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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環境治理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

中圖分類號：G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81（2012）03—0080—05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城市化比例1978年為17.92%，2011年超過50%。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隨之帶來了城市環境問題。中國城市環境問題使城市生態負載增大，城市環境保護提上日程。隨著治理理論廣泛應用于城市環境領域，中國城市環境治理興起。要有效地治理中國的城市環境，需要選擇和運用適當的政策工具。或者說，政策工具的選擇、應用狀況是有效地治理中國城市環境的關鍵變量。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是中國城市治理主體在環境政策的制定、執行和反饋過程中為實現政策目標而采取的具有信息屬性的手段、方式或途徑。其主要有環境信息公開、環境標簽或標志計劃（包括環境認證）、環境聽證、環境、全球定位系統等類型。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有其自身的機理。提出這一問題的理由是環境問題、環境事件和環境治理與政治之間存在關聯。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的機理體現在政治層面上即為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的政治邏輯。

環境污染、全球變暖是比較典型的風險問題。這些風險問題明顯不同于歷史上的各種外部風險，它們是人類社會發展到工業化階段后才出現的，是人類自身活動的結果，是人類運用科學技術以及作出相關決策所造成的。“人類的工業化進程中自我孕育出來的風險有著明顯的社會化特征。這種社會化特征，使得具有強大威力和潛在威脅的現代科學技術之負面影響所造成的巨大風險，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不止于此，環境政治學學者約翰·德賴澤克把環境問題看作是政治的主題。“今天，我們不但有一個關于環境的概念，而且大多數發生在環境領域的重大事件是政治的主題和公共政策的目標。”的確，環境問題與政治問題是相聯的。人類的優良存在有賴于我們生活中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條件。相應地，為解決環境問題而進行的環境治理與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生態現代化是一種旨在解決環境問題的話語和實踐，它需要政治承諾，這種承諾指向富于遠見的長期而不是心胸狹隘的短期，指向經濟與環境進程的整體性分析而不是對特殊的環境濫用的零散聚焦。

環境治理與政治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作為環境治理的一種手段，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同樣如此，它有其政治上的動因，也需要考慮政治因素。這之中所蘊涵的邏輯關系就是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的政治機理或政治邏輯。大致說來，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的政治機理或政治邏輯主要表現為中國民主政權形式影響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政治可行性影響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國城市政府環境治理能力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

二、中國民主政權形式影響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政治機構會以政權形式來影響政策工具的選擇。中國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民一律平等地享有憲法、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利。中國民主政權形式影響選擇何種政策·工具來促進和保障公民權利，這適用于環境領域。為維護公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中國民主政權在城市環境治理中選擇或會選擇環境信息公開、環境聽證和環境等政策工具。

在公民權利中，知情權是一項重要的基本權利。廣義言之，知情權是指公民尋求、接受和傳遞信息或情報的自由，是公民從官方或非官方獲知有關情況的權利，又稱為了解權、得知權或知悉權；就狹義而言，則僅指公民知悉官方有關情況的權利。“有知情權，就有相互提供信息的義務。”由于“幾乎每一項權利都蘊含著相應的政府義務”；“公民的權利就是官員的義務”，因而公民享有的知情權，對政府課以公開信息的義務。相應地，公民享有的環境知情權，對政府課以公開環境信息的義務。中國民主政權形式的存在使公民享有環境知情權，政府由此有義務在環境治理，包括城市環境治理中公開環境信息。就此而言，在城市環境治理中，中國民主政權選擇或應當選擇環境信息公開以維護環境知情權。目前中國城市政府的實際做法反映了中國民主政權形式對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的影響。各城市政府通過多種形式環境信息，以保障公民對環境事務的知情權。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推進，公民參與權不斷拓展。在城市環境治理方面，中國公民享有參與環境事務的權利，政府采取或應當采取一定的手段落實這項民利。“對民主而言，它能夠做到的第一件事情應該是嚴肅的溝通交流。”“積極型民主的交流包括參與前期醞釀、議程設定、信息溝通，它強調傾聽和表達的技巧，以及設身處地體諒他人的能力。”傾聽的技巧包涵了聽取公民意見的手段或方式。該手段或方式之一是進行聽證。聽證的本質是聽取對方意見，它有利于落實公民的參與權。在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中，政府開展環境聽證來落實公民的環境參與權。2004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舉行聽證會，聽取“自然之友”、“地球縱觀”、“地球村”等環保民間組織的實施圓明園防滲整改工程的建議。按照“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在《上海市綠化條例》立法過程中舉行了聽證會，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環境也是聽取公民意見的一種手段。由于公民享有環境參與權，中國城市政府應當選擇環境來進行環境治理。實際上，環境在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中得到了運用。如在廈門PX事件中，廈門市政府通過專線電話、電子郵件和信函等聽取公民的意見，落實公民的環境參與權。簡而言之，中國民主政權形式的存在使公民享有環境參與權，政府由此在城市環境治理中選擇或應當選擇環境聽證、環境等信息型政策工具。

三、政治可行性影響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

人類事業的設計和運作總是發生于法律和政治考慮的范圍內。環境政策工具的選擇概莫能外，因為法律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影響環境政策工具的選擇。在環境政策工具的選擇上，政治可行性指的是一定的工具選擇是否能夠維持下去。政治可行性對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選擇有著重要的影響。這里，政治可行性主要考慮三個方面的因素。

一是政府監督信息型政策工具運用的難易程度和政府自身運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難易程度。前者主要涉及政府判斷市場主體是否遵守某一政策或比較恰當地運用某一政策工具的難易程度。對市場主體運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情況進行有效監督的必要條件是擁有足夠的有關污染行為的信息。但是，一個相對合理的假設是政府不可能無成本地知曉每個市場主體在任何時候到底在干什么，換句話說，政府對市場主體進行監督是需要成本的。在許多情況下，獲得有關的精確信息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成本非常高的。而且，獲得有關污染的信息還存在技術上的限制。這些影響政府對信息型政策工具運用的監督。鑒于此，中國城市政府在選擇企業環境信息公開政策工具時更多地要求企業主動披露環境信息。從中國城市政府自身運用信息型政策工具的費用和技術看，其公開環境信息的難度不大，其組織環境聽證、利用環境、進行環境認證的難度也不大，因此中國城市政府還選擇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環境聽證、環境與環境認證等都可以作為環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

二是倫理道德。這主要是對市場主體在信息型政策工具選擇方面的倫理限制。一個被廣泛接受的道德觀認為，環境政策應該對污染行為進行譴責，因為污染是對自然或人類社會的一種犯罪。在此種道德觀里，如果企業利用信息不對稱公開虛假污染信息或隱瞞污染信息，這是很不道德的。目前，雖然生態道德觀在中國尚未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一些城市的大企業中，特別是其中的一些上市公司比較主動地公開環境信息。在獲取有關企業污染行為的信息還存在技術上的限制、政府只有“依賴于行業的自我監測（在可能的限度內）以及它們對排放水平的報告”的情況下，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中企業環境信息公開政策工具的選擇或多或少基于倫理道德的考慮。

三是制度容量。這主要涉及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能否為制度所容納。1979年9月13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和1989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為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信息公開政策工具的選擇提供了制度空間。2007年4月11日公布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直接為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信息公開政策工具的選擇提供了文本支持。1996年3月聽證制度在中國首次建立起來，它為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環境聽證政策工具的選擇提供了間接的可能。《環境行政處罰聽證程序規定》則為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環境聽證政策工具的選擇提供了直接的可能。中國的制度建立于1951年6月。1997年4月29日和2006年6月24日了《環境辦法》，中國城市環境治理的環境政策工具選擇的制度容量由此增大。

四、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

城市公眾是城市環境質量改善的重要推動力量。城市環保工作或城市環境治理工作沒有城市公眾的參與。很難走遠。由于公眾環保參與是政治參與的一種具體表現，或者說是政治參與的一種更新的形式，作為公眾環保參與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無疑是一種政治參與。促進這一參與，需要選擇一定的信息型政策工具。

從理論層面看，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這是因為政治參與需要一定的條件，足夠的信息是其賴以運行的必要條件之一。戴維·赫爾德在談到參與式民主時指出，參與式民主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開放的信息體系，確保充足信息條件下的決策。然而，在涉及選舉以及更為一般的公共政策問題上，所有個人會合理地保持較少的知情，原因是搜集有關選舉與決策的信息要花錢、費時、耗精力。換言之，信息成本是政治參與的一大障礙。如果政府對信息形成壟斷地位，使公眾難于計算政治參與的收益，那么多數公眾寧愿棄權，也不愿參加公共選擇。只有讓公眾擁有或接近信息，降低其信息成本，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才會高些，參與率才會提高。對中國城市環境治理來說，城市公眾只有充分了解環境信息，才會積極參與到環境決策中來。因此，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環境信息公開這個政策工具。

