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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原因范文

所謂新經濟主要是針對傳統經濟而言。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旦失業率低于6%，通貨膨脹率就會急劇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來，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特別是90年代后期經濟增速平均超過4%，失業率降至3.9%，而核心通貨膨脹率卻低于2%。一些經濟學家把美國出現的這種“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即“一高兩低”的經濟稱之為新經濟。

盡管經濟學界對是否出現了新經濟、什么是新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成的原因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周期特征淡化、同時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不斷創新完善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急劇增長的風險投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務實和穩健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電腦、通訊、網絡和金融化了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成為度量一個國家（地區）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

在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方面比美國落后是歐盟經濟存在的弱點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經濟的措施，力爭在10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經濟地區。

一、歐盟新經濟的發展

過去十年來，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這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到2000年，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增加值達到493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長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2.5%的增長水平，自1995年以來平均每年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但和美國相比，歐盟仍相形見絀，1995年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8.3%，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從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說，1996-200年，歐盟只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員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愛爾蘭、芬蘭、瑞典、荷蘭和英國等國家發展較快，其中愛爾蘭的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已超過美國，芬蘭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美國。

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生產率的發展。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除了資金和勞動的投入引起的增長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技術要素的增長率。測算表明，1995年以來，信息技術對歐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為每年推動經濟增長約0.2個百分點，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下跌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降低，20世紀80年代，硬件設備、軟件和通訊服務的價格平均每年分別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別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別達到10%、1.4%和1.3%。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自1995年以來每年降低0.2個百分點。

新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信息技術產品的使用，計算機擁有量、上網人數、移動電話使用量、電子商務發展等是主要的指標。在這些領域，歐盟遠不及美國，根據初步的估計，1999年，歐盟每100人均擁有計算機為20臺，不到美國的二分之一；歐盟只有14%的人上網，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電子商務額約為170億歐元，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動通訊電話擁有量和美國持平。歐盟人均對信息技術產品的支出約為1600歐元，不及美國的一半。實證分析也表明，在歐盟，信息技術以外的部門沒有因為利用信息技術而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總之，雖然，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推動了其經濟的增長，但從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看，歐盟要比美國落后5年。

二、歐盟新經濟落后的原因

從傳統的工業化進程和形成的經濟結構看，歐盟與美國同屬工業發達國家，區別不大，有的國家如德國甚至比美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明顯。但為什么新經濟首先出現在美國而不是歐盟。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有比較優勢；二是歐盟的經濟體制僵化阻礙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和應用。

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了不同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稟賦和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按照這一理論，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建立了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擁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鼓勵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大量軍工技術轉為民用和軍工產業的技術外溢等。人才優勢是美國最主要的比較優勢，美國的信息技術人員比例明顯高于歐盟，在歐盟內部，芬蘭、愛爾蘭、瑞典等信息產業發展快的國家其受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人員比例居于歐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術的網絡效應和第一發起人效應，即使歐美在信息技術發展初期的差異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與開發以及專業化生產的正反饋作用而使美國形成巨大的比較優勢。歐美雙邊的信息技術貿易也說明了美國有比較優勢，近幾年來，歐盟從美國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占雙邊貿易的25%，而美國從歐盟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僅占雙邊貿易的6%。

經濟體制差別的理論論證了歐盟僵化的經濟體制束縛了新經濟。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相對僵化。歐盟嚴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費用、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約束等各種就業保護措施和強大的工會勢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極高，抑制了企業利用節約勞動成本技術的積極性，減低了對信息技術產品的需求和應用。其次是金融體制不成熟，缺乏創新。美國實行的是股權資本主義，其發展的路徑為：個人創業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風險投資在美國的出現和迅速膨脹被認為是一場金融革命和股權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它為一些極具發展潛力和成長前景但又有高風險的新興科技企業提供投資，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術企業并使之迅速發展，英特爾和微軟等都是通過風險投資而成長為富可敵國的科技巨頭的。而歐盟國家多為銀行債權資本主義，其儲蓄大多流入資產雄厚的少數大企業，許多依賴于科技成果創立的新興企業因其無形資產不能做為抵押品而無法得到銀行貸款支持，銀行也不會提供風險投資，從而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此外，建立新企業的各種行政障礙、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嚴重分離等科研體制僵化也阻礙了信息技術的發展。三、歐盟發展新經濟的舉措

雖然在新經濟方面，歐盟落后于美國。但歐洲具備趕上來的機會和條件，一是歐美從事新經濟的企業已相互兼并和投資；二是可以利用美國現有的經驗和做法；三是歐元啟動以后，歐洲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籌資越來越方便。但歐洲必須在經濟結構改革和科教兩個方面行動起來。去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提出了建立電子歐洲計劃，并把該計劃提高到和歐盟共同市場、經濟貨幣聯盟同樣的高度，此外，還制定了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風險投資行動計劃、歐洲研究區戰略等各種計劃，力爭在2010年前趕上美國的水平。其發展信息技術的主要政策如下：

1．堅決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把物價穩定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減少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從而鼓勵投資和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2．加快信息技術的應用步伐，改善信息技術應用環境。建立統一的電子商務法，實行統一的專利法。到2001年完全開放電信市場，2001年前歐盟境內所有學校上網，政府采購全部上網，加強網絡培訓，鼓勵終生學習，。

3、發展風險投資市場。風險投資作為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對高成長性的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與美國相比，風險投資在歐洲仍處于不發達階段。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額達到了33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15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達到180億歐元；而歐洲的風險投資額僅為12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7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為50億歐元，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風險投資行動計劃，主要措施為：加快歐盟內部一體化的步伐，使跨國金融活動更加便捷，專業投資人執行統一的結算規則，改善便于企業獲得資金支持的金融條件，并斥資2.3億歐元對企業獲得貸款和風險投資等進行支持；成立7賢人委員會研究加快歐盟資本市場一體化政策。

4、培養企業家精神，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是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基礎，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利用社會基金資助各種宣傳和推廣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的活動，加強職業教育和在職培訓，創建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精神；其次，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提高研發水平和產品開發能力，利用統一專利法保護創新企業的技術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對企業在開業和營業等方面的種種限制，優化企業發展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環境；第四，提供企業國際化經營和多種形式的信息服務；第五，發展包括電子商務、網絡、信息、老齡服務、特色旅游、社區服務等在內的技術型、經濟型和社會型等新型服務業。

5、鼓勵科技體系創新和技術成果的轉化。創新是提高競爭力和促進就業的重要動力。在創新能力方面，歐洲遠遠落后于美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差距在進一步擴大。1998年，歐盟15國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其GDP的比重為1.8%，而美國為2.8%。同時，研究與開發力量分散，研發和成果商品化脫節，沒有形成統一的科技市場。歐盟委員會已計劃設立歐洲研究區，以減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勵研究單位和企業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同時，放寬移民政策，吸引國外的技術人才。

第2篇：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原因范文

通常情況下，通脹意味著經濟過熱，通縮意味著經濟下滑。而“滯漲”是一種工業化過程中的新狀態：物價上漲、經濟滑坡、失業增加。聽起來還真是發生在經濟領域的消化不良。

“上周二紐約證交所停止交易后，華爾街一家經紀行業的副總裁查看了一下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的指示器。機器發出輕輕的唧唧聲，他大叫一聲：天啊，道瓊斯指數又掉了16.50點。由于值錢而又熱門的股票徘徊不前，股指最后收于671.54點，在94個交易日內下跌了126點。在此期間福特總統入主白宮。”《紐約時報》1974年9月1日的這篇報道中，記者也許意識到了道瓊斯指數可能更嚴重的下跌，但他絕無可能判斷出今后的將近10年中，美國股市和美國經濟運行狀態。

道瓊斯指數沒有像人們所擔心的那樣繼續暴跌，從而帶來新的一次大蕭條。到1975年12月6日，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指數跌到了577.6點的最低點，從最高點下跌45%后企穩。人們同樣沒有想到的是，直到7年以后的1982年，道瓊斯指數才重新回到1972年創下的千點高位。這10年，美國股市和美國經濟一起沒有跌入深淵，而是陷進了泥潭。這是一種從未發生過的特殊經濟現象——“滯漲”。

二戰之后，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恢復期，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美國經濟進入了將近20年的高歌猛進時期。美國經濟的一路走好，帶來股市的一派繁榮。1956年5月12日，道指首破500點大關。1972年11月14日，道指首破1000點。 很多經濟學家把美國經濟走出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歸根于里根上臺后所實行的減稅、減少政府干預等一系列新經濟政策。但更加主流的看法是，技術進步才是美國走出滯漲的根本原因。

1792年，24名紐約經紀人在紐約曼哈頓下城華爾街的一棵梧桐樹下訂立協定，約定以后每天都來這里進行股票交易。1863年，紐約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882年，道與好友瓊斯在華爾街一幢緊靠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大樓里創辦了道瓊斯公司。1896年5月26日，道第一次計算并對外公布了道瓊斯工業平均數，當日指數為40.94。從此，道瓊斯被當作了美國經濟的晴雨表，進而成為世界經濟的晴雨表。 很多經濟學家把美國經濟走出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歸根于里根上臺后所實行的減稅、減少政府干預等一系列新經濟政策。但更加主流的看法是，技術進步才是美國走出滯漲的根本原因。

