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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抗震救災精神的內涵范文

多年的發展表明，要建設防災減災類高水平大學，培養高質量的主打地震系統的人才，就需要有一流的、富有防災特色的校園文化提供精神支持，而建設彰顯防災特色、弘揚抗震精神的校園文化則是防災科技學院校園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特色為先 抗震精神與防災特色校園文化建設

高校不但是學習專業知識的場所，更重要的是育人的陣地。高校學生生理、心理尚未成熟，可塑性大，辨析能力差，很容易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因此校園文化作為一種環境教育力量，對學生的健康成長有著巨大的影響。為此，學校領導班子指出，校園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鮮活載體，它的目標在于創設一種氛圍，以期陶冶學生情操，構建學生健康人格，全面提高學生素質。

人本精神是防災特色校園文化建設的首要內容 汶川地震讓所有人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抗震救災就是對人性關懷的最簡單的表現。在以防災減災為培養專業的防災科技學院，能夠展現和踐行校園文化的最簡單形式，就是要在師生員工中牢固樹立一種價值觀：人的生命是無上的，對人性的關懷、對生命的珍重是一切價值的起源。因此，生命教育和生存教育是以人為本的抗震精神在校園文化建設中的出發點。防災科技學院應該比其他任何高校更加重視校園文化中生命和生存教育的倡導和形成。引導師生員工肯定并尊重自己的生命價值，也要讓他們認識到任何傷害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行為都是對人的價值的踐踏，更要讓他們建立起“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大愛精神，這種大愛精神的倡導，無疑又超越了尊重生命、尊重人的價值的人本精神，更是一種無私奉獻的展現人性本善的人性教育。

堅守抗震精神的文化價值，鞏固防災科技學院校園文化建設的道德教育功能 實踐中，學校抓住抗震救災精神建設的契機，對師生展現出的高尚精神與可貴品質進行因勢利導，積極開展以弘揚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為重點的思想政治教育，弘揚高尚師德，彰顯人文關懷，為推進和諧校園、和諧社會建設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豐富抗震精神的時代感，提升防災減災教育的時代認同力 抗震精神是一種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在這種精神中，公民國家責任意識高度增強，社會應急管理方式和災難救助方式的不斷創新，顯示了人們科學理性與公開自信的高度統一。這種精神還體現了開放、合作、科學、民主、發展、和諧的時代精神。防災減災教育要體現其自身的創造力，必須在校園文化建設中著力抓好師生員工的危機意識、責任意識，加強學生創新、自信、合作、和諧精神素質的培養。這些素質的獲取，沒有與之配套的校園文化的建設是無法完成的。

與時俱進 防災特色校園文化建設創新成果顯著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防災減災教育事業將會有更加光明的前景，任重而道遠。作為一所行業背景清晰、特色鮮明的高校，在已經形成的獨特鮮明的風格和文化中，防災科技學院在防災抗震精神的引領下，創造性地建設具有時代精神、抗震精神的特色校園文化，主要創新成果如下：

弘揚抗震精神，發展行業文化 一是傳承抗震精神，構建防災文化。在已經形成的“崇德博智、扶危定傾”的防災校訓的指導下，學校經歷兩次搬遷、三次創業，形成了“仁愛、嚴謹、儉樸、擔當”的防災校園精神，它應對了防災辦學的格局，為學校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抗震精神的及時傳播，又為學校校園文化的構建提供了充足的文化源泉，防災科技學院師生員工秉承抗震精神，以構建富于人文精神和人性關懷的防災文化為切入點，實現防災科技學院校園文化建設的基本內涵，并賦予它堅實的實體內容。

二是突出“防災”文化氛圍。防災科技學院是以地震學科為主體的高校，地震科學是學校的一大特色。加強地震科學文化建設能夠激發廣大學子的自豪感，樹立獻身地震科學事業的志向。

這種文化氛圍凸顯了防災減災的特色，學校的專業設置特點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培養什么樣的人和如何培養人，以防災科技學院校史館的建立為例，校史館集中展現了我國地震科學建立和發展的軌跡和歷史，以詳細的資料和實物展現了防災科技學院的發展歷史，尤其突出地介紹了防災科技學院為中國的地震科技事業作出的巨大貢獻以及地震行業的一系列英模事跡等。

強化地震元素，彰顯張衡文化 發揮校園自然景觀的育人作用，寓教于景，環境育人。

自然景觀屬于校園物質文化建設，在學校標志性建筑物的設計、人文景觀的設置等方面，防災科技學院注重整體規劃，合理布局，與學校整體辦學思路和諧、一致。原來學校只有噴泉公園和5號教學樓前的小公園，近幾年，學校加大了校園自然景觀的建設，先后整頓和維修了校園馬路、草坪，更是重新設計并建設了一個以張衡地動儀為主題的主題雕塑公園。

這個主題公園醒目地建在主教學樓前，每年新生入校時，它是主要的迎新場地，對于所有防災學生和家長而言，都是一個無聲的鼓勵和引領。對于5號教學樓前的小花園也重新改造，從全國的地質遺址和地震遺址運來標志性的礦石等地震元素實物，重新裝扮整個校園。校園的整個自然景觀環境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

強調突出“精神和引領”，全員共同參與校園文化建設 由于防災科技學院位于北京邊緣的類似城郊地帶，是在沒有任何人文北京和文化底蘊的“文化沙漠地帶”建立起來的，雖然有不斷新建的教學樓、實驗樓、圖書館、學生宿舍等富于現代氣息的建筑，但缺少沉淀防災辦學歷史、包含防災校園文化精神、并能潛移默化影響和感召全員師生的標志性校園物質文化載體。

因此，防災學院師生在建設防災特色校園文化中，結合防災地震科學的特點，大力加強地震科學特色校園文化建設，形成以“地震科學”元素為基點，以抗震精神為核心，以校園文化活動為載體，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立體化的校園文化體系，培養出以抗震精神為引領的地震科技人才。

第2篇：抗震救災精神的內涵范文

在汶川大地震中，無數人以實際行動譜寫了職業精神的壯歌，同時也引發了我們對職業精神這個話題的思考。

職業精神的精髓是什么？什么時候需要發揮職業精神？《職業》雜志記者采訪了柏安基業咨詢總監、職業規劃師講師及資深測評專家蘇尚華先生，國內首家單身女性網創辦者/CEO、玫瑰科技文化公司總裁、心理咨詢師陶思璇女士，知名企業人力資源實戰家王崢女士。

職業精神以崗位、客戶所需為先

什么是職業精神？王崢女士認為，職業精神就是與人們的職業活動緊密聯系、具有自身職業特征的精神。作為某項事業的從事者，盡最大的努力完成自己份內的責任，并把自己的人格融進職業生命。職業精神主要包含職業理想、職業態度、職業責任、職業技能、職業良心、職業信譽、職業作風、職業紀律。其實踐內涵體現在敬業、勤業、創業、立業四個方面。在近期發生的我國汶川特大地震中所涌現的無數抗災英雄，就是對社會主義職業精神的最有力的佐證。

具備職業精神的人應當以崗位為先、客戶為先，以他人的需要為先；而沒有職業精神的人則更多考慮的是“我”（自己）的需要。蘇尚華認為，如果一個人具有職業精神，那么他（她）

心中肯定是有愛的，并認同自我和職業需求。正因為他愛他的職業，因此他會愿意為這個職業去付出，就像“因為我喜歡，所以我愿意”一樣。我們知道，愛可以超越興趣層面，而且最易在災難來臨時凸顯出來，它并非憑空而生，而是一直深藏人們心中。

職業精神的內涵是“愛”

現在許多人做事沒有用“職業精神”去做，只是在機械地“做”事。缺少職業精神的人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只愛自己，不愛工作崗位，不愛領導、同事、客戶。而有職業精神的人愛自己的崗位、愛社會，愿為大家服務，知道自己存在的價值就是為需要自己的人服務。簡單地說，沒有職業精神的人是為“自我”存在的。就像在災難面前，自己逃命無可非議；但同樣是職場中人，在災難面前卻表現出一種舍棄“小我”的“大愛”，這種“大愛”就是職業精神，“大愛”告訴他們，還有更多的人等待他們，需要他們。如在這次抗震救災中，戰斗在賑災一線的無數戰士、醫生護士、教師、警察、媒體記者等，他們堅守崗位，履行職責，對崗位、對職業、對社會、對人民表現出無私的“大愛”。還記得，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策劃，江蘇省地震局、江蘇省科學技術協會等單位聯合突擊編寫了《地震應急防護手冊》，從5月 13日開始策劃到 5月 16日印刷裝訂，撰稿專家和出版社編輯連續奮戰 72小時，以最快速度完成了這一神圣任務，免費發送到抗震一線的軍民手中。這些都表現出了職業人崇高的職業精神和職業道德。

