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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物技術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 結直腸癌；KRAS基因；突變；靜脈血

[中圖分類號] R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6）02（a）-0051-03

Analysi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KRAS Mutations in the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Venous Blood

WU Jie

Mudanjiang Second People's Hospital，157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KRAS mutations in the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venous blood and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it to the clinical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Methods 129 cases of primary colorectal carcinoma specimen receiving the diagnostic opera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4 and 5ml elbow vein blood were collected and 60 cases of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were collected as controls， KRAS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by PCR-DNA direct sequencing method. Results 1.The KRAS mutation rate was 39.53%（51/129） in the cancer tissues and 32.56 %（42/129） in the venous blood， the KRAS mutation rate in the venous blood was 6.97%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ancer tissue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Colorectal cancer； KRAS gene； Mutation； Venous blood

結腸癌是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它的發生發展是一個復雜多基因信號通路激活的過程，它的惡性進展機制尚未完全清楚。EGFR基因在60%～75%的結腸癌患者中高表達，隨著抗EGFR靶向藥物臨床廣泛應用，有效降低患者死亡率同時也提高生存質量。原癌基因KRAS是下游重要細胞內信號轉導因子，相關臨床試驗證實KRAS突變型的患者不能從抗治療中獲益，KRAS基因狀態可決定患者治療方案、臨床耐藥及預后[1]。基因檢測是個體化治療的基礎，由于腫瘤組織的獲取是有創性操作，對不能耐受手術無法活檢的患者來說，意味無法準確施制個體化治療方案。隨著藥物治療原發灶和轉移灶基因狀態也可能會發生改變，臨床治療需要既方便獲取又能夠實時反映機體狀態的靶標[2]。該研究分析該院2013年1月―2014年12月129例結腸癌患者癌組織和靜脈血的KRAS基因突變情況，探討靜脈血替代癌組織進行基因檢測的可行性及其對臨床治療和預后的意義，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整群收集該院129例原發結腸癌經病理診斷手術切除的石蠟標本及60例癌旁正常組織對照，取患者術前空腹肘靜脈血5 mL，離心后取上層血漿，-80 ℃冰箱保存備用。男性72例，女性57例；年齡21～76歲，平均（48.9±10.1）歲。入選患者術前均未行任何治療。

1.2 實驗方法

1.2.1 血漿DNA提取 DNA抽提試劑盒（純化柱式）購自碧云天生物技術研究所。復溫后向Ep管中加入PBS緩沖溶液渦旋搖散沉淀至絮狀，加蛋白酶K、裂解液B渦旋混勻，置于70 ℃恒溫箱中10 min后加無水乙醇混勻轉入DNA純化柱中置于廢液收集管上離心。向純化柱內先后加入洗滌液Ⅰ、Ⅱ及空離一次水浴后。將DNA純化柱轉入標記好的Ep管中放入-20 ℃冰箱保存待用。

1.2.2 組織DNA提取 采用碧云天生物技術公司的DNA提取試劑盒。對組織標本切8 μm厚10張，切取4 μm厚1張HE染色鏡下觀察腫瘤細胞集中區域，將切片對應歸入EP管中脫蠟醇化，加入裂解液55 ℃水浴過夜，蛋白酶K消化，沉淀洗鹽，-20 ℃冰箱保存備用，取樣本行純度測定稀釋后行PCR檢測。

1.2.3 PCR擴增純化 由上海碧云天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利用軟件Premier 5.0設計PCR引物序列如下：KRAS基因第2號外顯子：上游引物5’-GTCGATATAGTTTGTAAATGAAGT-3’下游引物5’-CAGCTAAATTAAACATTTACTTC-3’擴增片段長度為178 bp。PCR反應體系50 μL，反應條件為：95 ℃預變性5 min；94 ℃變性30 s；60 ℃退火30 s，72 ℃延伸60 s，共35個循環；最后72 ℃延伸10 min；降至4℃結束反應。于美國BIO-RAD580BR PCR儀器上進行基因擴增。用純化試劑盒將PCR產物純化。取5 μL PCR產物2%瓊脂糖凝膠電泳經溴化乙啶染色，紫外燈下照相存盤。紫外凝膠分析成像系統觀察電泳結果并打印。

1.2.4 DNA分子直接測序 將檢測有單一條帶的樣本送上海生物公司采用PCR-DNA直接測序法測序，經人工校對記錄后用DNAMAN6.0軟件與基因庫BRAF基因序列比較結果。

1.3 統計方法

應用SPSS 17.0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數資料采用（n，%）表示，采用χ2檢驗，應用Kapparel方法統計一致性。

2 結果

2.1 KRAS基因突變情況

癌組織中KRAS基因突變率為39.53%（51/129）。靜脈血中突變率為32.56 %（42/129）。癌組織較靜脈血的突變率高9例6.97%，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92，P=0.027，P

2.2 KRAS基因突變類型

突變類型有7種，主要為2號外顯子突變。G12D、G13D常見。12密碼子為主要突變占78.94%（40/51），其中G12D突變18例占35.29%最高。見表1。

表1 結直腸癌KRAS基因2號外顯子突變類型

2.3 癌組織與靜脈血基因檢測結果比較

癌組織與靜脈血的突變檢測結果同時存在突變的有40例，以癌組織中檢測的KRAS狀態為準一致率78.43%（40/51），野生與突變整體的一致率為89.92%（116/129），一致性較高（Kappa=0.783）。見表2。

表2 癌組織與血漿KRAS基因突變分析

3 討論

KRAS突變為腫瘤特異性的體細胞遺傳改變，在正常細胞中無KRAS突變，腫瘤細胞的標志物也可能隨著有效治療發生改變，同時疾病進展腫瘤細胞的分化增殖是個動態的過程[3]。目前研究發現，腫瘤在發展過程中細胞從原發灶或轉移灶脫落進入外周血，然后瘤細胞發生凋亡壞死并釋放出遺傳物質，導致血中存在游離腫瘤DNA，我們即可從血液中檢測出基因突變[4]。

該研究發現KRAS基因突變為39.53%（51/129）。結果與文獻[5-7]報道的30%～50%數據相符。外周血和腫瘤組織檢測KRAS基因突變一致性達88.37%（114/129），馬文華等人[6]檢測48例CRC患者癌組織和血液KRAS基因突變一致率達73.7%，王建新等人[7]檢測42例CRC患者癌組織和血漿KRAS基因突變一致率高達95.2%，為靜脈血代替腫瘤組織檢測KRAS突變提供了依據。有數據顯示[5-8]KRAS基因突變率隨著患者臨床分期增高，KRAS基因突變率亦顯著升高，提示有突變的患者更容易病情進展發生轉移預后不良。密切觀察患者病情進展情況，隨訪同時加強監測KRAS基因狀態，為評價KRAS在預測轉移及腫瘤進展的作用提供線索，并能基于血液檢測基因突變情況開展靶向治療研究，為有效干預結直腸癌的發病，降低患者死亡率提供理論依據。這也是我們今后研究的重要內容。

綜上所述， 結直腸癌患者KRAS基因狀態可以預測靶向藥物療效及預后，指導制定治療方案，提高靶向治療效果。結合文獻該研究認為靜脈血KRAS突變和癌組織突變檢測率高度一致，標本容易獲取，創傷較小適合臨床治療需求，患者在無法獲取病理組織標本或樣本量不足時能代替腫瘤組織實時監測KRAS基因突變情況，臨床規范檢測方法以提高結腸癌的早期診斷率及指導臨床治療，以實現患者的個體化治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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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建新，呂艷鋒，丁克，等.結直腸癌患者血漿K-ras基因突變情況分析[J].山東醫藥，2008，48（30）：76-77.