證券經紀人長達20年的好日子看樣子要結束，年經紀人心懷憂慮。“在過去的幾年里他們之中有7000多人離開華爾街到其他行業就職。一位離職的前經紀人說：我的黃金之年是1971年，那時我一年賺了3萬美元，而到了1973年，我的收入降到了1萬美元的水平，我不得不離開證券業”。

石油危機是股市下跌最重要的導火索，但“滯漲”并不能全部歸結為石油危機的原因。股市的低迷源于經濟的不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被“滯漲”纏身，當然，石油危機加劇了“滯漲”的深化。

第一次石油危機從1973年10月因第4次中東戰爭爆發，由于沙特等石油輸出國組織向偏袒以色列的美國施行禁運，國際油價從3.01美元在2個月翻兩番飆升到12美元，導致所有的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明顯放慢。1974年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14%，日本的工業生產下降了20%以上，美日的經濟當年都出現了負增長。

除此之外，食品價格也由于糧食緊缺而大漲，增加了通貨膨脹壓力。1972 年，自然災害席卷全球，世界糧食總產量比上年減少2.9%。1974 年世界糧食再次減產，緊缺狀況進一步加劇。1973 年和1974 年，美國食品和飲料價格上漲幅度分別達到13.2%和13.7%；1978 年和1979 年，上漲幅度分別達到9.7%和10.7%。

油價和糧價的大幅上漲導致通貨膨脹率前所未有地高漲，年平均通貨膨脹率達到10.46%，而美國戰后各經濟階段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33%～3.54%。這種通脹我們很熟悉——由于國際市場能源和礦產漲價所導致的所謂“輸入性通脹”。

由于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對中東低價石油的高度依賴性，石油的大幅漲價導致物價水平的整體提升。隨著經濟對石油漲價的逐漸適應，股市也開始快速回升，1975年道瓊斯股指開始大幅度反彈，到1976年底就基本回到1973上半年的水平。但由于缺乏經濟增長的支撐，一直到1982年，道瓊斯指數長期在800點到1000點之間徘徊，牛市變成了牛皮市。所以，20世紀70年代，也就被稱作美國版“失去的10年”。

除了石油危機和由于“水門事件”導致的美國政局危機，“滯漲”的深層次原因是美國經濟艱難轉型中的陣痛。二戰結束后，美國擁有占當時世界總量80%以上的黃金儲備，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的固定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施行。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突然宣布停止承擔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統領二戰后世界經濟秩序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宣告瓦解。

以美國強大的國力為什么難以支撐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一方面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產生巨額的政府開支。而與此同時尼克松之前的美國總統約翰遜總統所倡導的“偉大社會”的計劃，導致美國聯邦政府用于社會福利的開支急劇膨脹。花銷不斷擴大，但經濟上的競爭力尤其是制造業的競爭力，在日本等新興工業國的圍堵下開始逐步下滑，導致出口貿易順差不斷減少。1971年5月，美國對外貿易出現了13.03億美元逆差，這是自1893年以來美國對外貿易第一次出現逆差。之后除了1973、1975年為小額順差外，其余年份均為逆差。這在一定程度上宣布，美國工業化的過程已經正式結束。美國需要從經濟轉型中獲得新的競爭力。

整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無論基礎設施投資、出口還是消費三駕馬車齊頭并進。但隨著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的日漸減少、出口競爭力的下降，國內消費也增長乏力。總體上，由于新技術帶來的產業革命未能及時銜接，是美國“失去的10年”的根本原因。“滯脹”階段是美國“二戰”后最艱難的階段。從 1969 年12 月到1982 年12 月，美國有13 年的時間停留在滯脹的陰影下。平均每3 年多就有一次衰退，實際GDP 平均增長速度只有2.9%，而年平均通貨膨脹率達到10.46%。

第3篇：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滯脹 薩伊定律 拉弗曲線 激進派供給經濟學 溫和派供給經濟學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2-043-02

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西方國家出現高失業率和高通脹率并存的“滯脹”問題，利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很難解釋和解決滯脹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供給經濟學派興起。供給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在美國出現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從供給方面強調稅收對產量、勞動供給、資本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刺激作用，實際上是一種與凱恩斯需求學派的財稅政策完全對立的主張。

一、供給經濟學的主要觀點

需求側管理的理論基礎來源于凱恩斯理論中的國民收入均衡分析。凱恩斯認為經濟增長主要源于投資、消費與凈出口這“三駕馬車”的拉動，在需求側管理者看來，實現國民收入的增長，主要是依靠擴大需求，具體包括投資需求、消費需求以及出口需求。刺激這些需求增長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出現失業與通脹率并存的“滯脹”局面，較為典型的情況是美國經濟持續出現通脹率和失業率雙高的局面，到1980年美國的通脹率高達13.5%，失業率高達7.1%（見表1）。

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一方面被認為是造成滯脹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無法解釋和解決滯脹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供給學派經濟學為核心內容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應運而生。

供給學派針對傳統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復活了古代的薩伊定律，即供給會創造出自己的需求。任何產品的生產除了滿足生產者自身的需求以下，其余部分總會用來交換其他產品，即形成了對于產品的需求。任何數量的儲蓄都會全部用于投資。李嘉圖曾談到：任何人從事生產都是為了消費或出賣，都是為了購買對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來生產的某種別的商品。需求是無限的，只要資本還能帶來某種利潤，資本的使用也是無限的。所有商品都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是不可能的。

整個供給學派按觀點又可分為以美國經濟學家有羅伯特?孟德爾、阿瑟?拉弗、萬尼斯基、諾爾曼?圖爾和保羅?羅伯茨為代表的激進派供給經濟學，和以M?費爾德斯坦（M.Feldstein）為代表的溫和派供給經濟學。

激進學派的代表人物為阿瑟.阿弗，是里根執政期間的總統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成員，因其提出“拉弗曲線”而得名。拉弗曲線描繪了政府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系，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的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政府稅收收入減少。因為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的增長，使稅基減小，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稅收收入增加。

拉弗曲線如圖1，圖中稅率到E點時，稅收收入達到最大，超過E點后，稅收收入反而隨著稅率的上升而降低。圖中D、F兩點稅率不同，稅收收入卻相同。圖中AEB的陰影部分被供給學派稱為“”，“”內的稅率與稅收收入負相關。

溫和派供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則為M?費爾德斯坦，其在1986年的《美國經濟評論》中撰文寫到，供給主義不過就是要回歸到亞當斯密以及19世紀古典經濟學家的擴大生產能力、減少政府干預、發揮個人創造力的基本思想，所以M?費爾德斯坦說，在聽說供給學派這個名詞之前，包括他在內的諸多經濟學家早已是供給主義者了。因此M?費爾德斯坦認為，供給主義有“新”、“老”，像他這擁氖恰襖稀憊主義者，而大家所熟知的供給學派是“新”供給主義者。兩者在政策主張上沒有本質區別，唯一的區別是在對供給政策的預期和實際效果上。“老”供給主義者認為減稅等激勵政策是長期政策，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起顯著作用；而“新”供給主義者對于供給政策的短期效果非常樂觀，認為可以不付出失業代價而降低通貨膨脹、減稅也不會造成預算赤字等等。

二、供給經濟學在西方的實踐

在美國面臨“滯脹”困局的時候，里根上任后，接受了供給學派的建議，采用的措施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減稅，二是廢除政府管制。

里根執政期間，分別在1981年和1986年主導了兩次重要的減稅措施的制定與實施。1981年，新上臺的里根總統頒布了經濟復蘇法案。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將個稅最高稅率從70%降到50%，規定從1985年開始實行個稅與通貨膨脹掛鉤，大大減少了納稅人的負擔。公司所得稅方面，實行加速折舊和投資稅收抵免等措施來減稅，刺激投資。1986年里根簽署了美國參眾兩院批準的修正稅法，強調稅收中性原則，簡化了稅制。在個稅方面，將最高稅率從50%降至28%，同時將最低稅率從11%提高到15%，將原來的15個收入等級歸并至4個收入等級。在公司稅方面，進一步延長了設備和房地產折舊年限。根據這一法案，降低了個人所得稅，改變了過去30多年來稅率越定越高、特惠越來越多的情況，它實際上是大規模減稅和局部增稅的結合，既使中產階級得到實惠，又推動了經濟結構的調整。

里根政府在廢除政府管制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航空業。當時美國的航空業有非常嚴格的進入管制，政府數年都不批一條新的航線，導致行業的壟斷度很高。除了進入管制之外，政府還搞價格管制，不準航空公司降價。里根上臺后根據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的建議，廢除了航空業的進入和價格管制，不幾年間廉價航班爆發式增長，美國航空業迎來了繁榮期。

因此，“里根減稅”不僅僅是減稅，而且是改革。減稅也不是里根政府唯一重要的經濟政策，放松管制、平衡預算、降低通貨膨脹同樣是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標，其真正的目的也不僅僅是帶領美國走出滯脹，而是要徹底扭轉過去數十年來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恢復美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傳統，以實現美國長期的增長和繁榮。