三舉措培養職業精神

作為職場人，要學會敬業、重業，尊重這個職位、這份工作，并為這份工作付出相應的努力和勞動。那么，職業精神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后天培養的？專家們一致認為，主要還是依靠后天的進一步認知與培養。

怎么培養職業精神？陶思璇認為，職業精神可以后天培養，但是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并且要有一個法制相對健全的社會環境。比如，從小就從生活細節上去培養孩子的責任心，要他（她）明確責任的界限和承擔。只有這樣，長大了他（她）才會有工作上的責任感。責任是一種品質，會貫穿始終。你不可能要求一個從小沒有一點責任意識的人，長大以后會突然有了責任心。這是違背自然規律的不合理的要求，也是家長和社會在推卸自己的責任。如果要孩子們學會承擔責任，我們自己就要首先做到勇于承擔自己的責任。

如何對職業精神進行提升和加強？王崢女士認為，主觀上要對職業、職業精神有良好的認知。要懂得尊重，尊重社會、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選擇。

蘇尚華表示，首先要培養愛心，愛心表現在工作中更多的是一種服務意識、團隊精神、協作意識。你不喜歡自己的工作、同事和客戶，那你是絕對沒有職業精神的。

第3篇：抗震救災精神的內涵范文

一、抗震救災中對待生命的矛盾態度

汶川大地震使數百萬人的家園被毀，近十萬人命喪無常。在救援過程中，對生命的珍視與關愛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價值準則。在初期的救援工作中，總理指示：最要緊的是搶救生命；我們要盡百倍努力，絕不要放松；廢墟下哪怕還有一個人，我們都要搶救到底！這些救災的指示或原則體現了生命的至高價值。在盡可能多地救人之后，國家又史無前例地為遇難同胞舉行了3天國悼，降半旗致哀，體現了對這些身處偏遠山區的普通民眾生命的尊重。因此，珍視生命與關懷生命是地震之后生者感同身受的重要價值取向。

在抗震救災中，我們看到了珍惜自己的生命與關懷自己的生命的人。他們堅信，個人的生命價值高于一切。他們認為自己從來不是一個勇于獻身的人，只關心自己的生命，并認為對于別人的生命沒有責任和義務去珍惜和關懷。

但是我們在抗震救災中也看到了太多太多以生命拯救生命的人。有徒步急行軍、乘沖鋒艇逆流而上或從高空危險空降進入與世隔絕的災區的軍人；有冒著泥石流、山體滑坡危險搶修生命線的軍人和工程人員；有至死用身體護住學生的教師；有用死換回孩子生存希望的父母；有不懼余震危險營救同學和老師的學生；有不怕瘟疫在酷暑下消毒的醫療工作者和士兵；有不畏余震，自發來援助的志愿者；等等。他們也珍惜自己的生命、關懷自己的生命，但災難來臨，他們首先珍惜的是他人的生命，關懷的是他人的生命。

二、一種民族精神角度的解釋

這種對待生命的矛盾態度引出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問題。為什么有人愿意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別人的生命？為什么有人不愿意這樣做呢？一種合理的回答就是民族認同與民族精神。[1]

多難興邦！汶川大地震激發了我們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引爆了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許多媒體都認為，震驚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國人在面臨災難時所顯現的民族精神――災難激發出了善良、勇敢、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在以往任何災難中都未曾看到過像中國這樣的舉國動員的能力、勇往直前的決心和強大的團結互助的精神。[2]這種民族精神體現在各個方面：罕見的志愿者服務，排長龍的獻血、捐款、捐物，哀悼日里“汶川挺住、中國加油”的高呼，等等。而且這主要發生在被認為是自私、注重物質享受的年輕人身上。毋庸置疑他們身上仍然蘊藏著中國青年自古以來的愛國熱忱。這種民族精神重視人的價值，其實就是重視生命的價值；這種民族精神就是不屈不撓、團結互助的精神，它的力量保護著這個民族里個體的生命，而這個民族也得以生生不息。

這次災難讓我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民族認同的力量。救援的軍隊、群眾、醫生、教師、學生、海外同胞都感受到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在這次抗震救災中，通過媒體的文字、圖片和視頻的報道，全國人民形成了一種想象的“共同體”意識，一種“我是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感，感受到我們與“同胞”在一起。我們舉全國之力來援救災區的同胞，并支持他們的災后重建：而災區同胞也感到外邊有人關心他們。于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鼓勵幫助著他們，也鼓舞著他們繼續新生活的信心與希望。

因此，共同的觀念――“我們”，使得人們愿意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別人的生命。我們都認識到了應珍視與關懷生命，同時我們珍視和關懷的是“我們”中的一員的生命，而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主義情感都是緣于這種對于“我們”的生命的珍視與關懷，于是，個體生命與民族精神統一在了這種生命彼此的共生與互助之中。

三、人的文化生命

正是因為這種民族精神和民族認同，使個體超越了自然生命觀，也讓人認識到，人的生命本質是一種文化生命。

生命是什么？這是個復雜的問題。簡單地說，生命是一種活動著的特定有機體，能夠呼吸，需要搏動，需要探尋周圍的世界。擁有這些自然生命的特征的人，同時擁有意識和思想，因而在生命擴張過程中逐步認識到，每個人的生命擴展都需要考慮到他人也會有這樣的思考和行動。于是，如何處理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關系，就成為理解生命的關鍵。于是，我們提出，人有自己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類生命，一種“超自然生命的生命”。類生命是一種意義，一種關系。[3]超越自然生命意味著人類對于生命價值的考量不是基于動物式的趨利避害，而是基于一些制度要求、社會角色以及生活過程中形成的精神信仰與道德習慣。這些因素是一種屬于文化的內容。

文化生命是類生命的具體所指，是指個體的繁殖、延續、活動、生活。人生不是孤立的，而是運行于一定的文化場景之中。人是社會性動物，他們并非生來就有能使他們在特定棲息地生存的、嚴格復雜的行為模式，而是必須學習和發明種種辦法以適應多種多樣的環境――從寒帶的冰天雪地，到沒有人煙的荒原和雨后春筍般地涌現的城市。這些世世代代傳下來并不斷經過修改的學來的生活方式就是“文化”。理解文化是理解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人類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有一種共同的文化，感到自己是同一群體的成員并對這一群體承擔義務。[4]因此，人天生是一種文化存在物。遺世獨立的生命關懷終究會使自己走向生命的衰竭。人之所以為人，在于人能夠創造文化，并以文化來塑造自己。人是離不開文化的。個體的自然生命通過文化成為了一種類生命，而文化則是人的自然生命的延伸，是人的另一種生命存在形態。

四、文化生命：個體價值與民族精神的融通

強調民族精神也是一種民族主義的體現。人們一般認為，民族主義具有狹隘性，因為它過于關注群體的生命、自由、權利而忽視個體的生命、自由、權利。批評者說，民族主義由于其強烈的情感色彩和鼓動性，因而是一柄鋒利的雙刃劍，它可以自衛，維護尊嚴和權益，也可以殺人，去傷天害理。[5]就學校教育而言，正如英國學者約翰•懷特指出，如果國家缺乏對個人自由的信仰，那么，為國家的教育就是真正的為“國家”的教育，這很快會導向極權主義。這種思想就是強調“必須教育孩子們把他們的生命奉獻給一個并不存在的超個人的實體。實際上這是欺騙人的。為的是讓人們相信存在著一個‘國家’，國家的利益就是他們的利益，因此為了國家的利益要犧牲他們自己”。[6]

但是還有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們青年一代乃至整個社會都陷入了民族精神危機之中。這種危機的表現大都為：青少年盲目崇拜西方，往往用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來評價中國的現實；在市場經濟的社會條件下，比較關注個人的物質利益和享受，缺乏艱苦創業和勞動創造的思想行為，民族自強力下降；淡忘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優良傳統，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低估了中華古代文明，等等。[7]

從生命的角度來看，民族精神危機與民族主義批判兩種判斷都存在認識偏差。民族精神危機論者看到的是群體的精神生命的危機，而民族主義批判論者看到的是對個體生命的壓制甚或摧殘。這仍然是個體生命之間的價值衡量問題。民族精神危機論者強調，如果學校教育只是讓學生認為生命高于一切，而且是個體的生命高于一切，那必然會培養出缺乏社會責任感的人。而民族主義批判論者則強調民族主義產生的沒有自我、犧牲個體生命的害己惡果，以及容易產生盲目、狂熱、排外、嘩眾取寵等情緒，壓倒理性的思考和判斷。

文化生命能夠給予備受批評的民族主義以靈魂和正當性。如前所述，文化的意義在于生命之間的交流互動。生命的相互救助、相依相伴成就了民族和文化的生命。這可以視為一種文化意義上的民族主義。

