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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的人口變遷
1950年北京、上海的生育率（婦女人均生育子女的數量）均為5.2，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5.9。196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分別為740萬、1056萬人。
1963年中國在大城市開始計劃生育宣傳，1964年在大城市落實政策，1973年在全國逐步展開。上海作為計劃生育的模板，并且城鎮人口比例較高，人口出生率下降最快，從1963年的3.03‰降至1964年的2.06‰、1965年的1.7‰、1967年的1.25‰。北京的生育率也從1964年的4.41降至1965年的2.89、1967年的2.53。1960年上海、北京的生育率平均為2.8、3.8，全國平均水平是5.7。
1970年開始在上海、北京等城市試行獨生子女政策，1980年在全國推廣。可見，上海的生育率最低，其次是北京，東北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雖然人口壽命在大幅延長，但是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上海的人口僅從1960年的1056萬增至1980年的1152萬，占全國比例從1.60%降至1.17%。北京的人口則是從1960年的740萬增至1980年的904萬，占全國比例從1.12%降至0.92%。199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增加到1086萬、1334萬。上海、北京GDP占全國比例從1960年的10.1%、3.7%降至1980年的7.1%、3.2%，再降至1990年的4.1%、2.7%。
1980年北京、上海的外來人口只有19萬人、6萬人，到1990年也只有54萬人、51萬人。1990年上海開始開發浦東，拉開了外來人口的小閘，經濟占全國比例也開始上升。上海1980-1989年年均只增加3.0萬外來人口，而1990-1995年年均增加13.0萬人。1996年拉開了外來人口的大閘，上海1996-2013年年均增加48.3萬外來人口，非戶籍人口總數由1995年的113萬人迅猛地增加到2014年的987萬人。
而北京1990-1994年年均只增加1.9萬外來人口，GDP占全國比例還在繼續下降。1994年外來人口總數只有63萬，但是，僅1995年就增加到118萬。雖然后面幾年又嚴控外來人口，但1995年涌入的這118萬人口給北京經濟增添了活力，北京經濟占全國比例也觸底反彈。2000年北京再次拉開了外來人口的閘門，2000-2014年，北京非戶籍人口年均增長44.1萬人，非戶籍人口總數由1999年的157萬增加到2015年的823萬。北京、上海非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90年的5.0%、3.8%增加到2015年的37.9%、40.6%。
外來人口有助于北京、上海的經濟發展
北京、上海戶籍人口相對增長緩慢，從1980年的886萬、1147萬人增加到2016年的1363萬、1440萬人。這些增加的戶籍人口還有一部分是外來人口入籍。因此，北京、上海的實際外來人口還要更多。東北的人口移入和移出大致相當，凈移民率幾乎為0。外來人口大多是青壯年勞動力。比如，2010年北京、上海的非艏人口占全市總人口的36%、39%，但卻占全市20-39歲人口的52%、59%。
年輕人越多，創新活力越強。中位年齡反映了經濟活力，（全體人口按年齡大小排三列，位于中點的某人的年齡）。全國、北京、上海、東北的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齡2010年為36歲、36歲、38歲、40歲，2015年為38歲、37歲、40歲、43歲，北京、上海比東北更年輕，經濟也更有活力。
但是北京、上海戶籍人口的中位年齡，2010年高達42歲、47歲，2015年更是高達44歲、50歲，比東北還要高。
20-39歲的年輕勞動力是最能增進經濟活力的人口。1990年0-19歲人口到2010年為20-39歲。1990年北京、上海、東北的0-19歲人口占全國的0.69%、0.73%、8.09%，而2010年20-39歲人口占全國人口的1.93%、2.08%、8.12%。可見，2010年北京、上海的20-39歲人口有2/3是外來移民；而倫敦、東京的比例都只有1/3，巴黎只有1/6是外來移民。
東北由于外來移民較少，20-39歲人口占全國比例從1982年的10.4%降至2010年的8.12%，；同期GDP占全國比例從12.8%下降到8.6%。如果沒有外來人口，上海、北京的20-39歲人口占全國比例將從1982年的1.60%、1.12%下降到2010年的0.73%、0.69%，降幅超過東北，那么，GDP占比的降幅也將超過東北。可見，如果沒有外來人口，北京、上海的經濟會比東北更沒有活力（見圖1）。
人口繼續涌入大城市威脅中國的持續發展
流動人口主要是青壯年勞動力，而老人和兒童是很難外流的。一方面，東部大城市人滿為患；另一方面，中西部的留守老人“老無所養”、留守兒童“幼無所靠”。
大城市靠吸引全國的年輕勞動力來維持經濟繁榮，但是也加重了城市病：交通擁堵、環境污染、房價上漲。導致城市房價上漲的原因有三點：土地供應是依照規劃人口數進行的，增速低于實際人口增速；外來人口對住房有剛性需求；外來人口流入不僅增加了城市經濟活力，而且提高了戶籍人口的購買力。
實際上，最嚴重的城市病是超低生育率，這與人口密度太高有關。2003-2012年，東京的生育率平均為1.06。23個區、26個市的人口密度與生育率直線負相關，人口密集的幾個區房價高、通勤時間長、民生壓力大，民不聊“生”，生育率只有0.7-0.8；人口稀少的地方，生育率為1.4。
倫敦的人口密度比東京要小，2011年生育率為1.84。33個區的人口密度與生育率是直線負相關。內城的人口密度仍然較高，一些區每平方公里超過1萬人，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人口密度較低、房價較低的外城一些區，每平方公里只有2千多人，生育率卻在2.1左右（見圖2）。
美國生育率能達到1.9-2.0的主要原因是城市規劃得更加“宜生”。美國城市分為中心城區、建成區、都會區，芝加哥、費城、邁阿密的中心城區每平方公里都只有4千多人，建成區則只有1千多人，都會區低于1千人。洛杉磯的中心區、建成區每平方公里分別為3.1千人、2.7千人。人口最密的紐約，中心城區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萬人，建成區也只有2.1千人。美國房價只是家庭收入的四五倍。各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時間只有20多分鐘。
而中國的城市建成區全部已超過1萬人/平方公里的規劃，縣城的人口密度比紐約中心區還高。北京東城區、西城區每平方公里是2.5萬人，上海虹口區、黃浦區、靜安區超過3萬人，通勤時間普遍超過1個小時。北京、上海總和生育率長期只有0.7，不僅因為生育政策限制，也因為高密度的城市規劃下的各種生存壓力。目前，中國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區的面積只占0.7%的國土面積。
一孩次生育率反映了沒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現實，與總和生育率平行變化。1995-2014年，東京的總和生育率平均為1.06，而一孩次生育率為0.61。2010年北京、上海的一孩次生育率低于0.6，2015年甚至低于0.5，這意味著即便鼓勵生育，總和生育率也難以達到1.0。長期的低生育率，經濟發展依賴移民，使得北京、上海的人口結構呈現新的變化趨勢（見圖3）。
紐約、東京的人口數據是采納官方預測。北京、上海2015年后的數據是采納2015年抽樣調查，假設2017年后北京、上海的人口不再流入、流出，2018-2050年的生育率將穩定在1.0。
201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結構非常“拉風”，20-49歲青壯年勞動力占總人口的60%、56%，而紐約、東京都只有46%。但是到2040年，北京、上海的20-49歲人口占比只有28%、23%，而紐約、東京還有44%、32%。
流入北京、上海的年輕勞動力很多將在此終老。現在的外來年輕人給北京注入了“生機”，今后卻可能成為“危機”。北京、上海65歲以上的老人將從2015年的231萬、309萬增加到2030年472萬、599萬，再增加到2050年的791萬、907萬。全國、北京、上海的20-64歲勞動力與65歲以上老人之比將從2010年的7.6、8.9、7.6降至2030年的3.4、2.9、2.4，再降至2050年的1.7、1.2、1.0。今后北京、上海的老齡化危機比全國更嚴重。
上海、北京面臨人口拐點
過去的實際人口一直超前于規劃，比如，北京1993年的規劃是2010年人口要控制在1250萬人以內，2004年的規劃是2020年人口要控制在1800萬人以內；但是2010年實際人口已經達到1962萬人，2016年更是達到2173萬人。
現在的新規劃是，北京的人口在2020年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然后長期穩定在2300萬人左右；上海的人口到2040年控制在2500萬人左右。事實上，上海今后的實際人口將低于規劃。2015年、2016年上海的外來人口連續兩年負增長，2016年北京的外來人口也開始負增長，有人認為是政策所致。即便是沒有政策調控，上海、北京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原因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上海、北京的人口結構要老化，經濟活力降低。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齡比全國高2.3歲。北京的中位年齡也將在2018年開始高于全國。這在國際大城市中并不多。
國際大城市的生育率只略低于全國，然后靠吸引少量外來年輕人口使得中位年齡低于全國、經濟活力高于全國，從而長期保持吸引外來年輕人口的能力。比如，2011年英國的生育率為1.91，倫敦市為1.84。2010年美國的生育率為1.93，紐約市為1.81。2010年美國、英國、日本全國的中位年齡為37歲、40歲、45歲，而紐約、倫敦、東京分別只有35歲、34歲、42歲。
第二，上海、北京的經濟優勢可能會下降。區域發展不平衡是跨區域人口流動的動力，而區域均衡化發展是趨勢。比如，以前紐約州的人均GDP遠高于全國，吸引人口流入；1930年后人均GDP相對優勢不斷下降，吸引人口的能力也下降。紐約州的人均GDP與全國的比例，從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而密西西比、南卡州卻從1930年的32%、38%，升至1950年的51%、62%，再升至1980年的70%、78%。
1980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是全國的6.1倍、3.4倍，2002年是全國的3.6倍、3.3倍，對外地人口有強大的吸引力。而2005年湖南、四川、安徽、貴州的人均GDP只是全國的66%、59%、57%、34%，人們千里迢迢也要到大城市討生活。
但是2016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只是全國的2.0倍、2.0倍，可能還將繼續下降；而湖南、四川、安徽、貴州的人均GDP已升至全國的83%、72%、71%、60%，還將繼續提升。收入差距在縮小，考慮到路費和骨肉分離的精神成本等，中西部很多人就會選擇留在家鄉的城市就近就業。上海的外來人口來自安徽的比例最高，2003年上海的人均GDP是安徽的6倍，但是2016年只是安徽的2.9倍了。上海對安徽勞動力的吸引力也在不斷下降。
第三，全國的生育率從199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2015年的1.05，這意味著可流動的年輕人口數量在不斷減少，可流動的人口數量下降。
第四，高鐵、互聯網正在改變中國的區域經濟格局，零售、金融、制造不再依賴于物理性場所，傳統產業下形成的大城市的地位將下降，而懷化、贛州、襄陽等新興的交通樞紐城市，將吸納人口流入。美國1930年后人口重新分布的過程中，中西部也崛起了一批中等城市。
第五，從2006年開始，中國的經濟中心開始向西南轉移。川渝、云貴桂的經濟總量占全國比例都在提升，將吸引人口回流。
關鍵詞：生育觀念；影響因素；生產力；生育政策
中圖分類號：C9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13-0097-02
生育觀念古已有之，直到現在仍然是學者們廣泛關注的重要領域。它不僅僅是對生育過程的總結，同時也涵蓋了人們對待生育行為的態度和看法，概括來說它是指人類在生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倫理觀念、等一系列文化現象的集合，直接影響著人們的生育行為。作為人類社會歷史文化的產物，生育觀念有著廣泛的內涵，它涵蓋了生育的目的、生育的數量、生育的時間以及生育的性別取向等方面。在同一時期的社會里，人們一般都有著或約定俗成或積習成文的生育觀念，像我國鄉土社會的“多子多福”“多生多育”的生育觀念，而隨著社會的變化發展，生育觀念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在當今社會里，生育觀念又產生了哪些變化，這值得我們探討。
一、“少生優育”生育觀念的形成過程
工業革命以來，機器化大生產逐步取代了傳統的鐵犁牛耕的生產方式，傳統社會中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喪失，人類進入工業社會，生產力得到了飛躍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經濟基礎的根本性變革勢必會帶動上層建筑的一系列變化，生育觀念作為上層建筑中精神文化的一種，也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改變。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市場大潮的沖擊，貧富差距的拉大，人們的經濟壓力和社會壓力也隨之增大，大多數人是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畢竟一個孩子的生育成本還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這時候父母關注的不是孩子的數量而是孩子的質量，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父母特別注重孩子的全面發展，比如給孩子早教，上各種補習班，一個孩子的生育成本遠超過去，這使得有人感慨現在養一個孩子的生育成本比過去養兩個三個孩子的成本還要高。正是在這些經濟和社會的諸多壓力之下，逐漸形成了如今“少生優育”的生育觀念。
二、“少生優育”觀念形成的影響因素
（一）教育制度的變革和教育年限的延長
工業社會不同于傳統社會，傳統農耕社會強調的是勞動力的數量，人口增加意味著勞動力增加，勞動力多了，就可以生產更多的糧食，開墾更多的荒地，國家也可獲取更多的賦稅收入和可利用的儲備兵力；而工業社會的主要特征是使用機器進行生產，機器化大生產對勞動力自身素質的要求提升，它需要的是技術人才，強調的是勞動力的質量和素質，而國家為了培養適應工業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為了更好地提升國民的素質，深化了教育體制的改革，延長了教育年限，這直接增加了教育成本，使得工薪階層不得不考慮生孩子的成本。同時，教育作為上向流動的渠道，對于占絕大多數人的中下工農階層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教育可以獲取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機會，但教育年限的延長使得個體為了更好地完成學業不得不推遲結婚，時間一長，大家也就開始晚婚晚育了。
（二）女性的職業化發展以及避孕技術的進步
雖然我國曾長期處于男權社會，男性是社會的主體，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女性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她們不再滿足于傳統的角色，開始走出家庭，走向社會，在更廣闊的舞臺上實現自身的價值，單一的家庭主婦逐漸發展為職場女性，職場女性不僅僅是在家照顧孩子，同時也在職場上實現自身價值，職場上的競爭壓力下迫使不少家庭選擇了傾向于自身發展的選擇――少生或不生孩子。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避孕技術也隨之進步，避孕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在人們的青壯年時期，不少年輕人考慮到要發展事業，于是通過避孕手段選擇了少生或不生，等到事業逐漸起步之后，人們逐漸達到中年時期，這時人們的生育能力下降，即使想生育也不一定能有效生育，因此，避孕技術的進步有效地預防了計劃之外的生育行為。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本位的思想逐步確立
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的發展不僅帶來了經濟上的騰飛，同時也引起了思想領域的變革，傳統的家本位的思想向個人本位轉變，人們不再是只局限于家族和國家的發展，而是更多地關注自身的發展，更理性地思考問題，由此衍生了利己、自由等思想觀念。一個家庭里有了孩子不僅增加父母的經濟負擔，同時也占用了父母的精力和時間，降低其自身競爭力，很多企業不招女性員工，就是不愿承擔女性因為生育帶來的一系列成本投入，甚至有些女性為了自身事業能更好地發展，放棄了生育孩子。此外，與傳統農耕社會不同的是，工業社會注重的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這使得人們思想上的藩籬逐漸被打破，自由意識復蘇，更加捍衛自身的權利，而選擇不生也是人的一種權利，不少兩性為了擁有更自由的二人世界，選擇了放棄生育孩子，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丁克家庭”，英文叫“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譯為“雙收入，無子女”，在這類家庭中的夫婦是有生育能力的，但是卻選擇不生，主要就是為了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享受二人世界，同時也有促進自身事業發展的目的。
三、生育觀念的特點及現階段我國生育政策分析
生育觀念具有階段不可逆的特點。生育觀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經過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然后才孕育發展起來的。其一經形成，沒有國家強制干預的話，幾乎不可逆，即使國家強制干預，幾千年的歷史慣性還是很難剎住車的，就像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時，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對，當時傳統多生多育的生育觀念根深蒂固，即使生育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有的家庭被罰得傾家蕩產，依然要生孩子，超生現象屢禁不止。想要改變我國目前低生育率的現狀目前來說很難，即使國家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也不見得能顯現成效，就像現在諸多的西方發達國家，很早之前就開始鼓勵國民生育，但是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然處于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的水平，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加速，人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我國是不是也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人口出現零增長和負增長。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國應該防患于未然，從以下方面進行一定的嘗試，用以彌補之前因計劃生育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低生育率現象。
（一）減輕個體家庭生育成本，保障女性的生育權利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物價水平也同樣飛速提升著，而人們工資提升的速度卻遠遠趕不上物價提升的速度，這使得人們所承受的生存壓力增大。當前家庭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是承受不起巨大的生育成本，奶粉錢、教育費用、各類輔導班花費等因素都是降低人們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同時，現代社會人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發生改變，傳統的家本位發展到現在的個體本位，個體更多地關注的是自身事業的發展，自身事業發展需要占用時間和精力，尤其是女性，逐漸走出家庭，在職場上拼殺，這都降低了家庭生孩子的動機。為了減輕家庭的負擔，國家應該建立并完善婦女生育保障，應該通過立法的形式保障懷孕婦女的平等就業權，防止女性因為生育而失去工作的現象發生。同時，還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國家財政補貼來彌補女性員工因為生育給企業帶來的損失，這不僅有利于消除女性就業歧視，同時也減少了女性生孩子的后顧之憂。
（二）逐步放開生育政策，一些地區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