從實踐層面看，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南京市、馬鞍山市、貴陽市環境治理方面的實例較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南京市秦淮河被污染的事實一直存在著，并非無人知曉，只是知道的情況不多、了解的程度不深。這不能使秦淮河環境問題得到廣泛的關注。隨著城市化進程延伸，大眾傳媒進入人們的生活。大眾傳媒擁有深層次、高頻度、全方位報道秦淮河環境問題的優勢，一旦此問題被納入環境記者的視野，他們就會通過大眾傳媒將其比較真實、全面、及時地展現在城市公眾、城市企業和城市政府面前，吸引城市公眾的眼球，引起城市政府的關注。可以說，大眾傳媒通過報道新聞事件、提供交流平臺、追蹤事件進展、給出事件處理結果等，完成秦淮河環境問題的被少數人察覺、被多數人關注、被相關組織重視、被提上政府議程、被采取行動加以解決的建構過程，從而發揮促進社會監督和擴大公眾參與的巨大作用。欲使更多的中國城市公眾參與到環境治理中來，一個基礎性工作就是要解決信息問題，構建一個透明化的、對公眾開放的信息平臺。馬鞍山市的經驗恰是如此。為了使公眾參與和監督更為有效和全面，在實踐中，對環境問題馬鞍山市敢于公布，增強了輿論監督的力度。再者，反面的例子亦可作出說明。如南京市政府在工業項目建設前不向公眾公布信息，在項目建設后公布信息但渠道很少，力度不大，從而導致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中的公眾參與不足。又如，貴陽市人口超過350萬，但貴陽市政府網站關于“整臟治亂”的網上調查參與人數僅有寥寥的629人，其中，信息傳達不到位是原因之一。這些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促進中國城市公眾環保參與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

五、提升中國城市政府環境治理能力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

政府環境治理能力是指為完成政府環保職能規范的目標和任務，擁有一定的公共權力的政府組織所具有的維持本組織的穩定存在和發展，并有效地治理環境的能量和力量的總和。政府環境治理能力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它包括政府環境政策能力、政府環境監管能力、政府環境正義維護能力和政府環境制度創新能力等。按此邏輯，提升中國城市政府環境治理能力需要選擇信息型政策工具。

第2篇：環境治理政策范文

【關鍵詞】環境立法；環保教育；垃圾“分類處理”；環保NGO

繼2013年廊坊市政府對重污染天氣Ⅲ級黃色預警信息的多次，及環保部對廊坊空氣質量監測數據的公布（超標天數比例為63.9%），本市的環境治理再次成了廊坊人關注的焦點。實際上日本也走過“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最終取得了“雙贏”。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社會對環保事業的積極參與。本文通過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結合廊坊實際，找出動員廊坊全體市民全社會積極參與環保的有效措施。

1 日本政府提高環保社會參與程度的方法

1.1 完善國家環境立法體系

為確保全社會都積極參與環保，日本政府不斷健全環保法律體系，做到有法可依。如20世紀60年代的《環境污染控制基本法》、《公害對策基本法》等。1970年制定了防治公害的6部法律，并對原有的8部相關法律進行修正。80年代，針對高技術污染問題，“新陽光計劃”、“月光計劃”開始實施。90年代，確立了“環境優先”原則。2003年頒布了《環境教育法》，從學校、企業、社會三個層面強化生態倫理與環境法制教育。

1.2 開展“三位一體”的環保教育

在日本普遍使用“環境保健”而不是“環境保護”，一字之差折射出對環境的尊重和重視。

1.2.1 學校環境教育

日本政府早在1971年就決定在小學課程中增加有關公害教育的內容。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就系統地向學生講授環保知識和理念，從小學到高中環保都是必修課。孩子們還走出校門，參觀垃圾和污水處理廠等。

1.2.2 家庭環境教育

為培養孩子們從小“愛護大自然”的環保意識，周六、周日媽媽們自發領著孩子到草坪撿紙屑垃圾。給他們看環保方面的書籍、電影等。

1.2.3 社會環境宣傳教育

政府設立了節能日、節能月、節能檢查日，來加強人們的環保意識；許多社區都有環保教育中心，如東京的板橋區環境中心是向社區的全體居民免費開放的。有的還有環保示范餐廳、人類自然博物館、屋頂花園等；在賓館、飯店、車站等公共場所，隨處可見圖文并茂的環保宣傳資料。

1.3 提高廣大民眾的參與熱情

節能環保是一項人人有責的公益事業，因此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來提高民眾的參與熱情。

1.3.1 推進生活垃圾“分類處理”

（1）細致、到位的政策引導。從1980年，政府逐步執行垃圾分類。上勝町已把垃圾細分到44類。為幫民眾培養垃圾分類習慣，政府在居民區劃定“垃圾指定丟棄處”并設有監控鏡頭，發現未按規定扔垃圾的，由專人追蹤到戶并將垃圾退回。嚴重違反者可能被視為犯罪。

（2）激勵制度。建立困難家庭買分類收集桶的補助金制度。日本上野原市為鼓勵市民減少垃圾和分類處理，對家庭購置電動垃圾桶設立了補助金制度。還設立資源回收獎，旨在激發市民回收有用物質的積極性。

1.3.2 推動公眾綠色消費

日本非常重視引導公眾的綠色消費，運用經濟杠桿來促進民眾對環保的參與度。如為促進低公害車的普及，實施低排放車認定制度。消費者購買通過認證的車輛，可享受不同幅度的車輛購置稅和使用稅的優惠；購置以天然氣為燃料或混合動力車等低公害車輛的公共團體，可得到政府的補助金。其中的川崎市為鼓勵使用電動汽車，給予價差1/4 的補助，以及停車費、高速公路費等方面的優惠。

1.3.3 開拓暢通的環保參與渠道

政府為市民開通了暢通的環保參與渠道，保證了民眾的監督權。如日本地方政府對與環保相關的信息都保持公開的態度。普通市民、社會團體可以通過公告及時了解到環境政策的規定以及政府和企業對環保的貢獻情況；通過參與聽證會、遞交居民意見書來對環境問題提出建議。

1.4 引導企業積極參與環保

政府主要通過一系列財政政策引導企業轉型，使其完成了從被動治污―主動治污―積極強化環境責任、提高企業生態環保形象的路線轉變。

1.4.1 特別會計制度

日本政府每年在財政預算方面都會充分考慮對環保的投入。如在城市污水、垃圾處理這類建設和運行費用高的環境基礎設施方面都是由政府負責投資建設和運行。由于是政府行為，因此能做到污染物的最大無害化。

1.4.2 稅制改革

對于從事環保設備的企業在稅收方面加大設備折舊率、減免固定資產稅等稅收優惠。如川崎環保城落戶企業使用指定節能設備，可選擇設備標準進價30%的特別折舊或者7%的稅額減免。

1.4.3 補助金制度

對于將3R技術實用化、技術開發期在兩年以內的新企業，政府補助率最高可達費用的2/3。以川崎為例，環保城內的企業在引進節能設備、實施節能技術改造方面，得到了政府給予的相當于總投資額50%的補助。

1.4.4 融資制度

對從事減少廢棄物產生、廢棄物循環利用的研究開發等活動的民間企業，可享受政策貸款利率；從事環保產業的企業單位可以簡化貸款手續，延長償還期限。

1.5 鼓勵民間環保NGO組織的發展

目前日本的環保NGO在1.5萬個左右，主要活動為推廣環境友好的生活方式、開展環境教育等。如從事廢紙再利用的環境NGO，推動了白色度70再生復印紙普。政府通過多種途徑鼓勵環保NGO發展。1998年頒布了《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降低了NGO法人的準入門檻。在資金方面扶持，NGO的活動資金中政府扶持資金和補貼高達9.9%。

2 日本的成功經驗對廊坊市環境治理的啟示

近年來，廊坊市把環境保護作為立市之本，在環保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從整體來看環保現狀還不樂觀，市民、企業的環境意識、環境倫理道德水平不夠高，參與環保的自覺性很差。日本政府采取各種措施提高全社會全民對環保參與的經驗值得廊坊借鑒。

2.1 完善環保立法、加強環保執法

廊坊市對環境問題的處理在法制上明顯滯后，如機動車排氣污染防治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據，“白色污染”治理存在無法可依的問題等。廊坊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本市的法規政策，確保環保有法可依。雖然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的環保法律，可法律的實施效果卻差強人意。化工廠不按規定排污、火電廠脫硫設施不達標、垃圾污水得不到有效處理等。因此廊坊在完善立法的基礎上還要加強執法力度。特別是要提高環保部門的地位，使其在治理環境時同公安、稅務一樣有更多的權威性。

2.2 完善環保教育方式

廊坊市民的環保意識不高，與政府對環保教育的宣傳不到位有關。今后要加強對中小學生的環境保護教育，將環境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內容。通過形式多樣、寓教于樂的途徑來創新環保的宣傳方式。如利用博物館、展覽館、科學館等一些公益場所開辦體驗式教育，促使市民加強憂患的環保意識。利用廣播、電視、宣傳單、墻報等工具加大環保的社會宣傳力度。

2.3 制定經濟激勵政策，鼓勵企業參與環保

與傳統行政命令式的環境管制相比，經濟激勵政策對推動企業節能減排、積極參與環境治理的效果更明顯。廊坊市政府應加大對環保的預算投入，用于鼓勵有使用價值的新工藝的開發研制，并給予企業必要的補貼和稅收優惠。如只要滿足一定條件，將對引進再循環設備的企業減少特別折舊、固定資產稅和所得稅；對引進的先導型能源設備、對企業采用的高效實用技術予以補貼并簡化貸款手續等。

2.4 注重政策細節

注重政策細節及銜接，能較大程度地提高政策效果，一些細節的疏漏就可能導致政策難以發揮作用。如我國包括廊坊在內，對于垃圾也進行了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分類，但是分類不夠細致，并且對哪些屬于可回收、哪些屬于不可回收垃圾沒有詳細說明，居民沒有學會分類，導致分類失去了實際意義。借鑒日本做法，廊坊市政府制定分類手冊，免費發放給市民。通過小區攝像頭監督、輿論壓力及獎賞、補貼等鼓勵措施，保證垃圾分類能順利實施。

2.5 確保公眾參與渠道多樣化

政府應積極拓展環保公眾參與的渠道。借鑒川崎市經驗，設立由政府官員、節能專家、居民代表和企業人士組成的“公益協會”，研究廊坊的節能目標和實施計劃；開展社區環境對話，建立完善的意見反饋機制；建立全國性的環保NGO協作網，組織NGO及志愿者搜集環境信息，向市政府、人大、市政協提交有建設性的環保方案。

環境保護是全社會的一項系統工程，有必要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共同參與。在全體民眾的努力下，廊坊最終會形成“政府主導、企業治理、全民參與、根植基層、覆蓋全社會”的環保網絡，實現生態廊坊的偉大目標。

【參考文獻】

[1]竇林娟.日本提高環保社會參與程度的方法及對我國的啟示[J].法制與社會，2006（6）.