文化民族主義和民族精神給了個體生命以保障和意義。在市場經濟時代，我們逐漸疏遠淡漠他人的生命，我們更關注個人的自由、生命與財產這些現代價值；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卻感到生命的無意義、無價值，感受到生命的焦慮、迷茫甚至枯萎，因為自為的生命失去了文化賦予的意義。這次汶川大地震讓我們開始關注生命的意義，其實就是關注民族、文化與個體生命的關系，認識到自為生命的無意義，意識到生命在文化與民族中才能獲得提升，個體才能獲得精神的力量，于是一種共同的文化――民族精神重新迸發出來。民族精神危機與民族主義批判其實并不矛盾，它們反映的是現代人追求自由與追求歸屬之間的一種張力。

文化不僅保護個體生命，而且為個體生命的存在提供內容和意義。這種意義體現于文化生命在空間上的關系性和時間上的歷史性。正如法國思想家居友所說：“生命不僅是營養，而且是生產和繁殖。”[8]生命力的過剩，不僅通過生育而擴散，而且能夠控制智力、情感和意志并使之具有一種利他的性質。生命的活力在于與別的生命之間的交流，這是生命的特征之一。我們每個人都不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激發自己生命的活力，還要將生命敞開，向文化場域內的其他生命敞開。個體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而文化的生命是強大的。生命之間的交流包括生命之間的互助。只有共同文化下的生命凝聚起來，才有可能抵御各種摧毀生命的災難。個體生命的孤立容易使生命走向虛無，喪失意義，喪失生命發展的方向感，在沒有交流中逐漸枯萎。

五、生命化教育主張的意義與局限

關懷生命是當前學校教育關注的一個重要價值取向，生命化教育也成為了時髦的教育理念。這一理解把教育與生命的關系視為教育的根本問題：教育對于人類群體和個人而言都是一種本體性存在，它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教育的價值在于它對生命存在本身的意義，人類群體的發展和個體的生命發展是教育的最終追求，在這種追求中，對個體生命的關注處于優先的地位；從教育價值的考慮到對教育目的、內容、形式和手段的選擇上，都要關注生命本身。[9]生命化教育主張者認為，當前工具化、知識化、制度化的學校教育抑制了學生生命活力的勃發。這次地震中激發的生命意識和生命關懷將會更加肯定這一教育理念及其價值取向，促進其在實踐中的貫徹實施。

教育是個體文化生命形成的重要途徑。儒家思想非常重視人的文化生命。孔子認為，完美的人格理想是人的自然生命與文化生命的和諧統一。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這里的“質”，指質地、質料，指人的自然狀態或本性，即人的自然生命。“文”，指文采、華飾，實質上就是文化作用于人身而使之散發的特有的光彩和氣質，即人的文化生命。每個具體的人都包含著兩種生命――自然生命（質）和文化生命（文）。如果自然生命超過了文化生命，人就未免粗野；反之，如果文化生命超過了自然生命，人也未免浮夸。只有把這兩種生命形式配合得很恰當，才是君子的典范。

對于文化生命，在教育學上存在著爭議。比如，盧梭的自然主義思想就是主張自然生命優先于文化生命。而當前生命化教育對現行教育的批評，實際上就是指當前學校教育過程中強調文化生命超過了強調自然生命。這些爭議乃至抨擊在特定的時間和語境中是合理的，但都失之于把自然生命與文化生命相割裂甚或對立。

其實，人的自然生命已經具有文化色彩，純粹的自然性已經很少了。按照儒家思想的說法，生命是文化的歸宿和原點，文化只不過是生命作用于世界的創造物，只是生命的表現形式而已。儒家思想認為，文化發展的終極目標，即判斷文化是否向最好的方向去發展，唯一的標準就是看它能否增強人的生命活動，弘揚人的生命精神，使文化生命與自然生命得到統一。當前人們支持的生命化教育主張，實質上就是要矯正自然生命與文化生命的關系。生命化教育就是激發學生的生命意識――這既有自然生命，也有文化生命。

文化生命肯定個體的自然生命，生命在文化中生長。個體自然生命依賴不同的文化要素保護自身不至于自我消亡。社會化本身就是一種人的“文”化，即個體對社會文化的內化。人類的嬰兒在剛出生時是一個柔弱無能的有機體，一無所知，如果沒有他人的幫助，至多只能生存幾個小時。與其他動物的幼仔不同的是，嬰兒后來的行為方式是學來的。如果沒有掌握文化的內容，比如了解規范、價值標準、語言、技能、信仰，以及其他在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進行思考和行動的模式，那么個體或者無法在社會中生存，或者無法成為真正的人。在這個“文”化的過程中，文化中的一切都應該被使用。

六、激發文化生命：生命化教育的反思

就學校教育而言，生命化教育就是如何均衡地把握學生的自然生命與文化生命的關系，使得學生能夠“文質彬彬”，既有生命的厚重與超越，也不失生命的激情與活力。這一點可以通過德國教育思想中的“教化”（Bildung）這一概念來理解。伽達默爾認為，就教育而言，教化的功能在于使人脫離人的自然存在的狀態，而獲得一種精神生命，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存在。因為人之為人的顯著特征就在于，他脫離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東西，而人之所以能夠脫離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東西，就在于他在本質上具有精神與理性。因此，人按其本性就不是他應當是的東西，人之為人就需要教化。誰沉湎于個別性，誰就未受到教化。個體獲得教化就是擺脫了他的特殊性而獲得了普遍性的生命。通過教化和不斷地自我教化，個體使自己的精神生命成為符合社會習俗的要求以及社會道德要求的人。[10]

教育激發文化生命意味著學校教育應該是學生個體生命體驗與文化傳統之間的主動對話過程。英國學者普林（Richard Pring）認為，教學的敘事可分為兩個層面：（1）非個人層面，即在科學、歷史或文學之中的敘事。（2）個人層面，指年輕人試圖認識世界，尋求有價值的生活方式。教學正是在這兩個敘事層面的聯系中展開，即讓學生與非個人層面的敘事建立聯系，從而使學生通過一系列重要的人類活動和在與他人所言、所做和所為的聯系中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尋找自己的價值。[11]民族歷史上積累的文化傳統在非個人敘事層面得到保存、發展和批評。人的文化生命就是在個人層面的敘事與非個人層面的敘事連接中逐漸形成的。個人層面就是個人真實的生命體驗。從這個意義上說，個人層面的敘事是文化生命形成的起點和歸宿。個人層面的敘事是個人的直接的生命體驗，充滿了激情和活力，而這正是文化生命的開始。通過與文化傳統的對話，如學習了科學、歷史或文學以及生活等內容，個體的文化生命逐漸形成、發展，最終這些非個人層面的內容通過學習成為學生個人的生命體驗，成為個人層面敘事的內容。作為起點的直接生命體驗更多是一種自然生命，充滿了野性與激情，而作為終點的生命體驗則是真正的文化生命了，當然，這一終點往往因人而異，因時不同，有的成為具有創造性的人，有的可能被文化的重負所壓制而失去了生命的靈氣與活力。而要避免那些不好的結果，就需要學校教育成為一種個體生命與文化傳統之間的平等對話。平等意味著讓學生成為與文化傳統對話的主體，使教學既立足于對傳統的繼承，通過對前人提出和思考過的問題的學習（表現為概念、思想、原則和理解的學習），認識世界和他人，又尊重年青一代在努力認識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時產生的真實“聲音”和真實的情感。這樣的教育本身就充滿了生命溫情與歷史關懷。

文化生命意味著個體生命蘊含了文化傳統（包括民族精神），同時這些文化傳統形式又提升了生命的存在并維系其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懷生命與民族振興的學校教育價值取向是統一在文化生命的激發之中的。因而，激發文化生命就成為學校教育新價值取向的一種可能選擇。

參考文獻：

[1]黨的十六大將中華民族精神概括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這是對民族精神的一種時代解讀。也有人依據傳統哲學概括其豐富的內涵，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公無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厚德載物”、大丈夫氣節，等等。

[2]鄭永年.四川地震與中國民族精神的再現[EB/OL].聯合早報，（2008-05-20）[2009-04-02]. 省略/special/forum/pages6/forum_zp080520b.shtml.

[3]馮建軍.生命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21.

[4]伊恩•羅伯遜.社會學（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64.

[5]徐友漁.家樂福事件與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EB/OL].天益，（2008-05-13）[2009-04-02].省略/data/detail.php?id=1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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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居友.無義務無制裁的道德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203.

[9]馮建軍.生命與教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李家成.關懷生命：當代中國學校教育價值取向探[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

[10]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14.

