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貨幣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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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
摘 要 我國衡量貨幣化的指標M2/GDP過高一直是國內外學者討論的熱點。本文在分析了我國貨幣化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了居民儲蓄是影響M2/GDP數值的重要原因，進而提出居民儲蓄過高是導致我國貨幣化指標過高的主要原因，在文章的最后本文針對儲蓄過高這一因素導致M2/GDP過高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貨幣供給 貨幣化 居民儲蓄 國內生產總值
一、我國貨幣化的現狀分析
關于我國M2與GDP的比值不斷上升的現象，國內學者給出了許多解釋。謝平認為我國M2/GDP過高主要是由于改革開放推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市場定價的商品和勞務的比重上升，貨幣交易取代了實物計劃分配；秦朵采用計量經濟模型，分析了城鄉居民的消費和儲蓄行為規律，認為貨幣供給和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著比較穩定的適度等比關系，貨幣供給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持續超高速增長主要是由準貨幣的高速增長造成的，而準貨幣的高速增長又基本由城鄉儲蓄的高速增長來解釋。劉志明2001年則從貨幣需求方面入手，提出M2/GDP過高是由于我國儲蓄率，不良資產比率高和資本金融市場不發達導致的。吳建軍2004從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這一角度分析了我國M2/GDP過高的現象，M2/GDP過大的深層次原因是由于我國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的，M2/GDP只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一個表象。張杰2006認為，政府對銀行體系的控制是導致中國高貨幣化結果的基本原因。由此可見，我國M2/GDP的不斷攀升不能單純的解釋為金融深化的結果，相反這一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金融領域的某些缺陷。張春生、吳超林2008對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分析及實證檢驗表明， 商業銀行的存貸差及高的不良資產是導致M2/GDP升高的最主要因素。
廣義貨幣M2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是用來衡量一國貨幣化的常用指標。肖指出金融規模不斷擴大是一個金融深化的層次，該層次可以用指標M2/GNP或者FIR來衡量。麥金農使用這一指標分析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金融發達程度方面的差距。認為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深化過程中M2/GDP 會不斷上升，但并未給出一個上升的極限。由此可見M2/GDP的值與一國經濟和金融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
關于我國M2與GDP的比值不斷上升的現象，國內學者給出了許多解釋。張杰認為，政府對銀行體系的控制是導致中國高貨幣化結果的基本原因。由此可見，我國M2/GDP的不斷攀升不能單純的解釋為金融深化的結果，相反這一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金融領域的某些缺陷。張春生、吳超林2008對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分析及實證檢驗表明， 商業銀行的存貸差及高的不良資產是導致M2/GDP升高的最主要因素。
圖1 2003―2008年美英中日四國GDP實際增長率比較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世界經濟年鑒》
M2被定義為廣義貨幣是國際上用來衡量一國貨幣供給的常用指標。從圖1不難看出，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相比，我國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更加高于其他三國。因此，在廣義貨幣M2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不斷攀升的這一事實中，貨幣供給增長過快是主要原因。圖2也恰恰證明了這一結論。圖2反映的是2000到2009年我國貨幣供給增長率和GDP增長率的比較，從圖中可以看出，在2000年到2009年的大多數年份我國貨幣供給的增長率基本上在GDP增長率的2倍以上。因此可以得出結論：我國高貨幣化的主要原因在貨幣供給方面。
圖2 2000―2009年中國GDP增長率與貨幣供給增長率的比較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銀行網站
二、 我國高貨幣化現象的原因淺析―儲蓄存款的角度
導致我國貨幣供給偏高，進而影響中國高貨幣化現象的因素有很多，如經濟貨幣化、貨幣流速度下降、儲蓄率高居不下、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程度比較低等，本文從儲蓄存款的角度來分析中國高貨幣化現象的原因。
圖3 M2/GDP與儲蓄存款/GDP的變動趨勢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局數據庫、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三、改善高貨幣化現象的政策建議―基于儲蓄存款角度
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居民儲蓄的增長是導致高貨幣化的重要因素。要改變我國高貨幣化的現狀，適度降低居民儲蓄總額和增長速度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根據凱恩斯理論，收入是消費和儲蓄的基礎，隨著收入的增加，儲蓄的增加量取決于邊際儲蓄傾向。而邊際儲蓄傾向又受收入差距、收入穩定性、經濟發展階段和投資渠道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應該采取以下措施，從而達到適度降低M2/GDP的目的。
（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貧富差距
我國的貧富差距主要來源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因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縮小貧富差距。第一，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稅收制度以縮小行業差距和城鄉差距；第二，大力發展勞動力市場，提高勞動者素質，使勞動者憑勞動力所有權獲得更高的報酬；第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加強對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支持，縮小地區差距。
（二）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我國隨著市場經濟建設的深入，將競爭機制引入各個行業，收入的不確定性也隨之增加，從而儲蓄數額不斷增加。因此要降低儲蓄額和儲蓄增長率，必須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在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中應注意：增加改革的透明度，消除居民對社會保障的疑慮；把握好各項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出臺的時機與力度，充分考慮廣大居民的承受能力；政府應逐年加大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力度，完善城鎮低收入居民的最低保障制度；改變居民收入預期，刺激消費品市場需求，通過住房分配貨幣化以增強居民住房消費還貸能力。
盡快出臺全社會統一保險法律和政策。構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拓寬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第二，加強對社會保障資金的管理，在保證資金安全的前提下實現資金增值；第三，加強法律規范和社會監督，規范社保資金的運用，防止挪用濫用現象。
（三）拓展投資渠道完善金融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不斷增加。這使得儲蓄額大量增加，這意味著大量存款不能進入國民經濟的發展中，使得一單位存款承載的GDP增長更少，進而高貨幣化嚴重。減少居民存款，降低高貨幣化必須大力發展金融系統，鼓勵居民使用其他投資形式進行金融投資。要建立現代的企業和商業銀行制度 ，進一步完善商行盈利和風險防范能力，建立個人信用制度，積極推進非國有化企業的信貸業務，從根本上改變信用制度建設。逐步建立全社會范圍內的個人信用制度，實行存款帳戶實名制，建立個人客戶信用信息系統和個人客戶信用等級評定系統；完善擔保制度，首先應完善擔保法，其次應培育規范住房二級市場，使抵押的房地產變現方便；對貸款期限長、利率風險大的住房貸款，盡快并行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
（四）綜合利用多種財政政策，實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合理調控貨幣供應量
我國政府不但要能夠通過國債的發行籌集到資金，而且能有效地使用該國債資金，達到預期的經濟目標，還要提高國債投資的經濟效益來確保政府的償債能力。應繼續提高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職工基本工資與最低工資標準，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各種福利分配，幫助更多的下崗失業職工重新就業。在農村要加快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進一步發展鄉鎮企業，切實減少農民負擔，努力增加農民收入。
要實現適度降低高貨幣化，應該實現我國財政政策的多樣化，并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合理調節貨幣供應量，使其即滿足經濟的增長需要，又不至引起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
參考文獻：
[1] 宋紅鑫.從財政政策角度看我國金融深化指標M2/GDP偏高原因.海南金融.2007(10).
[2] 葉葳.我國高貨幣化現象的理論分析.現代商貿工業.2010(01).
[3] 雷詩敏.中國高貨幣化現象的理論解釋.金融財會.2009(11).
[4] 上官樂奇.我國居民儲蓄傾向變化分析.華東經濟管理.2009(07).
[5] .中國M2/GDP比率問題研究述評.管理世界.2007(1).
