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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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字：宏觀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Abstract: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to show the country or the government in a planned way conscious use of certain policy tools,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in order to achieve a certain policy go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2003 to 2011 year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understand the policy issued and implemented process whether fully play a role. In other words, how effect, is obviously a need to carefully study and answer important issues. It to China's futur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and to keep the rapid economic, stabl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 macro policy,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
中圖分類號：D912.2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進入2003年，由于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國經濟增長中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有兩個問題：一是糧食問題，糧食供求關系趨緊的問題逐步凸顯。糧食播種面積連年減少的同時，人均糧食占有量也達到歷史的最低點；二是投資問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新開工項目過多，在建規模大，一些行業和地區投資過度擴張。
歷史的經驗多次證明，投資膨脹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痼疾。由于投資增長過快，使得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凸顯。（1）投資膨脹助長了信貸規模過度擴張，信貸擴張反過來又推動投資更快增長，兩者互為因果，互相推動；（2）投資膨脹加劇煤電油運的緊張，使經濟運行繃得更緊；（3）投資膨脹以及煤電油運供應緊張，必然拉動基礎產品價格上漲，加大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實施了“雙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既不盲目放松調控力度，也不輕易緊縮調控力度，保持宏觀經濟總量平衡。
2008年下半年，美國房地產市場衰退和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與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相比，這次金融危機情況復雜嚴峻，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發達國家金融體系受到重創，全球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同時2008年我國又遭遇了冰雪凍災、地震等嚴重的自然災害 2008年11月，國務院常務工作會議決定我國再次轉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求使我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態勢。
此次新一輪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背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物價表現。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期間，CPI呈現先揚后抑的走勢，連續6個月回落。而2008年9月和10月的PPI也呈現回落走勢。這種情況下說明高通脹的壓力基本消除，要預防通貨緊縮。
（2）經濟增長情況 。由于金融危機影響向實體經濟蔓延，國內宏觀經濟增速的回落成為此次政策調整的一個重要原因。統計顯示，我國GDP增長率在2007年第二季度達到11.9%的高峰后連續5個季度逐季下滑：2007年第三季度為11.5%，2008年第一季度為10.6%，第二季度為10.1%，第三季度則降到9.0%。
（3）外匯儲備充足 200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僅為1656億美元，但之后幾年外匯儲備增長迅速。2006年2月底，我國國家外匯儲備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
此次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投入4萬億拉動經濟增長。
二、2009年擴張性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1、擴大政府公共投資2、促進擴大消費需求3、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 4、推動經濟結構優化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09年6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6.9萬億元，同比增長2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1.2個百分點。企業、居民活期存款增加較多。各項貸款繼續快速增長，中長期貸款占比逐步上升，個人消費貸款增速大幅回升。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增加7.37萬億元，同比多增4.9萬億元。6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同比增長34.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20.2個百分點。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繼續下降，6月份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門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4.98%，比年初下降0.58個百分點。
中國央行《2009年四季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報告指出，2010年我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報告明確指出，2010年我國將繼續執行2008年末啟動的四萬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保持貨幣信貸合理充裕，引導金融機構均衡投放，優化信貸結構和維護國際收支平衡至關重要。
三、2010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2009.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定下基調：在中國經濟企穩向好之際，明年經濟增長將重點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上下功夫”。 從2009“保增長”為首要任務，到2010“促轉變”為發展重點，政策思路的調整凸顯中國在應對危機中力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決心。
積極的財政政策：1、保持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框架，配合貨幣政策做好總量調控 2、充分發揮政府公共投資作用，落實投資重點，確保項目可行性和施工質量3、努力拉動社會投資，逐步切換經濟增長主要動力 4、支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促進產業升級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1、從抑制通脹角度出發，貨幣政策應由側重于“寬松”轉向“適度”。 2、信貸政策應更加注意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3、面對復雜形勢，更要注意防范金融風險。 4、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加大外匯市場的波動幅度，更好地發揮市場在匯率決定過程中的作用，使人民幣匯率能夠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第2篇：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詞：戰后日本 區域經濟政策 演變分析
區域經濟政策衍生于區域經濟理論。另外，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開始騰飛，城市化進入和空間不平衡發展較快的時期是區域經濟政策發揮最大作用的時期。
日本作為一個經濟強國，它的經濟開始加速發展始于二戰后，所以選擇二戰以后的日本（戰后直至90年代初）作為研究對象。
一、戰后日本經濟概述
1.戰后日本經濟發展概況
二戰結束到90年代初期，日本大致經歷了恢復期，高增長期和中增長期，具體如下：
經濟恢復期（1945—1955年）。戰爭毀滅了日本42%的國民財富，經濟混亂，物價飛漲，大量失業，通貨膨脹。借助占領軍的巨大影響力，日本政府提出了“增加生產以平息通貨膨脹，穩定國民生活”的政策，進行了經濟和社會的民主化改革。1949年基本穩定了通貨膨脹，經濟開始恢復，1953年接近戰前水平。
高速增長期（1955—1973年）。18年間國民生產總值（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國民收入增長10倍多，年均增長9.8%。1966年追超英國，1967年追超法國，1968年追超西德，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僅次于美國，成為亞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經濟界的注目，被稱為“世界經濟奇跡”。
中速增長期（1974—1991年）。受兩次石油危機的打擊，日本經濟進入中速增長期。靠貿易立國的日本經濟被迫加快產業結構的重組和調整，重化工結構轉向知識密集型產品結構。這期間GDP年均增長4.3%，比高速增長期下降一半。
2.戰后日本區域發展的五次全國性綜合開發規劃
通過戰后10年的經濟復興期，日本的國民經濟已經恢復到了戰前的水平，并提出了“國民所得翻一番”的口號。在此基礎上，日本進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但是，隨之而來的是產業及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和由此導致的地區間收入差距顯得越來越大。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62年10月5日由內閣議會決定，以1970年作為目標，將1960年至1970年作為規劃完成期，開始實施最初的“全國綜合開發規劃”。這也標志著全國性的區域規劃與開發正式開始。
而作為日本區域開發中最具權威性的規劃——“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在戰后50多年間編制了5次。它們分別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從每次規劃的內容就可以看出當時區域開發的思路。由于第五次規劃時期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圍，本文只涉及前四次的綜合開發規劃。
二、戰后日本的主要區域經濟政策與理論依據
戰后日本的區域經濟政策主要是區域開發規劃政策，依據四次國土綜合開發的實施時間，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四階段：
1.第一次全國綜合規劃開發規劃（1962-1970年）
這個階段實施的區域政策及相關理論基礎主要有：
（1）外來型經濟開發政策與增長極理論
為了縮小地區差距，首先實施的經濟政策是于1962年10月出臺的《全國綜合開發計劃》。這是一個以建設新興產業城市為中心的“據點式”也即“增長極式”的開發政策。其構想是通過對“據點”城市進行公共投資和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招攬和誘導原料生產加工業型企業投資設廠，以帶動農業及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雇用的擴大及勞動者收入和地方稅收的增加，進而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這一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把地區的產業發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寄于外來資本的投資之上。
該政策的理論依據在于增長極理論，它指的是社會經濟客體在特定城市的集聚而使經濟的高效發展，同時在這種集聚基礎上又進一步向地區擴散，帶動這些地區的發展。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區域發展政策，并且單純依靠外力（外來資本以及本地自然資源稟賦等）。
（2）區域產業布局政策與主導部門序列變化理論
1960年，政府制定了旨在以重化工業的發展帶動國民經濟全面起飛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出了建設太平洋工業地帶的設想，并在1962年制定的《全國綜合開發計劃》中明確指出：“工業的正確配置必須逐步向投資效果高的地區集中。”為了吸收重化工業企業在太平洋沿海工業地帶內投資設廠，日本政府采取了對這些地區的公共設施優先投資的政策，不惜巨資在這些地區大興土木、填海造地，建設高速公路和新干線以及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型港灣和碼頭，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網和交通聯絡網絡，并采取了一系列減免稅政策。日本政府為實現集中開發，將行政投資的重點放在“三灣一海”地區。據1968-1972年4個年份的統計，在這些地區行政投資的比重一般占投資總額的65-70%，其中集中在東京等8個都府縣，約占全國行政投資總額的40-46%。
該政策主要根據羅斯托的主導部門序列變化理論進行設計，具體指的是一個地區的主導部門隨著該地區經濟的不斷發展而處于演變當中。一般的，主導部門從基礎性的初級產品部門到加工部門再到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等第二產業部門，進而發展成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為主導部門的產業結構。因此，政府大力投資于公路、新干線等交通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有助于加快主導部門的演進速度，從而改善區域產業結構，使其優化。以此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和騰飛。
（3）落后區域發展的財政援助政策與中心理論
為促進落后地區的開發，日本政府在財政、稅收、地方債發行、地方開發基金、開發許可以及公共設施建設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優惠政策措施。日本政府考慮到落后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其公共設施建設的特別補助率都比較高，如北海道河川整治、國道及港口建設由中央特別補助達80%以上，沖繩河川、河堤、治山、海岸、港口及機場等建設的國庫特別補助率高達90%以上。落后地區開發基本上都有較為充足的經費支持，如為了加快北海道的經濟開發，日本政府對北海道開發實施了長期的資金傾斜政策，1951年開發費用僅70億日元（國家補貼部分）。到1998年開發費已達9871億日元，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長速度，目前北海道每年所使用的開發補貼費占日本全國國土開發費的10%。
該理論認為，（落后地區）相對于中心（發達地區），處于依附地位而缺乏經濟自主，從而出現了空間二元結構，并隨時間推移而不斷強化。不過，政府的作用和區際人口的遷移將影響要素的流向，并且隨著市場的擴大、交通條件的改善和城市化的加快，中心與的界限會逐步消失，即最終區域經濟的持續增長，將推動空間經濟逐漸向一體化方向發展。從總體上看，日本對落后地區的開發雖有一定的滯后性，不可避免地遇到某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但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政策體系，特別是北海道和沖繩地區開發中的一些成功做法，為日本政府促進落后地區發展積累了有益的經驗。