里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較有效地解決了美國的滯脹問題（見表2）。在美國處于高通脹、高利率的不利形勢下，里根經濟政策有效的平抑了通脹，通脹率由上任初期的13.5%控制到1988年的4.1%較低水平。從1983年起，美國經濟逐漸走出衰退，至1988年GDP的增速都保持在3%以上的水平。失業率也從上任初期的7.1%下降到1988年的5.5%。而且正是由于當年廢除暴利稅，才讓硅谷起死回生，才有了上世紀90年代美國克林頓政府之時IT革命的收獲期。

但是里根的經濟政策也帶來了一些明顯的負面影響。自1981年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以來，里根注重的平衡財政預想一直未能實現。因為大規模的減稅和增加國防預算使得原本巨大的財政赤字不見縮小反而愈加龐大。在里根執政的八年間，美國財政赤字累計達到16673億美元，是以往美國歷屆總統204年間財政赤字的1.8倍。由于里根的導致高預算赤字，為了控制通貨緊縮貨幣供應量，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以彌補赤字。1982年美國還是世界最大債權國，到了1986年便成為世界最大負債國了。

三、供給經濟學與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進入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下行的態勢，整體上看，我國經濟出了“四降一升”的狀況，即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工業產品出廠價格下降；工業企業利潤下降，經濟風險發生的概率上升。中國供給側出現了一些明顯的問題，如有效供給明顯不足，國內消費下降，境外消費需求卻大幅增加。于是在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指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實行“三去一降一補”，即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中國的經濟要從供給側發力。

但是，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與西方的供給經濟學混為一談。

首先，供給經濟學強調的重點是減稅，過分突出稅率的作用。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不只是一個稅收和稅率的問題，而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走創新型國家之路、鼓勵創業、加快城鎮化、促進產業優化等來解決供給側存在的諸如低端供給過剩、中高端供給不足、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等問題，增加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用性和靈活性。

其次，供給經濟學思想方法絕對，只注重供給而忽略需求。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需求側的問題是投資和出口增速下降，供給側的問題則是供需錯配，結構性有效供給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單純的需求管理無法解決當前的外需和投資乏力的問題，還可能帶來公共債務上升，金融經濟風險增加等不良后果，強調供給側改革可以促進結構性改革、提升科技實力、增加中高端產品供給能力、增強有效供給、找準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與適度的需求管理相互配合。

最后，供給經濟學只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我國的供給側改革的五大政策是：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政府和市場都是現代經濟健康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需發揮其各自應有作用，實現“雙到位”。在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條件，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務、監管市場運行的主體，也是部分特定領域的供給主體。中國目前仍處于完善社保保障制度的時期，如完善農村社保制度、農民工城鎮化等，本階段若生搬硬套供給經濟學，壓縮社保開支，不符合中國國情。

參考文獻：

[1] 戴慧.供給側改革與供給經濟學.中國經濟報告，2016（3）.

[2] 賈康等.中國需要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財政研究，2013（1）.

[3] 胡希寧.供給經濟學與我國的“供給側”改革.經濟觀察，2016（1）.

[4] 方晉.供給經濟學的前世今生.搜狐財經，2015（12）.

（作者單位：廣東理工學院 廣東肇慶 526100）

第4篇：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投資差異；農村投資

我國自1978年底開始的農村家庭承包制改革，顯著提高了農村的勞動生產率，改善了農民的生活狀況。農副產品價格的提高以及帶來的產量的上升大大增加了農村居民的收入，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然而，隨著農村改革能量的釋放和改革的重點由農村向城市的轉移，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又呈現出逐步擴大的趨勢。在當前經濟形勢下，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容對于啟動內需至關重要，但是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下，農村有效需求不足，直接抑制了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容。因此如何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差距，對于拉動內需顯得尤為重要。

一、理論回顧

林毅夫等(1999)認為城鄉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政府采取的發展戰略背離了本地比較優勢的結果。李實(1999，2004)認為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首先，應該從體制上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能夠使農民有更多的進城機會，一個平等的就業和公平的收入待遇機會；其次是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與調整。王永中，(2002)認為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日益加劇的根本原因在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作用，使得農民既缺乏機會公平的權利，也未得到結果公平的權利，要解決城鄉收入差距，首先要給農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其次賦予農民一定的結果公平的權利。黃祖輝(2003)的研究證明我國政府轉移性支付政策存在問題，背離了減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初衷，進一步拉大了整體收入差距。世界銀行(2003)認為市場的發展有助于削減收人差距，

 (二)城鄉固定資產投資和城鄉收入不平衡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村收入有了較大的提高，但是近年來，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較低，且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城鄉固定資產投資差距在逐漸拉大。2008年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比2007年增長21.3％，比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低4.5和5.3個百分點，農村投資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13.9％，而城鎮投資占86.1％。如圖2所示，城鄉固定資產投資差異在這30年來總體上呈現出先降低后上升的趨勢。城鄉固定資產投資的這種差異與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出比較一致的趨勢。

從圖2我們可以看出，城鄉差異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周期，第一個周期是1981～1989年間，城鄉投資和城鄉收入差距呈現縮小的趨勢。這主要得益于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帶動了農村投資增長和農民增收。第二個周期是1990～1999年間，城鄉投資和城鄉收入差距呈現擴大的趨勢，這主要因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轉移到以城市為中心，全社會投資呈現出以特區投資、沿海投資和開發區投資為重點，農村投資被邊緣化。第三個周期是2000～2008年間，城鄉投資差異和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但是這個周期里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從2004年開始，城鄉投資差異越來越大，而且這種差異擴大的

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隨著城市改革的深入和資源在城市的集聚，城鎮投資對拉動城鎮居民收入的作用越來越弱，城鎮投資的邊際收益經歷了十幾年的遞增后，開始出現了遞減的趨勢。由此我們可以初步得出結論：目前在農村投資不足和城鎮投資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下，適當將資源從城市轉移到農村，不僅能夠促進農村居民的增收，而且會提高全社會的投資收益。即我國現階段投資和收入分配領域存在著越來越大的帕累托改進余地。

三、實證分析

(一)指標的設計和數據來源

1.城鄉投資差距。城鄉投資差距=城鎮固定資產投資，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在以城市為導向的經濟政策下，固定資產投資主要集中在城鎮，導致農村投資萎縮，農村經濟增長缺乏有力的推動力。農村經濟上不去，農民收入水平上不去，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2.經濟的開放水平。經濟開放度=fdl/gdp。經濟開放度越高，地區的的收入水平也越高。但是fdi(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城鎮，因此fdi的發展有利于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會擴大地區差異。

3.就業的所有制結構。就業的所有制結構=(全社會從業人員一國有單位從業人員)，全社會從業人員。鄉鎮企業的發展有效地吸納了農業剩余勞動力，是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考慮到我國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私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會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

4.政府參與經濟資源分配的程度。政府參與經濟資源分配的程度=財政收入/gdp。在目前，不管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經濟政策都是向城市傾斜的，財政收入越高，政府投向城市的資源越多，城鄉收入差距也越大。

5.基本建設支出比重。基本建設支出比重=基本建設支出，財政支出。我國的基本建設大量用于城市建設支出，這會有兩個方面的結果：一方面城市建設大量都是由農民工完成的，這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的改善又有助于城市經濟的發展，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這又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該指標的系數取決于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

6.財政支農比例。財政用于“三農”支出比例越高，越有利于農業增產、農民增收，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但是在以城市為導向的經濟政策下，總體來講我國財政支農比例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這也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

7.財政用于科教文衛支出比例。我國政府科教文衛資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這一指標的比重上升會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

8.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村勞動力轉移從理論上來說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但是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定義：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村居民純收入。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主要來源于非農收入，因此預計該比例的上升，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9.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城鎮總人口，全國總人口。城市化進程總體上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模型設計

為了實證分析城鄉投資差異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本文設定如下回歸方程：

id=α+β1×csinv+∑yxb+ε

其中：id表示城鄉收入差距，即城鎮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純收入的比例；cxinv表示城鄉投資差異，即城鎮固定資產投資與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b表示各個控制變量，包含經濟的開放水平、就業的所有制結構、政府參與經濟資源分配的程度、基本建設支出比重、財政支農比例、財政用于科教文衛支出比例、農村勞動力轉移、城市化水平。在回歸過程中，采用逐步回歸法來找出最能解釋我國城鄉收入差異的模型，逐步回歸的結果如表1所示。

結合表1的統計結果和統計計量判斷標準，本文認為應該選擇模型9(見表1)。但是在模型9中，b3、b4、b6、b7在統計上不顯著，且d-w值為1.61，模型可能存在著多重共線性。因此本文在模型9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計量回歸，采用逐步刪除該4個指標的方法，得到的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來看，各個指標的統計是顯著的，且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因此本文認為用該模型來反映城鄉投資差異視角下的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是合適的。

(三)實證結論

1，x的系數為0，49，在1％水平上顯著。在控制其他相關變量下，城鄉投資差異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是顯著的，即當前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政策下，固定資產投資主要集中在城市，導致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

2.b1的系數為8.45，在5％水平上顯著。由于fdi，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經濟開放水平越高，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城鄉收入差距越大。

3.b2的系數為3.89，在1％水平上顯著。我認為：鄉鎮企業的發展有利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發展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從b2的系數我們可以認為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作用力超過鄉鎮企業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

