性技術路線圖作用發揮良好，主要體現在：

（1）支撐了產業科技創新預算編制

經產省擔負著產業技術的研發管理工作，其中重要的一環是編制預算方案，這需要得到國會認可。預算是由各個支出項目構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技術創新計劃（IPG）。戰略性技術路線圖為這些項目和計劃作了描述，因此編年度預算時路線圖就成為了重要根據。

（2）支撐了產業研發項目的立項決策

例如，當考慮“半導體集成電路未消化材料”項目時，從戰略性技術路線圖的“信息通信領域”和“納米技術領域”中，可以找到該技術的路線圖，可清楚知曉該技術現在的開發程度，明確與文部科學省實施的“新一代電子裝置基礎材料”研究的關系、與產業界等實施的“納米電子半導體材料”研究的關系，有利于準確地確定該項目的研究方向，避免重復和偏離目標。

（3）支撐了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

經產省通過編制C-PLAN和IS-PLAN，鼓勵產業界積極應用戰略性技術路線圖，來促進產學研各方圍繞路線圖實現知識融合、實施新事業計劃等。此外，戰略性技術路線圖的檢索系統可供各企業、學會等外部相關者使用，這促進了國家技術戰略信息的全社會利用。

（4）支撐了基于創新鏈的知識創造、擴散與應用

戰略性技術路線圖顯示的是國家技術戰略，實施基礎研究的學術界、實施應用研究的企業也分別有自己的學術研究路線圖、企業內技術路線圖。通過三者之間的交流，形成了從基礎研究到開發、實用研究之間的雙向知識流動，加快新知識產出的速度和廣度。

（5）支撐了公眾認知產業科技創新未來前景程度的提升

依據戰略性技術路線圖描述的技術發展趨勢，日本政府2006年編制了5本描述未來日本社會面貌的宣傳冊――“2025年”系列情景描繪讀本，讓國民了解國家科研投資的用途和未來更加安心、便捷、舒適的生活。

對我國的啟示與建議

從2000年編制戰略性技術路線圖到2005年首次公開，以及隨后每年的修訂來看，在日本，不僅是國家層面對戰略性技術路線圖非常重視，產業界與企業界層面也都在研究與應用技術路線圖，這對我國技術創新和技術預見具有多方面的啟示意義。

1.在理念上，更深層次地去把握技術創新規律

從日本的實踐經驗來看，政府對戰略性技術路線圖面對未來產業共性關鍵技術研發提供主要的支持。但是，對于政府管理者來說，由于條件的限制，通常得到的信息是不充分不全面的，而路線圖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能夠幫助管理者擺脫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帶來的困擾。產業界可以利用戰略性技術路線圖作為申請政府支持的依據，而政府可以利用它作為檢查被支持者工作進度的主要手段。

另外，戰略性技術路線圖可以給學術界傳遞未來產業研發的需求信息，使科研行為和市場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同時，也使得政府對科研的支持更加有針對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不同政府部門配置資源的重復性。

因此，在理念上，必須更深層次地把握技術創新規律，對創新鏈全過程進行整體、系統化思維，有效整合各方資源，構建創新實施戰略全景圖。

2.在方法上，要結合我國國情加以改進和創新

戰略性技術路線圖涉及范圍廣泛，在方法應用上，要結合國情，加以改進和創新。

首先，充分運用文獻分析、專家座談、實地調研等方法開展研究，特別是應首先理清各地科技創新資源分布情況，并最大程度搜集與目標領域有關的規劃、情景與戰略研究等資料。其次，對涉及的各類預見方法進行深入研究，并跟蹤其在面向產業技術創新需求的技術預見活動中應用的調整與優化。另外，可以充分應用軟件和網絡技術，建立可視化的編制流程與預見方法綜合應用的演示系統，為將來開發戰略性技術路線圖應用軟件系統奠定基礎。

3.在應用上，要面向政府科技創新管理需求

戰略性技術路線圖是經產省開發出的一套用于支撐政府產業科技創新管理的重要工具。在應用上，要積極面向政府科技創新管理的重大和關鍵需求，圍繞科技規劃提出的任務布局，建構基于路線圖的一整套解決方案，使路線圖成為促進規劃向計劃轉化、落實的重要手段，成為年度計劃安排的重要依據，成為年度布局任務、項目清單的一個重要來源；要持續跟蹤規劃的實施與推進，切實肩負起調整、充實和優化規劃任務的重要職責，并結合戰略評估，建立規劃運作與實施的反饋機制。

4.在組織實施上，要重視相關工作的提升和支撐

戰略性技術路線圖編制工作，得到了經產省所屬的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和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等的大力協助，眾多專家參與到編制工作中來，確保了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和民主化。《戰略性技術路線圖2010》比《戰略性技術路線圖2009》的835名專家又增加了39名。

隨著我國近年來科研投資大幅增加和各地區技術預見工作的開展，科技創新活動取得了較大的成果。但同時管理體制中的一些問題也更為突顯，一方面，對技術發展的前景缺乏戰略性指引，有些研發成果沒有獲得更高層次的經濟社會效果；另一方面，產業界和學術界存在較大程度的脫節。為提高技術創新的戰略性和有效性，并進一步提升預見工作，就需要重視相關工作的提升，積極應用技術預見和技術路線圖指導科技創新活動。

第8篇：納米技術的起源范文

關鍵詞：產學研聯盟；知識轉移；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 F20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3.02.005

隨著經濟的發展，單純依靠企業的創新不再能夠滿足企業的知識需求，必須借助外部資源，實現知識的轉移滿足企業對知識的需求。建立產學研聯盟，實現高等學校、科研機構中的知識轉移到企業，為新知識的創造提供機會，擴展企業的知識存量，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產學研合作能夠給雙方帶來利益。Michael D. Santoro（1999）提出企業把產學合作的關系看成是實現和維持競爭優勢的手段。Rick Welsha等人（2008）認為大學與企業的接觸可以通過獲得資金和有用的數據、設備和設施使大學的科技受益。Lindsay Ryan（2009）認為建立校企教育伙伴關系，能夠補充企業內部的教育項目，通過與大學結盟，企業能夠增加企業內部教育項目的實力和信譽[1]。Teruhisa Ichikawa等（2011）證實大學中的新員工教育項目能夠實現在大學教育和企業之間教育的無縫過渡[2]。Drew Gertner等（2011）認為合作伙伴關系不僅提供轉移知識的機會，而且為新知識的創造提供機會；在產學合作中，有可能包含商務的咨詢活動或者研究計劃。Henry Etzkowitz（1998）創業型的大學將經濟的發展整合到大學中，與教學和研究一起作為學術的功能。知識資本是大學新的使命的核心，將大學與知識的使用者相聯系，使大學以它自身的權利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3]。

1、產學研知識轉移

（1）知識轉移

知識轉移的研究起源于國外，其概念最早是由Teece于1977年提出的，他認為企業通過國際間的技術轉移，能夠積累大量跨國界應用的知識。進入21世紀以來，知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對知識轉移的研究更加深入。

