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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非遺傳承人的培養范文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權利與義務

法律應賦予非遺傳承人自愿傳承的權利。因為自愿是非遺傳承人主觀獨立意識的體現，也是其自的基礎。只有出于自愿，非遺傳承人才能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做到積極有效地傳承、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實現此權利，關鍵是政府，即在實踐中政府和其他組織應充分尊重非遺傳承人的自愿傳承權利，做到是否傳承完全出自非遺傳承人自主決定，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其他違法行為。同時，政府還應發揮其保護職責，創造各種條件，幫助非遺傳承人實現這項權利。自主決定傳承內容與方式。在自愿傳承的基礎上，非遺傳承人還應享有自主決定傳承內容和選擇傳承方式的權利。非遺傳承人可根據所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結合自身實際情況自主決定傳承哪些內容、不傳承哪些內容。對此，政府和其他組織不得橫加干涉，但可采用探討、研究等其他輔助方法引導傳承人對原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進行刪選，在保有其“原味”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優化傳承內容，保證傳承質量。此外，在傳承方式上，非遺傳承人還享有選擇權。非遺傳承人可自主選擇傳統“師傅帶徒弟”的方式，也可選擇現代“培訓班”的方式，甚至是“職業教育”等多種方式，只要合法，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規律，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法律均許可。獲得資助權獲得資助權是指為更好地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傳承人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政策支持和精神鼓勵的權利。政府應提供傳承活動所需的場所、條件，創設有利于傳承活動的環境，給予優秀者精神上的鼓勵。為此，非遺法第30條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根據需要，采取提供必要場所、必要經費、支持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等措施，支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傳播活動。文化部45號令第12條也出臺了相關具體規定。這些法律以政府法律義務的形式客觀上承認了非遺傳承人應享有獲得資助的權利。實踐中，非遺傳承人的資助權已獲得了部分落實，如中央財政從2008年起專門資助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而文化部表示，從2011年開始，對非遺傳承人每年的資助從原來的8000元增加到1萬元[6]。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權利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是人類通過勞動創造完成的智力成果，可作為知識產權的客體獲得與知識產權有關的一些權利，如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享有著作權，而某些傳統藥物、自然成分及組合也可經過申請獲得專利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主要義務傳承是傳承人的權利更是義務。非遺傳承人傳承的不僅是技術、藝術、歷史知識，更是一個民族、地區的傳統道德、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故傳承人必須積極履行傳承義務。非遺法第31條概括性地規定了代表性傳承人需承擔積極開展傳承活動，培養后繼人才，妥善保存相關的實物、資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益性宣傳等四項原則性義務。同時，為督促非遺傳承人認真履行義務，該法條第2款還創造性地規定了非遺傳承人的“退出”制度，即代表性傳承人無正當理由不履行前款規定義務或確實無法履行規定義務時，文化主管部門可取消其資格，重新認定其他人作為該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此法條改變了原來非遺傳承人“終身制”的規定，標志著政府對非遺傳承人的保護重心由“申請階段”轉入到“管理階段”，是政府對非遺傳承人管理制度上的一大突破，體現出政府對非遺傳承人的管理制度正日趨成熟。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社會保障制度

第2篇：非遺傳承人的培養范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 傳承人 【中圖分類號】G120 【文獻標識碼】A

非物質文化遺產擁有厚重的文化積淀，凝聚了中華傳統文化因子，呈現出了文化的多元性。當下，面對全球化、工業化以及城市化的發展趨勢，應審時度勢，全面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工作，提高文化事業發展水平。

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代傳承的價值解讀

保持文化的多元性，提高文化軟實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各族群眾在生活實踐中逐漸創造演繹出來的，是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蘊含著文化的精義，是文明的結晶。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當代傳承，不僅有助于弘揚傳統文化，也能維護文化的多元性，促進文化發展。此外，全面做好當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能提升文化軟實力。文化中蘊含重要力量，尤其是具有獨到的藝術造詣、思維模式及情感表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呈現出社會、藝術、文學以及科技等方面的價值，是維系民族情感，提高民族凝聚力的紐帶，也是實現文化發展創新的源泉，彰顯了文化軟實力。

滿足廣大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多樣，不僅有民間美術、戲曲、民間傳說，也有節日風俗、傳統雜技等，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使人民群眾的生活變得多姿多彩。當下，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不僅能更好保護傳統的精神文化，使其更為豐富；也能夠結合時代需要，開發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的產品，滿足廣大群眾化精神文化消費的需求，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產業。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難點

傳承人的匱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最大難點是傳承人缺乏。由于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經濟效益不佳，學藝過程中充滿艱辛，很難在短期內取得實效，再加上學藝也需要個人稟賦等方面的綜合因素，以及傳承人并未受到社會的認可及社會地位不高，使得非遺項目難以找到合適的傳承人。此外，非物質文化遺產屬于獨門絕技，傳承人作為非遺項目核心，如果缺少傳承人，就會出現后繼乏人的情況，傳承陷入尷尬。

文化遺產生存環境堪憂。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人們的生活條件有了明顯變化，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環境遭受到較大沖擊。特別是人們的生活理念、方式的變化，傳統的民風民俗難以被年輕人所認可，傳統的信息資源、文化符號漸漸被扭曲，出現了變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土壤漸漸受到了破壞。實際上，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依靠獨特的土壤才能生存，這無疑加劇了其消失的進程。

重視申報開發，缺少保護管理。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還存在重視申報開發，缺少保護管理的困境。有的地方在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成功之后，保護措施不到位，出現了超負荷利用，甚至是破壞性開發。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看成是金字招牌，專注于挖掘其含金量，缺少保護與傳承。

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代傳承的原則

一是系統性原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要與當地的經濟、科技、文化與政治等實際緊密結合，系統性挖掘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特殊技藝，突出其經濟價值，加快推進當地特色經濟的發展水平。與此同時，也要深入探討曲藝、舞蹈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所蘊含的精神價值，推動道德體系的建構。還要考慮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組成，其不僅是文化整體，也呈現出多種文化形態，雖然在內涵、形式及功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別，但都是民族情感的衍生品，具備一致性，是民族文化的共同體，是相互聯系的。

二是可持續原則。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最終是為了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考慮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涉及到的領域多，并有著較廣泛的覆蓋面，內容相對來講，也較為龐雜，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工程。一定要擯棄急功近利的錯誤理念，開展科學規劃，逐步實施，做到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的結合。特別是對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開展可行性研究，逐步推進，長期堅持，確定合理的規劃，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永續發展。

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代傳承的舉措

首先，全面做好非遺項目傳承人的保護及培養工作。一方面，做好非遺項目傳承人的保護工作。一是構建完善的經濟保障模式。非遺項目文化傳承人確定后，需要解決其生活方面的問題，對其進行一定的生活補助是非常有必要的。非遺項目所在地要設立非遺傳承人資助方面專項資金，給予其必要的生活補貼，不僅體現政府對非遺保護的重視，也能確保非遺傳承工作能順利進行。與此同時，在全面掌握傳承人現狀后，對各級名錄的傳承人加以認定與命名，特別是對那些有突出貢獻的傳承人，應給予額外的資金補貼，確保資金及時到位。二是還要給予榮譽稱號，讓其成為文化市場領域的“帶頭人”，以此來更好地傳承技藝。

另一方面，加強非遺項目傳承人的培養工作。要著眼于非遺項目發展的未來，科學合理制定傳承人培養制度。政府不僅要提升傳統師徒制培養模式下傳承人的工資待遇，同時，也要給予那些自愿加入到非遺項目傳承中的人必要的生活補助，搭建良好的學習氛圍。鼓勵非遺傳承人積極參與非遺項目展示平臺，提升非遺項目收益水平，進而激發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到非遺項目傳承中來，擴大非遺傳承項目傳承隊伍，培養大量的專門人才，提升管理效能。再者，政府也要制定相關的政策，為那些新參與進來的傳承人提供政策保障，讓其無后顧之憂，更好融入到非遺項目的鉆研中，提高非遺項目的傳承水平。

其次，創建非遺項目文化生態區。非遺項目本身有著自己的文化生態，在建設文化生態區的過程中，要將原生性保護置于首位，要堅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特別是依附于農耕文明的非遺項目，其所依靠的社會經濟基礎在逐漸消解，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以活態保護為主，靜態保護為輔的方式，落實好非遺項目的保護，打造非遺項目保護的生態博物館，為實現靜態保護提供更好指導。另外，還要不斷壯大保護主體，需要是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動因，非遺項目從不同角度、層面滿足大眾的生活、生產及精神需要。善于利用非遺項目充分滿足人們日常需要，也能收獲較好的經濟效益。