4.b3的系數為6.47，在1％水平上顯著。政府參與經濟資源分配的比重越大，政府的財力就越雄厚，但是由于政府財政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因此財政收入越多，城鄉收入差距越大。

5.b5的系數為-0.056，在10％水平上顯著。政府用于“三農”的支出，可以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財政支農比例越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城鄉收入差距就會縮小。

6.b6的系數為2.56，在5％水平上顯著。科教文，衛支出比例越高，城鄉收入差距越高，主要因為城市集中了科教文衛的資源。

7.b8的系數為-3.69，在10％水平上顯著。城市化水平越高，城鄉收入差距越小。

四、政策建議

1.加大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力度，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當前我國農村固定資產投資不足是限制農村經濟增長、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因此，政府應該加大對農村的投資力度，促進農民增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2.加大對農村的科教文衛支出，即加大對農村的人力資本投資的力度。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滯后，固然和固定資產投資不足存在密切的關系，和農村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農村教育落后也是密不可分的。加大對農村人力資本投資是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產生高效益的保證。

3.加快城市化速度，提高城市化的水平。一般來說，一國的城市化水平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關的。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存在著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促進城鄉收入差距縮小。

第5篇：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原因范文

美元前塵

美元作為當今世界金融體系的中心地位，是于1944年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鎮正式確立的。當時，在經歷過災難性的1929年大蕭條、貿易障礙和貨幣管制之后，各國之間的貿易幾近崩潰。于是44個國家的730位代表，在布雷頓森林鎮簽署了一項協議――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各國貨幣則通過固定的匯率與美元掛鉤，并可按每盎司35美元的官方價格跟美國兌換黃金。

就這樣，世界上新崛起的超級貨幣――美元的地位，通過世界上主要國家簽署的文件得到確立，其優勢無可比擬，這是2500年世界貨幣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元與黃金掛鉤，事實上是在全球金融系統中確立了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而美元也代表了最大的經濟體和最具購買力的貨幣。這樣大的戰利品，是美國無法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能夠獲得的。

然而，新的貨幣體系面臨著兩個潛在的制約因素。首先，美國向各國央行保證，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以美元兌換黃金，但是，美元的流通量擴張的速度已超過了金礦的開發，這就意味著各國央行持有的美元外匯儲備與美國以美元兌黃金的承諾不再相稱；其次，世界主要國家的匯率高度穩定，這看似不錯，卻有一個致命的命門：它們把美元當成主要儲備資金，而美國只有長期出現貿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擴散到世界各地，而長期貿易逆差有勢必會影響人們對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機，非常矛盾。暴發危機只是時間問題。美聯儲擔心，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將導致歐洲盟國懷疑美元兌換黃金的能力。如果這一懷疑變成現實，就將導致各國的銀行擠兌。這樣一來，面臨崩潰的就不僅是美元，還有全球的金融體系。

我們的美元，你們的信心

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總統上臺后，面對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確定的政府目標是說服歐洲盟國，重估其貨幣兌美元的匯率，以幫助美國提高出口地位，使美國的貿易逆差縮小。當任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olly），是個雷厲風行的強硬派，他對歐洲盟國丟下了他的名言：“我們的美元，你們的問題。”

康納利有他強硬的理由，因為歐洲盟國希望繼續得到美國對它們的軍事支持。不過，到了1971年8月，為了使美國擺脫經濟困境，尼克松政府宣布放棄美元“金本位制”，這一舉措被稱作“新經濟政策”。可從古至今，還沒有哪一種貨幣像美元那樣，永久地脫離金銀或其他任何有形資產的抵押而流行于世。惟一支撐美元的是脆弱而抽象的東西――信心，信心來自于人們相信美國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將所有美元兌現。

不幸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通脹率超過了5%，消弱了美元的幣值，外匯交易員狂拋美元。那時美國支持美元價值的惟一手段，就像今天一樣，是向國外出售美國國債。當美國通脹率高達13%時，國外買家停止購買美國國債，使美元價值進一步下跌，從此惡性循環。

從黃金到“黑金”

真是“天佑美國”！正當美國陷入絕境之際，歐佩克國家實行石油禁運，那時美元已折損了1/3的價值，而歐佩克升降梯般上下變動的石油價格，直接、合乎邏輯地呼應著尼克松的重大決定。

1975年美國與海灣國家相繼簽訂協議，主要內容只有一項：這些國家在石油交易中只能用美元來結算！如此一來，全球的石油進口國就都必須持有美元，而隨著油價上漲，進口國還必須持有更多的美元。于是，失去黃金支撐的美元，又找到替代黃金的新的依托――“黑金”石油！美國不惜花費巨資攻打伊拉克，其真正原因無非是為了確保石油按美元結算。

不是最好朋友，卻是“惟一”朋友

不過，如今美元保持獨一無二的地位，要“感謝”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他在上世紀80年代不惜以逼近20%的高利率，“殺死”了13%的高通脹，使美元價值的上下波動，完全能根據美國的需要而確定。

美國需要借錢時，美元就變強勢；需要賴賬時，又成弱勢稀釋債務。現如今美國債欠太多，便忽悠大家“黃金能保值防通脹”，把黃金炒高。可炒高黃金究竟對誰最有利？自然還是美國。單美聯儲在紐約那個金庫就儲藏了全球25%的黃金。截至2010年9月底，黃金占美國外匯儲備的72.1%，而黃金僅占中國外匯儲備的6%。一旦炒到足夠的高價，美國很可能大量拋售黃金來回收美元。屆時，美元肯定立刻轉弱為強，而黃金則大幅下跌。美元已玩到了最高境界，對外貶值，對內保值，想低就低，想高就高，大斗進小斗出，不斷地循環，完成對全球財富的掠奪。

從此判斷，由于美國尚未從經濟危機中解脫出來，所以美元中期走勢還會以偏弱為主，以稀釋債務。

第6篇：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原因范文

剛剛過去的2015年，由于中國當前的經濟現狀：中小企業融資難，現在已經演變成“兩多兩難”的問題。一方面民間財富很多，中小企業融資難，最重要的是目前投融資渠道不暢，因為現在商業銀行占有了絕大部分的資產；另一方面，在相對比較少的融資里面，基本上被滬深兩個交易所占據了，但滬深的門檻很高，所以中小企業無論是商業市場還是金融市場都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從而引發了新三板市場的爆發，新三板成為解決這些問題的希望。

那么何為“新三板”呢？它起源于2001年“股權代辦轉讓系統”的三板市場，最早的作用是承接兩網公司和退市公司，稱為“舊三板”。2006年，中關村科技園區非上市股份公司進入代辦轉讓系統進行股份報價轉讓，稱為“新三板”，從此這個概念就誕生了，其實新三板是早在國務院批準下，當時科技部出了一個中長期科技綱要，里面提出以金融手段支持科技創新，后來在證監會、中關村管委會等幾個部門的支持下做的一個試點。新三板是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是一個場外交易，及上交所、深交所之后第三家。

作為當前中小企業進入資本市場最好的融資途徑之一，與主板、創業板相比，新三板發行的財務門檻較低，依法設立且存續滿兩年，具有持續經營能力的企業，均有機會掛牌成功。

什么叫區域經濟？區域經濟是在一定區域內經濟發展的內部因素與外部條件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生產綜合體，具有自身的獨特性，每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都受到自然條件、社會經濟條件和技術經濟政策等因素的制約。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條件下，區域經濟的發展程度受投入的資金、技術和勞動等因素的制約；技術經濟政策對于特定區域經濟的發展也有重大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經濟政策開始從注重公平轉向注重效率，在東部沿海地區基礎好、投資效益高的情況下，實行了向東部傾斜的區域經濟政策，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全面高漲和新的經濟增長源的形成。然而，與之相伴隨的區域差距的日益顯現，這違背了我國和諧發展戰略。由于我國地理位置、人口因素、文化科技素質、勞動力結構、勞動力管理制度、國家政策等原因造成了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平衡。如何協調中國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一直是我國所追求的與前進發的方向和動力。

二、新三板與區域經濟的關系

統計數據顯示，截止2016年1月6日新三板公司數量共計為5607家，從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6日新三板公司實際定向增發募集資金總額高達1287.34億元，比2014年全年的127.89億元增長310倍。新三板市場已成為目前我國最大的證券市場。在我們看來，這似乎基本奠定了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區域競爭的格局。

到2012年，國務院批準決定擴大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轉讓試點，上海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武漢東湖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天津濱海高新區成為首批擴大試點新增區域；2013年底，新三板方案突破試點國家高新區限制，擴容至所有符合新三板條件的企業。

從誕生路徑來看，新三板的企業標準相對于主板至少有兩個特點：其一，從中關村等高新技術產業園區誕生的新三板，掛牌企業多數為極富技術含量的高科技企業，即便后來擴容至全部符合條件的企業，科技含量高也是其主要特征；其二，相較于主板市場上市公司，新三板企業明顯在體量上要小一個層級，可以說是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的集納地。

這樣一個主要由中小微型的科技企業構成的市場，正好符合國家經濟地理觀察區域經濟走向的諸多指標。要知道，在目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當口，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貢獻了全國一半以上的稅收，超過六成的GDP以及超過八成的就業崗位，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的興旺勃發，是經濟增長的活力源泉。

