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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一、充分認識繼續開展農業保險試點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農業是重要的基礎產業。大力發展高效農業，積極推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有效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是我市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推進農業保險試點，對農業戰略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各級各有關部門要從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高度，充分認識開展政策性農業保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工作作為農業農村工作特別是災后重建工作的重要抓手，為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強化保障支撐作用。

二、農業保險試點工作原則

（一）政府引導。各級財政部門通過保費補貼等調控手段，協同農業、水利、氣象、宣傳等部門，引導和鼓勵農戶、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參加保險，積極推動農業保險試點業務的開展，調動多方力量共同投入，增強農業抗風險能力。

（二）市場運作。財政投入要與市場經濟規律相適應，保險業務以經辦機構的市場化經營為依托，經辦機構要重視業務經營風險，建立風險預警管控機制，積極運用市場化手段防范和化解風險。

（三）自主自愿。農戶、龍頭企業、農業保險經營機構、各級政府等有關各方的參與要堅持自主自愿。在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基礎上，各縣（市、區）可因地制宜制定相關支持政策。

（四）協同推進。保費補貼政策要同農業信貸、其它支農惠農政策有機結合，以發揮財政政策的綜合效應。農業、水利、氣象、宣傳等有關方面要對經辦機構的承保、查勘、定損、理賠、防災防損等工作給予積極支持。

三、保險試點工作方案

（一）保險品種。種植業為水稻、玉米；養殖業為育肥生豬、能繁母豬、奶牛。其中，育肥生豬保費補貼政策待省政策下發后另行下發。

（二）保險金額和費率。水稻一般災害險和旱災的保險金額分別為300元/畝和100元/畝，保險費率分別為5%和10%；玉米一般災害險和旱災的保險金額分別為292元/畝和100元/畝，保險費率分別為5%和10%；能繁母豬的保險金額為1000元/頭，保險費率為6%；奶牛保險金額為5000元/頭，保險費率為5%。

（三）保險責任。種植業和能繁母豬保險的保險責任執行2007年政策。

（四）承保規模。保費測算時，各縣（市、區）財政分別按種植業40%、能繁母豬100%、奶牛100%的承保面計算保費，并據此安排預算資金。

（五）保費補貼政策。各擴權試點縣按川財辦〔2008〕22號文件規定的補貼標準執行。非擴權試點縣種植業保費分擔比例為中央35%，地方財政40%（其中縣級財政承擔10%），農民25%；能繁母豬為中央50%，地方財政30%（其中縣級財政承擔10%），農民20%；奶牛為中央30%，地方財政30%（其中縣級財政承擔15%），農民40%。

（六）保費補貼資金管理。繼續執行2007年政策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資金管理辦法，所有品種的縣（市、區）財政保費補貼資金從財政部門開設的中央特設資金專戶劃入市級開設的中央特設資金專戶，由市統一撥入保險經營機構開設的“農險資金專戶”。

（七）風險控制和管理。2008年風險管理和理賠支付辦法按達州市人民政府《關于開展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工作的通知》（達市府發〔2008〕35號）規定執行。

第2篇：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財政支出 擴張 協調配合

一 問題的提出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債券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現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就業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有的也可吸收非財政性的資金，包括信貸資金來實施。正因為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各有長短，所以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樣才能相互揚長避短，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穩定發展。

三 結論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們應注意避免財政政策在作用的發揮上與貨幣政策發生沖突、相互抵銷。財政支出擴張究竟應該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種因素約束，可以把握的原則是讓財政政策在貨幣政策作用不足的領域內發揮獨特作用。當貨幣政策已發揮出刺激需求作用時，可考慮壓低財政支出擴張度。

參考文獻

［1］李超.財政與我國金融穩定關系初探［J］.中國行政管理，2011（10）

［2］李.財政赤字觀和美國政府債務的分析［J］.經濟學動態，2011（9）

第3篇：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一、積極財政政策的局限性

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以社會上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閑置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依靠市場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運用國債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經濟資源的總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不斷擴張，資源的瓶頸約束遲早是會到來的。如果累計的財政赤字和累積的發債規模已經很大，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受慣性影響又收縮不下來，財政從金融市場籌集過量資金，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因此，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積極財政政策不可能長期實行下去，換句話說，從長期看，我們仍然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況且，從理論上說，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積極財政政策本來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短期性的總量失衡進行反周期調節，調控的對象主要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但從1998年以來，我國已經連續5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短時間內仍無法淡出，這個時間跨度顯然已經超出“短期”的范圍。