第2篇：生物技術治療方案范文

朱莉的做法并非沒有科學依據。1990年代，科學家先后發現了兩個與乳腺癌和卵巢癌相關的遺傳基因變異，即BRCA1和BRCA2，而朱莉是BRCA1基因變異的攜帶者。

按照過去的統計，這兩種基因變異攜帶者患上乳腺癌的概率是50%至87%，患卵巢癌的概率高達44%。在朱莉的家族中，包括她母親在內的兩位親人都死于乳腺癌。結合這樣的家族病史和檢測結果，朱莉患上乳腺癌的概率高達87%。

最終朱莉在3個月的時間內做了乳腺切除以及填充重塑手術，這讓朱莉患乳腺癌的概率降到了5%以下。嚴格地說，BRCA1、BRCA2只是少數被證明與乳腺癌和卵巢癌有關的變異基因，并且截至目前，也只是能夠證明患上這兩種癌癥的幾率更高，而不是“肯定會患上”，所以朱莉的手術只是一種預防手段。

這個手術迅速引發了一些爭論，一些醫學界人士對基因測試是否真的能夠準確預測疾病，以及它可能導致的過度醫療問題也發出了質疑。與此同時發生的還有美國提供乳腺癌基因測試專利技術的上市公司Myriad Genetics，股價在幾周內上升了20%。

基因測試最終成了問題的核心。這種技術手段讓朱莉發現自己是BRCA1基因變異的攜帶者，她的醫生也據此判斷自己的這位客戶有患上乳腺癌的極大風險。但這些依據還沒有完全得到醫學界的公認。醫學界其實有一項統計：所有的基因變異中，只有5%至10%是先天遺傳攜帶的，其余大部分都是后天因為輻射等環境因素導致 的。

“即便通過基因檢測，確定了身體的某個基因變異，但因為和這個疾病相關的基因以及外界因素太多了，目前也只能告訴你，比起其他人你得某種疾病的概率會大一些。要弄清楚每個基因分別與一個疾病有多大的相關性，需要非常大量的數據、實驗和分析，誤差也會很大。”國際人類基因變異組計劃中國區總協調人、華大基因生育健康臨床診斷及咨詢主管祁鳴，在接受《第一財經周刊》采訪時這樣解釋。

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和教科文組織為了促進研究、避免資源的重復浪費，發起了國際人類基因變異組計劃，建立一個基因變異的數據庫。生物學家通過將病人的基因與標準的基因做對比，將發現的基因的變異方式做記錄，并對其功能進行分析，確定每種基因變異是否對疾病產生影響。祁鳴透露的一個數字是，在過去10年里，幾乎每一個星期都會有一個新的基因功能被發現，最近半年甚至每天都有一個新發 現。

與基因有關的一些技術，正在成為一個創新產業。7年前，一家名為23andMe的互聯網基因測試公司在硅谷成立，客戶只需要將自己的口水放到試管內，并寄到23andMe實驗室，4至6周之后就可以通過在線的方式查看檢測結果，看自己是否攜帶已被發現的與疾病相關的基因變異。當有新的疾病基因發現后，它還會自動更新基因報告。目前這個檢測可以告訴你是否攜帶了已發現的40多種遺傳病基因，以及100多種疾病的基因變異情況。

23andMe的創始人和CEO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是Google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的妻子，同時Google也是這家公司的投資方之一。在2012年12月獲得5000萬美元的投資后，沃西基將這筆投資用來降低測試的費用―降到了99美 元。

23andMe所做的，只是根據已知的數據庫，將測試結果告訴使用者。今天這樣的基因檢測手段的迅速平價化，很大一個原因在于能夠準確描繪出基因圖譜的基因測序技術的發展。

簡單地說，除了紅細胞之外，人體的所有細胞都含有同樣的DNA，它記載了人體的所有功能信息。一個DNA分子都由5000萬至2.5億個叫堿基的東西組成。堿基只有四種，分別被命名為A、C、G、T，卻可以有許多種排列組合方式，其中有些序列會傳達特定信息，對應特定功能的蛋白質的生產。這些帶有功能的DNA，就被稱做“基因”，每個基因大概由幾千至幾十萬個堿基組成。

在確定有“基因”這回事之后的前30年，發現一個基因，也就是利用基因測序得到一個基因圖譜的時間，往往需要七八年。大多時候科學家只能憑運氣，從無數個實驗中試圖找到和確定一個基因的位置和功能，而要研究基因與疾病之間的關系就更加困難。在1990年代初，被確認和疾病相關的基因只有53個。

一家來自硅谷的生物技術公司Applied Biosystems（ABI），在1980年代初利用熒光成像技術，成功研發出DNA測序儀器，將DNA測序帶入了自動化時代。美國能源部的健康與環境研究中心發起的人類基因組計劃，是第一個全球性的、對人類基因進行測序的項目，被稱做是繼阿波羅登月計劃之后的又一項人類科學史上的偉大工程。它主要由6個國家的科學家用了13年時間，到2003年才最終完成，也推動了許多私營生物技術公司的研發。2013年是人類基因組計劃完成的10周年。截至5月底，在這個數據庫的圖譜中，已經有3008個基因的功能以及與之相關的疾病被確認。

1996年平均每一對堿基的測序需要90美分，在2003年這個成本降到了5美分以下。到今天，要進行完整基因測序只需1至2天的時間，費用只需要5000美元，如果只是對個別基因進行檢測，成本會更低。基因測序的進步，為下一步的各種基因測試―即在獲得基因排序圖的基礎上，研究其與各類疾病的關系和治療方案，打下了基礎。

隨著對基因的更深了解，生物學家們發現許多疾病都是由于基因變異引起的。也就是說，那些變異基因呈現出來的堿基排列的圖案，與正常基因有所不同。基因變異的形式多種多樣，比如可能是一個堿基錯位了，也可能是數量多了或者少了一個。一些遺傳疾病有關的基因總共有300多種變異，有些癥狀很明顯，有些則沒有任何癥 狀。

“如果只是隨便從街上找一個人來做基因測試，這個測試能告訴你的，往往和醫生告訴每個人最基本的健康意見是一樣的，都是類似注意飲食、戒煙、多鍛煉之類的。”曾獲得諾貝爾獎的斯坦福大學的RNA生物學家Andy Fire這樣評論基因測試。再換句話說，他并不認為基因測試能夠成為“預測癌癥”的權威依據。

不過因為價格越來越便宜、并且數據庫也會越來越完善，23andMe這樣的公司仍然有它的積極意義，它讓基因技術首先成為個人健康護理、疾病預防的有效輔助手 段。

基因技術的另一個積極意義還在于，它已經開始在對已知患者的治療中發揮作用。一些醫生和生物學家，一直試圖用基因測試為癌癥患者制訂治療方案。目前研發出的針對癌癥的特效藥，往往只對一小部分人有效，病人只能抱著碰運氣的心態去使用這些藥，而大多數人等到的都是壞消息，還耽誤了時間。