而當我們將區域經濟的一些定量分析手段引入對新三板的觀察后，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預判出區域維度經濟的走向。以省份、城市以及行業等屬性來區分，詳實的數據會告訴我們誰在進步，誰在后退，以及誰會掌握未來發展的主動權。

不過，業內人士基本有個共識，那就是新三板掛牌企業會在未來一兩年內迅速突破一萬家的關口，并且還會持續增長。若這樣一個市場可以吸納全國幾乎所有符合條件的企業掛牌，為其發展提供融資支持，那時候的新三板競爭力報告會更具穿透力。新三板的區域分布，恰恰反映的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綜合新三板掛牌公司的行業分布和地區覆蓋來看，2014年至2015年行業分布主要集中在信息技術和工業，其中信息技術處于領先位置。2014年掛牌公司主要集中在北京、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受益于區位優勢，資源相對集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較為領先，掛牌數量遙遙領先。而以四川、甘肅、陜西、湖南等省份為代表的中西部地區，創新經濟并不活躍，高新技術企業分布較為分散，掛牌數量寥寥。

以四川為例，根據前瞻IPO咨詢服務四川團隊的跟蹤研究，成都經歷了前些年的持續發展和累積，已經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高新技術企業，這部分企業倚靠四川及整個西南地區的發展而強勢崛起，迫切需要借力資本市場走向全國，讓更多的優質資金、更多的消費者了解并認知他們，從而推動企業走向另一個發展高度。如果說，IPO短期內無法滿足大部分中小企業的融資訴求，那么，門檻低、審核節奏快的新三板無疑給這批中小企業帶來了福音。

前瞻投資顧問的統計顯示，目前四川僅11家新三板掛牌公司，包括10家成都市高新區企業和1家雙流縣企業，均是2014年01月24日集中掛牌。其中，網絡游戲行業的成都頁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移動終端應用開發的四川長城軟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經其他高端制造型企業，市場前景頗為樂觀。而這些行業，在四川均有良好的發展基礎，也潛伏著一大批優質公司，預計未來掛牌潛力將持續加大。

三、新三板的發展對于我國的區域經濟機遇與挑戰并存

新三板有效助推了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隨著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完善，中國股權投資行業呈現出發展迅速、投資階段前移――VC投資規模急劇上升、加大并購投資等新特征。進而導致形成“有價無市”缺少對手盤，“無價無市”形成僵尸股、或“有價有市”，但價格劇烈波動，導致股指失真的系列問題。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就要提高直接融資占比、改變社會融資結構、推進注冊制迅速落地、恢復市場的基本融資功能、加快建設完善新三板、改變股權基金融資困難的現狀、加大國家及地方引導基金和保險資金力度，發展FOF；

新興行業在新三板仍占主流，除規模迅速擴張以外，新三板公司的行業分布也呈現出明顯的創新特征。截至 2015年底，新三板掛牌企業以信息技術、工業和材料為主，占比為 71.4%。信息技術與工業板塊占比約 60%從掛牌數量、市值、營業收入、凈利潤四方面比較來看，新興行業始終占據主流地位。由此可見，新三板為創新型中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其呈現的新業態已充分反映了中國“新常態”背景下

新三板的發展目前存在四大隱患，第一是退出機制不夠完善，相比于美國納斯達克，1985年到2008年納斯達克有18000多家上市企業，退市有13000多家，所以合理的退出機制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二是缺少明星股票。據統計，新三板市值排名前十的金融類公司占八家。金融企業定增實際超過400億，占掛牌企業比重的30%，新三板某種意義上成了一個“金融板”。而在被稱作“科技股集中營”的納斯達克，蘋果、臉書、微軟的市值占全市場總額的一半，都是投資者關注的焦點。第三是做市交易制度的不完善。目前國內做市商僅限于券商，做市商的數量也遠低于納斯達克。納斯達克平均做市商有20家，而新三板只有四家左右。目前國內做市商主要是通過定增獲取股票，獲取股票的成本較低，而納斯達克的做市商主要通過二級市場。第四，國內目前只顯示做市商最優報價，不顯示投資者的最優報價。

第7篇：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 次貸危機,全球金融市場,信用違約率,信用評級公司,監管缺失,結構金融

    2007年全球最受關注的事件莫過于美國的次級抵押債務危機,這場原本起源于美國房地產按揭市場一個初始規模相當小的信用違約率上升的事件,在不經意之間就已擴散到全球,造成了極大的經濟恐慌。到目前為止,已有多家抵押貸款公司破產,全球最大、最為名聲顯赫的銀行和投資銀行(包括花旗銀行、JP.摩根、UBS、美林、高盛、貝爾斯登等等)無一例外地遭受到了巨額的損失。而全球資本市場的信心也由此遭到了沉重的打擊,而世界經濟發展的前景也就此被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雖然各方對最終損失的估計不同,但所估算的金額都是極其巨大的。直到目前為止,這場危機仍然還在繼續當中,其結果究竟如何,還無從知道。但這場危機的影響將極其深遠,人們開始反思過去一段時間全球金融市場發展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估計在未來一段時間,全球金融市場的一些制度可能會因這場危機而有所改變,而金融市場發展的方向也會有所調整。

    一、居民次級抵押貸款概況

    隨著次貸危機在全世界的蔓延,原本并不廣為人知的次級抵押貸款一時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所謂次級抵押貸款是指向低收入、少數族群、受教育水平低、金融知識匱乏的家庭和個人發放的住房抵押貸款。其基本特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次級抵押貸款的借款人信用記錄比較差,信用評分較低

    美國的信用評級公司(如FICO)將個人評級分為五等:優(750 850分)、良(660 749分)、一般(620 659分)、差(350 619分),不確定(350分以下)。次級貸款的借款人的信用評分多在620分以下,在正常的情況下,除非個人可支付高比例的首付款,否則根本不符合常規的抵押貸款條件。

    (二)在次級抵押貸款中,貸款/房產價值比和月供/收入比都比較高

    在正常級別的住房抵押貸款中,抵押貸款與房產價值之比(LTV)多在80左右,借款人月還款額與收入之比在30左右。而在次級抵押貸款中,平均的LTV平均在84,有的超過90,甚至100。這意味著次級抵押貸款的平均首付低于20,甚至是零首付。在沒有任何個人資金投入的情況下,銀行失去了與貸款人的風險共擔機制,其中所蘊含的潛在道德風險是顯而易見的。而較高的月供/收入比意味著貸款人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有限,抵抗風險的能力也較差。

    (三)次級抵押貸款的拖欠率和取消抵押贖回權比率較高

    由于次級抵押貸款的信用風險比較大,違約風險大致為優質抵押貸款的7倍,因此,次級抵押貸款的利率比優質抵押貸款要高350個基點左右,且80為可調整利率。如果在貸款期內,利率持續下降,貸款人的還貸負擔將減輕。但在貸款利率逐步上升時,貸款人的債務負擔會加重,導致拖欠和取得抵押贖回權的風險加劇。

    從根本上講,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和爆發與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變動不無關系)。盡管開展時間不短,但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在20世紀的發展相當緩慢,規模也并不大。但在進入21世紀后,為應對新經濟泡沫破裂和“9.11事件的影響,美聯儲實行了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從2000年到2004年間連續25次降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6.5一路調低至1,并將1的基準利率水平從2003年6月26日到2004年6月30日期間保持了一年多的時間。

    盡管,從央行的角度來講,貨幣政策“超調”可以為市場應對外部沖擊提供較為寬松的外部環境,但卻在不經意之間,埋下了一個重要的風險隱患。在低利率的情況下,許多商業銀行為拓展業務,還紛紛調低了個人抵押貸款的首付標準,甚至出現了零首付的狀況,所有這些,都刺激了房地產貸款(尤其是次級抵押貸款)的迅速發展。與此同時,低利率的環境也刺激了房地產市場需求的增加,美國房價一路攀升,房地產市場日益活躍。低利率環境和房產價格一路飆升,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次級抵押貸款的風險,使美國次級抵押貸款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期,有數據顯示,次貸發展最快的時期是2003 2006年。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截至2006年底,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占美國整個房地產貸款的14.1,大致規模在1.1萬億到1.2萬億美元。

    正如次貸市場的繁榮肇端于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一樣,其風險的爆發也正是開始于寬松貨幣政策的結束。不難理解的是,在貨幣政策收緊時,利率將會持續上升,由于次級抵押貸款的利率大多都是浮動利率(會根據市場利率的變化進行重置),利率的持續上升會加重貸款人的還款負擔。此外,緊縮政策還會減少房地產市場需求,對房價產生負面的影響,這會降低貸款人的資產凈值,降低其的再融資能力,當然,房價的下跌也降低了貸款人違約的機會成本,使信用風險加大。為防止市場消費過熱,從2005年開始,美聯儲重新進入加息周期,截至2006年底,美聯儲先后加息17次,將利率從1提高到5.25。在隨后的時間中,加息的影響逐漸顯現,受房價下跌和貸款利息大幅上升的雙重影響,次貸市場的風險開始大面積顯現。據統計,2007年,美國次級抵押貸款的拖欠率達到了13.3,取消抵押贖回權比率為4,而與之相對應的正常抵押貸款的拖欠率僅為2.57,取消抵押贖回權比率為0.5。

