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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徑范文

太湖流域農業結構現狀

農業產業結構

總體現狀農業是蘇錫常三市的傳統產業，近年來呈現出逐步衰落的態勢，在地區經濟中比重較小。調查顯示，農業產生的生產總值僅為區域GDP的1%～3%左右。2010年，太湖流域（特指蘇錫常）第一產業增加值為240.68億元，第二產業為7999.12億元，第三產業為5083.22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為1.81∶60.04∶38.15。蘇州市第一產業增加值為108.86億元，第二產業為4155.54億元，第三產業為2436.89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為1.60∶62.00∶36.40，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太湖流域第一產業增加值的45.23％。無錫市第一產業增加值為63.50億元，第二產業為2546.07億元，第三產業為1809.93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為1.40∶57.60∶41.00，第一產業增加值占流域第一產業增加值的26.38％。常州市第一產業增加值為68.32億元，第二產業為1297.51億元，第三產業為836.4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為3.10∶58.92∶37.98，第一產業增加值分別占流域第一產業增加值的28.39％（圖1）。從農業產業結構來看，太湖流域蘇錫常三市的種植業和漁業是支柱產業類型，其次為畜牧業、林業（表1）。具體三市均以傳統種植、生態農業、水產養殖、畜禽養殖等為主，其中常州利用溧陽和金壇等丘陵地帶在經濟果林、花卉苗木等領域有了一定的發展，成為當地農業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農業產業內部結構現狀

（1）種植業。太湖流域農作物主要有糧食作物、油料、棉花、麻類、糖料、藥材和蔬菜瓜果。根據資料統計，太湖流域共有農作物種植面積68.207萬hm2，其中蘇州27.242萬hm2、無錫17.613萬hm2、常州23.352萬hm2，分別占流域種植總面積的39.94%、25.82%和34.24%。在農作物品種上，太湖流域共有糧食作物44.416萬hm2，占種植總面積的65.12％，在三市的空間分布比重為36.57∶27.32∶36.11；油料作物4.976萬hm2，占7.30％，三市空間分布比重為35.57∶16.40∶48.03；蔬菜瓜類14.813萬hm2，占21.72％，三市空間分布比重為52.07∶27.37∶20.56；其余棉、麻、糖、藥等作物種植面積占5.86％，主要分布在蘇州和常州（表2）。

（2）林果業。太湖流域林果業主要有蠶桑、茶葉和梨、橘、桃、蘋果、葡萄等多種水果。從產業產值上來看，太湖流域林果業雖然不是整個流域農業產業的主要支撐，但憑借流域優越的自然水土條件，林果業成就了太湖流域一批特色產品，如無錫水蜜桃、蘇州絲綢、茶葉等。根據資料統計，太湖流域共造林14245hm2、四旁植樹2395萬株、育苗15795hm2，年末擁有各類桑園、茶園、果園面積分別為7104hm2、15326hm2、30270hm2；全年共收獲蠶繭3530t、茶葉11012t、水果299915t。在空間分布上，桑園主要分布在蘇州和常州，分別占流域桑園總面積的54.24%和40.92%；茶園主要分布在無錫和常州，分別占流域茶園總面積的37.34%和48.26%；果園分布較為均衡，三市均在30%左右（表3）。

（3）畜禽養殖業。畜禽養殖是太湖流域農業產業中相對重要的產業，“十一五”期間，太湖流域畜禽養殖業發展較快，產業產值年均增長率為9.29%。根據資料統計，太湖流域畜禽養殖年產值為87.25億元，占流域農林牧漁總產值的35%。全流域全年共出欄牛6100頭、豬約290萬頭、羊約23萬只、家禽約8698萬只、兔約30萬只，至年末尚存欄牛5.22萬頭、豬178.86萬頭、羊12.52萬只、家禽2151.45萬只、兔子6萬只（表4）。

（4）水產養殖業。憑借太湖流域豐富的水資源，水產養殖是太湖流域農業的第二大支撐產業。根據資料統計，太湖流域共擁有淡水養殖面積14.393萬hm2，年收獲各類淡水產品53萬t，會同少數海水產品共實現產值115億元，占當年農林牧漁總產值的25.65%。在養殖品種上，整個流域淡水產品較為豐富，有青、草、鰱、鳊、鱖等多種淡水魚和河蟹、青蝦等甲殼類水產品，此外，“太湖三白”、“太湖珍珠”等水產品已成為整個流域的特色水產品。

氣候變化對江蘇農業產生的影響

根據江蘇省氣候變化中心1961—2007年全省氣象觀測資料綜合分析，氣候變化已成為客觀事實。全省年平均氣溫每10年上升0.16~0.45℃。由北向南增加的幅度加大，蘇北每10年上升0.16~0.39℃，蘇中每10年上升0.19~0.45℃，蘇南每10年上升0.21~0.43℃。按照二氧化碳當量計算，江蘇省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為82445.71萬t，農業生產過程排放的溫室氣體約為43.9萬t甲烷，折算為922.4萬t二氧化碳當量；固體廢棄物和廢水處理排放溫室氣體總量為43.9萬t甲烷，折算為921.5萬t二氧化碳當量。其中，全省稻田甲烷排放量為36.2萬t，動物腸道發酵甲烷排放量為6.2萬t，動物糞便管理系統甲烷排放量為1.5萬t。氣候變化增加了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由于受溫、光、水、氣及其變化的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和品質呈不穩定變化趨勢，冬季變暖將導致病蟲害大暴發，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還可能會給農業基礎設施造成重大破壞。同時，會對生態系統造成影響，如春季氣候變暖會導致湖泊藍藻大規模暴發，影響生態系統平衡，進而影響農業生產。資料顯示，太湖流域平均氣溫每升高1℃，農作物生育期縮短10~15d，導致產量降低。以水稻為例，雙季稻區早稻平均減產約為16%～17%左右，晚稻減產平均14%～15%[4]。

太湖流域發展低碳農業對策分析

低碳農業是在農業生產、經營中排放最少的溫室氣體，同時獲得最大收益的農業發展方式，以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為目標、以減少碳排放、增加碳匯和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為手段，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做好病蟲害防治、發展農村可再生能源等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方式轉變，實現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高碳匯、高效率的農業。從理論而言，低碳農業是一種資源節約型、效益綜合型和生態安全型農業，與其他農業發展實施相比，除具有生產功能、生活功能之外，還具有生態涵養功能、氣候調節功能、農業碳匯功能。因此，在太湖流域經濟發達地區應當大力發展低碳農業。低碳農業的實現途徑分析農業既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源，也是溫室氣體的吸收主體。農業如何實現由高碳向低碳的發展方式轉變，如何在生產管理過程中最大限度地趨利避害，減少對資源的過度依賴，減少對氣候的負面影響，減少對生態環境的面源污染，對農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3-6]。根據調研結果以及碳的源匯理論分析[1-3]，江蘇太湖流域低碳農業的實現途徑從宏觀上可以分為減少碳排放和增加碳儲備兩大類途徑，其中減少碳排放途徑又可以分為直接減少碳排放和間接減少碳排放的2種途徑，增加碳儲備途徑又可以分為直接增加碳儲備和間接增加碳儲備的2種途徑；從微觀上可以分為生態健康養殖途徑、農用化學品替代途徑、立體復合種養途徑、農村清潔能源途徑、廢棄物循環利用途徑、新型農作物育種途徑、農田間歇灌溉與清潔栽培途徑、節水節能途徑、平衡施肥途徑、提高反芻動物飼料利用率途徑、污水生態凈化循環利用途徑、病蟲害綜合防治途徑、植樹造林生態屏障途徑、草地保護性管理途徑、加工與營銷環節清潔生產途徑、農業低碳消費途徑等16種具體的實現途徑。不同低碳農業模式對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當量減排效果作為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省份，江蘇省在低碳農業發展方式上進行了大膽嘗試，在本省原有的循環農業、生態農業和現代農業發展模式的基礎上，探索實踐和發展創新了一批具有江蘇特色的低碳養殖和低碳種植的低碳農業新模式，在促進農業轉型升級、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實踐成效。這些低碳農業模式主要包括：生態健康養殖模式、農業面源污染物生態攔截模式、鄉村生活污水生態凈化模式、農業有機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模式、種養復合生態循環模式、三品生產基地模式、環湖生態農業圈模式、農用化學品替代模式等（表5）。

太湖流域低碳農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1）強化低碳農業發展的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低碳農業發展的源源不竭動力，也是江蘇省低碳農業得以不斷發展創新的原動力。一是要鼓勵低碳農業關鍵技術的研究與創新；二是要加強低碳農業的技術集成和模式創新；三是要加大低碳農業示范點的建設與規范；四是要開展農業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五是要加強低碳農業發展的金融支持研究；六是要加強低碳農業發展的政策支持研究。

（2）完善低碳農業發展的政策機制。加快研究和建立適合江蘇省低碳農業發展的政策保障機制，從制度上規范和引導江蘇省低碳農業的發展。一是要加快制定與低碳農業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地方政策法規，建立健全相應的政策體系；二是要建立促進低碳農業發展的市場碳匯機制；三是要制定低碳農業發展的扶持政策，設立低碳農業建設財政專項扶持資金和財政貼息資金。

（3）加強低碳農業的金融支持。發展低碳農業需要本省各級政府通過多種渠道提供資金支持，同時還要建立適宜本省低碳農業發展的資金投入長效機制。一是要加大低碳農業建設項目的投入力度，支持高碳農業的低碳農業基礎設施改造、基本建設項目和種植養殖方式與耕作制度調整；二是要建立低碳農業的生態補償機制，支持因高碳農業向低碳農業發展形成的部分產量損失和經濟投入；三是要通過投資、稅收和價格等優惠政策引導社會、企業、農民積極投資低碳農業，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

（4）加強低碳農業的宣傳培訓。通過輿論宣傳、技術引導、典型引路和示范推廣，逐步推進本省低碳農業健康、快速發展。一是要利用現代宣傳輿論工具，廣泛開展低碳農業知識宣傳，大力宣傳建設發展低碳農業的重要意義；二是要通過多種途徑，廣泛開展低碳農業科技培訓；三是要鼓勵企業和農民嘗試低碳農業措施，培育低碳農業建設示范企業、示范產業和示范村鎮；四是要增強公眾參與發展低碳農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廣大干部群眾的認識。

第2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徑范文

關鍵詞： 碳減排； 全球碳減排方案； 中國節能減排； 低碳經濟

中圖分類號： X16； X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055X（2011）05-0001-06

收稿日期： 2011-01-13

作者簡介： 卞家濤（1983－），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為能源金融、 金融機構管理。

余珊萍（1949－）， 女， 教授， 博士生導師， 研究方向為國際金融、 金融機構管理。

一、 引 言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后， 碳減排問題再次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和廣泛關注。其中， 全球碳減排方案（或碳排放權分配方案）由于關系到各國的發展權益和發展空間， 成為關注的焦點。同時，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CO2排放大國， 今后的長期排放數量及排放路徑被全球廣泛關注， 面臨的國內外壓力與日俱增， 未來的經濟發展也受到嚴峻的挑戰。

因此， 對全球碳減排方案和中國碳減排相關研究進行系統性的文獻梳理， 以厘清研究脈絡和進展、 明確未來研究方向， 對于公平的確立“后京都時代”的全球碳減排格局， 更好地維護我國的權益， 高效實施節能減排、 發展低碳經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必要性。

二、 全球碳減排方案述評

鑒于全球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和危害， 減少碳排放已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 但由于涉及經濟代價、 發展權益和發展空間， 一個覆蓋世界各國的碳減排方案始終沒有達成， 爭論的核心是“如何界定或分配各國的碳排放權”， 對此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一）主要國際組織、 國外學者提出的碳減排方案