連續5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其實施的目標主要放在刺激投資需求上，也可以這樣說，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籌集來的國債資金，其政策導向是積極地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國民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由于我國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則相對緩慢。這種性質的投資，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資行為的推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它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將部分抵消財政政策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與此同時，財政投資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資，技改投資明顯減少，且銀行配套資金的貸款部分，也是以中長期貸款為主，因而造成流動資金的明顯不足，即長期資金“擠出”短期資金。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企業面臨“相對過剩”的市場環境，且它們的創新能力較低，在“低物價、高成本”的雙重約束下，絕大部分行業的利潤很低。這是當前難以啟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從防范財政風險，還是提高投資效率來說，我們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導型的投資路子，而是應當在穩定市場的同時，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有機結合，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使企業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實現有生命力項目的融資投資。所以，持續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途徑，是以增加政府投資來帶動和擴大信貸投資，以增加基礎產業投資來帶動和擴大其他方面投資，最終形成全社會“投資乘數效應”。

伴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因素，使得連續多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近40%的水平。與此相對稱，消費占GDP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連續多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從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特點看，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動力量。消費啟動是以家庭為支柱的消費性需求，投資啟動則是以擴大企業投資為支柱的生產性需求。雖然在全部投資中會有一定份額形成居民收入，但這并不會改變投資啟動的基本屬性，即投資啟動主要是著眼于擴大生產性需求。消費需求既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又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投資需求歸根到底是由消費需求派生出來的，在消費需求沒有明顯回升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動。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與經濟回升是不會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個百分點。從市場發展趨勢看，國內消費增幅確實出現令人不安的下滑跡象，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2002年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7%，增速同比提高10.1個百分點。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8.2%，投入和供給資源的增長明顯大于國內消費的增長。2002年4月末，城鄉居民儲蓄額高達近8萬億元，同比增長15%，其增速遠遠超出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反映出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國消費品價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來連續5個月同比出現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繼續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開始連續11個月出現同比下降。流通環節的生產資料價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來連續12個月出現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購進價格下降4.5%，降價幅度繼續擴大。所有這些都反映近兩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緊縮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進一步加深。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5年來，宏觀經濟運行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使得投資增長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怎樣才能使投資需求旺盛起來呢？關鍵在于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和經濟回升都是不會持久的。從中長期看，只有把投資建立在消費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擴大內需。消費的拉動歷來在我國GDP增長中占居主導地位，消費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拉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與淡出

自1998年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及調整稅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它是針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而采取的熨平經濟周期的調節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多久，不能以具體時間界限來確定，只能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和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態來確定。由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以需求管理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它是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以擴大政府財政赤字和增加債務為代價，不僅受到社會閑置資源有限性的制約，還受到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因而不可能一直實行下去。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必須具備如下幾方面的條件：

（一）通貨緊縮趨勢得到扭轉，物價實現一定幅度的正增長，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2002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雙雙走低。到6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已連續7個月出現同比下降，商品零售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生產資料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這種現象值得人們高度關注。

（二）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增強，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穩定增長，并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對政府財政投資依賴減弱。統計數據顯示，1996年以前我國民間投資一直保持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顯放慢是從1997年開始的，當年僅8.4%，增速比1996年的16%減緩近一半，此后的幾年間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增長比較快，而投資增長主要又是靠發行國債，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是，連續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這種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淡出，財政部長項懷誠也在2002年4月份的國務院新聞會上表示，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沒有其他投資來頂上，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會掉下來。誰來頂上呢？最關鍵是靠民營經濟。雖然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經濟效益差，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僅僅依靠國有經濟的效益來支撐經濟的長期發展是不可能的。

第4篇：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以社會上存在著一定數量的閑置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依靠市場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須依靠國家的力量，運用國債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經濟資源的總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不斷擴張，資源的瓶頸約束遲早是會到來的。如果累計的財政赤字和累積的發債規模已經很大，而擴張性財政政策受慣性影響又收縮不下來，財政從金融市場籌集過量資金，就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因此，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積極財政政策不可能長期實行下去，換句話說，從長期看，我們仍然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況且，從理論上說，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積極財政政策本來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短期性的總量失衡進行反周期調節，調控的對象主要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但從1998年以來，我國已經連續5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短時間內仍無法淡出，這個時間跨度顯然已經超出“短期”的范圍。