    二、次貸危機的傳遞

    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導致了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債務風險的集中爆發,信用違約率大幅上升。但是,僅僅是次貸損失本身,并不足以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深刻的影響。正如前文提到的數據,在2006年末,美國次級抵押貸款余額約在1.1萬億 1.2萬億美元之間,即使是考慮40左右的損失率,其最終引發的損失也就在4000億美元左右,而美國當年的GDP大約在15萬億美元左右,占比約為2,與三十年前在美國發生的儲貸協會危機還不可同日而語。

    但從事情隨后的發展來看,次貸危機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儲貸協會危機。其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與CDO1等結構金融產品的高度發展相關聯。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由于各種原因的影響,在2001年以來,CDO產品經歷了快速的發展,而且,無論是傳統的高等級的CDO還是中間級CDO,在抵押資產或參照資產的選擇上,其風險偏好都有所增強,對高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以及次級抵押貸款債券(SubprimeRMBS)的配置比率明顯上升。從美聯儲所作的估算看,在2005 2007年間,各種CDO產品所包含的次貸信用風險敞口要遠大于次貸的實際規模。而且,現有的研究也表明,CDO產品的結構設計決定了其受系統性風險沖擊的影響要大于其抵押資產,換句話說,在宏觀經濟政策逆轉時,與次級抵押貸款相關的CDO產品的實際損失要遠大于次級抵押貸款。

    所有這些,都在無形之中放大了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范圍。CDO產品交易的主要參與者,包括全世界范圍內的大型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對沖基金、養老基金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抵押/參照資產(次級抵押貸款)的違約率上升的情況下,相關債券大幅減值,而持有相關債券的各金融機構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損失。從2007年3季度開始,各金融機構(截至目前,巨額虧損名單上包括了全球最著名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以及對沖基金等)所遭受的巨額損失開始逐步被披露出來。由于這些金融機構是全球金融市場最主要的參與者和做市商,其財務困境自然會對其他市場產生連鎖反應,引起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上的流動性緊張,投資信心受挫。2008年以來,全球股市都因肇端于次貸風險的金融危機而出現了深幅下挫,財富蒸發數以萬億計。

    三、美國次貸危機的反思

    應該說,美國次貸危機的擴散,向全世界展示了結構金融風險的破壞力。本來是用于分散和管理風險提高市場運行效率的工具,似乎一下成為了制造更大風險的罪魁禍首。如何去理解這樣的角色轉換呢?各方的論點不盡一致。但在我們看來,結構金融技術的應用如一把“雙刃劍”,在一個合適的范圍內時,結構金融會有效地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提高整個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但如果超過了一定的范圍,那么,結構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就會演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賭博,不但無助于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反倒會埋下許多風險隱患,加劇金融市場的波動。而美國次貸危機的蔓延的根源顯然就在于過度結構化,而從目前看,造成這種過度結構化的原因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銀行和投資銀行出于贏利目的,有過度結構化的動機;二是,信用評級機構對結構性產品信用評級的失誤,為過度結構化提供了便利;三是,監管方對相關風險的認識不足,監管缺位,放任了金融機構的過度結構化行為。

    (一)銀行和投資銀行

    一般說來,銀行和證券公司可以從CDO交易中獲得三方面的好處:一是資產組合管理,即通過資產的出售,達到分散和降低自身信用風險的目的;二是從發起、構建以及銷售CDO產品的過程中收取各種手續費和服務費;三是從CDO產品的做市和交易中獲取收益。CDO產品最初的發展可能是源于第一個目的,以應對巴塞爾協議關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但從最近幾年的發展看,銀行和證券公司的重心明顯已向后兩方面轉移,將其作為了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BIS近期的調查顯示,國際大型銀行實際進行的CDO交易規模已遠遠超出其信用風險管理的需要,超過其需要對沖的信用風險敞口的規模已達到50。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結構金融技術的運用,已超出了其本身的基本功能之外,而成為了大型銀行利用市場對CDO產品相關價值評估不完善而謀取自身利益的一種工具。在相關監管缺失的情況下,過度結構化在所難免,風險隱患也就此埋下。

第8篇：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經濟學;基礎

一、引言

現代經濟法是是多學科、多領域的大融合。尤其是較高層次上的法律與經濟在結合。德國某學者主為“經濟法就是滲透著時代精神的經濟現代法”；而在我國經濟與法學界都存在著這兩種說法，“經濟法是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形為法，質為經濟” 。毋庸置疑，經濟學與經濟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經濟法的邏輯起點是研究經濟學基礎。本從經濟學角度來考經濟法察，發一家之言，以求教于學界同仁。

二、經濟法的內涵

1921年，蘇聯由于糧食匱乏引出新經濟政策。蘇聯的經濟法受到德國經濟法思想的很大影響，但是更重要的是與蘇聯的意識形態和經濟體制相聯系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法和蘇聯一樣，擺脫不了實質上實行的集中的體制的束縛。我國經濟法概念受大陸法系國家德國，日本以及蘇聯的影響。在我國：經濟法是國家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地三大基本原則來經濟法的經濟學基礎

當前，在國際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日益突出，大都將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根本目標。平衡和諧的經濟環境是我國加入WTO后與國際接軌的基本要求，是我國要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因此提出 了以下三大原則：

（一）營造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原則

平衡協調原則離不開一個穩定的平衡和諧環境，不能從表面上對于其進行理解與定位，要深度剖析其內在的深層次原因。經濟法所特有的功能之一就是對經濟關系進行一系列的平衡協調，然而假使簡單地將平衡協調歸屬到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中來又沒有足夠的條件，內容也不夠充分，也不能在真長意義上完全體現出經濟法的核心內容。

第一，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大環境是運動而非靜止的，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體現的并非是中庸理念，而是必須要建立在對客觀經濟規律正確認識的基礎上，是一種在客觀認識為基本前提條件下的應然的狀態。在這一經濟環境背景下，能夠實現公平、自由、秩序、效率的平衡和諧，能夠實現未來利益與當前利益的平衡和諧，組后能夠實現國家、社會以及個體之間的整體平衡和諧。

第二，“平衡和諧”能夠真正滴體現經濟法治背景下的正常經濟環境形態，并非是突出對抗，而真正要側重的是不同主體的有機配合，不僅要遵循適度的原則，更要科學合理的把握好這一度的標準。有關學者曾經指出了平衡有均等的觀點，所以不主張把其收歸經濟法的思想當中，然而我們認為這里所說的平衡，其并不能理解為是均等，而應該解釋為“不失調”，就好像人們經常說到的“生態平衡”。

第三，經濟法律的逐步建立與完善雖然代表著成績，但是其本身并不能夠代表我國社會已經形成了良好的經濟環境，因為社會經濟體系是運動的，是不斷地向前發展的，這也要求我們的經濟法制也要順應時展的潮流，要具有一定的預見性和規劃性，要能夠從立法、司法以及執法等多方面來努力建立與維持這種良好的經濟環境。

（二）合理分配經濟資源原則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相對于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資源可以說遠遠不夠的。當前我國身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在誒來會長期處于這一級階段，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因而社會資源的分配制度也必然要側重為按勞分配，并輔助以其他多種分配制度。這種并存的、復合的分配制度首先保障了我國社會經濟資源的科學配置，其次也有利于抑制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而這種分配制度也可以說是社會總體經濟效益優先，并兼顧社會各方利益實現公平的最典型表現。此外，抑制貧富兩極嚴重分化也更側重于對短缺經濟資源中生活資料的配比，也更加側重于社會的整體穩定，是社會公平的最終體現。

（三）保障社會總體經濟可持續發展原則

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在得到物質滿足的同時也持續地消耗著我們的現有資源。“可持續發展”就這樣在80年代誕生了，并與90年代真正的成為了我國治國方略中的重要原則之一。可以說，可持續發展的提出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又以標識，是社會發展的全新的里程碑。可持續發展觀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存，明確了只有做到真正的和諧才能夠促進社會與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這一理念不僅僅從人類社會的當前利益出發，更以人類社會縱向的代際利益和諧為一個重要出發點。這種發展要在穩中求勝，而不是社會超速發展的同時不顧及自然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強調要在連續與穩定下促進社會的高速發展。

上面的三大原則中經濟法與經濟學的關系略見一斑。接下來，我們繼續通過經濟學和經濟法的關系來看經濟法的經濟學基礎。

四、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來看經濟法的經濟學基礎

經濟學所研究的規律和原則終究要上升到法律，經濟法的作用就是在法治社會，使經濟的運行有法律的依據，對經濟運行中的不良的東西予以規制。經濟法存在于經濟政策的規則當中，經濟政策又以經濟理論為基礎。這就意味著有效率的規則并且能夠在法律上適用，勢必會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從反壟斷法來角度來講，明確各種企業行為的動機以及經濟效果是經濟學的重要作用之所在。舉例來說，生產廠家對分銷渠道采取的垂直控制，其目的是限制競爭，還是提高經營效率，而這種行為又會產生怎么樣的經濟效果，則必須要用經濟學來加以研究，從而使反壟斷法的規則得以改善。

(一)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

1.經濟法與民法的聯系最為密切，主要表現在：在調整對象方面，兩者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這是因為作為民法重要調整對象的財產關系，實質上就是經濟關系；在法律作用方面，經濟法和民法都在保護當事人合法經濟權益，維護良好的經濟秩序方面發揮重要功能。