第3篇：環境治理政策范文

【關鍵詞】 內部控制; 內部控制環境; 人力資源政策

內部控制環境是內部控制發揮作用的基礎,加強和完善企業內部控制,就必須注重對內部控制環境的建設和優化。美國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委員會的報告及我國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都把人力資源政策確定為內部控制環境的一個基本要素。而且,在內部控制環境的諸多要素中,人力資源政策是促進、優化其他要素的基礎。內部控制環境的其他要素,如管理理念、權責分配、董事會和審計委員會等,都與“人”有關,都離不開人力資源政策的支撐。對內部控制環境中的人力資源政策及其影響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人力資源政策及其內容

人力資源是指能夠作為生產性要素投入到企業運作與社會經濟活動中,并創造財富的人的勞動能力,是人的體力和腦力的綜合。人力資源是所有資源中最寶貴的資源,是一個企業生存、發展的原動力,是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影響因素。而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的效率如何與人力資源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人力資源政策是包括人員選聘錄用政策、培訓與開發制度、員工激勵制度、評估考核制度、獎金福利制度、勞動關系政策在內的政策和制度群。科學的人力資源政策能夠保證企業所有成員具有一定水平的勝任能力和職業道德素養,是內部控制有效的關鍵因素之一。

人力資源政策的基本內容在財政部企業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制定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中有明確規定。《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第16條規定,企業應當制定和實施有利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源政策,并且規定人力資源政策的基本內容應包括:(一)員工的聘用、培訓、辭退與辭職;(二)員工的薪酬、考核、晉升與獎懲;(三)關鍵崗位員工的強制休假制度和定期崗位輪換制度;(四)掌握國家秘密或重要商業秘密的員工離崗的限制性規定;(五)有關人力資源管理的其他政策。

二、人力資源政策對內部控制環境的影響

人力資源政策的各個環節都與內部控制環境各要素有緊密關系,從不同側面對內部控制環境產生影響。

(一)員工的聘任、辭退和培訓對內部控制環境的影響

1.員工的聘用對內部控制環境的影響

單位在招聘新員工方面,既要考慮學歷、經驗及過去的成就,還要考慮其操守和道德修養。不僅需要進行筆試,還要進行深度的面談,甚至還把單位的歷史、文化和經營風格等項目,向應征者作深入介紹,以暗示對新員工的期望和囑托。在招聘管理人才時,會考察其是否具有前沿的、創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能否將這種創新帶入企業,使企業產生新氣象等。招聘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或監事會)成員時,會考察其是否具有獨立的人格品性。招聘會計、出納等易發生舞弊的崗位人員時,考查其職業道德素養高低等。合理有效的招聘方式,能夠保證企業招聘到具有較高職業道德素質和足夠勝任能力的人員。大膽的選拔人才并給予足夠的資源,使其能夠完成所分配的任務,這是建立控制環境的基礎。如果企業的執行人不誠實或不能勝任工作,再好的控制程序也會失去作用,甚至會導致企業目標無法實施。

2.員工的辭退與辭職對內部控制環境的影響

企業中因人設崗現象的存在造成了組織結構的臃腫,那么辭退不具備勝任能力以及閑置冗余崗位的員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優化精簡組織結構。保證企業信息的順利流通,使內部控制的執行渠道得以改善。

3.員工的培訓對內部控制環境的影響

培訓是保證和提高員工職業素質和專業勝任能力的重要方式。對新員工訓練的目的,是為了向員工說明單位對員工的要求,以及員工應達到的目標和應遵循的行為標準,即告訴新員工未來將扮演的角色及責任。對管理層員工的后續培訓可以更新其現有管理思想、理念,從而更新其管理方式。對基層員工的培訓,可以提高其技術技能、處理問題能力等,以保證其能夠勝任相應的工作崗位。對全體員工在企業價值觀方面的培訓,能夠使企業文化滲透到每個人的思想當中,使每個人在企業價值觀上都有一種認同感。通過培訓能夠使員工了解應遵循的工作職責、行為要求及業務流程,幫他們熟悉應該掌握的崗位技能、工作內容和工作標準,使其更好地履行職責。后續教育能幫助提升員工適應發展中的環境的能力。這樣能夠提高員工對內部控制措施執行的自覺性,也就有助于推行企業的計劃,達成企業的目標。如果員工的業務勝任能力和道德素養低下,其理解和執行內部控制措施的能力就差,就會影響到內部控制措施的效果。

(二)員工的薪酬、考核、晉升與獎懲對內部控制環境的影響

績效考核結果是企業員工積極工作成果的一個體現,科學有效的考績機制,可以使員工的工作成果被充分認可。在員工績效的基礎上,根據績效結果有區分的確定其薪酬并對其進行適當的激勵,則員工的積極性、滿意度就會得到提高,其對企業的忠誠度和歸屬感也會增強。反之,如果員工看不到自己對企業的貢獻,又得不到應有的優待,找不到對于企業的歸屬感,人才自然流失頻繁。另外,對違反預期行為者進行懲戒,并且將不予姑息的信息傳達到全體員工,可以從反面加強對所有員工的內部控制教育和道德培養。

科學合理的考核機制、誘人的薪酬和激勵政策一方面能夠吸引人才,包括引進具有先進管理思想、理念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現有員工的積極性。員工必然會在現有表現的基礎上投入更多的熱情,擁護企業各項制度,其中當然包括其對企業內部控制章程的遵守,也即提高了員工對企業內部控制措施的執行力。如果缺乏有效的考核機制及相應的獎懲措施,或者未將這些措施制度化,就會削弱員工執行內部控制措施的自覺性和警覺性。

(三)關鍵崗位員工的輪崗制衡對內部控制環境的影響

從企業內部控制角度看,企業內部各崗位中尤以內部審計部門最為關鍵。內部審計是設在企業內部的監督部門,行使獨立的監督責任。要使內部審計人員始終保持獨立性,除了適時的培訓和嚴格的制度規定外,實行定期的崗位輪換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內部審計也是內部控制環境的組成要素之一,關鍵崗位員工輪崗制度是保證內部審計獨立性的有效方法。

另外,權力的存在是舞弊發生的條件,在權責明確的前提下,會計、出納等關鍵崗位的人員也應適時地進行崗位輪換,避免因某崗位人員權力結構保持太久而形成一種非法定的“統御權”(管理學概念,指因為人員的特殊品格、個性而形成的權利),從而放大其職權,增大舞弊發生的風險。授權及責任分配方法也是內部控制環境的組成要素之一,通過定期的崗位輪換就在制度層面上限制了關鍵崗位員工的非法定權力,降低舞弊行為發生的風險。

(四)對掌握重要商業秘密的員工離崗的限制性規定對內部控制環境的影響

商業秘密是企業投入了一定的時間、資金和精力而得來的,對企業具有實際的或潛在的經濟價值和競爭優勢。該商業秘密被他人不正當地披露或使用,就會給企業的合法權益帶來不同程度的損害,甚至可以導致企業經濟效益的直線下降而最終破產。為保證商業秘密不被侵犯,從內部控制的角度而言,就需要在人力資源政策上加以規制。對掌握重要商業秘密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和其他負有保守商業秘密的人員,一方面要求其在本單位任職期間履行對企業的忠誠義務,保守企業的商業秘密,不得在與本單位競爭的企業兼職或任職;另一方面,應當依法約定掌握重要商業秘密的員工在離職后的特定時間和特定地點內不得從事與原從事業務相同或相近的業務,或創建與原單位競爭的企業。對掌握商業秘密的員工離崗的限制性規定本身就屬于企業內部控制的一個方面,而且其與內部控制環境要素中的權責分配相聯系。

總之,人力資源政策的各個環節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其從不同側面在不同程度上對內部控制環境的其他構成要素產生影響。良好的人力資源政策不僅有利于提高員工的素質,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和創造性,還有利于凈化內部控制環境,節約內部控制成本,彌補內部控制缺陷,并最終實現內部控制效果。

三、建立科學有效的人力資源政策,優化內部控制環境

一個系統、科學的人力資源政策能夠促生一個高效的內部控制環境,無效的人力資源政策則可能導致內部控制環境的其他組成要素失效,使內部控制無效。要建立科學、有效的人力資源政策需要從人力資源管理的各個主要環節入手。

首先,把好選人關。企業應有完善的招聘與選拔方針及操作性程序。應當制訂詳細的人力資源需求計劃,并定期在組織內部進行崗位職位分析,確保各崗位都能配備有足夠勝任能力的人員。選拔和聘用員工要嚴格全面考核其德、才等綜合素質,尤其要重視其道德素質和再學習能力。

其次,做好培訓和后續教育。培訓的目的是提高員工的素質和技能,使員工能適應問題的變化、新問題出現及問題復雜程度提高等方面的變化。無論采取什么樣的訓練方式,均要使員工有能力與發展中的環境相適應。

再次,定期考核、獎懲分明。通過科學的績效考評對員工實施晉升和獎勵,不僅是對符合企業價值行為的承認、鼓勵,也是培養員工企業忠誠度與歸屬感的重要途徑;對于違反內部控制要求的員工要嚴懲不貸,加強對所有員工的內部控制教育和道德培養。

最后,加強對關鍵崗位的管理。對會計、出納、內部審計等關鍵崗位,一定要建立嚴格的輪崗制度并切實執行,對涉及企業重要商業秘密的員工要做好在崗時的忠誠教育,并對其離崗依法作出限制性規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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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琳娜,胡偉濤.企業內控管理的四大難點及解決方案[J].審計研究,2005(5).