連續5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其實施的目標主要放在刺激投資需求上，也可以這樣說，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籌集來的國債資金，其政策導向是積極地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國民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由于我國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則相對緩慢。這種性質的投資，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資行為的推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它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將部分抵消財政政策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與此同時，財政投資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資，技改投資明顯減少，且銀行配套資金的貸款部分，也是以中長期貸款為主，因而造成流動資金的明顯不足，即長期資金“擠出”短期資金。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企業面臨“相對過剩”的市場環境，且它們的創新能力較低，在“低物價、高成本”的雙重約束下，絕大部分行業的利潤很低。這是當前難以啟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從防范財政風險，還是提高投資效率來說，我們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導型的投資路子，而是應當在穩定市場的同時，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有機結合，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使企業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實現有生命力項目的融資投資。所以，持續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途徑，是以增加政府投資來帶動和擴大信貸投資，以增加基礎產業投資來帶動和擴大其他方面投資，最終形成全社會“投資乘數效應”。

伴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因素，使得連續多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近40%的水平。與此相對稱，消費占GDP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連續多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從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特點看，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動力量。消費啟動是以家庭為支柱的消費性需求，投資啟動則是以擴大企業投資為支柱的生產性需求。雖然在全部投資中會有一定份額形成居民收入，但這并不會改變投資啟動的基本屬性，即投資啟動主要是著眼于擴大生產性需求。消費需求既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又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投資需求歸根到底是由消費需求派生出來的，在消費需求沒有明顯回升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動。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與經濟回升是不會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個百分點。從市場發展趨勢看，國內消費增幅確實出現令人不安的下滑跡象，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2002年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7%，增速同比提高10.1個百分點。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8.2%，投入和供給資源的增長明顯大于國內消費的增長。2002年4月末，城鄉居民儲蓄額高達近8萬億元，同比增長15%，其增速遠遠超出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反映出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國消費品價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來連續5個月同比出現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繼續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開始連續11個月出現同比下降。流通環節的生產資料價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來連續12個月出現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購進價格下降4.5%，降價幅度繼續擴大。所有這些都反映近兩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緊縮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進一步加深。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5年來，宏觀經濟運行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使得投資增長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怎樣才能使投資需求旺盛起來呢？關鍵在于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和經濟回升都是不會持久的。從中長期看，只有把投資建立在消費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擴大內需。消費的拉動歷來在我國GDP增長中占居主導地位，消費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拉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與淡出

自1998年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及調整稅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它是針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而采取的熨平經濟周期的調節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多久，不能以具體時間界限來確定，只能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和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態來確定。由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以需求管理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它是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以擴大政府財政赤字和增加債務為代價，不僅受到社會閑置資源有限性的制約，還受到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因而不可能一直實行下去。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必須具備如下幾方面的條件：

（一）通貨緊縮趨勢得到扭轉，物價實現一定幅度的正增長，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2002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雙雙走低。到6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已連續7個月出現同比下降，商品零售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生產資料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這種現象值得人們高度關注。

（二）國內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增強，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穩定增長，并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對政府財政投資依賴減弱。統計數據顯示，1996年以前我國民間投資一直保持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顯放慢是從1997年開始的，當年僅8.4%，增速比1996年的16%減緩近一半，此后的幾年間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增長比較快，而投資增長主要又是靠發行國債，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是，連續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這種積極財政政策應該淡出，財政部長項懷誠也在2002年4月份的國務院新聞會上表示，中國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沒有其他投資來頂上，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會掉下來。誰來頂上呢？最關鍵是靠民營經濟。雖然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經濟效益差，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僅僅依靠國有經濟的效益來支撐經濟的長期發展是不可能的。