就當前的人口趨勢來看，隨著我國生育率的不斷下降，少子化現象日益突出，為了應對將來可能出現的人口過少危機，應該適當調整一下計劃生育政策，目前我國政府對人口政策做出了大方向的調整，出臺“單獨可生二胎”的政策，并讓各地區根據各地人口情況制定相應的人口政策，比如在人口基數小、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應該盡快實施這一政策，在人口基數大、生育率相對較高的地區應該繼續嚴格實施計劃生育政策。要想改變當前我國這一系列人口問題，除了逐漸放開生育政策之外，還應采取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比如對有一到兩個子女的家庭進行物質獎勵，限制和處罰兩個以上子女的家庭，同時加強生育宣傳工作，使人們認識到生孩子對國家、對社會、對家庭的好處，使人們逐漸形成合理生育、適當生育的生育觀念。
（三）加強在生育方面的宣傳工作，營造良性生育文化
生育觀念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但這并不是絕對的，在社會大環境下的生育觀念形成之后，我們可以通過一些人為的措施加以影響。要想改變生育觀念最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改變人們對生育的看法，加強思想上的宣傳動員工作。在傳統農耕社會里人們普遍貫徹多生多育的做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在于受生育文化的影響，農耕社會在封建統治者及儒家學者的宣傳鼓勵下，形成了“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養兒防老”等一系列生育文化，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形成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進而對人們的生育行為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今，由于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再加上經濟上的壓力，社會逐漸形成了少生甚至不生的低生育文化氛圍和生育觀念，這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行為，進而使得我國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少子化現象日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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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備和失真、以戶籍制度為特征的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和轉型時期就業政策滯后效應等客觀因素,中國人力資源配置中存在著大量的扭曲現象,人力資源利用水平和就業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國總體人力資本投資嚴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數行業和局部地區卻出現了“教育深化”的現象,造成稀缺資源的浪費。本文從人口轉變的背景出發,對中國人力資源、勞動力供給狀況及就業效率進行了簡略分析,對未來如何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進行了探索性的思考。
一人口轉變的歷史與現狀
1世界人口轉變狀況及其主要特征
發達國家(這里主要是指西歐各國以及主要由歐洲移民定居而逐漸形成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的人口轉變最早始于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的西歐,但主要發生在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70年代,即在上述各國先后進入工業革命時代的過程之中完成。
工業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動了西方各國改善營養狀況,改進社會醫療衛生設施和相關條件,使歷史上長期威脅人類社會的高死亡率顯著下降,而出生率則繼續保持較高水平,在某些時期內甚至得以提高。這樣,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間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間的“生死距差”(demographicgap)不斷擴大,從而使這些國家由過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的人口變動的第一階段,過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長率為特征的人口轉變的第二階段早期。
1870年以后,歐洲各國中的生育決策發生了較大轉變,生育率迅速下降。與此同時,死亡率繼續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間的生死距差逐漸縮小,西方各國進入了低出生率、繼續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漸減速的增長率為特征的人口轉變第二階段晚期。
人口變動第二階段同第一階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長的階段,這一過程大約持續了150-200年左右。從20世紀中葉開始,西方各國進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為特征的人口變動的第三階段,基本實現了向現代人口均衡的轉變。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曾經出現短暫的“嬰兒潮”(babybooming)現象,但人口變動之總格局基本確定。
發展中國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除現代醫藥技術的引進和推廣之外,戰后國家的獨立、社會經濟的進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對這些國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出生率繼續保持較高水平,已經凸現的生死距差進一步擴大,人口規模急劇膨脹。
六、七十年代,發展中國家開始認識到人口膨脹的嚴重性,并相繼實施控制人口的政策。從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出生率出現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陸續從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劇提高的增長率階段,向以開始下降的出生率、繼續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漸減速的增長率為特征的人口變動第二階段晚期轉變。在此轉變過程中,各國進展不一,措施各異。迄今為止,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變尚未完成,現代人口變動新的均衡狀態尚未確立。
2.建國以來中國人口變化及其特征
從1953年到1990年,中國人口總數由5．8億增至11．6億,年均增長1．81%。在不同歷史時期,人口增長率相差甚大。從1953年到1964年,平均每年增長1．57%,1964-1982年則高達2．10%,其間的1964-1973年是中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而在計劃生育和城市獨生子女政策普遍得到貫徹實施的1982-1990年期間,人口增長率迅速下降到1．50%。
從1949到1992年,中國的出生率和總和生育率在波動中明顯下降,從36%降至18．24%。死亡率除1959-1961三年以外一直表現為不斷下降的趨勢。1949年全國人口死亡率為20%,70年代以后降到8%以內,1977年以后死亡率持續降至7%以下;1981到1989年,我國人口預期壽命由67．69歲進一步提高到69．7歲,死亡水平仍在進一步下降。
1949年以來,歷年人口自然增長率波動很大。1952-1957年是建國后第一個增長高峰,人口年自然增長率平均略高于20‰。1958-1961年因自然災害和而出現一個明顯的低谷,1960年甚至出現了負增長,1961年也只有3．78‰。
1962-1973年,伴隨著生活狀況的封閉型穩定狀態,自然增長率出現第二個高峰期,人口年自然增長率達20‰以上。從1974年開始,自然增長率降到20‰以下,1979年達到11．61‰的低增長水平。1980年以后由于出生率的波動,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現過兩次波動小高峰,峰值分別位于1982和1987年,而1990年的自然增長率則為14．39‰。
建國以來,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經歷了從年輕型人口轉變為中年型人口的過程。1990年,0-14歲人口比例下降到27．02%,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到5．57%,人口年齡中位數為25．25歲。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水平的下降,特別是1972年以來連續十幾年的大幅度下降。生育水平迅速而持續的下降使中國人口中少兒比例不斷減小,成年及老年人相對增多。
死亡水平的下降和預期壽命的提高對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也有重要的影響,但相對于生育水平的變動,其作用則是次要的。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其巨大的波動性,這種波動性可以從歷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年齡金字塔型圖中得到反映。同時,隨著年齡結構的變動,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也必然發生相應變動,進而引發人口年齡結構的傳遞性波動。這種波動對社會經濟生活及人口再生產本身都存在很大的影響。
作為一個地理和人文狀況均存在顯著區域性差別的大國,中國人口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也同樣體現在不同區域的人口特征和人口變化之中。從人口增長情況來看,1953-1990年,增長最快的是天津、新疆、黑龍江及內蒙古,增長最慢的是上海、河北、山東和江蘇。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雖然已很低,但地區間差異很大,同時年齡結構的地區性差異也是十分顯著的。上海、天津和北京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高,其中上海是全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人口年齡中位數達到33．91。另外,有關研究也表明,省際人口遷移具有鮮明的年齡選擇性,對遷入和遷出地的人口年齡結構具有一定的影響。
根據最新統計資料,截止到1999年底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877‰,人口總數約為125909萬人,其中男性約64189萬人,女性約61720萬人;市鎮總人口約38892萬人,鄉村總人口約87017萬人。據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所作的人口動態預測,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條件下,全國總人口將在2040年左右達到最高峰,人口總數將達15．7億以上,若按照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模式增長,我國人口增長的勢頭將持續到2050年,屆時人口總量將突破16億。
根據聯合國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定義,即65歲以上老人比例大于7%的人口為老年型人口,4%-7%為中年型人口,低于4%的為年輕型人口,我國人口總體上仍屬于中年型人口,除少數省市已進入或接近老年型及少數屬年輕型的省區以外,大多數仍屬中年型。鑒于我國進行了較長時期的人口控制,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在21世紀上半葉將日趨嚴重。
3中國人口控制實踐及其效果
建國以來我國人口的迅速增長,從根本上講是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引起的。在人口過快增長,人口與經濟矛盾愈加尖銳的背景下,中國在70年代初開始全面實施計劃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2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國政府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全國計劃生育網絡,其人口控制的措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
首先,它有效地控制了中國人口規模的快速增長。發達國家在1955年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轉變。但是從發達國家生育率轉變的歷史考察,率先完成生育率轉變的法國,粗出生率由30降至20用了77年,瑞士和瑞典都用了44年,比利時用了38年,美國(白人)、荷蘭及英國分別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轉變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17年。而中國粗出生率由1972年的29．92%降至1977年的19．91%僅用了短短4年時間。這充分說明計劃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據估計,從1971到1990年,我國共計少生了3．8億人。其次,它促進人口變動方式正在朝著低生育、低死亡的現代人口均衡邁進,在中國城鎮和部分發達的農村地區尤其如此。
根據聯合國1990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監測》提供的劃分方法,中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進入低生育率國家的行列。在低生育率國家中,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低,城市化水平僅高于泰國,也處于低水平階段。與60年代后期同中國生育率水平相近的國家或地區相比,中國是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1990年,雖然中國生育率水平比亞洲(3．3%)、拉丁美洲(3．5%)和非洲(6．1%)都低,但同歐洲(1．7%)和北美(2．01%)相比仍然較高。
由于中國人口基數龐大,盡管總和生育率已降至2%的低水平(1992年),但每年人口仍凈增近2000萬,人口低生育率和高增長數量之間的矛盾,是中國這一人口大國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如此龐大的人口總量和人口增量,無疑給社會經濟發展和就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世界范圍內人口控制的實踐已使人們形成某種共識,即人口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發展問題。“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是我國制定人口與發展戰略的基本方針,然而處理人口與發展關系的另一個重要的現實方面是如何充分合理地開發和利用現有的人力資源。它不僅具有深遠的社會經濟意義,而且對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也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的變化
市場需求與人口規模有一定的聯系,這種聯系的緊密程度受市場供應彈性的影響,即市場供給彈性較小時,人口規模會較大程度地影響該商品的需求,反之市場供給彈性大,人口規模的影響就小;同時人口規模的影響還與人口平均工資的高低和工資構成有關。
消費群體對市場的影響具有時滯效應,現期市場需求的影響是前期市場需求對人口規模的反映,而現今的人口規模會由消費價格通過供應彈性影響未來的市場需求。由于人口變化的較大慣性,這種影響也不是短期內表現出來的。
中國是一個總體消費水平不高的發展中人口大國,同時又是近年來消費水平提高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之一。這具體表現在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增長方面,1978年至1994年,按當年價格計算鄉村居民人均家庭純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1221．0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費收入由316元增加到3179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分別增長355．5%和273．7%。與此同時,農民人均消費由138元增加到1087元,非農業居民由405元增加到3956元,按可比價格分別增長285．2%和289．1%。
這期間,鄉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于消費增長幅度,前者高出后者70．3個百分點;城鎮居民則相反,人均消費增長幅度高出人均生活費收入增長幅度15．4個百分點。這一變化使得城鄉消費水平由1978年的2．9：1變為1994年的3．6：1。
同時,這一期間全國人口由96259萬增加到119850萬,增長24．5%;鄉村人口由79014萬增加到85594萬,增長8．3%,市鎮人口由17245萬增加到34301萬,增長98．9%,成為中國鄉村人口轉移和人口城市化進展最快的時期,市鎮人口從所占比例17．9%上升到28．6%,16年間升高了10．7個百分點。
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指數為: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210．3元,(1978年＝100)指數為473．5;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5854元,(1978年＝100)指數為360．6。
此外,由于國民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總體消費結構和替代性消費結構也發生重要變化,趨向現代消費模式轉變。這客觀上推動了消費,對生產形成強有力的刺激和需求,推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即便目前中國人均消費水平仍舊不高,但預示著巨大的潛在消費市場有待開發。
1992年以來中國產品生產能力迅速擴大,市場供求關系也逐漸從賣方市場過渡到買方市場。據國內貿易部等單位對全國609種主要商品供求情況分析,1997年上半年市場供不應求的商品只有32種,占5．3%,大部分是農副土特產品,主要在城市市場;供求基本平衡的545種,占89．4%;供大于求的商品32種,占5．3%。在443種工業消費品中,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均為供過于求或供求基本平衡。
進一步開發新興的中國市場已顯得十分迫切。改革開放以來,廣大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溫飽型向小康型生活消費結構變化特征明顯(見圖)。
1996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達1572．08元,比1985年增長近4倍。農村消費品市場容量日益擴大,1996年農村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達10626億元,比1985年增長19．6倍。對不同收入層次農村居民的消費分析表明,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費支出相應上升,恩格爾系數從65．88下降到39．94,購買力水平差異非常明顯。
按1996年末鄉村人口86439萬人推算,可以形成約2．5萬億元的購買力;按2000年農村實現小康目標算,又可增加7000多億元的購買力。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距,1996年東部地區農村居民購買力水平達3682元,中部地區2223元,西部地區僅1701元。1999年西部地區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為1887．62元,人均現金支出為1732元,因此對農村市場的開拓應采取梯度發展戰略。同時應當大力推進政府主導的以農村供電、供水、通訊和村級公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為中心的“新農村運動”,促進農村消費。