2.經濟法和民法作為各自獨立的法律部門，其區別主要表現在：①具體的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以國家在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具有顯著的服從性，屬于公法范疇；民法則調整作為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以平等性為基本特征，屬于私法的范疇。②法律屬性不同。經濟法強調社會本位，以社會利益和社會責任為基本原則，著眼于維護全局的、長遠的利益；而民法則突出個體權利的本位性，強調社會個體的權利、平等和自由，能夠調動和保護個體的積極性及創造性。充分運用和體現市場競爭機制。③調整方法不同。經濟法以強制性規范為主，對違法行為綜合運用財產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三種制裁形式，具有懲罰性；民法則更多地采用任意性規范，當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處分權利，對違法行為采取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補償性。

總之，從經濟法地三大基本原則、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來看經濟法，它都是以經濟學為基礎的。作為法律規范本身，經濟法是從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法律運動中產生的。因此，作為對經濟生活有著最直接影響的經濟法應當強調和民商法、行政法攜起手來，共同調整經濟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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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博.馬金春.可持續發展對經濟立法的影響[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5(2)

第9篇：新經濟政策實行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產能過剩；流動性過剩；政策協調

基金項目：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07JA7971)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任碧云(1962-)，女，山西晉中人，經濟學博士，天津財經大學金融與保險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金融宏觀調控、中國金融業的改革與實踐等研究；王智茂(1983-)，男，江蘇鹽城人，天津財經大學金融與保險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金融宏觀調控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1-0016-04　收稿日期：2007-10-23

一、轉型背景下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及其表現

20多年的改革和開放，使中國的內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外部環境而言，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得各國市場進一步融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現了日益密切的互動。這和我國國內城鄉二元之間的互動關系非常相似，可以將其稱為全球范圍內的“二元經濟”；就內部環境而言，國內總供求關系由短缺走向相對過剩，由賣方市場走向了買方市場。這種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再加上轉型背景下經濟運行所具有的特征，使中國的經濟運行呈現出了特殊的復雜性。這種特殊的復雜性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產能過剩和通貨膨脹預期的雙重壓力

產能過剩，簡單地說就是生產能力大于需求或者供過于求。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06年，我國600種主要消費品中，供過于求的商品430種，占71.7％；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70種，占28.3％；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與2005年下半年相比基本持平。從300種生產資料來看，供過于求的69種，占23％，數量比2005年下半年增長4.6％；供求平衡的218種，占72.7％，數量比2005年下半年增長2.4％；供不應求的僅13種，占4.3％，數量比2005年下半年減少61.5％。2006年1月一5月份，有9個產能過剩行業的國內貸款繼續增長，僅鋼鐵行業就增長45％，增速同比加快8.7個百分點。我國的鋼鐵、電解鋁、電石、鐵合金、汽車等行業產能已明顯過剩；水泥、煤炭、電力、紡織等行業目前雖然產需基本平衡，但在建規模很大，隨著新建擴建產能的陸續投產，同時落后的生產能力退出緩慢，產能過剩有加劇之勢，工業企業的生存環境將進一步惡化。

通貨膨脹是世界性現象，其產生原因有著多種經濟學解釋。一種是從總需求角度來分析，原因在于總需求過度增長，總供給不足；另一種是供給推動的通貨膨脹理論，它從總供給的角度分析，認為引起通脹的原因在于成本的增加；還有一種是結構性通貨膨脹理論，這種理論從各生產部門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勞動市場的結構特征和各生產部門之間收入水平的趕超速度等角度分析了由于經濟結構特點而引起通貨膨脹的過程(武獻華、龐明川，2003)。2007年以來，中國的CPI連續上升，10月份達到今年最高值6.5％。消費品價格的飛速上漲，使人們對經濟產生強烈的通貨膨脹預期，政府也連續出臺多項穩定物價的緊縮貨幣政策，但收效甚微。從目前經濟發展態勢來看，CPI上升的推動因素已經開始由糧食、能源、原材料等擴散到其他領域；從供求角度來看，當前通貨膨脹正由成本推動為主向需求拉動為主轉化。由于目前通貨膨脹的預期已經初步形成，通貨膨脹預期作為一個中間環節，在成本推動和需求拉動之間形成了互相強化的循環。

(二)流動性過剩和對外貿易順差不斷加劇

目前，流動性過剩問題已經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的熱點。可以說，當前M2/GDP比值過高、銀行存貸差過大等現象已經表明中國流動性嚴重過剩。過多的流動性推動了總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的增長，在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給物價上漲和經濟穩定造成了壓力。從表1數據不難看出，當前我國廣義貨幣M2增長明顯快于實體經濟的增長。除2004年外，2000年～2006年廣義貨幣M2增長率均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長率，M2增長率平均比GDP名義增長率高出3.6個百分點。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長使得M2與GDP的比值不斷上升，由2000年的1.36上升為2006年的1.65。

說明：1　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各相關年份；

2　M2增長率、GDP增長率、M2/GDP通過各年數據計算得到：

3　M2增長率、GDP增長率為名義增長率。

另外，從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銀行存款與貸款的差額日趨擴大。2000年～2006年，銀行人民幣存款增長比貸款增長平均高出了4個百分點。銀行存貸款增速的差異導致存貸款差額不斷擴大，截至2007年9月末，銀行存貸款差額已經高達12.40萬億元。這表明銀行可運用的資金規模相當大，大量資金滯留于銀行間市場。

從表3中可以看出，1999年～2006年的8年中，我國幾乎每年都有數百億美元的經常賬戶順差。2002年為304億美元，2004年為321億美元，而2006年已達到1775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雖然順差的出現曾經一度緩解了我國資金短缺的局面，但現在它帶來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持續雙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激增使得新增外匯占款成為我國流動性供給的主要渠道(王子先，2007)。央行數據顯示：2007年1月～9月，中國貿易順差繼續增加，外匯儲備增長了3673億美元，同比多增1982億美元；而2006年全年外匯儲備的增長額為2475億美元。2007年9月底，國家外匯儲備余額已達14336億美元，同比增長45.1％，再創歷史新高。這意味著外匯儲備的激增將會直接導致基礎貨幣投放的擴大。與此同時，由于中央銀行進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操作的空間越來越小，投資效益的提高推動銀行信貸的增加，中國宏觀流動性仍將出現高位增加的局面。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貿易順差造成的巨額外匯儲備不僅對貨幣投放總量產生巨大的沖擊，而且還對流動性過剩的部門結構產生巨大沖擊，形成更為復雜的結構性流動性過剩；而這種結構性流動性過剩問題的存在，必將對經濟整體運行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產生重大影響。

(三)經濟增長顯著，但失業率仍居高不下

中國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2005年，下崗就業與社會保障成為城市居民最關心的社會問題，高失業率也成為了目前我國主要社會風險之一。“十一五”期間每年城

鎮新增勞動力在500萬到550萬之間。如果農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轉移1000萬勞動力，加上現有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和下崗職工人數，“十一五”時期全部需就業人數約1.62億人左右。從勞動力需求情況看，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估計，按目前的就業彈性，如GDP年均增長7％～8％，每年大約能提供800萬個就業崗位，5年共能提供4000萬個就業崗位。由此可見，“十一五”期間的勞動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而且，目前國家公布的失業率并沒有包括現在農村的1.5億富余勞動力。如果將其計算在內，我國失業率就要高達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燕波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另外，目前的失業率統計中也沒有包括500萬下崗職工，因為下崗職工盡管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但他還是企業的人，沒有和企業解除勞動合同。如果以后‘下崗’和‘失業’完全實現并軌，兩部分人就將合并計算，那么我們的失業率的數字就將更高。”

顯見，與中國經濟高增長伴隨著的是失業率的居高不下。對于這個問題的解釋只有一個，即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嚴重失衡。從國際經驗看，幾乎所有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總是要伴之以結構調整和技術提升；也只有通過結構調整和優化，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整個社會才可以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但是，由于政績考核導向等方面的原因，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對于能夠更多吸納勞動力的第三產業和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并未給予應有的重視。2006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為39.5％，而類似發展水平的國家該比重要在50％以上。據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1999年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了2004年，這一數字下降為2350萬戶，6年間凈“縮水”810萬戶。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也顯示，從1999年至2005年底，我國個體工商戶的戶數從3160萬戶減少到2464萬戶，降幅達22％；從業人員數從6241萬人減少到4900萬人，降幅達21.5％(中國新聞網，2007)。

從當前宏觀經濟的運行特征來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已經由總量問題轉為結構問題。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扭曲，日益成為影響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整體競爭力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如何合理配置使用市場資源和非市場資源，通過市場調節和非市場調節的相互配合，對現有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逐步推進市場化轉型進程，將是未來幾年內宏觀經濟政策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二、基于轉型背景下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復雜性特征的政策協調選擇