Myrna Gilbert，Martyn Cordey-Hayes（1996）[4]，Robert Parent，Mario Roy and Denis St-Jacques（2007）[5]認為知識轉移的過程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是持續學習過程中的一部分。Gabriel Szulanski（1999）提出知識轉移是組織在新的環境中再造一個復雜、模糊的一系列程序，并保持其運作的過程，強調知識轉移不是一次的行動，而是一個過程[6]。Linda Argote，Paul Ingram（2000）將知識轉移定義為一方（如小組，車間或者部門）接受另外一方經驗影響的過程，認為知識轉移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7]。Eric D. Darr， Terri R. Kurtzberg（2000）提出知識轉移是一個組織從另外一個組織學習經驗的活動，知識從一個位置移到另外一個位置能夠增強組織學習，新知識能夠通過新的方法和新的業務促進創新[8]。Champika Liyanage， Taha Elhag， Tabarak Ballal， Qiuping Li（2009）認為知識轉移是知識管理的一個領域，與專門知識領域的知識跨邊界的運動相關，并提出知識轉移是知識從一個地方、一個人或者所有權傳送到另一個。可見大部分學者認為知識轉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合作一方獲得知識，并獲得創新能力的提升。

目前國內尚沒有形成關于知識轉移統一的定義。譚大鵬，霍國慶，王能元（2005）認為知識轉移指的是受控環境中進行的知識由擁有者到接受者的傳播，是一個特殊的知識傳播的過程[9]。唐炎華，石金濤（2006）認為知識轉移是跨組織或者個體邊界進行的有目的、有計劃的知識共享[10]。鄒艷，王曉新，葉金福（2009）認為共建模式下企業合作創新知識轉移是指發生在合作創新過程中的從合作一方到另一方進行的有目的、有計劃的知識轉移，是合作各方基于共建實體不斷溝通的過程[11]。原長弘，周林海（2011）將知識轉移定義為：在一定的情景、目的下，知識（包括技術）被發送方傳遞，并被接收方吸收應用的過程 [12]。

（2）產學研知識轉移

國外的學者提出了產學研知識轉移相關的闡釋。Ajay Agrawal（2001）提出大學到產業的知識轉移渠道包括出版物、專利、咨詢、非正式會議、雇傭、許可證、合資企業、研究合同和個人交流等，且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不同[13]。Donald S. Siegel，David A. Waldman，Leanne E. Atwater，Albert N. Link（2003）提出產學合作中的知識轉移是科學知識從大學商業化的轉移到企業的過程，大學與企業之間的知識轉移能夠使得大學和企業獲得資金上的增加，并且可以作為經濟增長的引擎[14]。Spyros Arvanitis，Nora Sydow和Martin Woerter（2008）認為從研發強度和新產品的銷售角度來看，與研究機構或者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知識轉移能夠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15]。

我國的學者也給出了相關的定義。，吳貴生（2001）提出通過產學研合作把企業外部知識轉移到內部并創造價值是企業贏得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16]吳想，楊洪濤（2009）認為產學研合作創新知識轉移是指知識從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轉移到企業的過程[17]。曾德明，何銀芳，彭盾（2009）對于產學研來說，知識轉移是使企業的知識運用與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知識創造成為良性循環的關鍵[18]。

2、產學研知識轉移影響因素

（1）知識轉移影響因素

國內外學者針對轉移雙方之間的關系對知識轉移的影響進行了研究。Wen Bao Lin（2007）發現戰略聯盟的互動機制與技術知識轉移績效之間存在顯著正向的關系[19]。張志勇，劉益，盧兵（2007）將聯盟正式控制和社會控制兩種方式對知識轉移不同維度的影響進行對比研究，發現聯盟的社會控制比正式控制能更有效地促進其知識轉移[20]。張首魁，黨興華（2009）認為，在合作創新過程中，企業的知識轉移受企業間的關系結構和關系質量影響，弱聯結的關系結構和好的關系質量對于企業間的知識轉移更加有利[21]。

關于文化對知識轉移影響的研究，Mian M. Ajmal，Kaj U. Koskinen（2008）將文化分為控制核心文化、競爭核心文化、合作核心文化和培育核心文化等四個核心部分，研究組織文化對知識轉移的影響[22]。Uwe Wilkesmann，Heike Fischer and Maximiliane Wilkesmann（2009）發現知識轉移依賴于國家的文化特征，即權力距離，績效導向，組內集體主義，不確定性規避等[23]。

大多數的學者認為影響知識轉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表2-1。

學者 觀點

Jo Rhodes，Richard Hung，Peter Lok等（2008） 信息系統、結構性學習戰略、創新組織文化、靈活的結構和設計[24]

Yanqing Duan，Wanyan Nie，Elayne Coakes（2010） 關系、文化意識、動機、知識距離、合作伙伴的選擇、目標、專注、轉移渠道、信任和開放性等[25]

盧兵，岳亮，廖貅武（2006） 聯盟企業的特性、企業家關系的特性、知識的特性和聯盟情景特性[26]

程鐵信，陳美（2007） 知識的特性、知識源的特性、知識受體的特性、知識的傳遞方式及其知識轉移雙方之間的關系和差異等方面[27]

劉旸，張玲玲，黃安強等（2009） 知識的系統性、知識可表達性、硬件條件、激勵機制、學習文化、相關制度、知識接收者的吸收能力、傳授意愿、信任等[28]

申小莉（2011） 知識提供者的知識距離、知識轉移機制、轉移意愿、轉移能力、吸收能力對知識轉移績效具有直接的影響作用，信任機制通過知識距離對知識轉移具有間接的影響作用[29]

曹興，宋娟（2011） 知識隱性、聯盟伙伴間的知識差距、關系距離對聯盟伙伴間的知識轉移效率起到顯著的負向作用，而知識接收方學習動機對知識轉移效率起到積極的影響，相對于契約式聯盟，股權式聯盟更有利于知識轉移效率的提高。[30]

（2）產學研知識轉移影響因素

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轉移受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共同作用的影響。

①合作雙方的關系

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1990）認為影響產學研合作研究中心后期成功的因素是與企業的關系以及內部的管理。Yong S. Lee（1996）發現，緊密的產學合作會使得學校教職員工感覺到恐懼，認為緊密的校企合作可能干涉學術追求長期的、公平的、基礎研究的自由[31]。Conceica?O Vedovello（1998）指出大學和企業是不同的社會實體，呈現出不同的性質和目標，這不可避免的影響和限制著他們之間的互動，沒有研發活動的企業比有研發活動的企業在與其他大學建立正式的聯系時有更高的傾向[32]。Michael D. Santoro（2000）認為高強度的校企合作關系比低強度的校企合作關系能產生更高水平的有形成果，而且過去產生的高水平的有形成果，能夠促進將來產生更高強度的校企合作關系。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企業不愿意為那些不能滿足企業迫切需求或者利益的校企合作提供支持[33]。Michael D. Santoro（2002）發現，企業通常不會利用校企合作關系幫助加強和構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可能是一個關鍵的原因，所以企業不會在構建競爭優勢的關鍵領域依靠校企合作[34]。