1997年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連年下滑,199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4．6%,1998年增長4．3%,1999年增長3．8%,2000年上半年農民現金收入僅增長1．8%。有人提出,農民收入增長只能寄希望于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和農村人口的大量轉移。
三我國人力資源利用與勞動力供給狀況
1人力資源利用狀況
1990年我國勞動適齡人口(15-64歲)7．5億人,占總人口的66．74%,接近發達國家勞動力資源水平。美國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為66．2%,日本為68．5%,英國為65．7%,法國為65．9%。如此豐厚的勞動力資源無疑給就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但它同時也構成了我國最為豐富的經濟資源。
中國勞動適齡人口的增長速度不斷加快,1982-1990年,勞動適齡人口平均遞增率為2．48%。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勞動適齡人口以每年凈增1100多萬人的速度遞增。隨著我國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勞動適齡人口還將保持增長趨勢,到2010年達到峰值時,勞動適齡人口將達到9．4億人,比1990年增加近40%。
與此同時,勞動適齡人口負擔系數(即總負擔系數)將處于歷史最低水平。1999年全國勞動適齡人口為829312萬人,總負擔系數為46．14%,而在2010年以后,這一比例將迅速下降。
因此從人力資源利用的角度來看,中國未來20-30年將是利用勞動力要素的相對優勢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鑒于人力資源本身具有周期性更替的特點,在這一時期內成功地開發和利用好人力資源,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將是十分關鍵的。
改革開放以來,過剩的勞動力供給從計劃體制下釋放出來,特別是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產生巨大的就業壓力的同時,也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幾近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
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了最初以“三來一補”為主要特色的經濟啟動模式,蘇南地區的集體鄉鎮企業發展模式和浙江東部私營經濟的發展模式都主要表現為最初大規模地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為特征。除沿海開放地區以吸引外資補充經濟起飛的原始資本積累動力外,大多數地區的經濟發展是以豐富廉價的勞動力投入彌補初始資金的不足,走勞動密集型輕工產業發展的路子,逐步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過程。
十二億多人口和八億多適齡勞動力,不僅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準備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而且也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品和服務提供了巨大的潛在需求市場。沿海及內地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為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經濟收入增加的同時刺激了有效需求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國普遍的工業化過程目前還處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初級階段,需要以此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和逐步積累進一步提高工業化水平所需的資本、技術、管理人才等必要條件。
2勞動力在不同產業中的配置狀況
中國的總人口就業率和勞動適齡人口就業率水平都很高。在中國勞動適齡人口快速增長的同時,總人口就業率提高更快。1982年普查時,中國總人口就業率為51．9%,1987年提高到54．74%,1990年提高到57．25%,中國總人口就業率高于發達國家,更高于一般發展中國家。比如同時期美國、日本、英國和法國總人口就業率分別為46．1%、48．4%、43．9%和38．3%。1999年中國總人口就業率為56．06%,比十年前略有下降。
截止到1999年底,我國勞動適齡人口中的就業人口有70586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口21014萬人,鄉村就業人口49572萬人。1990年我國勞動適齡人口中的就業人口有6．1億人,占總就業人口的94．34%,1982年這一比例是95．34%。
根據就業人口與勞動適齡人口所得的勞動適齡人口就業率,1982年和1990年分別為83．19%和84．17%,而1999年則為85．11%。1990年勞動適齡人口中就業人口的平均年齡是33．74歲,比1982年的27．10歲高出了6．64歲。就業人口中25-29歲組的比重最高,說明勞動力的總體年齡還是比較輕的。各行業中,農業就業人口的文化程度最低,三分之二文化程度在小學及以下。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的文化程度最高,41．38%具有大專以上文化,31．03%具有高中和中專文化。其它各行業在農業和科技業之間。1999年全體就業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所占比重仍為11%,小學文化程度占33．3%,初中39．9%,高中11．9%,大專以上3．8%。
根據三次產業劃分的就業結構狀況是反映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發達國家一般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重低于10%,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比重為20%-40%,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為50%-70%。從就業人口的三大產業分布看,1990年中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2．3%,第二產業占15．32%,第三產業占12．83%。與1982年相比,一、二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有所下降,第三產業有所提高。
與1990年相比,1999年第一產業比重顯著降低,減少69．29%;第二產業比重有大幅度的提高,增長150%;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從1990-1999年的十年間該產業比重增長217%。但是無論與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都明顯偏低(按同時期數據相比)。(見表1)
中國第三產業發展不足,體現在總量不足和結構性失衡兩個方面,特別是后者,表現為傳統的服務性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很大,新型的社會經濟功能較強的現代第三產業比重較小。因歷史條件和國情不同,各國第三產業人口比例的提高過程不盡相同,如美國從1820年第三產業人口占15．3%到1880年的25．1%、1950年的50．5%、1980年的66%、1988年的69%,走的是“直線式”道路,而日本從1880年的12．1%到1920年的23．8%、1950年的29．7%、1980年的55．4%、1988年的58%,走的是先快、后慢、再快的“曲線式”道路。中國落后的產業就業結構,為進一步工業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以吸納規模巨大的應就業人口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我國工業目前仍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發展目標是向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轉化。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轉變與技術進步的過程中,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與目前勞動力文化素質低、技術水平落后的矛盾日益突出,結構性失業在城鎮已經非常突出。
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表明,勞動適齡人口達7．31億,不在業人口為2．03億,其中勞動適齡人口8816萬人,占全部勞動適齡人口的12%,扣除其中在校生、離退人員、料理家務、喪失勞動能力及其他五部分人口后,余下的1456萬人,就是在就業壓力方面最有影響的人口群體。
這部分人口由失去工作正在尋找工作、企業停產待安置和從未工作正在尋找工作三部分人口組成。即使扣除這三部分人口中的農村人口,其規模也接近1100萬人,再加上當前農村1．3億的剩余勞動力,就業壓力更加沉重,既要解決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的轉移,又要考慮累計的剩余勞動力的安置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
農業剩余勞動力由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的持續轉移,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完成工業化和實現現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80年代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主要是靠鄉鎮企業粗放式的擴張來吸收的,有關研究表明,1978-1988年,我國鄉鎮企業按可比價格計算的總產值增加額中89．6%是依靠增加固定資產和勞動力的投入取得的。而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就業人數的能力隨著其有機構成和吸納勞動力的成本的不斷提高將有所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地和近地轉移的困難將日漸加大。
1999年農村勞動力總量為4．7億人,比1998年增長1%,其中非農產業吸納了約1．4億人,農業各產業沉淀約3．3億人。根據每年新增勞動適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測算,“十五”期間,農村每年新增勞動力850萬人,而近兩年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已減少約1000萬人,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出路問題十分突出。
1999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1%,登記失業人口575萬人。從這一數字來看,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數據判斷,目前仍然處于充分就業范圍。然而,我國城鎮失業的嚴重局面被下崗職工、隱性失業人口和戶籍制度等諸多因素所掩蓋。筆者希望國家統計局、勞動保障部和其它有關部門從2001年開始把下崗職工和各類待業人員正式納入失業人口的統計范疇,以便向國內外公布真實的勞動力供給和就業狀況。
5人力資源利用效率與勞動力的優化配置就業壓力問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人力資源充分、合理利用的問題。一國人口中的就業程度是反映人力資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標。在論及我國勞動力資源利用問題時,除了利用程度的數量指標外,還必須討論勞動力資源利用結構和利用效率的問題。比如從就業率看,中國縣一級的就業率最高,市級次之,鎮一級的就業率最低,但實際上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利用很不充分。又比如除少數民族地區偏低外(54．35%),中部地區和沿海發達地區人口的就業率差異并不明顯,分別為57．9%和57．23%。
中國總人口及勞動適齡人口的就業率與發達國家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是比較高的。其中男性的就業率高于女性,并且15-19歲組人口就業比例過高,尤其是該年齡組中女性比例偏高(高于男性),說明在青少年女性中綴學提前就業的現象相當嚴重。這反映出從絕對數量上看我國人力資源的總體利用程度比較高,而在勞動力資源中人力資本投入仍然不足。
雖然從動態上來看,從1982年到1990年,低齡就業人口下降的幅度大大高于總體低齡人口下降的幅度,低齡就業人口減少的絕對量大大超過低齡人口減少的絕對量;并在低齡就業人口的就業程度不斷下降的同時,女性低齡人口就業程度下降幅度更快,超過男性0．54個百分點,提高勞動力總體教育水平仍然任重而道遠。
從理論上講,勞動力資源的利用通過兩條途徑影響經濟效益,一是通過總量增減引起總產出的變化,二是通過調整勞動力利用結構影響資源配置的總體效率或全要素生產率,進而影響產出水平和勞動生產率。此外,勞動力還通過其自身文化技術水平和其技術裝備程度的提高直接影響就業的效率。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期(包括轉型經濟時期)里,中國在就業戰略與政策的選擇中過于強調就業總量,從而忽視了就業效率低下的隱患。
中國整體就業效率不高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提高就業效率也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除了繼續不斷地推進學齡期文化教育、進入勞動領域前的職業教育、轉崗轉業教育以及勞動力的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外,必須結合我國經濟結構的大調整,強化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優化勞動力配置結構,提高勞動力的總體利用效率。
近年來的統計數據表明,傳統農業不再是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農業結構調整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農業競爭力,但不能從根本上提高農民增加現金收入的潛力。因此,城鎮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的利用存在一個梯度發展的問題。在市場化程度提高和信息傳播成本降低的新經濟背景下,把結構調整與科技進步結合起來,促進高起點的結構調整,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加快進行第二產業內部的結構調整,通過工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提高城市工業化水平,并為農村以粗放為主的工業發展提供出路,優化農村勞動力的配置效率。大力發展多層次的鄉鎮第三產業,緩解農村就業壓力。
與此同時,提高農業內部對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對農業進行深度開發和改造,實現農業產業化;建立全國農產品供需信息網,促進商品運輸和流通環節的改善和發展;建立農產品價格變動和預測預警網絡系統,更好地適應國內外市場的變化,促進能夠大量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各種產業發展。根據中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資源數量、質量和利用水平的差異,實現產業化高、中、低水平的梯度轉移和發展,提高我國勞動力資源的總體配置和利用效率,促進社會進步與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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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歐債危機；原因及影響；借鑒
一、歐債危機概況
歐債危機是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所謂的主權債務危機是指一國以自己的主權為擔保，不管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世界銀行，還是向其他國家借來的債務。而當一個國家的債務比重不斷增加，到不能償付其主權債務時而發生的違約叫主權債務違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簡稱歐債危機，就是以希臘為代表的一些歐元區國家的主權債務違約所形成的危機。
2010年，由次貸危機引發的美國經濟危機還沒有過去，而肇始于希臘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又再一次將世界經濟推向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早在2009年12月8日時，希臘政府宣布當年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超過12%，遠遠高于歐盟設定的3%的上限，隨后希臘的主權評級被全球三大評級公司（標準普爾公司、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和惠譽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并稱為世界三大評級機構）降低信用等級，而在2010年4月，希臘的信用等級被評為“垃圾級”。拉開了歐債危機的序幕。在2015年，希臘的債務危機又再一次將歐債危機推向了頂峰，而且愈演愈烈。
二、歐債危機的原因
（一）“次貸危機“的影響和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過度刺激經濟
2008年發生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的衰退，也促使歐洲看似風平浪靜的表明的巨大的債務風險逐漸的浮出水面。按照一般的經濟規律而言，在經濟繁榮時期，負債較多的是私人企業部門，但是危機發生后的救助主要是以國家財政或貨幣政策，國家為應對系統性風險而開支龐大，財政松弛，甚至主動采取赤字政策，使各國債務嚴重超過了負債標準。另外，長期以來，歐元區國家主要實行低利率的貨幣政策，一般的普通民眾也能夠輕易取得大量的貸款，以促使經濟的快速增長，這種表面的快速增長掩蓋了其實際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和高增長、高成本、低效益的實質，而這種問題在經濟危機爆發后更加突出，典型的就是希臘和西班牙兩國，已經很難按期償還其承擔的債務。
（二）實體經濟缺少，產業結構不平衡
在最近幾年的膨脹發展中，歐元區已經形成了典型的實體經濟“空心”的狀態，主要依托虛假的借貸過度刺激的經濟增長，導致經濟發展的極端脆弱，在這個借貸鏈條上希臘出現力不從心的問題時，也就瞬間波及了整個歐元區。以希臘為例，該國在歐洲是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主要以旅游業和航運業為經濟支柱，資源配置及其不合理。2010年服務業在GDP中占比達到52.57%，其中旅游業約占20%，而工業占GDP的比重僅有14.62%，農業占GDP的比重更少為3.27%。希臘的支柱產業屬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動的產業，而這些產業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在08年次貸危機和后續的金融危機的沖擊面前顯得異常脆弱、一蹶不振。以建筑業、房地產業為主的西班牙、意大利和愛爾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三）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
人口結構不平衡是歐元區國家面臨的另一個短時期內難以調和的問題。隨著社會發展的快節奏步伐的加速，以及生活成本的不斷提高，和年輕人自我意識的加強，使得近幾年生育率大幅度下滑，“丁克”家庭頻頻出現，再加上長期低出生率和生育率、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生育潮人口大規模步入老齡化等原因的共同作用，使得人口老齡化結構問題凸顯。據統計，1996-2010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從76.1歲上升至79.4歲。美國聯邦統計局預計到2050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將達到83.3歲，歐盟國家人口年齡結構從原來的“正金字塔”形正在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轉變，人口年齡比例的峰值從1990年的25-29歲向上增加至2007年的40-44歲，并且老齡化問題還將進一步惡化。
三、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一）使得人民幣被“升值”
