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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意識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80后 民族意識 民族觀 引導調控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少數民族高校80后大學生的民族意識

80后是一個在中國高速發展和社會穩定環境下成長的一代，他們的思想方式、知識結構、價值觀都具有時代特點；這個時代又是中國民族關系穩定發展的時代，民族交往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在迅速增加，正確的民族觀和理性的民族意識，對于這一代人正確處理民族關系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對此有學者提出，應該加強少數民族的民族觀教育，尤其是要以民族院校牽頭，加強高等教育中的民族理論的學習，提議應將相關民族理論的學科納入高校公共課必修課中。

然而，也有學者提出，民族院校的少數民族學生在與漢族學生交往的過程中過于強調“民族”，不應刻意強調公民的民族意識，因為這樣可能會導致民族關系不必要的緊張，尤其是在城市精英聚居的地方，這樣不利于和諧民族關系的發展。

那么民族觀教育應該是以民族高校為例進一步加強還是將民族意識盡量引導為公民意識，盡量避免民族意識呢？到底哪種途徑有利于我國民族關系的發展呢？帶著這些問題，筆者就民族院校和非民族院校的民族觀、處理民族矛盾的方式方法等做了對比，希望能通過這樣的調查為我國民族觀教育的大方向提供一點小線索和依據。

對80后大學生民族意識的分析與認識

根據本次調查的目的，筆者選擇了北京市三所民族構成、年級和專業分布具有不同特點的院校，其中包括中央民族大學、中國石油大學、第二外國語學院三所高校的80后在讀本科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四所研究生院校80后在讀研究生作為適合樣本。

調查對象民族意識的基本狀況。一是被訪者對民族基本常識回答的認知水平。―“您知道我國有多少個民族自治區？”的問題考察可以明顯看出，被訪者大多知道我國民族自治區的總數，但是在讀碩士被訪者能正確回答的比重高于本科生被訪者，文科類學校被訪者比理工類學校被訪者更能正確地回答問題，而中央民族大學的被訪者比其高校的被訪者更能準確地回答出問題。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可能與學校教育方向以及所學的專業和學生所處的學校環境有很大的關系。

―“您知道您所屬民族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是多少嗎？”的統計分析中發現，中央民族大學被訪者比其他大學的被訪者更能準確回答出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本民族的人口數量情況（中央民族大學被訪者回答正確的占63.15%，其他高校的被訪者回答正確的不高于40.81%），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民族院校被訪者較非民族院校被訪者會更多地關注本民族的發展；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中央民族大學的漢族被訪者（回答知道并且能正確寫出漢族人數的比例占72%）更能準確回答出本民族的人口數，明顯高于其他高校的漢族學生（平均不足50%），這主要是民族大學的漢族同學長期生活在多民族學校的大環境中，民族意識逐漸強化并開始關注本民族的發展；也和學校的民族教育有很大關系。

二是從被訪者對民族文化生活的態度考察。―被問及“您喜歡您本民族的傳統節日嗎？”民族地區65.91%的被訪者“喜歡本民族的節日”，非民族地區的被訪者只占43.47%。如果說出現上述數據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較多，少數民族一般都非常喜歡本民族節日。但是如果只考察民族地區和非民族地區的漢族對本民族節日的喜歡程度，我們會發現更大的數據差距，民族地區的93.33%漢族被訪者“更喜歡本民族的傳統節日”，而針對同一問題非民族地區的漢族被訪者只占44.60%。

出現上述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民族地區的漢族長期和少數民族雜居，他們的民族自我意識相對于非民族地區的民族自我意識要稍強一些，其次，生活在民族地區的漢族，或多或少的見過或者親自經歷過民族的各類節日，這會無意中強化他們對自己民族節日的關注；對于非民族地區的漢族而言，他們身邊的大部分人都是漢族，他們本身的民族自我意識就不是很強烈，更難談及民族節日甚至是對民族節日的感情。

―被問及“您愿意讓您的后代保持您的民族身份嗎？”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以及不同教育背景的被訪者，他們的選擇表現出不同特點。

第一，少數民族被訪者更愿意讓自己的后代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73.21%的少數民族被訪者更愿意讓自己的后代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漢族只有39.47%的被訪者有此想法。原因應當比我們可見的更為復雜，無論如何，社會政策的平和以及利益的驅動顯然應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如高考加分等。

第二，民族地區的被訪者比非民族地區的被訪者更愿意讓自己的后代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來自民族八省區84.05%的被訪者選擇“我一定讓我的后代保持我的民族身份”，非民族地區只有42.07%的被訪者這樣認為。所以，民族地區的被訪者比非民族地區的被訪者更愿意讓自己的后代保持原有民族身份，雖然就個體而言有著復雜的原因，但是，肯定包含了少數民族有較強的民族自豪感這一因素，他們愿意一直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也與民族關系的融洽正相關，因為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緊張時并不缺少隱瞞自己民族身份以求生存的實例。此外，民族地區被訪者比非民族地區的被訪者更能感受到國家對民族地區的關注和利益傾向（如對口支援或相關的優惠政策等），他們并不覺得由于自身是少數民族而有利益損失，所以更愿意讓后代保持民族身份不變。

第三，民族地區的漢族被訪者比非民族地區的漢族被訪者更愿意讓自己的后代保持本民族身份。57.89%民族八省區的漢族被訪者選擇“我一定讓我的后代保持我的民族身份”，而非民族地區的漢族被訪者只占37.80%。這一結果可能的解釋為，不同民族身份感與民族之間的交往相關，在民族地區的漢族較之非民族地區的漢族有更強烈的身份意識。

第四，民族地區79.41%少數民族被訪者和非民族地區64.44%少數民族被訪者選擇都選擇“我一定讓我的后代保持我的民族身份”。這從側面也說明不管少數民族身在何方，他們的民族意識的趨向是基本一致的，同時也說明了國家在實行有些民族政策時，確實也考慮到了散居民族的利益和發展，才使得非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也因自己的民族身份而自豪。

第五，民族院校73.91%被訪者更愿意讓自己的后代保持原有民族身份，非民族院校的被訪者傾向于這一想法的只占46.93%，同時，從“不知道，還沒有考慮過”這一選項的比例中可以看出，民族院校的被訪者只有13.04%的被訪者選擇此項，而非民族院校的被訪者選擇此項的高達32.31%，說明民族院校的被訪者對民族身份保持的問題更敏感更關注，而非民族院校的學生較少考慮民族身份等相關問題。

從以上調查的結果可以發現，不同被訪者，由于出生環境、知識結構、教育環境、專業選擇等使不同被訪者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意識。但是總體而言，民族院校的被訪者比非民族院校的被訪者的民族意識強；民族地區的被訪者比非民族地區的被訪者的民族意識強；民族院校或民族地區的漢族被訪者的民族意識比非民族院校或非民族地區的漢族被訪者的民族意識強些。不管是自身生活的環境因素致使部分被訪者的民族意識強還是由于民族教育的結果致使部分被訪者的民族意識增強，在民族交往過程中以及在處理有關民族矛盾和認識民族政策時，是不是會出現被訪者的民族意識的強弱與被訪者處理相關民族問題態度的負相關？下面就以民族院校與非民族院校的被訪者就民族交往和民族矛盾相關問題的回答做一統計。

調查對象民族交往態度。―對“您覺得民族身份影響您和他人的交往嗎？”從選擇答案“與本民族交往一樣，不會有不同的態度”的比重中可知，各高校持該態度的比重基本持平，說明民族院校的被訪者并不會因為民族意識強而排斥其他民族；同時，民族意識稍強的民族院校的被訪者和其他高校被訪者在回答“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時，回答比例基本持平，說明民族院校被訪者也有部分被訪者“無心”考慮這個問題。

―“您會以民族為界限來劃分朋友嗎？”對“以民族為界限劃分朋友”的問題答案中，選擇“我交朋友從來不考慮民族的因素”的被訪者中，中央民族大學的被訪者所占比例遠低于其他高校，主要原因是還有另外一個選項“雖然會考慮到民族因素，但是我的朋友還是很多民族的”，中央民族大學本科被訪者和碩士被訪者比例分別是39.21%和 41.30%，由此可見，在中央民族大學不同民族學生交往沒有排外傾向，雖然會考慮民族背景，但日常的交往場景為不同民族背景的學生常態交往創造了條件。其他高校被訪者交朋友不考慮民族因素比例較高，這應當與具體學校學生的民族構成情況相關。

調查對象對民族矛盾的認識。―對“如果有媒體報道您的民族的負面消息，您的感覺是？”的調查結果。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出于民族情感，不同院校被訪者選擇“非常氣憤”的數據基本持平（本科生被訪者中平均25%的被訪者選擇此項，碩士研究生為22%），但是從回答“我會理性分析”的數據對比來看，中央民族大學（本科生68%的被訪者，碩士研究生73.98%）選擇“理性分析”的被訪者顯著高于其他院校的被訪者。這從側面反映民族院校的被訪者不會因為民族意識較強反倒非理性地看待一些民族矛盾。

―對“您是怎樣認識民族矛盾的？”的調查結果。我們發現91.42%民族理論專業的被訪者傾向于選擇“民族矛盾是發生在不同民族個體或群體間因權益或信仰，風俗不同造成的沖突和矛盾”，非民族理論專業68.42%被訪者選擇此項，同時，31.58%的非民族理論專業的被訪者傾向于選擇“民族矛盾是僅指不同民族個體或不同民族群體之間發生的謾罵或者毆打事件”。顯然，這與相關專業修養有直接聯系。

―對“您覺得解決民族矛盾的途徑排序是？”的調查結果。民族院校的被訪者46.93%選擇“加快發展民族經濟排在首位”，對于這一選項，非民族院校的被訪者平均不超過23%，而45%的非民族院校的被訪者認為提高各民族的素質修養更關鍵。同時我們發現，碩士研究生比本科生更能正確看待解決民族矛盾的途徑。如果更具體分析中央民族大學被訪者對此問題的認識，我們發現，民族理論專業60%的被訪者認為“加快發展民族經濟排在首位”，非民族理論專業的被訪者選擇此項的被訪者只有39.47%。不難發現，正確的民族觀教育對于高校大學生更合理認識并解決現實民族問題非常重要。