最后，激發非遺項目的生命力，提升開發與保護檔次。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悠久的歷史，源自民間，有較重的鄉土氣息。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文化多元化的日益深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及文化土壤出現了諸多新變。但是，考慮到非遺項目的主體是民間，要實現非遺項目的傳承，必須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更加注重非遺項目在民眾生活中的生命力與具體功能。因此，需要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展必要的創新變革，實現與時俱進。要善于取其精華，重點發展，適當引入新的形式與題材，將傳統的藝術文化和當代思想、科技手段相融合，讓具有傳統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和當代文化實現相融共生，演繹符合當代人審美、娛樂需要的非遺項目作品。同時，也要積極實行適當的產業化運作。要將文化資源轉變為文化產業，激發其潛在的價值，開創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代傳承的新局面。

（作者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

【參考文獻】

①徐輝鴻：《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法律保護機制探討》，《理論導刊》，2008年第1期。

第3篇：非遺傳承人的培養范文

(一)專業講座

主要依托于本區域非遺傳承教學的各級各類專業學校及各個高職院校的教育資源的支持。在目前，地區通過校企合作形式的非遺傳承項目教學開展較為普遍，均取得了一定的傳承效果。在這過程中，培養了一批院校專業教師對非遺的傳承，也促進了非遺項目傳承人對現代教學體制的新型教學方式的體驗。專業講座講授中的人的視頻、物的視頻、活動的視頻，均以專業性極強的講述講解描述非遺項目，傳達非遺精髓。以視頻的形式來集合優質的非遺傳承教育的案例，并通過視頻形式的記載上傳至網站，為公眾所共享。這種形式是遠程教育中最為常見、利用率最高的教育形式。

(二)名家授課

非遺項目本身具有典型的活態特征，眾多非遺項目傳承依賴于傳承人的活動。所以，傳承人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活的資源、活的教材。他們的高超技藝技能具有極大的磁場，甚至是行業的標桿。名家的社會影響力在網絡社會更是具有極大價值。非遺傳承教育中名家授課可謂起點高、專業性強、號召力大、宣揚面廣。名家授課這種形式，通過專業演示對普世教育來講，更直觀、更能接受消化。同時，名家授課既是個人才藝技能學識的展示，也是對自我項目的推廣宣揚。此外，從組織方來看更具有專業性強以及權威性的特點。

(三)教學課件

教學課件包括了PPT、講課音頻、微課等類別。把非遺傳承教育的教學課件共享于數字博物館，可為公眾自由下載。教學課件下載后，可以自我更改、補充、完善。這樣的教學課件對于企業培訓或是學校教學，有著更加明確的針對性，不同的教育對象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課件頁面設計可更加靈活多變。

(四)動畫游戲

蘇州非遺數字博物館的受眾分析中，學生群體占有很大比例。學生喜好、接受事物以興趣為先導。動畫游戲是遠程教育中較為受歡迎的一種。由于其參與性強、體驗感明顯，歷來受到學生的歡迎。趣味性、娛樂性、專業性合為一體，使得非遺傳統文化更容易被年輕一代接受消化吸納。

(五)微課、慕課、翻轉課堂等其他網絡教學模式

網絡教育形式豐富多彩，例如近年來較為流行的微課、慕課、翻轉課堂等網絡教育形式。以網絡化的開發教育學為基礎，與傳統的學校課程一樣循序漸進地讓學生從初學者成長為高級人才。課程將分布于各個不同地方的授課者和學習者通過非遺某個話題或主題聯系起來。非遺的傳承打破了原有的一對一、一對多的傳統模式，而將非遺傳承、普及教學面向了普通的公眾。

二、非遺數字博物館教育的成果

(一)文獻資料

文獻資料中的古籍、圖書、期刊、典章等所記錄的知識，是傳播繼承的最有效手段，也是非遺活動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來源，也是交流傳播的最基本手段。通過現代影印技術和翻拍技術將其數字化，上傳至網絡，形成電子文獻資料庫，便于信息的保存、檢索。

(二)科普視頻

由于眾多非遺項目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地方性與獨特性，一般不宜為公眾所詳知。普及性的非遺教育通過視頻來以淺顯的、易于理解接受和參與的方式向大眾介紹非遺的科學知識或技藝技能價值所在。

(三)教案教材

在非遺傳承中已經有很多院校積累了豐富的傳承教學的優質資源。教案教材的編制為非遺教學在大眾化的條件下，更顯得通俗易懂，尤其是對于教育工作者來講，更具有實戰指導價值和參考價值。

(四)傳承基地

非遺傳承工作有多種形式，既有傳承人工作室的師徒制，又有院校現代教育的課堂制，還有校企合作的傳承基地模式。規模無論大或小，都是非遺傳承的一種實踐，但不可否定的是，傳承基地的建設為非遺更好地培植公眾土壤起到了更直接的影響，更深遠的作用。

三、非遺數字博物館教育的交流

(一)學術交流交流層面具有廣泛性

瀏覽數字博物館的人群本身具有較多的隨機性，各色各樣的人群都存在著可能。不同職業專業、不同行業部門、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技能專長的人們匯集在這里，思考問題的角度、深度等，使得學術論壇的交流改變了以往嚴謹的面目，更多的是談論、討論、發表觀點的平臺，具有隨意輕松的氛圍。

(二)行情交流非遺文化也是行業，有企業、有院校、有民眾的多方參與

非遺的可持續發展來自于自身價值在社會經濟的價格體現。非遺產品的行情起落在很多關注非遺文化的人來講無疑是重要的，因此交流內容定會涉及到行情價格問題。

(三)活動交流作為非遺項目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第4篇：非遺傳承人的培養范文

結合當前工作需要，的會員“15111108128”為你整理了這篇關于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情況的調研報告范文，希望能給你的學習、工作帶來參考借鑒作用。

【正文】

根據年度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會成立調研組，赴屯溪區、休寧縣、徽州區和歙縣調研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情況。調研組實地察看了非物質文化保護和創新性發展情況，深入了解了全市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實施情況、存在的問題以及下步建議。現將調研情況匯報如下。

一、基本情況

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是我國第一個跨省區的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總面積13881平方公里，包括安徽省黃山市全境、宣城市績溪縣，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總人口200萬。2010年“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工程”項目入選2010年十大“國家文化創新工程”。2019年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入選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正式公布為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區，為首批公布的七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之一。我市作為保護區核心區域，近年來一直遵循政府主導、社會參與，長遠規劃、分布實施，點面結合、講求實效的原則，深入實施科學可持續發展戰略，注重原生態、原真性保護，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經濟、發展旅游和文化創新深度融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1.持續完善工作機制。根據《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保護區和管理條例》《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試點保護工作條例》《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重點項目保護工作條例》等，結合黃山實際，先后出臺《黃山市徽州古建筑保護條例》《黃山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辦法》《黃山市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工作的實施意見》等規范性文件，深入推進落實非遺保護利用工作機制。

2.全面做好普查登記。全市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涉及民間舞蹈、傳統手工技藝、民間傳統知識等項目，包括世界級2項（徽派傳統民居營造技藝和程大位珠算法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非遺名錄），國家級21項，省級63項，市級127項；國家級非遺傳承人33人，省級154人，市級658人；國家級非遺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1處，省級傳習基地（所）27處，省級非遺教育傳習基地5處，市級傳習基地85處。現存的非遺種類和數量均列全省第一。

3.深入落實保護措施。成立黃山市非遺保護中心作為保護區常設機構運行。設立專項資金作為保護經費，列入年度財政預算。開設“非遺貸”、“徽藝貸”等個人循環貸款，重點支持非遺企業生產和經營。成立黃山市文房四寶協會、徽菜烹飪行業協會等民間組織，扶持建立徽派雕刻博物館、徽墨文房博物館等博物館集群，依托黃山職業技術學院、安徽省行知學校等非遺傳習基地，開設相關課目，多渠道加強對非遺傳承的保護和扶持，增強傳承人的技能培訓，致力培養非遺特色人才，進而帶動行業興起。