第5篇：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作者簡介:賈　康(1954-),男,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摘　要:本文分析了宏觀間接調控所主要依仗的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異同及協調配合的必要性,提出財政政策側重于調結構和貨幣政策側重于調總量的分工,并具體討論了在國債、財政存款、外匯儲備等“結合部”領域的合理協調,最后強調了優化我國兩大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問題。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7-0003-05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首先,調節的范圍不同。財政收支及其政策體現政府職能的各個方面,其調節范圍不僅限于經濟領域,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貨幣政策主要處理商業性金融系統功能邊界內的事務,其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當然,可以由經濟領域間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其次,調節的側重點不同。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與結構發生調節作用,但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帶有更為強烈的結構特征,因為財政收入按不同項目與不同規定來組織,可以直接調節不同地區、部門、企業及個人的收入水平,財政支出按資金性質與用途來安排,可以直接調節產業結構、部門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財政政策對總量的調節,則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數作用影響社會總資金運動的全局。反之,貨幣政策相對財政政策而言帶有更為鮮明的總量特征,因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都要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貨幣購買力,中央銀行作為唯一能夠直接管理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部門,正是運用貨幣政策對之加以調控;同時,商業性金融信貸自身的市場化經營原則要求銀根松緊的變化大體一視同仁地覆蓋其全部資金運動,貸款差別利率等旨在區別對待不同產業、行業、企業、項目等以調節結構的手段,只能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和發揮作用,并將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日趨有限。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反周期波動、收入公平分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固然都服務于這一系列目標,但由于上述側重點的不同,各自對于不同目標的作用,便有所區別。比如,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穩定物價方面,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則排在首位。

第三,調節的手段不同。財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稅收、預算支出、公債、財政補貼、貼息等,貨幣政策所憑借的手段,則主要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安排等。

第四,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功能空間不同。例如,人們可以把貨幣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經濟之車上面的繩子,認為當經濟向上步入通貨膨脹時,它可以拉住其別走太遠,但當經濟處于通貨緊縮而無力向上爬坡時,它卻無法推動。這種比喻形象地描繪了不同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差異。一般而言,貨幣政策長于應對通貨膨脹階段的問題,而財政政策在應對內需不足、解決通貨緊縮階段的問題時更具優勢。我國1998―2002年間政策實踐中的調控效應,與凱恩斯理論中關于蕭條階段財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第五,兩大政策所調控的資金所遵循的經濟運行機理不同。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商業性金融資金是按照追求微觀直接效益(利潤)目標的市場原則展開競爭的,只愿意“錦上添花”,即按照商業化原則投向盡可能高收益、低風險的領域和狀態良好的企業,這對于商業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與此不同,財政政策下的資金運作在承認市場一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并且應該超越微觀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長遠、綜合、宏觀、社會的效益,財政政策可以和必須在關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最后,政策的時差與調節的時滯不同。政策時差,是指決策機關從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到實際上實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在財政政策的制定與修訂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批準這樣一整套程序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時差較長;而貨幣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備較強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人數不多的高級決策層所制定,其時差較短。調節時滯,是指政策從其調節動作的發生到調節效果的顯現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運用某些強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時滯較短;而貨幣政策則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間接手段作用于調節對象,其時滯長于財政政策。

正是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點和側重點,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取長補短。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WTO以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

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 2003年以后,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 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當前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的工作。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

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四、關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的結合部,加強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一)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余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制約,因此, 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于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 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我國現階段在趨于過熱的情況下,央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松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緊,來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國債“余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二)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于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征是前11個月存款余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每年的12月份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

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財政收支規范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沖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信息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并提前消化財政存款余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三)外匯儲備領域

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 15 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并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于國”或者說是藏匯于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運行壓力,有利于在總體上降低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沖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于國家結合藏匯于企業、藏匯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配合及其宏觀調控的水平。

五、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邏輯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第6篇：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在1998年第1季度后，經濟發展的宏觀統計數據一出來，政府遂決定增加投資，擴大內需。在貨幣政策效應不理想的情況下，考慮更多運用財政政策實施擴張。1998—2003年期間，財政政策以增加財政支出為主進行宏觀調控，以帶動民間投資、促進社會消費和擴大出口潛力，以此實現拉動社會總需求，達到拉動經濟增長的目的；通過增發長期國債來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調整稅收政策來擴大出口，吸引外資，減輕企業負擔。與此同時，增加社會保障、救災和科教領域的重點支出，并作出了支持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戰略部署。第二輪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仍然以擴大內需為主要目的，4萬億主要用于投資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災后恢復重建等項目上。后經過兩次調整，基建項目和生態環境工程建設項目方面投資比重有所下降，用于醫療衛生和文化教育事業和農村民生工程建設項目資金所占比重有了較大幅度的上升。