調查對象對民族政策的理解。與被訪者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民族政策是國家對少數民族的高考加分，即使不通過調查，也可以從常理中得知，由于民族院校的少數民族比重要遠遠高于非民族院校，而少數民族又是這一國家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所以勢必會使民族院校更理解這一政策。似乎無法從根本上說明民族院校的比非民族院校在理解民族政策上更深刻，但是如果民族院校的漢族被訪者理解度高于非民族院校的漢族被訪者，那么結果可能會不一樣。在此需要強調的是：表1中的數據是在民族院校漢族被訪者的比例（31.15%）要遠遠低于非民族院校漢族被訪者的比例（約在80%）前提下得出的，可見，民族院校的漢族被訪者更能突破以自我為中心的民族認知，正確的民族觀教育能使漢族大學群體更能理解國家的民族政策。

表1：調查對象對民族政策的理解

結語

有些學者提出“許多來自農村牧區的少數民族學生，原來并不具有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民族意識’，但是當他們在民族院校比較系統地學習了民族理論、民族政策課程之后，民族意識開始萌現并不斷強化。這就使得保持了幾千年統一歷史的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逐步淡化。”①實際上，高校民族理論教育并不是強化了個體民族的民族意識，而是對個體民族的民族意識起到引導作用。少數民族認同意識的差異，只是民族個體對其所屬共同體的強烈歸屬感和認同感的差異表現。在現實生活中，不同民族的學生由于成長的社會背景差異，民族認同意識表現形式不同，有的處于民族意識的初級階段，表現為自我束縛和自我封閉，有的處于只關注自身民族排斥他民族的凈化階段，也有處于能積極接受、欣賞他民族的跨民族階段，機械簡單地消除各族裔民族之間的差異、弱化民族認同意識并不符合當代社會發展實際，也不應該成為我們實現族裔民族認同目標的途徑。民族觀教育的出發點應以適度的引導為基本方式，教育不同民族成員在多元一體格局的多民族國家中，不僅熱愛本民族，也應以包容的態度欣賞他民族文化，依據民族意識的發展規律引導不同民族成員從自卑、自負的民族意識，向包容、自信民族意識發展；同時高等教育必然要體現對多民族國家基本國情認知以及處理多民族國家民族關系的基本路徑的認知，通過掌握分析民族現象的理論及了解我國民族政策體系，了解民族理論與政策背后的真正秩序與聯系，理性認識民族問題和處理民族問題，打破學生認識民族現象和民族問題時“麻木不仁”的狀態，使他們對多民族國家的國情有真正的理解。

2015年8月，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民族教育的決定》，對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穩定和各民族團結具有重要意義。該決定對發展民族教育、強化民族團結做了全面的重要部署，強調要建立民族團結教育常態化機制，并且就全國小學、高中以及普通高校、職業院校的民族團結教育工作分別做了具體安排，要求普通高校、職業院校（含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下同）開設黨的民族理論與政策課程，推動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民族學類教材在全國高校相關專業統一使用，鞏固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在民族學教學研究領域的指導地位，在師范院校和民族院校設立民族理論與政策師范專業。可見民族觀教育對未來民族關系和諧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作用。這種民族觀教育不僅僅是民族現象相關的知識本身的傳播，也是引導大學生民族意識朝健康積極的方向發展，更是培養大學生具備認識和分析民族問題時寬廣視野，使學生獲得正確的概念、觀念、理念。

（作者為西北民族大學學院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西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西北地區少數民族大學生民族認同心理與行為適應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31920130106）

【注釋】

第2篇：民族意識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關系

近年來，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越來越成為學界和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國內外學者對認同及其理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內容涉及民族認同的概念內涵、國家認同的概念內涵、民族認同與文化適應、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等諸多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現將相關成果綜述如下。

一、國內研究現狀

（一）民族認同的內涵

國內關于民族認同的概念，不同的學者也有不同的表述，但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民族認同指的是一種歸屬感或歸屬意識，是對這種歸屬的認知、體悟和情感依戀。目前在我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認同概念大概有以下幾種：

把民族認同稱之為民族自我意識，即“自己人”的心理。

在《“民族意識”初析》一文中，熊錫元認為，學術界所說的“認同”指一種歸屬感，所以民族認同就是人們對自己歸屬于某個民族共同體的意識。

金炳鎬在《民族分界意識和民族認同意識》一文中指出，民族分界意識和民族認同意識是相對應的客觀存在。民族認同意識，就是民族歸屬心理；民族分界意識，就是民族自我區別的心理。

還有學者按照多民族國家中民族認同主體的狀況不同，將民族認同分為兩方面：多民族國家中人口少數、文化弱勢民族的認同和人口多數、文化優勢民族的認同。此外，還有學者認為民族認同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民族認同指對某一民族國家的認同，也就是國家認同；狹義的民族認同指一個國家內部的各個民族對各自民族文化的認同，也就是族群認同。”

（二）國家認同的內涵

國家認同，主要是民族成員對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歸屬感。關于國家認同的含義，主要有以下兩種意見：第一，國家認同是國民認同，其主體是公民，其客體是民族國家共同體。如佐斌認為“國家認同是人們對自己的國家成員身分的知悉和接受，是一個包括許多成分的復雜心理結構系統”。賀金瑞與燕繼榮教授認為：“國家認同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價值觀、理想信念、國家等的認同，即國民認同。人對國家的認同是隨著人出生時被賦予的國家身份而具備的前提的。”徐則平提出“國家認同是指公民認同并效忠于民族國家”。還有學者將國家視為一種政治共同體，認為國家認同是指公民對國家的政治權力和權威的認同。第二，國家認同是民族成員對國家共同體的歸屬感。認為國家認同實質上是一個民族自覺歸屬于國家，形成捍衛國家和民族（國族）利益的主體意識。如陳茂榮認為“國家認同是指公民對國家的政治權力和統治權威的認可、接納、服從、忠誠”，“國家認同具有性、政治性、領土性、階級性、合法性、波動性六大特征。”

（三）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關系

近年來，學術界對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出現了“沖突論”、“替代論”、“共生論”等不同的觀點。西方學者更多的傾向與“沖突論”和“替代論”，而國內學者主張“共生論”的居多數。

張寶成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比較》一文中既論述了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之間的沖突性，同時也闡述了兩者之間的共生性。他指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既有差異性，存在一定意義上的沖突，同時二者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關系”。他主要從認同的客體、認同的基礎兩方面說明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差異和沖突性；同時又以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為前提闡述了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主要體現在國家認同認可和保護民族認同，并借助民族認同中的血緣和文化傳統因素來獲得。

而主張“共生論”學者則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相互依存的聯系性。金志遠在《論國家認同與民族（族群）認同的共生性》一文中通過對“沖突論”、“替代論”、“共生論”、“辯證統一論”等觀點的分析認為，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主體、客體、目的和標準依據是不同的，但同時也存在聯系，因此，在多民族國家，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共生論”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張寶成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比較》一文中認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既有差異性，存在一定意義上的沖突，同時二者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關系”。 錢雪梅在《從認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一文中從辨析認同的基本特性入手，分別考察了個人的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以及族群的自我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說明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事實及其含義。

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研究中還出現了一些價值模糊的觀點，一種觀點主張用民族認同取代國家認同；還有一種觀點只強調針對少數民族一定要強化國家認同，而只字不提主體民族，不提民族認同。

二、國外研究現狀

（一）認同理論

“認同”（ identity），源自于拉丁文 idem，原意為“相同”或“同一”，16 世紀在英語中出現。起初主要用于代數和邏輯學，而現代心理學意義上的“認同”一詞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最后在埃里克森的同一性理論中得到了發展。

“認同”是人類的基本特性之一，是某種深刻的、基礎的持久的或根本的東西，區別于“自我”、表面的、偶然的、易變的內容和表征。認同首先是過程和結果的統一；其次，認同是關于“我是誰”、“我們是誰”的回答，與不認同或斥異相對立，是一種歸屬感和身份感；再次，認同包含個體層面上的自我認同和社會層面上的社會認同，且自我認同是社會認同的基礎，社會認同是自我認同的表現；最后，認同的客體是豐富的、復雜的，因而認同的類型是多種多樣的，既有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地域認同，又有文化認同、政治認同等等 。

（二）民族認同理論

民族認同（ 有時也稱為族群認同）是民族發展進程中的一種客觀現象，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 18 世紀啟蒙運動時期。馬林諾夫斯基認為，“認同”涵義在民族研究領域內衍生出了“民族認同”的概念。之后的學者們不斷地為民族認同的概念做界定，如安東尼?史密斯認為，“民族認同”（ ethnical identity或national identity） 這個術語取代了先前的兩個術語： “民族特點”（ national character） 和“民族意識”（ national con-sciousness）。美國學者邁爾威利?斯徒沃德強調，民族認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體的成員將自己和他人認同為同一民族，對這一民族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態度；卡爾拉主張民族認同是指個體對本民族的信念、態度以及對其民族身份的承認，并且這種群體水平上的認同一般有四個基本要素，即群體認識、群體態度、群體行為和群體歸屬感。

（三）國家認同理論

國家認同的研究起始于心理學研究的發展，最早的國家認同研究是Piaget和Weil在1951年對4―15歲日內瓦兒童的研究，但并未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心理學界才又涌現一批有關國家認同的研究，如Jahoda、Tajfel等人對兒童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社會認同理論、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ization theory）和自我類化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為基礎，經過心理家們多方面研究，對國家認同的認識逐步深入，研究者們開始更多考慮宗教認同對國家認同的影響。

（四）民族認同與文化適應

文化適應是西方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熱點問題， 已經產生了眾多的文化適應理論模型，如 Berry的“跨文化適應模型”，Ward的“文化適應過程模型”，Danckwortt的“對陌生文化的適應理論”等，其中以Berry的跨文化適應模型應用最為廣泛。Redfield等人認為，文化適應是指兩種具有不同文化的群體在連續接觸的過程中所導致的兩種模式的變化。Donal dB等的研究發現，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有著非常顯著的正相關。