2.第二次全國綜合規劃開發規劃（1969-1985年）
該階段的主要區域政策有：
（1）區域振興和開發政策與平衡發展理論
根據地區振興與開發的有關法律規定，日本的地區振興與開發活動有相當一部分可以享受高比率的國庫補助。地區振興整備公司每年用于上述事業的預算相當龐大，且總額不斷上升，1978年為1015.6億日元，1985年為1241.4億日元，1993年為1760.8億日元。其中用于地方城市開發的占首位，其次依次為核心工業集中配置地段的建設、高技術城區、促進產業業務設施再布局、產業高技術化設施等項目。
該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是平衡發展理論，該理論的出發點是為了促進產業協調發展和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需要同時在各產業、各地區進行投資，既促進各產業、各部門協調發展，改善供給狀況，又在各產業、各地區之間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資的格局，不斷擴大需求。因此，平衡發展理論強調產業間和地區間的關聯互補性，主張在各產業、各地區之間均衡部署生產力，實現產業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與此相應，日本的地區振興與開發計劃體系包括部分，即全國性計劃、大都市圈計劃、地方圈計劃、產業振興計劃和特別地區振興計劃。
（2）“技術立國”的區域產業布局政策與不平衡增長理論
1980年以來，日本更進一步推行“技術立國”政策，積極開拓新能源技術、工業機器人、生物工程等新產業領域，使生產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品成為日本經濟的主要支柱。
該政策以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理論為出發點，該理論認為經濟進步并不同時出現在每一處，經濟進步的巨大推動力將使經濟增長圍繞最初的出發點集中，增長極的出現必然意味著增長在區域間的不平等是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同時日本許多經濟學家在吸收上述理論的基礎上，主張為迅速實現經濟增長和工業現代化，應當選擇確立戰略性主導產業部門，大力扶植其發展，通過其“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效應，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以帶動經濟發展。這也是此政策產生的另一原因。
3.第三次全國綜合規劃開發規劃（1977-1986年）
該階段主要區域政策及理論基礎有：
落后區域的開發規劃政策與平衡發展理論
1972年5月15日，美國將琉球群島的行政權交與日本，日本隨即設立沖繩開發廳并制定了《沖繩振興開發特別措施法》，以擬定沖繩振興與開發計劃。到目前為止，沖繩共實施了三期振興開發計劃，每期10年。其中第二期振興開發計劃（1982-1991年），大體上延續了前期計劃開發的方向，主要目標是縮小沖繩與日本本土的收入差距。
同樣地，該政策也立足于平衡發展理論，它是指為了促進產業協調發展和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一個國家或地區需要同時在各產業、各地區進行投資，既促進各產業、各部門協調發展，改善供給狀況，又在各產業、各地區之間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資的格局，不斷擴大需求。最終目標是實現區域間的收入平衡與均衡發展。
4.第四次全國綜合規劃開發規劃（1987-2000年）
此階段主要區域政策及相應地理論依據主要有：
（1）區域重點開發政策與區域平衡發展理論
推出了一種以民間力量為主導的新的區域開發政策。1987年出臺的《綜合保養地域整備法》便是這種開發政策的典型。其規定采取以促進民間企業的開發能力為重點的措施，對娛樂休閑設施及療養地進行開發。由此，眾多企業的投資戰略轉向了用以滿足國民休閑消費的第三產業，在許多擁有良好自然條件的偏遠地區，掀起了以吸引企業前來投資娛樂休閑產業的新一輪外來型開發熱潮。
該政策同樣以均衡發展理論為指導，它不僅強調部門或產業間的平衡發展、同步發展，而且強調區域間或區域內部的平衡（同步）發展，即空間的均衡化。認為隨著生產要素的區際流動，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趨于收斂（平衡），因此主張在區域內均衡布局生產力，空間上均衡投資，各產業均衡發展，齊頭并進，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因此，結合本階段的日本具體情況，政府提出了對娛樂休閑設施及療養地等第三產業的開發計劃，有助于第一、二、三業的齊頭并進，實現平衡發展。
（2）基于財政轉移支付的區域發展支持政策與網絡開發理論
日本通過實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取得了顯著的效果。1989年高收入的東京地區財政能力指數是低收入的四國地區財政能力指數的6.1倍；實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后，前者只相當于后者的1.5倍，兩者的差距大大縮小。另一方面，還通過實施財政投融資的措施，充分發揮政府投資性貸款的作用，以達到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促進地區經濟均衡發展的目的。日本地方政府的資金主要是直接借自財政投資性貸款的資金，也有通過公營金融公庫這一金融機構間接融資的資金。
該政策以網絡開發理論為基礎，它是點軸開發理論的延伸，強調加強增長極與整個區域之間生產要素交流的廣度和密度，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城鄉一體化；同時，通過網絡的外延，加強與區外其他區域經濟網絡的聯系，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將更多的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和優化組合，促進更大區域內經濟的發展。該理論宜在經濟較發達地區應用。由于該理論注重于推進城鄉一體化，因此它的應用，更有利于逐步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由此形成了縮小地區差異的政策雛形。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作為一個客觀的經濟與社會現象，具有普遍性。
三、簡要分析與評價
日本在戰后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通過制定明確的區域經濟政策目標，輔之以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并在法律法規、有關規劃的規范和指導一下，使區域經濟政策在促進日本經濟發展、保持地區均衡發展及加快落后地區開發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政府高度重視，根據經濟發展階段適時調整區域經濟政策
日本區域經濟政策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與政府的高度重視密不可分。日本在制定與組織實施區域經濟政策的過程中，成立了國土廳等專門機構，負責對政策做出權威解釋，根據有關措施分配經濟和社會資源，協調與其它政策的關系。保持區域經濟政策執行的連續性、穩定性和針對性。
2.規劃協調指導，發揮對地方和企業的指導作用
日本的區域經濟政策在其實施的幾十年中，不僅在不同的階段都有明確的目標，而且制定了詳盡的、全國性的發展規劃以保證目標的實現。不僅是各級地方編制中長期計劃的重要依據和指南，而且是國民了解政府關于區域發展政策或施政方略的一條重要途徑，有利于引導地方和企業的投資方向，避免盲目建設。
3.法律制度保障，實現區域經濟政策的法律化
日本的區域經濟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不僅在不同階段都制定了詳細的發展規劃來保證目標的實現，而且充分運用立法手段以確保區域經濟政策的連續性。自1950年頒布《國土綜合開發法》以來，有關區域發展的法律法規己經形成體系。
4.財政金融支持，強化財政金融工具對落后地區的援助
日本中央政府財政占總財政收入的70%，其中大部分撥付給地方政府，在非均衡發展時期，主要是撥給重點開發地區，在均衡發展時期則主要撥給落后地區。對落后地區的支持明顯體現在財政補貼上。
5.基礎設施推動，大力建設和完善交通系統基礎設施建設
大力建設和完善交通系統是日本政府縮小地區差異的重要措施。道路建設是開發落后地區的前提條件，日本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支出很大部分是用于交通系統的建設。近年來，日本的調整公路不斷向偏遠的落后地區延伸，加強了這些地區和東京等大城市的經濟聯系，為推動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6.區域經濟政策與相應區域經濟學理論的結合
具體指，日本在每個時期都有相應的區域經濟政策，用以促進落后區域的經濟騰飛和較先進區域的經濟穩定發展。而制定政策必然以關聯的基礎理論作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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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詞：就業計量模型；建議及預測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1
一、確定影響就業較為顯著的解釋變量
從河南省年度經濟總量、產業結構、財政政策等幾方面找到以下可能對我省就業人數產生影響的11個變量：
Y：就業人數（萬人）X4：城鎮化水平 （%）X8：第二產業生產總值（億元）
X1：省內生產總值（億元）X5：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元/人）X9：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億元）
X2：總人口數（萬人）X6：財政預算支出（億元）X10：進出口總值（萬美元）
X3：鄉村人口數（萬人）X7：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億元）X11：出口值 （萬美元）
分別對每個解釋變量Xi與被解釋變量Y做OLS估計，其中X2的t值為34.623較大，可作為逐步回歸分析法篩選變量的基準變量。分別將其他10個變量依次引入模型與X2做回歸，最終保留的解釋變量為X1、X2、X4、X6和X10。
二、多重共線的檢驗及處理
為避免多重共線，令X1、X2、X4、X6、X10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比較R2值大小。由E-views分析可知，X1的被解釋程度最高，達到了0.998475，所以剔除X1。對剩余四個變量做OLS估計，發現X10的t檢驗值僅為0.8565，不通過檢驗。通過建立缺少一個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最終保留了X2、X4、X6。為進一步驗證該模型的準確性，分別令三變量與Y做關系散點圖，X2與Y散點圖近似一條直線，但X5 、X6與Y的線性關系在2001年處都有很明顯的偏折。因此，對X4、X6引入虛擬變量D1
D1=D1= 0，2001年前
1，2001年后（包含2001年）
經過分析得，只對X8引入D1效果非常好，得出如下模型：
Y=0.687372 X2+26.83327 X4+1.556108X6-1.650286X6*D1+687.8439 D1-2428.708（18.51778）（1.903516）（4.026325）（ -4.905287）（3.819403）（-6.966132）
該模型有效的消除了多重共線，所有變量均通過t檢驗，并且R2值達到了0.995497
三、異方差、自相關的檢驗與修正
1.G-Q檢驗。在把34期樣本數據按照從小到大排序，去掉中間的8期數據后，分別對兩個子樣本進行回歸，在5%的檢驗水平下在查得F（7，7）=3.5。對于X2，F=RSS2/RSS1=3.47 ；對于X4，F=RSS2/RSS1= 1.29；對于X6，F=RSS2/RSS1= 0.36
2.White檢驗。
1）對原模型做OLS估計，得到殘差ei；
2）對ei2=a0+a1X2i+a2X4i+a3X6i+a4（X6i*D1）+D1+a5X2i2+a6X4i2+a7X6i2+a8（X6i*D1）2+vi作回歸，得到R2
求得nR2=34*0.493400=16.7756，臨界值為16.919>16.7756
由于G-Q檢驗中X2的F值、White檢驗的統計值nR2均與各自臨界值接近，因此判斷模型隨機項存在較弱的異方差。為使模型擬合得更好，本文選取1/|ei|作為權數，使用WLS法再次進行估計，最后各變量均通過t檢驗，R2為0.999977。DW值僅有1.05，說明存在正自相關。
3）用廣義差分法對隨機項自相關進行處理
令Y*=Y-ρYt-1X2*=X2-ρXt-1X4*=X4-ρXt-1X6*=X6-ρXt-1
將X2*、X4*、X6*以X21、X41、X61帶入E-views軟件進行廣義差分計算（ρ=0.474343），在WLS法下使用廣義差分消除異方差和自相關后，模型的回歸參數都通過了t檢驗，并且D-W值為1.816，說明自相關已消除。
四、最終方程與絕對相對誤差
最終方程為：
Y*= 0.643847X2*+24.56147X4*+1.886102X6*-1099.004（2001年前）
0.643847X2*+24.56147X4*-0.030576X6*-703.6885
（2001年后，包含2001）
擬合值的絕對相對誤差除1987及2010年外均小于5%，說明擬合誤差極小，模型準確度高。
五、建議及預測
通過對1978-2011年的相關數據建模，得出以下影響河南省就業的主要因素：
（1）全省總人口。河南省2011年農村勞動適齡人口約為3846.4萬，從事第一產業的僅有2655.29萬人，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他們缺乏其他技能，是就業市場的弱勢群體。一方面應繼續落實農村計劃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應加強鄉村教育水平，繼續開展“河南省全民技能振興工程”專項工作，以解決就業結構性失調的矛盾。
（2）城鎮化水平。河南省城鎮化率已由1957年的9.3%提升到了2011年的40.6%。一方面應大力扶植二、三產業的發展以促進城市化進程；同時，繼續加大基礎設施和農村新型社區建設投資，推進城鄉一體化。
（3）財政預算支出。根據模型可得，2002年后X6的系數變為負值，河南省財政預算支出看似對就業產生了負影響，實則說明了支出額仍不足以刺激就業的問題。河南省財政廳應進一步加大投入，對畢業生的就業和下崗職工的“就業再就業”進行指導。
顯然，政府財政支出在就業增長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經濟增長放緩必定會減少財政收入，從而影響政府支出行為，進而對就業產生負面的影響。同時，有效就業理論認為，中國的“奧肯悖論”是企業有效就業率過低造成的。那么作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一項措施，“減員增效”必將對就業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第4篇：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中小企業；融資問題
隨著我國加入到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我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漸的形成與發展，在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所面臨著十分嚴峻的挑戰。而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小企業在促進經濟發展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國家也在很大程度上進行了相應的扶持，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但是在中小企業的發展當中，所面臨的競爭壓力十分巨大，特別是在融資方面，由于自身的規模限制，企業所面臨的競爭壓力十分巨大。因此通過加強對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于企業的融資影響分析，能夠更好的分析國家宏觀政策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方面的作用，從而更好的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更好的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
一、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現狀
就我國目前的中小企業融資來說，由于受到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融資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難，對于企業的長遠發展產生了十分嚴重的阻礙。中小企業在進行融資的過程中，主要的途徑在于自己籌備以及銀行貸款與政府扶持，而銀行貸款所占的比例較小，大部分的中小企業融資工作往往依靠自身，通過民間借貸的形式來獲得相應的發展資金。在這種情況下，中小企業的融資途徑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別是在我國目前不健全的證券市場當中，中小企業很難通過資本市場來獲得資金支持。而中小企業由于自身的規模限制，很難獲得充足的信貸支持，根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國300萬私營中小企業當中，獲得銀行信貸支持的比例僅僅占到10%。2013年全國鄉鎮、個體私營、“三資”企業的短期貸款占銀行全部短期貸款的比重僅為14.4%。以浙江省為例，2011年統計，全省民間投資中自籌占55.9%，銀行貸款20.1%，直接融資不到1%，這種情況的存在使得中小企業的發展穩定性不足，對企業的長遠健康發展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分析