曾靜靜、 曲建升和張志強（2009）通過研究主要國際組織、 國家、 研究機構和一些學者所提出的溫室氣體減排情景方案后， 得出：溫度升高的控制目標總體以2℃為主， 即到21世紀末， 將大氣溫度控制在不高于工業革命前2℃的范圍內； 一般都傾向于在2050年將大氣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450×10-6～550×10-6 CO2e（二氧化碳當量）的范圍內， 但各個方案中有關具體的減排責任分配、 減排措施和減排量分歧仍然較大。［1］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2007）提出《公約》中的40個附件Ⅰ國家， 2020年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25%―40%， 到2050年則要減排80%-95%；對非附件Ⅰ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中的拉美、 中東、 東亞以及“亞洲中央計劃國家”， 2020年要在“照常情景”（BAU）水平上大幅減排（可理解為大幅度放慢CO2排放的增長速率， 但排放總量還可增加）， 到2050年所有非附件Ⅰ國家都要在BAU水平上大幅減排。 ［2］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7）提出全球CO2排放在2020年達到峰值， 2050年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50%， 發達國家應在2012―2015年達到峰值， 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30%， 到2050年則減排80%；發展中國家在2020年達到峰值， 到2050年則要比1990年減排20%。［3］OECD（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2008）提出以2000年為基準年， 2030年全球應減排3%， 其中OECD國家減排18%， 金磚四國排放可增加13%， 其他國家增長7%；到2050年全球減排41%， 其中OECD國家減排55%， 金磚四國減排34%， 其他國家減排25%。［4］GCI（英國全球公共資源研究所）（2004）提出了“緊縮趨同”方案, 設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從現實出發,逐步向人均排放目標趨同， 發達國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漸下降， 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量逐漸上升， 到目標年都趨同于統一的目標值， 實現全球人均排放量相等。［5］Stern（2008）提出到2050年，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少應該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50%， 即2050年排放量應該減少為每年不到20 Gt CO2e， 以后進一步降到每年不到10 GtCO2e。到205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應該控制在2tCO2e左右， 發達國家應該立即采取行動， 到2050年至少減排80%；多數發展中國家到2020年應該承諾具有約束力的減排目標。［6］Srensen（2008）提出在2100年比2000年升溫1.5℃目標下， 對2000－2100 年期間不同排放主體的排放空間直接作了分配， 同時為各國匹配了明確的年人均排放額度。根據“人均未來趨同”（即當前排放高者逐漸減排， 低者可逐漸增高）的分配原則， 到2100年左右時， 達到不同國家人均排放相同。［7］Browne和 Butler（2007）提出創建一個國際碳基金組織（ICF）來解決減排問題。ICF的首要任務是設定減排量， 將碳濃度保持在參與國一致同意的上限水平之下， 然后通過政治磋商來分配減排目標比例， 以反映目前人均收入和排放水平的變化。［8］（二）國內學者關于上述方案的評價

丁仲禮、 段曉男、 葛全勝等（2009）認為IPCC、 UNDP和OECD等方案不但沒有考慮歷史上（1900－2005年）發達國家的人均累計排放量已是發展中國家7.54 倍的事實， 而且還為發達國家設計了比發展中國家大2.3倍以上的人均未來排放權， 這將大大剝奪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并指出IPCC 等方案違背了國際關系中的公平正義原則， 也違背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因此沒有資格作為今后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參考。當前發達國家倡導的從確定全球及各國減排比例出發， 構建全球控制大氣CO2濃度的責任體系的做法， 實質上掩蓋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歷史排放和當前人均排放上的巨大差異， 并最終將剝奪發展中國家應得的發展權； 認為以人均累計排放為指標、 從分配排放權出發， 構建全球控制大氣CO2濃度的責任體系， 最符合公平正義原則。［9］潘家華、 陳迎（2009）認為GCI提出的“緊縮趨同”方案， 從公平角度看, 默認了歷史、 現實以及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實現趨同過程中的不公平， 對仍處于工業化發展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的排放空間構成嚴重制約。［10］吳靜、 王錚（2009）采用MICES系統對Stern方案進行模擬， 得出Stern方案雖然能明顯控制全球氣候變暖， 但不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還是從人均排放的角度來看， 均犧牲了較多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在世界上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認為Srensen方案的設置較為激進， 在實施上存在技術困難。［11］黃衛平、 宋曉恒（2010）對Browne & Butler提出創建ICF的提議給予了肯定， 但認為ICF必須以全球合作為基礎， 實行一國一票制（基金以消費基數形成認繳義務）， 并主張ICF初始資金的認繳必須考慮歷史因素， 不能根據各國的經濟規模來確定， 即初始資金發達國家承擔50%， 剩下的50%再由世界各國根據各自的消費基數認繳。［12］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09）發現： 在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方案方面， 有些缺乏內在一致的理論依據， 有些則充滿實用主義和主觀價值判斷。這些方案或多或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 就是有意無意地忽視發展中國家的權益。［13］（三）中國學者提出的碳減排方案

陳文穎、 吳宗鑫和何建坤（2005）提出了“兩個趨同”的分配方法：一個趨同是 2100 年各國的人均排放趨同（或不高于2100年的人均排放趨同值）， 另一個趨同是1990 年到趨同年（2100年）的累積人均排放趨同。趨同的1990－2100年的累積人均排放以及2100年的人均排放趨同值將根據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不同的水平這一目標來確定。并認為：在這種分配模式下， 發展中國家可以獲得較多的發展空間， 其人均排放在某一時期將超過發達國家從而將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后開始承擔減排義務， 這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 建立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 提高國民生活水平、 實現可持續發展所必需的。［14］丁仲禮、 段曉男、 葛全勝等（2009b）根據人均累積排放相等原則， 通過計算各國的排放配額和剩余的排放空間， 將世界各國或地區分為四大類：已形成排放赤字國家、 排放總量需降低國家或地區、 排放增速需降低國家或地區、 可保持目前排放增速國家。［15］樊剛、 蘇銘和曹靜（2010）基于長期的、 動態的視角， 提出根據最終消費來衡量各國碳排放責任的理論， 并根據最終消費與碳減排責任的關系， 通過計算兩個情景下1950－2005年世界各國累積消費排放量， 發現中國約有14%－33%的國內實際排放是由別國消費所致， 建議以1850年以來的（人均）累積消費排放作為國際公平分擔減排責任與義務的重要指標。［16］潘家華、 陳迎（2009）設計了一個同時考慮了公平和可持續性的碳預算方案， 即以氣候安全的允許排放量為全球碳預算總量， 設為剛性約束， 可以確保碳預算方案的可持續性；將有限的全球碳預算總額以人均方式初始分配到每個地球村民， 滿足基本需求， 可以確保碳預算方案的公平性。碳預算方案涉及初始分配、 調整、 轉移支付、 市場、 資金機制， 以及報告、 核查和遵約機制等， 建立了一個滿足全球長期目標、 公平體現各國差異的人均累積排放權標準。［10］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09）假定T0代表工業革命時期， T1代表當前， T2代表未來某一時點（如2050年）。首先， 根據目前大氣層中溫室氣體總的累計留存量以及人均相等的原則， 界定T0―T1期間各國的排放權。各國排放權與實際排放之差， 即為其排放賬戶余額， 從而為每個國家建立起“國家排放賬戶”。并將超排國家模糊不清的“歷史責任”明確轉化為其國家排放賬戶的赤字， 欠排國家的排放賬戶余額則表現為排放盈余。其次， 科學設定T1―T2 期間未來全球排放總額度， 并根據人均相等的原則分配各國排放權。每個國家在T1―T2期間新分配的排放額度， 加上T0―T1期間的排放賬戶余額， 即為該國到T2時點時的總排放額度。方案既保留了《京都議定書》的優點， 又克服了其覆蓋范圍小、 發展中國家缺乏激勵， 以及減排效果差等缺點。是一個具有理論依據且能很好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的“后京都時代”公平減排方案。［13］通過對碳減排方案的回顧， 我們可以發現：我國學者提出的碳減排方案基本上都是基于考慮歷史責任的人均累積排放相等的分配原則。在此原則上形成的方案， 與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提出的碳減排方案相比， 充分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可持續發展”原則， 維護了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具有公平性、 正義性、 合理性。

在今后的國際氣候問題談判中， 我們可以將我國學者提出的方案作為談判的重要依據和參考。同時， 要加大對外宣傳力度， 使國外相關主體能夠逐步了解、 認同我國學者提出的碳減排方案， 以便在“后京都時代”碳排放權分配中最大程度地維護我國的正當權益。

三、 中國碳減排相關研究進展

中國作為CO2排放大國， 面臨的國內外壓力與挑戰與日俱增， 深入剖析影響中國碳排放的因素， 積極尋找減排途徑與對策， 既是中國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需要， 又是高效實施節能減排、 加速發展低碳經濟， 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一）影響中國碳排放的因素與碳減排對策

王鋒、 吳麗華和楊超（2010）研究發現： 1995－2007年間， 中國CO2排放量年均增長12.4%的主要正向驅動因素為人均GDP、 交通工具數量、 人口總量、 經濟結構、 家庭平均年收入， 其平均貢獻分別為15.82%、 4.93%、 1.28%、 1.14%和1.11%， 負向驅動因素為生產部門能源強度、 交通工具平均運輸線路長度、 居民生活能源強度， 其平均貢獻分別為－8.12%、 －3.29%和－1.42%， 提出通過降低生產部門的能源強度來實現碳減排。［17］

王群偉、 周鵬和周德群（2010）對我國28個省區市1996－2007年CO2的排放情況、 區域差異和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 結果表明：我國CO2排放績效主要因技術進步而不斷提高， 平均改善率為3.25%， 累計改善為40.86%；在區域層面， CO2排放績效有所差異， 東部最高， 東北和中部稍低， 西部較為落后， 但差異性有下降趨勢， CO2排放績效存在收斂性； 全國范圍內， 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能源強度和所有制結構則抑制了CO2排放績效的進一步提高。作者建議： 既要注重科技創新， 又要大力加強管理創新、 制度創新和提高人員素質， 以更有效地控制CO2排放； 針對區域CO2排放績效的差異性， 可加強節能減排技術、 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交流和擴散； 把經濟發展、 產業結構調整和降低能耗結合起來， 并考慮所有制的變動， 以這些因素的綜合效果作為改善CO2排放績效的重要舉措。［18］陳劭鋒、 劉揚、 鄒秀萍等（2010）通過IPAT方程理論和實證分析表明， 在技術進步驅動下， CO2排放隨著時間的演變依次遵循三個“倒U型”曲線規律， 即碳排放強度倒U型曲線、 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線和碳排放總量倒U型曲線。依據該規律將碳排放演化過程劃分為碳排放強度高峰前階段、 碳排放強度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高峰階段、 人均碳排放量高峰到碳排放總量高峰階段以及碳排放總量穩定下降階段等四個階段， 發現在不同演化階段下， 碳排放的主導驅動力存在明顯差異， 依次為： 碳密集型技術進步驅動、 經濟增長驅動、 碳減排技術進步驅動、 碳減排技術進步將占絕對主導。并指出： 碳排放三個倒U型曲線演變規律意味著應對氣候變化不能脫離基本發展階段， 必須循序漸進地加以推進。由于發展階段不同、 起點和基礎不同， 發達國家應以人均和總量減排指標為重點， 而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減排行動則應以提高碳生產率或降低碳排放強度為目標導向。提出中國可通過調整經濟結構； 大力發展低碳能源或可再生能源， 優化能源結構；加大技術創新力度； 加強國際合作， 積極爭取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和資金支持等途徑來減緩碳排放增長態勢。［19］除了上述文獻在研究影響中國碳排放的因素之后， 提出的針對性碳減排對策， 學者們又從以下幾方面提出了一些碳減排的途徑。