Carolin Plewa， Pascale Quester（2007）發現信任、承諾和整合積極地影響滿意度，而且被認為是產學伙伴關系的關鍵驅動。組織相容性作為積極地影響所有關系特征而出現，表明了它與產學合作關系的相關性，并通過本質上不同的組織環境建議它對于其他關系的潛在重要性[35]。Rick Welsha， Leland Glennab， William Lacyc， Dina Biscotti（2008）發現，大學的科學家認為增加與科學家的交流和接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存在問題，認為與企業的合作會限制科學家之間的交流。通過與企業接觸，大學可以獲得資金、數據、設備和設施，但同時校企合作伙伴關系的數量和強度的增加以及學術資本主義的出現，給大學帶來了機會和問題的矛盾[36]。Christian R. ?stergaard（2009）研究工程師與大學研究人員之間進行的非正式聯系，以及通過這樣的聯系獲得對他們工作有用知識的程度，并將這些結果與不同企業工程師之間的非正式接觸相比較。研究結果發現，知識通過非正式的聯系進行擴散傳播，但是大部分的非正式聯系并沒有用來獲得知識；但是，產學合作的聯系沒有那么經常，只有很少一部分企業工程師從與大學的聯系中獲得知識[37]。

②關鍵人物

國外研究關鍵的人物在產學研合作中的作用成果有：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1990）認為創始人或者管理者在產學研合作中心發揮著關鍵作用，產學研合作研究中心建立早期受創始人和管理者的個人屬性影響[38]。David D. Dill（1995）發現管理人員多年的經驗，技術方向和管理溝通的頻率與察覺到的產學研合作的績效顯著相關。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1999）認為某些關鍵的個人在建立大學研究中心時起到關鍵的作用，產業和大學研究中心都得培養更緊密的產學合作關系，這需要考慮這些關鍵的個人的角色和能力。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1999）產學合作可以具有更加緊密的關系，可以通過校企合作研究中心的關鍵的人物，考慮戰略目標，培養更加緊密的產學合作關系。

③其他因素

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1999）認為企業和大學研究中心的合適的文化是必要的，文化被認為是最有助于建立大學研究中心的因素。他們研究了企業的規模對產學研知識轉移的影響，發現大公司擁有較高強度的知識轉移和研究支持關系，小公司擁有較高強度的技術轉移和合作研究關系[39] 。 Roberto Fontana Roberto， Aldo Geuna， Mireille Matt（2006）發現中小企業與研究機構的合作研發項目受企業的絕對規模、自身的研發活動和企業的開放性程度的影響，但不受創新類型的影響，具有較高吸收能力的大企業更加趨向于與學術界的合作[40]。Robert Parent，Mario Roy， Denis St-Jacques（2007）研究了系統性思維和社會結構對知識轉移的影響，確定社會系統產生、傳播和使用新知識以滿足需求的各個部分，在知識轉移中使用整體、系統性思維，可以領會到知識轉移聯結需求、目標和進程等各系統之間的關系。Rudi Bekkers，Isabel Maria Bodas Freitas（2008）探索了大學和企業之間各種相對重要的知識轉移渠道的影響因素，包括出版物、會議、合作、專利等，分析了不同知識轉移渠道之間差異的部門效應，同時考慮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占主導地位的科學學科、知識的基本特征以及研究人員的個人和組織特點對知識轉移的影響[41]。

國內的學者針對知識的特性、轉移的意愿、轉移的能力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吳想，楊洪濤（2009）從知識的復雜性、可表達性、內嵌性，知識源轉移知識的意愿和能力，知識接收方的吸收意愿和能力及知識轉移情境的信任和溝通四個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并將產學研合作創新的知識轉移過程分為初始、匹配、實施、調整和整合五個階段，分析各個階段中影響因素的差異性。董尹，金龍（2009）認為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分為四個方面，分別為知識本身的因素，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知識轉移的能力，企業的學習能力和知識距離[42]。林莉，鄭旭，葛繼平（2009）認為知識本身、知識供方的轉移意愿及能力、知識受方的學習意愿和吸收能力、文化、信任和轉移渠道對產學研聯盟中的知識轉移存在影響作用[43]。

3、產學研知識轉移模式

（1）國際間知識轉移模式

國外的學者研究成果有：Pien Wanga，Tony W. Tong，Chun Peng Koh（2004）提出了一個兩階段模型，描述跨國企業到中國分公司的知識轉移，第一階段跨國企業向中國分公司傳遞知識；第二階段中國分公司從跨國企業母公司獲得知識。6Tina C. Ambos，Bj?rn Ambos（2009）對跨國企業內部知識轉移機制和距離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了研究，研究了不同的距離維度，以檢驗在分散和分化的情況下個人協調機制和基于技術的協調機制的適用性，發現基于技術的協調機制受背景文化的影響不大，而個人協調機制受地理、文化和語言上的距離的調節 [44]。Gentile-Lu Decke Simona， Giroud Axele（2011）對跨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到國內供應商的垂直知識轉移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外商有助于國內企業知識庫的建立，而且有助于當地供應商績效的提高，同時發現研發強度對于供應商的新知識創造是非常關鍵的，企業間的關系在外國企業和國內供應商之間的知識轉移和獲取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45]。

國內學者也對跨國企業相關的知識轉移進行了研究。陳菲瓊，徐金發（2000）分析了中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知識聯盟中知識轉移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簡單的設備購買，裝配能力的轉移僅限于物理系統，第二個層次是零部件的調整和本地化，與當地條件結合，第三個層次是產品的再設計，使中國企業接近具備獨立創新能力的組織[46]。薛求知，關濤（2006）對跨國企業的知識轉移進行了探究，探究了知識特性、轉移工具及其知識跨國界轉移，發現知識的默會性、簡單嵌入性及初級轉移工具對母公司向國內子公司的知識跨國界轉移有直接的顯著作用，高級轉移工具對知識默會性有部分中介作用[47]。張天橋，崔新健（2008）研究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知識轉移，發現海外子公司從國外獲取的知識，經過整理通過一定的渠道傳遞給國內的母公司，母公司在此基礎上進行整合、吸收、應用和創新[48]。

（2）企業間知識轉移模式

Gabriel Szulanski（1999）構建了組織知識轉移的過程模型，以此確定每個階段轉移的不同以及預計可能出現的困難，通過粘性測量以探究過程各階段中不同知識轉移影響因素的特點[6]。Champika Liyanage，Taha Elhag，Tabarak Ballal and Qiuping Li（2009）認為知識轉移本身不單純是知識的轉移，涉及知識轉化的不同階段。提出知識轉移包括六個主要的步驟，依次為識別合適且有價值的知識、獲得知識、知識轉型為數據或信息、與實際相結合、知識應用和知識反饋。在現實中如果知識的來源方和接收方在背景、技術或結構上存在相似性，知識轉移的步驟就可能少[49]。Sajjad M Jasimuddin，Nigel Connell，Jonathan H Klein（2012）提出了一個知識轉移框架，該框架在有效的知識轉移模型中整合了知識儲存和知識管理。該框架包含五個部分：知識轉移的參與者；參與者之間進行知識轉移所編制的知識類型；知識轉移實施的機制；存放顯性知識的倉庫；管理和維護知識的知識管理員[50]。Gray M，Schubert L（2012）利用知識生產相關文獻，在社會網絡中提出一個知識生產和轉移模型，該模型突出了社會工作中知識生產的特點，例如知識開發和應用的不同背景。他們認為知識生產本身是不夠的，知識轉移和使用同等重要，現實中的知識生產和轉移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從知識生產到利用過程中包含了各種各樣的關系和互動[51]。