1.貨幣政策的影響分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實行的貨幣政策會對企業的融資環境產生直接的影響，特別是在貨幣政策進行調整的階段，資本市場受到利率機制的影響，使得中小企業的融資工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在一些金融中介機構當中，由于其直接受到各種貨幣政策的影響，使得中小企業的貸款工作受到一定的影響。而在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當中，貨幣政策作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主要從兩個方面來對企業的融資工作產生影響，即貨幣渠道以及信貸渠道。所謂的貨幣渠道指的是在實行的貨幣政策當中，由于存貸款利率產生了一定的變化，使得企業所遭受的貸款環境產生變化，進而影響到整個的融資工作。而信貸渠道政策的存在，使得銀行的資本儲備會隨著貨幣政策的變化而變化，當銀行的資本儲備減少之后，貨幣的供應就會呈現出一種緊張的狀態，從而使得企業的融資工作面臨一定的變化，特別是對于中小企業而言，融資工作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
2.財政政策的影響分析
就我國目前的財政政策而言，主要有兩種財政政策，即財政擴張政策以及財政緊縮政策，這兩種政策會對企業融資工作產生不同的影響。比如在2015年，我國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發展，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存貸款利率都受到了這一政策的影響，整體利率都得到了相應的下調，對于中小企業的融資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見表）。當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產生變化以后，國家如果持續的推行財政擴張政策，就會使得中小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會存在規模巨大的借款需求，這種情況的產生會對企業的融資工作產生直接的影響。與此同時，在政府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過程中，對將大量的資金投入到一些基礎設施建設當中，包括交通設施以及經濟環境建設等等，這就能夠在無形中為中小企業的發展以及融資工作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從而更好的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
3.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響分析
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實施，主要是通過根據經濟結構的調整，對于宏觀經濟當中的利率以及匯率等進行相應的調整，進而對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產生影響。首先來看，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響下，信貸市場的分配效率能夠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從而保證中小企業能夠滿足相對性的融資需求，進而實現自身的良好發展。其次，在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下，由于這種自由是雙向的，這也就意味著中小企業的融資工作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因此必須要對金融自由化政策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認識。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影響下，中小企業的交易成本以及風險會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這就意味著其自身的經營風險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而在較高的經營風險影響下，企業在融資工作中就會遇到更多的困難，特別是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當中獲得資金支持的過程中，在考慮到綜合風險之后，金融機構就會對中小企業的信貸申請進行限制。所以說，在不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影響下，中小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環境也愈加惡劣，融資工作的開展所面臨的難度也不斷提升，對企業的發展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4.銀行并購行為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
在新時期的經濟形勢之下，銀行所面臨的競爭壓力也不斷的增大，這就使得銀行業的并購行為不斷增加，通過并購行為的發生，銀行對自身的結構進行調整，從而保證自身的良好發展。而當一些大型銀行進行合并的時候，以往的融資手段很難獲得良好的效果，融資工作的開展也就遇到了極大的阻礙。而對于一些小型銀行的并購而言，其在并購行為發生以后，為了更好的開展相應的信貸業務，就會在政策上對于中小企業的信貸工作進行傾斜，從而為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提供便利的條件，融資工作也就能更有效率的開展。因此在對銀行并購行為對中小企業融資產生影響分析的過程中，應該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更好的了解整個的資本市場環境，為中小企業的發展的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宏觀政策影響下完善中小企業融資體系的政策建議
中小企業的融資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因此必須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更好的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從而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首先來看，國家必須要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通過強化法制建設來為中小企業的融資工作提供可靠的保障，從而使其能夠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進行融資工作，更好的促進自身的發展。其次，國家應該引導資本市場形成一個科學完善的信用體系，對中小企業的信用進行合理的評估，從而在便利其開展融資工作的同時，最大程度上的降低銀行及金融機構的損失，進而保證整個金融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最后，應該逐漸的形成一個健全的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制度，通過形成銀行與中小企業之間的良好關系，逐漸的提升中小企業自身的信用水平，從而為融資工作的開展提供便利的條件。只有逐漸的形成完善的中小企業融資體系以后，才能更好的開展相應的融資工作，保證其能夠在一個健康平穩的環境當中獲得良好的發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
四、結語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大型企業由于自身所具備的資本以及規模優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處于一種優勢的地位，而中小企業由于自身的規模限制，在市場競爭中很難獲得很好的發展。特別是在目前的中小企業的發展當中，融資問題已經成為了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資金短缺使得其在發展當中面臨的很大的問題，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使得其所面臨的生存環境比較嚴峻。因此通過加強對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于企業的融資影響分析，能夠更好的分析國家宏觀政策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方面的作用，從而更好的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更好的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武曉東.探析在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中貨幣政策的作用[J].中國商貿，2011年09期.
[2]劉洪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成因及其解決對策[J].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06期.
第5篇：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一、公共政策的經濟學定義
在經濟學的論著中似乎很難發現有關公共政策的定義，經濟學家也很少在公共政策的定義上發生爭論，但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幾乎每一個原理都與某種公共政策有一定的聯系， 經濟學家無疑也是最關心公共政策的一群人。美國經濟學家保羅·A·薩繆爾森在他那本膾炙人口的《經濟學》序言中就提到：“經濟學首先是一門活躍的、發展的學科。在每個時代，它必須解答正出現的難以理解的事物，并與公共政策的當前困境作斗爭。”[2]
雖然，經濟學家們十分熱衷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但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框架里，其實并沒有公共政策的位置。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家們盡管都十分重視政府公共政策問題，但通常都是將它作為經濟成長的一個外生變量來對待的，或者將它視為一種給定因素可以被省略或剔除掉。也就是說，政府實施公共政策對經濟過程影響雖然重要，但它畢竟是一種外來的干預。正是因為在需不需要、需要多少這種外來干預的問題上存在著分歧，才會有國家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針鋒相對的曠日持久的爭論。
應該說，新制度經濟學對此的分析卻有獨到之處。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在經濟分析中，沒有制度因素和制度變遷的進入不可能對經濟增長和發展作出滿意的解釋。例如，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人們過去只注意勞動、資本和土地等自然要素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后來發現，經濟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這些要素的增長速度，于是人們開始關注技術，把這種超過的部分說成是技術的貢獻。但通過對技術變化過程的深入研究，他們發現技術的產生、發展和變遷，同樣也受到某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這種因素就是制度。制度不僅推動了技術的變遷，而且在促使人們認識到技術變遷所蘊含的潛在利益方面也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如專利制度、政府資助研究與開發的制度等，都是技術變遷的重要原因。所以，制度是經濟增長和發展更為優先和更為基本的因素。可見，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僅不應作為經濟增長的一種外生變量，而且從現代的觀點看，公共政策還是比其他因素更為重要的內生變量。
按照舒爾茨的解釋，制度是一種涉及社會、政治和經濟行為的經濟規則，即凡是用來規范人類活動的規則就是制度。所以，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公共政策本質上是關于個體和集體選擇集的制度安排結構。”[3]公共政策不過是政府提供的一種制度（institutional），而且通常是一種與非正式制度相區別的正式制度。因此，制度分析的基本原理同樣也適用于公共政策分析。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公共政策就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在一定時期為了實現特定的目標，通過政策成本與政策效果的比較，對社會的公私行為所作出的有選擇性的制度安排。在這一定義中，我們之所以強調政策成本與政策效果的比較，是因為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關鍵在于這種代價能不能承受和值不值得承受。這就是說，一項好的公共政策并不僅僅在于它有多么美好的設想，而要取決于這種公共政策的成本社會是否可以而且應該承擔。
二、公共政策經濟學分析的原因
經濟學家們為什么會熱衷于公共政策的分析呢？如果說，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分析本身就是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政策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是順理成章的話，那么，其他方面的公共政策，如一些社會政策、政治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公共衛生政策等，為何也成為了經濟學分析的熱門領域呢？要解答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說明。首先，實施任何公共政策都會涉及公眾利益的調整和分配，因而必然面臨著利益選擇問題，而利益的權衡取舍正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學是一門有關決策的科學，它要研究人們如何作出交易決策；如何在工作和閑暇之間進行選擇；如何決定投資和儲蓄等。在經濟學中，經常會舉出“大炮和黃油”的例子，分析人們如何在加強國防和提高生活水平之間作出的選擇。而一項公共政策的出臺，其實也是政府對各方面的利益權衡取舍的結果。如果公共衛生資源是既定的，政府將更多的錢用于疾病的預防和控制時，就要減少對其他方面的衛生投入；政府控制環境污染而對有關企業實行管制時，雖然會使人們享受到清潔的空氣和水源，但卻會減少企業所有者和工人的收入。所以，公共政策的運行機理通常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
其次，經濟學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且經濟學不可避免地會將各種經濟政策納入其分析范圍。例如，經濟學可以通過農產品供給和需求彈性的分析，對政府實施的農產品保護政策作出評價；可以從勞動力市場的一般均衡出發，對政府的就業政策提出建議；可以根據拉弗曲線，對政府的稅收政策提出批評等。實際上，經濟學分析與政策分析是緊緊地連在一起的，很難將二者絕然分開。所以，曼昆說：“當經濟學家努力去解釋世界時，他們是科學家。當經濟學家想要改善世界時，他們是政策顧問。”[4]雖然，經濟學中涉及的主要是政府的經濟政策或社會政策，但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的逐步成熟，顯然會增強經濟學家將它們運用于其他領域的信心，即使是那些看似與經濟活動并不相關的領域。經濟學家常常堅信，幾乎沒有任何其他學科能像經濟學那樣適合對公共政策進行縝密的研究。
再次，隨著現代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拓展，經濟學家們在不少過去被認為經濟學無法涉足的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些研究成果還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會進一步激起經濟學家對涉及面極廣的公共政策的研究熱情。例如，經濟學家利用著名的公共選擇理論證明了存在著一個與一般商品市場極為相似的“政治市場”。在政治市場中，選民們是消費者，他們的需求要靠民主體制生產的產品來滿足；而政治家的職能則如同市場經濟中企業擔負的職能一樣，他們要把公眾的需要理解成是集體產品并尋找供應這些產品的各種途徑。同時，公共選擇理論也假定，政治家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不像企業那樣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是選票最大化。在此基礎上，經濟學家得出的結論是：正如現實經濟不大可能出現完全性的競爭市場一樣，民主政體有時也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對社會需要作出反應。這就是說，正如存在著市場失靈一樣，也存在著政府失靈。既然經濟學的分析可以在政治領域取得成功，用它來分析教育政策、科技政策、公共衛生政策同樣也應該得心應手。