第4篇：抗震救災精神的內涵范文

而今邁步從頭越，新的一年要有新的業績、新的成就，關鍵是要有新觀念。新觀念就在于告別消極，迎來積極;告別煩惱，迎來快樂;告別遺憾，迎來希望。新觀念就要有新的設計、新的企盼，鎖定新的目標;有新的追求，孕育新的情結，踏上新的征程，總不能穿“新鞋”走“老路”，用“舊船票”登“新客船”，翻“老皇歷”過“新日子”。

當然，新與舊是相對的，新與舊本身就是客觀世界中存在的辯證法。新陳代謝，是事物的普遍規律。今天是昨天的延續，明天是今天的繼續。舊中孕育著新，新中又產生著舊，新舊交替，永無窮盡，這就是事物的發展變化，這就是歷史。

新年的開端，是奔跑的起點，萬物生輝的開始。新的開頭，要播下新的種子，這種子充滿了詩意，刻畫著藍圖，孕育著未來，是收獲的前奏曲。有道是，良好的開頭是成功的一半。我們要扎扎實實地邁好第一步，乃至每一步。

在新的一年將要開端的時候，人們常常是盤點過去，掂量現在，展望未來。

2017年注定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極不尋常又極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北京奧運璀璨奪目，神七飛天漫步太空，抗震救災世界矚目，兩岸關系撥云見日。當然，這一年也多災多難，年初南方風雪冰凍，五月汶川地動山搖，九月“毒奶”震驚世界，震災雪災毒災災連災，真讓我們五味雜陳，使我們更加領悟了多難興邦的深刻內涵，我們民族由此變得更加團結更加堅強。歷經了大災大難大悲大喜而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華民族，更令世界刮目相看。

在全球經濟還未從金融風暴的陣痛中醒來的寒冬中，迎來了2017年，這是人類邁入新世紀的第一個“9”，人民共和國走過了65年，預示著2017年又將是一個極不尋常的一年，是一個變革與重構交織、海水與火焰交融的一年，是我們有著許多期待的一年，也是世界期待中國再創經濟新奇跡的一年。2017年將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全球風雨飄搖，中國也不平靜，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嚴重困難，同時也蘊涵著重大機遇。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促發展，我們看到了希望、有了盼頭，中國教育總網文檔頻道堅信中國的發展不會因全球金融危機而逆轉，中國經濟這艘巨輪繼續義不返顧地乘風破浪、勇往直前、駛向彼岸!

改革未有窮期，我們還在路上。在前進的路上還會有風險，還會有困難。“事不避難，知難不難”。最重要的是要在困難和風險中準確判斷形勢，在挑戰和考驗中清醒把握方向，增強憂患意識，充分認識國際經濟環境的嚴峻性和復雜性;增強機遇意識，善于從變化中捕捉發展機遇，在逆境里培育有利因素。這一切，年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會議己經有了明確的答案和部署。

第5篇：抗震救災精神的內涵范文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來，媒體上涌現了眾多的“地震詩歌”作品。這些詩歌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表達了民眾對自然災難、民族苦難和生命價值的追索。從詩與史的關系出發，本文描述的正是當前“地震詩歌”的價值蘊含，即其中表達的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

【關鍵詞】 “地震詩歌”；苦難敘事；“人民性”；國族認同：詩史互證

如何重建詩歌與歷史、時代和現實的精神關系，這是困擾當代詩歌甚至是整個新詩史的問題。對于當下的詩歌寫作而言，當詩歌（文學）“絕望地回到文學自身”之后，我們又如何讓詩歌（文學）“重返”時代和社會，這就不僅僅是一個知識或理論問題了，而是已經成為一個寫作態度和價值訴求的問題。

自5·12汶川大地震發生以來，媒體上涌現出了許多的相關詩歌作品。這些詩歌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表達了詩人及民眾對大地震所帶來的災難、中華民族面臨的苦難考驗的哀傷和追索。一方面，有論者認為“大地震震出了一個復蘇的詩歌界”，地震“引發了全民詩歌熱潮”，另一方面，也有論者認為，這些詩歌作品具有大眾化、口語化、即時性甚至是“戰時性”的特點，并不具有特別的“藝術水準”。

這些不同評價都涉及到了“地震詩歌”[①]的藝術價值及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但都未能充分呈現“地震詩歌”所表達的價值訴求。“地震詩歌”也會為時間和歷史（或者某種“文學史”）所選擇和清理。基于這些考慮，本文并不是要從詩歌（內部）藝術的意義上來討論“地震詩歌”這一文學事件，而是針對這些詩歌作品與歷史、時代和現實的關系，也即是在“詩”與“史”的關系結構中來描述其價值蘊含。在本文看來，“地震詩歌”中所蘊含的民族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諸多意義指向正是其價值表征。從這一角度來看，盡管作為一種“戰時性”（暫時性）的詩歌現象而且頗多雷同化的傾向，“地震詩歌”仍然為當代新詩寫作如何“重返”時代和社會提供了一種深刻啟示。

一、價值的關聯：地震與詩歌

僅以2008年6月號《詩刊·上半月刊》“抗震救災”詩專號為例，關于5·12大地震的詩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自然災難、民族苦難和民族國家主體性等諸多內容，其他媒體上涌現的詩歌作品也同樣在這些層面上多有表現。諸如李瑛《生命的尊嚴如此美麗》組詩、商澤軍《阿特拉斯的脊梁》、徐必常《國家的眼淚》、蔣同《國哀：那一朵小白花》、白連春《整整一個地球的痛》、北塔《生命的物證》、葉舟《祖國在上》以及網絡上流傳甚廣的《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寶貝啊，不要沉睡》、《媽媽的呼喚》、《孩子，天堂路上別走太急》、《最近我常常含著淚水》、《開往天堂的火車》、《爸爸媽媽，別為我們難過》等作品[②]都展示了在抗震救災的“戰時性”狀態下，詩人和民眾對大地震帶來的災難和民族苦難的哀傷和痛惜，同時也傳達出了一個民族在災難和苦難面前表現出來的前所未有的社會團結。

在這里，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大地震和作為一個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就建立起了一種價值的關聯。也就是說，這些詩歌作品之于大地震并不僅僅是一種反映關系，其中還存著在一種意義關系。“地震詩歌”一方面記錄了大地震這一民族的歷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蘊含著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戰時性”狀態下呈現出來的苦難敘事、“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諸多價值內涵。

如果說“啟蒙”與“救亡”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的雙重變奏[③]的話，那么，從整個現代文學史來看，“地震詩歌”則同時兼具了“啟蒙”與“救亡”的歷史主題。大地震及其災難，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民族危亡”的歷史想象，現實的危難從我們的歷史經驗中獲取了苦難的精神內涵。而“地震詩歌”同樣也從文學史（詩歌史）的經驗中獲取了“民族救亡”的寫作動力。從眾多“地震詩歌”作品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了“這被暴風雨打擊著的土地”[④]的歷史圖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⑤]了的歷史形象。“地震詩歌”仿佛就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在對現實災難和民族生存苦難的觀照中，我們仿佛回到了臧克家、田間、艾青等人歌唱的時代，同時又回到了“中國新詩派”和“七月詩派”等人沉詠的情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震詩歌”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學文化事件，在現實的語境（自然災難與民族苦難）中獲得了“民族救亡”和情感與精神啟蒙的意義。

可以說，在對地震災難、人性磨難和民族悲愴的苦難想象與敘述中，眾多“地震詩歌”作品交織著生命、死亡、苦難、大愛與民族精神的繁復旋律，這些繁復旋律正演繹著“啟蒙”與“救亡”的復調敘事，而非一種聲音壓倒另一種聲音的“雙重變奏”。因此，在“詩”與“史”的關系結構中來看，并在價值和意義的維度上進行考察，“地震詩歌”既體現出了關于個體生命價值的思考，同時也蘊含著一種民族國家的集體情感和認同。作為自然災難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難和價值重塑的意義和功能，詩歌對苦難的書寫加強了現代新詩“人民性”的文學品質，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國族和身份認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與詩歌再次確立了“詩”與“史”的關系，并締結了多重的意義關系。“地震詩歌”的出現既是對難以抗拒的自然災難——大地震的歷史書寫，也是對隱秘的民族心靈史——國族認同的一種情感（文學）呈現。

二、題旨一：災難考驗與“人民性”

當下的“地震詩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達了大地震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及考驗，以及國家和人民抗震救災的信心和力量。在這個意義上說，“人民性”是“地震詩歌”的基本情感和價值意向。在這里，“人民性”指涉的并非是單純的政治和階級含義，而是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共同的民族情感、經驗和精神。在全民抗震救災——“民族救亡”的歷史時期，“地震詩歌”體現出的這種“人民性”的文學品質，既是現實的呈現，也是民族情感、力量和信心的匯集。

從眾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詩歌的抒情主體再一次回歸到時代的“大我”。如《這時候——寫在5.12四川汶川震災之后》：“當十三億同胞伸出了溫暖的手/當淚水打濕了一張張善良的面容/這時候，我們挺直了滄桑的腰板/我們昂起了高貴的頭顱——/為了抵抗這無法避免的天災/我們變成了熱血沸騰的英雄 /這時候，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看到了中國的強大”。在這樣的詩歌里，抒情主體“我”和“我們”并不存在什么情感、價值、觀念和意圖的差異，而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地震災難和民族精神進行反復的敘說。在詩歌里，“我”是作為一種視點而存在的，而“我們”才真正是詩歌情感擴張的輻射源，或者真正的抒情主體。因而，作為詩歌敘述者的個人和作為詩歌抒情主人公的集體——“我們”、“十三億人”在這里達成了情感和意向的統一性。再如一首《我們的心——獻給汶川的血肉同胞》，在“地震詩歌”中頗具代表性，它直接以“我們”進行詩歌的抒情和敘事:

我們的心朝向汶川/我們的雙手朝向汶川/我們陽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們旗幟般的雙手朝向汶川/我們十三億雙手向汶川去！/……/讓我們的心朝向汶川/讓我們的雙手朝向汶川/讓我們陽光般的心朝向汶川/讓我們旗幟般的雙手朝向汶川/讓我們十三億雙手向汶川去！/汶川流淚/夜，很安靜/往日的喧囂也緘默了言語/儼若戰后的城市/荒蕪且退去原有的色彩/滿街道的灰土/和坍塌樓道里的死亡氣息/埋沒了花草昨日的鮮艷/掩埋了螟蟲昔日的笙歌/飛鳥也遠離了故土/不忍視/汶川流淚/四川流淚/中國流淚

自然災難的考驗和民族國家的精神力量在這里匯集了。正如詩人艾青在70年前的那首《我愛這土地》所描繪的歷史圖景和民族苦難一樣，國家和民族正面臨著災難的考驗，詩歌抒情主體也轉變成為一個時代的歌手，傳達出了一個集體的聲音。“故土”、“家園”、“戰后的城市”和“災難”等諸多形象都具有了一種精神的意義，而“我們”則成為“地震詩歌”普遍的抒情方式。可以說，詩歌抒情主體的包容性使“地震詩歌”不僅僅起著一種集體代言的作用，而且還有效地傳達出一種共同的和普遍的情感。在“地震詩歌”里，“人民”和“人民性”再次顯現，使得詩歌再一次恢復了它應有的功能。

書寫民族的災難和民族的重生是這些“地震詩歌”最基本的意義傾向。其他相關作品如郭文斌《中國，你為什么淚流滿面》、劉繼明《哀悼日》、魯文詠《地泣與國殤》等作品都直接書寫了民族和國家在面臨地震災難時的艱難和信心。這些詩歌尚未能直接深入對災難和苦難的思考和剖析，而是直接展現“人民”和“人民性”的時代主體。因此，重塑一種新的時代主體和主體精神也是“地震詩歌”最普遍的主題之一。作為當代新詩的核心命題，“人民”和“人民性”在“地震詩歌”里被再次激活。

當代詩歌在經歷了“政治抒情詩”、“朦朧詩”、“第三代詩”、“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之后，作為一個詩學話題，詩歌的抒情主體從“大我”“回歸”“小我”已經為當代詩歌史所確認，但我們會發現，當下詩歌寫作的思想和審美空間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如何在現代詩歌寫作中重新恢復“我們”——另一種抒情主體的價值和權利，或者如何在表達個人體驗的同時融入民族國家的情感和命運的內容，這是在當下詩歌寫作中一直被忽略的問題。在這次大地震和“地震詩歌”事件中，詩人們及民眾暫時放棄了理論上的成見和分歧，災難、苦難、生命與愛、國家與民族成為當下詩歌的共同話語，這也許正寓示著詩歌寫作應有的一種品質和良知：“我們”如何表達“人民”與“人民性”？

“地震詩歌”作為一種現象，它給我們的啟示恰恰在于：詩歌與時代和社會的關系同樣是一個理論和實踐的詩學命題。當“地震詩歌”讓“我們”重新成為詩歌的抒情主體時候，一個新的歷史主體也復活了。因此，可以說，作為歷史事件的地震在激活詩歌，作為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也在激活詩歌的主體——“人民性”。從“地震詩歌”的寫作者來看，眾多“非專業”作者的參與也為當下詩歌寫作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正如批評家謝有順在評價“地震詩歌”時所說，“詩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對自己，面對眾人，面對現實；他寫的作品不僅要與人肝膽相照，還要與這個時代肝膽相照。”[⑥]當“我們”成為當下詩歌的主人公時，詩歌、詩人、民眾與國家民族、時代和社會才再次達成了情感和價值的溝通。因此，“地震詩歌”所展現的“人民性”，給我們當下的詩歌寫作呈現了一種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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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旨二：苦難敘事與國族認同

對苦難和災難的“歷史化”書寫也是“地震詩歌”的基本題旨之一。對“歷史”（現實）的“歷史化”敘述是建構一個國家和民族主體性和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盡管大地震依然是我們當下的現實，作為一種“戰時性”文學表現手段，“地震詩歌”則已經提前將大地震“歷史化”了。在對大地震的“歷史化”書寫中，“地震詩歌”容納了“苦難”敘事的成分，甚至帶有某種民族寓言和神話的特征。在許多“地震詩歌”的敘述里，大地震給我們帶來的苦難已經成為我們共同的一種歷史記憶。也正是這種集體的“苦難記憶”成為我們國族身份認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地震是我們共同經歷的歷史，苦難是我們共同經歷的苦難。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詩歌”已成為建構和強化我們國族身份認同的歷史敘事。

如在媒體上流傳甚廣的《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一詩這樣寫到：“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媽媽怕你碰了頭/快抓緊媽媽的手/讓媽媽陪你走//媽媽/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見你的手 /自從倒塌的墻/把陽光奪走/我再也看不見/你柔情的眸……”在這樣的詩性言說里，個人作為敘述者，在對苦難的敘述中，容納了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體驗。“媽媽”和“孩子”穿越時空和生死界限的對白，將苦難化作生命和希望的禱告。苦難讓我們反觀和照亮現世的生存。再如《開往天堂的火車》一詩，是將生命與死亡、告別與歸家、苦難與幸福表現得最讓人痛切心扉的作品之一：

這是開往天堂的火車/注定有一條河流清澈的流向/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他們的告別乖得沒有一點聲響/我第一次看見/我們的孩子/變得像大人一樣堅強/他們行將離去的站臺/也不再需要爸爸媽媽與奶奶的/送行//這是開往天堂的火車/注定會穿過一片鮮花的海洋/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我知道他們來自神靈的家鄉

這些作品從苦難、人性的角度將災難、生命的罹難和死亡作為生命的歸宿的敘述，對大地震帶來的“苦難”進行“歷史化”的書寫。“火車”、“告別”、“站臺”、“天堂”和“家鄉”等種種意象都無不意味著生命的歸宿和幸福。這樣的苦難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審美化的傾向，災難、苦難和死亡被賦予了一種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有某種神話和寓言的意義功能。

在這些充滿“個人化”的苦難敘述中，苦難已不僅僅是個體和生命、死亡的意義關系，而是已經成為我們每一個閱讀者的苦難記憶。“告別”與“歸家”、“離開”與“尋找樂土”的意義結構是詩歌史上一直都存在的“神話寫作”的基本模式，而這一類“地震詩歌”則在這一向度上體現了生命、人性與苦難的意義關系。應該說，這樣的苦難敘事是非政治意識形態的，它們所表達的是苦難和對苦難的意義追索。“誰點燃了這燭。并且，讓燭光成了中國鋪滿陽光的午后最痛的傷口/一只叫做汶川的陶罐，一只被舜用寬仁的手指/就著厚厚的黃土與淚一般透明的水焙制成的陶罐/被黑色的燭光擊中，然后/碎了……”（龔學敏《汶川斷章》）在這樣的苦難敘述里，“汶川”、“地震”、“舜”、“陶罐”和“黑色的燭光”等意象實現了跨越歷史時空的碰撞，地震災難與民族傳說一起呈現了人性、生命、個人和民族國家共同的心理原型，這種“神話寫作”恰恰是有關人性和苦難的，這里面容納的意義和價值正隱藏著一個民族國家潛在的精神結構。

與苦難同時傳達出來的，還有關于愛的內容。苦難與愛作為詩歌（文學）寫作中的一種原型或母題，同樣在大地震這一歷史事件中找到了表現的空間。許多“地震詩歌”直接以愛為題，將自然的災難、人性的苦難以及生命救贖等復雜的情感體驗融合到一起。苦難、愛與生命本身結為一體，苦難因此而多了一層悲憫的宗教色彩，愛也超越了世俗的理解上升成為一種“大愛”。地震災難帶來的“恐懼與顫栗”背后是對苦難的擔當和愛的力量。有詩句這樣寫到：“這不是詩歌，我只是如此呼喊/愿以一個死難者的聲音/此刻醒來，就要永遠醒來/因為我們還在經受更為嚴重的災難/它來自我們自身，來自陰謀和戰爭/來自掠奪、殺戮、膨脹的私欲和勾心斗角/你甚至還來不及發現/靈魂已離去好多年……”（東蕩子《來不及向你們告別》），還有詩句這樣表達了對苦難和愛的悲憫：“當我寫下/悲傷、眼淚、尸體、血，卻寫不出/巨石、大地、團結和暴怒！/當我寫下語言，卻寫不出深深的沉默。”（朵漁《今夜，寫詩是輕浮的》）在詩人的話語敘述里，有對自然、苦難和生命的敬畏，有失卻家園的悲傷，也有對自我的責問，苦難與愛被賦予了懺悔和救贖、生命歸宿與精神家園的意味。