我國的學者也對企業間的知識轉移進行了研究。王兆祥（2006）在分層研究知識轉移過程的基礎上，建立了知識轉移過程的層次模型，該模型將知識轉移的過程分為六個層次，從下到上依次為物理、數據、語言、知識、能力和應用，只有知識轉移在六個層次間全部實現，知識轉移才能成功[52]。趙建瑜，王文平（2008）對不同產業知識轉移的模式進行了研究，將制造業、軟服務業、母子公司之間的模式進行對比，從初始階段、實施階段和反向轉移階段三個階段中知識轉移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彌補了不同產業間知識轉移模式有所區別的不足[53]。蔣天穎，程聰（2012）首先分析了企業知識的生態學特征——散落分布、嵌入依附、動態基層和增量積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企業知識轉移的生態學模型，該模型指出知識個體、種群與群落間知識相互聯系構成企業的知識鏈與知識網[54]。

（3）產學研知識轉移模式

Paul Coates，Yusuf Arayici，Lauri Koskela（2010）構建了學術界和產業界之間知識轉移合作關系中知識轉移的模型，模型體現了知識轉移合作關系的三個目標：（1）促進技術的轉移及其技術和業務技能的傳播；（2）通過知識庫刺激和加強業務相關的研究和培訓；（3）給企業提供基于知識轉移合作關系相關的培訓以增強業務和專業技能[55]。Drew Gertner，Joanne Roberts and David Charles（2011）發現知識轉移合作伙伴關系能夠通過在三個合作伙伴之間，KTP合作伙伴之間，或者兩個不同的共同體成員之間建立頻繁的人際互動促進知識轉移。在商業界，人際互動主要有臨時外調和實習等方式，能夠用于檢驗知識轉移的能力[56]。Corine Genet，Khalid Errabi，Caroline Gauthier（2012）通過與最近出現的兩個技術模式——生物技術和微電子技術進行比較，深入研究了納米技術領域的知識轉移模式。研究結果顯示納米技術轉移模式與生物技術進化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中小企業扮演技術響應的角色，而大企業承擔公共研究和產業之間新知識的轉化的核心功能，這與微電子領域早期階段的模式相同。研究說明促進生物技術轉移的政策對于納米技術的擴散是不適合的[57]。

國內的學者王艷，曾剛，王灝（2009）提出了產學研合作中知識轉移的過程模型，顯隱知識通過四種方式進行轉移和擴散，分別為顯性知識間的轉移、隱性知識間的轉移、隱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轉移和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移。[58]牛盼強，謝富紀，董意鳳（2010）提出了產學研合作中技術轉移的知識雙螺旋結構模型，把物理學中“場”的理論引入到知識轉移方面，利用該模型分析產學研合作技術轉移的機制[59]。劉巖芳，張慶普，韓曉琳（2010）對研究型大學和企業之間的知識轉移的過程進行了闡述，構建了研究型大學-企業知識轉移的過程模型，模型中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大學研究者、大學技術管理者和大學管理人員、公司和企業[60]。

4、產學研知識轉移績效

國外的學者針對產學研合作中知識轉移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1990）認為產學研合作中心的績效最主要取決于主要研究者的知識、技能和領導能力。Syed Omar Sharifuddin Syed-Ikhsan， Fytton Rowland（2004）研究了組織的組成部分與知識轉移績效之間的關系，確定了五個自變量：組織文化、組織結構、技術、人力資源和制度方針，并使用斯皮爾曼秩檢驗方法檢驗與知識資產的創造性和知識轉移的績效的關系，發現組織文化、技術、制度方針對知識轉移績效產生正向影響，組織結構對知識轉移績效不產生影響[61]。Spyros Arvanitis，Ursina Kubli，MartinWoerter（2008）分析了瑞士科學機構中的單個機構或部門，在參與和私有企業之間大范圍的知識和技術轉移活動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包括獲得知識、資源等的動機，企業遇到的各種障礙，大學資金的分配，大學的規模，科研領域的類型，知識轉移辦公室的設立，外部資金的范圍等，研究還發現，應用研究導向的研究機構或者是教學不占主導地位的機構參與知識和技術轉移時表現出較強的傾向[62]。Simon Philbin（2008）認為產學研合作績效的測量需要關注技術、項目、企業和社會的需要，以及知識和過程輸出的可持續性[63]。Jill Ann Tarzian Sorensen and Donald A. Chambers（2008）在評價學術知識轉移績效的時候，不僅將專利和資金計算在內，也考慮非貨幣的指標，例如思想、知識共享和知識存取的自由，全球市場的健康發展，共享、合作和專門的網絡的建立，以及能力構建和知識存取等[64]。

我國的相關研究成果也比較豐富。有的學者針對產學研知識轉移績效的多個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莊亞明，李金生（2004）分析了影響高技術企業知識聯盟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主要有模糊性、隱性、特殊性、復雜性、合作者的經驗、合作者的自我保護、合作者的文化差異等，提出了知識轉移的兩種基本模式，即知識引進模式和中心企業向企業擴散模式，并提出了知識轉移的形成機理和收益分配[65]。盧兵，廖貅武，岳亮（2006）將聯盟中知識轉移的效率分為兩類，即知識主體數效率和所獲得知識豐富度的效率，在分析聯盟中知識轉移效率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從主題數效率、知識豐富度效率和知識轉移效率綜合三個方面，對知識轉移的效率進行了定量分析[66]。葉飛，周蓉，張紅（2009）發現雙向的溝通、企業的學習意愿對知識轉移績效不存在顯著的影響；大學科研院所的轉移能力、企業吸收能力、企業的學習能力對知識轉移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企業沖突性對知識轉移績效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67]。

還有的學者針對產學研合作知識轉移績效的某一個影響因素進行專門的研究。周蓉（2009）通過實證的方法，研究技術轉讓、聯合開發和共建實體三種產學研合作模式對知識轉移績效的影響，發現共建實體的模式對知識轉移績效不存在顯著的影響，而技術轉讓比聯合開放的模式對知識轉移的影響作用更明顯[68]。劉芳（2012）借鑒前人關于社會資本的維度劃分，從社會資本的結構、關系和認知維度，研究在產學研合作組織中社會資本對產學研知識轉移績效的影響，并引進界面管理作為中介變量，構建了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社會資本的結構、關系和認知三個維度都對知識轉移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并且發現界面調節起到顯著的中介作用[69]。