最后，經濟學家們熱衷于公共政策的分析當然還與他們希望顯示自己的社會責任感有關。實際上，“幾乎沒有哪一個負有使命感的社會科學家甘愿與公共政策的制訂無關。”[3]4經濟學家當然更是如此。作為經濟學家，常常有一種“經邦濟世”的使命感，自然不能不對政府的公共政策傾注極大的熱情。雖然經濟學家在提供公共政策的方案上常常不能讓人滿意，以至于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為此而煩惱，" 希望“找個獨臂的經濟學家”，以免他在判斷問題時總是說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經濟學家參與公共政策的程度和范圍畢竟要超過所有其他的社會科學家。在美國，從1946年開始，總統一直得到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指導，而且還從許多政府行政部門的經濟學家那里得到建議，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幫助設計稅制；勞工部的經濟學家分析工人和求職者的數據，以幫助制定勞動市場政策；司法部的經濟學家幫助實施國家的反托拉斯法。[4]31在經濟以外的其他領域，經濟學家也十分活躍，在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同時，經濟學也在這些領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如政府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教育經濟學、醫療衛生經濟學、規制經濟學等。
三、公共政策經濟學分析的邏輯
為什么需要有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產生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公共政策有其存在的理由，公共政策的限度如何界定。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解，任何制度的產生和選擇都是人們對其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的結果，人們選擇的依據是某種制度安排所能帶來的凈收益。比如，科斯在分析企業的起源時認為，企業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企業產生是因為企業降低了交易費用。如果沒有企業這樣一種制度，而按照市場的方式來組織各個環節的生產，必然會使交易費用大大提高。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企業在組織各個環節進行生產時，其交易成本已大于以市場的方式解決問題，這就說明企業的規模已經過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其規模不可能無止境地擴張。
科斯曾舉過一個著名例子：一個農夫忽然有了一個新的牧牛人鄰居，從此他的莊稼就總是被牛啃吃。習慣的思維認為：政府或其他組織應該出面阻止牧牛人的“不作為”。但科斯指出，如果交易費用為零或很低，市場會解決這個問題。也許農夫付錢給牧牛人讓他停止放牧；或者相反，牧牛人付錢給農夫，讓他停止耕作。到底會有怎樣的結果，取決于糧食和牛肉的相對收益比。但是，不管結果怎樣，都是實現了利益最大化。這個例子說明，并不是所有的產權問題都需要由政府公共政策來解決，關鍵在于選擇某種公共政策時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在很多情況下，由市場來解決可能效率會更高。
由此可以推論，公共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為選擇公共政策來解決問題，較之于由市場或企業自行解決問題，所產生的社會成本較低。正如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企業內部組織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許很高，尤其是當許多不同活動集中在單個組織的控制之下時更是如此。以可能影響許多從事各種活動的人的煙塵妨害問題為例，其行政成本可能如此之高，以致于在單個企業范圍內解決這個問題的任何企圖都是不可能的。一種替代的辦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不去建立一套有關各種可通過市場交易進行調整的權利的法律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強制性地規定人們必須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以及什么是必須遵守的。”[5]可見，按照科斯的觀點，政府的公共政策只是一種在市場、企業解決問題時社會成本過高的情況下所做出的替代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制定和實施一定的公共政策可以降低這種社會成本。反過來說，如果一項公共政策所產生的社會成本比市場、企業自行解決問題時所產生的社會成本還要高，這種公共政策顯然就是無效率或負效率的。
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可以發現，由于公共政策要受到成本和收益的制約，其范圍必然會有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說，公共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有些公共政策之所以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產生了負面影響，其原因就在于這種公共政策可能超出了它的限度，是一種多余的或過度的公共政策。科斯認為，“假定由政府通過行政機制進行管制來解決問題所包含的成本經常很高（尤其是假定該成本包括政府進行這種干預所帶來的所有結果），無疑，通常的情形是，對帶有有害效應的行為進行管制的收益將少于政府管制所包含的成本。”[5]15根據科斯的觀點，當政府的公共政策的收益低于其成本時，這種公共政策就不應被采用。這時解決問題可以利用市場，也可以利用企業，或者什么也不采用。
可見，公共政策的限度可以用制度均衡來描述。所謂制度均衡就是現有的制度供給在可選擇的制度安排集合中是凈收益最大的。此時，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公共政策，其限度或者說其實際供給的約束條件，就是制度供給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等于制度供給的邊際收益（marginal revenue）。這就是說，如果邊際成本小于邊際收益，說明公共政策還可以進一步擴展，以獲得潛在的外部利潤；如果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則說明公共政策已經超出了限度，某些公共政策已是多余的，或者一些過時的和無效的政策仍然空占其位。
當然，如何具體界定公共政策的限度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在新制度經濟學的框架內似乎也難以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由于公共政策是直接針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而產生的，所以，具體確定公共政策限度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實踐問題。正如科斯所說的，經濟學家和決策者一般都有過高估計政府管制的優點的傾向，但這種觀點即使成立，也只不過是建議應減少政府管制，它并沒有告訴我們分界線應定在哪里，似乎必須通過對以不同的方式解決問題的實際結算進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結論。盡管如此，新制度經濟學對公共政策的分析仍是十分有價值的。因為這種分析從一個新的角度闡明了公共政策的經濟學邏輯。這一邏輯告訴我們，公共政策是通過比較其成本和收益而產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會成本小于以市場和企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這就是說，市場失靈和企業失靈并不是政府實施公共政策的充分條件。如果公共政策不符合上述邏輯，即使出現市場失靈和企業失靈，也并不意味著必須用公共政策來解決問題。
參考文獻：
[1]伍啟元。公共政策（上冊）[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4.
第6篇：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國內生產總值；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貨幣供應量與經濟的增長有著密切聯系。分析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對于制定正確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數據來源和統計方法
（一）數據說明。本文主要是檢驗我國實行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在貨幣政策方面，選用了不同層次的貨幣供給量M0、M1、M2作為研究對象；在反映國家經濟增長方面，國內生產總值可根據核算價格標準的不同，分為名義GDP和實際GDP。因為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會引起價格水平的變動，進而影響名義GDP的變動。因此，本文選用了名義國內生產總值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各層次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口徑如下：
M0：流通中現鈔；
M1：M0+活期存款；
M2：M1+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其他存款。
本文數據均來自2009年統計年鑒，樣本區間為1990～2008年，數據處理使用Eviews5.1軟件。
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改變原來的協整關系，并能使其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所以對名義GDP和3種貨幣供應量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分別用lnGDP、lnM表示自然對數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貨幣供應額。
（二）統計方法。本文運用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與不同層次貨幣供應量的關系進行分析。具體分為以下四個步驟：
1、單位根檢驗。經濟的時間序列大多是非平穩的，采用非平穩的時間序列來研究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很可能會出現謬誤回歸，得出錯誤的結論。為了避免謬誤回歸的出現，在對時間序列進行分析時，首先要進行序列的平穩性檢驗。單位根檢驗是平穩性檢驗常用的方法，包括DF檢驗和ADF檢驗。為消除誤差項自相關的影響，一般采用ADF檢驗。
2、協整檢驗。一些時間序列，雖然自身是非平穩的，但是它們的某種線形組合卻是平穩的，這個線形組合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關系，稱為協整關系。具有協整關系的時間序列是不會產生謬誤回歸的。通常對雙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時，一般采用Engel和Granger的二階段分析法。
3、誤差修正模型。根據Granger定理，有協整關系的變量之間一定存在誤差修正模型，它反映了變量之間的短期動態影響關系。我們通過差分把非平穩序列變換為平穩序列時，不僅經濟變量關系的長期信息會喪失，還會導致回歸模型序列具有相關性，使回歸分析失效。而誤差修正模型則可以克服這些問題，不僅能夠保留變量關系的長期動態信息，而且還能夠保證回歸分析的有效性。
4、Granger因果檢驗。Granger曾指出，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這些變量之間至少存在一個方向上的Granger因果關系，Granger因果關系是描述兩變量相互作用影響的一種統計關系，它是基于雙變量VAR來實現的。
二、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ADF檢驗結果。表1是對我國國內的生產總值與不同層次的貨幣供應量進行ADF檢驗的結果。（表1）從中可以看出，原序列lnGDP的ADF檢驗統計量是-0.622529，大于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2.660551，表明原序列是非平穩的，但經過一階差分后的ADF統計量是-2.7129，小于臨界值-2.673459，是平穩的，即非平穩序列lnGDP經過一階差分平穩，是一階單整序列。同理，lnM0、lnM1、lnM2的水平序列均沒有通過數據平穩的假設，是不平穩的，而一階差分序列通過了假設，是平穩的，因此這些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的，可以進行變量間的協整檢驗。
（二）協整檢驗結果。本文采用Engle-Granger兩步檢驗法檢驗lnGDP與lnM是否協整。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對lnGDP與lnM進行協整回歸，然后再對協整回歸得到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若殘差序列平穩，則說明存在協整關系，否則不存在。檢驗結果見表2。（表2）可知，由于序列e0、e1、e2的檢驗統計量值均小于臨界值，可以認為估計殘差序列e為平穩序列，這表明lnGDP與lnM0、lnM1、lnM2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即協整關系。
lnGDP＝1.298366＋1.072621lnM0（1）
（5.2646）（40.85478）
lnGDP＝2.42845＋0.837883lnM1（2）
（11.66）（42.9697）
lnGDP＝2.37＋0.7757lnM2 （3）
（14.6576）（55.7063）
方程（1）～（3）為兩變量間的協整方程，即變量間長期均衡關系。協整檢驗結果表明，貨幣供給量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貨幣供給量與國內生產總值正相關，擴張的貨幣政策能夠推動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促進經濟的增長。緊縮的貨幣政策能減緩經濟的增長，貨幣供給量對國內生產總值有重要影響。
（三）誤差修正模型。根據定理，若干單整變量只要存在協整關系，就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采用Eviews5.1軟件可以得到：
lnGDP＝0.075＋0.557lnM0＋0.6277et-1
lnGDP＝0.055＋0.5514lnM1-0.2754et-1
lnGDP＝-0.0298＋0.96lnM2-0.1575et-1
協整方程描述了變量間的長期關系，誤差修正模型描述了變量間的短期關系。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確定變量間的相互調整速度和短期互動影響力。
從模型中可以看出，如果M0變化1%，會引起國內生產總值變化57.7%，誤差修正系數為0.6277。如果M1變化1%，會引起國內生產總值變化55.14%，誤差修正系數為-0.2754，符合反向調整機制，當期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的偏離有27.54%會在下期得以調整。如果M2變化1%，會引起國內生產總值變化96%，誤差修正系數為-0.1575，符合反向調整機制，當期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的偏離有15.75%會在下期得以調整。因此，我國貨幣供給量的變化對經濟的增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四）Granger檢驗。對經濟變量兩兩進行Granger檢驗，結果如表3、表4、表5所示。(表3、表4、表5)
通過因果檢驗可以看出，lnM0、lnM1、lnM2均為引致lnGDP變化的Granger原因，而lnGDP是引致lnM2變化的Granger原因。因此，在Granger意義上，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相互影響，形成一個復雜的循環。即一方面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會引起經濟增長的變化；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的變化也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變化，這表明貨幣政策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
三、政策建議
從以上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從長期看，貨幣供給量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由于貨幣政策能夠通過貨幣供給量來影響國內生產總值，因此可以通過實施適宜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進行宏觀調控。由于在長期中貨幣供給量對經濟的增長具有正向影響，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可以抑制經濟的過快增長，而穩定的貨幣供應量可以避免消費和投資的過快增長，可以有效穩定市場經濟，防止通貨膨脹的發生。在我國，受特殊國情的影響，除了通過實施貨幣政策對國內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外，國家還有必要采取適當的輔助措施。具體而言，有如下幾點：