盡管這些詩歌作品帶有強烈的“個人化”和“神話寫作”寫作的痕跡，但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詩歌作品仍然從“個人化”的苦難記憶里表達了一種集體的苦難歷史。很多“地震詩歌”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將“我”或“我們”這一詩歌的抒情主體導向“汶川人”、“四川人”和“中國人”，正如有一首詩這樣寫到：“此刻/我們都是汶川人/我們都是四川人/我們都是中國人”，“汶川人”與“四川人”作為一種地方性情感、知識和經驗的主體，在“地震詩歌”里則獲得了更高的意義，作為詩歌的抒情主體，它正是一種情感反射，它所投射的是一個更大的主體性——“中國人”。其他詩歌如《國家的眼淚》、《國哀：那一朵小白花》、《14時28分的祖國》等作品則直接從時代“大我”的角度展開了對民族苦難記憶的“歷史化”書寫。

“歷史化”意味著對記憶的整理，記憶則保存一個民族的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對地震與災難、生命與死亡、苦難與幸福、愛與擔當的“神話寫作”中，詩歌的抒情主體、國家、政府、社會和民眾已經結成為一個命運的共同體。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地震詩歌”的苦難敘事，強化或者凸顯了一直隱藏于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心靈深處的身份認同。

四、詩史互證：苦難記憶及其意義

隨著災難的過去，“地震詩歌”的熱潮也會逐漸趨于平淡，“地震詩歌”作品也會經由時間的選擇和淘汰而去粗取精。但與過去的幾次詩歌事件（如“梨花體”等事件）決然不同，這一次的“地震詩歌”事件則激活了“詩”與“史”的互動關系。地震與詩歌發生意義的碰撞，也正是“詩”與“史”實現價值傳遞的歷史契機。在“地震詩歌”熱潮中，凸現出來的是“史”的意義，而“詩”的意義則已經退居其次。對于我們而言，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5·12大地震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傷痛，作為一個文學事件的“地震詩歌”則讓我們在災難考驗和苦難記憶中看到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看到了一個民族國家的形象和精神品質。關于大地震的苦難敘事讓當代詩歌寫作尋找到自我升華的機會，也讓我們從詩歌寫作和歷史敘事中看到一個人、一個民族隱秘的心靈史。這也許正是“詩史互證”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這也正如謝有順所評價的那樣，“這（地震詩歌）至少可以給我們帶來兩點啟示：一是它向我們重申了詩歌和情感之間的永恒關系；二是詩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詩人要重新尋找詩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領域說話的有效方式。國難過后，未必就會出現詩歌繁榮的景象，但這一次的詩歌勃興，為詩歌重返現實敞開了新的可能性。”[⑦]詩歌與時代和現實的意義關系，同時也意味著詩人對時代的態度或價值取向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地震詩歌”既體現了現實對詩歌的情感激發，也體現了在長久的“個人化”寫作之后，詩歌對介入現實和公共生活的精神需要。

作為一種文學事件，“地震詩歌”現象已超越了單純的詩學（詩歌文體）理論的闡釋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地震詩歌”寫作也是“組織中國‘歷史’的過程，是一種對‘歷史’的寫作”。[⑧]因此，在文學史的視閾中，“地震詩歌”則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啟示，即“詩”與“史”的辯證關系及其意義給我們當下詩歌寫作提供的可能性。“詩”與“史”的互證，以及其中容納的苦難記憶、“人民性”和國族認同等價值因素為我們正確認識詩歌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理論的和歷史的依據。

[①] 作為一種描述和概括，“地震詩歌”是針對這些詩歌作品的題材和內容而言的，尚未成為一個詩學概念或文學史概念。

[②] 本文所涉及到的相關作品來源于《詩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左岸文化網”及其他網絡媒體，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③]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參見李澤厚：《中國思想史（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849頁。

[④] 出自艾青1938年的詩作《我愛這土地》。

[⑤] 出自穆旦1941年的詩作《贊美》。

[⑥] 參見《南方日報·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

第6篇：抗震救災精神的內涵范文

一、情境教學法

在思想品德課堂中如何開展情境教學呢？

1. 利用實物演示情境。在課堂教學中，可以利用一些實物演示，直觀地將教材中所學內容展示出來。如，在講解北師版九年級第八課第2站《促進民族團結》這一內容時，為了更好地理解“民族平等”這一內容，我將一張人民幣展示給學生，讓學生觀察人民幣上的文字，在學生興趣深厚之時，我恰到好處地指出，除了漢字之外，人民幣上還有蒙、藏、維、壯四種文字，這就有效地詮釋了少數民族與漢族同樣享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從而更好地幫學生理解了“民族平等”的內涵。這一實物的展示將抽象的知識具體化、生動化，提升了教學效果。

2. 利用表演體會情境。我們可以鼓勵學生在課堂上以表演的形式將所學內容演繹出來，表演形式主要包括小品、相聲、啞劇、角色扮演等。如，在講解北師版八年級上第7課第2站《正確對待權利》這一內容時，我設計了一個小品表演。小品主要是圍繞幾位中學生在買到不合格產品之后得處理問題的態度展示，在這個小品中，幾位同學分別展示了不同的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有人去砸了賣家；有人忍氣吞聲；有人向消費者協會舉報……通過這個表演，引發學生思考討論，其間哪些維權的方式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為什么？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有效地將課堂變得趣味化，同時也激發了學生們的參與欲望，增強了大家的內心體驗，使課堂教學更為有效。

3. 利用多媒體教學創設情境。多媒體教學情境就是利用多媒體把錄音、影片，FLASH歌曲、故事、新聞剪輯片等通過音響和屏幕傳授給學生。多媒體技術最大的特點就是生動性、形象性和直觀性，這可以有效地吸引學生，帶動學生。如，在講解北師版九年級第10課《培育民族精神》一課時，為了讓同學們感受到中華民族精神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我播放了汶川地震的視頻資料，向同學們展示全國上下“眾志成城、抗震救災”的場景。這段視頻資料所帶來的震撼是教師用語言所無法達到的，看完視頻，有些同學哭了，有些學生很振奮，此時，涌動在他們內心深處的是對祖國的愛、對中華民族精神的深刻體會。多媒體教學是課堂教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應當學會利用、善于利用。

二、自主探究法

在自主探究法運用過程中，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1. 教師是自主探究活動的引導者。作為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應當發揮好引導者的作用。我們應當清楚地認識到，探究過程的自主性不等于放任自流，不等于課堂的松散無序，教師應做好活動的組織者、管理者，引導學生找到活動的目標、活動的方向，為學生服務好。

2.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我們一定要明確，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在過去的教學中，教師習慣把自己作為課堂教學的權威，把自己作為課堂的核心。隨著新的課程理念的不斷深入，我們應當改正過去的認識，把學生作為課堂的主體。這樣做的目的是使學生主體性素質得到全面、和諧、充分、自由的發展，即培養學生主體獨立自主的，主動積極的素質與能力，它根本區別于傳統教學中忽視人格與個性發展的“服從型”人才培養觀。

3. 注意培養學生的合作探究能力。在現代生活中，交流與合作是現代人必備的能力。在自主探究教學中，我們就更應該注意培養學生與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我有意識地培養學生在這方面的認識，在布置學習任務時，我會考慮到學生的個人特長，有些同學負責上網搜集資料；有些同學負責組織發言稿；有些同學負責制作教學用具……于此，要讓學生在自主探究的過程中體會到合作的重要性，從而樹立團隊意識。

第7篇：抗震救災精神的內涵范文

論文摘要：在新一輪中職德育課改背景下，小組合作學習作為一種“動手實踐、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學習方式。值得實施和推廣。作為德育教師，如何實施有效的小組合作學習。本文作者作出了相關的思考。

新一輪中職德育課改要求德育課“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切實加強針對性、實效性和時代感。在新課改背景下。小組合作學習作為一種“動手實踐、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學習方式，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水平，培養了學生的積極情感，增強了學生的實踐能力，值得實施和推廣。那么怎樣實施有效的小組合作學習呢?