4.著力打造文創品牌。積極開展非遺品牌賽事和專題展示。組織了兩年一屆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技藝大展、歙硯技能大賽等非遺品牌活動。舉辦“徽匠神韻——安徽徽州傳統工藝故宮特展”“明月清風——故宮博物院藏新安八家書畫展”等專題展覽。打造了歙縣徽州古城非遺夜市、屯溪黎陽IN巷非遺購物節等知名景區旅游品牌項目。通過專題宣傳、實物展示、活態展演等多種方式，積極推介我市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成果，提升地域文化影響力。

二、存在問題

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是系統繁復的大工程，目前仍存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

1.工作經費仍不足。資金來源渠道較為單一，主要依賴國家、省級專項資金拔付和政府財政投入，我市作為徽州文化生態保護核心區域，“十三五”規劃中建設資金需求約3億元，我市每年爭取和投入經常性非遺工作經費僅有1250萬元左右，“十三五”期間共爭取到資金僅5500萬元，遠遠不能滿足非遺各項保護工作的實際需求。且吸引社會資本較少，群眾參與度低，文化消費比重仍然不高。

2.保護力度尚不夠。主要是受市場經濟影響，非遺項目中經濟效益好的，保護傳承的積極性高、效果好；經濟效益低的，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應盡的保護。現今社會對非遺項目的保護意識依然較為淡薄，部分非生產性的項目，特別依靠是口傳心授的非生產性的非遺項目，傳承的老藝人或知情人數少,年事高，技藝正面臨著失傳，大量有歷史、文化價值的珍貴實物與資料遭到毀棄或流失的風險。加上自然性損壞、不合理利用和過度開發等原因，造成文物破壞消亡的速度加快，保護形勢嚴峻。

3.?專門人才較匱乏。目前，非遺保護基層組織機構仍較薄弱。部分區（縣）專門保護工作機構尚未建立或健全，且沒有專門工作人員，保護工作隊伍存在數量不足、質量不高、流動性大、基礎薄弱等問題，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和能力還不能適應非遺保護工作的需要，亟需建立一支對非遺工作充滿熱愛，具有非遺專業知識和技能，愿扎根、拼命干、肯鉆研、能創新的隊伍。

4.市場活力還不高。非遺傳統工藝的開發雖然被開始重視，但是適應市場需求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機制仍處于探索之中。大多數非遺傳承人擅長的是非遺傳統的技藝，制作的是傳統的產品，產品創新、研發和營銷的精力、經驗嚴重不足。受傳承主觀、客觀等多方面制約，大多非遺工藝還是屬于家庭作坊的生產模式，僅僅停留在個性化的消費階段，沒有條件形成大規模公司化經營，導致有些非遺項目只是以靜態被動接受的方式存續著，沒有在市場中激發活力。

三、工作建議

一是要進一步加大保護力度。我市非遺門類眾多,分布面廣，文化表現形式不同，自身傳承發展規律也不盡相同。因此，要針對各地非遺門類的共性和個性特點，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成立相應機構，更加科學、更有針對性地開展非遺保護傳承工作。財政每年經常性非遺工作經費要適度傾斜，加大對非遺保護資金的投入，專項資金列入財政預算并且要按照財政年度收入比例逐年調整增幅。同時，也要鼓勵吸收多渠道投資，形成政府資金引導，金融機構、社會資本共同參與的多元化投融資模式，為非遺傳統工藝保護和振興提供有力的經費支撐。

二是要進一步培養專業隊伍。要從非遺傳統工藝傳承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落實相關人才政策措施，支持和推進生產性示范基地和傳習研學基地建設，為非遺項目傳承人帶徒授藝創造良好的環境和載體。要加強對專業人才和非遺傳承人的培養培訓，引導他們深入開展非遺技藝的探索研究，通過不斷實踐創新，促進他們成長為更具實力和活力的非遺傳承群體，開發出更具市場競爭力的非遺傳統工藝產品。

第5篇：非遺傳承人的培養范文

人們常說，華夏文明看山西。作為一名山西人，這也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山西歷史悠久，傳統文化的積淀非常深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品類繁多，是一座蘊藏極豐富的寶庫，是中華民族文化當中最亮麗、最精彩、最生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植根于人民群眾，存活于老百姓的生活中，因此大力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保護民間技藝的需要，是傳承傳統文化的需要，更是促進山西文化繁榮昌盛的需要。正如在2016年兩會上，代表委員聚焦非遺保護與傳承，亮出的觀點是：讓非遺“活”在當下、“火”在民間，提出加大對非遺傳承人的培養力度、增強非遺發展后勁。這和我們宣傳非遺的主旨高度一致。

本刊傾力打造的特色閱讀專欄“傳承”，主旨是：關注非遺，助力傳承。作為山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促進會的會刊，任務是為全省各非遺單位及非遺傳承人提供一個良好的文化宣傳及銷售平臺，并讓更多的人走近和了解非遺文化，使非遺項目得到更好地保護和傳承。《科學之友》每期精選一至兩個非遺項目，全方位、多角度深入宣傳，展示非遺魅力，領略非遺技藝，分享非遺文化，傳承傳統精髓。

對于非遺項目的專題宣傳，在省文化廳非遺保護促進會的協作下，我們提前策劃選題，通過尋找國家級、省級非遺項目，從歷史溯源、工藝制作步驟、傳承人譜系以及項目的現狀前景入手，來做深度的挖掘和系統梳理。自2015年起至今做過的非遺項目全部來自省內，分別為芮城縣永樂木雕、繁峙縣晉繡坊、介休市唐源古建琉璃制品、太原市梅花剪工作室、長治市黎城縣黎侯虎、陽泉張文亮刻花瓷、晉中魚羊包、平遙道虎壁王氏婦科、稷山螺鈿漆器、晉中霧酒療法、臨汾市襄汾縣晉作家具、平定砂器、芮城布藝、大同銅器、交城堆綾、侯馬蝴蝶杯、交城琉璃圪嘣等。

本刊非遺專題的呈現，受到了非遺方的喜愛，吸引了更多關注的目光，在弘揚、宣傳非遺文化遺產的同時，也對非遺項目起到了推動作用。通過大力宣傳非遺項目，有效增強了其創新能力，并帶動了非遺產品的銷售，并且因為其產品已廣泛推向省內外、國內外市場，如“晉酒”“晉醋”“晉藥”等，促進了人們對山西非遺文化的直觀感受和深刻體會，進而提升了山西的文化形象和影響力。

十年發展看經濟，百年發展看制度，千年發展看文化。山西省豐富的文化資源，是我們發展的底氣。作為非遺會刊，我們在不斷宣傳非遺項目的基礎上，今后要充分利用新媒體這一宣傳平臺，不斷提高非遺產品的知名度和其自身的文化魅力，給山西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注入新的活力，帶來新的發展契機。

第6篇：非遺傳承人的培養范文

【關鍵詞】藍印 非遺 進校園 探索 理論 實踐

隨著社會進步，人們對非遺有了新的價值觀，漸漸地有更多人自覺關注、宣傳、保護非遺。從校內校外分析，如：校外非遺文化有了法律法規的保障、建立了非遺研究中心、推薦非遺傳承人等；校內舉辦非遺文藝演出、非遺宣傳日活動、非遺講座、非遺展覽等，通過不同形式的活動，非遺文化逐漸凸顯了它的地位。藍印花布是非遺文化形式之一，它是一項由刻版―上漿―印染―刮漿等一系列過程組成的手工技藝，藍印花布的教學實施需要學生通過反復直接經驗的探索，有計劃、分階段、分層次地學習才能掌握技術；此外它也是一種精神內涵，在實踐中磨練學生的意志，培養學生的人格，宣揚名族文化，進技于道是它的最高境界。

基于“進技”原則的校園非遺傳承課外活動方式

為了宣傳藍印文化特色，我校二甲中學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曹曉峰藍印工作室，將傳統藍印花布的技術直接引入到我校展覽室，便于學生直觀了解這門技術的操作流程；且曹曉峰老師作為藍印傳承人帶領著我們深入到傳統藝人的生活，體驗藍印制作的不朽和藍印成品的魅力，切身體會藍印文化是一門技術更是一門藝術，需要藝術家的不斷努力實踐、探索、創新才能永保物質生命力，才能保障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永垂不朽。