2政策效果分析

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對拉動經濟增長、保持平穩發展態勢作用明顯。從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間，GDP增長率分別為7．8％，7．6％，8．4％，8．3％，9．1％，10％，10．1％；有效擴大了對外出口和消費需求，實現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1999－2003年間，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由6．8％上升到25％；出口商品增長率也處于6．1％～34．7％之間，說明雖面臨通貨緊縮狀況，積極財政政策給我國乃至亞洲經濟都帶來了正面的影響。第二輪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將處于低迷期的經濟拉回到平穩較快增長軌道，2009年GDP增長率達到9．2％，2010年為10．3％，2011年達到9．3％，2012年也保持了7．7％的增長率，居民消費需求也呈現逐漸擴張態勢，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的情況看，2009年以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均保持了14％以上的增長速度，特別是2010年增速達到了23．3％。政政策實施期間，固定資產年投資額與遞增率均呈現上升趨勢。拉動經濟增長，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推動西部大開發邁出實質性的步伐；特別是2008年后，4萬億元投資計劃的付諸實施，使得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加快，2008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25％，2009年則達到了30．1％，為199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3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問題分析

3．1赤字問題

赤字財政政策是在經濟運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項短期政策，在短期內，社會若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閑散資源并未充分利用時，財政赤字可擴大總需求，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刺激經濟回升。但財政赤字也可能增加政府債務負擔，引發財政危機。從1998年的第一輪財政政策實施以來，財政赤字問題一直存在。1998年至2002年連續5年財政赤字年年遞增，2002年更是達到了3149．51億元。2008年以來的第二輪財政政策實施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從1998年到2012年的15年間，只有2007年財政是盈余的。這反映出以中央財政投資性支出為引導，地方投資性支出為配套的財政支出規模的擴大直接導致了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另外，赤字財政政策還可能誘發通貨膨脹，進而引起社會動蕩。

3．2經濟結構失衡問題

可發現我國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期間的GDP與一、二、三產業之間的關系特征：首先，第一產業比重在下降，而第二、第三產業比重在上升；其次，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增長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第三，我國目前產業結構中第一、第二產業比重偏高，第三產業偏低，且內部結構不合理、效率偏低。而2005年美國的三大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20．4％和78．6％。自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部分是依靠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的，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在2012年更是達到了70．23％。國家發改委的資料證明，2008年以來的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資金投入安排中，用于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電網改造的資金安排占總資金的比重達到了37．5％，而用于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的資金比重只占3．75％，這樣一種偏向于基礎建設和重工業的投資方式，強化了產業結構失衡與經濟發展方式粗放問題。

4對策及建議

4．1國外經驗借鑒

4．1．1美國奧巴馬經濟振興計劃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出現了銀行倒閉風潮，并且危機到了實體經濟。國內生產總值下滑，失業率持續上升，自2008年8月以后，CPI和PPI變化率皆表現為緊縮狀態。鑒于經濟快速下滑，奧巴馬政府于2008年12月提出了經濟振興計劃的初步方案。主要包括：大規模改造聯邦政府辦公樓、大力投資公路和橋梁建設、大規模改造學校硬件設施、安裝節能系統、在美國各地推廣寬帶網絡應用、改善醫院等設施等5個方面。另外，奧巴馬政府在2013年年初調整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確保經濟平穩運行。

4．1．2歐盟聯合應對策略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盟采取了許多措施進行應對。財政政策方面，采取了直接作用于歐盟經濟、擴大內需的財政相關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則注重協調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盡量將各國政策措施納入統一框架，以整合全歐盟資源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從2008年至今，歐盟的財政相關政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8年至2009年末金融危機發生并不斷惡化，歐盟在這一階段將政策重心放在大規模經濟刺激上；第二個階段是2009年末希臘發生債務危機及隨后出現的歐債危機，歐盟將政策重心放在救援債務危機國家和建立安全網；第三個階段是2012年至今，歐盟將政策重心放在強化財政紀律上。