第2篇：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
一、為什么政府投資的乘數效應減弱
劉國光說，去年我國面對國際金融形勢動蕩、國內經濟形勢走勢變化和市場化所引起的消費需求不足，采取了擴大內需的方針，在適當的貨幣政策配合下，著力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對于去年下半年經濟增長回落的扭轉和推動今年上半年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乞今，國家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所啟動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資和一些相關的投資品產業，而對真正的非政府社會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則不很明顯。內需不足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現在：商品零售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負增長的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失業下崗情況仍在發展。劉國光指出，過去我國中央政府在經濟低谷時采取財政投資來啟動經濟是很靈驗的，很快就能把地方和部門企業的投資及居民消費需求帶動起來。那么，為什么這一次增加政府投資對于啟動社會總需求的效應不如過去那樣明顯呢？
劉國光認為，從投資需求看，經過20年的體制改革，我國投資主體趨于多元化，投資行為趨于市場化，投資風險機制逐漸強化，企業、銀行的財務約束逐漸硬化。所有的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資決策不能夠象過去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容易啟動地方部門和企業的投資行為，再加上當前供大于求，最終需求拉動不足以及逐漸走低的市場形勢，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收入預期和投資意愿，導致社會投資啟動緩慢。
從消費需求看，經過20年的改革，我國居民從過去被動的配給對象轉變為自主的消費者，居民消費行為逐漸理性化。在傳統的低收入、低消費的觀念仍然主導著經濟決策的條件下，隨著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實物性、集團性、福利性消費逐漸減少，原有體制內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漸增加，而貨幣性收入卻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相應同步提高，減收增支的預期、下崗失業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導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邊際儲蓄傾向上升。由于現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觸及收入分配關系的調整，消費需求也不可能對擴大內需的客觀調控作出迅速反應。
因此，劉國光說，由于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機制上的變化，政府財政公共投資的乘數效應有所減弱，再加上供給方面的激勵機制和對企業家的激勵機制遲遲未能形成，國有企業一般缺乏必要創新的動力，供給結構不能迅速調整，以適應新的需求格局，這更加限制了現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社會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實際效果。
二、要不要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
劉國光提出，在目前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相對于政府投資來說啟動比較緩慢的情況下，強調直接鼓勵民間投資和消費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這是很正確和必要的。劉國光進一步說，今年的經濟工作在這些方面已經安排了不少的積極措施。一季度以來，貨幣供應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顯上升，但是這些都是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用的同時進行的。去年預計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國債拔款1000億元和銀行貸款1000億元，沒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發了國債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預算投資。那么，從今年上半年起，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是將不再作為啟動經濟的主要支撐政策呢？對此，劉國光認為，這樣的判斷現在還早了一點兒。他說，首先，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需要一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會投資的主要制約因素一是資金，二是市場。目前問題更大的是市場不振，居民的最終消費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來的啟動居民消費的招數很多，但大多數不能立桿見影。就拿當前人們議論最多的消費信貸來說，這一直是促進消費的一個好辦法，從長期來看也是一個發展的方向。然而從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費觀念的障礙，所以消費信貸增長的步伐并不盡如人意，在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和社會投資還未有效啟動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資為主導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顯然還不能放棄。
其次，去年由積極的財政政策開啟的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項目，工期長、規模大，需要繼續投資才能夠堅持，近期項目建成以后，還要有后續項國接替，這樣才能保持投資增長與經濟增長相適合，否則就會發生建設投資斷層現象，造成損失，影響經濟增長波動幅度。這就要求我們繼續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資乘數效應的減弱，并不意味著政策失靈、失效，這里有一個實施的問題。去年2月份國債和銀行貸款實際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當大一部分轉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帶動經濟增幅回升的效應已經顯現，只要力度、時間適當，形成中不發生斷層的現象，那么推動經濟增長后續作用的增強是不容忽視的。
劉國光說，1998年宏觀調控的實踐證明，單純依靠政府投資未能很快啟動非政府的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貧。這其中有前面所講的乘數效應減弱的問題，也有財政支出和投資本身的導向及結構問題。去年以來，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較偏重于資本密集、規模較大并且由政府全資包攬的重點建設項目，而對于勞動密集型、中小規模以及其他社會民間資本參與的生產建設項目則比較少地考慮。以上種種原因，再加上金融體制和信貸政策的運用上存在的問題，導致了去年以來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難以取得迅速帶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傾向。因此，劉國光表示，今后如果進一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支出，需要考慮調整財政支出的結構和政府投資的方向，放開投資領域和市場準入的門檻，使之有利于民間投資和消費的啟動。
第3篇：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
[關鍵詞]財政狀況；財政赤字；規模
一、財政赤字規模的決定因素
人們對財政赤字的擔心和恐懼主要是因為害怕財政赤字會引起通貨膨脹，有人甚至把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等同起來。其實，財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資手段運用的時空不當（導致經濟體系中需求過度膨脹），財政赤字的規模超出實際需要（導致貨幣供給量過剩）時，才會最終引致通貨膨脹。
要保證財政赤字在不發生價格的通貨膨脹性上漲的情況下，促進資本形成，加速經濟增長，其安全界限的確定必須要考慮到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社會經濟因素，二是資金來源因素。
（一）財政赤字規模的社會經濟制約因素
1.經濟增長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經濟持續增長率比較高，即使政府施以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用于發展經濟，對國民經濟也沒有危害，或危害很小。這是因為本國經濟的吸納能力隨著國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應加強，價格水平不會出現明顯上漲。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實際產出增長的經濟中，實際國民收入的增加會引起貨幣需求的相應提高。由于貨幣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貨膨脹越低，因此，增長的經濟中的通貨膨脹率相對較低。但是，如果經濟增長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對國民經濟也有可能造成危害。
2.貨幣化部門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當中的非貨幣化部門將不斷地轉化為貨幣化部門，這一進程就是這里所說的貨幣化。貨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作用：（1）引起人們持有貨幣的交易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資產動機）的增強，從而引起相應形式的現金余額增長；（2）對實物工資、租金、利息、稅收或其他對消費者支付的替代，顯然會使貨幣交易余額增長，貨幣儲蓄對實物儲蓄的替代也將引起現金余額的增加。雖然由貨幣化進程本身引起的貨幣需求的凈增量比由已經貨幣化部門經濟活動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貨幣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畢竟為由赤字引致的“額外貨幣供給”減輕了通貨膨脹壓力。因此，由貨幣化進程引起的額外貨幣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確定財政赤字規模時所要考慮的指標之一。
3.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為經濟發展融資是否產生通貨膨脹壓力，在產出方面，首先要看經濟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現成資源存在，包括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如果在國民經濟中，特別是農業和工業部門存在著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資源和能力，那么，預算赤字可能會使閑置的資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國的生產水平，而不會對價格水平產生上抬的壓力。
4.赤字支出的投資項目性質。一般而言，只有在更多的貨幣與更少的產品交易時，赤字融資才會引致通貨膨脹壓力。因此，通過預算赤字籌集的資金，如果用于周期短、見效快的建設項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壓力。其最簡單明了的理由是，生產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眾持有貨幣購買力增加的影響。
5.國際貿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國的國際收支是逆差，那么，該國的赤字財政就可能是非通貨膨脹性的。這是因為：（1）一般而言，一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表示該國的貨幣供給量將趨于降低，而赤字財政則表示貨幣供給量將趨于增加。貨幣供給量的增減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價格水平不會明顯提高。（2）大量進口外國商品和勞務，并以較高的價格出售給國內市場，從而吸納家庭部門超額的貨幣收入，緩解供求緊張狀況。（3）把有些資源從出口產業部門轉移到為國內市場供應商品和勞務的產業部門來增加國內商品和勞務（例如，土地可以從生產出口原材料轉向生產國內消費的食品），減少出口的機會，增加國內的商品和勞務的供給。由此可見，在不造成通貨膨脹的前提下，赤字財政促進經濟增長是以國際收支惡化為代價的。
6.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來說，財政赤字只要出現，就有可能產生通貨膨脹壓力。重要的問題是：政府有無適當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潔高效的管理機構來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財政塑成的通貨膨脹壓力。政府的這種管理能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舉債能力與征稅能力。作為促進資本形成的一種工具，赤字融資在導致公眾的額外收入增加時，政府如果有能力通過舉債和征稅等手段把這種額外收入的絕大部分籌集上來，那么赤字財政的實施將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資和價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對工資的控制應與對物價的控制同步進行。為了不使工資上漲過快，物價應首先得到嚴格的控制。一般而言，價格水平上漲，尤其是供給彈性不大的食品價格的上漲，遲早會導致增加工資的要求。在必要時，還必須對消費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對有些消費品實行配給制、憑票制。
7.公眾的犧牲精神。赤字融資安全線的確定還不能忽視這樣一個因素，即廣大民眾的理解和犧牲精神。如果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通貨膨脹變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門就有責任向社會做出宣傳，求得社會各界的配合。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如果政府坦誠地告訴人民，要保證將來能持久地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辦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許是更明智的做法。
（二）財政赤字規模的資金來源制約因素
作為一種特殊的融資手段，財政赤字的規模自然要受經濟體系當中有關因素的制約。但是，即使在各種因素允許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有時卻發現，某一財政年度伊始所計劃的財政赤字水平，在該財政年度終了時，要比計劃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來，財政赤字的規模還要受到本國能為赤字融資的資金來源的限制。財政赤字的資金來源渠道大致可劃分為兩大類，即國際資金來源和國內資金來源。
1.國際融資的限制
財政赤字的國際融資渠道至少可以劃分為四種，即國際援助、優惠貸款、商業貸款以及外債拖欠。不難看出，前兩種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們可以使赤字國（債務國）不負任何或少負財政負擔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彌補。所以，赤字國應盡可能地爭取這類國際融資方式。但是，一國在—定期間內可供利用的外援和優惠貸款的規模不是赤字國輕而易舉就能左右的變量，其規模主要取決于債權國。
外債拖欠雖然在一定時期內也能彌補部分財政赤字而不增加財政負擔，但是這一融資渠道無疑使赤字國（債務國）的信用掃地，將來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寸步難行，只能作應急之用。商業貸款雖然比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風險大，如果超過一定規模，會發生外債危機。因此，利用這種融資方式的關鍵是要掌握好借款的總額度。