比如有一種針對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特效藥，試驗證明它只對30%的人有效，價格也很高，需要6至8個療程才能見效。但后來生物學家通過基因測試發現，只有在一個叫ETFR的基因的某個特定節段發生變異之后，這個藥才有效，如果變異發生在其他節段，這個藥就沒有任何作用。

根據一些類似的研究成果，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麻省總醫院在2008年建立了一套個性化醫療系統，它將癌癥患者的基因測試信息輸入系統內，并針對每一位癌癥患者的突變基因采用藥物治療。

這些都代表著未來癌癥治療的一種趨勢。“個性化的癌癥治療有很大的潛力，那些小部分能用藥物治愈的人可以被識別出。癌癥的本質就是基因錯誤。”約翰霍普金斯醫學實驗室的教授Ralph Hruban說。他曾牽頭負責研究已故的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的癌癥治療方案，喬布斯的醫生那時搜集了和喬布斯患有同樣類型胰腺癌的68個患者的DNA，試圖找到導致這種癌癥的具體基因的位置和變異方式，然后研究治療藥物。

祁鳴還認為，未來基因信息可以作為病例檔案的一部分，然后根據基因做個性化的治療方案，這不僅限于癌癥，還可以包括普通的處方藥。“現在許多研究所花了好幾億元、的時間研制出來的藥，因為副作用概率大無法上市，這對病人、研究所、投資人都是損失。”他說。如果在未來，醫生可以通過基因測試成果迅速判斷一種藥是否有效、會對什么人產生什么樣的副作用，就可以加快藥物投入使用的速度。

這一切都讓生物學家和醫生們感到興奮，只是人類對所有基因的發現和定義，也就是那些有效的基因測試成果的累積，仍然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估計還需要8至10年時間，科學家才能完成大約2.5萬個基因功能的定義，并且這個數字只占人類DNA數量的2%左右。

所以最終的關鍵問題，并不在于人們可以多快、多便宜地檢測出身上可能的致病基因。就像23andMe所做的那樣，這件事只要有充足的數據庫就行了。更重要的，是醫學界定義出了多少致病基因，并設法在病人的治療過程中發揮作用。更令人無助的還有基因測試與治療方案之間的鴻溝，當病人被檢測出陽性的基因變異，與此同時卻并沒有相應的預防和治療辦法時，這對病人來說往往只會造成沉重的心理負擔。朱莉做出的那個勇敢的決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鴻溝。

第3篇：生物技術治療方案范文

基因療法：定點注射殺死癌細胞

從本質上來講，癌癥是一種基因病，其發生、發展與復發均與基因的變異、缺失、畸形相關。人體細胞攜帶著癌基因和抑癌基因。正常情況下，這兩種基因相互拮抗，維持協調與平衡，對細胞的生長、增殖和衰亡進行精確的調控。在遺傳因素、環境因素、免疫因素和精神因素等多種內因外因的作用之下，人體的這一基因平衡被打破，從而引起細胞增殖失控，導致腫瘤發生。人體中存在多種抗癌基因，其中P53基因則最引人注目，因為P53基因能敏銳地發現細胞水平的變異基因，對其進行修復，如無法修復則促其凋亡，將其清除，從而阻斷癌癥的發生與發展。

2004年，世界上第一個用于癌癥基因治療的藥物“重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在中國誕生，該藥商品名為“今又生”。這種藥物進入癌變組織后可以發揮P53基因抑制腫瘤的作用，阻止腫瘤細胞的惡性生長，它給很多癌癥患者，特別是那些傳統方法難以治療，或者已到晚期不易治療的患者提供了新的希望。北京海淀醫院腫瘤基因綜合治療中心在2004年5月開始應用這一高新生物技術新藥并聯合傳統的手術、放化療等治療手段進行腫瘤綜合治療的最新探索。從2004年5月到2006年12月，接受腫瘤基因綜合治療的癌癥患者已達200余例。其中，除頭頸部腫瘤外，也對肺癌、胃癌、肝癌、乳腺癌、結直腸癌、胰腺癌等實體腫瘤進行了綜合有效的治療。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藥物的治療作用，他們根據每位患者的具體病情、腫瘤的具體部位、組合各類相關技術手段將“重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個性化地經多種路徑注入，如：腫瘤局部多點注射，開腹、開胸等術中手術野多點注射，霧化吸入、氣管內給藥。B超引導下經皮腹腔內腫物穿刺注射，CT引導下經皮肺癌腫物內穿刺注射，腹腔、盆腔、胸腔內灌注，膀胱腔內灌注，肝動脈內置泵及導管介入給藥，經胃鏡、食道鏡下腫物注射，經間接喉鏡下腫物局部注射及靜脈滴注全身給藥等。

治癌理念：先設計后裝修

北京海淀醫院腫瘤基因綜合治療科經過多年的探索，已經意識到綜合治療在腫瘤治療中，特別是在中晚期腫瘤治療中非常重要。目前可以使用的方法有很多，除了常規的手術、放化療和前面提到的基因治療之外，還有氬氦微創靶向治療、高能超聲聚焦刀，即“海扶刀”、微波熱療、CIK細胞免疫治療、微創介入治療和中醫藥治療等，其中氬氦靶向微創腫瘤治療系統，即氬氦刀與生物細胞免疫治療等都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新技術。這些方法各有千秋，只有全方位個性化地綜合使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從而有效地治療癌癥的復發和遠處轉移。

李主任認為，二十一世紀的癌癥治療應該是針對每個不同病人而設計的個性化的治療。就像現代的家居裝修一樣，應該根據每一家庭的個性需求先設計再裝修，而不是先裝修完一部分再考慮下一步。

個性化治療方案一：

美國患者理查德先生患有舌底鱗癌伴合并頸部淋巴結轉移。美國的醫生說如果進行手術，需要切除舌、喉和食道上部等組織。患者拒絕進行手術和放療。他通過互聯網與海淀醫院腫瘤基因治療中心進行了遠程會診后專程來華治療。經過P53基因局部注射治療，結合化療、免疫治療和中藥治療一個療程后，PET／CT復查證實原發舌底腫瘤病灶縮小了90％，頸部淋巴結轉移灶消失。

第4篇：生物技術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 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頭孢他啶；不良反應；療效

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由一定比例β-內酰胺酶與頭孢哌酮配制而成， 此藥物較頭孢他啶治療效果更為顯著， 但其不良反應較多， 對治療效果產生負面影響[1]。為分析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的臨床應用效果， 本研究對147例需要抗感染患者分別予以不同用藥方案的治療效果進行回顧性分析，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4年9月～2015年9月147例需要抗感染患者， 根據治療方案不同分為對照組（66例）與研究組（81例）。對照組男36例、女30例， 年齡21～58歲， 平均年齡（37.26±6.91）歲， 病程3～21 d， 平均病程（10.31±3.56）d。研究組男46例、女35例， 年齡20～57歲， 平均年齡（36.84±6.72）歲， 病程2～22 d， 平均病程（11.51±3.50）d。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兩組患者于臨床中首先根據病情予以針對性治療；對照組予以100 ml生理鹽水（北京天壇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國藥準字S10870001， 100 ml/瓶）+2 g頭孢他啶（華北制藥河北華民藥業有限責任公司， 國藥準字H20063825， 2.0 g）靜脈滴注治療， 2次/d；研究組予以100 ml生理鹽水+2 g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江西東風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藥準字H20064351， 2 g）靜脈滴注治療， 2次/d。兩組均以1周為1個療程， 持續治療2周。