4．1．3俄羅斯穩健財政政策俄羅斯普京政府實行中性穩健的財政政策，利用減稅來促進經濟增長、財政收支平衡、穩定財政。并設立財政穩定基金，將政府在資源豐沛期獲得的一部分“超額”收入存儲起來，以備資源枯竭時使用，以便化解財政收支不可持續性帶來的財政風險，保持政府預算長期穩定。出于這一目的，俄羅斯于2004年開設穩定基金。短短幾年內，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攀升為俄羅斯穩定基金帶來了豐厚的收入。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全球蔓延、世界經濟全面下行的情況下，儲備充沛的俄羅斯穩定基金有效發揮了抑制經濟波動、減緩經濟衰退、加速經濟復蘇、保障國家預算平衡、防范財政金融危機發生的積極功效。

4．2幾點建議

第一，慎用赤字財政政策，特別是連續使用。政府采用可持續積極財政政策發行國債擴大政府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但從中長期來看，正向的政策效用不一定大于逆向效用，也不會總是可持續積極的。因為赤字財政政策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但閑置資源畢竟有限，長期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超過經濟承受能力，會導致經濟過熱，引起通貨膨脹。故而，采取赤字財政政策必須審時度勢，謹慎而行，政策調整要留有余地和空間。第二，權衡短期與中長期發展，調整財政收支結構，積極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從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結構調整考慮，調整財政政策，努力改變我國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投資、出口、內需三駕馬車共同拉動的局面，帶動服務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對固定資產投資進行系統規劃，進行全面績效管理。增加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實質上擴大內需，以解決民眾的后顧之憂，從而帶動消費拉動內需，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內需不足的問題。第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為財政政策運行營造良好的體制環境。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方面的積極性，要完善金融市場體系，落實金融監管改革措施和穩健標準，完善監管協調機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等，增強財政可持續性，為可持續積極財政政策的運行營造一個良好的體制環境。

5結束語

第7篇：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內需結構；調控

一、調整內需結構性失衡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財政貨幣政策對于內需結構調整的作用，必須要對投資、消費與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然而這些經濟量之間是一種動態變化關系，基本不可能給出一個明確的因果關系。但我們可以利用已有的歷史數據，分析不同經濟量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在什么時候發揮作用和在市場中所能夠持續作用的時間長短。所以本文將建立一個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對于投資需求以及消費需求的影響程度，并研究宏觀經濟政策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旨在能夠為宏觀經濟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提供可信的結論以及合理的解釋。

所謂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歸模型。該模型實質上是對被解釋變量與自身、其他被解釋變量之間，若干周期所滯后的值進行回歸。在VAR模型中，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區別，所以利用該模型可以準確的分析任意一類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與模型中其他類型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影響程度，以及這些經濟變量之間所存在的相互動態作用。

二、解決內需結構性失衡的財政政策措施

財政政策具有著非常廣泛的結構性調控手段，但是因為我國財稅政策體系的不完善，使得財政政策在治理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中并未發揮其應用的作用，達到應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節就針對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提出幾點財政政策的改善意見。

（一）實施反周期糧食補貼增加農民收入

雖然我國農村消費需求在近些年有著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是增幅還是比較低。加之我國長期以來農民收入水平低、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因素，消費需求持續增長困難重重。只有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才是解決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問題的關鍵，才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問題的關鍵。早在2004年，我國政府就對重點地區、重點糧食品種實行了最低收購價政策，以保證糧食生產安全，穩定糧食市場，增加農民收入，切實保護農民的實際生產生活利益。但通過這些年的實施效果上看，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最低收購價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農民收入預期，但同時也弱化了糧食產量與糧食價格之間的關聯性，特別是在糧食豐收的年份，政府財政支出的負擔過重；第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國有糧食企業，收購的主體非常單一，造成了糧食國有庫存對社會庫存的擠出效應，大大削弱了社會庫存對市場供求的調節能力；第三，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全國各地的國有糧庫，這就勢必會導致區域性的糧食價格差距較大，大大局限了農民受益范圍。所以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必須要不斷地完善糧食補貼政策，實行反周期性糧食直接補貼政策。該政策是以糧食市場價格與目標價格的偏離調整作為政策作用機制的，當糧食市場價格高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在任意的糧食企業銷售糧食；當糧食市場價格低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仍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銷售糧食，國家啟動補貼機制，直接向農戶補貼差價。這樣就更利于發揮市場機制的導向作用，更有利于農民增收。

（二）完善稅種結構增強其經濟調節功能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一種，在宏觀經濟調控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國的稅種設置，對于調控內需結構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必須要對現有稅種及征收手段進行改革，以增強稅收政策的適應性。