可見，國際融資的規模是否適當，關鍵在于商業貸款是否適度。衡量外債規模是否合理，國際上通用三個指標：（1）外債余額占當年貿易和非貿易外匯收入總額的比率即債務率不能超過100％；（2）外債余額占當年GNP的比率即負債率要小于25％；（3）當年外債還本付息額占當年貿易和非貿易外匯收入總額的比率即償債率要小于20％。當然，一國的外債舉借規模不僅取決于該國的出口創匯能力，還與本國的經濟增長狀況有關。以往研究外債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文獻指出（Alter，1961），在經濟增長中外債的累積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即外債余額的增長速度不得高于GDP的增長率。
2.國內融資的限制
國內融資規模可以分兩部分進行討論：一是國債融資的規模；二是貨幣融資的規模。
衡量國債規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個指標：（1）國債余額占GDP的比率即國債負擔率，歐盟各國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各國的國債負擔率不得超過60％，這是衡量整個國民經濟承受能力的指標；（2）當年國債發行額占居民儲蓄余額的比率，這是衡量居民應債能力的指標；（3）當年還本付息額占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比率，這是衡量政府償債能力的指標；（4）當年國債發行額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率，這是衡量國債依存度的指標。
倘若政府向中央銀行借債，赤字融資就非常容易，但這種融資方式的危險性也最大。因為這種融資方式會直接導致貨幣擴張，若貨幣擴張提高一般價格水平，就會降低貨幣單位的實際價值。這種實際價值的減少可以看成是對貨幣持有者的課稅，即所謂的通貨膨脹稅。（1）當一國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如果出現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其他一些融資來源就將被迫減少。例如，該國得到外國商業貸款和在國內出售債券將更加困難。（2）通貨膨脹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稅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務的收入（TanziandBlejer，1982）。（3）即使通貨膨脹不影響其他融資來源，較高的中央銀行融資的比率所增加的實際收入也只能達到一定的通貨膨脹率水平。超過了那個比率，通貨膨脹再高也只是降低實際稅收收入，因為構成通貨膨脹稅稅基的實際余額相對于其通貨膨脹前的水平有所降低。
二、我國的財政赤字成為低通脹的發展手段
近年來，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改革開放20年，幾乎伴隨20年的財政赤字，這種持續的財政赤字為什么沒有引起惡性通貨膨脹？如何評價赤字在中國長期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
（一）我國的財政赤字已成為一種發展手段
回顧我國20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不難發現，財政赤字有效地動員了社會資源，積累了龐大的社會資本，支持了國有企業的制度變革，促進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推動了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我國財政赤字的這種發展作用主要體現在三種效應上，即增長效應、改革效應和拉動效應。
1.財政赤字的增長效應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財政政策的貢獻非常突出。鑒于到目前為止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稅收制度因個人所得稅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彈性，因此，財政政策中的自動穩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而相機抉擇政策措施主要是減稅和增加支出（結果必然是財政赤字），但這些措施不僅是出于短期調整不景氣、穩定經濟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長期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工具來使用的。史永東（1999）曾利用我們修正后的漢森模型，就中國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經驗研究，結論是過去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大。
我們對史永東的計算結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兩點結論。（1）1981—1996年，實施財政赤字的政策總體上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1.32個百分點，貢獻率為13％，而其中的相機抉擇政策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2.36個百分點，貢獻率達23％。特別是1990—1996年，這種財政政策總體上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2.01個百分點，貢獻率近20％，而其中的相機抉擇政策使經濟增長率提高了3.8個百分點，貢獻率高達37％。（2）在16年經濟轉型過程中，前9年的財政政策效果遠不如后7年的財政政策效果。這說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能力加強，運用財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
2.財政赤字的改革效應
中國的財政赤字極大地支持了經濟改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企業改革，二是價格改革。
首先，財政赤字支持了企業改革。（1）減稅讓利。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從微觀經營機制的改造人手，實行了“簡政放權、減稅讓利”政策，極大地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為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收統支”政策，到1983年開始的“利改稅”，再到1994年的全面稅制改革，政府對國有企業利潤的分配比例，從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這些改革措施，在為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提供了巨大財力支持的同時，也相應地減少了政府的財力。而在有關支出并沒有同步縮小的情況下，財政赤字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2）企業虧損補貼。為了使關系到國計民生企業的生存，為了減輕失業壓力，政府對國有企業虧損特別是政策性虧損給予補貼。近20年來我國企業虧損補貼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情況：1985年高達25.3％，1986—1990年為18.9％，1991—1995年為9.2％，1996—1998年為4.0％。從財政自身運行的結果來看，減收與增支沒有區別，都會使已有的財政赤字加大。
其次，財政赤字支持了價格改革。中國在“利用雙軌、走出雙軌”，逐漸從計劃價格走向市場價格的改革進程中，為了保證價格改革的順利進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在價格改革的關鍵10年（1981—1990年），財政的價格補貼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達13.1％。
3.財政赤字的拉動效應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國的財政赤字不僅不具有排擠效應，反而可能有拉動效應。從排擠效應理論來看，財政赤字對民間部門（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的排擠效應是通過利率機制實現的，即赤字支出推動利率上揚，抑制了民間部門的投資支出。但是，我們認為，由于我國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對財政赤字的反應靈敏度很小，公債利率對銀行利率沒有推動作用，因此，財政赤字不會通過影響利率水平而排擠民間部門投資支出。即使利率與財政赤字之間存在著一定關系，但目前經濟運行中的民間部門投資對利率變化缺乏彈性。很多經驗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私人投資對利率反應不靈敏的現象（Rama，1993）。
不僅如此，中國的財政赤字還可能具有拉動效應。學術界認為，拉動效應主要由三個因素決定：財政支出的生產性、投資函數的形式以及資產的替代性。（1）格魯斯曼和盧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在分析生產性財政支出對價格水平的影響時指出，倘若財政支出具有生產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動效應。中國在1981—1995年間，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費平均占近一半，即48.7％（國家統計局，1998），財政支出具有很強的生產性。況且，絕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于為民間部門生產經營活動提供基礎設施的投資。（2）巴羅和格魯斯曼（BarroandGrossman，1976）認為，如果投資函數的形式為I（r，Y）（其中，I為投資，r為利率，Y為國民收入），利率上揚雖然會使投資減少，但國民收入增加卻使投資增加，投資最終是增是減，需要考慮這兩種相對力量的大小。具體到我國的情況，如前所述，民間投資對利率缺乏彈性，而經濟又是長期持續增長，故赤字支出通過國民收入增加而產生拉動效應。（3）在人們現有的財富主要由貨幣、公債和股票構成的情況下，如果股票相對于公債的風險越大，以公債融資的赤字支出就會產生拉動效應。在我國目前股票市場尚不完善，投資者尚不成熟的情況下，人們普遍認為股票的風險大于公債，這也是理論上早已證明了的。
（二）我國的財政赤字沒有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
按照中國現行統計方法，（1）1979—1997年，財政赤字比率年均0.88％，同期商品零售價格指數為7.47％，如果算上1998年，這兩個指標分別為0.89％和6.97％；（2）1985—1998年間，財政赤字比率年均0.84％，同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9.93％；（3）如果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財政赤字比率年均2.03％，同期消費價格指數為11.43％?？梢?，無論以哪種口徑計算，最終結果都表明，盡管我國的財政赤字連年不斷，但沒有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
我國的連年財政赤字為什么沒有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需要根據赤字規模決定因素及其相關理論、積極的調整措施進行解釋。
1.有利的社會經濟環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中國20年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9.8％（國家統計局，1999）。這種持續的實際經濟增長大大減輕了財政赤字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況且，近20年來，國際學術界逐漸形成這樣一種觀點，即只要實際產出增長率大于實際利率（我國的情況正是如此），長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andFlavin，1986）。（2）在轉軌過程中，財政赤字動員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閑置資源和能力，再加上貨幣化進程加快，既提高了產出水平，又增加了貨幣需求，而沒有通貨膨脹效應。（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別是工資和價格的控制能力很強。（4）我國民眾對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犧牲精神。經驗研究表明，在一個其儲蓄者對政府的償債能力有信心的國家，很容易容納較大的預算赤字（Congdon，1985，1987）。
2.大規模的財政補貼對于平抑物價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把財政補貼作為保證經濟改革和社會穩定的積極手段，形成了以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為主，以財政貼息、稅前還貸、稅收支出、房租補貼等為輔的多種形式的財政補貼體系。就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而言，1986—1997年間，這兩項補貼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率年均17.3％（國家統計局，1998），無疑是財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們對這種“規模大、范圍廣、渠道多”的財政補貼如何評價（陳共，1998），正是這種財政赤字的成因，不僅支持了價格制度和企業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緩解了物價上漲壓力。
3.及時而迅速的財政政策調整保持了宏觀經濟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于1988—1989年出現經濟過熱現象，這兩年的平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高達18.2％和18.4％。中央政府從1990年開始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財政赤字比率從1989年的0.94％降至0.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貨幣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經濟運行迅速恢復正常，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降至3.5％和4.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現了第二次經濟過熱現象，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和平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高達16.6％和18.6％。為此中國實施了“軟著陸”戰略，財政赤字比率從這三年平均的1％降至0.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梢姡皶r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調整是避免財政赤字引起持續通貨膨脹的有力保證。
三、如何正確認識我國財政赤字規模
首先應當說明兩點：第一，無論在哪個國家，財政赤字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棘手的政治問題，是經濟與政治的接合點（重森曉，1988）。只要一定時期內的財政赤字規模（以及由此導致的公債規模）促進了經濟增長，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沒有引起政治危機，那么，這種赤字規模就可以說是適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慮一國自身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階段、社會文化傳統等種種復雜因素，選擇科學的方法，才能真正確定合理的財政赤字規模。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公認的科學方法。因此，財政赤字規模的國際比較不失為判斷一國赤字規模是否適度的一種可行方法。
（一）赤字規模
1.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和英國），赤字比率比較高，平均為3.8％；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為6％；我國的赤字比率為2％。比較來看，我國的赤字比率低于工業化國家，雖然比發展中國家赤字比率比較高的國家也低很多，但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表明，我國的赤字比率比較適中。
然而，如果與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包括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同期情況相比，我們就面臨解釋困境。這些國家在同期不僅沒有赤字，反而有1.2％的財政盈余比率。其實，這正是這些國家剛剛完成工業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較的話，也許同它們在工業化進程中的赤字比率進行比較更為適當。1968—1986年（工業化進程的關鍵時期），這些國家的赤字比率平均為3.2％，大大高于我國目前的赤字比率。