學校藍印社團的開展進一步豐富了學生對于藍印文化的認知。為了擴大藍印的影響力，我校將藍印元素滲透于各個社團和各個活動中，如演講社團和音樂社團都有代表性的藍印服飾，美術社團有統一藍印畫本……在藝術節、元旦等節日，舉辦一些以藍印為主題的成品展示：如時裝T臺秀、變臉譜……除了本校舉辦的一系列活動外，上級領導也關注我校并在我校開展相關藝術教育活動，如2016年11月教研室相關領導在我校組織開展美術骨干教師培訓活動，通過互動學習傳承發揚藍印文化，將藍印文化的傳播深入到我們教師群體，切實體現由上至下對于非遺傳承的重視。

基于“進技”原則的校園非遺傳承課堂滲透方式

如果說課外側重于宣傳和展示，那么課內更多是實踐創新。非遺文化的傳播在課堂教學中因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在必備的理論基礎上，逐步探索落入課堂實施，反復實踐，傳承創新，從量變到質變，實現技術和藝術的結合。對于初中低年級學生我們主要以藍印社團課為主，從部分學生調動整體學生，課程安排較簡單輕松，內容形式以扎染和針染為主，鼓勵學生學習創新，作品成果效果顯著。作品展示為了讓學生意識到對非遺文化的學習是一件有意思、有意義且彌足珍貴的事，我將開始的部分學生的作品展示在學校東門展示欄，并要求學生將自己的作品寫上制作過程或有何創新之處，然后寫上自己的姓名班級，其他感興趣的同學憑此可一進步與以上同學交流學習；定期安排以上學生在學校活動課或課余時間在此做大家的咨詢小專家，也可現場提供材料學生做簡單教授，由于時間有限設置了限報名和名單登記預約政策……這些活動很大程度上調動了整體學生的興趣和參與性，我便適時將藍印課程穿插引入課堂，學生自愿學習藍印技術，配合程度高，課堂氛圍輕松有活力。初二學段藍印教學進入課本課堂，主要是讓學生體驗藍印印染制作的全過程，主動探索藍印制作的各個階段的盲點和創新點，記錄總結應用于備案。如在藍印刻版階段，播放一組藍印連續紋樣和剪紙連續紋樣，讓學生觀察兩者的異同，最后發現要想保證畫面的連續性必須確保物體間有連接點，那是否意味著兩者是一樣的原理呢？于是我將事先畫好刻好的兩組紋樣（一組藍印紋樣，一組剪紙紋樣）做了刮漿演示，學生發現剪紙紋樣因為物體間的連接點少，所以在刮漿的過程中會出現積漿和版紙翹邊的情況，整個過程結束學生掌握了刻版的原理，從而避免在接下來設計環節學生會忽略一些盲區。此外，我們還對藍印制作的每個階段的材料做了嘗試，在掌握技術的基礎上通過大膽嘗試創新，讓學生由衷體會藝術的快樂，通過努力獲得成就感，萌生對藝術的崇敬，對民族文化的熱愛。

非遺進校園的效果和意義

藍印文化的宣傳和藍印教學的探索驗證了非遺進校園有其存在的價值。

第一非遺文化融入美術教學，增添了課堂的文化氛圍，豐富了教學。在反復實踐中不僅培養了學生的動手能力，同時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創造能力也得到顯著提升。

第二美術教學培養學生自主探究的能力，進一步突破傳統教學的模式，在藝術創作中探索如何將非遺傳統文化用現代的形式進行展現，學生的創意靈感在課堂討論、手稿修改過程中不斷碰撞激發，從而達到技術與技藝的統一。

第三校園藍印作品的展示活動不僅是對非遺文化物質的宣揚，更是一種精神的弘P。通過物質載體，讓青少年學會欣賞它、尊敬它，進而通過實踐探索體會其精神內涵，磨煉學生的意志，影響學生的人格，弘揚民族文化。

【參考文獻】

[1] 王仕平. 淺談非遺進課堂的“三性”[J]. 群文天地，2011（2）：87-88.

[2] 沙志輝、陳潘. 淺析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立法保護工作[J]. 黑龍江史志，2013（17）：303-304.

第7篇：非遺傳承人的培養范文

一、非遺保護困境與出路的研究范式探析

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在當代情境之下如何操作方可絕地反擊是目前大熱的一個思考向度，一時間眾說紛紜，大有“百家爭鳴”之勢。筆者認為，對于現存的種類繁多而看似彼此互不相關的多種非遺保護困境與出路探析提法，均可以根據其研究方式歸入兩類范式:“邏輯學范式”和“現象學范式”。“邏輯學范式”的思考向度是抽取出最簡單的共同范式。其研究方式注重于從紛繁雜多的內容分析現場中抽離出一個具有普遍適應性的“公式”，以逐漸形成一個規范體系。“邏輯學范式”的優點在于可以使非遺保護工作規范化、步驟化、框架化，使得非遺保護實踐確實做到“有方法可循”，在實際操作中具有廣泛的重要意義。但其封閉性空間向度與無實質內容的理想框架形式，往往會導致非遺保護或是落入模式化了的框架之中，使實際保護實踐敷衍了事真正的非遺保護越走越遠;或是使得非遺保護受制于主流話語權的操控之中，對非遺進行潛移默化的意識滲透，使得保護手段異化成為破壞手段，“偽文化”或“被同質化”、“物化”的非遺層出不窮。［1］“現象學范式”則是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做法，從個案的現象本身入手以期最終抵達本質層面。“現象學范式”采取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離權威的做法，其在實踐中往往跨學科進行個案分析，拒絕對所有個案采取統一對策。但“現象學范式”本身也并非盡善盡美，其缺陷在于容易導致某種離散與互不相關。“現象學范式”將非遺保護個案獨立于非遺保護體系之外運作，其看不到總體保護體系，未能及時有效地借鑒體系之內早已存在的優秀經驗與經驗教訓。［2］為了避免論述偏頗的弊病，較為理想的做法便是借用劉勰《文心雕龍》所提的“唯務折衷”方式，綜合此二范式之所長，對非遺在當前時代視域中的傳承保護之困境與出路加以探析，以期為瀕危非遺項目的保護工作提供全面、具體、恰到好處的思路整合。

二、“邏輯學范式”探析

(一)“無人的非遺”

“無人的非遺”困境主要表現在傳承主體的缺失與保護主體的越俎代庖之上。非遺傳承鏈的斷裂問題往往是導致特定非遺個案瀕危的直接因素。非遺保護應當采取“保護主體搭臺，傳承主體唱戲”的形式。在此，非遺的傳承主體直指非遺傳承人，而保護主體則是一個涵括了政府與其他民間相關群體在內的概念。首先，傳承主體應當自覺擔當起非遺保護實踐的“唱戲”主角要務。當非遺的傳承主體無有效性的保護作為時，保護主體再如何努力都回天乏術、收效甚微。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的當代情境之下，非遺傳承主體往往會因為缺失一種對于文化體認的自覺而導致特定非遺個案的“邊緣化”危機。在此，必須警惕本族文化在非遺傳承保護中“被精英化”的陷阱。在此，“民族認同”是個重要的心理無意識表征層面，指涉“在民族互動過程中以民族間的差異性為基礎而產生的”。［3］換言之，“民族認同即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歸屬的認知和感情依附”。［4］缺乏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感知基礎，是導致非遺保護傳承日漸力不從心的直接原因。非遺保護傳承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文化視闕下的集體智慧結晶及核心價值觀獲得其在公眾心理認同機制中的合法性與穿透力，繼而將“民族凝聚力”透過“創新傳承”模式與“審美教育”的純粹向度自然內化。于是乎，在保護傳承實踐運作中，非遺所包孕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因子便于潛移默化中重構中華民族文化之時代精神內核，契合時代語境的嶄新可持續發展模式應運而生。要走出“無人的非遺”困境，我們應當首先聚焦于培養非遺傳承主體的“民族認同”上。其次，保護主體的適度協助是非遺保護傳承工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當前，非遺保護傳承作為一個尷尬的在場，經受著雙重壓迫———“后現代”的解構與“精英文化”的意識形態滲透。針對此況，傳承主體應當各司其職，各顯神通，共同為非遺的傳承保護實踐“搭臺”。同時，在“后申遺時代”，傳承主體必須警惕一個職權行使的“度”的問題，切勿越俎代庖，喧賓奪主。如在政府方面，其正確的向度應當是采取高屋建瓴、總攬全局的“引導式”做法，集中全社會的物力財力資源以建構非遺的有效性保護傳承空間。政府作為“領路人”，可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或相關政策，直接開展針對“傳承主體”的評選、認定與培訓工作，試行新型的教育理念而將傳統的“師徒傳承”觀念拓展為“師生傳承”方式，或面向更為廣義層面的社會受眾而進行非遺相關知識的社會普及活動等，諸如此類的舉措均對杜絕“無人的非遺”窘境具積極意義。綜上，對抗“無人的非遺”的保護困境必須綜合調動非遺傳承主體與保護主體的主動積極性，并能確實保證“權職分明，和而不同”的保護實踐局面。