1. 3 觀察指標與療效評定標準 觀察對比兩組療效及不良反應發生情況（包括頭暈、腹瀉、嘔吐等）。療效判定標準采用《抗菌藥物臨床標準》， 參考細菌檢測結果， 結合患者臨床療效進行綜合判定[2， 3]。顯效：患者炎癥感染癥狀消失且白細胞指標正常；有效：患者臨床癥狀相對改善且白細胞指標顯著下降；無效：患者臨床癥狀及白細胞指標均無變化。總有效率=顯效率+有效率。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1.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 1 兩組療效對比 研究組顯效45例（55.56%）， 有效33例（40.74%）， 無效3例（3.70%）， 總有效率為96.30%；對照組顯效21例（31.82%）， 有效26例（39.39%）， 無效19例（28.79%）， 總有效率為71.21%；研究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

2. 2 兩組不良反應對比 研究組頭暈8例（9.88%）， 腹瀉4例（4.94%）， 嘔吐6例（7.41%）， 不良反應發生率為22.22%；對照組頭暈2例（3.03%）， 腹瀉1例（1.52%）， 嘔吐1例（1.52%）， 不良反應發生率為6.06%；研究組不良反應發生率高于對照組（P

3 討論

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作為一種復合制劑， 于臨床中多運用于泌尿、生殖及呼吸系統等疾病治療中， 其療效顯著[4]。但臨床中部分患者對β類藥物過敏， 因此于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治療過后易產生較大不良反應， 本研究分析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于臨床中的應用效果， 為日后臨床提供循證依據。

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治療總有效率（96.30%）高于對照組（71.21%） （P

反饋并解決， 從而降低不良反應發生率， 充分發揮藥效。受時間、環境及樣本因素制約， 本研究未對兩組患者遠期生活質量進行分析， 尚存在不足之處， 有待臨床進一步研究予以驗證。

綜上所述， 頭孢哌酮鈉舒巴坦鈉的臨床應用效果顯著， 可改善患者臨床癥狀， 降低其白細胞水平， 但是其不良反應發生率較高， 于臨床使用過程中應對患者各項生命指標進行實時監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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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生物技術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重癥肌無力；白細胞介素-18；糖皮質激素

[中圖分類號]R746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3-7210（2007）07（a）-130-02

重癥肌無力（MG）是由乙酰膽堿能受體（AchR-Ab）介導的、細胞免疫依賴的、補體參與的累及神經-肌肉接頭處的自身免疫性疾病[1]。細胞因子網絡失衡在MG的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2]。相關因子的增加和減少都會對MG的發病產生特異性的影響。IL-18是由單核巨噬細胞產生的一種前炎癥因子[3]，具有抗感染、抗腫瘤、免疫調節的作用，并參與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重癥肌無力。本文通過檢測MG患者血清IL-18水平，研究其與MG發病之間的關系。

1 資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遼寧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2001年1月~2005年9月間住院和門診診治的MG患者55例作為患者組（MG組），其中男30例，女25例，發病年齡14~69歲，平均年齡（46.32±3.28）歲。依據典型臨床表現、新斯的明試驗、神經重頻刺激而確診。排除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其他影響免疫功能的疾病。所有患者均接受糖皮質激素（GC）治療。

收集遼寧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醫務工作人員及健康體檢者50例作為正常對照組（NC組），其中男28例，女22例，年齡18~72歲，平均年齡（43.56±5.74）歲。排除嚴重軀體疾病及神經、精神障礙者。

MG組及NC組的年齡構成無顯著性差異（P>0.05）。

1.2 標本采集和檢測

標本采集：NC組及MG組分別于清晨抽取肘靜脈血2 ml，離心后分離血清置于-60℃冰箱中保存。

血清IL-18水平測定：用雙抗體夾心ELISA法，IL-18檢測試劑盒由北京中山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提供，并嚴格按照說明書操作。

1.3 GC治療方法

采用激素遞減法[4]，患者在第一次采血開始服用強的松40~50 mg/d，癥狀改善后即可減量，每1個月強的松減量5 mg，一般經2個月左右減至維持量10~15 mg/d。

1.4 療效判定

根據MG的絕對評分法[5]，對MG患者進行治療前后判定。

1.5 統計學處理

檢驗結果以x±s表示，采用SPSS11.0軟件進行配對資料t檢驗。

2 結果

MG組GC治療前后血清IL-18水平均顯著高于對照組(P

MG患者GC治療前血清IL-18滴度顯著高于GC治療3個月及6個月后,有顯著性差異(P

MG組GC治療前后的絕對評分分別為19.43±3.56、11.68±5.32、7.56±1.59，有顯著性差異(P

3 討論

研究結果表明MG患者血清IL-18水平明顯增高，經激素治療癥狀改善后，IL-18水平顯著下降，但仍高于正常對照組，提示IL-18與MG的發生發展有密切關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MG患者的病情，此與Jander等[6]的研究結果相符合。

實驗性自身免疫性重癥肌無力動物模型（EAMG）與人的MG有相同的臨床和免疫病理表現，是研究MG的可靠模型。細胞因子網絡失衡在MG的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2]，研究發現抗IL-18藥物在EAMG不同階段均可阻滯IL-18活性，對EAMG有抑制作用，抑制的基本機制包括Th1型細胞因子的下調和Th3細胞因子TGF-β等的上調[7]。此外，IL-18能夠加強Fas配體(FasL)介導的小鼠Th1型細胞的細胞毒性、活化T細胞上表達的FasL，通過與其相應配體結合，激活淋巴細胞誘導凋亡，在細胞免疫反應中占有重要地位。IL-18對Th0和Th2型細胞無作用，提示IL-18通過加強FasL在Th1細胞上的表達，在炎癥性免疫調節中起重要作用[8]。

IL-18可能參與MG的發病，并在其病程中起重要作用，IL-18的作用可被IL-18結合蛋白（IL-18 BP）抵消，因此依賴于IL-18的免疫機制可被IL-18拮抗劑抑制，應用IL-18拮抗劑可能成為MG有前景的治療方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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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生物技術治療方案范文