第一，在制定貨幣供應量政策時，要以推動GDP的增長為目的。短期要注重反經濟周期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長期要注重貨幣的發行量，防止通貨膨脹，因為通脹會增加運行成本，過度的通脹還會引起社會的動蕩，這些都會降低長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
第二，在制定利率政策時要考慮均衡的利率。實際利率要向均衡利率無限靠近，并且要隨著經濟的變化做出及時的調整，以達到最大的資本積累量，從而保證我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從我國的實踐看，我國央行制定利率政策主要關注消費者價格指數，但是對于實際利率為負似乎并不太在意，負的利率必然要影響到資本的積累，影響到長期經濟增長。我們要制定符合實際的、反映資金成本的、使供求相等的均衡利率。
第三，我國中央銀行要處理好保持經濟較好較快發展和調整經濟產業結構的關系，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長期性、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節奏，綜合運用財政政策，增強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和可持續性。
（作者單位：安徽財經大學統計與應用數學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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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人們對資源、能源的需求急劇加大。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后，沿海國家紛紛調整國家海洋發展戰略，我國也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了發展海洋經濟的具體目標和要求，海洋經濟的發展必將在我國整體經濟發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財稅政策作為一國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其促進海洋經濟發展的實施機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參考意義。海洋經濟的突出特點是資源依賴性強，環境約束程度高，開發利用及保護的難度大、風險高。目前相關的財稅政策尚不完善，且多是采用行政手段，缺乏利用經濟杠桿進行調整的政策。具體說來，已有的政策存在著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1）我國目前還沒有系統的海洋經濟相關財稅政策。以稅收政策為例，現行稅法中涉及海洋經濟方面的相關規定散現于各類稅收政策中，如農產品相關增值稅稅收政策，水生動物的疾病防治免營業稅政策，海上特定地區石油、天然氣開采作業等項目的規定設備、儀器等免征關稅政策，石油、天然氣的資源稅征稅方案，漁業生產用地、鹽場的鹽灘、鹽礦的礦井用地、港口的碼頭用地等免征城鎮土地使用稅政策，港口、航道占用耕地減征耕地占用稅政策，捕撈、養殖漁船免征車船稅政策以及從事遠洋捕撈以及漁業養殖業的企業減征企業所得稅等相關政策。
（2）現有政策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支持范圍不夠全面。以海洋漁業發展為例，漁業生產面臨的主要風險即是疾病和自然災害。目前，財政已投入一定資金用于良種培育、疾病防治和防災減災工作，對于疾病和自然災害損失的相關保障工作則較為有限。盡管對這些損失不可能完全通過國家財政來消化，我們仍可以通過引入巨災保險機制，通過資本市場運作，對風暴潮等發生頻率低、損失重大的災害進行再保險，增強漁業生產的抗風險性，促進海洋漁業發展。鑒于我國目前資本市場仍有待完善，建立巨災保險機制所需的災害損失數據亦有待整理完善，這一市場的建立必然需要借助財政稅收等政策的支持。
（3）現有政策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支持方式不夠完善，除行政手段外，還應采用多種市場調節手段。以戰略性新興海洋產業發展為例，就企業融資角度來看，需要多種政策支持手段。在產業發展初期，將會有大量的研發投入，從而需要國家財政稅收的相關扶持；在由研發成果的技術轉化的過程中，則需要國家開發資金、企業研究開發資金或個人注資，從而需要國家財政稅收以及金融資本市場的相關扶持；在科技成果商品化的環節，主要是以風險投融資方式為主，從而需要金融資本市場的扶持；在產業化中后期以及生產經營規模化階段，企業多以商業信貸、有價證券買賣以及資本市場融資方式為主，此時同樣需要金融資本市場的扶持。
（4）現有政策對海洋經濟發展的支持效果不夠顯著。以深水網箱養殖的推廣為例，我國于20世紀90年代末引入該項技術，以期提高海水養殖抗風浪能力，促進海水養殖業的大力發展。國家科技部也將深水抗風浪網箱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先后列入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國家科技攻關計劃以及科技部新產品計劃等予以重點支持，先后投入經費上千萬。然而，盡管國內深水網箱的技術已經達到國際進口網箱標準，同時價格降低了數倍，但目前國內有深水網箱的生產企業仍只有10多家，深水網箱養殖業有待進一步發展，相應的財政稅收等支持政策有待加強及優化。為促進海洋經濟發展，提高政策效力，勢必要對可行財稅政策及其適用性進行研究。如林光紀（2006）[1]、鄭奕等（2008）[2]、韓立民（2008）[3]研究了漁業生產及資源保護中的稅費等相關制度，孫穎士（2008）[4]、徐小怡（2010）[5]、趙曉宏（2006）[6]討論了漁業領域的財政補貼及政策性漁業保險問題，陳藍蓀（2006）[7]、蘇昕（2006）[8]、閆杰等（2007）[9]討論了漁業發展的財政投入機制，鄺奕軒等（2011）[10]、王偉偉（2011）[11]則主要研究了漁業或海洋財政的國際經驗。
盡管目前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至少存在著以下兩方面問題：（1）多為定性研究或對國外實踐經驗的分析，缺乏對于各種財稅政策工具實施機制的分析。（2）多集中于漁業、濱海旅游業等產業，缺乏對于海洋經濟主要產業的全面分析；同時沒有區分政策的行業差異性。首先，政策工具是具有多樣性及差異性的，在建立健全海洋經濟的財政宏觀調控體系時，必須要“因材施教”。其次，在不同性質的行業中，如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其產業發展基礎、發展程度、發展特征均存在較大的差異，對此的政策方式、力度等肯定是不同的，相應地政策也應有一定的針對性。忽略了這些差異，而采取“一鍋端”的政策，必然導致政策效力的下降。有鑒于此，本文從通過財稅政策工具對海洋經濟發展進行指導及管理的角度出發，研究海洋經濟優化發展的財稅政策實施機制，并嘗試結合產業特征及政策工具作用機理給出我國海洋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1財稅政策工具的特征分析
財稅政策作為主要經濟政策之一，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政府可通過預算、稅收、補貼、政府采購等財稅政策工具對經濟行為進行調整，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其主要作用是對市場失靈的調節，如提供公共物品或其他外部性較強的產品、改善信息不對稱情形等。財稅政策對一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財政投資的分配，對民間投資進行結構引導，優化資源配置；二是通過收入的再分配，調節收入不平衡問題；三是，通過國家財政來匯集資金，建立健全預算、稅收、國債等財政宏觀調控體系，發揮財政宏觀調控作用，促進經濟協調、健康發展。財稅政策主要分為四類：一是收入，主要體現在稅收政策；二是支出，主要體現在財政補貼（直接補貼或貼息貸款等）、財政投資以及政府采購等；三是財政預算；四是國債。此外，政策性的金融支持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政府專項扶持基金、信貸擔保等。本文主要關注稅收、補貼、財政投資以及金融支持這四種財稅政策工具。
在實際作用過程中，稅收、補貼、財政投資以及金融支持這四種財稅政策工具在激勵方式、激勵對象、反應速度等特征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稅收優惠作為目前來說應用最廣的政策之一，具有以下幾方面基本特征：一是稅收優惠主要是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即，企業的投資活動完全是自主決策的；二是稅收優惠可以對符合條件的所有企業起到激勵作用，覆蓋面較廣。從目前的實施情況來看，稅收政策得到了世界范圍的廣泛應用。然而，就稅收對經濟的作用效果而言，其反應速度相對較慢，同時存在著“強者愈強”的作用結果，因為稅收優惠只有納稅企業起作用，未納稅的企業則無法享受，而未納稅企業往往是中小企業或新進入產業的企業，正是最需要優惠政策的群體。此外，稅收優惠的執行成本相對較高，這些成本包括稅務機關的行政成本，納稅人的申報成本及其效率損失等。相反地，財政補貼盡管是通過政府來配置資源，政府而非企業對資助范圍進行選擇，覆蓋面較窄，但財政補貼的反應速度較快，其執行成本也較低。更重要的，政府由于其信息方面的優勢，對資助項目的選擇往往更科學合理，更能體現政策導向，當然，一旦政府決策失誤，其后果也是更為嚴重的。此外，財政補貼政策有可能會產生擠出效應，即沒有獲得補貼的企業會減少該項目的投資，從而導致產業的整體投資水平下降。然而，財政補貼與稅收政策面臨同樣的困境，其往往也不能惠及中小企業或新進企業。就這一點來看，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政策很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p#分頁標題#e#
首先，財政投資對中小企業和新進企業的優惠主要體現在公共品的投資方面。一方面，政府可投資于外部性較強的項目，如研發投入等，這一正的外部性是惠及產業內所有企業的，當然就不排除中小企業和新進企業。另一方面，財政投資于產業初始所需設施建設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產業投資環境，對于中小企業，特別是新進企業而言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資的沉沒成本，刺激企業進入。其次，就金融政策而言，一方面，政府可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貸擔保等，降低其投資成本，而投資決策依然是由企業自主選擇，風險由企業承擔，這避免了政府選擇資助項目的主觀性。同時，正如我們前文所述，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的資金需求是不同的，而金融支持政策可以較好的實現靈活調整。需要注意的是，稅收、財政補貼都屬于事后激勵，即主要對企業進入該產業進行生產后的行為給予優惠，而財政投資屬于事前激勵，即無論企業是否進入該產業，財政投資都在進行，金融支持則屬于全過程激勵。這就意味著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與稅收、補貼政策的作用機理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第2部分我們將對此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綜上所述，稅收政策覆蓋面較廣，且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具有一定的市場化特征；財政補貼支持對象為政府重點發展和扶持的產業，政策作用反應快，但可能存在擠出效應；金融支持可以激勵支持產業發展的全過程，且充分尊重了企業的市場選擇行為，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投資行為起到主要的激勵作用，應該是將來政策選擇的重點。財政投資則對于基礎設施建設及其他公共品投資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未來的政策制定中也應予以重視。
2財稅政策作用機理分析
除了政策工具特征的差異外，財稅政策工具的作用機理也是不盡相同的。特別地，稅收政策由于其應用的廣泛性，在財稅政策中占據重要地位，而財政補貼由于作用迅速而直接，且執行成本較低，也得到了廣泛的采用。鑒于二者同屬于事后激勵機制，本文嘗試統一的建立靜態局部最優化模型，對這兩種工具的作用機制進行對比分析。考慮到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政策應是政府財稅政策的主要著力方向之一，且二者均具有事前激勵的作用，本文也將在統一框架下對這兩種政策的作用機制進行簡要分析。
2.1稅收政策
稅收政策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基本的稅收制度設計（如稅種、稅率、課稅范圍、計稅依據等）以及稅式支出手段（如稅收豁免、稅收抵免、優惠退稅等）來設置差別稅費，從而改變不同產業或經濟行為的比較利益，引導資金、勞動、技術等資源優化配置，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在基本稅收制度設計中，稅種設置以及課稅范圍都是從外延的角度設置差別稅負，稅率及計稅依據則是從內涵角度設置差別稅負。就稅式支出手段而言，其主要是通過對特定行為給以背離基本稅收制度規定的讓渡來設置差別稅負的，如稅收豁免是通過直接減免應納稅額提供稅收讓渡的，而加速折舊、稅收抵免等則是通過改變課稅要素而間接提供稅收讓渡。
2.2財政補貼政策
從財政政策工具的性質來看，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財政支出中，財政補貼、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等投資性支出①（下文稱之為財政投入）都屬于供給調節型支出，政府采購則屬于消費調節型支出。鑒于供給調節型支出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更具激勵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更為持久，本文著重討論這一政策的影響機制。
2.3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政策③
對于財政投資而言，基于政策性的要求，其投資目標主要是基礎產業、公共基礎設施、技術研發等有利于改善產業投資環境的項目，因而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企業投資回報率從而吸引更多的社會投資進入，由此達到支持產業發展的目標。對于金融支持而言，其主要目的與此一致，即提高產業內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吸引企業進入。不同之處在于支持方式，金融支持并不直接投資于項目建設，而是對企業投資行為進行支持，如貼息貸款等。二者的作用機理類似：假設產業原來的資本需求曲線和資本供給曲線分別為DD1和SS，均衡點為A，均衡投資數量為K1。在政府進行財政投入或優惠貸款之后，企業投資相同額度時其成本會降低，從而引致投資回報率升高，資本需求曲線變為DD2，均衡點為B，均衡投資量為K2，產業內總投資增加。由此可見，當政府財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某產業以后，受其直接的拉動作用以及間接的外部性及政策引導作用的影響，產業內的總投資額增加；但隨著投資支持幅度的增大，其對產業內總投資額的帶動效應呈現遞減趨勢，即單位投資所引起的資金回報率的增加是遞減的，這符合邊際收益遞減原則。從企業角度來講，由于產業內各企業的融資等成本不同，要求的資金回報率也是不同的，當產業的實際資金回報率大于企業要求的資金回報率時，企業就會進入該產業，因而當政府投資和金融支持提高了產業的資金回報率時，就會吸引具有更高要求資金回報率的企業進入該產業，從而使得產業內的投資總量增加。
3海洋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選擇
3.1基于海洋產業特征的政策選擇
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實施效果的分析結論，結合海洋產業特征，本文認為：首先，對于新興產業（包括海水利用業、海洋生物醫藥業、海洋電力業等）及其他投資經營風險較大的產業（包括海洋礦業、海洋油氣業等），主要面臨三大問題：一是目前產業內企業數目不多，需要鼓勵企業進入該產業；二是考慮到這些產業未來的利潤是較豐厚的，目前較少企業進入的主要原因在于初始沉沒成本較高、經營中面臨的不確定性較多、風險較大；三是這些產業（特別是新興產業）的技術水平都亟待提高，而企業的研發力量往往不夠。因而應綜合采用稅收優惠政策、財政補貼及金融支持政策，調動企業投資積極性，降低企業投資經營中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同時采用財政投資及金融支持，直接投入研發活動或間接支持企業投入。結合政府期望的政策效果，若政府希望均衡要素價格不變，則應考慮利潤稅優惠，或財政補貼。若政府希望提高均衡要素價格不變，則應考慮采用從量稅優惠。同時鑒于利潤稅的稅收優惠政策作用力度更顯著（變動幅度大于從量稅），且達到同樣效果所支付的直接成本④低于財政補貼，應主要考慮采用利潤稅政策。對于傳統產業（主要指海洋漁業等）及其他需要技術改造升級的產業（如海洋船舶工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濱海旅游業、海洋化工業等），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產業發展較成熟，但技術水平不高、發展結構不合理，亟待進行技術改造升級（如深水網箱養殖的推廣、高端濱海旅游業發展、高端裝備制造等），但技術升級的投資成本較高、風險較大，鑒于此時政策的對象是特定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升級的企業），因而應主要采取財政補貼及金融支持政策。注意到，盡管財政補貼見效快，但需要的資金量較大，可考慮主要運用金融支持政策，同時在專項扶持基金的設立中，可考慮發行海洋經濟建設債券，募集公眾資金支持海洋產業發展。對于公共基礎設施及其他保障性機制建設，包括海洋工程建筑業、防災減災工程建設、漁業良種培育、病蟲害防治以及海洋經濟巨災保險機制、危機管理機制的建立等，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利潤率較低或外部性較強，企業投入生產建設及研發的積極性不高，難以運用市場化機制促使企業自主投資，因而應主要采取財政補貼政策、財政投資政策，敦促大企業投入建設，同時協調使用金融支持政策以通過多種途徑募集資金，保證基礎性及保障性設施的建設，保障海洋產業健康快速發展。#p#分頁標題#e#