歐債危機對中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人民幣升值。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下，避險資金紛紛轉向美元，使得美元一路暴漲。隨著美元的升值，人民幣也在升值，從2012年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升值達到15.9%；同期人民幣對英鎊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時間內，人民幣已經因歐洲債務危機而對主要非美貨幣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幣升值雖然給進口帶來了很大的利益，鼓勵大量的留學和出境旅游，但對于主要依靠出口的中國來說，并非好事，使出口企業大面積受挫。雖然希臘和西班牙并非中國的主要出口合作伙伴，但是由于人民幣升值，使得中國出口產品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
（二）中國的外需均衡受到影響
作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在面臨巨大的債務危機的重壓之下，使得歐洲諸國不得不調整政策計劃，一方面實行強大的援助計劃，同時還要勒緊褲腰帶減少各自的財政赤字，減少了對中國的進口，也增加了非關稅壁壘的名目，直接提高了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進而也影響了中國的外需均衡，延緩了中國經濟的增長。
四、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啟示
（一）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由虛擬到實體的過度
根據前述分析的結論可知，歐債危機內因所在是因為缺少可以承擔風險的實體經濟，人們追求效率的心態，追求快節奏的步伐使很多人只是把眼光集中在高高在上的膨脹經濟，而忽略了其要有一個扎實的落腳點——實體經濟產業。要走出經濟危機，回復經濟復蘇，就要重點進行結構改革，較少失業率。丹麥等北歐國家積極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如它們的失業救助體系關注的是失業人員的再就業，既增加雇主用工的靈活性，又向勞動者提供一定保障和相關培訓，而不是僅僅提供生活保障。
（二）加強監管，使債務“透明化”
當前，銀行借貸規模收緊，使得很多企業的融資渠道中斷，嚴重影響了很多企業的償債能力，尤其是房地產行業，使得很多企業項目不得不終止，雖然央行一再降息，但在信譽和償債能力的制約下，效果不甚明顯。所以要政府和企業間共同努力加強對債務承擔的監管，同時，還要建立常態的財政風險分散通道，使局部風險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防止出現系統風險進而導致的經濟危機。
（三）發展本國經濟的同時要關注外界環境的變化
隨著世界經濟高度的融合和一體化的不斷發展，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越來越和世界接軌，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比較高。因此就要求我國發展經濟要時刻關注外界環境的變化，同時加強國內經濟的治理和改革，防微杜漸，未雨綢繆不可小覷，凡事不要等著亡羊補牢。要隨時清理債務，降低風險。長期以來，我國主要是依靠“三來一補”的貿易方式成為世界的加工工廠，因此對國外經濟的以來程度較高，所以還是要進一步加強產業結構的調整。
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我國流動人口已達約2.6億。人口流動在給中國經濟帶來活力的同時，也在沖擊著中國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并引發了諸多的社會問題，這無疑給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本期策劃我們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解讀，探討了人口流動的現狀及其未來趨勢、人口流動中的階層分化問題、流動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動對流動主體（農民工）及主要流出區域（鄉村）的影響等，并從國際經驗中尋求借鑒，以期對促進我國人口合理有序流動，創新社會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時期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力是經濟和人口的地區差距。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勞動力流向就業機會更好的地區，人口老化的地區需要吸引外來年輕勞動力以維持經濟增長的活力。近年來，人口流動已成為全球經濟和發展議題中的重要內容，中國的人口流動也不例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變化推動了勞動力的流動，主要是從農村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動。政策和制度變革放開了對農民到城鎮務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動風險；經濟轉型和工業化以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飛速發展，產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勞動力需求；農業現代化提高了農業生產率，降低了農業勞動強度、減少了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在20世紀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轉變，長期的低生育率導致新生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經濟的快速增長又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諸多因素共同推動了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在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改變著中國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
人口流動的規模與流向
中國流動人口的規模在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中持續增長，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長到2010年的2.2億人（圖1），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占全國總人口的17%左右。上海、廣州和北京等城市的當地常住居民中，約40%是流動人口。大部分流動人口是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年輕勞動力，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中約有1.5億人來自農村，省內流動人口中有54%來自農村，跨省流動人口中則有近82%來自農村。迄今為止流動人口規模仍繼續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年全國流動人口約為2.36億人，比上年末增加669萬人。
圖1 中國流動人口規模及增長率，1982～2010年
（資料來源：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和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
中國人口流動的主要趨勢一直是從中西部向東部和東南沿海一帶流動。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區吸引了全國大量勞動力流入。廣東省的流入人口規模至今仍在全國居首位，東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數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過，勞動力的流動方向對經濟變化高度敏感，隨著各地經濟發展進程和經濟形勢變化，人口流動的地域特征也發生了局部性變化。90年代以后，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漸增強，與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紀以來，長三角地區流入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珠三角地區，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長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流入人口更為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過，盡管廣東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顯弱化。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流入人口規模增長最快的幾個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蘇州，顯示出這些地區更為強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經從珠三角北移到長三角地區。天津和福建對流入勞動力吸引力顯著增強，顯然與近年來濱海新區和閩臺經濟區的發展密切相關。
經濟因素是吸引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鎮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區，更可能成為流入勞動力集中的地區，如2012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蘇、內蒙古和浙江，除內蒙古以區內人口流動為主外，其他幾個地區都是跨省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地區，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幾乎占全國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個主要流入省廣東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遷入率高居全國前三位。經濟因素也是推動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遷出率最高的前三個省依次是人均GDP較低的安徽、江西、貴州，其他幾個主要的人口流出地還有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四川、重慶。總的來說，人口流出地區幾乎遍布全國、相對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區則相對集中在東部主要經濟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動勞動力流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有研究發現，遷出地人口規模對人口流動的影響（推動流出）僅次于遷入地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東部農村地區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較為密集、農村人口比重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這些地區的生育轉變較晚、農村生育水平相對較高，因而能夠持續輸送大量的年輕勞動力。東部沿海地區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國最早完成人口轉變的地區，也是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的地區，長三角一些地區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開始負增長，這些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無疑對外來年輕勞動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續引入外來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
流動人口的構成及變化
流動人口以年輕勞動力為主，高度集中在15～30歲這個年齡段。與國際上較為常見的流動人口年齡模式不同的是，中國流動人口大部分不帶子女，因而15歲以下少年兒童占比極低，進而形成了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在過去30年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流動人口的年齡性別構成也在發生變化，這個群體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動者比例不斷上升，更多的流動者不再是單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與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婦女比例在流動人口中占了將近一半。沿海城市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了豐富的就業機會，面向流動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相關政策日益改善，越來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鐘擺式的流動，在城市中長期居留不再回到農村，流動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從1982年的23歲上升到2010年的29歲（即流動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歲以上）。2010年流動人口中離開戶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應比例更高達32%和30%。2000～2010年間，35歲及以上流動人口的增長率遠高于較低年齡組。因而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不完全歸功于新進入勞動年齡的年輕人。那些早年離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為較為穩定的城市居民，他們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就業，但是這兩代人仍被標記為“流動人口”或“農民工”，盡管很多年輕人生長在城市、從未務農。
流動人口構成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內流動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別有44%和40%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動人口中的相應比例也分別高達30%和27%，小學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顯著下降。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歸因于近年來全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總體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說明一些地區通過提供更好的就業和發展機會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輕人。與之相應的變化是，流動人口中從事專業技術人員比例有所上升，從事農業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將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和居留的變化趨勢。
人口流動對人口結構和規模的影響
大量農村年輕勞動力流向東南沿海城市，無疑會改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和人口規模格局。它對社會經濟和人口的影響有些在短期內明顯可見，有些則是長期的。
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無疑是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中國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長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極低水平，80年代以前積累的人口增長慣性消失殆盡，人口自然增長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中國城鎮居民規模自2011年起超過農村居民，鄉城流動無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一現象也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看到，例如泰國的鄉城遷移對城市人口增長的貢獻為80%，印度尼西亞為68%。
由于中國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對本地人口規模的影響遠不及對流入地的影響，尤其對于人口流入相對集中的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這種影響尤為顯著。北京市在努力實現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力圖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規模，結果則是人口規模目標的不斷突破。
不過，如果進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對流入地人口結構的影響，則不難看出年輕勞動力的輸入正是這些城市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勢為例（圖2），20～39歲年齡組外來人口數量遠遠超過戶籍人口。外來人口所帶來的優勢不僅在于數量，更是年齡優勢。正是由于外來勞動力大量補充了本地戶籍人口在年輕部分的數量萎縮，才能有效維持上海經濟發展的活力。從圖2還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歲以下人口數量遠遠不足以替換即將退出勞動年齡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經濟發展勢頭，未來還需要源源不斷地引進外來年輕勞動力加以補充。上海的情況對其他很多東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義，由于長期穩定的極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經先于全國進入老齡化階段，戶籍勞動年齡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進外來勞動力，很難滿足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尤其是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看來，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最根本辦法，可能是調整經濟規劃和發展方式、降低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
圖2 分性別年齡戶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規模，2010年（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上海市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主要受人口流動的影響，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地區，呈現城鄉倒置的特征。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村的年輕人遷往城鎮地區，使得城鎮地區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農村地區的老化水平上升。從1982年起，農村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鎮地區的4.5%。到2000年城鄉差距繼續擴大，農村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鎮地區的6.3%。截至2010年，農村地區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鎮地區2.3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地區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動的影響，2000～2010年老齡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肅（人口老齡化程度增長率為64.6%），其后依次是黑龍江、貴州、四川、重慶、青海、湖北、陜西、吉林、寧夏、內蒙古。老齡化程度增長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則在此10年間下降了12.3%，顯然與這些地區的大量流入年輕勞動力有關。