[3] 企業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S].2008.

第4篇：環境治理政策范文

關鍵詞：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監測質量保證；監測質量控制；環境數據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X84 文章編號：1009-2374（2017）07-0119-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7.07.056

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夠促進監測流程的規范性，保證為監測能力、環境管理、數據收集等工作提供有效的實施渠道；還能為環境監測質量控制工作發揮重要作用，在日常環境監測工作中，不僅能在較大程度上提高人員的工作效率，還能為數據監測工作提供有效保障。

1 監測人員的質量控制

根據我國制定的《環境監測管理辦法》中的相關規定，環境保護部門以及相關機構從事的專業人員、技術人員需要進行一定的技術培訓工作，保證能夠在國家統一標準實施下組織其進行環境監測崗位考試、合格考核工作，才能執行上崗任務。其中，上崗人員一定要持證上崗。在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中，能夠為其建立人員上崗證基礎數據庫，保證將每個人員的帶證上崗信息、監測項目以及有效期限等列入其中。在對一些原始記錄進行記錄期間，需要對其進行分析，在將監測人員的姓名輸入期間，系統就能自動對監測人員對項目的持證情況進行判斷，保證人員的質量。

2 儀器設備的質量控制

根據我國《環境監測質量管理》相關規定，要求使用的環境監測儀器、相關設備都是由國家計量單位或者授權單位經過鑒定或者按照相關規定以及標準程序校對后。在得到合格檢驗后，需要對校準產生后的因子進行調整。相關的儀器與設備在得到兩次鑒定后期，還需要在期間對其核查。所以，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上存在的資料信息庫需要滿足相關要求。如：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中的基礎數據庫需要促進儀器資料庫的形成，需要包括儀器的名稱、型號、主要責任人以及檢定的日期、狀態信息等。在對監測儀器進行選擇期間，可以將儀器編碼輸入進去，就能更快查詢到該儀器的信息，這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儀器重復檢定。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還能根據上次檢定的信息（檢定的日期、失效日期）設定核查信息，避免在核查工作中出現遺漏現象。并且在核查期間，還能對相關信息進行分析，判斷出儀器檢定過程中是否滿足各個技術的使用要求。儀器校準庫的建立，在相關人員使用校準因子儀器過程中，特別是一些玻璃儀器、電極等，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就能自動將校準因子的數值反映出來，幫助實驗人員表為其計算出正確的結果。

3 方法標準的保證

為了使監測人員在執行期間使用標準的技術規范，促進最新版本的形成，技術人員需要對該標準進行定期檢查，做好及時更新工作，促進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中基礎數據庫的形成。對方法基礎庫的主要內容進行分析，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分析方法數據庫中存在的內容主要包括每個分析項目中的代碼、名稱、計量單位、分析方法以及認證項目等信息，該數據庫不僅能促進方法的有效性與更新性，還能為其報出規范、真實的監測結果。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中的分析方法基礎庫具有的功能，在對其進行分類期間，能避免不同種類、相同項目的分析方法出現錯誤。對其監測數據，是由項目的代碼、名稱、計量單位、分析方法等各個信息組成的，能夠在較大程度上避免誤解。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根據方法基礎庫中的認證信息、認證標志，在監測期間，能夠利用自動識別方式對其識別，這樣不僅能避免報告編制人員出現錯誤，還能降低方法不溝通導致錯誤現象的產生。

4 數字修約

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中存在的模板含有計算公式，其過程中不對數字進行取舍，實際獲取的結果能夠根據基礎庫的小數位、有效位數獲取。基于內置函數對其自動取舍，該執行l件下，不僅能促進監測結果中相關數值計算的準確性，還能防止人為錯誤現象的產生。

5 實驗室質量控制

實驗室質量控制工作主要是對實驗室內部與外部以及實驗室間進行質量控制。常規的監測質量控制程序最為主要的實施目的是對監測結果的準確性、精密度進行控制。經常使用的方法為平行樣分析、密碼樣分析、對比分析以及比對分析等。在目前的實驗室質量管理工作中，其發展已經實現了統計質量控制工作。該工作在實際應用過程中，主要采用了統計技術分析手段，不僅能對測量體系的持續水平、穩定性進行考察，分析監控的精密度與偏差的波動情況，還能發現其存在的潛在問題，是當前實驗室控制工作中需要執行的主要任務。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測量體系性能在統計受控下，也能對其有效評估，實驗室的質量管理體系也能更加完善，在使用期間更有效，促進過程控制、持續改進過程的形成。

其一，能夠對標準樣品分析結果進行合理判斷。根據我國對標準樣品的分析，在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中，如果標準數據庫中的相關工作人員已經將每種標準樣品的原始編碼、極限數值、不確定度進行輸入，也能使其按照樣品編碼進行編號，使其發放到檢測人員手中。期間，只要檢測人員填寫了樣品的編碼和檢測結果，質量控制人員就能直接、快速的找出評定結果，并分析結果的合格性。

其二，能夠對比對試驗結果進行判斷。經過比對實驗后，基于方法進行比較。在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中，在基礎數據庫中，需要根據我國的質量監測保證標準以及相關的控制指標，判斷出測量數值的精密性和準確度之間的誤差。質量控制人員將各個監測項目的精密度、準確度差異輸入后，系統就能根據分析結果，直接、自動的計算出結果，分析其檢測誤差，保證評判結果的準確性。

其三，對加標回收率進行分析。隨著信息化社會的不斷進步，需要將各個數值輸入到設計模板中去，分析出回收率。當質量監控人員發現后，可以分析是否在合理的控制范圍內，所以說，該方法能夠更直接、更方便地將檢測結果合理評判。

其四，分析平行樣。針對平行樣，系統能夠對其自動分析，并合理計算出各個項目中的平行樣率，以達到準確性與高效性。

6 監測結果預警

在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中，可以為監測結果設定預警限值，當監測結果出現一些異常情況，系統就會自動為其發出警報。產生的異常情況主要體現在：

其一，違法了科學定律。這類錯誤的產生比較明顯，主要是填報人員出現誤填，可以在原始數據模板中對數據進行合理設置，使系統自動拒絕違法科學定律的相關數據。

其二，邏輯性錯誤。該錯誤的產生比較隱蔽，需要對多種數據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在監測報告中，需要判斷出相關邏輯，當發現系統中存在的問題，能夠對其報警。

其三，監測數值超過了國家以及各個行業標準。這種情況是不屬于錯誤的，要為其建立評價標準庫，對監測數值的超標情況進行發現，使系統能夠自動提醒，引導監測人員注意到。

其四，監測數據與傳統的監測數值相比，其存在較大差距。這種情況也不是一種錯誤情況，因為系統中存在企業或者傳統的監測數據，利用該系統能夠將其與傳統的數據進行比較，針對較大的差距情況，系統能夠做出提醒。

7 結語

在文章中，基于對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統的研究和闡述，對人員、儀器質量得以控制，促進了方法使用的標準性。環境監測管理信息系y對質量控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環境監測質量控制工作中，利用環境監測管理系統能夠在較大程度上減少人為錯誤，促進數據的合理性與準確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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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環境治理政策范文

關鍵詞：醫務社會工作;癌癥患者;知情權;倫理困境

一、研究背景

隨著時代的發展，醫務社會工作的人性關懷慢慢得到提升，患者希望能夠在治療的過程中獲得精神上的需求。然而在實踐過程中，醫務工作者們常常會觸及到癌癥患者的身體及心理上的傷害，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專業倫理困境。這類倫理困境常常包括對癌癥患者自身病情、病情的治療方案、醫療資源及入院后的生活質量有關，醫務社會工作過程中，這些倫理困境在有意或無意的伴隨著社會工作的本身。

2016年2月，中央財政支持吉林省生命關懷協會醫路同行空巢老人醫務社會工作服務項目立獲首批，筆者有幸于2016年4月參加該項目，筆者主要接觸的群體是吉大一院放療科、腫瘤科的癌癥患者，在實踐過程中，筆者在服務該群體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倫理困境，給筆者帶來了相應的困惑，進行一定的倫理選擇。本文主要是將筆者在參加醫務社工項目過程中對癌癥患者的知情權引發的倫理困境進行闡述與分析，并嘗試運用醫務社會工作的方法提出初步的建議及對策，對癌癥患者知情權引發的倫理困境進行初步的總結。

二、醫務社工介入癌癥患者知情權引發的倫理困境

（一）由癌癥患者的知情權引發的倫理困境

隨著時代的發展，患者有權利從醫護人員了解有關本身的身體狀況、治療方案和患者本身所要承擔的風險;但這一觀點與中國傳統思想有一定的沖突，從人道主義上來說，如果將患者信息全部告知患者，患者能否在心里上完全的接受疾病信息？在現如今的醫療體系中，患者的家屬傾向于隱藏患者的病情，以此保護患者受到的傷害。當患者準備出院時，也只能得到有關病情大概的描述。因此這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患者的知情權。筆者在實踐過程中經常遇到此類倫理困境。