第一，改革增值稅制。我國當前所執行的生產性增值稅，存在著企業固定資產重復征稅的問題，這對于企業的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對處于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企業而言，生產性增值稅會大大降低企業參與技術革新的積極性。所以必須要盡快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擴大增值稅征稅的范圍，避免產業營業稅與增值稅稅基爭奪問題的出現，有效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大力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于解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作用不明顯，高收入人群所執行的個人所得稅申報制度，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所以我國個人所得稅應該實行家庭征收制，這樣不僅能夠擴大稅收的稅基，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的清除應稅人稅外收入征管盲點。

第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當前我國財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現為：經濟建設型財政支出傾向明顯，政府財政投資效率較低。要想解決我國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必須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發揮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務事業的建設支出力度，推進基本醫療保障體制的建設，促進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逐漸均等化。政府投資雖然能夠一定程度上拉動我國經濟，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財政支出上效果畢竟有限，政府必須要最大限度的發揮政府性資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為目標的投資方式。

（三）重視銀行間債券市場資本屬性增強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

銀行間債券市場是傳導貨幣政策的關鍵環節，央行在實行貨幣調控政策時，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業務回購，吞吐基礎貨幣，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情況，實現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針對于我國當前內需結構性失衡的情況，央行所實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再貼現率調控政策效果并不明顯。所以，央行在今后貨幣政策的制定中應該更多去考慮銀行間債券市場屬性的變化，分析該變化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效力的影響程度，通過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發揮利率在資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斷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影響程度，實現貨幣政策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高效傳導。

參考文獻：

[1] 蔡志遠. 財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學，2012.

第8篇：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一、我國宏觀調控體制

我國的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礎，主要借鑒與西方經濟學中關于宏觀調控的相關知識，包括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大經濟學派，使我國從分認識到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的相互關系，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很大的參考意義。

我國宏觀調控體制主要是指我國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整體管理，從經濟發展的全局利益和整體利益考慮，通過各種手段，主要運用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對于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管理和控制，促使經濟運行總量與結構的優化，從而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二、我國宏觀調控的作用

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最為有效的方式，自身也存在著很多制約因素，有著很多無法通過自身調控的不足，例如市場調節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市場調節的無效，對于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產生很大波動，對于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資源的市場配置無法充分發揮。同時，一些深層次的問題，無法運用市場經濟手段來調整，如一些公共產品和服務，區域發展出現的不平衡現象，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等問題。所以，在發揮市場在配置的作用時，必須進行從宏觀上進行調控，才能彌補市場經濟自身的不足，使市場經濟能夠持續穩定健康發展，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從我國體制來說，共同富裕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奮斗目標，這就要求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國家要起重要的引導作用，通過科學的調控分配，保證經濟平穩發展的同時，保證經濟發展的效益，促進社會的更加公平。當前，雖然我國市場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但還處于初級階段，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經濟運行中仍有很多問題存在，這就需要宏觀調控來解決相關的問題，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實施宏觀調控中，要不斷改進和修改，結合實際情況，適應新環境的變化要求。

三、我國宏觀調控的具體措施

1、適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針對我國目前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通過制定適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會取得很大的成效。對于部分行業出現的投資過熱、行業結構不合理、通貨膨脹等問題，政府應該通過提高準備金率、減少貨幣供應量、消減財政赤字、減少地方債務發行規模等措施，達到對行業不合理的盲目投資問題的治理，從而道道經濟結構的優化，是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在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要注重二者的配合，強化貨幣政策對刺激總需求和調整總供給的作用。

2、及時調整財政政策。通過對財政政策的調整，改善社會人員就業狀況。目前，我國存在勞動力充足過剩現象，對于嚴峻的就業形勢，我國政府應根據實際情況，對財政政策及時調整，改善就業難現象。具體可以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建立針對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培訓，提升技能，保證資金的專項專用，保障未就業人員得到技能培訓；還可以與相關部門協商，設立專門的資金，鼓勵和重點扶持一些對社會就業貢獻較大的企業，并提供信貸支持，幫助企業不斷發展，并能逐步增加就業人員。最重要的話，通過財政政策的調整，達到以促進就業為主，失業保障為輔。