依據流動人口對于不同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可將全國劃分為三類地區：A、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得到緩解的省（市、自治區）共有12個，其中緩解效果最為顯著的地區依次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廣東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更加嚴重的省（市、自治區）共有16個，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慶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受勞動力流出的影響尤為明顯；C、流動人口對本省人口老齡化影響不大，包括內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內人口流動為主的地區。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齡化得到緩解的地區都是經濟發達地區，而人口老齡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為嚴重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條件也相對較差，這些地區農村的人口老齡化后果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應受到高度重視。
人口流動未來發展趨勢
回顧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城鎮化進程和近20年的人口遷移流動，預計中國人口流動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并且不會在短期內縮小規模。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將繼續增長，沿海的經濟中心地區人口將更為密集，而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將由于青年人的持續流出導致人口老齡化加速。不過隨著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可能在流動特征方面會與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長往往呈“S”型，根據城鎮化水平和進程可以劃分為起步期、加速期、趨緩期和平穩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發達國家，最終的城鎮化水平超過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國、城鎮化水平超過60%，且人口超過5千萬的國家有德國、菲律賓、韓國、日本、意大利和英國等。美、歐等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程歷經上百年，美國高速城市化發展階段持續時間長達60年。而另一些國家的城市化過程則相當迅速，如日本和韓國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中國的城鎮化率剛超過50%，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且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農村流向城市的勞動力是人口城鎮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未來還會有更多的農村人口遷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為城市居民。
盡管在國家的規劃和政策帶動下，近幾年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但并不能改變多年形成的區域梯度格局，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勢地位并未改變，對年輕勞動力的吸引力依然遠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也與上一代有所不同，他們更多人是為了見世面、學技術或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更關注的是發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為了掙錢養家。盡管很多地區近幾年連續增加農民工的工資，但工資收入并不是這些青年流動者考慮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醫療衛生服務、生活質量和社會文化環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條件；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為相當多年輕流動父母選擇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東部沿海地區在這些方面無疑具有相對優勢。歐洲的跨境移民研究發現，高素質的流動者往往在選擇遷入地時有更多考慮和更高標準，社會環境較差的地區在吸引高素質流動者時缺乏競爭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利用各種政策和條件吸引年輕高素質的流動者已成為歐洲各國之間的較量。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對于高素質流動者具有更強的吸引力。
人口變化也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走向。在獨生子女比例較高、較為集中的地區，年輕人可能會首先選擇距離較近的城市就業，或在父母需要時遷回到離家較近的城市，因而減少跨省流動、增加省內流動。有些地區如4個直轄市和遼寧、黑龍江、吉林、江蘇，2005年30歲以下人口中獨生子女占同齡人比例都超過40%；四川、浙江、內蒙古、山東和湖北的相應比例則在30～40%之間。事實上，2005～2010年間河南已超越四川成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變化應當是影響因素之一。
從對流動人口的需求角度看，東部沿海地區雖然已經人口眾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的人口結構已經老化，而且隨著共和國的同齡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還會更快。對于一個人口而言，年齡結構的調整只有兩種方法：加法和減法，即通過出生和遷入增加年輕人，通過死亡和遷出減少年齡較大的人。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這些地區的生育率長期走低、沒有明顯提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狀況日益改善、壽命延長、死亡率進一步下降。因此，當地無法有效補充年輕人，老年人的遷出也基本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引入年輕勞動力雖然增加了人口數量，但卻是調節人口年齡結構、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唯一方法。
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必然需要與年齡結構相適應的勞動力，在年輕勞動力需求和人口規模控制之間尋求平衡，也是歐洲發達國家和一些亞洲新興國家共同面臨的難題。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書中，針對2025年人口開始萎縮的前景，提出鼓勵結婚生育、歡迎移民的應對策略，計劃每年引進1.5～2.5萬年輕移民。對于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來說，這顯然將會增加居民數量、提高人口密度。雖然政府在白皮書別提出要注意結構和數量的平衡，會謹慎控制移民數量，但還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對。看來，對“調整人口結構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遷入年輕人”這個道理，不僅決策者需要有所認識，也需要得到社會共識。
討論
在全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審視最近20年的人口流動形勢，雖然人口流動特征和流動人口構成發生了一些變化，但人口流動的區域模式和總體特征并未發生根本改變，預計未來也不會有顯著變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動主要由經濟和人口因素所決定，也受到地形和氣候等條件的影響，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規律或相對的穩定性，如沿海城市經濟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齡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預見并基本不可能改變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無論是控制、推動還是引導，人口流動的大格局將不會發生突變。國際經驗表明，僅靠政府“一廂情愿”式的數量調控和對準入門檻的設置，都不能阻攔勞動力的流入；而當勞動市場受到經濟形勢下滑或金融危機沖擊時，這些外來勞動力會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國一些地區的“小城鎮化”經歷也說明沒有就業機會的城鎮是無法吸引年輕人的。因此，作為政府應當放棄違反市場經濟規律和無視人口規律的調控政策，順應大勢積極采取應對措施。
大城市人口過分集中，可能會帶來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為緩解這些矛盾，在政策引導人口合理布局，確保區域人口、環境、經濟的協調發展方面，發達地區還有進一步作為的空間。流動人口分布的集中是產業布局、資源集中導致的，要使流動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須依據生態、環境狀況合理規劃產業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使各區域的發展走入良性循環。目前，我國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動人口占到全國流動人口的40%以上，如能繼續加強大都市的經濟輻射能力，擴大輻射范圍，帶領周邊一批中小城市的發展，既可緩解流動人口過于集中的狀況，也可促進人口、環境、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
［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增長；持續性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13-0010-02
1 引 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保持了30多年的強勁經濟增長。GDP增長率在1979―2009年平均為9.8%,其中,2007年增長率接近12%,雖然遭受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2008年和2009年的經濟仍保持高增長,增長率達到9.6%和8.7%。
是什么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高增長？這種高增長的潛力有多大？中國在未來10年或更長時間里能否保持經濟的持續強勁增長？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問題的研究著作、論文如汗牛充棟,體制改革、資本積累、技術模仿、教育、貿易、全要素增長率等解釋不一而足。不過,從人口紅利角度分析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則是近幾年的事情,人口紅利一度成為關注的焦點。中國在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中物質資本的影響占28%,勞動力數量的影響占24%,勞動力質量的影響占24%,人口流動或要素配置的影響占21%,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學者指出,這些國家(地區)的高經濟增長,主要歸因于資本投入的增加、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和勞動力質量的改善,而非技術進步。勞動力的高參與率和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這種促進作用就是人口紅利。
近來對人口紅利的關注又進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國很快將走出人口紅利階段,2015年前后進入“人口負債階段”。國際經濟競爭力將隨著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結束而大大下降,未來的經濟高增長將無法持續。
本文認為人口紅利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重要原因,人口老齡化未必能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中國經濟至少可以持續增長20年。
2 人口紅利的概念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人口年齡結構優勢導致的高勞動參與率,即總人口中勞動力人口比重較大,對一國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人口紅利期是指當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撫養比例下降、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例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時期。目前,中國人口正值年齡結構較合理、適齡勞動人口比例較大,且農業勞動力大量剩余并有進一步轉移的潛力的階段,大量廉價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可為經濟增長提供大量機會成本為零的勞動力要素投入。這種人口轉型帶來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效應。
最近,人口紅利的概念又進一步得到擴展,分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第一人口紅利是指由人口轉變所導致的生產性年齡段的人口份額的增加,而人口總體負擔相對較輕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即使假定勞動力生產率保持不變,勞動供給數量相對較高也意味著總產出同比例上升,同時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能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但是該人口紅利期的效應短暫,持續時間為50年或稍長些。
第二人口紅利則源于理性主體為了應對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期變化,而相應調整個人行為與公共政策。人口轉變是一個長期過程,它既包含了個人生命周期的變化,也反映了代際更替關系。根據生命周期假說理論,消費者各階段的消費水平取決于他一生的總收入,而不是當期收入,人們會選擇一個接近其預期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費水平,且其長期儲蓄水平將與生命周期緊密相關,因此,整個社會的儲蓄率和人口結構變動密切相關。在生產效率較高的壯年階段,其收入中用于儲蓄的比例將明顯高于其他階段(比如養老金積累)。如果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大,那么,這部分人口的個人儲蓄之和將有助于提高儲蓄率。同時,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比相對較低,他們所承擔的撫育和贍養等經濟負擔較輕,從而減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儲蓄的比例。由此反映出在人口轉變的特定階段,因高比例的勞動年齡人口所帶來的國民儲蓄率升高和資本供給增加將對經濟增長產生推動作用。
3 人口紅利是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重要因素
人口紅利從三方面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第一,高勞動參與率。高勞動力比重意味著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參與率高。第二,高儲蓄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儲蓄存款經歷了幾個顯著的增長階段。改革開放最初的10年,我國居民儲蓄存款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30%以上,這一階段是增長最快的時期。1989―1996年,進入第二個增長高峰期,存款余額年增長率達31.6%。1998―2000年,增長率開始一路下滑,甚至出現了負值,其主要原因是股市火暴促進了儲蓄的分流,更多的資金從銀行流入了股市。2003―2008年,居民儲蓄存款沖破了幾個大關：2003年9月首破10萬億元；2005年超過了14萬億元；2006年12月,突破16萬億元；2007年,17.25萬億元；2008年,21.79萬億元。按現價計算,2000―2008年年平均增長率達16.5%。第三,較高的勞動力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是相對于技術效率而言的。技術效率是指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現存資源的重新配置帶來的效率。
當社會處于人口紅利期時,由于人口結構較好,勞動力供給十分充足,同時,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帶來了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并因此導致了較高的資本積累。20年來,中國投資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樣奇高的儲蓄率也助推了這種高投資率。當然儲蓄率高,部分的原因有養老保險與醫療制度不完善、中國文化對較高的儲蓄水平的偏好等,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目前的“撫養比率”較低。所謂“撫養比率”是指不工作的孩子人數、老人數與工作人數之比。當家庭中孩子年幼、無工作時,家庭的儲蓄率較低;當孩子長大,且自身也處于最佳創造期時,家庭的儲蓄率較高;退休后,儲蓄率則開始下降。因此,不工作的人越多(因為太小或太老),儲蓄率越低,反之亦然。
雖然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效應以及中國人預期壽命的延長,將使人口紅利這種較低的撫養比率因素逐漸消失,但在未來的10年甚至20年里,低撫養比率仍將持續,從而可以預計的是：儲蓄率和投資率也將繼續保持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曾經有過的關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預測認為,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可以一直增長到2030年。