（二）案例分析及應對

筆者在實踐過程中，發現很多患者家屬將病情模糊化，讓患者脫離病情實際情況，但大部分患者能感受到自己的病情并不明朗化，他們常常因為家屬對自己的隱瞞而苦惱，對醫院的治療方案表示擔心;但如果醫務社會工作者將患者的病情全部告知，這可能加重對患者本身的心理負擔，甚至會威脅到患者的生命。以下通過案例來進行對醫務社會工作有關癌癥患者的知情權的倫理困境的描述與分析：

案主，癌癥患者晚期，家人對案主的病情進行隱瞞，但案主能夠感受到自己的身體狀況并不是很樂觀，因此，案主多次向社會工作者求證。

在此案例中，醫務社會工作者明顯遇到了對于癌癥患者的知情權的倫理困境。我們不僅僅關注案主的知情權，更重要的是，告知是否有利于案主的長遠發展？其次，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去告知？在服務過程中，通過收集案主的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對案主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測評，及家屬對患者的是否告知的意見，同時，也征求院方的建議。第一，在是否告知案主的病情的問題考慮上，筆者認為原則上告知，但是在有些情況下，為了服務對象的利益，根據具體情況可以選擇不告知;家屬的意見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家屬執意要求工作者不告知，這種情況社會工作者就需要作出新的評估策略;在個案服務過程中，案主已經嚴重在懷疑自己的身體狀況，這時候只會加重案主心中的焦慮。第二，如何告知案主？醫務工作者也需要考慮多種因素。直接告訴可能會導致患者在面對突然消息時心理坍塌，威脅到案主的身體健康安全;作為一名合格的社會工作者，需要協助其家屬將病情的實際情況逐漸式滲透，給案主充足的時間去消化這樣的負面信息，讓案主內心慢慢接受。

三、提出可行性建議與對策

（一）有章可循---醫務社會工作者應遵循的原則

醫務社會工作者在面對癌癥患者知情權的具體實踐中是有章可循的，我們應該將尊重放在首要原則上，患者有權了解自己的病情狀況，有權決定自己的治療方案，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需要依次作為服務的價值基礎，這樣才能更好的服務于案主。

（二）提升醫務社工的專業素養和倫理道德水平

在具體服務過程中，醫務社工在實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專業倫理問題的上，作為專業的醫務工作者應該以不帶價值色彩的態度進行抉擇，發揮出醫務社工的專業價值。一般情況下，實際遇到的倫理問題很難從現成的倫理守則和價值判斷標準得到答案，更多的是綜合各方因素，作出合適的倫理選擇，保障服務對象的利益。

第6篇：環境治理政策范文

關鍵詞：環境管理體制；問題；對策。

環境管理體制是指國家有關環境管理機構設置、行政隸屬關系和管理權限劃分等方面的組織體系和制度。它具體規定了中央、地方、部門、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管理范圍、權限職責、利益以及相互關系，核心部分是關于管理機構的設置、各管理機構的職權分配以及各機構之間的相互協調等問題。一些西方學者在對環境管理體制問題進行討論時，往往會把公眾參與的問題考慮進去。他們認為，在環境管理體制的結構關系中，除政府的行為之外，還有社會利益團體和管理行為人，它們都是較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環境保護事業在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具有較高的社會化程度，企業和公眾在環境管理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這方面，我國與西方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較長時間以來，我們所說的環境管理體制僅指政府內部機構的設置，而公眾的監督和參與則被視為是外部作用機制，一般不納入進來。

一、我國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國長期以來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環境質量負責的環境管理體制，這種體制，由地方政府通過計劃、組織、調節和監督，來協調社會中的各種關系。這一體制的優點在于能夠很好地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已經形成了“由國務院統一領導、環境保護部門統一監管、各部門分工負責、地方政府分級負責”的管理體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級管理”、“四級機構”的組織體系。這種管理體制對于推動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自然資源相對較少，環境保護工作起步也比較晚，正處在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管理手段較為薄弱、環境意識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的轉軌時期，因此該體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它還存在著不少的弊端，部門分散、地方分割、條塊分離的現象比較嚴重，管理手段相對滯后，很難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對于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國政府對于環境管理機構的設置，大體上是一個倒“金字塔”的結構，即中央設置的環境管理機構數量較多、規模較大、人員充足、技術設備好，對環境監管的執法能力比較強；相對中央管理機構來說，各地方設置的環境管理機構，越往下數量越少、規模越小、人員越缺乏、技術設備越差，環境監管的執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國的縣級環境保護部門來說，它的技術人員編制較少，但實際工作人員的數量卻嚴重超編，大多數人員沒有環境保護方面的相關專業知識，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在機構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環境保護部門，同時又沒有較好的方法對人員進行培訓。同時，環境保護部門的技術設備配置也比較落后，缺乏基本的監測手段，不能有效地對排污總量和違法排污現象進行監測，有些甚至還需要將監測項目送到市一級部門進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監管人員在現場進行執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認識和已有的工作經驗，這樣及時取證就有一定的困難。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與通信工具，一旦發生違法排污現象很難及時到達現場，從而做出快速應急反應[1 ] 。我國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以地域管理為主的環境管理體制，導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為差異。

中央政府對于環境保護的態度非常重視，制定了一系列關于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把保護環境上升到了基本國策的戰略高度。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由地區間的環境質量得到改善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是不存在的，因為任何一個地區的環境質量得到改善都意味著整個國家的環境質量在不斷提高。但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對于環境保護的態度就比較復雜，因為環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區域性等特點，該地區對環境問題加大投入進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該地區而是鄰近的其他地區，這樣就使得一些地區忽視環境保護而片面地只追求經濟效益。在發展與環境的目標選擇上，地方的目標函數與中央存在差異。中央政府強調全局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可持續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標則明顯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經濟發展。在環境保護政策的決策與實施上，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存在著“討價還價”和“對抗”的傾向。地方政府在落實環境管理的具體政策時，會與中央政府的要求產生一些矛盾與沖突，而地方政府則會憑借自身所擁有的經濟資源和信息優勢，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盡可能地減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損失[2 ] 。所以，在環境管理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為差異。有學者認為，從環境保護的縱向管理上來看，我國是以地域管理為主的管理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只對本級政府負責，在環境保護機構內部上級與下級之間只是一種業務指導關系，上級對下級缺乏應有的制約力，執法過程中容易受到人為因素的干擾[3 ] 。由于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區對于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和保護環境的重要性認識也不相同，因此，在資金投入上也存在著較大差異，有些地區投入了較多的資金用于環境保護，而有些地區則投入較少。這種現象必然造成地區之間環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時間一長可能就會導致一些原來重視環境保護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視環境保護的地方政府看齊，減少資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遠見的官員真的下大力氣治理本地區的環境，但由于環境的特殊性，我們也很難全面衡量其治理環境的業績，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環境保護流于形式。

（二） 地方環境管理機構在設置上不能滿足實際需要。

目前全國有不少環境保護部門，特別是縣級環境保護部門仍掛靠在城市建設系統上，僅屬于城市建設系統的一個部門，這種現象給環境保護的執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城市建設往往引發一定的環境問題，而作為城市建設系統內的機構自然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的環境監督管理，環境監管難免會流于形式。因為沒有獨立的機構，人員編制、工作經費等問題也都難以保障。有些地區環境保護部門內的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不健全或者根本沒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而環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是環境保護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兩個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機構的設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都應該進行強化，不能側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護任務非常繁重的資源或農業大省，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有的省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但力量薄弱。在一些縣和農村，環境和自然保護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機構的設置和人員的編制則遠遠不能適應實際需要，甚至還有些地方出現了沒有人管理這方面的工作的情況。 

第7篇：環境治理政策范文

一、景德鎮市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投融資現狀

景德鎮市是依托高嶺土資源發展起來的陶瓷工業城市，主要開采高嶺土、陶嶺土、石灰巖、磚瓦粘土和少量砂金以及煤礦，開采方式絕大部分為露天開采。礦山開采后，相繼出現了土地及植被破壞、尾砂及(廢)矸石堆放不當造成水土流失和崩滑流隱患、地下采空造成的地面變形或塌陷、礦山排水引起的水均衡破壞、水土污染等礦山地質環境問題，嚴重影響了礦區周邊及下游居民的生活環境和生產秩序。由于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歷史欠賬過多，礦山地質環境問題堪憂。尤其是礦山停采以后，礦山疏于管理，地質環境有日益惡化的趨勢。

作為老礦業城市和資源枯竭性城市，景德鎮礦山企業在我國具有代表性，在計劃經濟時期礦山企業以生產為主要任務，生態環境保護和恢復治理被忽視，而礦產資源開發的收益和稅收都上繳到國家。隨著大量老礦山和開采點關閉停產，日積月累造成的嚴重環境代價在當代凸顯;現存礦山企業也難以獨立開展礦山地質環境恢復治理工作，需要國家投資支持。

根據財政部、國土資源部辦公廳《關于組織申報2010年度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的通知》，該市被列為我國資源枯竭型城市礦山地質重點治理工程區。2004—2008年期間，景德鎮市共有5個礦山7批次申請到中央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扶助資金，總計金額2600萬元(見表1)。

2010—2012年景德鎮市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重點工程投入經費由中央財政申請治理工程資金和地方政府配套資金兩部分組成，以中央財政治理資金為主，具體如圖1所示。