近幾年，高血壓患病率逐漸增高，60歲以上老年人中40%～45%患有高血壓，其中50%是單純收縮期高血壓(ISH)。在治療此類高血壓病時既要降低收縮壓，又要避免使舒張壓過低。筆者采用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ISH 64例，收到較好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2004年5月－2006年5月的門診患者為觀察對象，參照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高血壓聯盟關于高血壓診斷及分級標準[1]，確診為ISH患者64例。觀察組40例，男24例，女16例；年齡平均(60.25±7.21)歲；病程平均(21.37±12.64)年；收縮壓(167±20)mm Hg，舒張壓(76±11)mm Hg；1級高血壓11例，2級高血壓20例，3級高血壓9例。對照組24例，男15例，女9例；年齡平均(61.83±9.14)歲；病程平均(20.74±13.91)年；收縮壓(164±23)mm Hg，舒張壓(77±12)mm Hg；1級高血壓7例，2級高血壓12例，3級高血壓5例。2組患者性別、年齡、血壓值、血壓分級等經統計學處理，無顯著性差異，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西醫治療方案采用聯合用藥：氯沙坦(科素亞，默沙東公司生產，批號030712)50 mg/d，氫氯噻嗪12.5 mg/d。觀察組在西醫治療方案基礎上，依據中醫的證型，予中藥湯劑治療。①肝陽上亢型：藥用龍膽草、夏枯草、生地黃、豬苓、澤瀉、當歸、車前子等；②陰虛陽亢型：藥用鉤藤、枸杞子、女貞子、生龍骨、白芍、夜交藤、牡丹皮、葛根等；③陰陽兩虛型：藥用熟地黃、山茱萸、石斛、五味子、制附子、肉桂、杜仲等；④痰濕壅盛型：藥用半夏、白術、天麻、桃仁、紅花、枳殼、赤芍、茯苓、瓜蔞。對照組單純采用西醫治療方案。2組療程均為8周。

1.3 觀察指標與方法

①治療前后血壓、心率變化：所有患者治療前血壓以前3 d的非同日血壓3次的平均值為治療前血壓值；治療后血壓均以治療結束前3日非同日3次血壓平均值為準。②總有效率。③血管內皮功能檢測：給藥前后清晨空腹抽取靜脈血5 mL，分離血漿，檢測血漿血管緊張素Ⅱ(AngⅡ)、內皮素(ET)，放射免疫法測定，試劑盒購自北京北方生物技術研究所，具體方法參照說明書進行。

1.4 療效標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頒發的《新藥(西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2]療效標準。顯效：收縮壓降至正常范圍(

1.5 統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組間比較采用成組t檢驗，組內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等級資料采用Ridit分析。

2 結果

2.1 臨床療效

經過8周治療后，觀察組顯效33例，有效5例，無效2例，總有效率95.0%；對照組顯效12例，有效8例，無效4例，總有效率83.3%。經統計學處理，2組差異有顯著性意義(χ2＝4.92，P

2.2 2組治療前后動態血壓及心率變化

(見表1)表1 2組患者治療前后動態血壓、心率變化(略)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

2.3 2組治療前后內皮功能變化

(見表2)表2 2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漿AngⅡ、ET水平比較(略)

3 討論

高血壓病患者隨著年齡的增長，收縮壓持續升高，舒張壓有下降的趨勢。60歲以上收縮壓和脈壓是心血管病死率和并發癥發生率的最重要預測因素[2]。ISH的大型臨床實驗研究結果顯示，當收縮壓恒定，舒張壓低的比舒張壓高的患者2年間的心血管事件發生率增高[3-4]。目前，收縮壓及脈壓控制的血壓控制模式已逐漸為業界所重視[5]。對于ISH患者，聯合用藥是治療的最佳選擇。近年來國內外報道，血管緊張素受體抑制劑(ARB)作為抗高血壓的一線藥物，對ISH具有良好的血壓控制效果，尤其ARB具有逆轉動脈重塑、改善高血壓患者阻力動脈僵硬度、降低血管平滑肌增殖、抗氧化等作用，可顯著降低心臟事件及腦卒中發生率。利尿劑與ARB的聯用是目前治療ISH較佳的聯合用藥方案之一。但臨床研究資料顯示，盡管采用聯合用藥，對老年人ISH控制率仍不理想[6]，尤其很多老年ISH患者常合并有心衰、糖尿病、心肌梗死、慢性腎功能不全等疾病，單純以降壓為目標難以改善老年ISH的病情與生活質量。

老年ISH屬中醫學“眩暈”、“頭痛”、“心悸”、“中風”等范疇，陰陽失調、氣血逆亂是其發病的主要病理基礎。中醫藥治療高血壓，尤其對于改善臨床癥狀、體征等方面具有優勢，以調整臟腑功能、平衡陰陽為根本，從而彌補西藥單純降壓的不足。筆者采用辨證論治的方法，在西藥利尿劑與ARB聯合用藥的基礎上，配合中醫藥分證型治療ISH，臨床顯效率與總有效率要高于單純西藥聯用，在維持舒張壓、心率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中西醫結合治療可顯著地降低收縮壓與脈壓。

研究表明，內皮細胞損傷是導致高血壓發生的重要因素之一。ET是迄今所知由血管內皮細胞分泌的最強的縮血管活性多肽，作用持續時間較長，可引起心、腦、腎及全身小動脈收縮和痙攣，升高血壓，加重心臟負荷，減少冠脈供血，加重器官損害[7]。AngⅡ的縮血管作用強度僅次于內皮素，具有強烈的促腎上腺皮質分泌醛固酮及中樞分泌促皮質激素和血管加壓素等作用[8]，ET、AngⅡ在高血壓的發生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為了探討中醫藥治療ISH的機制，本研究檢測了2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漿AngⅡ、ET的水平。結果顯示，在應用ARB治療后，伴隨血壓下降的同時ET水平亦明顯下降，而作為AngⅡ受體拮抗劑，血漿AngⅡ水平未明顯下降。配合中醫藥治療后，血漿ET、AngⅡ水平均下降，且降低水平要大于單純西藥治療對照組。因此，通過降低AngⅡ、ET水平，調節血管內皮功能可能是中醫藥辨證論治調節血壓的機制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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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生物技術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 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萬古霉素;蒲公英;治療方案;藥物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R956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1673-7210(2010)01(c)-148-03

Pharmacoeconomics analysis of two pharmacotherapeutic schemes for methicillin-resistant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infection

ZHOU Weiran, FU Ping ,CHEN Yuefu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hua University, Hengyang 4219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harmacoeconomics effect of Vancomycin alone and combined with treatment with Dandelion for methicillin-resistant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MRCNS) infection. Methods: Randomized controlled parallel method MRCNS infection 6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A, B Group respectively, and the same period in intravenous Vancomycin used Dandelion soup, only intravenous Vancomycin treatment, the efficacy and pharmacoeconomics effect of the drug treatment programs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ffective rate, efficient bacterial clearance rate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wo groups (P>0.05); the number of days of actual use 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B group (P

[Key words] Methicillin-resistant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Vancomycin; Dandelion; Treatment; Pharmacoeconomics

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CNS)是人體正常菌群的組成部分,然而由于抗生素的大量使用,插入診療操作的增多,CNS所致感染,特別是院內感染日益增多,且隨著大量頭孢類尤其是第三代頭孢菌素等高效廣譜抗生素的廣泛使用,其耐藥性日益嚴重,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MRCNS)的檢出率逐年增加,已成為醫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1-2]。對于MRCNS所致的感染可選抗生素只有替考拉寧和萬古霉素等不多的品種[3],且存在使用不便、副作用多、價格較貴等缺點。研究報道與化學藥物抗生素作用機制完全不同的傳統清熱解毒藥蒲公英水煎液對CNS有極強大體外抑菌力[4]。我國仍是發展中國家,衛生資源有限,本研究用藥物經濟學原理對萬古霉素配合蒲公英與單用萬古霉素治療MRCNS 感染的兩種藥物治療方案進行藥物經濟學分析,以期為臨床合理用藥和科學決策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6年5月～2008年10月我院經臨床和實驗室檢查符合《臨床疾病診斷依據治愈好轉標準》[5]確診為細菌性感染入住我院呼吸內科、泌尿外科、胸外科、ICU病房等臨床科室患者,并從其血液、尿液、膿汁、痰等標本經病原學確診為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MRCNS)感染,于48 h內未接受任何抗菌藥物治療,無嚴重心肝腎合并癥及聽神經損害者作入選病例,同時排除嚴重肝、腎功能不全者,孕婦及哺乳期婦女,用藥過程中藥物過敏換用藥物者。將患者隨機分為A、B組,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體重、感染等一般情況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見表1。