2.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赤字依存度平均為11％，比80年代中后期（7％）提高了57％；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平均為23％，比80年代中后期（30％）下降了23％；我國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較來看，我國的赤字依存度顯然大大高于工業化國家，也高于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依存度（17％），與發展中國家赤字依存度比較高的國家不相上下。這表明，我國的財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占份額較大，財政狀況不佳。
（二）內債規模
1.國債負擔率。1991—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國債負擔率平均為30％，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國債負擔率平均為34％，就是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1968—1990年為18％，1991—1995年為15％）也大大高于我國的國債負擔率5.5％。這表明，我國的國債負擔率與《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歐盟各國不得超過60％的標準相距還很遠，國債規模還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龔仰樹，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國的國債負擔率雖然比其他國家低，但它們的高國債負擔率是債務余額滾動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結果。倘若我國國債的發行規模按目前的勢頭發展下去，再過三五十年，國債負擔率也會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國目前的國債余額增長率已經大大高于實際GDP增長率，甚至比名義GDP增長率高。這表明，我國在非經濟衰退的正常經濟運行時期，要注意控制國債的發行規模。
2.國債依存度。1991—1995年，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國債依存度平均為10％，赤字規模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平均為25％，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1968—1990年）為9％，都遠遠低于我國的國債依存度53％。這再次表明，我國中央政府財政支出過多地依賴債務收入，財政處于脆弱狀態。
（三）外債規模
1990—1997年，我國外債的負債率、償債率和債務率平均分別為14.9％、8％和80.7％，各指標均低于國際公認的安全線20％、25％和100％。再從外債余額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的對比關系來看，1991—1998年我國外債余額增長率平均為13.7％，名義GDP增長率平均為20.4％，這說明，外債余額增長速度沒有超出經濟發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從實際GDP增長率平均為10.8％來看，外債余額增長速度稍快了些。總之，可以得出結論：我國目前的外債規模不會造成債務危機。
（四）綜合分析
我國的赤字比率比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較高；國債負擔率比較低，而國債依存度卻很高，這種現象說明：第一，中央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率相對較低，或者說，中央財政動員的社會資源相對要少；二是財政狀況本身不佳，但赤字對經濟的影響還不會造成嚴重影響。從中，我們是否能夠得出這樣一種政策選擇：政府目前擔心的并不一定是赤字會給經濟造成多么嚴重的不良后果，而是應當采取主動的財政調整措施，改善財政狀況。
改善財政狀況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擴大中央財政支出，提高中央財政支出占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財政支出占GDP比率不變或有所提高的情況下，增加赤字融資渠道之外的融資來源，即增加稅收收入；第三，壓縮財政赤字?？墒牵谶@三種途徑當中，前兩種途徑都意味著要增加稅收收入，而在短期內要使稅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難的。因而，倘若政治經濟形勢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財政狀況，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壓縮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擺在決策者面前的是一種兩難選擇：要改善財政狀況，就得使1998年以來的經濟不景氣狀況延長存在，下崗職工增多，已下崗的人再忍受更長時期的無工作痛苦；而要盡快走出經濟低谷，刺激經濟增長，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財政狀況的惡化為代價。
第4篇：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
「 正 文1 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問題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為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我國政府連續實施了積極財政政策,核心內容是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支出。1998年國債發行額為3891.0億元,1999年為4015.0億元,2000年為4180.1億元,2001年為5004.05億元。連續幾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對抵御國際經濟衰退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抑制我國經濟的繼續下滑、推動我國經濟增長起了有效的作用。來自權威部門的統計預測資料,國債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為1.5%,1999年為2%,2000年為1.7%,2001年為1%-2%.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主要是人們對日益膨脹的財政赤字和迅速擴大的國債規模萬分憂心。我國財政總赤字1998年為1681.89億元,1999年為2425.21億元,2000年為2598.21億元,2001年為2598.10億元;國債余額1998年為7765.7億元,1999年為10542.0億元,2000年為13674.0億元,2001年為16672.1億元。使人不安是,我國經濟發展對迅速擴大的國債規模能否有足夠的承受能力?我國民間投資增長緩慢(1998年集體投資增長8.9%,個體投資增長9.2%,2000年分別為9.2%和9.5%,2001年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國債投資存在“擠出效應”所導致?繼續發行國債會不會使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更加缺乏后勁?財政赤字的日益膨脹在日后拉動經濟逐步回升的同時會不會引發通貨膨脹?甚至有人提出積極財政政策應當退出。
2 我國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 擴大內需仍需加強隨著國際經濟增長的繼續放緩,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經濟“傳導”作用的加強,我國外貿出口面臨的形勢及外需對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容樂觀。根據有關資料,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7年為3.6%,1998年為2.3%,1999年為0.8%,2000年為0.015%,2001年為—0.7%(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資料是—1.8%)。所以,短期內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促進我國經濟回升的動力仍是內需的擴大。國內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為5.5%,1999年為6.3%,2000年為8.0%,2001上為8.0%.雖然近幾年在積極財政政策的拉動下,我國投資增長總體上比較明顯,2000年投資增長率為9.3%,2001年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濟減速運行,投資增速明顯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資增長16.3%,1-12月份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不高,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后勁不足,199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對預算內投資依存度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費水平穩步增長,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也明顯回落,1999-2000年我國消費品零售價格總額增長11.4%,2000-2001年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分別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費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難度不小。近幾年內進一步擴大內需一定程度上仍將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的繼續實施。
2.2 增發國債仍有一定余地從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看,我國遠低于多數歐美國家和國際警界線。1998年我國國債負擔率為9.9%,1999年為12.8%,2000年為15.3%,2001年為17.5%;多數歐美國家為40%-65%;國際警界線為60%.而且,根據國際經驗,當國債負擔率達到一定高度時便趨于回落。以英、美兩國為例。英國國債負擔率1945年達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維持在50%左右;美國1946年達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維持在54%.所以,在我國增發國債仍有一定余地,積極財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續性。
2.3 國債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
“擠出效應”是政府增加支出引起國民收入增加的同時因導致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民間投資減少,從而國民收入下降的經濟現象。由于連續幾年我國政府在國債支出項目的安排上重點是那些直接回報率低,市場難以調節的基礎設施項目(農、林、水利、交通運輸、郵電通信、農村電網),高新技術及生態環保等,因而國債投資對民間投資未出現明顯的“擠出效應”。今后,繼續發行國債,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只要注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避開對容易發生“擠出效應”的項目或部門(即競爭性的行業或產品)進行國債投資,則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不但能夠完全避免,而且會有效地帶動民間投資的增長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
2.4 赤字財政與通貨膨脹
提到財政赤字,人們總是想起通貨膨脹。的確,通貨膨脹是國債政策的重要的約束條件,當增發國債已經或即將引發通貨膨脹時,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就必須十分慎重。然而,根據實踐經驗,只有當政府財政赤字采取了貨幣化的融資方式時,央行才會超量增發貨幣,導致通貨膨脹。1998年以來,由于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采取了債務化的融資方式即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而且只對商行發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過公開市場業務來變動實際貨幣供給量,故連續幾年來的國債發行并未誘發通貨膨脹(近幾年來,央行基礎貨幣供給偏少,居民儲蓄增加較多,商行資金偏松,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我國通貨緊縮的陰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費價格水平上漲0.4%,2001年為0.7%(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把達不到1%的價格水平的上升看作為通貨緊縮);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零售價格處于下降態勢,1999年商品零售價格上漲—3.0%,2000年為—1.5%,2001年為—0.8%.再考慮到我國貨幣政府面臨的問題,在今后幾年繼續增發國債,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應該說不會形成通貨膨脹壓力。
2.5 積極配合貨幣政策,為貨幣政策作用有效發揮和積極財政政策逐漸退出創造必要條件
國債發行一方面能增加財政收入,影響財政收支,屬于財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對包括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的擴張和緊縮起著重要的作用。近幾年來,為了使積極財政政策發揮有效的作用,貨幣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雖然短期內積極財政政策問題不會太大,但根據國際上的經驗,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規模的不斷擴大,它的缺陷將會因為政策時滯、政治因素、財政赤字等問題而日趨明顯。為了預防積極財政政策的負面影響,當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穩固地走出低點、民間投資得以啟動、消費需求漸趨正常、外貿出口恢復到一定高度時,積極財政政策應該逐漸地退出。近期內,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積極配合貨幣政策,為貨幣政策作用有效發揮和積極財政政策的逐漸退出創造必要條件,包括合理運用財政資金,進一步營造能夠對貨幣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利用財政支持政策保證貨幣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運用;利用稅收政策調節商行信貸行為和信貸資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貸擔保體系,為改進金融服務提供必要的輔助設施等等。
3 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
由于種種原因,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近幾年內有必要繼續實施。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任務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動內需,促進我國國民經濟長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3.1 積極財政政策的長期化與我國長期經濟增長
首先,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在于經濟結構的合理化。積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國的實踐?！靶枨蠊芾怼笔且环N短期行為,從長期來說,我國經濟增長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經濟結構的合理化,因為我國經濟的現實情況并不是真正的供過于求,而是供不應求。要實現我國國民經濟長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根本在于根據市場需求,增加社會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實現經濟結構的合理化。