(二)“物化的非遺”

針對非遺精神性、抽象性、無形性的特質，當代的非遺保護實踐往往借助科技手段將其轉換為具體的有形物質形式。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存在一個非遺“物化”的困境問題———高科技對于非遺本身文化內涵的“凍結式保護”模式運作以及“保護性破壞”行為。首先，非遺項目被“凍結式”地保存于博物館、檔案館、數據庫之中成為人們凝固的記憶標本是個較為普遍化的運作陷阱。“凍結式保護”將非遺的序列邊緣人為關閉，徹底隔斷其時間與空間的維系，而將其視為一個獨立自足的統一運作系統，如此保護行徑實則變相提前宣告了非遺的消亡。其次，“物化的非遺”往往可能將某些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分歧淡化、隱去，乃至于完全消解。扎根于“傳統”與“自然”的非遺，以原始樸素的純粹生命體驗為思維向度，其基礎意識層印記著人類童真時期的隱喻式的原初符號表達———巫術、圖騰崇拜、神話傳說等。這些因子似乎與“科學”話語主導的時代視閾格格不入。而當非遺訴諸科技手段進入“物化”程式之中時，這些因素被人為地遮蔽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非遺相關信息，大抵都是帶上明顯官方印記的“贊歌”與震撼人心的“呼吁”，但對神秘、未經“物化”浸漬的非遺卻知之甚少。要抵達真實，只有直面現場，身臨其境地到特定的非遺知識承載空間中進行考察，否則其保護傳承只能是落入閉門造車的程式。再者，作為沒有文字記載而僅靠口傳心授方式得以傳承的非遺，利用高科技手段將其轉化為具體物質形態以保存下來是必要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非遺原本傳承方式的單一與脆弱。但在當前媒體話語膨脹、圖像泛濫的現場，如何建立非遺知識的“純粹性抵御場”以消解高科技潛移默化間的“霸權意識滲透”是個重要思索維度。毋庸置疑，科技的仿真手段較之非遺知識本身似乎能夠給予其受眾更多的真實感與具象感。如此一來，訴諸科技手段而造就的虛擬現實仿佛擁有令人難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其在某種意義上賦予了具象化后的非遺更為廣泛的公眾穿透力與知識合法性。在日常生活“擬象世界”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滲透中，社會受眾對于科技虛擬后的非遺產生了某種欲望(我們暫且不論其為消費指向抑或審美指向)。“非遺意識”被移植至大眾流行心理層，保護傳承的工作被誤認為是初具成效。然而，問題卻亦接踵而至:活態無形的非遺本身與被科技固定下來的固定物化的擬象之間是否存在本質上的差異?“物化的非遺”作為一種模型生成的具象，其所傳達的信息是否可以保證非遺知識的純粹性?另外，作為后現代視閾重要表征方式之一的科技手段是否會在運作的同時，將其“解構”策略(消解深度，瓦解敘事)一并帶入意義生成與傳播的現場，從而引起非遺在渾然不覺之間的“異化”?倘若科技的在場當真存在置換概念的操作———將非遺變作“空殼文化”，借其幌子大行科技話語表征之實———抵抗的空間與時間向度是否需要斟酌一個合法性的問題?科技本身內涵著一種科學獨霸的話語沖動，其徹底摧毀人文敘事知識歷史根基的內在欲望甚至一度將人文敘事逼仄至危機失語的非合法化狀態。如此，慎用科技手段開展非遺傳承保護以預防其“保護性破壞”行為。總之，非遺保護可借用高科技的一臂之力，但切莫讓高科技喧賓奪主，使得非遺的高科技保護本末倒置，在觸及原則性問題的時候應當首先顧及非遺的保護。切忌將非遺保護等同于“束之高閣”式的“蓋棺定論”。非遺的保護在于傳承發展，非遺是動態流變的過程，而非永久固定下來的、僅僅是擺在博物館等場所中供研究的靜態遺產。非遺保護的目的在于傳承與發揚，如將非遺通過高科技形式的膠片具象化，使得非遺保護向有形的形式轉化;適度的旅游開發與非遺保護相結合以收獲經濟利益并達到非遺的宣傳效果;以及通過建立動態型的流動開放展覽館模式來進行非遺的保護，都是非常成功的做法。#p#分頁標題#e#

(三)“被同質化的非遺”

“被同質化的非遺”是當代非遺保護的又一困境。首先，這里存在一個關于“文化相對主義”視域下的“精英文化”壓迫機制問題，一個指涉文化自尊與自信窘境的問題。在當代全球一體化情境下滋生的“精英文化”往往是使用“自然化”策略對“邊緣文化”進行意識滲透的。“自然化”策略是掌握話語權的社會主體在構建“自我/他者”等級關系中慣用的伎倆，目的在于使得“差異”本身剝落“被強加的意識形態”的痕跡，繼而表征成為一種與生俱來、不證自明的因素。如此一來，“差異”被期望可被永久固定而防止意義隨情境的滑動傾向。我們必須認清的一個事實是:當代主流的意識形態往往是舉著“尊重文化多樣性”的旗幟大行“文化霸權”之實;“精英文化”對于“邊緣文化”的意識滲透總是在“自然化”策略的掩護之下潛移默化進行的，“自然化”策略總是將“邊緣文化”“定型化”作一種劣等文化形式。“鑒于對少數者聲音的歷史性的持久否定，我們必須認識到少數話語首先是主導文化對少數文化系統地摧毀的結果。［5］因而，在進行非遺保護實踐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時刻警惕“精英文化”的“自然化”策略壓迫，確保非遺保護個案中的傳承主體是在懷揣著本民族“文化自尊與自信”的基礎上進行傳承實踐的。在這點上，我們可以采取的葛蘭西“霸權”移置“主導”的思路。作為霸權的來源，權力被精英階層的不同主體所爭奪，文化間的談判產生。而在此文化談判以實現霸權的過程中，主導意識不可避免要被重設，邊緣意識從而可以獲得絕地反擊的契機。

其次，“文化孤立主義”的制造的非遺保護困境。在實踐過程中，我們應當時刻警惕“文化相對主義”向其極境向度發展而落入“文化孤立主義”的窠臼。“蔥剝到最后是空的”。［6］(P4)作為對抗“精英文化”與“文化中心論”而誕生的“文化相對主義”，其核心內涵在于消解文化不同形態之間的等級之分。但在為異質文化的多元存在局面大唱贊歌之際，“文化相對主義”本身卻又存在一個悖論:如果所有文化都將其定位作“最優秀的文化”而自足于其內部價值標準與自有方式，盲目排外乃至于壓制其它“異己”文化形態的話，“文化孤立主義”的轉向便會不可避免。在“主體/他者”幻想建筑的同時，“文化孤立主義”關閉了其所有的序列，自行終止與任何異質文化的對話與交流。在非遺的保護過程中我們應當時刻警惕非遺個案陷入“文化孤立主義”的黑洞之中，盲目排他，乃至于無視基本事實與歷史動態的演變進程，苑囿于一己的封閉空間內，采取靜止片面的觀點虛構著自身的種種“文化原貌”敘事。于是乎，真正的保護越走越遠。此外，后現代語境下的非遺保護傳承還存在一個“時代情境異化”的陷阱，這是導致非遺保護舉步維艱的又一要素。哈拉維用“積體電路”(IntegratedCircuits)指稱當前后現代語境下的混亂、平面化、網絡狀的社會與文化現實。當代的文化情境存在一個消解深度、瓦解敘事的向度。［7］(P273)在這里被聚焦的問題包括非遺純粹性捍衛的可能性。后現代以“支配的信息科學”(InformaticsofDomination)的即興生產代替意義的謹慎再現，時代視域下的主體期待習慣了文化的“平面化”與“網絡狀”的表層混亂表征模式。［8］(P278)文化發展總是通過“離異”與“認同”兩個維度的相互作用而向前推進的。［9］(P1)如此，后現代語境下的“文化轉型時期”大背景給非遺保護實踐提出了一個悖論:非遺活態傳承中的動態流變因子與時代情境之間的相互抵觸而又唇亡齒寒的矛盾關系。一方面，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核心的深層文化結構維度與時代情境下的流行文化表征意識形態相抵觸。在非遺保護實踐過程中，我們必須時刻警惕時代情境對非遺所進行的遮蔽、封存，乃至“異化”、“同質化”意識滲透行徑，防止非遺發展掉入“空殼文化”的陷阱;另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文化動態因子特質，卻又在一定層面上賦予其隨時代境遇的發展流變以合理性。德里達在其著名的“意義的循環”理論中提到過，在現存的二元對立秩序下，任何對于意義作出終極闡釋的努力都是徒勞的，闡釋只會導致更多的闡釋，終究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意義循環的怪圈。對抗“被同質化的非遺”切勿對非遺個案作刻意的意義扭轉，如此之舉只會給非遺本身帶來意識形態操控層面上的書寫印跡，讓“原汁原味”越走越遠。