1.2用藥方法

B組成人患者用萬古霉素1.0 g于0.9%氯化鈉注射液250 ml緩慢靜滴,q12 h;A組在B組基礎上加服蒲公英湯(每日相當于干蒲公英90 g)。療程均為7～14 d。

1.3 觀察方法

治療過程中密切觀察并記錄每例患者臨床癥狀、體征變化,以及出現的與用藥目的無關的各種反應,于治療前、治療結束時給每例患者檢查血常規、尿常規、心電圖、細菌培養,下呼吸道感染者加作胸片檢查,并記錄每例患者實際用藥天數。

1.4 療效判斷

1.4.1臨床療效判斷根據臨床癥狀、體征、實驗室檢查進行綜合評價,依據衛生部頒發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指導原則》分為痊愈、顯效、進步、無效。有效率=(痊愈例數+顯效例數)/本組總例數×100%。

1.4.2細菌學評定經細菌學檢測,按病原菌清除、部分清除、未清除、再感染評定,以清除例數計算清除率。清除率=清除例數/本組總例數×100%。

1.4.3用藥天數記錄每例患者實際用藥天數。

1.4.4安全性評價記錄觀察到的和主訴的與用藥目的無關的各種反應,分別以各組出現的不良反應例數占各組病例百分率進行比較。

1.5 統計學處理

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或校正χ2檢驗。P

2 結果

2.1 療效

效果(E)是指某一藥物治療方案的臨床結果用臨床指標來表示。此分別以臨床有效率、細菌清除率、實際用藥天數、藥品不良反應發生率表示。

2.1.1 臨床療效A組的臨床有效率略高于B組,但組間無顯著性差異(P>0.05),見表2。

表2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n)

Tab.2 Comparison of curative 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n)

2.1.2 細菌學療效A組的細菌清除率略高于B組,但組間無顯著性差異(P>0.05),見表3。

表3兩組細菌學療效比較(n)

Tab.3 Comparison of bacterial eradication rates between two groups(n)

2.1.3 兩組實際用藥天數與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兩組各發生1例不良反應,A組1例皮膚過敏,B組1例靜脈炎,均不嚴重,未影響治療。兩組的不良反應發生率間無顯著性差異(P>0.05), A組實際用藥天數明顯少于B組(P

表4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及實際用藥天數比較(x±s)

Tab.4Comparison of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

and the actual medication time between two groups

與B組比較,P

Compared with B group,P

2.2 成本(C)的確定

成本(C)是指人們所關注的某一方法或藥物治療所消耗財力、物力、人力資源的全部價值之和,用貨幣單位“元”表示[6],包括直接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等幾部分。本研究的治療成本指從診斷到結束使用特效治療藥及其后2 d內的總計成本。直接成本=治療成本+治療不良反應成本,治療成本=床位費(C床)+護理費(C護)+各項檢驗檢查費(C檢)+診療成本(C治)+藥品成本(C藥)+給藥成本(C給),其中C床為日床位費×住院天數,各項檢查、治療成本按實際支出計,與本治療無關的檢查除外,C藥按當地招標最高零售限價×實際用藥總量計成本,萬古霉素159.00元/0.5 g (日本禮來),生理鹽水3.6元/250 ml,,蒲公英0.21元/10 g,除萬古霉素及其配藥用生理鹽水、蒲公英等以外的非抗菌治療用藥因沒有比較意義故相應藥費及治療費不計入成本,給藥成本只考慮吃中藥煎藥費,每付2元。據湖南省物價局醫療單位收費標準,床位費統一按20元/d計,治療藥應用期間一級護理按15元/d,停用治療藥后2 d二級護理,8元/d,診斷時及治療用藥結束時各做血常規和細菌培養1次,費用分別為14.00、103.00元/次,用藥前及用藥中每位患者各做心電圖、尿常規各1次,費用分別為24.00、9.00元/次,注射靜滴6元/次,照片等個別病例所作檢查因無比較意義成本不列入研究。不良反應成本=因不良反應所產生的醫療總費用及因此造成的誤工費等,由于治療中不良反應相對來說輕微且未另作治療,故此部分忽略不計。間接成本=患者誤工費(C誤)+家屬幫助費(C幫)+無形成本(生命質量),此主要考慮患者誤工費,按當地人均日工資60元/d計,日數為實際住院天數即實際用藥天數+2 d。隱性成本主要考慮如患者生命質量等,此不作研究。因此,C總=C床+C護+C檢+C治+C藥+C給+C誤。B組成本(CB)-A組成本(CA)=1533.4元,CB/CA=1.18,兩種方案的具體成本比較見表5。

2.3 最小成本分析

采用最小成本分析法[7],由表5成本比較可見,A組平均成本為8 620.17元,B組平均成本為10 153.58元,表2、3可見,兩組療效無顯著性差異,在療效相同的情況下,A組比B組平均每位患者可節約費用1 533.41元。可見從治療的經濟學成本與效果來看,A組優于B組。

2.4 成本-效果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8]采用成本(C)與效果(E)比值來表示獲取1份效果所需花費的成本,目的在于通過分析選擇達到某一治療效果時成本最低的治療方案。本文分別用臨床有效率(E1)、細菌清除率(E2)2個指標加以分析,從2個指標的成本-效果比來看,A組分別比B組少22.63元、23.68元,實際用藥天數因在成本中考慮不再重復。見表6。

表6 成本-效果分析

Tab.6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two schemes

2.5 敏感度分析

藥物經濟學研究中所用的變量較難準確地測量出來,經濟研究中應用的數據具有不確定性和潛在的偏離[8],敏感度分析就是為了驗證不同假設或估算對分析結果的影響程度[9]。隨著生產力發展,勞動和時間的價值必然提高,生活水平提高,住院條件也進一步改進,加之隨著藥品流通體制的完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及相關配套政策的實施,衛生部“四降一升”改革(降低藥品價格,醫院藥品批零差價率,大型設備檢查治療費、高值醫用消耗材料費用,提高治療費)的全面展開,藥品大幅降價仍是必然趨勢,診療費呈上升趨勢,誤工費成本也將大大提高,并可以考慮無形成本,現假設C藥中萬古霉素改為國產品,西藥下降30%,而中草藥隨著成本增加價格上漲50%,C住、C護、C檢、C給、C誤分別上升10%,進行敏感度分析,見表7。