其次,經濟結構的合理化是積極財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條件。在我國持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將使其長期化。由于積極財政政策的功能不僅在于擴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應,更重要的是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拉動民間投資增長的后續效應。政府國債投資的后續效應越大,積極財政政策乘數作用就越大,積極財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長期化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后續效應的大小依賴于合理的經濟結構。所以,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使經濟結構合理化和長期化是積極財政政策功能有效發揮的重要條件。
3.2 長期化積極財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條件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
第5篇：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為有效應對金融危機，我國迅速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經濟的回暖。但在后危機時期，我們將面對更為復雜的環境。怎樣科學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又應怎樣協調?這些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經濟學主流觀點認為：盡管財政政策在長期內會影響經濟增長，但從短期來看，相機抉擇的“反周期”財政政策無助于經濟穩定；貨幣政策更適合于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因此，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無須協調配合。然而，一些經濟學家并不認同上述觀點。薩金特和華萊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們的經典論文中闡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可能完全獨立，因為兩者共同受到一個統一跨時政府預算方程約束。如果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無法持續，最終勢必迫使中央銀行通過發行貨幣為財政赤字融資。諾德豪斯(1994)運用博弈模型開創性地證明：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的不合作對宏觀經濟穩定的損害相當之大，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政策目標是不一致的。財政部的目標側重于增加產出和提高就業，傾向于擴張的財政政策；而以穩定物價為目標的中央銀行預料到這一點后就會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圖消除或者緩解因財政擴張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這時納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財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間投資，結果財政赤字并沒有降低失業率和提高產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觀經濟穩定條件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他們的分析表明，如果財政政策考慮到產出和通脹福利函數(通脹福利函數與中央銀行定義的相一致)，那么，兩個當局都會從合作中獲利。
總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協調配合，否則會損害經濟效益。
(二)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分析框架
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審批手續，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英國經濟學家?？怂乖趧P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利率與收入的決定，分析揭示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經濟中總產出水平的條件，使得政府能夠通過IS-LM框架(以某種精致的數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國經濟的大型計量經濟模型中)來選擇能使政府實現特定產出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
(三)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重點
一是宏觀調控目標的配合。我們知道，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其最終目標都必須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要求；而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貨幣政策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通過穩定幣值創造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央銀行可以用靈活多樣的政策工具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微調；而財政政策具有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杠桿，能夠調節企業利潤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夠保證一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水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能夠達到既可以掌控經濟增長總量、又能夠優化經濟結構的目的。而在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兩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側重。在經濟過熱時期，要更多地通過緊縮貨幣政策使經濟迅速降溫；而在經濟不景氣的蕭條時期，則要更多地倚重于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的強刺激作用來拉動經濟的增長。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配合。貨幣政策通過對信貸資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導和控制，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財政政策通過直接投資、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舉措，不僅能夠直接影響產業結構，而且可以引導金融部門和民間的資金流向，進而影響整體經濟結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既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又有利于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形成，以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一般情況下，在結構調整方面，財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貨幣政策而且見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時滯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國債發行與央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等；政策時滯的配合，是指貨幣政策的長時滯與財政政策短時滯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貨幣政策具有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并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協調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二、擴張性宏觀調控背景下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中存在的問題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準確，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從兩大政策的長期目標來看，我國財政政策的基本目標主要有：經濟穩定和增長目標，財政收入目標，公平分配目標，總量平衡目標和結構調整目標。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但回顧我國宏觀調控的歷史，實際上兩大政策一直發揮著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職能。長久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目標都定位于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目標只是側重于總量調控。在兩種政策的實際配合中，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沒有發揮結構調節的作用，兩大政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使得整個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缺乏體制上的依托，導致內需結構失衡及調整緩慢，成為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在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
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再次被運用，促進了經濟的短期增長，但結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二)政策職能混淆，導致了貨幣的財政內生供給
長期以來，兩大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形成財政政策的貨幣化。如我國的銀行絕大多數都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的，銀行信貸的行政色彩比較濃厚，逐漸形成了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配合的財政模式，造成了貨幣的內生供給。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而國債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達1.32億元，為國債投資的2倍。美國次貸危機后，我國實行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擴張”，并安排4萬億元的財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龐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資，而是由財政資金配套信貸資金的模式實現，由此產生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66萬億元。由此可見，我國財政擴張導致了信貸擴張，而信貸擴張導致了貨幣擴張。因此，財政擴張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貨幣擴張。
(三)政策傳導機制欠佳，量化效應明顯
一是兩大政策調控的量化效應明顯，機制效應欠佳。財政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都是超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僅顯著促進貨幣供應量的增減，疏于虛實經濟協調和調節。
二是傳導渠道不暢。如國家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增強流動性，但企業資金緊張而股市過度膨脹，形成“流動性誤導”。
三是財政、貨幣乘數的變異。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逐步形成分層式財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漸深化金融創新，這樣一來財政分配乘數與貨幣乘數都在發生著深刻變化，在儲蓄不斷提高的作用下，我國近年的邊際消費傾向逐年下滑，財政、貨幣政策乘數逐漸降低，不維持較高的貨幣供應量及市場流動性，經濟難以啟動，始終難以擺脫“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規范，加大宏觀調控難度
以常用的兩大政策協調配合工具財政存款、國債為例。
1.財政存款。一是部分財政存款游離于財政存款繳存體系之外對全社會流動性影響較大。據調查，近年來財政部門有相當多的現金并未存放國庫，而是通過企業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業銀行。部分地區抽樣調查顯示，近幾年來這樣的財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間波動，數額較大，這部分財政存款向金融體系注入巨量流動性，增加了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進行對沖操作的壓力。二是財政存款數額的季節性波動明顯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財政存款數額季節性波動明顯。以月為周期衡量，財政存款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10％，以季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20％左右，以年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30％左右。這使得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還必須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2.國債。在西方國家，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國債。然而，國債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只擔當著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財政部發行的短期國債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國債因為其特有的靈活性，是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國短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小，中長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大，致使中央銀行持有的短期國庫券數量偏少；而且，商業銀行將持有的大量國債視為優質資產，不愿出售。所有這些，導致市場交易不旺、國債二級市場運行不暢，使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的基礎，嚴重影響了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機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及協調策略
在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經濟受輸入性通脹、結構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進入長期高速增長路徑下的短期波動下行區間。因此經濟調控政策的正確選擇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減弱政策擴張力度，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以財政政策為主體推進結構調整，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改善供給；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靈活運用政策工具提高協調效率，保證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一)明確政策協調的目標：調節經濟總量平衡，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