（五）民族認同與心理健康

在西方的研究中，民族認同和心理健康的關系的研究一直是在兩個理論框架的指導下進行，一個是社會認同理論（Tajfel & Turner， 1986）另外一個是認同的發展理論（Erikson， 1968）。前者主張社會認同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認為人們都有尋求積極社會認同的需要，以此提高自尊， 那些積極評價自己所屬群體的個體比消極評價自己群體的個體享有更高的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后者主張當自我認同是和諧、穩定和建構良好的時候，其對心理健康具有積極的影響， 并認為年輕人在開始形成和發展更大的認同問題時， 民族認同在青少年時期特別重要。

Drew，Rosanna和Leigh對移民群體的研究也發現，由于移民在進入新的文化背景后，一般會出現文化沖突和文化休克現象，因而那些具有較高民族認同的移民，由于他們的這種民族認同能為他們提供一種外部的社會支持，因而他們的心理不安感較輕。

三、研究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內容之一，學者們為此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成就卓然，但同時也存在著問題和不足。

第一，研究對象較單一。對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研究成為近幾年學者關注的重點，但是研究者在研究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時，研究對象往往只是選取某個地區的少數民族或者學生群體（如大學生）為樣本，傾向于研究少數民族和學生群體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關系，而不是選取主流群體（如漢族），往往忽略了針對少數民族和學生群體的研究只能局限于民族范圍或特定的群體范圍，不能得出普遍性的結論，也很難提出大眾化的對策。

第二，研究深度還不夠。目前針對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影響因素和機制的研究還較少，研究深度有待進一步加強。影響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治性的因素、地理環境的因素、方面的因素和心理方面的因素等。。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會隨著現實情景和影響因素的變化而變化。這種復雜性決定了研究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一定要站在整體性的高度，運用多學科的視角，比如政治學、民族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有針對性的采取多種方法，比如民族社會學的社會調查、深度訪談法，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心理學的量表測驗方法等，從而在研究的內容和方法上相互借鑒，開展深入全面的研究。

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對多民族國家和地區的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兩者既存在張力和沖突，也存在和諧共生，雖然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但其一致性是主流方向。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深入研究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的相關理論，從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對策加強對本民族的認同和對國家的認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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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民族意識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民族文化傳承；隱性課程；學校教育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存在的標志。結合我國多民族統一的格局。民族文化傳承從廣義上講可以是中華民族文化傳承；從狹義上講可以特指某一單一民族的文化傳承，也就是所謂的少數民族文化傳承。本文主要取用狹義概念。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是我國一貫堅持的主張，歷來受到重視。

一、從家庭到學校的民族文化傳承

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體內的社會成員中做接力棒似的縱向交接過程，其本質是民族個體習得文化和傳遞文化的總過程。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家庭一直是民族文化傳承的最主要場所。其他的傳統文化習得場所還有民族傳統節日，地方傳統集市等。但在現在化進程中，民族地區人員大量外出打工，改變了民族地區原有的家庭結構；現在化生活用品的涌入，改變了民族地區人們的生活方式；集中辦校和寄宿制也使得民族學生一定程度遠離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學校教育以必須接過民族文化傳承的大旗。其實很多民族地區已經在開發和推廣本民族課程。一批少數民族語言課程和民俗類課本被帶入了學校課堂。民族文化是一個包含甚廣的概念，歷史、地理、風土人情、服飾、音樂、文學創作、價值觀念等等有民族特色的東西都可以被納入進來。學校應該如何整合這些資源，又如何將學生培養為一個真正有本民族意識的人，而非只是一個民族知識的學習者，都是值得研究的。“隱性課程”可以成為解決此類問題的可靠視角。

二、“隱性課程”的含義

不管是國外的研究，還是國內的研究。在隱性課程的概念和內涵辨析上都是有細節爭議的。“隱性課程”相似的概念有“潛在課程”“無形課程”“非正式課程”等等。在內涵的指代上，有指非預期學習結果的，有指學習狀態的，有指校園文化的，有指學校環境的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隱性課程”本質。綜合各方的觀點，我們選取對“隱性課程”比較一致的認識。“隱性課程”是對立于“顯性課程”的一個學術概念，是對學校課程的拓展與延伸，是課程內外間接的、內隱的，通過受教育者無意識的，非特定心理反應發生作用的教育影響因素。“顯性課程”的概念對于“隱性課程”而言，相對明晰。顯性課程是指一個教育系統內或教育機構中用正式文件頒布而提供給學生學習，學生通過考核后可以獲得特定教育學歷或資格證書的課程，表現為課程方案中明確列出和有專門要求的課程。其實在“隱性課程”概念沒有誕生之前，顯性課程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一般意義上的課程，它要求明確，公開施行。通過對比描述，可以發現如果只關注顯性課程，就必然忽視人的發展而陷入應試教育。而民族文化傳承作為一種民族特色教育，又怎么能淪為為應試服務。所以在學校的民族文化傳承，必須重視與挖掘隱性課程的作用。

三、“隱性課程”與民族文化傳承結合的意義

民族文化傳承的豐富內涵與“隱性課程”全面發展的目的相吻合。從學校民族文化傳授的知識的層面看，課程內容可以包含“生態環境”“生產生活”“民俗民風”“社會歷史”“傳統科學”“民族藝術”和“語言文學”等。以上都可以開發為顯性課程。但從民族文化情感傳承的角度，就應當發揮隱性課程的文化氛圍渲染作用，從授課的環境，教師的態度等因素感染學生。

“隱性課程”打破了課堂教學的限制，支持在學校的主導下開展有意義的民族活動。比如民族藝術課程，可以請當地的民族文化傳承人來給同學們親自示范，并讓學生動手參與；民族歷史可以請本民族的長者進行講述；生活風俗上，可以由教師帶領學生走出校園等。其實，許多學校已經展開了許多具有“隱性課程”意義的活動，把少數民族傳統節日搬進校園就是突出的代表。學生在歡慶本民族節日的同時，是不會把它當作一門課的，但這種活動的效果卻往往能超過課堂的講述。

“顯性課程”培養了學生的民族知識和技能；“隱性課程”培養了學生的民族熱情和民族意識。對民族的熱愛首先源自于對本民族的認同，打破單純的說教，通過學校、社區、家庭、學生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的相互影響。努力在學校還原學生一個真實的民族交往環境，培養學生對民族的情感。許多德育工作者都十分重視“隱性課程”，其實民族文化傳承中也是一種德育。

四、民族文化傳承“隱性課程”實施的關鍵點

理論的歸宿是指導實踐，那么透過民族文化傳承“隱性課程”這一視角，我們可以得出很多啟示。首先，學校應該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大膽地開發鮮活的、具有生命力的校本課程。每個民族的特色不一樣，很難出臺適應各個地區的統一課程，學校應當在有限的民族文化教材的基礎上，發掘受社會歡迎的民族文化校本課程。其次，必須著力建設一只富有民族熱情，精通民族知識的教師隊伍。教師在學生中有權威的示范和影響作用，一名教師對民族文化真誠的愛，會打動很多的學生；相反，如果教師缺乏熱情，照本宣科，民族文化傳承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再次，學校必須加強與當地民眾和學生家庭的合作，形成一種校內校外的教育合力，鼓勵學生帶著疑問回到生活中找尋答案。在民族文化課程的開展上，可以廣泛引入社會人士到學校授課。最后弱化對民族課程的量化評價，不宜以試卷的形式來考察學生，應以“潤物細無聲”的態度來考核學生，由學生自身來評價課程。切不能因為重視民族知識的考查，而給學生帶來厭學的負面情緒，這樣不僅不利于民族文化傳承，反而破壞了學生原本的民族熱情。

民族文化傳承需要各方的努力，本文僅從學校教育中“隱性課程”的角度，對這一問題表達了關注。“隱性課程”時刻提醒著學校，盡管民族文化傳承被納入了學校教育體系，但我們必須保有一種“無為而治，崇尚自然”的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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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民族意識的概念范文

一、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的概念分析

要了解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之間的相互關系，就要首先了解什么是民族主義、什么是民族認同，這是任何關于民族主義思想研究不能回避的問題，這也是對于民族認同感能否激發民族主義情緒以及民族主義因素能否反作用于民族認同的重要前提。

然而沒有民族，何談民族認同，沒有民族認同，又何談它與民族主義思想的辯證關系。因此我們就先要為民族、民族認同以及民族主義下個定義。它們作為復雜的概念，很難為其下一個標準全面的定義。但是通過本尼迪克特?B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首先我們可以看出民族的本質是想象的某種類型的共同體，其成員具有共享的祖國和文化，而“民族不是國家并且不是族群”＼+①，它并非僅僅存在于同一地理區間內。于族群而言，它又具有著政治目的性。然而無論怎樣屬于同一民族的群體，就往往存在共同的政治目標與文化傳統，使用同樣的語言文字，遵守同樣的制度規則。

而對于同一共同體之中上述方面具有歸屬感的自覺認知就是所謂的民族認同。正如王希恩在《說民族認同》一文中提到過：“民族認同就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歸屬的自覺認知”。從本質上看民族認同是人類的一種特殊的心理活動，它以文化作為認同的基礎，以血緣關系作為認同的關鍵紐帶。也就是說具有相同的血緣關系，物質生活條件以及精神文化環境的人群更加容易形成民族認同的自覺和可能。

而談及民族主義，可以從心理和政治兩個層面來界定，由于我們討論的是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所以我們主要研究民族主義在思想活動層面的含義。在心理上，民族主義是一種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或者是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或者是對于民族利益、民族獨立與民族統一的信仰或主張；或者是一種愛國心和民族自豪感。總的來說“民族主義是指特定的意識形態、社會運動和政治訴求”＼+②。在這些方面，正如不列顛群島上或是非洲大陸上生活的群體，不能否認它們在特定的地緣條件下形成了同一或者說相近的民族特征及民族意識，這也為提供民族主義思想發展奠定了前提條件。