事實上，對于非遺意義的闡釋有如羊皮卷的書寫，初始的意義從來不會消逝，只會不斷地被重釋、疊加。非遺作為一項純粹的存在本身，其意義被時代視域下的不同主體所期待，繼而以編碼的方式植入其中。在經由共時性與歷時性的雙重動態演變之后，非遺的意義實質也隨之發生了“羊皮卷書寫式”的流變:初始的意義從未被抹殺(有些記憶只是暫時被封存了起來)，而新的闡釋已經完成了其滲入、疊加的進程。如此，只要依舊存在薪火相傳的非遺傳承主體自覺地對其族群文化進行體認，只要非遺個案中的特定文化群體認同基因未被社會機制抽離而作為一種“經驗的存封”淡出人們的視野，只要非遺個案依舊是作為一項活態傳承的文化遺產而非被凍結式地保護或者完全從世界上消匿，那么非遺的核心初始意義就可對抗其被同質化的危險而得以完整性保存。換言之，對抗“被同質化的非遺”的出路首先在于重構非遺傳承空間并保障其傳承主體的有效性實踐。劉啟銳在電影《歲月神偷》中曾指出:記憶是種權力而非本能。非遺作為一種活態的、無形的、靠口傳心授得以傳承的文化遺產，其價值核心在于自身所承載的集體無意識層面的生命記憶。在這里存在一個文化自覺的體認問題。對抗“被同質化的非遺”，我們還必須采取措施加強傳承主體的“文化自覺”。這是一個難題，卻有同時是一個突破口，非遺的傳承主體應當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這一責任。同時，這是一個屬于社會大眾流行心理層面的問題，政府應當大力推行非遺保護的宣傳教育，以在當前文化氛圍內潛移默化地加入“非遺大眾保護意識”因子，在時代視閾下的大眾流行心理中形成一個“集體無意識”層面。#p#分頁標題#e#

(四)非遺的當代“消費符碼”轉向機械復制時代的一大特征首先是知識與商業合謀，文化消費變得異常昂貴。作為審美，乃至于文化層面的奢侈品，非遺這一素被稱作人民智慧結晶的歷史文化積淀物卻開始了從人們日常的消費比例中日漸被抽離的征途。它們被迫以“物化”形態作為特定族群的歷史記憶標本，被凍結存封于諸如博物館、檔案館、私人收藏者的櫥窗中，還硬生生地給貼上了“文化奢侈品”、“高級審美趣味”一類的標簽。如此，非遺不幸在傳承過程中被消費符號化了。又或者，非遺就直接被揪著耳朵扔進了“文化產業化”的大熔爐，還美言其曰:非遺的生產性保護途徑。只是，當傳統文化因子在被商業化擺上了機械化復制時代軌道之刻，精神文化維度的相關物已被統一移離了其特有的專屬區。而非遺本身的價值內涵，也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被改寫、分解、抽離，甚至被偽造的危機。作為特定族群文化記憶傳承的動態因子，非遺首先是作為一種區域文化符碼存在的，是人類歷史文化多樣性的瑰寶。但生產性保護背后的商業運作機制，其關注焦點卻在大規模的生產普及與經濟效益之上。如此沖突的直接后果是導致非遺本身的文化內涵被商業化過程潛移默化地抽空，貴州侗族的儺文化與祭薩風俗就曾落入此陷阱。“生產性保護”是個有待商榷的保護手段，因為在實際操作中，非遺“被產業化保護”的度始終是個邊界模糊的問題。在“后申遺時代”的今天，我們似乎應該采取“激情的疏離”的態度，從沸沸揚揚的非遺“產業化開發”呼吁現場中抽離出來，冷靜再思考這一商業化做法的實際可行性。

三、“現象學范式”探析

(一)訴諸現象本身

在“后申遺時代”，非遺保護的手段正逐漸形成一個類似于“邏輯學范式”的規范體系，各類非遺保護模式框架基本成型，似乎所有個案都可以從中輕易對號入座。這在一定程度上將非遺保護工作規范化、步驟化、框架化，使得保護實踐更加易于落實。但世界上尚找不到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如果所有的非遺個案都一以貫之以其所屬種類的保護做法，那么必然會導致非遺保護走向模式僵化、形式化、敷衍化的命運。對于非遺的保護，我們似乎更應該采取的是一種對現存的時代境遇下流行的“邏輯學范式”采取“激情地離散，理性地反思”的態度，抽離模式化、抽象化的后現代狂迷的“邏輯學范式”現場。對于非遺保護個案，我們應當訴諸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面向意識，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主動采取具體的“現象學范式”，主動逃離權威、消解中心、發揮創造力，并注意克服“現象學范式”可能導致的某種離散化與互不相關的弊病。對于非遺保護項目采取個案分析策略，對目標非遺保護對象加以內部能力與外部情境因素兩個維度相結合的思考，并結合其優勢、劣勢、機會、威脅相關要素加以整合，有針對性地進行對策思考。如此，便可避免落入非遺保護個案分析層面上的偏頗陷阱，并能有效避免以呆板有限的模板框架套用所有個案的敷衍性保護實踐。

(二)個案分析———赫哲族伊瑪堪的傳承與保護

1．瀕危的非遺:“伊瑪堪”“伊瑪堪”是赫哲族的曲藝說書形式，唱說交融，渾然一體，被譽為北部亞洲原始語言藝術的活化石。“伊瑪堪”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滿格木莫日根》、《木竹林莫日根》、《滿斗莫日根》、《阿格第夏日莫日根》、《亞熱勾》、《西熱勾》等，演出風格有“大唱”(以說為主)和“小唱”(以唱為主)之分。其腔調因內容不同而各異，歷代演唱人在“赫尼那調”基礎上演化出如歡樂調、敘述調、女調、少年調等。“伊瑪堪”故事篇幅通常較長，一個故事要唱上好幾天才能完成。其唱腔又各具特色，隨區域與“伊瑪卡乞發”(演唱藝人)的不同而不同。演出者身穿“魚皮衣”，可以即興在演出過程中將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編入“伊瑪堪”之中，加以潤色。“伊瑪堪”是赫哲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項藝術品類與審美娛樂方式，是赫哲族人民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璀璨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2011年11月23日，“伊瑪堪”在第六屆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政府間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會議被列合國“急需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面對瀕危的命運，保護“伊瑪堪”的行動刻不容緩。

2．“現象學范式”的運作誠如胡塞爾“回到事物本身”的呼喚，“現象學范式”拒絕宏大敘事，主張通過“絕對意識”(AbsoluteCon-sciousness)［10］(P107)關注研究對象本身。在實際操作中，“現象學范式”往往采用發散性的創新思維，集思廣益式地對非遺保護個案進行跨學科的深入具體分析，而拒絕使用已經僵化定型的“程式化”規范進行實踐操作。因而，“現象學范式”下的非遺保護往往訴諸諸如SWOT分析模型、PEST分析模型等途徑對非遺保護個案進行全面剖析，力求將對象置于時代情境背景之下，綜合其自身的優劣勢以及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等相關影響因素，以為非遺保護個案“量身定制”適合的保護方案。如表1為“伊瑪堪”的SWOT分析。

第8篇：非遺傳承人的培養范文

1.1利他主義的起源與研究背景 

“利他主義”最早起源于拉丁語“alter”，意為“他人的”。19世紀，“利他主義”作為一種道德原則由法國社會學創始人A·孔德引入倫理學體系，又由英國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 （H. Spencer）等人沿用。利他主義作為一種進步的行為價值觀，一定程度抑制了極端的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2] 