后危機時代恰逢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的攻堅階段，集于“高儲蓄、高失業及高產能”的現狀，極易引發通縮和速度抑制型就業。因此，該階段必須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脹才能支撐發展與就業，同時在發展的過程中防止資產泡沫。因此兩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進行重點配合：
一是配套促進經濟以穩定的態勢均衡增長。兩大政策要合力調節經濟增速、增量與增質，以發展化解需求不足、就業等矛盾。以內需逐步增長為退出起點，協調實施財政、貨幣政策，財政上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應適度調整，貨幣政策退出已是大勢所趨，但退出不宜過急。根據發展適時選擇速度克制性配套(緊縮貨幣政策、適度擴張財政政策)、通脹允諾型配套(適度緊縮財政、貨幣政策)和通縮抑制型配套(同時擴張財政、貨幣政策)，提高政策調節的靈活性與準確度。
二是以貨幣政策為主，控制資產價格膨脹，管理通脹預期。中央銀行應采取適當的“緊縮”措施，合理地控制貨幣信貸增長，進而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的過快增長；同時，要加快貨幣供給制度改革，積極引入貨幣政策規則。財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縮小貧富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擴大有效需求，從而實現物價穩定目標的實現。
(二)突出政策協調的核心：以積極財政政策體系為主，改善供給管理，推進結構調整
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于各國應對金融危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機時代，面對緩慢的經濟復蘇及全球經濟再平衡，單純依賴需求管理的總量擴張會帶來滯脹的風險。因此要通過供給面的管理進行結構調整(賈康，2008)，特別是供給面的結構與效率。一是優化投資結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堅持淘汰落后產能。二是加快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使經濟增長客觀反映資源環境成本。三是加快環境保護力度，增設環境稅，堅持“誰污染，誰治理”，實施全民環保計劃。四是更加注重推進自主創新，有效提高產出效率的財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落實有保有控的信貸政策。積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改善儲蓄結構和發展消費信貸。
(三)完善政策協調的機制：健全體制基礎，深化財政金融改革
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完善和成熟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充分協調配合、充分發揮效用的基礎。并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伴隨著金融體系、財政體制、國有企業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財政改革提高財政政策調節能力。在健全財政體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權基礎上，按照
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進一步理順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調整財政分配結構，強化均衡服務，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網；建立健全稅收分配格局，推進結構性增支，加強初次分配與再分配調節，加強資源性、財產性分配調節，建立分層分級的稅收、公債、財政體制與預算調節體系；健全統一規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貨幣政策調節能力。健全中央銀行調控機制；加速推進金融市場化，也即資產價格市場化、業務經營自由化、市場準入市場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監管機制；穩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合理調整匯率水平；加強資本市場建設，提升資本市場的效率和規模。
(四)靈活運用政策協調的工具：系統協調總量、速率與結構手段
提高協調效率的基礎在于手段的協調。一是總量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規模、債務率與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貸差、貨幣流動性的控制，共同構筑總量增速、總量增效調節體系。二是速度調節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增長速度、貨幣供應量與國民收入遞增速度的協調。三是結構調節手段的協調。注重發揮財政性稅收、補貼、公債、金融性利率、匯率的結構調節的協調，協作調節使經濟、產業、區域乃至階層的國民收入結構進一步優化。逐步將兩大政策的經濟增長貢獻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為宏觀調節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強逆周期風險、預期的調節：超前防范、超前導向
進入后危機時代后，風險與導向性調節將成為兩大協調的另一重點。風險調節的重點在于防范債務風險、停漲風險及國際貿易失衡風險；而導向性調節的重點，則在于根據政策的時滯，建立財政、貨幣政策預期系統，涉及總量、結構及預期導向指標等，實施窗口導向，使其成為國民經濟較為靈敏的導向標。
(六)把握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背景：要與當前世界和我國的經濟形勢相適應
隨著全球經濟的初步復蘇，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把握好度，要考慮到中國經濟趨勢變化對世界的影響，同時還要考慮到世界經濟變化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組合不僅要視中國經濟狀況而定，還要根據國際金融、經濟的發展形勢而定，要保持實時地檢測與變更，以期達到政策協調配合的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
[1]王磊等，中國危機管理貨幣政策的退出研究[J].經濟學動態,2010,(1).
[2]李連發，通脹預期、資產替代與當前貨幣政策取向[J].經濟學動態,2010,(12).
[3]任碧云，中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的技術路徑[DB/OL].國研網.
[4]巫建國，后危機時代：我國反周期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J].經濟學家,2010,(10).
第6篇：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
【關鍵詞】聯系匯率制 外匯儲備 套息機制
香港聯系匯率制度建立于1983年,其制度安排是由政府設立一個外匯基金,發行本幣現鈔資格的銀行必須按固定匯率7.8:1在外匯基金存入100%的美元儲備,換取無息的負債證明書,作為發行港幣的依據。香港聯系匯率制度實施至今,對維持港元幣值的穩定和香港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聯系匯率制度在給香港經濟帶來穩定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缺陷和弊端。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隨著美元的不斷貶值和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大量國際投機資金涌入香港,使香港的聯系匯率制承受著巨大壓力,因此香港是否應該堅持聯系匯率制以及如何改革香港的匯率制度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本文基于各種實證數據,分析了香港聯系匯率制度的缺陷,并對香港匯率制度的改革進行了思考。
一、香港聯系匯率制度的缺陷
1、外匯儲備不能保證港幣的穩定和兌付要求
香港聯系匯率制度規定的1美元兌換7.省略.gov.hk《金融數據月報》整理所得。)
由圖1可見,香港的外匯儲備基本上占廣義港幣供應量M3的40%至50%。如果市場對港元失去信心,將港元全部兌換成美元,則現有的美元儲備將無法支撐聯系匯率,即港元兌換美元將發生擠兌危機,聯系匯率即告崩潰。因此,聯系匯率制度實際上不可能完全依靠外匯儲備作為擔保,良好的經濟前景所帶來的市場信心才是維持聯系匯率制的根本保障。
2、利率套利機制失靈
利率套利機制要求港幣利率變動必須與美元利率變動步調一致,任何利差都會通過外匯市場上的資本流動而消除,從而使港幣利率趨同于美元利率。然而,實際情況卻是港幣利率與美元利率逐步出現背離趨勢。巴曙松(2005)指出,自2004年6月30日美元進入加息周期后,港幣與美元利率差異逐漸明顯。香港與美國利率變動先是同向不同步,差距逐步擴大。然后,在2004年11月10日二者出現了明顯的背離,這是香港自1983年實行聯系匯率制度以來首次與美元利率出現背離狀態。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港幣利率和美元利率出現上述偏離呢?本文認為,導致二者出現背離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幣強烈的升值預期。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吸引了大量的國際資金,但由于中國存在資本項目管制,國外資本不能順利進入中國內地,而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內地的經濟聯系日趨緊密,同時香港又是國際著名的金融中心,因此由人民幣升值壓力所引致的國際資金大量流入香港銀行體系,使香港銀行體系的資金短期內大幅上升,導致銀行隔夜拆息和港幣儲蓄存款利率持續低走。
3、貨幣政策獨立性喪失、財政政策受限
正如上面所述,既然香港聯系匯率制承受了巨大壓力,為什么不調整利率以緩解固定匯率的壓力呢?根據三元悖論,香港一方面要維持固定匯率制度,又要允許資本的自由流動,香港的貨幣政策只能跟隨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率是調節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但在聯系匯率制度下,香港既不能運用利率手段來遏制通貨膨脹,也不能用利率手段來刺激投資和消費。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如果中國經濟周期與美國經濟周期出現偏差,香港經濟基本面和匯率之間就會出現矛盾,香港政府又因為聯系匯率而不能通過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那么港幣成為國際炒家的目標將是不可避免的。
聯系匯率制不僅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且使財政政策的作用受限。根據Mundell-Fleming模型,固定匯率制下的貨幣政策相對無效,財政政策相對有效。如果將赤字貨幣化,就會導致通貨膨脹和外匯儲備的下降,是聯系匯率無法維持。這正是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所闡述情況,即持續的財政擴張和赤字貨幣化使固定匯率制最終無法維持。此外,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任何刺激內部總需求的政策措施都將有很大比例轉化為進口的增加,并導致國際收支平衡的惡化,所以很少見到香港政府主動運用財政政策來調控社會總需求,熨平短期經濟波動。因此,香港財政政策的運用受到很大限制。
二、香港聯系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
目前,學者們對聯系匯率是存是廢有著不同的看法。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后,要求改變聯系匯率制的呼聲日漸高漲。改革方案大致有實行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港幣盯住一籃子貨幣制度、港幣與人民幣掛鉤、港幣同時以人民幣和美元作為盯住貨幣的復本位制,以及香港科技大學7位教授提出的建立美元流動資金機制的方案和香港浸會大學的曾澍基提出的現代貨幣局方案等改良機制。
然而,目前改革聯系匯率制的時機并不成熟。美元作為國際儲備和清算支付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目前仍然穩固,在短期內還不大可能發生動搖。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經濟對香港的影響以及香港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依賴性短期內難以改變。但是,聯系匯率制終究不是一種長久的匯率制度,在將來勢必要進行改革,而從目前的形勢來看,改革的方向就是在港幣的估值中加入人民幣的因素。其原因正如前所述,香港與中國內地經濟的聯系日趨緊密,中國經濟發展的周期也越來越影響到香港經濟的發展。目前,中國內地是香港最大的出口和進口地區,其貿易數額和增長率都遠遠超過了美國和其他主要貿易國家和地區。2001―2009年中國內地和美國占香港進出口總額的比例變化如圖2所示。
(注:2001―2006年的出口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并未直接公布,本文根據港產品出口貿易總額和轉口貿易總額相加得出。)
(資料來源: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網站censtatd.gov.nk歷年數據整理所得。)
可見,中國內地占香港進出口總額的比例將近50%,是香港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地區,且這一比例逐年遞增。而美國占香港進出口總額的比例只有10%左右,且遞減趨勢明顯。中國內地經濟周期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已逐漸超過美國并成為支撐香港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力量。從這個角度看,在港幣的估值中加入人民幣因素是香港匯率制度改革的趨勢。
未來在港幣的估值中加入人民幣因素主要包括兩種可能性。第一是借鑒新加坡實施的籃子匯率制度,將人民幣引入籃子貨幣當中,港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第二是港幣盯住人民幣的聯系匯率制度。目前,香港聯系匯率制度只盯住美元,但是其基本面受中國內地的影響越來越大,港幣與人民幣的聯系已日趨緊密,所以將人民幣引入籃子貨幣當中,港幣盯住一籃子貨幣可以解決經濟周期受中國影響、匯率跟著美國走的矛盾。但是,如果引入人民幣作為籃子貨幣,在人民幣不能完全自由兌換、匯率形成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如何確定其匯率?可見,在中國尚未實現資本項目完全可自由兌換的情況下引入人民幣作為籃子貨幣,確定匯率波動區間以管理匯率水平是比較困難的。所以當前聯系匯率制度還不能改變,當中國實現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并實行靈活的匯率制度時,港幣盯住一籃子貨幣制度才是切實可行的。第二種改革措施是實行港幣盯住人民幣的聯系匯率制度。港幣盯住人民幣無疑可以反映香港與中國內地經濟的緊密性和同步性。同時,港幣盯住人民幣并沒有忽略美元的因素,因為中國目前實施的盯住一籃子貨幣的政策本身就包含了美元的因素,所以港幣盯住人民幣也就相當于間接地部分盯住了美元。但港幣盯住人民幣要求人民幣是可自由兌換貨幣,所以當前實行港幣盯住人民幣是不現實的。另外,市場對于維持人民幣作為盯住貨幣的信心還不足以和美元相比。2002年中銀國際的報告中建議以人民幣取代美元與港幣掛鉤,導致香港匯市異常波動,隨后港府、IMF相繼表示支持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市場。這說明市場對于人民幣取代美元尚存疑慮,鑒于人民幣的不可自由兌換以及內地的金融體系不健全,實行以人民幣為名義錨的聯系匯率制尚待時日。
三、結論
如前所述,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而美國經濟處于危機后低迷的時期,香港聯系匯率制度的缺陷和弊端愈加明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內地經濟與香港經濟的聯系日趨緊密,大陸經濟周期與香港經濟周期的同步性逐步顯現,目前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的緊密性及互動性已經超過了香港與美國之間的經濟聯系,人民幣對對港幣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在港幣的估值中加入人民幣的因素,實行盯住一籃子貨幣或者盯住人民幣的匯率制度是未來香港改革匯率制度的趨勢和方向。但改革聯系匯率制度或者引入人民幣對港幣估值影響的前提是人民幣的可自由兌換。因此,當前改革香港聯系匯率制的時機并不成熟,只有當人民幣國際化進展順利,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成為可能時,改革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才切實可行。
【參考文獻】