正是因為概念的復雜性，也導致二者的形成辯證性關系。對于民族主義思想而言，民族和民族認同更早出現，同時也推動了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而民族主義的發展也進一步反作用于民族認同，對于民族認同的強化和民族國家的發展形態產生重要的影響。

二、民族主義思想與民族認同的辯證關系

2.1民族認同+民族主義思想的催化劑

從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的定義上，我們可以看到民族認同感的形成對于民族主義思想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但是并非擁有民族認同就能夠形成民族主義思想，民族認同只有達到一定程度才能在包括經濟、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催生民族主義思想。因此民族認同的結果不一定能夠產生民族主義思想，而民族認同卻是民族主義思想形成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推動民族認同的動因主要包括相同的文化氛圍、血緣紐帶基礎、共同的生存環境以及相近的宗教信仰幾個主要方面。而這些因素對于這些民族的塑造以及民族主義思想強弱形態特征發揮著不同的作用。

從相同的文化氛圍主導下的民族認同來看，中國形成的提升威望型民族主義當屬一例。盡管中國幅員遼闊，少數民族眾多，然而在幾千年儒家文化主導形成的“東亞文化圈”、“華夷觀”以及“大一統”等觀念的文化氛圍熏陶下，在近代列強侵略炮火的刺激下，“華夏民族”的概念迅速膨脹，推動了中國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和中華民族的形成，進而推動了中國反帝反封的民族主義思想的發展和民族革命的爆發，最終成就了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民族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儒家文化中庸等思想的影響下，就中國的民族主義特點來看，可見以文化氛圍主導形成民族認同下的民族主義更加具有包容性和穩定性，進而體現為缺少攻擊性的以發展自己而提升威望的兼容并包、共同發展的民族主義思想特征和民族性。

對于血緣紐帶這一要素來講，往往是同生存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在它們影響下形成的民族認同可以放眼整個非洲大陸。在熱帶與亞熱帶氣候分布區，為他們帶來了相似的生存條件和血緣紐帶基礎。他們面臨相近的生存困境和挑戰：炎熱、貧困、疾病等等。他們所信奉的是部族和神明能夠拯救他們于水火，所以他們直至今天有很多還保留著血緣紐帶部族的傳統，例如非洲東部某些國家和地區，真正的統治者尚為他們的族長而非政府機構官員。而在這樣的民族認同下形成的民族主義是爆發性很強、但又具有脆弱性和分散性的特點。從整體上看，整個非洲的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具有整體性的特點，具有著相似性，這基于他們共同的血緣關系和生存環境。而它的爆發性又體現在二戰后隨著殖民帝國的消亡與的殖民體系的崩潰，他們迅速爆發一系列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革命。談到這種民族主義的脆弱性則表現在它的組成是一個個小的部族，有不同的內核，在殖民歷史遺留問題的刺激下，就像南北蘇丹的分立自制一樣，這個民族主義會隨著文化氛圍的改變而分崩離析。

說道具有宗教信仰因素影響較為明顯的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的特點，就不得不提到近代歐洲的民族主義與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二者的重要推動力：前者是基督教文化影響下形成的共同的宗教文明世界，以及宗教改革打擊天主教會對于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的解放；后者則是在神道教影響下形成的獨特的思想文化底蘊。二者的共同點在于宗教信仰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具有意識形態的強制力，有助于一個民族形成共同的文化氛圍，在這樣強大吸引力的推動下，迅速有效地形成民族認同，進而發展成為推動民族國家建立的民族主義思想。這樣的民族主義往往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排他性，在處理不當時容易導致其傾向于擴張性并具有攻擊性。例如日本在近代全面中就將這種右翼極端性的民族主義表現的十分突出，意在指向擴征和侵略。

2.2民族主義思想為民族認同“塑形”

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作用不僅僅體現在推動近現代民族主義革命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建立，也體現在現代國家發展內政外交的各個方面。當然，我們更要充分認識到它對于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反作用。在現代國際浪潮中，民族主義思想強弱和特點影響著人們對于本民族文化的認識態度和積極性，影響著一國人民對于本民族面臨內憂外患所做的取舍，而這樣就不斷地改變和塑造對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本身的認識形態，影響著這個民族的發展。與此同時，民族主義思想的傾向性越強，人們對于本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越深厚，而這樣又進一步的塑形和深化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態和進步。

總而言之，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之間就是這樣相互推動，相互發展的動態辯證關系，體現為一種波浪式的前進和螺旋式的上升，也由此影響著一個民族和國家進一步的發展。

在歷史上，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都曾經利用過民族認同下的民族主義。但只有正確利用的民族和國家才具有充足的發展力和生命力，在新時代的國際體系中，只有不斷認清本國國情，重構民族認同的話語，滿足和適應民族主義的文化訴求，充分發揮它在內政外交上的積極作用，才能在風云變幻的世界舞臺上長久立足、不斷發展。

[注釋]

第5篇：民族意識的概念范文

天人相諧

敬畏自然、感恩自然是草原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脆弱、嚴酷的自然環境，使草原民族選擇了以游牧經濟為主的生產方式，較之農耕，畜牧業對自然的依賴性顯然更強。生存的壓力，使人們對自然環境與人類生存的關系的認識和理解更為深刻，較早地形成了生態意義上的“天人和諧”思想。他們認為大自然是完美和諧的一種秩序，人與自然是共生共存的關系。萬物和諧共存是“天道”，尊重自然就是對“天道”的尊重。草原民族對大自然傾注著愛和敬畏。牧人的生產方式和消費結構完全是本著這一思想建構的，“居無常所，逐水草而進”的游牧生產生活本身就是古老的、可持續利用資源的循環經濟模式。

“天人相諧”的意識已融入草原民族的每一個細胞。道德方面，他們譴責和鄙視貪婪攫取自然資源的人，反對竭澤而漁的行為；在精神領域，牧人自覺地將保護植被、動植物生長和水源清潔當作自己的神圣責任，用禁忌的方式約束每一個社會成員；在制度層面，以法律保護生態，是草原文化的一大特色，蒙古族從習慣法時代開始，就確立了保護草場、水源和野生動物的法律制度，到了16～17世紀在成文法中更加完善。草原民族“天人相諧”的生態觀及實踐，標志著草原民族保護生態平衡的思想已上升到自覺高度。

英雄主義

英雄崇拜文化在草原民族中十分普遍，僅蒙古族民間就流傳有550多部英雄史詩。作為草原文化中最完美的人格定位，“英雄”的概念在草原文化中既是對人的本性的詮釋、對生命價值的道德闡釋，同時也是對理想人際關系的具體解讀。因此，英雄觀是領悟草原文化人生觀和價值觀的聚焦點。

英雄崇拜最初產生于人們對力量的崇拜，但草原民族對“英雄”的理解，并沒有停留在“力”的崇拜上。作為體現個體價值與社會責任相統一的文化“符號”，英雄被塑造為社會基本道德觀的化身。首先，英雄不是張揚蠻力的莽漢，也不是獨善其身、恃才自傲的眾叛親離者，“英雄”必須是顧全群體利益、與群體命運休戚與共、受到社會敬重的人；其次，英雄是知難而進、為理想勇于獻出生命的人。英雄注重的是社會榮譽，為此不惜獻身，而不是受利益驅使。

英雄崇拜作為草原文化的一種突出的文化現象，形成了一種社會氛圍，通過示范和導向，在社會上確立了一種理想的人生價值取向，對草原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

包容并蓄

充分肯定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并能夠采取寬容和開放的制度，這一文化取向在草原文化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寬松和兼容的文化政策，使元代的文化得到繁榮發展，陳垣先生在《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中曾指出：“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今之所謂元時文化者，亦指此西紀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間之中國文化耳。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

包容性也為草原民族博采眾長、促進自身文化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草原民族是古代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是人類文明成就的最佳整合者和轉化者。開放性為草原文化不斷吸收外來進步文化奠定了基礎，較強的整合和轉化能力，又使其他民族的發明創造得到了升華，對人類文明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動中促變

第6篇：民族意識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壯族民歌；民族意識；生命審美意識；真境；逸境

中圖分類號：J642．2l“218”

文獻標識碼：A

作為壯族音樂的一個分支的壯族民歌，是中華民族這個文化多元性的社會結構中，長期扎根于本民族民間文苑土壤里的一支奇葩。它不僅語言獨特，而且在思想內涵、音樂結構、表現形式和藝術風格上，也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無論是傳唱民族史詩，記錄和反映壯族的成長和衰退、流動和停駐、沖突和消釋、快樂和痛苦、失敗和成功的“長歌”。還是抒寫一事、一情、一景的“排歌”、“散歌”，都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意”、“境”之美。它不僅具有與生命審美意識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的鮮明民族意識，而且具有樸實自然地反映本民族的民族意識特別是本民族對大自然的鐘愛的聲畫自然和諧合一的“真境”，以及超越感性生命甚至超越音樂本身的“逸境”。

一、壯族民歌中的民族意識

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的所有成員對自己民族的屬性和特點的覺悟和認識的總和，它包含著對本民族的歷史命運和生存發展需要的理解，更體現著自覺維護和積極發展本民族利益、本民族語言和本民族的經濟、文化藝術、風俗習慣的特色以求獨秀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追求。

應該承認，壯族民族中的民族意識，表現得最突出的是壯族的生存發展意識和抗爭意識。典型的代表是傳唱壯族創世史詩《布洛陀》的長歌和傳唱“歌仙”劉三姐的各體民歌。對此，人們已多有論列。我想多說幾句的是壯族民歌與生命審美意識的內在關聯，這種內在關聯，我們可以從壯族人民利用民歌表現生命活動的積極、強烈程度和表現方式方法之多樣得到證明。下面我們就通過一些大家熟知的現象對這種內在關聯作一些簡單的辨析：