5、研究評述

知識轉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創新的重要途徑，是企業獲得和保持競爭力的有效手段。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轉移對于企業的創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高校和企業是不同的社會實體，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轉移，不僅能夠使得高校和研究院所產生的知識轉移到企業，而且能夠促進校企之間人才的流動。但是目前產學研合作中轉移的知識大都是研發活動產生的科學知識，對商業知識的轉移尚存不足，而商業知識的學習和接受涉及到研發成果的市場化和產業化，對于產學研合作的非常重要。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轉移目前大都研究的是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的知識向企業的轉移，而對企業的知識向高校和研究機構轉移的研究卻很少，而企業的知識向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轉移對于高校和研究機構人才的培養非常重要，能夠有效的減少員工進入企業之后工作中的壁壘。

通過對國內相關研究的總結，發現圍繞產學研合作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相關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集中觀點：企業的學習文化、合作雙方的轉移意愿、合作雙方的關系、知識特性、企業規模、企業中的關鍵個人等方面，這些因素對于知識轉移的影響或是正向或者是負向，但是同樣不容忽視。知識轉移具有多種模式，包括國際間的知識轉移、企業間的知識轉移、產學研合作知識轉移以及企業內部的知識轉移。

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知識轉移到企業能夠有效的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在產學研合作知識轉移的過程中，企業家發揮著關鍵的作用，但是目前針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較少，尤其是在國內，專門針對企業家對知識轉移的影響作用少有學者進行研究。企業家把握著企業發展的方向，在產學研合作中，項目及團隊的選擇對于產學研合作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的作用非常關鍵，企業從產學研合作中獲得的知識如何成功的轉化成產品，并獲得在市場上的推廣，實現產業化的成功，這些都需要企業家的能力作為支撐，因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Lindsay Ryan. Exploring the growing phenomenon of university-corporate education partnerships[J]. Management Decision，2009，47（8）：1313-1322.

[2] Teruhisa Ichikawa， Tomoya Kitani. A Consideration for New Employee Education by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J].Knowledge-Based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and Engineering System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2011，（6883）：134-143.

[3] Henry Etzkowitz.The norms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cognitive effects of the new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s[J]. Research Policy，1998，（27）：823-833

[4] Myrna Gilbert， Martyn Cordey-Hayes.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o achieve successfu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 Technovation，1996，16（6）：301-312.

[5] Robert Parent， Mario Roy， Denis St-Jacques. A systems-based dynamic knowledge transfer capacity model[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7，11（6）：81-93.

[6] Gabriel Szulanski.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Stickines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0，82（1）：9-27.

[7] Linda Argote， Paul Ingram. Knowledge Transfer： A Basi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Firm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0，82（1）：150-169.

[8] Eric D. Darr， Terri R. Kurtzberg. An Investigation of Partner Similarity Dimensions on Knowledge Transfe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0，82（2）：28-44.

[9] 譚大鵬，霍國慶，王能元. 知識轉移及其相關概念辨析[J].圖書情報工作，2005，49（2）：7-10.

[10] 唐炎華，石金濤. 國外知識轉移研究綜述[J]. 情報科學，2006，24（1）：153-160.

[11] 鄒艷，王曉新，葉金福. 共建模式下企業合作創新知識轉移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 科學學研究，2009，27（4）：616-621.

[12] 原長弘，周林海. 知識轉移效率的研究現狀[J]. 中國科技論壇，2011，3：113-120.

[13] Ajay Agrawal. University-to-Industry knowledge transfer： literature review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01，3（4）：285-302.

[14] Donald S. Siegel， David A. Waldman， Leanne E. Atwater， Albert N. Link. Commercial knowledge transfers from universities to firm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Management Research，2003，14：111-133.

[15] Spyros Arvanitis， Nora Sydow， Martin Woerter. Is there any impa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knowledge transfer on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wiss firm data[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8，32（2）：77-94.

[16] ，吳貴生. 產學研合作中粘滯知識的成因與轉移機制研究[J]. 科研管理，2001，22（6）：114-121.

[17] 吳想，楊洪濤. 產學研合作創新知識轉移影響因素分析與對策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09，（9）：360-362.

[18] 曾德明，何銀芳，彭盾. 基于超循環理論的產學研系統中知識轉移障礙研究[J]. 軟科學，2009，32（7）：1-11.

[19] Wen Bao L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strategic alliance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ransfer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7，17：139-155.

[20] 張志勇，劉益，盧兵. 戰略聯盟控制方式對知識轉移效果的影響研究[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7，（11）：96-99.

[21] 張首魁，黨興華. 關系結構、關系質量對合作創新企業間知識轉移的影響研究[J]. 研發與發展管理，2009，21（3）：1-14.

[22] Mian M. Ajmal， Kaj U. Koskinen. Knowledge transfer in project-based organizations： A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perspective[J].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2008，39（1）：7-15.

[23] Uwe Wilkesmann， Heike Fischer， Maximiliane Wilkesman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transfer[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9，13（6）：464-477.

[24] Jo Rhodes， Richard Hung， Peter Lok. Factors influencing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implication for corporat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8，12（3）：84-100.

[25] Yanqing Duan， Wanyan Nie， Elayne Coakes. Identifying key factors affecting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2010，（47）：356-363.

[26] 盧兵，岳亮，廖貅武. 企業聯盟中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分析——一個分析模型[J]. 預測，2006，25（2）：31-43.

[27] 程鐵信，陳美 項目管理中的知識轉移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 組織與戰略管理，2010，122（22）：112-119.

[28] 劉旸，張玲玲，黃安強，李俊毅，王立. 知識轉移績效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以軟件行業為例[J]. 管理學報，2009，6（11）：1471-1477.

[29] 申小莉. 創新網絡中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中小企業實證樣本的分析[J]. 科學學研究，2011，29（3）：432-460.

[30] 曹興，宋娟. 技術聯盟知識轉移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 科研管理，2011，32（2）：1-19.

[31] Yong S. Le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a search for the boundarie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 Research Policy， 1996， 843-863

[32] Conceica?O Vedovello， Firms’ R&D Activity and Intensity and the University–Enterprise Partnership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98，（58）：215-226.

[33] Michael D. Santoro. Success breeds success： The linkage between relationship intensity and tangible outcomes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ventures[J].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00， 11（2）：255-273

[34] 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 Firm size and technology centrality in industry–university interac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02，31： 1163–1180

[35] Carolin Plewa， Pascale Quester. Key drivers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organisational compatibility and personal experience[J].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2007，21（5）：370-382.

[36] Rick Welsha， Leland Glennab， William Lacyc， Dina Biscotti. Close Enough but Not Too Fa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Relationships and the Rise of Academic Capitalism[J]. Research Policy，2008，37：1854-1864.

[37] Christian R. ?stergaard. Knowledge ows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in a cluster：Comparing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link[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9，（20）：196-210.

[38] 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 Factors i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s[J]. 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s，1990，20（6）：99-109.

[39] 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 Building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s： som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1999，1（3）：225-244.

[40] Roberto Fontana Roberto， Aldo Geuna， Mireille Matt. Factors affecting university-industry R&D projects： The importance of searching， screening and signaling[J].Research Policy，2006，（35）：309-323.

[41]Rudi Bekkers， Isabel Maria Bodas Freitas. Analysing knowledge transfer channel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To what degree do sectors also matter？[J].Research Policy，2008，（37）：1837-1853.