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止后,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問題會很快到來。但城鄉二元結構使得中國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數量龐大的農村人口仍然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為城鎮提供勞動力資源。中國目前正處于快速城鎮化的過程之中,如果按城鎮人口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的速度計算,則城鎮每年會新增1500萬左右的勞動年齡人口。設想中國步入比較發達的階段時大多數人口如70%的人會選擇居住在城鎮,則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還會持續20年以上的時間。因此,在可見的將來,我國似乎仍然擁有比較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從勞動力供給來看,人口紅利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從人口紅利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來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止或者說老齡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時期內并不必然帶來儲蓄率的下降,相反還有可能使儲蓄率進一步上升。在老齡化的初級階段,新進入老齡階段的人往往都有較高的儲蓄率和儲蓄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齡化的初級階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紅利期。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年齡人口豐富的人口紅利期結束并非人口紅利的真正結束,只要能夠發揮好儲蓄的資金效率,讓資本得到合理的回報,則第二次人口紅利仍有可能為經濟增長繼續注入“活力”。
綜上所述,人口紅利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利好因素。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同時也是人口紅利回報最豐厚的時期。從今后20～30年的時間來看,我們不僅沒有理由懷疑我國的經濟增長會失去動力,相反,經濟增長將會更加強勁。
4 最優化利用人口紅利的建議
人口紅利效應終將因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勞動參與率降低而逐漸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面前,我們仍能有所作為,我們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勞動力素質、消除城鄉勞動力流動障礙,減少勞動力閑置和浪費,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從而使我國人口紅利的效應最大化。
由于歷史和國情的原因,中國走的是一條依靠農業積累和廉價勞動力推動的工業化道路。短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經濟的發展,但長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勞動力素質和低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反映,它無疑將阻礙經濟的發展。所以應大力提高勞動力素質，以更好地支持經濟發展。
為了經濟的持續發展,應通過擴大就業,最大化開發尚存的人口紅利,并加快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意味著形成一個更具有報酬遞增性質、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并且,為了迎接人口老齡化沖擊,中國需要通過擴大就業、加快人力資本積累和建立適合于中國國情的可持續的養老保障模式這三條途徑來充分挖掘未來潛在的人口紅利,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經濟增長的源泉應當從依靠良好的人口結構(即人口紅利)轉為以技術的創新能力為主。人口紅利在生育率下降的過程中,終究會成為一個歷史現象,調整政策延緩一點時間只是短期效應。從長期而言,需要依賴產業換代,依賴技術的創新能力,才可以長治久安。實際上,我們只有通過不斷地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才能不斷地實現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增長,改變中國在國際市場處于低端產業低利潤環節的局面,提高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以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提高勞動力成本,將有助于釋放潛在的消費需求。資料顯示,中國低收入家庭的消費傾向明顯高于中高收入家庭。通過增加收入,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務工人口和城鎮低收入人口以及其他中低收入人口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將加速消費品市場的啟動過程。基礎消費品的爆發式需求增長,新消費群體的各類時髦需求增長,居民消費觀念的更新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將啟動中國龐大的內需消費市場。
在保證了中國的自主創新持續增長力的同時,我們還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正視后人口紅利時代的社會安全和秩序問題。而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機制,將是我們這個社會發展的安全閥,只有通過它才能保證我們的經濟能夠在既有軌道上良好運行。在此前提下,我們再通過進一步將農村人口和農民工不斷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地充實社會保障基金。這樣我們的社會保障就將會有一個較大的改善,在面對后人口紅利時代的時候,就會更加的從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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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關人口紅利(Populationbonus)的議論很多，這種學術關注熱度本身就值得重視。這是一個熱問題，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的結構性變化所導致的積極經濟后果。20世紀80年代前期，國內已有學者看到了人口低負擔比時期所包含的發展機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員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利用人口年齡結構促進現代化建設》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齡變動的黃金時代”這一說法，即在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減少，勞動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經濟發展。其時，筆者感覺到人口低負擔比所提供的機遇恐怕只是一種可能而非必然，20世紀90年代前期開始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隨后，在與鄔滄萍教授合著的《中國人口的現狀與對策》一書中，用專門的章節來討論理論負擔比與實際負擔比的差異問題。
眾所周知，人口過多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控制人口數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穩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國重大的戰略選擇。那么，人口控制帶來了什么變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減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長量，另一方面也改變了人口的年齡結構，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收縮，“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同時出現。毫無疑問，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步伐，而人口紅利理論的提出就是試圖解釋我國人口快速轉變所帶來的積極的經濟社會效應。
回顧過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經濟社會變革的雙重影響，中國走過了一條有本國特色的人口轉變道路。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與人口轉變有關。人口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在不考慮流動、遷移的“封閉人口”假定下，影響人口數量變化有三個變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人口轉變就是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演進過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響，中國比發達國家更快地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雖然社會現代化的整體水平還不高，但早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我國就到了一個標志著現代人口轉變初步實現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時期。目前，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已經分別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現代人口轉變的實現意味著什么?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人口紅利理論突破了三率組合類型變化的角度，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角度來解釋人口轉變的意義，從而豐富了人口學說史上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
二、“人口機會窗口”不等于“人口紅利”
1997年以來，國際上的《世界發展報告》和《世界人口狀況》等報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機會窗口”和“人口紅利”的說法，但此說法在理論上并不成熟。“人口機會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window)理論認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負擔系數降低的同時勞動力資源供給卻十分充裕。所謂中間大，是指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大；所謂兩頭小，是指0－14歲的青少年人口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小。
人口負擔輕對經濟社會發展意味著什么?在理論上，它可能會帶來三個機遇：一是創富效應，即勞動力供給充裕，價格低廉，如果就業充分，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投資效應，即人口年齡結構還不太老，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就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積累效應，即人口老齡化的高峰到來之前，社會保障支出少，財富積累速度快。總之，“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有利于資本積累和財富創造。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人口負擔較輕的機遇優勢必須與人力資源開發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人口轉變才可能產生紅利。國內人口紅利理論的主要推動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員認為，人口紅利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增加所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并且得出了一個定量的結論，即1983年至2000年我國人口總撫養比(即筆者所稱的“總負擔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為26.8％。但這里有三點需要澄清：一是經濟活動人口不等于勞動適齡人口，人口學角度提出的人口負擔比(即0－14歲和65歲及以上負擔人口之和與15－64歲勞動力人口的比率)事實上是理論負擔比，而非實際負擔比。實際負擔比應是不在業人口與在業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負擔比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并不意味著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說的“中國人口機會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間達到26.8％貢獻率的說法不能籠統地理解為中國的人口紅利。精確的計算不一定是正確的計算。關鍵是我們首先要在理論和認識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紅利，它到底是怎么產生的。坦率地講，目前國內外的人口紅利理論并不成熟，還處在初創階段。當然，任何學術探索都是值得鼓勵的。
筆者認為，人口紅利的實質是人力資本積累加上人力資源開發。能否收獲以及收獲多少人口紅利取決于我們擁有什么樣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以及我們如何去開發和利用它們。問題的關鍵是財富的創造，而不是財富的分配。人口紅利的焦點在財富的創造者——人力資源身上。通常所說的人口紅利是指人口轉變紅利。對此，我們需要堅持兩點論，也就是說，不僅要充分利用黃金人口年齡結構所創造的人口低負擔機遇，而且要充分開發豐裕的人力資源，兩者的結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口轉變紅利”。顯然，將“人口機會”、“人口機遇”直接認同為“人口紅利”是失之偏頗的。“人口機會窗口”只是提供了發展的機遇，本身并不是紅利。
三、為什么說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
在理論上，中國存在著長達四十年的人口機遇期。從數據來看，20世紀后50年和21世紀前50年，中國的人口負擔系數呈現出先降后升的“U”型趨勢。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門檻”，那么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大致是從1990年打開，到2030年關閉，前后持續時間大約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員指出，中國人口紅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現，當前中國正處在人口紅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過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紅利仍然可觀，只不過這個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進的，之后是遞減的。同時，他提出中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這個轉變的拐點將在“十一五”期間出現，確切的時間可能是在2009年，屆時中國城鄉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這里，人口低負擔比被理解為人口紅利。類似的看法并不少見，如最近有學者提出了“人口轉變在導致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也構造出了一個黃金年齡結構，或者說‘人口紅利’”等觀點。
觀點不同是因為角度不同。一個是從人口負擔比高低的角度說，另一個是從勞動力資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實這兩個觀點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兩者都沒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紅利什么時候結束這個問題。因為在筆者看來，人口紅利存在一個時期，所以有一個時間表的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廣義的人口紅利實際上是人口創造財富的過程，在任何時期任何地區，人口紅利與其說是有無問題，不如說是大小問題。
事實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處于東亞社會的日本和韓國提供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人口機會窗口期”與“經濟高速增長期”是錯位的，這一現象至少說明人口低負擔比并非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日本“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期出現在1955－1973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9.22％。1973－2000年，日本進入了經濟低增長期，年均GDP增長率為2.81％。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了近二十年(1955－1973)，與三個人口因素有關：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齡化相對緩慢，人口負擔系數從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進入了“人口機會窗口”時期；二是戰后“嬰兒熱”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成為勞動力人口，為日本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卻是過多)，而當時日本的經濟類型屬于勞動密集型經濟，所以人口與經濟處在和諧的狀態；三是日本高度重視國民素質的提高，使日本積累了豐富的人力資本儲備(中國卻是太少)。僅僅有人口負擔輕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機會窗口”的潛在優勢。
日本的例子證明了人口低負擔比與經濟發展的弱相關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負擔比低、人力資源充裕、人力資本合格三個條件都具備的時候，才可能發揮出“人口機會窗口”的機遇作用。我們不妨稱之為“條件匹配性”。條件不匹配，我們就只能望“人口機會窗口”而嘆，而不能用“人口機會窗口”之實。“人口機會窗口”很漂亮、很誘人，但窗口里面的機會可能并不多。無獨有偶，韓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韓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出現在1962－1991年，其時年均GDP增長率為8.48％，1991－2000年則為7.18％。
低人口負擔系數有助于經濟的發展，這在一般意義上是通用的假設，但中國的情況卻遠為復雜和嚴峻。我國人口轉變的確機遇與挑戰并存，但挑戰大于機遇，一個是勞動力人口數量的就業壓力，另一個是龐大人口人力資本的投資壓力。未來的機會能不能把握住取決于今天的行動。如果不及早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和人力資源的開發，人口控制的減法效應就很難轉化為人口紅利的事實。
就業壓力巨大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在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同時并存，城鎮就業壓力加大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速度加快形成疊加，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和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譬如，今后幾年，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員每年仍將保持在2400萬人以上。國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在現有經濟結構條件下，按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計算得出，新增崗位和補充自然減員只有1100萬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萬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銳。這意味著在人口負擔比中作為分母出現的一部分人口實際上并沒有創造社會財富。