首先，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壯族地區的人們，世世代代從小就喜歡聽民歌、學唱民歌。對此，人們不是簡單地把它說成是一種民族“天性”，就是簡單地把它說成是一種“風俗”。其實，這是一種民族生命審美意識的曲折表現。換言之，壯族人民大眾之所以喜歡聽民歌、學唱民歌，不僅是因為他們希望從傳唱本民族的創世史詩《布洛陀》的長歌或對歌中，從傳唱“歌仙”劉三姐的各體民歌中了解本民族的生存、發展、創造史，學習和體驗本民族的祖先布洛陀這位“無事不知曉的老人”和“歌仙”劉三姐的斗爭意志和生存智慧，而且是因為他們覺得學唱民歌、會唱民歌本身就是一種把自己的生命活動當作審美對象的活動，它體現的是一種善于體驗生存意志和情感，善于享受生命快樂的一種智慧。正因為這樣，他們才以學唱民歌、會唱民歌為榮，以學唱民歌、會唱民歌為美。

其次，壯族人民大眾不僅把民歌作為個別男女之間談情說愛、談婚論嫁的特殊工具和手段，而且把男女對歌的形式公開化、集體化、規模化、合法化、持久化、狂歡化，使男女對歌成為一種比物質交換、商品貿易的“圩期”更盛大、更隆重得多的歌圩、歌節，這也不是單從倫理學的角度就能作出透徹解釋的；相反，它是對一般的倫理規范和交往行為理論的超越，其目的是使歌圩、歌節成為壯族人民大眾直接體驗、演繹和表現生命的自由形式和廣闊天地，使它成為一種追求生命自由的審美境界。這個問題涉及到對巴赫金“狂歡化”理論特別是其中的民俗文化理論和“廣場概念”的批判性理解，這里暫且不論。

第三，壯族民歌中，無論是“夜歌”、“日歌”、“嘹歌”還是“賊歌”，無不涉及情愛婚嫁、人情世故。而唱歌的人，又無論男女，都沒有年齡限制，不僅年青人喜歡對歌，中年人也喜歡對歌，有些歌手成為當地的“歌王”、“歌后”以后，雖已步入老年，仍然把對歌當成一種“過癮”的樂事。廣西田陽有個名叫黃達佳的“歌王”，雖然當上了縣里一個建筑公司的經理，年歲也大了。不得不把傳唱包括《布洛陀》古歌在內的傳唱民歌的任務交給他已經40多歲的侄子，但有時一到周末他還是要去對歌，有時甚至對到天亮。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覺得民歌里“有很多充滿人情的東西”，唱歌“是一種極大的享受”。他這種生命審美意識就像一首山歌所唱的：“柴火不曬最難燒，人不唱歌容易老，酸甜苦辣任君唱，萬般憂愁隨風飄”。由此可見，在壯族民歌活動中，無論是民歌還是歌者，都把人情、人性上升到了生命本體美的高度。

第四，壯族民歌中的男女對歌，具有明確而嚴格的程式，有見面歌、重逢歌、邀請歌、贊美歌、相思歌、結交歌、送別歌，對歌的人可以根據特定的情景和主客觀需要加以選擇、排列或隨編隨唱，以充分表達自己的生命意志和審美情思。

第五，在壯族的對歌活動中，人們往往要把優勝者推舉為“歌王”、“歌后”，作為人們為追求生命自由而歌唱的榜樣，并通過他們教歌、傳歌來強化人們的民族生存發展創造意識，激勵人們的生命自由意志和審美情趣，同時也使壯族民歌得以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第六，壯族民歌在廣西的一些地方(例如東蘭、天峨)還被運用到“螞拐節”，結合到“螞拐戲”、“螞拐舞”、“螞拐刀”、“螞拐棍”里，通過對象征具有繁盛生命力的青蛙的贊頌，來表現一種頑強的生命意識，表現壯族人民大眾從娛神到娛人的生命美學精神。 第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劉三姐長篇傳奇》有一首“獨”字歌：“獨屋獨住獨昏昏，獨凳獨盞燈；獨床獨坐獨自想，獨自流淚獨自吞。”有人認為，它只是在刻畫一個孤獨凄涼的女子的愁怨心態。從表面看，這是不錯的；不過，如果我們聯想到劉三姐的傳奇故事，我們就不能不領悟到，這是作為壯族文化意識、斗爭意志、勇氣和智慧的代表，對本民族在封建社會里遭受剝削階級和異民族的壓迫的生存困境的一種“慎獨”式的審美觀照和反思，其中是隱含著對個體生命以至民族生命的自由的渴望的。我們應該意識到這種獨特而深沉的生命審美意識的某種警醒意義。

以上這些簡單辨析，說明壯族民歌的民族意識，從美學角度看，實際上是一種豐富而深刻的生命審美意識，它是壯族民歌的“意”、“境”之美的主導方面。我們從事音樂教育的抓住了這一民族特色，才能讓學生從深層里領悟和把握好壯族的民歌。

二、壯族民歌中的“真境”

莊子說：“真者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顯然莊子意下的真是回歸自然的真，是賴以生存在民族土壤里的真。壯族民歌產生于壯族人民大眾賴以生存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之中，它的根始終深植在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土壤里，因此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就都必然表現出一種樸實自然的“真”。這種“真”，既表現在我們前面所說的民族意識的毫無遮掩的真實表達上，同時也表現在古樸的音調、旋律上。例如：天等壯族民歌《趕歌圩》、德保壯族民歌《民族團結花盛開>，其音調、旋律就十分樸實、自然、優美，聽起來就像流水 歡歌、百鳥和鳴那樣婉轉流暢。壯族民歌的音樂結構、和聲織體更是與眾不同，尤其是在多聲部的民歌里，幾乎完全擺脫了常規程式的束縛，與西方的傳統和聲思維不同。壯族多聲部民歌里不僅常常出現西方和聲學中最忌諱的尖銳刺耳的大二度和聲，而且對平行四度、五度、小六度和聲音程的運用也比較多，讓人感覺除了音調、旋律優美之外，聲部之間的“協和”簡直就像大自然的音響那樣令人心往神馳，不但豐富了表現手法。而且使單純古樸的音樂形象具有一種聲畫自然和諧合一的美。如壯族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支聲型二聲部民歌，它的起音由低音部開始，高音部進入后便以同樣旋律作大二度變化，或作三、四度音程變化，到結尾時又以大二度作長時間拖腔，直到終止。這種超乎常規的音樂結構和“不協和”的和聲織體，由于其聲畫自然和諧合一，就常常可以使聽眾進人一種獨特的古樸自然的民族生存幻境之中，使聽眾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就生活在古老的壯族山寨里一樣。需要說明的是，壯族民歌這種“真境”，并不是壯族民歌手刻意制造出來的，而是壯族人民大眾長期受到自己生活的特殊環境的熏染，對自然有著獨特的鐘愛，因而形成了本民族獨特的和聲思維的結果。關于這一點，拉法格有一個類似的說法：“民間詩歌是自發的，天真的。人民只是在受激情的直接的和立時的打動下才歌唱，他們并不依靠任何巧飾，相反，他們追求確切地表現感受到的印象。因此格林兄弟可以肯定說，在民歌中他們沒有發現一句謊話；維克多?雨果可以宣稱，在《伊利亞特》中沒有虛假的形象。”所謂“自發的”、“天真的”，就壯族民歌而言，說到底就是對民族及其賴以生存的大自然的激情和熱愛的樸實自然的流露。

饒有興味的是拉法格這段話，還可以移用來說明壯族民歌“真境”的另一個特點，那就是即興而來、有感而發、見物而唱所表現出來的自然真實性。這種自然真實性，不但在于它深刻反映了壯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們對生活的執著和熱愛，痛苦與歡樂，更在于大多數民歌手都沒有經過什么專業訓練，卻有著天然的音準感覺，能使民歌旋律與民族語言天衣無縫協調配合的能力，從而唱出具有獨特音樂風格和原生態韻味的音樂效果來。對于這種“天籟之聲”，對于這種駕御音樂的天賦，以及對多聲思維的獨到把握，人們常常用“難以置信、難以想象”來加以評價。其實，這也是壯族地區的自然社會環境和人文氛圍長期熏陶的結果，并沒有什么神秘可言。恩斯特?卡西爾論藝術的一段話說得好：“美的特征和本質，不會因任何隱密和神秘的氣氛而遮掩其光輝的，也不需要捉摸不定的混亂不堪的形而上學理論來解釋”。正因為壯族民歌的“即興性”和“天籟性”所形成的“真境”是壯族自然社會環境和人文傳統的“真境”的反映，所以它沒有那么多條條框框的束縛，才能演繹出既令人難以想象，又讓人們不得不信服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和頑強生命力的音樂，造成一種抗衡常規的新和聲感覺，產生一種回歸自然，通往宇宙天體，通向自由的神韻。

當然，壯族民歌在臻于“真境”方面，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不同類型的民歌中“真境”也是有差別的，至少其中還有好與差、濃與淡之分。因此決不能固守舊有民歌的“真境”而必須努力創新。正是基于這點認識。廣西的音樂工作者和壯族民歌手這幾年在創造具有新的藝術高度的“真境”上，做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其中，廣西音樂協會主席傅馨采用廣西那坡縣[過山腔]山歌元素創作的《壯族大歌》就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它既保留了[過山腔]的主題音調，又在原[過山腔]宮調式的基礎上。巧妙地加入了羽調式元素。在和聲運用上，作者不但保留壯族傳統的和聲結構，還加入了西方音樂傳統平衡大小調交替手法，不但豐富了作品的表現力，更豐富了人們的審美感受。歌曲從引子起