表7 敏感度分析

Tab.7 Analysis of sensitivity

由表7可見,B組成本(CB)-A組成本(CA)=1138.3元,CB/CA=1.17,臨床有效率(E1)、細菌清除率(E2)2個指標加以分析,從2個指標的成本-效果比來看,A組分別比B組分別少17.02元、17.81元。可見其最小成本分析結果及成本-效果分析結果基本不變。

3 討論

CNS廣泛存在于人體及環境中,由于抗菌藥物廣泛使用,特別是不合理使用,破壞了人體微生態平衡及其多重耐藥,造成MRCNS的產生并治療困難,常引起呼吸道、泌尿道感染及心內膜炎等嚴重疾病,目前萬古霉素是對MRCNS不多的有效藥物之一。學者研究發現祖國醫學解熱涼血要藥蒲公英的水煎液對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CNS)有極強大體外抑菌力[4],并且有研究證實蒲公英有顯著增強小鼠脾淋巴細胞增殖能力、細胞活性及巨噬細胞吞噬指數水平與吞噬率、抗體細胞水平,顯著增強動物免疫功能[10],其所含黃酮類具類SOD的作用[11],能有效清除超氧陰離子羥自由基,并抑制不飽和脂肪酸的氧化,發揮保護正常組織的作用。因此,蒲公英配合萬古霉素治療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感染有協同作用的理論基礎和實踐經驗的支持,與單用萬古霉素比較能縮短患者用藥療程,降低患者醫療費用。萬古霉素單用或與蒲公英合用治療MRCNS感染雖然都是有效的方法,但從藥物經濟學角度分析,萬古霉素與蒲公英伍用治療MRCNS感染可有效縮短患者療程,降低患者醫療費用,有推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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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生物技術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結核分枝桿菌；耐藥性

[中圖分類號]R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7210（2007）06（a）-025-02

結核病是人類傳染病中的主要疾病之一，由于不合理的用藥，使得結核分枝桿菌耐藥問題十分嚴重，給結核病的治療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而分析臨床分離株耐藥特點，對了解結核病流行情況，指導臨床合理用藥，控制結核病傳播及開發新的抗結核藥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收集了十堰地區近3年來臨床分離的分枝桿菌84株，進行耐藥性測定，現將結果分析報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菌株來源

77株結核分枝桿菌和7株非結核分枝桿菌均來自我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03年9月～2006年5月門診痰菌陽性患者。患者年齡在17～80歲之間，平均37歲。

1.2 試驗材料

酸性羅氏培養基、藥敏培養基、PNB 及TCH鑒別培養基均由病原學實驗室按《結核病診斷細菌學檢驗規程》[1]自制；RFP、INH、SM、EMB藥物純品購自國內制藥廠；TCH、PNB純品購自武漢天源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1.3 藥物敏感試驗

采用絕對濃度法的間接法測定4種抗結核藥物耐藥情況。每份標本接種于培養基上生長約3周后，取新鮮菌落以0.5%Tween-80生理鹽水磨菌配制成濕重1 mg/ml的菌懸液。將制備好的1 mg/ml菌懸液用無菌蒸餾水稀釋至10-2 mg/ml，以無菌吸管取菌液0.1 ml分別接種于含藥培養基、對照培養基、PNB及TCH鑒別培養基斜面上，置37℃培養，4周觀察結果，H37Rv藥物敏感株作對照和質控。4種抗結核藥物分別采用高低兩個濃度，使各藥濃度分別為：RFP 50、250 μg/ml，INH 1、10 μg/ml，SM 10、100 μg/ml，EMB 5、50 μg/ml。

1.4結果判斷

對照管上有細菌生長為有效結果，藥敏培養基上全無細菌生長或菌落數少于20個視為敏感，低濃度培養基上生長菌落數約占斜面面積1/4以上者為耐藥，質控菌株應無細菌生長。

2 結果

2.1 84例患者藥敏試驗結果

從涂痰陽性患者中分離出84株分枝桿菌，藥敏試驗結果顯示敏感株33株，占39.3％。耐藥株51株，總耐藥率60.7％。其中耐單藥15株，耐多藥34株，其他耐兩種或兩種以上藥物的2株(表1)。

2.1 分枝桿菌菌型分布及耐藥情況

51株耐藥菌對4種藥物的耐受情況為RFP>INH>SM>EMB,其中RFP 43株，INH 40株，SM 22株，EMB 16株，耐藥率分別為51.2％、47.6％、26.2％、19.0％。84株分枝桿菌中結核分枝桿菌77株，耐藥株44株，耐藥率57.1％，非結核分枝桿菌7株(8.3％ )，均具有耐藥性，耐藥率為100％，且大多都耐藥（表2）。

3 討論

結核病是人類主要傳染病，全球人口中有近1/3的人曾感染結核分枝桿菌。據WHO報道每年約有8 000 000新病例的發生，至少3 000 000死于該病，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流行更為嚴重。全球五大洲35個國家或地區報告的原發耐藥率中位值為：異煙肼（7.3%），鏈霉素（6.5%），利福平（1.8%），乙胺丁醇（1.0%），獲得性耐藥率遠高于這一數值。亞洲地區，由于受HIV感染和經濟衰退的影響，其耐藥情況更為嚴重和復雜。

本試驗結果表明，我市結核菌總耐藥率達62.5％，遠遠高于全國（27.8％）和湖北省（23.3％）[2]結核菌耐藥水平，可能原因是本地區地處鄂西北，經濟相對較落后，很多病人沒得到徹底治愈，使得耐藥菌株感染流行。近年來，盡管當地政府非常重視結核病的防治，但由于條件限制，短程治療（DOTS）仍較局限，免費藥物種類有限，這對于已有較高耐藥菌株流行的地區來說，結核病控制效果仍不顯著，因此進一步加大結核病防治的投入，改善醫療環境，全面推行合理化療方案和貫徹全程督導治療原則，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

本研究測定的四種抗結核藥物中，其耐藥順序為：RFP>INH>SM>EMB，主要以耐利福平、異煙肼為主，耐多藥率達40.5％，這可能與用含RFP、INH的多藥聯合治療方案治療初、復治病人有關。由于H和R仍然是當地的主要抗結核病藥物，而這兩種藥均易產生耐藥性，結核菌與之長期接觸，隨之適應，繼而形成耐受性，因此在抗結核治療中，應加強H和R藥物藥敏試驗監測，盡量減少和避免耐藥率的進一步增加。

本試驗分析的84例涂痰陽性標本中，有7例經鑒定為非結核分枝桿菌（NTM），其分離率為8.3％。在7例NTM中，耐藥率達100％，其中耐多藥率達71.4％,均高于結核分枝桿菌（分別為57.1％、37.7％）。非結核分枝桿菌和結核分枝桿菌感染的臨床表現、X線特征極其相似，兩者形態學上難以鑒別，但臨床治療差別大，許多非結核分枝桿菌對抗結核藥物天然耐藥，常規化療效果不佳。因此，對于病情反復、長期培養或涂陽的肺結核患者，應考慮NTM 感染的可能，并及時給予菌種鑒定和耐藥性測定，根據結果采用合理的治療方案。

綜上所述，耐藥結核分枝桿菌在本地區發病率很高，可能與該地區地理環境、經濟狀況、治療不合理等情況有關。各級政府應加大結核病控制的投入，特別是貧困邊遠地區，改善治療環境及用藥方案，對多耐藥患者免費用二線藥進行治療，應加強實驗室培養和藥敏性監測，將培養鑒定及耐藥性監測納入常規檢查范疇，根據藥敏范圍及時調整用藥方法，控制結核流行。

[參考文獻]

[1]中國防癆協會.結核病診斷細菌學檢驗規程[J].中國防癆雜志，1996，18（1）：28-31.