一、正確理解小組合作學習的內涵

小組合作學習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它把社會心理學中的合作原理引入課堂教學。強調人際交往對于認知發展的促進功能。其基本做法是將全班學生按照性別、個性特征、興趣愛好、智力水平、能力傾向、家庭背景、文化環境、社會聯系等方面的差異組成若干個學習小組，倡導“組內合作、組間競爭”。如果教師只是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坐在一起討論。小組成員之間并沒有實質的合作，這只能算是傳統教學中的小組討論，并非小組合作學習。小組合作學習也不應該僅僅作為調節課堂氣氛的一種手段，它作為一種教學方式，應該貫穿于課堂教學的全過程。

二、精心選擇小組合作學習的主題

精心選擇小組合作學習的主題是保證小組合作學習質量的前提．是關鍵性的第一步。教師應該根據教學目標、教學要求、教學內容及學生的知識基礎和能力水平，恰當地選擇小組合作學習的主題。主題的設計應該充分體現德育課改對認知、知識運用、情感態度價值觀三維目標的要求．符合德育課程“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的“三貼近”原則。教師應該緊密聯系當前社會的熱點問題，緊密聯系中職生的思想實際、心理需求、生活環境等重新整合教材。開拓和挖掘小組合作學習的主題。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一課，可以把小組合作學習的主題設計為“5．12地震與偉大的抗震救災精神”等，讓學生通過小組合作學習在心靈的感悟與震撼中真正理解偉大的抗震救災精神是愛國主義精神、集體主義精神、社會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和新的發展，是中華民族精神在當代中國的集中體現和新的發展。在“企業中的勞動者”這一課，可以把小組合作學習的主題設計為“當前企業需要什么樣的勞動者”．讓學生通過采訪調查等小組合作學習了解當前企業最需要的是愛崗敬業、技術熟練、吃苦耐勞、勇于創新的勞動者，從而立志奉獻社會、苦練專業本領。總之，教師設計的小組合作學習主題應該具有時代性、生成性、活動性和開放性，一定要尊重學生學習的興趣，貼近學生發展的需要。

三、認真指導小組合作學習的進程

1．指導學生分組分工

教師指導學生分組要盡量讓不同特質、不同層次的學生進行組合，在小組成員之間形成最大程度的差異，使小組成員在各方面形成互補。組與組之間則要盡量保持相對均衡的水平，從而保證每個小組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展開公平競爭。

教師還要指導每個小組進行明確細致的分工。例如各小組設小組長，負責組織督促組員開展合作學習；設資料員，負責多渠道搜集與學習主題相關的資料；設書記員，負責及時記錄整理小組各成員的學習成果，并匯總形成本小組統一的結論；設對外聯絡員，負責聯系采訪、調查、社會實踐等事宜。這樣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在小組里展示自己的才華，既增強了責任感和成就感，又培養了團結合作精神。教師還要指導各小組內部實行角色輪換制，讓每個學生都能體驗不同的角色和任務，提高自身綜合素質。

2．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在小組合作學習中．經常會有學生等待觀望或盲目跟從。產生“無效合作”的尷尬。這主要是因為一些學生還沒來得及獨立思考問題，形成自己獨特的見解和方案。由于缺乏思維的碰撞，觀點的交流，小組合作學習只能流于形式。其實，獨立思考是小組合作學習的重要前提。沒有獨立思考的合作學習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教師應該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獨立探究。例如“人生價值的實現”這一課，小組合作學習的主題為“中職生如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我要求每個學生都要獨立思考，為交流合作做好準備。在我的鼓勵下，學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的認為要找到與自己專業對口的企業，有的認為要進修培訓以提高學歷，有的認為要在各類技能大賽中脫穎而出。有的認為要抓住創業的機遇，還有的認為要當公務員，為百姓辦實事，等等。有了獨立思考，每個學生才能踴躍發言，互相切磋，甚至據理力爭。實踐證明，只有建立在獨立思考基礎上的小組合作學習才是高質量、高效率的。

3．促進學生團結合作

在競爭激烈的2l世紀．一個人事業成功的關鍵將更多地體現在與他人的合作上。同樣，學生的團隊意識與合作技能是小組合作學習成功的重要保證，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培養。

(1)教育學生樹立團隊意識

小組合作學習不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一種集體協作。教師應該教育每個學生樹立團隊意識，以小組集體利益為重，顧全大局，齊心協力，團結互助，為達到共同目標而奮斗。

(2)教育學生學會傾聽

傾聽是小組合作學習的重要環節。學會傾聽不僅是學會學習的需要，而且是學會交往、學會做人的需要。教師要教育學生傾聽時不要隨意打斷別人發言．要注意聽出別人的主要觀點，聽完后要及時評價。并發表不同意見以展開探討。而對于別人正確的意見則要虛心接受。

(3)培養學生語言表達的能力．

語言表達能力是現代人立足社會．求得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能力。小組合作學習特別需要每個人能準確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并與他人進行交流探討。有些中職生發言不能緊扣主題，表達也不夠精練，教師應該幫助其訓練語言表達的技巧。還有些中職生由于自卑膽怯．不敢大膽、大聲說出自己的想法。而教師則要營造輕松和諧的課堂氛圍，幫助其克服自卑膽怯的不良心理，并盡量為其提供獲得成功的機會。

(4)培養學生人際交往的技能

在現代社會，人際交往的技能是一個人事業走向成功的保證。在小組合作學習中，教師要教育學生掌握人際交往的基本禮儀，做到禮貌待人，真誠待人，寬容待人；教育學生掌握人際交往的技巧，如尊重對方，贊美對方。親和微笑，培養友情等；教育學生掌握思想溝通、情感溝通甚至心靈溝通的方法與技巧；教育學生以謙和友好的態度對待爭議，求大同，存小異，建設性地解決問題。

四、科學評價小組合作學習的效果

1．對各小組整體表現的評價

小組的整體表現和總體成績是評價小組合作學習效果的基本依據。評價的指標可以劃分為：各小組的學習是否認真，探究是否積極，可設立最佳態度獎；各小組內溝通是否有效，配合是否默契，可設立最佳合作獎；各小組搜集資料是否全面細致準確，可設立最佳資料獎；各小組學習心得體會、調查報告、總結發言是否科學嚴謹，可設立最佳成果獎。除了單項獎外，還應該對照以上指標評出各小組的總分。總之，要讓學生充分認識到只有共同參與、共同奮斗、共同進步才算得上成功有效的小組合作學習。

2．對各小組成員個體表現的評價

第8篇：抗震救災精神的內涵范文

文化軟實力是一個與經濟、科技、軍事等硬實力相對的概念，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文化的影響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自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首先提出“軟實力”的理論之后，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等立即接受，積極調整、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推動文化軟實力的競爭。黨的十七大作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大戰略決策，充分反映黨對當今時展趨勢的科學把握和高度的文化自覺。目前，國內許多省區包括周邊的云南、四川等省紛紛提出建設文化大省、文化強省或把文化產業培育成為支柱產業的發展戰略，國內省際間文化軟實力的競爭已拉開序幕，文化作為新一輪區域發展競爭的焦點已閃亮登場。

就貴州而言，“欠發達、欠開發”仍是基本省情，要凝聚全省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實現經濟社會歷史性跨越，必須首先依靠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其次，發展的硬環境不“硬”、軟環境不“軟”仍是當前制約我省經濟發展的難題之一，省第十次黨代會提出“環境立省”戰略，并將這一戰略置于貴州新階段五大發展戰略之首，就是要在改善全省發展環境上有新的突破。受經濟發展條件的制約，我省硬環境建設還要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相對而言，發揮文化的力量，軟環境的建設則有可能在短期內實現突破，以軟補硬、促進發展。再次，我省資源豐富，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能源、原材料等傳統優勢產業，但我省生態環境十分脆弱，資源環境壓力大。因此我們應當增強憂患意識，未雨綢繆，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優化，發展文化產業正是最佳選擇。基于上述認識，我省要在新一輪區域發展競爭中搶占先機，提升文化軟實力勢在必行。

大力塑造新時期“貴州精神”是基礎

大力塑造“自強自信、開放創新、能快則快、團結和諧”的新時期貴州精神，是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也是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貴州的具體體現。以指導思想為靈魂、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主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為精髓、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整個文化建設中居于統攝和支配地位。當前，我省正處于推進富民興黔事業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歷史性跨越的關鍵時期，發揮文化的力量、提升貴州文化軟實力必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作為首要任務，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為指導，大力塑造新時期貴州精神。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在過去30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貴州人創造了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生產體制先驅和樣板的關嶺“頂云經驗”， 首創了“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湄潭經驗”，特別是在時任貴州省委書記同志的親自倡導下，開創了畢節、安順兩個改革試驗區對欠發達、欠開發地區科學發展的重要探索，充分體現了貴州人敢為人先的智慧和勇氣。新時期貴州精神正是對同志當年提倡的“勇于探索，奮力進取，知難而進，堅忍不拔”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是對我省長期以來形成的優秀精神的精辟提煉和高度概括。在去年抗擊雪凝災害和抗震救災的斗爭中，全省人民所表現出的不畏艱險、頑強拼搏，眾志成城、英勇奮戰，患難相恤、共渡難關的精神風貌，進一步豐富了新時期貴州精神的內涵。要善于總結汲取這些寶貴的歷史經驗和精神財富，融入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去，使新時期貴州精神成為推動貴州科學發展的精神動力。