二、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投融資主要問題

通過實地調研，與景德鎮市部分礦山企業和相關管理部門座談，發現該市在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其治理的投融資環節中存在部分問題，這些問題也是我國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投融資面臨的突出問題，景德鎮具有典型代表性。

1、投融資機制不健全，歷史遺留治理任務重

景德鎮市作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型城市，其高嶺土資源已開采數百年，即使從上世紀80年代算起，部分礦山開采至今也已近尾聲，遺留下的是老礦山的地質環境治理問題。目前，在國家政策層面針對新建、在建礦山實行“誰開發，誰負責;誰污染，誰治理”政策，治理與審批掛鉤，治理投入有保證金保障。但是，對于景德鎮歷史上大量礦山開發資源遺留的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問題來說，僅僅依靠政府稅收來推動，遠遠不能滿足這項耗時長、投資大的事業的資金需要，亟需建立健全針對市場引導的礦山地質環境投融資機制。

2、投資主體單一，多渠道主體投資參與度不高

1988年《土地復墾規定》出臺前已經閉坑的礦山由于責任主體已經缺失，當時又無相應的治理資金賬戶，本部分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的責任人為政府;《土地復墾規定》出臺后，我國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的責任主體主要是污染者。基于以上原因，我國現行的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投融資模式主要有三種：政府投資-管理模式;污染企業投資-管理模式;污染企業與政府共同投資-污染企業管理模式。

景德鎮市礦山地質環境治理資金主要來源于中央投資資金和小部分地方配套資金，是典型的政府投資管理模式，即政府財政資金是投資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的資金和管理主體。這種情況與我國礦山地質環境治理資金來源情況一致。根據2012年國土資源公報數據(見圖2)，我國投入礦山環境治理資金106.1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投入46.80億元，地方財政投入35.43億元。恢復治理礦山6112個，累計3.2萬個;恢復治理面積10.18萬公頃，累計62.52萬公頃。

3、投融資渠道陳舊，資本市場籌資功能未顯現

資源開發導致的地質環境治理的投入不僅需要政府的政策性引導資金，更重要的是吸納社會資金，用于恢復資源開發過程中的地質環境問題。傳統意義上的投融資渠道主要有銀行、基金、國債等。銀行貸款是礦山企業環境治理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關于貫徹信貸政策與加強環境保護有關問題的通知》對從事環境保護和治理污染項目有根據經濟效益和還款能力給予擇優扶持的規定。但對于礦山地質環境治理中的中小型企業而言，由于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景德鎮礦山企業主要是開采價值較低的高嶺土的(問題最好能通過類似方式跟景德鎮掛上鉤)中小企業，其獲得金融機構信貸資金較難。

三、對我國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投融資模式的建議

雖然近年來針對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的投資支出比例加大，但對大量歷史存留的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問題和部分新產生的問題來說，國家財政投資的數量不能滿足治理需要。為完善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投融資機制，加快建設礦產開發領域的生態文明，提出如下投融資建議。

1、加大財政對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的激勵政策

(1)設立專項財政基金。對于資源開發過程中，需要資金支持并且資金用于地質環境保護和治理的有資質企業，專項資金予以支持;對于進行過資源開發，但是尚未治理(含歷史遺留問題)對居民生活影響嚴重的地質環境問題，財政基金應該予以支持;對于未改制，并且承擔較大社會責任的國有企業，缺乏保護和治理資金的，財政專項基金需支持。

(2)加大地方和中央政府對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活化籌集財政性投入的方式，如財政信用方式，投資重點放在公益性較強的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基礎設施建設、跨地區的地質環境綜合治理以及基礎學科研究上。

(3)將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經費納入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并逐年增加數額。結合本地財政實際狀況，各級政府每年從預算內支出部分資金用于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此外，在政府出臺優惠政策吸引的各項預算外資金中，統籌部分用于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

(4)增強財政政策對企業投資的剛性約束力，加大企業不投資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的壓力。

2、拓寬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的投融資渠道，政府主導與市場主導投融資模式并行

(1)設立資源開發企業參與地質環境治理的專項資金賬戶。資源開發企業應該是地質環境保護與治理的主體，參與資源開發的企業必須在銀行建立單獨的地質環境保護與治理專項賬戶，預留企業從事資源開發不低于10%的利潤用于礦山地質環境保護與治理工作。

(2)發行礦山地質治理的專項國債、專項債券。利用國家信用和資源配置優勢發行用于礦上地質環境治理項目的國債，使其成為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長期、穩定、可靠的資金來源;對于治理后收益率較高的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國家政策適度傾斜，鼓勵金融機構發行專項債券籌資。

(3)加強銀行礦山地質環境治理信貸融資力度。建立和完善與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多元化金融機構組織體系，適當增加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的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支持力度。針對商業銀行實行貨幣政策傾斜性，放寬開展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的企業獲取貸款的條件;政策性銀行全力支持有利于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的投資項目和信貸融資，用低于社會的貸款利率提高礦山地質環境治理企業的積極性，存貸利差可由中央財政專項補貼。

(4)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的ABS融資渠道。在我國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中合理利用資產證券化融資(簡稱ABS融資)，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結束后會有一定的收益，可以以此為擔保發行在國內市場通行的債券來籌集治理項目的資金。用可預見的收益來吸引投資，這種方式風險低、投資者積極性高，同時可以為如社保基金、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提供更寬泛、安全的投資路徑，進而拓寬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的融資渠道。

(5)引進國際資本參與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外資注入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的融資路徑雖然執行起來較為曲折，也更為困難，但是爭取諸如世行、亞行貸款和國際地質環境治理的合作項目是利用國際資金、優惠貸款和技術援助的有效途徑，應從改善具備吸引外資的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的管理、提高項目的經濟效益、增強項目承擔企業還貸能力出發，積極爭取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國外投資、融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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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楊鋒濤：西部生態環境重建投融資問題研究[J].經濟與管理，2007(12).

第8篇：環境治理政策范文

城鎮生態環境多元主體治理模式是政策工具選擇的前提。城鎮生態環境是城鎮人口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空間，根據生態環境的整體結構、功能特點和基本屬性等，可將城鎮生態環境分為三大類:一是水域生態環境，主要包括河流、護坡、水庫等;二是地域生態環境，主要包括政府機關、商貿、住宅、工業企業、開發區、綠化、公路、鐵路、機場、古跡旅游等建設用地;三是空域生態環境，即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霧霾和空氣粉塵等。城鎮生態環境大部分都屬于公共產品的范疇。對城鎮生態環境治理存在多種模式，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種:

1．1政府壟斷的單一模式

政府在城鎮生態環境治理中既是資金的提供者，也是城鎮生態環境主要的執行者和維護者。政府的治理方式主要有管制、強制執法和嚴格征稅等，而這容易造成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發生。這種單一模式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首先是資金的短缺。城鎮生態環境治理需要充足的資金，這關系到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在政府壟斷的情況下，城鎮生態環境治理的資金只能依靠政府來提供。近些年來，政府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了對城鎮生態環境治理的投入，但這只是杯水車薪，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金短缺的狀況。由于政府在城鎮生態環境治理方面的失靈，不僅會導致政府尋租，還會導致城鎮生態環境陷入“治理—破壞—再治理—再破壞”的惡性循環，使過度治理和治理不足并存。在政府壟斷城鎮生態環境治理的情況下，由于缺乏競爭機制，容易使政府陷入官僚制困境，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城鎮生態環境治理的低效率，甚至是無效率。此外，政府壟斷還會導致城鎮生態環境治理的邊際效用遞減，影響治理效果。

1．2政府與企業結合的二維模式

在城鎮生態環境治理方面與企業進行合作治理，既可以克服政府失靈，又可以彌補市場自身的缺陷，這是實現城鎮生態環境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徑之一。在城鎮生態環境的治理過程中，政府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的，而企業則是以追求營利為最終目標，出售產品和服務獲取最大利潤。在政府與企業的二維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為了公共治理發揮最大效用，會允許或授權企業參與到生態環境的治理中來，因為企業既擁有政府無法比擬的雄厚的技術基礎和專業設備，又能夠實現城鎮生態環境的源頭治理，而政府只需要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監管。在這二維治理模式中，政府最主要的任務是提供相應的政策工具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提高企業的積極參與性，從而實現政府和企業的合作雙贏。

1．3政府、企業和社會聯合治理的多元模式

在多元的聯合治理模式中，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共同參與到城鎮生態環境的治理中來，三者之間形成了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相互監督的關系。政府在城鎮生態環境治理的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可以出臺相關政策和完善法律法規，吸引企業參與到生態環境治理中來。而社會組織作為政府的“減壓閥”和“穩定器”，與政府相比，社會組織更具專業性和靈活性，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對城鎮生態環境更為敏感和關注，能創造出比政府更低的公共治理成本和帶來更高的效率。與企業相比，社會組織更具有志愿性和公益性。鑒于目前我國社會組織發展規模較小，力量薄弱，政府可以通過購買等形式給予社會組織鼓勵和扶持，發揮其在城鎮生態環境治理中應有的作用。此外，社會組織是由具有不同利益動機的群體組成的，不能作為統一的整體從社會的全局考慮問題，這就需要政府給予引導和規范管理，使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在這三種模式中，多元治理模式可以對城鎮生態環境進行全覆蓋，實現城鎮生態環境的全方位治理。政府政策工具的選擇是多元治理模式有效運轉的重要前提，因此，政府要從多元治理模式出發設計政策工具。