［過山腔］間調個性突出，尤其

這甩腔，在全曲反復出現，仿佛這甩腔是一種吶喊、呼喚，形象地表現出壯族母親帶領千萬子孫走出山寨，走出重重大山。歌詞主要圍繞著壯族母親的形象，追憶神話中創世大女神“母六甲”為生存而創造天地萬物，為子孫后代生活而造福人間，并展現出壯族人民自尊、自信、自強的信念，在團結協作的精神鼓舞下，走向那輝煌燦爛的彼岸。音樂跌蕩起伏，婉轉流暢，旋律忽高忽低，節奏忽緊忽緩，張弛有度。歌曲中段到最后，聲部從二聲部發展到四聲部，聲部和聲的疊置充實了音樂內在的力量，音樂形象更加突出。整部作品從思想內容到形式，不但體現了民族性，更體現了時代性，體現了民族傳統與現代審美的結合，體現了繁簡與濃淡、虛境與實境的對比，使壯族民歌的“真境”煥發出了新的色彩和光芒。正因為這樣，它榮獲了2003年“中華民歌大賽”創作二等獎，廣西藝術學院附屬藝術學校采用該作品編的舞蹈，也獲得了2005年中央電視臺CCTV第三屆舞蹈大賽的銀獎。

三、壯族民歌的“逸境”

“逸”，即超邁，逸樂。這是壯族民歌追求的一種審美境界。這種境界美，可以用王勃在《滕王閣序》中的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遙吟俯暢，逸興遄飛”。

壯族民歌中的這種“逸境”，從內容上看，主要表現為對感性生命的超越。這一點我們在前面關于壯族民歌的生命審美意識的辨析中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贅述，下邊只想就形式方面談點看法。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壯族民歌的表現手法是多方面、多層次、多姿多彩的。它往往通過不同的歌體，以不同的旋律、節奏、調式、調性來渲染一種神奇之感，把人帶到真實而空靈的想象聯想的境界，讓人在直接感知音樂元素的奇特組合的同時，去體味無盡超越音樂本身的美，產生一種類似王勃描寫的“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寒，聲斷衡陽之浦”的超逸感受。

下邊我們先以廣西壯族的“嘹歌”為例。

廣西壯族的“嘹歌”，可稱為廣西壯族民歌的“母歌”，是壯族民歌的原生態文化、根性文化的標志。它的內容非常豐富，戀愛婚姻，倫理道德，農耕百事，山水人情，世間變化，無一不可用它來表達。傳唱壯族創世史詩《布洛陀》的主要歌體，也是“嘹歌”。所以它被專家譽為“壯族的百科全書”。

關于壯族“嘹歌”名稱的來由，說法不一。據史料記載，居住在右江流域地區的壯族先民曾被稱為“僚人”，“僚”與“嘹”同音，故僚人唱的歌被稱為“嘹歌”。另外，還有所謂“襯詞”說，認為壯族的民歌的歌詞中，大都采用“嘹”字來作襯腔，久而久之，當地人便把所有用“嘹嘹”調子來唱的民歌總稱為“嘹歌”。“游玩說”則認為，在壯語中“嘹”字的意思即是玩耍，壯人唱民歌就是為了“嘹”，所以叫“嘹歌”。這三種說法盡管有所不同，但卻透露出一個信息，那就是“嘹歌”跟壯族人民大眾的“逸興”情趣緊緊相連。

“嘹歌”在音樂形態上具有不同于其它壯族民歌的特點。例如，田東縣的“嘹歌”《我的家鄉好》，強調低音部要唱得清楚，高音部要唱得好聽，因為只有在低音基礎上才能發揮好高音。它雖然聲音比較低沉， 但委婉動聽，音樂旋律性強，音程跳動大，裝飾音多，內部富于對比和變化。這與壯族的其它民歌大多只強調高聲部，要求高亢、有力、明亮，低聲部只要稍做變化，以烘托和豐富旋律色彩的特點相比較，更顯出其以變化來強化、深化民歌的“逸興”品格的用心。

“嘹歌”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的歌詞基本上是唱兩句拉一聲“嘹”，再接唱兩句，用同樣的方式反復，由此形成“嘹嘹”之聲連綿不斷、貫穿全曲的特色風格。既使音樂旋律的主題核心作用得到襯托和突出，使“嘹歌”在變化中求得統一，又使“嘹歌”在統一中產生變化。從而升華出一種反復回環的“逸”的韻味。

第7篇：民族意識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內涵；發展；認識

民族傳統體育是從民族共同體文化中剝離與凸顯出來的一種民族體育文化形式，是人類社會文化的補充與完善，除了具備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還具有自己獨特的內涵和民族文化特征。為此，全面、系統、科學地認識民族傳統體育，是振奮民族精神、加強民族團結、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內涵

在人類民族文化的原始積淀期，由于生存區域與生存環境、生產勞動與生活方式、文化積累與傳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體中許多具有教育、娛樂、健身功能的社會活動凸顯出來，共同構成民族傳統體育的內容和方法體系[1]。它寓競爭、娛樂、廣適、地域及藝術觀賞性、趣味性為一體的綜合運動形式，涵蓋了“性命雙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體優化理論，把人與環境視為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統一體，并把人體功能的強化和優化看作是一個精神同物質緊密聯系的統一體活動[2]。它既是自貫一身、穩定的精神物質文化，又在歷史環境的變遷中不斷改變其具體的結構式樣，呈現出多姿瘋狂學習的差別。這種在相承相續中漸進發展的趨向，使得我們民族文化的形成在歷史演進中開放出燦爛的花朵，孕育出豐碩的果實，突出地再現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識。

第一，勞動過程中的各種思想物化品為民族傳統體育的產生、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這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內涵中最高層次的部分。生產勞動是人類區別于猿類的特征，又是文化創造的開始。當人類作為自然生態環境生命類開始文化創造活動的時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簡單文化，也無不是從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開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物質勞動過程中，其技術、社會和價值方式都作為相當復雜的文化體系而存在[3]。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發展的背景下，民族傳統體育是一個民族在特定區域、特定的社會人群，伴隨著一定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產中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物質體育文化現象。

第二，民族傳統體育作為人類社會一項特殊的文化活動方式，孤立的個體活動是不存在的。盡管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常常通過個人的行為方式來體現和進行，但永遠脫離不開社會的聯系而受制于社會，永遠是物質文化的產物。同時，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又離不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制約和影響，并為一定社會關系所包圍，這種社會關系不論是以物為對象，還是以人為對象，其參與活動的行為包含著社會以人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組織；所形成的血

緣、地緣、行業的組織關系；所形成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表現出規定性、固定性、制約性的鏈接方式。從而使社會的人按照一定社會所提供的規定條件和可能，依據一定社會所特有的體育方式進行活動。

第三，反映在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當中的民族意識、文化心理、哲學思想、價值觀念、宗教信仰、倫理道德規范、審美心理，是人類精神生活領域的文化，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圍繞民族體育活動方式，通過抽象事物的藝術表現，來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質內涵、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最終依托體育活動來改造人的主觀世界。民族傳統體育活動作為驗證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進了民族心理素質的升華。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覺到大家是屬于一個人們共同體的自己人的這種心理”，一個民族“總是要強調一些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的特點，賦予強烈的感情，把它升華為代表這個民族的標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質是社會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條件綜合作用于民族傳統體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現與結果，是民族傳統體育生存、發展之靈魂。

二、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特性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兩個密切聯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文化，而文化則是構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

這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基本屬性。任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間和具體的歷史時間之中，蘊涵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這一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質。各民族的體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現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體育文化特質，又依其時代性而融匯成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身發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積淀與特定地域文明的特點，表現為該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類型。時代性則體現體育文化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發展由低向高的發展方向和文化之間傳播、交融與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表現為體育文化發展階段的標識和特定的文化類型所展示的時代風貌與精神。

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民族性存在于時代性之中，時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絕然獨立的文化屬性。正由于二者的統一，衍生出體育文化的整體性與獨立性、連續性與階段性、自主性與互賴性、兼容性與選擇性等等的有機共生。這些特性又表現為民族意識與全球意識、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統一。民族意識是民族體育文化的本質特征所在，全球意識則從世界和人類體育文化發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視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時代精神則代表體育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歷史演進的階段特征與風貌。

（二）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種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與傳承延續、傳播吸收等特性；主導性則是指文化的多元復合結構中，必然呈現該文化的主導傾向，包含明顯的價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與主導性并存，反映著文化存在的結構特性。文化是一個涵延廣博的概念，有其豐富的內涵，諸文化因素多元交匯，文化傳統的歷史延續同文化發展的時代新質共集于一定的社會空間。文化創新是以一定的優秀文化傳統之弘揚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獨創出來；并且，文化演進還是文化發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過程。正是在繼往開來與傳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實現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發展。

從文化的涵延性來看，獨具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非常典型地證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觀存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無論從悠久的歷史傳承還是從廣博的豐富內涵以及遼闊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鮮明的典型性。從文化的主導性而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歷經數千年不衰，其交融會通的強大生命力之中，展現出立于主導地位的、與時展相適應的文化特質，居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地位，成為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導性特性。

（三）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僅包括了涵延性所規范的文化多元復合與傳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發展中精華與糟粕、進步與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區分出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又有許多無法絕然判定的交匯復合內容，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或具體的狀況情形下，精華與糟粕的判定受到時代的局限，也受到評判主體的制約。

選擇性指文化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選擇、吸收所需養分以補充、壯大本體文化、排斥不適應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內在機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選擇、排斥功能，具有客觀規律性的特點；又由于文化選擇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進行的，從而也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意義。選擇性同樣不能獨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響。文化的選擇、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規范下實現的，選擇的結果不是使文化成為單一因素，而是豐富和發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樣受到選擇性的制約，選擇的結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種文化因素根據民族的需要和時代的要求而“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則失去生命力，這就是民族文化發展演進的過程，也代表民族體育文化發展的過程。

三、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動力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動力表現出三個主要特征，即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借鑒吸收外來文化并進行適應本體文化需要的選擇和汲取、以及順應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而進行的會通創新，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過程。

（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凝聚力

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體現為其民族精神。“文化傳統是不死的民族魂。它產生于民族的歷代生活，成長于民族的重復實踐，形成為民族的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簡單說來，文化傳統就是民族精神。”[5]

歷史證明，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強盛發達國泰民安的時期，往往就是政策開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齊放的時期。固步自封意味著保守落后，開放創新才是民族興盛文化繁榮的契機。中國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榮是各民族平等相處相互尊重的結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獨立個性和存在價值，促進各民族間體育文化的相互溝通和交流，才能取長補短不斷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體育文化發展的推動力