[42] 董尹，金龍. 產學研相結合過程中的知識轉移研究[J]. 情報探索，2009，（12）：20-22.

[43] 林莉，鄭旭，葛繼平. 產學研聯盟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及促進機制研究[J]. 中國科技論壇，2009，（5）：39-43.

[44] Tina C. Ambos，Bj?rn Ambos. The impact of distance on 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ivenes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9，（15）：1-14.

[45] GENTILE-LU DECKE SIMONA， GIROUD AXE`LE.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TNCs and Upgrading of Domestic Firms： The Polish Automotive Sector[J]. World Development，2011，40（4）：796–807.

[46] 陳菲瓊，徐金發. 中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知識聯盟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有效途徑[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0，（12）：15-18.

[47] 薛求知，關濤. 跨國公司知識轉移——知識特性與轉移工具研究[J]. 管理科學學報，2006，9（6）：64-72.

[48] 張天橋，崔新健. 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知識轉移模型[J]. 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8，（9）：61-66.

[49] Champika Liyanage， Taha Elhag， Tabarak Ballal， Qiuping Li.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a knowledge transfer model[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9，13（3）：118-131.

[50] Sajjad M Jasimuddin， Nigel Connell， Jonathan H Klein. Knowledge transfer frameworks： an extension incorporating knowledge repositories and knowledge administration[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2012，（22）：195-209.

[51] Gray M， Schubert L. Sustainable social work： Modell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transfer，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12（21）：203-214.

[52] 王兆祥. 知識轉移過程的層次模型[J]. 中國管理科學，2006，14（3）：122-127.

[53] 趙建瑜，王文平. 基于知識特征的不同產業轉移模式及其知識轉移模式研究[J]. 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8，29（1）：101-106.

[54] 蔣天穎，程聰. 企業知識轉移生態學模型[J]. 科研管理，2012，33（2）：130-138.

[55] Paul Coates， Yusuf Arayici， Lauri Koskela. Using the 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 model as a method of transferring BIM and Lean process related knowledge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A Case Study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build America： Sustainable， High Performance & Technology Solutions for Built Environment，2010：6-10.

[56] Drew Gertner， Joanne Roberts ， David Charles.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a CoPs approach to KTPs[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11，15（40）：1367-3270.

[57] Corine Genet， Khalid Errabi， Caroline Gauthier. Which mode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nanotechnology？ A comparison with biotech and microelectronics[J]. Technovation，2012，（32）：205-215.

[58] 王艷，曾剛，王灝. 基于知識轉移視角的產學研合作模式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9，26（14）：4-7.

[59] 牛盼強，謝富紀，董意鳳. 基于知識雙螺旋模型的我國產學研合作技術轉移機制研究[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0，（5）：43-52.

[60] 劉巖芳，張慶普，韓曉琳. 研究型大學與企業間知識轉移主要障礙因素及對策研究[J]. 預測，2010，29（4）：42-46.

[61] Syed Omar Sharifuddin Syed-Ikhsan， Fytton Rowl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a public organization：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element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transfer[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4，8（2）：96-111.

[62] Spyros Arvanitis， Ursina Kubli， MartinWoerter. University-industry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Switzerland： What university scientists think about co-operation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J]. Research Policy，2008，（37）：1865-1883.

[63] Simon Philbin.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s[J].Measuring Business Excellence， 2008，12（3）：16-23

[64] Jill Ann Tarzian Sorensen， Donald A. Chambers. Evaluating academic technology transfer performance by how well access to knowledge is facilitated––defining an access metric[J]. Technol Transfer，（33）：534-547.

[65] 莊亞明，李金生. 高技術企業知識聯盟中的知識轉移研究[J]. 科研管理，2004，25（6）：50-55.

[66] 盧兵，岳亮，廖貅武. 聯盟中知識轉移效率的分析[J]. 系統工程，2006，24（6）：46-51.

[67] 葉飛，周蓉，張紅. 產學研合作過程中知識轉移績效的關鍵影響因素研究[J]. 工業技術經濟，2009，28（6）：116-120.

第9篇：納米技術的起源范文

[關鍵詞]分布式創新；合作社區；合作創新網絡；新組織模式

[中圖分類號] F27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1）12-0037-07

一、引 言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1934）曾假設，創新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公司長期競爭力取決于其創新能力的理念已經得到廣泛認可。[1] 盡管創新對企業成長和成功非常重要，但對于普通的公司來說，創新并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務。在一項調查中，首席執行官認為他們的公司只利用本身創新能力的15%至25%。[2] 所以，改進企業創新能力的各種方法不斷得到發展，其中包括跨部門業務團隊，內部風險投資程序，建立或收購新業務單位，剝離新的風險投資企業，形成聯盟或在合伙公司投資。但是，所有這些做法往往受限于企業大多數現有業務的周期性，從而生產出漸進性創新，而不是當今全球經濟日益需要的連續和突破創新。

由于新產品、服務和技術對企業成長的重要性，許多企業的創新傳統上是嚴格地受到保護過程。依靠內部研發能力，公司自己發明和商業化其產品和服務對。[3] 雖然人們可以收集、分析和分發市場和其他外部信息，但外部人員在創新過程中經常發揮了被動和有限的作用。很顯然，全球化背景下，分布式創新模式已經興起，并受到幾個因素的推動。首先，由于技術進步，許多產業的創新競爭壓力快速增加。第二，由于產品更加復雜性和品種擴大，開發新技術和產品的成本不斷上升。第三，在許多行業，產品生命周期縮短，公司用于分期償還新產品開發投資的時間減少。為了解決在更快節奏下開發新的和更復雜的技術和產品中的問題，企業需要廣泛地利用本身的和其他公司的資源。這可以通過利用在企業邊界之外開發的創意和技術，以及允許本企業不應用的創意和技流向外部。[4] 第四，全球化背景下，企業的獨特核心技術是參與合作及分享租金的基礎。因此，探討分布式創新的組織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分布式創新組織

1. 相關概念

（1）分布式創新。如今，創新進入了全球化時代，對處理創新關系的新思維提出了迫切要求。近年來，分布式創新的新思想體系已經出現。David O'Sullivan（2003）[5] 則指出，分布式創新是遍及或貫穿屬于組織供應鏈內、甚至特定聯盟內的一個特殊內部互聯網絡上的創新。Coombs & Metcalfe（2002）[6] 則認為分布式創新是指創新所需要的技術以及相關能力在多個公司和其他知識生產機構之間分布實現的情形。我國學者高小芹和劉國新（2009）[7] 認為，分布式創新是指企業內和具有合作關系（上下游）的企業之間在資源共享的基礎上，在不同地域，依據共同的網絡平臺進行的創新活動，這種分布式創新與集中式創新活動相比，分布式創新的組織構架、運行機制和模式、動力源泉以及產生的效應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具有不同地域性、同時性、協同性、合作性和資源共享的特征，它既是企業內部創新活動的分布式組織，又是企業外部（企業之間）創新活動的分布式合作。