[1] 蔣清泉、顧莊華:試析香港聯系匯率制度的發展趨勢[J].產業與科技論壇,2008(3).
[2] 巴曙松、黃少明:港幣利率與美元利率為什么出現背離――港幣估值中的人民幣因素研究[J].財貿經濟,2005(8).
[3] 王凱麗:我國內地的外匯體制改革與香港聯系匯率制的前景[J].特區經濟,2005(12).
[4] 李世剛、楊榮:香港聯系匯率制度的困境與改革方向[J].生產力研究,2008(8).
[5] 羅翔:香港聯系匯率制度利弊及可持續性分析[J].亞太經濟,2006(3).
[6] 周滟:淺談香港聯系匯率制度未來的選擇[J].當代經濟,2009(5).
[7] 徐芳、馬曉青:香港貨幣局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可維持性分析[J].上海金融,2003(9).
第7篇：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
一、國債政策的經濟效應分析
經濟學中，擠出效應一般是指政府通過向公眾（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貸資金需求上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或非政府部門）投資減少，從而使財政支出擴張部分或全部抵消。擠出效應是國債的副產品，若擠出效應存在且過大，則國債政策的可持續性將受到質疑，考查擠出效應，重點要分析政府債務對利率的影響。在IS——LM模型中分析擠出效應的產生，我們可知其產生有嚴格的假設條件，擠出效應只有在貨幣供給不增加并且經濟活動達到充分就業水平的情況下才可能產生。在我國現階段，經濟未達到充分就業，民間儲蓄居高不下，投資萎縮，消費低迷的情況下，政府支出擴張不會引起利率上升，且考察起來，我國近年來實際利率的上升與政府支出無相關關系，實際利率上升和它對非政府投資的某些抑制作用也不能說明政府支出擴張有擠出效應，因為我國貨幣供給量一直在變化。利率上升一方面是因為價格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為商業銀行名義利率下調幅度不夠，是利率政策限制了財政政策擴張發揮充分的乘數效應，而不是財政擴張自身產生了“擠出效應”。另外，政府供款也不一定引起資金需求競爭。我國資金需求主要是對銀行資金的需求。我國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率一直超過7%（或總準備金率超過15%），表明我國商業銀行資金是充足乃至過剩的。這種資金過剩是民間資金需求不足、銀行資金供應謹慎雙重作用下的結果，政府向銀行借的是閑量資金，它只是減少銀行閑量資金，并非消除銀行的閑量資金，所以對企業的資金供應并未產生擠出效應。我國近年來政府擴張支出的同時，也配合適度的貨幣政策，增加了貨幣供給，財政擴張產生的利率上漲壓力被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所抵消，不會產生利率的上升。但是，隨著經濟持續發展，資源得到較充分利用，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逐漸變得稀缺，擠出效應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況且，據估計，目前在政府投資的項目中，有20%投資完全可以由民間投資來取代?，F在政府投資的項目可能就是今后高效率的民間資本發揮作用的領域。所以政府現在的投資可能已經對未來民間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因此，擠出效應的存在已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通貨膨脹問題也是國債政策實施中必須認真對待，加以避免的重要問題。90年代中期后，規定財政不能從銀行透支，財政赤字須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央行不能從國債一級市場上直接購買國債，這些措施基本上從制度方面阻斷了財政赤字擴大直接引發央行增發貨幣并導致通貨膨脹的渠道。但是由于赤字債務化后。財政赤字與超量貨幣發行之間的間接聯系依然存在，對通脹的影響并未完全消除，間接影響的大小與央行公開市場業務關系密切。這就需要我們繼續實行穩健貨幣政策，規范公開市場操作行為，避免產生通脹的誘因。目前，我國居民儲蓄率依然較高，銀行資金和其他各種生產要素比較充裕，利率和價格水平較低，適當增發國債，不僅成本低，也有物資保證，不會引起通貨膨脹。
二、國債的規模風險分析
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最終將體現為財政赤字的擴大，從而引起國債發行規模和國債余額的急劇增加，引發財政風險。
1998年之前，我國債務負擔率一直在5%左右，1998年若加上當年發行的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債務負擔率升至13.3%，1999年為13.08%，2000年為15.51%.與經濟發達國家同一指標相比，我國的國債負擔率顯得較低，雖然有人說，西方國家已有幾百年的國債發行史，而我國的國債發行只有十幾年，債務余額具有不可比性，但至少說明我國國債負擔率還未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對于我國國債依存度，從表面上看，當前我國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已大大超過國際警戒線（20%），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更高，因此須警惕財政危機及政策時滯過后有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的危險。對于財政債務依存度來講，由于我國作為分母的“國家”或“中央”財政支出，只包括了預算內的支出數額，這顯然極不完整或大大縮小了實際財政支出數字，若加上預算外支出后，則完全可能在警戒線范圍之內。對于國債償還率，國外經驗表明，一般應控制在10%，可以看出，目前我國國債償債率雖有所下降，但也確實超過了警戒線，存在一定的風險，另外我國財政還承擔體制轉型過程中的隱性國債和或有國債，隱性債務日益顯性化，財政壓力將逐近，若不及時建立償債基金，國債償還缺乏法定來源，長此下去，赤字貨幣化將成為可能，通貨膨脹將不可避免，因此應該加以警惕。當然，關于國債規模的這些警戒性指標，只是一般性經驗指標，并不一定與我國的具體情況相吻合。這些指標所應用的環境不同，反映問題的實質就不同，若簡單用這些指標進行比較，可比性不強，而且這些警戒性指標都是從風險控制角度來看國債規模的而非從規模效應角度來探討。我們講的國債規模應該是國債的適度規模即國債正凈效應最大化的國債規模，而非國債最大可能規模即國家信用崩潰的臨界點所對應的國債規模。判斷國債規模是否適度，應該從國債規模效應角度出發，立足于政府債務規模的效用評價，主要著眼于能否促進宏觀經濟的均衡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矯正社會投資對有效投資的偏離。
考察國內外其他國家的債務情況，發現許多國家都經歷過赤字率的周期性波動、國債負擔率回跌的過程。相信我國的赤字率和國債負擔率雖然在現階段出現上升情況，但伴隨著經濟發展和政策調整，也終究會回落到合理的水平上。
三、國債的運行機制風險分析
自從1994年以來，我國國債發行量劇增，但相應的國債使用償還制度卻沒有建立，結果國債償還量日益增加，還本付息額持續擴大，使每年國債發行用于還債的比例逐年升高，從1986年的12.77%上升到目前的70%左右，真正把債務收入用于國家經濟建設的比例逐年下降，國債規模若進入“發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則就確定構成一種現實的、直接的風險存在。另外，財政信用資金的使用效益低也造成了財政效益的高風險存在。據有關統計數據表明：每年發行的國債僅有1／3用于基礎產業的投資和建設，而這為數不多的1／3的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率也令人擔憂。1998年財政部財政監察員在對涉及138億元國債專項資金的72個重點項目進行檢查中發現，其中的20個項目存在不同程度的挪用資金或不按規定使用資金的情況；有10個項目準備不足；從規劃、設計到投資預算制度均缺乏科學論證，純屬“邊勘探邊施工、邊設計”的三邊工程；有15個項目存在配套資金不落實問題。再一方面，從近年來我國債務支出分析看，國債越來越多地用于消費性支出，考察我國發債史，可看出，自從恢復發行國債以來，前期主要用于彌補財政赤字，后期則主要用于償還國債本息，真正用于投資性的支出不多。若債務償還不能通過債務使用的投資性支出定期回收實施債務償還只能通過發行新債或增稅來實現，則將形成“財政赤字化——赤字債務化——債務消費化”的惡性循環，最終將引發債務危機，危及政權穩定和社會的有序運行。
從上述分析可見，我國國債政策既有現實的經濟可持續性，又確實存在著風險，潛伏著危機。國債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我國經濟穩定持續增長的內在需要。今后，我國仍要實行積極的國債政策，且注意其負面效應，同時注重通過各種措施的配合來完善，以培養經濟內在自主增長動力，提高自我發展的能力，實現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性發展。
參考文獻
（1）社科院宏觀組，借鑒國際經驗尋求積極財政政策的新思路，《財政經濟》，1999（11）。
（2）傅志華，2001：《國家財政安全論》，人民出版社。
（3）姜作培，必須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晉陽學刊》，1999（6）。
（4）項懷誠，2001：積極財政政策——宏觀調控的成功經驗，《求是》。
第8篇：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
［關鍵詞］中國；美國；住房；住房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2；C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09）04－0030－02
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演化成一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細究這場危機的發生，不難發現它與美國近些年的住房政策有著直接聯系，可以說是美國失敗的住房政策把這個國家乃至全世界都拖入了一場災難深重的危機之中。作為正致力于解決百姓住房問題和實現住有所居目標的中國來說，應當以美國次貸危機為鏡鑒，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住房政策體系，從而解決好我國的住房問題。
一、“房產夢”是美國次貸危機的淵藪
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不僅使美國經濟遭受重創，也讓許多低收入人群無家可歸，于是“讓每一個家庭都能在適宜的環境里擁有一個家”，成為這個國家住房政策的基本目標，并寫進了1949年通過的《住房法案》序言中［1］。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里，美國聯邦及州政府不僅通過住房信貸、稅收減免等政策鼓勵人們購房，通過公共住房、住房券等方式讓中低收入人群能夠租得起房子，甚至還通過合作建房和共有住房等途徑來解決百姓的住房問題［2］。在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過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不盡相同，如公共住房和住房券幾乎完全依靠政府，而其他則主要依靠市場調節，或者依靠營利或非營利機構的合作得以實現。盡管直到本世紀初，在美國仍有上千萬戶家庭依舊面對住房困難，但是通過這些政策措施已經緩解了困難程度?？梢哉f，這一時期美國政府解決住房問題的方向是健康的，政策措施也是可行的。
但是進入新世紀尤其是小布什擔任總統后，美國政府在解決住房問題上的方向和思路，以及政策選擇都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突出地表現在，由以往售、租以及合作和共有住房等多種政策措施并舉，轉向了以售為主的政策取向。2007年7月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部長阿方索?杰克遜來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就任時布什總統曾讓我減少美國的無房人口比例”，還表示他所領導的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主要職責就是“讓人民有房子住”，并提供“人民買得起的房子”［3］。美國人大多是不攢錢的，為了讓那些沒有積蓄的人也能有錢買房子，政府不但放任金融機構向他們發放零首付的次級按揭貸款，甚至向全世界發行包括次債在內的高風險債券。那位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部長當時來華的目的，就是游說中國購買美國的住房債券。憑借發行高風險債券從全世界籌來的資金，一時間在美國起碼有220萬個家庭圓了他們的“房產夢”［4］。然而當那些原本就充斥著風險的金融工具終于引發了次貸危機，繼而又演化成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時，不僅讓許多美國人又失去了他們的房產，也讓美國和全世界都再次體驗了如同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那樣的災難。
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人們多從金融視角查找原因，將其歸結為金融過度創新和放棄監管的結果。其實，金融在這場危機中只不過是起到了一種工具的作用，而美國政府鼓勵人們買房子、去圓房產夢的住房政策，不但是這場危機的真正淵藪，而且自始至終都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果再進一步追問，美國政府為什么要改變以往的住房政策，竭力去鼓勵老百姓買房子？答案是為了避免上世紀末的網絡泡沫可能帶來的經濟衰退而且也正是通過刺激住房消費，一段時間里美國才繼續了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墒怯捎诰W絡泡沫的舊病未除卻又在金融工具的作用下促成了更大的房地產泡沫當這些泡沫破滅時，就是危機降臨之時了。美國的教訓再次警告人們，房地產對于醫治經濟失調和拉動增長，猶如一味治標不治本的止痛藥，長時期過度地依賴于它不但會引致泡沫經濟甚至還會危及經濟安全。
二、中國不可重復美國人的“房產夢”
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住房是作為一種福利實行計劃分配的，這種住房制度及其相應政策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住房供給的長期短缺，缺少房子住成為當時一大社會難題。始于1978年的改革讓中國逐步走上了市場經濟軌道，城市住房也由原來的福利分房開始走上商品化、貨幣化的改革道路。1982年《國務院關于城市出售住宅試點問題的復函》出臺，標志著住房商品化改革在我國進入試點階段，也表明私人擁有房產在中國開始再度合法化。但是由于福利分房制度依然存在，處于這種雙軌制格局中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不可能取得較快進展。直至1998年的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停止了福利分房，住房商品化、貨幣化乃至社會化的改革才開始進入快車道。
住房分配貨幣化的改革之所以在1998年推開，與當時亞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外部經濟環境惡化不無聯系。為了避免那場危機可能帶來的出口下降和經濟下滑，中國適時啟動了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并帶動了房地產業的擴張性發展這對于當時實現保增長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種保增長的思路和作法，與美國為了避免網絡泡沫破滅可能招致經濟衰退，從而鼓勵美國人都去圓“房產夢”具有某些相似之處。不同的是中國的房地產業還缺少像美國那樣的金融工具來為其融資，所以還不可能招致像次貸危機那樣的嚴重后果。
但是必須看到，始于1998年的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在擴大了住房需求、拉動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房地產業的非理性擴張和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如同小布什政府試圖圓美國人的“房產夢”一樣，我國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初期許多地方也出臺了鼓勵市民買房子的各種優惠政策甚至奉行“只售不租”的改革取向，不僅新建的住房只售不租，就連許多市民長期租住的舊房也要買下變為個人產權從而在很短的時間里中國城市住房的私有化率就超過了80％。而小布什執政近8年，美國的住房私有化率也才提高了約5個百分點，還不到70％［5］。再從我國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建設看，多數城市都是以經濟適用房、限價商品房為主，這兩種保障方式其實也是在鼓勵人們買房子并通過政策優惠去幫助一些中低收入人群擁有產權房或部分產權房。要知道，美國人均收入是中國的20多倍而且房價也不比目前中國高多少，尚且無法去圓人人有房產的夢，作為人均收入根本就無法與美國相比的中國，那就更不可以去重復美國人的“房產夢”了。
三、解決中國住房問題的政策考量
住房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住有所居是社會和諧與文明的標志當代中國要解決好人民群眾的住房問題并實現住有所居目標必須吸取美國政府在住房政策上的經驗教訓，并從國情出發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相關政策［6］。