最早提出的當屬中國儒家的孔子（約公元前500年）。孔子思想中有兩大核心——“禮”和“仁”，其中“仁”指“仁愛”，表現為“利他主義”，由遠及近，由親至疏，從孝悌之愛推及到愛眾愛民。墨家的核心范疇“兼”也是無私利他：“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無有私也。” 

中世紀基督教提出“愛人如己”的道德訓條，宣揚不僅要愛親友而且要愛敵人。這種仁愛的宗教的利他主義受到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T.霍布斯、B.孟德維爾等人的批判。他們從利己主義的觀點出發，指出宗教的利他主義不過是盼望個人得救的偽裝的利己主義。 

直至今天“利他主義”進入現代，仍對我們產生深遠的影響。 

1.2利他主義的內涵 

生物學意義上的利他主義是指個體犧牲自身適合度（指個體的存活能力和繁殖能力）而提高其他個體適合度的行為。社會生物學家則提出人類社會不僅存在為他人犧牲自己利益的純粹利他主義，還廣泛的存在互惠利他主義。 

社會學家則更注重利他主義的社會性，強調人類一切行為包括利他行為并非遺傳，而是后天學習和教育的結果。 

經濟學家從經濟利益和行為動機等方面分析了利他主義，強調利他偏好作為一種行為動機可歸結為道德情感，即利他者在實施利他行為后的道德感能給他帶來心理上的愉悅和滿足，并且在經濟活動中這種利他偏好有利于追求效用最大化。 

組織行為學中，在眾多測量組織公民行為的量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Organ在1988年開發的包括利他主義、文明禮貌、運動員精神、責任意識和公民美德5個維度。 

2.利他主義作為前因變量 

2.1利他主義對團隊凝聚力的影響 

在國內學者趙宜萱通過實證研究驗證了在中國的企業中員工利他主義與團隊凝聚力的正相關關系。研究將人的秉性歸納為利己和利他兩種，結果顯示，積極的、正能量的人之間會自然產生凝聚力，員工間的利他主義創造較強的團隊凝聚力，能建立共同的企業文化和價值觀，提升業績。 

同樣在NING.LI和BRADLEYL.KIRKMAN的研究中，他們更傾向于一種利他團隊行為模式，強調協調和整合個人利他行為，認為團隊的利他行為更有利于組織的效能實現與提升。[3] 

2.2利他主義對社會交換關系的影響 

在外文文獻中，GARYA，BALLINGER和KEVINW，ROCKMANN對利他主義以及社會交換關系做了相關論證，其中，對于錨定時間而言，利他主義可以使其拋開自身利益而使得整個事件的效益最大化，這可以提升社會交換關系中的目標效益最大化，這是一種積極地單向狀態。 

3.利他主義作為結果變量 

3.1主動性人格對利他主義行為的影響 

在國內學者劉偉國的研究中引入由Bateman和Crant在1993年首次提出的主動性人格量表，提出假定主動性人格的人會自愿采取利他行為，在團隊中，他們更容易掌握決策權，體會到強烈的主人意識、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高度共存。在這種情況下，就愈發驅動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進行利他行為，在提高團隊整體績效的同時贏得個人的社會支持。 

員工的主動性人格對利他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對員工個人和組織整體帶來的影響顯得尤其重要。[4] 

3.2文化傳承與基因遺傳對利他主義的影響 

玲與陳凈提出，當今多數的社會學家堅持“文化決定論”，強調人性、人類一切行為以及倫理道德觀念都是經過后天學習培養和教化熏陶的產物，而非基因決定。但同時也有反對聲高呼，這促使一些學者把分析文化傳播品質與分析遺傳學傳播品質結合起來提出了全新的理論。 

國外學者威爾遜注意到自有文明以來，人類社會的“文化進化”速度和作用遠遠超過“基因進化”的速度和作用，利他主義很大程度由文化決定，又并非是全部文化的產物。基因進化與文化進化之間的協同關系決定著人類利他行為的進化與傳承，即基因—文化協同進化（gene-culture co-evolution）理論。 

為了更好地論證這一觀點，蘇珊·布萊克摩爾（Susan Blackmore）的謎米理論認為，人是生物進化和社會發展的綜合產物，一旦基因賦予了人類模仿能力，人類的行為方式就會通過謎米廣為傳播，促進著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這種合作方式又抗拒著自然選擇的壓力，從而使利他主義代代傳承。 

4.結論 

利他主義作為人口社會學的一部分，并非只屬于組織公民行為領域，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保持高度一致，則更有效的提升最終目標效益、實現最大化。個體的利他行為可以提升團隊凝聚力，通過遵循較為一致的企業組織文化和價值觀，提升企業效益，實現社會利益。 

其次，我們將利他主義分別作為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可以得知其影響半徑以及利他主義的來源。利他主義同時源于生物學基因遺傳和文化傳承，這就告訴我們在可塑環境的條件下，應注重文化的培養和傳承，注重價值觀的根植，發揚利他主義的奉獻精神，更好的投身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培養主動性人格，敢于攻堅克難。

     　注釋： 

[1]趙宜萱，利他主義：提升團隊凝聚力[J]，北大商業管理，2015，01：114-119 

[2]王海明，利他主義與利己主義辨析[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1：19-27 

[3]趙宜萱，員工利他主義對團隊凝聚力的影響研究[J]，管理學報，2014，11：1631-1638 

[4]劉偉國，施俊琦，主動性人格對員工工作投入與利他行為的影響研究，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1：54-64 

參考文獻： 

[1]NING LI（AUTHOR），KIRKMAN，BRADLEY L.2（AUTHOR）PORTER，CHRISTOPHER O.L.H.3（AUTHOR），‘TOWARD A MODEL OF WORK TEAM ALTRUISM'，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 39 Issue 4， p541-565.[Oct 2014]. 

[2]BALLINGER， GARY A.1，ROCKMANN， KEVIN W.2，‘CHUTES VERSUS LADDERS： ANCHORING EVENTS AND A PUNCTUATED-EQUILIBRIUM PERSPECTIVE ON 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35 Issue 3， p373-391.[Jul 2010]. 

[3]Locke，Edwin A.1，Becker，Thomas E.2，REBUTTAL TO A SUBJECTIVIST CRITIQUE OF AN OBJECTIVIST APPROACH TO INTEGRITY IN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3 Issue 1， p170-175. 6p [Jan 1998]. 

[4]趙宜萱.利他主義：提升團隊凝聚力[J].北大商業管理，2015，01：114-119 

[5]王海明.利他主義與利己主義辨析[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1：19-27 

第9篇：非遺傳承人的培養范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校園文化；活態傳承；工匠精神

早在2006年，及教育部就已經將9月定為每年的“傳承月”，希望通過該手段能普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在學校學生中的宣傳教育。江陰作為長江三角洲發達地區，政府及文化部門積極響應，多次嘗試將本土的傳統手工藝帶進校園，采用不同的形式開展校園活動，因其形式豐富多彩，展出作品頗具特色又精致少見，受到了廣大師生的一致好評。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校園文化的方式傳承逐漸體現了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1 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校園傳承現狀分析

近年來，江陰市弘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精神的活動開始逐步地走入校園，長涇實驗小學就開眾學校之先河，率先推出了“口袋書”文化，這些“口袋書”只有撲克牌大小，剛好可以裝入學生的衣服口袋，十分的便攜，內容豐富，涵蓋了《衍紙》《剪紙》《超輕粘土》《發祿袋》等校本教材。[1]校長濮亞娟表示，在近幾年教學教改期間，學校發現孩子們對這些傳統手工藝十分感興趣，但是由于能力有限，所以存在著一定的探索障礙。恰恰是這幾年，基礎教育體系中，勞技課越來越淡出人們的視野，沒有一個合適的課程體系，多數都是通過購買現成的材料進行簡單操作，學生覺得無趣，老師也覺得沒有意義，加上偶爾還被語數外常規課程占用，孩子們能鍛煉動手能力和思考創新的機會少之又少。于是長涇實驗小學的領導班子思考著將傳統手工藝和勞技課結合起來，編寫了一套具有非遺特色的校本教材，讓非物質文化遺產走進校園。