從上述分布式創新概念中看出，分布式創新依賴于：①單個創新企業獨自地完成自己的創新活動，這部分創新活動具有“封閉性質”，以形成企業獨特的知識或技術；此外，單個創新行動者不可能完成所有創新任務，從而需要來自外部創新資源支持，以及吸納外部創新思想。單個企業的這部分創新活動具有“開放性質”。因此，分布式創新是封閉性與開放性的平衡；②不同企業參與創新過程必須具備協同能力，從而使得“封閉性創新”與“開放性創新”互為基礎，共同發展。同時，對分散創新成果進行整合；③信息和通訊技術（ICT）廣泛應用所形成技術網絡，并支持上述“封閉性”創新和“開放性質”創新，以及創新過程的協同及其成果整合。

（2）合作與協作。近些年來，我們看到各企業在處理創新關系的時候，都突出強調“合作的理念”，這是人們尋求新思維的一個重要跡象。為了真確理解合作，特簡要地辨析一下合作與協助之間異同。從字面上看，合作是“二人或多人共同完成某一任務”[8]，“互相配合做某事或共同完成某項任務”[9]。而協作則是“若干人或若干單位互相配合來完成任務”[10]。從這個解釋中，可能看不到它們之間的差別。

從經濟學家們所強調理性“經濟人”角度分析，協作是不同于合作的，當理性經濟人僅僅按照契約要求開展協調與配合活動時，此僅是協作。協作伙伴處于相互防范對方陰影下。但是，如果協作伙伴通過契約而逐步建立了信任關系，或者說他們之間的協作實現了升華，即從協作升華到合作。這時，配合過程中淡化“經濟人”的一面，而突出了非經濟人的一面。的確，在社會交往中，契約與承諾二者都是協調人們的媒介，但是，契約導向人們的協作，而承諾則會帶來合作。總之，合作與協作的根本區別：合作屬于一種社會生活形態，而協作從屬于利益追求目標。在產出方面，合作導致各方的利益互惠以及社會整體利益的增加，盡管合作不以此作為目標。協作雖然在產出上并不能夠保證協作各方獲益，但通常參與協作的人會估計“合作”是否有利，能否獲益。

（3）企業合作社區。分布式創新的最新形式稱為“合作社區”。合作社區的組織模式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從社區成員分，企業組成企業社區，個人組成個人社區。第二，企業社區有經濟和技術的目的，為創造及商業化新的產品和服務。第三，大多數創新社區都集中于改善特定學科或領域，如Linux操作系統。相比之下，企業社區被組織成為一個競技場，企業在其中可以彼此合作，以創造它們能保留所有權的獨特解決方案。

最初，個人社區推動了學習和開放式創新，借助ICT的廣泛應用等物質基礎，又推動了分布式創新。個人社區是一種社交創新，是一個重大的文化現象。[11] 個人社區是社會性的網絡，其中專業人員和/或業余愛好者，就特定主題或感興趣領域，自愿地交換新觀念、知識和經驗的，從而創造一個知識“百科全書”。

以下從個人社區和企業社區角度，對分布式創新社區進行分析。個人社區的分析企業社區基礎。

2. 個人社區的范圍和類型

個人社區已經出現在各種廣泛領域，并具有許多不同形式。一個眾所周知形式是實踐社區。它是指一種社會學習的過程，當對特定主題或領域有共同興趣的不同個體，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協作、流思想、尋找解決方案，并建立原型。實踐社區可以出現在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12] 在分布式創新中，正式形成的多功能團隊，以及基于個人偏好等形成的非正式的群體，都具有個人社區性質。

一種受到研究者和業內人士關注的卓越實踐社區是開放源碼軟件。例如，那些與Apache Web服務器和Linux操作系統聯合的社區，不僅開發卓越市場價值的軟件解決方案，而且開發新業務模型和成功新企業。此外，在高新技術產業（如醫療設備，生物技術，納米技術）和低技術產業（如體育器材）中，產品是越來越多地通過專業人士社區獨立開發，或與在任企業合作開發。實踐社區的不同形式可以按照組織范圍和創造性程度劃分。

依據組織成員來源范圍，個人社區分為三個原型。第一，社區主要是公司內部員工集合。這種類型社區提升學習過程，以實現組織“知道所知道的內容”，因而是有效和有價值的組織。[13] 例如，西門子已經建立了20多個企業內部的實踐社區，跨越不同組織單位，作為知識管理系統的支撐。[14] 這種個人社區類型的范圍僅限于在單一企業內部的那些員工的知識生產潛力。 第二，社區可以完全地在既定企業的邊界之外。[15] 第三，混合形式社區，指個人社區與一個或多個其他企業進行合作。[16] 例如，AO基金會（省略）是最重要的整形外科網絡，其在研究、開發、許可和教育的領域與工業公司進行合作。當個人社區圍繞生產企業的品牌組建時，混合形式社區也會發生。例如，品牌社區是LEGO用戶社區[17]，或成熟統計軟件用戶的Stata社區[18]。混合社區是一個“中介”。如（省略）創建一個在線基礎設施，為此公司可以將它們無法自己解決的研發難題，粘貼到科學家的全球社區。[19]

依據社區展示的創造性過程，個人社區類型可劃分為創意構思、技術問題解決和原型開發三種。很多社區具有開發新的解決方案或技術的明確目，同時也存許多以交流經驗和信息（論壇）為重點的社區。本節的其余部分，側重介紹個人社區，其中這些個人的明確目的是在他們各自領域開發新概念和創新方案。

3. 個人社區的關鍵特征

從社區的主題/領域角度來看，個人社區共享幾個特征。①社區是一個論壇，是最重要的特征。在特定主題或領域有共同利益、但不同背景的個人，自愿地分享他們的經驗和交流各種信息和知識，既有技術的又有市場的。這樣的知識共享使得一組個體成員，為現有或新技術開發與新應用，共同開發新的知識、公布并解決問題和追求創新的理念[20] 。②新穎性，也是個人社區的關鍵特征。社區產生專有知識和新穎的想法，以及解決方案是成員中間自由傳播；③知識產權特征。任何產生于社區的知識產權屬于整個社區。[21]

從經濟角度來看，個人在社區內的行為似乎是不合理的。例如，為什么個人將自己才華、創造力和時間奉獻給一項公益事業的發展？從經濟方面分析，初步回答是，共同開發公共物品的過程也可以產生私人物品。[22] 私人物品是一種內在的和外在獎勵的混合物。內在獎勵包括創造新事物的享受、智力挑戰的激勵、認同和互惠的情感，以及與團體或社區的團結。外在獎勵包括提升的信譽，還有針對潛在雇員和風險資本釋放技術卓越的信號，以及各種源自更好解決方案與方案更快擴散的利益。[23]

內在和外在的動機，至少部分地解釋為什么社區通常自發地出現，采用方式是通過非正式接觸，且超出了正式組織的正常規劃、激勵和所使用的控制系統。社區自動地得到管理和持續，而不采用是等級機構方式。通過對社區做貢獻的過程，個人形成共同身份、信任、良好的社區公民的合作價值和規范。[24]

4. 個體社區創新的機制

個體社區擴大多樣性知識來源。作為創造創新的手段，個人社區是不斷擴大、用于開發新的產品和服務的多樣性技術知識的來源。而社區成員在社會議題上有共同利益，每個社區成員基于他或她的專業背景和經驗，提供獨特知識集。因此，個人的社區能夠產生有價值的知識，往往超過了企業內生產者在R＆D實驗室或在一組個人的發現。