[2]李國明，吳興榮，張緹，等.湖北省結核分枝桿菌耐藥性監測研究[J].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2002，25（12）:723-726.

第9篇：生物技術治療方案范文

【關鍵詞】 肝炎病毒；乙型；肝硬化失代償期；治療；核苷類似物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11.067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11-6192-02

據估計每年約有50萬中國人死于乙型肝炎及其并發癥，死亡的原因為肝硬化、肝衰竭、和肝癌[1]。失代償期肝硬化5年生存率為14%-35%，其中病毒活躍復制者發生肝功能衰竭，病死率更高[2]，核苷類藥物治療慢生乙型肝炎的療效已得到公認，但對治療肝硬化尚在探索之中，而此類病例極為多見，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措施，如能采取措施阻止病毒復制，對阻止病情進展，提高病人生存質量極為重要。我們用核苷類藥物對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償期患者做了抗病毒治療的對比觀察，探討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償期的治療策略。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設計 采用開放式研究，HBsAg陽性的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對所有患者均向其介紹拉米夫定、阿德福韋酯、恩替卡韋單用或聯合應用抗病毒治療的優缺點及經濟負擔；HBV DNA>5 log10拷貝/ml、病毒持續不降或反彈者建議拉米夫定聯用阿德福韋酯，要求以上患者長期抗病毒治療，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未能堅持研究結束包括死亡者不列入研究范圍。

1.2 病例選擇 入選病例為我院2006年1月――2008年12月治療的肝炎肝硬化失代償期患者96例，診斷符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3]其中男性71例，女性25例，年齡29-68歲，平均（46±5.8）歲。56例患者血清HBV DNA>5 log10拷貝/ml，40例血清HBV DNA

1.3 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根據病情給予復方甘草酸制劑、阿拓莫蘭、利尿劑、人血白蛋白等對癥、支持治療和防治并發癥等基礎治療。同時分別給予拉米夫定100mg/d、阿德福韋酯10mg/d、恩替卡韋0.5mg/d及拉米夫定100mg/d與阿德福韋酯10mg/d聯合治療，治療6個月病毒應答不理想或病毒學突破，給予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韋酯聯合，經濟困難者拉米夫定與阿德韋酯換用，但不能停藥。

1.4 觀察指標及項目 治療前3個月每月定期復查肝腎功能（美國Beckman全自動生化儀），HBVM采用anths2010，試劑均由上海科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HBVDNA定量采用核酸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檢測，試劑由深圳匹基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提供。病情明顯改善后每3個月檢測1次。同時觀察臨床癥狀體征、彩超及藥物不良反應。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同一患者前期結果（治療前3個月內的化驗平均結果）作為對照，數據作t、x2檢驗或方差分析。

2 結 果

2.1 一般資料 96例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償期患者服用藥物前肝功能、HBV DNA、HBVM及Child-Pugh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96例患者中64例生存至研究結束（生存率66.4%）；32例死亡，其中6、12、24、36個月死亡人數（累計）分別為16、25、29，32其對應死亡率為16.7%、26.0%、30.0%、33.3%。32例死亡患者中18例因慢性肝功能衰竭死亡，8例因上消化道大出血、嚴重感染、肝腎綜合征搶救無效死亡；6例因肝癌、肝功能衰竭死亡。治療開始單用拉米夫定、阿德福韋酯、恩替卡韋分別為33例、31例、24例，至研究結束仍單用的患者分別為14例、17例、19例，初始聯用患者8例，結束時聯用者為14例，各組治療前及治療結束時肝功能、HBVDNA、HBVM及Child-Pugh評分比較見表1和表2。單用拉米夫定患者中有11例分別于1年后（研究結束前）出現YMDD變異，6例加用阿德福韋酯至研究結束，5例因經濟困難，無法加用藥物（其中4例研究結束前因慢性肝功能衰竭死亡，1例死于感染、肝腎綜合征）。單用阿德福韋酯患者中有6例分別于1年后（研究結束前）出現HBVDNA反彈，3例加用拉米夫定至研究結束，3例因經濟困難無法加用藥物，研究結束前因慢性肝功能衰竭死亡）。單用恩替卡韋患者中有1例分別于2年后（研究結束前）出現HBVDNA反彈，加用阿德福韋酯至研究結束，8例初始聯合患者4例堅持到研究結束，2例死于肝癌，2例死于上消化道路出血。

2.2 治療前后臨床表現、肝功能、血清病毒學指標及Child-Pugh評分的變化 各組抗病毒療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64例患者在經過拉米夫定、阿德福韋酯及恩替卡韋治療后，49例病情得到控制（P

2.3 不良反應及基因型耐藥率 治療期間未發現與使用拉米夫定、阿德福韋酯、恩替卡韋相關的腎功能損害，1例病人出現頭痛，改用劑型后癥狀消失，3例病人出現肌酸肌酶輕度、一過性增高，無其他表現，未給予特殊處置。患者耐受性均良好。4組患者治療三年時，A、B、C、D組患者的基因型耐藥率分別為33.3%（11/33）、19%（6/31）、4.2%（1/24）、0（P

3 討 論

在中國HBV感染是導致肝硬化的主要原因，失代償期肝硬化5年病死率在達70-86%，目前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措施，抗病毒治療慢乙肝的成功給其帶來希望，核苷類藥物的出現，更使其成為可能。多項研究已證實拉米夫定抗病毒治療可以延緩肝硬化患者病情進展，改善肝功能，糾正失代償，提高生存率[4]；而長期治療易發生YMDD變異，建議采用阿德福韋酯和拉米夫定聯合治療或恩替卡韋或替諾福韋單一治療，理論上可以通過減低耐藥性提高療效。目前核苷類抗病毒藥物中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韋酯相對便宜，是中國多數人群尤其是廣在農村地區患者最常見的、無奈的選擇。本組96例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3年生存率為66.4%。存活組患者臨床癥狀、體征、肝功能指標、HBVDNA、彩超檢查均較治療前有明顯改善。

失代償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針對病因的抗病毒治療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效的，越早進行效果越好，能阻止病情的進展，減少并發癥的發生，提高患者生存質量及生存率。

HBV DNA>5 log10拷貝/ml、病毒持續不降或反彈者應用拉米夫定聯用阿德福韋酯聯合治療方案是有效、安全可行的。

抗病毒治療藥物要選擇患者相對可以承受的有效藥物，否則對于很多患者的病情及經濟狀況會造成惡性循環，良好的依從性是治療成功的關鍵。

參考文獻

[1] Yao Fy，Terrault NA，Freise C，et al.Lamivudine treatment is beneficial in patients with severely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and actively replicating hepatitis B infection await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acomparative study using a matched cohort[J].Hepatology，2001，34：411-416.

[2] Yao FY，Bass NM，Lamivudin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everely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due to replicating hepatitis B infecting[J].J Hepatol，2000，33：3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