從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學者就開始注意到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要兼顧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并使之同時均衡，各項政策及其工具必須相互協調和配合(鐘丹，2002)。在這些研究成果中，“米德沖突”思想、“丁伯根法則”、斯旺內外均衡模型、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等都給予后人以重大影響和啟示。特別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MF模型)，將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IS、LM曲線和體現匯率政策的BP曲線聯系起來，集中分析了不同匯率制度和資本流動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外市場均衡中的協調配合。他們得出的重要結論就是：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為有效；在浮動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更為有效。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由于已經擁有了相對成熟的市場和較為健全的制度體系支持，因而其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措施主要依賴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使用，通過靈敏的市場傳輸機制，調整經濟結構變化，就能夠影響整個經濟的運行；而中國的情形則不同，由于正處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因素和非市場因素就不可避免地會長期同時存在。基于中國經濟運行的這種特殊復雜性，單純依靠某一兩種經濟政策已經很難從本質上解決經濟結構性問題。因而，當前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必須涉及到多種經濟政策的相互協調和配合。

(一)基于產能過剩和通貨膨脹壓力的政策協調選擇

根據通貨膨脹的一般理論，通貨膨脹的成因不外是需求拉動和成本推進這兩方面以及這兩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進。但就中國經濟運行的具體情況來說，由于市場體系還不完善，經濟發展水平也極不平衡，引起需求膨脹和成本提高的因素和發達國家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些因素主要是結構性因素，因而中國當前的通貨膨脹壓力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一方面，由于受國際市場糧油價格上漲的影響，國內糧食、能源、生產資料等基礎產品的價格也在大幅上漲；而且由于工業內部結構本身的不協調，基礎工業明顯滯后于加工工業的發展需求，因而一旦基礎工業原材料價格上漲，必然會對整個工業體系產生需求層次不斷延伸和擴大的鏈式連鎖反應，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通貨膨脹的預期。與此同時，由于存在通貨膨脹的預期，企業又會不斷增加現期的生產投入甚至開始預增未來產能的投入；個人消費也因為通貨膨脹預期的存在而開始增加，實物資產價格開始上升，又使得這種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逐漸轉變成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并形成一種相互影響的循環。另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基礎工業一直落后于加工工業的發展，加之一些高能耗的基礎工業生產成本相對較低，利潤空間很大，從而造成近年來對于基礎工業的投資不斷攀升，而對于基礎工業的投資主要又是以資本密集型的固定資產投資為主，造成了這些投資項目不能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那樣，比較容易地進出生產領域。這就意味著在國際市場引起的原材料及基礎產品價格上漲之后，這些行業因為缺乏市場流動性，短時間內難以依據需求狀況減少或退出生產，使得產能過剩的狀況難以隨價格機制和供求關系出現根本變化。由此，我們看到宏觀經濟層面上出現產能過剩與通貨膨脹壓力并存的局面也就不足為奇了。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調整當前產能過剩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主要將依靠產業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組合來解決。一般來說，貨幣政策是治理通貨膨脹最為有效的工具，而產業政策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上更為有效。但由于中國經濟運行中呈現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在結構性產能過剩和結構性通貨膨脹壓力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就需要兩種政策工具更為合理的搭配和協調。具體來講，首先應從產業結構合理化人手。產業政策的選擇至關重要，尤其在調整基礎工業和加工工業的結構方面，應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和優化，淘汰和壓縮過剩生產力，穩定市場供求狀況，增強國民經濟活力；其次，在產業政策目標明確的基礎上，需要通過合理的貨幣政策加以協調配合，主要是運用緊縮的貨幣政策控制高污染、高能耗、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產品行業的信貸投放量，有效利用利率杠桿，引導、優化產業結構。

(二)基于流動性過剩和貿易順差的政策取向選擇

就現在的流動性過剩而言，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目前剛性

匯率制度下的對外依存的經濟結構(孫立行，2007)。在一定程度上講，銀行信貸的增長完全是出于平衡存款迅速膨脹的負債結構，M2的增長速度也從側面充分說明了這一現象。央行的貨幣增長伴隨著大規模的外匯沖銷行為，在貿易順差的擴張中也有很多隱藏著人民幣套利的投機資本。所以，要解決當前流動性過剩和貿易巨額順差的問題，單純依靠緊縮的貨幣政策是難以奏效的。如加息只能緩解國內信貸的增長壓力，而無法解決外匯占款這一根本問題；而且加息本身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它有利于抑制貸款需求，但也會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從而增加外匯占款規模。

對于經濟政策的取向選擇來說，貨幣政策同匯率政策、外貿政策的協調使用會更加有效。在實施緊縮貨幣政策進行外匯沖銷干預的同時，我們還必須使用靈活的匯率政策來解決國外資本的大量流入。自2006年年底起，中國已履行對WTO的承諾，開放了國內金融行業，所以，要杜絕外國資本的流入或流出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尤其在人民幣增值預期非常強烈的狀況下，流人的市場力量要遠遠大于受到監管的流出的規模，控制外匯本幣化的數量調整手段也顯得作用不夠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外貿政策、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就顯得十分關鍵。應大力發展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把“引進來”與“走出去”結合起來，尤其是使用外匯儲備在國際市場上進行投資運作，這不僅能緩解外匯占款所帶來的流動性膨脹壓力，而且還能降低央行沖銷行為的成本。因此，在合理吸收現存過剩流動性的同時，積極尋求流動性的疏導之策將是解決流動性過剩和外匯儲備過多的根本所在。在解決流動性過剩過程中，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搭配，是解決如何吸收并減少流動性流入問題的關鍵；而外貿政策和匯率政策的組合，則是解決如何釋放并流出流動性問題的主要政策手段。

(三)基于在經濟增長情況下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政策取向選擇

過去相當長時間內，由于各級政府比較關注經濟增長等指標，而對可以增加就業的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重視不夠(夏小林，2007)，從而出現國內生產總值等經濟指標向好而就業率反而減少的狀況，致使我國失業問題愈演愈烈。我們知道，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是誘發社會不穩定、影響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必須明確把增加就業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目標和各級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原理，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應該是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從政策協調的角度看，可以通過產業政策、財政政策以及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來解決就業率和經濟增長不協調問題。照此思路，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進行招商引資、結構調整以及發展新經濟組織時，應充分考慮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把創造就業機會作為優先考慮的經濟指標之一；在通過產業政策調整增加就業的同時，應該輔之以有效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支持，為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另外，由于財政政策在擴大就業和提高收入方面可以避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利率等中間環節，對于扶持落后地區經濟建設、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及降低交易成本具有更為直接有效的作用，因而政府還應大力發揮財政政策的轉移支付作用，尤其是對農村和農業的財政支持，保障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

三、當前中國經濟政策相互協調的安排

由于轉型時期中國經濟運行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在處理具體宏觀經濟問題時，就需要多種經濟政策相互協調配合。結合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現實及主要問題，我們提出下列思路。

(一)產業政策：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行業競爭力，實現資源合理優化配置(劉志彪、安同良，2002)

具體來講，其一，完善行業準入管理制度，加快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這里有兩點值得我們重視。產業政策應該鼓勵和支持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紡織、造紙等行業的企業兼并重組，依法淘汰水泥、電解鋁、鐵合金、焦炭、電石等行業落后生產能力，還應該廣泛應用先進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特別是對鋼鐵、建材、煤炭、電力、石油化工、建筑等行業進行技術改造。其二，突出抓好重點行業和企業，加強鋼鐵、有色金屬、煤炭、化工、建材、建筑等重點行業以及年耗能萬噸標準煤以上重點企業的節能減排工作。其三，鼓勵知識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這些產業涵蓋生物醫藥、集成電路、新一代移動通信、下一代互聯網、信息安全等領域。其四，鼓勵社會資金投入服務業和中小企業，大力發展非公有制服務企業，由政府部門來設立扶持中小企業創業、發展的機構，主要功能是給這些中小企業的創業和發展項目提供擔保，使其能夠向大銀行貸款，以促進服務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

(二)財政政策：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發揮協調收入分配

第一，改變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于向政府與企業傾斜的傾向，通過減輕賦稅和增加企業盈利分紅的措施來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第二，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通過提高全民素質和勞動生產率來保持居民工資水平的長期增長；第三，建立健全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推動農村全面進步。在農村實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農村養老院、敬老院，對農村的孤殘人員實施救濟金制度，通過農民個人、地方政府、鄉鎮企業三方聯合建立醫療防御基金，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

(三)貨幣政策：政策適度從緊，優化信貸結構

第一，在目前我國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和商業銀行信貸擴張沖動的條件下，中央銀行應采取適當的“緊縮”措施，合理地控制貨幣信貸增長，進而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的過快增長；第二，通過“窗口指導”和信貸政策，對信貸資金投放實施引導；第三，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市場發展。通過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中國經濟的崛起；通過大規模增加金融產品供給，主動吸納過剩流動性。

(四)匯率政策：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加快外匯體制改革

第一，完善做市商制度，引入詢價交易方式，改進中間價形成機制，健全外匯市場體系；第二，擴大遠期結售匯業務范圍，提高市場交易活躍程度；第三，加大改革與創新的步伐，同時在人民幣衍生產品交易方面選擇適當時機，在合適的交易所推出人民幣期貨、期權交易；第四，籌備外匯投資公司，運用外匯儲備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資本運作，緩解外匯占款所帶來的流動性膨脹壓力；第五，繼續擴大實施“藏匯于民”的政策，適度引導和擴大資本流出，同時加大反洗錢工作的力度，特別是對國際熱錢流入我國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進行必要的限制，繼續加強短期外債管理。