3、推進稅收制度改革。通過稅收制度的改革，是社會更加公平。當前，我國稅收主要針對生產和經營環節，整體的稅收制度還不夠完善，在社會公平方面發揮的作用相當局限。政府應該深化對稅收制度的改革，完善相關的稅收體系，對收入進行合理的再分配，縮小當前社會巨大的貧困差距，使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4、加強金融體系建設。對于金融體制，一方面是改革，一方面是完善，通過對體制進行深化改革，促進市場體制的建立和二元結構的調整，保證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和穩定性，為宏觀調控打下堅實的基礎，使宏觀調控的作用通過政策的引導，順利傳遞到微觀主體上，保證調控的效果。

5、制定科學的產業政策。通過對產業政策的合理制定和引導，保證產業發展的正確性，防止盲目跟風、重復投資現場的出現、產業政策的制定要包括很多方面，如產業結構、產業規劃等內容。對于產業發展過程出現過快過熱的情況時，可以積極運用金融和財政政策，合理控制，達到合理發展范圍內。并通過科學的政策引導，把握產業發展的方向，使整個產業體系更加科學合理。

6、注重區域間資源互補。政府應該針對各區域的特點，進行優勢互補，使整體得到協調發展。目前，我國各區域間存在很大的差異，中西部地區相對于東部沿海地區落后較大，但近年來，各地都紛紛上馬很多項目，和地方財政相結合，區域間的競爭更大，而合作較少。針對這種情況，中央要及時控制把協調，防止地方盲目過分發展，可以在政策方面對中西部進行相應的扶持，引導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進行合作，實現資源互補和共享，縮小區域差異，實現協調共進發展。

第9篇：財政政策的局限范文

關鍵詞： 宏觀調控，政府制度，政策效應

當前，我國雖然由于部分行業投資擴張較猛，但我們的勞動力不緊張，失業率還在增長；資金不緊張。銀行存差很大；生產能力不緊張，大部分特別是制造業、 工業 消費品能力寬松甚至過剩，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大約為9%-10%。現在實際增長率僅及潛在增長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過碰到的瓶頸制約應當引起重視，因為它 影響 發展 的全局。本文依據 現代 宏觀經濟學理論，淺談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實施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應

從宏觀開放經濟的角度來看，在“蒙代爾不可能三角”中，中國政府選擇了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或加速放松資本管制)的某種結合。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出現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或兩者之和為順差)，本幣匯率將會升值并導致經常項目逆差減少和國際收支平衡的恢復。

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為消除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中央銀行必須買入外幣賣出本幣。流通中本幣數量的增加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壓力的增加。如果經濟處于通貨收縮時期，中央銀行可以不必對增加的貨幣供應進行對沖。但是，對于一個存在結構性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來說，當經濟處于通貨膨脹(或出現通貨膨脹危險)時期，中央銀行維持匯率穩定的目標與中央銀行克服通貨膨脹的目標往往發生矛盾。

為了防止(或抑制)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必須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如果要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中央銀行就必須對因干預外匯市場而釋放出的貨幣增量進行對沖。但是，任何國家中央銀行的對沖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實上，早在中國經濟走出通貨收縮之前，為了控制貨幣供應的增長速度，人民銀行就一直在從事對沖操作。經過多年的對沖操作之后，人民銀行已面臨“無(國債)券可用”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推出了“央行票據”這一 金融 工具。但由于商業銀行對央行票據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這種 方法 也無法無限使用。當然，基礎貨幣數量的變化、銀行信貸的變化和廣義貨幣數量的關系是復雜的。基礎貨幣的增加并不一定導致貨幣供應量的相應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額準備金，商業銀行隨時都可以相應增加信貸發放，從而導致通貨膨脹形勢惡化。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

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 企業 )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可從兩方面來 分析 ，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

當前的中國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脫胎而出的，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不是以市場交易為基礎的，整個 社會 被組織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單一企業。在那里，信用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微不足道的輔手段，以避免資源配置的自發性為理由，企業之間的商業信用是被嚴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

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 自然 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

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 影響 ，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 自然 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 經濟 的更不穩定。

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 政治 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

二、宏觀調控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影響

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

在 現代 西方宏觀經濟 理論 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 發展 ，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 分析 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

在大多數發展 中國 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

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

目前 ，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 問題 ，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三、把握宏觀調控政策應弄清楚的幾個問題

基于以上的分析，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做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