傳統的課本，學生在接受程度上存在著不足，甚至有些學生剛從幼兒園過渡到小學，角色轉換并不到位，因此對常規書籍存在抵觸心理。長涇實小在編寫教材時充分考慮到了這一點，于是推出了這些模塊化，主體化，圖文并茂的彩色印刷的口袋書，這些小冊子包含了作品賞析，學生作品展示，制作過程，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學生在課堂有限的時間中無法獲取的知識，都能從小冊子上找到答案。編寫“口袋書”體現了長涇實驗小學勞技課的地方特色，也引領了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走進基礎教育校園文化的潮流。然而，這只是長涇實小勞技課具有地方特色的一個小小縮影，學校致力于挖掘地方文化，引導學生把自己成長的環境每一處都作為學習的場所，把蠶種場，葉飛園藝，張大烈民俗文化作為實踐基地，還階段性地邀請傳承地方手工藝文化的民間藝人匠人到學校來，聘請他們作為學校的校外輔導員，讓每個學生能參與進來，希望通過努力，在培養學生對鄉土文化自豪感的同時，培養和開發創新能力和動手能力，將本土傳統文化“活態化”傳承。江陰市長涇鎮在傳承本土傳統手工藝的體驗中培養中小學生的勞動品質，從小樹立起工匠精神，不失為一舉兩得。

2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校園本土傳承與實現途徑

2.1 基礎教育階段的“參與性”傳承

江陰作為連續幾年的百強縣之首，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呈現了“低齡化”的趨勢，青少年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的機會越來越多，甚至連能掌握吳語方言的青少年隊伍也在逐漸萎縮，教育要從娃娃抓起，除了現有課程資源，大量的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沒有得到有效的關注和開發，這就需要學校在課程教學外組織學生深入本土非遺文化生存的環境采風，融入環境，理解背后蘊含的文化因素，讓他們從了解到認同，進而傳承，使非遺發展延續的紐帶在基礎教育中得到良好的延續。

在不久前剛落下帷幕的第一個非遺紀念日里，南閘街道文化服務中心就在南閘實驗學校舉行了工藝《百壽圖》非遺傳承進校園系列活動。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校園傳承應當是一種“活態化”“可持續”的傳承，在中小學基礎教育階段，其實現途徑主要要突破三個方面：一是結合學校辦學理念，形成有特色的課程體系，將傳統文化的傳播與現有課程相結合。其次基礎教育階段還是以最終的升學為目標，因此將傳統文化的校園傳承融入學生的教育、活動中去的同時，不能增加老師和學生的額外負擔。最重要的一點是構建多元化的實施渠道，讓學生在參與的過程中，以一個文化形態再現者的角度主動地理性地去親近傳統文化。

2.2 高校教育階段“專業化”傳承

專業非物質文化遺產人才已被納入了學科建設規劃之中，一方面可以培育地方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人才，另一方面還能凸顯學校的辦學特色，相關課程也逐步被高校納入公選課，素質拓展課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業的博士點碩士點陸續通過審批，可見國家在培養復合型非遺保護的管理人才上不遺余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傳承傳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媒體的更新換代推動著文化本身的更新再造，高校應當利用好數字化技術和網絡平臺，建立健全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庫，合理架構，為靜態型數據到動態化轉變奠定基礎。

高校不僅要維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還要思考如何在傳統文化的平臺上提出創新，高校有著大量的優秀學術研究群體，可以憑借學力量作為支點，推廣傳統文化的傳承，讓更多人關注到傳統文化，認可傳統文化。

“活態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會隨著傳承人的離世而消失，[2]這一特殊性要求高校教育階段的非遺傳承突破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高校開辟資金通道，鼓勵師生田野調查，深入傳統文化的發源地調研一線資料，豐富原有課題成果，近年來，不斷有各地的高校開展“非遺周”、“非遺行”等一系列活動，并成功申報了一大批以非遺為主題的教科研課題，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其次落實校內外學術講座與學術研究，增強師生和民眾的非遺文化傳承認同感，如江陰學院的師生聯合當地政府相關文化部門拍攝了數量可觀的非遺數字紀錄片，在非遺的傳承與保護上起到了較好的作用。學校教育是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只有廣大學生支持傳統文化的傳承，才能有發展的動力和支撐。

3 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傳統手藝“工匠精神”的當代校園培育

溯本追源，我國的工匠文化源遠流長，歷代能工巧匠對于歷史的文明創造功不可沒。作為一個以實用技術見長的民族，我國的絲綢與瓷器早在千年以前就享譽海內外，這無不體現著每個領域工匠的高超技藝，這些精湛的技術同樣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西學東漸近代工業化的迭起，半自動全自動工業制度逐漸替代了傳統手工藝制度，大量優秀的傳統工匠技藝走向衰敗甚至失傳。

3.1 搭建培育“工匠精神”的實踐性平臺

受德國職業教育“雙元制”的影響，現代學徒制逐步被引入我國職業教育模式，為培養學生往高精尖技能的方向發展，這對“校企結合”的聯合辦學機制的訴求更為迫切。縱觀本土校園的教學硬件，往往困難重重，資金不到位，設備陳舊，管理體制的缺陷等等原因讓學生失去了更多實踐技能培養的機會。拿高校來講，學生更多的時間花在了做精致的PPT，演練如何在眾多專業老師面前侃侃而談，或是用充滿視覺刺激感的展板，數萬字的長篇大論贏得成績冊上一個漂亮的分數，我們的學生不能只有伶俐的口齒和良好的表達能力，他們需要有善于發現的大腦和忙于執行的雙手，校園為培養的是能工巧匠，不是空洞的演說家。從這個層面上講，切實有效的搭建實踐性操作平臺，在推動專業建設與發展的同時也培養成功成熟的技能操作能手，這是一條必須經歷的道路

3.2 培養具備合格“工匠精神”的師生隊伍

在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品牌企業各技術部門中薪酬最高的，往往不是管理層，而是老技術工人，他們甚至可能沒有大學文憑，但是論經驗和解決實際狀況的能力無人可及，而這些個體化的知識和積淀無法從課本中汲取。因此政府和學校應當支持鼓勵工匠們走進校園，長期與各專業建立起實際性的合作，引領工匠精神的示范，與專任教師及學生建立嚴密的團隊，從自身專業，傳統藝術工藝特點結合現代化發展趨勢，不斷突破，同時，應當從職業技術認證的角度思考，強化職業資格認證，提高職業水準和職業榮譽感。對手藝與匠藝的尊重，既保護了傳統手工藝技術又同時提高了其社會地位，讓師生在社會和學校大環境的鼓勵和倡導下有序地組織起來，在自己所歸屬的領域持續創新。

3.3 弘揚“工匠精神”與工匠作風的校園氛圍

精神教育只有通過體驗才能產生感受，通過每年固定的宣傳日發動講座組織學生進行紀錄片的觀看僅僅是對以非遺傳統手工藝為載體的工匠精的了解，只有這些還是不夠的。學校和教育部門應當同心協力將這些技能或手藝拼納入教學教育中，強調“學技能，練技能，比技能”。工作與學習中強調工匠作風，踏實肯干、認真細致。帶動工匠精神更多的是強調一種學習鉆研的態度，指導學生們自發的組成小組，“一帶一”，“一帶多”的形式形成相互幫助相互學習的小團隊，求精求實的開展學習和工作，把從傳統匠人那里帶來的優秀品質傳播在校園里。作為學校的領導層更應該看到這樣的啟示與力量，以真切的工匠精神引領工作，以務實的工匠作風開創事業，傳播校園正能量。

4 結語

幾經反思，在國家大力宣傳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統手工藝的傳承以及工匠精神的信仰，背后更多的是時代競爭帶來的劣勢，提到中國，人們無不聯想到廉價勞動力，作為世界人口大國，卻無法生產出質量過硬的產品，還隨之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究其根本，是外在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內在精神世界的匱乏。民間技藝，民間美術等民間文化是傳統精神文化的內涵與外延，它在民眾的精神世界里連接著過去和未來，隨著社會的推進，年輕的一代對于經過歷史長河淘洗沉淀的傳統文化態度越來越淡漠。傳統收工技藝中蘊含的傳統文化是歷經無數勞動者磨練之后的民族文化精髓，是人民群眾心手相連的藝術，守住傳統文化，才能守住維系族群發展的核心動力。校園是指引社會新生力量的圣地，未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以及傳統優良精神的傳承延續，責任重大，我們還在踐行的路上。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