3.2基于海洋產業面臨問題的政策選擇
目前海洋產業普遍面臨的兩大問題是：（1）環境污染嚴重；（2）技術效率亟待提升，包括加快新技術研發、推動技術應用改造升級、提高產業集聚度等。基于政策工具特征及政策實施效果的分析結論，本文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協調政策以解決上述問題。
3.2.1針對環境污染的政策選擇
針對環境污染這一問題，鑒于這是一項長期任務，且應發揮事前激勵作用，避免企業采取高污染的生產工藝等，根據我們對四種政策工具特征的分析，應該使用稅收政策進行調節。西方發達國家利用稅收政策來加強環境保護始于20世紀70年代。許多國家的探索和實踐證明，利用稅收手段治理環境已經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果，環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環境質量有了進一步的改善。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征收硫稅，從征收方法上看，一般根據主要能源產品的含硫量或排放量計算征收。碳稅最早由芬蘭于1990年開征，碳稅一般是對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設計定額稅率來征收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在環境政策中應用經濟手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這方面，丹麥堪稱“楷模”，推行生態稅收制度不僅有效地保護了丹麥的環境，而且為符合環保要求的企業發展積累了資金，產生了明顯的經濟效益，使丹麥在歐盟國家中成為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利用征收資源稅也可以達到節約能源的使用，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限制高能耗產品的使用等目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資源的浪費和過渡消耗。開采稅是美國對自然資源主要是石油的開采征收的一種稅。開采稅可以通過影響資源開采的速度和數量來影響環境，它會抑制處于邊際上的資源的開采和經營活動，促使減少資源的開采。荷蘭的土壤保護稅是由省級部門對抽取地下水的單位和個人以及從土壤保護中直接獲益的單位或個人征收的一種稅。其目的是為保護土壤提供資金。瑞典的一般能源稅是對石油、煤炭和天然氣征收的一種稅。綜上分析，我國海洋經濟發展中，應嘗試開展污染稅征收，同時對海洋礦業、海洋油氣業等資源的開采征收資源稅，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低污染水平。
3.2.2提升技術效率的政策選擇
在技術效率方面，我國海洋產業發展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問題：一是研發動力不足。這主要是指我國現有技術落后，亟待進行技術研發，如海洋生物醫藥業、海洋風電并網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以及深海資源開發等所需的高新技術。這些技術一旦研發成功，其利潤是客觀的。目前較少企業進行研發的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投資成本高、風險較大，多數企業無力單獨承擔；二是研發的正外部性較強，信息溢出會使得企業研發成功后極易被模仿，從而利潤降低，無法彌補成本。要解決這一問題，應綜合采用稅收、補貼以及金融支持三種政策。首先，鑒于財政補貼政策執行成本低、反應快、效果最為直接，財政直接投入一直是公共財政促進科技創新最主要的手段，通過財政預算安排的各項科技計劃、服務平臺的建設、以及對企業的直接補貼等對研發活動基礎性的支撐作用、人才儲備和培養的作用、實現科技創新戰略的政策支撐作用。因而應首先積極對重點企業或重點項目的研發活動所采用的儀器設備等進行補貼，降低企業研發的投資成本。
在企業研發成功之后，則可對研發產品進行政府采購、銷售補貼等，以避免出現企業將資金投入研發后無力生產的局面，促進企業進行大規模生產，滿足社會消費需要。需要注意的是，財政投入資金在管理中存在著諸多難題，要有效解決總量與結構、財政支出資金使用效率問題。而在政府采購方面則應構建科學、合理的促進自主創新的政府采購制度體系，要完善其組織和規劃，如建立政府首購和訂購制度，優化自主創新產品評標方法，編制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目錄等，并加強部門協同全方位落實。其次，稅收政策方式對研發促進作用的扭曲效應較直接財政支出小，因而可同時輔以稅收優惠政策，以惠及所有企業的研發活動。稅收政策在遵循科技自身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研發活動的進程，但稅收政策作用是有限的，應以最小的稅收優惠成本取得最大的促進研發的效果。針對我國研發活動中所面臨的突出困難，未來研發活動稅收政策要在稅收激勵的原則、方向和方式上進行重大變革，實現我國稅收激勵政策設計總體考慮和各項政策的有效配合，如明確稅收激勵政策對接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定位，加強對科技人才培養的稅收支持，稅收激勵的方式要突出稅收中性，實現優惠稅種以流轉稅優惠為主，對所得稅的優惠實現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優惠并重。
最后，金融支持政策主要體現在：一方面政府可為企業的研發行為提供信貸擔保，或設立專項扶持基金，用于支持具有廣泛使用性和正外部性的研發活動，已有的成功案例包括深水網箱養殖技術的研發等；另一方面政府可發行相關的債券或衍生品，募集公眾資金投入研發活動，同時將研發風險分散到資本市場，由此可解決企業無力單獨承擔大規模研發活動的問題。最后，由于研發的外部性較強，對于企業的研發成果，政府除稅收減免或補貼外，更重要的是完善知識產權保護，保障研發企業的利潤，從而激勵企業進行研發。二是技術升級困難。這主要是指我國已經具備某些先進技術，但由于新技術的采用所需初始投資大、經營風險高，企業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不高，如我國目前深水網箱養殖技術雖然已較成熟，但仍未得到廣泛推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技術升級的初始投資一般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海洋災害頻發，技術升級也并不能保證完全不受災害影響，這就使得技術升級帶來的利潤不一定能彌補成本，即一旦災害發生，帶來的經濟損失加上技術升級投入的成本將遠超技術升級前的損失。
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可對技術升級活動進行補貼，如對購買新設備進行補貼，降低企業技術升級的投資成本；其次可財政投入海洋經濟危機管理機制及巨災保險機制的建立，一方面完善海洋災害預警機制，提高災害預報技術，幫助企業防范風險，另一方面，當災害發生后，根據所建立危機管理機制，及時對企業或漁民損失進行補貼以及保險理賠。三是產業集聚度不高、產業集群發展不成熟。當前我國海洋產業集群多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產品檔次不高，技術含量較低，規模較小。以浙江省為例，全省產值億元以上的產業集群達五百多個，諸如海洋漁業傳統優勢產業的提升和集群化建設項目47項，總投資123.81億元，計劃投資47.6億元（王寧，2008）[12]。黃瑞芬、苗國偉（2010）[13]利用區位熵法⑤對環渤海和長三角經濟區的海洋產業聚集度進行實證分析。結論表明，海洋第一產業（海洋漁業）存在明顯的聚集性。但也說明了較多的資源聚集在低層次的初級生產上，海洋產業集群結構不合理。要解決這一問題，財稅政策應著重改善產業發展的經濟環境同時鼓勵創新。創新這一問題我們在上文中已進行了討論，在改善產業發展環境方面，相關財稅政策一方面可投入于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如在財政預算中設立園區發展專項基金，為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提供穩定可靠的財政支持和財力保障，另一方面可投入建設信息平臺，提供企業和經濟發展的信息和數據：有關市場、消費者、競爭對手和技術發展趨勢的信息數據，以及有關對集群參與者的建議與咨詢報告等等。#p#分頁標題#e#
4結論
本文通過建立財稅政策作用機制模型，對稅收、財政補貼、財政投資以及金融支持四種財稅政策工具的特征及其作用機制進行了分析，結論認為：
第8篇：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 宏觀調控 宏觀政策
引言
為了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波動問題，維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通過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是一個有效的手段。而宏觀調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響，因此，分析影響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對應的策略，對于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具有積極意義。
一、影響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響宏觀調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個重要因素。與經濟相關的正常信息資料一旦不透明，將導致公眾獲取相關資料的難度增加，使得公眾估計經濟發展趨勢的難度加大，反應延遲。同時，宏觀調控主體通過公開其所采用的經濟調控模型來向公眾傳遞所采取的調控機制，使得公眾對經濟發展趨勢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眾對經濟政策的反應速度。再者，通過提高國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時的公布宏觀經濟調控、運行判斷的相關政策與策略等，使得公眾能夠更好的預知調控主體的相關政策行動，降低了市場劇烈波動的可能性。一旦調控政策與工作的認識存在較大差別時，通過強化兩者之間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緩解這種認識方面的差距，而不斷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顯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眾認識與調控主體之間的不一致，但是卻有效的降低了兩者之間發生激烈沖突的可能。從這個方面來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夠更好的發揮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眾傳遞相關的政策信息，使得經濟調控的宏觀政策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可，引導公眾形成一個合理的經濟政策預期。
（二）政策時滯
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狀況及運行的整體態勢發生變化及至整個調控主體完成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同時直到所實施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相應的控制目標產生對應的效應時，一般存在著對應的時間間隔，這就是所謂的時滯，也稱作宏觀調控過程中的時間滯后。而這個時滯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效果以及調控目標的實現程度具有直接的影響。當調控時滯越長時，所產生的調控效應將會越慢，效果也會越差，達到的最終調控目標也將越低；反之，當調控時滯越短時，所達到的整體調控效果將會更好，最終實現的調控目標的實現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著這種調控時滯，導致任何的調控行為以及調控理論政策都將可以與所獲得的最終調控效應合并起來實現最終的調控目標。但是，在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這種調控時滯經常會導致一些調控政策出現失效的問題，有時甚至會加大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矛盾。
（三）多項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與配合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是政府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的一個主要方式，尤其是對流通與資源分配領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兩種常用的宏觀調控政策手段，也是現代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核心。兩者之間在作用方面雖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與分配范疇當中的各種矛盾，在保持國民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過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兩者所作用的社會生產環節與領域是不同的，導致單獨的利用某一項政策手段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過程中都會出現相關的缺陷，存在著對應的局限性。
基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兩個方面的特點與政策存在的差異，因此在會死機的宏觀經濟調控過程中所采取的調控與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針對某一個環節的具體情況以及政府具體的宏觀調控目標來進行的。而兩者之間的合理搭配與相互協調是保證我國宏觀經濟體制與結構完整的一個有效方式，通過兩者的協調來保證供求關系與產業結構的整體升級，使得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的對策
（一）盡量縮短宏觀調控的時滯
這首先要求建立一個完善的宏觀主體調控信息系統，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情況以及宏觀經濟政策所產生的作用進行實時監測，提高宏觀經濟政策實施主體對經濟整體運行態勢的判斷和預測能力；對當前的宏觀調控決策體系加以完善、增加調控中主體的決策能力以及調控主體決策的效率，確保調控主體的調控決策果斷高效，盡量在最短的時間內進行正確的宏觀經濟決策；同時，應該盡量的減少由于宏觀調控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觀經濟政策執行機構的整體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過說明手段來提高溝通的整體有效性。對于調控主體，應該對調控政策出臺的背景以及預期達到的目標進行說明。尤其是在公布相關的預測調控指標過程中，政府應該對產生的可能結果、所應用的理論依據與模型等制定一個詳細的公布細則內容。對與實際執行效果與目標之間的差異進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產生的影響。應該對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現象，調控主體應該分析產生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調控好這些目標之間的偏向。
（三）強化對預期目標的引導
在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市場主體必然存在著一個對宏觀調控政策以及經濟變量適度變化的預期，完全消除這種客觀存在的預期行為是不科學的。而需要通過一個合理的途徑來對這種預期進行有效引導，使得市場主體所產生的預期與調控主體最終實現的目標盡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過程中，就應該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主。雖然任意的調控政策實施對市場主體所產生的影響，諸如利益得失等問題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會絕大部分的利益為利益取向進行調控，所實施的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得到廣泛的支持。這也就使得宏觀調控政策所發揮的作用更加有效。
參考文獻：
第9篇：經濟政策分析范文