主流看法認為，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問題在相當長時期內將阻撓中國現代化的步伐。我國農村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為60％－70％。其中，農村富余勞動力為1.5億至2億人。1978－2005年，我國耕地減少近兩億畝，農業勞力凈增近兩億人。2005年底，我國農村一產勞力仍為3.06億人，比1978年多2000萬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將長期困擾中國。為什么人口機遇時期就業壓力很大呢?眾所周知，中國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為了減輕就業壓力。目前，中國適齡就業的人口規模可達到8－9億，是很多國家人口的總和。中國的人口壓力集中體現在就業壓力上。現在的勞動適齡人口是過去幾十年人口增長積累的結果。人口學講究人口增長的隊列效應。過去的人口出生高峰變成現在的人口就業高峰和未來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5月13日的報告稱，我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轉變，勞動力價格會上揚。這是一個驚人的判斷。那么，什么叫農村剩余勞動力?1989年，筆者提出農村勞動力剩余的本質是勞動時間剩余的觀點。不爭的事實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具有強烈的季節性、相對性和隱蔽性。一個農村青年的臉上并沒有“我是剩余勞動力”的標簽。事實上，一個農村勞動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勞動時間的剩余和勞動能力的閑置狀況。同樣一個靠土地為生的青年農民，農忙時是絕對必要的勞動力，農閑時又是相對剩余的勞動力。推而廣之，中國所有的農村勞動力都具有雙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勞動力，也可能是剩余勞動力，關鍵在具有勞動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勞動時間的剩余度和累積性。即便是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也具有雙重的身份，他們是亦城亦鄉、亦工亦農或亦商亦農的兩棲人口，其雙面性并不會因為他們融入了現代產業體系而改變，農民工并不會因為進了城市就徹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為失業的風險也是存在的，而“失業”正是“剩余”的另一寫照。由此可見，我們不應該將農村勞動力的“剩余”標簽化和絕對化。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規模巨大，所以很難讓人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將迎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的“劉易斯轉折點”。筆者認為，近年出現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權利保障的缺失。勞動力價格過低導致農民工就業積極性嚴重受挫，反映的是惡劣的勞資關系而不是供求關系。民工荒是一種現象，但原因不是勞動力的供給性短缺。民工荒是區域性、階段性的現象，不能作為人口紅利消失的依據。
實際上，“人口機會窗口”基本上只膨脹是理論的推測。人口轉變所帶來的戰略機遇期只是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有利的人口代際關系條件，要將潛在的機遇轉換為現實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必須輔之以及時而有效的發展戰略調整。其中，適宜的政策和體制至關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鋼等經濟學家指出的，中國需要實行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應把擴大就業、緩解失業作為政府最優先的發展目標。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積極促進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從鄉村向城市遷移，從低勞動生產率部門向高勞動生產率部門流動。
我們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負擔系數的有利變化可能帶來的潛在的積極影響，而應該同時說明在人口轉變紅利之外，一定還有其他類型人口紅利的存在。
四、堅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大紅利”
俗話說，觀念一新，黃金萬兩。我們要收獲人口的“大紅利”，就要重新認識人口紅利的概念框架。從廣義來說，筆者認為目前存在著四種人口紅利，分別是人口轉變紅利、人口投資紅利、人口轉移紅利和人口轉型紅利。以下介紹筆者對后三種人口紅利的新認識：
首先，人口投資紅利是在生命歷程(Lifecourse)中投資于人口，通過教育、培訓和流動等人口投資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潛在勞動力和一般勞動力轉變為合格勞動力、優質勞動力，從而收獲紅利。
在微觀的層面上，孩子的成長期實際上也是孩子的投資期，當孩子長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來了孩子的回報期和產出期，開始收獲“人口紅利”。放大到宏觀的層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業年齡是25歲，那么25歲之前的人口是一個被負擔、被投資、被養成的人口，25歲之后的人口則是一個開始產出、能有回報、收獲紅利的人口。人口紅利的大小取決于生命歷程早期人口投資的績效。
中國的情況是一般性人力資源過剩，優質人力資源短缺，總體人力資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里，豐裕的人力資源能不能開發出來取決于人力資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們的素質或者說人力資本儲量。中國要收獲未來的人口紅利，人口投資是極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徑。
建筑在簡單勞動力利用基礎之上的“人口紅利”不能長久，因為只有高素質的勞動力才能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可持續的人口紅利是對初級勞動力基礎教育投資和中高級勞動力職業技能投資的歷史回報，發達國家走過的內涵式經濟發展道路展示的就是這個規律。在知識經濟時代，今天的教育培訓就是明天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要長久，就要在人力開發之前確保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力開發效率，促進勞動生產率和工作創造性。人力資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創造的最寶貴資源，放大和延長“人口紅利”的戰略舉措就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來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確立人力資本投資的政府、社會、企業、家庭、機構和個人的共同責任制，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的環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國需要擺脫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確立以知識人口為依托、以人力資本為動力的新經濟增長機制，迎接民族復興的壯麗時代，就要未雨綢繆地轉變經濟發展路徑，充分開掘人口轉變和人口轉型帶來的人口“大紅利”。
其次，人口轉移紅利是指勞動力為主體的人口轉移所創造的社會財富。我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逐年上升，目前總量過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提供的數據，2004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近1.2億，比2003年增加433萬。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從事非農業，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增收的新亮點，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1990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約有20％來自工資性收入，到1999年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東部地區近50％，已成為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總隊的調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比重超過80％。在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有10％強。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業層次的提高。勞動力是過剩還是短缺，不完全是數量與供給問題，而且有素質和供求問題。要享受人口紅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轉變所創造的負擔比較輕的人口機遇，形成的資本優勢要優先投資于人，將豐富的人力資源開發出來，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一些地方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當作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開展職業培訓、實行勞務市場職業介紹、加強勞動合同管理、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拓寬輸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從而促進了勞力輸出人數不斷增加。此外，國家應高度重視農民工中出現的貧富差異、階層分化現象，盡早著手調節。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訓的投入力度，特別是增加政府無償或微利的培訓機構數量，確保農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學費的技術培訓，擴大農民工接受培訓的范圍，從而幫助他們在城市更好就業。同時，加強有組織的勞務輸出，通過勞務輸出地勞動保障部門與輸入地勞動保障部門的信息互通，有序輸出勞力，避免無序流動帶來農民工就業的不穩定和無保障，維護他們的打工權益。
再次，人口轉型紅利是指老年人口通過再社會化轉變自身的社會角色，從賦閑的離退休人員轉變為有所作為的工作者，通過再就業和續就業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價值，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在國外，老年人口被稱為第三年齡人口。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積極老齡化的希望所在。根據筆者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屬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歲年齡段，大學文化程度老年人口總量有110萬。如果這些老年人口健康狀況良好的話，那么應該說這110萬老年人口屬于比較寶貴的人才資源，有較大的開發價值。但隨著新一代人口進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資源的含金量會逐步提高。
馬克思說過，時間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資源就在于他們擁有閑暇時間。2002年，馬德里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提出的積極老齡化的戰略對于我們收獲老齡化時代的人口紅利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我們需要提倡新的五個“老有”，即“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樂”。
從老年人口學角度看，中國在1999年就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從人口地理學角度看，中國在1979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當時上海已經成為老齡化城市。但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卻不是老齡問題最嚴重的城市。這說明老齡問題的本質也是發展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相對性和變異性。歸結起來，老齡問題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義問題，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問題；另一方面是發展問題，即人口轉變與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長遠和廣泛的經濟社會影響。有兩個命題對我們認識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機遇可以提供幫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戰大，必須做大蛋糕；二是“邊富邊老”，需要關注老年人群對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權利。
我們需要三個未雨綢繆：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豐裕社會；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張老年人共享社會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張多元共生、和諧共進。這些都是和諧老齡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和諧老齡化配合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可以保障老齡化的中國收獲新的持續的人口紅利。
在人口高齡化的時代，老年可能成為人生四季最長的一段歲月，它可能日漸腐朽也可能充滿生機，其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老年人的生活態度。“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才是積極老齡化的心理圖景。從國內外老年學研究的成果來看，無論是老年人個體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區和老年人生活的社會，都要大張旗鼓地推動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以及筆者最近提出的“和諧老齡化”，最后實現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齡化。老年人不僅是豐裕社會的共享者，也是和諧社會的共建者，還是多元社會的共生者。政府要確保有條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繼續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活動，保護和展示他們的尊嚴、能力和智慧，不致淪為社會發展的犧牲品。
綜上，從廣義人口紅利理論出發，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收獲過人口紅利，只不過比重和性質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轉變，國家間接地收獲了人口轉變紅利。重視教育的國家比較多地收獲了人口投資紅利；城市化大力推進的國家收獲了人口轉移紅利；重視老年人作用的國家則收獲了人口轉型紅利。誰主誰次的結論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們的確需要在看到人口紅利的同時，也看到人口負債問題、人口風險問題，這樣才能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人口紅利的凈值。
五、結語：人的發展是最重要的發展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發展問題的實質是人的發展問題。歷史經驗表明，人的發展是最重要、最關鍵、最核心的發展。如果說發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根本上講取決于人力資源的投資、開發和利用。如果說青少年人口是潛在人力資源，那么勞動適齡人口是現實人力資源，老年人口是可再開發人力資源。鼓勵以“老有所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為內核的積極老齡化，是否造成代際沖突?筆者的結論是：競爭不可怕，可怕的是競爭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在一個以知識、能力和權利為本位的社會里，要消除兩大歧視：一是性別歧視，二是年齡歧視。在就業市場中，老年人和年輕人各有優勢，一個是經驗多，一個是知識新，所以在更多的時候他們是相互補充、并無沖突的。要說矛盾，那是時時處處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競爭是化解矛盾的好辦法。只有在競爭無法化解矛盾的時候，才凸顯出“調和”的價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個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過多，負擔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風險最小化。古有明訓：過猶不及。人口控制是有邊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包括成長風險、成才風險、養老風險、社會發展風險和國家國防風險，甚至還有親屬文化斷裂的文化風險和作為一個責任政府需要承擔后顧之憂的政治風險。歸根結底，其風險性在唯一性。三是潛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節流，做的是減法和除法；人口投資是開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轉變的現代階段，中國的確需要更適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關于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也指出要進一步穩定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漢族人口中實施“城鄉統開二胎”，我想會產生多方面的積極影響，譬如可以減少獨生子女綜合癥，可以保障更適量更優質勞動力的供給，可以降低家庭養老的難度，規避人口風險，減少人口負債。人口負債是指已經預先支付、今后要償還的人口發展代價，如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問題、獨生子女老齡化問題。