2城鎮生態環境治理政策工具選擇的種類

對城鎮生態環境治理的政策工具應該進行分類，以方便政府確定選擇的范圍。國內外學者對政策工具分類有著不同的分類方式。在這里，我們將借鑒華中科技大學徐頑強教授提出的公共政策工具的類型所作的分類，將政策工具劃分為七大類，并按照政府介入程度由高到低進行排序，即管制、直接供給、市場性政策工具、財政性政策工具、社區治理、志愿者組織、個人與家庭。下面，按照不同的政策工具在城鎮生態環境治理中的重要程度，對主要的政策工具分別進行描述:

2．1政治性工具

政治性工具就是政府在政治權威和公權力的前提下，運用法律、法規等約束和規范公民、社會組織等相關主體的行為，促進社會管理目標的實現。政治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和直接供給。管制首先是確定一個政策目標，然后對政策目標群體某些特定的進行強行要求和禁止。其中管制的內容有經濟管制和社會管制，經濟管制主要是對自然資源產品價格、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生態環境損害成本、修復效益，以及對一些高污染企業的進入和退出行為進行管制。企業參與城鎮生態環境治理，對政府來說，經濟管制是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而社會管制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例如對一些污染企業進行取締。直接提供就是在公共預算的前提下，由政府直接提品和服務，在政策工具中屬于消費性支出政策。城鎮建設用地和綠化用地等更多地要靠政府直接提供。政府直接提供的社會性需求領域較為廣泛且處于政府內部運作，必須掌握重要的信息和資源，允許內部化交易，是一種成本較低的政策工具。但由于政府是參與生態環境活動的唯一主體，可能導致治理成本過高，而且，還存在著在治理過程中由于政府部門職能交叉使工作人員執行困難。更為重要的是，在現行財政體系和轉移支付不足的情況下，根本不能對城鎮生態環境進行高效治理。

2．2經濟性工具

經濟性工具就是在市場規律正常運轉的前提下，利用工商管理技巧和經濟刺激措施來指導和規范社會目標群體行為，實現社會政策目標的手段。政府運用經濟性工具，既給予企業充分的自，又能不同程度介入其決策的形成過程。經濟性工具主要有市場性政策工具和財政性政策工具這兩種，其中市場化政策工具的內容包括市場自由化、市場促進化和市場活潑化。市場自由化主要是允許更多的參與者(企業、社會組織)進入到城鎮生態環境治理中來，解除市場管制。市場促進化主要是創造市場化的產品，政府可以發放污染許可證，允許企業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但要其付費。市場活潑化主要是通過契約外包，與營利或者非營利性組織簽訂契約，來提供垃圾清理、街道清潔、道路綠化等公共服務。總之，市場機制的政策工具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提高社會治理效率，促進城鎮健康發展。在財政性政策工具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征費、課稅等方式，對企業污染造成的負外部性成本行為(如空氣污染)征收稅費，約束企業行為，從而達到政府治理目的。

2．3社會性工具

社會性工具建立在自愿基礎上，很少或幾乎沒有政府的介入，以實現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分配社會福利為目標。其主要包括社區治理、志愿者組織、個人與家庭。城鎮社區內的垃圾處理、綠化等，可以由社區居民自行規劃，政府可在此基礎上給予相應的補貼。志愿者組織又被稱為“社會中介組織”或“民間組織”，可以彌補政府和市場在城鎮生態環境治理方面的失靈。城鎮大部分生態環境的治理，志愿者組織都可以參加，如街道清潔、植樹種花、生態文明宣傳、垃圾回收、環保巡邏糾察等。志愿者組織參與城鎮生態環境治理有利于減低政府公共治理成本，但這必須以志愿者組織的發育狀況為前提。總之，隨著公民社會的崛起和第三部門的發育，社會性工具的使用將會得到不斷的加強。

3城鎮生態環境治理政策工具選擇的的依據

在消費特點上對城鎮生態環境進行分類是政策工具選擇的依據。從消費特點上對城鎮生態環境進行分類，可以分為純公共產品的生態環境、俱樂部產品性質或公共資源性質的生態環境。

3．1純公共產品性質生態環境的政策工具選擇

純公共產品性質的生態環境在消費過程中，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較為典型的是空氣、環境保護、免費公園、公共座椅、公共廁所等。俱樂部產品性質或公共資源性質的生態環境，大部分的生態環境都屬于這一類，如公共草坪、礦產資源、公共牧場、公共池塘、公共河流、公共漁場等等。對于這類性質的公共產品，政府應該選擇政治性政策工具來進行治理。

3．2俱樂部產品或公共資源性質生態環境的政策工具選擇

第9篇：環境治理政策范文

一、環境績效審計的含義及其產生的客觀基礎

環境績效一般是指進行資源開發與利用、環境保護與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與無形收益。關于環境績效審計的含義目前還沒有一個比較統一的看法，張文華和錢鳳認為環境績效審計是指對政府部門的環境治理責任和企業應承擔的環境保護、環境治理責任及他們的工作績效進行的審計[1]；陳正興認為環境績效審計是通過檢查被審計單位和項目的環境經濟活動，依照一定標準，評價資源開發利用、環境保護、生態循環狀況和發展潛力的合理性、有效性，并對其效果與效率表示意見的行為[2].

2009年11月世界審計組織環境審計工作小組制定了“有關環境效益審計指南”，環境績效審計開始走向規范化道路。借鑒各種學者的看法，我們對環境績效審計做出如下的定義：環境績效審計是由獨立的審計機構或審計人員，對被審計單位或項目的環境治理活動進行綜合的、系統的審查、分析，并按照一定的標準評定環境治理活動的現狀和潛力，對提高環境治理績效提出建議，促進其改善環境治理、提高環境治理績效的一種審計活動。

審計客觀基礎是審計賴以產生和存續的某種存在于社會經濟環境中的需求，尤其是對審計活動所提供信息的需求。審計的客觀基礎決定著該類審計的目的、職能、主體和客體，不同類別的環境審計，有著不同的客觀基礎。詳細到環境績效審計而言，其產生的客觀基礎應是檢查環境資源的治理和使用責任。環境資源包括兩部分：一是環境的天然存量資源，如物種、生態、大氣和水資源等；二是用于治理環境的各種資源，如資金、技術和設備等。所有權屬于國家和全民的環境資源通過法律委托授權于一定的政府機關或社會經濟組織治理、經營或使用，這些組織就承擔起經濟、有效地使用和治理環境資源的責任，因而需要通過國家審計來檢查其受托治理、使用責任的履行情況。所有權屬于投資者個人的環境資源，則需要通過內部審計來檢查其是否經濟、有效地治理、經營和使用了這些環境資源。這種對環境資源治理、使用的經濟性、有效性的評價，屬于對環境治理系統各環節的“連續監控”，主要是指環境績效審計。

二、環境審計、績效審計與環境績效審計

（一）環境審計與環境績效審計

環境績效審計是環境審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環境審計的基本特征，與環境財務審計、環境合規性審計共同構成完整的環境審計體系。

環境審計，也稱為環境、健康和安全審計，是審計學科在可持續發展目標下開辟的一個審計新領域，是國家環境治理系統（EMS）中的一部分。在我國，環境審計被定義為審計機關、內部審計機構和民間審計組織，依法對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環境治理系統以及在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環境問題和環境責任進行監督、評價和鑒證，并且揭示環境和資源保護中存在的違法行為，促進各級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加強環境治理。

環境審計包括環境財務審計、環境合規性審計和環境績效審計三部分。環境財務審計注重財務報表披露的環境資產和環境負債等信息的公允性；環境合規性審計側重于檢查各種環境法律法規的遵守情況；而環境績效審計更多的是考察、分析和評價組織所采取的各項環境措施和環境治理活動的績效狀況。在增加環保投入的同時應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增加環境政策的適當性，環境績效審計正逐步成為各國環境審計的發展重點。

（二）效益審計與環境績效審計

效益審計起初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稱呼，直到1977年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才在利馬會議上將其定義為“績效審計”（PerformanceAuditing）。最高審計機關國際和亞洲組織將績效審計定義為：績效審計是一種對被審計單位履行其職責過程中使用資源的經濟、效率和效果方面的審計，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三E”審計，近年來，又提出“五E”審計，即在“三E”審計的基礎上又加上了公平性（Equity）和環境性（Environment）審計。效益審計的目的是為了對被審計單位或項目的經濟活動的有效性進行監督和評價，以考核有關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并促使被審計單位提高效益。效益審計的開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從立法、內部制度、審計規范、人才、資源、技術等各方面都要進行建造，要把效益審計作為一項獨立的審計類型進行全面實踐和探索。

國際上審計已經向績效審計發展，環境問題也成為績效審計關注的內容之一。環境績效審計雖然隸屬于環境審計的體系范疇之內，但是又同時兼有績效審計的特點，對績效審計的探索有助于完善環境審計的方法，拓寬環境審計的范圍，豐富環境審計的內容，突出環境審計的建造性意義。我國的環境審計要跟上國際發展，必須在審計類型上從財務收支審計向績效審計拓展，從以環境經濟活動的合規性、合理性為主要審計對象逐步過渡到績效審計上。

三、環境績效審計的特點

（一）審計結果的建造性

環境審計的基本職能是環境監督，但在環境績效審計中，更應強調其評價職能。通過對被審計單位環境治理的各個方面進行細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找出影響績效的各種因素，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進措施，以幫助被審計單位提高環境治理的效益。因此，監督并不是環境績效審計的根本目的，環境績效審計是一種以促進為主的建造性審計。