公共政策是保障基本人權、通過資源的再分配維護社會公平、實現社會穩定的政策。為了維護社會整體和長遠利益，社會必須通過公共政策幫助那些依靠自身能力無法解決住房問題的低收入人群，讓他們也能住有所居。但也要看到，在任何私有物權受到保護的社會，住房都是重要的私人財富，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低收入人群，實際上是缺乏市場競爭能力和財富積累能力的群體。因此，也就不該通過“買”這種交易方式來滿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他們的住房需求應當通過住房保障體系下的救助、援助，通過非競爭的社會再分配得以實現。這就決定了我國基于公共政策的住房保障體系建設應該是廉租房、貼租房和租金補貼等方式。而不可以像美國小布什政府那樣，不切實際地去鼓勵低收入人群買房子。如果要想得到屬于私人所有的房產，就應當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奮斗去獲取，政府沒有責任滿足個人對于房產的占有欲望，否則對于那些依靠個人能力和奮斗取得財富的人就是不公平。不錯，在新加坡和香港有些低收入人群就是依靠政府幫助而取得了房產。但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依靠政府幫助才得到房產的低收入人群已經是最窮的窮人了。中國則不然，那些在政府幫助下取得房產的并不是最窮的人，且不說我國還有2億多農村家庭，即使在城市也還有許多依靠政府幫助都無法買得起房子的人，難道我們的公共政策不應該首先去幫助這些最窮的和最需要幫助的人們嗎？政策的制定不可以脫離一個國家的國情，尤其是公共政策。
產業政策是從產業性質出發確立的保證產業健康發展的戰略方針及措施。但直到目前我國不但缺少房地產完整的產業政策，也沒有關于房地產準確的產業定位。按照經濟學關于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完全壟斷的市場和產業劃分理論，由于土地資源的稀缺性以及與民生的密切相關性，都決定了房地產不應該成為完全競爭型產業。但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僅一個城市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就超過上千家之多，這豈不成了一個完完全全的競爭型產業了？可如果從價格決定看，它又似乎是完全壟斷型產業，即使上千家企業之間居然也可以做到價格上的壟斷聯盟。至于說近些年來對于房地產業一忽兒“鼓勵”一忽兒“限制”，都與產業定位不清、產業政策不明、產業戰略迷失有關。所以，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弄清房地產的產業定位，在此基礎上形成包括企業規模起點、工藝設備提高、房屋節能標準、金融信貸支持、外資進入限制等一系列相關的產業政策體系，已成為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和解決群眾住房問題的迫切需要。
宏觀政策是維護產業發展過程的穩定性的政策，是短期對策性的調整政策。小布什政府住房政策的失敗，還在于它把通過房地產拉動增長的短期對策性政策予以長期化了，這是我們在制定宏觀政策時必須避免的。宏觀政策所調整的是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平衡關系，并不包括對產業發展過程的調整，例如房地產業發展中的供給結構就應當由產業政策來調整，而不是宏觀政策。但是由于住房景氣狀態在宏觀經濟中具有較大權重，而且宏觀政策通常又會對房地產業短期運行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宏觀政策通常使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能直接影響住房的供求，因此在住房政策體系中決不可以忽視宏觀政策的作用。尤其是在當前，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應當把握好國外和國內兩個大局，通過宏觀政策來防止、抵御和減輕危機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沖擊。要按照中央關于“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要求，把通過財政政策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與通過貨幣政策擴大住房銷售統一起來；把維護國民經濟穩定運行與滿足人民群眾合理的住房需求統一起來；把住房供應結構的調整與促進房價的理性回歸統一起來；把短期對策性的房地產救市政策與保證產業健康發展的長期政策統一起來。
參考文獻：
［1］［2］阿列克斯?施瓦茲．美國住房政策［M］．黃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3］余豐慧．住房問題該如何與國際理念接軌［N］．中華工商時報．2007－7－23．
第9篇：財政政策貨幣化范文
關鍵詞：通貨膨脹；財政赤字；格蘭杰因果檢驗
1理論回顧
有多種理論來解釋通貨膨脹和赤字之間關系的傳導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一是Barro(1976)在討論李嘉圖理論體系中持續赤字是否導致通貨膨脹的問題時認為，一旦政府債務存量的增長率超過了產出增長率，持續赤字就會通過貨幣化的形式引起通貨膨脹。
二是Sargent和Wallce(1981)就時間、利率對財政赤字的影響進行了詳實的論證，指出對于給定現值的財政赤字，如果現在較少地采用鑄幣稅（也即貨幣發行）彌補，即一部分財政赤字由國債發行彌補，則將來勢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鑄幣去彌補。
三是Dornbusch(1998)等提出的分析框架，認為通貨膨脹對債務存量的實際價值和實際利息率具有顯著影響。
四是Wray(1997)等提出的成本效應理論，認為赤字影響總供給。
五是閻坤（2000）認為由于中國中央銀行可以在公開業務中收購國債，加之過大的外匯儲備，從而形成巨大的貨幣擴張壓力。
這些理論研究表明了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之間的理論關系，并為實證檢驗提供了理論根據。當然不同的學者在不同的國家背景進行的不同時期的觀察與研究，在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后，得出的結果必然有差異。但是至少能說明的一點便是通貨膨脹與財政赤字之間的相關性值得研究與探討。
2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的實證分析
2.1研究方法
2.1.1單位根檢驗法
單位根檢驗是檢驗時間序列平穩性的一種正式方法，在序列存在單位根的零假設下，對參數估計值進行顯著性檢驗的t統計量不服從常規的t分布，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給出了檢驗用的模擬的臨界值，所以稱該檢驗為Dickey-Fuller檢驗，簡稱DF檢驗。后MacKinnon又改進了單位根臨界值。但在DF檢驗中，常常因為序列存在高階滯后相關而破壞是誤差值的假設。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檢驗對此做了改進。
（1）無漂浮項且無趨勢項：
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一組穩定的時間序列資料。假設數據是一組非穩定的時間序列資料，如果序列的ADF檢驗t統計量大于使用者要求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則不能拒絕原假設，表明序列存在單位根，是一非平穩序列。反之，如果檢驗t統計量小于使用者要求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則拒絕原假設，序列是穩定的。最終的數據資料需要具有穩定性，以符合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要求。
2.1.2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是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的一種方法。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期取值所能解釋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則稱為序列x是y的GrangerCause,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通常還要考慮序列y是否是x的GrangerCause。其檢驗模型為：
檢驗零假設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H0∶β1=β2=^=βα=0。由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滯后的階數非常敏感，通?？梢砸来味鄿髱纂A，看結果是否具有同一性。Granger因果檢驗同時要求數據資料具有穩定性，非穩定的數據資料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會出現“偽相關”問題。所以本文要對數據二階差分，以確保數據資料具有穩定性。
2.2數據搜集與整理
本文以各年的國家統計年鑒為依據，收集了1990年到2006年17年間的數據，我們選取以各年的零售物價指數減去100代表通貨膨脹率變量(GRTI),以各年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代表財政赤字變量(DDEF)。全部數據均來源于有關各年的《中國財政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見表1)。
本文對這兩部分數據取自然對數后進行單位根檢驗,說明數據是非穩定的。在對其二階差分的數據再次檢驗,則拒絕假設,顯示二階差分數據是穩定的,符合GrangerCausality檢驗的要求。表1為ADF檢驗結果。表1的檢驗結果顯示,經過二階差分的數據是穩定的數據資料,符合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數據的要求。
2.31990-2006年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1）模型設定及樣本數據選擇。財政赤字引起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只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一個必要條件,只有當財政赤字引起的貨幣供給增加量超過經濟增長要求的貨幣需求量時,超過的部分才會引起貨幣的非經濟發行,即成為沒有物質保證的空頭票子。財政用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無疑會造成社會需求總量的膨脹導致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為此,本文擬通過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1990-2006年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相應構建的向量自回歸(VAR)模型有:
由表3可見,對于財政赤字不是通貨膨脹的格蘭杰成因的原假設,拒絕它犯第一類錯誤的概率是0.61205,不能拒絕原假設,表明財政赤字不是通貨膨脹的格蘭杰成因。第二個檢驗的相伴概率為0.39958,說明通貨膨脹也不是財政赤字的格蘭杰成因。可見,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不存在緊密的因果關系。通過對表1的觀察,我們也可進一步證實上述結論,例如,1996年和1997年財政赤字率為這一時期最低,但1996年通貨膨脹率卻達到6.1%;而2002年財政赤字率為這一期間最高,為2.64%,但1991年的通貨膨脹率卻僅為-1.3%。筆者認為,雖然這期間財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貨幣供給量的增加,但并沒有導致通貨膨脹的原因主要在于:財政赤字引起的貨幣供給量增加幅度還遠沒有超過由經濟增長所要求的貨幣需求的增加幅度。根據我國在此期間的實際經濟情況,我們可以進行一個簡單的測算:(1)1990-2006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在10%左右,而貨幣流通速度(GDP/M)由1990年的1.224下降到2006年的0.6129,即平均每年下降4%左右,因此,在此期間,我國由于經濟增長以及經濟貨幣化所要求的貨幣需求量的平均增加幅度為ΔY/Y-ΔV/V=10%+4%=14%。(2)1990-2006年我國的貨幣乘數平均為2左右,而財政赤字占貨幣供給量的比重平均在1%左右,因此由財政赤字所引起的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幅度為M(Dgc-Dgc-1)/M=2*1%=2%。(3)綜上所述,財政赤字所引起的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幅度2%遠遠小于經濟所要求的貨幣需求量的增加幅度14%,因此,在此期間財政赤字并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
3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在構建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聯系機制的理論框架基礎上,對我國財政赤字的通貨膨脹風險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實證研究結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利用VAR模型,我們進一步對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進行了檢驗,發現這個時期財政赤字雖然對貨幣供給量都有一定的擴張性作用,但由于無論從財政赤字率或是財政赤字占貨幣供給量的比重來看,我國財政赤字的規模仍然被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財政赤字所引起的貨幣供給量增加的幅度還遠遠小于經濟增長所要求的貨幣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因此,這個時期中財政赤字沒有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
雖然從現階段看,我國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之間似乎并不存在緊密的聯系機制。但隨著今后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國債市場的逐步成熟,財政赤字規模的增長有可能與利率上升建立必然聯系。如果此時政府仍然任由赤字與國債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那么由此引起的利率的持續上升必將迫使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買進國債以維持利率水平,而這種做法的最終結果將使貨幣供給量不斷增加,最終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此外,當財政赤字與國債規模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后,政府信用的可持續條件將會被打破,一旦政府通過國債實現不了預期的結果,那么就只有靠鑄幣稅來彌補所有的財政赤字,那么同樣最終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的發生。因此,今后我國政府至少應從以下兩方面做好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風險的防范工作:第一,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明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對中央銀行獨立性給予法律的保證將有利于割斷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量的內在聯系,從而限制政府直接通過向央行透支來彌補赤字的可能性。同時,中央銀行將“幣值穩定”作為首要的貨幣政策目標將可以有效控制財政赤字所引起的貨幣間接發行。第二,加強財政收支管理,以有效控制財政赤字規模作為今后我國財政政策的一個基本目標。即使有財政赤字化的情況出現,如果財政赤字能夠控制在較小的規模內,其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也非常小。因此,我國政府應以目前實行的穩健的財政政策為契機,通過建立健全現代稅收征管體制、優化政府支出結構以及加快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手段,為逐步縮減財政赤字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Barro.RelytoFeldsteinandBushanan［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6,84:343-350.
［2］Sargent,Wallace.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1,5:1-17.
［3］Sargent,Wallace.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1,5:1-17.
［4］Uribe.Afiscaltheoryofsovereignrisk［R］.Europeancentralbankworkingpaper,2002,187-196.
［5］閻坤.積極財政政策的通貨膨脹風險分析［J］.稅務研究,2002,(6):10-14.
［6］［美］米爾頓•弗里德曼.財政赤字與物價上漲［J］.世界經濟譯叢,1982,(3):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