魏濤遠、 格羅姆斯洛德（2002）研究發現： 征收碳稅將使中國經濟狀況惡化， 但CO2的排放量將有所下降。從長遠看， 征收碳稅的負面影響將會不斷弱化。［20］高鵬飛、 陳文穎（2002）研究也得出： 征收碳稅將會導致較大的國內生產總值損失。［21］不過， 王金南、 嚴剛、 姜克雋等（2009）認為征收碳稅是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節能減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征收低稅率的國家碳稅是一種可行的選擇， 低稅率的碳稅方案對中國的經濟影響極為有限， 但對減緩CO2排放增長具有明顯的刺激效果。［22］周小川（2007）指出金融系統應始終高度重視節能減排的金融服務工作， 要從強化金融機構在環保和節能減排方面的社會責任意識和風險防范意識、 建立有效的信息機制、 對與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的生產能力配置給予市場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理順價格發揮市場基礎作用等角度入手， 運用金融市場鼓勵和引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23］梁猛（2009）提出通過轉變資金的使用方式， 將直接投資于節能減排項目的資金轉變為項目的壞賬準備；完善配套的運行機制、 建立二級市場； 發揮保理工具在節能減排融資方面的獨特作用等途徑來加強金融對節能減排的支持力度。［24］彭江波、 郭琪（2010）認為金融具有的資金、 市場、 信用等稟賦優勢可以通過引導社會資金流向、 創造金融工具完善風險管理機制、 創造流轉交易市場、 改變微觀主體資信等級等途徑支持節能減排市場化工具的創新與應用， 從而助推節能減排產業的發展。［25］潘家華、 鄭艷（2008）認為減排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實現： 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及利用； 充分利用各種市場機制： 進一步拓展CDM的范圍和規模， 發揮其在引進國外資金、 技術方面的積極作用； 通過設立一種作為個人消費性排放標準的碳預算， 對于超過標準的碳排放征收累進的碳稅， 對于低于碳預算的消費者進行適當補貼， 從而約束奢侈浪費性碳排放；在積極自主研發的同時， 也可以盡可能地利用發達國家成本較低、 更具適用性的一些成熟技術推動減排。［26］陳曉進（2006）提出： 在近期， 通過節能降耗， 尤其是大幅降低建筑能耗和提高工業用能的效率， 能有效地減少CO2排放； 在中期， 發展和利用CO2捕集和封存技術， 是我國減排溫室氣體的最佳途徑之一； 在遠期， 調整能源結構， 用低碳燃料或者無碳能源替代煤炭， 是減少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的最終途經。［27］（二）碳減排與中國能源結構、 產業結構和工業增長

林伯強、 蔣竺均（2009）利用傳統的環境庫茲涅茨模型模擬得出， 中國CO2庫茲涅茨曲線的理論拐點對應的人均收入是37170元， 即2020年。但實證預測表明， 拐點到2040年還沒有出現， 分析了影響中國人均CO2排放的主要因素后發現， 除了人均收入外， 能源強度， 產業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都對CO2排放有顯著影響， 特別是工業能源強度。提出降低中國CO2排放增長的關鍵是， 通過提高能源效率來降低能源強度， 建立透明的價格形成機制， 引導能源的合理消費和提高效率。［28］林伯強、 姚昕和劉希穎（2010）從供給和需求雙側管理來滿足能源需求的角度， 將CO2排放作為滿足能源需求的一個約束。通過模型得到反映節能和碳排放約束下的最優能源結構， 并通過CGE模型對能源結構變化的宏觀經濟影響進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 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 城市化進程以及煤炭的資源和價格優勢， 決定了中國目前重工化的產業結構和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所以， 現階段通過改變能源結構減排的空間不大， 應該通過提高能源效率等途徑來節能減排。［29］張友國（2010）研究得出： 1987年至2007年經濟發展方式的變化使中國的GDP碳排放強度下降了66.02%。指出：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扶持高新技術產業、 限制高耗能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 投資政策、 貿易政策等政策措施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并降低碳排放強度。建議進一步加大投入， 通過引進、 消化和吸收國際先進技術、 國際合作開發和自主創新等方式提高整個生產部門的能源利用技術。［30］張雷、 黃園淅、 李艷梅等（2010）研究發現： 東部地區的碳排放始終在全國占據著主導地位； 中部地區碳排放在全國的比重表現出穩中有降的態勢； 西部地區比重雖較小， 但基本保持著上升趨勢。通過分析中國碳排放區域格局變化的原因發現： 產業結構的演進決定著一次能源消費的基本空間格局， 地區產業結構多元化程度越成熟， 其一次能源消費的增速越減緩； 緩慢的一次能源消費結構變化是導致難以降低地區碳排放增長的關鍵原因。提出： 積極引導第三產業的發展， 加快產業結構的演進速率； 推行現代能源礦種的資源國際化進程， 最大限度地改善地區、 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的一次能源供應結構； 加大對非常規一次能源開發利用的研發力度。［31］陳詩一（2009）把能源消耗和CO2排放作為與傳統要素資本和勞動并列的投入要素引入超越對數生產函數來估算中國工業分行業的生產率， 并進行綠色增長核算。研究發現， 改革開發以來中國工業總體上已經實現了以技術驅動為特征的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 能源和資本是技術進步以外主要驅動中國工業增長的源泉， 勞動和排放增長貢獻較低， 甚至為負。指出為了最終實現中國工業的完全可持續發展， 必須進一步提高節能減排技術。［32］陳詩一（2010）設計了一個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的動態行為分析模型對中國工業從2009－2049年節能減排的損失和收益進行了模擬， 認為“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6%， 通過均勻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長率， 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在2039年達到最高峰， 其后繼續均勻減排至2049年的－1%的減排率”是通向中國未來雙贏發展的最優節能減排路徑。在此路徑下， 節能減排盡管在初期會造成一定的損失， 但從長期來看， 不僅會實現提高環境質量的既定目標， 而且能夠同時提高產出和生產率， 最終實現中國工業未來40年的雙贏發展。［33］通過對中國碳減排相關研究的回顧， 我們可以發現：影響中國碳排放的因素很多，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針對性的對策建議。這啟示我們： 在制定我國碳減排目標時， 需要綜合考慮產業結構、 能源結構、 能源利用效率、 技術水平、 發展階段、 地區發展等具體因素， 從戰略高度系統性地實施碳減排行動， 大力發展低碳經濟， 努力實現保護氣候和可持續發展的雙贏。

四、 展望與結語

綜上所述， 在文獻回顧和梳理的基礎上， 結合我國碳減排面臨的問題， 我們認為要注重以下幾方面的研究： （1）加強定量估算以增強全球碳減排方案科學性和可操作性方面的研究； （2）以人民幣為碳交易結算貨幣， 爭取碳定價權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方面的研究； （3）碳減排的市場機制和政策效應方面的研究； （4）碳減排與碳政治的關系研究。

何建坤、 陳文穎、 滕飛等（2009）為我國當前碳減排行動指明了方向， 即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在對外要努力爭取合理排放空間的同時， 對內要把應對氣候變化、 減緩碳排放作為國家的一項重要戰略， 統一認識， 提前部署。推進技術創新， 發展低碳能源技術， 提高能源效率， 優化能源結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消費方式， 走低碳發展的道路， 是我國協調經濟發展和保護氣候之間的根本途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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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Forecast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IAN Jia-tao, YU Shan-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Jiangsu, China）

第3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徑范文

【關鍵詞】低碳發展；碳排放強度；政策途徑；河南省

黨的十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總布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實現低碳發展，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建立促進低碳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是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門。河南是一個人口和經濟大省，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發展水平的提高，河南省碳排放強度雖然在明顯下降，但碳排放總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仍處于快速增長階段。如何促進并盡快實現低碳發展，促使碳排放庫茲涅茨曲線的倒U形拐點早日到來[1]，是中原崛起、河南振興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本文針對河南省碳排放的特征，結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形勢和趨勢，著重探討河南實現低碳發展的政策路徑。

1.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著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碳排放總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在逐漸增加，并且經濟產出的持續增長是河南省碳排放增長的主導因素，而且其作用的貢獻值與貢獻率還在不斷的上升。同時，在研究時段內，河南省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人均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間呈現出三次曲線的關系，而碳排放強度與人均GDP之間呈現出反比曲線的關系[2]。這說明，隨著人均GDP的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并非必然經歷一段時間的上升后逐漸下降，有可能出現反復，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如果沒有有效的宏觀經濟和環境政策的干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結果不會自然而然的實現。

發展是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基本要求和權利，經濟產出的增長是滿足人民生存與發展基本需求的必要條件。能源消耗作為維持經濟系統運行的一項基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家經濟活動的強度和滿足國民生活需要的能力。因此，經濟快速增長導致環境壓力上升是難以避免的[3]。特別是，河南省正處于工業化與城鎮化快速推進的發展階段，這是實現經濟騰飛和現代化的必經階段。目前，河南省以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對碳排放增加起到了加速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的產業結構調整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工業增加值和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地區GDP的比重一直在波動中上升。1998年，河南省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為45.0%，工業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為39.3%，到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河南省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已提高到56.9%，工業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達到51.9%。全球經濟危機以來，河南省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維持在56.3%-57.3%之間，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維持在50.7%-51.8%之間。在中部崛起戰略中，河南定位為國家的能源、原材料和裝備制造業基地，形成了機械、電力、建材、冶金、化工、煤炭、石油及天然氣、煙草等一批重點產業，這對碳排放的快速增加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雖然中原崛起、河南振興對經濟快速增長提出了客觀的要求，節能減排和降低碳排放的任務異常艱巨，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原崛起一定要走發達國家和地區那種“高投入、高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力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避免重走工業化老路的必然選擇。從節能減排的角度來看，河南省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應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重化工業領域，要進行資源整合，加快技術改造與產品升級換代，大力推進和推廣清潔煤技術；二是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環保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不斷提高低碳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盡快實現經濟結構從高碳產業主導向低碳產業主導的轉變。為此，必須改變落后的生產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走全面、協調、綠色、可持續的發展之路，盡快使河南省經濟完成從外延粗放型增長向內涵集約型發展的轉變，以更少的資源環境和碳排放低價，來維持中原快速崛起所需要的經濟增長速度。

2.大力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強度

目前，國際社會提出的碳排放減排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單位GDP能源消耗[3]。在河南省碳排放的抑制因素中，能源效率的作用比較顯著，是抵消經濟發展帶來的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因此，在能源消費持續增長、能源結構調整步履艱難的情況下，提高能源效率、節約能源是最有效的碳減排途徑。這不僅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根本轉變的戰略需要，也是減輕河南省經濟增長對能源高度依賴的一項長期戰略。要堅決淘汰落后產能，加大對先進節能技術的傾斜性投資，推動能源開采、轉換及利用環節各種創新技術的研發與推廣，在經濟上和技術上為提升能源效率提供必要的保證。同時，加大《節能法》宣傳貫徹力度，加快制定各行業《節能法》實施細則，建立并實施有關碳排放的法律法規、技術標準以及企業準入門檻，從法律、政策層面保障能源效率的持續提高。

3.積極改善能源結構，增加潔凈能源的比重

通過對河南省碳排放影響因素的計量分析，發現能源結構因素對碳排放的貢獻值為負值，是碳排放的重要抑制因素。從實證分析結果看，河南省能源結構調整進展緩慢，對抑制人均碳排放的貢獻比較小。1978年，河南能源消費中煤、石油、天然氣和水電的比例分別為92.3%、6.8%、0%、0.9%，而到2008年，這四者的比例為87.9%、7.92%、2.7%、1.5%，能源結構仍高度依賴煤炭，石油、天然氣和水電的比例僅略有增加。如果能通過能源替代，增加石油、天然氣、水電等潔清能源的比重，逐步改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這對抑制河南省碳排放的快速增長是極為有利的。為此，需要制定切實可行的能源結構調整規劃，一方面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積極扶持發展風電、水電、太陽能及生物質能項目，努力提升非化石能源的比重；另一方面，在化石能源中，增加相對低碳的天然氣的使用，是能源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戰略方向。目前，天然氣在河南省一次能源消費中比例還不到3%，這與世界平均高于25%的水平相比，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要加快能源領域的體制改革，通過深化市場和價格機制、政策宏觀調控以及實施有關產業政策，理順能源價格，積極引導能源生產與消費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切實改變高度依賴煤炭的結構，大幅度提升潔清能源的比重。