2013年，面對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環境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困難局面，我國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宏觀經濟呈現出平穩增長態勢。展望2014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將提振信心，宏觀調控政策會繼續發揮積極作用，我國宏觀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平穩增長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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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宏觀經濟運行基本特征
2013年，國際經濟形勢風云多變，國內結構調整任務艱巨復雜，我國宏觀調控緊密圍繞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既定方針，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增強宏觀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與針對性，實現了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一）宏觀調控目標基本實現
適應世界經濟進入低速增長的新常態和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階段，2012年十后，我國不再追求高經濟增長，而是更加重視結構調整和增長質量，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13年，按照“宏觀政策要穩住、微觀政策要放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思路，有針對性地出臺了一系列既利當前、又利長遠的措施。首先，從我國經濟發展變化的客觀實際出發，科學確定經濟運行合理區間，保證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只要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就要盡量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其次，堅定不移深化改革，著力激發市場活力，大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同時，擴大了“營改增”試點范圍，積極推動利率市場化、鐵路等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資源性產品價格等領域改革。再次，著力調整優化結構，積極培育信息消費，增加節能環保、棚戶區改造、城市基礎設施、中西部鐵路等方面的投資，促進養老、健康、文化、教育等服務業發展。這些穩中有為的配套政策措施，穩定了市場預期，增強了市場信心，保證了經濟平穩運行。前三季度我國經濟增長7.7%，1-11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9.7%，預計全年經濟將增長7.7%，工業增加值增長9.7%，可完成全年預期調控目標，經濟發展平穩開局。
（二）三大需求保持基本穩定
投資依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固定資產投資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約占投資的22%；二是既具有投資功能也具有消費功能的房地產投資，約占投資的25%；三是企業主導的制造業投資，占投資的33%左右；其余為農業投資和服務業投資等。1-11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19.9%，較上年同期放緩0.8個百分點。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成為今年投資增長的主動力，1-11月增幅同比加快9.6個百分點；房地產投資好于預期，增幅同比加快2.8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在產能過剩的重壓下，增幅同比放緩4.2個百分點。消費增速略有回落。1-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13%，增幅同比放緩1.2個百分點。居民收入減速以及零售物價漲幅回落使得消費增速放緩。分行業看，住房、汽車等消費龍頭市場呈現購銷兩旺局面；信息消費、網絡購物新興消費業態與消費模式快速增長；餐飲、糧油煙酒、服裝鞋帽和石油制品的回落幅度居前。消費結構變化一方面反映出國家擴大消費，鼓勵新增長點政策逐步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提倡勤儉節約，嚴格公務消費有效抑制了公款吃喝。盡管餐飲、娛樂消費增速較往年同期可能有所放緩，但節省支出應用于其他方面，沒有減少國內需求。
外貿出口平穩增長。1-11月份，我國外貿出口同比增長8.3%，增幅同比提高1個百分點。機電產品出口基本穩定，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有所提高，貿易順差主要來自加工貿易。由于我國經濟的逐步企穩回升以及大宗初級產品價格的明顯上行，下半年以來，我國進口增速逐步回升。
（三）價格總體平穩，不同領域價格出現分化
今年以來，由于國際輸入性通脹壓力不強、宏觀經濟總需求仍顯不足，產能過剩壓力較大，我國價格整體相對溫和，但不同領域價格出現背離，居民消費價格小幅上漲，工業品價格連續下跌，房地產價格漲幅較大。居民消費價格溫和上漲，1-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6%，漲幅與上年同期持平，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食品價格漲幅相對較高，預計全年居民消費價格將上漲2.7%。生產者價格在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情況下，延續負增長態勢， 1-11月份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2%，已連續21個月下降。房地產價格漲幅較高。社會普遍關心的房地產價格今年以來呈現持續上漲局面，上漲幅度偏大，按商品房銷售額和銷售面積計算的全國商品房價漲幅達到8.1%，同比加快1.5個百分點。
（四）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
今年以來，我國在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方面呈現出新變化。一是產業結構有所優化。第一產業穩步發展，糧食生產有望再獲豐收；服務業延續較快增長態勢，前三季度，第三產業增長8.4%，較上年同期提高0.5個百分點，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45.5%。新興產業和新興業態發展迅猛，成為結構調整的亮點與重點。前三季度，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達7.5萬億元，增長35%，軟件業完成業務增長23.7%，信息消費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拉動作用日益明顯，并有力帶動了物流、倉儲、郵政等一系列產業的發展，對增加就業起到積極作用。同時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落后產能加快淘汰，列入2013年公告的19個行業落后生產線已實現關停。二是民間投資比重提高。1-11月份，我國民間投資比重達到63.5%，較上年同期提高1.7個百分點。今年以來，我國民間投資投向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資金增長較快，尤其是第三產業增速提高2.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在投資體制改革的推進下，許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資準入放開，促進了民營經濟發展。三是東部地區創新發展能力進一步增強。今年以來，東部地區部分勞動密集和資本密集產業向中西部加快轉移，信息、醫藥等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勢頭強勁，經濟增長率先企穩。中西部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潛力和比較優勢得到釋放，東中西地區各自的動態比較優勢逐步形成。四是節能減排取得積極進展，國家進一步加強節能減排機制建設，6月深圳碳交易市場上市，9月出臺“大氣10條”，前三季度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同比降低3.6%。
（五）就業形勢較為平穩
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增強，特別是隨著就業容量較大的服務業發展加快，相對較低的經濟增速可以創造較多的就業崗位。近年來我國就業彈性大幅提高，每1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吸納的城鎮新增就業人數2012年增加至164萬人。1-11月份，城鎮新增就業人數1242萬人，超額完成全年就業目標。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就業人數增長最快，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等服務部門就業人數增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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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和風險隱患
我國經濟從10%左右的增長速度向目前8%左右的速度轉換后，出現了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新興產業尚未形成、貨幣政策擴張后大量資金進入房地產和其他虛擬部門、政府通過基礎設施拉動經濟增長帶來負債增加、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財政收入減緩等諸多矛盾和問題。這些突出矛盾和風險是體制改革滯后的結果，是新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表現，也是應對金融危機期間大規模擴張政策的代價。
（一）產能過剩制約經濟回升程度
我國的產能呈現行業面廣、絕對過剩程度高、持續時間長等特點。一方面，我國產能過剩行業已從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造船等傳統行業擴展到風電、光伏、碳纖維等新興戰略性產業，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處于嚴重過剩當中，有的處于絕對過剩狀態。另一方面，過剩行業的投資仍在增長，而且大部分為現有水平的重復投資，過剩程度進一步加劇。在中期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加快淘汰和兼并重組，過剩行業的利潤會繼續下降，優秀企業難以發展壯大。
（二）財政金融風險調控難度增加
近年來，財政收支矛盾日漸顯現，地方政府償債能力受到制約，債務風險提高。與此同時，由于貨幣投放量偏大，貨幣環境寬松，融資平臺公司負債增長較快。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我國廣義政府債務增加到占國內生產總值近50%左右，這些負債中很大一部分只能依靠出售土地收入支撐借貸和償還，或者舉新債還舊債。為繼續對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融資，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大規模擴張影子銀行業務。隨著國內企業兼并、破產增多，部分理財產品信用違約風險提高，這些因素積累導致金融風險不斷上升。
（三）房地產市場分化加劇系統性風險
當前，我國房地產市場在調控政策、實際需求、區域差異等因素的影響下，出現明顯分化走勢。一方面，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泡沫風險繼續累積。以限購限貸為核心的房地產調控并沒有抑制住房價上漲，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房價不斷飆升，遠遠超出居民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我國部分三、四線城市土地供應規模不斷擴大，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較快，房地產自住與投資需求不足，出現了嚴重過剩局面，部分城市價格出現連續下跌。
（四）企業經營成本上升
在產能過剩影響下，我國工業品出廠價格連續負增長，企業實際融資成本顯著提高。2005-2012年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貨幣工資年均增長14.4%，2010-2012年農民工月均收入年均上漲17.4%，企業用工成本提高。環保成本、土地和資源產品價格呈現剛性上漲局面。在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大部分企業微利經營，影響未來投資、技改等生產經營活動。
（五）結構性就業矛盾突出
我國就業總量壓力不強，但結構性矛盾突出。結構性失業主要是由于我國產業結構、社會結構變化，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特征與社會對勞動力需求不吻合，現有勞動力的知識、技能、觀念、區域分布等與市場需求不匹配而引發的失業，表現在行政與內勤人員供給過剩，大專院校畢業生的知識結構與企業需求脫節就業形勢嚴峻，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較強，短期就工現象突出，而技術工人和高端技術研發人員嚴重短缺。2014年，我國大學生將達到727萬人，比上年增加28萬，過剩行業下崗職工增加，結構性失業趨于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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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仍具備保持穩定增長的基本條件
（一）世界經濟仍將延續緩慢復蘇態勢
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情況有望好于2013年，增長格局逐步由新興經濟體主導轉變為發達經濟體主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世界總產出2013年增長2.9%，2014年增長 3.6%，提高0.7個百分點。經過五年的調整，發達國家系統性金融風險明顯降低，“再工業化”等結構性調整措施效果初顯。美國經濟在頁巖氣革命、出口倍增計劃、智能制造等眾多經濟戰略拉動下，消費市場再度啟動，房地產市場走出谷底，IMF預計，2014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6%，比今年提高1個百分點；歐洲隨著成員國財政改革以及救助機制的完善，歐債危機沖擊逐步緩解，出口競爭力回升，2014年歐元區經濟有望實現微弱增長；日本經濟在安倍經濟學刺激下，仍將保持溫和增長態勢。但是新興經濟體增長動能疲弱，結構性矛盾突出，在增長放緩、資本外流和本幣貶值三者疊加下，部分國家金融乃至實體經濟可能出現危機，成為明年世界經濟中的不穩定因素。縱觀世界經濟，發達國家新的增長動力源尚不明朗，美國等國家的貨幣政策存在退出可能，世界貿易投資格局變化方向不確定，全球債務風險沒有完全得到解決，區域動蕩給世界經濟帶來不穩定性。世界經濟向好，整體有利于我國外需回暖，但全球經濟領域存在的復雜性亦將給我國進出口帶來不確定性，我國低端制造業向外轉移，發達國家需求回升對我國出口拉動有限，而新興經濟體增速下滑對我國出口將帶來不利影響，我國吸引外資難度將加大。同時新興經濟體減速將推動國際市場大宗初級產品價格穩中趨降，有助于降低我國進口成本，并減輕輸入性通脹壓力。
（二）我國經濟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
當前我國改革紅利不斷釋放，科技創新能力逐步提高，國內需求擴大和供給改善潛力巨大。
1、改革開放深入推進將極大調動和激發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活力。新一屆政府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大力推進經濟、行政領域各項改革，已陸續出臺的各項改革舉措在明年將會繼續發揮積極成效，不斷激發市場活力和增長動力，大力推動經濟發展。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我國未來改革路線圖、時間表做出全面部署，在財政、金融、行政、價格、城鎮化等領域改革步伐加快，這將極大激發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活力，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經濟作用，調動企業尤其是民營經濟積極性，釋放制度改革紅利。
2、國家努力打造“經濟升級版”，調整優化結構展現良好態勢。區域方面，東部地區不斷調整經濟、產業結構，目前轉型升級取得初步成效，經濟增速率先企穩。由于東部經濟總量大、占比高，未來有利于帶動全國經濟穩步運行。產業方面，第二產業比重回落，第三產業增長較快，服務業發展加速，新興產業增勢良好，新興業態蓬勃興起，經濟增長潛力逐步累積。企業方面，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指導下，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倒逼下，部分企業積極進行技術升級，加大研發投入，科技創新水平有所提高。今年以來相當一部分工業企業利潤上升，增加了企業擴大投資、強化技改等生產經營后勁。