（二）審計標準的不確定性

一方面，環境績效審計屬于環境審計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家環保方面的法律、法規以及已經頒布的包括ISO14000環境系列標準在內的各種環境標準，都是環境審計在審計依據方面不同于傳統審計的獨特之處。另一方面，績效審計的評價標準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績效審計的對象千差萬別，衡量審計對象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標準不可能相同，甚至是同一項目，有多種不同的衡量標準，得出的結論會截然不同。這使得每開展一項績效審計，審計人員都需要在現場審計開始前，就衡量績效的標準問題與被審計單位進行協商，或者尋求一種公認的、不存在異議的評價標準。評價標準的不確定性或需要協商確定是環境績效審計的一大特點。

（三）審計活動的綜合性

環境績效審計是一種以考核被審計單位環境治理活動為對象的綜合性審計，被審計單位的環境治理活動都與績效有關。因此，環境績效審計的對象和范圍應包括被審計單位的全部環境治理活動。不僅包括環境資金流轉的治理活動，保證環境資金的使用效率得以提高，而且包括非環境資金的環境治理活動，如環境規劃、環境政策的制定執行情況等，影響環境績效審計的因素多種多樣，因而環境績效審計是一種內容多、范圍廣、系統性強的綜合性審計。

四、環境績效審計的目標

環境績效審計的目標包括根本目標、詳細目標和分項目標三個層次。其根本目標與環境財務審計、環境合規性審計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即：改善環境治理，實現可持續發展，只不過環境績效審計是從績效審計這個角度來實現這一目標的。詳細目標可以概括為：對環境治理各步驟的績效情況進行審計評價，找出影響環境治理績效的消極因素，提出建造性的審計意見，從而促使環境治理工作的高效進行。根據詳細內容的不同，進一步地可以將詳細目標分解為四類分項目標：（一）評價環境法規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幫助法規政策制定部門制訂更加科學合理的環境法規與制度；（二）評價環境治理機構的設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其影響工作效率的消極因素，提出改進建議；（三）評價環境規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有助于制訂更加科學合理的環境規劃；（四）評價環境投資項目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為改善環境投資提出建造性意見。

五、環境績效審計的層次

環境績效審計可以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對政府的環境績效審計屬于宏觀層次，由國家審計機關來進行，主要對政府制訂的環境政策執行效果進行評價，看環境政策是否促進了環境和生態的改善，審查環境項目的實施是否真正有助于防治環境污染，調查環保專項資金的投入使用情況，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和目標；對企業的環境績效審計屬于微觀層次，由內部審計或社會審計來承擔，重點審查監督企業對環保目標、政策的執行情況，并評價企業的環境內部控制系統以及企業在治理環境時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一）宏觀環境績效審計

1.政府環境政策的績效審計

該審計主要是對政府制訂的環境政策，包括對環境經濟政策和行政控制的效果進行評價，評價時只需考慮政策的執行情況及效果，而不對政策本身進行過多地評價。評價時需遵循兩條原則：首先，環境政策的實施能否達到預期的目標；其次，在達到目標的前提下，看政策的實施費用能否達到最小。

2.政府環境保護資金的績效審計

國家撥付給各級政府及部門的環保資金是用于治理環境的主要來源。環保資金在真實性、合規性審計的基礎上，還應對資金的撥付、使用是否達到預期的效果進行審計，因為真實合法并不等于使用的合理有效。所以環保資金的績效審計主要是對其撥付使用情況和使用效果進行監督。詳細審查各級財政部門及各級主管部門是否及時將資金撥付給使用單位，有無少撥、不撥，或延遲撥付的現象，撥付給使用單位后，使用單位是否按照規定用途使用資金，最后對資金使用后的環境效益進行評價，分析環保資金的使用效率，看是否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3.政府環境項目效益審計

政府環境項目效益審計屬于績效審計，進行項目效益審計首先要了解項目本身，假如項目被分解在不同地區、不同階段實施，還要了解項目分解情況。在了解了項目之后，還應清晰該項目的目標，在審計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應以是否實現項目目標為重點。假如不能實現目標，則審查不能實現的原因；假如達到了目標，則審查成本是否超過了預算，以達到使用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項目效益。

（二）微觀環境績效審計

企業的環境績效審計內容一般包括在環境績效報告中，它進行環境績效審計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環境政策法規執行的審計

首先要審查政策法規的詳細規定。諸如排放標準、排污收費是否合理，可以根據邊際分析的原理，當制訂的排放標準或排放費只有使得企業治理污染的邊際成本等于污染的社會成本時，該排放標準或排放費才是有效的；其次，審查執行政策法規的情況有無偏差，對企業來說，每一項政策都有明確的目標，審計人員應考慮政策規定是否達到目標，總體效果如何，從而可以把發現的問題及時反饋給有關部門，以提高政策法規的實施效果。

2.企業環境治理的內控系統的審計

首先，了解企業現行環境治理的內部控制制度，測試和評價這些內部控制的設計和有效性，是否有利于防備和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其次，了解企業在內控系統下的環境目標以及一些污染指標的定量數據，如排放到空氣中、土壤中的廢棄物的數量是否超過了指標的上限；最后審查一些能對環境造成污染的能源消耗是否超過了一定標準等等。

3.企業環境治理效益的審計

對企業而言，環境保護的效益表現為兩種形式：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該項審計是指企業進行資源開發與利用、環境保護與治理所取得的有形收益和無形收益。因此，該項目的審計是企業環境治理的綜合審計，其指標既有財務的、又有非財務的；既有綜合的、又有詳細的指標。主要包括：（1）環保投資審計：主要是對企業自己投入環保設施及重要資產上資金的真實性、投資行為的持續性的審查核實，以促使有關單位與部門保證環保資金的落實與到位；（2）環境成本費用審計：審查企業在日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中投入到環境治理中的成本與費用指標；（3）環境損害費用審計：評價和審查企業由于對環境產生了破壞而受到的懲罰支出，該項目的金額越大，表現為企業環境治理的水平越低；（4）環境治理經濟收益審計：評價與審查企業由于產品的綠色化、環保產品、“三廢”再生品、資源替代品等帶來的經濟效益或者企業由于加強了環境保護導致環境損失的減少等內容；（5）環境治理綜合效益審計：企業加強環境治理不僅可以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而且可以實現企業所在的社區環境的改善，提高企業的社會形象和美譽度，環境治理綜合效益的審計包括對治理污染使空氣清新、水質變好、減少環境的再污染程度等非財務指標和軟指標的評價，也就是對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評價。

六、環境績效審計的內容

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從環境視角進行審計活動的指南》中列示的環境績效審計內容包括：對政府監督環境法規執行情況的審計、對政府環境項目的效益進行審計、對其他政府項目的環境影響進行審計、對環境治理系統的審計、對計劃的環境政策和環境項目進行評估等。

（一）對政府監督環境法規執行情況的審計。這是目前世界各國開展政府和公營機構績效審計最普遍的形式。詳細地說，就是檢查政府環保部門或其他有關部門使用其法律授權和公共資源，督促社會公眾和組織遵守環境法規的效率和效果。

（二）對政府環境項目的效益審計。其主要對象是政府負責的保護或改善環境的項目以及政府簽署的國際協議。目前我國的法律規定，已授權審計機關對這些項目的“財政、財務收支的效益性”進行審計。實施該類審計時，審計機關應該注重對環境項目的選擇，考慮經營風險、重要性和可審計性等方面問題。

（三）對其他政府項目的環境影響進行審計。審計機關或者內部審計機構可以通過專項資金審計、經濟責任審計或項目審計等方面工作的實施，檢查或確認政府、組織在緩解、削減環境影響方面的措施是否已經實施，并已經達到目標，有無造成過多成本等。

（四）對環境治理系統的審計。環境審計被看作對一個組織的環境治理系統的連續監控過程，環境審計中對環境治理機構的設置合理性和工作的有效性、環境治理制度（包括國家政策立法）的有效性和執行程度以及環境規劃決策的科學性的評價都屬于環境績效審計的范疇。

（五）對計劃的環境政策和環境項目進行評估。雖然我國的審計機關并無對政策制定進行審計的權限，但是可以反饋一些與政府規定本身的合理性有關的信息，例如排污費的計費范圍和收費標準的合理性等。事實上，經過反饋的審計信息也是國家有關部門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據。

七、當前我國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的障礙與對策

開展環境績效審計是國際上環境審計的發展趨勢，但是我國基本上還處于起步階段，現階段在我國開展環境審計存在一些體制上、觀念上和理論上的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的必要性認識不足。目前對于加強環境治理的重要性人們已經達成了共識，但對于如何加強環境治理以及環境績效審計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等問題認識不夠深入，主要著眼點還是僅僅限于環境投入和環境法規政策的執行上，對于環境投入的效果以及投入產出的對比狀況卻沒有更多的考慮，以達到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最大。因此開展環境績效審計首要的是提高對環境績效審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

（二）環境財務審計和合規性審計發展不充分。環境績效審計以環境財務審計和環境合規性審計為基礎，是一種綜合性的審計，在我國環境財務信息不真實和環境治理違規時有發生的情況下，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缺乏相應的基礎。大力發展環境財務審計和合規性審計，保證環境信息的真實可靠和環境工作的規范性才能為環境績效工作的展開提供基礎。

（三）開展環境績效審計的理論預備不足。環境績效審計作為一項實踐性的工作，只有具備一定的理論知識的儲備，才能為實際問題的解決提供理論預備。我國環境績效審計的理論研究尚處于萌芽階段，對于各種基本問題，如環境績效審計的主體、范圍、標準、方法等都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因此加強環境績效審計的理論研究，對于環境績效審計的實踐開展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