4.結合行業特性，制定差異化的行業節能減排政策

河南省工業行業間直接碳排放存在明顯差異性，可以劃分為直接碳排放量和直接碳排放強度都較高的高碳行業、直接碳排放量較大和直接碳排放強度較低的中碳行業、直接碳排放量和直接碳排放強度都較小的低碳行業以及直接碳排放量較小、直接碳排放強度較高的碳排放關注行業4種類型[4]。由于產業部門之間存在著投入產出的關聯效應，由這種關聯效應所引發的間接碳排放也不容忽視，且在一些行業中占有較高比重。因此，針對工業行業間碳排放的差異性，減排政策需要具有行業針對性。

對于高碳行業，由于其是工業碳排放的主要排放源，因此應作為碳減排的主要對象。改善能源投入結構、提高行業技術和能源利用效率，關停一些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嚴重、能源消耗量大的落后產能，是該類行業節能減排的政策重點。對于中碳行業，其也是工業直接碳排放的重點部門，改善能源投入結構，控制排放總量是一個有效途徑。而對于碳排放關注行業，提高行業技術和能源利用效率，同時，鼓勵新型燃料的生產和使用，降低碳排放強度是減排政策的著力點。

此外，在制定節能減排政策時，間接碳排放需要引起重視。如金屬制品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等部門，雖然對化石能源的依賴程度不大，直接碳排放量較小，但該類產業具有較強的產業關聯效應和較長產業鏈，對其他產業的碳排放需求較大，間接碳排放在其碳排放中占有很高比重。提高這些部門中間產品的利用效率，減少中間消耗，應作為促進這些部門發展的政策重點。

5.針對區域差異，制定分區域的節能減排政策

由于經濟結構、發展階段、地理條件以及區域政策等方面的差異，河南省低碳發展與碳排放特征的區域差異非常明顯，可以劃分為低碳發展水平高，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率高的低碳經濟區；低碳發展水平高，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水平和城市化率低的偽低碳經濟區；低碳發展水平低，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水平和城鎮化水平高的高碳經濟區等三種類型。針對區域特性，如何制定科學有效的區域差異化的減排政策，對于促進河南省低碳經濟發展與節能減排整體目標的實現十分關鍵。

對于以鄭州、洛陽等為代表的低碳經濟區，如何繼續保持經濟增長、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推進和低碳經濟發展的“同步”是政策的著眼點，繼續發展綠色環保、技術先進的產業，保持合理的產業結構和高效的能源利用效率十分關鍵；對于以焦作、濟源等為代表的高碳經濟區，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結構調整，促進結構轉型與升級，改變資源型經濟的局面，提高資源和能源投入的利用效率，發揮規模經濟優勢十分重要；對于以周口、駐馬店、信陽和南陽等為代表的偽低碳經濟區，如何改變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技術進步的低水平發展，防止隨著經濟的增長、工業化的不斷推進與城市的擴展而帶來的高排放出現則應成為政策的著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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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徑范文

關鍵詞 低碳經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能源消費；碳排放；碳排放強度

中圖分類號 F2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1-0064-06 [WTHZ]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12

縱觀國內學者對碳排放方面的研究，多數從國家和省域層面研究碳排放與經濟增長演進、碳排放與能源結構演進、碳排放估算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分析與碳稅減排政策設計、碳排放與工業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從市域角度來對碳排放進行測算和研究相關關系的不多，主要集中在對上海能源消費碳排放的研究等［1-14］。相關研究均未涉及到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層面，市域碳排放量大部分來源于工業企業化石能源消耗和水泥生產過程的二氧化碳排放，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占所有工業企業碳排放量的絕大部分。本文對湘潭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進行實證分析，為湘潭市市政府和兩型辦制定湘潭市低碳經濟示范市發展戰略提供數據支持的同時，也可為其他省市如何降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碳排放強度提供借鑒。

1 湘潭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能源消耗碳排放特征與趨勢分析1.1 1999-2008年湘潭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化石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總體趨勢分析按照國家統計局編制的《能源統計報表制度》的要求,能源消費量分為能源終端消費量、能源加工轉換損失量(投入量－產生量) 和能源損失(包括運輸和輸配損失)量3個部分。能源終端消費產生的碳排放占重要地位，包括原煤、洗精煤、原油、天然氣、焦炭、焦爐煤氣、汽油、煤油、柴油、液化石油氣、其他石油制品、其他焦化產品、熱力、電力等。電力既有本區域內火力發電也有區域外來電，直接根據能源消費量或一次能源消費量計算碳排放有一定的誤差［3］。湘潭市的電力消費既有本地火力發電也有市外來電，熱力主要是本市供熱，其碳排放是按火力發電和供熱投入的能源計算，不再計算能源終端消費部門熱力和電力的碳排放。湘潭市1999-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化石能源消耗量數據根據2000-2007年《湘潭統計年鑒》、《湘潭改革開放30年》和《湘潭經濟社會發展60年》中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能源購進、消費與庫存情況和能源加工轉換工業企業能源購進、消費與庫存附表情況表整理而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工業增加值數據來源于《湘潭經濟社會發展60年》［7-8］。

能源消費碳排放量計算，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IPCC）碳排放計算指南，結合湘潭市能源統計數據的特點，采用以下公式計算：A =∑12i=1Bi×Ci 。式中，A 為碳排放量，單位t；Bi 為能源i消費量，按標準煤計算，單位噸；Ci為能源i碳排放系數，單位t/t；i為能源種類，取19類(見表1)。湘潭市主要消費能源的碳排放系數來源于IPCC碳排放計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數據以J為單位，為與統計數據單位一致，將能量單位轉化成標準煤，具體轉化系數為1t標準煤等于21 930GJ。各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見表1。碳排放強度的計算公式為：D=E/F，式中D為碳排放強度，E為碳排放量，F為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湘潭市1999-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化石能源消費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

鄧明君：湘潭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能源消耗碳排放分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年 第1期表1 各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

從湘潭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能源數據上可以看出，未統計外來電力的情形下，總體上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和焦炭的消耗占了所有化石燃料消耗（折合標準煤）的99%左右。湘潭市通過調整能源結構來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還存在很大空間。如圖1所示，十年來湘潭市規模以上工業化石燃料消耗的碳排放量呈不斷上升趨勢。2003-2007年，湘潭市新型工業化加速推進，工業連續五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完成了湘鋼600萬t鋼技改、電廠二期等重大項目建成投產，工業化進程使得2003-2007年湘潭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碳排放量上升很快，到2008年趨于平穩。從圖1可看出，湘潭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碳排放強度不斷下降，從2003年以來下降很快，2006-2008年碳排放強度從2.92降到了1.79，在碳排放量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如此大的降幅非常難。這主要得益于：①2006年前，湘潭市圍繞重點行業節能降耗，開展創新性技術攻關，突破了一批瓶頸技術，開發并應用了一批重大節能新技術、新工藝和新裝備；②2007年初湘潭市制定了《節能減排科技支撐行動方案》，全面實施了“1126工程”，即：通過攻克10項關鍵技術和共性技術，推廣10項持，重點打造了裝備制造業、精品鋼材、新能源設備、小轎車等四大產業基地，這使得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農副食品加工業、金屬制品業、食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塑料制品業的能源消耗加快，碳排放量上漲較快。2008年，湘潭市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由于有新企業進入或原企業產能擴大導致該行業能源消耗量猛增，碳排放量變化大。根據國家相關政策，湘潭市進一步加快了淘汰落后產能的工作力度，在“上大壓小”的原則指引下，2007年關閉了10戶小火電，這使得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的碳排放量在2008年下降較快。

1.3 2005-2008年湘潭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重點企業碳排放特征及趨勢分析根據湘潭市1999-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噸標準煤的排放系數均值（0.7 648），本文測算得到湘潭市重點工業企業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強度數據，結果如表4所示。原數據有30家重點企業，由于有個別企業改制、停產、破產，本文只選擇了其中的27家企業，分析其碳排放的特征及趨勢。

從表4可以看出，2005至2008年，湘潭市重點企業中多數企業的碳排放強度均處于平穩下降的趨勢，重點企業中的幾大能源消耗大戶，碳排放強度下降明顯。這主要源于：①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湘潭電化集團有限公司建立熱電聯產項目，采用循環鍋爐后，遵循能源梯級利用原則，年節省原煤1.1萬t，節水60萬t。湘潭鋼鐵有限公司先后投入10多億元進行循環節能技術改造，基本實現了燒結、高爐、轉爐、棒材等工序設備冷卻水與廢水的循環利用。為消化煙氣脫硫裝置所產生的廢渣，湘潭電廠與其他企業合資興建了一條利用廢渣生產紙面石膏板的生產線，年產石膏板3 000萬m2，使每年近20萬t工業廢渣得到綜合利用，這使得湘潭電廠2008年的碳排放量明顯下降；②大力推進科技創新。2006年在鋼鐵企業重點推廣“三干三利用”（即焦爐、轉爐和轉爐煤氣干式除塵技術及對水、煤氣和固體廢渣的綜合利用技術），全市鋼鐵企業綜合能耗下降了8.89%。2008年湖南韶峰建材有限責任公司完成了2 500 t/d干法窯熟料冷卻機節能技術改造，建成了8 000 KW的余熱發電系統，實現年發電5 343萬KWh，節約標準煤18 829噸/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47 072噸/年；③節能工程建設。2007年，湘潭市完成了30家重點能耗企業中6 700臺老式電機與老式變壓器80%的更新改造。2008年湘潭市狠抓工程減排，進行“以氣代油”、“以氣代煤”改造；④充分發揮企業重組改制的作用。引進中國五礦集團重組湖南鐵合金廠，成立五礦（湖南）鐵合金有限責任公司，公司能源消耗的碳排放強度在重組后發生戲劇性變化。湖南金宏泰肥業有限公司的碳排放強度在公司改制后變化顯著。

2 結論與啟示

理論上，工業碳排放強度包括行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能源強度和碳排放系數4個影響因素［9］，還有學者指出建立節能激勵機制、加強能源技術領域研發力度與國際合作、優化外貿結構等措施也能夠較好地降低區域碳排放強度。但現實中，深入貫徹實施這些政策、制度和措施卻非易事，需要政府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制定好規劃，建立節能的長效機制。地處長株潭“兩型社會”改革試驗區的湘潭市通過實際行動高效可持續地降低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碳排放強度，碳排放強度變化驅動力主要來源于以下幾方面：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加快節能工程建設、大力推進科技創新、發展循環經濟和企業重組。同時，湘潭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降低碳排放強度還有很大空間，還需要進一步淘汰高能耗的設備和改進生產工藝，提高天然氣、風能等清潔能源的使用比例。

湘潭市降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碳排放強度的成功經驗在于：湘潭市通過“以政府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節能減排模式，很好地運用了“結構節能、技術技能和制度（或管理）節能”三種節能途徑，解決了當前節能工作普遍存在的“政府動員多、企業和消費者行動少，號召多、具體措施少，行政性手段多、經濟與法律手段少”三多三少問題［10］。對于其它省市來說，未來為了實現區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碳排放強度降低目標，必須制定完善的區域節能減排規劃，還需要政府加強產學研知識轉移的渠道建設和維護――即政府在宏觀上調控和指導大學與科研機構以及產業的發展和研究方向，成立產業基金和科研基金來促進企業和大學科研機構的合作，建立產業和大學科研機構的信息交互平臺［11］，使區域節能減排科技發展獲得高校與科研院所等相關專家的支持。同時，在招商引資和承接產業轉移時，目標必須著力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在合作支點上，突出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打造低碳經濟園區，減少化石能源消費。最后，建議建立并實施碳排放強度考核制度，探索市域溫室氣體排放控制機制，在特定區域或行業內探索性開展碳排放交易，兌現我國在碳排放強度控制上對全世界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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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arbon Emission of Municipalscal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Xiangtan City