3、我國國內市場空間廣闊，擴大內需潛力巨大。當前我國儲蓄率維持在較高水平，仍將可以保持較高的投資水平。在高鐵、城市基礎建設、信息基礎設施、節能減排、棚戶區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設等領域仍有較大的投資需求空間。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保障和改善民生，城鎮低收入群體和農民收入增速和水平都有明顯提高，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為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奠定了基礎。我國不斷突破戶籍、土地、教育等制約城鎮化發展的障礙，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為內需增長注入新動力。
4、宏觀調控水平不斷提高，宏觀政策仍具備運用空間。今年以來，我國在宏觀調控上創新思路，提出了“底線思維”理念，確定了按“上下限”調控的合理區間，采取了與“穩中有進、穩中有為”相配套的政策措施，特別是在調控方向、力度和時機的把握上，在調控手段和工具的使用上，都增加更多的鮮活經驗。總體上講，當前我國宏觀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仍具備較大的空間，國家總體資產負債安全，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余額均處于安全線內。銀行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較高，有足夠多的調節流動性手段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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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宏觀調控政策
2014年，既要著力化解一些行業產能嚴重過剩、防范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緩解部分城市房價上漲過猛、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等問題，也就是要“去產能”、“去杠桿”、“去泡沫”，又要保持經濟適度增長，防止結構性失業。因此，做好明年經濟工作，必須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
（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2014年，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仍然不足，經濟回升勢頭并不穩固，需要保持一定規模的財政支出和必要的結構性減稅來帶動和引導社會需求。同時，民生等薄弱領域和關鍵環節財政支出剛性較強，深化改革和推進轉型升級也需要一定的財力支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穩定財政赤字率、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以及結構性減稅上。建議2014年中央財政赤字規模安排9500億元，比2013年增加1500億元；中央代地方發行4000億元國債，和2013年持平。全國財政赤字規模增加到13500億元，赤字率約2.2%。結合稅制改革，繼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將郵電電信業和鐵路運輸業等行業納入營改增試點。清理規范區域優惠政策，轉向實施產業導向稅收優惠；實施煤炭等品目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進一步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從嚴控制一般性支出，增加棚戶區改造、節能環保、鐵路、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支持農業可持續發展新戰略，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展地方融資渠道，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等方式舉借債務，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情況的監控。
（二）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
2014年，為了有利于市場主體形成合理和穩定的預期，保持經濟平穩增長，避免觸發潛在財政金融風險，貨幣政策不宜過緊；同時，為“去產能”、“去杠桿”、“去泡沫”和轉型升級創造穩定的政策環境，貨幣政策也不宜過松。因此，貨幣政策應繼續保持穩健取向，并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和微調。考慮到目前貨幣存量過高以及貨幣供應與經濟增長和物價之間的經驗關系，建議2014年廣義貨幣增長13%，和2013年預期目標一致。加強流動性調控，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適度增長，穩定市場預期；盤活存量、優化增量，加大對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支持力度；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引導金融機構為小微企業、創新創業企業、三農等發展提供金融支持。繼續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貸款利率管制的完全放開使利率市場化大為推進，市場利率對資金的配置開始發揮重要作用，我國金融調控開始從數量調控為主逐步進入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并重的階段。應通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和公開市場操作，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穩定和銀行間市場利率水平平穩波動。市場利率體系尚未完全形成，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仍需改進，應逐步完善利率間接調控的基本框架和基礎條件，適時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價格型工具的政策有效性。
（三）積極擴大有效需求
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充分挖掘消費潛力，增強居民消費能力。積極培育信息消費，養老、醫療、保健消費，環境消費等新業態；改善消費環境，推進流通環節倉儲、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降低消費品流通成本，加大食品、產品質量監督管理，確保品質安全。充分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取消和下放投資審批事項，切實保障企業和個人投資自；發揮政府投資對技術進步、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調整預算內投資結構，大幅壓縮用于一般競爭性企業項目投資，適當減少可利用社會資金的經營性基礎設施投資，停止建設樓堂館所等投資；深入貫徹落實“新非公36條”，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確定重點投資領域，加快城際高鐵和城市軌道交通建設，支持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推進棚戶區改造工程建設，加強農業、水利投資等，充分發揮出口的支撐作用。保持傳統出口優勢，同時形成以技術和大型成套設備出口帶動關聯行業出口的新模式，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加強與相關國家與地區的自貿區建設，穩固推進投資協定談判；全面推進上海自貿區建設，探索改革新路徑，推進服務貿易增長，擴大金融、教育、文化等服務業對外開放；加強對走出去的宏觀指導與服務，簡化審批程序，充分發揮民營經濟積極性，提高對外投資效率；加大對國際大通道內外互聯互通建設的協調力度，積極推進陸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推動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努力開拓國際經貿合作新領域；擴大國內轉方式調結構所需設備和技術等進口，增加原油、貴金屬、糧食等初級產品進口。
（四）加大結構調整力度
一是繼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落實“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更加注重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抓好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設。二是化解產能過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化解產能過剩的核心要義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方面是完善市場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優勝劣汰，淘汰落后產能；另一方面是通過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組織創新等創新發展，推動產業升級，形成更具競爭力、更具優勢的主導產業，從根源上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三是加大環境治理與保護生態工作力度，完善生態補償機制，推進節能減排；推進工業、農業、服務業循環經濟發展，力爭實現資源能源循環利用；落實和完善大氣污染治理計劃及配套政策，重視土壤污染治理工作。四是積極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細化區域政策指導的空間格局，注重產業區域間梯次轉移；加強跨省區、跨流域、跨行政區協作與共建，打造一批具有區域特點的經濟圈與經濟帶；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投入力度，提高貧困地區群眾生活水平。五是積極穩妥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推動出臺戶籍、土地、資金、住房、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配套政策，組織編制實施重點城市群發展規劃，各地因地制宜編制和實施本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圍繞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多元化可持續的城鎮化投融資機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設市模式、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在不同區域開展不同層級、不同類型的試點。提高東部地區城市群綜合交通運輸一體化水平，推進中西部地區城市群內主要城市之間的快速鐵路、高速公路建設，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與交通干線、交通樞紐城市的連接。強化市政公用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
（五）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是繼續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思路，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重點關注農民工、社會低收入群體社會保障情況。二是重視結構性失業問題，鼓勵技術教育培訓，同時拓寬高校畢業生就業渠道，做好化解產能過剩過程中下崗職工再就業工作。三是加快建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努力解決好住房問題，探索適合國情、符合發展階段性特征的住房模式，主要思路是通過加大供給，通過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做好棚戶區改造，保障低收入群體住房需求，同時重點增加住房建設用地供給，提高土地容積面積，打破城市與周邊地區之間、城區與郊區之間的行政壁壘和市場分割狀態，用改革創新的辦法抑制房價、擴大住房消費。
（六）積極防范和化解地方債務風險
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需要短期應對措施和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一是加強源頭規范，把地方政府性債務分門別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嚴格政府舉債程序。加大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清理和規范力度。制定統一標準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嚴格限制在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及時將融資平臺的資金、負債以及項目效益等公之于眾。二是盡快建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制度，允許地方政府合理舉債，短期內加大財政部地方政府債的力度。三是建立有效的償債機制，地方政府應通過出售、轉讓或證券化國有資產償還債務。四是研究中央政府救助地方政府的條件和懲罰措施，包括領導干部政績考核、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等，約束地方政府的舉債行為。
（七）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發展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把經濟體制改革分為四類，區分情況、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等，屬于方向明、見效快的改革，地方和部門可以授權操作，2014年有望推進實施；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包括房產稅等由于涉及面廣，需要中央決策，將加快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待全面統籌和審定后，適時推進；土地制度改革等由于認識有待加強，將先行試點，探索規律；涉及到修改現有法律的改革如生態保護、土地法修訂等，將加強研究，盡快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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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基本經濟走勢
根據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分析和2014年我國經濟政策導向，2014年我國經濟增速有望保持基本穩定。
從經濟增長速度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新矛盾和新問題會加大經濟下行的壓力，而釋放改革紅利、基礎設施投資和庫存回補因素將推動我國經濟穩定增長。制造業產能過剩會降低企業投資意愿，開工面積連續兩年增速較慢和部分地區銷量遲滯會影響房地產投資，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范圍和領域擴大有利于服務業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會保持穩定，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會略低于2013年。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增長有所放緩，將直接影響到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而信息消費、社區消費等新型消費模式會顯示較大潛力，嚴格公務消費對抑制餐飲等消費的滯后影響基本消失，2014年消費需求基本穩定。美國經濟復蘇勢頭增強，歐元區經濟出現改善跡象，日本經濟在強力政策刺激下步入復蘇軌道，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壓力減小，我國對發達國家出口將有所好轉。由于新興經濟體增速下滑，貿易保護主義依然嚴重，出口難有大的改變，國內需求減弱使進口增速難以加快，預計2014年進出口將增長9%左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增強。201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增長7.5%左右，工業增加值實際增長9.5%，繼續處于中高速增長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