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對外開放的文化交流史。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時代差異外，還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異，在數千年中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長期地、不斷地交流、滲透、競爭和融合。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是具體的、歷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層次的立體結構。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體育文化的薈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間及民族外兩種類型。各民族的認同、親和與交融，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遠古時代就開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無論表現為交易、和親、聯盟的友好方式，還是掠奪、復仇、征服的沖突形式，客觀上都使民族體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擊觸發與交流影響，有利于促進民族傳統體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積育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養分與動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

（三）兼融會通是民族體育文化綿延的內驅力

任何民族的體育文化都有其空氣和土壤，有自己的載體和靈性；任何民族體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以及尊重和學習其他文化的義務；都有繼承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與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進行發展創新的責任；也有共同繁榮人類文化進步的歷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雖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卻同處并存相互聯系，都是其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結果。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靜止和封閉的狀態中發展，都是其內在的新舊更替、進步發展的矛盾運動和外部的文化觸擊沖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兼融會通特質成為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綿延的內在驅動力。

（四）整合創新是民族體育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基本特性集中體現為文化的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通過涵延傳播、汲取更新來實現新文化建設。開放與交融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不衰的動因，整合創新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長存的 (下轉第82頁）

（上接第74頁）生命力。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間的交融會通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而與外來文化的撞擊吸收、整合創新是其強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繁榮是民族復興的最終表征

民族傳統體育是由中國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是由各個民族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風俗習慣等文化創造匯集而成。歷來年舉行的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規模一屆比一屆盛大，項目一屆比一屆豐富瘋狂學習，獨具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與文化藝術融為一體，將民族體育按照固定的節奏一浪接一浪推向，展示了民族體育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是由民族文化創造匯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屬性，融會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這種基本的屬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又表現出兼容性和選擇性的一致。從而使全民族對民族文化發展特性認識的同時，充分參與、占有和分享屬于全民財富的社會主義民族體育文化。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現今世界上任何一項流行的體育項目，都源自于各國的民族體育項目，它們同樣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響而逐漸形成的，后來隨著經濟發展、文化滲透、使團表演、廣泛普及而逐漸成為世界性的體育運動[7]。實踐證明，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優點和長處。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中占據應有的位置，每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夠在同外來文化的交流中取長補短，不斷完善和發展自己的文化，這就是文化的創造性。同時，我們的創新還必須樹立全球意識，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國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脈絡，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識，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來文化進步的文明，并與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進行有效的結合和創新。

四、結語

民族傳統體育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的先哲們在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氛圍中創造、選擇、發明和發展起來的民族傳統體育，歷盡滄桑，經久不衰，推動了我國數千年體育文化的發展。盡管時生了變化，但蘊藏在其深層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響著人們今天的思想和觀念，其體育方式仍為各民族人民采用，運用人類學來加以研究，在強有力的理論指導下開發這個蘊藏量極大的資源，可以為中華民族體育全面走向世界，促進國際體育文化的大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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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文勛，施惟達，張勝冰，等.民族文化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4]趙光遠主編．民族與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諸形態[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5]龐樸．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載朱家楨、厲以平、葉坦主編．東亞經濟社會思想與現代化[M]．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

第8篇：民族意識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文鏡秘府論》 卷次順序 方位觀

《文鏡秘府論》，“文”即作文，“鏡”字揭示了該書的教材性質，即為了講解寫作規范，教導學習者模仿范例并進而學會寫作而編撰，“秘府”即告知書中珍藏著作文的種種奧妙。全書分天地東西南北卷以配六合。該書一直被認為是一部文學批評理論的專著，對于詩歌寫作學習者是很有價值的，其價值僅次于劉勰的《文心雕龍》。

通過對《文鏡秘府論》的初步閱讀，我們不難發現，弘法大師在編撰該書時用中國傳統的方位為各卷次命名，對于作者為什么要以方位為各卷次命名以及卷次順序為什么是“天、地、東、西、南、北”，本文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具體論述。

第一，空海在模仿和吸收漢民族文化，一個民族吸收另一個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從仿學開始的，從仿學入手，學習外國的傳統文化是文化交流常見的現象，弘法大師來中國以前， 漢語素養已有相當的基礎， 能用漢語作文著書。在《詩經》中，有許多篇目都運用了方位詞，它們除了指具體的方位以外，還有其他的很多意思。“東”多指征伐之事，多指青年男女幽會之所；“西”則多有一種眷戀，思慕、回望的意義；“南”多與一些美好的事物用在一起，寄托憧憬向往之意；“北”字在《詩經》中則多與人生不適意，命途多舛有關。《詩經》中的的方位詞“東南西北”之所以有多重意義，這和先民們的空間崇拜有關。原始時期，先民們憑借自然景物辨認方向，從社會生活經驗中，逐步形成了“東、南、西、北”的概念，也形成了對“東、南、西、北”的不同的心理體驗，從東開始進行順時針旋轉，依次為東、南、西、北，這種排列順序也符合漢民族的生活習慣。當天地四方觀念在人們心目形成之后，還必然伴隨著一些情感活動。空海在構建《文鏡秘府論》時，采用了中國傳統的方位觀，反映了當時漢民族對空間的崇拜。可見空海在創作的時候，是運用傳統漢民族的思維方式的并繼承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因此海空采用方位詞為各卷次命名。

第二，空海在吸收和傳播漢文化的同時，加上了自己的民族意識，對漢文化進行了創新。我們不難發現，該書卷次排列的順序是“東西南北”而不是中國傳統的“東南西北”。這說明空海在吸收和傳播漢文化的同時，也融入了自己的日本意識。他不是一味的吸收漢文化，而是把吸收異域文化，立足于本民族實際， 帶著本國意識， 這在文化交流史上是普遍現象， 也是正常現象。只有立足本國實際， 才能使異域文化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

關于《文鏡秘府論》的卷次，本人通過閱讀相關的資料就發現，各版本的說法不一。有人說《文鏡秘府論》的卷次順序是“ 天、地、東、西、南、北”， 有人又說它是“天、地、東、南、西、北”。到底是哪一種排列順序才是當年空海原始的編排順序呢？

通過各個版本的對比，應該采用第一種說法。一、《文鏡秘府論》天卷序記述細目以及《文筆眼心抄》正文，順序均為“天、地、東、西、南、北”。二、從傳本材料看， 《 文鏡秘府論》江戶刊本每卷末有“ 卷一” “ 卷二”…… “ 卷六” 字樣， 順序是天（卷一）、地（卷二） 、東（卷三 ）、南（卷四） 、西（卷五）、北（卷六） 。維寶《文鏡秘府論箋》和《文鏡秘府論》天海藏本順序與江戶刊本同。《文鏡秘府論》醍醐寺甲本天卷封面里頁貼紙有“秘府論天東西南四帖在之……弘治三年九月”字樣， 說明此本順序為天地東西南北。《文鏡秘府論》高山寺丙本殘南卷， 南卷封面為“文鏡秘府論卷第五” ， 則知其西卷在南卷之前。高山寺丙本和醍醐寺甲本年代均在平安末鐮倉初， 即使醍醐寺甲本的里頁貼紙，也在日本弘治三年（1555） ， 年代均遠早于江戶刊本。且維寶《文鏡秘府論箋》34 卷， 顯然是自編， 江戶刊本等的順序亦當為收藏者自編， 而非原貌。

卷次作“ 天地東西南北”，而不是作“ 天地東南西北” ， 可能就和空海的意識有關。在方位觀念上， 中國的傳統和日本可能有不一樣的地方。中國古代也有“東西南北” 的說法，但有多個意思。一是在方向上東西和南北對舉，還有是泛指到處各處，還可以指人生凄惶之意。不論東西和南北對舉， 還是泛指各處乃至用指人生凄惶， 都沒有方位順序的意思。上文中《詩經》中的例子也可以說明這一觀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用作方位順序的是“東南西北” 。這也和中國人的四時觀念有關。春夏秋冬是自然順序， 和這個觀念聯系， 方位順序是“ 東南西北” ， 五行八卦也有與之一致的順序， 而五行八卦之說進一步確立了“ 東南西北” 的方位順序。講到方位順序， 應該是“東南西北” ， 因為這才是順天順四時乃至順五行八卦之序， 才符合中國人天人合一的觀念。

盧盛江教授曾經向《文鏡秘府論考》的作者小西甚一先生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請教過，他們幾乎都是脫口而出，東西南北就是日本人的習慣，雖然沒有書面文獻的證實，但民間的口傳往往最能反映真實的風俗習慣，因為風俗習慣就在于每個人自然而然的生活中。所以“東西南北”才是日本方位的順序。

綜上所述， 就看出《文鏡秘府論》的卷次應當是“ 天地東西南北”。這說明海空在創作過程中不僅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而且融入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和愛國主義。他對中國文化的吸收是采取了揚棄的態度。只有立足本國實際， 才能使異域文化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空海在編撰《文鏡秘府論》卷次的時候，他的方位順序觀念， 是“東西南北” ， 而不是中國的“東南西北” 。他應該是按照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因此， 從《文鏡秘府論》本身的編撰和《文鏡秘府論》卷次的安排， 都能顯明地感受到空海的日本意識。

參考文獻：

[1][日]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M].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鄭子瑜.中國修辭學史稿[M].上海教育出版社

[3]金安輝.《詩經》中“東、南、西、北”及其對后世詩歌的影響[J].遼寧教育

學院學報，2003年1月第二十卷，第一期.

[4]盧盛江.空海的思想意識與《文鏡秘府論》.