DENG MingJun

(Business School，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China)

第5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徑范文

金融發展是合理估計碳排放需求，制定和實施碳減排政策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利用狀態空間模型，實證研究了北京市金融發展對碳排放量的動態影響。結果發現：首先，北京市金融發展與碳排放量之間存在顯著的長期均衡比例隨時間變化的協整關系；其次，北京市金融發展對碳排放量的影響具有典型的時變特征，在樣本區間內，其影響程度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另外，北京市金融發展對碳排放量的貢獻顯著小于經濟發展的貢獻，具體而言，穩定狀態時它們對碳排放的貢獻分別為7%和78%左右。

關鍵詞：

金融發展；碳排放；經濟發展；狀態空間模型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機動車保有量的增多，北京市CO2排放量逐年上升，溫室氣體減排壓力艱巨。為了緩解由CO2等溫室氣體帶來的環境問題，世界各國都在進行相關研究和實踐，尋求有效的碳減排途徑、合理估計碳減排需求成為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的重要努力方向。特別是2007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1]以來，相關研究方興未艾[2]。近些年國際上出現了部分文獻討論金融發展對能源消費、碳排放的影響，但是結論并不一致。部分文獻認為，金融發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業融資和各種技術創新活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能源使用效率，有利于節能減排。Tamazian等（2009）[3]認為，金融發展有助于促進高新技術企業上市、企業技術創新，從而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進低碳經濟發展；Jalil等（2011）[4]認為中國金融發展沒有對環境造成危害，反而促進了環境保護，并且中國碳排放量從長期看主要取決于人均收入、能源消費以及貿易開放程度。Ozturk等（2013）[5]認為，從長期看，金融發展對人均碳排放量并沒有顯著影響。Birdsall等（1992）[6]研究指出，金融發展能夠吸引FDI和高水平的研發投資以促進技術進步，進而推動環境質量提升，而且也會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利用新技術的激勵和機會，幫助他們生產清潔的和環境友好的產品，最終廣泛提高全球環境質量并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但是，也有部分文獻通過實證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內涵豐富，發展程度越高，可能會增加對高耗能、高排放設備或器件的使用，從而推動能源消費和碳排放上升。例如，郭郡郡等（2012）[7]利用多國數據實證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與碳排放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Zhang（2011）[8]則基于中國金融發展的特殊情況，從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金融中介、金融市場等多個角度研究了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發現中國金融發展是推動碳排放上升的重要因素，特別是金融中介規模的擴大顯著推動碳排放的增加。另外，從研究方法看，現有文獻討論金融發展與碳排放的關系時，基本上是采用自回歸模型[9]、動態最小二乘法模型[10]等固定參數的方法，得到的結果基本上是靜態的，難以表現金融結構、經濟結構的動態特征，結論往往較為籠統。鑒于此，本文將采用狀態空間模型這種變參數方法[11-12]定量討論北京市金融發展與碳排放之間的動態關系，為北京市有關部門制定碳減排政策提供參考依據。

一、數據說明與模型方法

（一）數據說明由于中國金融發展以金融中介規模擴張為主要特征，北京市也不例外，同時由于金融中介效率、金融市場等方面的數據并不完整，因此，本文討論的金融發展僅考慮金融中介規模，并采用由美國經濟學家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關比率（FIR）[13]來衡量，具體計算公式如式（1）所示。其中，FIRt為北京市第t年的金融相關比率；CRt代表北京市第t年中資銀行貸款總額；GDPt代表北京市第t年的地區生產總值。同時，本文選取北京市人均實際GDP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按1980年可比價計算。此外，由于人類消耗各種能源所產生的CO2是溫室效應產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基于北京市能源終端消費值，通過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推薦的碳排放系數（即0.67）[14]換算得到北京市歷年CO2排放量。本文選擇的樣本區間為1980—2011年，相關數據來自《北京統計年鑒（2012）》。由于對數據取對數后不改變變量之間原有的關系，并能使變量趨勢線性化，消除異方差，因此本文對變量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分別以lnTCE、lnFIR、lnGDP表示取自然對數后的CO2排放量、金融相關比率以及人均實際GDP。

（二）模型方法本文運用狀態空間模型考察北京市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動態影響。利用狀態空間形式表示動態系統主要有兩個優點：第一，狀態空間模型將不可觀測的變量（狀態變量）納入可觀測模型，并與其一起得到估計結果；第二，狀態空間模型是利用全局優化的卡爾曼濾波（KalmanFilter）算法[15]估計動態參數。

二、實證研究結果分析

（一）碳排量與金融發展的時變均衡關系為了考察所有變量的平穩性，本文采用擴展的Dickey-Fuller（ADF）方法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可見，lnTCE、lnFIR和lnGDP的水平序列都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水平序列并不平穩。但是，一階差分后，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明所有變量在進行一階差分之后都顯示出平穩性，因此可認為在樣本區間內，北京市CO2排放量、金融發展、經濟發展三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首先采用固定參數協整方程考察北京市碳排放量與金融發展、經濟發展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根據EG兩步法，采用ADF方法檢驗協整回歸的殘差序列，結果表明固定參數協整回歸的殘差并不平穩（如表2所示），這表明基于OLS回歸即平均意義下，北京市碳排放量與金融發展、經濟發展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進一步，我們根據王海鵬等[16]的做法，對時變參數協整方程（2）中的殘差序列εt進行ADF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可見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時變參數模型的殘差是平穩序列，這表明采用狀態空間模型刻畫北京市碳排放量與金融發展、經濟發展之間的時變參數協整關系是合適的，得到的結果是可靠的。尤其要指出的是，這些變量之間并不具有固定比價的長期均衡協整關系，但是存在長期均衡比例不斷變化的協整關系，換言之，北京市碳排放量與金融發展之間的固定參數回歸是偽回歸，但這并不妨礙它們之間存在的時變均衡關系。

（二）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時變影響分析利用Kalman濾波算法估計狀態空間模型（2）①，得到時變狀態變量如圖1和圖2所示。可見，樣本區間內，北京市金融發展、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都具有時變特征，傳統的固定系數模型并不能準確估計它們的影響機制。具體而言，從時變狀態變量的演變趨勢中，得到的發現主要如下：1.北京市金融發展對碳排放量的影響是時變的，在不同時間階段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從圖1中可以發現，在1980—1994年期間，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程度（at）的變化較為平穩，始終維持在0.03~0.12之間的水平，同時在此期間，該系數始終為正值，說明總體上來看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是正向的，即金融發展促進了碳排放量的增加。其中，at值在1984年出現了較大缺口，其原因估計是在當時出現了國企股份制改革，金融行業活躍，在同年成立的工商銀行更是為市場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保證，而在金融體系活躍開始時，金融發展對于碳排放的影響必須通過金融業促進工業、交通行業等高耗能高排放行業快速發展才能實現，而該過程較為復雜并不能很快進行傳遞，由此出現了1984年的缺口。而狀態變量at在1985年、1986年迅速反彈也說明了金融發展影響碳排放量是有時間滯后性的。1994年后，at的值迅速減小，并在1995年跌為負值，在1998年跌至谷底，約為-0.15左右。這個波谷的形成與1997—1998年席卷整個亞洲的金融危機有密切關系，當年金融行業大幅衰退使得金融發展不足以推動經濟增長而對碳排放量產生正向影響，反而出現了負相關的情況。隨后幾年，由于金融危機逐步復蘇，整個金融環境開始好轉，于是又出現了狀態變量的快速反彈，并在2007年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其中，2008年狀態變量有所下降，其原因估計為美國次貸危機，但此次金融危機中北京市并不是主要受災區，故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程度只出現了小幅震蕩。2.經濟發展對碳排放量的影響始終是正向的，整體上揚。經濟發展對碳排放量的影響程度始終為正，表明經濟發展一直是推動碳排放上升的重要因素；而其影響程度持續上揚，進一步表明高耗能、高排放產業和設備在北京市經濟發展中仍占據重要角色；而且，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程度明顯強于金融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經濟發展在碳排放量急劇上升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可見，經濟發展仍然是驅動北京市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因素，調整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有效碳減排的關鍵途徑。

（三）碳排放量的預測方差分解采用預測方差分解方法比較分析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沖擊對碳排放量變化的貢獻率，評價兩者的相對重要性。結果如圖3所示。研究發現，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對碳排放量波動的貢獻率均逐漸增加，之后分別穩定于7%和78%。此外，研究還發現，在第6期以前，碳排放量波動主要的貢獻者是其自身，此后，經濟發展的貢獻率超過碳排放量本身，在系統趨于平穩時，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相對最高，金融發展的貢獻率略低于碳排放量自身。

三、主要結論

第6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徑范文

內容摘要：本文從碳排放權形成的原因、碳排放權主客體的關系以及低碳經濟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分析了產權理論對低碳經濟的作用機理，提出了以產權明晰為前提，市場交易為基礎，公眾參與為重點，技術創新為關鍵，產權保護為保障的低碳經濟發展“五力”模型。

關鍵詞：低碳經濟 產權理論 碳排放權

“低碳經濟”最早是由英國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書《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中提出的，是指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實施一場能源革命，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從而減緩氣候變化。近幾年來，如何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當前，學者從產權理論角度對低碳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立與交易障礙的排除上。國內最早用產權理論分析低碳經濟的是天博士（2007），他對碳排放權的特征進行了界定，認為碳排放權具有稀缺性、強制性、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特征，提出構建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建議。張國豐（2010）通過對國內外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現狀進行分析，認為要從初始配額分配制度、市場機制和法律制度方面發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張鵬（2010）從知識產權的角度論述了知識產權制度應在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上對低碳技術創新給以回應。然而，還沒有學者從產權理論的視角對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進行分析。

相關理論概述

（一）外部性理論

產權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外部性是指那些生產或消費對其他團體強征了不可補償的成本或給予了無需補償的收益的情形”。外部性一般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如果經濟主體的行為對他人產生不利的影響，使他人成本增加或收益減少，就稱為負外部性；如果這種影響是有利的，使他人成本減少或收益增加，就稱為正外部性。外部性會影響社會的資源配置，外部性的存在是環境污染產生的根源，解決外部性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外部性內在化。福利經濟學派的庇古從政府管制的角度提出采用征稅的方式促進外部成本的內部化，產權經濟學派的科斯從市場角度提出通過產權的界定和市場交易來解決外部性問題，為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產權理論

阿爾欽將產權定義為：“是一種通過社會強制而實現的對其經濟物品的多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他強調的產權不僅是一種權利，而且也是一種制度安排，規定了每個人對應于物時的行為規范，要求每個人都必須遵守這一行為準則，若有違反就要受到相應的懲罰，體現了產權在維護人們對資產的排他性權威。經濟學家科斯指出庇古稅在解決外部性問題上存在一定的弊端，認為通過懲罰的方式并不能實現社會資源效用的最大化。在產權明晰且交易成本很低的情況下，私人之間達成的契約或通過市場交易的方式照樣可以實現外部性內部化，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通過對大氣資源產權的清晰界定以及合理的制度安排，通過產權分配、拍賣等方式為沒有市場的大氣資源建立起市場，讓價格機制來調節大氣資源的供需是實現環境污染外部性內在化的一種有效方式，其中，產權的清晰界定和交易成本的盡量降低成為推進大氣資源市場化的關鍵。