例如，LEGO（樂高）的頭腦風暴用戶社區（mindstorms.省略/community/default.省略行業組織的起源和目的、成員、治理結構和協同創新過程（見表1）。

三、企業社區構建

本部分以Blade.省略是一個企業合作社區，重點是開放式刀片服務器平臺的開發和推選，是由IBM開發的創新性計算機服務器技術。Blade.省略已經成長為超過100家成員的企業社區，包括領先的刀片硬件和軟件的供應商、開發商、分銷合作伙伴和來自幾個國家（盡管的大多數成員企業是在美國）的最終用戶。

1.省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4年8月，當時IBM宣布，它將公開BladeCenter服務器機箱的規格。[29] IBM公司說，它的目標是建立一個開發者社區，重點擴大為有前景的刀片架構提供解決方案。IBM還注意到，它自身沒有能力推動刀片應用程序的所有創新；IBM希望其合作伙伴在創造未來刀片解決方案中發揮重要作用。在2006年2月，IBM公司宣布成立一個獨立組織（Blade.省略的所有經濟的目的是，鼓勵和加速基于刀片處理器技術的解決方案增長。采取各種各樣的活動以達到這些目的，包括為設計它們的解決方案向成員企業提供指南，開發成員企業可以使用的獨立兼容測試程序，主辦全行業方案集會和其他營銷活動，教育刀片平臺解決方案市場，并將會員所關注的和喜好納入擴大和改善社區的戰略舉措。

2.省略成員有三個類別：理事成員、發起成員和普通成員。理事成員企業各自有一代表可以參加Blade.省略會員資格的核心權利，是與其他成員企業進行合作的機會，以及參加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的資格。

發起會員公司有三種類型：①他們正在分銷或開發硬件、軟件或為刀片平臺提供的服務；

② 為基于刀片解決方案或產品，它們提供咨詢或分銷支持； ③他們目前使用刀片平臺解決方案。除了有權委任董事會代表之外，發起會員擁有與理事會員一樣的權力。最后，企業可以成為Blade.省略及其使命。普通會員須經由董事會多數表決通過。

2008年初，Blade.省略的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利用論壇向Blade.省略作為項目運轉。ISTO，始建于1999年，其母組織是建立完善的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學會研究所（IEEE），作為不以營利為目的公司，為業界團體（如財團，特殊利益集團，聯盟，論壇，工作組）提供技術和標準開發的支持。IEEE-ISTO作為具有大量附屬企業的組織，為工業群體提供合法的論壇，以便在它們不成立一體化公司的情況下運行。在一體化、完全保險、非營利組織中，IEEE-ISTO方案享有法律保障和運營保險利益。IEEE-ISTO提供了管理和業務支持的完整菜單，讓Blade.省略有一個辦事處。這個辦事處主管著Blade.省略具有來自成員公司的志愿者組成的九個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按照功能進行組織，包括由技術委員會、電源和冷卻委員會，兼容和互操作委員會和營銷委員會。目前，為企業社區運行，志愿者委員會執行雙重功能：從整體上講，他們從事對社區有用的工作；同時，他們是成員企業的知識智囊團，且成員企業可輕松地利用這個資源。因此，各委員會是社區的智力“百科全書”的持有者和開發者。

3.省略后不到兩個月時間，成員企業開發了60個解決方案，是社區創造創新的產品和服務的整體成功標志。探索解決方案涉及大量知識共享過程，包括網站張貼和9個專門委員會的工作，以及參與全員會議和其他社區活動。企業間的合作發生在Blade.省略成員企業為新的解決方案與它的客戶合作時，或采用刀片技術發明人IBM所提出的咨詢建議）；②直接合作（二至四個成員企業為新解決方案開發而共同工作）；③匯集協作，也稱為庫協作（Blade.省略，讓其他會員企業在追求創新項目中使用）；④外部協作（Blade.省略公司在“一次性”的創新項目上合作）。

四、Blade.省略代表一種新組織形式。

首先，根據Palmer and Dunford觀點，從時間標準（第一次出現這種形式）或背景關系（這種形式第一次出現在特定背景）分析，企業社區模式是一種新的組織形式。雖然一些企業社區已經存在，但它們中的沒有幾個社區是有目的地設計或達到了Blade.省略體現了人為規劃的企業社區可持續性。此外，毫不奇怪，企業社區模型首次出現在計算機行業公司，因為計算機行業，以及如生物技術等其他知識密集產業，近年來已經成為發展新的組織形式的孵化器。

其次，根據組織目標導向標準。一般地，大多數新成立的組織是“復制”組織，因為它們的目的、能力和活動，如果與現有組織的活動相比真的變化不大。[32] 相反，“創新”的組織，是那些與現有的組織形式顯著地不同的組織。Blade.省略本身不具有牟利的目的，雖然所有的成員企業都肯定尋求營利。因此，Blade.省略也是一個新的組織形式。社區基本的構建塊是企業，所以社區的邊界比通常的組織邊界大得多。 Blade.省略迅速達到了相當程度的連貫性和完整性，如同一個組織一樣。

最后，Blade.省略運行一系列合作創新過程，同時地進行著合作甚至競爭的過程。無論個人和組織之間的協作過程將更加易地開發，如果它們保持與其他關系模式相隔離。可以說，協作能力也更容易開發，如果它確實不涉及商業目標。因此，Blade.省略的主要組織特征列在表2中。正如所述，組織的宗旨是創建一個活動舞臺，以便成員企業為開發新的產品和服務而相互合作。如Blade.省略行業組織具有商業和技術目標；而社區則聚集于產品創新，不僅僅是特定主題或情趣領域的改進或擴展。

Blade.省略這個特定組織。相反，Blade.省略避免了在成員企業身上出現任何重大功能失調或剝削、搭便車的行為。

五、對組織設計理論和實踐的影響

目前，經驗對組織設計理論和實踐產生了幾個影響。其主要影響是，組織設計理論的重點需要繼續拓展，超越單個企業和多企業網絡的界限（Gulati 2007），以涵蓋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設計（Demil and Lecocq 2006; Miles et al.省略設計反映了組織間優勢的所有四個來源，但特別對知識共享的程序（社區支持四種不同類型合作），以及有效的治理結構（Blade.省略的總部，并沒有經營組織核心業務系統本身，而是創建和維護組織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例如，，Blade.省略主要作用是推動整個社區的利益（它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組織，但幫助其成員企業追求自己的技術和商業利益）。它的治理方式也是推動性質的，涉及平衡方向、參與和意志的融合。例如，通過Blade.省略已經產生了60個獨特解決方案。而社區成員公司都樂觀地認為，許多其他的解決方案將隨之而來。但是，這可能是真實的，市場和技術互補性使得Blade.省略或其他企業社區已發展到同一階段，將開始考慮替代方案，即那種似乎在新的產品和市場開發方面有較少制約的組織方法。研究社區在那個階段的適應性反應，對確定未來組織形式具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