第9篇：民族意識的概念范文

[關鍵詞]民族認同；少數民族；高中生；亞文化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01 — 0077 — 03

1 引言

認同的建構作為青少年的首要任務，而對于許多少數民族青少年來說，還包括對本民族成員的感知和概念。〔1〕民族認同對少數民族高中生極為重要，由于在他們的生命階段，種族劃分作為其首要的構造，并且潛移默化中強烈地影響其日后發展的多個方面。Phinney認為民族認同是一個復雜的結構，包括對民族的歸屬感、對民族的積極評價以及對民族活動的行動，過往的研究都關注于狹義的本民族認同，〔2〕更廣義上的民族認同是指：多民族國家中，個體對自己既作為單一民族的成員同時也作為國家民族的成員身份的自我確認，表現為對本少數民族和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和義務感。〔3〕民族認同對于少數民族高中生問題行為的形成是一個重要的誘因，過分極化的民族認同常常會誘發其產生偏離常態標準的行為，同時導致該群體的狹隘思想的形成，嚴重影響其日后的行為塑造。而降低問題行為的發生，促使少數民族高中生適應所處的復雜社會環境，應試圖探尋少數民族高中生中華民族認同的根本誘因及其內部的心理加工機制。少數民族高中生處于生理和心理成熟的過渡期，隨著生理的成熟，其行為變化和心理發展都相應地呈現出動態的特征，其民族認同的過程定然受到個體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響。

國外的研究借助觀點采擇的理論，指出美國少數民族青少年認同過程中的三個阻礙因素，并且提出了少數民族高中生認同的五步干預模型。同時，國外針對來自相同區域和相同亞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種族人群進行了民族認同問題的相關探討，〔4〕對我國開展少數民族群體的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示意義。而國內對于此類研究的深入性不強，由于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群體認同狀況將會影響群體行為，因而對于本民族或中華民族越認同的個體在民族沖突情境下越容易出現積極行為。此類相關研究過多地關注于少數民族的民族認同的研究，但是很少將亞文化因素作為考慮的重要指標，往往造成研究的片面。由于少數民族高中生作為特殊群體，其自身面對強烈的外部競爭力，內心極大的掙扎和不平衡感致使其對本民族群體的疏離及民族認同的降低，自身亦矮化為“亞文化”群體，可能導致其民族概念淡薄，歸屬感較低，因而必然要考慮文化因素對于其自身的心理品質的影響，同時對于民族認同的研究，還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如何促進少數民族高中生對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與此同時，國外對于少數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認同予以高度重視，并且實行以“強化認同”為指導思想的多元文化教育，這一啟示性的舉措，對于國內學者試圖深入全面研究眾多民族的民族認同問題，推進制定系統、科學的中國化的方案具有積極促進作用。

伴隨著心理學視閾下的文化研究逐漸在少數民族研究中嶄露頭角，少數民族學生在學校教育中的社會適應逐漸受到研究者的關注。當少數民族學生脫離自己的母體文化群體進入校園后，必然要面臨著來自與原來的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有較大差異的主流文化的考驗和民族認同的困境。鑒于此，本研究通過少數民族高中生的實證研究，發現其外在的行為表現，以整群抽樣的方式發掘不同種群的內在心理潛質，對嫩江流域具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認同以及中華民族認同予以深入考察。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的方法對齊齊哈爾地區的在校高中生進行抽樣，隨機發放1000份調查問卷，回收少數民族高中生問卷187份，漢族高中生問卷610，少數民族高中生問卷回收率為18.7%。剔除漏答、錯答問卷后，得到實際有效問卷148份，有效率為79.1%。其中，男大學生73名，女大學生75名；高一學生54名，高二學生94名，其中達斡爾族44人、滿族35人、回族24人、蒙古族21人、朝鮮族10人、柯爾克孜族10人、鄂溫克族2人、鄂倫春族2人，所有被試年齡為17.36±0.77歲。皮爾遜卡方檢驗結果顯示民族與性別變量間樣本差異不顯著（Pearsonχ2=9.519，p>.05），表明此次抽樣的樣本分布較為均衡，抽樣較為合理。

2.2 研究工具

（1）中華民族認同問卷，〔5〕由秦向榮（2005）根據翻譯國外量表，參考國內涉及民族認同的調查問卷所編制。為了達到本研究的目的，修訂其中部分題項，將“華人”修改為“中國人”，重新建模進行因素分析。本量表涉及認知、評價、情感、行為等四個維度，共21個題項，問卷采用Likert6級評分的方法。該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837，各維度的α系數都在.90以上。

（2）民族認同問卷，〔6〕由秦向榮（2005）根據翻譯國外量表根據翻譯國外量表，參考國內涉及民族認同的調查問卷所編制。本量表涉及認知、評價、情感、行為等四個維度，共29個題項，問卷采用Likert6級評分的方法。該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834，各維度的α系數都在.90以上。

2.3 數據統計

使用EXCEL2003進行數據錄入，通過SPSS13.0統計軟件包進行數據分析，統計方法包括F分析、偏相關分析、多元回歸分析。

3 研究結果

3.1 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各維度在性別、民族間的差異分析

各少數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變量在獨立樣本t檢驗中顯示各維度性別差異不顯著，在本民族認同的認知、情感、行為維度中少數民族男高中生得分略高于女高中生，而在民族認同評價維度以及中華民族認同的所有維度中，少數民族女高中生得分略高于男高中生，總體而言，表明少數民族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的民族認同的發展狀況較為均衡。同時，各少數民族高中生在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的各維度F分析差異不顯著。

3.2 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間的相關情況

本研究通過對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各個維度進行計算后，將研究轉化為顯變量的研究。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間的偏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民族認同各維度與中華民族認同各維度間存在正相關，達到了統計學顯著水平。

3.3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研究針對少數民族高中生，進一步以中華民族認同作為因變量，對民族認同作為自變量的預測效果進行回歸分析，對于少數民族高中生的進一步回歸分析顯示民族認同維度中的評價、情感、行為共能解釋中華民族認同總分的51.4%。回歸系數R為.717，回歸方程：中華民族認同=45.831+.351×評價+.171×情感+.268×行為，回歸方程有效（F（4，143）=37.811，P

4 分析與討論

4.1 少數民族高中生的性別和民族屬性對民族認同的影響

由于國內外在性別與民族認同關系問題上的研究結果尚無定論，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表明在嫩江流域的亞文化背景下，少數民族高中生整體的民族認同得分在各維度上男生與女生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差異。但是在民族認知、情感、行為維度少數民族男生高中生得分上略高于女生，而女生在民族認同評價維度上的得分要略高于男生。盡管本研究與國內的一些研究并不一致，例如，李紅梅（2009）認為蒙古族高中生男生比女生有著更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但是王亞鵬（2003）認為藏族大學生的民族認同并沒有性別上的差異，這些研究結果表明民族認同問題的研究要考慮地域以及民族本身的歷史文化因素的影響。而本研究取樣中的少數民族多數是傳統的“漁牧、狩獵”的民族，男性對于征服自然的先天優勢通過歷史沿承積淀下來，從而影響到現如今少數民族男性高中生心理與行為的表現，又由于現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優勢文化的滲透，導致少數民族高中生原有的民族意識重建。基于此，研究又試圖探尋民族屬性對于民族認同的影響。結果表明各民族間的民族認同差異并不顯著，這與國外的相關研究存在相應的契合，在對于亞裔美國青少年群體的民族認同的研究中，這些群體可能由于輕微的文化傾向，使得民族歸屬感隨著時間的流逝在微弱地減少，從側面揭示出文化因素對于民族認同的深刻影響。由于各少數民族高中生自身所處的“雙文化”或是“亞文化”的背景使得少數民族高中生彼此的風俗習慣以及宗教文化信仰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具體表現在鄂倫春族、柯爾克孜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和滿族等民族之間頗為密切的歷史淵源以及他們對于薩滿教、共性圖騰的信奉。隨著歷史的推演，進而推動各民族間的融合，這是現階段少數民族高中生的民族積極認同形成的強烈信號，對于少數民族高中生建立最佳的社會交流和形成積極的群體意識以及推動民族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的實時性研究提出新的啟示。

4.2 民族認同對中華民族認同的影響

少數民族高中生在民族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之間存在顯著地相關。研究將關注點放在探求亞文化對于民族認同的影響，并且試圖探尋少數民族高中生中華民族認同形成的誘因。同時，研究也關注不同少數民族在各外顯變量的差異。本研究顯示少數民族高中生具有較高的本民族認同的同時，也具有高度的中華民族認同；這一結果與多數國內少數民族認同研究結果相一致，〔7-8〕但與國外提出的對一種身份的過強認同會削弱對另一種身份的認同的觀點相悖，即國外學者的研究表明黑人、拉美人以及白人對國家認同程度存在顯著的差異，而且其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存在顯著的負相關，〔9〕這一結果表明國外的種族主義的歧視較為嚴重，削弱其公民的整體歸屬感。而較之國外所謂的少數民族，中國的少數民族僅指人數上的劣勢，對于其權利沒有削弱，而是盡可能予以保證，且對少數民族的發展和政策的支持和重視程度也較高。然而，結合嫩江流域的歷史文化而言，“流人文化”以及“闖關東”移民活動，促進了本地區對于中原文化的汲取，加速了其由過去純粹的民族文化向多元共存的民族文化的演變，并且由于世居嫩江流域的少數民族性格豪爽、熱情好客也使得本地區與各民族之間和諧發展。綜上種種，促使其產生對于本民族以及中華民族強烈的歸屬感，同時對于其本民族意識和中華民族意識的積極塑造也具有有效的促進作用，進而對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 考 文 獻〕

〔1〕GarciaColl， C.G.， Crnic， K.， Lamberty， G.，Wasik，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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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hinney J.S.， Lochner B. T.， and Marphy P. 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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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誼，張慶林，史慧穎.民族認同與少數民族高中生問題行為〔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與臨來康復，2007， 1（07）：10640-10643.

〔4〕Mark H. Chae and Pamela F. Foley. Relationship of

Ethnic Identity ， Acculturation ，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g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Americans 〔J〕.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2010，88：466-476.

〔5〕〔6〕秦向榮.中國11至20歲高中生的民族認同及其發展〔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5.

〔7〕萬明剛，王亞鵬.藏族大學生的民族認同〔J〕.心理學報，2004，（01）：83-88.

〔8〕史慧穎.中國西南民族地區少數民族民族認同心理行為適應研究〔D〕.重慶，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