產權制度對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

產權制度具有激勵約束功能、資源配置功能、外部性內在化功能。產權功能通過一定的方式能夠對碳排放權制度的形成產生作用。激勵約束功能主要通過產權明晰和產權保護來實現，明晰的產權具有排他性的功能，形成了財產的私有化，為產權交易提供了前提。產權的保護約束了人們對排他性產權的侵犯，激勵了人們對碳排放權的取得與占有；技術創新具有外溢效應，創新主體就要求將技術創新的外部效益進行外部性內部化。產權保護制度的確立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外部性內部化的效果，保障了技術創新主體的利益；在產權明晰和產權保護的前提下，碳排放權才能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使產權從低效率人的手中轉移到高效率的人手中，這體現了產權的資源配置功能，如圖1所示。

（一）碳排放權形成的原因分析

碳排放權是“發生在人類保護環境過程中產生的國與國之間、國家與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為順利完成對溫室氣體的減排任務而形成排放配額的交易行為”。碳排放權的形成是為了保護大氣環境不再惡化的必然結果。隨著人類排放二氧化碳的增多，大氣環境逐步惡化，大氣環境的容量在逐步縮小，大氣資源成了稀缺資源。如2圖所示，大氣是公共資源，體現了公眾利益，由于大氣資源的稀缺性，使得碳排放權成為了有價商品，某些企業在經營和發展過程中又不得不排放二氧化碳，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與企業收益成正比關系。因此，排放二氧化碳能給企業帶來經濟上的利益。在沒有對個體行為進行約束的情況下，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會盡可能多的向大氣排放二氧化碳，從而造成大氣環境的破壞，侵占了公眾利益，甚至造成“公地悲劇”。因此，為了維護大氣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避免個人對公眾利益的無限制侵害，就要通過碳排放權的初始分配和使用權的限定對私人行為進行約束。要對碳排放量進行初始分配，就要對大氣環境容量進行一個衡量。碳排放權的計量要以大氣環境的總體容量為依據，通過對大氣容量的衡量，將其量化成可計量的碳排放權，再將碳排放權按一定規則分配給個體或者組織使用。

（二）碳排放權的權利主客體關系分析

碳排放權的權利構成分為碳排放權的主體與客體，產權的主體是全體人民，國家是產權的代表，企業或其他組織是產權的使用者，產權的客體則是大氣資源（見圖3）。大氣環境的產權屬于人類共同所有，在一個國家內部，碳排放權的主體應該屬于全體人民所有，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碳排放的所有權。全體人民委托國家對產權進行管理和調控，國家及地方各級政府是碳排放權的代表，國家享有分配權，必須依據一定的規則將使用權分配給每一個經濟實體。每個經濟實體在獲得國家分配的碳排放權的使用權的同時，也具有對碳排放權的收益權。也就是允許有富余碳排放權的企業或組織對碳排放的使用權進行自愿的交易，其目的在于實現碳排放權的優化配置。當企業的使用量超過初始分配額時，企業就要通過碳權交易市場進行購買碳排放權；當企業的使用量低于初始分配額時，可以將剩余部分在碳交易市場上進行交易，或者留作企業資產的一部分。

（三）低碳經濟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

低碳經濟涉及到的相關利益主體主要包括政府、企業、公眾和中介機構。政府通過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各項政策及其配套設施來引導社會低碳化發展，促進低碳能源的開發，提高低碳技術的創新能力。政府是宏觀政策的制定者，對低碳經濟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企業是實現低碳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企業通過引進低碳技術、更改產品生產工藝、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從而實現低碳生產。公眾對低碳經濟的認識程度，決定了其參與低碳經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公眾行為和消費方式的低碳化，不僅能給企業的低碳生產帶來動力，而且還能推動整個社會的低碳化發展。公眾參與度的高低直接決定了低碳經濟能否盡快落實和快速發展。中介包括各種環保組織、各類交易機構、高校學術團體等，他們為政府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務，為碳排放權提供交易平臺，對低碳經濟的落實起到橋梁的作用。政府、企業、公眾、中介四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同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見圖4）。

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五力模型”

根據產權理論，本文認為將大氣公共資源的碳排放權進行私有化后，通過引入市場交易制度，在利益機制的作用下，可以促進碳排放權的合理分配，實現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為此可以建立一個以產權明晰為前提，市場交易為基礎，公眾參與為重點，技術創新為關鍵，產權保護為保障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型（見圖5）。

產權明晰就是指必須將碳排放權能夠準確的分配到每一個經濟個體中，并能就碳排放量進行一個準確的評估與核算。同時，要明確碳排放權的主體、客體以及產權代表之間的權利關系，明確碳排放權的使用權、收益權、占有權、轉讓權的流動原則和流動方式。產權交易制度的建立是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基礎。碳排放權只有能夠在市場上進行自由的交易，才能激發人們節能減排的積極性，實現碳排放權的優化配置。產權交易制度必須處理好市場交易的價格問題，保證市場價格能夠放映市場的供需狀況，并能夠采用一系列措施來維護交易價格的穩定，避免出現惡性競爭和權力尋租的行為。

公眾是低碳經濟的直接參與者，公眾能否正確認識低碳經濟發展的意義，改變原有高碳生活消費方式，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重點。產權制度可以通過設置合理的利益機制來引導公眾積極主動參與低碳經濟的發展。公眾參與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既可以是本身直接進行低碳減排行為，也可以通過投資方式支持低碳事業的發展。公眾的廣泛參與，并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才能更好的促進低碳經濟在社會上遍地開花，生根結果。技術創新是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關鍵。產權制度通過產權保護制度能夠較好的促進低碳技術創新。低碳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實行節能減排，而實現節能減排需要依靠能源結構的調整，需要依靠科技的進步。新能源的開發、低碳技術的創新能夠從根本上改變過去高碳的生產、消費方式。技術創新需要一個良好的外在環境機制，國家應培養相應的人才并投入足夠的資金來進行技術研發，建立技術研發的支持體系。

產權保護制度明確了產權的取得程序，以及行使產權的原則方法和保護范圍，是其他各個要素落實的根本保證。只有通過合理的產權保護制度，才能清楚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才能對違背制度的行為給以相應的懲罰，才能更好的保護產權所有者的利益。低碳經濟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如何進一步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依靠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科學的產權制度，更需要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和一致努力。低碳經濟是未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是改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矛盾的必然選擇，是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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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浩.現代企業理論教程[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4.于天飛.碳排放權的產權分析[J].東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

第7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徑范文

內容提要隨著氣候問題的日益突出，世界各國關于碳排放的討論也日益升溫，“碳幣”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12月19日達成的《哥本哈根協議》(草案)是各國對碳排放問題討論的階段性成果，但同時也是“碳幣時代”的原始規則。而規則的制定者，在日后的低碳經濟中，毋庸置疑地掌控著更多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如何兼顧經濟的恢復發展和合理地降低碳排放，為“碳幣時代”的到來打下基礎，成了世界各國努力的方向。

關鍵詞碳幣碳排放權交易低碳經濟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還沒有完全散去的背景下，世界各國在致力于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同時，對碳排放問題的爭論不但沒有暫時放緩，更有著愈演愈烈的趨勢。尤其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減排計劃似乎有著空前的熱情——在制定自己國家減排目標的同時，更是“積極”地制定出發展中國家的減排目標，這似乎可以看作是發達國家為經濟復蘇和經濟轉型所做出的努力。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金融市場上對美國制定的減排計劃的高調反映，一些金融機構對此計劃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支持，這樣的態度不僅僅是因為減排計劃在給經濟帶來新的增長點的同時，也給金融市場帶來了新的盈利和創新空間；更是因為按照發達國家意志制定的減排計劃一旦實施，碳排放權的交易將會推動碳幣時代的到來。這樣一來，這些所謂的游戲規則制定者將會以碳幣為工具，迎接屬于他們的碳幣時代。因此，我們要看到減排計劃背后所醞釀的碳幣，在碳幣時代到來之前掌握先機。

一、碳幣及其生成的歷史條件

(一)碳幣

首先要明確的是，碳幣并不是一種像金屬幣、紙幣、電子貨幣等那樣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的貨幣形態，它是一個意想中的貨幣體系，也可以說是一個衡量世界上各種貨幣幣值的新標準。甚至有人將其理解為一種貨幣本位，像金本位和虛金本位制那樣，使信用貨幣和“碳”關聯起來，進而影響到某一種貨幣在世界市場上的信用地位和幣值。目前我國對碳幣的定義為：碳額度與黃金額度可以互換并作為國際貨幣的基礎(戴星，2009)，其在世界范圍內的準確定義和衡量標準還沒形成，不過很明顯的是，在“碳幣體系”下，除了一國的經濟實力和黃金儲備，碳排放額度將會成為影響該國貨幣地位和幣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二)碳幣生成的歷史條件

促成碳幣誕生的最直接因素是國家之間碳排放權的交易(CDM)。1997年通過了《京都議定書》之后，世界各國開始努力降低碳排放以達到該協議所規定的減排目標。但是短時間內降低碳排放量不僅需要大量的社會經濟和技術資源，更有可能由此引發社會各部門之間的資源配置失衡。即便不會給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帶來嚴重的沖擊，但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這當然是發達國家不愿意面對的結果。《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發達國家從2005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則在2012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這個時間差便成了國家之間進行碳排放權交易的條件之一。

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以后，世界各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就要在2012年之前完成該協議規定的減排目標(與1990年的碳排放量相比)。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各國家地區之間的減排任務差距較大，這主要是由于各國的歷史排放量、經濟和技術實力不同，所要承擔的減排任務也不盡相同。從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的舉動我們可以看出，這一目標對于一些國家來說并不是很輕松就能實現的，或者說要實現該目標勢必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而美國這樣的國家是不愿意用放松經濟發展的步伐來換得該目標的實現的。對于其他國家來說，要么通過采用新技術或者轉變能耗模式來實現這一減排目標，要么就向率先完成減排目標的國家或者像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購買碳排放權力，即以付出貨幣的形式將自己的減排任務轉移出去。如果購買碳排放權的實際成本要小于該國在短時間內實行本土減排而付出的成本，那么碳排放權的交易無疑就成了這些發達國家的首選。

以歐盟為例，1990年歐盟的碳排放量約為4.57億噸，我們假設歐盟每年按1％的速度降低碳排放量，則2008年其減排任務在300萬噸左右。在歐洲市場上2008年的碳排放交易價格約為30歐元／噸，而在中國市場上大約為10歐元／噸，這就意味著如果歐盟將減排任務完全轉移到中國要比完全轉移到歐洲市場上節省6000萬歐元，而同樣完成了減排目標。對于中國來說，歐盟所支付的減排價格則可以轉化成中國的外匯儲備。當然這只是一個簡單假設的例子，不過足以說明在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碳排放交易空間。

隨著《哥本哈根協議》(草案)的制定，國際市場上的碳排放交易會越來越多，而碳排放的交易價格也會逐漸上漲。很明顯的，碳排放權的交易已經開始影響到國家或者地區之間的貨幣關系，但是這樣以碳排放權交易為紐帶的貨幣關系還不是“碳幣體系”。隨著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創新和碳金融產品的出現，碳排放權交易將會逐步在金融市場上顯示出其對世界貨幣體系的影響力。

二、“碳幣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迫于緩解氣候問題和《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協議》等國際規則的壓力，世界各國將會逐步降低碳排放量。但是如前所說，并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可以或者愿意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減排目標。這樣一來，世界市場上的碳排放權交易會越來越繁榮，碳排放權也會逐漸成為各國貨幣之間的一條紐帶。目前世界金融市場上的一些金融機構已經開始提議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來適應碳交易市場的發展，比如碳排放權期貨和現貨。這些金融產品使得各國在金融市場上可以直接進行碳排放權的交易。如我們所知，目前在世界金融市場上影響各國貨幣的主要金融產品有黃金和石油，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創新以及碳排放權交易的日益繁榮，如果碳排放權也進入到金融市場，將會成為和黃金、石油并列的影響貨幣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這個時候，碳幣便基本上形成了雛形。

可見，在2012年以后隨著發展中國家也開始肩負起減排責任，碳排放權貨幣化的速度會進一步加快。即便是碳排放權擁有了貨幣職能，碳幣體系在發展過程中依然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