除了恰當的人口政策之外，中國還需要在教育培訓、人口就業和積極老齡化方面大做文章，需要一攬子、互相依存的政策支持體系。首先，中國要建構起福利性國民素質教育體制。今天的教育培訓是明天的人口紅利。人力資源是可再生、可替代、可創造的寶貴資源。人力資源可以替代自然資源，人力可補天力之不足。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力資本的投資和人力資源的開發需要長遠的戰略眼光。知識、技能、信息、文化的貧困是深度的貧困。中國如果能像抓計劃生育那樣抓國民教育，就一定大有希望。優先投資于人民，反哺貧弱的教育，應該成為中國發展戰略的核心價值觀。其次，中國要建構起有序流動、充分就業的政策環境。勞動力轉移的成敗，人口就業收益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為農村人口提供了多大的社會升遷空間和管道。社會是分層的，他們在實現居住地、職業轉移的同時，是否也能實現身份的轉移?也就是說非農化之后是否有城市化的可能?如何實現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社會發展目標?因此，有序的人口流動和轉移同時也應該是有效和穩定的，否則民工潮的逆向轉移會抵消人口轉移紅利。最后，中國要建構起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以及和諧老齡化的政策支持體系。老年是不是包袱，取決于我們怎么看待它。從低處看，健康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可以減輕自己對家人和社會的服務與醫療的負擔。從高處看，積極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還可以繼續創造社會財富，為家庭和社會作出貢獻。從結構看，和諧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與年輕人同社會和諧共生、協同并進。人口轉型紅利是我們積極看待和建設老年與發展的關系、實踐健康、積極以及和諧老齡化戰略的結果。
總之，人口紅利歸根結底取決于人力資本的儲備和人力資源的開發，開發出來就是大財富，否則就是大包袱。所幸的是，我們已經逐步走上了以人的發展來解決人口問題的科學人口發展之路，我們對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偉大復興充滿信心!
論文摘要:中國是較早進人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之一。通過分析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和基本特征，提出老齡化對我國社會和經濟必將產生重要影響。東西方在養老保障體系方面明顯不同，中國在建立養老保障體系過程中，應吸收西方國家發展社會養老保障的成功經驗并避免福利國家的弊病，同時也要挖掘、升華和繼承自己的長處，不斷完善和發展具有自己特點的東方養老保障模式，使以中國和日本為代表的東方式養老模式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
1引言
1999年是國際老年人年。1999年，世紀之交，千年之交，這是在人類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因為1999年標志人類進人長壽時代和人類社會進人全面老齡化的時代。人類在對人口激增的戰斗中尚未取得勝利，另一場風暴卻正在來臨。盡管人類對老齡化的關注出現在一個世紀前，但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受到老齡化的沖擊。中國是較早進人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不僅是中國的自身問題，而且關系到全球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備受世界關注。中國是在“未富先老”的情況下進人人口老齡化的，如何探索一條既適應經濟體制改革要求，又能使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道路，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2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基本特征
人口老齡化(Population Aging)又稱“人口老化”。人口老齡化是從老年人口的相對比例上升來使生育率下降的結果，但是老年人口數量的增長則很早就開始了。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取決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除去人口遷移因素)，而出生率的下降則是加速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因素。
2.1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
1982年維也納“老齡問題世界全會”規定: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的國家和地區，就是老年型國家或地區。我國1991一2050年60年內，各年齡組人數和所占比例的統計和預測見表1.
2.2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
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高，老年人口規模龐大，位居世界首位，地區發展嚴重失衡。這一系列問題都有賴于雄厚的國力才能得到解決。然而，與其它一些老齡化國家的經濟水平相比，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和中國現有的國力水平不相適應，即應付人口老齡化的承載能力極為薄弱
3人口老齡化和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
3.1人口老齡化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中國老齡問題也日漸突出，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社會保障問題突出。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甚至停產關閉，離退休職工不能及時、足額領到養老金，造成生活水平下降;二是影響社會和諧發展。部分老人負擔過重，子女“吃老”、“刮老”現象較嚴重，部分老人缺乏照料，相當多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貧乏等;三是困擾國家經濟發展，甚至影響我國小康社會建設。有人預測到2030年，全國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險福利費用總額將達到73219.5億元，2050年將達到182195.2億元。這個龐大的數字會對國家的財政和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困擾;四是導致勞動力不足。目前一大批中青年勞動力在若干年后也將步人老年，由于勞動年齡人口老化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3.2形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
一是老齡問題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一些黨政領導的老齡工作意識淡薄，致使老齡問題擺不上日程，缺乏強有力的對策。二是國家法規和養老保障制度還不健全，社會保障事業投人不足。三是老齡問題的宣傳教育相對薄弱，敬老、助老、養老的良好社會風尚沒有完全形成。
人口老齡化是國際性的趨勢，我國目前實行的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正式確立于1997年，這個制度本身及其在運行過程中都面臨諸多問題。如何建立一個科學、高效的綜合決策支持體系，使養老保障制度與社會發展各項制度相協調，有選擇地學習別國成熟的經驗很有必要
4一些發達國家在養老保障方面的做法
4.1波蘭的“多支柱”養老金制度
波蘭政府于1994年開始評估各種改革選擇。先后通過了利用私有化收人支持養老金改革、養老基金和雇員養老金方案、公共養
老金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法律，2000年又通過了雇員養老金方案的法律修正案。1999年1月1日開始執行帶有強制性的“多支柱”養老金制度。新制度規定，收益的19.52%用來支付新制度的兩個強制部分:即一次性支付的公共基金和完全由成員支付的年金。就總數而言，收益的19.52%中12.22%是退休時一次性發給的公共養老金，其余的7.3%轉入個人養老基金。約30%的養老基金資產投資到股市。雖然在支付款轉賬的延誤和監督方面還存在困難，但總的來說，改革是成功的。
4.2加拿大的養老金制度
加拿大養老金的發放，由社會保障機構負責，它保證了65歲以上的老年人的收入達到平均工資的50%，基本解決了老有所養的問題。養老金由三部分構成:一是政府養老金、補充性收入保證和配偶津貼;二是政府強制性的社會養老保險計劃;三是注冊養老金。政府養老金、補充性收入保證和配偶津貼是由聯邦政府提供的養老金，資金來自于政府財政，約占平均產業工資的40%。政府強制性的社會養老保障計劃有兩個，即加拿大養老金計劃和魁北克養老金計劃，支付數額的高低取決于交納養老保險金的數額和年限。
4.3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計劃
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計劃始于1955年，它是由雇員、雇主和政府三方共同支持的養老保險計劃。雇主和雇員向中央公積金繳費。政府的職責是向中央公積金的運作提供法律和管理方面的框架。中央公積金的收入享受免稅政策。到2000年4月的繳費率為32%。如果新加坡的經濟持續強勁，在今后幾年，這一繳費率將恢復為40%，確保給雇員在退休時提供足夠的積蓄以安度晚年。公積金形成的基金主要投資于購買政府債券，每年的回報率超過2.5%，這一投資安排使中央公積金計劃的成員能夠獲得無風險而又免稅的投資回報。
5日本、中國的東方型養老保障
日本和中國在經濟、科技、社會發展程度上存在很大差趴，人口老齡化進程也大約有20年左右的時間差，然而兩國的養老保障方式卻具有許多相似之處，構成上都是以國家和企業為主的社會供養、以子女贍養為主的家庭供養、以老年人口參與勞動為主的自身供養相結合的二位一體的東方結構型養老保障方式。以日、中為代表的東方養老模式與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養老模式相比較表現出的不同特點，歸結到意識形態上，是老年人口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上的不同。如果這種不同能用一句話加以概括的話，那就是東方老年人日追求完整人生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日本、中國等東方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來的家庭養老保障功能，還有著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傳統文化融于現代生產方式。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大思想家孔子學說的一個重要支撐點是“孝”字，孔子提出奉先思孝，敬養老人，“父母在，不遠游”。孟子則將傳宗接代引入孔子的孝文化，提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句影響至深的名句，也給家庭養老定下了性別偏好的基調。
6東西方國家養老模式比較分析及發展趨勢
從以上分析看出，東西方老年人口保障模式具有明顯的差異。但從動態上看，兩種模式的發展已具有某種趨同之勢。在日、中等東方國家，家庭小型化趨勢發展很快，傳統的“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已基本上不復存在，地區間人口流動、獨生子女、獨身、單親、空巢家庭比例增加，以子女贍養為主要特征的家庭養老受到嚴重威脅;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社會養老保障發展迅速，使東方結構型養老產生傾斜;與此同時，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新形勢下，由于老年人口知識更新困難而處于不利地位，西方的年齡歧視開始在東方蔓延開來，這不僅給老年人口再就業帶來困難，而且向尊老、養老傳統發起了挑戰。
在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全方位的社會養老保障難以為繼，某些福利國家正千方百計推出削減福利的計劃，甚至提出了學習東方國家的家庭贍養、鼓勵老年人口再就業的主張。東西方國家之間正在相互學習:東方國家積極發展社會養老保障，家庭和個人養老保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西方發達國家力圖使社會養老保障受到限制，家庭和個人養老保障意識加強。然而，基于東西方養老模式形成的歷史的、經濟的、文化的、民族的等深刻原因，基于日本已經達到高度現代化和中國正在加速走向現代化養老保障發展的實踐，盡管兩種模式的趨同已形成某種態勢，但是難以真正歸同，東方養老模式依然具有其鮮明的特點。
錫器在贛南客家人生活領域中曾經充當著重要角色，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時代在變遷、生活方式在改變、生活器具材料在更新，但在贛南鄉村家家戶戶中依然有相當數量的老錫器服務于日常生活，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錫制品與客家生活的密切關系。本文從贛南客家錫藝的成因、品類功能、藝術性等方面入手，分析贛南客家錫藝的藝術特點和精神內涵，試圖揭示贛南客家錫藝所蘊含著深層的客家人文氣質。
一、贛南客家錫藝形成的環境
贛南客家制錫藝術的出現有其特定的原因，與客家先民南遷史、贛南地域自然環境等聯系緊密。
（一）贛南客家錫藝伴隨著客家先民的南遷而源起
贛南客家錫藝源流始于黃河流域的青銅文化，所謂“青銅”就是紅銅與錫的合金，青銅文化實質上也就是銅錫文化。中國的青銅文化興盛于夏商周三代，秦漢后鐵器逐漸取代青銅，但錫制品作為青銅文化的延續開始被廣泛的應用。人口大規模遷徙的同時也是技術遷徙的過程，伴隨源自中原的客家先民數次南遷活動，金屬冶鑄技術隨之傳到客地，這樣中原采礦、冶煉、鑄造等技術為贛南客家錫藝的產生提供了技術條件。據史料可知贛南地區唐代便有確切的錫制品的冶鑄，南宋初年已經成全
國主要的包含錫在內的冶煉基地，《宋史?食貨志》
對“南安”、“虔”等地的冶錫、鑄錫活動多有記載，至明清時期“采錫”、“鑄錫”業規模更加繁盛，從贛州博物館所藏的清末直徑50厘米的大錫錠可見一斑。[1]
（二）贛南客家錫藝的發展以贛南地區充沛的礦產資源為支撐
贛南地處南嶺東段，東據武夷山脈，西臨羅霄山脈，獨特的地質結構為礦產資源的蘊育提供有利條件。其中贛南各地區的錫礦不僅豐富且質量上乘。[2]江西理工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呂繼溶、鐘盛文兩位教授在《江西贛南錫礦床地質特征與前景》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錫礦是江西省優質礦產之一，探明儲量和產量居全國第五位。較集中分布在贛北和贛南一帶。贛南錫礦資源豐富，開采歷史悠久，儲量占全省一半以上。”[3]所以贛南地區的自然環境為客家錫藝的長期發展提供了原料基礎條件。
二、贛南客家錫器品類功能
贛南客家錫制品種類眾多，按大體用途可分為造像（各種錫制神像）、禮器（錫香爐、錫燭臺、錫貢盤等）、茶具（錫茶壺、錫茶罐、錫茶杯等）、酒具（錫酒壺、錫酒杯等）、食具（錫盤、錫勺等）、燈具（錫燈盞、錫油壺等）、煙具（錫煙壺、錫煙
罐等）、熏具（錫熏爐、錫熏盒）、文具（錫墨盒、錫筆架）、擺件（錫花瓶、錫塑品）、童帽飾品（錫八仙、錫鈴鐺、錫鎖鏈等）、妝奩（錫粉盒、錫粉罐）、暖具（錫暖壺）、溺具（錫溺器）等，其中以飲具、燈具和食具最為豐富，有上百種器型與功用[4]，從圖1可見一斑。
從整體上看，贛南客家錫制品造型古樸穩重，盡管不夠奢華氣派但是其實用功能突出，十分貼近生活，多為滿足客家人衣、食、住、行、婚、喪、祀等多方面的生活需求而打制。?奈?制品體量上來看，大小不一，有高達半米的祠堂祭祀錫五供，也有僅四五厘米的微型錫飾品，有粗有精；從各類錫制品內部來看，造型變化多樣，紋樣花飾繁多，寓意豐富。
三、贛南客家錫藝的藝術美
（一）實用之美
客家民間美術研究學者張海華在其《客家傳統制器思想初探》一文中說道：“眾‘象’所至，客家先民南遷客地面對的最大困難是生存，最先維持的也是生存。即便是后來客家人反‘客’為‘主’，也還面臨著資源缺乏等生存問題，于是客家制器活動在‘生存’這個目標指引下開始了…… ‘實用’是客家制器的前提基礎，是排在第一位的價值追求。”[5]贛南客家錫藝正是以“實用”為最高標準，圍繞“生存”展開的造物制器活動，從錫藝本身的用料、錫制品的品類功用、錫器的裝飾部位等都從不同方面體現著贛南客家錫藝的實用性特點。
相對于金、銀、銅等金屬制品來講，錫制品最生活化。錫藝制品在客地被廣泛使用正是因為錫自身的一些優秀特性。其一，純錫無毒，對人體無害，純錫飲具能吸收有害物質，凈化水質；其二，錫的熔點低，質地較軟，延展性強，易加工；其三，錫元素結構細密，防潮耐酸堿，密閉性好，因而錫制器有“盛水水清甜，盛酒酒香醇，貯茶味不變，插花花長久”的美譽。這些特性是其它易獲金屬制品所不具備的優勢特點。贛南客家的茶文化歷史悠久，其與錫藝特別是錫茶具有極大的契合點。贛南客家人喜歡以錫罐儲茶、錫壺泡茶、錫杯品茶，看中的正是錫器保鮮比其它容器時間長、不變味、不變色、凈化水質、茶味濃香的特點。
贛南客家錫藝制品如果從大的功用上可分為兩種，即日用器與禮器。[6]錫制日用器的實用性顯露無疑，以贛南客家錫藝制品最為豐富的“錫壺”為例，飲――錫茶壺、聚――錫酒壺、炊――錫油壺、行――錫水壺、眠――錫暖壺、溺――錫溺壺等，客家人基本的生存活動大多都有錫藝制品的參與。[7]贛南地區客家人不僅日常生活需要錫器，祭祀神祖、婚喪嫁娶、孩童出世也都離不開錫藝制品。客家人在儒家禮樂文化影響下，注重崇祖祭祖，將精心打造的錫制五供（一香爐、兩燭臺、兩香筒）、錫貢盤、錫酒杯奉于祠堂祖先排位前，無疑是對先人敬仰之情的一種外化。客家人婚嫁，男方的聘禮與女方的陪奩大都配有錫器，嫁女的人家尤其講究用以錫器回奉，通常富裕人家成八件套陪嫁，一般人家減半為四件套。在生育率低下的時代，客家祖輩會在嬰兒百天等時為幼兒制作童帽及掛于胸間的吉祥飾品，在童帽局部也會鑲嵌錫制裝飾品（家境殷實以銀來制作，一般則以錫制作）以求晚輩驅邪避災健康成長。錫飾品和陳設用錫禮器在此時便有了強大的“實用”性。
贛南客家錫藝制品的裝飾部位同樣體現著實用性。贛南錫藝制品除部分禮器、飾品外絕大多數裝飾部位面積小，更甚者還有很大一部分素面無紋錫器。即便是裝飾圖案也與錫器實用性相關聯，或者說以實用為主、裝飾為輔。還以錫茶壺為例，重點裝飾部位在壺嘴連接處、蓋鈕、提梁、壺壁，壺嘴連接處加裝飾品是為了加大壺嘴與壺身的連接面使兩者更結實牢固；壺蓋頂端加鈕飾是為了便于壺蓋開合；提梁飾繩紋等是為了增大手與錫器的摩擦力，使提壺時不易滑落；壺口兩側活動提梁下加凸鈕，是為了增加壺梁與壺身的間距方便提起壺梁。[8]
（二）工藝之美
錫制品雖沒有金銀等金屬貴重，但因其材料廉價易得、加工工藝簡單，以及器物外形典雅古樸，在贛南客家人生活中廣泛應用。經過配料、熔錫、壓片、制模、裁料、造型、焊接、捶打、磨光、擦亮、鏨花、雕刻、鑲嵌裝飾等數道工序細心制作而成。
錫器具體的制作工藝（以錫壺為例）：首先是配料熔錫，燒好碳爐架起木風箱，把錫塊或舊錫器放入碳爐上的坩鍋中熔化；其次是壓片，當錫料化為液體，溫度適中，將錫水倒入特制的石板模中，將另一石板輕輕蓋在上面，讓錫液自然冷卻形成錫薄片；再次是制模裁料，根據所要制的錫壺器型設計壺底、壺身、壺頸、壺口、壺蓋的平面幾何形狀，利用輔助工具，把錫模分別切割；然后是造型，錘打出初步的?Y構，用烙鐵將多片錫模沿縫焊接，然后反復捶打；接著是磨光與擦亮，將上一道工序錫壺毛坯借助熬制的松香固定于踏輪轉盤上，旋轉時用特制刮刀修去錫器表面焊跡與凸起不平的地方，再用砂紙反復打磨錘痕，最后用棉布拋光直到表面平滑光亮為止；最后是裝飾，在壺身鏨刻花紋，在壺嘴與壺身間焊接一個錫飾品，壺底刻落款或吉祥語，這樣一個錫壺就做好了。
制錫有幾點需要強調。其一，壓片環節為制錫的關鍵環節，太薄在打制階段容易捶破，太厚浪費錫料不易造型，所制錫器笨重；其二，磨光擦亮環節需多次反復，錫器表面的精致與否關鍵在此，行話“三分做七分磨”；其三，壺嘴與壺身間所焊的錫飾品，是將錫水倒進一個刻有紋樣的模子里一次性澆鑄出來的，制錫藝人有很多紋樣模子；其四，大多數錫制品手工做成，但也有一部分造型精巧紋樣繁多的錫制品需要借助澆鑄工藝。
（三）造型之美
雖然贛南客家錫藝制品多為一般平民百姓日需而制作，但也有精工定制的錫器，而贛南客家錫藝的審美性就體現在錫制品的器型、裝飾紋樣、質地包漿等造型因素上。贛南客家錫藝中體現出了不同族系的造型特點，呈現兼收并蓄的風格，客家人由河洛腹地輾轉南越化外，中原漢族的端莊華麗與南方古越族的奇巧神秘等都給于贛南客家錫藝不同程度的影響。
贛南錫藝造型上講究比例協調、均勻和諧，方圓結合、剛柔并濟，簡約大方、虛實相間，造型的氣韻體現在形體的大小、方圓、收放等器型之中，體現在線條的曲直、張弛、長短等變化之中，整體呈現給人以美感和神韻。錫良好的延展性與可塑性能給贛南客家錫器多樣的器型提供可能，器型大致分為圓形器、方形器、異形器、其它造型等四種。圓形器圓潤大方、線條柔美，具有仿陶瓷器的特點，如雙提梁曲頸圓壺、梅瓶等；方形器端莊挺拔、線條硬朗，如坐鈴執壺、六棱蓋罐，部分器型有仿青銅器造型，如觚式香筒、爵式酒杯；異形器造型精致巧妙、栩栩如生，大多仿動植物造型，如鴨尊、蓮花燈盞等。
贛南錫藝紋樣豐富：動物紋樣、植物紋樣、人物紋樣、祥瑞紋樣、吉語文字紋樣、其它紋樣等幾種。動物紋樣以獅子滾繡球、二龍戲珠、五福捧壽、龍鳳呈祥、仙鶴駕云、蝴蝶撲花、飛鳳、飛鳥、鯉魚等較為常見；植物紋樣以壽桃、牡丹、蓮花、荷葉、石榴、花葉紋、纏枝紋、蘭草紋等較為常見；人物紋樣以壽星、福星、福祿壽三星、和合二仙、八仙等較為常見；祥瑞紋樣以祥云紋、雙錢紋、玄紋、如意頭、方勝較為常見；吉語文字紋樣以福字紋、壽字紋、萬字紋、雙喜紋、“吉祥如意”、“早生貴子”等較為常見；其它較為典型的紋樣還有葫蘆、拐杖、巴蕉扇、魚鼓、寶劍、橫笛、拂塵、花籃、雙笏板“暗八仙”紋樣，等等。贛南錫藝紋樣主要裝飾在蓋鈕、器身中部、連接處等較為醒目的位置上。紋樣裝飾采用線刻、貼片、錫塑、鍍金、鑲嵌等技法，如獅子滾繡球條案擺件，頂端錫塑獅子，繡球與獅尾通過一錫絲連接，可以擺動，兩側貼祥龍雙耳，器身線刻飛鶴紋樣，獅子、雙龍身上鍍金漆，獅眼、龍珠鑲寶石，運用多種裝飾技法，造型元素多樣、寓意豐富。值得一提還有陶胎三鑲壺，壺心以陶制成，壺嘴、壺鈕、壺把分別鑲嵌玉石，壺身六面線刻紋樣，制作精致考究。
新做的錫器色澤銀白、光亮如鏡，體現出了錫這種金屬的品質特性，優雅高貴，而經過一段時間之后錫器表面與氧氣產生作用，形成一種特殊的包漿，色調沉著、內斂、古樸。贛南客家錫藝傳承了中原青銅器大氣厚重的氣質，舍棄了繁復華麗的特征，同時借鑒了畬、瑤等贛地原有民族器物的精巧品格，摒棄了神秘色彩；逐漸形成了如同客家人一樣――樸實穩重、粗獷略帶精巧的贛南客家錫藝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