大力弘揚貴州特色文化是關鍵

文化是一個地區發展壯大的內在驅動力，離開文化的力量一個地區是不可能真正強大的。建設貴州各族群眾共有的精神家園，外塑貴州形象、內聚貴州人心必須大力弘揚貴州特色文化。

深入挖掘貴州文化內涵。貴州絢麗多姿的原生態民族民間文化具有鮮明的特征和豐富的內涵，體現了對自然的敬畏與對生命的敬重，體現了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理念。加上貴州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融合的移民省份，更增添了貴州文化“包容”的色彩。同時，貴州紅色文化積淀豐厚，特別是體現我們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的“精神”，使貴州紅色文化體現出了“創新”的特點。由此，貴州文化是一種生態的文化、和諧的文化、創新的文化。要深入挖掘貴州文化的內涵，抓傳承、重創新，以文化增強自信心、形成凝聚力、贏得尊重、促進發展。

加強貴州文化的保護與傳承。繼承和保護好貴州優秀的文化資源是譜寫貴州文化新篇章的重要基礎。要堅持“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的原則，積極加強對我省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合理保護和科學利用，進一步加強挖掘和整理貴州歷史文化資源、文化典籍、少數民族文字典籍等工作，使優秀民族民間文化代代相傳、蔭澤后人。進一步推動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不斷提高群眾的文化素質，使之成為貴州文化保護和傳承的參與者和實踐者。

加快推動貴州文化“走出去”步伐。開發和利用貴州文化資源重在創新，重在“走出去”。要不斷創新文化傳播的手段、內容和形式，不斷推出具有貴州特色、中國氣派、世界眼光的文化產品。發揮利用好電視、廣播、報刊雜志、網絡等資源的宣傳作用，讓外界了解貴州、喜歡貴州、支持貴州，使貴州特色文化為外界所感知、所認同、所接受。

大力發展貴州特色文化產業是途徑

自省委、省政府作出把文化產業培育成為我省新的支柱產業的戰略部署后，我省文化產業發展迅猛，但與發達地區相比差距仍然較大，需要進一步發揮我省豐富的文化資源優勢，促進貴州特色文化產業大發展。

推動文化與經濟互動，優化文化產業結構。實踐表明，文化已成為一種支撐發展的資源、贏得競爭的資本，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石宗源強調“抓文化產業就是抓經濟發展”，對全省文化產業的發展一語中的。大力發展文化產業，要進一步促進文化產業結構的優化，抓好文化體制改革，激發各級文化單位發展文化產業的活力，加快形成以國有資本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要抓好重大項目帶動，加快文化產業基地和產業群建設；實施精品戰略，不斷延伸“多彩貴州”的文化價值和品牌效應，做大做強貴州文化產業。

推動文化與生態文明建設互動，大力發展生態文化產業。民族民間文化的存在、傳承和發展離不開與之相適應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即文化生態。如果文化生態遭到破壞，文化也就會隨之凋零和失落。原生態文化保存較為完好是我省發展文化產業的優勢所在，我們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遵循人與自然、文化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原則，堅決避免破壞文化生態等違背科學發展觀的行為，使文化產業的發展有取之不盡的源泉。

第9篇：抗震救災精神的內涵范文

關鍵詞：多媒體；貫穿；思想品德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674-2117（2015）12-0133-02

科技的發展使多媒體在教學中的優勢日益突出，在思想品德課中，多媒體技術能運用動靜結合的畫面、容量豐富的材料等讓不易理解的社會現象或某個道理變得現實而富有生命力、感染力，從而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注意力、情感、興趣等心理因素保持良好狀態，促使學生品德得到升華，達成教學目標。而如何巧用多媒體，使思想品德課收到更加良好的效果而不流于形式，對盛行多媒體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多媒體在教學形式上的巧用

多媒體已成為提高課堂教學效率、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教學輔助手段，但象征傳統課堂教學的黑板以及教師的個人魅力，卻是多媒體教學無法替代的。教學中應根據每堂思想品德課的目標需要來設計和使用多媒體課件，在教學計劃中只有對現代化教學手段進行選擇，使之與傳統的教學手段有機結合，才能使課堂教學獲得事半功倍之效。

例如，在串講知識脈絡、突出重點難點時，多媒體播放有不可逆性，重要知識點往往隨著多媒體播放一閃而過，而這時教師如果把這些知識點寫在黑板上，不僅便于學生記錄，還起到了強化作用。

多媒體在教學環節上的巧用

在所需環節巧用多媒體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其變被動接受為主動學習。教師在運用時要充分考慮到學生的心理特征和認知特征，注意課堂教學的互動性。

1.導入新課時

教師先利用多媒體課件創設出一個生動有趣的教學情境，化無聲為有聲，化靜為動，以引起學生的注意力，克服傳統教學中學生面對靜態呆板的課文和板書的缺陷，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再利用設置好的問題，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和探討。這樣的導入定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例如，在教授七年級教材中的《創建新集體》一課時，我播放了從網絡搜索到的《眾人劃槳開大船》這首歌曲的視頻畫面，優美流暢、豪氣十足的旋律，富有哲理的歌詞，使學生很快產生了共鳴。學生一邊聽音樂、一邊欣賞優美的畫面，學習興趣不斷高漲。此時我就歌詞提問：“為什么‘一棵小樹弱不禁風雨，百里森林耐歲寒’？這首歌對我們有何啟發？”學生們紛紛舉手發表自己的感想，懂得了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網絡資源的恰當運用，可以使抽象的知識生動化、具體化，使教學內容更富有吸引力，更能集中學生的注意力，從而大大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

2.突破教學難點時

課程中有許多知識較為抽象，學生不好理解，借助多媒體，可以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例如，在教八年級教材《生命與健康的權利》一課時，為了說明生命的重要性，我在網上找了一個真實的交通肇事案例。這是發生在山西的一件震驚全國的事件。一天早晨，某中學900余名學生在省道上晨跑，一輛東風牌汽車碾壓過來，造成21人死亡、17人受傷。我將此事制成Flas，凄涼的畫面伴隨著悲傷的旋律，引起學生心靈的共鳴，使學生明白了用實際行動去關愛生命的道理。

3.活動課時

多媒體與活動課整合，既突出了多媒體的示范、指導作用，豐富了活動課內容，又充分發揮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從而為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例如，與思想品德課密切相關的時政新聞，因其播報時間與上課時間沖突，致使學生無法準時收看，而利用網絡在學生課余時間進行“新聞補報”，既解決了這一時間沖突，又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

多媒體在教學內容上的巧用

教師只有對教學內容進行深入研究，根據內容的需要，選擇適當的手段與媒體，才能使課堂教學達到最佳效果。

選擇的音像、圖片等材料，要注意盡量貼近學生的實際，利用學生耳聞目睹的現實中的真實材料，這樣既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又有利于激發學生參與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對于熱點的時政問題和典型的材料，應以各種形式納入思想品德課課堂教學中，使教學充滿時代氣息。例如，在講授《嚴格遵守交通法規》一課時，教師可利用多媒體播放從網上下載公安部門制作的法治宣傳片，內容為監視器拍攝到的車禍發生時瞬間的情況，因為真實、直觀的案例場景能幫助學生真正理解“交通法規，生命之友”這句話。

在情境內容上則盡量呈現典型、有深度、能觸發學生多維度思維可能性的信息。例如，在教授《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一課時，我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制成思想品德網頁，準備了展現精神、兩彈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航天精神、眾志成城的抗震救災精神等的典型材料，學生可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不同角度的資料進行分析，但最終都歸結到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內涵這一目標上來。

多媒體在教學對象上的巧用

在制作多媒體課件時，教師必須正確處理好學生、教材內容與多媒體技術的關系，根據學生實際來制作課件，教學的設計一定要適合學生年齡特點和心理特點。

針對七年級學生的課件設計要盡量使其享受到學習的快樂、成功的喜悅，應多使用有意義的卡通Flash宣傳片。而八、九年級的課件設計要側重于訓練學生辯證的思維方式及多角度觀察問題的能力，從而提高學生辨析能力、選擇能力、搜集處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對八、九年級的學生在課件上應多使用錄像或真實的照片。

多媒體是教學的一種輔助工具，不能在教學中占據主體地位。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注意克服傳統教學的缺點，在媒體組合使用時，應從優化效果出發，把現代教學媒體和傳統教學媒體能動地結合起來，相互改革、相互開放、擇優選用、取長補短，使它們成一個新的整體。只有用得好、用得巧、用得恰如其分，才能使現代教育媒體真正為教學服務，真正做到以學生為本，切實提高課堂的教學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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