(一)碳幣體系下的貨幣本位問題

之前已提到，目前一些人將碳幣理解為一種新的貨幣本位，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對碳幣的片面理解。因為隨著金屬貨幣退出歷史舞臺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信用貨幣逐步占領了市場并且適應著經濟的發展，但是信用貨幣背后依然有著國家黃金儲備和國家信用的支撐，這也是信用貨幣的基礎。碳幣不同于黃金和國家信用，它最初是一種由部分國家制定出的規則而促成的交易，這種交易在未來的金融市場中又變成了一種金融產品，而最終這種金融產品被賦予了貨幣的職能。所以我們可以說，支撐碳幣的是由人為規定的碳排放目標和在碳排放權交易中形成的“交易信用關系”。更何況碳排放目標的制定和類似于《哥本哈根協議》之類的國際規則不可能代表所有國家的利益，所以這種信用關系本身就帶有著比國家信用更多的不確定性和不平等性。如果這種碳排放權交易的信用關系也充當了信用貨幣的貨幣本位，那么它在給世界金融市場帶來更大風險的同時，勢必也會給國際貨幣體系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使世界貨幣體系變得更加脆弱。在未來的碳幣時代，究竟什么會充當碳幣的貨幣本位——依舊是黃金，還是帶有碳排放權交易信用的參考一攬子貨幣幣值的多重本位制?這將是世界各國努力的方向之一。

(二)碳幣的發行權問題

無可厚非的，碳排放權的制定者可以根據自身狀況制定出更有利于該國的減排目標。以美國為例，假如《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目標到期以后，美國在2032年新的減排目標是比2012年降低10％。如果以其自身的實力來看，到2022年美國就有可能實現該減排目標，那么美國就可以將剩下十年的減排能力通過金融市場交易出去，這也就意味著美國擁有了十年的碳幣發行權，而其究竟有多少的碳幣發行量，就要看他自身的減排能力了，我們可以簡單的計算一下：

如果美國擁有著到2032年可以實現比2012年降低30％的減排能力，那么他額外擁有的碳排放權就是：2012年碳排放量×(30％-10％)=A；假設2022年到2032年的碳排放權交易的均價為P，那么A×P=Q，Q就是美國可以控制的碳幣發行數量。至于何時發放，發放多少，就要由其自己說了算了。

可見，碳幣的發行權問題主要在于減排目標的制定方面。誰在減排目標的制定上擁有著更多的主動權，誰就在碳幣體系下擁有著更多的選擇權，這對于欠發達國家和地區來說是很不平衡的。所以碳幣的發行權問題也將會是未來各國爭論的焦點。

(三)碳幣體系的影響

在碳幣體系下，各國的貿易商品、關稅和匯率水平都會受到碳排放量的影響。對于貿易商品來說，如果以碳幣衡量各國的貨幣幣值，那么世界市場上的貿易商品價格的形成除了受到目前已有的因素影響之外，還要受到該國減排目標的影響。對于擁有著較輕減排負擔的國家來說，在實現減排目標之后，可以通過賣出碳排放權來獲得額外的外匯儲備，并且節省購買碳排放權的貨幣，這樣就保障了這些國家的正常流動性和幣值穩定，也維持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即不會因為國內缺乏資金而導致商品生產萎縮或者落后，其產品可以用更低單位的碳幣價格表示出來，在國際市場上就有了更強的競爭優勢。相反，對于有著較重減排任務的國家來說，一方面需要支出額外的貨幣來購買碳排放權，另一方面也要在減排技術和設備方面花費資金，這將會影響到國內正常的經濟秩序，使這些國家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碳幣標價較高，從而降低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給經濟發展帶來惡性循環。

碳幣體系對關稅的影響類似于對商品價格的影響。擁有碳幣發行權的國家在制定關稅方面有著更多的靈活性和主動性。其可以借用碳幣工具，對那些沒有碳幣發行權國家的商品征收更高的關稅；而對于沒有碳幣發行權或者較少碳幣發行權的國家來說，只能在關稅的制定方面處于被動的地位。至于各國關稅的變動水平，其中主要依據就是碳幣發行權的多少。

在外匯市場上，碳幣發行權所屬國的貨幣和碳幣之間有著更加緊密的聯系，因此其貨幣的幣值在碳幣體系之下會有著更加強勢的地位，幣值穩定且劇烈變動的風險較小；沒有碳幣發行權的國家的貨幣幣值就會由于缺少了碳交易信用而變得相對弱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強勢貨幣幣值的影響，缺少了變動的主動性就意味著存在著較大的匯率風險。

三、碳幣體系下規則的制定和作用途徑

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其擁有著先進的技術和資金支持，因此要實現他們自己制定的減排目標困難并不是很大，但是對于新型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完成發達國家為其制定的減排目標就比較困難了。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若要完成減排目標，途徑有三個：

一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投入大量的社會資源發展低碳技術來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和能耗模式。不過如之前所述，這勢必會影響到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進一步加大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這樣即使完成了減排目標，在新一輪的減排計劃制定當中，發達國家又會重新針對這些沒有參與權的國家制定出新的減排目標，如此循環下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會越拉越大。

二是向發達國家購買先進的減排技術和設備。雖然說發達國家有義務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減排資金和技術的支持，但是在未來的碳幣體系之下，出于對本國利益的考慮，發達國家不會無償無盡地向發展中國家伸出援助之手。而發展中國家就必須向發達國家購買技術和設備來完成自己的減排任務。

三是向提前完成減排任務的國家購買碳排放權。采取這條途徑就意味著正式的將本國貨幣納入到了碳幣體系之下，也就是說該國貨幣在碳幣體系中的地位受到“碳幣”的左右，被左右的程度就取決于所購買的碳排放權的多少，從另一方面來說就是購買碳排放權的國家的貨幣將受控于碳幣體系規則的制定者。

不管從哪一個方面來看，碳幣體系規則的制定者都擁有著絕對的主動權，碳幣將是這些規則制定者的工具，而不能參與制定規則的國家只能處于被動地位，將財富以“碳幣”的形式轉移到規則制定者的囊中。

因此，碳幣體系的規則制定勢必會成為各國爭取碳幣主動權的焦點。不過由于綜合國力不同，減排計劃的制定不可能顧及到所有國家的利益，這種規則最終也會向制定者的利益靠攏，維持著制定者的意愿。所以，發展中國家應該及早的認清減排計劃背后所掩蓋著的“碳幣”，在規則的制定中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

四、目前中國面臨的碳交易狀況和建議

作為一個碳排放大國，我們一貫堅持的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不過《京都議定書》并沒有規定2012年之前中國的減排目標，但是西方發達國家卻積極的為中國制定著2050年的減排目標，甚至要中國和印度承擔全球減排總量的20％。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那么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來實現這個減排目標。顯然，由西方發達國家制定出來的減排標準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參與未來減排計劃的制定，在碳幣時代到來之前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掌握主動權。

從目前的碳排放權交易情況來看，我國簽訂的碳排放權交易項目已經超過了印度，居于世界第一位(如圖1)。

目前我國擁有著數量眾多的碳排放交易項目，這一方面說明我國擁有著潛在的減排能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正在努力發展碳排放交易市場。碳排放交易既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資金和活力，又發展了我國新興的碳排放交易市場，使我們逐步熟悉該市場上的交易規則，為以后碳幣時代的到來打下良好的基礎。但是從目前我國的碳交易市場來看，國內市場上的碳排放權交易價格要遠遠低于世界市場價格。雖然這樣可以為我國帶來更多的交易項目，但是并不能很好的為我國帶來應有的收益。因此，我們還應該合理的對碳排放權進行定價，使國內的交易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打造碳交易市場的宏觀經濟環境：

第一，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經濟轉型，努力將減排壓力轉化成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目前我國正處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重要階段，如何將這個特殊的經濟時期同節能減排聯系起來，實現經濟發展和降低排放的雙重目標，將是我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工作重點。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既有利于我國在未來的碳幣時代擁有著更多的主動權，也有助于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碳幣時代到來之前，積極發展綠色經濟，將會穩步推動我國經濟向碳幣時代平穩地過渡。

第二，參與國際減排計劃的制定，維護自己的權益。碳幣體系的關鍵之一就是減排規則的制定，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掌握規則的制定權就意味著碳幣的發行權。若要在碳幣時代擁有更多的碳幣發行權，使我國在碳幣體系之下處于主動的地位，就必須參與到減排計劃的規則制定中來，通過參與規則的制定維護本國在碳幣發行方面的權益。

第三，加快金融市場的建設和完善，打好碳金融產品發展的基礎。碳幣一旦開始生成，必然首先出現在宏觀條件良好的金融市場上。所以我國應該從現在的碳排放權交易開始，努力熟悉碳交易的交易規則和發展趨勢，并且及時地改善宏觀金融市場環境，做到市場環境和經濟發展階段相協調，這樣才能在碳幣時代到來的時候，使碳幣在第一時間擁有良好的發展空間。

第8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徑范文

關鍵詞：能源碳排放量 萬元GDP碳排放量 人均碳排放量

中圖分類號：X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2）001-130-02

1 引言

全球氣候變暖對地球生態和人類生活構成了嚴重威脅, 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這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因此成為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關注的焦點。碳減排是國際社會尤其是發達國家及碳排放大國共同承擔的責任，但要完成一國理應承擔的減排責任，需要一國內部各區域協調聯動，從而順利實現減排目標，為自身以及人類可持續發展做出相應貢獻。

本文以云南省為研究對象，對其1998～2008年的能源碳排放量、萬元GDP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進行了估算，同時對估算結果進行了分析評價，以期得出富有參考價值的結論及減排措施。碳排放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簡稱。溫室氣體中最主要的氣體是二氧化碳，因此用碳一詞作為代表。本文的碳排放特指的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2 估算方法

2.1 能源碳排放量

由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是致使全球氣溫變暖的最主要原因，而二氧化碳主要是來源于能源的消耗。我國是能源消費大國，特別是煤、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消費比例較高，三者之和占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的92.8%，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來自于化石能源的消耗。本文所說的能源碳排放量，特指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這三種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7》《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

確定的碳排放量計算方法來源于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課題組編寫的《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報告》，計算公式為：

Ai =Si Pi Ci 4/12 （2-1）

式（2-1）中，Ai表示某種能源的年碳排放量，計算結果為碳的年排放量，需要乘以44/12換算成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單位為萬噸；Si表示某種能源折算標準煤參考系數，具體見表2-1；Pi表示某種能源的年消費量；Ci表示某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具體見表1；i表示能源種類，即原煤、原油和天然氣這三種能源，取值為1、2、3。（在計算時根據數據的可獲取性，煤炭和石油的數據，分別用原煤和原油的數據來代替）見表1。

2.2 萬元GDP碳排放量

萬元GDP碳排放量的估算公式為：

AGDP =(A1+A2+A3)/GDP （2-2）

AGDP表示萬元GDP年碳排放量，單位噸/萬元；A1表示原煤的年碳排放量，單位為萬噸；A2表示原油的年碳排放量，單位為萬噸；A3表示天然氣的年碳排放量，單位為萬噸；GDP的單位為億元。

2.3 人均碳排放量

人均碳排放量的估算公式為：

AP=(A1+A2+A3)/P （2-3）

AP表示人均年碳排放量，單位為噸/人；P表示常住人口數，單位為萬人。

3 估算結果

云南省能源碳排量、萬元GDP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根據公式（2-1）可得估算結果見表2、圖1、圖2、圖3和圖4。

4 分析評價

4.1 原煤碳排放量最大，且三種能源碳排放量都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

根據表2和圖1、圖2和圖3來看，11年中，云南省原煤、原油和天然氣的碳排放量呈現上升的趨勢，三大能源中原煤的碳排放量巨大。原煤累計碳排放量占能源累計碳排放總量的90.0%，原油累計碳排放量占能源累計碳排放總量的9.0%，天然氣累計碳排放量只占能源累計碳排放總量的1.0%。巨大的原煤碳排放量對實現減排目標造成了很大的障礙。

原油在消費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碳遠小于原煤產生的二氧化碳量，雖然原油產生的二氧化碳量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對能源的年碳排放總量產生影響。

天然氣的碳排放量從1998～2008年都有波動，但波動中變化的量并不太大。天然氣較以上的原煤和原油來看，消費中產生的二氧化碳量最少。

4.2 萬元GDP碳排放量有波動，但總的趨勢在下降

根據表2和圖4來看，11年中，萬元GDP碳排放量出現波動變化的狀態，但總的趨勢是在下降，出現波動的原因可能是與某些年份的產業結構調整，大量耗能工業的調整有關。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對能源的消費需求是不同的，導致了碳排放量的不同。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萬元GDP碳排放量會逐漸呈現下降的態勢。

4.3 人均碳排放量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且受人口消費習慣的影響較大

根據表2和圖4可以看出，從1998年～2008年，云南省人均碳排放量逐年上升。人口因素對碳排放量的影響，主要從人口數量因素和人口消費習慣因素兩個方面對其產生影響。11年中，云南省的常住人口變化不大，但人均碳排放量卻逐年上升，可以看出人口消費習慣對二氧化碳排放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因為生產產品并消費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類的消費需求。由于在消費過程中缺乏合理引導,導致人們在消費過程中形成了很多不良的消費習慣,這些消費習慣和行為產生了一定的碳排放量。

5 云南省減少碳排放量的措施

5.1 將重心放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進能源利用結構上

云南目前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綜合實力逐步增強的同時對能源的需求也與日俱增，與此相伴隨的是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持續增加，但這恰恰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并不違背歷史規律。然而，為了減輕環境壓力和維護人類的生存安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進能源消費結構是其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

5.2 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可以有效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

粗放式經濟增長的特點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產出，嚴重影響了區域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內涵，與此相對應的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和高產出的集約型的高質量的綠色發展模式便成為必然選擇和追求目標，而這其中的關鍵又是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效益的提高。

5.3 轉變消費觀念

人口基數的大小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聯系，反而消費習慣、消費結構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更為直接，因此正確引導人們的消費習慣、倡導文明消費以及培養消費責任心就成為重點所在，只有堅持消費的低碳化和可循環,才能實現“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的轉變。

5.4 政府政策的正確約束和引導

政府的政策在一個區域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政策的約束和引導作用無疑將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為二氧化碳減排提供政策保障作用。所以，各級政府應把碳減排政策放在突出地位，切實保障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以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參考文獻：

[1] 陳文穎,高鵬飛,何建坤.用中國MARKAL-MACRO模型研究碳減排對中國能源系統的影響[J].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44(3):342-346.

[2] 何建坤,劉濱.我國減緩碳排放的近期形勢與遠期趨勢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6,16(6):153-157.

第9篇：碳排放的主要途徑范文

(一)低碳經濟的概念。魯賓斯德教授對于低碳經濟的解釋被廣泛認同,他指出“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是指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通過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推動提高能效技術、節能減排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的開發和運用,從而實現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綠色經濟模式”。低碳經濟是通過較少的自然資源消耗獲得較多的經濟產出,它是一種可以創造出更高的生活標準和更好的生活質量,同時促進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

(二)低碳經濟的實質。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也是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以及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變革。

低碳經濟包括四個內容:(1)低碳經濟是涉及經濟、環境、社會的綜合性問題;(2)低碳經濟是對于高污染、高排放、沒有約束的碳密集的化石能源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高碳經濟而言的;(3)低碳經濟主要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4)低碳經濟是針對碳排放量來講的,目的是為應對氣候變化、解決人類生活、企業生產過程中過多的排放CO2等溫室氣體而引發的地球生態圈碳失衡而進行的自救行為。

二、低碳經濟國內外相關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關于低碳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歷史上CO2的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或者CO2的排放量與人均收入之間的關系。Schmalesee(1998)、Galeotti(1999)證實了人均收入和CO2的排放量呈倒“U”型曲線。Grubb(2004)等通過對早期英國的研究得出,在工業化初期,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CO2排放較高,但是經過這一階段之后二者之間的關系就顯得較弱。Treffers(2005)等學者對德國GHG排放量的減少進行了探討,他們認為政府采用一定的措施可以實現GHG排放量的減少與經濟的較快發展。Wara(2007)認為,清潔發展機制不僅被看作全球的碳交易市場,而且能被看作是一種補貼和政治機制,因為它在實現政治目標方面是最有效的。

(二)國內學術界對低碳經濟的相關研究,主要分為以下兩類:

第一類文獻主要是關于碳排放權分配問題。王偉中、陳濱(2002)等認為,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排放權分配應當遵循人均排放權分配原則和效益原則。潘家華(2003)考慮到除了以國際公平為原則的碳排放權分配,發展中國家站在人文發展的角度,堅持人均排放權分配原則。何建坤、劉濱(2004)指出,碳排放權分配應堅持“一種產權、兩次分配”原則。由于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水平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差異,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量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所以碳排放權分配必須堅持以公平為主的原則,在公平原則和碳排放“產權”界定清楚的基礎上,各個國家可以通過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進行排放權的二次分配,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陳文穎、吳宗鑫(2005)等考慮到以“一個標準、兩個趨同”的原則來進行碳排放權的分配。溫室氣體排放中的公平問題是國際氣候談判中的核心問題,考慮到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無論是歷史水平還是當前水平都遠高于發展中國家,我國應當堅持人均分配原則,以保障自身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權益。

第二類文獻主要是關于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途徑和對策。謝軍安、郝東恒、謝雯(2008)認為,發展低碳經濟應該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架構發展低碳的社會行動體系,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推進節能減排,注重對低碳技術的創新和研發,從而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韓雪梅、劉歡歡(2009)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煤炭凈化比重、充分發揮碳匯潛力以及加強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四個方面闡述了西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實現途徑。任奔、凌芳(2009)結合低碳經濟發展的國外經驗和我國現狀建議選取一定的城市作為低碳經濟發展的示范區或者實踐園區,讓其發揮示范帶頭作用,推進節能建筑、節能交通等示范工程。孟德凱(2007)從中國利益出發,指出我國可以從清潔發展機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匯三個方面來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朱四海(2009)認為,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在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根據低碳經濟的發展趨勢,通過降低人為碳通量、開展碳預算、發展低碳技術、能源結構轉換促進人類社會能源利用方式的改變。付允、馬永歡、劉怡君、牛文元(2008)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論證了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得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對策為:節能優先;化石能源低碳化;激勵低碳技術研發以及建立我國的碳排放權交易機制。鮑健強、苗陽、陳鋒(2008)從低碳產業、低碳農業、低碳工業、低碳城市和碳匯五個方面指出了多層次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路徑。盧小祁(2009)認為,通過農村低碳化建設、城市低碳化運營以及工業低碳化發展是將南昌建設為綠色花園城市的新型途徑。宋德勇、盧忠寶(2009)指出,目前各國低碳經濟政策的側重點為:低碳能源政策、低碳技術政策、低碳產業政策、低碳消費政策,四種低碳經濟政策都是以鼓勵和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為主的。

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而且能夠在發展中均衡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減少環境污染,同時也有利于我國在面臨氣候變化的形勢下,提升應對能力。發展低碳經濟是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和節能減排目標的重要路徑。

三、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分析

(一)低碳經濟的理論淵源。低碳經濟概念的出現與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兩大主題密不可分,它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新變革。自2003年英國政府能源白皮書首次提出“低碳經濟”概念以來,低碳經濟正成為各國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保障未來能源安全的重要路徑。低碳經濟的出現必然有著經濟學原理作為其重要的理論支撐,下面將從經濟學的視角對低碳經濟所涉及到的理論進行總結:

1、可持續發展理論。低碳經濟首先讓人們聯想到的就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它要求人類在發展中講究經濟效率、關注生態和諧、追求社會公平,最終達到人的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新的生存方式,這種生存方式不但要求體現在以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為主的環境生活領域,更要求體現到作為發展源頭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去。它包括經濟、生態以及社會可持續發展三個方面的具體內容,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就是考慮“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

2、資源環境產權理論。發展低碳經濟與環境資源產權理論密不可分。“產權的建立實際上是不同社會成員之間對資源權利的界定、保護和行使,關鍵在于相互間的排他性。當資源的稀缺發展到一定程度,資源的相對價格提高,從而使建立排他性規則所費的成本低于可能帶來的收益時,人們才有建立該資源產權的激勵”。

3、排污權交易理論。《京都議定書》中所規定的三種履約機制即:聯合履行、排放貿易以及清潔發展機制都是實現并且推動低碳經濟的全球范圍內的碳排放權交易機制。“排污權交易是一種基于市場的環境管理政策,它將環境承載力作為一種稀缺性的資源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進行優化配置”。

4、市場失靈理論。市場失靈是指:市場對于商品和服務的有效配置缺乏效率。由于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價格沒有反映環境的稀缺性,許多環境的市場價格實際上是零,糾正市場失靈的方向應該從經濟組織的建立和政府的干預上入手。

5、政府失靈理論。政府失靈理論是指政府做出的決策影響了經濟效率,阻礙了資源的優化配置。發展低碳經濟需要政府相關人員對國際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和國家低碳經濟政策能夠有較好的了解。

(二)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內涵。實踐當中有必要從低碳所涉及的經濟學內涵進行研究,以下筆者嘗試從四個方面對低碳的經濟學內涵進行了分析:

1、“脫鉤”理論角度。將物理學當中的“脫鉤”概念引入到社會經濟領域,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支撐。“脫鉤”理論主要用來分析經濟發展和資源消耗之間的“解耦”關系的。評價低碳經濟的主要標準不是單一的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減少,也不是單一的看經濟發展狀況,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長速度可以大于、等于以及小于經濟的增長速度(后兩者為理想狀態)。由傳統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向低碳經濟轉型是指:經濟增長與溫室氣體排放量(主要為CO2)之間關系不斷從“耦合”到“脫鉤”的過程。“脫鉤”:是指用較少的物質消耗生產出較多的經濟社會財富,它反映出經濟增長與物質消耗并非同步變化。脫鉤指數用來衡量脫鉤指標,具體表達式為:

其中,DRt為脫鉤指數,EP為環境壓力變量,DF為經濟驅動力變量,它表示一段時間內環境壓力變量的相對改變與相關經濟驅動力變量的相對變化的比率。運用脫鉤指標可以較好地檢驗某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有效性,并且能夠找出造成脫鉤的原因,從而為國家制定靈活的脫鉤政策提供依據。

2、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角度。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能夠表明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的趨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會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持續地遭到破壞,只有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的時候,生態環境污染反而會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人均GDP和環境保護呈倒“U”型關系。

3、科斯定理角度。高排放、低效益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外部不經濟導致市場失靈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解決環境問題可以從科斯定理入手。科斯定理指明:“在交易費用為零和對產權充分界定并加以實施的條件下,外部性因素不會引起資源的不當配置”。

4、國際經濟學角度。國際經濟合作是不同國家政府、企業及國際經濟組織之間為了共同的利益,通過競爭與協調,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側重在生產領域中,以生產要素移動和重新組合配置為主要內容而開展的經濟協作活動。發展低碳經濟就是建立在國際相互依賴基礎上的重要國際經濟合作形式,通過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加強其在國際間的流動,通過國際間的貿易,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實現碳排放權全球內的最優化配置,最終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

(作者單位: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莊分行)

主要參考文獻:

[1]World Bank,2003.Capacity Building for the Kyoto Protocol(Workshop Report).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3.

[2]潘家華,莊貴陽,陳迎等.英國氣候變化政策:通過激勵機制促進低碳發展[N].中國環境,2006.1.27.

[3]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Z].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